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不确定性（精选8篇）
比较器不确定性 第1篇
20世纪的“大萧条”给世人留下了痛苦的记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国家采用了凯恩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经济波幅开始平稳下来,以美国为首的市场经济国家在此后取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长。这时,经济学家自豪地宣称,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熨平了经济波动,资本主义在经历了狂风暴雨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可是好景不长,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波幅又开始出现扩大化的迹象,而且出现了“滞胀”,不但如此,世界性的经济恐慌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并伴随着强度不断加大的趋势。70年代的“石油危机”、8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6年的日本经济泡沫、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和经济衰退,这些危机的破坏性渐次增强,波及范围也一次比一次更广。1929—1933年的“大萧条”是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但是就波及范围而言,远不及当前发生的全球金融风暴,因为当今世界的经济一体化以及全球化程度都比20世纪初要高得多。目前正在肆虐的欧债危机就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延续。
这些金融风暴大多数对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害,迫使人们开始思考以下问题:在传统意义上,经济萧条被人们称为“生产过剩危机”,这是否说明以前的经济衰退与低谷更多地是由商品市场的因素引发,而当前则可能更多地由金融市场的因素引发呢?为什么在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市场已经成为一个火药桶和经济动荡的源头呢?本文试图通过对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不确定性的对比分析去解析这一问题。
二、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
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两大基本市场体系。当前的商品市场虽然也逐步复杂化,但是,商品市场的知识和定价依据要比金融市场简单得多。也就是说,从商品市场的性质而言,人们的生活领域所接触到的更多是消费品与投资品,人们可以直观感受到商品的外部特征、品质、销售策略等,对部分商品来说,消费者或投资者无需借助于复杂的知识结构就能够判断出商品的品质,并给出自己认为合理的价格区间。从宏观层面来说,人们也可以通过对要素投入、技术水平等因素的计算得出产品的生产函数以及对市场进行预测,这些知识信息有利于政府采取一系列的相关政策进行干预。总之,关于商品市场的知识比金融市场的更容易获得,这决定了商品市场的不确定性比较小,政府的干预政策具有相当强的针对性,因而,商品市场的投机性较弱,即使对商品市场掌握更多的知识与信息,可以获取暴利的可能性也较小,泡沫产生的可能性也较弱。因而,商品市场存在泡沫的可能性相对于金融市场要小。
在金融市场上情况则要复杂得多,金融市场与商品市场既具有相同之处也具有明显的区别。尽管人们所习得的各类市场知识逐步增多,市场经验也要比以前丰富,但是,人们习得的知识量和获取信息能力的提高速度远远赶不上金融市场复杂程度的提升。金融市场投机性交易越来越复杂,金融衍生品越来越多,已经形成了一个单独的交易体系,成为机构投机者牟取暴利的名利场。这些机构可以通过操纵市场误导中小投机者,使得金融市场的结构和规模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市场的投机性质决定了它是一种不稳定的市场结构,它更容易受到外部的冲击,这也决定了金融市场上依赖理性计算的脆弱性。相对于人们对市场的认知能力和“黑天鹅”事件而言,金融市场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下面就金融市场的几个突出特征以及不确定性逻辑进行逐步分析,以此可以看出虚拟经济的运行机理。
第一,金融市场的虚拟性质。商品市场虽非全为有形商品,但是,商品市场一般被称为“实体经济”,也就是以消费和投资为主体的经济部门。而金融市场是商品市场的派生物,既非有形的经济形态,亦非直接满足人们衣食住行需要的经济系统,它是一种虚拟经济,在经济学中也被称为“符号经济”。这两个市场的职能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商品市场是为创造消费品以及为创造收益进行投资的场所;金融市场则是投机性的场所,这样一个为融通资金、降低风险而设立的市场机制远离了真实世界,它是一个符号与数字的世界。如果说商品市场的交换物具有可检测性和可验证性的特点,那么,符号商品则不具有这种特点,在这样的市场中,人们接触到的不是可以观测的真实商品,它要求产品的购买者具有较强的知识储备以及较强的计算、分析能力,也可以将这种分析与计算能力看作是对理性的更高要求。金融市场的不断创新和多元化使得持有者难以在这个市场上积累起有效的经验。市场本身的虚拟性使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强,同时也使人们的预期存在诸多差异和不确定性因素。
第二,不确定性和市场风险。在奈特的理论中,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并不是一回事,但是,现实的市场中,不确定性与市场风险之间的区别有时十分模糊,不确定性的市场是不可预期的,而存在风险的市场的可预期性也令人怀疑,因为迄今为止,大多数关于市场的预测是不成功的。《黑天鹅》一书的作者塔勒布认为“概率的概念从头到尾都是模糊的,这是正常的,因为这种模糊性正是不确定性的特征。概率是一种自由艺术,它是怀疑主义的‘孩子’,而不是一种工具,供随身带着计算器的人用来满足他们制造令人炫目的计算结果和确定性假象的愿望”。[1]每个预测的机构或经济学家都会对市场提出不同的看法,这说明经济学家关于风险的看法存在着很大差异,或者使用的预测工具和信息存在着明显不同。因此可以看出,即使市场上只存在所谓风险,而不存在不确定性,由于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也可能形成预期偏差。塔勒布还认为:所谓“可计算的”风险基本上是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因为要区分不确定性还是风险本身就存在着太多困难。就目前经济学的预测能力而言,由于多数预测是不可靠的,因此,经济学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明确区分仍需完善,也或许根本就无能为力。不确定性源自于不可预期的意外因素的发生,在商品市场上,人们积累了几千年的经验,而且商品交换是一种社会行为,所以长久的和普遍的经验积累可能使人们拥有更多的市场知识,同时也积累了面对不确定性的经验,减弱了不确定带来的经济动荡。此外,不确定性与市场创新具有紧密相关性,与商品市场相比,近阶段的金融制度、组织以及产品创新呈现加速趋势,例如金融行业的混业经营,新组织的产生以及多种金融洐生工具的出现,使人们难以用旧的金融知识来对金融产品进行价格预期,甚至没有专业知识的人根本无从评价金融产品的风险。且不论各种资产组合模型与资产定价模型的正确性如何,这种复杂的运算并不是一般人所能掌握的。而且,这些模型并不会考虑到诸如九一一事件与日本福岛大地震、核泄漏等随机事件的发生,更不可能正确预计它们的波及面。这些因素都大大增强了金融市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越是风险偏好者,越敢于购买创新的金融工具,这些风险偏好者的行为又加剧了风险的扩散,最终使金融市场的风险进一步扩大,成为一场难以挽救的灾难。
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创新深度和速度的转换,也形成了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不确定性程度的变换。传统经济主要以商品市场的创新为主,而后工业化的经济则主要以金融市场创新为主;传统经济中的不确定性产生的是商业危机,而金融创新的加速则导致了更为频发的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导致的商业循环。
第三,金融市场的“羊群效应”。在经济学中有一种理论称为羊群效应(herd effect)理论,所谓羊群效应,简单地说是市场中市场交易者的一种从众心理。这种效应表现的是在少数或部分市场主体行为的带动下,其他市场主体普遍跟从的市场现象。羊群效应现象几乎存在于各种不同市场中。只不过在金融市场上更加明显,人们习惯于将股市与羊群效应联系起来,实际上不仅是股市,几乎所有的资本市场,甚至货币市场都存在着明显的羊群效应,股票市场只不过是这些市场中的典型代表。在金融市场上,羊群效应的特点可简单总结为:追涨杀跌。这种现象已经被众多经济学家的研究所证实。[2]金融市场形成更大规模羊群效应的原因还是源自于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等。正是因为人们无法利用有效信息与知识预期将来的市场变化,也就是说对金融市场的无知,才会导致人们在市场上的从众行为。金融市场所需要的知识量越多,市场越细化,导致人们信息不对称的因素就越多,例如金融创新的加速、洐生品的泛滥都使得金融市场急剧演化,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的股市市值已经远超出了其GDP,为羊群效应准备了更充分的条件。而且市场变化越快,这种从众行为就越严重。Avery与Zemsky(1998)对不确定性进行了较完整的研究,将不确定性分为三个维度(冲击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冲击的存在与影响、信息的质量)。维度越高,市场的不确定性就越强,这时市场的参与者会相信大多数人的行为才是理性的,羊群效应会在信息质量遭到怀疑的情形下达到顶点,西方国家曾经出现股市的崩塌以及外汇市场的狂泄,实际上都与羊群效应有关。从这种效应的时间频率和规模来看,距现在的时间越短,越是频发,而且影响日益扩大化。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如果发生产品价格下滑,人们无法预料将来所发生的结果,也就是说将来难以预期时,大多数金融产品的持有者会采取所谓理性原则进行避险,即人们会采取从众行为,这样才可能避免重大财产损失。这种跟随一般是个别套利者跟从机构套利者。经济学家已经使用博弈论对金融市场的羊群效应进行了分析,并将羊群效应的产生归结为机构套利者与个体套利者、机构套利者经理人之间博弈的结果。羊群效应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市场混乱,甚至导致市场崩溃。因为羊群效应的出现,放大了最初的市场波动,造成大规模的市场恐慌,加剧了市场下行的趋势。可以说,金融市场的羊群效应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最重要的表层原因。
第四,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流动性是所有市场的基本特征,商品的交易促使商品在市场上流动,金融市场上的交易活动,比如证券交易使金融产品发生流动。它实际上代表着一种交易的频率。金融产品与一般商品的物理特征具有巨大区别,例如商品可能会腐烂、变质、磨损、锈蚀、损伤等,而且货物需要转运,其物理特性决定了这些都要花费大量的费用,这部分费用也构成了交易成本的一部分。由于涉及到不同程度的专用性特征,商品交易合约的复杂程度与签约成本要比金融市场大得多。而金融产品只是一种符号,在当前网络社会中,这种产品的符号特征更趋明显,其物理特性不具有专用性特征。这种没有重量、没有体积、不会损坏、信息集中的金融产品不需要花费巨大的交易费用。从这方面来说,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要比商品市场的流动性大得多,为金融市场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地冲高与回落准备了条件。这意味着金融产品的交易量在短期内就可能发生剧烈变动。正是因为金融市场的快速流动特征才会造成狂风骤雨的市场运动,鉴于此,将金融市场上大规模的过度流动称为“金融风暴”恰如其分。
以银行信贷为例,在美国次贷危机期间,美国的财团贷出款项在银行恐慌出现后加速下降,2008年第四季度的借出额度比之上一个季度下降了47%,比处于信用扩张高峰期的2007年第二季度下降了79%。银行的美元贷款总量从2007年第二季度的7 015亿美元下降到2008年第三季度的2 814亿美元,再下降到2008年第四季度的1 502亿美元,不足18个月以前的四分之一。与2001年发生的衰退相比,不足那时贷出比的二分之一。2008年第四季度的重组信贷比上一个季度下降了60%,与此同时,实际投资信贷仅下降了14%。这说明商品市场的波动幅度低于货币市场的波动幅度。
第五,信心与预期。信心与预期对金融市场比对商品市场会产生更直接和更为迅速的影响。当人们对将来充满信心时,人们会有良好预期,这时,人们对金融产品的需求将超出供给,导致市场短缺,在羊群效应的作用下,市场将会出现泡沫现象,这时,套利者对市场的信心远远超出了市场的实际状况,这个泡沫会因为市场的不确定性而盲目扩大。当市场下行时,不确定性导致人们信心不足或出现消极预期,这时,套利者对市场的信心快速冷却,恐慌由此产生,套利者为了避免被套牢,对金融产品的抛售成为市场活动的第一选择,任何外来冲击都会成为人们抛售金融产品的诱因,从而导致市场加速下行,当大家都受到这种预期感染时,金融市场就会急转直下,市场的狂泄现象就不可避免,泡沫也会破裂。信心的丧失会导致套利市场出现“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由此我们可以勾勒出金融市场运行的一般理论框架:假设金融市场比商品市场具更大的不确定性,因为金融市场是虚拟的复杂市场,它需要更多的知识和更完备的信息,以及对信息的整理和筛选能力,而这些知识和信息比商品市场的知识与信息更难以学习与获得,因而金融市场具有更大的市场风险。正是因为不确定性导致了市场的恐慌特性,从而造就了套利者决策的从众性,制造了金融市场的大起大落。羊群效应成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特征,它也是金融市场容易酿成风暴的主要原因。
三、一个简单的经验分析
在已经发生过的影响巨大的危机中,很难将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完全分离开来。离当前时间越近,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相纠结的程度就越严重。金融产品已经是经济肌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甚至可以称为当前经济体系的灵魂。即使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也不可能完全从金融危机中分离,成为一种独立的经济现象。
自从20世纪初以来的100多年里,30年代的“大萧条”是史无前例的。波及世界的大危机也屈指可数,大致包括: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70年代的石油危机,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发生的金融风暴。除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性质不同以外,其他三次重大的危机都与金融危机息息相关。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至今依然还残留着影响的金融海啸,这两次都是席卷世界的危机。30年代大萧条的最直接的诱因是1929年10月的华尔街股市暴跌,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道琼斯股指几乎下跌了50%,许多风向标似的股票几乎在一夜间跌得一钱不值。20年代的繁荣和美国的新时代在一夜之间都成为历史,[3]接下来的则是实体经济史无前例的大萧条,资本主义世界仿佛进入了地狱。而2008年延续至今的经济危机也是由金融危机诱发的,但是其影响远未达到30年代大危机的程度,即使在危机的谷底,失业率、经济增长的下降幅度和股市的跌宕程度也没有达到30年代大危机的地步,而且其持续的时间也没有那么长。这或许与风暴后各国都倾力采用了大规模的刺激计划有关。虽然不能断言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已经结束,但从目前的情形看,各国普遍都处于缓慢复苏的进程中。不过,最近在美国蔓延的“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活动说明危机造成的影响尚未结束。
从历史经验可以看出,这两次影响深重的危机都是以金融危机为开端的,而且20世纪以来的所有的危机中,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都纠缠在一起,这说明当前实体经济已经越来越离不开虚拟经济。货币体系进而资本体系并不能脱离开实体经济而单独形成一个运行系统,也就是虚拟市场或现象并非中性,这一点与新古典派学说相距甚远。目前的经济已经不再是19世纪以前的那个简单的系统了。这两次巨大的危机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恐慌。恐慌的存在与延续造成了投机活动和投资活动的停滞,甚至波及到了消费。也就是说虚拟市场上的套利活动与实体市场上的牟利活动的动机似乎都消失了,在人们对经济活动的度量中不确定性占据了绝对地位。而这种不确定性与因金融市场的复杂性造成的信息不对称有关。这两次巨大危机都源自于美国,都传导到整个市场经济国家,这一方面说明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另一方面则是我们所说的恐慌心理。如果没有这种效应(羊群效应),美国的危机就不可能迅速地蔓延到整个世界,形成狂风暴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很少有国家能够实现预算平衡,许多国家都是债务国,但是,在美国金融风暴以前,这些国家经济体系的运行并无惊涛骇浪,财政危机或债务危机只是个别现象,并不存在着大规模“中毒”的问题。美国的“次贷危机”之后,西方许多国家的债务危机纷至沓来,相继出现了芬兰债务危机、希腊危机、爱尔兰债务危机和西班牙债务危机,日本与欧盟其他国家的状况也不容乐观。
至此,疑问出现了,因为本世纪初与20世纪初市场的复杂程度几乎不可同日而语,经济的总体规模比照此前有大幅度扩充,不确定性应该在逐步增强,那么为什么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的后果并未与“大萧条”等量齐观呢?是不确定性在减弱吗?还是“羊群效应”在减弱?从逻辑上而言,不确定不会减弱,那么减弱的应该是“羊群效应”,也就是说“次贷”风暴发生后,人们的恐慌心理的蔓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止。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人们获得了关于危机的更多知识和历史经验,在这次全球金融海啸发生后,各国普遍并迅速采取了补救措施,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及时采取了双松的刺激政策。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范围内发生的通胀与这种普遍性的刺激政策有直接相关性。这些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稳定了人们的预期,减弱了人们的恐慌心理,使“羊群效应”的扩散力量逐步减弱,缩小了扩散的半径。反观“大萧条”时代,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的政策恰恰相反,当时的柯立芝政府与胡佛总统所采取的是双紧政策,为达到预算平衡采取了紧缩性财政政策,增加税收并且减少政府支出。货币政策上的作为也遭到了弗里德曼的抨击。紧缩政策加剧了人们的恐慌心理,使“羊群效应”迅速地显现出来,导致了有史以来的最严重的市场灾难。
由此可以看出,完全靠市场拯救自己是行不通的,有些经济学家认为正是由于政府政策的不明智推起了惊天波澜。但是,既然没有完美的市场,也就没有完美的政府,那么,政府的补救措施就是顺理成章的行为。如果等到恐慌蔓延开来的时候,政策的效力就会大打折扣。正确而明智的干预应该是防止危机走入低谷,难以自拔。尽管这种干预后可能会显现出其负面效果,但这要比市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所造成的效率损失更加令人安慰。
四、结论
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虚拟经济的进一步担忧和思考。经济的发展和分工链条的延伸必然要求金融工具和市场的创新,这种变化的速度是人们始料未及的,虚拟经济已经不单纯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附属品,而演变成一个巨大的牟利市场。如何减少虚拟中的不确定性和引导预期成为当代经济学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
减弱不确定性应该属于金融市场的事前管理,引导预期则应属于金融市场的事后管理。对于市场的稳定性而言,事前与事后管理都非常重要,事前管理能降低引发金融风暴的风险,而事后管理则能减弱恐慌和羊群效应。事前管理的内容主要是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和约束,使从业者按规则行事,防患于未然。事后管理的内容则是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人们的投机性预期,将危机的破坏性或向实体经济延伸的程度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的这种事后管理主要是针对于已经发生的状况进行即期管理。而目前的学者们普遍认识到了市场预期对于风暴波及程度的重要影响。因而,目前对风暴或危机进行事后管理的方式应由即时管理移向预期管理。尽管预期比较难以度量,但是假如目前已经发生的事情无法得以有效控制,那么,预期会持续恶化。所以事后管理并不仅仅是拯救已经被冲击的经济,更重要的是对人们的预期进行控制和引导。因而,预期管理的概念便应运而生。笔者认为,预期管理赋予了经济政策更深层次的含义,而且使政策的实施并不仅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事后管理的范畴,实际上可以藉此进行某种程度的“事后”的预期管理,也就是在事后进行预期引导。从各国应对本次全球金融风暴的经验看,预期管理具有良好的管理效力。而预期管理的前提条件就是人们相信政府做出的承诺,也就是对政府制定政策的能力以及政策本身的充分信任。
此外应该引起人们反思的另一个问题是:现代实体经济制造了庞大的虚拟经济,而虚拟经济又成为热钱的“运动场”,反复制造出一个个泡沫,人们将虚拟经济酿成的风暴归咎于政府监管不力。那么既然虚拟经济有其不可预测性,政府监控市场的依据是什么?是仅仅依靠监控就能预防危机,还是应该适度限制这一行业的无度扩张?因为虚拟经济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成为市场的主角。它不可能替代实体经济或商品市场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当投机成为一个经济社会的显著特征时,显然,市场就部分失去了资源配置的功能。
参考文献
[1]尼古拉斯.塔勒布.黑天鹅[M].万丹,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100.
[2]Abreu,D.,Brunnermeier,M.K..Bubbles and Crashes[J].E-conometrica,2003,(1):173-204.
比较器不确定性 第2篇
(中国地质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北京 100083)
摘 要 从瑞典圆弧法和毕肖普法基本原理出发,对比两者的不同假设,得出造成安全系数不同
的影响因子。通过算例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中心角的增大,瑞典法在总体上逐渐减小,而毕肖普法在总体上逐渐增大,瑞典法对孔压和中心角的变化更敏感。对于两种方法,关键词 瑞典圆弧法 毕肖普法 孔压系数 1 引言
值法两种。、边界元法等,、毕肖普法、萨尔玛法和摩根斯坦―普莱斯法等。
瑞典圆弧法(简称瑞典法或费伦纽斯法)是条分法中最古老最简单的方法。由于假定条件和考虑因素的限制,一般求出的稳定系数偏低10%～20%。
在费伦纽斯之后的很多学者对条分法作了改进,计算方法日趋完善。其基本出发点都是假定土体是理想塑性材料,把土条作为一个刚体,按极限平衡的原则进行受力分析,完全不考虑土体本身的应力―应变关系。各种方法不同之处仅在于对相邻土条之间的内力作不同假定,使超静定问题变成静定问题。这些假定的物理意义是不一样的,所能满足的平衡条件也不相同。
本文就其中运用较广泛的毕肖普法和瑞典法作比较,从两者的假定条件以及所满足的不同的平衡条件出发,研究了影响两种方法算得的`不同稳定性系数的
胡 辉,男,硕士研究生。
。从理论公式和假设条件的角度,比较了瑞典圆
弧法和毕肖普法,得出了影响因子。再从一般特例、通用性两个角度对影响因子进行了讨论。最后通过算例验证关于影响因子的结论。
2 瑞典圆弧法和毕肖普法的基本理论211 瑞典圆弧法
假定滑裂面是个圆柱面;不考虑土条两侧作用力;不满足每一土条的力及力矩的平衡,仅满足整体力矩平衡。
Fs=
(每一土条在滑裂面上的抗滑力矩)
(第一土条在滑裂面上产生的滑动力矩)
(1)
式中 Fs表示稳定性系数。
如图1,Pi及Pi+1是作用于土条两侧的条间力合力。由摩尔-库伦准则,滑裂面AB上的平均抗剪强度为
τφ′(2)+(σ-u)tgf=c′式中 c′为有效内wWw.聚力;φ′为有效内摩擦角;u为孔隙压力。
土底切向阻力Ti为
表2 各跟踪点水位及压力水头变化表
单元节点
5176519852235236
基底X方坡前水位1380178m坡前水位137510m向坐标值
39171431474712451161
压力水头
0190111811310169
坡前水位
1380178m时
时基底地下138115
138118138116138113
时基底地下137615
137815137719137619
允许坡降
014014014014
压力
评价
/
坡前水位
137510m时
水头
-4106-2114-2190-3169
允许坡降
014014014
评价
/
/0108-0105-0107
/0153-0116-0123
稳定稳定稳定
014不稳定
稳定稳定
4 结束语
(1)坡前水位上升可引起GIS楼基底水位上升,使地基土进一步饱和,孔隙水压力增大,浸湿和软化地基土,造成地基承载力降低。同时受影响的区内还
(3)本文采取的基底跟踪点稍少,分布范围较小,因此,反映的地基稳定性有局限性,应结合基底
沉降情况作进一步分析。参考文献:
[1]陈希哲.土力学地基基础(第四版)
[M].北京:清华大学
有挡墙和控制楼。坡前高水位入渗时在挡墙下侧的漂卵砾石夹砂层中将产生相对较大的渗透流速,也会影响地基的稳定。
(2)坡前水位下降使坡前和坡后水位形成相对较大的水头差,若土体允许坡降小于实际水力坡度则可威胁建筑物安全,应予进行加固。
出版社,:30-36.
[2]王莺歌.地下水位升降对沿岸建筑的影响[J].内江科技,
2004,(6):7.
[3]涂国祥.紫坪铺水电站溢洪道边坡运行期长期稳定性评价
(硕士学位论文).成都理工大学,.
定性比较图像分晓 第3篇
例1.某物体作直线运动, 物体的v—t图像如图1甲所示, 若初速度大小为V0, 末速度大小为v, 则在时间t1内物体的平均速度 ()
[分析]在v—t图像中用虚直线连接AB, 如图1乙所示, 表示另一个做匀加速直线运动的物体速度从v0增加到v, 由运动学公式可得其平均速度为由图中可以看出, 该物体的位移大于做匀加速直线运动物体的位移, 而时间相同, 故该物体的平均速度大于选 (C) 。
反思:若某物体的平均速度小于时, 其v—t图像该怎么画呢?
例2.甲、乙、丙三辆汽车以相同的速度经过某一路标, 从此时开始, 甲车做匀速直线运动, 乙车先加速后减速, 丙车先减速后加速, 他们经过下一个路标的速度也相同, 则 ()
A.甲车先经过下一个路标
B.乙车先经过下一个路标
C.丙车先经过下一个路标
D.三辆车同时经过下一个路标
[分析]可以把甲、乙、丙的运动放在同一个v—t图像中, 如图2所示, 由图可以看出, 甲的平均速度小于乙的平均速度而大于丙的平均速度, 三者位移相同, 故t乙
反思:若同时到达另一路标, 则它们的末速度有何关系呢?尝试画一下相应的v—t图像。
例3.物体在两段时间t1、t2内, 分别作加速度为a1、a2匀加速直线运动, 总位移为AC。在A点的速度为v1, 在C点的速度为v2, B点为AC的中点, 在B点的速度为, 则正确的是 ()
[分析]根据题目中已知条件可作如图3所示的v—t图像, 因为B点为AC的中点, 则v—t图像包围的两个梯形面积相等, 又因物体是加速运动, v2>v1, 则第二段加速时间t2较短, 而两段时间内速度变化相同, 故第二段加速的加速度a2较大。选项 (AD) 正确。
反思:若物体在两段时间t1、t2内, 分别作加速度为a1、a2匀减速直线运动时呢?
尝试画一下相应的v—t图像。
再介绍几个运用v—t图像巧妙解决相对运动的例子。
例4.一颗速度较大的子弹水平击穿原来静止在光滑水平面上的物块。设木块对子弹的阻力恒定, 则子弹射入速度变大时,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木块获得的动能变大
B.木块获得的动能变小
C.子弹穿过木块的时间变长
D.子弹穿过木块的时间变短
[分析]做出子弹、木块的v—t图像, 设子弹穿过木块后的速度为V1, 木块速度为V2, 作用时间为t1, 如图5实线所示。当子弹速度变大时, 子弹图像如图虚线GF所示, 木块图像AE (AB) 斜率不变, 要使二者相对位移不变, 即梯形AEFG面积等于梯形ABCD的面积, 作用时间为t2, 由图像可判断经历时间t2
反思:若子弹射入速度变小时呢?尝试画一下相应的v—t图像。
例5.将质量为2m的木板静止放在光滑的水平面上, 若图6甲所示, 一个质量为m的小铁块 (可视为质点) 以水平初速度v0由木板左端滑向右端, 到达木板右端时恰能与木板相对静止。若把木板分成长度、质量均相等的两段1和2, 并紧挨着放在原光滑水平面上, 如图6乙所示。设木块对小铁块的摩擦力恒定。小铁块仍以初速度v0由木板1的左端开始向右滑动, 则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小铁块仍然滑到木板2的右端, 并与木板2保持静止
B.小铁块仍然滑到木板2的右端, 且能飞离木板2
C.小铁块滑到木板2的右端前就与木板2保持相对静止
D.甲图过程中产生的热量大于乙图过程中产生的热量
[分析]本题定量求解较繁, 但利用v—t图像则较容易解决此类定性比较的题目。小铁块在图6甲中木板上滑动过程中小铁块的v—t图像如图6丙中实线AB, 木板的v—t图像如图中实线CB, △ABC的面积等于木板长度2l。小铁块在图6乙中木板1上滑动时, 木板1、2运动情况相同, 其v—t图像为AD, 小铁块滑上木板2后, 木板1、2分离, 木板1做匀速运动, 木板2继续加速运动, 小铁块在木板2上滑动时木板2的v—t图像为DE (较AD斜率变大) , 之后小铁块和木板2一起匀速运动。四边形ADEC的面积等于小铁块在木板1、2上滑动的距离之和, 由图看出, 四边形ADEC的面积小于△ABC的面积, 即C对, 再根据产生的热量Q=f△x, 可知D对, 本题选 (CD) 。
反思:若第二种情况下, 小铁块开始滑动时的初速度变大时可能会出现哪些情况呢?尝试画一下相应的v—t图像。
安全完整性等级确定技术比较 第4篇
关键词：安全仪表系统,安全完整性等级,确定方法,优势与不足
石油化工等流程工业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安全事故也频频发生,后果往往较为严重,因而人们从装置设备的设计阶段就开始考虑其安全性。安全联锁装置及紧急停车系统等安全仪表系统(Safety Instrumented Systems,SIS)是避免灾难性后果发生的必不可少的保护措施;然而,SIS本身的安全功能存在风险。因此,安全完整性等级(Safety Integrity Level,SIL)确定技术对于确定SIS的风险水平及降低设备存在的安全风险水平等问题有重要意义。在此,介绍几种确定SIL等级的定性和定量方法,并比较其优势与不足。
1 SIL
1.1 安全完整性
功能安全标准中安全完整性的定义为:在规定的时间周期内的所有规定的条件下,安全相关系统成功地完成所需安全功能的概率[1]。安全完整性由两部分组成:随机安全完整性———危险失效模式下的随机硬件失效与之密切相关,随机硬件失效指系统处于正常运行状态的某个时间一个或多个元件随机出现故障,与安全相关的硬件安全完整性的要求,就合理量化、可以预计的,但还需要使用标准的法律概率组合子系统之间的分配,通过对系统的失效模式和影响进行分析,可以评估硬件的安全完整性,另外还可以通过冗余结构提高硬件的安全完整性;系统安全完整性———与系统设计错误或缺陷、不当的安装、调试或者操作导致的系统失效有关,因此系统安全完整性的失效率不容易准确评估。
1.2安全完整性等级
SIL是衡量安全完整性的重要指标,用于评估安全系统在一定时间、一定条件下能够执行其规定的安全功能的概率。确定SIL就是通过规定SIS需要的最低反应失效的可能性,使设备能够在需要时成功执行设计所要求的安全功能。
SIL是对SIS实现风险降低的能力的一种衡量[2],它用一种离散性参数,设有SIL1～4级,SIL1最低,SIL4最高。SIL级别越高出错概率越低,系统结构越复杂,对系统的要求也越高。
根据IEC61508标准,SIL被划分为低要求和高要求两种模式。SIL低要求模式要求SIS的操作频率小于每年一次,同时小于检测频率的两倍;反之,如果要求SIS的操作频率大于每年一次或者大于检测频率的两倍,则使用高要求操作模式。低要求模式和高要求模式的SIL的分类标准见表1。一般流程工业包括石化行业都参考的是低要求操作模式下的SIL;而高要求操作模式的应用不太普遍。
1.3 风险降低与SIL的关系
风险和安全完整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危险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危险事件造成的后果构成了风险,风险来源于发生危险时的要求时失效,事故发生率=危险事件发生概率×SIS要求时失效概率。由此可见,危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必然大于事故发生的概率,则整个系统的风险概率降低程度取决于SIS要求时的失效概率。根据IEC61508,要求时失效概率又与SIL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整个系统风险概率的降低可以由安全仪表的SIL体现,那么管理安全完整性就可以达到控制风险水平的目的。
必要的风险降低和SIL的关系(图1)体现了安全完整性的确定方法,首先从社会心理和道德、法律及经济等方面进行考虑,确定可容忍风险;进而确定买足可容忍风险的必要的风险降低;最后将必要的风险降低分配给不同的安全保护系统,包括SIS、物理保护系统及其他外部安全相关设施等。分配完SIS的风险降低后,其失效概率则可以确定了,再从表1中得到对应的SIL。IEC标准中只对选择SIS必须达到的SIL做出要求,但并没有对SIL确定方法进行规定或限制。那么,SIL确定技术的选择对得出的SIS的SIL是否恰当尤为重要。
2 SIL确定技术
SIS的设计是否合理,依据SIL的确定是否合适,因此在SIS设计之前先要确定其SIL。IEC61508要求的SIS设计之前选择安全仪表功能必须达到的SIL,但是并没有对选择方法做出规定限制。通过SIL确定技术可以得到系统需要的SIL。如果选择的SIL确定技术使SIS的SIL过高会造成建设成本的增加;过低又不能满足安全生产的要求。因此,选择合适的SIL确定技术尤为重要。目前SIL的确定技术主要有风险矩阵、校正的风险图、保护层分析和基于频率和后果的定量法。
2.1 风险矩阵
风险矩阵是定性的方法,风险的后果和可能性分类都是主观定性的划分,可以分成3个级别或5个级别,都不影响该方法的使用。如,后果可简单分为较轻、严重和特别严重,可能性分为低、中和高。3×3风险矩阵如图2所示,后果和可能性分别构成矩阵其中的一个二维坐标,SIL水平则由矩阵中的元素表示。该方法是完全定性的方法,在SIL确定过程中往往凭借评价人员的主观判断,因此在使用风险矩阵时,后果和可能性的划分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从功能安全管理的角度来看,风险矩阵方法过于简单:风险矩阵的构建由人主观完成,因人而异;精确度较低,只能给出风险降低的大致范围;不能体现可容忍风险水平,针对不同场景的辨识度不高,难以推广至其他情况。
2.2 校正的风险图
校正的风险图法是半定性方法,同样是基于分类的[3]。与风险矩阵只简单考虑风险的后果和可能性不同,风险图分析考虑了4个参数:后果、处于危险区域的时间、避开危险的概率和事件发生频率,根据不同情景对每一个参数会有一个相应的分类,来确定安全完整性水平。典型风险图的风险参数见表2,典型校正的风险图如图3所示。
校正的风险图法的优势在于分析快速、简单并且不用计算,而且操作简单方便,因此不用对参与人员进行培训或者只需少量的培训。同时,该方法只是半定性的方法,仍然存在不足之处:需要标准化;很难用SIF来考虑机械安全防护措施的有效性,要求降低的频率要与上游安全防护措施的PFD相乘,容易重复考虑相同的保护层;该方法不够精确(太少的频率和后果)。
2.3 保护层分析
保护层分析法(Layers of Protection Analysis,LOPA)是一种半定量的评价方法,其基本特点是基于事故场景进行风险研究[4]。该方法可以确定是否需要SIF以及需要时每个SIF所需的SIL。该方法需要用到危险和可操作性分析收集和导出的数据,量化原因和后果的等级计算潜在事故风险,确定风险降低的总量以及是否需要进一步降低所分析的风险。典型的保护层分析方法如图4所示。
保护层分析通常使用初始事件概率、后果严重程度、安全保护措施及其失效概率来表征场景的风险。通过将结果风险频率和风险可接受频率相比较,最终选择一个合适的SIL。保护层分析可以紧接着危险与可操作分析之后进行,选择事故场景、识别场景初始事件并确定其频率,再找出各个独立保护层要求时的失效概率,最后计算后果、初始事件和独立保护层相关数据,评估场景风险,确定减轻事件的剩余风险水平。
LOPA在多个方面体现出了其优势,首先与定量风险分析相比,LOPA花费的时间较少;LOPA给定了场景频率和后果的具体数值,因此比单纯的定性方法更加可靠;LOPA可以提高风险识别的效率,更精确地确定场景中的原因和后果;LOPA还能识别出不能达到可容忍风险水平的操作和程序,帮助企业确定操作、维护和相关培训的重点。
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基于相同的可容忍风险水平以及使用相同的LOPA评价方法的两个风险场景才能进行比较,否则该方法是无效的。LOPA是一种简化的方法,因此并不是适用于所有的场景。
2.4 基于频率和后果的定量法
基于频率和后果的定量法能够定量地确定SIS需要达到的SIL目标[5],通过对系统的危险和风险分析分析可以得到:风险的后果C;引起风险的危险事件Ei(i=1,2,…,n)的发生频率fEi;Ei的独立保护层IPLij(j=1,2,…,mi)的平均要求时失效概率PFDij。用函数T来表示风险后果C与风险允许频率ftol的关系,即:
ftol=T(C) (1)
基本控制过程在设置SIS之前的危险发生频率fimit为:
SIS分配到的风险降低RRFp为:
综合式(1)～(3)可得:
通过对受保护过程原始风险进行量化的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和保护层分析,即可得到上述参数。SIL和风险降低因子RRF的关系可以查看表1,这样就可以得到安全仪表功能的SIL。
这种定量的方法具有:直接表达允许风险,不同场合只需改变输入和T(C),可移植性好;除了SIL之外,还给出了风险降低值,信息量增大;直观易懂,体现了SIL分配的基本原理,便于建立文档进行管理。
3 结束语
笔者介绍的4种方法都可以确定SIS的SIL,但在分析的目标、结果和详细程度上有所不同。风险矩阵和校正风险图属于定性方法,简单、省时、所需资源少,但是过于凭借人的主观经验和评价,结果不易统一,导致定性方法在复杂过程中使用困难;保护层分析可以说是频率和后果定量方法参数的来源,二者可以结合在一起进行,较定性的方法而言,能够更加准确地确定SIL,具有可移植性,能够应用于不同场景的不同安全系统;可以建立安全完整性文档,有利于管理系统整个安全生命周期。其不足之处在于:所要求的数据资源量大,但国内在这方面缺少可靠的数据库,整个评价过程较复杂、耗时较多。实际上,定量的评估方法计算量非常大,而且还受收集相关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的影响,使其应用受限。校正的风险图法作为一种定性的分析方法,受收集资料的限制比较小,可以快速确定SIL等级,因而此方法是较为通用的SIL评估方法。在工程实践中,为了能够更准确地确定安全功能的SIL,半定量的保护层分析法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有效方法。
参考文献
[1]汪应红,王群英,付晓恒.SIL确认在天然气脱水撬安全仪表设计中的应用[J].化工自动化及仪表,2012,39(1):23～25.
[2]郭海涛,阳宪惠.一种安全仪表系统SIL分配的定量方法[J].化工自动化及仪表,2006,33(6):65～67.
[3]GB20438-2006,电气/电子/可编程电子安全相关系统的功能安全[S].北京:全国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2006.
[4]史学玲.功能安全标准的历史过程与发展趋势[J].仪器仪表标准化与计量,2006,(2):6～8.
黄土边坡稳定性分析方法的比较研究 第5篇
1 黄土边坡三种方法计算结果比较
首先对三种方法分析结果的差异性及其与含水量、坡高、坡角及土的抗剪强度的关系进行研究，为此针对一个均质土的边坡，采用Fortran语言编程计算出在含水量、坡高、坡角和土的抗剪强度变化时的安全系数。然后根据计算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1)含水量的变化。含水量是影响边坡稳定性的重要因素。随着含水量的增加，土体的容重增大，这对土坡的稳定性来说是不利的。计算结果如图1所示。
图1中FS1,FS2,FS3分别为瑞典法、毕肖普法和简布法所得安全系数，可以看到，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三种方法所得安全系数均随着含水量的增加而减小;毕肖普法和简布法所得到的安全系数比较接近。
2)考虑土体内摩擦角变化。土体内摩擦角变化时的计算结果见表1。
从表1可看出，随着内摩擦角变大，安全系数增大。在坡高不大于9 m时，三种分析方法计算结果的差异性随内摩擦角增大而变小，简布法的计算结果总体偏小。
3)考虑坡高变化。坡高对边坡稳定性影响很大，是工程师很关心的一个因素。坡高变化时的计算结果见图2。从图2中可以看出，随着坡高的增加，三种方法所得安全系数均减小。三种方法计算结果的差异性与坡角有关，表现出简布法与另外两种方法计算结果的不同。
4)考虑边坡坡角变化。边坡坡角变化时的计算结果见图3。从图3可看到，三种方法安全系数随坡角变大而减小。简布法的计算结果在坡角较小时大于瑞典法和毕肖普法，而当坡角较大时其计算结果却小于瑞典法和毕肖普法，当边坡坡角为90°时，三者的计算结果几乎完全相等。
2 结语
在考虑边坡含水量、坡高、坡角及土的抗剪强度参数变化的条件下，对用瑞典法、毕肖普法、简布法三种分析方法计算所得的安全系数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了瑞典法和毕肖普法之间的差异性在含水量、坡高、土的抗剪强度参数变化时改变不显著，而两者与简布法所得安全系数的差值对不同含水量、坡高、坡角及抗剪强度的土坡来说都是不同的，揭示出坡角是影响三者差异性最主要的因素。
摘要：在考虑边坡含水量、坡高、坡角及土的抗剪强度参数变化的条件下,对瑞典法、毕肖普法、简布法三种边坡稳定性分析方法计算所得安全系数进行了比较分析,揭示出坡角是影响三者差异性最主要的因素。
关键词：土坡,含水量,抗剪强度,安全系数
参考文献
[1]陈仲颐.土力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2]D.G.Fredlund,H.Rahardjo.非饱和土土力学[M].陈仲颐,张在明,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
比较器不确定性 第6篇
浅层地基土一般位于埋深30.0 m以上的土层, 如何确定其承载力是工程建设勘察和设计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利用现有手段准确和简便地确定浅层地基土承载力是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
本文以天津市军粮城示范小城镇一期农民还迁住宅建设项目为例, 研究不同原位测试方法在确定地基承载力方面的优势和不足。该项目建筑面积大, 原位测试手段丰富, 原位测试数据成果样本数多, 满足本次比较分析的需要。
1 工程概况
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示范小城镇二期总建筑面积约235.0万m2, 其中住宅建筑面积约161.4万m2, 公建建筑面积约23.6万m2, 地下总建筑面积约50.0万m2, 拟建工程共分10个地块, 主要包括223栋11层~26层农民还迁住宅楼及若干公建及商业项目。针对该项目规模大小不一、建筑子项多的特点, 在项目勘察过程中采取原状取样、标准贯入、静力触探等多种手段查明场地地层情况, 其中各项原位测试数据均达到1 000组以上, 测试成果丰富、种类多样, 为本文的讨论分析提供了丰富的基础资料。
2 确定地基承载力的原位测试方法
2.1 标准贯入试验法
标准贯入试验是采用自由落锤法来进行锤击, 将贯入器以30击/min的速率打入到地基土体中, 并且记录其贯入锤击数N, 进而判定地基土层物理状态、强度和地基土的承载力的原位测试方法。
对于标准贯入试验锤击数N与浅层地基土承载力的关系, 国内外很多专家学者根据实测数据结合工程经验总结出了具有较强实用性的经验公式或图表, 同时, 各地针对本地区多年工程经验将标准贯入试验确定地基承载力的相应经验写入地方标准或规范中, 并使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推广。其中天津地区地方标准《岩土工程技术规范》中针对砂土、粉土和粘性土土性的差异, 分别给出其承载力基本值与经过杆长修正后的标准贯入锤击数的关系表格。
2.2 静力触探试验方法
静力触探试验方法主要是利用液压装置匀速垂直的将触探头压入土中, 对于双桥探头静力触探试验主要测量数据为锥尖阻力 (qc) 、侧壁摩阻力 (fs) , 通过上述数据可以建立其与地基土体密实度、强度和地基土承载力的相关关系, 确定地基承载力的一种原位测试手段。
静力触探试验指标受地域限制、地基土层深度及含有物等影响具有一定离散性, 实际应用中需要对试验数据结合工程经验进行整理分析, 并建立符合本地区情况的地基承载力、变形参数的统计关系。
我国幅员辽阔, 地质条件复杂, 土类繁多, 各地区工程性质差异很大, 表1为部分地区利用静力触探数据通过回归分析方法建立的地基承载力关系公式。
表1中经验公式以静力触探试验为基础, 建立的适合当地不同土类的地基承载力确定方法, 这也说明静力触探方法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为继续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但应注意的是不同地区、不同土质条件下静力触探数据与地基承载力之间的相关关系也是存在明显差异的。
3 原位测试方法确定地基承载力的比较和分析
对上述两种原位测试方法的分析表明, 虽然其测试原理与地基受力机理不尽相同, 但是两种方法都能结合一定的工程经验来确定地基承载力, 并且在软土地区两种测试方法在确定地基承载力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 长期以来在确定地基土承载力的过程中原位测试方法仅仅作为一种辅助手段被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其原因在于不同原位测试方法影响因素的不确定性, 测试数据样本数过少, 很难准确的反映出地基土体的真实状态;同时, 对原位测试手段确定地基承载力研究不够, 大多科研成果仅仅针对单一原位测试方法来进行研究, 研究结论缺少多种手段的对比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 本文结合实际工程中的大量原位测试数据比较分析各种测试手段在确定浅层地基土承载力方面的优势和不足, 并期许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
3.1 原位测试数据分析和讨论
天津市军粮城示范小城镇二期农民还迁住宅建设项目建筑面积大, 原位测试手段丰富, 本文选取该项目工程勘察报告中地基土承载力特征值 (主要根据统计后地层物理力学指标查表所得) , 标准贯入试验数据、静力触探试验数据按地层进行统计, 统计成果如表2所示。
从表2中可以看出, 地基承载力与标准贯入试验锤击数 (N) 、静力触探试验锥尖阻力 (qc) 和侧壁摩阻力 (fs) 之间均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 并且两种原位测试成果之间也存在相互对应的关系, 表明本次原位测试数据各项指标能够真实而准确的反映地基土的状态和强度特性。
3.2 几种方法确定地基承载力的比较分析
通过查表及计算得出利用上述几种原位测试方法确定的地基承载力值, 其统计成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和表4的结果中可以看出, 两种原位测试方法确定的地基承载力值均高于该项目勘察报告中提供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原位测试方法确定的地基承载力值在不同岩性的土层中差异较大。
根据上述差异, 将标贯法和触探法确定的地基承载力与勘察报告中地基承载力特征值的比值列于表4中, 定量的比较分析几种原位测试方法在不同地基土层中确定的地基承载力的准确性和适宜性。
分析表3和表4可知, 对于粘性土层, 两种原位测试方法确定的承载力值相当于勘察报告中地基承载力特征值的1.1倍~1.5倍左右;对于粉土层, 标准贯入试验方法确定的承载力值接近于勘察报告中地基承载力特征值2.0倍~3.0倍;而对于淤泥质土标准贯入试验方法确定的地基承载力略低于勘察报告中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静力触探方法确定的地基承载力值略高于勘察报告中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另外, 由表4的比较数据可知, 随着地基土层深度的增加, 原位测试方法确定的地基承载力与勘察报告中地基承载力特征值的比值也逐渐增大。
上述分析表明, 利用触探法确定的地基承载力值与利用标贯法确定的地基承载力值 (粉土层除外) 有较好的吻合度, 特别是对于15.0 m以上浅层地基土两种方法确定的承载力值与勘察报告中提供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较为接近, 而15.0 m以下其承载力值则相差较大。
综合上述, 原位测试方法确定的地基承载力值均高于勘察报告中提供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而标准贯入试验方法和静力触探试验方法对于确定15.0 m以上浅层地基土地基承载力具有较好的适宜性。
4 结语
1) 原位测试数据在一定程度上与地基土承载力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本文分析也表明运用多种测试手段能够真实而准确地反映地基土层物理力学性质和强度等特征。
2) 标准贯入试验方法和静力触探试验方法对于确定15.0 m以上浅层地基土地基承载力具有较好的适宜性。
3) 随着地基土层深度的增加, 原位测试方法确定的地基承载力与勘察报告中提供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差距越来越大, 表明地基土原位测试深度对于地基土承载力具有显著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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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B/T 29—191—2009, 天津市地基土层序划分技术规程[S].
[3]DB 29—20—2000, 岩土工程技术规范[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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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瑞林, 贾向英.对标准贯入试验中杆长修正问题的探讨[J].西部探矿工程, 2006 (7)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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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吴全山, 田桂英.用静力触探确定地基承载力的概率统计方法[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 1998, 21 (3) :89-93.
[8]潘永家.连云港市地基土指标与静力触探指标相关关系[J].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 1998 (2) :25.
比较器不确定性 第7篇
一、IA算子和ULHA算子
(1) 集结 (IA) 算子～～～
设) , , , (21nωωω (43) 和) , , , (21nµµµ (43) 分别为一组区间数和一组不确定语言变量, 其中:+ulul～
定义:
称函数IA为区间集结算子 (IA) 算子。且有, 设], [UL=δδδ和], [～baµ=ss分别为一个区间数和一个不确定语言变量, 有如下运算法则:ijmnijk IAkR～kdix～) (kijr, (1～) (kijr
其中,
(2) 语言混合集结 (ULHA)
设, :SSULHAn→若:
其中
v～是加权的不确定语言变量组, 的加权向量, 且n是平衡因子, 则称函数ULHA为不确定的语言混合集结 (ULHA) 算子。max1maxvp～～v
二、区间型不确定决策评估过程～～
(1) 对于某一多属性决策问题, 设X、U和D分别为评估集。属性的权重w为区间数, 即, 并且令决策者的权重向量
评估集给出工程公司安全X U管理系统在属性下的不确wULHA定语言评估值并得出评估矩阵
(2) 利用IA算子对评估矩阵Rk～中第i行的不确定语言评估信息进行集结, 得到评估者dk给出的评估方案xi综合属性评估值, 其中
(3) 利用ULHA算子对位评估者给出的评估结果ix群体综合属性评估集
其中算子的加权向量,
是一组加权的不确定语言向量:) 中第k大的元素, t是平衡因子。
(4) 计算可能度矩阵
设且设
则v～～µ≥的可能度定义如下:
类似地的可能度定义如下:
利用公式计算各评估对象属性值, 之间的可能度并建立可能度矩阵
(5) 评估与排序
可能度矩阵包含了所有评估对象相互比较的所有可能度信息。因此, 对区间数排序的问题, 就转化为求解可能度矩阵的排序向量的问题, 因矩阵P是一个模糊互补判断矩阵, 对于模糊互补判断矩阵可以采用以下公式进行排序:
得到可能度矩阵P的排序向量并利用对区间数) 进行排序。
三、案例分析
为评估工程安全管理系统的安全水平, 选择三家工程公司为考察对象, 分别以, , MMM321表示。数据的收集来源于两方面:
(1) 客观数据, 以安全管理系统的各指标为参数, 具体表示为:uu
u1—安全意识和态度;u2—知识、技能和经验;u3—沟通配合;u4—生理状况;u5—心理状况;u6—设备磨损情况;u7—设备齐全程度;u8—设备利用率;u9—设备更新情况;u10—建材情况;u11—工作环境;u12—工作压力;u13—规章制度;u14—监管人员配置;u15—监督力度;u16—资源调度;u17—质量管理;u18—人员培训;u19—应急管理;u20—信息管理。
(2) 主观属性数据, 采用专家打分和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获取。以上数据采用区间数的方式表示。整个评估过程分为三个步骤:10u11u15u16u20u
步骤1:采集数据。分别采集专家的权重的信息, 包括各子指标和属性的权重;采集主观数据的模糊信息;采集各参数的信息。
评估者给定语言评估标度
很差, 差, 中等, 好, 很好}
1 (1) 给出属性信息, 给出各指标参数指标的决策矩阵, 如下表所示:
(2) 给出权重信息, 依次给出各指标的模糊权重及专家的权重信息。评估者依次给出各因素指标的权重:
步骤2:计算集结算子和综合属性值:
(1) 利用公式 (4.9) , 各因素和指标的IA算子;
(2) 利用公式 (4.11) , 计算ULHA算子;
(3) 利用公式 (4.12) , 计算评估对象ix的群体综合属性值) , (～ωλiz。
以上表给出的属性值及给出的权重信息为例, 说明计算过程, 可以计算得到:
步骤3:确定整体评估结果。
依据公式 (4.14) 计算可能度矩阵, 可得到:
依据公式 (4.15) 可得到可能度矩阵P的排序向量:
][0s, 1s][2s, 0s][2s, 0s][0s, 1s][1s, 2s]从以上的综合评估结果来看, 可以得到两点结论:
第一, 3家工程公司在安全水平上的依次排序为:
第二, 是所得数据上看, 虽然排序有一定的先后, 但总体安全水平的差距不是很大, 因此该地区工程企业的安全水平还处于一个相对稳定水平上。
摘要：安全在工程管理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直接影响工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科学合理的安全评估便于及时发现工程管理领域存在的安全问题, 预防事故诱发因素的萌生, 提高工程安全管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本文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 从安全学角度出发, 针对“人—设备—环境—管理”四个方面入手, 建立了工程安全管理评估系统, 利用多属性决策方法, 实现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工程安全分析, 通过比较实例验证了本文提出方法的有效性。比传统的安全评估更加客观, 更具有说服力。
关键词：工程管理,评估,多属性决策
参考文献
[1]胡东滨, 付华哲, 陈深辉, 一种基于TOPSIS的模糊多目标群体决策方法[J].科技和产业, 2007, 11:33-35.
比较器不确定性 第8篇
1. 对补价的理解有误。
补价是确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换入资产成本和交换损益的重要因素。《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简称“第7号准则”) 对补价并没有作出明确定义, 但根据相关规定可以看出, 补价就是涉及交易双方的少量的货币性资产, 只涉及其中一方的相关税费不应确认为补价。支付补价方支付的补价=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收到补价方收到的补价=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所以交换双方是等值交换时, 补价就是交换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
陈文列举的例题中, 乙公司支付甲公司补价58 500元, 其中交换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为50 000元, 8 500元为增值税的差额, 因此, 计入交换资产成本的补价应该是50 000元, 而不是陈文中的58 500元。不论是采用换出资产价值决定法, 还是采用换入资产价值决定法, 甲公司换入的钢材成本均为310 000元, 乙公司换入的车床成本均为409 500元。
甲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借:原材料———钢材310 000元,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 51 000元, 银行存款48 500元;贷:主营业务收入350 000元,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 59 500元。借:主营业务成本230 000元, 存货跌价准备20 000元;贷:库存商品———车床250 000元。
乙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借:固定资产———车床409 500元;贷:主营业务收入300 000元,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 51 000元, 银行存款58 500元。借:主营业务成本170 000元, 存货跌价准备10 000元;贷:库存商品———钢材180 000元。
甲公司通过这笔交易产生的损益为120 000元, 乙公司通过这笔交易产生的损益为130 000元, 都是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而陈文中甲公司不论是采用换出资产价值决定法计算的损益121 500元, 还是采用换入资产价值决定法计算的损益130 000元, 均不符合第7号准则关于“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的规定。
2. 账务处理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