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超越范文（精选8篇）
继承超越 第1篇
一学术生涯与社会活动
(一) 学术经历
科恩1914年生于美国纽约长岛, 15岁毕业于哥伦比亚初级学校, 他曾两度成为纽约大学的新生, 时间都不长, 后在福吉谷军事学院学习兽医学, 1933年进入哈佛大学求学。在哈佛求学期间, 科恩学习了数学、物理和化学课程。1937年科恩获得数学方面的理学学士学位。哈佛大学是1936年设立科学史的哲学博士学位, 1937年科恩成为萨顿仅有的两位博士之一。他选择上科学史博士, 纯粹是出于兴趣。他曾说“我真正的兴趣是理论或数学物理化学而不是实验工作。”[1]他并没有考虑工作和未来。当时哈佛在科学史方面只有三个职位, 而且是全满的。1942年他开始在哈佛大学任教, 是作为萨顿的助教, 并没有成为哈佛的正式教员。二战期间他曾为海军讲授物理学和数学方面的知识, 1946年他为哈佛大学生和研究生开设科学史课程。由于二战的原因, 1947年科恩才获科学史的博士学位, 并且是美国本土培养的第一位科学史博士。1941年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电学方面的实验与观察》。博士毕业后科恩正式成为哈佛大学科学史教学与研究人员。他担任哈佛大学研究生科学史课程计划主席达20年, 1959年取得教授资格。由于他在科学史方面的杰出成就, 1974年荣获科学史的最高奖——萨顿奖。1977年他成为哈佛大学科学史系维克多·托马斯 (Victor Thomas) 教席的终身教授。1986年因为《科学中的革命》获得了普利策图书奖 (Pfizer) , 1998年获哈佛艺术与科学研究生院百年奖章。他曾获得布鲁克林理工学院、华盛顿大学、博罗尼亚大学等名誉博士学位。2003年6月20日逝世, 享年89岁。
(二) ISIS主编
ISIS是美国科学史学会的会刊。1946年对于ISIS的发展是很重要的一年。因为这年ISIS的发展特别需要一位萨顿 (Sutton) 认可、能胜任ISIS常务编辑的人, 科恩成为首要人选。1947～1952年科恩担任ISIS常务编辑, 协助萨顿工作。1953年美国科学史学会主席布朗在ISIS第44卷第一期发表声明, 宣布接受萨顿辞去ISIS主编的辞呈, 由科恩领导的一个ISIS编辑委员会负责ISIS的编辑出版工作。编委成员分别负责科学史某一学科论文的审稿与组稿工作, 改变了过去由萨顿一人负责的惯例。同时美国科学史学会还成立了一个顾问编辑委员会。经过学会改组的ISIS编辑委员会在科恩的领导下, HHS与ISIS的关系逐步从合作关系发展到从属关系。在此期间, 还设立了萨顿奖, 以鼓励和表彰为科学史的发展和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史学家。科恩1953～1958年在担任ISIS第二任主编期间, 出版了六卷 (44-49) , 24期 (135-158期) 。萨顿与科恩合编重要文献目录77-79集, 科恩主编80-85集。
(三) 社会活动
科恩不仅是一位科学史学家, 还是一名社会活动家, 他在科学史的组织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他曾担任二十年的大学课程规划职务, 并在科学史系中担任课程改造任务。他曾担任美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协会主席 (1961～1962年) 、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第一任副会长 (1961～1968年) 和会长 (1968～1971年) , 以及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等职务。他曾是纽约科学委员会名誉成员, 国家天文学会成员, 国际科学史学术委员会成员。1960年设立的萨顿纪念讲座每年在美国科学促进联合会的年会上举行一次, 讲演人是公认在科学史和技术史研究上有突出贡献的著名科学史学家或技术史家, 而科恩是1978年该年会的讲演人。
(四) 学术成就
科恩作为20世纪著名的科学史学家, 他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论文和书评中。他是牛顿《原理》英文版的权威编辑与注释者。他曾出版《新物理学的诞生》、《富兰克林与牛顿》、《牛顿的自然哲学》、《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科学》、《相互作用: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某些接触》、《科学中的革命》、《杰佛逊、富兰克林、亚当斯与麦迪逊政治思想中的科学》等。他的学术论文和书评主要发表在《爱西斯》 (ISIS) 、《科学与教育》、《科学》、《自然》等十多种杂志上。
总体上看, 科恩研究的主题可概括为人物研究、科学与社会关系研究、科学编目研究、科学编史学研究, 体现了对萨顿等人的继承与超越, 并形成自己的科学史研究风格。下面对这些内容分别展开讨论。
二人物研究
就人物而言, 萨顿“喜欢写关于科学的人物研究, 特别是一些不出名的人物, 他们致力于收集信息, 增加人类知识。”[2]而科恩也重视人物研究, 但是他重视著名的科学家和科学史学家研究。
(一) 科学家研究
科恩通过书信、同时代人的证据等考证科学家科学成就及科学思想形成过程, 分析科学家成就在科学、文学、社会产生的影响, 形成他对科学家人物研究的独特风格。
受萨顿影响, 科恩重点研究了牛顿和富兰克林。“他 (萨顿) 曾提示我研究18世纪物理教科书。”[3]科恩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研究牛顿。他采用了解剖式的研究方法, 重点考证牛顿在光学方面的贡献及对18世纪实验科学产生的影响, 同时考证了牛顿环与牛顿、托马斯·杨的关系及牛顿环在光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科恩通过考证发现牛顿环的现象不是由牛顿所发现, 而是由波义耳和胡克观察和描述的, 但并没有得到满意的解释。后来托马斯·杨重新发现并解释了牛顿环, 成为19世纪光的波动理论战胜18世纪以来光的微粒理论的主要武器。同时他还考证了牛顿光学理论对18世纪实验科学产生的影响, 特别是对富兰克林这位电学家产生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 科恩对牛顿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1957年他与库瓦雷 (Alexandre Koyré) 开始合作全面研究牛顿。当时“没有关于牛顿真实充分的学术版本, 没有令人满意的对牛顿原理的精确的英语翻译。没有合理的完整的牛顿作品的编目, 没有一个合理的对牛顿保留下来的手稿的指导。”[4]库瓦雷和科恩开始对牛顿原理各个版本进行研究。库瓦雷去世后, 主要由科恩来完成对牛顿原理不同版本变化内容的研究, 梳理完整的牛顿研究编目, 并挖掘一些出版或没有出版的手稿的价值。科恩分析了牛顿与笛卡尔的关系, 完成了关于莱布尼茨与牛顿争论的专论、牛顿与开普勒第三法则的关系, 考证了牛顿望远镜草稿的有关历史以及牛顿原理对政治产生的影响等。1971年科恩出版了《关于牛顿原理的介绍》, 1972年出版了《牛顿原理》, 紧接着出版了《牛顿革命》。1999年科恩出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英文译本。“翻译目的是为了给看不懂拉丁语‘原理’的学生提供对牛顿思想可理解的原文。”[5]2002年出版了《剑桥牛顿指南》, 使哲学家熟悉牛顿哲学的主要方面。科恩认为他对科学史最主要贡献就是对《牛顿原理》的研究, 特别是对《牛顿原理》的英文翻译极有价值。
富兰克林作为美国重要的科学家、政治家, 长期以来学界存在一些误解, 似乎富兰克林首先是一位政治家而后是科学家。但是科恩通过考证发现富兰克林出名首先是因为他作为科学家, 第二方面是因为爱学习, 第三方面是因为他是一位有才能的人, 第四是因为他是一个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在政治事业开始之前, 在法国被人所知是因为他是一位科学家。在法国他的电学著作再版了三次, 分别是1752、1756、1773年。著名的实验标志他的荣誉的开始。”[6]
科恩重点考证了富兰克林颜色功能的热吸收实验和电学实验。从富兰克林的人格看, 在将科学发现荣誉给予他的合作者和朋友时他是很大方的, 所以“从富兰克林给史蒂文森女士的信中富兰克林提到他自己完成用布料做的热吸收实验。在他电学理论第四版中他又重申了这一点:自己并没有听到别人的实验步骤。”[7]科恩通过富兰克林在信和书中的阐述, 认为是他自己做的该实验, 并证明富兰克林只是做了这个实验。“富兰克林只是说他已完成一个实验, 没有说他关于不同颜色对于太阳光的吸收是他自己的发现。不同颜色对太阳光的吸收问题他并没有深入研究, 只是根据别人的研究做过这样的实验。”[8]科恩通过书信或著作等证据还证明在1751年富兰克林做了他的岗亭实验 (Sentry-box experiment) 。当时他完成岗亭实验时, 并不知道法国已成功完成该实验。1752年6月富兰克林在雷雨暴风天还做了他的闪电风筝实验, 并于该年10月描述了此实验。这两个实验证明雷电云是能释放电的。1952年6-7月, 他的闪电棒开始服务于社会。富兰克林作为世界电学家, 他的著作成为电学的真正原理, 就像牛顿哲学成为自然的真正系统一样。
在科恩看来, 科学史学家的研究应反映同时代科学最新进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1998年科恩从计算机发展史角度研究了电子计算机之父艾肯 (Aiken) 。艾肯不仅是数字计算机的推动者, 而且是计算机民用化过程的缔造者。2000年他出版了关于艾肯的专著《艾肯:计算机先驱的描绘》。这种思想也反映在科恩对查尔斯·默顿的研究中。查尔斯·默顿武断地将他所掌握的关于17世纪的间接材料放入亚里士多德范畴, 并且忽视了17世纪牛顿等人已证明光速是有限的等科学发现, 但他并没有将当时新的发现融入他的系统中。科恩评论说:“他 (默顿) 强调系统而不是发现, 是系统审美特质, 而不是科学发现本质。”[9]
(二) 科学史学家评说
自1912年科学史学科建立以来, 科学史研究取得显著成就。但对科学史学家的研究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科恩看到了科学史学家研究对于科学史的意义。1956～1957年科恩评论了科学史开创人萨顿。就科学史研究而言, 萨顿是一位新人文主义者, 他要通过科学史在科学与人文间建起一座桥梁。在萨顿看来, “没有相当空间解释科学进步, 这样的文明史是不完整的。”[2]330萨顿主要贡献是解释了古希腊科学和中世纪科学, 并在1955年第一个获萨顿奖。萨顿主要从宏观研究科学进步, 主张“没法绘出一幅完整的、尽可能精确的人类文明图, 不考虑非本质细节, 并不阻碍一般观点。”也就是说, 他认为对微观科学史研究的不足并不影响他对宏观科学史研究, 这是他科学史研究的风格。
1966年科恩评论了库瓦雷。库瓦雷在1937年开始使用概念分析方法研究伽利略, 在他看来, “他发现转变的特征是确切测量概念的详尽细节, 创造性的科学仪器, 使转变从定性描述到对传统科学的定量实验。”[10]1976年科恩评价了萨顿奖获得者狄布纳 (Bern Dibner) , 分析了他对科学史和技术史图书出版及科学史图书馆建立方面的贡献。1983年科恩评论了德国科学史家、1971年萨顿奖的获得者哈特纳 (Willy Hartner) 。
就人物研究而言, 从时间顺序来讲, 富兰克林占据科恩事业的第一阶段;而从1956年起科恩主要研究了牛顿。从重要性来讲, 牛顿占据他学术研究的重要地位。科恩从研究风格上继承并发展了萨顿的宏观研究风格, 更重视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研究科学史, 如对牛顿的研究, 科恩在考证牛顿科学思想来源及形成过程的基础上, 概括出“牛顿风格”, 并分析牛顿科学对实验科学、政治学、社会科学产生的影响。从人物群体看, 科恩扩展了科学史研究对象, 表现在对18世纪、20世纪著名科学家及20世纪科学史学家的研究。
三科学与社会关系研究
作为二战期间成长的科学史学家, 科恩更多地体验到科学在战争中的作用。当时存在一种片面认识, 似乎化学战或物理战都是因为科学家, 因此科学家应对战争负责。20世纪40年代科恩分析美国革命到二战以来政府、科学与战争之间关系的演变过程, 认为“从革命到内战, 科学与政府在两个方面是联系的——政府给它提供部分经济支持, 另一方面科学家的责任是提供服务和接受官方建议。而且它们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11]一战到二战期间, 政府与科学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在困难时期, 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依靠训练有素的科学家的帮助, 这些科学家承认有服务于他们国家的责任和权力。”[11]343但是, 科恩认为科学服务于战争的程度不是由科学家个人决定, 而是由当时的知识传统及社会选择决定, 进一步从历史角度分析了17～20世纪人们对科学的恐惧与害怕的过程。
科恩还研究了科学对政治产生的重要影响。科恩重点分析了美国革命到二战后科学与政治的关系, 并通过证据分析法说明17世纪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对哈林顿的影响。“哈林顿使用哈维心脏功能和血液循环学说解释和证明一个立法机关应该有两个部门。”[12]科恩还在1995年《杰佛逊、富兰克林、亚当斯与麦迪逊政治思想中的科学》中研究了牛顿科学对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佛逊、第四任总统托马斯·麦迪逊及本杰明·富兰克林政治方面的影响, 认为美国开国之父们把从物理学和生命科学的概念、原理、法则分类应用于政治、社会思想和行动中, 使18世纪后期的美国政治焕发了活力。
科恩在《科学中的革命》一书中将革命放入广义的历史、科学、社会语境中进行研究, 发展了库恩 (Kuhn) 的科学革命观。在库恩看来, 科学革命是发生在科学共同体内部, 是科学家的事情。而科恩认为, 重大的科学革命的发生过程涉及社会思想、产业等方面的重大变革。科恩还重视科学史对其他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产生的影响。1994年科恩在《相互作用: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某些接触》中从历史角度研究了17～20世纪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关系的演变过程。在他看来, “科学史能给任何历史一个新的方面。”[13]
就科学与社会关系而言, 科恩将科学放入广义的社会语境中, 研究科学与战争、政治、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 体现了科学的多元社会功能。科恩对科学与社会关系问题的研究, 超越了萨顿和库瓦雷的内史研究, 呈现出综合史的研究特征。同时他在对科学革命研究过程中将历史主义进行到底, 通过考察17～20世纪科学革命发生的特征, 概括出科学革命发生的四个历史判据及四个阶段, 继承并发展了库恩的科学革命观。
四科学编目研究
就科学编目而言, 科恩继承并改造了萨顿编目方法。他主要对教科书书目、ISIS编目及重要文献目录 (CB) 进行了改进, 推动了科学编目学的发展。
20世纪40年代, 科恩在萨顿基础上改造了教科书的编目方法。萨顿作为20世纪科学史教学的带头人, 在教学过程中没有固定的教材。而科恩认为, 教科书在科学史教学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方面, 科恩增加出版关于教科书目的目录。如果出版书目中包括所有教科书的目录, 它的用途将被加强, 特别是对一些研究不同问题的人来讲有很大的兴趣;另一方面, 从编目内容来看, 除了包括关于书本身和作者的资料外, 还应包括一些同书内容相关的作者与其他人的通信内容, 获得一些相关的信息;以及该书在学校或大学、学院被使用的情况。总之, 对于一本教科书所有版本的目录应体现出来, 不但反映出该书受欢迎的程度, 而且对这些版本的综合研究可以被揭示出来;对于不同版本的介绍应包括不同版本的数量、页数、纸张的开数, 作者完整的名字及在哪儿能获得该书。这些将证明对于书摘来说很重要, 他们可通过编目给任何学者拿到他想要的书。这是科恩对于教科书编目内容的重大创新。
科恩在ISIS的编目改造过程中承担重要角色。科恩任ISIS常务编辑和主编期间, 对ISIS的编目内容进行了重大改进。首先, 对送来的科学史论文送给编委会成员进行评审。这个编委会由科恩等五个人组成。真正的创新是增加了两个历史学方面的顾问。在此之前, 萨顿很少将论文送出去进行评审。“并不是萨顿相信他对科学史相关论文有重要观点, 而是因为他接受的论文多是有名望的学者或者是萨顿了解他们的工作。当作者不出名时, 他会很快地查看论文的脚注、参考文献, 确定论文是否对知识有贡献。”14]其次, 为投稿者印刷一系列注释, 增加了论文注释部分的内容, 开始了科恩引证与注释编辑的模式。第三, 增加书评、物理学史、科学与社会等方面的内容。科恩认为, 书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学史研究的水平, 这为科学史工作者选择读物提供一种参考。而物理学史、科学与社会内容的增加与科恩的兴趣有关, 但更多地反映了科学史研究的实际情况。科恩担任ISIS主编期间“整体上研究论文增加了13%, 书评增加1%, 物理学史增加4%, 科学与社会方面的论文增加了6%, 研究由古代转向近现代这一点非常突出。”[15]第四, 规定ISIS主编任期的年限。自ISIS创刊以来, 最初一直是由萨顿担任主编, 没有时间的限制。科恩任主编期间, 规定ISIS杂志主编任期为五年。科恩在1953～1958年任ISIS主编达6年, 是因为当时在他届满时, 没有合适的人选接替。在任主编期间, 他发现对美国科学发展和生命科学研究内容过少。他也曾试图改变这种局面, 但是效果不佳。
科恩还修改了重要文献目录的系统分类法及目录的编辑方法。他对重要文献目录的编目始于1939年, 主编过两期重要编目, 分别是1958年和1959年。由于科学史编目分类改变过多次, “从一个主编到另一个主编索引的模式在不断发生变化。”[16]最后证明学者很难找到他所要的参考的确定位置。科恩认为“我们应使我们的精力致力于对重要文献目录形成一个累积。”[16]390特别是对50年来科学史著述以累积的方式进行整理, 一个条目有一个以上的分类, 可根据主题分类, 再细分为人物、机构等, 还可以根据断代进行分类。这是对萨顿以来编目法最重要的一次创新。
五科学编史学研究
科恩作为杰出的科学史学家, 他在科学编史学方面有显著成就, 主要体现在他的科学史观、科学编史学方法及断代史与国别史研究等方面, 体现了继承与超越的特征。
(一) 科学史观
科恩的科学史观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 科恩关于科学史的任务及科学史学家的身份。科恩认为科学史学家应关注:科学家怎样做实验;一项重要科学实验产生的影响;科学家为什么要做这些实验;科学家怎样得出结论;这些结论产生怎样的直接反应和长期影响。在科恩看来科学史学家具有科学和历史的双重身份, 科学史学家在学术领域更多地是科学与历史的混合物, 这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专业科学史家是如此之少。
第二, 关于科学史信息来源及选择。在科恩看来, 在科学史和科学方面最可靠的信息不是从课本或书中获得的, 而是从当时出现在杂志中的论文中获得的。这些论文可从科学史杂志如ISIS或者学科杂志、综合科学杂志如《自然》中获得。ISIS每期的重要文献汇编收集了全世界有关科学史方面包括论文和图书的目录, 你可以找到想找的信息。由于一些论著存在重复旧的错误或产生一些新的错误的问题, 选择一本好书显得十分重要。科恩发现评价一本书的好坏可通过以下途径:查阅关于它的一些评论;检验一个或更多的作者所熟悉的出版物;通过检测脚注或目录, 阅读它的前言;通过写作方式判断作者想达到什么目的来决定作者的准备情况。
第三, 关于科学史价值。科恩认为“科学史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式。它研究科学思想, 技术和知识的起源、发展及影响, 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都有价值。”[17]他从更广阔的领域研究科学史, 并且将科学史研究分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 科学史基础研究成为应用科学史研究的前提, 也成为科学哲学、历史哲学、社会学研究的基础。应用研究服务于科学与文化、科学与经济、科学与社会结构变迁等。由于基础研究与实际应用没有直接关系, 因此对它的研究应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
(二) 科学编史学方法
科恩的科学编史学方法集中体现为继承与创新。一方面科恩作为萨顿的学生, 库瓦雷的“牛顿研究”合作者, 他们的科学史研究方法对科恩产生重要影响, 主要表现为科恩继承、改造了他们的编目考证法、引证原始材料分析法、概念分析法、历史记录分析法;另一方面科恩形成自己的编史方法, 体现为证据分析法、广义语境分析法、微观宏观整合法、再版补充法。 (限于篇幅, 关于他的种种方法我们将另文再论)
(三) 断代史与国别史研究
从断代史看, 萨顿主要研究了古希腊和中世纪科学, 他认为自己是研究中世纪科学的专家。“他有时对他的学生说, 他研究14世纪, 但是从来没有到达过14世纪。”库瓦雷主要研究了16世纪伽利略科学。科恩作为继萨顿和库瓦雷之后的科学史学家, 主要研究了17、18世纪牛顿、富兰克林的科学思想。在科恩看来牛顿研究更重要。“我希望从现在起数十年后, 当我和我的其它著作都被人忘记时, 牛顿原理英文版翻译将仍能对学者和学子们有所助益。”科恩在读博士期间, Arthur Schlesinger的美国史研究对科恩产生重要影响。所以从国别史看, 科恩主要研究了美国科学史。“如果美国科学史是很重要的, 超过地方古物研究, 它一定是文化史和智力史的一部分。”[18]
六结语
科恩作为20世纪著名科学史学家, 他的研究更多地体现继承与越越的特征, 同时也体现了科学史研究的新进展。总体上, 科恩是一位综合史研究大师, 主要在人物、科学与社会关系、科学编目等方面对科学史进行了综合研究。科恩同时又是一位科学编史学专家, 主要体现在他的科学史观与科学编史学方法中, 对科学史产生重要影响。科恩还是一位牛顿研究专家, 他曾说他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对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研究。总之, 科恩作为科学史大家, 他的科学史研究体现了对萨顿、库瓦雷等人的继承与超越, 这也是他研究的独特风格。
摘要：科恩作为著名的科学史学家、社会活动家, 他的科学史研究主题体现在人物研究、科学与社会关系研究、科学编目研究、科学编史学研究等方面, 体现了在研究内容及方法等方面对前人的继承与超越。
继承与超越：课改视野中的语言训练 第2篇
摘要：《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中没有了“语言文字训练”的提法。课程目标也随课程价值转型而重建。但语文教育就是母语教育的实质不变。“语言文字训练”是学习母语的必经之路。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课标精神，并据此对语言文字训练进行新的审视，合理扬弃，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母语教育。关键词：语文课程标准；阅读教学；语言文字训练
“语文课程学什么？”长期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语文老师。《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课标）指出：语文课程应“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1]其中，用“祖国语文”取代了修订版大纲之前的几部大纲所使用的“祖国的语言文字”；同时，试用版大纲频繁出现的“语言文字训练”“听说读写训练”“听说训练”或“读写训练”等提法在这份指导性文献里没有提及。对此，我们如果不能准确把握，就依然不能摆脱语文课程到底学什么这个问题的困扰。因而，完整准确地理解课标精神，正确认识语言文字训练的内涵和方式，客观辩证地看待它在语文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对语文课改，特别是对其中的主体部分阅读教学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透视：从课程目标和国外同类课程核心理念看语文教育的实质
地山之石，可以攻玉。审视其他国家或地区同类课程的核心理念，对回答“语文课程学什么”的问题，也许不无借鉴意义。
（一）日本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中的总目标：“培养对国语的正确的理解能力和适当的表现能力、思考力、想象力以及语言感觉，同时培养学生对国语的深切的关心和尊重的态度”[2]
（二）美国加州《英语课程标准・序言》中写道：“良好的交际能力――读、写、听、说――是人类经验的核心。语言技能是基础工具，不仅是进一步学习和事业发展的基础，而且能丰富人的心灵，培养负责的公民，形成国家是一个集体的观念。”[3]
（三）韩国《国语科教育课程》中的教学目的是：在掌握韩国语言初步知识的基础上，提高学生日常生活中正确运用韩国语言的能力：使学生了解和掌握韩国语言的性质和体系以及使用韩国语言的意义、作用，进而以开阔的眼界，正确地认识韩国语言的使用状况，有效地、创造性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4]
（四）德国教学大纲规定：语言教学的任务是在语音、词汇、语法和正字法上传授标准的德意志语言，使学生理解人们是通过符号系统来相互进行交际的。[5]
以上表述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语文课程，学的是母语。我国课标“祖国语文”而非“祖国语言”的措词，异乎寻常，耐人寻味。也许是为避免人们在语文教学目的、任务理解上的以偏概全，抑或是为调和在“语文”涵义上的歧见与纷争。可谓用心良苦。然而，“语文”作为一门课程的名称，它所代表的正是对学生进行祖国语言教育的课程。叶圣陶先生说：“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而言之。”[6]这是以“语文”命名语文教育时，我国仁人志士历经半个世纪探索达成的基本认识。
新课程以“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为基本价值取向，作为课程价值具体化的课程目标随之而重建。课标制定了十大总目标，对此，我们必须深刻领会，全面落实，避免顾此失彼。同时，又要作一番由表及里的透视，理清十大目标的关系，抓住核心和头绪。否则，语文课程依然会陷入不知道学什么的尴尬境地。
摆脱唯知主义的框框，力求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三个维度目标的和谐统一，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这是新课程目标制定的突出特点，也是这次课改的亮点。在课程标准的十项总目标中，1～4项是侧重于“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兼有“过程、方法”目标。第5项是侧重于“过程、方法”目标。后5项分别从汉语拼音识字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使用工具书与搜集处理信息五个方面，制定了具体的语文能力目标，侧重“知识与能力”这个维度，但阅读方面提出“注重情感体现”“受到高尚情操与趣味的熏陶，发展个性，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学会运用多种阅读方法”就属于情感、态度和过程方法方面的要求；口语交际方面提出“在各种交际活动中”，属于过程方面的要求；“文明地进行人际沟通和社会交往，发展合作精神”又属于情感态度方面的要求。
三个维度目标，互相渗透，彼此交融；同样重要，缺一不可。实践中必须视它们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绝不能厚此薄彼，唯有如此，“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的课程价值才能得以实现。
但是，“同样重要”并非“同样主要”。早在1925年，朱自清先生就指出：“我以为中学国文教学的目的只须这样说明：养成读书、思想和表现的习惯或能力；‘发展思想，涵育情感’……这两个目的之中，后者是与他科相共的，前者才是国文所特有的；而在分科的原则上说，前者是主要的；换句话说，我们在实施时，这两个目的是不应分离的，且不应分轻重的，但在论理上，我们须认前者为主要的。”[7]
三个维度的目标不是平分秋色、跑在三条轨道上的马车。美国加州英语课标中所说的――“语言技能是基础工具，不仅是进一步学习和事业发展的基础，而且能丰富人的`心灵，培养负责的公民，形成国家是一个集体的观念”――它告诉我们，在母语教育中，“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必须通过实现“知识与能力”目标来实现，既不能游离于“知识与能力”目标之外，也不能凌驾于其上。我国课标更明确指出：道德情操和审美情趣、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的培养，必须“注重熏陶感染，潜移默化，把这些内容贯穿于日常的教学过程之中”。[8]同时，认知因素与情感因素常常是交互作用的，“情感、态度”可以成为实现“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目标的动因，强化这一维度，有利于学生健全人格的培育，也可以促进语文能力的发展。至于“过程、方法”，是学习语文的过程与方法，并不独立于语文“知识与能力”之外，其中“主动进行探究性学习”，“学会使用常用的语文工具书”，“注重情感体验”，丰富语言积累，培养良好的语感，“学会倾听、表达与交流”等，都是行之有效的语文学习方法。这一维度目标的提出，着眼于学生的发展，同时也是为实现“知识与能力”目标，促进学生更好地掌握语文这一交际工具服务的。
因此，语文“知识与能力”目标才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目标或核心目标，只有它才是语文独立设科的理由和语文教学独担之任，是语文课程区别于其他课程的标志，是构筑语文本体的核心和支柱。
课标明确指出，语文“是母语教育课程”。[9]完全可以这样说，语文课程是通过学习母语促进学生的发展，语文教育的实质就是母语教育。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学的主体部分，毫无疑问，是进行母语教育的主要载体。
二、思辨：语言文字训练的内涵、方式与实践中的偏差
所谓“语言文字”，不应是“语言”和“文字”的简单相加，它指的是广义的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对我国公民而言，“语言文字”就是“祖国语言”，即母语。那么，“训练”又为何意？《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有计划有步骤地使具有某种特长或技能。”那么，“语言文字训练”，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使学生具有运用母语进行交际的技能。
天津师范大学田本娜教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训’是教导、教诲的意思，‘训’是教师的事，教师的讲、说、读、指点、教导就是‘训’；‘练’是学生的事，学生反复、多次的操作就是‘练’[10]。”教师必要的基本知识传授也包含在“训”之中。由此可知：第一，学习语言文字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这本是学校教育的特点。第二，语文教学要引导学生掌握必要的基本知识，但更要着力于培养技能，即语言文字的理解、积累、运用的能力，听说读写的能力。第三，“训”与“练”辩证联结，指明语文教学既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要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要重视学生语文能力的培养，重视学生主体地位，体现了素质教育思想。语言文字训练是获取必要的语文知识，形成语言交际能力的必经之路，舍此，语文教学就会成为空壳，语文课程也就失去存在的理由。
语言文字训练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独立式”。将静态的语言材料或是从动态的课文语言中抽取出字词句，编拟出各类习题，独立让学生反复练习。二是“依存式”，即在学习课文，理解内容，领悟情感的同时，积累、运用语言；在积累运用的过程中，加深理解和领悟；二者互为载体，互相依存，一举两得。语言文字是工具，但有别于普通工具。它熔铸思想，蕴含情感，也承载形象，与人文内涵是一体两面，“依存式”的语言文字训练，就是同时接受思想教育、情感熏陶和形象感染的过程，从而实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往往只有“独立式”训练，而没有“依存式”训练，致使语文教学尤其是阅读教学实践存在两种偏差。一是课内放弃一切训练，把“独立式”训练留在课外。其表现是沿用苏联20世纪50年代文学课的教学模式，教师传授的是人物形象、环境描写、社会背景、道德训诫，把语言本身的学习搁在一边。或者主要采用问答法和谈话法，用呆板琐碎停留在理解内容上的问题贯穿全课，学生疲于机械应答，很少自己直面课文，去消化吸收、迁移运用课文语言。二是不读书只做题，采用题海战术，课内课外单纯进行“独立式”训练。即使在阅读教学课内，也完全离开课文内容，抛却作者情感，放弃感悟涵咏，把字词句从语境中剥离开来，进行孤立机械的操作和演练。前者抛弃语文课程独担之任，与课文课程目标南辕北辙。后者则违背母语学习的规律，违背工具性与人文特性相统一的课程特性。于漪老师指出：“没有人文，就没有语言这个工具；舍弃人文，就无法掌握语言这个工具。”[11]二者都直接导致语文教学的费时低效。
三、扬弃：语言文字训练的科学化
语文教育必须与时俱进，这是时代的要求，是语文课程自身发展的必然。以课标精神为依据、审视语言文字训练、趋利除弊、合理扬弃、使语言文字训练科学化是我们正确的选择。
何为科学的语言文字训练？简言之，就是必须合乎为了学生发展的新课程价值观，合乎语文课程的特性，合乎语文教育的客观规律，有助于全面高效地实现课程目标。具体地说，必须做到以下两点。
（一）合理调配两种方式的训练，体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
“独立式”和“依存式”语言文字训练，都为语文学习所必需，但两种方式特点不同，功效也不同。“独立式”训练，便于反复操作，长于牢记知识并转化为技能，但短于整体感悟和情感熏陶。这种训练适宜于在阅读教学课后进行。应精选那些对形成语文能力必需的知识点，精心设计训练题目，力求适当、适量，练得巧妙，练出效益；力避繁杂低效的机械操作，杜绝题海战术。“依存式”训练，对于知识点的识记不及“独立式”训练之长，却避其所短。阅读教学，特别是课内，应以“依存式”训练为主，披文得道，缘道学文，文道兼得，使语文课程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得以切实体现。比如，教学古诗《咏柳》，首先让学生背诵课内外学过的描写春天的诗歌，在学生理解大意、领悟诗情、背诵诗句之后，让学生从本首诗歌或背诵过的其他诗歌中选择词句填空，然后全体学生用朗声诵读填好的语言片断，就是“依存式”训练的范例：
伴随第一声春雷击打的鼓点，春姑娘踏着轻盈的脚步，花枝招展地走来。
和暖的“二月春风”，是她手中的剪刀，她裁出细长别致的柳叶，裁出不甘寂寞的出墙红杏，裁出“离离”的原上小草，裁出千姿百态的蝴蝶在万花丛中翩翩飞舞。
“润物细无声”（或者：“随风潜入夜”）的绵绵春雨，是她神奇的画笔，她描画出大地缤纷的色彩。山青了，水绿了；梨花白了，桃花红了。于是，江岸上的柳树，“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草长莺飞，万紫千红，春色满人间。
从语言学习角度看，这是积累和运用的训练，但这种积累和运用与被文人情，被文入境，互相依存。纵观整个教学过程，语言文字训练落到实处，获得实实在在的效益，但一点也不缺乏形象的再现，意境的体验，韵味的品评，情绪的感染。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精神的凝结。“依存式”语言文字训练的过程就是多元文化的积淀过程，就是民族意识精神的接受和培育的过程，就是认同或同化融于语言文字中的美好情惊、价值取向和睿智哲理的过程，从而落实培养思想文化素养的任务，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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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科的人文价值。（二）整合三个维庆的目标，在综合学习中全面提升语文素养
课标制定了课程总目标和学段目标。实践中，每一单元、课题、课时乃至每一个教学片断也必须有自己的目标。这些大小不一、具有递进关系的目标构成了一个系统，下位目标都是其上位目标的具体化。即使是一个片断的教学，也必须努力体现三个维度目标的整合。既要有明确的语文知识与能力目标，又要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同时还要考虑学生应该经历怎样的学习过程，采用或学会怎样的学习方法，形成怎样的学习习惯，从而使三个维度目标整合在同一教学过程中。
语文素养不是各种知识、能力以及情感、态度、价值观堆叠起来的“杂烩”，而是各种要素融合而成的“合金”。综合性学习无疑是锻造“合金”的有效途径，也是课标倡导的体现语文教育特点的学习方式。“综合性学习主要体现为语文知识的综合运用、听说读写能力整体的发展、语文课程与其他课程的沟通、书本学习与实践活动的紧密结合。”在课标的学段目标、教学建议和评价建议中，识字写字、阅读、习作（写活、作文）、口语交际和综合性学习是分列的，但根据综合性学习的内涵，在综合性学习以外的上述各项教学中都可以进节不同程度的综合。阅读教学中，这种综合主要是把说写请进阅读教学课堂，听说读写综合训练，吸收与表达熔为一炉；同时注重前后、内外的联系，以期产生合力与共振效应，使学生获得语文素养的全面提升。长期以来，我们把阅读的功能定位于吸收，与表达决然分家。于是乎，阅读课堂教学中重视吸收的听读，而鲜见表达的说写，这俘于语文教育的特点，也悻于课标精神。
在上述教例中，积累诗句，提供语境尝试运用诗句，这是知识与能力目标；填空和随后的朗声诵读，学生们意趣盎然，课堂上荡漾着浓浓的诗意，使学生更深一步进入《咏柳》的意境之中，潜移默化地受到美的熏陶，对春天、对大自然的热爱也油然而生，这是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让学生动口，动脑，动手，直接与诗句“对话”，亲历学习诗歌的过程，这是方法与过程目标。即使是这样一个不长的教学片断，一个小的教学环节，三个维度目标，也得到整合，和谐地交融于一个训练过程之中。
填空、诵读是运用和表达，依赖于对描写春天的诗句的充分吸收和积累，否则就无法达成；同时又积极地反作用于吸收和积累。二者互涵互动，获得和谐共振之效。同时，前后、内外的沟通和联系，又极大加强了综合的广度和深度。长此以往，必将有效地促进语言素养的提升。
注：
[1][8][9][12] 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16、2、18
[2] 付宜红．中日现行小学语文教学大纲比较[J]www.pep.com.cn/xiaoyu/jiaoshi/xueshu/haiwai/17.htm．
[3]江明．比较：中外对母语教学地位、作用的研究［J］．中学语文教学，2001．（9）：16
[4]权瑚．中韩两国小学语文教学大纲比较[J]．课程 ・教材・教法，2001，（5）：77
[5]张桂春．中德小学数学及语文教学大纲差异的缘由探析[J]．比较教育研究，2001，（4）：38．
[6]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C]．北京：人民教育 出版社，1994 506
[7]朱自清．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J]．教育杂志，1925，（1）．
[10]田本哪．小学语文课加强语言训练问题[J]．小学语文教学，1996，（2）：3－6
[11] 于深语文教学谈艺录［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8.
（摘自：《课程・教材・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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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改教学反思论文
★ 反思不足
★ 社会实践的不足与反思
★ 初中政治教学课改反思
★ 课改感言
★ 课改体会
★ 课改感怀
★ 课改论文
★ 课改工作总结
创业者的财富增速超越了财产继承人 第3篇
英国巴克莱银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富人通过创业，而不是遗产继承积累了自己的财富。技术、全球化和新兴市场的崛起导致创业爆发，并成为全球最富有人群的主要收入来源。
去年，尽管欧元区出现危机，全球百万富翁的人数和他们的总财富却有所增加。全球可投资资产在100万美元以上的人数增长了9%，达到1200万人，他们的总财富增长了10%，达到4.62兆美元。
在前年被亚太地区超越的美国百万富翁人数达373万人，再度成为拥有百万富翁最多的国家，而亚太和欧洲分别为368万和340万。
在未来三年内，亚太地区百万富翁的财富预计将增长9.8%，这一增速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5倍。巴克莱银行表示，亚洲和非洲积累财富的平均时间分别为12年和16年，而美国和欧洲则分别为28年和23年。
巴克莱银行的报告同时还调查了财富支出和分享的方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民利用财富的方式有显著差异。
在英国等较发达国家，那些通过创业致富的人，宁愿下一代开拓出自己的道路，而不是将财富交给他们。
然而新兴市场的财富创造者，大多将财富视为提升家庭生活和获得更多财富的动力。这与他们对待慈善的态度类似，他们大多是在寻找个人价值的实现和传承，而不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
浅析我国行政法学的继承与超越 第4篇
关键词：行政法学,继承,超越
一、我国行政法治建设历程
(一) 行政法制建设的变化
自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行政法治建设始终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20世纪90年代, 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得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 行政法制建设也得到了重要发展, 并在多个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行政法权力结构从原本的重权利、轻权利向权利与权力的并重进行转变。随着行政诉讼法的正式颁布, 以及行政处罚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的出台, 都使得权力结构的中心发生调成, 从而开始形成权力与权力之间的良性互动。在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过程中, 法治观念也得到了深化, 在改革开放之后, 我国的行政法制通过不断的发展和反思, 在传统观念的基础上, 由原本的人治观念转向为法治观念, 在90年代后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 将“依法治国”上升成为宪法原则, 保障了行政法制建设的权利。
我国行政法学在这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 政府职能也产生了相应转变。政府职能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进行转变, 从全能性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进行转变, 并且政府对于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 对自身职能进行调整, 并将部分职能过渡于社会, 从而促进政府与市场的共同发展。在行政法制建设过程中, 还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变化, 这些重大成就, 都使得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更为顺利, 并且也完善了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但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 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例如:地方保护主义等现象对法制统一产生严重影响;行政法治体系建设不完善;公民参与机制不健全等方面。
(二) 行政法学研究的繁荣
随着行政法治建设的不断发展, 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也取得长足的进步, 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 都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从内容方面上进行分析, 通过对行政法学十几年来的回顾, 可以看出随着行政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 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在各方面都取得较大成就, 逐步走向成熟阶段。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 学者对管理论、公共权力论、平衡论、控权论、服务轮和公共利益本位论等相关理论观点进行研究, 并对行政法学基础理论也进一步展开了深化, 强化行政法律的关系, 将行政权与公民权利的对立统一, 作为行政法学研究的主要逻辑, 从而构建出整个行政法学的研究体系, 随着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 行政法的本质特征也得到了认识上的发展。
在90年代初期, 学术界就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进行了相关讨论, 在行政法治原则中形成了行政合法性与行政合理性相结合。在“依法治国”观念确立为宪法原则之后, 依法行政的原则的也得到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 并尝试将依法行政与行政法制进行区分, 从而深化法治行政的关系。并且学术界也对国外行政法原则进行了相应研究, 并从国外行政法原则中进行引用, 从而对我国的行政法治原则进行补充, 使得行政合法性与行政合理性原则得到了进一步结合, 完善了行政法基本原则体系。在行政法学基本原则研究的基础上, 行政主体理论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反思, 行政组织的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便有了行政机关范式与行政主体范式之分, 行政主体范式在90年代后处于主导地位, 与其他行政机关反省相比, 更能够确定行政行为效率, 并对行政法律责任能有明确的归属。但随着学术界对行政主体理论进行研究和反思, 对行政主体理论展开了更为深入的探究, 并认为行政主体理论自身存在逻辑矛盾, 与行政诉讼资格的联系过于紧密。因此学者运用西方行政主体理论对我国相关理论进行调整, 并逐步开始复行政组织法的研究, 但整体来说, 仍然较为单一。
行政行为理论在近十年的行政法学研究中, 得到了迅速的丰富和发展, 将行政处罚作为重点内容, 并在后期更为关注行政许可与行政强制的行为, 传统行政行为研究的深入, 使得抽象行政方位得到关注, 在前期重要争论行政立法性质, 后期则对行政立法的等级效力与程序规范展开研究, 并开始反思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性质及控制, 在这一段时期内, 行政行为的理论研究进一步得到了深化, 并强化了行政行为分类、定义和效力等方面研究。并且随着行政方式的多样化, 学术界也对传统行政行为进行到了深化研究, 开始重点关注非强制政府行为, 并关于行政指导、政府采购与行政合同出版了大量论著, 使得人们更为深入的认识到当代行政方式。在这一过程中, 我国对西方行政法治制度和理论的研究具有重大贡献, 自90年代之后, 我国丰富了对外国行政法的介绍与研究, 并开始全面介绍和研究各国成熟的行政法理论和制度。在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中, 我国的行政法学界也明确的认识到, 我国行政法学的发展应做到传统与创新并重, 也并不能一味的照搬西方行政法制度和理论, 应当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 从而研究我国法学传统与西方法学传统的不同之处, 再对西方行政法理论和制度进行引用。
二、分析我国行政法学的未来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 我国的的行政法学研究也从幼稚走向成熟, 但通过对现有研究现状来分析, 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仍然存在许多薄弱环节, 低水平的重复研究现象较为突出;部分行政法学研究具有粗放式的特点;并且由于我国的特殊历史时期影响, 行政法学的学术积累较为薄弱;研究视野较为狭隘;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等。根据我国行政法学研究取得的成就及不足, 对我我国行政法的发展趋势进行结合, 从而展开我国行政法学研究的发展意见。
(一) 开拓研究领域
随着行政法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部分领域的研究成果已较为突出, 并且更多研究领域仍需进一步深入。行政法学的研究者应当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将行政法学研究进行纵深发展, 从行政指导、行政组织、宏观调控行为和行政许可等问题进行强化。并且行政法学研究者也应当对新问题进行关注, 从而拓展全新的研究领域。
(二) 勇于创新
在对我国行政法学研究里程回顾的同时, 还应当对以往的行政法学研究加以反思, 从而明确行政法学现状, 吸取经验教学, 从而为行政法学的未来发展提供指导。行政法学研究应当勇于创新, 树立科学的人文精神, 并端正学术态度, 促进学术风气的良好发展。在行政法学研究过程中应当实事求是, 重视实践, 勇于质疑和创新。并且行政法学研究还应当在探索的过程中, 坚持以人为本, 明确人类的自我关怀, 关注人的尊严和价值,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我国行政法学的发展较为迅速, 并带有强烈的地域性, 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应立足于本土资源, 对中国的实际问题进行关注, 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经历了较为复杂的发展历程, 这些经验和教训也是我国行政法学研究的丰富资源。因此行政法学研究着应当采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 摆脱传统的封闭模式, 勇于创新, 通过开放的思维方式, 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在学科领域交叉融合的基础上, 对行政法学研究进一步深化。
通过创新, 采用多样的研究方法, 能够让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去认识行政法问题, 现今我国行政法学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 仍需要创新发展, 在充分发挥传统法的基础上, 引进新的研究方法, 并通过转变研究视角, 从而建构行政法学的研究逻辑。行政法学的研究者应当根据不同研究内容, 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不能生搬硬套, 应当根据研究内容的实际情况, 对研究方法进行相应调整。回顾我国行政法学的发展历程, 并对行政法学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 我们应当总结经验, 对优秀研究成果进行集成, 并勇于创新, 积极超越和突破。
参考文献
[1]王学辉.反思中国行政法学存在的政治背景——通往中国行政法学自我意识之路[J].行政法学研究, 2010 (03) :19-27.
论马克思对卢梭国家观的继承和超越 第5篇
一、在国家起源观上的继承与超越
卢梭认为国家是人们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全和财产不受侵害,主动或被迫签订一种契约而形成的。在契约中,他们把自己的权利或意愿委托给象征着国家和政治权威的代表,由代表制定法律来保护人民的自由与权利。卢梭关于国家中契约的形成在《社会契约论》中得到了集中体现。社会契约论是卢梭认为国家产生的直接形式,为了揭示国家产生的根本原因,卢梭又对人类社会和私有制的产生进行了分析。在卢梭之前的哲学家普遍认为国家是自然状态下原本就有的,国家源于自然,忽略了人性和历史性。卢梭则认为,国家起源的根本原因是私有制和社会不平等,而且只有从私有制的角度来阐明国家的起源才能避免种种混乱。卢梭把私有制产生之前人类的状态称为是自然状态,对自然状态的认识要从对自然人的认识以及对自然人生理及心理方面的能力的认识开始。卢梭认为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真正了解私有制的产生和各种社会制度的形成。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揭示了其他哲学家关于自然状态的错误观点,对自然人和人类社会的进步进行了阐述。随着人类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变得频繁,人类体力和脑力的进步创造出了物质财富,物质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导致了财产分配不公、贫富分化。“自从人们觉察到一个人据有两个人食粮的好处的时候起,平等就消失了,私有制就出现了,……不久便看到奴役和贫困伴随着农作物在田野中萌芽和滋长。”(2)私有制的产生使人们从自然状态转化到了社会状态。因此卢梭把国家看做是阶级对峙和冲突的产物,即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和阶级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工具和新手段。
在国家的起源方面,卢梭不拘于从政治的维度对国家的起源进行剖析,而是从经济的视角探索国家的起源,同样马克思继承了卢梭通过经济来探索国家起源的根源,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经济关系和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第一前提,对国家的起源和本质做了阐述。马克思对卢梭的政治哲学思想做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从卢梭的反思开始,人们“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述到,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物质资料是开启真正历史的根本原因,是由“现实的人”劳动的结果。接着又是对自己生命的延续进行的生产,这就是最初的家庭关系。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都源于生产和劳动的扩张。马克思对异化的发现是超越卢梭的关键因素。马克思认为正是异化劳动导致了私有财产和私有制:“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对劳动生疏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因此,私有制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3)分工和异化劳动产生了私有制,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和国家都是私有制的产物。在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的产生使得社会利益冲突和矛盾日益严重,为了协调社会矛盾,急需一个代表社会普遍利益的公共管理机关———国家。
二、在国家性质方面的继承与超越
通过对国家起源的历史考察,卢梭形成了其思想的另一部精华———主权在民的国体观。卢梭认为,全体公民结合而成的总体或共同体就应当是能够按照这个共同体所集中体现出来的意志而采取决策的“主权者”,而“主权者”是广大公民的共同体,而不是个别的或一部分公民的组合,所以在人类进入社会状态的时候其主要治理国家的思想便是“人民主权”。卢梭接着解释主权是人民的主权,主权的应用就是组成共同体的要素———人民的共同意志的应用,即“公意”。公意是社会普遍性伦理原则的实现,也是对人类政治道德和公共精神的重视。“公意”的思想既是卢梭政治法律思想的核心又是基本的内容。卢梭认为,只有实行公意,按照全体人民的意志去制定和执行法律或公约,人民的主权才能保障,才能治理国家和社会。为了不扭曲公意的含义,卢梭将公意和众意做了解释和区分。众意是私人的利益,是一小部分人的意志。在私有制条件下,资产阶级或掌握政权的小团体所代表的就是众意,但众意不应该成为国家力量的主权者,一旦众意指导国家力量,那么所有决策和意志都将是为少数“权力者”谋福利的工具。因此,为了治理国家和社会,保障公意就成了十分重要的因素。人民在选举政府,任命公职人员和制定相关法律等方面的立法权实施的过程中更要体现公意。卢梭认为立法权是国家的心脏,立法要以公意为基础,法律才具有力量。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恩格斯明确地证明过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我们在卢梭那里不仅已经可以看到那种和马克思《资本论》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进程,而且还在他的详细叙述中可以看到和马克思所使用的完全相同的整整一系列辩证的说法: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一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4)马克思的“人民民主专政”思想对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进行了继承和超越,起初卢梭对私有制进行了批判但是并未主张消灭私有制,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必须通过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消灭私有制,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民主。马克思又指出,要从私有制中解放出来,人类社会就要打破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之间的矛盾关系,这一过程必须要通过工人的解放来实现。其次,卢梭虽然是近代提出人民主权的第一人,但他只注重未来社会的应然性而忽略了实然性。而马克思在人民民主的哲学和实现途径等方面做了崭新的论断。在卢梭人民主权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的批判,以市民社会为出发点,在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进行颠倒的条件上,提出了人民民主的思想,主张用民主制实现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恩格斯用实践和理论证明了要实现人民民主,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便是国家政权的问题,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工人革命的第一部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第一次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5)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重要条件。
三、在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上的继承与超越
卢梭在政体上主张“日内瓦式”的直接民主制。卢梭批判了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民主制,“英国人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6)“正如主权是不能转让的,同理主权也是不能代表的;主权本质上是由公意所构成的,而意志又是不可以代表的,它只能是一个意志,或者是另一个意志,而决不能有什么别的东西。因此,人民的议员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代表,他们只不过是人民的仆役罢了;他们并不能作出任何肯定的决定。”(7)卢梭在此证明了主权的不可转让和不可能代表,揭露了议员和议会的虚假性。卢梭是以瑞士的小城邦共和国为模型提出直接民主制的政体观念,然而实行直接民主制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与当时的社会发展并不吻合,因此他的政体观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与卢梭一样,马克思也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民主,但马克思并不主张实行单一的直接民主制,他认为民主制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自我意志的体现,但由于人民数量的巨大和人民分布的散乱就必须通过选举代表来行使他们的权力,这样就实现了间接民主。马克思主张直接民主制和代表制相结合,通过“议政合一”和“选举和监督”等形式保证民主真正的实现,而这种结合是通过巴黎公社的普选制实现的。马克思明确指出:“建立一个不但取代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取代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公社正是这个共和国的毫不含糊的形式。”(8)在巴黎公社中,人们享有真正的服务于人民的选举而不是每三年或六年才发挥一次作用的虚伪的代表。公社选举制是马克思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政体表现,也是马克思对卢梭直接选举制的超越。
摘要：继承与超越是马克思对卢梭国家观的双重逻辑。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约论》等著作中所提出的国家观思想是马克思国家观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马克思并没有照搬卢梭的结论,而是在论国家的起源、国家阶级性质和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等方面做出了具有创造性的论断。此文就卢梭和马克思的国家观相关理论以及马克思对卢梭的继承和超越两大方面做简要的阐明。
关键词：马克思,卢梭,国家观,社会契约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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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超越 第6篇
西部片以美国人开拓西部的历史为线索, 然而大多数影片都没有尊重历史的真实性, 这些影片都是站在白人的立场上, 宣传白人社会中主导价值观, 而开发西部过程中白人对印第安人的血腥掠夺被一笔抹去。从西部电影“白人至上”的传统上看, 《与狼共舞》虽然不可避免受到了以往西部电影的影响, 如影片中也出现了印第安人射杀白人车夫并活剥头皮的场景, 同时, 影片也刻意拔高了白人代表邓巴的形象, 他几乎总是以救世主的崇高形象出现在印第安人部落中, 帮助他们获取猎物、歼灭敌人, 但它基本上解构了白人拓荒神话, 颠覆了传统西部电影中白人和印第安人的形象塑造。
影片采取了几组对比来完成对白人和印第安人的形象塑造, 首先是两者在战争中的不同表现, 影片开端是一场白人之间的僵持战, 双方玩世不恭的士兵们都毫无斗志, 甚至想以打牌来决定胜负, 若不是邓巴的自杀式挑衅, 这场战争似乎会永远僵持下去。战争的领导人也被刻画成愚笨无知的形象:无心军务只关心吃喝的上尉、一心只想观战的上将、口齿不清小便失禁的少校。对影片中的白人来说, 战争已经成了他们的负担, 变得毫无意义, 主人公邓巴中尉也是因为厌倦了战争才自愿驻守边疆。影片中印第安人对待战争有着与白人截然相反的态度。他们在战前精心策划, 举行隆重的战前仪式, 他们没有枪支弹药, 只能依靠自制的武器肉搏, 然而他们在战斗中充满热情斗志昂扬。邓巴意识到印第安人的战争“没有黑暗的政治背景, 也非贪财、救人或争地, 他们只是为了保卫冬天的储备粮, 使妇孺免受饥饿”。
另一组对比在于白人和印第安人对待大自然的态度上。邓巴初到席格威治堡时, 发现原本驻扎在此的白人军队已经离开, 周围环境被破坏得不堪入目, 驻地旁的水池中布满动物的尸体。白人士兵不堪忍受寂寞的边疆生活, 采取破坏自然、猎杀动物的方式来消磨时光和发泄心中的恐惧与愤怒。一些白人为了牟取暴利, 在西部草原上屠杀水牛, 割下值钱的水牛舌头并剥去水牛皮后扬长而去, 留下血淋淋的动物尸体。自诩文明人的白人在西部旷野中穷尽凶残之能事, 反倒是一直被称作“野蛮人”的印第安人懂得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印第安人把大自然奉为神明, 影片呈现了头插羽毛身涂油彩的印第安人以自然崇拜为基础举行的许多部落仪式, 他们从大自然中索取资源来满足衣食住行的需要, 同时内心也深深敬畏自然。当印第安人看到草原上白人屠杀后留下的水牛尸体时, 大家都面容忧伤, 忍不住流泪。水牛虽然也是印第安人狩猎的对象, 然而他们是将一年一度的狩猎看成神明的恩赐, 从狩猎前后盛大仪式中可以看出印第安人的感恩之心, 因此, 这和白人屠杀水牛是有本质区别的。
最后一组对比是印第安人和白人分别如何对待主人公邓巴。邓巴最初来到边疆时, 从车夫口中得知印第安人“不是小偷, 就是乞丐”, 他时刻保持警戒心理以免遭到印第安人的暗算, 然而随着他与印第安人的不断接触, 他发现这些印第安人其实性格单纯善良, 只要自己愿意与他们沟通, 很快就能获得他们真挚的友谊。印第安人非但没有加害于他, 反倒给了邓巴许多关心与尊重。他们在寒冬来临之前给邓巴送来皮草抵御严寒, 帮助他准备求婚物资成全了他与“挥拳而立”的爱情, 邓巴在印第安部落中获得了极大的尊重以至于他最终认为自己已经成了苏族的一员, 他的名字不再是邓巴而是“与狼共舞”。而作为白人的邓巴却遭受到他的白人同胞们无情的迫害, 当白人军队抓住邓巴时, 两名士兵藏起他的日记本并撕下日记拿去擦屁股, 邓巴无法让他们相信自己的身份并遭到毒打。影片中这些白人士兵们残暴无知, 他们甚至不顾邓巴的感受射杀邓巴在西部草原上的亲密朋友“双袜”来取乐, 邓巴最终不再愿意与他们讲英语而改用印第安语。《与狼共舞》一改往日西部片的作风, 白人不再是永远高高在上“优等人”, 他们也有愚昧凶残的一面, 而印第安人也不尽是野蛮的代言人, 他们也有许多不为人知的优点。
传统的涉及印第安人的西部电影都展现了“文明”与“野蛮”对立的主题, 并且在白人赶杀驱逐印第安人的斗争中“文明人”最终都战胜了“野蛮人”, 导演们企图以电影为意识形态工具来丑化印第安人, 从而使得人们坚信白人驱逐印第安人开发西部是合理合法化的。[2]《与狼共舞》也突出了“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对立, 然而影片从全新的角度去审视“文明”与“野蛮”的涵义, 揭示了两者之间的相融性, 影片告诉观众, “文明”与“野蛮”并非水火不容, 通过沟通和理解两者是可以互相包容的, 这也意味白种人应该消除种族歧视, 基于种族平等的原则正视印第安人的历史地位并尊重他们的历史传统。
上文已经提到, 《与狼共舞》中白人不再是文明人的化身, 而印第安人也不再是野蛮人的代言人, 影片主人公邓巴和最终与他结为夫妻的白人女子“挥拳而立”在印第安部落的遭遇便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界限消融的最好证明。邓巴是一名白人军官, 受过良好教育, 从他记日记的习惯中可以看出他甚至比一般白人还多出一股文人气质。影片中邓巴对印第安人的态度经历了几次转变, 最初邓巴先入为主地对印第安人怀有强烈的戒备心理, 然而随着他与印第安人接触和交流的增多, 邓巴越发被这个民族的优良品质所吸引, 他欣赏“踢鸟”的睿智沉稳, 佩服“随风而散”的坦率勇敢, 印第安人团结互助的和谐的生活方式更是让他赞赏有加。邓巴从印第安部落回到自己的驻地后, 他感到自己完全沉迷在印第安人的生活习俗中, 以至于夜晚情不自禁地围着篝火跳起印第安人的舞蹈来。此时邓巴依然站在白人的立场上, 只不过他以一种异乎其他白人的眼光来看待印第安人, 但他对印第安人的肯定中或多或少还是带着些许“白人至上”的优越感。邓巴真正融入印第安民族是在他亲自参与了印第安人的狩猎和战争之后, 此时他对印第安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他学习印第安语言, 穿戴印第安人服饰, 甚至抛弃了原本的名字而用上了印第安人给他起的名字“与狼共舞”。影片中一名印第安青年在草原上捡到了邓巴的军帽并想占为己有, 最初邓巴试图索回自己的帽子, 因为军帽是身份与头衔的象征, 放弃自己的帽子便意味着放弃自己的白人军官身份, 邓巴犹豫片刻后, 最终决定将帽子送给印第安青年, 条件是对方也要拿出一样东西来交换。影片中这个细节表明邓巴已经做好了融进印第安民族的准备, 并且这种融入不仅是在外表装扮上, 更是在精神层面。值得一提的是, 邓巴与印第安人建立起友谊并不是前者单方面的由排斥到接纳最后至融入的过程, 如果说白人对印第安人一贯的态度是贬低和鄙视的, 那么印第安人对白人的看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影片借“随风而散”之口道出了印第安人对白人的看法, 他们认为白人是“劣等民族”, 并且“骑术不精, 枪法拙劣, 肮脏不堪”, 他们对邓巴的态度也经历了由憎恨厌恶到逐渐接纳再到尊敬的过程。
影片中另一名体现民族融合的人物就是白人女子“挥拳而立”。“挥拳而立”5岁时被印第安人抢回部落并抚养长大, 她虽然时常想念被印第安人杀害的白人父母, 但影片并没有强调她对印第安人的仇恨, 相反, “挥拳而立”已经完全接受了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 她甚至也被印第安人的思想同化了, 认为白人是凶残危险的, 直至结识邓巴并与之相恋, 她才从心里消除了对白人的芥蒂。邓巴和“挥拳而立”的经历表明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矛盾隔阂是可以消除的, 而所谓的“文明”与“野蛮”并不是绝对的。
《与狼共舞》打破了传统西部片“白人至上”的人物塑造模式和“文明战胜野蛮”的叙事模式, 向观众传达了平等友爱的民族理念, 影片认为, 各民族间不分贵贱, 通过沟通和理解, 不同民族间能够实现和平相处的局面。
参考文献
[1]、李一鸣.昔日英雄何在?——美国西部片和《与狼共舞》[J].当代电影.1992 (3) .
继承超越 第7篇
从体裁来看,虽然《等待戈多》通常被认为是悲喜剧(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悲剧)1,但是,从内容和主题来看,《等待戈多》所展现的却是现代人复杂精神世界及其严重的心理问题,这也使其接近于悲剧的抒写,尤其是在人物性格及其命运安排方面,更能够显示出作品的悲剧性。因此,威廉斯将其归入“悲剧性困境与僵局”2的现代悲剧一类。同时,它的人物形象和性格能够直接地对应于亚里士多德所讲的悲剧的性格。在《悲剧的性格》一章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人物性格的四个目标:第一点,性格应该是善良的;第二点,对性格的描写应该适当;第三点,人物应该逼真;第四点,性格应该是一致的。3如果结合以上四点对《等待戈多》进行分析的话,贝克特在塑造戏剧人物性格方面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
一、“善”与“恶”
性格描写的适当性原则是亚里士多德在戏剧创作方面首先强调的要素,他认为善良的人物性格应当成为悲剧的基础。正如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所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如果从观众心理的角度来看,被打碎的美好恰恰是造成精神压力和悲剧感的重要原因。
贝克特在《等待戈多》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是难以用简单的善或恶来评价的。在几乎空无一物的背景前(只有一条路和一棵树),两个流浪汉以令人窒息的单调和呆板的方式进行表演,演出充满了无聊至极的对话和近乎疯人的呓语,以及怪诞的行动,在玩世不恭的戏谑色彩之外,整个演出展现了某种说不出的沉重感。在内容上,剧本超越了传统戏剧观所能忍受的范畴,印证了布鲁姆所谓“混乱时代”文学作品的基本特征4。
无论是爱斯特拉贡还是弗拉基米尔,他们的性格都是平面的,没有复杂的情感,只有颓废掩盖下的空虚的精神和令人捉摸不定的古怪脾气。例如,在第一幕中,爱斯特拉贡一出现便以粗俗的方式表现了他的性格特征:“爱斯特拉贡坐在一块石头上,想脱下靴子。他用两只手使劲地拽,累得直喘气。他筋疲力尽地停下来,一边喘气,一边休息,随后又开始脱鞋。同样的动作。”5脱靴子的情节在戏剧中发挥了调味剂的作用,每当情节即将要在沉重感中沦陷的时候,脱靴子便在恰当的时候引发观众的哄笑,以避免沉重感所带来的严肃思考。贝克特似乎在刻意地、不断强调某种戏谑性,并让其人物在细节中表现出惊人的玩世不恭:他们几乎永远不会去思考那些严肃的思想和生命中难以承受的痛苦,他们永远不会像哲学家、哪怕是正常人那样思考。
贝克特要证明的是,爱斯特拉贡和弗拉基米尔的生活是混乱的,他们的性格也因此而充满了类似于混乱的情绪,他们既不会刻意表现出崇高的情感,也不会故意表现得低贱,他们生活在自我的世界中——一个悲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好人,也没有坏人,善与恶的区分被鞋子的臭气所驱赶,无论是善良的人还是邪恶的人,最终都随着耶稣被“拯救”。但是没有人知道到底是善人上了天堂,还是恶人最终被拯救。两位主角时而开心,因为可能得到的拯救而欢欣鼓舞,时而又因为结局的可怕而恐惧。尤其是在感觉到第三者临近的时候,恐惧占据了他们的心灵,没有什么比“审判”来得更令人胆战心惊。他们的情绪也因此变得混乱不堪,他们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当此时,他们已经成为自由意志的奴隶,随时可能因为作恶而下地狱,却怀着强烈的期许等待进入天堂。
但是,结果并非这出现代悲剧所要表现的全部内容。从人物性格的角度来说,《等待戈多》表现了“有希望的绝望才是更大的绝望”这一主题,在两个盗贼中,只有一个可以获救,概率只有一半,其悲剧性远远超越彻底的绝望。等待成为最大的煎熬,两个主角沉浸在绝望的堕落和希望的狂欢的双重折磨下,他们的性格在煎熬中不断趋于疯狂。贝克特让观众领悟到,戏剧的人物性格并不是单一的,相反,焦虑、恐惧、孤独以及诸如此类的复杂元素磨灭了善与恶的二元对立,他们的性格充满了多元性和深度的复杂性。
二、期望与自我否定
消解了“善”与“恶”的对立,贝克特接着便以表现主义特有的方式打磨出令人印象深刻却又与众不同的人物性格,这也是他对亚里士多德戏剧理论的某种超越,“重复”成为《等待戈多》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重要手段:“虽然贝克特的主人公们展示了令人吃惊的多样性,但他们几乎都有一个特征:重复,他们注定地一再讲述和表现同一个故事。他们所追随的是流浪的犹太人、柯勒律治的老水手、瓦格纳会飞的魔鬼船长以及卡夫卡的猎人格拉古。”6
如果从人物性格的角度来看,重复的台词和剧情恰恰突出了主角的空虚和怯懦。他们的生活不会因为时间的流转有所变化,他们的全部生命只被控制在一个永远不变的空间范围之内。人物的多样性只是被潜藏于单一的重复性之内的,无论是两位主角还是其他两个在戏剧中出现过的人物(除了每次上台来代表戈多告诉主角他不来的孩子之外),全都表现出单调和呆板。即使是在陌生人出现的时候,爱斯特拉贡和弗拉基米尔所表现出的恐惧,也都被恒定的冷漠和单调所淹没。
借助重复这种重要的表现手段,贝克特阐明了他对人的存在及其意义的质疑。但是,两位主角却并没有因其单调和匮乏而放弃希望,对于现状的否定恰恰体现了他们对未来充满着期许和崇敬。纵然这样的期待是渺茫的,他们还是依然坚持不懈地等待着某种改变的到来(不断重复的期待)。他们对于生活的期待恰恰印证了萨特在其《存在与虚无》中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在著名的“自欺”一章中,萨特将对这种将“含混期望”作为存在依据的思考做出了另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这刚好是贝克特质疑的延续:“人的存在不仅仅是否定由之在世界上表现出来的存在,也是能针对自我采取否定态度的存在。”7“重复”正是期待的外显,《等待戈多》以戏剧的单纯表现了期待和绝望的悲剧,并逐渐从质疑走向否定。
否定并非仅仅表现在质疑的方面,它还离不开“说谎”——整本《等待戈多》就是一个大的谎言,说谎成为人物性格中不可替代的部分:他们互相提醒对方,存在的职责在于等待一个莫名的人以及他所象征的希望,而提醒的方式则是说谎,他们宁愿相信这谎言是真的,绝不、甚至丝毫不敢提及对希望的否定。自我否定既加剧了他们性格的懦弱,又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他们的意志力。很明显,爱斯特拉贡和弗拉基米尔就是萨特所揭示的这一类人,他们用说谎来掩盖自身的怯懦,并在这一基础上达到对自我内心的欺骗。更重要的是,这一行为本身为他们的存在勾画出了美好未来——一个远远超越自我的、可能得到最终拯救和祝福的未来。
由此看来,从朦胧的期望走向自我否定,并非是对自我行为和意识的背叛,相反,人物的形象及其性格在这种潜在的变化中逐渐趋于明晰。贝克特让两位主角从“犬儒者”走向绝望的深渊,但是,他们的悲剧性格却在绝望中得到了更好的表现,自我超越与自我否定融合成同一个渴望而不可及的东西。
因此,可以说,贝克特的荒诞剧《等待戈多》成功地塑造了超越于亚里士多德及其《诗学》中所描绘的传统的人物形象,戏剧冲突成为内在于性格的、在潜意识层面上得以实施的表现方式。善与恶的单向度传统的表现方式被存在的自我否定所取代,永恒的、持久不变的循环以及一成不变的人物性格,成为贝克特思考人性的依据。
摘要：贝克特的荒诞剧《等待戈多》成功地塑造了超越于亚里士多德及其《诗学》中所描绘的传统的人物形象,戏剧冲突成为内在于性格的、在潜意识层面上得以实施的表现方式。善与恶的单向度传统的表现方式被存在的自我否定所取代,永恒的、持久不变的循环以及一成不变的人物性格,成为贝克特思考人性的依据。
继承超越 第8篇
一、列斐伏尔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理论”的继承和超越
列斐伏尔的人学思想是马克思人学理论的延续和发展,那么关于人的本质问题,他也是在继承和超越马克思思想的前提下得出的。
纵观马克思早期思想,其对人的本质的论述分别表现在他的三部著作中。具体内容如下:首先,在《手稿》中,他立足于劳动,指出了“劳动彰显了人的本质”的思想。人是一种自然存在物,人凭借自身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实践即劳动来谋求生存和发展。人在劳动中张扬自己的个性,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从而肯定自我,确证自我,使自己成为真正的、自由自觉的自己。其次,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立足于实践的视角而对人的本质的规定。他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仅仅是一种自然存在物,有其独立性;人还是一种类存在物,有其社会性的本质。人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在从事实践活动的时候,会和自然、人以及社会发生一系列的关系,这些关系是人的社会关系,人在处理这些关系的过程中确证了自己的本质。最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又指出“人的需要体现了人的本质”。人是一种现实的个人,是活生生的从事生存实践的人,这种活生生的现实性就必然使得人有着各种各样的需求,而人不停地进行创造性劳动就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日益增多的需求,只有在这样的不断满足中,人才能追寻自己的本质而生活。
基于马克思的以上论述,列斐伏尔深受其影响,认为人的本质是指人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人的对象性活动构成了人生存的基本活动,所以人的本质是一种自主的、自由自觉的存在,它具有抽象的潜在性。人作为一种对象性存在,那么对象性就表明人不是独立的单个人,而是与他人或他物共在,而且在这样的关系中,对象性的活动使得人的本质被对象所给予。这是从社会关系层面对人的本质的揭示。列斐伏尔的这一思想就与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思想不谋而合。另外,列斐伏尔还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依赖而统一的,人的活动是一种超越的创造性活动,正是由于这种活动才使得人能动地作用于自然,改造自然;人还是有限的存在,是一种不断面对矛盾的存在,人的活动引发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产生了自然对人的制约,所以人要在这种对立中不断完善自我、肯定自我,这就是人的本质的复归过程。
综上我们不难发现,列斐伏尔虽然和马克思一样,都认为人的创造性活动使得人与人、自然以及社会发生关系,从而不断追寻确证自己的本质。但是,二者的思想还是有不同的地方,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在于劳动,在于社会关系和人的需要的发展。而列斐伏尔则强调人的本质在于人深层次的对象性存在这一特性去探讨人的本质,他的人的本质理论着重强调人的社会性。这是他对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和超越的一方面。
二、列斐伏尔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继承和超越
“异化”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范畴之一。这是他在《手稿》中的核心范畴。他通过对劳动异化的现象以及根源的分析,进而探讨了人的异化。马克思的异化是指主体创造客体,但主体创造客体之后,客体不受主体的支配而反过来支配、控制、统治主体,其实就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物对人的统治以及人对人的统治和奴役使得原本属于人的东西成为与人相敌对的力量。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异化劳动做了四个方面的规定: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同他的劳动活动本身相异化;劳动者同他自己的类生活、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之间的关系相异化。这四个规定是层层递进的。马克思从劳动的异化一步步推出了人的异化。人的异化表现在人的类生活类本质的丧失以及人与人的异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本的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人的能力降低了,人的本质丧失了。
列斐伏尔也讲异化,但是他的异化和马克思是不同的,马克思的异化是在经济领域上的异化,而列斐伏尔则从人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来论述异化。他指出异化从自身来讲,是人的劳动产品和本质力量的外在化,使得人自身出现了自我剥夺、分裂和疏远的趋势;异化是一种关系的错误和颠倒,是人和物的关系的错乱,其结果就是人不能控制和享有自己的创造物,反而要受自己创造物的支配和制约。异化的普及是方方面面的,列斐伏尔认为异化的三种具体形式是:人的需要的异化;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以及思想观念的异化。所以“异化就这样扩展到全部生活,任何个人都无法摆脱这种异化,当他力图摆脱这种异化的时候,他就自我孤立起来,这正是异化的尖锐形式。”(1)我们都知道,人利用实践能力在自然界中谋求发展,以完成人作为主体改造自然的生存任务。在这个过程中,人的需要得到满足,人的综合能力得到提升。人的能力得到提升的同时异化也在不断增长,人类在取得源源不断的实践成果的同时,又会因为异化而陷入自我丧失和分裂的困境,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但是我们不可否认,人类的发展也正是在这种自我分化的矛盾中不断完成的。
总的来说,列斐伏尔的异化理论是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启示下生发出来的,是继承,更是一种超越,他把马克思的异化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生活领域。列斐伏尔还认为马克思低估了异化力量。异化是普遍的持久的。是渗透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的必然力量。但是不管是马克思,还是列斐伏尔,他们对于异化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殊途同归,最终都是指向了一种克服异化的自由全面的人或总体的人的出现。
三、“自由全面的人”到“总体的人”:克服异化,走向人的本真自我
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包括对人、人的本质和异化等问题的探讨,其最终旨归是克服异化,寻求人的本质的复归而使人真正成为人。列斐伏尔在面对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异化环境之下,提出并阐明了总体人的生成就是消除异化,复归人的本质的必要途径。
(一)马克思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
面对劳动的异化造成的人自身的异化以及人与他人的异化,马克思指出,克服这种异化的解决办法就是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马克思在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有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他说:“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本质。”(2)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既然是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本质,成为一个完整的人,那么他就必须首先使自身得到全面提高,然后使自己在社会中也获得良好的发展。具体来说就是,人要想使自己的综合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这个能力包括思考能力、实践能力以及情感能力。在综合能力提升的同时,人的需要不断被满足。人就能够反射性地去发挥自己的主观自觉的能动性,张扬自身的自由个性,进而形成良好的社会关系(主要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三方面的关系)。这是人谋求自由全面发展的动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是人在追寻自身的本质规定性,这种规定性的实现需要劳动或者实践来完成。所以,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来说,它实际上就是建立在“实践、劳动——人的本质”这一思维链条上的从片面到全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从片面的人逐步变成了全面自由的人。这样的人就是没有了异化成分的并且本质得到复归的人。
(二)列斐伏尔的“总体的人”思想
总体的人在列斐伏尔那里就应该是完成了人与自然的高度统一。自然界本身是自在自为、无动于衷的,人凭借劳动实践能力同自然发生关系,同时也使自己的主体自由性得到充分发挥,就是说,人用自身的创造性活动改造自然界,使本身客观存在的自然变成了属人的自然界,即自然界被人化。在这样的状态下,人与自然相互依赖,又高度统一。“总体的人就是这样的一种高度统一的存在,它就是整个自然界。它包括所有物质的和生命的力量,包括世界的过去和未来。”(3)总体的人克服了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的种种对立、片面和分散性等异化形式,实现了人的自由自觉和自然界的自在自为,并将二者统一起来。这样,人和自然界具有了全面发展的动力。
列斐伏尔指出,总体的人是消除了异化的人。消除异化的方式是人的总体性发展。这就需要消除一切压抑人、奴役的物化力量,克服人存在的分散性片面性。总体人的生成将是人类异化的结束,人将真正的回复到人,人的本质也会复归于人。“总体人的实现,是辩证的否定的历史,它必须通过异化——也许是异化的最高限度——而摆脱异化。”(4)列斐伏尔的总体的人是彻底扬弃异化,消除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对立,达到自然性与社会性高度统一的全面完整的人。这种人的实现需要我们付出总体的行动来完成。现阶段,这种人还不是实际存在的,它还是一个理想化的目标,它似乎是不切实际的,但是我们关于总体人的追求并不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它是促使人类与社会进步的动力。“人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从事自由自觉活动的人,就要努力恢复人的总体性。对于希望真正解决问题的人来说,可以走的路只有一条,即努力把握总体性的内容。”(5)
总之,不管是马克思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还是列斐伏尔的总体的人,他们都是提出了一种精神感召,目的是为了使人们怀揣着追求真正自我,复归人性本质的动力。虽然目前他们所提倡的人还是一种完美理想化的人格,但是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一定会让那乌托邦式的完美幻想成为现实。
摘要：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相对来说较为成熟的思想便是其人学理论,其核心是人的本质和异化理论。最后马克思提出了克服异化,复归人的本质的办法就是寻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列斐伏尔在关于人的问题方面,提出了“总体人”的理论。虽然二者有一定差异,但其最终目的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为了人更好的发展和进步。可以说,列斐伏尔的人学思想是对马克思的继承和超越。
关键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总体的人,人的本质和异化,继承和超越
注释
11复旦大学哲学系.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196.
2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85.
33 复旦大学哲学系.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190.
44 宋国诚.马克思的人文主义[M].台北: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