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

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精选10篇）

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 第1篇

关键词：大众文化,自由,价值观,集体无意识

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在《民众的反抗》一书中最早提出了“大众文化”这一概念, 那些在一地区、一社团、一个国家中新近涌现的, 被大众所信奉、接受的文化, 以商业性、流行性、娱乐性和普及性为其基本特征。大众文化以各种方式不断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 人们也越来越感觉到其存在的必要;但是, 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推进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 大众文化在暂时克服人们现实中的茫然、孤独感以及生存危机感的同时, 也在降低着人类文化的真正标准。不断有学者提出关于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从文化精英主义批判主义理论, 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 再到后现代主义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都是对大众文化提出了质疑甚至是极大的否定与颠覆。他们或从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对立面来批判, 或从其对文化领域的侵害来否定, 抑或从大众文化原始特点的异化来剖析。

总之, 批判的角度是多种多样的, 这让我们清楚的看到了它演变历史及弊端。在这里, 我将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以及自由观理论来分析现今的大众文化的价值观导向, 论述其与真正“自由”的背离, 最终我们会看到, 大众文化导向的是“集体无意识”。

一、注重价值原则, 追求合目的性

在我国正处于社会大转型时期, 在文化领域出现了一种“重心下移”的趋势, 精英文化不再是社会的主流, 大众文化取而代之并趋于主导文化之列。这不仅是市场经济的发展结果, 也是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制度的影响, 更是新时期下文化思想解放自由精神的推动。所以, 大众文化在现阶段或多或少表现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违背的一面。

所谓价值原则, 就是人们用自己的尺度和需要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使世界适合于人的生存和发展。价值原则与真理原则相对, 指的是人们按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追求和服从真理。纵观现今大众文化, 可以看到它的两个趋势:一个是从原始的以追求认识社会为动力变为如今的盲目跟风, 这并不是自主产生大众文化的需要, 而是一股小的文化之风的侵入, 足以让大众都为之动容, 人们在其中失去了自我型。第二个趋势是从注重文化的娱乐性变为重其消费性, 形成一个公式:精神消费品=物质商品。越来越多的大众认为精神的享受在于买书、看碟、上网之中, 认为对纯粹的高雅文化的享受只是上层人之事, 作为大众的精神寄托就在这里。阿多诺在其《文化工业在思考》中说道:“文化工业别有用心的自上而下整合它的消费者, 它把分离了数千年的高雅艺术与低俗艺术的领域强行聚合在一起, 结果使双方都深受其害。”

综观这两大趋势, 人们习以为常的是各种文化之潮的不断来袭继而自己做出适合个人趣向的选择, 而不是建立在自身认识世界基础上而创立文化之风。

偏重于目的性的追求, 即对结果的过分看重。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也就是说真正的自由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由大众对于价值原则的重视可以看出, 人们普遍追寻合目的性而不是合规律性。正如叔本华对非理性的强调, 他通过对康德自在之物的扬弃, 实现了从康德传统形而上学到现代的非理性主义的转变, 即客体到主体的过渡, 从乐观主义到悲观主义的过渡, 从肯定的价值观到否定的价值观的过渡。也许是叔本华的思想代表了现代人的“心声”, 越来越多的人崇拜的是叔本华式的非理性, 而不是如建国初期对马克思主义的顶礼膜拜。这种注重个人感受的非理性便是一种合目的性, 这也是人们在文化参照系太多而无法做出一种选择的情况下的逃避心态, 只能以对个人感兴趣的新事物的迷恋来达到个人精神的寄予。

对各种大众文化的选择态度, 便是接下来要说的价值标准问题。

二、在价值标准上, 强调以“人”为单位的“众”, 是手段自由的获得与目的自由的丧失

价值标准也相应扭曲, 更多的是以个人为目的。为了满足合目的性的自由, 人们不断寻求“标新立异”。被文化大潮埋的喘不过气来的今日, 为了彰显个性, 唯有开辟创新大道, 于是, “凤姐之流”与日俱增, “小月月之流”又超越其上, “艳照门”、“诈捐门”层出不穷。虽然大众文化引发的是盲目跟风之气, 但是, 人们又为了追求个人的特殊性, 不断地“不拘一格”, 只是这种“不拘”又一次跌进普遍之中, 仍然是一种“众”。这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担忧, 我们普遍的社会价值标准是什么呢?

合目的性最终导致的是目的自由的丧失。人们追求世界的合目的性是为了达到自由的目的, 但是, 人们在追求这种目的的手段上的自由将使人们丧失目的的自由。手段的自由指的是“破”之后的“立”。也就是说, 人们为了实现个人价值, 不断打破别人的极限, 树立自己的成绩 (就与创吉尼斯世界纪录一样) 。这种“破”的方式是自由的, 是价值的主体性特征的显现, 产生了一定的主体性效应, 但在大众文化中, 这种价值实现经常伴随着异化, 因为主体在追求价值实现的时候, 自由给予的标准是“怎么都行”, “怎么都行”也就是“怎么都不行”, 于是标准便不存在了, 继而这种“立”便成为一种负担。也就是说, 自由达到一定的极限, 反而就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不自由, 为了自由而自由便不是自由了。

三、对于真、善、美, 大众文化越过真和善, 强调“美”, 导向最终的“集体无意识”

大众文化注重对价值原则而不是真理原则的把握, 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而不是社会整体价值, 这便是跳跃了“真”和“善”, 那么我们不禁会问:大众文化追求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美”!

人们往往用“孤独的大众”来形容大众文化的主体, “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 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一方面指都市生活的无聊空虚而促生庸俗大众文化的兴起, 另一方面指主体的个性化追求使得“世界地球村”变为“一人一村落”。个人的见解不一定会得到别人的肯定, 作茧自缚的导致了求不得知音的孤独感。

严格意义上说, 大众文化追求的并不是真和善基础上的美, 它实质上是追求了异化的“美”。豪赛尔把“无聊”定义为大众文化的最终原因, 贝尔也说:“它满足的不是需要, 而是欲求。”随着大家对自由的追求和对无聊的躲避, 大众文化也就成为享乐、消费的代名词。追求的世界, 越来越像道家追求的精神世界一样, 渐渐地变得似乎不是我们现实世界的一部分, 而是现实世界之外的一个虚幻的世界了。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文化, 这种异化使得大众文化“成为了一种可怜而贫困的美学产品”。 (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

日本有位学者近日做个一篇报道, 说日本的年轻一代趋向于“集体低智商”, 因为对漫画、美少年的喜爱的年龄层次已经蔓延到了三十多岁, “大叔控”、“萝莉控”队伍壮大, 引起社会的担忧。对于我们国家的大众文化,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现象的存在, 大众文化不是导致个性追逐者的消弭, 就是导致随波逐流者的沉沦, 最终导致“集体无意识”。似乎“它的存在是它的事, 我什么也没有”。后现代主义因此悲哀的说:“大众文化作品呈现出深度消失、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消失、距离感消失等特征。”

所以说, 大众文化本身并没有问题, 存在问题的是大众文化的主体。

参考文献

[1]肖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试析大众文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第2篇

【关键词】 大众文化 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

引言

当前，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新兴文化形式，已成为我国最活跃、最值得关注的意识形态领域之一。大众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现象，正以其鲜明的现实价值取向和强烈的文化渗透能力，广泛地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大众文化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改变我国长期以来文化单一的局面，给我国社会带来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由于大众文化本身的商业性本质和资本运作逻辑，大众文化不可避免地以追求利润为最终目的。只要有利可图，大众文化的资本运作逻辑就会驱使它向着这样的市场发展。一些大众文化生产者为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片面生产低级趣味的庸俗商品，甚至单纯以暴力和色情作为商品的内容和形式。要掌握对大众文化发展的引导权和控制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当发挥其对大众文化的引导作用，制约大众文化自身发展的负面效应，规约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把大众文化的发展导向与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相一致的方向。本文就大众文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谈几点粗浅认识。

1.大众文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作用

1.1大众文化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注入了新活力

大众文化作为一种蕴含着内在合理性的新生事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在传统农业社会里，掌握着文化话语权的少数知识分子充当着大众代言人，他们把一种自觉的精英文化加诸于普通民众的生活中，大众没有选择的权利，只是精英文化被动的受众，精英和大众之间根本没有文化互动的可能。而到了现代，随着经济、政治、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动，市民社会不断发展和完善，大众文化打破了精英文化对文化的垄断，大众层面的文化开始从精英文化的控制下脱离出来，以娱乐文化、通俗文化和网络文化等形式进入到文化世界。大众文化以其蕴含的科技意识、商品意识、开放意识、民主参与意识等冲击着传统农业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以务实、求变、自由宽容的文化精神推动了人们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大众文化是现代科学和民主相伴随发展的产物，具备其他任何文化形式都无法比拟的广泛性、普及性和平等性。大众文化消除了精英文化的对特定对象限制和文化特权，而且它使民众更真实地参与文化活动，促进大众的发言权。大众作为主体参与了文化创造活动，既使文化创作趋于多元化，也有利于大众对自己利益的表达，使社会大众在实际生活中獲得现代化的知识和信息的同时，参与并创造出更丰富的文化内容，并内化为自身的精神素质和能力素质，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注入了新的活力。

1.2大众文化拓宽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渠道

我国传统意识形态宣教方式是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单向灌输模式，即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干部群众系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教育，以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更好地改造他们的主观世界。具体做法包括各层面的政治理论教育、广播电视报刊的理论宣传、作报告、开大会等。这种政治化、教条化的刻板说教方式建立在宣传者与接受者的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之上，不仅效率低，还不易为大众所接受。大众文化的发展则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更丰富、更有益的方式，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更带有隐蔽性和趣味性，在潜移默化下达到其宣传的效果。同时，大众文化表现出来的开放意识和民主意识使得大众不仅扮演着受众的角色，还使其可以通过大众文化这个载体，积极地参与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中来，由单向的说教转向双向互动，使受众从宣传的客体转化为主体，以达到更好的效果。而大众文化的典型形式—网络文化正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利用它以多种形式展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从而实现事与理、形与声的有机融合，以声音、图像、文字等多种传播方式激活受众的认知模式，以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形式给受众造成鲜明清晰的视觉印象。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运用大众文化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灌输，真正实现了我们一直提倡和追求的寓教于乐。

2.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有效措施

2.1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文化阵地

增强大众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坚持富有民族特质的文化，正确处理好“苍白的合法性与丰艳的不合法性”的冲突，遏制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正确处理好古与今、中与外、一元化与多样化等方面的关系，始终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2.2主动应对文化全球化的冲击

在高科技和网络化时代，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注意防止和遏制其中的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的滋长蔓延。突出阶级性；体现时代性；保持民族性；保障人民性；坚持科学性、民主性、开放性。要注意处理好先进性与广泛性要求之间的关系，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2.3加强大众的思想道德建设

弘扬科学理性精神，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完善文化价值系统，确立体现时代精神、健康向上的审美价值形态；提高大众的审美情趣和高尚情操，提倡奋发向上、追求卓越、敢于创新的精神等。

2.4强化精品意识

历史上的先秦文赋等，乃至众所周知的春节联欢晚会等，关注现实、关注大众，用进步的思想观念和精美的艺术形象感染与教育大众，能够深刻打动人心，成为时代的精神财富，我们要进一步坚持“两为”方向与“双百”方针，一手抓管理，一手抓繁荣，唱响主旋律，多出与时俱进、富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化精品，负载、传承意识形态内容，激发大众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奋发向上的力量，源源不断地将高扬时代精神主旋律、展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体现现代文明成果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呈现在世界人民面前，切实发挥出文化以优秀作品开启心智、陶冶性情，塑造人格、匡正心性、鼓舞当代大众的社会效用。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机遇和挑战共存的今天，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小康社会全面建设、深化改革开放以及加快发展等等都需要社会的政治稳定，而稳定从根本上说要先保持思想的稳定，这就需要我们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需要凝聚全社会的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的支持。这些都需要用与时俱进的最新理论成果来武装头脑，普遍提升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让广大人民群众都能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给当代中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在这种变化中感受到的实惠，才能让普通群众真正体会到深奥的理论原来就在自己身边，才能更加珍视今天的改革成果和稳定的社会局面，以更加昂扬的斗志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参考文献：

[1]杨成乐.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现状浅析[J].咸宁学院学报.2011.11.

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 第3篇

何谓大众文化?早期大众文化被定义为“大众社会”的必然产物。事物被称为“大众的”, 是因为成群的人在听它们、买它们、读他们、消费他们, 这是这个概念的“市场”或商业定义;其次, 大众文化指“大众”在做或者曾经做过的一切事情。1研究学者周宪也认为, “大众文化是指兴起于当代都市的, 与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 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大批量生产与消费的一种文化。”2作为工业化的结果, 大众社会的平庸和异化使得它所产生的大众文化带有庸俗低劣、用虚假的快感满足受众的特点, 与高雅文化有着巨大分野。

精英文化, 就是以学院派为主导的知识分子文化。在当代中国, 前者是最具规模和活力的文化形态, 而后者则处于弱势。3当代商业资本的运作与大众文化相结合, 使在知识界广受批判的大众文化成为今天格外风光的产业, 大众文化的膨胀势必会挤压和挑战精英文化的传媒空间。

大众文化传播所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世俗性事件, 让人们关注当下的生活, 在参与或接受大众文化传播时获得的是一种快乐的体验而非冷静的反思。精英文化传播作为一种旨在进行教化、引导、规范社会大众道德伦理、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的文化类型, 它始终执行着分析现实、探索未来的功能, 引导人们走向更加人性化、合理化、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4两者作为当下文化形态的组成部分, 都有着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差异带来的文化张力背后, 应该存在着两者互相联系、影响甚至融合的可能性。在此之前的选秀节目, 如《超级女声》 (以下简称为“超女”) 一度在荧幕上大放异彩, 它的传播注重强调大众文化的某些特征:不要思想, 只要感性;不求深度, 只求享乐, 追求一种虚假的感官快乐而非理性的价值考量。如何在突出大众文化的传播优势的同时加入精英文化的引导建构功能, 《中国好声音》的成功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本。

参与者:草根性与专业性的统一

《中国好声音》的参赛选手对于节目的观众来说, 都没有什么知名度,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他们属于“草根”阶层。“一般来说, 真人秀的特点就在于其参与者都是从匿名的人群中选拔出来的, 即便有少数节目中的参与者可能是名人, 但是这些名人也被要求从他/她原来有名的领域脱离, 进入一个新的陌生领域, 在新的陌生领域中, 他/她相当于也是匿名者”。5正因为如此, 观众更容易从观看行为中获得快感, 通过观看偶像的诞生, 从普通的“丑小鸭”成为明星“白天鹅”, 借由节目他们携带并投射着自己未能在现实中满足的欲望, 这也是真人秀节目广受欢迎的深层心理机制。

区别于“超女”的是, 《中国好声音》的参赛选手或多或少地从事与音乐相关的工作, 其比例大大超过前者。《中国好声音》宣传总监陆伟曾说:“每个地方电视台都会有和音乐有关的一两档节目, 他们对音乐人的生存状态很了解, 比如平安就是曾经在上海参加过音乐类的节目。除此之外, 包括圈内还会有一些音乐人推荐学员前来比赛, 比如王韵壹本来就是歌手, 当地的音乐人更是强烈推荐了她。”6推荐上来的选手由于在小圈子中获得了一定的认可, 也保证了他们无论在专业素质还是表演技能方面都具有一定的音乐功底, 这使得音乐本身的分量在比赛中得到加强。

在音乐类选秀节目中, 除了参赛选手以外, 评委也是重要的参与者, 可以说, 评委和歌手都是这场“真人秀”的主角。评委对选手的现场点评和评判往往成为观众和传媒关注的热点, 评委和选手之间的互动也是节目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前的音乐选秀节目中评委侧重强调有张扬的个性, 在场上可以有夸张的表情或者犀利的语言, 但对其是否有相关的音乐资历不作太多要求, 以至于评语常常被认为偏离“音乐”主题, 而去讨论演唱者的装扮、舞蹈等无关的东西。

《中国好声音》评委设置可谓良苦用心, 依照原版节目的模式, 设置了两名一线大牌、一名年轻人喜欢的明星、还有一个出身草根的歌手。从评委名单可以看出, 有意增加了学院派发言的比重。如出道三十多年在大学教《西方音乐史》的刘欢严肃、学院派、有距离感, 在导师指导学员环节中他给出了专业的音乐建议, 使节目整体的音乐水准得到提升。杨坤、张惠妹则是励志型代表, 历经坎坷获得成功, 特别容易引起普通打拼者的情感共鸣。四位导师的谈话轻松幽默, 专业性与通俗性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不仅受到观众的喜爱, 也得到了许多音乐专业人士的称赞, 赢得了更广的受众层面。

主持人的角色功能发生变化。《中国好声音》把舞台上的掌控更多地交给评委, 这使得非专业的因素在比赛中的影响得到进一步降低, 在“盲选”和“导师考核”阶段, 人员的安排非常接近专业学院考核的现场。而主持人的作用更多地是调节和控制后台选手与亲友的情绪, 来配合节目的叙事, 这也是选秀类节目进行大众传播时常用的套路, 塑造平民明星首先要将他们还原成具体可区别的个体, 他们的家庭故事往往能帮助达成更强的叙事感染力。主持人华少也被“消费”了一把, 他的超快语速播报广告在网上掀起一股模仿热潮, 第二季中他继续延续这种风格, 算是这个角色变化带来的意外传播效果。

竞争机制:娱乐民主与学院选拔的复合

真人秀往往要从这些普通参与者中发现明星, 塑造明星。这种以竞赛游戏内容为核心的电视节目形态出现, 对于参赛资格限制很少。“超女”就采用自主报名、海选的方式, “不拘年龄, 不拘长相, 不拘唱法”, 并且采取海选实况播出的方法。零门槛的海选赛制提高了广大公众的媒介参与性, 在无形中拉近了媒介明星与广大观众的心理距离。但“海选”中不符合主导文化或者精英文化审美标准的表演, 也被人质疑选手的音乐水准, 偏离了比赛的核心内容。

针对这种情况, 《中国好声音》继承了前期音乐选秀类节目的做法, 强调参赛选手的平民化, 主打亲民牌, 更重要的是对选拔的具体环节进行了创新, 使得娱乐民主的原则与学院权威相结合, 使这档音乐选秀节目透出与众不同的气质。

首先, 《中国好声音》没有海选环节, 节目伊始就是导演们全体出动、主动出击去寻找学员。《中国好声音》从年初便已开始筹备, 导演组负责分别在网络和各个城市寻找学员。《中国好声音》的总导演金磊介绍, “一位学员最终入选, 需要经过总导演、三名副总导演以及音乐总监共同把关和确认, 尽管少数时候有分歧, 但基本都以音乐总监和总导演的判断为最终标准。”7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入选的选手本身的音乐水准。但如前所说, 选手也是普通人, 需要在感言时讲述自己的故事, 用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来打动观众, 加强观众的心理认同感。

其次, 它设置了盲听和“导师考核”环节。以往的音乐选秀类节目, 评委直接面对选手, 华美的服装、绚丽的舞台可能会干扰评委对选手的演唱水平的评价。《中国好声音》的盲听环节则要求学员上台后, 导师们背向舞台, 只用耳朵听他们的演唱, 长相、身材、年龄都不是评判标准, 只有声音打动了导师, 导师才会转过来。这个环节是这档节目的最亮点, 它不仅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来保证晋级选手的专业演唱水平, 符合学院派严苛挑选的做派, 而且它还留下了叙事悬念, 增强了节目的戏剧性色彩, 不到最后一刻, 无法确定导师是否满意选手的表现。“导师考核”环节中, 同一导师门下的两名学员同台进行比赛, 由导师决定最后的结果。导师可以通过较长时间的观察综合选手表现来做出最后的决定, 而并非完全只是某一场次的临时发挥, 这也使得比赛结果相对冷静和客观, 而不是临时被场内的气氛和意见轻易左右。同时与“超女”一样, 它保留了短信投票的形式给观众提供参与的机会, 在一些环节中选手的命运取决于观众投票数的多少, 偶像的诞生也需要依靠“粉丝”的热情支持, 以此来平衡观众与专业评委对比赛结果的决定权。

《中国好声音》从音乐选秀节目的低迷状态中脱颖而出, 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将大众文化娱乐亲民特质与精英文化意识相结合而做出的调整。在比赛参与者、评委设置以及竞争机制上, 我们可以看到, 一方面它保留了早期真人秀节目的强调娱乐、亲民、受众自主投票参与等特点, 另一方面, 又加入了针对音乐节目的专业元素, 如唱功、音乐类型的刻意表现、专业音乐人点评等。这种改变也得到了电视观众的认可, 随着民众文化素质的提高, 精英文化会走下殿堂, 为更多的民众接受和认同。随着时代的发展, 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界限也在不断调整与变动之中, 电视作为大众文化的一个最主要媒体, 应当敏锐感知到这种文化结构的变化并做出应对, 在节目的制作播出中融入精英文化意识和表达, “一边通过大力张扬大众文化偏重感官享受的特征, 使广大观众在感性娱乐中获得心理情感体验的解放……一边努力地追求对媒介文本结构的不断探索和反复试验, 在其内在品性中融入某种独特的审美文化理念和价值目标诉求”8。

摘要：《中国好声音》这档音乐选秀节目的成功, 在于它将大众文化的传播与精英文化意识相结合, 强调平民化、通俗化的同时加入专业化要素, 这也应当是电视这个大众文化媒体发展的方向之一。本文着重从节目的参与者、竞争机制等方面的创新来具体分析两种文化意识的融合表现。

关键词：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中国好声音

注释

11 .陆扬.大众文化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87.

22 .3.周宪, 刘康.中国当代传媒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93-95.

34 .徐浩然, 雷琛烨.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传媒表征[EB/OL].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00/51469/51471/3600393.html

45 .尹鸿, 陆虹, 冉儒学.电视真人秀的节目元素分析[J].现代传播.2005, (5) :47.

56 .7.网易娱乐.揭秘《中国好声音生产线》[EB/OL].http://ent.163.com/special/haoshengyinmade/

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 第4篇

【关键词】大众传媒；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

【课题项目】此课题为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2015年立项课题《信息化条件下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研究》课题号为：2015GB293的研究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GC9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28-0253-01

一、大众传媒发展的新特点

公众获得的信息基本依赖于大众传媒，大众传媒一词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大众传播媒介主要包括：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和手机移动媒体等。大众传播有传播者、信息、传播工具和受众四个要素。大众传媒针对数量较大和匿名的受众。同时，消息是公开传播的，而且传播的时间是同时的，受众能同时收到消息。大众传媒最重要的功能是舆论导向功能、政治参与功能和价值整合功能。

随着社会的发展，大众传媒又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特别是网络媒体、移动媒体的普及，社会正由媒介缺乏转为媒介过剩，传播内容里出现了面向小众甚至单个人以及从单向传媒转为互动传媒等情况。

（1）大众传媒的数字化发展。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进入我国，并开始影响和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大量的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结合，广播电视媒体也开始向数字化转型。大众传媒的数字化发展，使得大众传媒的传播模式由以往的线性传播模式发展成为媒体与受众的互动模式。在互动模式下，受众成为了主动，受众根据所需选择媒体，并利用媒体发布消息，媒体可以及时了解到受众的反馈声音，并以此为受众筛选所需要的信息。

（2）大众传媒的多样化发展。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大众传媒主要以报纸、广播和杂志为主，电视的普及面很小，老百姓接受信息的渠道很窄。近年来，卫星电视已经覆盖全国，互联网也日益普及；同时，新兴传媒方兴未艾，手机等移动传媒正逐渐成为主流。

二、大众传媒条件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面临的挑战

一方面，西方通过大众传媒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加剧。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已然融入世界体系中，外国的资金技术涌入中国，外国的思想也涌入了中国。经济的全球化也使得大众传媒也实现了全球化，西方国家正是利用全球化的大众传媒向中国渗透西方意识形态，特别是西方国家所吹棒的普世价值和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这些已经对我国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形成了巨大的冲击。现在社会上就有人言必称西方，凡是西方的东西就是好，西方的东西就是价值标尺，这种人还不在少数。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各种思潮并存，消解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多种所有制和经济形式，中国也由此产生了众多的价值主体。不同的价值主体必然产生不同的价值观，中国各个社会阶层都有自已的价值诉求，众多诉求交织导致中国社会各种思潮并存和发展，这就消解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绝对统治地位。

任何社会都有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有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意识形态对一个国家的政权尤为重要，是国家政权的维护力量。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我国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习近平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习近平的讲话表明了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度重视。

三、大众传媒条件下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途径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实现的，大众传媒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途径，因此，加强对大众传媒的管理和引导尤为重要。

一是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在当前大众媒介环境下，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受到了不少消解。只有在加强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同时加强理论创新，才能增强马克思主義的说服力与吸引力，增强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建设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阵地。

1.在创新中保持理论的先进性。当前大众传媒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要改变过去单向输入模式，要在与受众对话过程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此过程中，也要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表达方式，用鲜活的语言让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

2.在解决现实问题中提升理论说服力。意识形态工作要充分结合社会，着重解决社会热点问题，旗帜鲜明地对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开展积极地思想斗争，引导大众自觉地抵制各种落后、腐朽的思想文化。

3.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要利用各种大众传媒形式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形成强大的思想理论优势，占据意识形态的高地。要让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实现新发展，立足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实践，认真分析问题的症结所在，深入探求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规律，形成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法。

二是牢牢掌握党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是任何一个国家政权和执政党用来凝聚社会共识、维护基本制度的基本权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当前社会上出现的意识形态乱象，归根到底是由于一些地方、部门和领域，对于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思潮，没有理直气壮地斗争，对于媒体失之于管，以致出现当前的问题。比如用“普世价值”取代普遍真理，消解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自由主义改革观”代替马克思主义改革观等。

三是努力使新大众媒体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有效手段。不断健全新媒体规范与核查机制，积极探索多样化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策略，使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在内容、形式和方法上具有亲和力和渗透力，从而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推向新境界。

参考文献：

[1]代玉梅.《自媒体的传播学解读》[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5期

对大众化教育大学主流意识的思考 第5篇

我国高等教育自1999年开始迅速扩张, 到2007年在学人数超过2500万人, 毛入学率在23%以上。从数字上看, 我国已跨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 最明显的特点是为整个社会服务, 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专门人才。在课程上改变了精英教育体制下课程的高度结构化、专门化、刚性化, 课程根据需要设计模块, 比较灵活, 课程之间无明显的界限。大众化教育内涵丰富, 不仅指受教育人数的增加, 而且还指教育层次和类型的增多。

大学是知识的殿堂, 是人才培养的摇篮, 是社会的良心, 是引领社会的风向标。在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的进程中, 笔者对大学所遵从的主流意识进行思考, 认为大学应把握好以下九个方面, 才能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能。

一、科学发展是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追求

发展是硬道理。面对新的形势、新的任务, 要认真分析学校在新的条件下的发展问题, 更加深刻理解“发展是第一要义”的内涵。科学发展就是要合理发展、正确发展、和谐发展, 切实把发展思路和重点从规模扩张转变到注重质量、内涵发展上来, 推动学校迈向更高的境界, 以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形势下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追求。发展必须围绕“以人为本”这个核心, 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教育以育人为本, 以学生为主体;办学以人才为本, 以教师为主体, 促进校园和谐。

二、人才培养是大学最根本的使命

长期以来, 对于如何培养人才这一问题的认识有着不同的理念和众多的流派, 但为社会发展、科学进步培养人才是大学的使命这一观点始终是一致的。人才培养是大学最根本的使命, 也是大学存在价值的集中体现, 这是自大学诞生以来永恒的主题。因此, 大学的各项工作都要以服务学生全面发展为中心, 真正做到尊重学生、理解学生、关心学生, 为每一个学生提供实现理想、成就事业的机会。从这一目标出发, 大学要不断探索在不同时期和条件下的人才培养模式, 通过适时调整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整合学校各方面的资源, 为学生成长成才创造条件。

三、教学和科研是大学的中心工作

教学和科研对于大学而言, 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追溯高等教育历史, 世界上第一所大学是创建于1087年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 在其后的700多年间, 大学的使命是培养人, 以教学为主。

当大学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 也就是洪堡精神在大学确立后, 人们把科研作为大学的第二使命, 从此教学与科研就成了大学的两个基础。20世纪30年代, 美国高等教育进一步拓展了大学的使命, 在教学和科研之外, 又增加了为社会服务, 使大学和社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大学成为社会的发动机和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动力。

进入21世纪, 大学的领导和专家都在思考:在信息、经济、法律相继全球化之后高等教育的使命是否应再度扩展?要消除文化与文化之间冲突这一发生战争的主要根源, 是否可以通过大学这个场所来进行?因此, 促进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消除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冲突, 营造世界的和平与和谐, 正在成为大学的第四使命, 而这一功能是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所不具备的。但是无论如何变化, 教学和科研仍是大学的立命所在。为适应大众化教育, 大学要深化教学改革, 强化教学管理, 推进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和提高素质的协调发展, 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要加强科学研究, 鼓励科技创新, 促进成果转化, 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和服务社会经济建设的能力, 这既是高校所承担的历史使命, 也是创办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必然要求。

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是大学永恒的主题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是大学永恒的主题, 这一意识表明:其一, 数量、规模与效益是有止境的, 而质量是无止境的, 优秀的大学不是以规模论, 而是以质量论。其二, 质量优劣是以受教育者是否享受到了优质的教育为评价标准的, 学生既是教育质量的享用主体, 又是教育质量的评价主体。其三, 教育质量与教学质量是统一体, 教育质量保证因素中包含着理念质量、校长水平、师资素质、校园文化、教学设施、学术传统等, 这些要素的质量决定着教学质量。这三个方面的含义表明, 质量是大学的品质, 也是大学的生命线。大学管理的基本职能是不断提升大学的教育教学质量。因此, 大学要确保教学质量的首要地位, 切实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教学工作的重中之重。

五、学术创新是大学的灵魂所在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博洛尼亚大学设立的第一个专业是法学, 法学代表着当时社会科学的最高水平。其设立的第二个专业是医学, 医学代表当时自然科学的最高水平。后来其又设立了神学, 神学演变为哲学, 哲学成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共同运用的方法上的科学, 也就是思维科学。至今, 西方《大百科全书》仍把人类的知识划分为三种, 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

大学里面的创新, 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最多表现是对新知识的发现;在工程技术领域里的最高表现是创新的一种方法;对社会科学而言, 最高水平的创新应当是创新一种思想;对所有学科来讲, 大学共用的方法论和思维上的创新就是哲学上的创新, 也就是创新一种思维;而对于管理者来讲, 它应该有能力创新一种制度。这五种创新是大学的灵魂所在, 而这五种创新中处于核心地位和基础地位的是学术创新。一所不能创新的大学是没有灵魂和凝聚力的, 大学之所以为大, 就在于它有学术创新力, 能够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笔者认为, 只有大学的文化, 才能成为卓越的文化。尽管企业家也在追求卓越, 但是他们所追求的卓越是为消费者提供完美的产品和服务, 而大学的卓越表现是常新的。这个常新不仅指大学每年有新的学生进来, 更重要的是有新成果产生。如果你所得出的结论是别人说过的, 发现的知识是别人已经表述的, 这就不是创新, 这样的成果也不能称为卓越。所以说, 学术创新是一所大学的灵魂之核心。

六、学科建设是大学的龙头工作

什么叫学科?学科是大学发展的核心, 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发展中具有战略性的基础建设。学科由三个要素构成:第一个要素是师资, 这是学科的主体要素, 一门学科一定要有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来支撑;第二个要素是拥有高水平的科研成果, 也叫客体要素, 学科建设成果最终要体现为对该学科的贡献, 这个贡献是以科研成果为表征的;第三个要素是学生, 这是学科最具特色的要素。学科之所以称之为学科, 就在于它要培养学生, 而这些学生一定要是高层次的学生, 这样就把学科和专业区分开来。专业大致是讲本科教育, 而学科则是讲研究生教育。所以, 学科的构成应该包括主体要素、客体要素和学生要素, 一所大学如果抓不住这三个要素, 这所大学的发展就没有前途。

七、师资队伍建设是大学的主体工程

一所大学可以面向未来实施许多工程, 但师资队伍建设一定是主体工程。我国大学与西方大学的主要差别表现为师资的差别。我国之所以没有世界一流大学, 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学里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师。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讲过一句名言:大学者, 非大楼之谓也, 乃大师之谓也。因此, 大学要坚定不移地建设教师队伍, 尽心尽力培育教师队伍, 全心全意地依靠教师队伍, 从而建设一支数量充足、业务过硬、师德优良的教师队伍。要坚持教授上讲台, 把为本科生授课作为对教授、副教授的基本要求, 保证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学;要建立一大批教学团队, 增强教学研究, 提高教学水平。

八、改革是大学发展的不竭动力

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非常有限, 世界其他大学也一样, 都存在资源不足的问题。像美国斯坦福大学, 一年运行经费为13亿美元, 英国哈佛大学甚至达到20亿美元, 但仍然感到资源不足。在我国, 那些被放在优先发展地位而比其他大学多投入十几亿元的大学校长也说投入不足。由此可以看出, 投入不足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世界性难题。在投入不足的情况下, 根据我国的国情、省情、市情、校情, 大学内部的改革就成为其发展的动力, 因为在我国无论大学与政府的关系, 还是大学与社会的关系, 乃至大学内部的关系都有充分的改革余地。一所大学是否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是否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主要看它改革的力度和深度, 这是被我国高等教育30年改革成果所证实了的。

九、服务是大学管理的价值所在

大学管理更应该体现在服务上。管理者对大学发挥作用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大学的影响作用, 主要体现在办学方向和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上。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通过管理层成为大学的发展方向, 进而成为该大学的特色。二是为大学提供规范和秩序, 即依法治校、民主决策和校园内的安全有序。三是提供保障, 为学校的发展提供各种保障, 包括制度保障、人才保障和物质保障。四是提供服务, 大学的所有管理都是为中心工作服务的。大学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后勤工作均不具有独立性, 如果离开教学和科研而进行管理, 大学将不成其为学府而变成官府。大学的管理主要是管事, 而政府的管理主要是管人。一个大学校长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教授们摆好桌椅板凳, 带领校部机关为院 (系) 搞好服务;校长、校部机关、院 (系) 领导要为教师做好服务;校长、校部机关、院 (系) 领导、教师要共同为学生服务。一所大学只有形成这样三个大的循环, 大学的大爱才能形成。

此外, 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是办好一所大学的关键。西方高等教育学里有一句话:一位好的校长, 就是一所好的大学。20世纪40年代, 毛主席在延安也讲过, 要办好一所学校, 第一要有一个好校长, 第二个要有一批好的师资, 只要有这两个条件就一定能办好一所学校。现在大学面临着生源、师资和资源的竞争, 能否在竞争中取胜, 最终都取决于校长。一言以蔽之, 校长的办学理念异常重要, 它是一所大学现阶段的特色所在、方向所指。

参考文献:

责编:博雅

参考文献

[1]赵国刚.新型工业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发展[N].光明日报, 2005-11-15.

[2]陈至立.知识经济、创新体系与教育的改革和发展[A].北京:科学教育出版社, 1999.

[3]王大中.大学学科建设和专业结构调整的实践和体会[J].中国大学教育, 2002, (11) .

成舍我大众化新闻思想的问题意识 第6篇

一、成舍我大众化新闻思想问题意识的展开路径

成舍我对于新闻大众化的思考, 主要是围绕“什么是报纸大众化”“为什么要大众化”以及“报纸如何大众化”这三个问题而展开的。

(一) 什么是报纸大众化?

思想体系的建构, 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它是什么?”这是思想出发的起点。因此, 成舍我大众化新闻思想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报纸大众化?

成舍我的大众化新闻思想, 有着西方大众化报纸的榜样示范。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 随着《太阳报》等报纸的出现, 廉价的大众化报纸成为西方报业主流。这些大众化报纸, 在政治上以超党派性自居, 标榜客观、公正, 维持经济独立;在业务上拓展新闻的报道领域, 善于用煽情手法编写新闻, 语言通俗;在经营上以企业化方式管理报业, 报价低廉。成舍我曾考察西方报业, 虽深受这种大众化新闻思想的影响, 但他所标举的大众化, “与资本主义国家报纸的大众化, 确实有绝对的差异”[1]100。在成舍我看来, “报纸大众化, 已被许多资本主义者, 利用做了种种的罪恶。他们错将个人的利益, 超过了大众的利益, 所以他们的大众化, 只是使报馆变成一个私人牟利的机关, 而我们的大众化, 却要准备为大众福利而奋斗, 我们要使报馆变成一个不具形式的大众乐园, 和大众学校。我们始终认定, 大众利益, 总应超过于任何个人利益之上”[1]100。因此, 成舍我的大众化, 充满了道德关怀, 是要矫正西方报业的商业化倾向, 办“真正给大众看的报纸”, 使报纸真正为大众所有, 为大众所用, 为大众说话, 以实现和保护大众的新闻权益。

(二) 为什么要大众化?

思想总是伴随着问题而产生的。“西方新闻事业的大众化源于激烈的新闻市场竞争。”[2]在放弃了政党津贴之后, 报纸必须贴近大众, 争取读者, 扩大销量, 以赢得市场竞争。中国新闻事业缺少西方工业化革命带来的经济洗礼, 其内在动力是民族救亡的需要。在此过程中, 中国知识精英迫切需要利用大众传媒传播现代意识, 培养现代国民, 监督政府运作, 以实现民族建国的历史目标。这是成舍我思考新闻的出发点。“九一八”事变后, 成舍我指出, 因为没有意识到报纸的巨大作用, 办报没有面向普通民众, 不注意向国民进行民族动员, 而只是“特殊阶级的读物”, 由此造成国民“愚昧”“闭塞”, 缺乏国民意识。为此, 面临“九一八”后紧迫的抗战形势, 新闻界须承担重大责任, 面向民众, “使全国士农工商, 都能看报, 用报纸来唤起全国民众, 共赴国难, 抵御外侮”[3]87。

抗战胜利前夕, 百废待举。成舍我撰文指出, 报纸是“改造国民心理, 转移社会风气”的最有力工具。因此, “建国首须建报”[4]153。在成舍我看来, 作为大众传播工具, 现代报纸可以迅速将各种思想观点、文化知识传播到全国乃至全世界, 这是任何其他传播方式都不能比拟的。面对社会各界所开出的不同救国方案, 成舍我指出, 这些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枝节式地解决问题, 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面貌, “只有开发最大多数国民的知识, 让他们了解个人和国家的关系, 这才能有起死回生的希望”, 明确要求国民政府在战后各项建设中, 将新闻事业置于首要位置。从这样的角度出发, 成舍我强调报纸必须面向普通民众, 以开启民智, 改造国民心理, 建立现代民族国家, 这是成舍我思考报业的逻辑起点。报纸只有实现大众化, 成为如粮食、布匹一样的生活必需品, “然后国家的观念, 才能打入最大多数国民的心中, 国家的根基才能树立坚固, 立报所以揭举大众化的旗帜, 其意义在此, 其自认为最重大的使命也在此”[1]101。西方报纸走向大众化, 由政治的参与者走向政治的旁观者, 其核心动力是经济诉求, 目的是尽可能地争取更多的读者;而成舍我虽以“新闻大王”为职业理想, 但其内在动力却是政治诉求, 完成现代转型, 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是他思考报业的绝对道德律令和难以摆脱的历史宿命。

(三) 报纸如何大众化?

在成舍我看来, 报纸日销百万, 成为大众报纸, 其最高诉求不是商业目的, 而在于唯有如此, 报纸才能“改造国民心理, 转移社会风气”, 方能真正代表民意, 成为社会之公器与建国之助力。那么, 接下来一个更深的追问就是, 报纸通过何种途径方能实现上述目标呢?

1. 产权构成多元化。

成舍我信仰西方自由主义制度, “坚持独立办报, 追求新闻自由”[5], 痛恨中国封建专制制度, 认为欧美新闻事业发达的原因之一是“言论自由”, 报馆只要是由人民真正掌握了言论权, 而没有为少数特具野心者所操纵, 政府就要消极管制, 积极扶助, 特别为报馆所制定的法律越少越好。

但成舍我也深刻地认识到了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缺陷:“报纸虽然从国家立法得到了言论自由, 然另一方面, 这种自由却完全被报纸的所有者, 换言之, 即少数的资本家劫持操纵, 宰割无遗。英美人民, 既不能个个办报, 个个都是报纸的主人, 只好眼看少数资本家, 打着‘代表舆论’旗帜, 实行自私自利勾当, 政治上党同伐异, 固不待言, 下焉者, 为求迎合低级趣味, 更不惜败坏人心, 流毒社会, 所谓报纸‘黄祸’, 乃为英美现行报纸制度下最所痛心疾首之事。”[4]159产权私有, 使言论自由仅仅成为资本家独享的权利和牟利的借口, 而广大民众却无法享受这一神圣权利, 资本家“以报馆为维护本身权益的利器, 当老百姓权益与他们本身权益冲突的时候, 试问有何方法, 能使他们扳转枪口, 不打老百姓, 先打自己?”[4]152成舍我的这个发问振聋发聩, 直指自由新闻制度的“命门”。成舍我从自己的历史进化史观出发, 认为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 那种如自己一样, 依靠两百元钱积蓄办报的时代已经不可能再出现, 因为建筑于现代科技之上的报业需要大资本的投入, 普通民众是难以兴办的, 即使“小资本报馆也无法存在”, 因此, 办报需要“走向大规模资本化”。但中国如模仿西方的商业化道路, 最终会损害到民众新闻权利的实现。“欧美已然, 中国的报纸, 若果资本化商业化起来, 当然也不能例外。假使左右全国的舆论机关, 都操纵在少数贪狠自私的资产阶级手中, 此中危险, 如何重大, 当然不言可喻。”[6]在成舍我心目中, 对报纸商业化的纠偏道路有二:“一种是报纸国有, 一切报纸, 都由国家来经营, 或指导, 不许任何人, 握有如此伟大的舆论威权。另一种, 是虽许可私人经营, 但其资本, 惟以在报馆任有工作者为限, 自社长以至工人, 均为主权者, 均有分担报馆利益之权, 非工作人员不得坐分红利, 换言之, 即不劳而获之大资本家, 概在屏除之列。”概言之, 即“未来的中国报纸, 他应该受民众和读者的控制。他的主权, 应该为全体工作人员, 无论知识劳动或筋肉劳动者所共有”[5]。产权国有与产权为报馆全体人员所有这两种纠偏道路中, 成舍我以为, 第二条道路, 即产权为报馆全体工作人员所有的方式, 较之第一条道路更容易实现。

2. 言论监督社会化。

真正给大众办的报纸, 其核心之点在于能让“老百姓说话”, “用拥护民众的利益, 来代替拥护个人的利益”, 为达成此目的, 报纸的言论方针, “确有向民众公开, 受民众控制的必要”[6]36。在成舍我看来, 人民大众才是报纸的真正主人, “惟大众能制裁不良之报纸, 亦惟大众之真诚拥护, 始能产生真正拥护大众利益之报纸。欺骗大众, 愚弄大众者, 固当为大众所弃, 而拥护大众利益者, 大众亦不能听其任人摧残, 然后新时代报纸, 才有确实建立的可能”[7]。

民众如何控制报纸的言论方针呢?成舍我的思路是:“关于报馆主张及言论, 应另有一监督机关, 所有报馆对政治、社会的批评, 概应受此机关指导。总编辑之进退, 亦应由此机关决定。此机关之人选, 应由社会民众团体推选。而每一报之读者, 亦得有权推代表参加每一报馆之此种机关。”即在报纸之外, 建立独立的编辑委员会以监督报纸的言论方针, 如此“资本与言论分开, 使报纸和社会合一”, 就能改变报纸只是仰承资本家意旨, 不敢轻有违反的弊端, 使报纸能真正为“老百姓说话”。

(1) 编辑委员会的组成。成舍我建议, 报馆编辑委员会的成员构成如下:“每一报馆, 必须组织一编辑委员会……委员会人选, 除三分之一得由投资主办报馆者自由延聘外, 其余三分之二, 则应依一定比例, 由学术机构, 公共法团, 读者代表, 分别选派。”[4]154

(2) 编辑委员会的职能。编辑委员会的主要职能即在独立主持报馆的言论方针:“凡主笔总编辑之任免, 报馆言论政策之制定, 及对每一重大事件发生时采取之态度, 即悉应由其决定, 主办报馆者, 无权干涉。”[4]154

(3) 成立编辑委员会的目的。建立此编辑委员会的目的就是保证报纸反映民众诉求, 避免如西方一样以资本家个人利益支配报纸言论及所谓黄色新闻泛滥的弊端, 使报纸真正实现大众化。这样为老百姓说话的报纸, 自然能够得到人民支持, 销路必会大增, 不会损害资本家的利润。因此, 成舍我认为:“此非英美式‘言论出版自由’制下之报纸所可比拟……战后报纸私营, 一方面需要大资本, 一方面又怕蹈英美资本家操纵报纸之覆辙, 但此重大矛盾, 由于上述‘言论权’与‘资本权’的切实划分, 即有合理解决可能。”[4]154

为使报纸真正为人民说话, 而不至于成为少数人的“禁脔”, 成舍我主张将具有报纸产权的董事长、董事和编辑委员会成员等都视为“法律上”之记者, 他们必须承担报纸的言论责任, 接受大众的监督, “如此, 则彼等凛于责任所在, 英美所日夕讲求之‘报纸净化’, 在中国或竟可不成问题”[8]。在成舍我看来, 只有权力相互制衡的制度设计, 大众的自由权利才有可能实现。

3. 新闻报道平民化。

长期以来, 中国报纸的内容偏重于政治官场方面, 多关注政治要人的行踪及其宦海沉浮, 在成舍我看来, 这样的报纸, “不过是些升官图, 起居注, 和特殊阶级的消遣品, 与大众不发生关系, 没有读的必要”[3]86。这样的报纸内容必须改革, 以适应读者的需求:“内容应由政治转到广义的社会, 读者应由少数特殊阶级, 到全国劳动大众。就是要将向来被视为特殊阶级的读物, 变成大众的读物。”[3]86

报纸的内容“由政治转到广义的社会”, 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呢?在《中国报纸之将来》这篇文章中, 成舍我指出, 中国当前报纸过分注意“政治消息”“盗劫”和“变态恋爱”, 而这些内容会随着时代的进步渐渐退落到极不重要的地步, 将来人们的注意力会向“科学”和“艺术”发展, 这些内容将日渐成为报纸的主要内容。因此, 中国将来的报纸, 在言论方面, 当以民众利益为前提, 反映民众呼声, 表达民众疾苦;“而报馆对于新闻的选择, 科学消息, 艺术消息, 一定将要占据未来报纸中极重要的地位”[6]37。简言之, 新闻的选择要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要能提高民众文化素养。中国报纸在内容上须“由政治转向社会”, 同时在形式上也须改变“文字深”的弊端, 以适合普通百姓的阅读水平, 以“文字浅显, 重风趣, 戒沉闷”[4]157为办报目标, 以适合读者的接受水平。

4. 报纸发行普及化。

报纸大众化, 最终要靠发行来实现, 但成舍我痛苦地看到, 中国报纸的发行量太小, 报纸成为少数人的奢侈品和特殊阶级的读物, 不是大众报纸。为此, 成舍我提出“报纸下乡”的口号, 强调报纸要深入民众, 以全国人民为发行对象, 使报纸能够真正为民众所享用。[9]132因此, 成舍我在《立报》发刊词中提出, 《立报》要“以日销百万为目的”[1]100, 这种高发行量的“大众报”, 除了依赖国家在交通和教育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外, 报馆本身亦须针对中国报业“定价高, 篇幅多”等弊端, 在“降低定价”和“改进发行办法”等方面下功夫。

(1) 降低报价。成舍我看来, 报纸之所以难以走向大众化, “其唯一致命的原因, 就是报价太贵, 老百姓看不起”[9]133。为降低报价, 使普通读者读得起报纸, 当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 办小型报。中国报业不能走英美式的大报路线, 而是要向法德学习, 办小型报, 以降低报纸的成本。第二, “精编主义”。报纸虽为“小”, 但在内容上要力取“精编主义”, 提高报纸的信息容量。第三, 政府补贴报业。“平价报”是如“平价米”“平价布”一样的生活必需品, 政府必须进行补贴, 以降低报纸售价:“即报纸售价, 而由政府规订 (定) , 而由政府以适当定价, 供给各报馆用纸。”[9]134第四, 企业化管理。报馆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以提高工作效率, 降低办报成本。

(2) 改进发行办法。中国报纸都集中在大城市, 这种报纸既难登载地方消息, 也难在最短时间内送至读者面前, 满足其阅读需要。因此, 报纸应在全国普设分馆。这种分馆, 既是地方发行机构, 也是报纸的地方版。地方分馆通过无线电与总馆共享信息资源, 编辑登载地方新闻的地方版, 利用现代交通工具, 将“总馆之正张”与“地方之副张”共同发行。“如此, 则属于全世界及与全国有关之事件, 各地方重大事件, 正张已全部包容。而属于每一地方之事件, 则副张可详载无遗。”这样可避“都市报”与“地方报”之短, 而融其所长, 不仅会提高其广告收入, 也会大幅度提高报纸的发行量。[6]39

5. 新闻教育全能化。

成舍我以“报纸要向民间去”和“工作者有其报”为其新闻理想, 认为“未来的中国报纸, 他应该受民众和读者的控制。他的主权, 应该为全体工作人员, 无论知识劳动或筋肉劳动者所共有”[10]94。

产权的多元化只能消灭劳资对立, 但不能泯灭体脑之间的界限, 尚不是真正的大众化。成舍我认为, 报纸真能走向民间, 消灭这些界限的具体途径就是“高深的研究和普通技术的训练都不偏废”的新闻教育:“从未来报纸大众化的倾向着想, 消弭劳资对立, 并训练手脑并用的工作者, 更有急切的必要。”[10]96对于培养全能型新闻记者的方法, 成舍我建议, 学校、报馆与工厂合一, 初级班造就印刷工人, 高级班造就发行、广告及事务上的管理人员, 本科则造就常识充足、学有专长, 且对新闻事业具有深刻了解的编辑采访和报业指导者。[10]希望通过这种新闻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 既能做新闻记者, 又能做排字工人。这样“手脑并用”的记者“才可以算一个完全的新闻记者, 而脑力劳动和筋肉劳动也就可以合而为一了”[3]87。成舍我认为新闻教育要培养“手脑并用”的全能型记者, 打通劳心和劳力, 其实质在于要培养独立的记者个体, 报纸的大众化才有可能实现。

二、成舍我大众化新闻思想问题意识的独特性

中国民族报业自从历史上出场的那天起, 出于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 “大众化”就是报业的历史诉求, 并且形成了两种大众化的主流话语:梁启超等文化精英开创的以“开民智, 新民德, 鼓民力”为诉求的大众化新闻话语和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以“阶级革命”为诉求的大众化新闻话语。而成舍我的大众化新闻思想, “是以逸出于现代新闻事业主流话语的方式存在的”[11]。成舍我大众化新闻思想以“逸出主流话语的方式存在”, 就在于其问题意识的独特性。

(一) 以产权为中心

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成舍我的大众化新闻思想, 就会发现, 中国民族报业关注大众化, 既有中国传统文化以集体为本位的路径依赖, 更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历史需要。旧中国是一个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 文化落后于中国而言, 有着双重含义:第一, 文化资源贫乏, 它主要表现为文化程度的普遍低下和文化产品的缺少;第二, 文化资源占有的不平等, 它表现为历史上的文化专制主义, 文化知识长期成为少数人的特权。这种落后与中国现代转型的历史任务是不相适应的。梁启超等人的大众化思想, 都只对第一个问题进行了探索, 而对后者则很少问津。成舍我与中国共产党人一样, 不但发现了这个问题, 而且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的大众化是以“国家所有”为中心, 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以保证传媒为民众服务;而成舍我的大众化新闻思想以“产权改革”为核心, 通过制度设计 (成立资本权与言论权分离的编辑委员会、依法管制) 、产权改革 (报纸为报馆全体成员所有) 、文化教育 (培养“手脑并用”的记者、改进发行方法) 等途径来实现报纸的社会化, 简言之, 即“资本家出钱, 专家办报, 老百姓说话, 政府认真扶助, 依法管制”[4]161, 以使报纸真正为民众所有, 为民众服务。在这里, 成舍我推崇西方自由新闻思想, 认为媒介自由只是媒介产权的派生物, 但亦洞悉其产权私有的弊端。因为从民主政治的角度看, 新闻媒体是权力制衡中必要的制度安排, 公民新闻权利的实现必须以自由地接近传媒来实现, 为防止传媒滥用自由权, 又必须由民众来进行监督, 在这样互相制衡以求得平衡的情况下, 新闻大众化才有可能实现。他在西方大众报业思想中融进了自己中国文人式的思索, 探索如何实现民众新闻自由, 改变报纸为特殊阶级垄断的弊端, 让传媒真正成为民众说话的平台, 开出了与“报纸国有”不同的大众化药方。

(二) 以媒介为本位

梁启超与中共所倡导的大众化新闻话语, 是以政治家身份考量传媒, 视传媒为宣传政治思想、唤醒民众参与政治的工具, 本质上是一种“化大众”的新闻思想。成舍我是职业报人, 在民族关怀上, 与他们没有更多的差别, 但在实现途径上, 他自始至终以媒介为本位, 他看到了底层民众在现实社会中的博弈弱势, 遵循媒介本身的规律, 思考如何让媒介真正回归社会, 为民所用、所享。由此出发, 成舍我开出了一整套让传媒回归社会、走向民众的具体途径, “产权构成多元化”“言论监督社会化”“新闻报道平民化”“报纸发行普及化”与“新闻教育全能化”等大众化思路, 就是成舍我思考的结果。在这里“传媒如何为民众所有”以及“传媒如何为民众所监督”是成舍我问题意识的焦点所在。在成舍我看来, 只有当报纸产权实现了多元化, 报纸的言论服从了公共利益, 报纸才能真正为大众服务。

“媒介的支配权依赖于媒介的所有权, 媒介自由在一定范围内是媒介产权的派生物。”[12]大众化必须以可见的形式来实现, 而媒介产权就是其现实载体。而在梁启超和中共党人所倡导的大众化新闻思想里, 或是回避媒介产权问题, 或是认为应该由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来垄断媒介, 由此实现普通大众的新闻权益, 而实质上政府部门通过垄断媒介资源掌握了新闻的发布权、信息的阐释权, 与大众化愈去愈远, 所营造的只是“大众的幻象”。而成舍我以产权为抓手来实现大众化, 改变了主流大众化新闻思想的取向路径, 触摸到了中国新闻事业的“痛处”, 从“政治”走向了“新闻”。经由媒介产权路径来考察报纸大众化的可能性,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新闻思想, 这是成舍我最深刻的地方。

三、成舍我大众化新闻思想问题意识的矛盾性

现代传媒自产生以来, 权力和资本都冀图控制传媒, 以为其私利服务。成舍我的大众化新闻思想, 旨在使传媒摆脱这两大力量的控制, 将传媒还给大众。由此, 成舍我以产权为核心概念, 开出了自己的药方。成舍我以“产权私有”和“依法治媒”来应对权力的压力, 强调公民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以“产权构成多元化”来应对资本的压力, 在成舍我看来, 产权只有为报馆全体工作人员所有, 方能改变报纸的商业化趋势, 让报纸最终回归社会。这种设计途径, 认为报纸不应为一个大资本独占, 而是应该坚持资本的多元化和社会化, 走股份制托拉斯的道路。问题在于, 资本的本性就是追逐利润的, 变报纸产权由一人独占而为多元所有, 并没有改变报纸的私有性质。有限的个体占有、垄断了传媒渠道, 却又要他们去承担为民众谋福利的社会责任, 以“产权私有”的资本主义的途径去实现“大众公仆”的非资本主义目标, 要“资本家出钱”与让“老百姓说话”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报纸是私有企业, 它对公众不负有任何义务, 公众也未授予它任何特权。因此, 它不受公共利益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 报纸是其所有者的财产, 这些所有者自负盈亏地出售着他们的产品……”[13]如何公平正义地分配新闻资源, 使传媒真正为民众说话, 一直是新闻学的核心议题。在这里, 成舍我以产权为核心的大众化新闻思想陷入了自由主义的“个体权利”与集体主义的“公共利益”的悖论之中。在成舍我的办报实践中, 这个悖论就没得到解决, 其股本来源就有着相当多的利害考量。张友鸾先生就明确地指出, 成舍我在南京集资办《立报》时, “论经济力量, 他原能独资经营, 只为了要利用政治、社会力量, 所以多约些朋友参加”[14]。简言之, 股本社会化是为了积累人脉资源, 以实现其新闻大王的梦想。成舍我眼中的大众化, 把新闻业定位为“文化企业”, 其职责是向社会提供“公共文化产品”, 由此使报纸成为“民众乐园”, 充满了中国传统文人的道德关怀, 可以作为理想追求, 虽在某一时刻与某一问题上或许可以实现, 但从整体上看, 无法找到现实的土壤。

解读英美澳大众化电视节目形态 第7篇

关键词：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大众化电视节目

电视的职能从根本上说包括两类, 即传播与娱乐。新闻节目注重的是信息的传播;娱乐节目则是通过一定的中介形式, 调动大众参与, 以形成娱乐氛围的一类节目。因此, 从广义上说, 绝大多数的电视节目都具有娱乐性质。新的传播技术手段的发展使娱乐节目变得日益全球化。1967年, 甲壳虫乐队的代表作《你的全部需要是爱》在全球直播, 跨国界的娱乐节目使地球村的概念变得更加清晰。目前, 娱乐节目的最新发展趋势是日益向大众化、平民化靠近, 大众化节目的特征是反映普通人的生活, 满足普通人的兴趣。尽管一些评论家认为大众化节目日益变得“低俗、空洞”, 反映了人们“贪婪、好斗”的一面, 但是却受到普通观众的热烈欢迎。

一、英国:创新节目引来诸多看点

英国作为最早成立公共电视系统的国家, 长期以来, 凭借着BBC的影响力在全球公共电视系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而传统上, 娱乐电视在BBC的节目单中是不可或缺的。随着商业电视在英国的兴起, 大众化电视节目迅速发展, 竞争的加剧正在不断改变英国电视的保守风格和激发该国电视人不断创新和求新的欲望, 促使他们不断开发和引进新的电视节目形态。

1998年始创于英国的电视节目《谁想成为百万富翁》, 其节目规则极为简单, 只要连续回答正确15道问题, 即可赢得100万英镑大奖。它在英国ITV电视台播出后, 立即在英国本土取得了巨大成功, 占领了59%的市场份额。随后, 该节目陆续在美国、荷兰、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推出, 在各国均获得了惊人的收视佳绩。紧接着, 英国BBC在2000年打造的《智者为王》节目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 成功地登陆65个国家, 创出了极高的收视佳绩。这种大众化游戏类型的节目也受到了全球各国的效仿, 目前, 使用《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节目样式的国家已达上百个。

如果说电视原先是给观众一个体验虚幻的机会, 那么现在的观众更希望从电视中看到真实, 所以“无剧本式真人秀”已成为目前娱乐节目发展的主流。2001年10月在英国ITV首次播出的《流行偶像》 (Pop Idol) , 是无剧本式真人秀的鼻祖。根据《流行偶像》, 全世界有30个国家都制作了本土化的“偶像”节目。如《美国偶像》《超级女声》《快乐男声》等。而“超女”“快男”也在中国甚至全球引起了不小的影响, 并使选秀节目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随着大众化的选秀节目在全球获得的空前成功, 2004年英国BBC电视台又推出了 (strictly come dancing) , 这是英国一档火遍全球的舞蹈节目。2007年, 英国ITV的另一档选秀节目《英国达人》 (Britain's Got Talent) 将大众化娱乐节目推向了另一个高潮, 它的选秀范围不单局限于唱歌或跳舞, 只要你有才能, 不论特长、年纪和性别都可以来参加。正是英国电视人的创新精神, 才挖掘出了电视节目中许多的“新看点”, 通过反映普通大众参与游戏的过程来产生娱乐效果, 创造了许多新的节目类型, 并且推动了世界电视的不断翻新。

二、美国:文化背景影响季播节目

美国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是其文化的立足点之一, 个人奋斗、个人成功都是“美国梦”的典型。受美国文化的影响, 美国的大众化节目主要体现在反映私人问题和非常规人际关系的娱乐性谈话节目上。

当今美国的谈话类节目著名的有 (Oprah Winfre) , (David Letterman) 和 (Jenny Jones) , 等等。美国谈话节目常以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思想为指导, 因对个体的集中观照而忽略了集体的意义。美国形形色色的电视谈话节目为个体提供了一方自我展现与实现的舞台, 而由个体的多样性决定内容的新奇与刺激性自然也是情理中的事了。美国最常见的谈话节目形式就是被称作“嘉宾”的普通人自愿面对主持人和全体观众, 描绘他们生活中最隐私、最耸人听闻的细节, 倾诉他们不为人知的思想感情。

此外, 美国的电视连续剧如《绝望的主妇》《英雄》《越狱》《二十四小时》等在美国也深受观众的欢迎。这些电视连续剧走的都是精品路线, 要真正完成一部高质量的精品, 只能采用精益求精、长周期的创作模式;受这种创作方法的限制, 节目只能采用季播方式, 一周一集, 每季共25集左右。这样的方式保证了节目播出长度, 可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使节目形成连续影响力, 最终形成“极品效应”。季播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了电视观众的生活方式和收视习惯。对于按季播出的节目, 美国电视制作人每年都会留出4个月左右的时间作为节目的空白期。这段期间, 制作人可以有充裕的时间策划和准备新一季的节目, 对旧的节目形式、节目内容进行新的规划, 以期给观众带来新的惊喜, 关注节目的观众也可以得到一个节目收视空白期, 避免产生收视疲劳而对节目形成冷淡和厌倦的情绪。

从各方面来说, 季播的特色编排相当科学, 考虑得比较周全。从长远来看, 世界媒体正经历一场由“大众”传播向更加细化和专业化的“小众”或“窄众”传播过渡, 美国电视媒体就是这场变革中的佼佼者。

三、澳大利亚:新移民文化推动大众化节目

与大多西方国家相同, 澳大利亚的大众化节目颇受观众欢迎。

澳大利亚第七电视台的《与星共舞》 (Dancing With the Stars) 是一档由电视、电影、体育或政治明星互相搭配、共同参加的舞蹈比赛, 然后由观众投票选出冠军的舞蹈比赛类节目。该节目自2004年起已播出了八季。每季直播中, 每一周淘汰一对明星, 第十周决出季冠军。《与星共舞》的核心精神是“认真跳舞”, 明星从零开始、从最简单的舞步开始, 认真练习, 挑战极限。电视观众可依据明星的表现, 通过短信为其评分。嘉宾也要在专业舞蹈老师的贴身教学下认真学习一支舞蹈, 最终通过十轮的比赛赛出冠军组合。比赛结果由专业评委与观众投票共同决定。

《澳洲偶像》 (Australia Idol) 是澳大利亚第十电视台的一档颇受观众欢迎的大众化选秀节目。任何爱好唱歌的人都可以参加该节目的海选。先参加各州大型城市或首府举行的海选, 最后选拔出12个人参加全国决选。每季节目都要历时三个多月。电视、网络和手机, 传送了全方面的“偶像”日常生活, 使成千上万的偶像迷能24小时了解“偶像”的一举一动。

大众化节目使澳大利亚的观众参与性增强。过去的电视传播一直是单向传播, 甚至在互动性方面, 电视与直播广播相比, 都显得相当被动, 观众难以参与互动。目前, 媒体正在发生巨大转变, 包括媒体向综合媒体转换、向个人媒体转换、向双向性媒体转换和向商品特性转换。大众化节目的商品特性使观众具备了主动参与的积极性。

随着新移民的不断涌入, 当今受众已不愿再听编导强行灌输的观点, 而要求从真实的生活场景、新闻现场里自己去理解蕴藏其中的意义和信息。大众化的节目恰恰能够为观众提供由形象、声音、环境氛围和心理情绪所组成的全方位的信息, 使他们有足够的信任、足够的自由度去观察和思考, 最大限度满足各民族、各种族观众的要求。

四、逐渐起步的我国大众化电视节目

中国的大众化电视节目起步较晚, 众多电视台缺乏创新意识且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和品牌。“超女”掀起风潮后, 很快被指出是抄袭了美国电视节目《美国偶像》, 于是观众才发现原来电视节目还可以从英美舶来。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目前活跃在荧屏上的很多节目都是克隆而来。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变形记》《我是冠军》《名声大震》, 上海卫视的《舞林大会》以及央视的《非常6+1》《开心辞典》《幸运52》等, 均属克隆。另外, 湖南卫视新推出的《挑战麦克风》《智勇大冲关》等节目, 也是克隆自英国和荷兰的电视节目。湖南卫视打造了中国最具活力的娱乐品牌。其品牌不仅仅体现在栏目上, 同时也体现在管理体制和运营模式上。如果说湖南卫视的节目可以模仿, 那么对于其他卫视来说要学习湖南卫视电视节目的模式还有很多路要走。近年来, 尤其在2006年, 湖南卫视已经出现发展上的疲惫, 浙江卫视、江苏卫视、山东卫视等都将会对湖南卫视产生威胁。湖南卫视也正在快速地扩张产业领地, 试图突破卫视单一平台。

中国大众化节目在发展过程中可以更多地借鉴国外电视较为完善的运作模式, 这样可以避免走弯路, 更快地找到发展的捷径。同时需要充分发挥中国电视制作者的创造才能, 创造出一批迎合中国观众口味的优秀作品, 这样, 才能在激烈的电视业竞争过程中创新发展, 迅速推进中国电视的发展进程。

五、结语

西方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开始趋于平淡化, 心灵的交流越来越少, 在这样的环境中, 电视已成为美国观众最好的伙伴、朋友, 在孤独寂寞时, 与电视交流, 能使人们感到温馨、轻松。由于公众对电视处于相当矛盾的心理状态中, 所以节目对观众的情感和理性程度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这也与绝大多数节目所呈现出来的娱乐化倾向有一定关系。从中国的国家电视体制中可以看出, 电视作为党和政府的宣传工具, 它本身特有的权威性让观众产生崇敬心理, 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同时中国观众也认为电视文化强烈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从商业的利益出发, 西方电视业坚持以观众的兴趣为出发点, 强调电视的娱乐功效, 采取的是纯商业化的运作模式;教育是中国电视节目的主旨, 中国电视节目强调正面宣传功能, 也更重视电视的信息传播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同时, 各个电视台还存在盲目“克隆”的问题, 缺乏创新意识且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和品牌。通过中外电视媒体的对比研究, 西方国家的一些成功经验在目前推进中国电视媒体品牌化、产业化的过程中值得借鉴。

参考文献

[1]Bignell, Jonathan.Big Brother:reality TV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2005.

[2]Kavoori, Anandam P.Thinking televi-sion[M].New York:Peter Lang, 2008.

[3]桂敬一.多媒体时代与大众传播[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0.

大众文化影响下电视文化的特征 第8篇

电视文化的消费性

由于媒体改革, 电视变成了一种自负盈亏的产业, 通过收集观众的眼球卖给广告商来获得自身的利益。消费主义的影响下, 消费成了财富和成就的代名词, 人的价值、生存的意义就这样被用消费定义着。随着社会资料的逐渐富足, 商家通过放大每个人物质欲望, 来占有消费者手里温饱之外的物质资料。电视和商家的合谋就成功的掏空了消费者的口袋, 并且让他们自以为自愿和开心。

电视正是通过源源不断的生产物质符号, 刺激人们的物质欲望, 使人们体验出消费主义的快感。由于电视低廉的收视成本, 而快速聚集了大量的受众。加之发达的信息手段, 大众销售技巧, 大肆鼓吹的广告,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营销, 使得消费主义在全球迅速蔓延。电视通过对观众情感的满足, 趣味的迎合, 意识的改造来直接的吸引注意力, 从而间接获得商业价值。同时由于植入广告的存在, 电视消费在精神消费的过程中表现出一些直接物质化消费的痕迹, 从而使电视有沦落成长篇广告的趋势。

受众的单一性

从英国人乔赛亚·韦奇伍德发明了“流水线”, 就迫使我们成为不可分割的群体劳动的一员。流水线的生产中体现出来的是人与机器的互动, 枯燥和单一的工作方式让人的生活变得乏味, 所以消费成了他们的一种泄愤的方式。由于生产者之间的彼此依赖性, 加之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对于工作时间提出了明确的规定, 所以大部分人有着相近的作息时间。这一点我们从城市交通早晚高峰就可以窥见。流水线的生产方式, 产生出了大量完全相同的产品, 催生着相似的人。这种大量泛滥的相同的产品从房屋, 到服装, 到交通工具, 到食品, 促使大众之间的相似度不断的增加。甚至, 当我们在不同的城市之间穿梭的时候, 不会有很多的陌生感。

同时媒体对于受众的同一性有很大的影响。单从电视机的拥有量和普及率就不难看出媒体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渗入。一些热播剧还会产生巨大社会轰动效应。同时, 媒体通过塑造偶像明星来引导社会的取向。在电视媒体在几十年中, 通过这些直接作用于观众精神的作品, 逐渐培养出相同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的受众。从媒体的角度来说, 为了获得更高的收视率, 电视台就要在揣摩和迎合受众心思的同时, 制造和培养出忠实受众。当然不可否认, 社会上不是只有一个广告商, 只卖一种商品, 只有一个媒体, 只制作一个节目, 但是表面上的丰富和种类的纷繁并无法掩盖其内核之下的空洞。媒体经营者和广告商对于媒体的控制, 就决定了其控制和影响受众自由发挥的各种可能, 而让他们顺从的按照的既定方式进行选择。

受众对媒体的依赖性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 物质资料丰富, 服务行业迅速发展, 伴随着生产的彼此依赖产生的是大众新型的“自给自足”。随着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 我们所需要的所有服务都通过钱被满足, 社会成员之间的依赖性越来越小。在工厂中长时间的群体相处看似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实则不然。当异化成机器的人的冷漠成为一种常态的时候, 人们就会自然地把这种心态带入到生活之中。社会的飞速发展带来城市的繁荣, 也带来城市人口的大幅上升, 但人口密集度的增大却带来了更少的人际交流。地铁、超市、商场中社会成员大量聚集, 但成员的聚集却只是以抢夺资源的形式存在。相同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导致对社会资源的同时性需求, 人们开始越来越仇视其他社会成员的存在。加之工作的疲惫, 这些社会成员就比以往更多时候都需要自己的空间和独立的社会生活。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 现代社会催生了大众的冷漠。

与大众交流缺失相对的是今天大众交流的空前繁荣。由于手机 (电话、短信、微信) , 网络 (MSN、QQ、网络社区、聊天室) 等交流手段的存在, 通过这些手段轻而易举的找到千山万水之外的好友, 来缓解内心的寂寞。我们对身边的人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了。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交流就这样被伪造的、虚假的满足替代了。由于网络的虚拟性打破了人们之间的“面子”顾虑, 在虚幻的人际关系之下, 人们可以更加勇敢的表现自己, 随后出现大面积的网络“晒” (share) 文化就不足为奇了。这种行为表现出一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群体、传统道德、现实社会的反叛, 所以这些行为大都表现出浮夸张扬的特点。在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的知道, 对于一个问题别人怎么看。社会权威或者社会上的大多数, 会以强大的舆论形式强奸少数人的舆论, 甚至剥夺其权利。

人本来就是一种群体性动物,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所提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将人的需求按层次递升分为五种:生理需求, 安全需求, 社会 (情感和归属) 需求, 尊重需求, 自我实现需求。但是现实社会并没有满足人们的这种需求, 于是电视成了一个很好的渠道。它在相对个体的环境中, 为人们创造群体性的归属的幻象, 进而满足人们的心理归属感。人们在工业和大众媒体的集体谎言中迷失了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简单的把物质的取得和虚幻的被设定的精神满足, 当做人生存在的意义。

媒体形象的变化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 我们有模仿世界的冲动。为了抗击时间, 抵御时间的流逝我们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文字、图片、影像、3D甚至4D、5D影像, 它们越来越接近生活的真实, 越来越接近我们自己的样子。我们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着上帝, 我们在生活中创造着越来越逼真的自己。我们在不停的和我们所恐惧的死亡作斗争, 一次一次的宣告自己的伟大和再生的能力。为了战胜时间, 我们就不断的采用更贴切和真实的方式记录已经流逝的时间, 从而让我们在过去与现在之间自由穿梭。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 我们还看到一种新的方式悄然改变了我们的记录形态, 那就是电子相册。相册比文字更加浅显易懂, 更加真实贴切。这个时候电子相册中的文字不再独立存在, 而是对图片的进一步解释。今天我们对于影响记录的依赖, 从手机的摄像头的不断更新中就可以看出。换句话说, 我们对于随时随地、清晰的记录生活的愿望, 越来越强烈。除了图像记录方式以外, 便携式摄影机和各种视频网站的兴起, 也有理由让我们相信, 视频将是我们记录生活的新形式。也就是说, 影像的拍摄和处理方式不再是是一个专业化的职业技能, 而变成了一个普遍的生活技能。这时候影像的神圣感就不复存在了。

电视的符号化消费

现代社会中, 消费的物质资料所承载的意义并不是简单的物质的满足, 随着物质资料的丰盈, 人们在消费的时候越来越少的注意到商品的使用价值, 而极度追求的是商品的符号价值。也就是作为一种消费符号该商品身上所承载的关于社会地位、文化品味、生活格调、自我实现等内容。偏激的“果粉”卖肾买iPhone, 就是这方面的例证。

电视由于其眼球经济的强大需求, 大众媒体资源的相对稀缺性, 而导致了电视的符号消费的独特的特色。利益的驱动使电视迎合大多数人, 除了夸张的影像的视觉满足, 甚至不惜降低品格迎合。为了现实观看者的“高人一等”所以电视的符号消费表现出来的是“反”的特性。也就是反对大部分的人, 从而使自己成为不同于大部分人的优等人, 从而达到自我实现的愿望。拿电视剧《新还珠格格》举例, 该剧在播放之初就激怒了一些观众, 骂到后来骂什么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骂本身这个活动所代表的高品位、清醒的符号含义。当然这种“反”其实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对自我的否定, 因为无论骂的人还是夸的人, 其实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都是的忠实观众。但是这种行为终将消解电视的文化品格, 削弱电视的舆论导向功能。这种现象在娱乐节目中非常普遍, 并且逐渐壮大, 甚至有渗透到主流媒体节目甚至新闻节目的趋势。

结语

盈利模式导致了电视的商业性特征, 使电视成了敛财的重要手段, 于是我们看到大量为了获得“眼球”和直接利益而存在的电视作品。电视越来越重视短期效应, 以“星腥性”作为吸引观众的噱头。盲目的技术崇拜, 偏激的媒体话语, 迷幻的情感麻醉, 积极的消费鼓吹, 错误的价值导向应运而生, 恶化了电视的生态环境, 甚至催生出病态的大众。由于电视作品的意识形态性, 使得电视文化品格的败落演变成大众群体精神家园的流失, 进而引发深层的社会危机。

浅析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的关系 第9篇

【摘 要】大众文化是由大众传媒决定的，大众传媒对大众文化的诞生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大众文化的发展也与大众传媒息息相关。作为传播信息的手段、工具，大众媒体是大众文化的载体，同时大众文化的流行也促进了大众传媒的兴盛。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系，互相促进发展。本文分别选取报纸、电视、网络这三个传统与新兴的大众媒介探讨与大众文化的关系。

【关键词】大众传媒    大众文化     影响

一、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的定义

有关大众传媒的定义，有多种定义方式。从手段、工具的角度定义，大众传媒是指传播媒介，即是通过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网络等传播信息的手段、工具;从机构组织的角度定义，认为报社、电台、电视台等媒介机构是从事信息的采集、选择、加工、复制和传播的专业组织，从其生产规模的巨大性和受传者的广泛性而言，又把它们称为大众传播者，或称为大众传媒。大众文化是指需要借助一定的技术手段、工具进行沟通，所构成的集团规则、习惯、语言、态度等。如果没有沟通交流，就只剩下没有意义的行为动作，而这一技术和沟通的手段、工具就是我们所说的大众媒体。可以说大众文化是由大众传媒决定的，大众传媒对大众文化的诞生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大众文化的发展也与大众传媒息息相关，同时大众文化的流行也促进了大众传媒的兴盛。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互相促进发展。

二、大众传媒对大众文化传播的影响

特别是近代社会，大众文化不能离开大众媒体。大众媒体影响大众文化，产生大众文化。大众媒体的类型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大众传媒传播情报信息，大众传媒制造文化，并且大众媒体将其制造的大众文化进行扩展。随着时间的流逝，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密不可分。在经济发展、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大众传媒的发展速度飞快，作为手段和工具的报纸、电视、网络等传统与新兴的大众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则是大众文化的载体。而且，虽然大众传媒是手段和工具，但是大众媒体自己本身也是沟通本体，人们通过多样的大众媒体看世界，从情报中开发自己的思想和观念。曾任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长的斯图亚特·霍尔说：“无论是就质和量的观点来说，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20世纪，媒介在文化领域里已经取得了决定性与关键性的领导地位，单只是就经济、技术与社会文化资源来看，大众媒介所能控制的部分，比起目前还存在的所有更为传统的、更为古老的文化渠道，其素质优越多了。”

1.报纸与大众文化

报纸、杂志等印刷媒体并不是物理、化学上等所定义的物质实体和现象，而是为了传递信息、情报，所携带的一种符号状态。特别是报纸这一印刷媒介，就是一种以活字的形式，为传播世界范围的情报，它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语、每一个句子都是大众文化的载体，以文字的形式将大众文化传播至每一个角落。报纸的特点为受众广泛、内容丰富、更新迅速、覆盖能力广泛。人们读了相同的报纸，如果看到同样的情报信息，容易形成相同的价值观，形成共同认知。尤其是报纸上具有评论性质的文章，代表着报社的立场，并且具有一定的舆论导向性，影响着人们的观点和思想以及生活方式。通过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大众文化得以创造和传播，没有大众文化就无法得以传播，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形成的重要手段。

2.电视与大众文化

随着电视传媒的迅速发展，电视具有传播的时效性、多样性、广泛性等，能够满足大众对信息传播的需求。近年来可以称为大众传媒中的主流媒体，是大众文化的重要内容。其中，2002年兴起的民生新闻，这一新型的新闻报道节目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广泛地发展起来。民生新闻以“民生”为理念，新闻内容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将镜头面向大众，贴近大众，全部是大众关心的内容报道，在每天晚上的黄金时段播出，收视率极高，建构着以大众为主导的大众文化，促进了大众文化的发展。而且，电视剧以及综艺节目也是大众文化内容之一，近年来我国省级电视台对电视剧以及综艺节目的制作大力投入，电视剧和综艺节目不断创新、题材新颖、层出不穷，促进了电视剧和综艺节目的发展，满足了大众审美和欣赏上不断变化的需求。

3.网络与大众文化

近年来，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其已经成为大众传媒的新兴角色，冲击着报纸、杂志等传统大众传媒。近年大众文化的盛行与网络的高速发展密切相关。网络的发展速度飞快，同时信息传播速度也变得飞快，使大众文化的发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网络媒体的出现，使大众文化的传播时间和空间无限扩展，是大众文化延伸的重要源泉。网络媒体作为大众文化的载体，其传播的情报信息愈来愈被大众所接受、所熟悉、所喜爱，甚至改变了大众的生活方式和日常生活，成为大众文化发展的新兴动力。网络媒体的出现使信息的传播速度空前提高，信息大量涌现。例如，大众使用较多的微信、微博的盛行，其评论、转发功能的运用，使网络媒体已经成为大众文化传播的流行手段。而且网络媒体具有能够保存的特征，将不断发展、日益更新的大众文化永久并良好地保存下来。

三、大众文化对大众传媒的影响

大众传媒成就了大众文化，同时大众文化的流行也影响着大众传媒，促进了大众传媒的兴盛。大众文化在大众传媒的推动下快速发展，使报纸、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的受众和传播信息的内容也在不断丰富，使得大众传媒自身得到了发展，使得大众传媒愈来愈有大众文化的特征。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为主要群体，是大众的文化消费形式。随着大众文化的扩散，报纸、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的受众范围也从都市扩展到全体大众，具有了平民化、世俗化、标准化的特征。而且，从内容上来说，随着地方都市报纸的不断增加，其言说空间得到了扩展，从之前的政治、经济为中心扩展至与大众息息相关的社会文化生活为中心。大众文化也使得电视传媒具备了平民化的特征。除此之外，大众文化促使电视传媒不断发展壮大，内容不断丰富，愈加能满足大众的欣赏所需。其中，日益增加的电视剧和综艺节目所蕴含的大众文化也备受人们所青睐，使人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身心放松、压力释放。在网络传媒方面，使得本身内容就极其丰富的网络空间不断得到扩展和延伸。例如，大众文化中动漫、音乐、游戏等内容与网络媒体结合，使得网络媒体中增加了网络动漫、网络音乐、网络游戏、网络视频等内容。大众文化与网络传媒的结合，加速了网络传媒的发展，形成了许多网络文化，网络传媒的内容增加了许多大众文化属性。

总之，大众文化的盛行是文化发展的必然，大众传媒在其发展过程中功不可没，它推动了大众文化的发展;同时，大众文化也促进了大众传媒的发展，两者互相促进，相辅相成。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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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武小红.试论大众传媒对大众文化的影响[J].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4（02）.

论群众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别 第10篇

从文化主体看, 群众文化与主文化具有文化主体的同一性, 因为它是以马克思群众史观为指导的, 尊重和承认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主体地位, 这与人民群众在我国的社会地位是一致的。而大众文化却具有文化主体的异质性, 因为大众文化的商业消费取向, 决定了它关注的并非人民群众的本质需要而是对主体“量”的意义的覆盖和传播;从文化构成看, 群众文化因起源于主体的社会实践而具有本源性。大众文化则为了对主体“量”的追求, 在形式上充分利用各种文化资源, 而非文化内涵深刻性的追求, 所以文化构成上具有泛容性;从价值取向看, 群众文化是通过文化艺术形式提高人民群众的素质, 促进全面发展, 具有明显的美育性。大众文化的利益最大化, 是支配其市场运作机制的价值尺度, 故具有商业性;从文化需求看, 群众文化最大限度地反映出主体丰富的各个层次的精神生活需求, 具有本质性特征。大众文化对感官刺激的诉求是寻求主体“量”的覆盖的必要手段, 显示出非本质性;从活动方式看, 群众文化强调主动参与而具主体性。大众文化中消费一方只是单纯的受众, 失去了人对文化的“创造与享受”的统一, 显示出单方向的受众性;从文化方向看, 群众文化的传播以人的需要为前提, 并不断调整对主文化的偏离, 带有方向主导性的自觉。大众文化对流行、时尚的追赶存在盲目倾向, 具有自在性;从文化传播看, 群众文化具有人际交流和文化关怀的情感化的特点。大众文化则通过机器作为载体, 是典型的人机交流;从文化目的看, 群众文化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 与主文化具有一致性。大众文化因为利益的追求, 有什么样的市场就有什么样的文化目的, 故表现出随意性。

群众文化就其本质、任务而言, 主要是指社会美育文化, 它已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确立了应有的社会地位。作为社会美育文化物质载体的公益性政府机构, 世界各国、各地区都相当重视其基本体系的构建。这种机构在中国称为“文化馆”;在日本称为“文化会馆”或“公民馆”;在新加坡称为“民众联络所”:在香港特区称为“文化中心”或“艺术中心”或“社区文娱活动中心”;在台湾称为“文化中心”;在韩国称为“文化院”:在美国称为“社区文化中心”;在新西兰称之为“艺术馆”;在罗马尼亚称为“业余文化辅导中心”等等。由此可见, 对社会美育文化的重视已无国界、地区之分, 亦无经济发达与落后之分与社会意识形态之分了。那么,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社会审美文化的重视度, 形成了这样的宏大图景?社会审美文化的现实意义到底何在?

近代教育家蔡元培认为:“纯粹之美育, 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 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 而使人我之见, 利己损人之思想, 以渐消沮者也。”这些关于社会美育的思想理论, 道出了社会美育的社会学意义, 带有一定的功利主义。对于社会美育的本质揭示, 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对人类的重大贡献。马克思认为:强制性的社会分工使人片面化或从属性, 而社会文化实践对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巨大意义。这是马克思美育观对人的主体价值在文化艺术方面的实现的真理揭示。

群众文化作为社会教育中的美育文化, 主要是通过观念、制度、物质等层面的保障, 组织辅导群众艺术活动, 提高人们的审美趣味, 规范人的价值观念, 从而培养具有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具有能动创造性的, 完整而和谐的人。

群众文化因具有一定审美教育文化的规定性而不可替代。一是审美的形象实践性。群众文化的审美教育功能是通过对美的事物的鉴赏、实践来达到教育目的的。它靠形象思维, 通过饱含情感的形象来显示真理、展示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二是审美实践的非专业性。群众文化不同于专业艺术文化, 专业艺术文化的教育以“作品”为中心, 通过作品发现“人的本质”。群众文化的审美教育则以“人”为中心, 通过活动来实践对“人”的培养;三是审美实践的全民性。群众文化审美教育的实施对象有别于其他行业性的文化机构, 如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老干部活动中心、厂矿俱乐部等实施针对性文化教育。群众文化之“群众”是一个哲学概念, 指一切人, 其对象是全体社会成员, 因此, 具有文化实践的全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