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就业人口范文

城镇就业人口范文（精选10篇）

城镇就业人口 第1篇

截至2008年底, 河南省总人口达到9918万。其中城镇人口3573万人, 乡村人口6345万人, 城镇化率36%, 相比于2006年的32.5%和2007年的34.3%而言, 城镇化比率是在稳步提高的。如下表所示, 总体就业规模还是比较乐观的。

数据来源于河南省统计年鉴2009。

但是, 从贫困人口的绝对数字的角度考虑, 作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的河南省, 城镇贫苦人口的比率仍在8%以上。2008年河南省仍然有44个贫困县, 而贫困人口达到612万人, 也就是说全国每10个贫困人口中, 就有1个是河南人。依靠政府救济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到2008年已经达到146.27万人, 创历史新高。可见, 城镇贫困问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要真正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就必须消除这种不和谐因素的存在。如何才能真正解决河南省城镇贫困问题, 改善就业条件是根本, 这也是我们研究此问题的目的所在。

二、河南省城镇贫困人口就业现状存在的问题

(一) 自身素质不高, 就业条件有待调整

经过调研分析, 首先, 从年龄分布中可以得到城镇贫困人口中18-25岁的占31%, 46-55岁的占26%, 这两个年龄段是贫困人口密集阶段, 究其原因:一方面25岁以下的群体面临的就业压力特别大, 这部分群体属于人口出生的高峰期, 就业竞争空前, 而企业的就业条件又相对比较高, 他们包括城镇没有读大学的一部分劳动力, 还包括一部分刚刚走出校门的大中专毕业生, 还有一部分乡村流转到城镇的务工人员;而另一方面则是4050群体, 这部分人口的贫困主要是因为下岗之后再就业问题。其次, 从受教育程度可以看到, 贫困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 高中以下学历的占68%, 而硕士及以上的人口为0, 这说明在知识经济的时代, 学历俨然成为制约就业的重要因素, 学历水平越低, 面临的就业阻力相对越大, 也就更容易陷入贫困状态。

(二) 收入来源不稳, 就业环境有待改善

本课题组选择以收入来源做为切入点进行调查, 因为城镇贫困问题实际上和收入是密切相关的, 收入高的家庭和个人自然不会陷入贫困, 之所以贫困的人口主要还是收入过低或者不稳定, 收入因素将大大影响从业人员对就业环境的评价。在回收的所有问卷当中, 有固定工作的占16% (条件是1年内没有更换过工作) , 但是工资水平不高, 主要集中在基层岗位;还有一部分人的单位效益常年不好, 虽然没有下岗, 但是经常处于待岗状态, 工资很低或者时常被拖欠工资;第二部分群体属于临时打工型, 占调查总人数的65%, 收入来源不稳定。这部分人口所从事的工作一般都属于临时工, 大都集中在服务行业, 年龄比较轻, 文化水平比较低, 缺乏稳定性, 容易跳槽, 对现实的就业环境经常不满意。因此, 改善就业环境、稳定收入来源才是解决城镇贫困人口就业现状的根本所在。

(三) 态度不够积极, 就业心理有待辅导

了解城镇贫困人口的就业心理, 也是研究城镇贫困人口就业现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因此, 本课题组在调研问卷中设计了一些相关题目, 并通过实地访谈加深了解。首先, 在对就业政策了解的统计中, 对就业政策不太了解的比例高达71%, 一点不了解的占17%, 非常了解的只有1%。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地方政府在宣传方面做得不到位, 但更重要的是作为贫困群体本身对就业政策的关心度还是比较偏低的, 反映出比较消极的心理状态。其次, 从就业网站关注程度来分析, 不关注的人员高达68%, 这部分人集中在知识层面较低, 年龄偏大的一些人;而一般关注的达到27%, 这部分人有意识地去通过互联网寻找就业机会, 一般主要是一些毕业生, 相对而言就业态度稍微积极点;但是经常关注的为0, 从侧面反映了大家的就业心理并不是很积极。最后, 从获取就业信息渠道可以看出, 57%的人是通过亲戚朋友的介绍, 21%的人通过报纸电视广播, 13%的人通过人才市场招聘, 由此我们发现, 城镇贫困群体的就业态度是相当被动的, 因为亲朋好友的介绍毕竟是一种非常有限的渠道。

(四) 择业困难重重, 就业体制有待完善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 对于城镇贫困人口在择业中的困难是多方面的, 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应该是缺乏专业技能, 占据比例29%, 然后是学历不够占26%, 缺乏社会关系占21%, 缺乏社会经验占10%, 专业不对口和性别歧视各占7%。这些困难说明在现行的就业体制中, 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 那些拥有较高的劳动技能、文化知识或者社会关系和经验的人才更容易适应用人单位的需求, 更好找到工作, 对于缺乏这方面能力的人就无法适应现行的就业体制, 容易陷入贫困的境地。因此, 政府解决城镇贫困人口的就业现状, 就是要履行好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能, 把就业体制的完善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之一, 改革传统的就业体制, 建立起新的鼓励增加就业的体制。

三、构建解决河南省城镇贫困人口就业现状问题的方案

(一) 调整就业条件, 加强素质建设是前提

通过调查, 我们了解到城镇贫困人口自身素质较低的现实状况, 要想办法努力地去改变。一方面, 我们呼吁广大用人单位有针对性地调整用人条件, 用人单位招工不能在性别、年龄等方面搞歧视和盲目要求高学历, 比如说现在很多城市就连打字员、资料收集员等也都要求本科毕业, 这就无形之中给很多人设置了障碍, 如果用人单位能够对这些工作性质比较简单的职业降低进入门槛, 相信一定能解决一部分城镇贫困人口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 从长远看来, 要真正解决城镇贫困人口的就业问题, 就一定要积极推进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把人力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加强城镇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要充分发挥各类教育资源的作用。大力发展城镇贫困人口的教育事业, 提高人力资源能力, 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前提。

(二) 改善就业环境, 稳定增收机制是根本

如何改善就业环境, 建立稳定的增收机制, 是解决城镇贫困人口就业问题的根本。首先, 提高固定低收入岗位的工资水平, 这主要是针对一些长期效益一般的大型的国有企业或者事业单位而言, 底层员工的工资水平要想办法适当提高。目前大型国企的两极分化比较严重, 中高层管理人员收入水平远远高于基层员工, 因此, 适当地平衡收入是非常必要的。其次, 对于私营企业的临时岗位, 现在普遍存在的情况是人员流动性较大, 关键还是工资水平太低, 所以适当提高临时工的工资水平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针对低保和救济人员, 政府应尽可能扶持其就业, 给他们提供稳定的岗位, 同时在收入方面也要适当提高, 尽早帮助他们脱贫。

(三) 辅导就业心理, 形成积极态度是关键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 存在自卑和从众心理的城镇贫困人口占大多数, 如果长期处于自卑状态, 面临失业或者生活贫困, 这部分群体会自发形成较强的悲观的社会认同感, 对于和谐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因此, 政府一方面应该引导群众转变就业观念, 通过一些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和心理咨询师深入城镇贫困家庭进行单独辅导, 转变他们消极的生活观念, 让他们逐渐树立起信心, 对就业充满希望, 并且能够积极地通过就业去改变自己的现状;另一方面, 加强宣传, 通过大众媒体和其他多种方式, 在全社会加强择业观念的教育, 树立职业平等和劳动光荣的观念, 不管什么样的职业, 只要是合法的通过自己劳动获得的收入都是光荣的, 特别是对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并不是都当白领才是有面子, 北大毕业生卖猪肉照样也能走上致富道路的案例比比皆是。总之, 有什么样的心态就有什么样的未来, 积极的就业心态是城镇贫困人口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

(四) 完善就业体制, 缓解就业矛盾是出路

中国区域人口城镇化讨论 第2篇

中图分类号：D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1-0003-27

背景材料

黄荣清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教授；《人口与经济》名誉主编

人口城镇化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经过连续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人口城镇化有了长足的进步。到2010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表明中国人口城镇化率已超过了50%。这是一个跨时代的标志，它意味着中国社会已经从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开始迈入新的市民社会。从发展形势看，中国人口城镇化的进程还将继续，在今后几十年城镇化率还会有大幅度地提高。

人口城镇化给我国的社会经济带来的变化是深刻和巨大的，所以，关于城镇化的议题很多。本刊这里主要围绕区域人口城镇化来讨论。全国的人口城镇化是由各个区域的城镇化来实现的。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国土辽阔，加上历史、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区域之间的发展极不平衡，人口城镇化的过程在区域和区域之间会有很大的差别，各个区域的城镇化的发展都会有自己的特色，面临的问题也会有所不同。为此，本刊邀请了几位研究区域（包括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西北地区）人口城镇化的专家，请他们介绍一下对象区域的人口城镇化的现状、特点，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期望通过这些讨论，能更加深入地了解我国当前的人口城镇化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对今后的城镇化发展有清晰的认识。

城镇就业人口 第3篇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 一方面我国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劳动力就业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 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但另一方面,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结构性问题逐渐成为发展的瓶颈。

能否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成为决定我国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其中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结构性变化表现为, 长期供大于求的状况被结构性短缺所取代, 本论文正是在此背景下开始研究的。

二、灰色关联分析

本文的数据均来自2011年-201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用灰色关联分析法通过时间序列曲线的几何形状来衡量系统或各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大小。采用初值法对映射量进行无量纲处理, 取分辨系数ρ=0.5。

以下四个方面 (产业、企业性质、地域和行业) 进行灰色关联分析时, 均将2011年至2015年全国就业总人数作为参照数列, 最终求出其对就业人口的关联度。

(一) 三大产业

通常所指的三大产业分别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及其他非物质生产部门。计算出三大产业与就业人口关联度可以看出, 相互之间相差不大, 均在0.8以上。其中, 第二产业与就业人口的关联度最大, 说明其在我国经济发展方面仍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而第一产业的影响力已经大大降低, 它与就业人口的关联度是最小的, 第三产业的影响程度有所上升。

(二) 企业性质

本文是按照《中国统计年鉴》对企业性质的划分为依据, 从而计算出企业性质与就业人口关联度的关联度。从结果可以看出, 与就业人口变动趋势关联度最高的三种企业类型是:外商投资单位、个体以及私营企业, 关联度均在0.9以上;而与其关联度最低的四种是:集体单位、联营单位、股份合作单位以及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度均在0.7以下。

首先分析外商投资单位, 它对我国宏观经济层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我国产品出口方面。但自从2008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 给各国经济带来致命的创伤, 伴随而来的是海外投资的减少甚至是外商投资者的撤资。故对中国就业趋势产生了不利影响, 与就业人口的关联度较高。

其次, 贸易的逐渐自由化带动了经济增长, 促进了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而第三产业也是私营和个体企业非常集中的领域, 对劳动力需求量的增长幅度比较大, 使得其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

(三) 地区

本文主要针对31个省份 (除港、澳、台地区) 的就业趋势进行分析。计算出地区与就业人口关联度, 利用网上地图绘制网页——地图慧http://c.dituhui.com/绘制出了如下地图统计图。

从地图统计图上可以明显地看出, 与就业人口关联度最高的10个省份是:浙江、吉林、广东、甘肃、海南、山西、安徽、新疆、河南以及西藏, 关联度均在0.9以上;而关联度最小的五个省份分别是:天津、湖南、重庆、福建以及陕西, 关联度均在0.8以下。

得出以下结论, 西部边陲省份对就业人口变动的影响程度较大, 其次是东北三省。可以说中国的边界省份 (除福建、天津以外) 与就业人口的关联度都比较高。

相对而言, 就业热潮的“集中地”北京、上海, 沿海发达地区 (除浙江、广东外) 并不是就业人口变动趋势影响较大的省份。反而是一些欠发达地区, 人口大省以及地广人稀的省份才真正是影响就业人口的地区。且越是出于中国内陆的地区, 对就业人口的影响力越小。

究其原因, 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得制造工厂的内迁, 促使河南、安徽等地具有较大的就业人口吸收能力, 故与其的关联度较大。

(四) 行业

依据2011年第三次修订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进行行业划分, 涉及其中的19大行业门类。计算出的关联度如下表所示:

制造业对就业人口变动趋势影响最大, 就是因为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产业链布局中, 比较优势仍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领域, 但近几年已有弱化迹象, 其波动就对我国就业的宏观趋势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时, 中国一直倡导制造业工厂转型, 想要进军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领域均未取得显著比较优势。这就使得制造业所具有的较大就业人口吸收能力受到限制。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重要性更是不必说, 目前中国制造业的结构性升级和转型都需要对接科技革命潮流。大量研究表明, 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 对就业趋势的积极促进作用。

住宿和餐饮业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两者均属服务业范畴。从2015年公布的数据来看, 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首次超过50%, 成为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点。随着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进一步增强, 与就业人口的关联度也很高。

三、结论

1.产业层面, 第二产业与就业人口变动趋势的关联度最高。但从长远来看, 第三产业的发展前景要更好。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进度的不断深化, 第三产业必定是着重发展之地, 将会逐渐取代第二产业的国民经济支柱作用。

2.企业性质层面, 外商投资单位、个体以及私营企业与就业趋势的关联度最高。这也就是说毕业生没有必要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国有单位、世界500强企业, 这些单位的就职人数基本已经饱和, 且竞争激烈, 能解决的就业人口非常有限。而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前景反而比所谓“大公司”要好得多。

3.地区层面, 吉林、甘肃、海南、山西、安徽、新疆、河南、西藏等地与就业趋势的关联度最高。“北上广”等就业热潮集中城市的就业人员再吸收能力渐弱。像广东这类“制造”大省, 虽目前对就业的影响还比较大, 但是随着制造业工厂内迁, 产业升级的不断推进, 我国欠发达地区以及内陆的就业影响力将会提升。

4.行业层面, 制造业、科研、住宿餐饮业和交通运输等行业与就业趋势的关联度最高。制造业的升级转型需要对接科技发展, 企业的创新能力以及高端产品的研发皆需要科技的投入, 故技术科研方面工作比较有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什么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第4篇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是即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是相对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概念。中国51.3%的城镇化率，是按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其中还包括了

1.6亿的农民工群体。如果按户籍来算，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远低于世界52%的平均水平。

中新财经上海3月30日电（钟欣）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30日表示，2012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52.57%，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29%，中国的城镇化仍处在快速发展的区间。

在上海举行的2013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徐宪平指出，中国的城镇化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型发展势在必行。

他认为中国现行的城镇化模式有三个“不可持续”，即：城镇化发展的外部条件和内在动力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主要依靠劳动力廉价供给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模式已不可持续；随着资源环境瓶颈制约的日益加剧，主要依靠资源粗放式的消耗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随着新老城镇居民收入发展的差距造成的社会矛盾日益凸现，主要依靠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压低成本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

他表示，人口多、资源环境恶劣，决定了中国的城镇化必须从国情出发，积极稳妥地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要按照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新要求，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以完善体制机制为保障，全面提高城镇化发展的质量。

城镇就业人口 第5篇

一、城镇化建设对地区经济的重要意义

1. 城镇化可以大力拉动内需。

工业化创造供给, 城镇化创造需求。城镇化发展, 尤其是加快发展中小城市和县城的城镇化战略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所在。一是城镇化可以引发消费需求;二是城镇化可以刺激投资需求, 有利于加快城镇的交通、供水、供电、通信、文化娱乐等公用基础设施建设, 给建筑和房地产市场带来巨大需求, 并带动多个相关产业的发展;三是城镇化能够助推服务业发展。

2. 城镇化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

城镇化一方面可以扩大消费;另一方面可以消化过剩的产能, 又可以保证经济增长。我们现在所提的城镇化与2002年以来启动的城镇化是不同的, 现在的城镇化更注重中小城市的建设, 在城镇化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内需扩充空间。从国情看, 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在资源、土地方面更加宽松, 有利于降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成本。

3. 城镇化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土地分散经营与农业现代化是相悖的, 分散经营很难实现大规模的产业化, 产前产后合作很难展开, 抗风险能力也很差。农民可以用土地入股的方式获得财产收入, 同时可以去做产业工人, 到经营者的农场劳动、挣工资, 也可以投资, 在当地发展旅游、发展第三产业, 或者在城镇建设基础设施, 修路、盖公路和保障房, 作为工人也可以享受到医疗、住房、养老等待遇。

4. 城镇化开辟了解决人口转移的新途径。

中国不能搞西方式的“圈地运动”把农民变成工人, 把农村变成城市。而应当两条腿走路, 一面通过农民进城打工, 使他们及其家属成为城市居民的一部分;另一面走城镇化道路, 让农民就地成为市民。城镇化的过程就是把农村变成城镇, 把农民变成工人的过程, 这样农民就可以在当地就业, 不用背井离乡到外地打工了。

二、辽宁城镇化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1. 城镇化建设中的财政问题和金融风险。

城市建设是一项需要巨额资金的工程, 能否筹集足够的资金和选择有效的开发模式是直接关系新城建设成败的关键因素。目前政府依然是新城建设费用的“主要承担者”, 从现在的城市基础设施资金来源看, 绝大部分是地方政府投资, 城市的扩张和发展仍主要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推动, 而且这个趋势在持续加速。为减轻政府负担, 新城建设应积极拓展民间投资的渠道, 鼓励和吸引民间资本的进入。大规模的基础设施之后是否会有相应的产业支撑和人才支撑是城市建设成败的关键, 因此政府投资要考虑相应的投资风险。

2. 农村人口的同步市民化问题。

人口同步市民化要以做好农业转移为前提。目前辽宁农村剩余劳动力仍超过300万人, 此外还有160万的外出务工人员, 这些外出打工的农民进入城市就业, 并不能转为城市居民, 其住房、教育和社保无着落;与此同时, 越来越多的城郊农民转为城市居民后, 没有相应的就业岗位和可靠的社会保障, 这些人都不是实质意义上的城市居民。辽宁现有的产业结构导致城市的吸纳就业能力低, 以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在辽宁更突出表现为固定资产向国有企业的集中, 与此同时国有单位吸纳就业的功能却在萎缩。以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和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的所有制结构, 多数属于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 劳动力的年均增长率逐步下降, 而同时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这种产业结构严重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资本密集型的生产能创造出较高的经济增长, 但从长期看, 这种高增长低就业的发展模式将难以为继, 从而对辽宁城市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城市化的完整含义, 不是土地被城市化, 也不是人们到城市就业, 而是人要能够在城市定居, 在城市享有他应该享有的一切, 因此要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必须在城乡统筹基础上实施城市化, 使农民成为真正的市民。

3. 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衔接问题。

新农村建设成功的最终标志是两个:一是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要接近城市居民的水平;二是农村居民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当的公共服务水平。但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是有不同思路的。加快新农村建设, 不是把农民留在新农村, 而是要调整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思路, 采取更积极的城市化政策, 为农村发展创造出更好的条件。而目前的城乡二元化的建设路径, 把推进城市化和建设新农村当成两个事情, 甚至存在将两者割裂开来的现象。其突出表现为:在地方和城市的发展过程当中没有妥善安排城乡人口流动的计划和政策。因此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 这两项任务应该有机结合、统筹兼顾, 使之成为相互促进和相互带动的协调发展过程。

三、辽宁城镇化建设与人口城镇化的落实

1. 做好资金保障和土地使用周转。

完善地方税务体系, 建立地方主体税种, 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健全地方债券发行管理制度。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用设施投资建设。

要做好对农民的土地补偿工作。全省安排不少于5%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和不少于50%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周转指标用于城镇化建设。使用挂钩周转指标不占用土地利用规划指标和土地利用计划指标。挂钩周转指标占地, 不需要缴纳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和土地开垦费。以村庄拆迁为主的挂钩项目, 土地节余指标有偿调剂给城镇使用。省国土资源厅代省政府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进行审批。

2. 科学规划城镇布局和发展特色。

各地要优化城镇空间布局, 有效配置城乡建设用地, 认真编制城镇化实施规划, 提升规划执行效力。把沈阳经济区打造成国家级中心城市, 构建中部城市群, 建设新城新市镇;实施沿海经济带城镇化建设, 推进园区建设。提升县城规划和建设, 加快100个中心镇建设。完成城中村改造, 完成城边村改造。推进重点市县全域城镇化。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实施城镇生活垃圾运输处理和污水处理工程;实施集中供热工程, 实现一县一热源;实施绿化建设工程, 提高城镇绿化率;提升城市饮水工程, 达到国家新的饮用水标准;实施城市雨污分流工程, 提高城市防汛能力和污水处理能力。同时, 依托现有自然风光, 使城市融入自然, 让居民生活在山水之间;融入现代元素的同时, 保护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延续历史文脉。注重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 寻找文化的根, 挖掘文化的源, 形成各具特色的地区个性。政府要做好每个市、县 (区) 的规划, 要突出体现布局特色、建筑特色、生态特色、文化特色和产业特色。

3. 充分考虑农民融入城市的成本和需求。

就业、住房、社保、医保、子女教育等诸多问题导致农民融入城市的成本增加, 因此要做好农民进城的一系列配套措施。改革户籍管理制度, 消除城市户籍对农民进城落户的限制, 消除农民进城享受公共服务的阻碍。建立城乡平等就业制度和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体系, 完善职业介绍网络和农民就业能力的培训体系。做好农民进入城镇的就业工作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生活来源问题, 这是城镇化的核心问题, 无论城镇硬件建设的多么先进、多么美, 如果离地农民在城镇里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 那么城镇化对农民都没有实际意义。城镇化更多要实现内涵式发展, 有意识地把产业布局分布到中小城市。如果小城市无业可就, 那农民无法融入城市。要统筹农业产业园区、现代服务业聚集区、工业园区建设,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新型工业化、完善现代服务业体系, 促进城镇化与第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只有做好产业支撑, 才能真正做好离地农民的就业安置工作, 才能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生活问题, 这样, 离地农民才能在城镇长治久安的生活下来。

城镇就业人口 第6篇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 世界各国经济活动紧密相连, 为了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断发展经济水平, 我国也在逐年推进工业化的水平。工业化的水平提高, 在一方面表现了我国工业化的产业结构变迁对城镇化具有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表现了城镇化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拉动内需的作用, 二者是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的。如何协调我国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 一直是我国经济学研究者所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城镇化的内涵

从定义上来分析, 城镇化是指工业和服务业的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 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中心来转移, 使得城镇的数量在不断增加, 规模也在逐年加大。在生活方面, 城镇的生产以及生活方式不断向农村渗透, 城镇中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不断向农村普及, 从根本上推动了农村的经济和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1]。

城镇化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 其形成的过程既是物质文明的进步, 也是精神文明的发展。城镇化的出现, 不仅仅单纯体现了城镇的数量和规模在不断扩大, 同时也体现了这个国家城镇的结构和功能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城镇化的进程具体包括了四个方面的内容: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的过程;城镇化是工业和服务业向城镇聚集的过程;城镇化是地域性质的转变过程;城镇化是城镇生活方式不断扩散的过程[2]。

城镇化的核心内容就是人口就业的结构以及产业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 其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经济水平的增长。

二、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分析

为了更加直观地研究我国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本文采用了向量自回归 (VAR) 模型的方法来分析二者的动态影响。

(一) 指标说明

本文中的建模选取了我国1958~2013年作为样本期间, 原始数据全部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对我国的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做自然对数处理。去自然对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其能够直观反映各个模型变量之间的弹性关系。

(二) 模型设定

本次研究中的VAR模型数学表达式为:y1=, 在这个公式中, y1是内生变量, 其他数据为待估参数, r是滞后阶数, μ1是随机误差项。

1. 单位根检验。

一般情况下, 时间序列普遍存在趋势性, 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满足误差项无自相关的假设, 因此需要对模型中的数据做平稳性的检验。需要对序列人口城镇化 (Inpopur) 以及经济城镇化 (Inecour) 进行ADF检验, 如果最终检验结果大于5%的临界值, 则说明各序列全部为平稳序列。经过检验可以发现, 变量Inpopur的ADF值为0.45, 5%临界值为-2.72, P值为0.95, 其结果现实城镇经济化和人口城镇化呈现出非平稳相关性;变量△Inpopur的ADF值为-5.13, 5%临界值为-2.72, P值为0.01, 其结果现实城镇经济化和人口城镇化呈现出平稳相关性;变量Inecour的ADF值为-1.76, 5%临界值为-2.72, P值为0.57, 其结果现实城镇经济化和人口城镇化呈现出非平稳相关性;变量△Inecour的ADF值为-5.83, 5%临界值为-2.91, P值为0.00, 其结果现实城镇经济化和人口城镇化呈现出平稳相关性。

2.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以确定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以及双方相互影响的方向趋势[3]。本文中检验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之间的因果关系, 具体公式为:根据这个公式, 建立起Inpopur和Inecour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模型, 数据显示, 在原假设lnpopur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ecour的滞后期为2, F统计值为5.94, P值为0.004;原假设lnecour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popur的滞后期为2, F统计值为3.25, P值为0.002;原假设lnpopur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ecour的滞后期为3, F统计值为4.34, P值为0.007;原假设lnecour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popur, 滞后期为3, F统计值为2.75, P值为0.004。

三、如何提升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水平

通过文中对于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的分析, 可以得知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之间存在互动关系, 并且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推动我国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水平, 可以提高我国的社会上产力[4]。

(一) 采取就业优先发展战略, 合理调整产业结构

想要从根本上推进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进程, 首先要采取就业优先发展的战略, 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 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提供一个就业的空间。同时国家应该加大对服务业的投入力度, 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向城镇转移时能够推动服务业的发展。

(二) 以科学发展观推动人口城镇化发展

我国在推进人口城镇化进程的同时, 也要注意到不要将资源全部优先给大城市, 而应该加大对小城市的建设力度, 促进城市之间共同、协调地发展[5]。

(三) 加快非农产业技术的进步和产业升级

提高经济城镇化水平, 我国应该开辟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 推动工业和服务业的产业升级, 通过经济的发展带动人口城镇化的进程, 让二者的关系能够更加协调。

结论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积极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 提升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我国的社会生产力, 促进就业能力, 并且能够让我国的经济更加稳步增长。在今后的日子里, 我国应该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让我国的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能够协调发!"#$%&' () *+, -./+, 0123456789!:; (<=>9!?./+, @A7BCD (EFDGH4II (JKL

摘要：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稳步提高, 社会生产力水平也在逐年增长, 在这样的条件下, 我国出现了城镇化的现象。当人口城镇化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 势必会给经济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只有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 才能不断提高我国城镇化的质量。基于此, 本文将深入分析我国的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的基本内容, 并总结出如何协调二者的互动关系, 从而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城镇化水平。

关键词：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互动关系

参考文献

[1]程莉, 周宗社.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的协调与互动关系研究[J].理论月刊, 2014, 1 (23) :119-122.

[2]王亚力, 彭保发, 熊建新, 王青.2001年以来环洞庭湖区经济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进程的对比研究[J].地理科学, 2014, 1 (12) :67-75.

[3]洪业应.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J].商业时代, 2013, 8 (18) :16-17.

[4]洪业应.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A].中国商业经济学会、湖北省商业经济学会.第六届中国中部地区商业经济论坛论文集[C].中国商业经济学会、湖北省商业经济学会, 2012:7.

苏州地区人口城镇化路径研究 第7篇

关键词：苏州,人口城镇化,路径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改革开放以来, 苏州实现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2013年城镇化水平达到72.3%, 正进入城镇化后期发展阶段。作为城乡发展一体化综合改革试点地区, 苏州有必要进一步优化发展改革路径, 以“人的城镇化”推动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 建设富强、生态、文明、和谐的美丽乡村和现代化城市。

一、苏州地区人口城镇化相关过程

苏州自古就是“鱼米之乡”, 农耕文化发达。改革开放以前, 苏州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农村, 从事农林牧渔等农业生产。1978年, 苏州人口506.3万人, 其中农业人口422.5万人, 占比高达83.5%。改革开放之后, 苏州利用地处长江三角洲的地理优势, 解放思想, 大胆创新, 通过抢抓机遇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农转工”“内转外”和““量转质”, 工业化快速推进进程中注重城乡发展一体化, 在较短时期内实现了人口的快速城镇化。

1. 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农民就业非农化

第一产业指农林牧渔及其服务业, 苏州第一产业从业人员1978年为187.7万人, 占全部从业人员比例高达62.3%;而到2013年只有25.1万人, 占比下降到仅有3.6%。苏州的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无论从数量还是占比来看, 在短短35年内下降幅度之大在世界经济史上都是比较罕见的, 也反映并代表了我国沿海地区产业的快速变迁。苏州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农民就业非农化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 苏州在原社队企业基础上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把农民从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 从事生产效率和劳动报酬更高的工业生产, 形成了著名的“苏南模式”。1984年, 苏州第二产业从业人员首次超过第一产业, 并在1992年达到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2倍。到1992年, 苏州乡镇企业达到14227个, 数量比1978年增加近一倍;乡镇企业职工123.7万人, 近80万本地农民转移到了乡镇企业务工;创造工业总产值887.6亿元, 是1978年的80倍。

第二个阶段是开发区蓬勃发展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苏州抓住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机遇, 提出“面向世界、依托浦东、城乡联动、各业奋进”的开发区发展思路, 开发区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入驻, 吸纳了本地和外地的大量农民就业。开发区建设普遍依托城市郊区、城关镇、中心镇, 使城镇得以再造和扩容, 开发区的城镇化建设也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 1994年苏州第三产业从业人员首次超过第一产业。1992-2000年间, 苏州减少了近30万第一产业从业人员, 增加了近45万二、三产业从业人员。

第三个阶段是外资民资双轮驱动的阶段。一方面为适应经济国际化需求, 到2000年底苏州地区乡镇企业95.6%完成了民营化改制, 优化了企业治理结构, 增强了市场竞争能力;另一方面中国2001年加入WTO使苏州外资、民资企业全面融入全球产业链, 迎来了黄金发展时期。这一时期苏州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连续几年位居全国第二, 仅次于上海。到2013年底, 苏州二、三产从业人员达到670.1万人, 超过了户籍人口, 其中大部分是外来务工人员, 这一阶段主要促进了外地农业人口在苏州的非农化就业。在2000-2013年的农业现代化进程中, 苏州本地的一产从业人员又减少近40万人。

2. 区划调整等改革推动农民生活城镇化

20世纪80年代, 苏州大部分城镇规模仍然较小, 比如, 张家港港区镇人口不足1000人。在乡镇企业发展初期, 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村村办厂, 处处冒烟”并没有推动农民大规模进城进镇生活。20世纪90年代, 乡镇企业不断壮大, 外资企业不断进入, 各类经济开发区和乡镇工业小区迅速成长, 在产业集聚的同时, 务工农民也大量进城进镇集中工作和生活。城镇范围不断扩大, 城镇人口不断膨胀, 苏州也不断加大城乡管理体制调整和改革力度, 适应并推动农民生活城镇化。

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 常熟在江苏省内率先撤县建市;到1995年苏州6个县全部成为县级市。2001年, 吴县撤市设吴中、相城两区, 苏州城区面积由392.3平方公里扩大到1649.7平方公里;2012年吴江撤市设区, 城区面积又扩大至2742.6平方公里, 城区常住人口达到546.8万人。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 苏州逐步推进“撤乡并镇、镇改街道、村改居”, 以调整城乡管理结构。1995年, 苏州有162个乡镇、3314个行政村、22个街道;到2013年, 只有55个镇、1043个行政村, 街道增加到38个。

现有建制镇除5个城关镇外, 还有21个镇人口规模超过10万人 (金港镇达到30.2万人) , 26个在5~10万人之间, 只有3个在5万人以下 (金庭、东渚、周庄) ;从经济规模来看, 除城关镇外还有21个镇2013年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00亿元 (其中金港、锦丰超过500亿元, 盛泽超过300亿元) 。在人口和经济都已达到城市形态基础上, 给镇赋予城市的管理权限才能适应人口城镇化的需求。2010年以来, 盛泽、张浦等镇开展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 扩大试点镇在民生、城建、环保、治安等领域的城市建设和管理权限, 推动试点镇向小城市迈进。

3. 政策制度并轨推动城乡待遇均等化

在农民非农化就业并进城进镇居住之后, 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制度藩篱, 苏州通过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 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实现农民生活市民化。

2003年苏州出台《户籍准入登记暂行办法》, 在全省乃至全国率先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不同性质的划分, 将苏州本地所有登记户口统称为“居民户口”。2010年, 苏州又出台《户籍居民城乡一体化户口迁移管理规定》, 全市范围内实行城乡统一的以拥有合法固定住所为基本条件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 放宽农村居民户口迁移。201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宣布在全国范围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 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

苏州以城乡低保、养老、医疗“三大并轨”在全国率先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1997年, 常熟就建立了城乡一体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11年7月, 苏州率先在全省乃至全国实现城乡统一的高标准的最低生活保障, 达到500元/月, 并在2014年7月提高到700元/月。到2012年, 苏州不仅将镇村各类企业务工的农村劳动力纳入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还实行了城乡居民统一的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也建立了覆盖城乡的职工医疗保险、居民医疗保险和社会医疗救助“三位一体”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

作为经济较发达城市, 苏州承接了大量外来农民工就业和生活, 2013年末流动人口超过650万。2011年, 苏州在江苏省内率先试点流动人口居住证管理制度, 制定了《居住证管理暂行办法》。到2013年底, 已累计制作并发放1000多万张居住证。和过去暂住证以“管理”为主相比, 居住证更偏重于服务, 持有人在教育、驾驶培训和车牌申领、劳动就业保障、园林旅游等方面可以享受户籍居民同等或基本同等的待遇, 促进了部分在苏工作和生活的外来农民工就地城镇化。

二、苏州地区人口城镇化现状特征

经历30多年快速城镇化之后, 苏州地区目前人口城镇化显现出新的特征,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城镇化水平较高, 城镇化率仍有提升空间

除“北上广深”等行政级别较高的大都市, 苏州73.2%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在“第二梯队”中保持领先水平。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 》、江苏《新型城镇化与城乡发展一体化规划 (2014-2020年) 》以及《苏州市城乡发展一体化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 预计到2020年, 全国城镇化率由2013年的53.73%提高到60%, 提高约6个百分点;江苏城镇化率由64.1%提高到72%, 提高约8个百分点;苏州城镇化率由73.2%提高到85%, 提高约12个百分点。苏州从2010年至今, 第一产业从业人口一直稳定在25万左右, 城镇化率仍有提升空间。

2. 土地城镇化制约明显, 人口城镇化面临瓶颈

从图1可看出, 近年来苏州建成区面积的增长和城镇化率的提升都有趋缓的迹象。2013年底, 苏州建成区面积为727.2平方公里 (其中市区441平方公里) , 占国土面积的8.6%, 考虑到苏州国土面积中水面占42.5%, 生态红线区域占37.8%为全省最高, 以及优质水稻、特色水产、高效园艺、生态林地“四个百万亩”的农业保护面积, 和其他城市相比, 进一步推进土地城镇化受到明显制约。从人口来看, 苏州城镇化已由加速期进入成熟期 (城镇化率高于70%) , 处于中级城市型社会 (城镇化率在61%~75%) 向高级城市型社会 (城镇化率在76%~90%) 迈进的阶段, 面临着新的瓶颈制约。统计上主要以公共设施、居住设施完备程度来划分城乡, 并以城乡分别居住的常住人口来得出城镇化率。苏州目前近300万“农村人口”成分复杂, 既有大量居住在乡村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 也有四处分布的外来农民工, 在苏州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时期, 推进人口城镇化需要进一步做好研究并创新制度设计。

3. 城镇化呈多点分布格局, 中小城镇仍是主要载体

苏州和大部分城市“一城一核”的城镇化模式并不相同, 而显现“一城多区”的城镇化格局。2013年末, 苏州常住人口达1057.9万人, 在全国城市中位列第九, 其中148.3万人分布在5个城关镇, 平均每个城关镇近30万人;525.3万人分布在50个小城镇, 平均每个小城镇超过10万人, 城关镇和小城镇行政区域面积占全市面积59.6%, 常住人口占全市63.7%。与之相比, 中心城区并无明显集聚效应。50个小城镇建成区面积达442.7平方公里 (部分小城镇位于市区, 和市区建成区面积重叠) , 经济、社会等方面已产生“镇级城市”的各种形态。

4. 外来人口数量庞大, 就地城镇化压力较大

从总人口来看, 2013年末苏州全市总人口超过1300万, 其中户籍人口653.84万, 流动人口653.85万, 外来人口已超过本地人口, 由图2可看出, 2000-2010年为外来人口快速增长时期, 这与苏州这一时期产业定位、经济增长是相适应的。从常住人口来看, 2013年达到404万人, 净流入量居全国重点城市第7位, 人口净流入与户籍人口之比达0.62, 排第6位, 甚至超过了北京。从外来人口就业来看, 登记备案300.1万人, 其中本省101.9万, 外省203.8万。外来人口仅6.1万人在苏从事农业生产, 大部分在各类开发区从事制造业, 大量外来农民工在苏州就地城镇化将在教育、医疗、保障、住房等公共服务方面带来较大的压力, 譬如部分开发区中小学及幼儿园数量远远跟不上外来人口增长速度。

三、苏州地区人口城镇化对策建议

人口城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 涉及城乡一体化改革、城镇化品质提升、乡村可持续发展、经济转型升级、和谐社会构建、资源环境问题破解、地域文化传承等等重大领域, 若无多领域协同的宏观战略指引, 各个领域就事论事, 则实践中顾此失彼、矛盾冲突不可避免。201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今后一个时期要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 即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 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 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苏州目前也面临着“四个100万人”的问题, 即如何规划未来约100万乡村居住人口, 如何稳妥并有序引导约100万农村人口继续进城进镇, 如何不断提升约100万已进城进镇农民生活水平, 如何推动约100万城中村居民实现完全城镇化, 如何优化人口布局进一步构建美丽乡村和和谐城市。

1. 以镇村布局规划为基础, 合理布局农村居住人口

据2013年苏州农村情况统计, 平均每户3.25人, 1.96个从业人员, 由此测算苏州25万农业从业人员应涵盖40多万人口。作为职业农民, 他们之中还应该包括如吴江同里、相城御亭等现代农业产业园吸纳的本地或外地的农业专家和创业大学毕业生, 以及他们的家属。苏州农村除具有农业生产功能外, 还具备江南水乡特色, 文化底蕴深厚, 旅游资源丰富, 许多农村居民还依靠地域特色从事农业之外的其他职业, 如光福舟山村有3000多人从事核雕, 松陵北横村有1000多人从事电子商务, 越溪旺山村依靠农业生态发展旅游, 双凤勤力村依靠众多水塘湖泊发展垂钓产业, 吴中三山岛、相城阳澄半岛等地大量农村居民从事农家乐, 再算上古村落保护需要留驻的人口, 从长远来看, 苏州农村预计有100万左右人口生产和生活。在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 习总书记讲到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苏州农村留居的人口不仅要为苏州提供必备的地产农产品, 而且要肩负传承农村文化的历史使命, 把历史的、人文的、田园的东西保留下来。

2. 探索体制机制创新, 进一步转移农村非农产业人口

近年来, 苏州先行先试开展城乡一体化改革试点, 累计140多万农民进城进镇实现了居住地转移和身份转变。然而, 随着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缩小, 特别是农村各项权益不断增值, 逆城市化现象逐渐显现, 抑制了人口城镇化意愿, 甚至出现农村户籍人口增加的现象。苏州城乡交通发达, 一些农村居民在城镇购房就业, 但仍保留农村住宅;还有一些地区的农村住宅只有老弱病残居住。继续引导约100万“农民”实现人口城镇化, 一方面要在充分考虑政府财力、就业机会和农民意愿的前提下采取规划先行、循序渐进、积极稳妥的方式, 另一方面也要利用国家开展新型城镇化试点契机, 进一步加强体制机制创新。例如, 设立并完善农村产权交易中心, 逐步扩大交易品种, 盘活农村存量资产, 探索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退出机制。在实施农村住宅置换商品房的安置小区要以“产城融合”为理念尽可能安排在就近城镇的较好地段或工业开发区, 并将社区商业用房等折股量化给进城进镇农民, 提高农民进城进镇积极性。对于城镇近郊的农村住宅, 要尽可能纳入城中村改造范围。

3. 提高城镇管理水平, 不断改善农村转移人口生活条件

到2013年底, 全市以公寓式小区安置的农户累计超过35万户, 人口约100万。安置社区为苏州带来了全新的社会形态和社会文化。通过社区股份合作、富民股份合作等政策保障进城进镇农民股份性收入, “政经分设”成为苏州安置社区一大特色;张家港、太仓等地推进社区的网格化管理、积分卡管理, 社区服务的创新也是一大特色;租房经济发达带动了商贸餐饮等服务业发展, 安置社区产生了人口集聚和杂居的社会形态。与此同时, 安置社区也带来一些新的社会问题, 比如, 地理位置较偏的安置社区就业机会少, 影响工资性收入和房租收入;外来人口多给社区管理带来困难, 工业园区青剑湖等社区流动人口达到户籍人口的两倍多。不断改善农村转移人口生活条件, 关键在于为进城进镇转移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就业环境, 要有针对性地制定就业政策, 对年纪较轻的居民要加大职业技术培育的力度, 对年纪较大的居民要通过劳务合作社等形式多方式提供就业渠道。继续在经济发达镇、城关镇开展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力争在所有建成区人口达到10万人以上的镇实现体制机制上的“城市化管理”。要通过文化融合引导进城进镇居民生活习俗由乡村文化向城市文化转变, 增强进城进镇居民对城市文化的归属感。

4. 以棚户区改造为契机, 逐步减少城中村居住人口

城中村是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 环境脏乱差、基础设施不齐全、违章建筑多、居住人员成分复杂。随着苏州城镇化的快速推进, 不仅在城市郊区, 在城关镇、中心镇也形成了大量城中村, 甚至中心城区也仍然有不少城中村存在。据估算, 大市范围约有100万人居住在各类城中村。以苏州最核心的姑苏区为例, 在2010年仍然存在121个城中村 (无地队) , 有居民8825户, 28233人。在城镇化进程中, 由于城中村的商业价值逐年提高, 大多面临拆迁难度大、成本高、障碍多的难题。国务院2013年出台了《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 提出“稳步实施城中村改造”, 并进一步出台了相关政策。苏州应当创新体制机制, 以城中村改造控制性详规等规划为依据, 以轨道交通、道路建设、旧城改造等项目为抓手, 以财政补贴、税费减免、土地出让收益返还等政策为保障, 注重整体效果, 将公益性和商业性相结合, 进一步推进城中村改造, 减少城中村居住人口。尽可能为城中村安置居民提供就近安置房, 给予城中村拆迁居民打工楼、公租房等物业部分产权以其保障拆迁后生活水平。

5. 优化外来人口管理机制, 保障外来人口共享城市文明

苏州地处长江三角洲, 对外来人口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2000年以后, 在苏州制造业发展和外向型经济带动下, 大量外来农民来苏打工, 并为苏州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 从图2可看出, 在外来流动人口增长最快的2000-2010年间, 苏州户籍人口增长并没有更大的波动, 增长幅度远低于外来流动人口。全市就业人口总数在近年甚至超过了户籍人口总数, 而由于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外迁, 在2010年后苏州外来人口增速又开始放缓甚至停滞。外来农民工在苏难以落户主要有几个方面原因, 一是外地农民工老家仍有宅基地等农村权益, 一个人不可能有两个户籍身份, 在乡土情结和老家农村权益预期的情况下, 部分外地农民工对落户并不迫切;二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流动性很强。苏州的一些纺织服装、机械电子等企业迁往苏北、中西部甚至东南亚, 部分外地农民工即便在苏打工多年, 依旧没有固定的归宿感;三是购房落户仍然是较高的壁垒, 面对高房价、贷款难, 部分外地农民工对购房落户就近城镇化望而生畏。进一步优化外来人口管理机制, 从近期来看可以总结推广2012年张家港开始实施的流动人口“积分管理”办法, 外来人口达到一定的分值时, 就可获取家庭入户、子女入公办学校、参加当地居民医保等同城待遇。从长远来看, 一方面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以市场化形式引导外来人口流入流出, 另一方面要淡化户籍概念, 强化人口信息系统管理, 建立“大数据”数据库, 以居住地划分城镇和农村人口, 以职业区分农业和非农业人口, 通过人口信息系统做到总量管理、分类管理并最终达到精细管理, 并通过优化居住证管理制度, 赋予居住证更多的经济和社会职能。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分级担当和共同推动下, 让所有为苏州作出贡献的人均能享受到人性化关怀、同城化待遇、均等化服务。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 [Z].2013 (03) .

[2]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 (2013-2020年) [Z].2014.

[3]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城乡发展一体化规划 (2014-2020年) [Z].2014.

[4]国务院.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Z].国发[2013]25号.

[5]王荣, 韩俊, 徐建明.苏州农村改革30年[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7.

[6]蒋宏坤, 韩俊.城乡一体化的苏州实践与创新[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3.

城镇就业人口 第8篇

1 研究区概况

江西省含11个设区市,全省辖区面积16.69 km2,2014年总人口达4 542.2万,人口密度272人/km2。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以省会南昌市为中心,以九江、景德镇、赣州、新余、抚州、萍乡、宜春、吉安、上饶、鹰潭等城市为支柱,其他城市和县城为骨干,众多建制镇为基础的城镇体系总框架,为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指标体系构建及指标权重

遵循指标选取的系统性、完整性、有效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从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概念出发,选取10个指标衡量二者的水平,根据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见表1)。

2.2 城镇化水平测度方法

1)单指标评价得分计算:

其中,Sij为第i年份全省或某个设区市第j项指标的得分。

2)第i个评定项目的综合水平得分:

其中,Si为第i年份全省或某个设区市综合水平得分。

2.3 耦合发展度评价方法

2.3.1 耦合度函数

关于耦合度的理论在相关参考文献中有所论述[12],本文直接应用其公式:

其中,ai为人口城镇化得分;bi为土地城镇化得分;α,β均为待定权重系数,一般情况下,认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同等重要,故而α,β取值均为0.5;T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度,0≤ai≤1,0≤bi≤1,0≤T≤1;C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度,0≤C≤1,当C趋向于0,表示二者趋于无序,处于失调状态,当C趋向于1,表示二者趋于有序,处于协调状态;k为调节系数,一般为4。

2.3.2 耦合发展度函数

耦合度函数只能表现出二者间耦合程度,但不能真实反映出二者耦合的高低程度,故而引入耦合发展度函数。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D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发展度,0≤D≤1。

为了区分二者耦合发展程度的特征,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将耦合发展度划分为10个等级,具体情况见表2。

2.4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城市包括江西省11个设区市,人口和土地数据均来源于《江西省统计年鉴(2001—2015)》《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1—2015)》《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01—2015)》和江西省统计局官网公布的相关统计数据。以江西省统计年鉴数据为主,其中部分数据通过《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等校正。

3 人口—土地城镇化水平分析

依据城镇化水平测度方法,计算出全省各年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得分,得分见表3。

从人口城镇化看,其阶段变化不明显,2000年—2014年间,只有三年增长较快,分别是2000年(0.411 3)—2001年(0.436 3),2002年(0.444 8)—2003年(0.476 9),2005年(0.496 3)—2006年(0.545 0),其他年份增长缓慢。

从土地城镇化看,其阶段变化较明显,2000年—2002年增长缓慢,2002年—2010年增长快速,2010年—2014年增长变缓。

从总体上看,江西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水平在2000年—2014年间均呈现提升的趋势,且土地城镇化水平提升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2000年—2014年,人口城镇化增幅49.90%,土地城镇化增幅67.85%,明显呈现土地城镇化大于人口城镇化的演变特征。

4 人口—土地城镇化耦合关系时空特征分析

依据耦合度函数和耦合发展度模型计算得出人口—土地城镇化耦合关系得分,见表4。

4.1 时间变化分析

根据表4绘制了图1,从图1可以看出,2000年—2014年间人口—土地城镇化耦合发展度D总体呈显著上升趋势,由2000年0.659 5增长到2014年的0.813 9,增幅为23.41%,年平均增幅1.51%,涨幅较快。从耦合发展阶段角度看,2000年—2002年处于初级协调阶段(0.6~0.7],2003年—2011年处于中级协调阶段(0.7~0.8],2012年—2014年处于良好协调阶段(0.8~0.9],表明二者协调性越来越好。

4.2 空间变化分析

选取2000年,2005年,2010年,2014年四个时间点,运用耦合发展度公式计算各市人口—土地城镇化耦合发展度值D,通过Arc GIS软件制作江西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发展度空间差异图(见图2),探究江西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发展度空间分异特征。

由图2可知,2000年江西省11个市人口—土地城镇化耦合发展度D为(0.6~0.7],均处于初级协调状态。2005年出现了一些变化,南昌、萍乡、宜春、新余、鹰潭和景德镇6个城市的耦合发展度为(0.7~0.8],达到了中级协调阶段,较2000年协调性显著提升,其他城市仍处于初级协调阶段。2010年出现了更大转变,南昌、新余和景德镇三个城市耦合发展度提高到0.8以上,达到了良好阶段,萍乡、宜春和鹰潭保留在中级协调阶段,其他城市历经10年发展终于摆脱初级阶段提升到中级阶段,这一时期全省人口—土地城镇化耦合度空间变化最大。2014年南昌、景德镇、新余保持良好阶段,九江也达到良好,其他城市维持在中等协调阶段。

全省各市的人口—土地城镇化耦合发展度变化分四种类型推进。如“初级—中级—良好—良好”型,有南昌市、新余市和景德镇市;“初级—初级—中级—良好”型,有九江市;“初级—中级—中级—中级”型,有宜春市、萍乡市和鹰潭市;“初级—初级—中级—中级”型,有上饶市、抚州市、赣州市和吉安市。处于良好协调阶段的城市主要分布在赣北,较不协调的则主要分布在赣中和赣南,呈现由北向南越不协调的态势。

总体看,各市人口—土地城镇化耦合发展度在四年中都向协调发展,其中赣北协调度提高到了良好协调阶段,赣东北和赣西地区部分城市也迎头赶上,提高到了良好协调阶段,其他地区城市还处于中级协调阶段。

5 结语

2000年—2014年,江西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水平都提高,二者耦合发展度D逐年提高,耦合发展阶段由初级协调阶段提升到中级协调阶段,最后到良好协调阶段,二者发展越来越协调。

空间对比分析看出全省11个市人口—土地城镇化耦合发展度呈现不同的空间格局,2005年和2010年两个时间点各城市耦合发展度变化显著。由初期初级阶段到终期良好阶段的有南昌、新余、景德镇、九江4个城市,由初期初级阶段到终期中级阶段的有宜昌、萍乡等7个城市,处于良好协调阶段的城市主要分布在赣北,较不协调的城市则主要分布在赣中和赣南,呈现由北向南越不协调的态势。总体看,各市人口—土地城镇化耦合发展度在时空上都向协调发展。

摘要：以江西省11个设区市为研究对象,建立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耦合度函数和耦合发展度模型,分析了江西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二者耦合发展度,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城镇就业人口 第9篇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淮河的洪水不再泛滥，但淮河流域的人民没有想到，工业化的大干快上和遍地开花，致使流域性饮用水源全面污染，很可能让他们喝不到卫生的、安全的水。

据环保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部联合编制的《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披露：2009年，淮河流域化工、造纸、饮料、食品、农副产品加工等主要污染行业产值约占流域工业总产值的1/3，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量分别占全流域工业源排放量的80％和90％，结构性污染突出。大面积的水污染，使淮河流域950万城镇人口饮水出现严重的安全隐患。

淮河是我国境内由西向东的一条大河，流域人口约1.8亿。据检测，沿线水质部分处于IV类甚至劣V类，已经不能用于饮用。

十多年前，笔者去过有“春城”之称的昆明，为了领略云贵高原圣湖的风光。曾专程到滇池一游。未近湖边，就闻到一股恶臭，向当地老乡一打听才知道，滇池已污染多年，原本清澈的湖水，不时向外散发着臭气。滇池的污染治理，其实从那时已经开始。如今十多年过去了，投入了多少治理费用不得而知。听一位朋友讲，他刚从那里回来，滇池污染如旧。污染一片水域容易，想要彻底根治却是难上加难。难道，淮河流域也要步滇池的后尘?

水是生命之源，难道我们真的要以“发展经济”的名义，让“给我们子孙后代多留一片蔚蓝的天空、一条清澈的河流”成为一种梦想?

李宁遭遇“关店门”

李宁公司近日公告，第二季度订单额大幅下滑，导致当日股价大跌近16％，市值蒸发35亿港元。随即，公司抛出解决方案，包括整合一部分业绩不好的门店。按照李宁公司目前超过7000家的店铺总数，以及订货量下跌的幅度计算，此次关店数最可能达到500～600家。

社会声音产品不对路，关店没有用

产品不对路，价格越来越贵，关店是没用的。十年前，李宁一种纯棉的polo衫，棉线粗织的厚实吸汗，物美价廉很受欢迎。再看看现在，李宁店里的纯化纤薄衫要卖几百块，这种产品叫谁也卖不动呀。

发现自己被李宁抛弃了

本来以为自己30岁的年龄还属于李宁的消费群体，看到李宁的广告平面广告和电视广告后，忽然发现自己被李宁抛弃了，他们定位的目标消费群体是90后乃至00后。

李宁在砸自己的品牌

表面上，李宁的问题出在经销商管理上面。实质上，问题关键在高层决策。自从换标后，我再也没买过李宁，李宁这些年的销售额主要是80后和70后在支撑，竟敢叫出背叛80后70后的口号。

本刊观点李宁品牌有点悬

作为第一个走向世界的中国体育用品品牌，李宁在度过十五年的辉煌岁月后，如今进入多事之秋。2011财年，李宁公司的订单最大幅减少，是渠道的问题吗?是店铺的问题吗，是产品的价格吗?显然都不是。没有能长期持续吸引消费者的产品可卖，其结果就是订单量的下降。

这几年，匹克、安踏、361等品牌相继崛起，成为国产体育用品行业闪亮的新星。尤其是匹克品牌，通过与NBA大牌球星联姻代言，在市场中掀起了很强的冲击力，李宁品牌失去的市场份额，谁能说不是落入了这些品牌的手中呢?这些年，李宁又在做什么呢?产品形态“老几样”，新品推出差强人意，市场推广波澜不惊，在一个中外品牌扎堆厮杀的行业里，这种状态就等同于放弃竞争。重塑消费者的信心，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2011年，李宁品牌已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也进入了一个混乱之秋。

股市为何跌跌不休

尽管2010年国内经济增长强劲，但是A股并未因此得到多少实惠，反而成为2010年全球表现最差的股市之一。截至12月25日收盘，中国A股市场全年下跌11.75％，全球排名倒数第二。与此同时，A股融资额居世界第一，截至到12月i6日，A股市场IPO和再融资募集资金规模高达9346.44亿元。

社会声音股市抽血太多

一味地再融资、高价发行和恶意圈钱，抽尽股市仅有的新生血液，加上股指期货投机，最后苦了广大散民。

大机构操控股价

股市暴跌的一个原因是分红太少，大机构投资以涨升方式，诱骗散户进场买高价筹码，再以连续杀跌的方式掠夺散户的廉价筹码，从中获取巨额利益。

股市要让投资者有收益

只有让投资者有收益，才能确保大家投资的积极性。股市高层管理者，要用先进的管理措施发展股市，要做好分红文章，保证广大投资者的收益。

本刊观点股市不能一味圈钱

2010年，中国经济连续两个季度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股市表现却与实体经济背道而驰。股市表现不佳，有以下几个重要原因：

一、圈钱“大跃进”：一方面新股发行提速，中小板、创业板每周都有新股批戢发行，大盘股也不断出笼：另一方面再融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几大银行先后推出巨额再融资计划，一大批上市公司纷纷跟进，形成了壮观的圈钱潮。

二、全流通后遗症：股市进入股改后，“大小非”、“大小限”高密度解禁期，“大小非”减持变现冲动一浪高过一浪，不断从资金有限的市场上抽血。

新型城镇化促1亿农业人口落户 第10篇

对于城镇化的推进, 李克强指出, 我国各地情况差别较大、发展不平衡, 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因地制宜、分类实施、试点先行。国家在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中, 确定省、市、县、镇不同层级、东中西不同区域共62个地方开展试点, 并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重点。所有试点都要以改革为统领, 按照中央统筹规划、地方为主、综合推进、重点突破的要求, 紧紧围绕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多元化可持续的投融资机制、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等重点, 在实践中形成有效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 充分发挥改革试点的“先遣队”作用。并鼓励未列入试点地区主动有为, 共同为推进新型城镇化作贡献。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表示, 新型城镇化的试点名单是通过采取兼顾公平和均衡原则确定的, 均衡涵盖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城市, 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首先是要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 让中央、各级政府和企业共同负担成本;其次是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 调整地方的财源结构, 避免对土地财政依赖过大;另外要改善农村宅基地制度, 使宅基地发挥应有的效益, 增加农民进城的资本;最后则是创新行政管理和降低行政成本的设市模式, 即进行“镇改市”试点。

“试点意在强调可推广、可复制, 试点将在取得一定成效后进行评估再扩大推广。”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发展规划部主任文辉表示, 试点区域除两个省与两个镇外, 大多数是市、县两级, 市包括地级市、县级市以及部分省会城市。他同时指出, 此次试点将以行政区划为单位, 以便有足够的权限进行改革, 并有效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据了解, 中国57座人口百万以上的特大城市集中了1.66亿人, 占全国城镇人口的27%。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与小城镇, 集聚了全部城镇人口的51%。其中县级单元聚集了全国新增城镇人口的54.3%, 是城镇化的重要层级, 而这也是此次将大部分试点定在县、市的重要原因。“从全国选取不同地区的基层单位进行综合型社会试验, 可为推动顶层体制机制改革和基层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提供有益探索。”文辉说。

此外, 李克强总理对城镇化要求做了具体阐述。他指出, 新型城镇化贵在突出“新”字、核心在写好“人”字, 要以着力解决好“三个1亿人”问题为切入点。要公布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探索实行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允许地方通过股权融资、项目融资、特许经营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投入, 拓宽融资渠道, 提高城市基础设施承载能力;把进城农民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 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 不能让他们“悬在半空”。要科学规划, 创新保障房投融资机制和土地使用政策, 更多吸引社会资金, 加强公共配套设施建设, 促进约1亿人居住的各类棚户区和城中村加快改造, 让困难群众早日“出棚进楼”、安居乐业。各地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在“十三五”时期重点向中西部倾斜;积极承接产业转移, 在有条件的地方设立国家级产业转移示范区, 鼓励东部产业园区在中西部开展共建、托管等连锁经营, 以“业”兴“城”, 做大做强中西部中小城市和县城, 提升人口承载能力, 促进约1亿人在中西部就近城镇化, 逐步减少大规模人口“候鸟式”迁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