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重构范文（精选8篇）
功能重构 第1篇
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构建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科体系,按功能分学科为“认识各种事物之区别”“求得美德与生活方式”“信念”和“表达与雄辩”四大领域,所罗列的学科多达22个,不同学科担当不同的育人责任。由此而下,世人将学科分别归为“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不同功能的类型,也已经进入教育辞典。对育人的标准,司马光曾提出人的德才两维标准:“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他还按照“才”“德”两个要素将人群分为四等: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无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至于取人之术或育人理念,则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由此可见,“德”与“才”始终是我们衡量人才的标准,也是学科的育人价值标准。如语文学科长期有文道之争,即是如此。但在学科中心论的影响下,育人标准却屡有争议,如当年“文革”刚结束时,为了帮助学生奠定“双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学科教学看重的是“育分”;上世纪80年代,我们又提出要“发展智力、培养能力”;上世纪90年代,又提出“非智力因素”(兴趣、习惯等)更重要;本世纪初,又提出育人的“三维目标”观。至于育的方式问题,那更是流派纷呈,模式众多。上海从2006年开始提出“两纲教育”,从民族精神和生命教育两方面,分指标落实到学科教学之中,新辟了一个新的实施渠道。近年来,又进一步提出要科学地挖掘学科对学生“核心素质”进行培养,以学科的三维核心素养作为增强“学科育人”目标功能的基础保障,使学科建设的品质有了更加明显的提升。
据此,我们可以这样来归纳学科育人的内涵:育人是学科的本质属性;学科育人的视角具有时代性与社会性;学科育人的维度取决于学生作为人的“德、智、体、美”多元素质结构;发挥学科育人的功能需要借助一定的技术和相应的视野。
应该说“学科育人”的正确观念和课堂效益正在逐渐清晰。但同时,一些片面的、表层的理解也值得关注。例如,将学科育人等同于学科德育,强调学科育德;又如,将学科育人仅看做备课和上课要落实的任务,对其他环节则不予考虑;再如,将学科育人仅仅看成是课堂教学中的新要求,而对学科教学的其他渠道,学科建设的其他方面没有关注或重视。正是因为过去单一维度的学科育人观都有偏颇性,所以,我们今天讨论学科育人价值就显得十分必要。我们需要在新的视野下重新认识学科育人,在学科整体建设的层面进行价值重构。
现代重构班会课 挖掘德育潜功能 第2篇
一、对班会课现状的反思
第一，班会课目标模糊泛化，缺乏针对性。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今天，学生受到网络信息的多元价值观等方面的影响，容易产生价值取向的偏差。班会课上经常强调要培养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而这些目标常常是学校根据上级部门要求制定的，脱离学校实际和班级学生的实际，学生的参与性不强、参与欲望低，很难形成品德素养的提升。班会课对学生作为一个“人”在学习、交往、恋爱、择业、耐挫等日常生活中所应具备的心理素质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和培养，也因此使得学生感到德育内容空洞，难以接受。
第二，班会课内容设计缺乏整体性。班会课上常常只注重道德知识、道德原则的灌输，忽视了对学生内心世界、心理负荷、情感误区等心理问题和心理特点的分析和研究。如有的学生目标不明确，不爱学习也不会学习；有的学生有学习障碍；有的学生心理自卑、闭锁、孤独，自我同一性确立有困难；有的学生思想上较为偏激等。这些学生需要班主任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并加以引导。可是，多数班主任在组织班会时或上网查找资料，或临时根据个人的想法选择主题，随意性强，缺乏整体性、系统性和连贯性。
二、班会课现代重构的基本内涵
积极心理学强调研究人性的优点与价值，提倡建设人的优势与正面的力量，有效发挥个人潜能等人类行为的积极方面。积极心理学视域下，班会课的核心任务不是处理突发事件或解决应急问题，也不仅仅是关注学生的弱点和错误，更应关注发挥学生的优势及正面的力量；注重发挥学生的个人潜能和增加个人的心理能力。
第一，班会课目标是培养独立健全的人。在德育过程中，由于教育者往往过分强调社会要求，忽视学生个体内在的心理需要，任何思想品德的形成都必须经过受教育者心理过程的内化与外化。现在的学生独立性较强，有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这就要求班主任设身处地、客观地了解学生的思想感受，从学生的处境观察其思想和行为动向；在学生出现问题时不是首先去批评、教育他怎样去做，而是探求出现问题的原因，以宽容理解的心态去分析，让学生主动及时地调整自己的行为。班主任要主动提高班会课实施理念和能力，促进学生健康和谐地成长，全面培养学生的心理素质，从自我发现、自我评价、自我调控、自我发展等几个方面塑造学生健康的人格品质。
第二，班会课内容要满足学生的成长需要。当今，家庭、学校过分重视对学生的知识传授和智力因素的培养，忽视了学生心理因素的发展。很多父母对子女学习期望值过高而生活上保护过度，不能客观实际地给孩子制定目标。这些因素的影响使中学生们面临着很大的心理压力，对许多问题感到迷茫和困惑，但又不知如何解决。当教师在掌握学生心理特点和现状的前提下，选择一些贴近学生生活实际和心理需要的德育内容实施教育时，就很容易使学生产生心理共鸣，消除逆反心理；学生在接受这些德育内容时也就有了一定的认同度和主动性，不再觉得德育是死板的理论、空洞的说教，从而增强了德育的实效。
第三，班会课模式要不断创新，凸显学生的主体性。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只有通过学生主体素质的提高来反映，因此，班主任应在平等、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开展班会课，尊重学生内在心理需求。同时，班会课要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多进行主题辅导活动，给学生提供心理体验和分享的机会，重视开放的、互动的、共同的对话，充分发挥每个学生的人格和发展潜能；尽量为学生创设轻松愉快的自我教育环境，引导学生敞开心扉，主动参与到德育活动中来。
三、班会课现代重构的实践框架
重构学校班会课，提高班会课的效能，学校心理教师、班主任及其他力量应协调构建形成合力，齐抓共管。学校可以结合学生生涯发展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家庭教育，开发现有资源，优化班会课的教育内容和活动体系。
第一，常规教育。前期准备，包括调查学生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制定适合本校学生实际的常规规范性文本、整体规划不同年级不同学期常规教育内容并形成文字材料，便于班主任把握。内容是行为规范、礼仪规范。开展方式为级部协作式、团体合作式、校际合作式、家校接力式等。课堂组织形式是情境反思，帮忙来找“茬”，自说自“划”，抢记抢答等。保障措施有成长记录卡、成长电子档案、家校电子平台、常规考核大比武、礼仪规范月等。
第二，主题教育。前期准备，一是在学生入学初，教师通过个性测验和学生在校适应能力诊断等各项心理测验，对其兴趣、特长、倾向、人格特征等作出评估；根据测定的结果排除共性问题，拟定不同的学生实际主题。二是把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培养主题与学生实际主题结合起来，根据不同的年龄特点进行整体、系统设定。内容包括民族精神主题、学习主题、做人主题、生存主题、交往主题等。开展方式为城乡远程合作式、乡土资源挖掘式、户外体验活动式、媒体对话式等。课堂组织形式是时空连线，运用现代网络把家长“请”到班会现场；对话历史，观看有关影像资料；现身说法，邀请典型人物讲述亲身经历；心灵碰撞，师生、生生、父（母）子之间通过互说心里话的方式进行心与心的交流等。保障措施有主题征文活动、系列读书活动、为民服务活动、社会调查活动和特别行动等。
第三，成长指导。前期准备，一是集中精于力量编撰针对本校学生特点的《家教手册》；二是把好家长关，根据家长实际，运用现代媒体做好集中培训和网络培训工作，为家校配合打基础；三是开展生涯规划社团的活动，让学生对自己生涯进行规划。内容是学业发展、生涯发展、生活发展。开展方式为名师指点式、朋辈督导式、交流谈心式、实践体验式、经验介绍式等。课堂组织形式是讲座、案例剖析、成长有约谈心、开展感知—分享—感悟—践行的实践体验活动、触摸未来多媒体互动等。保障措施有为每位学生定制《成长手册》、学生发展指导中心进行指导活动、名师工作室面对面交流、培优补差活动、生涯规划社团的定期活动等。
总之，当代的德育管理中要不断反思并研究班会课，吸收心理健康教育相关元素，以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为立足点，以学生的心理需要为基础，关注学生当前的心理状态。让学生切实成为班会课的主人，从而充分发挥学校班会课对学生的德育功能。
试析语文课程“工具性”功能的重构 第3篇
一对语文课程“工具性”的深层诠释
1 工具性是人文性的外在显现, 人文性是工具性的内在诉求
在语文新课程标准中,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一新的表述, 容易让我们产生这样的误解:工具性和人文性是语文课程的两个互相并列的基本性质。如果从这样的理解角度去构建语文教学的理念世界, 再用它来指导具体的教学实践, 那么, 语文教学系统的内部结构将会产生一系列的矛盾事件, 从而大大降低语文教学的有效度。究其根源就在于没有正确理解工具性和人文性各自的内涵和功能、两者之间的关联以及它们在语文教学过程中的地位。工具性和人文性只是语文课程特性的两种语言表述, 并不代表着二者在语文课程基本性质这一层次上的平等, 况且两者没有根本的矛盾冲突。
工具性是人文性的外在显现, 是具有人文气息和人文蕴涵的语文知识在运用层面上的典型特征;人文性是工具性的内在诉求, 是赋予工具性人文色彩和深化工具性实践价值的理想目标。人文性内嵌于工具性之中, 是工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工具性互相交融。工具性始终是语文课程唯一的基本属性, 本身就涵盖了人文性的全部内涵, 不存在语文课程的“双重属性说”。只有这样去界定和诠释语文课程的质性规定, 才不会使语文教学观念发生混乱, 使语文教学实践出现厚此薄彼和以偏概全的不良现象。
2工具性功能的新型转变与本真回归
语文课程的工具性功能往往被曲解为传授语文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使学生具备语言交际的能力。即使在这样偏见的教学理念支配下, 语文教学在保存和传递人类文化方面也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反而使语文教学的功利性色彩日益加重, 成为学生应付升学考试的工具性手段。何况, 当今教育备受批评和指责的主要原因就是教育教学演变成为机械训练式的技艺之学和工艺之学, 偏离了教育教学的真正本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如何使语文新课程教学摆脱传统教学的束缚, 实现作为保存、传递人类文化遗产和培养完整性人格的工具功能的新型转变, 引导语文教学逐步回归文化认同和人性张扬的本真目的上, 是语文教学在新课程背景下进行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重要课题。语文教学需要在其工具性功能的践行过程中充分挖掘它本身就已蕴藏的人文内涵, 使教学目光从文本解读和知识传授转移到人文关怀和学生发展的目标上来。语文课程的人文性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 而是内涵于工具性, 只有通过工具性手段的完整施展才能有效地表现出来, 而正是由于传统的语文教学把工具性单纯地作为机械的传输手段, 没有完整地理解工具性所包括的全部内容, 自然也就不能使本身就已蕴含丰富人文色彩的工具性功能得到真正有效的发挥。
二新课程背景下语文课程“工具性”功能的重建
1语文知识注重内涵生成
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曾说:“教育并不是一件‘告诉’和被告知的事情, 而是一个主动的和建设性的过程。”[2]在新课程理念的指导下, 语文教学摆脱传统教学拘囿的突破口就在知识观的转变上, 这种转变既包括教师教育知识结构的重建, 也包括学生学习语文知识的态度和观念的重塑。语文教师能否及时且有效地更新自己的语文教学理念和重组自己的教育知识结构, 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语文新课程改革的成效能否得以顺利实现。以往, 语文课程的工具性主要聚焦在语文知识的工具性使用上, 而且通过向学生灌输死板僵硬的文本知识来应付日常考核和升学考试。富有灵性的语文知识成为一种应试的工具, 不再洋溢着人文气息, 也不再具有宽广的拓展空间。
语文教学需要改变知识“原版”的传授和学习的传统局面, 秉持一种新的知识观来彻底拆除传统语文教学的围栏, 打破传统的束缚, 实现新型的转变。这种新知识观就是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生成, 教师以独特新颖的教学个性和开放型的教学方式进行课堂讲授, 而学生则以大胆质疑的学习态度和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进行知识学习。认为语文知识难以创新的观点是极为错误的, 语文教育教学承担着母语传递和民族凝聚的重要职责, 如果语文知识不能创生, 那么, 由古至今的文化繁衍和持续发展就根本不会实现。语文教学观念的重塑重在知识生成观的坚守, 语文教学活动的实践重在习得知识的灵活运用。只有以这样的知识观来开启和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 语文课程的“工具性”才不会被简单地界定为知识的机械传授。
2 语文教学注重过程体验
中国灿烂的文化博大精深, 而语文课程承载和传递着中国文化的精华。语文新课程教学提倡知识的生成观, 就是要引导学生充分认识到自己国家文化的绚丽多彩, 引导学生穿梭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长廊中去真切体会文化本身所负载的历史意义, 引导学生去构建以古持今和继往开来的文化学习的态度和开拓创新的信念。“教育需要转向体验世界, 体验可以开启我们的理解力, 恢复一种具体化的认知感。”[3]语文教育不仅仅是知识授受和技能训练的过程, 也是情感体验和人文关怀的过程, 而后者才是语文教育应该追求的理想境界。
语文教学需要深层挖掘和拓展文本的丰富内涵, 而不是肤浅地停留在识字、阅读和做题之上。因为“文本的意义的可能性是无限的”[4], 所以语文教学在传授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层次上需要对文本内容进行“意义化”的深层解读。而所谓的“意义化”就是指学习文本知识对学生的知识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 使学生真正走进文本情境之中去体验文本所描绘的虚拟世界, 通过“身临其境”般的感触来形成自我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与批判的能力。语文教学提倡“体验式”的工具性程序, 是为了培养学生健全的自我意识, 引导学生自我构建、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
3 语文教育注重学生人文素质发展
语文教学工具性的终极目标是通过构建学生的知识结构、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塑造学生的思想观念和丰富学生的学习生活来培养学生完整而独立的人格。“人文精神的培养成为新时期语文教改的必然趋势, 这也是人文精神在语文教育的回归。”[5]语文教学必须重新回到以它自身结构的完善来促进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和完整人格的建构, 关注学生的情感世界, 关注学生的现实生活, 更要关注学生生命旅程的体验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语文教材所包含的内容毕竟只是文化精华的极小部分, 而学生完整人格的培养需要借助于整体文化的熏陶, 如何使语文教育从“有限”向“无限”进行转变, 引导学生从书本知识的局限中脱离出来去广泛接触和学习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 拓宽知识面, 感知文化底蕴。这就要求在语文教学实践过程中以新的视角来审视传统文化, 自觉地遵循这些文化视角的引领, 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语文教学也就会充满历史责任感、人文气息味和文化美质感。学生也会产生强烈的文化兴趣去自主学习和大胆探索, 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会日益增强, 学生对语文学科的情感会逐渐丰富, 学生的人格也会得到健全的发展。
总之, 正确理解语文课程的“工具性”内涵, 既是语文教师专业发展的切实需要, 也是语文新课程改革的内在要求。真正的“工具性”不是传授知识技能的代名词, 而是交融着人文性的复合体。工具性和人文性是语文课程特性的两种语言表述, 但工具性始终是语文课程唯一的基本属性, 本身就涵盖了人文性的全部内涵。语文课程的人文性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 而是内嵌于工具性之中, 只有通过工具性手段的完整施展才能有效地表现出来。语文教学只有回归本真的“工具性”, 才能有效发挥它在教育教学变革和学生全面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力。因此, 语文教学需要重视文本知识的内涵生成、课堂教学的过程体验和教学发展的人文导向, 从而才能有效促进语文教师的专业发展和语文教育的实质变革以及学生自我完整人格的建构。
参考文献
[1][5]陈玉秋.语文课程与教学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47, 51.
[2][美]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 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42.
[3]马克斯.范梅南.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M].李树英, 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13.
功能重构 第4篇
近年来,在一些较早设立且逐渐成熟的开发区,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功能复合化与空间重构的迹象[3,4]。尽管这种转型现象还只是发生在部分经济发达、开发成熟的开发区,但是已经对开发区乃至所在城市的未来空间发展带来了显著影响。对于正确认识和引导早期形成并且有着明显功能约束和实施特定优惠政策的开发区的发展进程,具有更为紧迫的现实意义。
1 研究区概况
1.1 现状概况
常熟市位于苏州市域东北部,北滨长江、东临太仓市,东南距上海约100 km。常熟经济开发区位于常熟市域东北部,总面积约125 km2。经济开发区西南距离常熟市中心城区18 km,是常熟市总体规划确定的“一市双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1.2 发展前景
随着常熟城市整体建设步伐的加快和开发区自身不断的完善与功能提升,现状开发区发展已不能满足未来快速发展的需要,面临功能重组、产业升级与空间扩展的发展需求。
2010年编制完成的《常熟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30)》通过对常熟市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全面分析,提出在新的增长因素的诱导下,常熟市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明确将开发区作为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一市双城”的空间形态。2010年常熟市政府、开发区管委会结合开发区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提出对开发区进行空间扩展,加大开发区城市功能,进行综合开发。
2 基于开发区转型的规划应对
2.1 科学创新的规划理念
1)从形态开发转向功能提升创新:
功能是区域发展的内涵,做强、做优区域功能,是区域发展的永恒主题。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区域功能的高低越来越取决于其在信息网络节点中所处的区位,决定于该区域与世界经济体系接轨的方式和程度,区域竞争力的大小也越来越取决于其占有、处理与支配信息的能力。
2)由单一工业区向综合性新城区转变:
从开发区的成长规律来看,从单一的产业区走向综合的城市功能区是开发区发展的必由之路。开发区从产业园到新城区的“城市化”转型,是开发区发展进程的必然,是开发区自身的进化,也是开发区走出“孤岛”、实现多种形式的发展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3)由外延式扩张转变为内涵式增长:
生态环境是城市发展的根本依存、城市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可促进城市与区域的和谐共生。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漫长实践中,生态环境愈加成为国民经济增长中的一种成本和投入。随着区位条件约束性的逐步弱化,生态环境已日益成为吸引现代资本流、信息流、技术流、物质流和人才流等的理想场所。
2.2 贴合实际的功能定位
1)临港产业新城:依托港口区位优势,利用沿江开发的契机,承接全球重化工产业转移,大力发展基础产业,优先发展投资规模大、产出效益高的钢铁、造纸、机械、精细化工等临江型、外向型重大项目,促进港口物流产业的发展,积极推动服装、机电、建材等其他优势地方产业,积极打造临港产业新城,与常熟主城区实现功能互补。2)和谐宜居新城:作为常熟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发区紧邻长江,具有江南传统水乡的特色,充分发挥其沿江、水乡的自然资源优势,打造江河兼备的文化与景物特色,将生态理念带入沿江的城市建设、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在发展现代化经济的同时,注重文化的积淀与生态的保护,使本区成为和谐宜居新区,创造江苏沿江区域发展的典范。3)滨江重要门户:研究区地处沿江高速公路、苏嘉杭高速公路与苏通大桥的交汇处,直接承接来自上海、浙江以及苏南地区发达经济对苏北地区辐射,承担着传接长江南北生产要素流动的重要角色,区域位置举足轻重,是常熟市或苏南地区滨江的重要门户。
2.3 切实可行的产业研究
1)产业选择:城市开发区的发展应抓住当地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坚持正确发展方向,选择恰当的产业。一般而言,开发区产业结构调整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在改造传统产业中,部分档次低、效益差的产业逐步淘汰,结合江苏省常熟市产业发展政策以及开发区的发展基础,今后开发区产业选择应以汽车零部件、精密机械、装备制造、新型材料、港口物流、科技研发等产业为主,逐步形成相关的产业集群,提高产业自主创新能力;通过“腾笼换鸟”等措施,逐步将早期入驻的投资强度低、占用土地多、污染性较大的企业进行置换转移;在新兴产业中,大力发展居住、办公、商业、物流等现代服务业。2)产业布局,根据产业的基本性质及开发区整体资源的合理配置,有效促进开发区在产业上进行功能分区,形成“一区多园”的格局。在每个园中,坚持集中布局,高效利用土地,最大限度发挥积聚效应。
2.4科学合理的空间布局
1)布局原则。构筑分组团、有弹性的城市发展结构,有序推进各项建设,促进区镇和谐发展。以“水、绿”为脉,构筑区域整体生态系统,追求开发区空间结构与自然条件的和谐统一。形成与区域畅通衔接的高效交通网络。
2)布局结构。规划形成“一心、一轴、四廊、四片、多园”的布局结构。
“一心”:指开发区城市中心,主要由位于常浒河与通港路之间公共设施用地构成。
“一轴”:指开发区综合发展轴。通港路综合发展轴连接各主要的功能区,使开发区形成有机的整体。
“四廊”:指沿常浒河、金泾塘、白茆塘及苏嘉杭高速公路连接线两侧控制的生态廊道。
“四片”:指由四条廊道分隔成的浒浦片区、中心片区、吴市片区和东张片区。
“多园”:包括1个出口加工区、7个工业园区、2个综合园区、1个物流园区和1个批发市场。
3)用地布局。规划从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工业用地、仓储物流用地、对外交通用地、道路广场用地、市政公用设施用地、绿地等方面展开。
3结语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发区将由单一功能的生产区向功能复合的城区转型,工业园区向城市经济功能区拓展。在这个过程中,它们面临功能重组、空间重构、产业升级、形象再塑等问题,这是各类经济开发区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也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具体深入的探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摘要：以常熟经济开发区为例,通过分析该区的现状及发展前景,对开发区发展转型进行了探索,分别从规划理念、功能定位、空间布局等方面作了论述,以期对同类开发区的转型起到一定指导作用。
关键词：开发区,转型,功能复合,空间布局
参考文献
[1]何兴刚.城市开发区的理论与实践[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3.
[2]潘洁燕.城市开发区的复合化趋势——以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发区北区发展规划和北区拓展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为例[J].理想空间,2007(23):112-115.
[3]栾峰,何丹,王忆云.先发地区开发区的局部地段转型发展调查研究——以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区为例[J].城市规划学刊2,007(5):109-113.
功能重构 第5篇
一、义乌市主体功能区划初步方案
义乌位于浙江中部，以低山丘陵为主，最高峰大寒尖，海拔925.5m，市域北、东、南三面环山;义乌市河流属钱塘江水系，主要有义乌江和大陈江。沿义乌江两岸为沙质平原，构成一狭长由东北向西南缓降走廊式盆地，俗称“义乌盆地”。义乌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有明显的盆地气候特点、四季分明、空气湿润、多年平均气温17.1℃、多年平均降雨量为1388.28mmㄢ
1. 市域生态环境敏感性分区
综合考虑土壤侵蚀、水环境污染、地质灾害、酸雨敏感性影响，并赋予相应权重计算综合敏感性指数，分为极敏感、高度敏感、中度敏感、轻度敏感和一般地区5个等级，见表1ㄢ
资料来源：根据义政发[2007]47号《义乌市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相关内容整理
2. 市域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分区
综合考虑水源涵养与饮用水源保护、土壤保持、生态系统产品提供等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因子，并进行等权赋值计算综合重要性指数，分为极重要、中等重要、比较重要和一般地区4个等级，见表2ㄢ
资料来源：根据义政发[2007]47号《义乌市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相关内容整理
叠加分析市域生态环境敏感性分区和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分区，并结合《义乌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得出义乌市基于生态环境承载力的主体功能区划初步方案，见表3ㄢ
二、义乌市域城镇空间结构现状
义乌市已有5000年的灿烂文化和2200多年的建城史，现辖六镇七街道。2008年末全市户籍人口72.39万人;暂住人口107.4万人、常住人口118.5万人。建成区面积达78km2，城市化率达73%。
1. 城市建成区面积快速扩张
义乌建成区面积由1984年的2.8km2，发展到2008年的78km2 (图1) 。特别是2000年以来，建成区扩张更快，2008年建成区面积是2000年的3倍。
2. 初步形成块状多组团、轴线扩展结构
目前，总体上形成多组团，轴线扩展的城市形态结构 (图2) 。一是“一城多片”城市多组团：“一城”为义乌城区，“多片”以稠城、北苑、江东、稠江、后宅五个街道办事处的城区用地为为一体，以义乌中央商务区、义乌经济开发区、北苑工业园、江东科教文化居住综合区、后宅工业居住综合区和福田商贸文化居住综合区等六片城市综合为依托构筑义乌城区。二是轴线扩张：初步形成以城市快速路系统为框架的中心城区网络式、城—镇轴线式扩张。
三、市域主体功能区重构城镇空间结构机理分析
市域主体功能区划重构城镇空间结构的主要驱动力根源于主体功能区的土地利用可持续利用、地域空间管制政策，因此作者紧密围绕它们阐述机理分析。
1. 土地可持续利用驱动专业园区的集聚与扩散
主体功能区划的实质是让让开发成本低、资源环境容量大、发展需求旺盛的区域承担工业化和城镇化为主的经济社会活动;而让生态价值高、开发难度大的区域承担区域生态维护和历史文化传承功能。也就是根据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愿景，对不同属性的地块采用不同的开发方向，以使土地持续利用。这将引起企业 (或产业) 的地域专业化和集群化，形成特色明显的产业园区，而它们就是城镇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主体功能区划对地块开发方向的规范驱动着义乌市城镇空间结构的重构。
2. 地域空间管制政策驱动城镇空间主体斑块的空间重组与有机联系秩序
城镇空间主体斑块主要是生态绿地、居住区、产业园区、农田、水源区等基本斑块构成。而主体功能区划的地域空间管制政策主要是从财政、产业、投资、土地、人口管理以及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等方面 (表4) ，制定分类管理的“差别化”区域政策。从政策的导向性和约束性等方面，管制斑块的空间聚散方向和速度，重塑了斑块间联系方式。
四、主体功能区重塑的义乌城镇空间结构模型
围绕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目标，按照《市域主体功能区划》和“一体两翼”的城镇空间发展要求，积极完善主城区政治、商贸、文化、物流、居住和服务功能，增强辐射能力。结合城镇改造、产业集聚和新农村建设，加速两个副城区各组团间的相互融合和设施共建共享，强化产业和居住功能。
合理布局中心城区八大分区功能 (图3和表5) ，促进空间形态一体化、市场一体化和产业一体化，提升城市品位。中心区以商务、商业、行政、办公为主，加快城市空间整合，改善城市交通，优化交通秩序，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资料来源：根据义乌主体功能区划研究重塑机理，并结合《义乌市城市规划》分析而得。
摘要：主体功能区划的实施必将推动县域城镇空间结构重构。通过分析义乌市城镇空间结构现状和主体功能区重塑城镇空间结构的机理, 提出重塑后的义乌市城镇空间结构模型是:围绕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目标, 按照《市域主体功能区划》和“一体两翼”的城镇空间发展要求, 积极完善主城区政治、商贸、文化、物流、居住和服务功能, 增强辐射能力。结合城镇改造、产业集聚和新农村建设, 加速两个副城区各组团间的相互融合和设施共建共享, 强化产业和居住功能。合理布局中心城区八大分区功能, 促进空间形态一体化、市场一体化和产业一体化, 提升城市品位。
关键词：义乌市,城镇空间结构,重构机理
参考文献
[1]朱传耿, 马晓冬, 孟召宜.地域主体功能区划:理论.方法.实证[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7, (1)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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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重构 第6篇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与进步,媒体传输对介质的依赖越来越薄弱,传统的媒体传输介质如报纸、刊物等在当前媒体行业竞争的压力下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而这类传输介质在与新崛起媒体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新的媒体形态,从多方面、多平台覆盖了广大群众的媒介体验,这种新的媒体形态,则称为全媒体。全媒体时代的概念在1999年,由美国玛莎·斯图尔特全媒体公司首次提出,该公司在当地使用传统媒体如报纸、书籍、杂志以及电视媒体如广播电台、电视节目等来推广自身的家政产品。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虽然有全媒体的概念,但以目前的眼光来看,媒体覆盖的平台并不全面。但全媒体时代的提出,却明确的指出了世界范围内媒体行业的发展趋势,而全媒体时代也在业界内年复一年的传播与实践,形成了当前的全媒体时代现状。
2全媒体时代新闻类节目主持人的功能重设
全媒体时代使得媒体传播者以及受众群体站在了同等且相互的关系,从媒体单方面的传播,逐渐形成了媒体传播与受众群体的互动形式。在这种大环境下,电视媒体的主导地位受到了威胁,收视率相对于新型的社交网站、视频网站的媒体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因此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需要重新定位自身能力,明确自身在全媒体时代的能力范围。
2.1不断学习各专业学科知识
在电视媒体普及的前期,媒体的主要作用在于发表权威理论和叙述规范的言论,在当前的电视媒体行业中,这个传统也被保留了下来,电视节目主持人在语言表达方面要符合多样性和规范性的要求。而在全媒体时代背景下,电视节目主持人在保证言论规范的情况下,需要根据媒体受众群体的习惯,在当前基础上,对自身语境能力进行强化。电视与电台媒体的主持人需要拥有感知文字含义、通过语境将文字组成吸引观众与听众的语言这项基本能力。而电视新闻类节目更是要求主持人拥有专业理论的基础,并且能够在播音主持的过程中结合全媒体时代中互联网媒体传播规律与特点,以全面的视野来对自身专业知识结构进行构建。从专业角度, 吸引受众群体的目光。
2.2不断进行全媒体技能融合
在当前的互联网环境下,信息的传播迅速且泛滥,在影响传统电视新闻节目功能的同时,也为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语境重构与语言组织提供了内容与素材。在全媒体时代中,电视节目主持要以受众群体的需求为工作主体,通过语境与语言表达能力, 将自身带入目击者的角色,为受众群体呈现出最直观、最快速且最真实的新闻报道,最大程度吸引观众的目光。而在素材整理与编辑方面,使用多媒体设备最真实的还原事件真相,包括声音、图像等等, 在电视节目主持过程中,能够对实践进行解释与补充,综合各方观点,对新闻事件表达自身的客观评论,同时引导公众理性的看待问题。
2.3不断拓展新的媒体平台
在当前媒体传播行业,获得第一手的新闻资讯, 则代表在媒体传播中占领了先机,而使用多个平台, 对新闻资讯进行全面传播,才是真正达到了媒体传播的目的。全媒体时代中,新的媒体传播平台不断崛起,新闻资讯的影响力也逐渐扩大,在这种背景下,电视新闻主持应充分使用媒体平台的传播优势, 不断拓展新的传播平台。应将目光集中于手机、掌上电脑等新媒体传播领域,扩大新闻资讯的受众面积,在新兴的媒体平台不断发扬创新。
3全媒体时代综艺类节目主持人的语境重构
综艺类节目的主持人在主持过程中,主要起到营造现场气氛、融入节目表演以及掌控节目节奏的作用,主持人通过对互动和表演等艺术形式的有效应用,能够很大程度上提升综艺类节目的观赏性。
3.1人际信任语境重构
综艺类节目的主持人与新闻类节目的主持人要求不同,强调主持人在其节目中的客观性和规范性, 不能够带上自身情感来进行新闻播报,而综艺类节目主持人则强调表达自身的情绪与情感,在节目中的喜怒哀乐等情绪在提升节目观赏性的同时,也拉近了主持人与观众的距离,增加了节目的互动性。 尤其是从人际信任向系统信任的转渡,昭示着人之间存在需要一种人际信任,并随着想象力的发散进一步扩展,语境重构正是人际信任这一状况的形成机制。
3.2基本信任语境重构
在电视节目方面,浙江卫视以及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主持人则很好的符合了这个要求,在《奔跑吧兄弟》以及《爸爸去哪儿》中,主持人在完成制定的既定内容的同时,还要通过语言表达能力,充分融入节目角色,在整个节目中起到引领嘉宾活动, 以及引导观众与节目进行互动的目的。《奔跑吧兄弟》以及《爸爸去哪儿》的确定性和信任感,会积淀为一种健康积极的生命经验。这种基于早期经验的可预见性、连续性、同一性和情感认同,以及对看护人可信赖的信心,随着个体的成长将扩展到母亲之外更多的他者,为个体后期更复杂的社会活动奠基。从这两个节目的收视率就可以看出,综艺类节目主持人的语境能力,对综艺类节目观赏性提升的效果,以及对受众群体对节目主持人的语境产生共鸣与信任的效果。
3.3互联网与传统信任重构
在电视综艺类节目与全媒体时代融合方面,中央电视台推出的《中国味道》在业界内开展了节目与新兴媒体互动的先河。在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基础上,推出了手机版的“CCTV中国味道”软件,其主要功能在于,真人秀节目中的选手可以通过拍摄短片的方式,在手机客户端内与媒体受众群体进行实际且真切的交流,有效提升了真人秀选手的曝光度以及与观众的互动,同时观众也能够最高效最快速的了解到节目信息与动态。互联网正在深刻干预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如是干预任何一个节点或角落, 人人皆可自由、开放地交往的微观重构。互联网被寄望为最具交往潜力的媒介,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社交媒体更是被认为代表了人类交往史上的一场颠覆性革命。这也为现代的电视综艺类节目提供了发展空间,通过新兴平台与电视节目的融合,以及节目主持人热情幽默,具有互动性和代入感的语境能力, 综合提高了综艺类节目的收视率。
4全媒体时代主持人自身的专业定位
“金话筒奖”得主,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主持人白燕升在采访中提到:“这么多剧种、流派、剧目、唱腔、唱词、演员等知识,仅靠照本宣科、死记硬背是很痛苦,也瞒不了戏迷,终究会露马脚的。” 白燕升能够获得广大戏曲观众的一致认可,与其自身的专业戏曲知识是分不开的。
4.1主持人自身专业能力
现代电视节目中,主持人对事件抽丝剥茧的能力至关重要,比如财经类电视节目,强调的是对复杂经济现象的分析与探究,主持人没有专业的财经知识,那么节目自然就在观众心中失去了认同感; 又比如少儿类节目,强调的是结合少年儿童这类特殊的受众群体的心理习惯,吸引儿童的好奇心,如果主持人并不熟悉少儿教育类的相关知识,没有知识储备以及提升儿童兴趣的口语能力与肢体语言能力,那么自然就无法做到在节目中与受众群体相互动的目的。
4.2互联网放大能力
全媒体时代融合下,互联网将成为今后电视综艺类节目最大的平台。节目主持人应该做好节目内容,尽可能在互联网上放大节目的特色,培育节目自己的IP和忠实粉丝。另外,由于互联网是一个资源流动的平台,流动性很大,主持人内在的积累很重要。主持人的人品,主持人的能力,主持人的信仰,主持人内心的东西,主持人的吸引力有没有足够的稳定性,这些都是衡量一档节目的重要因素。 所以,互联网上的节目要比传统的更具备魅力才能把人吸引住。
5总结
媒体受众群体和媒体传播内容的改变都源于全媒体时代的普及,它改变了当前的媒介形态,同时也对电视媒体的受众群体带来了影响。在这种改变与创新的全媒体时代中,传统的电视主持人主持方法受到了很大挑战,如何结合目前的时代背景,从语境方面入手,加强自身核心竞争力,是每一位电视主持人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
参考文献
[1]相鸿.浅析电视节目主持人的交流感[J].黑河学刊,2002(3):72.
功能重构 第7篇
1. 农业政策性金融功能异化的现实问题
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目前的功能状况, 与农业政策性金融所应该具有的功能以及农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极不相称, 出现了“农业发展银行难以支持农业发展”的现象。这是当前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功能的最大的缺陷。
目前农业发展银行的筹资功能弱化, 资金来源渠道单一, 资金来源过度依赖于中央银行再贷款, 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 特别是无法获得发放农业生产方面的中长期资金, 不适应农业政策性金融长期发展的需要。
2. 商业性金融功能异化的现实问题
第一, 商业银行方面。一方面由于农村金融业务稀少单一, 成本高收益低, 各商业银行出于经济效益考虑不愿在农村投入资金;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对农村资金的“倒吸”, 使大量资金由农村流向城市。
第二, 邮政储蓄方面。国家《邮政体制改革方案》出台以及邮政储蓄小额存单质押贷款业务试点工作的开展之前, 邮储是“只存不贷”, 使得大量农村存余资金大量集中于政府手中被用于其他行业而非农业。
第三, 民间金融方面。由于其自身固有的缺陷, 使得民间金融在一定程度上又不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 民间金融大都追求资金的高时间价值, 容易引发“高利贷”的出现, 使得农村的融资成本高, 农民承担不起。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使得民间金融并不能很好地支持新农村建设。
3. 合作性金融功能异化的现实问题
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合作性金融已经失去了其合作的性质。当前我国大部分农村信用合作社转型为农村银行, 实行商业化管理, 致使大量资金外流, 由于非农化倾向不断加强, 农户间互助合作的性质不断减弱。
民间资金互助合作社受参与人员的资金、信誉等方面的限制, 成员规模及适用范围局限性很大, 实际运行中由于资金互助社的业务定位有问题, 一些互助社也面临着吸存难、内部管理混乱、合作性减弱、内部人控制初露苗头以及外部环境制约发展等问题。
二基于功能论的金融体系重构相关政策建议
1. 创新“银银”合作方式加强金融机构间功能整合
第一, 创新贷款方式。根据农业政策性金融生产扶持功能的内在要求, 借鉴国外政策性金融的先进经验, 考虑逐步实行农业政策性金融与商业银行联合贷款的办法, 即政策性银行通过对投资项目发放基础性贷款, 使之符合商业银行的贷款条件, 诱导商业性金融的进入。
第二, 创新担保机制。通过为农户和中小企业贷款提供信用担保, 为商业金融、合作金融信贷资金投入农业和农村创造条件, 促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改善农村社会信用环境, 从而以少量的资金动员和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流入农业和农村。同时还可以考虑设立风险基金, 鼓励农村信用社等农村金融机构发放农户贷款, 共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第三, 创新贴现和转贴现业务模式。一是对农业生产者和农业企业所持有的与农业政策性金融扶持对象相关的短票据进行贴现。二是对商业银行或者其它金融机构所持有的上述票据进行转贴现。三是商业银行因向农业生产领域发放符合农业发展银行信贷政策和条件的贷款而持有的票据进行贴现。
2. 创新“银企”合作方式促进金融体系功能实现
第一, 通过“公司/协会+基地+农户”等模式, 促进“其他职能机构+农信社”合作模式的发展。以扶持龙头企业为重点, 积极开展商业性信贷业务, 稳步推进农村城镇化和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 支持县域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
第二, 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 将部分金融业务通过外包形式给非金融企业, 如将信贷营销职能转包给信贷经纪公司等, 探索“银企”间的金融合作方式。
3. 创新“银政”合作方式保障金融体系功能运行
第一, 利用地方政府拥有信息网络等资源优势, 建立农村村民信用体系与信用评估, 以期降低农村贷款风险。加强法律建设, 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打击力度, 大力加强信用教育, 建立客户信用档案, 完善诚信体系构建, 促进农村金融环境的良性循环。
第二, 加大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扶持力度, 通过完善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 鼓励、引导商业银行为农业和农村经济提供金融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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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重构 第8篇
指导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的理论主要是20世纪70年代麦金农[1]和爱德华·肖[2]提出的金融深化理论。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政府的货币政策能够积极地促进经济发展,为此政府应该解除对金融市场施加的一切限制,使其自由发展。这一理论产生的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普遍实施赶超战略和进口替代战略,以期迅速发展经济、摆脱落后状况。为此,发展中国家大多建立了一整套经济体制,以确保稀缺的资源尤其是资本流向国家计划发展的领域,这些措施主要包括:扭曲生产要素及产品的价格、实行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制度,体现在金融方面就是奉行金融抑制政策。
根据麦金农的定义,金融抑制是指政府对金融体系和金融活动的过多干预压制了金融体系的发展,其表现主要有:低的实际利率、信贷管制、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不发达、金融市场处于割裂状态等等。金融抑制政策虽然适应了发展中国家急需加快发展速度,缩小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国家战略需要,在经济发展初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然而,却对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副作用,比如引起资金供给不足、资源配置缺乏效率、产业结构扭曲、加大政府财政补贴的负担等。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副作用会越来越突出,落后的金融对经济的制约作用逐渐显现,最终引起经济落后和金融落后的恶性循环。
根据爱德华·肖的概括,金融深化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政府取消对金融活动的过多干预,发展中国家货币金融与经济可形成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他提出这一概念是要强调:“金融资产以快于非金融财富积累的速度而积累”。可见金融深化的最初含义就是要通过金融产品的快速增长来实现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关系。金融深化是一个两阶段动态规划问题。第一阶段是通过金融体制改革,放松对金融活动的限制,促进利率市场化和银行商业化,实现金融机构的多样化来促进金融发展(金融自由化);第二阶段则是通过金融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
一般而言,学者都认为,金融抑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3,4,5],而金融深化具有积极的意义,即金融深化能够提高金融体系和资金使用效率,可以调整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反映资金市场供求状况的实际利率能有效的消除资本缺口,促进储蓄的提高和资本积累,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然而,学者们在如何实现金融深化方面却存在分歧,如一些国外学者[6,7,8]主张政府的主要职能应是维持市场秩序,而有些国内学者认为[9,10,11],金融深化本身并非灵丹妙药,发展中国家应依据本国市场和宏观经济状况,实施适度自由化的金融政策,同时辅以政府的适当干预。实践证明,金融深化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和宏观经济环境较为稳定的国家效果较好。而在市场体系不完善,宏观经济波动较大的国家效果较差。如果不顾发展中国家经济和金融结构二元化[12]、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不健全等因素过度金融深化,则可能不仅不能促进经济增长,甚至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国内和国际投机冲击、高额通货膨胀等。相继爆发的拉丁美洲金融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例证。
然而,以上学者们多就一国宏观层面谈论金融发展,而专门分析农村金融抑制及深化问题[13,14,15]的文献较少,为此,本文以金融抑制及深化理论为基础,通过全面审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基于功能视角的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科学架构,为加快我国新农村建设的科学化实践提供理论上的参考。
二、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与缺陷分析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从农村开始,但是自1980年代中期改革中心转入城市以后,国家对农村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关注程度明显下降。一直到1990年代中后期农村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都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因此,中国农村金融在改革开放以后至今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仍较为落后。自1996年中共中央提出农村金融改革的战略之后,农村金融的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出现的各种新问题更加令人担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村正规金融市场组织不完善,无法为农村提供较好的金融服务,呈现出农村金融资产规模较小的特点。金融资产是对未来收益索取权的凭证。定义收入金融化率等于人均金融资产/人均纯收入,则收入金融化率的大小反映金融发展的水平。收入金融化率越大,表示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
1、从纵向来看,1985到2000年,农村人均金融资产呈上升趋势,但规模都较小。农村收入金融化率除1993～1996年经历了一个小波谷之外,也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从1985年的0.36上升到2000年的1.04,上升了1.89倍。上升的趋势表明农村金融在逐渐发展,但同时的低水平则体现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还较落后。
2、从横向来看,比较农村和城市相同指标发现,农村人均金融资产规模远远低于城市同期水平。同时,农村收入金融化率也低于城市同期水平。而且,城市收入金融化率增长速度快于农村。从1985～2000年的16年间,城市收入金融化率从0.78上升到2.48,上升了2.18倍,高于农村的1.89倍。这说明农村金融资产规模和金融发展水平低于城市。
注:(1)金融化率是指金融资产存量和GDP之比。这里由于农村人均GDP难以测算,以农村人均纯收入代替农村人均GDP,构造收入金融化率,由于农村人均GDP和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强相关性,收入金融化率同样也是金融发展水平的良好度量。(2)收入金融化率根据原始数据及定义算出,1993年～1996年收入金融化率偏离正常轨迹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有关。南巡讲话以后,刺激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加速增长,而金融资产增长略微滞后,增长幅度小于收入增长,从而导致收入金融化率反而下降。(3)数据来源:朱胜豪,《城乡居民储蓄率、城市化与中国未来住宅需求》,以1985年价格为基准。和金融发展水平低于城市。
第二、不仅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无法向农村经济提供足够的金融服务,而且事实上成为农村资金外流的主渠道。根据黄季焜、Rozelle和王红玲在2003年的一项研究,按可比价格计算,1978～2000年通过各种渠道外流的农村资金达28,400亿元,其中通过金融系统流出的资金占农村外流资金总额的40.4%,是农村资金外流的最重要渠道。而1994～2000年期间通过金融体系流出的农村资金占同期农村外流资金总额的49%,占1978～2000年间通过金融系统外流资金总额的79%,说明1990年代中期以来金融体系不仅没有起到支农作用,反而加速了农村资金的外流。农村资金的“非农化”,直接影响到对金融机构商业化、市场化效果的评价。
第三,按照国际经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户如果无法从正规金融获得资金,就会转而通过非正规金融寻求金融服务,导致农村非正规金融十分发达。中国民间金融活动虽然为政府所压制,为非法金融活动,但一直十分兴旺。20世纪80至90年代是中国民间金融发展的兴盛时期,在此期间民间金融以公开半公开的形式发展,自由借贷、私人钱庄、合会、典当等传统的民间金融形式日趋活跃,民间集资、合作集资、私募集资等新的民间金融形式也迅速应运而生。1993年,国家重点治理金融秩序,民间金融受到严厉打击,发展进入低潮期;1994年以后又趋于活跃;1998年7月,国务院颁布《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取缔办法》,严厉打击民间金融,此后一直到今,民间金融彻底处于地下状态,但规模有增无减。据统计,民间融资比例占总融资比例达60%以上(见表2)。
可见,改革开放近30年来,农村金融虽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具体表现为农村金融广泛存在金融资产规模小、监管体制不健全、功能缺失、金融工具品种单一等问题。农村金融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还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远不能适应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村金融的落后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经济的滞缓发展又反过来阻碍了农村金融的发展,导致农村金融落后和经济发展缓慢的恶性循环,农村经济广泛存在着严重的金融抑制。
综上所述,经过近30年的改革和发展,虽然中国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建立起以农村政策性金融、农村商业金融、农村合作金融为主体,邮政储蓄等为补充的金融组织体系,而且这种基于机构视角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在过去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它难以承担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功能,因此,本文基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考虑,为了促进“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规范发展适合农村特点的金融组织,探索和发展农业保险,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目标,将功能视角下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重构研究,探索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三、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农村金融组织体系重构的概念性框架
按照金融组织体系的“机构视角”,金融组织体系要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功能必须在现有的金融结构框架下进行,根据现有的金融结构赋予其相应的功能,并通过其行为绩效判断其功能实现的效应。就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重构来说,这一思路的局限性就在于,它仅仅着眼于既有农村金融组织内部的所谓改革。这样,农村金融改革的举措可能不少,但整个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固有的问题却总得不到有效解决,同时还可能造成现实中对某些金融功能的需求由于没有相应的功能实现手段而得不到满足,另一些功能需求却由于存在过度集中于某一手段来实现使得这些功能可能会发挥过度,其结果可能会损害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
单位:%
数据来源: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网站,网址:http://www.rcre.org.cn。
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中,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机构能满足农民各种形式的金融需求。但人们在研究农村金融问题的过程中,往往假设应该有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根据“机构视角”进行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尽管个别地方有成功的经验,但面对不存在包罗各种金融需求的金融机构时,往往会感到束手无策。但是,如果反过来做这样一个假设:农村金融市场能够集中有不同金融服务需求的人,那么,就容易理解各种不同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并存,能够使农村金融市场参加者有更广泛的选择。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现实情况是:在农村金融领域,包括农业银行在内的国有商业银行在农村的金融业务基本上在收缩,尤其是县及县以下的广大农村地区,而农村合作基金会现在又已经清理撤并,农业发展银行也没有有效发挥农村政策性金融组织的功能,农村信用社本来是满足农村金融需求最主要的机构,但现在已经基本失去其合作金融的性质。从而农民现有的金融服务需求事实上不能通过现有的正式金融机构的服务得到满足。应该说,这种基于“机构视角”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没有形成多样化的农村金融市场,从而更迅速地反馈各种信息和提供各种机会,是改革的不成功之处。所以,如果依旧按照“机构视角”指导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重构,则必然忽略对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目标以及它们到底应承担何种功能等基本问题的回答。同时,按照“机构视角”,金融组织体系仅仅是为了迎合实体经济部门融资的需要,配合这些部门的自主发展,因而其作用是被动的。这也是我国历次农村金融改革的惯性思维*。如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经过20多年的改革仍然不能满足农民现有的金融服务需求。为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视角来重新认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并指导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重构,这就是“功能视角”。近年来,为了适应转型期的变化,许多农村金融组织机构不断增加新的岗位,并进一步明确和细化职能。同时,通过调整工作人员的层次和知识结构,改善组织管理,并加强人力资源的绩效管理。但是,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功能发挥与产权制度、微观组织结构和运营模式之间的矛盾问题,总是以不断调整组织结构和协调人员的方式来适应不断变化的需要,而不是以一个柔性化的功能调整来满足面向农户和面向农业经济活动的服务需要。
本文提出的“功能视角”就是从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与环境之间的功能关系出发,研究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应具备的功能,其概念性框架见图1。具体地说,就是从环境出发,分析外部环境对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提出了哪些功能要求,这些功能之间的关系如何,以及什么才是实现功能的最佳形态。如此,从环境到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功能,再到功能实现的形态,就构成了功能视角下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重构的概念性框架。以此为基础,来解决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功能实现的机制和服务功能实现的效应问题。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功能的效应反映为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适应性、效率性、稳定性和政策性四个方面,集中反映了农村金融服务的水平和服务质量。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功能效应一方面可以通过产权制度设计、微观组织设计和运营模式变革等形成功能的实现机制。另一方面,又改变了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外部环境。新的外部环境促使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功能及其功能的最佳实现形态发生变化,从而形成了外部环境的功能要求、功能实现效应与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功能之间螺旋式的动态良性运动过程。
同时,从图1可以看出:功能视角下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重构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其一,对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功能的基础性研究,表现为对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功能及其实现形态关系的探讨;其二,如何才能使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功能实现;其三,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功能实现效应及其条件有哪些。根据金融组织体系功能演变的一般规律,在技术不断进步的社会背景下,任何金融机构的功能都是朝着愈来愈单一方向发展。一个金融机构不需要也不可能保留所有的功能,传统的金融机构功能中很大一部分将被转移到金融机构的外部,一些辅助性的功能将被逐渐剥离,而保留下来的只是能够使金融机构形成核心优势的功能。因此,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功能与其实现形态的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从机构层面看,农村金融组织的结构是平面的,如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的一个部门可能实现一项或多项业务功能。同时,一项业务功能也可能由多个部门承担,如何将各部门与业务功能之间进行有效的匹配,以提高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整体效率,是农村金融组织体系重构时必须解决的问题。从功能层面看,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是多种功能的组合体。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某些业务会出现功能性分化、功能重组或业务外包等,这都属于正常现象。
总之,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功能可以由不同的组织形态来实现,同样,一种组织形态也可以同时实现多项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功能,且其功能还可以通过对其进行分解进而由不同的组织形态来实现,而一种组织形态也可以通过拆分使每一子部门来专门实现某一功能,各个业务岗位之间可能存在功能上的交叉,各种业务功能之间也存在岗位上的交错。因此,在功能视角下对农村金融组织体系重构,就会发现尽管农村金融组织机构是固定的,但它们的角色却可能是多元化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重构后功能是否能真正发挥效用,关键在于能否建立起适应外部环境的产权制度、微观组织设计和运营模式变革。传统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强调组织机构规范与控制,注重机构内各部门的层次管理和各工作环节的线性衔接,业务工作流程和岗位职能相对固定,但缺乏灵活性。由于机构内各部门自有程序化的工作流程,当需要多个机构间协同完成的工作任务增多时,就导致部门大量细分,造成机构内的部门之间权利、资源和报酬的不平衡。如此形成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有较多的上下沟通而缺乏横向沟通,各部门职能目标不一致,易造成部门之间的冲突。
四、基于功能视角的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整体结构
为了解决农村金融组织机构的效率问题,有研究认为,通过重新设计流程可以在流程绩效的改善上取得突破,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但是,如果不根据外部环境准确给农村金融组织体系进行功能定位和进行功能需求分析,没有明确的工作重心,就无法从根本上理顺业务流程并进行重新设计。只有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功能准确定位的基础上,才能进行业务流程的再造,才可能构造出新的运营模式。为了有效实现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功能,建立一个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目标的功能体系框架是非常必要的。根据对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功能的内涵分析,现将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功能体系结构描述如下,见图2。该体系结构从系统功能分析的角度,由外而内、自上而下很好地显现出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所具有的多元化业务流程与运营模式相结合的网络结构特点,显现出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便于协调与监管的立体功能结构。
对于农村金融组织体系重构来讲,高水平和高质量的农村金融服务功能存在于一个合理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之中,也就是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适应性、效率性、稳定性和政策性等四个方面的功能效应之间存在相对均衡状态。因此,高水平和高质量的农村金融服务构成了本文的农村金融服务目标层,它的核心功能层包括配置资源功能、便利清算和支付功能以及分散风险功能;功能重构层包含了所有支撑这些核心功能层的各种具体运营模式的变革。应当指出,核心功能层与功能重构层之间是根据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需要,通过灵活的组合模式而形成的功能体系,而不是固定的线性结构关系。“机构视角”从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职能界定并细化每个部门的任务职责,努力使农村金融机构的各个业务部门成为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基层组织。而图2所展示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功能体系框架,是基于功能的柔性化组织模式,它可以根据外部环境和功能的需要随时重构,更有利于组织创新和功能发挥。
根据农村金融的需求来设计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功能,再以服务为核心组织跨部门、跨机构的综合协同来实现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功能,这样的功能体系结构要求突破原有的“机构视角”划分的封闭型组织体系,建立一种基于功能的组织体系,灵活地利用金融资源、提供农村金融服务。功能视角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是一种自组织结构,从农户的金融服务的需求层进行组织再造,在提供农村信贷基本服务的基础上,使农村金融机构主动通过提高功能效用来提高服务质量,即面向农村金融的需要进行产权制度设计、微观组织设计和运营模式变革。
Merton和Bodie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一种新的金融与经济关系的分析框架,即功能金融理论,认为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远比机构要稳定,因为功能很少随时间和地域的变化而变化;机构的变化是由功能决定的,机构之间的竞争与创新最终使得金融功能更有效率。本文认为,就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来看,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主要目标始终是实现国民储蓄向农业投资的转化(事前如何促进国民储蓄、选择最有效的农业投资项目;事中如何实施监督,处理信息与风险;事后如何解决委托代理问题),这种转化的效率集中体现在农村金融组织的治理结构中,在这种转化过程中,伴随着信息的处理和风险分散与管理问题。本文认为功能视角适用于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体系层面、机构层面、经营层面和产品层面的重构:
1、从体系层面看,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重构的最终目的是使农村金融体系更好地履行其功能,改进制度绩效,降低交易成本。
经济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结构不健全,相当一部分金融功能处于被抑制状态,金融改革的目的是消除金融抑制,促进金融深化,逐步完善金融功能,提高金融效率。金融分业管制国家由于金融体系被人为分割,往往不利于改进制度绩效,提高效率。
2、从机构层面看,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应该在市场机制和政策扶持下决定农村金融机构如何履行金融功能问题。
政府不能人为划定某类金融机构的功能,限制来自其他机构和市场的竞争,因为这样做最终会由于过度保护而导致无效率。美国的储贷机构(S&LS)承担的两大功能——为居民提供长期的固定利率融资及向中小储户提供无风险的短期储蓄品种,并不一定要由同一类机构同时承担,共同基金、养老基金、资产证券化等都可以实现相同的功能,但美国政府没有及时因势利导,终于使储贷机构积重难返,出现全面危机。我国农村金融领域的这种现象比比皆是。
3、从经营层面看,某种金融经营活动往往是几种金融功能的组合体,随着市场环境变化,某类金融业务出现功能性分化或功能重新组合都是十分合理和正常的现象。
比如借贷业务是一个十分普通的业务领域,但却是多功能组合体,至少包含六大基本功能中的两大功能:转移经济资源和管理风险,因而实际上是由“单纯的无违约风险借贷”(转移经济资源)和“出售违约风险保险”(管理风险)两部分构成。
4、从产品层面看,同一金融功能可以由不同产品来执行,比如市政债券的保险,既可以由保险公司向投资者出售保险单来实现,也可以由投资者直接购买看跌期权来实现。
也就是说,提供保险功能产品的主体不一定非得是保险公司。
五、结论与展望
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与公共财政框架内,功能视角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重构,需要理顺中央、地方政府、农村金融机构以及农户之间的金融关系,健全管理体制,基本满足农村金融机构的投资需要与农户的融资需要,最大限度地降低农村金融的整体风险。因此,功能视角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重构必须放弃现有制度安排,重构基于“功能视角”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其基本目标是抑制农村资金外流渠道,而最终目标是构建良好的竞争性的农村金融环境。按照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功能视角”,就是从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与环境之间的功能关系出发,研究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应具备的功能,并提出其概念性框架,以此为基础,来解决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功能实现的机制和服务功能实现的效应问题。因此,功能视角适用于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体系层面、机构层面、经营层面和产品层面的重构。关于农村金融问题的研究是一个重大的课题,还有待于国内外金融学者们进行不断地深入研究。
摘要：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可或缺的因素。然而,现阶段我国农村金融系统未能发挥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对我国农村的经济增长、金融功能发挥、金融结构优化和金融环境完善之间的关联关系、彼此的相互作用机理和影响过程展开系统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在综述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的现状、问题及成因,并提出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