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文化范文（精选12篇）
温州文化 第1篇
百越人是南方的少数民族, 他们有着独特的民族文化特点, 因而形成的语音与词汇也是适应本民族的文化特征的。侗台语的词汇是百越人根据本地的事物与交流的需要所创造的, 这样便形成了温州方言词汇的最初体系, 即侗台语词汇体系。随着历史的发展与朝代的更替, 我国的版图时常发生变化, 少数民族与汉族聚居地时而融合, 时而分离, 政治与文化中心的转移, 战乱纷争的爆发, 以及政策要求等原因, 使得我国人口流动逐渐加快与扩大, 各区域间人们的交流日益频繁。温州方言及词汇体系也在这种交融中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现成了现今的温州方言。
现今的温州方言及词汇体系的形成大体上有以下几个阶段:汉代以前, 温州人的祖先说的大多是侗台语。根据基因调查, 大部分南方人的基因与北方汉族人差异明显, 更加近似于古代南方的少数民族。这也许就足以证明, 现代的南方汉族人口是由古代的南方少数民族演变而来的, 而非来自北方汉族。通过对史书的进一步分析, 也同样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因而可以推论, 南方汉人说的南方汉语并非是由北方汉语演变而来的, 而更可能来源于南方少数民族的侗台语。西晋“永嘉之乱”, 使得北方汉语与侗台语开始融合, 北方汉语词汇也开始进入到侗台语的词汇体系中, 这就形成了现代温州方言词汇体系的雏形。“永嘉之乱”前后战乱分起, 北方地区五胡乱华, 致使中原地区陷入了长达130年之久的混战分裂状态, 大批北方战争难民涌向南方, 其中的小股北方汉族也开始移居江南等地。北方汉族的涌入使得百越人与之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广泛接触, 就需要一种统一或者相近似的语言作为他们沟通的桥梁。于是, 百越人开始学习北方汉族先进的文化、技术的同时也开始学习汉语。从此, 百越地区开始同时流行侗台语与北方汉语两种语言, 百越人与同族人说侗台语和北方汉人说汉语, 出现了双语现象。然而百越人所说的汉语不甚标准, 其中夹杂着大量的侗台语, 语音、语序也存有浓厚的侗台语特征。由于百越人使用的混合式汉语主要以与汉人交流、沟通为目的, 因此只要汉人能听懂便不再深究。到了南北朝时期, 南方的百越人在经过一系列进一步的熏陶与演化之后逐步汉化, 而北方汉族也渐渐与南人融合, 形成了现在真正的南方汉族人。北方汉语的影响力随之扩大, 使用人口和使用地域十分庞大。这一时期, 北方汉语进一步同化了百越人原始的语言, 百越人本族的侗台语中吸收了越来越多的汉语成分, 侗台语的特征逐渐减弱, 形成了如今的汉语南方方言的一支——吴语。温州方言就属于吴语的支系, 也是这个时期, 温州方言及词汇体系也基本成型了。
其实, 虽然温州方言词汇和吴语词汇一样, 有一部分常用词汇来自北方汉语,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词汇都是外来词汇, 还有绝大部分的“底层词”来自原始的百越侗台语。大多是一些特有的名词或者语气词等, 是一些在交流中不常用的或者不影响交流与沟通的词汇, 也正是因为不常用, 这些侗台语的词汇才得以保留至今。在此后的几百年里, 我国还发生了许多次朝代更替, 政治经济中心也数次南移, 南北融合更加紧密, 吴语地区的方言受到了更进一步的汉化, 如宁波、杭州、嘉兴等地, 这些地区的方言已经鲜少有侗台语的特征了, 与北方汉语十分接近。然而同属吴语语系的温州方言却仍然与北方汉语差异颇大, 温州方言也因此成为吴语语系中最晦涩难懂的方言之一。这是因为温州方言相对于其他吴语语系中的方言来说, 保留着更多的古代百越侗台语词汇, 更加原始与古老。
经过几百年的融合与转化, 现今流传的温州方言还依旧古香古色。温州方言在南宋时已近很有特色了, 这从戏文《张协状元》可见一斑。宋末永嘉文人戴侗的《六书故》大量采录家乡的温州方言的俗语俗字俗音, 充分表明当时温州话已很近今语。就拿戏文《张协状元》来说吧, 温州方言中把“东西”叫做“物事”。《张协状元》共有“物事”11例, 如第八出:“ (净) 你来劫我物事。”第十二出:“两桶三桶臭物事, 也一担担。”又:“ (旦) 你却又惊。 (末上) 剑诛无义汉, 金赠有恩人。我教孩儿送些物事来, 怎地不见归, 自在这里厮吵, 如何!”。再如“相打”。温州方言中把“打架”叫做“相打”。清·光绪二十六年《盛湖志补》:“斗欧日相打。”《张协状元》共8例, 如第八出:“下山去借一条棒, 更相打一合。”第八出:“ (净) 我是浙东路处州人。相槌相打, 刺枪使棒, 天下有名人!”。可见《张协状元》中采用的词汇已经与现在的温州方言词汇在词序、结构等方面基本一致。
温州方言能够原始的流传至今, 究其原因, 这和温州的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分不开, 三面环山一面朝海, 古时交通闭塞, 没有陆路与外界相通, 想要与外界接触必须走水路或者山路, 非常困难。我国历史上的几次文化南移, 对于地处浙江南隅的温州来说, 影响相对较小, 因而温州方言较少被北方汉语同化, 从而使得温州方言较好的保存了古老的文化特征及词汇体系, 最终成为了今天的语言“活化石”。
参考文献
温州酒文化 第2篇
中国酒的历史源远流长，酒的文化更是博大精深。而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民俗风情，也就孕育了不一样的酒文化。
温州，沿海港口城市，位于中国东南部，瓯江下游南岸，为中国浙江省辖市，简称“瓯”。独特的瓯越文化的熏陶下，也形成了独特的温州酒文化。
在温州，人生值得纪念的日子摆酒请客，称之为喜酒。每逢这些日子，亲戚乃至朋友、同事要来庆贺，参加盛宴，赴宴时要送礼，温州人称“礼”为“人情”，故把这种宴会称为“人情酒”。如：
三朝酒（《温州词典·习俗》：“三朝：结婚和孩子出生的第三天，都叫“三朝”，主家要摆酒请洗生婆和女客。”）
满月酒（《温州方言词典》：“满月酒：庆贺婴儿满月的酒筵。”）
对周酒（《温州词典·习俗》：“对周：孩子周岁，俗称„对周‟、„对对‟。……主家发贴请客吃酒。”）
结婚酒（《温州方言词典》：“结婚酒：今指婚礼上招待宾客的酒席。酒席的规格比较高。酒席进行中，新郎新娘要敬酒。”）
寿酒（《温州词典·习俗》：“出生日的逢十年此月此日庆贺称为作十，一般逢三十岁、五十岁作十，四十不好听，避作十。六十岁以上逢十称作寿。作十作寿都摆酒。”）
除了“人情酒”，温州人还有一种酒席称作“福酒”，专指拜祭天地神灵及有关佛事的酒，有些地方还把吃酒那天作为节日来过。其他一些非正式但常见的酒席，如结义酒、拜亲爷酒、斗拢吃（温州话“拢”音“伍”，平常无事，熟人如邻居、同事等即兴聚餐，吃后平均派款，或先聚钱欢饮。）等，统统称为“社交酒”。
温州的酒桌上，坐位讲究。正坐朝门的两个位置，称为上横头，左面的一位最高，称为朝天位，右面称为上位，上位的对面为下位，位最低；上横头的左面靠朝天位的那个位子为头位。排好坐位入席后，温州最有特色的饮酒习俗——劝酒便要登场。敬酒大多为礼仪和表示尊敬，劝酒则是体现热情，但过度的热情也往往带了一点的压迫性。温州酒桌上的劝酒者都极为卖力：
（1）轮流向主人劝酒：因为带了恭贺的意思，主人不得不喝，漂亮的理由越多，主人喝的杯数越多，而且不同的劝酒者，理由可以重复，所以主人家会喝得很多，哪怕喝不下了也得硬撑下去；
（2）接替主人向来客劝酒：与主人关系密切的人，大多会在主人劝酒后，再接替主人向来客劝酒，一般是感谢大家到来和祝大家玩的愉快，这种劝酒者会向每一个来客劝酒，所以酒量不够的主人家都会请一位酒量极好的友人陪座，让来客能喝得尽兴；
（3）被全体劝酒：温州酒桌上有很多默认的规定，凡是符合了默认规定的，都会被全体劝酒。如位置相对的两人应当喝一杯，鱼头所对的人和鱼尾所对的人应当喝三杯，头位坐的人应当在开席前先饮一杯，酒席的迟到者先要自罚三杯。诸如此类的酒桌默认规定很多，极容易被全体劝酒；
（4）异桌劝酒：当酒席不止一桌时，大都会有异桌劝酒。一般相熟之人都会坐在同一桌，不同桌的人互相可能不认识或者认识但不是很熟，所以在酒席过半，酒兴已起的时候才会开始异桌劝酒。异桌劝酒俗称“打通圈”，即在当下大多是圆桌酒席时，劝酒者向异桌的每一个人都劝一次酒，结束时正好饮满一圈。异桌劝酒能使人在酒席上多认识朋友，在人脉很重要的现今温州，很是流行。
劝酒是温州很有特色和最常见的酒桌景观。温州人大多经商，常年在外，只有正月酒席时能聚在一起，于是总觉得喝得少不够开心，劝酒劝得极其卖力。而且经商之人极重人脉关系，酒桌上饮酒劝酒能加深相互的熟悉度，对人际交往有促进作用。但是，适度的劝酒能助酒兴，过度的劝酒就容易引发问题：
（1）过度饮酒。酒桌上大肆劝酒的风气让很多极重面子的人硬撑也要把酒喝下去，甚至为了保证不会醉酒倒下，中途去卫生间扣喉。不论是过度摄入酒精还是扣喉都是对身体健康极为不利的，容易引发多种疾病；
（2）引导餐饮不良风气。正常的酒席应当是就食为主，饮酒为辅，相互之间交流谈心，其乐融融。但过度的劝酒，让就席的人们往往很少吃东西，总是在劝酒与被劝酒的循环中不停饮酒，交谈的内容大都也是劝酒词，让酒席乏味无聊，重复而令人生厌。事实上，空腹饮酒不仅易醉而且伤身；
（3）容易造成腐败消费。劝酒是温州城市的习俗，在政府公款消费的酒席上亦是如此。而在一个极其强调酒的档次的酒席上，还在强劲地劝酒加大酒的消费量，容易使公款消费的酒席消费太高，造成腐败消费。
所以，温州应当形成了良好的劝酒风气：
（1）对长者，特别是对老人，只敬不劝；
（2）对谦酒者不怂恿，如某位在自己的杯中放上少许残物，表示谢绝注杯时，同桌就不多劝；
（3）不强求干杯，心意尽了就好；
（4）对女人较照顾，要求自量；
（5）近年来自备汽车增多，凡对车司不但不劝酒，反而应劝其免饮；
（6）好饮，但多不滥饮，注重身体健康。
在温州，劝酒是文化，酒宴饮酒的忌讳也是文化，尤其是言语行为上的忌讳：
（1）忌说“滚”、“翻”。引申为“翻滚”义，如船翻说作“船滚爻”，海岛渔民最忌此音；
（2）忌叠盘。即忌将盘子在桌上叠着放，不论是刚上菜的盘或是空盘，都忌叠放；
（3）使箸（筷子）忌戳指。即不要将食指翘起，象老是指着人似的，很不雅观，有失礼貌；
（4）忌掏配。温州方言称菜食为“配”，即要求不要在盘中乱翻挑食；
（5）忌说各种不吉利、不卫生、不文雅话语。因为这样会倒胃口，影响饮食情绪。
温州的地方酒文化和其他文化一样，有精华有糟粕，我们要学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着良好的酒文化，酒精神，也就能更好地促进城市的文化精神的良好发展。最后，以一段温州旧时婚宴的《劝酒歌》（温州文成畲族语）作为结束。
一盏酒哩劝亲翁，亲翁吃酒面红葱；养育小女功劳大，今日奉献酒三盅。
二盏酒哩劝亲家，吃杯美酒笑哈哈；两家作成百年合，永久同心结琵琶。
三盏酒哩劝大舅，大舅吃酒眼泪流；从小姐妹作阵大，分开好似手足丢。
四盏酒哩劝姐妹，姐妹吃酒紧相催；小时姐妹同出女男，姐今嫁了就嫁妹。
五盏酒哩劝阿公，阿公吃酒放面风（沉下脸色）；女大当嫁是本份，不用留恋娘家中。
六盏酒哩劝凯姆（嫂嫂），凯姆吃酒没奈何；在家姐嫂同作息，如今独自奉公婆。
七盏酒哩劝六亲，六亲吃酒笑盈盈；贺喜姻嫁多和合，祝愿夫妻久同心。
八盏酒哩劝媒人，媒人吃了就起身；一头来讲人嫁女，一头去讲人攞亲（娶亲）。
九盏酒哩劝行郎（抬轿人），行郎吃了起身扛；这边上轿红花女，那边落轿是新娘。
红蜻蜓：温州“文化沙漠”的思想者 第3篇
一派生机盎然的繁忙景象，涌动着与生俱来的商业智慧；在外部的争论和内部的不争论中，用行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奇迹；他们是中国最成功的，也是最大的商业族群，他们拥有一个令人艳羡的名称“东方犹太人”
——温州。
当今天的学者们试图用“永嘉学派”的只言片语来解释温州现代商业文化的历史根源时，却发现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就在两年以前，绝大部分第一代的温州商人回首创业初衷时，归结起来却只有一字：“穷”！当20年前温州人的脊梁已经无法承受生活之重的时候，他们选择突围的方式或许更像200年前美国的西部牛仔。
“永嘉学派”无法在几百年前造就一个堪比“徽商”、“晋商”的商人群体，而近代生存的危机却把温州人一步一步推向了创造历史的巅峰。今天当温州人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时候，却诧异地发现自己和身边的人除了谈论“赚钱”之外，在其他的文化上几乎陷入了“荒芜”的境地。
温州人如今的“文化寻根”情节并非是想要为自己粉饰些什么，而是在为这座城市和企业的未来感到担忧。没有文化的传承，城市和企业又该何去何从呢？而温州所需要的文化又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温州正在创造着中国未来“正统”的商业文化，一种崭新的文化体系。当一种文化兴起的时候，这个地区必然是思想和经济异常活跃的地区，而温州恰恰符合这样一个特征——当“股份制”、“财团”、甚至是备受争议“炒房团”出现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为温州人的胆大和睿智而折服。
作为商业文化的代表，思想型的温州商人正在崭露头角。他们或是奉行拿来主义，将世界上最优秀的管理和经营模式融入自己的企业文化；他们或是植根于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沃土，将传统文化的精髓发扬光大。
而谈到这里，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红蜻蜓集团的董事长钱金波和他的鞋文化博物馆。
感悟：潮流的轮回、文化的延续
红蜻蜓的总部坐落在温州永嘉的瓯北镇，与温州市区隔江相望。
鞋文化博物馆设计大气华丽，历史的沉重让博物馆有一种令人肃穆的感觉。明暗不一的灯光映射着每一款不同时代的鞋样，似乎都在诉说着一个或动人或辛酸的故事。站在那双硕大无比的绣花鞋前，笔者不禁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这些早已过气的东西究竟能够带给现在或未来的红蜻蜓什么呢？难道仅仅是供人参观？”
这种想法思路印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钱金波几乎在面对外行的参观者时大多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他说：“在我们的鞋文化博物馆里，是把从远古时代开始的历代历朝的鞋子的演变历史做了些展览。但在博物馆里，你可能无法看出，这跟红蜻蜓的鞋子、市场、卖场到底有什么联系。是的，这两者之间看上去好象毫无关系。在我们红蜻蜓十年来对鞋文化的研究过程中，悟出了两句话，一句话是：潮流的轮回。另一句话是：文化的延续。”
在钱金波的眼里，红蜻蜓的产品里面，每一双鞋都有它的特点，都代表了一个朝代、某一时期、某一些阶层的特色和风格。“任何现在最流行的东西十年后它可能又是最流行的。我们的鞋履从尖的变成平的，从高的变成矮的，其实它整个的变化，都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和潮流的轮回。在这个潮流的轮回中，我们一直让我们的设计师，在每一季产品的设计计划拿出来之前，到鞋文化走廊上开会，让他们去感受什么是一种轮回，什么是一种延续。让他们从这里找到一种感觉，去寻找如何针对我们今天的市场去做一些改变的思路。曾经在中国皮革设计大奖赛上，我们红蜻蜓的参赛产品获得特等奖、一等奖。我们的特等奖的概念是这样的，把一对荷花放在鞋子脚背的两块皮上，这两块皮就是一对荷花。很多专家在审定这个产品的时候就发现，这双鞋，它的工艺、它的技术、它的用材、它的设计，都和其他产品没什么两样，但是它有一种文化的元素在里边。宋词里头有一句：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这个设计刚好符合这个意境。所以，文化就延续到我们的鞋子中来了。” 钱金波如此说道。
钱金波现在还在长江商学院就读MBA，他记得院长经常提到一个问题：长江商学院是培养世界级CEO的，同时世界级的CEO下面必须要有世界级的设计师来设计出他们的产品，但是这些设计师是从哪里寻找灵感的呢？
“世界上著名的设计师大多都是从博物馆和教堂里寻找灵感的。”——在2005年的一天，钱金波从一位海归派的教授那里听到了这样一种答案，当时他第一个念头就是，我在10年前就已经做了这件事。
让设计师到博物馆里寻找灵感！钱金波深深感觉到鞋文化和博物馆，仅仅都只是工具而已。如何更多地启发自己所有的员工，启发同行，红蜻蜓要的不仅仅是做皮鞋，而是要把文化的延续和现代的设计相结合，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产业文化的营造上。钱金波说：“这是我们建立博物馆的初衷。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没有一种力量在坚持，那么也许这种东西是非常枯燥和无味的。如果你对它们没有爱好，顶多搞两年，而不会是十年。我现在办这个博物馆，可能在一百年以后大家都会知道，中国鞋文化的集成地是在永嘉。”
思辩：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具震撼力？
在该集团十周年庆典期间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位记者向钱金波董事长提出了一个问题：您觉得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具震撼力？
钱金波当时举了两个案例，他说：国际上的一些老牌和一些百年企业，做到今天，它都有它的理由。戴尔为什么直销做到世界一流？我从戴尔的自传里发现一个问题，他在小学的时候就给中学老师写信，他说，老师，小学的课程我都懂了，那我干嘛还要花费时间在小学里面，你是不是可以把我直接升入初中？老师收到这封信后进行一次家访，他才知道这个小孩才8岁。到今天，戴尔成了世界上直销做到一流的企业。他感觉做事应该是一气呵成的，要快。他为什么会做到直销一流，也许就和他8岁时的那封信有关。当然他8岁的时候也不可能想到自己会做到直销大王。又比如福特汽车创始人福特。在6岁的时候跟他妈妈去大卖场买东西，他不由自主地就在一台机器前停下来，而且足足看了两小时，等他妈妈买完东西回来发现他还在对着一台冰冷的机器发呆。所以后来他成了福特的创始人。所以说每个品牌背后都是一个人，而在人背后的是思想。思想以及由思想凝聚的文化是世界上最具震撼力的东西。”
客观上说，红蜻蜓的品牌文化是充满诗意与浪漫的，而且钱金波还把“从距离中寻求接近”这一句非常富有哲理和富有诗意的语言，作为了企业理念。谈到这里的时候，钱金波说：“这就是我的性格。所以我适合做鞋子，适合做生活品品牌。在我们的企业文化中，1997年就提出这样一句话：诗与音乐孕育的品牌，有着自由、火热、奔放的灵魂。这是怎么来的呢？诗是什么？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音乐呢？就是《晚霞中的红蜻蜓》。有诗与音乐的品牌，它必然有自由、火热、奔放的灵魂。”
从2004年开始，红蜻蜓聘请女子十二乐坊作为其形象代言，在当时的新闻发布会上，钱金波说，女子十二乐坊的诞生，对我们来说是十年等一回。因为红蜻蜓把穿着的文化传播给世界，而女子十二乐坊把中国的古老音乐，经过包装重新演绎得激情时尚，她的理念跟我们不谋而合。如果能够给产品赋予诗意和人格，并赋予它音乐，那它就不仅仅只是一个产品了。每个人都是追求快乐的，每个人都喜欢音乐。世界上什么东西是最具震撼力的？那就是音乐！音乐有时使你宁静，有时使你心潮澎湃。如果一个着装品牌，能够包含着那么多的内涵，我相信我们不仅是穿着它走路，而是穿着一种思想。
活力：将文化力转化成生产力
身上的那一丝书卷气、红蜻蜓的品牌故事以及鞋文化博物馆让钱金波赢得了“文化商人”的美誉。然而面对这一切，钱金波却说道，首先我是商人，因为我从事商业，如果我把自己定位为文化人，是错误的。
钱金波告诉笔者，我很愿意做把毕生的精力用来拉近商品与文化的距离的商人。我肯定是个商人，因为我的肩上担负着对八千多名员工的责任和对三千多代理商的责任，如果我把这个定位搞错了，我就无法脚踏实地地从商。但是无论商人还是文人或者是政客，他都是人。人都有不同阶段不同思想的提升和变化。但为什么我们会从文化入手？其实非常简单。我觉得一个人要试图改变，有两种方法，一种通过学习，一种是改变渠道。当一个商人进入文化渠道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的思想是那么的浪漫，他们的思想是那么的前卫，如果把他们的思想转化为生产力，那是最好了。所以，我截取一些文化的思想，通过这个载体转化为生产力。从红蜻蜓对鞋文化的研究来看，我是做到了把文化很好地转化为生产力。
剖析：文化基因和“跨越·归零”的发展思路
到2005年红蜻蜓已经走过了风风雨雨10年路，而就在这时候，钱金波提出了“跨越·归零”的发展思路。钱金波的确是一个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人，然而浪漫是否是适用于残酷的商业竞争呢？
钱金波这样回答笔者：红蜻蜓是一个时尚的着装生活的产品——着装商品它必须有它的规律，有它的文化内涵，它总是跟生活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从第一步开始，从红蜻蜓品牌诞生起，就开始设计红蜻蜓品牌文化基因。为什么红蜻蜓品牌内涵融进了童年？为什么我们把蓝天白云绿草融合在一起？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品牌应该要有三大要素，第一它必须要根系童年；第二，它必须有人文关怀；第三，它必须要有地域文化。所以我首先要感谢我们的楠溪江，是它在我的孩提时代给了我一个贫穷而快乐的童年。如果我生长在黄土高坡，如果我生长在一个大城市，我也没有机会在那么幼小的童年就可以和红蜻蜓一起玩耍。从这一点讲，我觉得我们品牌的十年发展中，从第一步起，从品牌文化的基因的设计上，就赋予了它这些内涵，这一步走得很关键。
钱金波认为：每一个企业处于不同的区域，因此每一个企业都必须找准它的定位。在红蜻蜓的第一个十年，我首先就找准它是“大众化”这样一个定位。在轻工业非常发达的温州，它的产业结构，以及对整个鞋业的相关产品的配套，都是符合了低成本扩张的。比如，温州做出来的鞋成本就比广州低。这并不表示温州企业做鞋做不来，而是一个区域的产业结构决定了这个区域的产品规格。
而面对第二个十年之路，红蜻蜓会有一个推进的计划。钱金波毫不掩饰自己的理想：沃尔玛是从美国的一个小镇上诞生的，最后成为现在的商业巨头，所以我认为对于我们第一个十年的定位，和对将来第二个红蜻蜓十年的定位，我要把我们的品牌从第二级市场提升到第一级市场上来。但这个提升，也并不是说把我们的鞋子做了，把我们的专卖店装修装好了，它就可以提升，而是应该从战略的角度去考虑，该用什么样的一种股份结构、用什么样的职业经理人、用什么样的体制和制度来保障我们品牌，在第二个十年稳定发展。这是一系列的非常具体的战略构想，是系列保障性的战略构想，所以我在这个时候提出“跨越·归零”。把落后的东西都去掉，把优秀的东西延续下来。
使命：文化的传承
今天的钱金波和他的红蜻蜓一样踌躇满志。能不能把中国鞋文化广泛地推广和传承，并且还要把自己的企业文化传递给更多的人，钱金波觉得这应该是红蜻蜓长久的使命，它会一直贯穿到企业发展的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甚至更远。
温州文化 第4篇
关键词：方言节目,节目内外形式,温州地域文化特征
20世纪8 0年代中期以后, 在中国的娱乐类电视节目中或多或少有了方言的参与。比较典型的就是泉州电视台第四频道——闽南语频道的开办, 它是首个经国家广电总局正式批准开办的方言频道, 是在“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构建中发挥独特作用的重要载体。
而温州《百晓讲新闻》也已于2004年6月1日在温视经济科教频道推出, 最初是由两位老温州人金城濠、金方翔合力打造一档温州含金量最高的品牌栏目, 节目时长从原先的10分钟延长到今年的30多分钟, 很有观众缘的。这档栏目以贴近百姓生活的社会新闻为主, 以趣味性和实用性的原则制作与百姓有关的“民生新闻”。主持人用更真实、更生活、更幽默的温州话, 讲述温州人身边大大小小的事情, 并对新闻事件做个人化的评点。这种个性化的方言新闻播报方式被温州各个县市仿效, 创造了温州电视节目新亮点。
一、方言节目兴起的合理性及积极意义
(一) 是防止方言弱化和保护语言资源的积极措施。
在普通话语权下, 大众对推广普通话的误解使富有独特魅力的汉语方言在一代人身上出现断层, 方言的弱化早已是不争的事实。2007年1月, 中国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杨光指出了方言和普通话是共存的, 这深刻体现出国家相关部门对语言政策的积极调整态度。
《百晓》可以较好地聚集本土受众, 提升本土受众对本土方言、本地媒体的自豪感, 体现了温州方言的整合力。通过温州《百晓》这档方言节目, 人们可以在更大的区域内了解到温州的地域文化特征, 可以给温州人一种归属感, 产生一种温州文化认同。
(二) 适应分众化趋势, 尊重受众应享有的文化权利。
在“信息膨胀”的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 往往会根据自身的个性、需要选择信息, 因此受众需求的多元分化正在充分形成。方言新闻对于年龄较大、文化层次较低、不熟悉普通话的人以及热衷于学习方言的人来说是种很好的信息传递工具。温州边缘地带的一些年长者听普通话很吃力, 没有能力接受普通话节目;温州地区的一些老一辈少数民族存在着不懂汉语的语言障碍;“新温州人”需要了解温州方言, 迅速融入当地文化风俗, 这些都需要方言节目《百晓》的存
(三) 是体现新闻节目政治作用的另一种道路。
作为民俗文化的载体, 方言承载着诸多历史、地理、政治等内容, 负载和传递的情感积淀是非常深厚的。温州《百晓讲新闻》情系着在外经商的千万海内外温州人的乡愁, 满足中国人的乡土情结和寻根意识。
二、《百晓讲新闻》所体现的温州地域文化特征
(一) 从节目片头、片尾曲及画面看温州地域文化特征。
方言新闻节目《百晓讲新闻》的片头、片尾音乐和画面承担着栏目赋予的特定职责, 充分体现了温州的历史文化。
1. 温州民间说唱艺术的体现:
温州《百晓》在片头曲的前奏和最后两句唱词吸取了温州鼓词的精华, 将我们带入这档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节目中。作为中国戏剧南戏的发源地, 温州鼓词是温州独具一格的说唱艺术。这种带有温州方言、温州乡土音乐、温州人文的温州鼓词, 充分彰显了瓯越文化特色, 为地方语言的延续, 传统民风、民俗的继承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2. 温州名胜古迹的缩影:
温州是一座优雅的江南小城, 有着特殊的地域环境及奇美的山川风光。温州风景旅游区面积占全市国土面积的22.23%, 集山、江、海、岛、湖、泉于一体, 是旅游度假胜地。
3. 温州特色小吃的荟萃:
《百晓》的第二个片尾中荟萃了温州地方特色小吃, 我们可从画面中的温州小吃的图像和字幕来回味温州的风味小吃——糖金杏、温州松糖、白蛇烧饼、清汤鱼圆、温州高梁肉、矮人松糕、长人馄饨、陡门头灯盏糕、寺前街馄饨、西城街的猪脏粉、县前汤团……
4. 温州传统习俗的重现:
通过《百晓》最新版本的片尾曲我们来看下温州比较有特色的几个传统节日, “温州是个好地方, 四季八节有名堂。拜年送礼纸蓬包, 拦街福斗台眼眙光。清明踏青摊饼儿, 重五龙船斗南塘。七月七喜鹊咄巧食, 中秋赏月走麻行。登高做节恁闹热, 你讲眙爽眙不爽。”
(二) 从主持人形象看温州地域文化特征。
电视是声像传播媒体, 这就决定了电视节目主持人除了用有声语言进行大众传播活动外, 还要通过无声语言传达信息, 与受众进行交流。《百晓》的几位主持人都身着唐装, 表情、动作有的是温州人的内敛、严肃、干练。
“穿在温州”是温州一张响当当的“名片”, 它告诉人们温州是服装生产、消费的大市。《百晓》中主持人的唐装也是一年四季不断变化着样式。温州人, 在穿着方面向来注重形象, 追逐时尚。温州人市场眼观敏锐, 温州人爱跟随潮流, 所以温州服装市场有强大的后部支援。这给温州市区制作、经销唐装的商家带来了勃勃商机, 做起了既有东方韵味又带有现代流行元素的服装生意。
(三) 节目内在形式所体现的温州地域文化特征。
方言是载体, 内容是本质。对方言节目的喜爱一般归于对主持人内在文化素养的“一见钟情”, 而对节目内容的挑选整理、节目内涵的深究和整体风格的打造则是让“爱”延续下去的法宝。
1. 从主持人用语看温州地域方言。
在温州方言中, “百晓”是指那些知识渊博, 百事通这一类人。《百晓》这档节目为强化节目的亲民色彩, 专门从社区工作者中选拔出形象气质好、熟悉温州地域文化特色、温州方言语标准、解说能力强的地地道道的温州人来担纲节目主持人, 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温州方言的来源与特色。
2. 从《百晓》新闻内容看温州地域文化特征。
方言新闻节目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所具有无法替代的地域性和本地化的内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温州历史与现状的影子。
(1) 体现温州经济模式和温州人精神。温州是一个地处偏僻, 多水域、岛屿、山区的地方, 人们无法从土地上看到希望, 只得对着海域沉思, 形成了海洋文化。海洋文化的霸气、张扬、勇敢, “功利主义”商业文化传统和现代新温州的雄厚实力, 养成了温州人独特的温州精神。温州人对市场机会敏感, 独立性、自主意识强, 敢为天下先, 特别能创业, 强走一条别人没踏过的路, 并深信“爱拼才会赢”;温州人喜欢闯荡的个性, 走南闯北四海为家, 形成了遍布世界的温州群体, 在世界经济版图上画下了浓厚的一笔;温州人具有合作精神, 喜欢抱团经营, 相互扶持、支援, 表现为市场的合作与家族内部的合作, 但难以避免组织内部的摩擦与同室操戈, 往往会出现刚有利润就分家的情况。
(2) 打造生态温州、信誉温州。温州民营企业多, 居民环保意识低, 环境污染已经成了阻碍温州创建和谐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近年来方言新闻节目都在为建设“生态温州”、“绿色温州”做出各种不懈的努力。目前温州市已经建立了“橄榄枝”等二十多个民间环保组织, 使环保宣传做到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温州政府重视温瑞塘河整治、楠溪江保护、生态乡镇村建设及温州生态园污染整治、生态保护、工程建设等情况, 并集合群众力量采取可行措施积极实施。
作为我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温州, 曾是“假冒伪劣”的代名词, 血的教训、刻骨铭心的耻辱让温州制造商痛定思痛, 真正认识了信用的价值, 实施品牌工程、绿色营销、产业升级、产权改革, 重新开始塑造企业形象。
(3) 在教育中突出地方特色。新课程强调开发地方课程, 温州各县市很多语文考卷积极融入地域特色和地域文化。2008年的温州中考语文试卷中综合性活动“瓯越大地过年习俗”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2009年仍然延续了这个传统, 在综合活动中便以温州特色的“拦街福”拟题, 又在现代文阅读中出现了《温州“绿色产业”的完美转身》, 选文来自温州媒体, 这在近年中考尚属首次, 而且这篇阅读理解的最后一道题目, 所链接的材料也来自温州, 使这道题目具有浓厚的“温州味”。
关注温州, 其实便是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生活, 这种精神在近两年考试的其他题目中也有体现, 命题者通过试题融入地域文化, 引导学生关注周围的世界, 考查学生实际运用的语文能力, 很好地阐释了语文即生活的理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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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楠溪江沿江农村文化区 第5篇
楠溪江沿江农村文化区又称岩头中心区，位于楠溪江干流中游，包括从渡头至沙头32.4公里的水域、滩林及沿江古村落，总面积199平方公里。仙清公路沿楠溪江纵贯全境，其他六大景区均与之呈幅射状联系，因此是整个楠溪江风景名胜区的中心。
本景区的总体特色，主要体现为“水秀”、“村古”、“滩林美”。这里江水清澈，滩林众多。沿江而行，一路可见江道弯曲多弯，河床似阶梯起伏，滩潭相间，遇潭水缓，遇滩水急，视野窨幽闭相济，动静相辅，景色变化有致，
资料
温州商人性格特征 第6篇
温州人是天生的生意人。
在温州人眼里，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能否赚钱才是最主要的。正因为如此，温州人才四处闯荡，占据了外地人不屑一顾的那些领域，不声不响地富了起来。温州人追求自主、自立，人人都想当老板，且敢冒当老板的风险。他们不论干什么，生活中总充满乐趣，而且敢于生活，善于生活，洒脱，顽强，从不失望。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角角落落都活跃着一群群浪迹天涯、不辞劳苦、精明肯干的温州人。最初，他们十分不起眼，人们只是从修鞋、小发廊、小商贩中认识他们的。温州人除了江南人那般瘦小那般灵秀外，就是默默地干活，做生意，他们与其他地方的民工、小商贩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慢慢地，温州发廊、温州服装店、温州电子城、温州产品越来越多，各种温州产品包装、标牌、证书、徽章也越来越多。一时间，温州货充斥全国。渐渐地，人们对温州人由漠视不屑，到兴趣十足，到惊奇钦羡，到仔细探究：温州人咋的啦？这么多，这么会赚钱。
温州人做生意，注重从小处着手。温州人务实苦干，只要有一分钱赚，温州人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干，从不好高鹜远，从不好大喜功。温州人赚钱，从零做起，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一丝不苟，不像有些地方的人，大钱赚不来，小钱不愿赚，只好两手空空，而一味抱怨天不助我。
纽扣、标签、标牌、商标、小饰品、小玩具，这些外地人看不上、懒得做的"小玩意儿"，温州人都做，他们不怕赚钱少，就怕赚不来，温州的小商品遍布全国。温州人走的是小商品、大市场的路，他们办起企业来，也不像北京人、广东人追求大气派、大产品，同样是从小处着手，填补全国小商品市场的空白点。这里尤以乐清县柳市的五金电器、永嘉县桥头镇的纽扣、苍南县金乡的小商品最为著名，最为典型。
但是，温州人是有眼光的，当他们积蓄了资本后，就会把产品由小做大，最后从纽扣到服装、鞋子，从电子元件到成套电子设备，从日常用的小物品到高科技产业，并且涉入房地产、金融业，于是温州人越做越大，越做越牛。
做生意先从小处着手是温州商人起家的拿手好戏，也是他们走向成功的奥秘。
善于推销
温州人最善于推销。
温州人"脸皮厚"。他们不怕碰壁，也不怕别人不给好脸色看，他们只有一个念头：不管你怎么看我待我，我就是要赚你的钱!他们用笑脸，用磨破的嘴皮，用磨掉的鞋跟，把他们的产品送到全国各地，也把全国各地的人吸引到温州来。
曾几何时，温州的农民购销员在14万人以上，像蝗虫一样满天飞，人称十万大军闯南北。
柳市五金低压电器专业市场，有4000多名购销员常年在全国活动。被誉为东方最大纽扣市场的桥兴纽扣市场，有近万名农民购销员串成了一个全国性销售网，全乡徽章、标牌、塑片市场，有7000多人在外推销产品。宜山区再生腈纶市场，有5000多人跋山涉水，挑着一袋袋衣服走村串巷……
温州的农民购销队伍由各种职业的劳动者转化而来。此前他们可能是耕地的农民、乡镇企业职工，还有村干部、复员军人、民办教师等，也有相当比例的人，是从弹棉花、从事手工业、做小生意等行业中转化而来。这些人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市通衢、穷乡僻壤，在全国人面前勾勒着温州人的形象。他们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受到了锻炼; 同时，长期的外出活动实践，培养了他们交往的才干，积累了经商经验，熟悉各地风土人情、生活习性及市场需求状况，建立了不少稳定关系的渠道，为购销活动的成功上打下了基础。这是一支勤快、精干、灵活的特种部队，为温州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温州，能跑供销的人被称为"天兵天将"。
温州人不在乎干什么，只要赚钱的事，不管自己以前熟悉不熟悉，就要干，什么看好就推销什么，并且"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吃、请、送、骗，白道的、黑道的，样样都使得出。
由于什么管用温州人就用什么办法，因此，温州人推销的产品大都畅销全国各地。
商业头脑特别灵光
温州人的商业头脑特别灵光。在温州人眼里，到处都是钱，关键在于你如何去发现与赚取。温州人很善于从旁人漫不经心的事儿中挖掘出赚钱的契机。
最早贩销纽扣的购销员是叶尧林、叶尧青兄弟俩。起初，他俩从黄岩县路桥纽扣工厂买来一批纽扣，在桥头镇试卖，不到一天时间，价值400元的纽扣就销售一空，这个消息一传出，大家都跟着做起纽扣生意。结果，纽扣在桥头小商品市场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到了1981年下半年，纽扣摊位达100多个，成了桥头市场的主角。1983年2月，纽扣市场正式开放，很快以奇迹般的速度发展起来，成为闻名全国的纽扣交易中心，被香港《文汇报》誉为"东方第一纽扣市场"。
外出经营
温州地处东海之滨，三面环山，东临大海，自古温州人便以外出经商为荣，而且他们外出，绝无漂泊的感觉。他们背井离乡走南闯北，绝不是迫于生计或为挣钱娶妻生子，而是创业。相反，若是哪个小伙子长年厮守家庭，便会被视为窝囊没出息。这一点与宁波人非常相同。
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里，温州商人更是遍布中国以至世界，而且越来越由行商推销变为坐商，由游击方式转向坐镇赚钱，形成了"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有温州人的地方就能开拓市场"。
北京是温州商人在北方的大本营。北京城里有遐迩闻名的"温州村"，他们散布在大钟寺、五道口、沙窝和大郊亭，呈星状围着整个北京城。今天有许多大腕级的温州商人在北京城，例如蜚声海外的"101"毛发再生精发明者、人称"红色大亨"的亿万富翁赵章光，饮誉海外的"中国阿信"徐小英女老板，永嘉桥头纽扣市场出来的纽扣老板群，还有来自乐清柳市的电器电子大王，来自苍南金乡中国最大商标城的商标大王，也有一批年轻的在京城商海里搏击长空的一代儒商。
大上海也是温州人大显身手之地。南京路是上海人最引以为豪的商品世界，而数以百计的店铺和柜台的真正主人却是温州商人。
北京去得，上海去得，"世界屋脊"西藏温州人也敢闯。据统计，进藏行商者近一半是温州人。拉萨还有一条以裁缝铺为主的"温州街"。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温州人。
温州人还大胆地杀向了海外。美国、巴西、日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国，都有温州商人。在巴黎，还有"温州街"呢!在巴黎的13区和14区，住着的都是温州人，听到的都是温州方言，甚至警察也得说温州话，温州人达到8万人之多。
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温州有700万人，流往全国有200多万人，超过1/4的温州人在全国各地或海外经商。
温州人"四处出击，八面埋伏"的方式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精神，不仅活跃了各地的市场，成为"东方起动点"，更带来了发展市场经济的巨大的观念冲击。
温州商人的特点
宋代温州的文化符号及其品性和影响 第7篇
一、永嘉实学的兴盛
崇尚文治的宋代是中国封建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在南北文化交融下，儒学在温州的传播也空前兴盛，永嘉学派就是那个时代南北文化交流互合的代表。
北宋伊始，赵匡胤为了防止唐以来藩镇割据的弊端，“杯酒释兵权”，将政治、军事集权于皇帝一人，而大兴文治教化之风。工商业在此环境下获得长足发展，商贾文化渐行繁盛。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社会文化观念的开放和变革，这与封建道统意识形态形成了潜在对立。于是，围绕“道”和“物”、“理”与“实”等事关统和变的哲学范畴，在文化学术领域再次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构成了宋学的繁荣景象。
盛世修儒。继唐末五代纷乱灭亡之后，儒学在宋代得以复兴既是道统需要，也是人心所向。社会的相对安定和工商经济的逐步繁荣引导人们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追求，这与儒家人本思想是契合的。因此，无论是儒家还是道、释思想都开始与世俗社会融合。释道的互合形成了“即心是佛”、“在家亦得”的禅宗，而儒学在面对商品经济和世俗欲望时同样需要作出适度调整和转型。北宋庆历年间，王开祖、丁昌期和林石等倡导修己治人，明经理义，理行同重，为永嘉之学开创始端。到宋哲宗、徽宗时期，周行已、许景衡、刘安节等在开封太学求学的“永嘉九先生”，开始将程颐“洛学”、张载“关学”等传入温州，与本地经济文化相结合，永嘉之学初具雏形。
南宋尽管“偏安江南”，但在经济、科技发展和对外开放上（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文化方面，儒学发展上升到新的繁荣阶段，适应不同层面的需求，出现了理学、心学和事功学（实学）三个基本方向。永嘉学派与永康学派作为“浙学”代表，逐步完善和发展成为系统的哲学文化，与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抗衡呼应。南宋前期，郑伯熊、郑伯海、郑伯英、陈傅良、徐谊等前期永嘉学派学者，从人与社会关系提炼和提供永嘉之学的智慧。郑伯熊承继周学，取其精华，扬其正明，成为永嘉之学源头之一。叶适评价：“故永嘉之学，比兢省以御物欲者，周作于前而郑承于后也。”[2]107汝阴人袁溉传其学给薛季宣，随后薛季宣创立永嘉学派，自成一家，别开生面。传承薛季宣之学者则为陈傅良。《宋元学案·艮斋学案》记载：“袁道洁问学于二程，……季宣既得道洁之传，加以考订千载，凡夫礼乐兵农，莫不该通委曲，真可施之实用，又得陈傅良继之，其徒益盛，此亦一时烂然学问之区也。然为考亭之徒所不喜，目为功利之学。”[3]1691纵观袁薛陈三人之所承，袁溉之学与二程之学有所出入，其内圣道德之外兼及事功，薛季宣则直接继承其学，考订历史为经世致用，陈傅良则变本加厉，不再讨论道德修心，而是背离程学另辟事功之学。最终永嘉之学以独特的姿态呈现在宋人面前。
南宋后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论家叶适为集永嘉之学之大成者，他以海纳百川之胸襟，承薛陈事功之学，汲取二程之心性，学术境界变得雄浑阔大。叶适以唯物主义观点倡导“事功之学”，重视商业，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主张提高商人地位，反对空谈理、性，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4]386。他讲究“功利之学”，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4]324。叶适晚年将他毕生总结的永嘉之学系统归纳，使其问鼎学坛，造福世人。全祖望评价：“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成鼎足。”[3]1738
正如《宋元学案·艮斋学案》所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3]1689“步步着实”、“开物成务”，其实质就是以物质经济的发展为首要政务，以物质的发展来满足民生需要，推动社会前进和国家的繁荣富强。这样的思想无疑在根本上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
思想文化的发展归根结底也是社会民生的反映。一方面，宋代农工商经济的发展，开启了民生和民智的需求，奠定了文治、经治的基本方针和事功务实之学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与经济文化繁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武备的松弛造成边境危机四伏，为了应付辽、西夏、金的不断骚扰和入侵，频仍的战事和无尽的纳贡成为宋朝沉重的经济负担。因此，事功务实，发展工商经济，强国富民，更是维护集权国家的必然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永嘉之道生逢适时，与朝廷政治、社会经济发展方向高度一致。南渡以后，追求功利与发展更是成为有识之士的危机意识。可以说，南宋之所以在金人的虎视眈眈下仍能维持一百五十多年的偏安局面，与事功学说对经世务实策略的坚持不无关系。而南宋一朝，温州在经济发展带动文教，从而“科名甲天下”的情况下，温州仕宦对永嘉之学的推动无疑又是功不可没。因此，永嘉学派在南宋时发展至盛，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成为南宋“三大学派”之一，也就理所当然了。
二、永嘉实学对温州发展的重要意义
首先，经世、务实、致用观念引导人们积极进取，关注现实，解决现实问题。温州人多地少，民生是最大的现实问题，所以要发展民生经济。但传统体制把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叶适主张“通商惠工”、“扶持商贾”，为温州人指出了经商谋生的道路。温州人用事功学的处事模式来发展经济，能够迅速感知和抓住改革开放机遇和经济发展信息，成功创业致富。温州缺乏地域和国家投资的优势，故发展经济必然以个私民营为主体，即民本经济。这就是薛季宣主张的“实事实理”。传统观念中往往把个体私利与道德节义对立起来，叶适强调“以利和义，不以利抑义”，反对空谈义理。这就为温州人经商言利作了“新教伦理”般的洗礼，树立了实干苦干、勤劳致富的人生信念。
其次，“事功”文化的务实观、实践观又必然衍生出创新求变的处事思维。务实是变革的前提，变革是务实的必然结果。叶适认为：“夫物之推移，世之变革，流行变化，不常其所，此天地之至数也。”[5]273道出了道随物变的辩证发展规律。在经济体制变革历程中，温州人敢于从实际出发，解决实际问题，敢于跨越新旧体制间的鸿沟，突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审时度势，围绕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许多破天荒的“第一”和“先例”，无疑是这种“事功”文化长期启蒙熏陶下“实践理性”自觉的必然结果。不仅是经济模式，社会模式、政府管理模式也都和永嘉学派传承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其内部意识形态在经济、社会、政治发展中的自觉转化和运用。在从农耕时代逐步发展到现代工业时代的过程中，永嘉实学思想之所以能成为新时代文明发展的催化剂，就是因为其适应社会发展的根本趋势，符合人的基本需求。
第三，务实求变的根本目的在于满足人的需要，因而永嘉实学的富民观继承了儒家民本思想，将其结合进工商经济的生产生活方式，演绎出“藏富于民”的新观念。薛季宣《大学解》：“财者，国用所出，其可缓乎？虽然为国，务民之义而已。……务民之义，则天下一家，而财不可胜用，藏之于下，犹在君也。……为上有节，为下敦本，地用之出，庸有穷乎？”[6]408叶适则注意到税收过重对工商业发展的不利影响，提出减免“经总制钱”的意见。因此，善于务实变革、通商惠工、勤劳肯干、言利不耻的广大温州人在改革开放中很快成了小平同志所倡导的“先富”一族。
第四，民富才能真正国强。温州的民间财富在推进温州建设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催生了政府的“民间途径”。当初的温州机场、金温铁路、体育中心等一大批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项目的建设，都是政府在拿不到国家投资的情况下，通过民间集资甚至“买贵宾席”的方式来弥补资金缺口。政府也从务实中学会了灵活变通，从而有效实现了发展目标。温州人有钱，却又总是“缺钱”，如何在务实变革的思维下创建进一步盘活温州民资的体制机制，为温州的转型发展服务，又成为温州金融改革的前沿课题。
最终，实现了生存目标的温州人要追求更好的发展愿景。永嘉实学的孕育和发展离不开宋代文化学术的繁荣和温州文教事业的进步。北宋始，温州学人纷纷聚徒讲学，书院林立，读书仕进蔚然成风。宋代温州进士1231人，有“科名甲天下”之誉。南宋一朝，温州人得状元4人次，省元6人次，每科登第皆不少于10人，隆兴元年科“永嘉进士得人最盛。尚书木蕴之既在魁选，一郡同登27人”[7]19。《宋元学案》也说“温多士，为东南最”[3]1706。晚清瑞安孙依言题南雁荡山会文书院联“伊洛微言持敬始，永嘉前辈读书多”正是反映了宋代温州学术文教特点。而永嘉学派在教育上同样主张学以致用，培养实用型人才，以应国家、社会当务之急。叶适批判理学教育目的，提出只有培养德才兼备、文武兼资、博学多能的实用人才，才能改善吏治，抗金图存。永嘉学派的教育思想深刻影响温州的人才培养，近现代以来温州涌现的数学家群体现象，大概可以作为一个例证。当今温州人的留学热潮则从另一侧面继承了永嘉实学重视教育、好学务进的传统。实现温州的转型发展，人才是关键，教育是支柱。为此，努力打造优质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致力实现公平教育，正成为温州建设教育文化强市的目标和方向。
摘要：永嘉学派作为宋学繁荣景象中温州文化的特定符号, 源于宋代政治经济环境和温州区域文化特点的结合, 其务实事功、变革进取品性和通商惠工观念对温州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具有全方位影响。
关键词：宋代,温州,文化符号,永嘉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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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古村落旅游的地方特色文化研究 第8篇
关键词：古村落旅游,文化,耕读文化,宗族文化
在中国数千年的农耕时代, 村落是最基本的社会单元, 它是人类将中国古代乡村历史文化作用于在现实空间的创造物。中国古村落是历史最悠久、量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一种文化遗产, 是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的综合体。因而, 古村落作为体现历史文明和中国文化资源特色的重要载体, 具有极高的潜在文化产品价值。在旅游业高速发展、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发掘古村落旅游地文化资源和文化精华, 提高古村落旅游地的文化开发品位, 将文化的价值转化为旅游产品价值, 是旅游业上档次、树形象、开拓市场、形成效益型增长的重要途径, 也是旅游文化产业开发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温州由于自身的地形及环境原因, 各地散布着无数大大小小的古村落。这些古村落建村历史悠久, 规划严谨和谐, 建筑类型丰富, 建筑风格朴素, 宗族意识突出, 耕读文风浓郁, 环境意识较强, 充分体现了温州各地古村落的缔造者与始迁祖们较强的环境意识与独到的审美观念。由于古村落具有极高的自然及文化价值, 自然成了温州地接旅游及周边旅游的重要项目。在旅游过程中, 游客能欣赏古村落的自然景观, 也能欣赏人文景观。鉴于古村落是中国古代乡村历史文化作用于现实空间的创造物。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生活习惯, 民风民俗。因此, 温州也因其浓郁的地域文化而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个性, 形成了其独有的古村落地方特色文化。
一、古村落旅游的相关概念的界定
目前对古村落在概念和内涵方面还没有明确统一, 由于概念内涵和选择标准上有所不同, 许多学者和学术机构从不同的角度对古村落进行定义。本文主要引用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委员会从学术角度对古村落进行的定义, 认为古村落是指那些已经有五六百年以上历史的村寨。这些村寨大多由一个庞大的家族组成。村寨里有家族创业始祖的传说, 有家族兴盛衰败的记载, 有祖传的遗训族规。这些村寨在选址方面讲究“择吉而居”, 建筑布局大多以“天人合一”为基本思路, 一般有河山作为自然屏障, 便于生存、发展、繁衍, 所以风景都比较好。另外, 这些古村落建筑风格独特, 有较高的文物民俗人文观赏价值和审美价值。
此外, 对于古村落旅游的界定, 由于相对于其他的旅游方式, 古村落旅游在国内的开发较晚, 除少数几个古村落外, 一般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顺应我国旅游业的迅速发展而得到开发的, 因此古村落旅游概念的探讨相对较少, 界定也不是很清晰。在查阅古村落旅游研究的文献中, 笔者发现学者对“古村落旅游”这一概念进行讨论的并不多见。本文沿用王惠琴 (2008) 在研究中国古村落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概念, 认为古村落旅游是乡村旅游的一种类型, 是指以遗留至今的古代乡村聚落文化、建筑文化、传统民间艺术、传统民风民俗等古文化为核心旅游吸引物, 设计和开展观光、科考、研修、休闲等类型的旅游活动。此定义正好契合文化概念, 更好地说明了本文的研究价值。
二、中国各地古村落比较分析
《中国古镇古村游》编制组将古村落按文化背景和历史区域分为八类:徽派古村落群, 主要分布在安徽南部、江西婺源, 以西递和宏村为代表;西北古村落群, 分布在陕西, 以榆林为代表;北方大院建筑群, 分布在山西, 以乔家大院为代表;江南水乡古村落群, 分布在浙江、江苏, 代表乌镇、周庄;西南古村落群, 分布在四川、重庆, 以黄龙溪、龚滩为代表;岭南古村落群, 分布在福建、广东, 以永仓、赤坎为代表;湘黔古村落群, 分布在湖南、贵州, 以凤凰、青岩为代表;南昭古村落群, 分布在云南, 以和顺为代表;另外, 江西是赣文化区域, 在历史文化上也有自己独特的个性, 故此还应该加入赣古村落群, 以江西的流坑为代表;客家是汉族的一个独特支系, 具有独特稳定的客家语言、文化、民俗和感情心态, 客家人在国内主要聚集地为赣南、闽西、粤东三角区 (有29个纯客县) , 故此也应该包括客家古村落群。
对比这八类古村落, 各有千秋。都有自己的物质外形及内在文化等方面的特色。例如皖南古村落之所以出名, 一是古建筑, 二是名人。皖南古村落藏龙卧虎, 人才辈出。如清代医学家、“人痘接种法”的发明者江希舜, 民国北京市特别市长、代总理江朝宗, 著名数学家江泽涵均是旌德江村人, 革命烈士江上青祖籍旌德江村。名村得名人而活, 名人使名村以传;西北的古村落群主要呈现粗狂的黄土高坡、古老的围墙、厚朴的民居、半废弃的窑洞和保存完好的木楼;北方大院建筑群主要体现与建筑特色建筑风格, 大院为全封闭式的城堡式建筑群, 院落布局严谨, 设计精巧, 俯视成“囍”字形, 建筑考究, 砖瓦磨合, 精工细做, 斗拱飞檐, 彩饰金装, 砖石木雕, 工艺精湛, 被专家学者誉为“北方民居建筑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因此素有“皇家有故宫, 民宅看乔家”之说, 名扬三晋, 誉满海内外;江南水乡古村落群, 主要呈现小桥流水人家, 民居建筑主要以花窗、屏门、雕梁、砖雕等作为建筑符号, 打造轻烟薄雾, 物我两忘身处世外的心境, 也融合了古代文人琴棋书画及传统街巷中的市井气息;西南古村落群弯弯曲曲的石径古道, 河边飞檐翘角的木质吊脚楼, 街道上的茶楼店铺, 古庙内的缭绕青烟等, 无处不展现出一幅西南乡镇的民俗风情图;岭南古村落群主要呈现青砖石脚镬耳大屋, 建筑物的砖雕、壁画、木雕、石雕、灰雕等手工精细, 民风民俗保存完整, 例如十月初一敬老节, 民间传统音乐艺术项目“茶基十番”等;湘黔古村落群呈现出一排排由木桩架撑而起悬江搭建的吊脚楼、青石与木楼合建而成的跨江的虹桥、狭长形沿江缓慢划行的船只、深绿色长满水草的安静的沱江, 以及江两岸青石台阶上捣衣的农妇, 和谐的乡村画面。
三、温州古村落的地方文化特色
1.建筑文化
建筑景观体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古代村落的建筑景观特别强调营造一种“可居可游”的独特乡土文化意境和“天人合一”哲学思想指导下的聚落形式, 其构景形式多样, 景观独特。如温州古建筑中大量的祠堂。此类建筑一般建于明清年间, 规模大、质量高, 四面高墙, 庭院较大, 沿中轴线入内, 分别是照壁、大门、庭院、厅堂, 厅堂亦有主次之分, 所用建筑材料极其考究, 建筑别具匠心, 技艺精湛。
此外, 古村落聚落景观的基本形式多样, 有的借助自然景观构景, 例如黄坑古村民居依山就势, 是典型的山地型古民居村落;有的通过点景、构景等弥补原有景观视觉不足, 例如永嘉苍坡古村该村按照文房四宝来规划布局。“笔墨纸砚”俱备, 散发出浓重的书卷气味;永嘉芙蓉古村现在的芙蓉村是元朝顺帝至正元年 (即公元1341年) 修建的, 按“七星八斗”布局设计;永嘉枫林古村建筑布局很有特色, 叫“九天七星”;永嘉林坑古村素木蛮石构筑;乐清南閤古村的南閤牌楼群。乐清黄檀硐古村在于这里的民居建筑基本上都用粗糙的石头砌筑。瑞安林垟古村林垟街俗称“一线街”, 是以前万全垟的商贸物流中心;泰顺百福岩·塔头底古村建筑风格造型各异, 有平面一字型、“凹”字型等;泰顺库村古村石门楼建筑。聚族而居的人聚空间, 它既体现了宗族观念和宗教意识等思想理念, 融合了聚族而居的建筑文化。
2.耕读文化
中国历史上数次人口大迁移曾对温州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第一次晋室南渡, 将黄河流域先进文化带到了温州, 曾任永嘉太守的王羲之、谢灵运、颜延之等均出身晋室南渡的望族。他们既是文人, 又是地方行政长官, 因此主观和客观上都对地方的文化事业起了推动作用。第二次是宋室南渡, 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使得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全面超过了黄河流域, 永嘉一带经济繁荣、文化进步、人才辈出。由此两次迁徙而导致人们对文化的崇敬和向往, 使得耕读文化的种子播满了整个温州的角落。古村落中, 屿北汪氏族人行耕读之风, 其族规“耕以致富, 读以荣身”是温州耕读文化的最好注解, 亦是楠溪“溪山邹鲁”美誉之由来。耕读文化的内涵是将田园山水与耕读生活相结合, 达到亲近自然、寄情山水、亦耕亦读、通达义理的境界。又例如乐清南閤古村现存的5座古村牌楼, 沿着村前中直街相继排列, 从北至南依次为“世进士” 、“恩光” 、“方伯” 、“尚书” 、“会魁”。还有章纶古居尚书第、章纶墓、其子布政墓及南閤八景等众多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相映成趣。从其命名情况可见对士的向往。再者永嘉瓯渠古村为吴姓人聚居之地。其吴氏始祖金明名澡, 幼年好学, 文武兼修, 后弃家遨游东瓯, 遍访名流, 徙居瓯渠, 耕读传家, 习武自娱, 成为瓯渠的武术始祖, 也使瓯渠成为名闻遐迩的中国南拳发源地之一。瓯渠历史上涌现出不少武术世家, 以老五为代表的祖传中医伤骨科, 至今仍代代相传。村里200多座古民居, 几乎座座立有拳坛。另外, 泰顺库村古村位于泰顺县筱村镇境内, 始建于晚唐, 经五代、宋、元、明、清千余年发展,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 库村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圈——在唐时, 先后有两位进士在此择吉而居;到宋时, 库村吴氏家族有23人科举及第, 据家谱记载, 南宋时期出现的进士不下10人;在如今确定的3.7万平方米的古建筑面积内, 光书院就有4个。
3.宗族文化
宗族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父系家族为脉系、体现家庭、房派、家族等宗亲间社会结构体系, 具有一定权力的民间社会组织结构形式。温州历来以其经济发展模式“温州模式”著称, 在温州模式的发展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窥见温州人对血缘关系的重视, 温州的抱团精神, 温州人的民间借贷, 温州的小规模经济, 家族产业的发展等, 无不在宣扬和证明着温州人的宗族文化。
经笔者对温州古村落的查询发现一般每个村落都是以一到几个宗族聚居而成为一个社会单元, 一般是一村一姓或一姓多村。宗族社会是一个完整的基层社会组织系统, 有自己完善的组织结构。宗族组织的主要职责在于管理族中事务、家事以及对外事务。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古村落在整体布局上往往表现出较大的封闭性、稳定性和对传统的延性以及浓厚的祖先崇拜意识。温州各大小村落大部分都是宗族聚居, 也都体现了以上所述的宗族管理。例如永嘉岩头古村为金氏聚居之地;永嘉苍坡古村为李姓聚居之地;永嘉芙蓉古村为陈姓聚居之地;永嘉瓯渠古村为吴姓人聚居之地;永嘉埭头古村始迁祖陈守初从附近的珠岸村迁居来此, 兹后子嗣繁衍, 绵延不绝, 历时19世, 迄今已逾540余年;永嘉枫林古村为徐姓聚居之地;永嘉屿北古村系汪氏聚居之地;永嘉花坦古村为朱姓人聚居之地。这些村落不仅可看, 亦可考, 其家族有创业始祖的传说, 有家族兴盛衰败的记载, 有祖传的遗训族规。
4.商业文化
温州整个城市都弥漫着商业气息, 由于温州环境及资源有限, 早期的温州人历尽千辛万苦, 外出谋生, 因此将经商的种子早早地播散在这片土地上, 也带动了某些温州古村落的商业气息。例如泽雅形成“纸山文化区"。利用天时地利, 地形地貌, 泽雅逐渐形成了吸引福建商人的商业古村落, 从小集市发展到流传至今的瞿溪二月初一大集, 至今依然可以在瞿溪老街一窥旧年卖纸盛况。又例如苍南碗窑古村至今仍完整保留着商品经济萌芽时期以手工业工场为中心的古老村落形态, 是一活生生的“历史博物馆”。碗窑依坡而筑, 每条窑有八九格, 故名阶级窑。古代工匠充分利用水力建成八级水碓。村落中至今仍保留着300多间清初样式的古建筑。几百年来, 村民们以烧制陶瓷为生。现存的古龙窑于清朝康熙年间由王氏建造, 一直沿袭使用至今, 这也是碗窑古村惟一完整保留下来的一条龙窑。
5.民俗文化
古村落有些资源, 它不仅仅在于有独特的地面文物建筑文化内涵, 而且还因其所包含着丰富的原汁原味的村落民俗文化资源, 是研究中国古村落历史文化演变十分重要的一手材料。如平阳县畲乡青街古村落还保留着传统的婚娶习俗和祭祀习俗, 泰顺的百家宴形成了一个旅游节庆。
以上这些因素, 把古村落推上了风景旅游市场里“新星”的位置。
四、结语
综上所述, 我们清晰可见温州古村落有独立的地方特色文化, 随着古村落旅游的发展, 我们更应该保护文化的独立性, 这样才能加强古村落旅游资源的独特吸引力及可持续发展。由文化带动经济发展, 因文化长存, 则经济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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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文化 第9篇
温州市文化馆为了迎合形势发展需要, 使党和国家的文化惠民政策深入人心, 在内强素质, 外树形象的内在机制激活下, 加快了转变职能和创新机制的步伐, 在当地财政的积极支持下, 不断完善免费开放的时空, 把文化培训主阵地办成市民需求的“夜市”, 使公益免费培训面向基层 (社区) 文艺骨干和一般民众。2013年下半年, 温州市文化馆首次推出面向普通市民的公益免费培训, 当时共开设21个班级, 计划招收名额450人。2014年春季培训班的培训内容和时间安排公告后, 前来报名的市民, 热情空前高涨, 出乎意料的是早上七点钟左右, 就有众多市民守候在门口, 报名场面壮观, 有一票难求之现象, 我们临时研究决定, 将培训班扩大到50个班, 学员增加到1000名, 但仍然无法满足市民的需求。2014等暑期班报名时, 场面更加火爆, 仅半天时间, 所有班级全部招满。综上, 公益培训是是公共文化服务基本性、公益性、均等性、便利性最直接的体现, 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为了确实体现公证、公平原则, 我馆在客观条件受到限制的情况下, 采取了以下几种具体做法:
一是公开地向媒体提供公益文化艺术培训的内容、时间和师资力量, 即第一步, 通过媒体和公众栏公布辅导培训信息及参与办法;第二步, 准许群众自主选择报名。第三步, 对报名人数超额的培训项目, 采取公开“摇号”方式确定培训对象资格;第四步, 邀请公证部门派员全程监督。温州市文化馆这一做法解决了培训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 有力地克服了传统公共文化服务“小众化”的弊端。
二是“摇号”遴选培训对象, 是实现公平提供培训资源的前提与基础。这是社会各界对“摇号”方式体现公平的默认, 解决了市民对实施主体可能产生的疑惑和不信任感。我们的举措是:在理念上, 我馆认为公益文化艺术培训的关键是以面向大众, 普及文化基础知识, 传授文化艺术基本技能, 提高公众的精神文化素养, 不能从文化艺术的专业水准角度设立任何前置条件, 拒任何群众于公益文化艺术培训的门外。
三是在操作上, 我馆采取“三管齐下, 以达社会效益。 (一) 追求服务质量最优化, 对内实行高标准严要求, 把馆里各门类艺术骨干派往培训第一线亲自参与授课;对外聘请社会优质资源作为辅导老师, 强化培训质量。 (二) 为了让“摇号”参与培训的学员珍惜和用好难得的培训机会, 我馆制度培训班学习制度, 如学员无故迟到早退, 或连续两次无故旷课, 即取消培训资格。 (三) 强化教学互动, 及时收集意见。我馆建立学员微信群等沟通平台, 聆听学员就培训工作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同时每学期培训结束后, 将举办学员汇报演出, 检验培训效果, 而且还会组织学员进行满意度测评, 并要求学员填写“温州市文化馆公益培训意见反馈表”, 对进一步改进工作方法, 有效整合教学资源, 提高办班质量, 打下良好基础。
温州文化 第10篇
1、温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和现状
温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丰富多彩, 大体可以分为八大类共50多项。分别为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民俗。
对于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 , 虽然现在少数遗产的保留情况依然良好, 但绝大多数逐渐销声匿迹, 基本上只能在特殊的节日或者场合才能见到, 有的甚至因为缺少传人已经失传, 只能留在人们的脑海里成为永远的回忆。对于民俗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市场经济的介入下, 以一种更加繁荣的姿态活跃于民间。就拿瞿溪的二月初一会市来讲, 现在的会市规模更加大, 吸引的商家也更加多, 各种类型的小店铺应有尽有。如此就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个盛大的民间活动, 也有更多的人知道了瞿溪二月初一会市的存在。这样的一个良性循环, 带给我们的是这一民俗活动传承与发展。
而对于一些传统的手工艺, 舞蹈, 音乐等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情况就不容乐观了, 虽然仍有流传, 但是大多因为其自身的局限性, 难以传承。
2、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对温州文化发展的重要性
一些传统的手工艺, 舞蹈, 音乐等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虽然仍有流传, 但是大多因为其自身的局限性, 难以传承。温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历史悠久, 具有浓厚的温州文化气息, 是温州文化的沉淀, 它们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估量的。只有了解温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树立传承和保护意识, 才能更好地发展温州文化, 建设文化温州。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解不足, 兴趣不高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几年已经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 除一些活动之外, 我们在平时很少接触到。人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渠道少, 许多信息无法很好的得到传播。现代人的价值观与过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受到各方面的限制。大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追求便不会很高。
2、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受阻
年轻一代受流行文化的影响不愿意学习继承, 拥有技艺的民间艺人年事已高, 面临失传危险。随着经济快速发展, 传统文化受商业文化的冲击使之无法在现代都市中获取盈利, 就连目前还可以让我们见到的遗产的传人也大多为了生计而将祖传手艺束之高阁, 专职的传统艺人可以说是相当的少。社会经济的发展对非物质文化具有天然的破坏性, 我国很多经济欠发达地区之所以能保持原汁原味的文化和风俗与其闭塞的环境, 落后的交通, 较低的生活水平有巨大的关系, 正是因为这些因素阻挡了外来文化和新文化的冲击。而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大程度地被市场经济所左右, 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正在一点点丧失原先的文化。正是因为以上这些因素影响, 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在绝迹的边缘。
3、过去政府保护力度不够
对于过去政府的保护措施, 在许多方面是做不到位的。宣传途径少, 宣传面窄, 导致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识度低, 无法了解到非遗的重要性, 对小学生的宣传力度应加强, 此措施对培养传承人的十分重要。对于民间艺人的资金补助不足, 常导致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艺人生活困苦, 被迫改行, 导致手艺失传。
三、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出的措施
近年来,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日益被重视, 支持、保障传承活动的开展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
1、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财政、机构和人员保障
近些年来, 温州市财政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的设立呈逐年递增趋势, 有力地保障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当前, 温州市从市本级到11个县 (市、区) 全部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其中泰顺县、文成县、瑞安市、苍南县、乐清市等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先后独立, 拥有独立的法人、编制和经费。
2、明确政府各部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职责
推行“四级保护机制”, 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行市、县 (市、区) 、乡镇 (街道) 、农村新社区四级保护管理机制。明确规定市政府有关部门的保护职责。例如, 文联、社科联、科协和有关行业协会、学会等组织应当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
3、鼓励全民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非遗管理办法》体现了“非遗保护, 人人参与”的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具有重大历史、文化、科学价值的, 可以向所在地文化主管部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项目。温州有着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希望全民参与, 共同保护精神家园。
4、强调抢救性保护和生产性保护
文化主管部门对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列出名单, 制定抢救保护方案, 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 及时进行抢救性保护 , 并罗列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抢救性保护依法采取的几项措施。对具有商业价值和市场前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地, 开展生产性保护。
5、鼓励民间兴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
鼓励单位和个人兴办专题博物馆、展示馆, 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民营企业和个人出资筹建博物馆、展示馆的, 市、县人民政府可以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目前温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只有一个, 地址在温州文化商品市场。我们认为, 应当再适当增加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的数量, 可以在一些县级市, 如瑞安市、乐清市等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四、结束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 , 甚至是全人类的宝贵的文化财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 它其中有一个关键的载体, 那就是“人”。这给非物质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能够不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与时代相结合, 与人们的生活相结合, 只有这样, 它才不会被人们遗忘。文化的保护需要政府的力量, 同时也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需要全社会对文化保护传承的关注。
摘要：温州人杰地灵, 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们历史悠久, 具有浓厚的温州文化气息, 但是面临保护困难、传承后继乏人等诸多问题的困扰, 使其保护传承工作进展缓慢, 有些甚至已经永远留在了博物馆的橱窗里。我们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实地观察等方法对温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 了解当前温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进行深入研究, 期望通过考察学习, 对温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有更深刻的体会。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传承,保护
参考文献
温州:金融风波未了 第11篇
陆续发生在温州等地的老板“跑路”事件，让公众紧张：民间借贷会否崩盘？
年初以来，国内的民间借贷已然呈现井喷之势。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近8万亿元全社会融资总量中半数以上来自银行以外的部门。
就在公众把目光集中在银行停贷、老板“跑路”、担保人自杀这些社会现象时，往往忽略了推动这一波金融动荡的多重复杂因素：实体经济的盈利率下降、炒作之风盛行；国有银行的利率不能反映真实水平，资金更蜂拥到利率更高的民间借贷；骤松骤紧的货币调控放大了金融波动的影响，货币调控的工具选择也加大了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不公平。
正是这一系列加在钱上的扭曲，最终带来了温州等地的金融紊乱。随着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视察温州，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症结正在得到清理：如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扶持，使得民间借贷尽快阳光化并加大风险提示等等。但是，另外一些扭曲货币供求关系的隐蔽因素，同样应得到重视，因为后者带给经济本身的长期多重影响亦不容忽视。
民间借贷的勃兴，一定程度上是对金融市场真实供求关系的一种呈现。
目前，网上创新的借贷产品，对风险管理的能力至少现在来看大大优于线下世界。
似乎该思考：如何珍视这些宝贵的创新而不扼杀其生机，如何珍视民间借贷对于经济的积极作用而不棒杀，一言以蔽之，如何以有秩序的金融开放促进金融改革向前迈进。
没有人知道在那个大风呼啸的下午，胡福林离开温州登上去美国飞机时确切的心情。在2011年9月20日之前，这位48岁的明星企业家，不仅是温州大型民营企业浙江信泰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信泰集团）的董事长，同时还担任温州市侨联副主席。
但是，即便掌握横跨政商两界的雄厚资源，胡福林仍然无法填补巨大的资金窟窿。在经受银行、担保公司、供应商无数个电话催款后，胡福林最终还是跑路了。直到抵达洛杉矶的第十天，经温州当地商人斡旋，胡福林得到政府“不逼债”的承诺之后，又戏剧性地踏上回国之路。
今年4月份以来，像胡福林这样，因资金链断裂而跑路的温州老板粗略算起来已经不下100个。老板跑路不仅给当地政府带来巨大压力，亦使得温州金融的安全成为举国关注的事件。10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赴温州调研当地民间金融并要求：“浙江省政府支持温州市政府，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把温州市的经济、金融局面稳定住。”
尽管中国人民银行可能近期将向温州注入600亿元再贷款资金，且温州政府已经在9月底督促当地银行对贷款企业“不抽资、不压贷”，但在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看来，此次民间金融风波还没有到最严重的时候。他认为，随着大批贷款年底到期，今年农历春节对于温州企业家来说就是“年关”，届时可能还会有大批老板跑路。
温州历来被认为是缔造中国民营经济的奇迹之地，这一轮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是否会进一步演化，甚至影响温州经济模式乃至中国民营企业的未来走向，其后续发展仍有待观察。
老板大跑路引发震荡
从温州市中心驱车向东，不一会进入机场大道，一股刺鼻的味道飘进车窗，提醒乘客龙湾区到了。
来自公路两旁的近百家人造革工厂，不仅制造了空气中的怪味，还催生了一批跑路的企业家。龙湾区最大的一家制革企业——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黄鹤，就被当地人认为是温州老板跑路第一人。
今年4月，清明节扫墓之后，黄鹤突然失踪。后来据黄鹤的朋友透露，黄因欠下巨额赌债，便一逃了之。黄鹤跑路之后，龙湾区内制鞋、不锈钢、标准件等多个行业的企业家也跟着跑掉了。
一时间，龙湾成为了温州企业家跑路的重灾区：巨邦鞋业老板王和霞在7月份神秘失踪，留下千万债务；9月，被温州当地人称为电器大王的郑珠菊消失；中秋节期间，温州龙湾新耐宝鞋业董事长黄忠胜悄然离开温州；9月15日，温州宝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保忠失踪。
进入5月以后，温州下辖的乐清市、永嘉县、瑞安县、洞头县也相继陆续传出企业家跑路的消息。位于洞头县的奥米流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该厂三百名员工在中秋节后从雁荡山集体度假归来时才发现，厂子里的设备已经被变卖一空，包括董事长在内的其他管理层一并杳无踪影。
温州市金融办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底，老板跑路的企业数量，仅占温州企业总数的万分之二左右，但牵涉到至少近十家银行和数十家担保公司以及众多当地居民，涉及金额可能超过百亿元。
温州本地金融业几近崩盘，超出了当地政府的救援能力。9月底，温州市政府请求浙江省出面，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为期一年的600亿元再贷款，注入温州当地银行机构，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
多位温州担保、银行业从业人士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老板跑路直接引发了这一波的区域性金融动荡。更大的风险藏在不见阳光的民间借贷上。由于银行贷款均有担保物抵押，而民间借贷大部分是无担保的“人情贷”，民间放贷人特别是担保人的损失最为惨重。
9月21日，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位于龙湾区长海路的腾飞化纤有限公司时，厂区内一片狼藉，编织袋、踩满脚印的纸张散落在狭小的厂区院子里，被银行逼了一个多月债的老板娘项慧英说，“再逼下去，我只有跳楼了。”
今年夏天，项慧英给朋友做担保，从一家浙江当地银行借贷1650万元，但这位朋友拿到钱后，在今年8月底的一天突然失踪。此后，银行的人员便隔三差五地上门追讨借款，到了9月份，离贷款到期还有一个多月时，银行直接派人守在项的家门口，防止其逃跑。
项慧英的遭遇，只是温州众多担保人的一个缩影。老板跑路之后，温州很多担保人只得卖掉手中的豪车、住宅，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数十年的友情、血浓于水的亲情，这些曾经构成温州民间金融的人情基础，如今正在变得不堪一击。
《中国新闻周刊》在龙湾、瓯海、永嘉多地采访了解到，随着越来越多老板跑路，一些大型民营企业老板、借贷资金数额巨大的担保人事实上现在已经被很多债权人盯上，其起居饮食一举一动都被严密监视，以防逃跑。
伤不起的制造业
成本上涨、汇率提高、市场需求下滑各种因素导致的制造业凋敝，本来已经是温州跑路老板2008年以来所不得不面临的压力。早在老板们大规模跑路之前，温州经济的寒冬就已提前来到了。
龙湾一家人造革厂现在连保本经营都很难。这家工厂的老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去年相比，今年员工工资、福利上升两成以上，原材料价格上涨15%以上，总生产成本总和上升三成左右。去年那会儿，工厂有时候三班倒24小时生产，到了今年员工一周常常可以休息两天。在温州鹿城区葡工路一带，很多制鞋企业也是大门紧锁，基本上处于停工状态。
而去年以来不断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资金的使用成本大幅提高，而这对利润微薄的中小企业的打击，几乎相当于最后一根压垮骆驼的稻草。
多位当地银行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温州当地年产值在3000万以上的中型企业，在正常年份获取银行贷款并不难。其他的小型企业一般则是通过亲戚朋友、或者担保公司进行民间融资。但是，自去年年底开始，当民间融资年利率普遍超出24%的水平后，做实业经营的温州老板便难以支付如此高的利息，只有缩小规模，或半停工。
“比起以前，现在空气中的味道要轻多了。”温州商人林宝强开车经过龙湾区那片制革厂时，指着远处的一排排烟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你看，有好多都没有冒烟”。
温州曾是浙江人造革制造中心，但是在过去四年里，随着一些温州人造革老板到丽水、台州以及邻省福建大规模投资建厂之后，温州的人造革从此便失去了价格优势，整个产业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也一落千丈。
温州的另一支柱产业——制鞋业的形势也不乐观。
龙湾鞋业协会通过对191家会员企业的统计发现，今年1到7月龙湾鞋业内销业绩“相当一般”，多数企业生产设备开工不足，微利生产，生产淡季也从往年的6月份提前到今年的5月份。
龙湾区政府在《2010年上半年龙湾区经济运行简析》中表达了对经济下滑趋势的担忧，这份报告提到：“工业性投资增幅起伏较大，工业生产增速稳中趋缓”。
温州的四大支柱产业：皮鞋、服装、眼镜、家电，均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利润微薄，对成本波动高度敏感。近期温州跑路的老板中，绝大部分都来自上述四个行业。江南皮革、信泰集团两家业内龙头企业的老板跑路，上游供应商回款无门，更是令温州的皮革、眼镜行业雪上加霜。
全民炒钱吹出泡沫之城
制造业成本上升和销售不景气，只是引发温州老板们跑路图景中的一个微小组成部分。从目前跑路的近百个老板的负债情况看，多系民间借贷人投资数额庞大、资金链断裂造成，而非生产经营所困。
秘密，就藏在温州街头林立的各种担保公司、典当行里。
三十多岁的曹舍伟来温州已经快五年了，现担任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客户经理。每隔几天，曹就去贷款企业转转，这是他工作的主要内容。但从今年开始，曹舍伟发现，一些老板开始卖掉企业，做起投资来。
相比制造业的微薄利润，投资房地产、矿山对温州老板的吸引力更大。
最早掀起的是房地产投资热。2005年，温州一些老小区的二手房均价不过一万出头，但是到了今年，均价4万元的新开楼盘项目还不一定是在市中心。在温州老城的望江东路附近，一套一百平米左右的精装修公寓房，月租已经接近5000元。以前，温州的住宅大都是由本地开发商投资，去年，绿城、万科等一线房地产企业也到温州拿地。
比炒房来钱更快的，是直接“炒钱”。从2009年，宏观调控，银根骤然紧缩后，温州民间吸储利率不断走高，直接引发了炒钱热，一些担保公司、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也当起资金掮客来，一手吸储，一手放贷。
2009年，温州商人林宝强就把大笔资金放到一个朋友开的担保公司里，当时他得到的月息大概是2%，这已经比2008年那会儿高了很多，彼时，炒钱者还是以个体老板等富人为主。到了2010年，当担保公司吸储利率涨到3%甚至4%时，一些包括公务员、公司职员在内的普通居民也开始放贷。
民间放贷在今年上半年达到了高潮。9月21日，温州商人林宝强这天正和朋友吃饭，一听到胡福林跑路了，正在吃饭的一桌十人中，有四个人都放下了筷子。“他们都借了钱给胡”，林宝强说。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以下简称人行温州支行）今年发布的“最合算的投资方式”问卷调查显示，温州约有89%的家庭和个人，以及接近60%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融资总额大约在1100亿元。
不过，资金掮客的放贷利率也并不一致。由人行温州支行撰写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调查报告》显示，2011年上半年，“温州社会融资中介的放贷利率为40%左右，一般社会主体之间的普通借贷利率平均为18%，小额贷款公司的放款利率则接近20%。”
借款者也是五花八门，有经营实业的老板，亦有本地的炒房团以及私人之间的临时拆借。据人行温州支行的前述报告统计，温州1100亿民间借贷的总盘子中，仅有35%用于实业经营，其他都作用各种投资和拆借。
一部分银行也加入了这场炒钱游戏。一位当地银行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银行也有盈利压力，因此相当一部分理财产品所筹集的资金流向了担保公司、地下钱庄。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利率为6.56%，尚且不及温州民间贷款年利率的六分之一。上述人士表示，由于官方规定的贷款利率严重低于市场水平，因此，一些银行借道担保公司等中介渠道，按照基准贷款利率的四到五倍——约在25%到35%的年利率放贷给企业。
此外，面对不断提高的存贷比，银行间彼此抢夺储户存款异常激烈，温州一些股份制银行的工作人员甚至直接拿着现金预付给大客户当利息。
作为资金掮客，部分担保公司、典当行老板从中获益颇多。他们四处吸纳资金，然后转手以一倍的利率贷给借款人。直到今天，温商圈子里还流传一个老板从20万放贷起家最后炒到一千万的故事。
这或许是温州人最为风光的一段日子：装修奢华的名酒酒庄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里面兜售着飘洋过海来自法国、意大利的昂贵名酒。《温州都市报》的报道称，在过去两年，温州的宝马、奔驰、宾利等名车保有量年均增长超过30%，当地人开玩笑说，堵车时，十字路口就是个名车博览会。林宝强一个朋友从加拿大回来之后，也直呼温州的消费太高。
但是，这种“钱生钱”的财富神话，建立脆弱的基础之上，一旦货币紧缩的寒风刮过来，“银行——担保公司（担保人）——借款企业（人）”之间的资金循环游戏便告终结。
2010年，面对全国性的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政府的宏观调控突然紧缩，一年之内，中国人民银行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至历史最高点，银行的存贷比压力骤然增加。
到了今年上半年，温州的几乎所有银行已停发了新增贷款，资金的水龙头几乎拧到了最小流量。
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客户经理曹舍伟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在紧缩货币政策驱使下，一些银行逼债，直接斩断温州民间借贷资金链。由于银行的一些款项借道理财产品、信托等方式流入了民间借贷公司，快速回款也是其自保的本能使然。
银行惜贷、停贷，也让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的运作成本陡增。人行温州支行前述报告称，今年6月份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水平为24.4%，比2010年6月上升了3.4个百分点。但实际利率或许远高于此。
《中国新闻周刊》在温州调查了解到，9月底，温州当地一些担保公司的借贷利率已经达到40%，这样远远超出一般实业的利润水平。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因无法偿还银行9月底到期的数千万资金，一时无法周转，最终决定出走美国。由于与信泰集团互保的企业多达十余家，且大都系温州骨干民企，影响广泛。
由于银行不断催款，资金掮客们也忙于回笼资金，借贷企业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回国后亦表示，“银根紧缩下，银行和民间借贷每天在抽资金，信心就没有了。跟我互保的企业当时也觉得压力越来越大……心里都有恐惧。”
大批老板跑路，最终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稻草，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濒于崩盘。
政府在顾虑什么？
“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够让市里的领导对这个事情更加重视？”
从新城大道发展大厦21层向外望去，半个温州城区都能收入眼帘，浙江攀远律师事务所主任颜贻潘的办公室就设在这里。颜贻潘见到《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时，一再呼吁当地政府应尽快介入当前的民间融资“乱局”。
浙江攀远律师事务所的主要业务是提供民间融资法律咨询，在温州开展类似业务的律师事务所并不多见。今年8月以来，很多人都跑过来问颜贻潘，“借钱的人跑路了，我们怎么办？”
民间借贷的最大风险其实人尽皆知：借钱的人往往没有任何抵押就能把钱拿走。由于这样的做法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并没有多少人会去质疑是否合理。根据国内的《贷款通则》，对于居民个人的借贷行为，如超过银行借贷利率4倍以上，法律不予保护。因此相当一部分温州放贷人的钱无法寻求法律救济。
包括颜贻潘、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方兴担保公司董事长方培林在内的一些温州人，历来呼吁政府将民间借贷纳入阳光管理，其关键在于打破金融业的国有垄断地位。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民间借贷规模那么大，利率又那么高，政府应该出来干预监管，一是要对正常的民间借贷阳光化，使借款人必须抵押、担保，合法化经营，从而整体上降低民间借贷的风险；二是要设定门槛，将真正具备条件合法经营的民间借贷纳入规范渠道；三是尽量防止高利贷的普遍化。
对于此前的老板跑路，温州市政府采取个案处理的方式，在江南皮革、信泰集团等公司的董事长跑路之后，企业所在的开发区即成立调查组进驻企业进行善后，系统化的政策直到9月底才推出。
一位接近当地政府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9月初银监会和央行就已派出调查组摸底温州民间金融。由于当地担保公司归口经贸系统管理，因此，也有一些当地官员将此次民间金融危机归结为相关部门的管理不力。
随着跑路的老板越来越多， 9月27日，温州市政府成立了“温州规范民间金融秩序促进经济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并成立工作组分别进入温州市25家市级银行业机构，督促银行机构不抽资、不压贷。
银行逼债、惜贷——当地企业呼吁最多的问题终于在政府文件中得以体现。当地金融官员也表达了对民间金融的支持态度：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在9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温州民间金融是温州一大优势，对民间金融不是打击，而是规范引导发展。”
然而，过往的经验表明，政府的“规范引导”充满曲折。
2008年，监管层一度为民间金融合法化打开了一扇窗口。这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联合银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申请人可以为自然人、企业法人和社会团体，企业净资产不少于500万元。
随后，浙江省根据这一规定制定的资格认定标准，抬高了申请小额贷款公司的门槛：首先把申请人的范围收窄到公司法人，其次将对企业净资产的要求提高了10倍至5000万元。最后，拿到小额贷款公司牌照的都是温州的大型民营企业，大批原本有望转正的担保公司再一次希望落空。一位接近当地政府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本想降低监管风险，但代价是温州民间融资再次错失阳光化的机遇。
民间借贷长期处于灰色地带，现有的《贷款通则》仅规范银行借贷行为，对于居民个人之间的借贷行为，除了借贷利息不能超过同期先银行基准利率4倍以上的法律解释外，基本上没有对应的法律规范。
中国农业银行总行战略规划部宏观经济金融研究处副处长付兵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建议借鉴国外经验，加快《放贷人条例》立法进程，明确统一的监管部门，把所有的借贷活动均纳入规范范围。
温州是改革开放之后最早突破计划经济桎梏的地区之一，在国有经济的缝隙之中，温州人凭借亲朋等熟人关系相互抱团，最终成为类似打火机、制鞋、皮革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重镇。制造业的繁荣，仍然有赖于金融的输血，因此温州也被视为国内金融创新的试验田。
今年初，温州政府再次重启改革。今年中共温州市委的一号文件《关于加快城乡统筹综合改革的若干意见》，为温州民间金融阳光化设计了“两步走”的方案。
首先，将在瑞安试点，由国资运营机构出资成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平台，为民间借贷双方提供借贷信息，并负责登记、交易款项结算、资产评估和法律咨询服务。第二步，待前述国资背景的民间借贷登记服务平台成熟后，再“尝试建立民间资金交易市场”。不过上述文件并未明确这一方案的时间表。
据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透露，下一步，温州将深化金融改革创新，全面启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同时推进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发展；并为发展民营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和租赁公司等地方性机构争取政策和空间。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0月4日在温州调研时亦为当地政府加油打气，他认为，温州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温州大多数企业的经营状况是好的。如果少数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情况会很快稳定。
但是在这之前，温州的民间借贷仍然处于灰色地带，数百家担保公司、典当行、地下钱庄一如既往地向温州的民营经济输血。离开温州的前一天，记者拨通一个“无抵押贷款”咨询电话，那边传来声音：“借两百万？利息一天一万块，最长一个月。”
温州文化 第12篇
音乐教育的重要作用之一, 就是传承民族音乐文化。就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而言, 一方面, 在日益加快的现代化进程中, 民族音乐原生土壤以相当快的速度不断消失, 这时, 教育作为音乐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 民族音乐在生活中存在, 就需要通过学校音乐教育的途径以及提供的活动空间, 使民族音乐的传承, 在学校音乐教育领域获得一定的传播渠道和生存空间。另一方面, 从学校音乐教育目前的状况看, 民族音乐的传承在学校音乐教育中, 很难说已经在整体上形成系统、有效的实施。就学校音乐教育的整体状况而言, 民族音乐传承在教学领域中的实施, 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可以实验、探索、开拓和创新。因此, 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与学校音乐教育方面的理论研究及经验总结, 就显得十分重要。
为了了解温州市各中小学校在音乐教育中对民族音乐传承方面的状况, 对其有效经验、现状和成就等进行系统的总结和研究, 同时也为了更好的优化音乐课堂教学, 提高教学效率, 作此调查。《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与学校音乐教育研究——以温州地区为例》课题组成员, 特挑选了具有代表性的六所小学与六所初级中学:城市小学与初中各两所, 县镇级小学与初中各两所, 农村小学与初中各两所。它们分别是温州市城南小学、温州市新村小学、瓯海实验小学、永嘉实验小学、苍南莒溪小学、瓯海南白象一小、温州实验中学、温州上戍中学、瓯海梧田一中、永嘉县城西中学、瓯海南白象中学、苍南莒溪中学。十二所学校中有整体水平较高的, 有水平一般的, 也有较薄弱的, 涵盖了温州各地区, 代表了温州地区各级水平的小学与初中。在十二所学校及其音乐教师中进行“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与学校音乐教育的关系”的问卷调查。
二、调查的内容和方法
根据十二所学校学生的情况, 结合当前民族音乐教学的热点问题, 特制定了《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在初中音乐教学中的现状问卷调查表》, 共分为四个部分, 4 0项调查内容。重点调查学生对民族音乐内容的学习态度、欣赏趣向、教学方式和温州地区乡土音乐的掌握状况。调查方法强调随机性、自主性, 采取无记名方式, 在规定时间内填写问卷调查表。
三、调查的范围和对象
在十二所学校中各随机抽取一个班级的学生 (小学选三年级至六年级) , 进行“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在初中音乐教学中的现状”的问卷调查。由学生和音乐任课教师无记名填写《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在初中音乐教学中的现状问卷调查表》。
四、调查统计步骤安排:
1、统计十二校“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在初中音乐教学中的现状”问卷调查情况 (统计总表)
2、分别统计十二校“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在初中音乐教学中的现状”问卷调查情况 (统计分表)
3、汇总分析十二校问卷调查之四大部分数据。
4、撰写关于“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在初中音乐教学中的现状”问卷调查报告。
五、调查结果报告
(一) 对学生的民族音乐欣赏趣向的统计
从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中小学生大多数是喜欢听音乐 (8 8.8%与8 8.6%) , 但绝大多数学生欣赏的是流行歌曲 (9 2.5%与8 6.2%) 只有4 6.4%与3 0.1%的学生喜欢听中国民歌, 6 1%的初中学生喜欢听民族器乐曲, 这说明在初中学生的欣赏意向中, 民族音乐占音乐的领域一般, 但小学生对此的意向尤其低, 只有5.5%, 这可能与小学生接触的音乐类型有关:歌曲多, 器乐曲少。但总体上通俗的说, 民族音乐“不得人心”!在中小学音乐教学中加强中国民歌和民族器乐曲教学, 任重道远!必须加强与落实民族音乐内容的教学, 使大部分学生接受民族音乐, 受之感染和启迪。
流行音乐排名第一的地位, 这是不争的事实, 目前的教学现状要扭转这一局面, 还很困难。而对于民歌、曲艺、戏曲等方面的欣赏则更少, 有半数以上的学生不喜欢, 特别对于历史悠久堪称完美的舞台艺术、容纳了众多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国粹——京剧, 从调查的结果看, 令人担忧。
表格中横向比较, 各类学校之间的差异不大。对于民族音乐内容的喜欢比例, 城市学校略高于农村与城镇学校。这得益于:城市学校的优质教学资源, 城市学生的民族音乐知识面宽泛, 以及部分城市学生的音乐技能水平较高。要缩小城乡教育之间的差距, 让教育均衡发展, 不管是教育主管部门还是学校和教师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们知道, 民族音乐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 是一个民族优秀文化的结晶, 是一个民族优良传统得以传承的重要载体。而如今的情况则意味着有半数以上的孩子在他们成为这个社会的主力军时, 我们的民族音乐文化将大量流失。而那时的青年一代, 在社会生活中, 体会不到优秀音乐艺术作品在传承人类文化中的重要作用;体会不到经典民族音乐艺术作品对于人充实自身精神世界的重要作用;体会不到民族音乐这种“源自”我们的社会生活之根基, 又“反哺”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在个人的精神生活中, 则意味着他们将来的音乐艺术审美视野不宽广、审美情趣不高;人生观、世界观的境界低下。他们的精神世界将是空虚的、庸俗的;他们不可能按照“美的规律”去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 为人类的繁荣做出他们应该做出的贡献。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叹如今“商业炒作”的威力。而这种情况的持续对于正处于生理、心理高速成长的中学生而言, 则意味着他们的未来美感的缺失。
(二) 对学生的民族音乐学习态度与学习方式的调查统计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对教材内容的满意程度只占5 2.2% (微过半数) ;对于“学唱”不喜欢的歌曲而言, 只有2 2.4%的同学愿意学唱。而学生不喜欢的歌曲大多是教材编写专家们认为是经典的歌曲, 反映出上层教材的编写与下层教学实践的脱节。7 0.4%的学生对民族音乐通俗化很认同, 而这样容易被学生接受的内容与形式在教材中无处可觅。有7 5.2%的同学认为应该学习民族音乐, 认同民族音乐的作用。这一系列数据充分说明:当代中小学生比较认同我们的民族音乐, 但对音乐课本的内容和教学方式不大认同。所以, 光有认同, 没有行动。他们希望教材中的民族音乐能跟得上时代的潮流, 多一些他们喜欢的民族音乐的内容。
对于音乐教师在课堂上对民歌与戏曲的教学“示范”, 有9 1%的同学认为是“有必要的”。这说明当代中学生在民族音乐学习上对教师的依赖性还很强。因为学生的生活与民族音乐的内容之间有鸿沟, 教师的示范能让他们零距离的身同感受民族音乐的魅力, 拉近了民族音乐与他们之间的距离, 使他们感到亲切, 这有利于他们模仿与学习。但在实际操作中, 部分音乐教师或贪图方便, 或示范技能不足, 便在上课时采用媒体音乐与视频来示范, 这样做偶尔为之还可以, 但常规化其效果就逊色多了。由此可见, 一个合格的音乐教师, 在民族音乐方面的基本技能修养的重要性。师范院校和教师培训机构, 在对教师培训时, 也不可忽视对音乐教师诸如戏曲表演方面的技能培训。
表中反映的另一问题是:关于民族音乐, 即使学生学习了, 掌握了教材中的民族音乐内容, 它也没有后续的“市场”, 也就是说, 学生学习之后不会运用, 不愿运用, 因此也没有了巩固, 没有了激励。没有了巩固与激励的刺激, 学习的效果就大打折扣。可见民族文化的传承, 光靠学校的力量是单薄的, 社会环境和学校教育的方向要一致。
(三) 对教材中有关民族音乐内容教学完成情况与原因调查统计 (分表一与表二)
表一:小学汇总
表一是从小学三至六年级音乐教材中筛选出4 0首中国民族音乐的曲目, 在六所学校的音乐教师中进行调查, 而后罗列汇总的。这4 0首包括民歌与民族器乐曲, 这些民族音乐的内容在欣赏曲中占的比例多, 在学唱歌曲中占的比例少。虽然, 在小学音乐教材中, 所有的学唱歌曲完成得比较好, 唱歌课在小学是被重视的, 是受欢迎的。但是, 惟独这民族歌曲的学唱, 完成的比例不高, 更堪忧的是音乐欣赏的情况, 完成的比例更为低下。这些应该与音乐教师的重视程度有关, 但并非唯一原因, 想必这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须共同探讨解决。
横向分析, 城市学校的教学完成情况好于农村学校, 被调查的城市学校的音乐教师均为专职音乐教师, 而农村学校有部分音乐教师为兼职音乐教师, 加上农村学校的音乐课时时有被其他课程占用, 导致农村学校的音乐教学完成情况差于城市学校。
表二:初中汇总
表二是从初中音乐教材中筛选出5 5首中国民族音乐的曲目, 包括民歌、古曲、戏歌、戏曲与曲艺, 在六所学校的音乐教师中进行调查, 而后罗列汇总的。
从年级段来看, 基本是随着年级的增高, 而教学完成率逐步降低。七年级的音乐课时足, 故完成得较好, 最可喜的是七年级的学唱歌曲, 六所学校均为1 0 0%。就各年级完成率降低的原因, 任课教师普遍反映是课时不足:1、到了九年级, 随着学生中考的临近, 较多的音乐课被文化课占用;2、部分学校在九年级没有开足音乐课时, 如有的学校两周只有一节音乐课。九年级的音乐教学形同虚设。
从第二列的歌 (乐) 曲学习形式来看, 学唱歌曲与欣赏音乐教学明显好于演奏曲教学。演奏曲完成率低的主要原因是音乐器材的问题, 大部分学校没有充足的乐器供全班学生演奏, 另有原因是教师嫌麻烦, 因为全班学生演奏器乐比歌唱课要麻烦, 器乐品种多, 一个老师无法满足学生们的不同选择, 同时课堂很难管理。
(四) 对学生温州乡土音乐了解情况的调查统计 (见右图)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学生对温州民歌与温州戏曲的掌握情况。能完整演唱温州民歌《叮叮当》的学生比例相当低。“全国民族音乐教育学术研讨会”上提出“让每一个学生都会唱自己家乡的歌”, 我们与这个要求的距离还很遥远。喜欢听温州鼓词的学生比例也是很低的, 他们还没有主动接受乡土音乐的意识。从第三题中可以知道学生了解乡土音乐的途径主要来自社会, 老师课堂教学所起的作用很小, 这方面在我们今后的教学中还有待加强。城市与乡镇的学生比农村的学生掌握的内容比例高一些的原因, 是城市与乡镇的学生获取这些乡土音乐的渠道多一些 (如网络) , 老师在课堂上对这些内容也更关注。此外, 农村学校的外来民工子弟相对较多, 不懂温州方言, 使这些外来学生对温州的乡土音乐知之甚少。第四题是调查学生对乡土音乐的态度, 另人可喜的是, 大部分学生认为“很重要, 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应该继承和发扬”。认识是明确的, 但意识是抵触的。
2001年国家颁布的《音乐课程标准》, 其第四部分“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中规定:“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管理, 除国家课程外, 地方和学校自主开发的课程应占有一定比例。地方和学校应结合当地人文地理和民族文化传统, 开发具有地区、民族和学校特色的音乐课程资源”。从调查结果看, 温州的民族音乐教学并不理想, 尤其在乡土教材的推广方面, 老师们普遍反应:对地方传统音乐不熟悉, 不喜欢。大纲中“乡土教材比例可占教学总量的2 0%”的规定, 也远没有实现。当然, 以上数据不能确切反映全貌, 但足以说明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