《翻译与文化变迁》

《翻译与文化变迁》（精选12篇）

《翻译与文化变迁》 第1篇

关键词：消费文化,变迁,构建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高新技术革命, 将世界带进后工业化时代, 并使人类的文化生活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 文化范式大幅度调整, 出现了现代媒体化生活和消费性艺术为表证的媒体文化、消费文化, 根据它的主流形态, 我们称之为大众文化。新世纪以来, 这种新型文化建立在以现代科技发展为基础的消费社会之上, 存在于文化大融合的时代背景下, 它对传统文化秩序和社会生活模式构成了巨大冲击。

一、消费文化的一般特征

1. 差异性与共同性的统一。

不同的民族、国家和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 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是我们地球文明得以长期繁荣昌盛的重要保证。尽管有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环境、气候、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 但作为人类, 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星球——地球上, 我们都具有人类社会所共有的基本特征, 都拥有相似的自然资源, 都要通过吃、穿、住、行来求得生存和发展, 所以在基本的消费方式、消费观念上, 不同的民族、国家和地区仍然有很多共同之处。尤其是在当今世界, 由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 整个人类的消费文化就是民族、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和共同性的有机统一。

2. 稳定性与变异性的统一。

任何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消费文化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这种稳定性来源于消费文化的历史继承性。消费文化的传承是一种纵向的流动, 是人类世代之间消费文化传授和继承的结果, 其中包含着许多世代相传的消费观念、消费方式、消费风俗、消费习惯等。通过这种传承, 消费文化获得了一种稳定性, 这种稳定性也是消费文化的一种重要特征之一。消费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 和其它社会意识一样, 最终还是由社会存在来决定。社会存在变化了, 旧的社会历史条件被新的社会历史条件所代替, 也就必然有新的社会意识与之相适应[1]。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各种科学技术成果在社会中的日渐普及, 以及社会总财富的不断增加, 消费文化必然要反映这种时代的变迁, 并随之发生变化。有时这种变化甚至呈现激烈、大幅度的状态, 在体制变革和经济飞跃时尤其明显。任何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消费文化都是稳定性和变异性的有机统一。

3. 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的统一。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 任何民族和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会以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来统治整个社会。在消费社会中, 由于消费神话的出现, 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以丰盛的商品培养了人们对物质的盲目崇拜, 只要对物质有兴趣, 人们就会自觉、主动地成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执行者, 而不再需要强制性的灌输和胁迫。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有强大的控制力, 因为消费活动已经日渐成为制约整个社会生活的关键因素。消费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对消费主体的培养和建构, 成功地实现了对社会的强力控制, 并且这种控制隐藏了政治性的目的, 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

二、中国当前消费文化的变迁

消费文化是文化在人类消费活动中的以特定方式存在和体现的“全部社会传统, 即全部知识和习俗的总和”[2]。消费社会、消费主义、消费文化的说法, 从根本上说, 都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发展决定的。消费文化的变化、走向, 是全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容和方向。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不只是经济的进步与发展, 更应该包括文化的进步与发展。消费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因此, 把握我国当前消费文化变迁, 对于提高和扩大高层次的消费领域, 提高消费的文明程度, 净化社会环境, 以及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具有重大意义。

总体而言, 我国目前的消费文化所呈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消费结构从物质型向精神文化型转化。

一个人的消费是同他的文化水平有关系的。正如马克思所说, 一个人“要多方面享受, 他就必须有享受能力, 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3]。比如, 目前中国的中间阶层在满足了基本生存或“温饱型”需求条件下, 开始把消费主要转向满足自身全面发展的需要, 并体现着人们对人生价值目标的追求。这正是人的真正价值和人类社会真正进步和发展的体现。

2. 消费需求从标准型向多样型转化。

具体而言是指一般工薪阶层和广大农村消费者 (部分高收入阶层和少数贫困地区低收入农村居民除外) , 其收入达到较高水平时的消费倾向, 是商品消费领域比较充裕, 人们的收入在同一时期内的投入向多样商品、多种消费领域、多种精神文化领域等的一种消费文化。

3. 消费行为从情感型向理智型转化。

消费者越来越考虑购买消费品的“性价比”, 也就是说, 不是以绝对价格的高低来判断是否购买, 而是看是否“划算”或“物有所值”, 只有在同种使用功能的情况下, 价格才能起决定作用, 这是理性消费最典型特点, 也是消费者成熟的标志。

4. 消费观念从低层次温饱型向追求高层次质量型转化。

近年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已从吃、穿、用的消费序列向吃、住、行的消费序列的演变。消费支出中, 住房、用车、劳务支出的比重大幅度上升, 一般商品支出比重显著下降, 并出现了如债券、股票等一些新的投资消费热点。这是我国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和消费质量提高上升的重要表现。

在中国当前消费文化的变迁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消费问题, 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高收入群体低层次消费问题突出。目前我国不到20%的高收入群体掌握着超过80%的居民储蓄, 社会财富越来越向高收入群体集中。二是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 直接导致高收入者消费层次较低, 消费不足。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例还不很高, 服务业残缺不全, 跟不上高收入者的消费需求。三是崇洋式消费日益增多。与此相反的是广大农村地区严重消费不足问题表现得越来越为明显。

三、中国合理消费文化模式的构建

要构建合理的消费文化模式, 首先应明确合理消费文化模式的理念, 即应当确立“可持续”的消费文化模式, 树立生态化适度性的消费文化观, 坚持“以人为本”的消费文化精神。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 人类如何对待周围的自然界, 实际上是人类如何对待自己的问题, 是人类的部分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眼前与长远、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 构建中国合理的消费文化模式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1. 必须坚决反对消费主义。

当前, 我国的消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从众行为, 也就是攀比性的超前消费现象。它会造成奢侈浪费、暴殄天物等不良社会风气, 瓦解人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意志。因而, 必须坚决予以反对, 并采取各种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予以实实在在的抵制。如通过加强个人收入所得税和消费税的征收和监管, 通过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和其他相关政策来制约消费主义。

2. 调整优化消费结构。

消费结构反映着消费的内容、质量和水平, 是整个国民经济一系列重大比例因素之一, 是国民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现阶段要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调整消费结构, 从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高度来调整消费结构, 从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高度来调整消费结构, 从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来调整消费结构。

3. 重视对消费者的消费教育。

要建立以合理消费为核心的消费文化, 关键是教育。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 个人消费取向较为多样化, 要引导消费者形成一定的具有较强自主性的消费行为, 必须培养消费者正确理解社会的、自主的、合理的道德判断、道德选择能力。

4. 努力解决农村落后地区的消费不足问题。

为解决我国农村低收入消费不足的问题, 概括起来主要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措施:首先, 综合推进农村体制改革, 完善农村各项制度和基础设施建设。其次, 拆除城乡壁垒, 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这样, 就有利于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 把农村市场的巨大潜力真正发挥出来, 缓解内需不足对经济增长的制约。最后, 解决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各种问题, 如人口控制、资源保护、环保建设、教育不足等。

参考文献

[1]周小仪著.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440.

企业文化与制度变迁 第2篇

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可以在制度变迁的进程中减少交易成本，促进正式制度的确立。

将制度变迁理论运用于企业文化建设的研究，阐述了企业文化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关键词：文化;制度;非正式制度;制度变迁

1 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即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是新制度的创造过程。

制度变迁表现为一个更为有效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当潜在利润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通过内在化实现时，相关制度主体为了获取潜在利润，就会试图克服种种障碍，变更旧的制度，创建新的制度，从而完成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

分析制度变迁理论的另一逻辑起点是从制度均衡的角度来探讨制度变迁。

制度均衡就是人们对既定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一种满意状态。

从供求关系来看，为制度供给适应制度需求。

制度均衡的打破即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不一致，如制度供给不足或过剩，也意味着出现了在现行制度安排下无法取得的获利机会，人们为了捕捉这种新的盈利机会，就会力图改变原有的制度，选择一种新的更有效的制度，这时就会出现制度变迁。

非正式制度由于处于文化的最深层次，因此变化很慢，它需要长期缓慢的培育才能形成，因而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滞后于制度变迁。

非正式制度的变迁通常表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其缓慢的变迁过程会导致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不相容。

非正式制度的变迁进程虽然缓慢但是一经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2 文化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2.1 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一项新的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大量的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最小化是制度变迁过程的基本趋势。

在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看来，交易费用就是制度的运行费用，它指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生产过程中的费用或者“一切不存在鲁滨逊一人世界中的费用，”包括信息搜集、谈判费用、实施合约的费用、界定和实施产权的费用、改变制度安排的费用等。

交易费用的产生与人或经济组织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是分不开的。

由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现实生活中行为主体不可能事先准确地计算所有的成本和收益，也不可能精确预计每一事件发生的概率，因此无论制度安排如何的完善，机会主义的行为不可避免。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文化能有效的降低这种不确定性，抑制经济组织的投机行为，从而起到降低交易费用的目的。

2.2 文化对制度变迁的影响

根据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文化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在存在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它的建立和完善能降低交易费用，因而对制度变迁起着重要影响。

在人类的约束体系中，非正式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体系中，正式规则也只是决定行为选择的总体约束中的一小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

非正式制度的建立和形成需要较长时间，但是它一旦形成就具有较大的稳定性。

非正式制度具有文化特征，在一定的背景中它们可能会对正式制度产生强大的斥能力。

同时，非正式制度由于内在于传统和历史积淀，其可移植性差得多。

民居的变迁与文化空间 第3篇

关键词：民居变迁；文化空间；民众选择

伴随着现代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也开始发生变化，很多古村落正在消失，一些民居被夷为平地，一幢幢楼房取而代之。以山东青州井塘古村落为例，在民居变迁当中融入了新的建房技艺，民居装饰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在流传、变异所构建文化空间里，人才是空间里的主体。

一、井塘古村

井塘村位于山东青州西南15公里处的崇山峻岭中，“从地图上看，井塘是青州境内与临朐搭界的村落，实际上，翻过井塘村南面的玲珑山就是临朐的地界，井塘村属于青州南部山区较偏远的村子”。[1]这里三面环山，有山有水被认为是一块适合居住的风水宝地。“相传在北魏时期，井塘村便有人居住。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则从明朝开始”，[2]可以说这是保存较为完好的明代古村落。井塘村主要由三大家族组成，分别是吴氏、孙氏和张氏三大家族。最早吴氏家族迁移至此，此后孙氏、张氏也移民到这里，但是吴姓是最多的，他们这三大家族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

进入井塘村的道路是一条青石板路，虽经历长久岁月，但我们至今仍然可以感受到修筑这条路工程的浩大。现在井塘村包括老村和新村两部分，而我们所要研究的就是老村。村中的石板路因地势而起伏多变，蜿蜒曲折。现在的井塘村，交通条件已经大大改善，解决了出行难的问题，一方面方便了当地的村民，另一方面又吸引了大量的外地游客，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二、民居的变迁

井塘村属于山区，民居都是依山而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里的房屋采用四合院的样式修建，处处都透着儒家文化所强调的尊卑、长幼的家庭关系。四合院建筑样式历史悠久，但以北京四合院最为典型，它“就是以正房、倒座、东西厢房围绕中间庭院形成平面布局的传统住宅的统称”。[3]井塘村的院落在四合院的基础上，各有特点，非常灵活。它的正房中间有一张大方桌，两旁是椅子，用来待客。如果在北墙上挂家堂，则成为全家的一个祭祀空间。而现在的正房则是高大宽敞的砖瓦房，床也取代了炕，此外还有一个储物间。

井塘村的院墙过去由石头垒成，较为简陋；改革开放以后，砖替代了石头，黑漆大门替代了过去简陋大门，甚至还贴有精美瓷砖。厨房则设在南屋，里面一般被烟熏得漆黑；现在则有了专门的厨房。石头是过去主要的建筑材料，现在砖已经越来越多地被村民使用，但是整个生活格局、祭祀空间并没有发生很大变化。

三、与民居有关的风俗文化

（一）建房

井塘村的石砌房技艺历史悠久且流传至今，这种建房技艺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种技艺以石材为主要材料，以木头、麦秸、泥土等为辅助材料，与当地环境、雕刻绘画、民俗和风水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井塘村石砌民居的独特技艺。”[4]它的建房流程包括：1.备料：先是上山采石，之后加工石料；2.建基：石砌地基；3.盖房：木匠、石匠开始动工修建。石砌房技艺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式微，因为砖房的快捷、方便、造价也低，同时也很美观，渐渐取代了石砌房，所以它的技艺传承现在也面临着考验。

（二） 选址

村民一般会在建房之前看看风水，然后选择在良辰吉日动工，以求吉祥。

（三） 互助帮工

这种帮工习俗在村落中比较常见，也很盛行。既可以省去许多费用，同时也可以增进邻里之间的关系，所以建房速度可以加快不少，现在这种风俗也还存在。

（四） 上梁

上梁是比较隆重的仪式，也是很神圣的一个仪式。时间会敲定在良辰吉日，首先要祭梁、摆供桌，此后还要唱上梁歌，才算基本完成。这种上梁风俗至今仍有流传，表达了人们希望可以趋吉避凶，家宅平安的心愿。

（五） 民居装饰

门楼、壁照上一般都有雕刻，会有一些精美的吉祥图案。

四、民居与文化空间

“文化空间”又可以称为“文化场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项目中所使用的一个专有名词，主要是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形态和样式。

井塘村有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在其背后还隐藏着非物质文化的流传，古村落民居就是其典型的一个方面，表现形式主要有建房、选址、帮工、上梁等习俗以及各种装饰所透露出的生活文化上。可以说每一种文化表现形式都离不开相应的文化空间，以上的这些文化表现形式都离不开古村落民居，都需要在民居的环境当中展现出来。虽然井塘村民居发生了变迁，文化表现形式也在发生改变。但是这里的民居布局样式依然是四合院，依然重视风水，依然流行互助帮工的习俗。这些都把井塘村建构成为一个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空间，各种非物质文化依然在民众当中流传、变异，它们会以新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生活当中。

五、正视“变迁”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井塘古村落正在悄然发生改变。“所谓古村落，是指在那里蕴含着丰富历史的现代村落”[5]，它一直在变化当中。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有些学者针对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失表达了忧虑。

在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城镇化的背景下，如何看待文化空间里非物质文化的“变”以及保护，成为了一个争论的热点话题。有的主张生产性保护，“所谓生产性保护，是在遵循这类非遗项目自身发展规律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方式，将非遗及其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使非遗在创造社会财富的生产活动中得到积极保护。”[6]比如王海霞在《非遗生产性保护之我见》[7]当中，认为不应该排斥现代生产方式，要采取通过创新来谋求发展，以提升生活品质为目的的保护，还有很多学者也从生产性保护的角度来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还有学者主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活性保护。所谓生活性保护，“简言之，就是在生活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重新融入人们的生活。”[8]比如王媛的《现代性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活性保护》[9]认为生活性保护更加符合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除此以外也有主张整体性保护，刘德伟在《传统民间手工艺的整体性保护》[10]中以民间手工艺的传承为例，认为在生产性保护的同时，还要做到整体性保护，特别是要加强生活性保护和社区性保护。

不管是生产性保护、生活性保护或者其他的保护方式，都是想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起来，不至于消失，但是我们要知道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人们的生活文化空间当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民居发生了变迁，自然而然生活文化空间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这其中的非物质文化也在发生改变。而我们要保护的是非物质文化的价值，而不是其本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离不开文化空间的保护，我们要避免因政府和旅游公司乱开发而造成的破坏，对古村落的文化空间进行全面而整体的保护，做到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保护，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再是形式上的保护，更是内容和精神实质上的保护。

我们也要时刻注意到，无论采取什么样的保护形式，更应该把关注点放在民众的身上，“以人为本”，他们才是传承者。一方面要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中国人要想搞清自己的文化家底，寻找出自己的文化基因，不关注这部分人就几乎是不可能获得成功”。[11]另一方面也要尊重民众的选择，他们才是文化空间里的主体，各种变异也是民众根据生活环境而做出的改变。村落民居虽然发生了变迁，但是文化空间依然还是以人为中心，人才是生活文化空间里的主体，整个村落也延续着自身的村落文化。作为研究者不是去保护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去发现它背后逻辑，正视变迁后的文化空间。这样保护的古村落才不是一个没有文化实质的空壳，才能推动非遗保护的健康发展，为后人留下珍贵的文化财富。

参考文献：

[1]叶涛，孟庆刚.玲珑山下井塘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36.

[2]曲洪炜.青州井塘村居住民俗调查报告[J].民俗研究，2004，（01）：97.

[3]顾军、王立成.试论北京四合院的建筑特色[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2，（01）.

[4]叶涛、孟庆刚.玲珑山下井塘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51.

[5]（日）福田亚细男.地方生活文化和古村落保护，王恬主编.古村落的沉思[M].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81.

[6]刘德龙.坚守与变通—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中的几个关系[J].民俗研究，2013，（05）.

[7]王海霞.非遗生产性保护之我见[J].中外文化交流，2012，（04）.

[8]胡惠林、王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从“生产性保护”转向“生活性保护”[J].艺术百家，2013，（04）：24.

[9]王媛.现代性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活性保护[J].中国文化产业评论2013，（02）.

[10]刘德伟.传统民间手工艺的整体性保护[J].民间文化论坛，2011，（05）.

[11]苑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之忧[J].探索与争鸣，2007，（0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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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原住民社会与文化变迁 第4篇

关于台湾原住民的来源, 一般认为存在三种说法:第一种认为台湾原住民来自于北方琉球等地;第二种说法认为台湾原住民来自中国大陆;第三种则认为台湾原住民来自南方海岛。近年来在台湾出土的陶片、石器以及其他文物明显证明了原住民属大陆系的正确性。

据考古所知, 台湾最早的史前人类文化, 是在台东县八仙洞所发现的长滨文化, 属于旧石器时期, 距今一万多年。当时的台湾海峡俨然成为路桥, 华北淮河动物群迁移来台, 大陆上的旧石器人类因追赶猎物来台。 (1) 距今六千余年前, 绳纹红陶文化自大陆传入台湾。自四千五百年前又有龙山文化和圆山文化从大陆传入台湾。台湾龙山文化, 类似大陆的龙山文化, 有各种类型的彩陶、黑陶, 主要分布于西南沿海平原。

南岛语系的民族, 经考古学家与民族学家的研究, 其祖居地亦为中国华南地区, 所以无论是自大陆直接来台还是由大陆自南洋到台湾, 我们可以确定, 台湾原住民是中华民族的一支。

二、台湾原住民的人口变化

(一) 平埔族人口变化

在十八与十九世纪, 平埔族的人口较为稳定。大体上, 平埔族从1647年到1908年人口在四万人左右。在十七世纪中叶, 平埔族人口从1647年42, 678人减到1655年39, 223人, 少了三千多人。到了1905年平埔族才增加到46, 432人, 但三年后的1908年却又减到35, 845人。虽然聚落增加到260个, 但总户数 (6, 642人) 却只是1655年的五分之三而已。平埔族出现人口负增长的原因很多, 有因为他们与汉族的武力冲突导致伤亡, 还有因为疾病阻碍了人口的增长, 但最重要的原因则是他们逐渐汉化和迁移, 不再被看做平埔族。

进入二十世纪后, 平埔族被不断同化, 它的文化渐渐消亡, 被视为“完全汉化”, 语言被形容为“死语”。平埔族的人口不断减少, 直至如今的十余万人, 而即使是现有的平埔族人, 也大多和汉人无异, 对于如今台湾原住民的社会和文化影响较小。

(二) 高山族人口变化

笔者没有找到二十世纪前高山族的人口统计的详细数据。根据《台湾私法》, 在1900年台湾高山族有569个聚落, 18, 482户, 95, 597人。根据台湾内政部统计, 1999年12月底, 台湾原住民人数共有400, 199人, 占全台总人口数的1.82%。另外根据台湾省原住民事务委员会在1997年对原住民人口的统计, 可以发现二十世纪的台湾高山族总体人口处于稳步增长状态。但是高山各族的人口分布却有较大差异, 在1997年的原住民人口调查中, 人数最多的阿美族和人数最少的雅美族之间, 人数相差达到14万之巨。 (3)

三、台湾原住民的社会与文化变迁

(一) 平埔族文化的“消亡”

平埔族文化的失去主要是因为被“同化”, 而“同化”则主要呈现在通婚、语言的流失、习俗、价值观、及宗教信仰的改变。关于语言和习俗, 很多平埔族村落中熟谙族语者, 十个人当中只有二三人, 而饮食、服饰、器用、婚嫁、丧葬之类, 大都从了汉人的风俗。在宗教信仰方面, 台湾平埔族宗教信仰的改变加速了他们同化的过程。但是在“同化”过程中, 最重要的还是“教化”、通婚和语言的流失。

1. 清政府的“教化”

清朝政府对平埔族实行“教化”政策。1686年, 诸罗知县樊维屏就在府城附近的西拉雅四大社设立“社学”。到了1722年, 那裡有些小孩能背些《四书》、《左传》、和《诗经》的章句。在1733年, 也就是大甲社起事后两年, 清政府又在台湾西岸平埔族聚落设立四十七所社学。官方认为“教化”效果还不错;有的平埔族学生甚至可以背诵《诗经》和《易经》全书的。在十九世纪, 平埔族有的还得到了功名。清政府的“教化”使平埔族开始使用汉文, 1813年以后, 平埔族基本都能使用中文写了。平埔族也改用汉姓, 1758年礼部下令他们的姓音译成中文。

2. 通婚

影响台湾平埔族社会变迁的另一个现象是汉族与汉族通婚。通婚实际上在十八世纪是“大清律例”禁止的。但台湾的官员对避免不了的平埔族汉族通婚都“知情故纵”。到了1834年, 清廷索性承认通婚, 至1874年, 该禁令由沈葆桢的建议才解除。在平埔族社会是由女性当家的, 家产大多由女性继承, 男子要入赘女方家, 汉族男子更愿意入赘, 所以“入赘婚”促成平埔族汉族的通婚。但是, 汉人通婚后就丢弃原住民的服装, 不用原住民的语言, 其后裔也变成汉人了。

3. 族语的流失

台湾平埔族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 族语的流失也逐渐折损他们的族群认同。1868年德国人类学家Arnold Schetelig访台时, 注意到西拉雅族新港社在1860年以前就已失去族语了。最早跟荷兰人和汉人接触的西拉雅 (包括马卡道支族) , 族语在十九世纪中叶最早成了死语, 其他各族的语言也都慢慢消失, (4) 从表四中还可发现, 平埔族中越早与荷人、汉人接触的, 族语也越早被“失去”。除了社会因素外, 平埔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也加速了语言的流失。虽然西拉雅族和巴布萨族人有用罗马字保存文字, 但是可惜的是其族人却已经读不懂这些罗马字了。

(二) 高山族社会的变迁与文化重构

相比于平埔族的文化消亡, 高山族的文化却比较完整的保留了下来, 其族人在现在的台湾社会也有较大影响力。所以一般意义上, 我们所说的原住民通常是指高山族民。

1.荷据、清代的高山族社会

荷据时代, 西方宗教传入台湾, 荷兰人颁布了“不得崇拜偶像”的禁令, “想要以基督教的力量来感化原住民”, (5) 荷兰人的传教活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传教范围很广, 这使得高山族的宗教信仰文化受到很大程度的冲击。这种与殖民者之间的宗教冲突, 赋予了高山族不同宗教实践的基础。

清代政府采取将原住民隔离控制的政策, 清政府在原住民中间实行自治, 禁止原住民与汉人通婚。并且将原住民依据其汉化程度分为生番 (高山族) 与熟番 (平埔族) 。 (6) 这一政策的实行使高山族在政治和经济上处于孤立状态, 他们在文化上的发展相较平埔族受到汉文化的相融较少, 文化相对比较独立和完整。 (7)

2.日据时代的高山族社会

日本殖民政府消除了高山族的宗教和其族群的生产经济的密切联系, 使得高山族的宗教变成了狭义上的进行仪式。另一项有重大影响的政策是“全台湾高砂族集体移住十年计划”, 它改变了高山族传统的居住生存方式:由种植小米改为种植水稻。

日本统治者采取“皇民化教育”, 这对原住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动摇了其本身的社会体系与宗教体系。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第一位就读日本学校的泰雅族原住民拉奇斯·诺敏 (日本名字为花冈一郎) 在“雾社事件”中自杀, 其自杀的原因是不想帮助日本政府镇压原住民, 也不愿意反抗培养他的日本政府。由此可见, “皇民化教育”对原住民的思想意识的影响。

3.当代高山族社会

国民党统治时期, 于1950年开始实行地方自治, 以“山地平地化”为宗旨颁布了一系列政策。这使得高山族文化与汉人文化进一步融合。

但是1970年代开始追求所谓的认同“台湾文化”, 1987年戒严令解除后的台湾选举竞争激烈, 使高山族文化成为了一种文化上的筹码被不断强调。高山各族传统的宗教仪式开始恢复并且更大扩大, 各类文化习俗、宗教活动也被认为是台湾本土文化的象征而得到鼓吹, 而高山族自己也意识到了可以利用这一机会争取平等的政治、社会地位。各族纷纷出版自己的杂志书籍, 有泰雅族的《猎人文化》、邹族的《邹季刊》、鲁凯族的《原报》、卑南族的《山海双月刊》。1995年出现了第一份原住民新闻报《南岛时报》。

摘要：台湾的原住民作为台湾人口的组成部分, 一直以来都有其重要的存在意义。台湾原住民文化中平埔族文化的消亡, 高山族文化经历冲击、同化与重现都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除了受到外力的影响, 其社会的稳定性也受到自身政治经济运行模式的不断挑战。本文简单探讨了台湾原住民的社会文化的形成、发展, 并将着眼点放在变迁上变, 将其放在特有的时代背景下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原住民,文化,社会,变迁

参考文献

[1]何传坤.台湾史前文化三论.台湾稻乡出版社, 1996.

[2]詹景阳, 陈俐甫.荷治与日治时期台湾原住民政策之比较.国际文化与研究, 第二卷, 第二期, 2006, (12) .

[3]许文雄.十八和十九世纪台湾原住民社会变迁.第九届台湾历史与文化研讨会.

[4]Ch'ing Policies Toward Taiwan.Wen-hsiung Hsu.The Center forEast Asian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94.

[5]胡家瑜.赛夏族的物质文化:传统与变迁.台湾内政部, 1996.

[6]古鸿廷, 黄书林.台湾历史与文化 (一) .台湾东海大学通识教育中心, 稻乡出版社, 1999.

[7]古鸿廷, 黄书林.台湾历史与文化 (三) .台湾东海大学通识教育中心, 稻乡出版社, 2000.

当代中国消费文化的变迁与构建 第5篇

当代中国消费文化的变迁与构建

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以消费主义为标志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对传统的`文化秩序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通过对中国当前的消费文化的现状和变迁走势的价值审读,以构建合理型消费文化模式,是中国消费文化变迁的必然选择.

作 者：邓欢  作者单位：武汉科技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刊 名：文教资料 英文刊名：DATA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年，卷(期)： “”(7) 分类号：G1 关键词：消费文化   变迁   构建  

《翻译与文化变迁》 第6篇

【关键词】新式体育；民国时期；曲折发展

1 前言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标志着中国革命新纪元的到来，但革命的路程总是不那么平坦顺利。民国政府在大陆执政38年，又分为北洋政府和民国初期（1912—1927），此阶段为体育的新旧纷争与初步形成阶段；抗战前南京政府时期（1927—1937），此阶段是体育的稳定发展阶段；抗战中的国民政府时期（1937—1949），此阶段是战时三种体育形式并存阶段。如果说清末是新式体育的传入引进时期，那么中华民国是中国近现代体育的发展和演变时期，亦即实现外来体育的本土化，各种体育思想既相互冲突拒斥又相互包容借鉴的时期。

2 北洋政府和民国初期（1912—1927年），新式体育在纷争中确立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既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又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政府。在北洋政府时期，教育总长蔡元培于1912年4月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全面阐述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其中的“军国民教育”即体育，被确立为“五育”之一，“我国则强邻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他认为，“所谓军国民教育者，诚今日所不能余者也”。并要求“其内容则军国民主义当占百分之十”，即对体育课占总课时的比例也作了规定。这对体育课程在各级各类学校中的确立予以了制度保证。1912年7月，范源濂继任教育总长，发表诸多论文提导“身心发展”，指出教育在民族危机中的作用：“明世界之大势，示科学之重要，振尚武之精神，阐爱国之真义是也”，把尚武与爱国结合，二者相互促进。由于教育主管部门的倡导和规范，体育课程得以保证。特别是在1912—1913年间，民国教育部颁布了《壬子·癸丑学制》，对各级各类学校的体育课程作了详细而硬性的规定。此时的学校体育，出现了“双轨制”现象，即体育课仍以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为基本内容，而课外活动则以田径、球类等竞赛性活动为主。在《壬子·癸丑学制》中，规定中小学仍设体操课，每周3学时；中学分为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以兵式体操为宜。

到“五四”运动前后，关于新式体育的纷争异常激烈，这有其主客观原因。首先，世界局势使然。1919年欧战结束，国际联盟倡导和平，国内一些人认为世界大战将不复存在，军国民教育不合世界潮流，应该废除。其次，民间反对声音又有抬头。关于“军阀式体育”、“贵族式体育”的批判之音不时见诸报刊，1919年朱剑凡发表《军国民体育的结果》，1924年《中国青年》发表士希的《打倒贵族式军阀式的体育制度》的文章，恽代英编发“按语”予以支持。再次，围绕体育目的的两种体育观的对立。军国民体育为“保家卫国”，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然体育主张“身心全面发展”，体育理念上的冲突必然引起体育行为上的排斥。其四，土洋体育之争再起。有人提出“脱离洋体育，提倡土体育”，在教育体育界及其全社会引起广泛关注，一些人参与评判，发表述论。争论的实质是中西文化冲突的表现。到了1922年，教育部颁布《壬戌学制》，以美国学制为蓝本。1923年又公布《新学制课程标准》，把学校的体操科改为体育科，剔除中小学的兵式体操，体育课程改为田径、球类等运动和游戏，官方文件还规定对中学高年级学生加授生理卫生知识。这显然是把体育作为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以实施，“体育”正式取代了原来的“体操”。由此，体育也实现了从“军国民体育”向“自然主义体育”（或实用主义体育）的变化。

新式体育在此时段也显示出自身一些特点：（1）引起知识界广泛关注，宣传体育思想。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范源濂、毛泽东、恽代英、杨贤江、陶行知、张伯苓等，均撰文或演讲发表各自的体育观点。（2）筹建体育校（系），培育体育师资。当时最著名的南京高师和北京高师，均开设体育科，还有上海、北京、杭州、四川、河北等省市创建体育学校和体育系科，培育体育人才。（3）锦标主义进入学校体育的教育体育系之中。（4）体育逐步向科学化、健康化和人性化的方向发展。（5）收回体育权。1924年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名誉会长为王正迁、张伯苓，名誉主干事沈嗣良，名誉干事郝伯阳、宋如海，干事蒋湘青。主办全国体育赛事，从外国人手中收回体育权利。

3 抗战前南京政府时期（1927—1937年），新式体育曲折稳定发展

国民政府为了推进体育事业发展，不但组建了“全国体协”，而且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育大法，即《国民体育法》，对体育运动进行规范和导向。《国民体育法》于1929年4月16日颁布，共13条。其体育目的为：“务使循序发达，得有应具之健康与体力及抵抗力，并且身体各官能之发育，使能耐各种职业上特别劳苦为必要效用”。而体育实施方法，“不论男女，应视其年龄及个人身体之强弱，酌量办理”。“各自治之乡镇区市必须设备公共体育场”，“凡任各学校及民间体育会等处之体育教员，须有合格证书”。对学校体育要求“均须以体育为必修科，与前经公布之军事教育方案同时切实奉行，如无法两项功课之成绩，不得举行毕业”。还对社会体育、奖励制度作了规定，要求：凡体育团体，不能以体育团体资格加入政治运动。为了顺利推行《国民体育法》，1929年8月教育部颁布了《各省市县运动会举行办法大纲》和《各县市公共体育场暂行规定》，使体育事业发展纳入法制轨道。

还需一提的是，南京政府为了回应“土洋体育” 之争，保护“国粹”，建立了“中央国术馆”及“国术馆”系统，中央馆设理事70人，成为军政要员和武术名家练习武术的机关，并通令各级行政区设立相应机关，馆长由各行政主要官员担任。其主要活动是举办全国国术考试，组织武术专家指导武术教学考试，培训武术专门人才。中央馆又分别于1928年10月和1935年10月，在南京组织全国国术考试，并组织大规模的武术比赛和表演等。在这个时期，形成了学校实行新式体育和社会举办国术训练的二元格局，这在新式体育传播过程中实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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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政府时期，虽然办起了许多体育学校和体育系科，颁布了相关规定，编选了体育教材，但由于经费匮乏，场馆不足，体育教师不足，有些规定之间相互矛盾，重选手轻学生健康，“放羊式”体育教学突出，锦标主义盛行，学生体质下降。此时，运动竞赛则空前高涨。区域运动会、全国运动会、远东运动会此起彼伏。中国还开始参与奥运会，在1928年荷兰阿姆斯特丹举办的第九届奥运会上，中国政府派出宋如海一人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在会上，他当选为奥委会委员，其后还整理出版了《我能比呀》专著，介绍奥运情景。其后，还组织参加了1932年洛杉矶第十届奥运会和1936年柏林第十一届奥运会，这是中国体育正式接触奥运会的开端。

4 抗战中的国民政府时期（1937—1949年），新式体育为民族独立解放服务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成为当务之急，体育自然要为抗战服务，国共两党为了民族大义，捐弃前嫌，建立统一战线联手抗日。无论是艰难维系的学校体育还是社会体育，均调整了体育价值取向，取舍了相关内容，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作出体育之贡献。

4.1 民国体育教育结构之修订

1939年3月13日，教育部颁布《专科以上学校体育实施方案》，要求体育目标要适应学生身心及环境之需要，应当针对当前环境之需要而进行合理训练，在符合学生身心特点原则下，一是培养为国家民族以至人类之志愿；二是训练自卫卫国之知能；三是增进组织领导之能力；四是养成善用闲暇时间之习惯。很显然，其中第一、二、三条均直接或间接与抗战相关。1938年3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战时各级教育实案方案纲要案》，规定战时教育九大方针和十七项要点，九大方针居首者为：“三育并进，文武合一”。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修正国民体育实施计划大纲》，其体育宗旨为：（1）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2）依据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针，完成三育并进之使命。（3）普及锻炼国民之体格与精神，适应国家民族时代之需求。制定了八条实施办法，其中第三条要求“体育专门人才要积极培养”。1941年，民国教育部颁布《拟定战时体育之设施方案》，1945年9月又颁布《全国体育大会及各省市县运动会举行办法》。从上述法规文件可知，国民政府调整了战时体育政策，主张“文武合一”，一切为抗战服务的迹象十分明显。由于日本的入侵，国土大批“沦陷”，此时除了在体育人才培养和组织体育竞赛有进展外，其他方面均没有达到预期设计，有些方面较前期甚至有所倒退。

4.2 以“打败日本法西斯”为目的的解放区和革命根据地的体育活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把体育看作是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发表述论阐明体育之重要性。在大革命失败后先后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组织苏区体育竞赛，最有代表性的是1937年5月30日在瑞金叶坪，举行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运动会，许多领导人担任主席团成员，毛泽东、洛甫等八人任总评判员，在运动会上公开宣布反对锦标主义。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到陕北，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共产党人积极投身抗日战场，毛泽东提出伟大的抗战与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结合，开展“体育运动”，他特别提出了“锻炼体魄，好打日本”的口号。1939年，成立了由李富春为名誉会长的延安体育会，组织和推进体育运动，增强体质，提高效率，以便战胜日本侵略者。1942年，延安新体育学会成立，推选朱德为名誉会长。为了培养体育专门人才，整合力量，于1941年创立延安大学体育系。同时，开展多种多样的体育运动会，最有影响力的是1942年“九一”扩大运动会，朱德任会长，历时六天，以此检阅解放区的体育运动成效。在苏区和解放区，共产党也十分重视体育工作，以期增强人民和军人身体素质，打败日本侵略者。

可见，民国期间的体育活动，也似乎轰轰烈烈，这与当时国家大势总体相关。抗战之后，无论国民政府，还是中共领导区域，一致把体育作为抗战的手段，突出体育的政治和军事功能。

（责任编辑：阎 彬）

文化变迁与城市街道景观的演变初探 第7篇

追述城市文化变迁和街道景观演变的历史过程, 可以使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 更加深刻地把握城市文化和街道景观的发展脉络, 理解街道景观的文化内涵, 应对时下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街道景观特色丧失等问题, 这对未来城市街道景观特色塑造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1 我国城市文化变迁与街道景观演变脉络简述

我国城市文化的发展大多经历了原生文化生成、西方文化侵入、封闭与自主发展、自觉开放四个时期。城市文化的变迁牵动着城市街道景观的演变, 使其呈现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文化印记。

1.1 原生文化生成时期的城市街道景观

在1860年鸦片战争以前, 我国基本上处于文化封闭状态。

1.1.1 等级严格和规则布局的封建城市街道

原生态文化生成时期封建礼制文化是我国城市街道景观演变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封建制度下, 城市街道只能在“王制”规范之中存在和发展。除少数受地形等特殊条件影响而形成自然延伸的城市街道布局外, 我国古代大多数城市的街道内容和布局都以满足封建伦理、政治甚至军事需要为原则, 呈现出严格的等级和规则的布局。

1.1.2 单调的交通性街道

与我国古代城市街道景观紧密联系的又一文化特点是内向型。与西方人喜欢公共活动和交往的外向型文化不同, 我国古代市民日常交往活动大多在院落等相对封闭的空间内进行。出于传统安全意识及等级观念, 封建统治者、官吏、富商们将美好的园林景观锁在自家的院墙之内, 而城市街道大多单调封闭, 由两侧院墙或建筑的墙面防卫、分隔, 路面狭窄, 几乎没有绿化。

1.1.3 独特的街市景观

我国古代城市街道还常常与市场结合, 形成了独特的“街市”景观。沿街建筑呈前店后坊式, 与街道垂直布局, 店铺朝向街道开设, 构成了街道的景观界面。街市上“商旅辐揍, 屋瓦鳞次”, 其中商业交易、宗教、民俗等活动丰富多彩, 是我国古代城市中少有的市民公共活动场所。

1.2 西方文化侵入时期的城市街道景观

186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解放之前, 我国大多数城市被迫接受西方文化的冲击, 经历了由排斥到接受的文化心理过程。这一时期我国城市街道的演变情况大体可概括为四种类型:一是城市街道模仿外国城市, 有十分明显的异国色彩;二是租界各自发展, 街道互不联系;三是对封建旧城的街道进行改造拓宽;四是由于工矿、商业等发展而建设的新城, 街道沿地势等条件伸展, 呈方格网状布局。值得注意的是, 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融合, 在一些城市中造就了独特的殖民文化景观。

1.2.1 租界——近代街道景观的样板

租界因西方经济的渗入, 率先步入近代化, 树立了城市街道景观的样板。与传统街道不同, 租界街道多经过规划而建设, 宽敞整齐, 环境舒适, 尺度合理, 景观宜人。许多租界街道布置了行道树、路灯和排水系统, 并铺设碎石或沥青路面。租界街道较之传统街道更加开放, 注重两侧建筑立面的景观效果, 体现出中西合璧的殖民风格。

1.2.2 新型交通工具与街道景观

这一时期, 交通工具的发展深刻影响了城市街道的景观面貌。有轨电车和汽车成为新型交通工具, 对街道的宽度及路面材料有了更高的要求。同时, 人车混行使街道上步行者的活动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他们开始需要借助交通道、人行道等在街道上行走, 且要忍受噪声和尾气污染, 再也享受不到“逛街”的乐趣。在这种情况下, 就需要将生活性街道与交通性街道分离, 并铺设人行道和种植绿化植物来改善新型交通工具对街道环境的影响。但这一时期, 我国大多数城市街道的环境都还非常落后。经历了西方文化的渗透之后, 一些城市开始效仿租界, 对街道进行拓宽、整平、取直, 修缮道路两侧房屋以美化街道立面景观, 加设路灯、排水等设施, 而对于街道绿化重视较少。

1.3 封闭与自主发展时期的城市街道景观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改革开放以前, 我国虽然摆脱了外来文化的高压, 但也丧失了与外来文化交流的机会。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成为城市街道景观发展的制约因素。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经济恢复时期, 城市街道还处于窄街小巷、道路曲折、视线不良的状况。进入50年代, 为了满足工业生产的需要, 街道景观以功能实效为原则, 过多地注重平面上轴线或放射线的布局, 而对城市中的行人关注极少。建筑作为城市形象的体现者和街道立面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形象特色并没有受到关注, 受到“先生产, 后生活”思想的影响, 城市建筑大多采用“火柴盒式”, 形式单调乏味, 缺乏对城市文化特色的挖掘, 使城市街道景观呈现千篇一律的面貌。在大搞工业的背景下, 一些城市街道成为了工业作坊, 城市街道景观受到极大的破坏。20世纪60年代后, 又受到“小马路、见缝插针”等错误原则的影响, 城市街道景观的发展受到极大冲击。

1.4 自觉开放时期的城市街道景观

1979年, 中国正式对外开放, 我国城市迎来了新的文化交融的高潮。西方现代景观设计理念和思潮快速融入到我国城市建设中, 促进了城市街道景观的演变发展, 但同时, 又向景观设计师们提出了在快速的城市化和频繁的信息交流大潮中, 既紧随世界先进景观规划设计前沿, 又保持本土文化, 建设富有地方个性的城市街道景观这一严峻考验。

1.4.1 街道立体化、生态化的发展

与工业化相随的城市化带来了城市拥挤的问题, 城市迫切需要更宽、更畅通、更大通行量的街道。科技进步促进了城市交通立体化的实现, 并使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分流, 为行车创造较安全、通畅、舒适的交通环境。同时, 由于汽车尾气造成的污染越来越严重, 街道绿化逐渐受到重视, 植物种类逐渐丰富, 植物群落的环境效应逐步受到关注并得以应用, 植物造景手法上逐渐重视季相变化、色彩、高低层次的搭配。另外, 一些街道两侧及交叉口形成了街旁游园、市民广场, 还有一些街道结合临近的河道, 形成了富有地域特色的滨水景观道。

1.4.2 街道景观中人的地位提升

街道中人的感受逐渐受到重视。街道设施逐渐完善, 并由简单的实效性原则逐渐转变为关注人的使用尺度和心理感受。城市街道中车辆对行人的影响以及传统色彩浓重的街巷景观逐渐消失的问题逐渐受到关注。20世纪80年代, 我国开始建设现代商业步行街, 之后步行街得到广泛发展, 成为一片片安逸、繁华的购物娱乐场所和生气勃勃的公共空间, 成为展现城市文化的窗口。

2 现今我国城市街道景观中存在的问题

2.1 现代交通工具造成的混乱及街道生活的缺失

这一问题虽然认识较早, 但至今仍是一个未解决的难题。传统的以街道为中心的社会结构萎缩, 以汽车交通为中心的城市街道不仅分割了城市空间, 还扼杀了丰富的社会生活。人在街道空间中的主体地位被汽车所取代, 街道中适合人体尺度的环境景观的重视不足。

2.2 国际化建筑思潮及全球化冲击下街道个性的丧失

现代主义设计思潮对传统城市景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国际式”景观泛滥, 城市街道景观的识别性逐渐消失, 市民对街道景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减弱。同时,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化”“标准化”广为传播, 使城市的地域文化、景观的独特价值逐渐被漠视。

2.3 街道景观设计水准不足

一些设计照搬其他城市的成功案例, 而没有因地制宜, 深入挖掘城市文化底蕴。城市文化表达不强、不准的问题较为突出。有的城市街道忽视民族民俗文化, 盲目跟从所谓的“现代景观”;有的忽视时代文化精神, 单纯地仿造清风古商业街或西方古典街道景观;还有一些街道景观只是文化景点的简单堆砌, 缺乏真正的人文关怀。

3 促进街道景观良性演化的实现手段的探索

3.1 城市文脉的挖掘及凝练强化

街道景观作为城市文化的载体, 反映着城市的文化特质。街道景观的规划设计要富有特色, 首先需要对城市文脉的深入挖掘。在掌握城市文脉的基础上, 通过各种处理手法, 将城市的文化抽象、凝练、强化, 在街道景观中表达。城市街道景观文化特质的凝练强化并不是简单的仿造清风商业街和欧式古典街道景观, 也不是形式抽象、难以亲近的“现代主义”景观, 更不是文化景点的简单堆砌, 而是凝聚大众文化和适应市民生活方式和心理需求的街道空间的营造, 是能够反应城市文化发展记忆的设计。“正是平民的、日常的、适应技术的景观, 正是尊重和适应土地及土地上过程的设计, 构成城市景观的‘白话文’, 也是景观和城市特色的源泉。”

3.2 街道景观的文化多样性体现

我国城市经历了几千年的文化积淀, 形成了丰富的文化资源, 加之当今频繁的全球性文化碰撞, 为城市街道景观的规划设计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文化素材。一味地效仿或保持“本土”都非城市个性丧失的解决之道。对外来文化不卑不亢的正确态度是促进街道景观文化多样性发展的根本。寻求景观中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和现代文化的地域风格, 才能促进街道景观文化多样性的良性发展。

3.3 城市文化的景观多元表达

在景观设计手法上, 应超越协调、模仿等直观的手法, 转而利用多元的景观或空间塑造手法来表现城市文化的特质。

3.3.1 抽象凝练

对城市文化景观形式进行艺术加工提炼与抽象简化, 使文化传统在结合现代功能与技术的基础上, 得到延续与发展。

3.3.2 符号拼贴

将人们所熟悉的某种文化构件加以抽象、裂解或变形, 使之成为带有象征意义的符号, 拼贴运用在景观作品中, 使新景观与城市文化氛围带有某种联系。

3.3.3 移植与嫁接

运用渗透、融合、拼贴等艺术手法进行景观或文化的移植嫁接, 有时可借用某些文化艺术要素, 在形式上与整体环境相适应;有时利用景观轴线、空间布局或环境色彩使之融为一体, 或将传统景观形式与现代功能结合。

3.4 历史街道景观的保护与更新

历史街道景观反映了城市发展的独特风采, 是历史形成的商业文化积淀, 具有地方与民族色彩。恢复、保护和再现历史街道景观风貌, 要体现地域风格, 挖掘名人文化资源, 尊重和展现传统民俗文化, 同时又要使景观凸显时代风格文化特征, 赋予历史街道景观以新的功能和意义, 使城市文化得以发展和延续。除了在物质空间的景观塑造外, 环境气氛也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坚持静态与动态保护相结合原则, 对历史街道进行整体性保护, 并有效保护历史街道上独特的文化行为场所, 如商业老字号等。

4 结语

作为城市文化重要载体, 城市街道景观的演变总是和城市文化的变迁紧密相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树立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正确态度, 深入挖掘城市文脉并在街道景观中进行凝练强化, 坚持景观中文化多样性体现和文化的多元表达, 赋予传统文化景观以现代意义, 营造适应大众需求、反应城市文化发展记忆的景观, 才能促进城市街道景观个性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俞孔坚.景观:文化、生态与感知[M].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8.

[2]王建国.城市设计[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1999.

浅谈音乐文化的传播与变迁现象 第8篇

让我们打开世界平面地图, 我们会发现整个世界大大小小有那么多的国家和地区, 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们都有着自己的文化, 当然也会有自己的音乐。然而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一定历史时期内不同地区间的移民, 不同国家之间的友好交往, 以及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等因素, 使世界各地区的音乐文化发生着不同程度的相互传播及变迁。归纳起来, 音乐文化的传播与变迁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由于移民而带来音乐文化的传播与变迁

我们都知道马来西亚是我们华人移民的主要地区, 移民过去的华侨大多都居住在同一地缘, 同一方言语系的村子和社区里, 因此作为第一代华侨移民中的中国传统音乐的从业者和爱好者, 就成了中国传统音乐在马来西亚的主要传播者。他们所从事和爱好的音乐具有鲜明的地缘性和中国特色。随着时间的推移, 来自马来西亚各个地区的音乐文化相互影响, 共同发展, 到了2 0世纪, 马来西亚华人的传统音乐文化随着马来西亚以及华人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生着改变。华人传统音乐文化经历了从传统地缘性音乐文化的繁荣到新式传统音乐文化的兴起于本土化发展的变迁, 这一变迁使得马来西亚华人传统音乐文化不断成熟, 从华人移民音乐成长为马来西亚华族音乐文化, 成为当地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再例如, 移民到北美洲的华人, 华人集中居住的地方出现了“唐人街”等中国元素的方方面面, 那么中国文化也同时影响着当地的其他肤色及其他民族的人, 他们也会穿中国服装, 过中国年, 欣赏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 这样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在当地得到很好的传播。当然我们的传统音乐文化也会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 在当地华人的传统音乐文化中, 也会出现西方文化的元素。

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友好交往发生的音乐文化的传播与变迁

在一定历史时期, 以不同地区不同国家间的友好交往这种方式所发生的音乐文化传播与变迁是全人类所崇尚的。这样不仅能增进友谊, 而且更能促进人类文明的传播与进步。比如:中国在唐朝时期, 各方面都相对繁荣, 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往频繁。表现在音乐方面, 西域印度的乐器, 乐谱等大量传入中国;中国的乐器, 乐谱等传入日本、朝鲜半岛, 他们的乐器、乐曲很大程度上带有中国味道, 日本的音阶与中国传统音阶有一定的联系。但是, 受到日本当地传统音乐的影响, 他们把传入的乐器等进行改造, 如笛、筚篥、琵琶、筝、三味线等等, 经过日本人的长期实践与改造, 这些乐器在演奏风格与形态构造上已经与中国的传统乐器有了很大区别, 这样就完成了音乐文化的传播与变迁。

三、由于殖民扩张而带来的音乐文化的传播与变迁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西方国家工业革命的推动, 科学技术在各个领域的进步和使用, 生产力得到很大的提高, 又因世界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诸多因素, 一些西方列强开始殖民扩张, 他们的扩张虽然是最大限度的去追求经济利益, 但同时也给当地带去了他们的文化, 当然也带去了他们的音乐文化。这样在殖民地就形成多元的音乐文化。

非洲是受西方列强殖民统治最严重的地区, 音乐文化受外来音乐文化影响很大, 从地图上看, 以撒哈拉沙漠为界限, 撒哈拉沙漠以北地区受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很大, 所以在那里可以看到戴着白帽子的黑人, 当然也影响着他们的音乐文化。比如:早在公元前三千年, 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程度就已达到较高水平, 公元7世纪, 由于伊斯兰教的创建与扩张, 在西亚和北非建立了庞大而稳固的伊斯兰世界, 并形成了统一的伊斯兰文化。但是伊斯兰教对待音乐的态度比较模糊, 与该地区发达的音乐传统又冲突, 后来又因受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的影响, 这样北非地区就形成了多元音乐文化并存的局面。

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称“黑非洲”, 是以黑人为主居住的地方, 但也有很多少数民族, 根据统计, 该地区有7 0 0种不同的语言, 并且有多种宗教信仰, 当然音乐文化也是多种多样的。“黑非洲”的音乐没有自己的传统理论, 更没有记谱法。在他们的音乐中最鲜明的特征是节奏的主导地位。非洲乐器最主要的就是打击乐器, 乐器种类丰富, 演奏形式也多种多样。在近代历史中, 由于受到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之后, 非洲黑人受到西方殖民者的掠夺, 黑人被全球贩卖, 他们的音乐与西方的音乐发生了交融与冲突。非洲人开始采用和改编西方音乐, 而西方乐器大量的取代非洲乐器, 尽管不是完全的按照西方的演奏方式, 但还是给非洲的传统音乐文化造成很大的危机。非洲人为了不让自己的传统音乐文化消失, 就开始有目的把自己的传统音乐与西方受欢迎的音乐形式结合起来。例如爵士乐的应用, 以及用摇摆的方式来演唱他们的传统歌曲等等。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他们的传统音乐文化遗产, 但同时也改变了传统。从这个意义来讲, 殖民扩张同时也完成了音乐文化的传播与变迁。

总之, 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所发生的音乐文化的传播与变迁, 只要是积极的, 只要是有利于全世界人类发展的, 都应该是我们所崇尚的。我们人类发展到今天, 世界文化应该是多元的, 音乐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管哪个地区, 哪个民族的音乐文化, 都应该得到尊重。特别是进入2 1世纪, 随着人类对世界文化遗产的更加重视, 世界文化格局又开始向原来的多元化格局发展。由于在2 0世纪, 西方强势文化对世界的扫荡, 极大地破坏了人类一直延续着的多元文化的平衡, 造成世界上许多弱势文化被淹没, 甚至消失。世界音乐的多样性是由世界民族的多样性决定的, 各民族的音乐都是根据本民族的审美标准创造出来的, 所以无所谓哪个民族的音乐文化高级, 哪个民族的音乐文化低级, 更谈不上谁的科学谁的不科学。纵观我们人类发展的历史, 世界音乐文化传播与变迁的历史, 一个失去文化传统的民族是可悲的, 也是难以得到长久发展的。不管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看, 还是一个民族的角度看,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都应该得到保护, 也应该受到尊重。世界文化这一大的概念应该是各民族文化的组合, 并不是某种单一文化的一统天下。站在我们中华民族的立场上, 我们各个民族的中华儿女们, 都应该为保护我们的传统音乐文化而努力奋斗, 让我们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在世界音乐文化中以自己的姿态绽放开来!也为世界音乐文化的繁荣作出应该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薛艺兵.写音乐与写文化--设问与反思[J].音乐研究, 2009 (6) .

[2]王静怡.20世纪马来西亚华人传统音乐文化的主题变迁[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9 (9) .

文化变迁与经济发展的互动研究 第9篇

一、文化资本特征与文化变迁动力研究

1. 文化资本的特征分析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首次完整地提出了文化资本理论,使这一术语开始获得最广泛的应用。他认为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式:一是具体的状态,如以思想和肉体的持久的“性情”的形式保存;二是客观的状态,以书、乐器等某种文化产品的状态存在;三是体制形式,当人们以学术认同感的形式来看待具体的文化资本时就属于这种状况。之后,Hart,Risley(1999)、Lareau(2003)、Clague Shechtman(2003)对文化资本进行了描述,综合他们的观点,文化资本是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的总称,既包括规则、程序和组织等制度性要素又包括影响个人行为的态度、信念、价值观等价值要素,不仅影响一个社会对各种社会制度、宗教、价值观优先顺序等的态度,还会影响个体的创新/创业精神、工作态度、激励和争端解决机制等。文化资本具有以下三个特征:(1)个体差异性。文化资本是经过学习(有意识或无意识)逐渐转换成个人习性的内化的资本,与物质资本不同的是,文化资本不可被转让,它与人身不可分割,这一特征类似与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在获得过程会留下或明或隐的印记,如某阶层或地区的发音特征等,就算在同一地区同一阶层的人,其文化资本也会具有独特的个人特征。(2)表达抽象性。布迪厄(1984)认为个体拥有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关系、组织归属、社会网络等)和文化资本(品位、技能、知识、习惯等)决定其在社会结构中地位。一个人经济资本可以通过对物质产品的简单的使用和消费来表现,文化资本只能通过个人兴趣爱好、教养,以及感性等体现行动者品位和审美情趣抽象的形态来表达。(3)传承隐秘性。文化资本在个人一出生就已经开始了传承与积累的过程,家庭传统、生活习俗都包含了特定的文化观念,文化资本丰富的家庭的后代在传承和获取文化资本上处于有利地位。文化资本的获得不需要经过精心策划,通常是在无意识中获得的,它的传承具有一定的隐秘色彩。

2. 文化变迁的动力研究

文化在任何社会都不是惟一明确、固定不变的(Swidler,1986;Johnson,1996),当前的文化是当前行为和过去价值观念的产物,而当前的行为由过去的价值、信仰、经济成本和各种行为的效益决定,经济变化可以影响价值观念,导致文化变迁。H.G.Barnett(1953)、White(1949)、博厄斯(1954)等人分别从创新、技术进步、社会变迁的角度分析了文化变迁的动力。总体来说,一个社会内部的发展和外部的变动会促使文化价值发生适应性变化,文化变迁的动力可分为内在驱动力和外在驱动力。内在驱动力主要来自于社会内部的生产生活实践,人们面对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与社会人文环境,需要不断创新和试错纠正,新的文化特质由此产生;外在驱动力来自于与外来文化的接触、传播,不同文化系统的连接和对外来文化特质/思想的涵化。从文化变迁的不同动力来源可以将文化变迁模式分成两类:自发演进型和后发涵化型。自发性变迁是人们在相互交往和合作时,不断发现新的知识/信息修正其原有认识,经过分散化的试措过程产生新的文化特质,这种特质被社会群体模仿并逐渐传播开来,最终成为主流文化。后发性文化变迁来自于一个社群的对外部交流,外部优势文化对原有文化系统造成冲击,新的文化特质被选择并逐渐整合到原有文化中,成为新的文化体系。

由于个人的意识形态相对比较稳定,并且社会内在规范的惩罚机制与探索成本也会使人们倾向于接受既定的文化行为,因此文化的变迁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具有路径依赖性。文化变迁既有对传统的粹取与摈弃,又有对外来文化的批判与吸收吸收,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决定文化演化的方向。一般来说,强文化的变迁成本较高,不利于个体的试错创新;而对多元化价值模式与个体创新保持较大包容性的文化,社会适应新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动态效率则较高。

二、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实证研究

1. 样本与指标选取

文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作用过程与机制比较模糊,在实证研究中确定文化的测度指标比较困难。世界价值调查(WVS)到目前为止进行了5轮调查,结果显示众多具体指标基本上可以归结于两个主要成分:传统vs世俗—理性主义;生存vs自我表现,这两个主要成分基本上可以解释70%以上的价值观差异。传统和世俗—理性主义价值的对比反映了宗教受重视程度差别,传统价值观社会重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尊重权威和传统家庭观念,反对离婚、流产、安乐死、自杀,而且往往有更高的民族荣誉感,这种价值观念会影响工资水平(Chiswick,1983)、学校入学率(Freeman,1986)和犯罪率(Evans et al,1995)等,世俗—理性主义价值观社会则反之;后一指标反映了个体价值观念多样化的趋势,随着工业社会转变为后工业社会,成功的工业化使人们消除了对经济和人身安全的疑虑,激发了人们表达自我和实现自我的想法,人们开始追求更多的物质之外的因素,比如政治、生活和社会环境的质量。因此,本文采用了传统/世俗—理性价值和生存/自我表现价值的评分作为文化因素测度指标。

参考GIL(1996)和Jonathan K.Hanson(2009)的样本并去除关键性数据不全的国家,最终选定36个国家1990-2007年的样本数据,这些国家包括:阿根廷,奥地利,白俄罗斯,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匈牙利,冰岛,印度,爱尔兰,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墨西哥,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美国,国家代码分别为:ARG,AUT,BLR,BEL,BRA,BGR,CAN,CHL,CHN,COL,CZ,DNK,EST,FIN,FRA,HUN,ISL,IND,IRL,ITA,JPN,LVA,LTU,MEX,NLD,NOR,POL,PRT,ROM,SVN,ESP,SWE,CHE,TUR,GBR,USA。

以各国每资本GDP平均年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率的指标,代表文化因素的解释变量为第2-5次调查的各国传统/世俗—理性价值(Traditional/Secular-rational values)与生存/自我表现价值(Survival/Self-expression values)的评分均值(分值越大表示理性主义或自我表现的程度越高);代表经济因素的解释变量有:初始每资本GDP(1990年);(调整后)平均储蓄率;平均劳动参与率(劳动人口/15岁以上人口)。数据来源于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 survey)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

2. 实证研究

每资本GDP增长率(1990-2007)与传统/世俗—理性价值、生存生存/自我表现价值的分值关系如下散点图所示(图1、图2)。从图1可以看出,每资本GDP增长率与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很小,Ganger检验的结果表明,GDPcap growth与tradrat、survself之间不存在明显Ganger因果关系。其中,中国(CHN)的经济增长率与传统/世俗—理性价值分值的关系表现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但总体而言,GDPcap growth与tradrat负相关,这与Barro,Mc Cleary(2002)的结论一致。事实上,一个传统价值观占主导的社会中(tradrat较小),人们更相信政府和法律体制,也更容易互相信任,但保守的文化也会固化个体行为模式、减少创新行为,同时维护超自然的权威,以及把行为人的行为导向非世俗事务在某种程度上会阻碍经济发展,影响方向主要取决于不同文化(或宗教信仰)的特征。

经济增长率(1990-2007)与生存/自我表现价值的分值之间关系同样近似表现为负相关系(如图2),这也符合Mc Clelland(1961)的结论,越重视个人经济成就,社会经济发展就越快。survself分值越大,表示社会价值观越多元化,物质财富不再是人们衡量幸福水平的唯一尺度,经济发展与人身安全等物质主义价值观的重要性程度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减慢

用36个国家的样本数据作的回归结果列于表。方程(1)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因素与文化因素做回归;方程(2)仅对经济变量(1990初始每资本存量、储蓄率、劳动参与率)做回归;方程(3)是对文化变量(传统/世俗—理性分值、生存生存/自我表现分值)进行回归。

模型2中,初始资本存量系数为负值(-7.97E-05),表示初始财富越大,经济增长率越小,不同国家的经济趋于收敛。储蓄率与劳动参与度越高,经济增长越快,储蓄率和劳动参与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分别提高0.165、0.047个百分点。模型3中,传统/世俗—理性分值、生存生存/自我表现分值系数均为负值,其中前一项系数为-0.055,它对经济增长率影响小于后一项(-0.524),同样,价值观的多元化(表现为survself值)意味着社会较低的经济增长率,但在模型1中,survself值的系数略大于零,这可能是由于模型3没有考虑初始财富对价值观多元化的影响。

对模型2和模型3进行嵌套检验。模型3(文化因素模型)预测值系数-0.34,t统计值为-0.646;模型2(经济因素模型)预测值系数为1.06,t值为7.287,因此,不能拒绝文化因素模型嵌套于经济因素模型的假设,而必须拒绝相反假设。

从上述分析看出,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度很小。模型1中,tradrat和survself的系数的统计值均不显著,且survself系数变为正值,比较表1的SC和AIC值,模型2(经济因素模型)的SC、AIC最小。总而言之,通过36个国家18年的数据研究表明,文化因素对预测经济增长率没有显著作用。

三、结论与启示

文化是一个社会中人们共同含有的观念、思想和价值观,规制着同一社会的不同当事人之间,或不同社会的当事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从本文对经济与文化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

首先,应当鼓励跨文化交流,文化交流越频繁,越有助于推动文化变迁,促进经济发展。文化资本累积如果仅局限于某国家或地区内部自发性的发展,不仅时间漫长,还有可能停滞不前,因此推动不同文化系统间的交流与竞争更容易促进价值观念的变迁,是积累文化资本、促进经济发展最有效的方法。

其次,需要理性对待各种理性主义和后现代价值观念,盲目追求个体价值、破坏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无益于社会经济发展。从各国经济增长率与传统/世俗—理性价值、生存/自我表现价值的分值的散点图来看(图1),发达国家鼓吹的现代化理念有可能阻碍经济发展,文化的变迁与创新必须适应于经济资本的现状与社会人文环境,否则将落入现代化问题的陷阱中,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

最后,本文利用世界价值调查到的个人的行为或态度作为文化因素指标,得出文化因素对预测经济增长率没有显著作用,这个结论可能导致文化因素被错误的忽视。实际上,这一结论可能来自于以下因素影响:一是样本选择缺陷,经过试验,使用不同样本数据做出的计量结果有较大差异(例如删去中国的数据后,计量结果明显改变);二是数据准确性问题,由于WVS的调查数据中(WAVE:2—5),部分国家缺少某1次或2次的调查结果,经济变量中也有部分国家缺少某些年份数据,这些可能导致数据准确性降低;三是衡量的指标选取不够充分,某些因素不能被典型变量代表(例如文化因素仅选择宏观的价值观指标,缺少创业精神、创新精神等微观指标)。

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文化资本的特征与文化变迁的动力机制,基于前人的研究方法利用WVS的调查量化文化因素,利用1990年-2007年间各国经济增长的数据研究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作用,这一结论可能导致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被低估,事实上该结论可能是由于样本、指标选择缺陷等因素造成。

关键词：经济增长,文化资本,文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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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山武术文化传承与变迁探骊 第10篇

梅山地区因长期与世隔绝在相对封闭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保持着原始生长状态, 其特征主要是拳法以模仿渔猎动作为主, 具有浓厚的生活内涵;逢节假日与祭祀联姻, 具有神秘的宗教色彩, 在对抗中拳打卧牛, 技法实用独树一帜。直至宋代, 随着历代中央统治者对梅山地区的多次征伐, 梅山地区开始并入中央版图, 封闭的梅山文化与外来文化互相交融, 其文化特质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 甚至湮没于历史长河。而梅山武术失去了赖以生存在社会基础, 直接导致其文化背景和内涵的缺省, 沦为一种乡土地方拳种。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热潮的涌动, 传承发展民族传统文化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首先是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下提升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认同的需要, 其次是抵制社会发展全盘西化的文化需求。在这个背景下, 研究梅山武术的传承与变迁可以更好的厘清梅山武术的本体特性, 从而有利于梅山武术的发掘和保护, 对于探索梅山体育文化现代化发展也有较强的理论研究价值。

2梅山武术文化的传承沿革

《宋史·梅山峒蛮传》记载:“梅山峒蛮, 旧不与中国通”, 梅山武术在长期封闭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中, 依存于梅山峒蛮的发展, 经历了原始的生存手段、战争技能到宗教祭祀内容的一般过程。古代梅山地区主要居住着百越和苗、瑶、巴 (土家族) 为主的少数民族, 这里地处雪峰山中段, 峰峦起伏, 山高林密, 人们长期过着原始生活, 为了求生和与猛兽搏斗, 则必须使自己具有强健的体魄和翻山越岭的奔跑能力, 并不断改造和创新与自己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健身炼身器械和工具, 学会和掌握了符合实际需要的格技动作和方法, 这就是梅山武术的萌芽。随着历史的发展, 人们对大量的攻防技法不断进行提炼和改造, 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武功形态和内容体系, 长期以言传身授的方式流传于世, 体现着一种山野文明的深沉原始特征。民族传统体育在现代社会中的延续与发展依赖于特定的文化和社会历史背景, 并在一定区域内发挥着特定的社会功能。梅山武术形成于生产劳动, 发展于军事斗争和宗教祭祀在这个过程中, 不管是服务于梅山峒蛮的生活生产实践还是为了满足战争需要、或是宗教祭祀的需要, 梅山武术根据历史发展的潮流不断被改造, 也是在这种改造过程中得以传承发展。任何一种文化在历史进程中都通过一定的方式或途径传播, 或资料记载、或口传身授, 并在传播过程中必然会与其他文化冲突、融合、乃至变异。宋代开梅后, 统治者几次大举移民, 梅山地区形成了多民族杂居、各种文化相互交融并存的状况, 梅山文化在梅山地区不再占有统治地位, 梅山武术也渐离于梅山文化作为一种地方拳种存在。社会发展到今天, 梅山武术在现代社会中的实践舞台大大缩小、形成梅山武术重要特征的封闭的社会基础已经被现代工业文明所取代, 现代梅山地区人们的生活节奏、生活方式也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不再是忙时追山赶猎, 闲来练武, 梅山, 已经彻底的融入了现代社会。

3梅山武术文化的变迁探骊

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 再到后工业文明, 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中, 是一个历时递进的过程。然而, 对于20 世纪后期走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由于全球化带来的特殊历史环境, 这种历时递进的社会文化形态却变成了共时共存的了。梅山地区也融入了由以农业经济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向以工业经济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历史转型中, 即在梅山地区, 仍然以农业经济为主, 但是新兴的工业经济及后工业经济也或多或少存在着。在这种背景下, 梅山武术的现代化存在形式是多样的, 在现在和将来的较长时期内将以多层次、多形态存在和延续, 呈现出多态并存的繁纷景象。

3.1 梅山武术文化的原生形态

所谓梅山武术的原生形态并不等同于原始形态, 原始形态是指在梅山武术形成期的社会背景下, 其主要的社会功用是生产手段和战斗手段, 是一种下意识的不自觉的形态。而原生形态是梅山武术形成体系之后, 延续了原始形态下的社会功能, 同时又从独立的功法套路练习以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 以及同宗教祭祀结合娱神自娱。这种形态自觉地、有意识地发展、传承整个梅山武术体系。

在现代社会中, 梅山武术的原生形态主要以“打”的形式存在于民间“把式”手中。在某些区域里, 梅山武术实际上仍依赖于民间的生产、生活、传统节日习俗乃至宗教活动而存在, 是民族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这些民间“把式”固守着祖先流传下来的武功典籍或口传面授某些功法套路, 也许有些功法套路在流传过程中被撰改, 但是总的来说这些“把式”手中的梅山武术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其原生形态的, 可以称之为原生形态。这些民间“把式”是梅山武术的承载者, 他们保存着最为原始的梅山武术文化, 同时固守着传统的门户之见, 随着他们这些老拳师的过世, 梅山武术的这种原生形态也将戛然而止, 从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承保护角度看,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3.2 梅山武术文化的次生形态

梅山武术的次生形态是相对原生形态而言的, 梅山武术与其他地区民族体育项目比较, 其封闭性、生产实用性更强, 娱乐、审美特征相对较弱。文化变迁时期,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一方面表现为人们价值意识的觉醒及其对价值的渴望和追求, 使受羁绊的欲望和被束缚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挥, 另一方面也使人更加意识到自我价值实现与社会文化价值体系转换的一致性。在开始注重传统体育文化发掘整理的今天, 梅山武术试图融入现代社会, 却无法处理好与生俱来的文化特征和现代社会价值取向背离的矛盾。随着近年来国家对武术运动发展力度加大, 尤其是1979 年国家体委发出《关于发掘整理武术遗产的通知》, 在整理过程中, 梅山武术也被作为武术遗产和稀有拳种进行抢救, 众多民间拳师纷纷献出自己的绝招, 这种情况下梅山地区的武术运动也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新化县连续被评为全国武术之乡。但是在具体实践中遭遇的尴尬是, 梅山武术是一种注重桩功、强调在狭隘山区的实际运用, 而现代价值取向却向更快、更高、更远的奥林匹克运动精神靠拢。晏西征在参加了第三届“全国武术之乡”武术比赛后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裁判员由于没有认识到继承传统武术的重要意义, 在评分时只注重力量、速度和高难动作, 对一些原汁原味的传统套路评分很低”。因此, 梅山地区武术院校在传承梅山武术这种地方拳种的态度上, 主要是用现代竞技规则对梅山武术加以改造的, 加入了大量腾空跳跃等难度动作, 只保留了梅山武术中少数动作, 这种形式的梅山武术适用了现代竞技体育规则, 迎合了现代竞技体育的审美观, 但基本上已经脱离了梅山武术“重桩功”、“拳打卧牛之地”的传统路子。梅山武术这种试图保留自身特色又试图融入竞技体育的状态我们可以称之为次生形态, 这种尴尬也是大部分传统体育面临的一个窘迫局面。

3.3 梅山武术文化的艺术形态

梅山武术与艺术的联姻可以追溯到原始宗教祭祀, 梅山蛮重祭祀祈福, 咏歌之不足,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在祭祀过程中跳大仙, 并揉入大量的武术动作, 并随着梅山蛮的繁衍而流传至今。正是这种渊源, 随着梅山文化研究的升温, 有研究者提出将梅山武术作为表演因素加以整合, 近几年梅山文化主题旅游的升温, 梅山武术也作为一种节目开始走向舞台向外来游客展示, 这种形态的梅山武术注重表演, 以满足外来游客猎奇探秘心理, 可以称之为“舞台上梅山武术。这对于当地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但是只能称之为表演形态而非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形态。由原始宗教祭祀嬗变而来的民俗节日承载了梅山武术的艺术形态, 这种形态下的梅山武术不为经济利益, 延续了原始宗教纯粹的心灵信仰。这种形态的梅山武术不是一种体育运动, 而是一种民俗艺术。

4结论

通过梅山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变迁, 可以探究出在农耕文化传统背景下, 乡土武术文化在社会变迁中表现出调试性和适应性。在其发展、演进的过程中, 社会生态的变迁是致使梅山武术文化变迁的主导因素。梅山武术活动衰落的根本在于社会的整合与武术活动整合之间的紧张、断裂所导致的梅山武术活动所承载的意义已基本不能够满足民众的需求。梅山武术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在构建梅山体育、塑造梅山体育文化、维护眉山地区秩序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 梅山武术文化的出路在于扩大或增值自身的文化内涵, 以适应其文化主体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的文化需求, 而梅山武术文化的变迁与适应, 正是通过解构与重构其功能、内容, 以及形式的动态作用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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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品：大众市场营销与文化变迁 第11篇

当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当奥黛丽·赫本(Audrev Hepburn)在1961年出演影片《蒂凡妮的早餐》(Breakfast at Tiffanv's)时，她用纪梵希品牌(Givenchy)来装扮自己，那时奢侈品还是少数人尤其是优雅的社会精英人士的专用品。当赫本穿上特意为她婀娜多姿的苗条身材所量身打造的时装后，她将奢侈品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尽管她在影片中所扮演的角色对这一切只能是梦寐以求而已：这部好莱坞的经典影片存在着一个自相矛盾之处，即赫本在影片中饰演的主人公霍莉(HoIly Golightly)透过蒂凡妮的橱窗所瞥见的那个世界恰恰是赫本身上所穿的那套行头。

到了1980年，一切都在变化。当波姬·小丝(Brooke shields)宣称她与自己的cK牛仔裤亲密无间时，这并非表明卡尔文·克莱恩(calvin Klein)的牛仔服是她的独有之物，而是说它为大众所拥有。赫本穿的是为她婀娜身段而量身打造的手工缝制服装，而小丝穿的却是现成的名牌牛仔裤成品，于是数百万普通人开始效仿她。

这种对比明显地表明了一种历史的、经济的和哲学的转变：从在电影中隐约出现到在广告中大肆炫耀，奢侈品在20年内迈入了大众市场。而且，颇有争议的是，它们已经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奢侈品位。

《新闻周刊》(Newsweek)文化记者丹纳·托马斯(Dana Thomas)在其新著《奢华：奢侈品为何已光华不再》(Deluxe HowLuxury Lost Jts Luster)中解释了时尚在过去的含义及其当前变化的趋势。奢侈品产业过去是围绕着向能够负担得起奢侈品的少数人提供最精美的手工制品来定位的，如今这项产业已经变成了一棵全球化的摇钱树。托马斯用纪实性的材料描述了这个变化过程。这个年产值高达1570亿美元的庞大产业对于全球市场营销和利润率的促进，远远超过了以前那种高度精细、优雅和专有的奢侈品行业的作为。

关于时尚的起源，托马斯为我们介绍了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路易·威登是一名旅行包制造商，正是出于对箱包标准化设计的反感和厌恶才激励他开创了世界上第一代旅行系列奢侈品。在书中，我们还结识了著名的可可·香奈尔(coco chanel)，其旗下品牌“NO.5”香水创造了每30秒售出一瓶的销售奇迹。普拉达(Miuccia Pmda)和乔治·阿玛尼(GiorgioArmani)等仍然健在的设计师也在这本书中展现了风貌。

托马斯还带着我们踏上了世界之旅。我们参观了法国南部的一家花卉农场，在这里，一种家庭作坊式的小型农业活动培育出了特殊的千叶玫瑰，千叶玫瑰是制造香奈儿“No.5”香水的精华。我们还看到，在位于巴黎的路易·威登工厂工人们用手工缝纫出高档箱包。而当我们走进中国的工厂时，便发现这里正以廉价成本秘密地大规模生产各种奢侈品。我们还探访了中国、俄罗斯和印度数量激增的奢侈品市场，在这些地方，新贵们对名牌产品的渴求永无止境。我们了解到檀香山的某条街道是怎样发展成为购买奢侈品的日本游客们的一个旅游胜地的。我们还发现了拉斯维加斯是如何成为一个实现奢侈品的新型民主理想的中心的：在这座城市里，发财与破产不过是转瞬间的事，对于那些梦想着无阶级社会有朝一日变成现实的人来说，这座城市现在成了他们的一个精神支柱；在无阶级社会里，人人都能平等地获得最高档、最时髦的、象征崇高社会地位的商品。在这本书中，我们还认识了好莱坞的几位设计师，参观了几家品牌折扣店，并访问了几家网上奢侈品精品屋。

托马斯把引人注目的人物简介与敏锐的市场分析结合在一起，向我们描述了20世纪那些个人工匠们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知名品牌的名称。她这样写道，量身定做的女性服装业因其高度个性化的特点，其业务发展必然受到限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该行业的业务模式向具有无限利润空间的大众市场模式作出了让步。于是，克里斯汀·迪奥(christian Dior)、皮尔·卡丹(Pierre cardin)等设计师开始将自己的名字注册成商标，以便在销售非专有制造的产品时收取版税。不久，伊夫·圣·洛朗(Yves Saint Laurent)又引进了左岸(RiveGauche)系列品牌，针对的是比较年轻的人群，价格更低。随后不久，“金字塔”模型便合乎时宜地涌现出来：真正的女性时装奢侈品位于塔尖，专门针对极端富有者；出自同一批设计师之手的成衣是专门针对中产阶级的；还有一系列范围广泛、普通人能承担得起的香水和装饰品，是专门针对大众消费人群的。

这种“金字塔”模型转而又为奢侈品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当时，大型企业将分散的小型家庭手工业转变成了一种大规模的企业集团。例如，路易·威登现在就是LVMH(路易威登·酪悦轩尼诗)集团旗下的一个品牌。LVMH是一个拥有50多个品牌的国际集团。如今，奢侈品已经趋于合并。奢侈品行业中60％的商业活动集中在35个品牌中，这些品牌中最知名的当属路易·威登、古驰(Gucei)、普拉达、乔治·阿玛尼、爱马仕(Hermes)和香奈儿，它们全都归属于独立的大型集团公司。路易·威登每年的销售额接近40亿美元，而其他品牌每年的销售额同样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每个品牌每年能捞进10亿多美元。

奢侈品：一个脆弱的自相矛盾

这场变革中的关键人物是法国企业家伯纳德·阿诺特(Bernard Arnauh)。阿诺特在《福布斯》(Forbes)2006年世界富豪排行榜中名列第七，他是通过走后门进入时尚界的。1985年，当时身为一名退休商人的阿诺特想要寻找一项新的挑战，于是他便以15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正在苦苦挣扎的克里斯汀·迪奥品牌，并打算彻底改造时尚行业。如今，阿诺特经营管理着LVMH集团，该集团旗下的品牌包括马克·雅可布(Marc Jacobs)、唐培里侬香槟王(DomPerignon)、娇兰(Pucci)、芬迪(Fendi)和唐娜·凯伦(Donna Karan)等。在收购克里斯汀·迪奥品牌之后的20年里，阿诺特垄断了全球奢侈品市场。2005年，LVMH集团的销售额达到了181亿美元，利润高达35亿美元。2007年上半年，LVMH集团公布的数据显示，其利润与2006年相比增加了16％。

在将奢侈品引入大企业所在的商业世界的过程中，阿诺特对奢侈品产业的改变是不可磨灭的。如今，时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显而易见，也更加广泛地接触到

了大众。你不仅可以在亚马逊网站上购买古驰手表、鞋子和钱包，还能在Target网站上买到杜嘉班纳(Dolce and Gabbana)香水；此外，Sunglass Hut网站上还出售宝格丽(Bulgari)、范思哲(Versace)、杜嘉班纳(D&G)、普拉达和佛莱格默(Ferragamo)品牌的太阳镜。当你候机时在机场购买奢侈品也变得轻而易举了，各家航空公司正在宣传推广多种旅游套餐，专门针对那些打算购物度假、买东西买到手软的购物狂们。1997年，LVMH集团的一名董事曾对《福布斯》杂志说过这样一番话：“奢侈品的享用是超越各个年龄、种族和地域限制的。我们的眼界已经开阔了许多，不再只局限于富人阶层了。”

但获得和享用奢侈品的便利性却突出了一个事实，即奢侈品已经不同于往昔。托马斯解释说，“大量生产的奢侈品”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语。她在书中这样写道：“个人的沉溺与炫耀性消费之间的矛盾是当今奢侈品行业的一大难题。”她还指出，奢侈品产业真正从事的活动逐渐变得不是生产真正奢侈的商品，而是要在削减成本的同时假装质量能够继续保持上乘。

正因为此，尽管奢侈品产业利润丰厚，却受限于一个脆弱的自相矛盾之处。名牌商品曾经只为少数特权者所独有，如今已变成了任何人都能拥有的民主化商品，但是这样一个行业要想变得民主化，唯有失去自身的个性，从而也就会危及其经济可行性。奢侈品的神秘性必须能够超越市场的变幻莫测。正因为人们认为奢侈品可以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因为按照其字面含义，它的价值是永恒的、超越时空的)，所以应对其制定一条不容改变的经济底线，即它的股票价值决不能下跌。

奢侈品必须保持相对高的价格。电脑、手机等昂贵商品降价时，我们便买得起了，这时我们一定会鼓掌称赞，但奢侈品产业并不是也不能按照其他消费行业的法则和惯例来运作的。手提电脑逐步降价意味着我们的主流文化正在吸收更大的技术能力，但奢侈品的同义词却是花费、开支。在奢侈品的世界里，廉价意味着劣质。当利润动机增强使得产品质量有所下降时，我们是否应该不介意?托马斯描述了这样一件事，2002年她花500美元买了一条普拉达的裤子，可第一次穿，裤子就裂开了。

品牌的光环

大众市场营销就这样永久地改变了奢侈品的含义、目的和功能。你依然可以以高价购买名牌商品，但你很有可能更多地是为买一个品牌而花钱，而不是为买一件奢侈品而买单。拥有和享用奢侈品已不再是一种私人的、难以磨灭的、带有特权性质的体验，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公众的、肤浅的、不断变化且极易得到的商品，这就意味着它不再是奢侈品了。今天，当我们为一个奢侈品品牌买单时，我们购买的已不再是一种体验，而是一种形象；不再是商品的质量，而是它带给我们的幻觉。总之，我们所买到的只不过是品牌的光环而已。

对于这一点，我们当然是非常明白的。每次当我们提及名牌物品并将其作为身份的象征时，我们都在承认这个事实，而奢侈品制造商也清楚我们明白这一点，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永远不知疲倦地将其品牌标识贴在商品上。LVMH集团设计师马克·雅可布说：“当你看到路易·威登的商品时，你会发现它是一件大批量生产出的奢侈品。路易·威登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它没有必要将自己的标识隐藏起来，因为它本身就带点炫耀的味道。”托马斯在谈到奢侈品所展现出来的民主化前景时，可谓是剖析准确、一针见血。她这样说道：“以路易·威登为代表的奢侈品产业与麦当劳如出一辙，这个奢侈品产业的领导品牌拥有上百万傲人的销量，显然，它在所有的顶级旅游景点都开设有分店，而且通常距离麦当劳的门店很近。此外，它的标识也和麦当劳的金色拱门标识一样容易识别。”

我们在此想表达的主要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回到只有少数人能承担得起好东西的旧时代，而是说，我们应该警惕某些营销伎俩，它们企图利用的正是我们对于一种不可能的事物的欲望。这一不可能的事物便是：一个既能真正民主又真正具有专属性的奢侈品市场。

隐藏在奢侈品背后的许多神秘感都取决于一个设想：这些奢侈品都是由熟练的欧洲技工们手工制造出来的。但事实证明这种神秘感纯属子虚乌有。爱马仕已公开将其缝纫围巾的活儿外包给毛里求斯的工厂。路易·威登近日也宣布计划在印度开办一家制鞋工厂阿玛尼雇用了许多中国劳工。

以上这些品牌对于自己的行为可以说是诚实坦率的，但有些品牌，如普拉达，虽然声称自己不会将生产制造的活儿外包出去，但如果仔细查看某些普拉达的产品，就会发现“中国制造”的标签被巧妙地隐藏了起来。巴宝莉(Burberry)有意把其外包的范围说得小一些，拉夫·劳伦品牌同样如此。一些奢侈品品牌的确是想方设法坚持在欧洲进行生产制造，可它们却依靠非法外来劳工降低成本。

廉价奢侈品的行情如此看好，以致假冒商品常常在主要的零售网点大行其道。芬迪、古驰、唐美·希绯格(TommyHilfiger)和路易·威登控告沃尔玛销售假冒其品牌的廉价服装和装饰品。好事多(Costco)也被人发现销售假冒商品，而亚马逊网站和易趣网(eBay)则更是成了臭名昭著的假冒伪劣商品倾销站。2004年，蒂芙尼(Tiffany)控告易趣网，声称该网站销售的蒂芙尼商品中有80％为假冒商品。2006年，LVMH集团也对易趣网提出了诉讼，理由是该网站销售的路易·威登和迪奥产品中有90％为假冒伪劣商品。

托马斯认为，总而言之，无论我们拥有的名牌商品是真是假，我们都是以过高的价格买下了这些粗制滥造的商品。她暗示说，归根结底，这都是因为我们为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而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在这个勇敢的新世界里，专屙胜变得民主化了，个人的身份得到了确认，甚至还会因其服装上的标记而得以提升。

这些奇怪的变化被1985年的影片《回到未来》(Baek to the Future)中的一个情节简明地表现出来。影片中的主人公马缔(Marty MeFly)被带回到1955年，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每个人都不停地叫他“卡尔文”(Calvin)。当他对此发出疑问时，却得到了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回答：“噢，难道那不是你的名字吗?你的内衣上不是写满了这个名字吗?”

这句巧妙的台词也是对时光变迁的讽刺性评论，它表现了奢侈品品牌的大众市场营销所带来的微妙但又确实存在的文化变迁。中世纪时，青少年穿的汗衫上的名字只能是他自己的名字；而到了世纪末，内衣上的名字却将内衣的所有人(可以是任何人)与设计者混为一体，从而赋予了衣服主人一个借来的身份。在影片中的这个笑话里，这个男孩的名字就与服装品牌的名字混同起来了。

如今，随着经济紧缩，我们对奢侈品的控制也在紧缩。《新闻周刊》最近报道说，人们正在减小家居面积，但还保留着花岗岩台面板；有意减少惠顾星巴克的次数，但会购买蒸馏咖啡机在家里自制更便宜的极品咖啡。人们也在削减手表、珠宝和手提包等装饰品的数量，但真正的奢侈品却依然保持着稳定的销售额，因为它们向来是超越大众市场营销的。尽管近来金融市场不稳定，但蒂芙尼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第二季度该品牌的单店销售额上升了17％。

一年前，奥黛丽·赫本在电影《蒂凡妮的早餐》中穿过的一条黑色纪梵希裙子在拍卖中122807000美元的高价被售出，相信影片中的主人公霍莉不会对此表示异议，还有LVMH集团主席伯纳德·阿诺特也会表示赞许，因为纪梵希品牌现在已为LVMH集团所拥有。

城市标志性建筑与城市文化变迁分析 第12篇

城市是历史文化的容器, 城市是人类诗意栖息的地方, 城市是人类追求和实现理想的见证。

在城市中, 建筑都是城市中重要的风景线之一。在城市中, 建筑师构成城市的重要的一部分, 建筑也是展示城市风采的重要一部分。城市建筑和城市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城市建筑具有城市地域性的表现, 是城市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城市建筑在反映城市文化的同时, 也影响着城市文化的发展方向。

2我国城市标志建筑面临的问题

(1) 城市特色的丧失。

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给现代社会带来了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环境恶化以及相应的精神危机、文化危机和社会危机。城市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城市固有品质被破坏。到处是相同的建筑, 近似的城市, 使人感到千篇一律, 千城一面。

(2) 忽视历史传统及文化内涵。

随着人们的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 人们进而追求更多的精神需求。人们生活的多元化, 精神生活也要求多样化, 高技术导致了高情感的需要。人们的社会文化心理有了变化, 感到现代主义忽视历史传统及文化内涵, 忽视建筑意义的表现;现代主义建筑那种抽象的几何形体给人以冷峻、陌生、空漠之感;国际式的方盒子千篇一律, 使人厌倦。

(3) 城市发展中对历史文化的破坏。

由于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文化意识和文化直觉至使中国大多数城市原有的秀美而壮观的市容早已消失在20世纪追求西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各地急于快速发展在城市的大建设高潮中往往存在着对传统文化的破坏。这种破坏与“建设”在许名地方已成为习惯。

我们失去的不只是几座旧城风格而且也同时失去了城市的多姿多彩的面貌特色失去了建筑和公共环境艺术的特性。

(4) 盲目地模仿使城市失去个性。

伴随中国的改革开放。各地陆续迎来各国的建筑设计师。如今形形色色的建筑流派铺天盖地而来。建筑市场上光怪陆离使得一些并不成熟的中国建筑师眼花缭乱。由于对本土文化缺乏深厚的功力。因此尽管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他们却不知从中汲取养料中国的建筑师开始迷失自己找不到发展本国传统建筑文化的方向有关人士惊呼“我们正在失去自己的城市建筑文化”。

3探索城市建筑文化发展之路

3.1从我国古代文化积淀中寻找传承

即便是新现代主义建筑, 其构成元素仍然可以在广泛的传统文化中加以汲取。对一些历史文化名城而言, 应进一步突出“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和个性”, 在未来的城市建设中, 要认真学习和研究历史文化, 让厚重的历史文化, 成为文化名城的坚实基础。在这方面, 作为城市建设的决策者和实施者, 尤其需要进行认真地反思和积极地实践。

3.2从国际经验中汲取养分

随着对外开放度的日益提高, 各级领导干部和专业人士到国外城市考察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 为研究和借鉴国外城市建筑文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作为现代文明的发源地, 欧洲建筑的地域性和文化性至今仍被大多数人奉为经典;北美地广人稀, 缺少历史文化根基, 许多建筑是工业化的产物;日本的许多建筑是学习西方、结合本土的典范之作, 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不少;我国港台地区商业化浓郁, 建筑的实用性突出, 留给文化发展的空间较为狭窄。当然, 如果无视中国历史文脉, 将所谓“欧陆风格”、“北美风情”的“标签”硬贴到我国城市建筑上, 势必弄巧成拙。

3.3在构筑城市建筑文化过程中, 应从大处着眼, 小处着手

(1) 合理运用现代的设计理念和手法。

现代设计必然要体现时代精神, 以富有文化理念的城市设计引领建筑设计方向, 并充分运用现代科技, 以使城市合乎时代发展趋势和文化发展方位。从具体规划来看, 要从整体布局入手, 重视单体建筑与周边环境的互补与协调, 努力克服房地产孤立化开发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如单个楼盘开发容易出现相关的市政、商业、交通及文化娱乐等配套设施的重复建设和铺张浪费等。

(2) 适当借鉴后现代主义的做法。

上世纪60年代西方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起源于对现代建筑带来的千篇一律和缺乏人情的批判, 在新建筑上用符号的形式体现传统。实际上后现代主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教训同样值得记取, 比较合理的做法是用现代手法把中国传统建筑意境和文化融人现代建筑空间。比如, 在老街区的改造中, 可以依托老建筑的外形, 外加一些新的设施和符号, 赋予新的功能, 使老建筑获得新生。有的街区可以保留局部的老建筑, 同时要求新建筑必须与老建筑以相近的体量和风格, 以取得新建筑与周围古建筑的和谐。

(3) 对次新建筑进行“文化”改造。

改革开放初期的大量建筑已经成为不少城市建筑文化的不协调因素, 应该且可以加以改造, 努力以较低的代价创造新的城市价值, 完全不必一切推倒重来。运用整体性原则, 走创新设计与历史街区保护和改造并重之路, 更能提升一个城市的文化品位, 更能使一个城市进发出勃勃生机与活力。

摘要：结合城市文化与城市建筑的关系做了一定的分析, 针对我国目前城市建设的发展现状和问题, 提出相对应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城市建筑,标志性建筑,城市文化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