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边际结构范文（精选3篇）
二元边际结构 第1篇
一、文献回顾
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 Lewis,1954) ,在假设农村存在大量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劳动力的条件下,创建了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用现代工业部门的不断扩大和落后农业部门的不断缩小来说明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同时也解释了相互分割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如何通过劳动力的转移最终实现一元结构的[2]。拉尼斯与费景汉( John·Fei & Ranis,1961) 在刘易斯理论的基础上将农业部门的发展结合进来,构成了包含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同时发展在内的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模型[3]。不同于刘易斯和拉尼斯与费景汉的理论观点,乔根森( Jogenson,1967) 在新古典主义的框架内建立了新的劳动力转移模式,否定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劳动力,认为只有当农业剩余大于零时才能有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率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的上升而不断提高,农业工资也不是不变的,两个部门在工资水平上存在差异,并且这一差异在比率上几乎是固定的[4]。在新古典主义的框架内,托达罗( Todaro,1969) 发展了发展中国家产业之间的劳动力流动理论,他引进了 “期望收入”的概念取代城市的实际收入,提出在乡村—城市人口迁移和人口城市化研究中产生重要影响的托达罗模型,较好地解释了当时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迁移与城市高失业率持续并存的现象[5]。
国内的一些学者对城乡二元结构与城镇化发展也做过相关研究。基于1987 - 2001 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陆铭、陈钊( 2004) 提出中国持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实施的带有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有关[6]。王至元( 2004) 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必须把握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结构转变的共同特征[7]。程开明( 2008) 提出城市偏向政策是导致我国城乡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城市化水平、开放程度提高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8]。陈钊、陆铭( 2008) 从城乡分割的经济政策内生决定机制角度,认为城市单方面拥有决定城乡政策的权力,导致城乡工资并没有在城市化过程中实现均等化,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9]。周天勇、张弥( 2011) 对比东亚韩国、中国台湾、印度和拉美等城市化发展模式,认为打破二元结构的城镇化发展应该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
上述发展经济学关于二元结构的论述,没有清晰地说明农村产生劳动力剩余以及城乡之间存在生产率差异的根本原因; 国内的研究大多都是从宏观政策角度说明城乡二元结构与城镇化发展关系,或者是从计量统计角度论证二者的关联性,缺乏相应的微观理论分析。本文试图将城乡二元结构和城镇化发展问题统一置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之下,从交易效率、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角度,运用超边际方法对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生根源进行微观的经济学理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比较当前城镇化主要发展模式,提出选择符合我国二元结构国情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旨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二、理论模型和超边际分析
( 一) 基本假设和理论模型
考察一个有M个消费者- 生产者和3 种产品的经济,其中产品1 和2 为工业品,生产时需要很少的土地,因此工业生产者既可以聚居在一个很小的地区,也可以分散居住在一个广大的地区。产品3 为农产品,属于土地密集型,农民必须分散居住在一个广阔的土地面积上。假设M个生产者-消费者都是可以自由选择专业化生产不同的产品,并自由选择居住模式,可以将选择只生产一种工业品的人们称为C类人,将选择生产农产品的人们称为R类人。购买一单位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为K ( K ∈[0,1]) ,或者说交易成本系数为1 - K,这种 “冰山运输成本”表示购买量的1 - K部分在交易过程中因交易的距离,交通运输条件或不同地区制度安排等因素而消耗掉的部分。如果C类人都一起居住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则交易效率K= k表示为一对C类人之间的交易效率系数。K = r表示一对R类人之间的交易效率系数,K = s表示一个C类人和一个R类人之间的交易效率系数,能够得到k > s > r 。因为一对居住在一起的C类人之间的平均距离要小于一个R类人和一个C类人之间的平均距离,即k > s ; 如果一个C类人要和一个R类人交易,可以通过居住在R类人农场的边缘而将交易成本最小化,即s > r 。
设每个消费者- 生产者的效用函数是:
每个消费者- 生产者的生产函数和工作时间的禀赋约束是:
其中xi( i = 1、2、3) 为产品的自给量,上标d表示购买( 需求) 的数量,上标s表示出售( 供给) 的数量,a表示生产一种产品时固定的学习或训练费用,表示一个人在生产产品i时的专业化水平。
( 二) 超边际分析
假设三种商品的交易价格分别为p1,p2,p3,可以有3 类决策模式: 第一类模式为自给自足; 第二类模式中有六种:( 1 /2) , ( 2 /1) , ( 1 /3) , ( 3 /1) ,( 2 /3) ,( 3 /2) ; 第三类模式有三种: ( 1 /23) ,( 2 /13) , ( 3 /12) 。上述表示卖产品i且买产品j ,表示卖产品i且买产品j和t 。这些决策模式的组合产生了4 种均衡结构:
1. 自给自足,用A表示。这时所有M个人都均匀分布且自给3 种产品,不存在城市。对于这种均衡有: x1s= x2s= x3s= x1d= x2d= x3d= 0 。即3 种产品全部自给,购买和供给量均为0,且不存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没有出现市场和城市,如图1( a) 表示。
2. 不完全分工,有两类:
第一类是所有M个人在模式( 1 /2) 和( 2 /1)之间的选择构成不完全分工结构P1。对于这种均衡有: p1x1s= p2x2d,p2x2s= p1x1d,产品3 均自给。此时出现了产品1 和2 的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出现了局部的产品1 和2 的市场,但是没有出现城市。
第二类是所有M个人在模式( 1 /3) 和( 3 /1)之间的选择构成不完全分工结构P2。对于这种均衡有: p1x1s= p3x3d,p3x3s= p1x1d,产品2 均自给。此时出现了产品1 和3 的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出现了局部的产品1 和3 的市场,但是没有出现城市。基于模式( 2 /3) 和( 3 /2) 形成的结构P3 与P2 是对称的,且产生与P2 相同的人均真实收入,可不加考虑,不完全分工如图1 ( b) 表示。
3. 完全分工用D表示,这时所有M个人在模式( 1 /23) 、 ( 2 /13) 和( 3 /12) 之间的选择构成完全分工结构。对于这种均衡有: p1x1s= p2x2d+p3x3d,p2x2s= p1x1d+ p3x3d,p3x3s= p1x1d+ p2x2d。此时出现了产品1、2 和3 的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出现了完全的产品市场,出现了城市,图1 ( c) 表示。
通过构造拉格朗日函数求极值,可以解出8 个决策模式中的角点解,如表1 所示。利用效用均等化和市场供求均衡条件,可以解出4 个结构中的角点均衡,如表2 所示。比较结构P1 和P2 的人均真实收入,可以看出所以P2 总是好于P1,因为s >r。也就是说在不完全分工的情况下,如果结构P1中两个人在工业品之间进行分工和交易,会因为交易距离过远产生不必要的交易费用。如果像结构P2,两个人在工业品和农业品之间进行分工和交易,工业品生产者可以选择靠近农民居住的方式,在获得与P1 同样的分工经济同时,减少交易费用。因此,有可能成为一般均衡结构的只有A,P2 和D。
比较结构A,P2 和D之间人均真实收入可以得出: 结构P2 好于A,当且仅当s > s0; D好于P2,当且仅当s > s1。这意味着当s1> s0,即k< k0时,如果s < s0,一般均衡结构是A; 如果s介于s0和s1之间,一般均衡结构是P2; 如果s >s1,则一般均衡结构是D。当s1< s0,即k > k0时,结构A和D都要优于P2,此时可以只考虑结构A和D。如果s < s2,结构A优于D; 如果s >s2,结构D优于A。
全部均衡及其新兴古典比较静态分析总结如表3 所示,其中:
在结构P2 中每个卖工业品而购买农产品的人,可以自由选择聚居或者散居。每个工业品生产者在这个结构中作为决策的理性人,会选择靠近农产品生产者的居住方式,以便节省交易费用。这意味着当k < k0时,每一个半专业化的工业品销售者将紧挨着一个半专业化的农民居住,这样在结构P2 中尽管存在着工农业之间的分工,但是没有出现城市,这说明分工对于城市的出现是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对于结构D,完全专业化的工业品1 和2 的生产者就可以聚居在一起,交易效率是k ; 如果他们还是散居各地,交易效率是s ,大大小于k 。因此,理性的工业品生产者就会选择居住在一起,以节省相互之间交易而产生的费用。在图1 ( c) 中用虚线圆圈表示这种工业品生产者之间紧邻居住的地理模式,这种人与人的紧邻居住使区域外人口不断向区域内聚集,区域内人口密度增长,并最终导致城市的出现。
当交易效率s和k不断改进时,一般均衡就会从自给自足A向农民和工业品生产者之间的不完全分工P2 演进,此时没有城市出现。只有当内部分工进一步加深时,一般均衡才会最后演进到工业品生产者之间,以及职业农民和工业品生产者之间的完全分工状态D。因此,可以得出城市从分工中出现的一个充分条件,是在非土地密集型的工业品生产上出现足够高水平的完全分工[10]。
( 三) 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生与消失
实际上在图1 ( c) 中只给出了一个社区图形,在这个社区中有一个城市,城市住着两个工人,而农村住着一个农民。实际上在结构D中共有M /[ 2 + ( s / k)1 /3] 个这样的社区,其中从事工业的城市居民有2M / [2 + ( s /k)1 /3] 个, 从事农业的职业农民有( s /k)1 /3M /[ 2 + ( s / k)1 /3] 个。 由于不在同一社区的人没有分工和交易,从节省交易费用的角度考虑,他们互不来往。但如果在这个模型中引入更多中商品,不难证明随着分工的发展和交易效率的提高,每个社区的人口将增加,城市的规模将扩大,而与此同时城市的数量则会下降。
杨小凯和赖斯将这个简单的模型扩展到有4 个产品以及非线性生产函数的情形,他们证明随着分工的发展和交易效率的提高,经济在从低水平分工的自给自足向高水平的完全分工演进过程中,将会出现一个非均衡结构的转型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城市居民的专业化与生产力水平,商业化程度都要高于农村居民,城市居民也将获得比农村居民更高的人均真实收入,这个非均衡结构就是城乡二元结构[11]。城乡二元结构只是分工演进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阶段,只要保证自由迁徙,城乡之间的人均真实收入将出现均等化。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高,这种城乡二元结构将被完全分工的均衡结构所取代,此时城乡两个部门的生产力和专业化水平将趋同,城乡二元结构也将消失。
( 四) 分析结论
通过以上新兴古典框架下的超边际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分工的演进主要取决于交易效率,交易效率越高,分工水平也就越高,而高水平的分工将促进专业化和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以及人们实际收入的增长。
2. 城市内的交易效率大于农村,城市内的分工水平也高于农村,致使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生产力水平、商业化程度等方面出现差距。一旦城市的生产力水平和商业化程度较高,在较长时期内社会资本就会向城市集中,也会进一步加大城乡差距,城乡二元结构就产生了。所以,城乡二元结构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之间交易效率的差距。
3. 如果能够把城乡之间的交易效率提高到较高的水平,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将逐渐收敛,生产力水平将趋于均衡,城乡二元结构也将逐渐消失。
三、新兴古典框架下的城镇化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之间交易效率的差距,在目前我国社会深刻的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我国的城镇化究竟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
( 一) 城镇化发展模式
1. 大城市发展模式。主张大城市发展模式的学者主要是从聚集经济角度考虑的,因为规模较大的城市既能产生较大的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又可以节省城镇化的社会成本,以大城市为主导的城镇化发展模式综合效应要优于小城镇。但是,随着大城市的过度发展,诸如城市人口过度膨胀、环境污染、资源供应紧张、基础设施供不应求等城市病问题集中爆发,大城市的发展并没有给人们带来生活质量的提高; 与此同时,大城市周边的乡镇农村人口减少、自然村消失、农村土地弃耕现象严重。
2. 小城镇发展模式。主张小城镇发展模式的学者主要认为中国农村人口庞大,仅仅依靠大城市解决不了人口的转移问题,应该集中力量发展小城镇。费孝通对此曾提出 “小城镇大问题”的观点,认为在原有乡村集镇的基础上发展的小城镇,可以使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消化,避免了发展中国家大城市过度城市化带来的各种问题[12]。但在随后小城镇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小城镇的人口聚集功能有限、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整体功能欠缺,以及难于形成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等问题逐渐凸显。
3. 中等城市发展模式。此种介于 “大城市”和 “小城镇”之间的城镇化模式试图调整前两种模式,认为中等城市兼有大城市和小城镇的优点,又可以避免大城市发展的城市病和小城镇发展的局限性,在城市化体系中起到承上启下的纽带作用。这种发展以中等城市为主体的城镇化模式有可能实现双赢,也有可能因为方式过于中庸,以及中等城市规模难以划分等问题,给城镇化的发展带来两难困境。
( 二) 新兴古典框架下的比较
基于新兴古典框架下的研究表明城乡二元结构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城乡之间交易效率的差距,如果提高城乡之间交易效率,二元结构将最终消失,如果无法提高城乡之间的交易效率,这种二元性将继续存在。所以,城镇化发展模式更应该关注是否促进了城乡之间交易效率的提高,是否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能否促进城乡二元结构向一元的转化。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看,以大城市为主导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并不是最优的。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城市的聚集效应只是促进了大城市内部交易效率的提高,城乡间的交易效率非但没有提高,反而有下降趋势; 城乡二元结构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在城市中出现了定居群体和流动群体新的二元社会结构[13]。作为城乡联系的关键节点,中小城镇可以把大城市和农村有机地衔接起来,把大城市的高级循环系统和农村的低级循环系统组成一个大循环,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增强大城市的辐射和扩散效应,这样就可以很好地提高城乡之间的交易效率,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同时,中小城镇的建立和发展可以实现城市规模等级结构的合理化,形成系统完整的城镇体系,统一各种城乡分割的生产要素市场,进一步促进城乡交易效率的提高。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下,本文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分析了城乡二元结构产生的根本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比较当前城镇化主要发展模式,获得以下重要结论:
第一,正是交易效率———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共生演化,使得城市和乡村的出现,并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均衡的城乡二元结构,即城乡二元结构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之间交易效率的差距。我国社会长期存在的诸如农业全面支持工业的赶超型发展战略、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劳动力就业制度等,从根本上严重阻碍了城乡之间交易效率的提高,导致我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突出。
第二,城镇化发展模式的讨论不应局限于城市规模的大小,而应注重发展模式是否促进了城乡之间交易效率的提高。以大城市为主导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有其自身优势,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并未有效提高城乡之间的交易效率。
第三,作为城乡联系的关键节点,中小城镇可以把大城市和农村有机的衔接起来,把大城市的高级循环系统和农村的低级循环系统组成一个大循环,形成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能够很好地促进城乡之间交易效率的提高。所以,以中小城镇为主体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对于促进城乡联系、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破解二元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四,把中小城镇作为城镇化发展主体并不是说可以忽视大城市的发展,而是指要建立一个以大城市为依托,中小城镇为主体的功能完善、结构合理、分工明确的城镇体系,统一各种城乡分割的生产要素市场。
基于以上城镇化模式的比较,对于以中小城镇为主体的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 如人口聚集功能有限,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等) 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中小城镇的发展应该建立在合理的产业培育基础上[14]。如果没有产业依托,城镇化势必成为一个没有根基的造城运动,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只有在一定的产业发展基础上,依靠产业的聚集带动中小城镇的发展,才能发挥中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
第二,中小城镇的发展应与当地水土资源和环境承载力保持一致。从资源环境角度看,城镇化需要以大量的能源投资为支撑,而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严重不足,必须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力合理控制中小城镇规模,坚定不移地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道路。
第三,进一步加快户籍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土地财政制度等阻碍城乡交流的制度改革,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积极发展城镇化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城乡二元结构 第2篇
逐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体制 —对如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推
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释疑
城乡二元结构，就是传统的农村与现代的城市并存的状态，这是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渡形态。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主要是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城市和乡村形成两个相对分割的板块，两者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存在差别，主要包括：城乡两种政策、户口一分为
二、生产要素流动阻滞、农民地位长期低下等一种不平等现象。目前，城乡二元分割分治局面尚未完全打破，城乡资源要素流动受到限制，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影响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近年来，我市加快推进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规划体制、公共财政体制、投融资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经济、财政、金融以及各种社会政策等方面向农村倾斜，通过实行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等举措，为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就全国而言，建国以来我们的许多制度和政策措施（例如，粮食购销制度、户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不是有助于消除这种二元体制，恰恰相反，而是强化或固化了这种二元体制，致使城乡之间的差异日趋显著，城乡分割亦日趋表现
为刚性化。与此相对应，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渐次加快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度发展，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特征亦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
一、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表现
改革初期的农村改革使得1978年到1984年间城乡差距出现了暂时性的缩小，但是自从1985年国家改革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以后，城乡差距出现急剧扩大的趋势。“城市建设像欧洲，农村发展像非洲”，这句话既夸张形象而又尖锐地道出中国城乡之间的现实差距。
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差距较大。传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存在一定差距。
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根据统计数据分析，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份额为11.3%，而第一产业劳动力仍占就业总人数的40.8%，农村大约有1.8亿剩余劳动力没有转移到二三产业，这是较为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
三是城乡社会事业发展不平衡。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明显滞后于城市的发展，农民在受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社会救助等各方面都和城里人有着非常大的差距。
二、城乡二元结构特征背后的成因分析
首先，农村人、财、物资源的匮乏是导致城乡差距愈发显著的根本原因。（1）人均耕地太少。如果拿中国全部耕地除以人口总数和美国的耕地除以人口总数相比，中美之间的人均耕地比大约是1∶9。但如果按农民的人均耕地来
算（美国的农业人口大约占美国人口的2%，中国2009年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3.4%），那么美国农民人均占有土地恐怕就是中国农民的200多倍了。所以，要让农民富，首先要减少农民的人数。这是“物”（耕地）的因素。（2）资金匮乏且流失严重。据统计，199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4517亿元，其中城镇为3274.4亿元，农村为1242.6亿元，城镇与农村相比为2.64∶1；1995年这一比例上升为3.58∶1，2000年为3.91∶1，2005年为5.49∶1，2009年竟高达6.322∶1。与之相对的是，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的资金流向，主要用于办工业、办非农产业，而非发展农业。（3）农业从业人员素质较低。这些年来，我国农村人口的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文化的、年富力强的青壮年大都到城市去务工，来自农村的高校学生毕业后也都选择留在城市，农村以“386199（妇女、儿童、老人）部队”为主，农业从业人员的能力和素质急剧下降。
其次，不均衡发展战略是造成城乡差距愈发显著的政策原因。改革后，为了加速经济发展进程，激发社会发展活力，中央采取了非均衡发展战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在这种不均衡发展战略指导下，国家所有大型交通、电力、通讯、信息等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无不紧紧围绕城市中心而展开，从而扩大了城乡差距。
再次，工业化道路的惯性发展是造成城乡差距愈发显著的又一重要原因。据测算，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实行统购统销等政策，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将大约6000亿—8000亿元农村资金转移给工业和城市。改革开放以来，仅仅是国家通过廉价征用农民土地一项，每年农民损失就达数千亿元，如2001年损失超过8000亿元，超过过去30年（1949—1978年）通过“剪刀差”侵占的农民资金的总和。
三、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对策分析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最大的结构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等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最艰巨、最繁重的现实任务，也是关键所在。从分析可以看出，当前造成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很重要的是城乡二元的基本公共服务结构。因此，从根本上破解城乡二元机构机制，关键在于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体制和制度的对接。下面就促进城乡结构从“二元”走向一体的对策进行粗浅探讨和分析。
（一）切入点：建立城乡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
我国人力资源市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长期以来对城乡劳动力实行差别地位和差别待遇。以农民工和城市工人在收入、劳动时间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为例。据统计，农民工平均月工资为921元，只相当于城市工人平均月工资1346元的68.4%；而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56.6小时，比城
市工人多8.7个小时。在社会保障方面，农民工拥有养老保险的占16.3%，城市工人占67.3%；在失业保险方面，农民工拥有失业保险的占6.2%，城市工人占44.5%；在医疗保险方面，农民工能够报销部分或全部医疗费的占28.4%，城市工人占66.3%。在承认城乡劳动力存在较大差别的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这种差别有逐渐缩小的趋势。例如，通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法对农民工与城市工人对比分析表明，随着传统劳动力市场向现代、规范、统一人力资源市场的转变，教育、专业技能、职位等因素对收入的影响在逐年递增，而身份因素对收入的影响在逐年递减并趋于消失。
这说明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不仅是社会转型的客观发展要求，而且在现实中已经具备了实施的基础。基于这种考虑，我们选择以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作为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的切入点，并建议：（1）逐步打破人力资源市场在城乡、部门之间的分隔状态，取消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地域和身份限制；（2）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对人力资源市场的管理，清除对农民工的不合理限制政策和乱收费，改变有关部门重收费、轻服务的做法；（3）切实解决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劳动条件恶劣、工伤事故频发等突出问题；（4）把农民工及其所携家属的计划生育、子女教育、劳动就业、妇幼保健、卫生防疫和治安管理等工作列入有关部门和社区的管理责任范围，并将相关的管理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二）关注点：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
收入差距、就业权利，主要涉及的是人们的生活质量、生活水平问题，而社会保障则关涉到人的生存权利问题，这方面存在的不公平，尤其值得关注。目前，急迫的问题是要
解决被征地农民、农民工和外来人口、毕业大学生和下岗失业职工的社会保障。为此，（1）统一城乡之间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低保要做到应保尽保；（2）优先解决农民工和外来人口的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制度和大病住院保障机制，以及包括遭遇天灾人祸时的紧急救济、特殊情形下的贫困救助、合法权益受损或遭受不公正待遇时的法律援助等在内的社会救助制度；（3）把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突出位置，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岗位就业，给予学费补偿（或代偿助学贷款）、社会保险和岗位津贴；（4）在公共卫生（饮用水、厕所、防疫）、基础教育和环境质量方面，保证国民待遇。在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方面，拟以我市农村开展四有工程为例。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推进社会建设，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了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束缚，切实将社会保障向农村基层延伸、向广大农民拓展，加快建立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四年前，作为江苏农业人口第一市的盐城市从解决广大农民最期盼、最现实的直接利益问题着手，把围绕民生作决策、办实事、求实效，作为统筹城乡发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急需的领域着手，在农村创新社会管理模式，以“统筹城乡发展，改善农村民生”为主线，在全省率先开展以实现全市农村581万农民“劳有所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为目标的村级农民“四有”工程建设，经过2008年的“十村示范”、2009年的“百村试点”，2010年实施的“千村推广”，2011年实施20家四有示范镇建设的创新探索实践，全市村级“四
有”工程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得到了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江苏省委、省政府的充分肯定。盐城市委、市政府还把社会保障村级“四有”工程建设连续列入为民兴办的实事项目之一，作为提高广大农村百姓幸福指数、建设幸福盐城的重要举措来抓。四年来，全市通过“四有”村平台建设，共累计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57.72万人，转移率达到了95.2%以上，扶持农民创业4.6万人；参加各类养老保险的人数达到了295.56万人；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农合的总人数达到了528.91万人；共开展技能培训各类人员49.46万人，培训就业率达到了92.5%。截止目前，在全市2108个推广村中，村级劳动保障平台已经全部建设到位，已实行微机录入并进行动态化管理的村2099个，占推广村总数的99.6%；全市60周岁以上的符合条件的农村居民基础养老金已实现应发尽发，全市新农保适龄对象已参保人员达236.90人，占应参保人数的99.9%，在江苏省面上提前实现省定参保目标，实现了广大农民新农保参保、农村适龄老人基础养老金发放和“四有”村建设全覆盖。今年以来，该市按照“巩固提高示范村、重点突破试点村、整体推进推广村、着力创建四有镇”的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工作的总体要求，在全市去年选择了20个乡镇成功创建“四有”示范镇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基层平台建设，切实增强基层平台服务经办功能，以开展全市镇镇“四有”工程建设为目标，从而不断提升全市农民“四有”工程建设水平。
（三）基准点：让城乡居民享有同等的教育权利
在所有的公平条件中，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和首要条件。解决教育公平问题，使城乡居民享有同等的教育权利，目前应重点做好以下几件事情：（1）逐步解决农民
工子女在打工地平等、免费接受义务教育问题；（2）加大国家财政对农村教育的支持力度。包括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标准，加大对经济困难家庭学生的资助，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师待遇，推进农村中小学校舍标准化建设等，最终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城乡教育经费按学生数公平分配；（3）全面加强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培训，提高农村教师素质。要优化农村教师队伍结构，当前还应注重采取各种优待政策，鼓励优秀大学生、师范生到基层、农村任教。
（四）关键点：加大对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目前，除了在对农民工权益、乡村人口的社会保障以及教育等方面加大投入外，还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转移支付：（1）要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2009年国家财政用于“农林水事务”的支出仅占总支出的0.73%，虽比2007年的0.68%有了较大提高，但相对于7.13亿乡村人口来说，投入明显偏低。因此，政府应依据国家财力及其增长情况，逐年增加对农业建设的预算内投资，确保对农业建设的投资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2）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加大对农业的保护和支持力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农业的保护和支持方式要按照其规则进行相应的调整。例如，运用“绿箱”规则，加大对农业科学研究、动植物保护防疫和无公害生产的投入；利用“黄箱”政策，增加对农产品的补贴水平，据统计，在此方面我国大约有1500亿元的补贴空间可以利用；完善农业制度，提高对农业的金融支持等。
（五）突破点：积极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
国务院早在2006年前后就组织14个部门的6个调研组分赴全国部分省市就户籍改革工作进行了综合调研，调研组认为，户籍改革的时机基本成熟。那么，如何改革？总结这
些年国家和地方相继出台的改革措施以及实际效果，认为应该明确以下几个方面：（1）推进户籍改革的目标是解决城乡户口性质统一问题，让户口回归本位。（2）应取消附着在户口本上的各种经济利益和权益，这是户籍改革的难点和核心。（3）剥离这些附加利益，要着眼于搞好综合配套改革，分清先后顺序、轻重缓急。
最后，从现实需求和未来发展看，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基本目标和重大战略。为此，要把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着力推进包括县镇财政体制、农村土地制度、农村户籍制度等在内的各项制度改革进程，在逐步保障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上，加快城乡各项体制机制的对接，从而从根本上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束缚，真正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
贸易增长的二元边际研究文献综述 第3篇
一直以来, 讨论贸易增长的主要依据理论是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及新贸易理论。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从劳动生产率差异和要素禀赋差异的角度来解释产业间贸易发生的原因, 实质上它关注的是贸易增长的集约边际。然而随着20世纪60年代产业内贸易的兴起, 使得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无法对之进行全面解释, 新贸易理论因此产生。新贸易理论假设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 规模收益递增, 存在消费者偏好, 企业仍然是同质的, 但是产品是差异化的, 这样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 (扩展边际) 也可用来解释贸易增长。虽然新贸易理论较之传统贸易理论在理论假设方面更加贴近实际, 但二者都假设企业是同质的, 这不符合现实生活中企业差异性的现象。在当今以企业为核心的国际贸易中,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无疑遇到了新的挑战, 应对这些挑战, 国际贸易研究从宏观的国家和产业层面逐渐转向了微观的企业和产品层面, 因此以企业异质性为研究对象的新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 该理论综合了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 为二者的综合研究提供了依据, 对贸易增长做出了新的解释 (Baldwin, 2005) 。Melitz (2003) 等人开创的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放弃同质企业假设, 将企业异质性和贸易固定成本加入到Krugman (1980) 的产业内贸易模型中, 采用D-S (Dixit&Stiglitz, 1977) 垄断竞争分析模型, 分析不同生产率水平的企业是如何进入和退出出口市场、如何进行出口扩张, 为研究贸易模式和贸易增长的来源提供了新的维度, 也为研究贸易增长的二元边际提供了理论支持。
二、贸易增长二元边际的界定
迄今为止, 对二元边际的界定尚无统一的标准, 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主要是从国家、企业和产品三个层面来考察进出口贸易增长的二元边际。但普遍认为, “集约边际”主要是指已有出口企业或出口产品在数量上的扩张, “扩展边际”可以理解为开拓新的出口市场、新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以及新产品种类的创造。
在国家层面上, Felbermayr、Kohler (2006) 和Helpman、Melitz和Rubinstein (2008) 指出贸易的集约边际为已有的双边贸易关系中贸易额的增加, 将与其他国家建立新的贸易伙伴关系定义为贸易的扩展边际。考虑到考察期间贸易关系的维持, Besedes&Prusa (2007) 将集约边际表示为保持和深化已经建立的贸易伙伴关系, 扩展了集约边际的影响。Eaton、Brenton和Newfarmer (2007) 等学者也从国家角度定义贸易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目前, 国内从国家角度研究二元边际的文献尚不多见。
从企业角度来看, 许多学者将现有出口企业的出口贸易额增加定义为贸易的集约边际, 贸易的扩展边际则是指有新的企业进入到出口市场从而扩大出口规模 (Melitz, 2003;Eaton等, 2007;Bernard等, 2007) 。Arkolakis (2008) 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进口贸易收益的影响, 不仅将进口企业数量的增加定义为扩展边际, 还把新消费者的出现也划分为扩展边际。此后, Helpman等 (2008) 提出了一个更具一般性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 他们把集约边际调整为每个出口企业的平均贸易额, 扩展边际调整为所有出口企业的数量, 陈勇兵、陈宇眉和周世民 (2012) 也是这样定义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
从贸易产品的角度来看, 集约边际是指现有出口产品在出口数量上的增加, 扩展边际是指出口产品种类的扩张 (Chaney, 2008) 。Hummels、Klenow (2005) 将一国出口分解为产品广度 (扩展边际) 、产品数量和产品价格三个方面, 即进一步将集约边际分解为数量和价格两个方面。中国学者施炳展 (2009, 2010, 2011) 也在多篇文章中用到此三元分解的方法分析中国出口增长的途径。之后, Amurgo-Pacheco、Pierola (2008) 将地理因素引入到二元边际中, 指出贸易的集约边际主要表现为原有出口产品在原有出口市场上的增加;贸易的扩展边际表现为三种情况:原有出口产品出口到新的出口市场、新的出口产品出口到原有的出口市场、新的出口产品出口到新的出口市场。国内关于二元边际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基于产品层面进行的, 如马涛、刘仕国 (2010) 对产品内分工下的中国进口结构进行了分析, 钱学峰和熊平 (2010) 从产品层面分析了1995—2005年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结构。杨春艳、孔庆峰 (2011) 、宗毅君 (2012) 等从产品层面上分析了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结构。
三、二元边际的理论基础
新新贸易理论中, 以Melitz (2003) 为代表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为研究贸易增长的二元边际提供了理论支持。
在开放经济中, 由于运输成本的存在, 出口企业在国外市场会制定比国内市场更高的产品价格, 这样企业总收益就取决于其出口状况。由于任何企业在出口的同时, 也会在国内市场进行销售, 故出口企业的利润可以分解为两部分:国内销售利润和国际销售利润。但是现在企业面临两个临界点, 分别是φ*和φx*。其中φ*为企业进入某行业的零利润生产率水平, φx*表示出口企业的零利润生产率水平。当φx*=φ*时, 行业中的每个企业都会选择出口, 此时, 零利润企业获得零总利润和非负的出口利润。当φx*>φ*时, 行业中的部分企业专门从事国内市场的生产, 这些企业之所以选择不出口是因为其出口利润为负。而生产率水平大于φx*的企业, 其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获得的利润都为正。
Melitz (2003) 模型说明了企业不必提高其生产技术, 也可以使整个行业的生产率水平提高。因为贸易会使得生产率最低 (φ<φ*) 的企业退出市场, 只有生产率高于φ*的企业才能继续为市场生产。而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不是都可以进入国际市场, 只有那些生产率水平高于φx*的企业才能从事出口业务, 生产率水平介于φ*和φx*之间的企业只能在国内市场进行生产。这种效应使得市场份额重新配置到更有效率的企业中, 从而提高了行业的总体生产率水平。
四、二元边际对贸易扩张的贡献程度
要真正清楚了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对外贸的影响各自有多大, 必须测度二元边际在贸易增长中所占的结构比例。目前对于这一问题仍没有一致的定论, 可以将相关文献归纳为三类不同的观点:
第一类文献认为集约边际在贸易增长中占有主要地位。Alvarez、Claro (2006) 研究了1990—2005年智利从中国进口的贸易数据, 认为支持中国出口增长主要来自于集约边际。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倾向于这种观点, 例如施炳展、李坤望 (2009) 将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长分解为广度增长、数量增长与价格增长, 发现数量增长是贸易增长的主要力量, 广度增长与价格增长的贡献极其有限。马涛、刘仕国 (2010) 分析了中国的进口增长结构, 认为中国的进口增长97%以上来自传统市场的传统产品 (集约边际) 。陈勇兵、陈宇眉、周世民、范爱军和刘馨遥 (2012) ;钱学锋和熊平 (2010) 等也得到相同的结论。
第二类文献认为扩展边际在贸易增长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例如Kang (2004) 利用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数据以及Eaton等 (2004) 对法国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研究, 均证明了相较于集约边际, 扩展边际对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Kehoe、Ruhl (2003) 的研究结果也证明了扩展边际的重要性。Hummels、Klenow (2005) 对1995年126个出口国和59个进口国的贸易数据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出口增长中的60%都来自于扩展边际的贡献。Bernard等 (2009) 从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企业调查数据中也证实了贸易增长主要是沿着扩展边际实现的。
第三类文献认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对贸易增长的贡献程度要视不同的情况而论。比如Bernard和Jensen (1999) 在分析美国的出口增长时认为, 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出口增长一部分归功于集约边际的增加, 另一部分来源于扩展边际的扩张。Felbermayr、Kohler (2006) 通过研究二战后的国际贸易增长, 发现在不同的阶段二元边际对贸易增长的贡献度是不同的:在20世纪50、60年代和90年代, 扩展边际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而在1970—1990年间, 集约边际在出口扩张中的作用程度更大。
五、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
(一) 贸易成本
Lawless (2008) 的研究发现, 出口可变成本 (如距离) 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都有负面影响, 但对扩展边际的影响更大、更显著;出口固定成本 (如营销成本、基础设施和成本壁垒) 只影响扩展边际。其结果与Melitz (2003) 关于异构性企业生产率和固定成本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钱学峰 (2008) 沿用了Kancs (2007) 的方法, 考察出口固定贸易成本和可变贸易成本对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 结果显示贸易成本的下降对扩展边际的影响更大。马涛、刘仕国 (2010) 的研究结果表明双边贸易成本下降、多边阻力提高及产品内分工都可极大促进双边进口贸易。
(二) 金融因素
Chaney (2005) 在其文章中首次将流动性约束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相结合, 指出流动性约束是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一项固定成本, 故其只影响贸易的扩展边际, 对集约边际没有影响。Mu^uls (2008) 采用比利时的数据, 发现金融约束对扩展边际的影响很大, 对集约边际的影响不大。Bellone等 (2010) 利用法国企业层面的数据, 也得出金融环境的改善对扩展边际的积极影响显著, 对集约边际的影响不大。陈磊、宋丽丽 (2011) 都认为, 近年来金融因素对贸易结构的影响不可忽视, 发现金融发展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三) 其他因素
影响贸易增长的二元边际因素还有许多, 诸如汇率水平及其波动、国家采取的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替代弹性、外部冲击等。
Bergin、Lin (2008) 认为, 货币联盟和直接盯住汇率制度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影响贸易, 货币联盟通过显著地影响扩展边际扩大了贸易;相比之下, 直接盯住汇率制度则只影响集约边际。他们预测, 当可以完全并且永久性地消除汇率的不确定性时, 所有的贸易调整都是通过扩展边际的变化而发生的。
Chaney (2008) 认为贸易壁垒对二元边际的影响与替代弹性有关, 高替代弹性可以使生产率差异的作用加倍放大。当产品替代弹性高时, 总贸易流量对贸易壁垒的敏感度会下降, 低生产率企业的劣势更加明显, 这些企业在市场中所占份额下降, 即扩展边际的作用减小。
钱学峰和熊平 (2010) 发现, 经济规模、多边阻力、固定成本、生产率水平、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中间产品属性等对二元边际的影响是不同的。特别是外部冲击, 它会阻碍集约边际的增长, 但不会有碍扩展边际的增长。
六、简评
综上所述, 虽然国内外涌现出了许多研究二元边际的文献, 但其主要是分析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结构, 很少有关于进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分解, 把出口和进口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并且, 现有文献大多是研究某一个国家的出口或进口数据, 很少有综合几个国家的贸易增长二元边际进行比较研究的。从研究视角来看, 国外从国家、企业、产品三个层面研究二元边际的文献均有涉猎, 而国内几乎都是从产品视角研究贸易增长的二元边际, 少数学者从企业角度研究, 缺乏从国家视角出发的研究。从研究对象来看, 国外对二元边际的研究涉及多个范畴, 而国内对二元边际的研究面还较窄, 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产品上。
参考文献
[1]陈磊.金融发展与中国省区制造业出口的二元边际[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1 (6) :71-77.
[2]钱学峰, 熊平.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其因素决定[J].经济研究, 2010 (1) :65-79.
[3]施炳展.中国出口增长的三元边际[J].经济学季刊, 2010 (4) :1311-1330.
[4]Helpman, E., M.Melitz, Y.Rubinstein.Estimating Trade Flows:Trading Partners and Trading Volume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8, 123 (2) :441-4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