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遗产价值范文

教育遗产价值范文（精选12篇）

教育遗产价值 第1篇

1 高校教育传承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位

早在1998年10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世界高等教育会议”, 发出了“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 强调“帮助在文化多元和多样性的环境中理解、体现、保护、增强、促进和传播民族文化和地区文化, 以及国际文化和历史文化”。这就将世界不同地区的文化建设和高校教育的文化使命联系了起来。2002年10月, 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明确提出“大学现行教育知识体系中应当反应出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和文化价值”, 这是一次敦促中国高校教育履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责任的动员大会, 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进入校园的肇始, 高校教育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位随之与日俱增, 而对武术未来生存命运忧心忡忡的学者专家也开始将目光投向了教育的前沿阵营———高等院校, 积极推动武术进入高校校园来传承。大学作为人类文化遗产传承的核心区域, 担负着对文化遗产资源研究、整合以及传承、发展、创新的教育功能, 可是高校教育整体功能的实现离不开人的作用。高校智者云集, 不仅热爱武术发展事业的教育工作者, 还有肩负民族未来希望的高素质的大批青年学子, 他们是继承与发展武术文化遗产的中坚力量。将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融入高校, 不但能促进武术教育者完善自身的武术文化理论知识和技术结构, 还能让大学生体悟到武术文化的博大精深, 培养对武术文化的情感而积极献身于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事业中去。另外, 营造浓厚的武术文化氛围又增添了高校的民族特色, 使其成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重要条件。目前大多已列入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亟需重点保护的地方武术拳种还被阻隔于高校教育的大门之外, 以高校教育传承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机制远未建立, 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纳入高校校园传承尚不普遍, 我们要高度认识武术文化对锤炼民族精神、确认民族文化身份的特殊价值, 树立以高校教育传承为“制高点”以不可动摇的地位。

2 高校教育传承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2.1 实现武术教育的文化回归, 夯实社会基础

从历史发展看, 武术文化一直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 这与古代传统文化的“柔性”发展走向关系很大。自从汉代统治者采取董仲舒“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治国方术, “汉代官方学校教育以‘经学’或‘辞赋’取代了先秦时期的‘六艺’, 官方学校教育中, 基本上排除和削弱了身体机能的学习内容”[4]。其后, 中国传统文化虽经历了汉唐的雄阔高亢, 可及至宋明时代, 在理学影响下终至形成了精致内敛、婉约阴柔的文化风格, 宋明理学“‘主静’、‘主敬’的内省工夫, 与体育宗旨背道而驰, 使社会风尚趋于文弱”[5]。传统柔性文化符合了封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 但不可避免的压制了民众的尚武之风, 几千年的封建统治王朝大多对属于“非常态社会”或者“越轨社会”的民间武术活动严令禁止, 致使武术总是作为一种俗文化而隐匿于民间“田间地头”、散存于民俗事象的各种民间民俗活动之中而任之自生自灭。及至近现代, 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洞开中国国门后, 为摆脱被动挨打局面, 中国走向主动接纳西方文化的道路, 同时也表现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迷失, 而且这种文化迷失也迁延到建国后的学校武术教育, 反映在我国学校武术教育从基本的教育理念和具体的体育教学内容深受西方体育教育模式的影响, 即便高校也没有完全扮演起学校体育教育改革先行者的角色, 高校体育教育体系中西体育文化教学内容严重失衡, 有关高校武术教育改革鲜有深层次触动, 高校武术教学内容多是点缀几个国家规定的样板武术套路为教学内容, 这种深受西方体育思想影响以追求“高、难、新、美”为价值取向的几个武术套路技术基本上同武术的丰富文化内涵呈脱节状态, 没有体现出武术文化的广博精深。随着国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 学校教育主管部门应该认识到“在全球伪文化压力面前捍卫自己的文化特征, 高校应该成为这方面的源泉……不应把本民族的伟大文化成就和价值传承抛进受忽视的角落”[6]的文化责任, 将各地域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到高校教育传承轨道, 发挥高校教育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引领示范作用, 稳固和扩大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社会基础。相关资料已显示, 至2002年底, “全国共有高等学校2003所。各类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达1600万人,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15%, 进入了国际公认的大众化教育阶段”[7], 将富有特色的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设置为课程纳入高校教学体系, 以众多知识层次高、思维活跃且具有不同学科专业背景的大学生为传承主体, 通过必修课或选修课学习, 辅以课外的其他武术文化活动形式 (武术协会、兴趣小组、竞赛及表演、讲座、校园武术节等) , 让普通高校大学生在相对固定的时间内, 完成至少2年到4年的武术的技术与理论知识的学习或熏陶, 通过“活态”的教育传承, 使其掌握相关的技能和文化理论知识, 培养武术的民族文化情感和保护意识, 在此基础上, 进行人才优选, 精心培养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未来“传承人”, 为武术文化薪火相传做好高起点的准备。总之, 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经历现代高校教育的洗礼, 才能实现武术的文化回归, 培养出强势的民族体育文化, 以“强内固本”来坚实其“由大到强”的社会文基础。

2.2 唤起对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文化自觉, 提高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首次提出来的概念, 他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 要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 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 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8]。高校教育传承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唤起国民的文化自觉和对本民族武术文化拥有“自知之明”, 让武术发展成为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因素方面的作用值得重视。2013年1月9日, 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 著名文化学者钱文忠教授在中国武文化泰山高峰论坛上提出“中华民族复兴必须要尚武”的鲜明观点, 特别强调了武术对民族复兴的重要价值, 就是基于武术可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的深刻判断, 这种精神动力来源于对本民族武术文化的认同感, 难以用西方体育文化的拿来主义来复制。高校教育传承武术文化就是在高校确立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主体地位, 而不是仅仅传播西方体育文化, 为西方文化做嫁衣, 成为西方体育文化的附庸。只有在文化自觉的主导下, 武术通过高校教育文化传承平台积极同西方体育文化展开平等的交流、对话, 通过高校教育来实现本土生长的内源性文化———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培养国民文化自觉的睿智, 弘扬武术文化精华, 自觉抵制和克服西方体育文化的不足, 在国家层面上建立一种超越西方体育文化主导的双向交流机制, 降低中西体育文化的落差, 才能不断在“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的文化整合”过程中, 将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引向深入, 丰富世界体育文化, 扩大其国内外的影响力。

2.3 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凝聚力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民族精神是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 “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 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 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这将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上升到了民族精神高度, 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就维护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存在样式, 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智慧, 凝聚着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追求和谦恭有礼、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 它无处不渗透, 影响着人们的日常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 为国家发展进步提供了绵延不绝的精神动力。可遗憾的是, 在体育领域我们民族精神的培育和激发更多的是依靠西方竞技体育来完成, 它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因经济停滞、文化落后而急需振兴、崛起的社会重塑民族精神的需要。……但由于竞技内容的西方文化属性, 就使得获得这种成就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传播西方文明的一种廉价渠道, ……”[9], 究其实质是借了西方体育的“体”还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魂”, 而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无从发挥。而“一个没有传统文化的民族是没有根的民族, 一个不能与‘传统和解’的民族犹如‘漂泊的心灵, 失根的兰花’”[10], “成为一个没有精神支柱、情感归宿、文化寄托的漂泊者, 等待她的将是被同化的命运”[11], 高校教育传承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塑造民族精神意义深远, 也惟有民族精神发扬起来, 才能更好促进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两者是良性互动的。以高校教育传承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培育民族精神, 通过高校教育让大学生参与有关武术“非遗”的各种活动, 提高武术文化修养, 奠定本民族的价值观、增加文化认同和文化情感, 体认蕴含其间适于时代发展的文化精神, 在国家意识层面树立起民族精神的根基, 以传承和弘扬武术文化为本位, 才能在固守本源基础上将中西体育文化先进成分内化于民族精神的培育之中。

3 高校传承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途径

3.1 以大学的文化使命为高度, 树立高校教育传承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理念

大学担负重要的文化责任就是造就具有民族文化特性的人, 使之以中国人的身份面向世界、走向未来。大学要经受“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的考验, 耐得住寂寞与冷清, 潜心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精神财富和思想源泉, 引导社会成员有意识的自觉体认民族文化的价值所在, 以完成它的文化使命, 从这个意义上要树立高校教育传承武术非物质文化的基本理念, 将武术文化遗产中包含的民族精神融入到学校工作中去, 克服、纠正高校教育传承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引领作用发挥不够的不足, 加大武术文化在高校校园的普及推广, 使高校成为武术文化保护、传承、创新、发展的重要场所, 为武术文化传承构筑坚实的社会基础, 促进民族文化的繁荣复兴。

3.2 发挥相关管理部门与高校的联动工作机制

高校教育传承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 需要得到普通民众以及管理部门的价值认同、政策支持及资金投入。建议在国家教育部指导下, 由各省市制定本地域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的推广计划, 其中包括制定教学指导纲要、特色教材编写、师资培训, 建立传承人 (武术人才) 信息库, 优选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逐年增加经费投入, 明确高校教育传承的目标, 定期检查评估, 使高校教育传承武术非遗文化具有系统性、完整性、稳定性和强制性。

3.3 组建科研队伍, 深入研究, 创新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体系

以省市地区为单位, 从高校中抽调一批科研能力强, 在相关领域有一定研究基础的专家学者组成科研团队, 运用多学科知识展开专门研究, 构建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体系, 多方位、多层面地对传统武术技术和理论进行现代化阐释, 为武术文化的高校教育传承工作提供学术支撑, 并给予科学指导。

3.4 加强专业师资教育培训

高校教育传承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 队伍是基础, 人才是关键。专业体育院校的武术系或民族传统体育系, 或高等师范院校的武术专业应担负挖掘、整理和开发地方特色武术文化资源的责任, 在教学大纲中选择增设部分国家级或省市级有代表性的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校本课程, 培养专门师资, 并对高校在职武术教师开办培训班, 使之担任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薪火传递者。

3.5 加速推进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

利用高校优质师资、场地、器材设施条件较好、完善系统的教学体系, 将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体育课程, 引入学生社团活动, 校际间定期举办特色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竞赛、表演、交流会等, 多渠道让大学生领略到武术文化的魅力, 使乡土气息浓厚的武术文化在高校中得以保护与传承。

3.6 营造高校教育传承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环境

武术文化保护与传承脱离不开它生长的基础环境。高校教育传承环境可分为有形环境和无形环境, 通过创设武术文化景观、健全场地设施和器材建设, 采取丰富的活动形式 (展览馆、社团活动、讲座、竞赛表演、校园文化节) , 利用影视、网络、校园广播、博客、校报等传媒工具进行宣传展示以营造有形环境, 通过完善规章制度、管理手段、教育传承理念等营造无形环境, 鼓励和引导大学生广泛地参与到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中来。

4 结语

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留传下来的优秀民族传统文化, 凝聚着民族智慧, 传递着民族情感, 是中华文化和历史发展“活”的见证, 是需要倍加珍视的精神家园。惟有改变被长期忽视的民族武术文化资源进入主流教育的积弊, 通过积极推进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高校校园, 发挥高校教育传承文化的功能, 利用高校教育的文化辐射力、推动力和示范力强的优势, 促使民族古老生命记忆———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 才能使新世纪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立足于坚实的民族文化根基之上。

摘要：文章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 对高校教育传承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认为:高校教育传承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地位。高校教育传承价值在于:实现武术教育的文化回归, 夯实社会基础;唤起对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文化自觉, 提高民族文化主体性;提供强大的精神凝聚力。文章最后探讨了其价值实现的途径, 以期为高校教育传承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一些思路。

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的价值 第2篇

丽江古城，又名大研镇，始建于宋末元初(公元13世纪后期)，位于中国西南部云南省的丽江市，坐落在丽江坝中部，与四川阆中、山西平遥、安徽歙县并称为“保存最为完好的四大古城”，它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唯一没有城墙的古城，据说是因为丽江世袭统治者姓木，筑城势必如木字加框而成“困”字之故。丽江古城于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历史文化遗产。

丽江古城是一座具有较高综合价值和整体价值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从城市总体布局到民居建筑、院落装饰既融合了汉、白、彝、藏各民族精华，又保持着纳西族的特质。丽江古城全面反映了纳西族和其它世居在丽江的少数民族多元的文化艺术形式，它是中华民族历史成就的标志之一。在宗教冲突、文化冲突的现状下，丽江古城却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多民族文化的和谐做出了典范，体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城镇建筑中所特有的人类创造精神和进步意义，是不可多得的重要遗产，为研究中国城市建设史、建筑史、文化史提供了例证。

丽江古城是自然与人文的完美结合，艺术与生活的有机统一。丽江古城有别于中国任何一座古城，城中无规矩的道路网，无森严的城墙，古城的建城理念打破营造自己的小环境、小庭院的布局，完美地将山、水、田园、城镇结合在一起形成整体空间形态。古城的建筑、历史、文化、社会形态等遗产在一段时期内对纳西族的文化、建筑、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等产生过重大影响，为传统人类居住地、土地使用提供了杰出范例。其中部分遗产价值为人类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着独特的历史见证，至今依然发挥着其价值功能。

丽江古城世界文化遗产与纳西族特殊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是纳西族民族个性、文化特质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纳西族语言、口头传诵和表述、社会风俗、礼仪、节庆、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而存在，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至今，它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丽江古城世界文化遗产伴随着纳西族文明与进步发展起来，是全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在全球文化趋同的困境中，面对强势文化的冲击，丽江古城开放、和谐、注重历史的文化价值观和地域群体的文化凝聚力，这正是它作为世界遗产为人类所贡献的突出普遍价值所在。

文化遗产价值探讨 第3篇

关键词：文化遗产价值使用价值利益群体

中图分类号：G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973(2011)003-185-02

1、文化遗产的概念及现状

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中国自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以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共26处，文化与自然双遗产5处，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4项。国务院自1961年起共核定并公布了六批共计2276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布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名录两批共计1028项。其他各级文化遗产也分别由各级行政主管部门确立及监管。在各级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中，政府、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当地居民、企业等利益相关群体间出现了各种价值和利益纠纷，学界也对于开发与保护孰轻孰重、如何进行而纠缠不休。究其本质，还是要回到对文化遗产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认识上。

2、文化遗产价值构成

文化遗产的独特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广义的文化遗产的价值具有一般物品价值所无法包涵的部分，这一部分可以称为存在价值V₁，存在价值相对于全人类、全社会而言，由于其独特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价值不可定量估计。另一部分可以称为使用价值V₂，是文化遗产在开发利用中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效益，相对于开发商、行政主管部门和区域人群而言，即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这一部分价值可定量。

2.1文化遗产的存在价值V₁，是由文化遗产相区别于一般物品的特性而产生

其中，又可细分为历史价值V₁、文化审美价值V₂、科研教育价值V₃、情感价值V₄。这一系列价值指标，都不可以定量标准衡量，表现为文化遗产的无价，决定了文化遗产需要保护。

2.1.1历史价值V₁

历史价值是文化遗产最基本的价值体现，是文化遗产作为“遗产”自身的核心价值。文化遗产反映了其产生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艺术水平，经过了时间的积淀和历史的考验而保存下来，其历史价值是唯一的、不可再造的。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受到真实性、历史沉淀时间、历史地位等因素的影响。文化遗产的真实性越高，保存的越完好(而非还原度高)，对于历史的反应程度越高，其历史价值越高：文化遗产的历史沉淀时间越长，历史价值越高；文化遗产所关联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越重大，知名度越高，该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越高。

2.1.2文化审美价值V₂

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璀璨文化的遺留，其本身具有艺术性，符合人们对于特定文化的审美情趣，具有文化审美价值。文化遗产的文化审美价值，受到艺术风格、文化认同度和稀缺性等因素的影响。文化遗产的艺术风格，代表着该文化遗产的产生时期、所属艺术派别等，其艺术风格越独特，文化审美价值越高：文化认同度，是当今社会对于某种历史文化的认同程度，表现为当今民众对于某种文化元素的偏好，文化认同度低的传统文化，如不加以保护和扶持，就有可能被遗忘，逐渐消失于历史舞台，而认同度高的文化，其相对应的文化遗产也会受到追捧，相应的文化审美价值越高：稀缺性，是指该文化遗产的独特性和稀缺程度，越是稀有的文化遗产其相应的文化审美价值越高。文化审美价值是与当前时代主流的文化审美情趣相联系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2.1.3科研教育价值V₃

文化遗产的科研教育价值，由科研价值和教育性决定。文化遗产作为历史遗留，在考古和文化研究领域，都具有可挖掘的潜在价值。同时，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化的体现，对于后人也存有教育意义，例如诸子百家思想、佛教道教文化等，都对后人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2.1.4情感价值V₄

对于同源文化而言，文化遗产是相近文明背景的凝结，是同源文化群体寄托对本文明的爱戴与留念的情感载体，与人类寻根探祖的愿望相联系。对于异源文化而言，文化遗产是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媒介，满足异源文化群体对于不同文明的好奇与追求，增进异源文化群体间的理解和喜爱。文化遗产具有情感价值，表现为现时人类的情感需求。

2.2文化遗产的使用价值V₂

是文化遗产这种特殊的资源，经过开发利用，形成文化遗产产品进入商品市场，通过经营而获得的经济价值。

文化遗产的使用价值具有依附性和潜在性特征，文化遗产具有使用价值V₂，首先必须具各存在价值V₁，V₂依附于V₁存在价值越高，使用价值越高，存在价值是使用价值的必要条件，这决定了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同时，文化遗产的使用价值又具有潜在性，不是所有的文化遗产都具有使用价值，也不是所有存在价值高的文化遗产一定具有高使用价值，存在价值不是使用价值的充分条件。只有通过对于文化遗产文化内涵的挖掘、包装、开发，形成文化遗产产品，再经过一定市场运作，才能获得经济收益，从而具备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可以定量的，其价值量受到存在价值V₁的影响，同时与文化遗产的开发水平、市场供求关系相关。文化遗产的使用价值又可划分为直接使用价值和间接使用价值。

(1)直接使用价值，是通过对文化遗产的开发和商品化运作，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开发运营商和区域群体(如文化遗产所在地居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等)所能获得的直接经济效益。

(2)间接使用价值，是由于文化遗产的魅力吸引，而产生的间接的经济效益。如文化遗产所带动的当地旅游业、运输业、餐饮业、住宿业的经济收益，城市形象与品牌的树立，以及进一步带动的投资等。

3、文化遗产的价值相关利益群体

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活动的遗留，反映人类文化的精粹和发展过程。文化遗产的存在价值，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主权国家范围内，而关系到全人类、全社会、各文明，文化遗产存在价值的开放性决定了其利益主体为全人类，是一种公共利益主体，政府有义务以财政支撑保护并监督调控其利用，为全社会提供文化共享平台。

文化遗产的使用价值带来经济收益，其利益主体为相关

行政主管部门、开发运营商和区域群体等。这些利益主体各自追求的目标又各有不同，导致了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中利益关系的混乱和盲目，经常出现侵害一方利益主体或者公共利益主体权利的情况。行政主管部门对于监管权的层层下放和多头管理现象，导致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监督不力。地方行政追求创造高GDP、地方官员追求在任期内做出政绩，都易导致文化遗产开发利用中的短视行为。相应的，开发运营商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不可能也无力为保护“属于全社会、全人类的”的文化遗产而买单。区域群体如文化遗产所属民族、地区居民等，追求的是生活水平的改善，但由于该利益主体个体分散，难以形成合力，他们的利益应由公共代理人(政府)来保护，但与此矛盾的是，他们的目标与政府的目标不能完全一致。文化遗产使用价值各利益相关主体追求目标的矛盾，正是形成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难题的关键。

通过对文化遗产价值构成的分析可以看到，文化遗产的存在价值是使用价值的必要条件，所以公共利益主体至上的原则不应被打破，即对于文化遗产，首先应该是保护，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遗留，任何主权国家、地方政府都应有义务保护其永续存在，为全社会可享；当代人有义务让下一代人也拥有享受此项遗产的权力。使用价值之所以得以实现，V₂相关利益群体的经济利益得以获取，也是以存在价值的存在为基础的，这些经济利益不仅仅得益于当代对文化遗产的开发，更是得益于历代对于该项文化遗产的保護与传承。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资源开发方式也在逐步转型，原有的粗放型开发方式在向可持续性的开发过渡，在这期间，更需要政府作为主导来指引我国璀璨文化遗产的前途。认清文化遗产的价值构成，有利于从根本上确立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针。

(基金项目：江苏省文化科研课题(10YB15)，江苏省文化产业产权交易市场研究。

徐州工程学院科研课题(XKY2010305)，江苏省文化市场研究。)

参考文献：

[1]中国的世界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EB／OL].http：／／www.sach.gov.cn／tabid／95／Default.aspx.

[2]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EB／OL].http：／／www.sach.gov.cn／tabid／96／InfolD／16／frtid／96／De—fault.aspx

[3]国家名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EB／OL].http：／／www.ihchina.cn／inc／guojiamingluJsp.

[4]郑易生.自然文化遗产的价值与利益[J].中国园林，2002.2.

[5]施国庆，黄兆亚.城市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探析[J].特区经济，2009.11.

[6]宋峰，杨成.遗产本体价值的回归[J].文物世界，2009.1.

教育遗产价值 第4篇

据了解，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民族工业、国外资本工业以及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在我国大地上留下了各具特色的遗产，它们构成了我国工业遗产的主体，反映了我国工业化时代的特征。

据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教授俞孔坚介绍，从发生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在我国社会发展的视野中，我国的工业遗产总体上可分为近代工业遗产 (1840—1949年) 和现代工业遗产 (1949年之后) 两大类。

我国近代工业遗产

俞孔坚指出，我国近代工业遗产分属以下四个阶段：——我国近代工业的产生阶段的遗产 (1840—1894年) ：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帝国从居天下之中的自我陶醉中惊醒，满朝文武开始寻求强国之策。然而，即使是最有头脑和进步的新派权贵，也没有从封建帝国专制的本质中去反思江河日下的根本原因，而是试图“觅制器之器”、“以夷制夷”，试图通过引进西方近代工业，来巩固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制衡西方列强，客观上使我国近代工业的众多领域实现了从无到有，零的突破。

兴办近代工业的主力是清政府中具有维新思想的，以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创办的官办产业，以及满怀实业兴国思想的民族资本家。同时，很大一部分由来自英国、美国、德国和俄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殖民势力及其买办创办。传统手工业发展遭遇现代机器大工业的冲击，但在轻工业领域仍然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这一时期的工业遗产十分丰富，如汉阳铁厂、金陵机器局、大沽造船厂等。

——近代工业的初步发展阶段的工业遗产 (1895—1911年) ：1895年中日甲午一战，李鸿章苦心经营20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随后的中日《马关条约》迫使国门洞开，日本和其他西方列强资本在华设厂不受限制，我国丧失工业制造专有权。而我国民间资本在夹缝中求生，艰苦创业之精神和努力足以感天地、泣鬼神。工业投资的重点领域仍然集中在船舶修造、矿山开采等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业，轻工业则以纺织、面粉为主。这一时期的工业企业增多，每个行业内部也初步形成多足鼎立的局面。这一时期的典型遗产包括日耳曼啤酒股份公司青岛公司、横道河子中东铁路建筑群、昆明石龙坝水电站、南通大生纱厂、上海阜丰面粉厂、景德镇瓷业公司、北京东直门自来水厂、商务印书馆等。

——私营工业资本迅速发展阶段的工业遗产 (1912—1937年) ：我国近代工业最终没有挽救、实际上反而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日本侵略势力在华的投资占绝对优势，势力延伸到煤矿、铁矿、纺织、面粉等重要行业，大量掠夺资源，排挤民族产业。随着清帝的退位，民族资本不再甘于殖民主义者的侮辱，奋然崛起。北洋军阀政府以及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归国华侨成为重要的工业投资者，使我国近代工业逐渐走向自主发展。这一阶段的工业遗产包括个碧石铁路、鸡街火车站等。

——抗战和战后短暂复苏时期的工业遗产 (1937—1949年)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成立工业综合体，疯狂掠夺我国资源，供给在华战争军需。由于华东地区主要城市沦陷，我国开展了一场由国民政府组织、爱国民族资本家积极响应的工厂内迁的壮举，促进了西南地区的开发和工业化进程。同时，为抗战而建立的兵工厂更记载了中华民族不甘受屈辱而奋起抵抗反击的历史，如黄崖洞兵工厂。

我国现代工业遗产

我国现代工业遗产类型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现代工业发展历程的写照。浓重的红色文化，频繁而不平凡的政治变革，都在我国的工业遗产上打上了烙印，在世界工业遗产中独树一帜。

据俞孔坚介绍，这些遗产分属以下三个阶段：

——社会主义工业初步发展时期的工业遗产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5年“文革”前) ：这个阶段里，新中国对原外资企业、国民政府经营企业、民间私营企业以及手工业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在苏联专家的援助下，兴建了一批大型重工业企业，初步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现代工业基础。大跃进时期“以钢为纲”的方针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不良后果，但另一方面也留下了属于那个时代特殊的工业景观，包括1958年开始兴建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1959年的石油工业中的松基三井、1958年开始兴建的核试验基地等等。

——社会主义工业曲折前进时期的工业遗产 (1966—1976年的十年文革) ：社会主义现代工业在动荡中曲折发展。出于备战考虑，在西南腹地新建重工业基地的“三线建设”运动，大大促进了西南地区的开发，形成了一批新兴的工业城市。这个阶段的工业遗产目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社会主义工业大发展时期的工业遗产 (1976年“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之后) ：我国工业持续稳定发展，工业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个体与私营工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的崛起，国有工业比重下降，开创了多元化工业经济格局。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传统制造业在一定程度上活力降低，老工业基地产业转型过程中涉及大量工业用地重新利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首钢搬迁都成为学术界和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尽管离我们很近，但是，这个阶段同样有具有独特价值的工业遗产。

像对待历史文物一样对待工业遗产

国际上广泛认为，工业遗产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价值：

——历史价值：对认识普遍的或某类工业活动和过程具有典型的、重要的意义;

——社会价值：工业遗产记载了普通大众的生产和生活，是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基础;

——科技价值：它们在机械工程、工艺、建筑和规划等方面具有技术和科研价值;

——审美启智价值：在工厂 (场) 、建筑和构筑物的规划设计，工具和机器的设计和建造工艺方面具有美学价值，以及启发后代人创造性思维的启智价值;

——独特性价值：有的工业遗产在场地适应、布局、机械和安装、城镇等工业景观、档案及留给人们的记忆和习俗等非物质遗产方面都具有内在的独特性;

——稀缺性价值：某些遗产在工艺、场地类型和景观方面濒临消失，使该工业遗产独具价值而需倍加关注，那些早期的具有开创性的工业景观更是如此。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也对工业遗产的价值予以充分的肯定，他说，工业遗产作为城市近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遗存，是阅读城市的重要物质依托。认定和保存有价值、有特点的工业遗产，并加以合理利用，对于维护城市历史风貌、改变千篇一律的城市面孔、保持生机勃勃的地方特色，具有特殊意义。所以，必须对工业遗产给予足够的重视，要像对待历史文物那样对待工业遗产。

在日前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组织召开的“城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专题研讨会”上，专家则总结性指出，加强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将有效地推动文化遗产事业的深入开展;极大地促进城市历史发展研究、工业文明及科技水平研究等;有效地促进城市功能的提升、空间结构的优化、城市经济的转型、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提高，并在增加城市就业岗位、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改善城市环境面貌、提高城市竞争力等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那么，世界工业遗产以及我国工业遗产的保护走过了怎样的历史进程呢?当前我国工业遗产保护现状又是如何?

教育遗产价值 第5篇

肖刚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

[摘要]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这个国家、民族现存的文化记忆以及区别于其他国家、民族的独特的发展标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外来文化的猛烈冲击下，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快速变异甚至消失。本文通过正确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和旅游价值，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现状及影响因素，提出在对其旅游开发时，应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调查评估，要注重传承人的人才队伍建设，政府要发挥行政保护作用，建立健全法规和各部门的协调机制等旅游开发措施。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价值；旅游开发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创造了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它既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又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标志，它承载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族群文化生命的密码。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旅游资源，它对旅游开发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在现代旅游中，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非物质文化旅游兴趣日益增长。因此，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价值是并对其进行合理的旅游开发有重要意义。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特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完善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作为物质性、遗址性、建筑性文化遗产相对应、相对称的概念而提出来的。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为“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5个方面的内容：（1）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无形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仪式礼仪、节日庆典；（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中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权威界定来自国务院办公厅2005年3月发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该文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表述为“我国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表演艺术和文化空间）”。它的范围包括：（1）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2）传统表演艺术；（3）风俗活动、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技能；（6）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这里的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2006年5月20日，中国政府公布的第一批5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分民间故事、歌谣、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技、美术、手工技艺、传统医药、习俗等十大类别。

从以上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十分广泛，这决定了其特征的复杂。具体包括以下几个特征：第一、表现形式的多样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既包括无形 的观念、信仰、技艺，也有物态的实物和场所。第二、流传方式的多样性。有的通过个体或家族传承（如手工艺），有的则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如礼仪）。第三、创作文体的不确定性。某些通过家族或群体传承的形式可以追溯某一特定创造个体，更多时候是在一群人中世代流传下来，很难考证具体的作者，因而其主体具有不确定性。第四、传承发展的动态性和不平衡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是代代相传的，与人的生活密切相亲，很多时候就是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映。它是动态的，其内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而发生变化，有的可能发展，有的可能消亡。使人们很难判断其发展或消亡是否合理。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目前, 国外不少学者对世界遗产的旅游价值研究相对较多, 由于国外遗产旅游的开发较早, 对遗产的旅游价值研究更多是与旅游者的感受相联系, 即从消费者的角度来分析遗产旅游价值的开发。如理查德兹曾指出: 为了适应人类的偏好差异, 注意就要转向遗产的吸引力。[1]特欧和叶欧也认为: 随着越来越多的旅游者被吸引到遗产地, 它的真实性被推向危险。[2]中国多数学者对世界遗产的旅游价值作过较多研究, 都更加倾向于对遗产的保护性价值与旅游价值的相结合。由于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发展刚刚起步, 多数学者更加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价值。[3]如闻峰在解读遗产的真正价值时指出: 遗产的价值是多方面的, 遗产自身的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三者构成一个价值体系, 这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解读也是一种提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研究具体来说有需求与存在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知识价值、艺术价值、科学研究价值、教育价值、精神价值、历史价值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的以上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为其开发提供可能。[4]

国外已有不少学者对遗产旅游及其价值的开发进行过相关研究, 对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及其价值的开发研究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国外学者更倾向于遗产的旅游产品属性及旅游者的体验感受。如理查德兹认为: 遗产旅游可以被定义为一种过程, 或者作为一种产品。为了在旅游动机和遗产旅游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人们必须了解动机的形式。[1]莫西卡多则认为遗产旅游是由旅游者与资源之间的交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经历。[5]3-16类似地, 鲍瑞尔等人确定遗产旅游作为一种 旅游者对特殊地点的感觉而产生的现象。[6]而中国学者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认识则更倾向于一种保护性开发。如尹小珂(2006)认为非物质文化环境是旅游 产业发展的重要根基, 要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与经营政策来保护和经营好非物质文化遗产。[7]张瑛(2006)以云南民族歌舞为例, 指出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中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 从而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利用的双赢。[8]崔凤军(2006)从旅游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关系的角度出发, 阐述了旅游业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问题。[9]刘茜(2005)提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建立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 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发展旅游业相得益彰、互相促进。[10]肖曾艳(2006)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互动研究为出发点, 为指导该领域的开发提供新视角。[11]刘建平(2007)指出发展旅游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坚持两者既对立又统一。[12]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从某一地区、某一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历经岁月沧桑，保存、流传下来, 反映着历史文化传统和文化变迁。这构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潜在的旅游价值。具体来说,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旅游资源，[13]它的旅游价值主要因具有以下价值而得到体现： 1.审美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较好, 且特色鲜明, 这是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物质形态基础。这其中的工艺品、表演艺术、民族服饰等，是历是历史上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人民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展示着各民族的生活风貌、艺术创造力和审美情趣。还有各民族的服饰做工精细, 具有浓厚的地方风格和显明的特色, 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2.历史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历史悠久,它承载着丰富的历史, 是以前时代流传下来的历史财富。由于远离都市, 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使它得以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 如民风民俗、方言习语、宗教信仰、节庆庙会等等。这为地方史、专门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的研究提供了完整详细的资料, 对于认识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轨迹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 这种旅游资源对旅游者来说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旅游者通过旅游可以从中动态地了解历史、认识历史。

3.文化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鲜活的文化,具有原生态的文化基因。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存在价值是以该民族身份的原生状态的文化形态而出现的。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文化内涵、探究其文化价值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向深层次开发的需求, 它能使游客更好地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体现出该民族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发展踪迹, 从而达到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文化品位, 扩大视野, 增加知识的良好效果。

4.科考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历史的产物,是对历史上不同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科学技术发展程度、人类创造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原生态保留和反映, 是后人获取科技信息的源泉。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不同的发展历史, 经过千百年的沉淀传承又相对完整地保留着, 为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剧作家提供了考察研究的范本。这些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艺术家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客源市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 通过他们的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成果的宣传和推介, 进一步扩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和知名度, 并逐渐被旅游者所接受而成为了最具有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因此, 可以这样说,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考价值为当地旅游的发展和深层次开发起到了重要作用。[14]

5.教育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科学知识、艺术精品的资源, 是教育的重要知识来源。旅游者通过前往旅游区旅游, 能身临其境, 进一步详细了解旅游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可以增加对它们的历史发展的认识, 详细了解它们的内容, 而且可以对旅游者起到教育的作用。

6.经济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具有原生态的文化特征, 所以蕴涵着巨大的经济价值。旅游地通过对民间艺术真实地展演、对民俗文化的旅游开发,能更好地提高旅游地的知名度。与此同时, 对传统工艺品进行重新设计包装成旅游商品, 旅游者购买当地的旅游商品, 能对当地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从而拉动经济增长。[15]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现状及影响因素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者追求新颖、独特、猎奇、体验的心理体验增加。这刺激了各地旅游产业不断升温，人文景观愈受青睐，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被开发利用的趋势日益增加，这样当地人民群众世代传续和长期保留下来的原发性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就存在于越来越多的旅游观光活动和人为开发过程中.虽然发挥了可观的效益优势，但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流失和变异。由于缺乏保护意识和措施，加上利益驱动，大量民间传统文化器物和艺术品被随意地改成旅游纪念品,没有对其进行精心设计；许多民族民间艺术表演和民间礼 仪习俗、节庆等，由于盲目开发，许多表演艺术不是真正的传承人在表演，从而丧失了祖先传续的原始韵味和文化底蕴，变成了平淡的商业表演；旅游地商家为了经济利益粗制滥造当地艺术品为旅游商品，这严重扭曲了该艺术品的本意。由于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不利，不少地方出现了旅游场所及内容雷同并粗制滥造的趋势，许多民俗村的民居都是房檐上挂几串辣椒，房内摆一台织布机，游客进门三件事：喝茶、跳舞、坐花轿。有的地方的民族民间艺术表演完全是社会上临时招聘的人员，穿上民族服装演出就称为民族表演，甚至有的表演还加了某些不健康的内容。这些毫无品味和千篇一律的旅游活动，实在令人游客感到乏味。所有这些，不仅使旅客对非物质文化的原真性在认识上产生误导和扭曲，而且对有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了原生状态的破坏和正常传承的破坏，同时，也损害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弥足珍贵的优秀文化传统。长此以往，旅游活动自然丧失原有的吸引力从而使经济效益大打折扣，加上不正确地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也会使得非物质遗产文化遗产不能有效传承和保护，造成这些活态文化的濒危和消失，导致它不能可持续发展。

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现状分析，可知道影响上述的因素大致有以下五个方面：

1．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调查不充分。旅游地没有认真地充分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调查，旅游资源调查是进行旅游开发利用、旅游发展规划编制的基础工作之一，它是开发适销对路旅游产品的前提条件，在旅游开发的整个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旅游开发者调查旅游资源，以往只是注重对有形的旅游资源的收集，而轻视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特别是隐藏在民间的绝密之类非物质文化，使其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即便是旅游开发也是粗浅的、失真的。这就影响到人们更好地认识到它的价值，意识到它的珍贵性，从而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过程中不利于更好地保护。

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重视不够、保护不足。各级政府和旅游部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保护重视程度不够，使得传承人严重缺乏，不少地方还没有把培养和保护传承人摆到旅游开发的重要议事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以人为载体的，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环节。众所周知，文化旅游能成为当今游客首选目标，就是由于有许多的民间传承人参与到旅游活动中，这样游客来此旅游就会留下很深的记忆，为以后的重游并带动他人旅游打好基础。但是有的旅游地为了满足旅客的猎奇的心理，旅游开发中一些民族风俗被改造，被夸张，而导向奇异、古老、原始、甚至野蛮、低俗，市场的商业气息败坏了文化的内涵和意义，由此稳定的精神信仰和民族凝聚力也会被冲击。

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体系滞后。对于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尺度范围，以及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具体事宜，目前为止还没有较完善的法律规定。对保护工作还没有严格的制度要求，尤其是保护标准和目标管理不规范。社会各界力量的参与得不到协调整合,缺乏政策、法律上的鼓励和保障措施。因此,改变这一局面就成为对当前政策制定和立法实践的客观、必然要求。

4．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保护方式有待改善。所谓行政保护指的是政府、国家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上的行政行为，如开展普查、建档、研究、保存、传承、弘扬等，以及为实现这些保护行为而提供的财政、行政、技术等措施。行政行为在一般意义上是具有强制性的社会组织管理行为。但行政保护行为区别 于其他行政行为的最大特点，应当是通过这种行为达到有效保护或保存对象之目的。因此在根本上它应当是一种服务性行为或保障性行为。行政保护决不能简单等同于行政审批或不当干预。非物质文化遗产千百年来主要是依赖民族民间土壤自然生存、传承下来的，一旦行政手段过分或粗暴干预，从而破坏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其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从现实中看，已经出现了不少类似问题。例如，违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身特点和规律，人为毁坏其原生态环境，采取强制手段改变其原貌；或以经济效益、旅游发展为目的，任意利用或无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使之受到严重损害等。因此在这里，应当特别强调行政保护的一个重要性质就是行政保障，即行政部门对保护工作所提供的财政、政策、方式等各种保障。

5．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波及的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不协调。旅游业牵涉部门较多，由于旅游相关部门有着各自的利益需求，如文化部门强调保护，认为旅游开发会对非物质文化产生破坏，没有意识到旅游开发会给其带来经济利益，更利于对其保护。而旅游部门过于商业化，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从而忽视保护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到只有认真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才能对其进行可持续地利用。加之政府人员组成方面的主观约束，以及各部门职责不清晰，造成局部与整体、下级与上级等多重利益交织在一起,缺乏协调机制，导致政府职能错位和职责不分，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

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措施 1.认真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

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 就应该全面了解和掌握各地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要对所在地的全部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进行实地详细普查, 并建立非物质文化名录体系。要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现代高科技方式,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整理记录, 进行分类建立档案和数据库, 作为旅游开发的有形可视资源。可以借鉴“数字九寨”(全称: “数字九寨综合示范工程”)管理信息系统。2006 年, 建设部启动了 18 个“数字景区”的试点, 其中 1/3 的景区是世界遗产地;[16]而后, 又将数字化景区建设的试点单位扩充 24 个景区(包括九寨、黄山两个示范点)。[17]基本形成以世界遗产地为主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数字化建设试点体系。它是中国世界遗产地, 也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中率先自主创新、通过数字化管理进行实践探索的典型个案。通过借鉴“数字九寨”管理信息系统, 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数字化建设更加完善, 从而彰显出“协同”保护与开发的管理功效。[7]这样能更好地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18]从而有效地保护其历史、科考、教育、文化、审美旅游价值。

2.要突出原生态性, 精心设计旅游产品

旅游产品的设计应该突出旅游资源的特色和个性, 满足旅游市场需求。按照合理布局、重点开发、开发有据、开发有序的原则, 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19]济价值。目前, 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旅游产品的载体形式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民俗文化村、民族手工艺旅游纪念品和实景舞台剧等, 其中以 《印象·刘三姐》 为代表的以展示民族民俗文化特色的实景舞台剧日渐盛行。这种新型的[20]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型为旅游产品的模式, 具有显著的市场效应。基于民族文化旅游主题开发的 RMTP(资源、市场、主题、产品)理论基本框架,[21]从旅游产品 开发的原理考察,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型为旅游产品的路径有: 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园、民族手工艺旅游纪念品和依托旅游景区景点的实景舞台剧。博物馆陈列式展示的形式较单调, 若辅以现代的动漫展示技术会有一定效果。主题公园, 例如成都金牛区正在设计主题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园, 但载体化难度高, 并容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简单化、庸俗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型为旅游产品的必要前提是有效载体化。张艺谋“印象系列”的成功表明,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大型自然景观资源实体的紧密结合而形成的大型实景舞台表演的“载体化”效果非常显著,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型为旅游产品成功的一种途径。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原生态基因, 在旅游开发中, 要充分利用其独特的原生态性加以创新来设计旅游产品。同时,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多样性, 我们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规划与开发时, 要突出它最具特色的重点开发, 注重合理开发与保护。

3.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人才队伍建设 传承人是直接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沿袭的个人或群体(团体),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活态载体。旅游地要增加非物质文化的旅游吸引力, 就要突出其旅游资源鲜明的特色、独特的个性和原生态的基因, 使旅游者在众多的旅游宣传信息中做出旅游决策。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历史悠久, 世代相传久远, 再加上它面临着外来文化和商业化的冲击。许多地方的民间技艺、民族歌舞、杂技戏剧的传承人严重的流失或断代, 还有的旅游景区为了追求最高旅游收入, 临时拼凑了非传承人的人来表演民族歌舞、杂技戏剧。若长期以这种方式来愚弄旅游者, 结果必然会导致旅游地形象破坏, 旅游者减少, 旅游收入明显下降。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不可再生的角度来说, 各地方和旅游区应该培训各类民间技艺、民族歌舞、杂技戏剧等特殊的人才, 这样既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又有利于它的旅游经济价值。为非物质文化资源利用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的支撑。

4.建立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法规

国外一些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是通过政府出台政策措施与法律法规的方式来解决, 比较典型的是日本和韩国。日本早在 1950 年便开始实施 “无形文化财产”保护法, 政府设专职部门予以管理。中国政府应该从行政法和民法两个方面制订更加详尽的法律、法规,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供法律上的保障。行政法规范的是政府的行政行为, 如普查、建档、研究、保存、传承、弘扬等, 以及为实现这些保护行为而提供的财政、行政、技术等措施。民事法律提供的则是一种民事保护, 即保障相关知识产权人的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实现。同时政府还应制定明细的行业条例规范旅游市场行为, 还应针对各级 政府管理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 建立旅游产业开发与非物质文化资源保护的协调机制, 明确规定旅游行政管理部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部门的职责权限和相 互联系。从而避免造成“一流资源、二流开发、三流产品”的状况。5.在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中, 要充分发挥政府行政保护作用。从政府的职能看, 政府作为公共权利的代表者和行使者, 有义务、有职责对社会发展中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国家公益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多样性、复杂性和脆弱性决定了其保护工作相当重要。政府主要通过“保存”和“传承”两种最主要方式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从而更好地引导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决定了保护行为的方式和内容, 对一切文化遗产而言, “保护”的首要意义就是“保存”, 即采取各种措施有效地将其既有的物质形态 保存下来, 使之永续存在。这些措施包括考古发掘、整理归档、收藏修复、展示利用等。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文化室主任朱兵认为政府应该通过建立保护名录制度和传承保障制度, 从政策上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行政保护, 能缓解和改变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处的濒危状态, 无疑是具有可操作性强、最为有效的办法。这样能有效地防止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中低档次、盲目、急功近利行为以及滥开乱编的破坏行为, 从政策层面保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更好地引导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五、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族群或者地区人民的精神家园，要充分认识其旅游价值，普查并正确评估其旅游资源，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过程中，要科学合理的旅游开发，要给予其有效的保护，这样也是对其精神家园的守望，从而真正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自贡井盐文化遗产特色及当代价值 第6篇

摘 要：自贡盐业在近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因盐而兴、因盐而盛，享有“千年盐都”美誉，也遗存有相当丰厚的、多姿多彩的盐文化遗产。其中有许多杰出代表不仅是我国井盐史上的经典，也是世界井盐史上的奇葩，而且在整体上除了数量大、种类多、内容丰富、技艺精湛等特点外，还呈现出既彼此连接、相互交融，又各自独立，自成特色的特点，并在地方社会的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主要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从而使其对于地方社会的认同感、凝聚力及精神家园的塑造和促进城市的现代化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自贡；井盐文化遗产；特色；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16）02—0069—08

盐自古就有“国之大宝”“百味之祖”和“生人生气之源”之美誉，而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对于“盐文化”这一概念本身，上世纪90年代初才被盐业史专家们提出，后又对其内涵与特征的理论结构及学术范畴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认为盐及其所有物质产品和精神都属于广义盐文化的范畴，研究对象包括其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因而广泛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化学和民俗学等各个学科，故提出应以全新的视角探寻盐文化的内涵与文化特征①，从而开拓了盐文化研究的广阔视角和空间。

中国盐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多彩、独具特色，不仅是我国历史传统文化和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了创造时代精神的先进文化的一部分。而四川井盐文化则在中国盐文化中一枝独秀，曾创下国内外无数个“第一”的伟绩，其深井钻探技术更是开创了现代钻井技术的先河，成为中外钻探史上的一块丰碑，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和“世界石油钻井之父”。早在汉代就创建了世界最早的天然气井——临邛火井；明代应用卓筒井钻凿技术钻成了世界第一口石油井——“嘉州油井”②，比西方早300多年。与此同时，四川盐业文献记录之多，现存档案及实物之巨，文化遗产之丰，堪为我国及世界盐业史和盐文化遗产中的佼佼者，为国外学者所瞩目。其中比较著名的学者如美国的曾小萍、德国的傅汉思，尤其是日本学者多达10余位，包括宫崎市定、佐伯富和森纪子等等。

作为近代四川盐业中心的自贡，在四川盐业史上独领风骚，并在中国乃至世界井盐史上都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历史影响深远。在近两千年的盐业生产过程中，自贡因盐设镇，因盐设县，也因盐设市，并因盐而兴、因盐而盛而享有“千年盐都”之美誉①，其丰厚的盐文化遗存，不仅是我国井盐史上的经典，也是世界井盐史上的奇葩。

一、自贡井盐文化遗产的主要代表

悠久的井盐生产历史，促进了自贡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繁荣，成就了自贡城市的诞生和辉煌，创造了两次“川盐济楚”的历史功绩。而作为井盐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总和，井盐文化也深刻地影响了整个自贡地区的社会意识、风俗民情和生活变迁，从而在总体上塑造了自贡特有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所以这从根本上决定了自贡井盐文化遗产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和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略从以下主要的遗产代表中便可窥斑知豹。

（一）盐业生产遗址及生产技艺类遗产

1.冲击式（顿钻）凿井技术和燊海井。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四川盐民发明了冲击式（顿钻）凿井技术，凿出了数以万计的卓筒井，使钻井技术从人工挖掘发展为机械钻井，即开创了绳索冲击式（顿钻）凿井技术，并且比西方要早800多年。其钻井工艺是现代油井和天然气井的雏形，被誉为“现代石油钻井之父”，对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推进了世界矿藏资源开发的发展历程。

1835年，在自贡大安区阮家坝山下成功开凿出世界上第一口超千米深井——燊海井，钻达1001.42米，标志着中国顿钻技术的成熟，也是世界科技史上的里程碑，以至被西方誉为“继中国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1988年，该井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以燊海井为代表的“自贡井盐深钻汲制技艺”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东源井。坐落在自贡市贡井区扇子坝大塘山，属于自流井气田西端。该井自1892年投产以来，至今100多年的生产历史，日产天然气可达2万7千立方米，并一直保持着高产、稳产的记录，是一口古今中外罕见的气井，名列自贡盐场气井之冠，而记录该井凿井过程等事项的两本《岩口簿》，是世界最早的地质录井资料，具有珍贵的地质科学研究价值。同时，该井迄今仍采用我国独创的体现了中国人民聪明才智的低压天然气?盆采气生产技术，所以一直是有关专家、学者们作为研究盐业科技史和天然气生产的重要标本。该井也于2013年5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吉成井盐作坊遗址。位于自贡市大安区杨家冲上凤岭，由吉成井、裕成井、益生井、天成井等4口盐井组成，皆建于清代，且都是超过百年和千米的深井。该遗址占地25亩，是我国现存盐井和天车最密集的地区。其中，吉成井原名裕丰井，井深1108米，井径10厘米，天车现高12米；裕成井原名裕顺井，开钻于1909年，完钻于1911年，井径9.93厘米，井深1213米，天车现高18米；益生井原名西江井，清咸同年间由陕帮雒永丰号洛十二经手开办，完钻于1906年，井径10.08厘米，井深1018.8米，天车高约11米；天成井开钻于1867年，1913年投产，井径10.7厘米，井深1188米，天车曾高达19米。

美国盐史专家罗泰先生曾在自贡考察后指出：“如果对吉成井遗址进行保护维修，将是世界级工业现场遗址博物馆。”① 2013年5月，国务院公布吉成井盐作坊遗址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天车。它被誉为自贡盐场的奇观之一，是自贡井盐文化的标志和城市的“名片”。其建造方式和过程充满人类智慧，需要高超的技艺和过人的胆量。从几米到上百米的天车，其建造工序既没有设计图纸，也没有资料参考和任何现代工具，而仅靠手工制作和“师带徒”面授传承，却符合建筑学、力学、几何学、数学和物理学的科学原理，堪称盐都先民举世无双的创举。著名电影人孙明经在1938年拍摄的《布满井架天车的小城》被入选“20世纪华人摄影经典作品”；而美国人弗吉尔·哈特则认为它更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景观”②，甚至“超过了建造长城和运河的潜力”③。法国里尔大学教授霍克奎特也说：他比当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要激动，所以人们说他在东方见到了更加古老的埃菲尔铁塔。

（二）盐业管理及流通类遗址或遗产

1.西秦会馆。坐落于自贡市自流井区解放路龙凤山下。清初，来自流井经营盐业的陕籍商人发家致富后，为了“迎神庥、联嘉会、襄义举、笃乡情”而修建该馆，亦称关帝庙，俗称陕西庙。始建于清乾隆元年（1736），历时16载，于乾隆十七年竣工。距今已近280年的历史，融明清两代宫廷和民间建筑风格于一体，是自贡保存最完整的会馆建筑。邓小平同志于1959年倡议以西秦会馆为馆址成立了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该馆保存了世界唯一的一套较完整的中国古代钻治井工具群；基本陈列“中国井盐科技史”则全面地展示了从钻井、采卤、输卤到制盐，以及天然气开采与利用等诸方面的发展和演进，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古代井盐生产技术的变革，对研究古代盐业史、科技史、经济史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也为研究中国早期资本集团发展及经营管理模式等提供了极其难得的珍贵史料和实物。此外，西秦会馆保存完好的碑文、石刻和木雕等，也是研究我国清代历史及社会生活、经济状况与宗教艺术的活态标本。

该馆已成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自贡世界地质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联合国誉为全国七大特色博物馆之一。1988年西秦会馆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仙市古镇。仙市古镇“因盐设镇”，具有1400多年的历史，也有“中国盐运第一镇”之称，并被誉为古盐道上的明珠。古镇祠堂、庙宇、会馆鳞次栉比，保存相对完好，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文化现象。2004年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3.“歪尾船”。自贡井盐的传统销售区主要在湖北、湖南、云南和贵州一带，而当时山高水远，道路崎岖，除人背马驮外，最主要和最经济的运输方式就是船运。为了克服河运中的重重困难，船工们设计和建造了独具风格的运盐船——“歪尾船”，曾在自贡盐运中起过重要作用。这一橹船的造型非常独特，船头由右向左歪扭，船尾由左向右歪扭，形成船头与船尾相反方向的小倾斜，故亦称之“歪脑壳船”“歪屁股船”“歪尾船”等。歪脑壳船长4丈2尺，底宽6.8～7尺，船梢长4丈8尺，船头宽约3尺。之所以建成歪尾、歪脑壳的特殊形式，是为了提高抗扭曲能力，以适应釜溪河道弯道多的情况，以及河流湍急、滩多道狭的险状，使其在河弯大和急流险滩中也能从容而过，游刃有余①。

如今，这种“歪尾船”实物早已不复存在，仅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收藏有一只按实体比例缩小的“歪尾船”模型，可以使我们看到盐都人民充满智慧的设计思想和造船技艺，窥见中国造船工艺史、盐业运销史中的珍品和盐史文物中独放异彩的奇葩。

4.川盐古道。自贡井盐的繁荣也促成了一条条因盐而建、因盐而兴的盐运道路，成为“川盐古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贡所产食盐可以通过其运销到重庆、湖北、湖南、贵州、云南等地区。这一千年古道沿线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了体系化的盐运文化聚集带，国内外学者们认为其有着比“茶马古道”更为重要的意义，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②。

（三）盐业文献与档案类遗产

1.自贡盐业契约档案文献。现存于自贡市档案馆的与盐业相关的档案文献，年代自清雍正十年 （1732）始至1949年止，记载了自贡井盐开采、生产、运输、销售等经济活动的详细过程；全面地反映了当时集资开发生产经营井盐的过程；展示了自贡地区当时盐业发展及其经营特点；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社会经济活动的面貌；也如实记载了投资人和地主以股份制形式运作盐业的历史，而在悠久的中国井盐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③。该档案于2003年10月成功入选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2.自贡岩口簿。自贡地区的岩口簿主要保存于自贡市档案馆及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文献详细记录了从清代到民国时期和建国初期开凿的90余口盐井的凿井过程、每道工序使用的工具、每天钻凿的进度、岩层地质情况、井下发生事故的原因和处理事故所采取的措施及方法，对研究我国古代深钻井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等方面具有重大的价值和作用，具有相当高的文物价值。2015年5月成功入选第四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3.《同盛井约》。签订于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是自贡盐业档案中最负盛名的代表性文献，其表现形式为股票证书。其制作程序（格式）、记载的内容和方式都符合中国传统的订约方式，具备了现代股票的大部分特征，是至今保存下来的最早的实物股票，并将中国股份制的出现史往前推了100多年，故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称之为“中国最古老的股票”④。

（四）盐民俗与饮食类遗产

1.自贡灯会。自贡盐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间艺术和娱乐活动的繁荣，节庆灯会即是其中的代表，已有800多年的历史。自唐宋以来，自贡地区以盐商们为首，开始兴起新年燃灯、元宵节放灯和清明节点孔明灯的民俗活动，至明清时期，自贡彩灯业已成型⑤，并成为井盐文化中独具特色、富有创造力和活力持久的节庆活动。自贡市政府于1964年主办新中国成立后的首届迎春灯会以来，已举办了27届“自贡国际恐龙灯会”，并先后在国内500多个城市、4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出，累计观灯人数超过3亿人次，同时以灯会为平台开展的经贸交易活动已累计实现交易额300亿元，吸引投资100多个亿①。自贡彩灯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全国两大民俗活动之一，列于40个民俗活动精品之首，被誉为“高品位艺术”“流动的文化旅游资源”，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自贡因其特殊贡献而斩获了“优秀民族节庆——最具魅力节庆城市”荣誉。2016年，四川省政府又启动了“自贡彩灯点亮一带一路”活动，将其作为地方文化“走出去”最有力的载体和增进中国与世界人民相互了解及交流的桥梁。

2.火边子牛肉。自贡的火边子牛肉堪称中华民族美食中的一绝，究其来历，充满了浓浓的“盐味”。据说，在清乾隆年间，因一场罕见的牛瘟使得大盐商把死牛造成的损失转嫁一部分给工人，而分发死牛肉给他们顶工钱。可吃不完的死牛肉极易腐烂变质，盐工们便不得不想出一些特殊的方法来处理。当时盐工中有一个叫曾树根的小伙子便采用牛屎粑烘烤技术，因其边缘之火温度不高不低，且无异味，从而使得牛肉鲜香出奇，味美异常，人人称绝。后来，盐工们称之为“火边子牛肉”。如今，自贡的盐业生产早已用现代化机械代替了当年的牛力，牛屎粑也很难见其踪影了。但“火边子牛肉”却沿用了传统的“牛屎粑”烘烤工艺，即选用符合GB2723-81《鲜牛肉卫生标准》的牛后腿肉，将选好的牛肉用滚刀法切成首尾相连宽3厘米、长10～20厘米的成串薄片，平展放于70～80℃的烘房烘烤，并以木炭为主加少许香樟木增香，以及经过卤水中熬煮、晾干、平整、刷麻油或辣椒油等一系列程序，制成片薄如纸、色泽红亮、唇齿留香、回味悠长的成品②，而成为自贡饮食文化的经典一绝。

综合上述不难看出，这些丰富的井盐文化遗产不仅反映了盐都先民的聪明智慧和非凡的创造力和技艺能力，而且具有非常高的历史价值、科技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是自贡先民遗留给后世的宝贵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二、自贡井盐文化遗产的主要特色

除前述的典型代表外，另据不完全统计，自贡地区仅盐业生产场所、生产工具、盐商会馆（或宅邸）、祠堂寺庙、盐业文学与艺术、盐帮菜等等，单体数量也有上千项（件）之多。相比于川内其他井盐地区，盐都显得“盐味”十足、“盐色”鲜明。井盐文化遗存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色：

（一）种类多、数量大，川内和国内罕见

从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自贡井盐文化遗产的种类涵盖了盐业开采、生产遗迹（存）；盐业技术、工艺流程；盐业管理模式、运作机制；盐文学、艺术；地方信仰和饮食文化等10余个大类，以及盐场、盐井、盐仓、盐局、盐道、盐镇、盐街、深钻技艺、修治井技术、盐工号子、诗赋、戏曲、民间手工艺等50多个小类，单体数量已经超过4万个（件/项），在川内居首位，国内也属罕见。国内20余位考古学、建筑学、交通史、盐业史方面的专家对自贡境内的井盐遗址及盐运古道进行考古调查后一致认为：自贡围绕盐的勘、采、产、运、销为中心所形成的文化遗产数量之多、体量之大、装饰之精美、聚集程度及保存的完好度在四川地区乃至全国都是十分罕见的①。

（二）内容丰富，技艺精湛

对于自贡井盐文化，不论是翻阅其历史，走访其古迹，还是听闻其故事，品味其逸韵；也无论是文献的记载，文物的演绎，还是人们或业盐人物的传讲与口述，以及其他各类有形与无形的盐业遗产，都可从中看见其内容丰富，无所不包。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管理、科技、教育、文化、历史、文学、艺术、宗教、语言、民俗、医药等10余个学科门类，在总体上涵盖了自然和人类社会事象。比如，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所展陈的600余件文物、文献、标本、模型、图表、照片、雕塑、绘画、大型壁画等，或展示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井盐生产的历史画卷；或反映了人类早期先民的伟大发明和创造技艺等。西秦会馆木雕、石刻内容丰富，有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社会生活、戏剧场面、花鸟静物，……包罗万象。再如，太平天国时期盐商们为保护家室及财富而耗资7万余金、历时11载，建在大安区牛口山巉岩之上的三多寨，不仅有着宏伟奇特的城墙护翼，四门皆有炮楼，炮台垛口达2500多个，而且寨内城池交错，名贵花木林立，良田果园绵亘，中西式宅邸鳞次栉比，商铺街市、五行八作俱全，既富丽堂皇，繁荣奢华，又清幽致远，桃源世外，因而获得“川南寨堡之冠”的美誉。由烧盐工人创建的炎帝宫、广东盐商修建的南华宫、两湖盐商修建的禹王宫、福建盐商修建的天后宫、屠帮商人修建的桓侯宫等；以及“胡慎怡堂”旧址、余述怀故居“天禄堂”、张伯卿公馆、王和甫宅邸、李氏宗祠、大公井遗址、贡井老街、王爷庙、大安寨等，以及天车、自贡灯会、龚扇、扎染、剪纸等等，枚不胜举。这些古建筑及盐商老宅，或雄奇壮观，或小巧雅致，或雕刻精细，或制作精良，或古朴迷离，或清幽致远……，技艺精美绝伦，景观异彩纷呈，令人美不胜收。

（三）我国盐业文化的经典，世界井盐科技的高峰

自贡在井盐发展史上创造了诸多的“中国第一”或“世界第一”，不仅是我国盐业文化代表中的经典，也登上了世界井盐科技的高峰。比如，世界第一口超千米深井——燊海井、世界钻井史上百年不衰的老井——东源井、世界最早进行工业性开采气水田的地区——自流井、中国第一口岩盐井——发源井、人类最早开发利用地下资源的真实记录——岩口簿、中国累计开凿盐井最多和最早采用蒸汽机车汲卤的地区、中国首创的气水分离装置—— 盆、中国第一个民俗博物馆——中国彩灯博物馆、“东方的埃菲尔铁塔”——天车等等，这一个个的首创或独创，不仅使自贡成为人类机械顿凿技术的发祥地之一，也使之成为19世纪中叶中国最大的手工工场，并拥有全国当时最大的手工业资本集团（盐商家族）和中国最具代表性的资本主义萌芽地区。此外，自贡彩灯获得“天下第一灯”的美誉、自贡龚扇也被誉为“中华第一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独具特色的盐文化遗产，其历史功绩和历史价值在国内和世界盐业史上都堪称绝无仅有，其所蕴藏的研究价值和挖掘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四）地方文化以盐为中心，既相互交融，又独具特色

自贡在“因利所以聚人，因人所以成邑”的盐业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以盐为中心的地方文化特色。从自贡历史文化在制度上的变革到彩灯文化的形成；从自贡文学、艺术等精神文化的内涵到“小三绝”① 等创意文化的范畴；从自贡饮食文化的“九种‘味”② 的特点到旅游文化的“四个‘亮”③ 的特色；以及早期地方工业的企业文化、地方学校的校园文化等等，“盐”无不浸透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毛孔里。其地方文化的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间彼此勾连，既相互交融，又自成特色。其与国内其他盐资源型的城市，如扬州、盐城、运城等城市相较，“无盐不成都（市）”的唯一性更加突出。

因此，著名学者隗瀛涛教授曾说：“盐都自贡是在中国独特的封建盐业经济体制下形成和发展的，因而为世界城市发展史所罕见，自贡又是在四川这个特定的经济自然环境和井盐生产基础上形成的盐业城市，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④

三、自贡井盐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

如何有效保护、合理利用、传承和发展自贡地区如此丰厚又经典的井盐文化遗产，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增加盐都人民对地方历史文化的认同感

自贡历史文化一直是以井盐文化为中心，围绕井盐业而发展商业、交通、文教、慈善公益事业等，以及形成了与盐有关的各种技术、制度、管理经验、民俗民风、诗词歌赋、民间艺术、历史人物，并政治风云、社会意识、职业构成、生活习俗及风土人情，并历经沧桑遗留下来的盐场、盐道、会馆、天车、码头、盐工号子、诗歌、文学等，不仅有着创造自贡和繁荣自贡的历史功绩，而且成为了自贡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和组成部分。所以，只有充分而深入地挖掘自贡井盐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才更能够唤起当代自贡人民的“盐民”后裔意识，增强人们对地方历史的认同感，从而有利于促进地方文教事业的发展，也有益于推动社会共识和凝聚力的形成。

（二）增强盐都人民对家乡的自豪感、使命感和责任意识

井盐文化遗产承载了自贡这座城市多项首创的荣耀及其国内和世界影响力，真实地见证了井盐业的辉煌及其对自贡历史的贡献与深远的影响。故以井盐文化遗产为载体，开展读盐业史、听盐故事、赏盐景观、走古盐道、品盐帮味、唱盐诗等系列盐文化活动，重温盐都历史的荣光和精彩，以此增强盐都人民对家乡的自豪感，提高人民对保护家乡历史文化遗产和复兴地方优秀文化的责任意识。

（三）增强现代城市发展的动力与活力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认为：“丧失保留至今的文化遗产，城市将失去文化记忆；没有新的文化创造，城市将迷失方向。城市文化必须承载历史，反映城市文化积淀；也要展现现实，反映城市文化内涵；还要昭示未来，反映城市文化创造。城市文化不是化石，化石可以凭借其古老而价值不衰；城市文化是活的生命，只有发展才有生命力，只有传播，才有影响力，只有具备影响力，城市发展才有持续的力量。”⑤

诚哉斯言！一座城市也像一棵树的生长一样，唯有向下扎根，才能向上结果，即便嫁接果子，也需要以其自身牢固的根基作为前提条件；同时，一座城市，也像一个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一样，有着自身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禀赋和优势，所以只有遵从符合其个体内在的发展之“道”，才不会迷失它自身的发展方向和失去它独特的魅力，而且只有对城市历史文化了解越深、挖掘越多、认识越充分，对城市的现代建设就越充满想象力，也越富有活力和越具有创造力。即越是扎根历史文化土壤深厚的城市和历史根脉越发达的城市，其现代化的发展就越具有个性魅力和充满活力①。

因此，只有保护好自贡独具特色的井盐文化遗产，才能留下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相对完整的发展轨迹；也才能够认识和把握其发展运行的内在机理和本质规律，从而理解其现实意义；充分挖掘其价值内涵和生命力，使自贡当前的城市现代化建设和发展深植于牢固的历史文化“根基”上，汲取厚重的历史底蕴中的精髓，重新焕发现代文明和生产发展的活力和魅力。

民族建筑文化遗产的价值 第7篇

民族建筑文化遗产具有五大价值

民族建筑文化遗产的特点是多元性、独特性、原真性和地域性。它有五大无法估量的价值, 即历史价值、社会价值、科技价值、经济价值、审美价值, 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挖掘、研究与交流。

一、历史价值它们见证了各民族人民的活动, 对历史和今天都产生了或还在产生着深刻影响。保护民族聚居区民族建筑文化遗产, 发掘其丰厚的文化底蕴, 将使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更加充实。同时, 认识民族聚居区各民族群众活动的产生和发展, 对研究人类的发展和各民族历史变迁、奋斗历史过程具有普遍的价值。

二、社会价值它们见证了人类和民族巨大变革时期社会的日常生活。蕴涵着民族兄弟千百年的劳动和智慧的创造过程, 他们利用大自然, 利用当地环境, 利用当地的材料, 运用各民族的风俗文化, 包容并蓄、相互融合, 生生不息, 因地制宜, 顺应自然, 求生存发展。它联系着人的关系, 生活的关系、生产的关系和社会的关系。

三、科研价值民族聚居区民族建筑文化与其相关的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心理学、环境科学、地质学、建筑学、建筑工程、水利工程等涉及的二十多个学科都有联系, 都可以或应该深入和广泛研究, 是综合研究和跨学科的研究。如藏羌碉楼为什么在5·12大地震中没有倒塌, 且几乎损害不大?前人用的什么建筑材料, 它的结构原理和建造技术都非常值得研究、学习和借鉴。

四、经济价值民族建筑文化遗产见证了民族建筑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带动作用。保护和继承民族建筑遗产, 有助于民族聚居区文化的发展、旅游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保护好、管理好和利用好民族建筑是惠及子孙万代的大事。如安徽西递和宏村每年的旅游收入都在几亿元。

五、审美价值民族建筑文化遗产的建筑外观、造型、色彩、材料及天人合一的自然环境都具有鲜明的特点, 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它使各族人民享受到了文化、历史、艺术之美, 是广大人民群众精神与物质文化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为人类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成就、对比和差距

在法律、法规建设方面改革开放30年来, 《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长城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城乡规划法》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一大批法律法规陆续出台。目前, 我国已经颁布实施涉及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超过400件, 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已初步形成。

在申报和认定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文物保护单位方面截至目前, 我国登录的不可移动文物已达40万处,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7万余处, 还有约33万处未被列入正式保护, 未被国家拨款保护。改革开放30年来, 国家先后公布了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目前, 我国已公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35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8831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58371处。

中国拥有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与自然遗产共40处, 位居世界第三。中国现有文化遗产预备名单35处、非物质文化遗产22处。中国是世界遗产大国, 文化遗产是中国的根和灵魂。

国家共公布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09座;国务院总共公布了6批、187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公布了四批共251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其中名镇143个、名村108个, 分布范围覆盖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民族自治地方的文化遗产资源:中国有5个民族自治区, 30个民族自治州, 90个自治县、旗。少数民族建筑的独特性、多样性和地域性是非常突出的。截至2008年底, 民族自治地方共有世界自然遗产5处、文化遗产3处、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2处;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54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分别为17个、20个和17个;民族自治地方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达366处。国家5A级旅游区12个;国家重点自然保护区121个, 保护区面积达到8142万公顷。

文物保护队伍的建设据统计, 2008年底建筑企业从业人数3253万人, 建筑企业的数量是64152家, 而全国有资质的古建园林企业却不成正例。授予甲乙丙的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资质单位的数量也很少。

改革开放以来, 文物保护机构逐步健全。1978年全国文物系统有各类文物保护机构721个, 2007年有4277个, 增加了近6倍。

全国文物从业人员从改革开放之初的2.6万人发展到8.7万人。知识结构、学历结构、职称结构都有了很大改善。

应该看到政府对民族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给予了高度重视, 并取得了辉煌成绩。但建筑文化遗产保护量大、面广, 任务艰巨、繁重, 无论从法律法规建设、国家对建筑文化遗产的认定, 还是文化遗产队伍的建设、还是大众的保护意识都有大量工作要做。

民族建筑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是华夏子孙的宝贵财富。每一个城市和乡村都是中国社会大发展的细胞, 每个城市领导者、管理者、开发商、建设者, 即规划师、设计师、建筑师、工程师, 尤其是开发商和领导者都肩负着历史的重任。

在城乡建设中民族建筑文化的传承

民族建筑的状况据深圳考古研究所张一兵博士的研究结果统计, 在七十年代全国存留的1949年以前的传统民居建筑总量大约在一亿五千万间左右。以今天为基点, 此前的二十五年销毁了其中的大约一半, 今后的二十五年将销毁其中的大约另一半。

鉴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 我国城市大规模现代化改造中片面追求经济指标, 追求高、大、新, 全国各地“千城一面”、千村一面, 城市历史文化造成的破坏已不可挽回。全国到处都是拆, CHINA变成了“拆”字, 传统建筑、历史建筑、民族建筑遗产在推土机面前以惊人的速度荡然无存。

牺牲城市文化遗产的风潮势不可挡。现在每年国家竣工的建筑面积是一两亿平方米, 而传承民族建筑的项目可能还不到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 (未统计过) 。

面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式微、千城一面, 城市中没有文化的现实, 我们应怎么办?我们说, 不要将今天的政绩工程成为明天的败绩工程。今天城市的GDP正迅速增长, 我们不希望它们变成生态失衡、文化消失的混凝土森林。

城乡文化保护和传承面临的难题是“权力”的决定、“利益”的驱动;规划师、设计师缺少古建筑教育的背景。也有人认为这是领导的问题, 是开发商的问题, 中国需要有更多有远见、有文化的领导和开发商。

在城乡建设中推崇传承民族建筑的作品无论城市和农村都要充分挖掘和推崇民族文化资源, 要研究、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 要用不同形式和方法, 打造一批又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打造文化品牌。如世博会的中国馆, 成都的宽窄巷、锦里, 云南的彝人古镇等等, 无论是单体建筑, 还是一条街或是一个镇都传达给人们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元素, 带给人们精神文化和物质的享受。无论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都取得好的成果。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多元文化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正是多民族、多元文化才构成了百花齐放、绚丽多彩的中华文化大家园。

中华民族建筑在全球建筑市场上有着相当的魅力和发展潜力, 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加强民族建筑品牌在全球市场的占有力, 大力推动民族建筑文化品牌的传承和创新是我们的任务。

我国有2000多座博物馆, 而美国有8200座博物馆。以绝对值讲, 我们的数量不到人家的四分之一, 我们发展到美国目前的水平, 以数量计, 任重道远;以人均计, 需要有5万座馆, 是现在的25倍。

民族地区旅游业的成就民族地区的党政机构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 要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就必须利用好自身的两大优势:一是自然优势, 二是丰厚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优势。少数民族建筑和民族文化风情越来越吸引人, 越来成为旅游的重点景观。

民族自治地方旅游资源丰富, 国际国内旅游收入稳步增长, 一些少数民族文化大省 (如云南、四川) 的文化旅游业异军突起。据统计, 从2000年到2006年, 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国际游客总量年均增长9.5%, 国内游客总量年均增长16.3%, 国际和国内旅游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分别高达13.1%和24.8%。2008年, 民族自治地方的国内旅游人次达到3.24亿人次, 比上年增长10.5%;国内旅游收入2003.7亿元, 增长17.9%;全年国际旅游人次899万人次, 比上年增长18.6%;国际旅游外汇收入18.1亿美元。

“古锈”及其对建筑遗产的价值 第8篇

—约翰·德莱顿 (John Dryden, 1631—1700)

早在浪漫主义时期之前, 英国桂冠诗人德莱顿就以上述诗句诗意地讴歌了时光流逝赋予事物的古锈及其巨大价值。1996年, 盖蒂保护研究所结集出版了被视为文化遗产保护界必读资料的《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与哲学问题:保护阅读文献》, [2]该书共分8个专题, 其中第7部分即为古锈思想 (The Idea of Patina) , 由此可见古锈概念不仅有着漫长的历史, 而且在国际保护界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遗憾的是, 直到如今, 我国的遗产保护界, 尤其是建筑保护界仍对这个国际领域频繁出现并得到广泛认可与应用的概念相当陌生。了解这个概念的前世今生并分析其本质与价值,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热议的“整旧如旧”, 有助于更真实、艺术地进行建筑遗产保护。

一、古锈概念的前世今生

事实上, 我们对古锈并不陌生, 民间收藏中常说的“包浆 (1) ”“沁色”“传世古”等 (图1, 图2) 就是西方古锈概念的粗略对应词。在我国文保界, 也有不少学者将“patina”译为“锈色”, 但这种译法忽略了古锈切切实实的物质性, 只将它与个人品味联系起来, 不利于我们认识古锈的本质、价值与物质实体层面的保护。

大量文献证实, 在人类文明早期, 人们普遍认为东西越新越好, 这种观念显然是将对物质产物的欣赏对应于其原本功能上的“器物性”。公元1世纪, 历史学家普鲁塔克 (Plutarch) 记下了一段趣事:一群朝圣者在路边看到一些覆盖着蓝汪汪铜锈的青铜像, 他们既惊讶又好奇。[2]我们从中可以看出, 当时的青铜器通常保持着刚生产出来的崭新模样, 人们几乎没有机会看到锈蚀的青铜器, 否则也不可能惊奇了。

英语里的“patina”源于古意大利语“patena”, 原本指擦亮皮鞋的黑色上光剂, 但在更官方的拉丁文中却找不到对应的词, 这也说明, 古锈概念出现得很晚。该词最早出现于菲利波·巴尔迪努齐 (Filippo Baldinucci) 1681年所著的《托斯卡纳设计艺术词典》 (Vocabolario toscano dell'Arte del Disegno) , 其定义是“画家所用的术语, 他们又称之为皮壳[pelle (skin) ], 指由于时光作用而呈现在画作上的那种普遍黯淡感, 但这种黯淡常常也起着增强画作的作用。”[3]该词最早用来描述铜锈则出现于1751年的法国《大百科全书》 (Encyclopédie) :“法语中没有对应的词可表述那种铜材不常出现的美而绚烂的铜绿色;这种色彩的视觉吸引力以及描述时的困难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铜都会产生这种锈蚀) 受到意大利人的高度赞赏, 意大利人称之为‘patena’。”而根据《牛津英语辞典》, 英语中用“patina”表示同样的意思不晚于1797年。[2]

此后, “patina”在有形遗产领域逐渐用来泛指所有物质材料在漫长的时光流逝中, 与自然或人为环境相互作用而获得的具有特殊历史、文化与审美意义, 并赋予有形遗产特有历史感的变化痕迹。

二、对古锈认识的转变

自文艺复兴盛期以来, 随着对有形遗产认识的增强, 在西方, 文物收藏与修复渐成热潮。然而当那些新贵们兴冲冲地搜罗来一件著名古画或雕塑时, 却往往极其失望地发现其表面破落、黯淡, 如何对其进行认识与处理成了很伤脑筋的严肃问题。

人们最初也和古人差不多, 喜新厌旧, 极力清除画作上的时光痕迹, 即古锈, 将之整饬一新。除了剥皮式的清洗之外, 还敷设使之显得崭新的上光剂、蜡或蛋清, 但这不仅损害了画作真正的构成材料, 往往还加剧了老化、霉变与皲裂, “保护”变成了破坏。更极端的“保护”是干脆周期性的重绘, 甚至根据个人好恶任意改变画作内容。雕塑领域也大量应用酸碱泡、砂纸搓等使之光新起来的方式, 大英博物馆曾对帕提农神庙 (Parthenon) 三角门楣上的雕像进行过全面抛光, 理由之一是那些白色大理石雕像泛黄了, 不像“白人”, 有违“真实性”。[4]这种做法引起了轩然大波, 因为保护者显然忽略了一个事实, 即根据考古证据, 古希腊人原本对这些雕像进行过彩绘, 所以如果为了还原史实真实性, 其实更应该重新彩绘, 而非清洗。这种清除古锈的做法在建筑遗产领域也很流行, 1779年~1797年, 人们在整修达勒姆大教堂 (Durham Cathedral) 时, 为了使之焕然一新, “纯化”建筑形象, 干脆凿掉了2~3 in (5~8 cm) 厚的石材外表面, 这不仅使被整修部分失去了所有的表面装饰与雕花窗棂, 而且导致内部石材糟朽得更快了。

图1 http://tupian.baike.com/doc/端砚石/a3_0_78_01200000023788136454782536305_jpg.tml?prd=citiao_tuce_zhengwen

图2 http://auction.artxun.com/pic-17171650-0.ml

另一方面, 自17世纪以来, 很多艺术家开始从美学上认识古锈的价值。德莱顿、艾迪生 (Joseph Addison) 等艺术家开始美妙地描述岁月流逝导致的古锈, 棕褐色古调的画作变得时尚起来。[1]荷加斯 (William Hogarth) 在1753年的《美的分析》中开始宣扬日后被广为接受的观念:“时光是优秀画作最伟大的改进者。”[5]其所做的《被时间熏染的画作》形象地说明了这种新认识 (图3) 。这导致自18世纪以来, 绘画和雕塑保护领域开始区分材料的正常老化和上面的浮垢, 愈加地保留古锈。而在建筑保护领域, 自法国大革命之后, 人们开始激烈讨论古锈问题。英国建筑师卡特 (John Carter, 1748-1817) 以及后来开启反修复运动的罗斯金 (John Ruskin, 1819-1900) 都对那种整饬一新、“真赛假”式的清理与修复展开了猛烈抨击。[6]

作为建筑遗产保护理论最重要的现代奠基人之一, 李格尔 (Alois Riegl, 1858-1905) 在其1903年的名篇《古迹的现代崇拜》中开始极其冷静客观地分析建筑保护的内在动机及其价值构成。[7]他认为古迹同时具有新物价值 (newness-value) 和老化价值 (age-value) , 前者是古迹被创造出来时原本具有的艺术价值, 是有意为之的价值, 后者是后天获得的价值, 是无意为之的价值, 其最重要的表征就是古锈, 是老化价值最形象直观、最能激发历史情感的表现形式;而且这两种价值本质上是矛盾的, 互不兼容。他还认为, 20世纪似乎是老化价值的世纪。现在我们仍处于一个过渡时期, 自然也是一个斗争的时期。

确实如此, 尽管李格尔非常清晰地分析了新物价值和老化价值的区别, 认为保护中应更加尊重老化价值, 但由于这篇论文缺乏翻译, 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之前都没有获得相应的国际性认识。人们真正开始理论性地认识这个古锈难题 (The Patina Dilemma) 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场国际性清理论战 (Cleaning Controversy) , 伦敦的国家美术馆在20世纪40年代末对一些古画进行了焕然一新的彻底清洗, 引发了持续十年之久的大辩论。意大利中央修复研究院院长切萨雷·布兰迪 (Cesare Brandi, 1906-1988) 从多方面对英国人的做法进行了深入批判, 从而使古锈概念开始真正上升到理论层面, 在国际遗产保护界形成了尊重并保护古锈的审慎传统。

三、物质与史实维度的古锈

在物质维度上, 古锈就是遗产材料在时光流逝中各种自然或人为导致的物理与化学改变痕迹, 如:金属的氧化、石材的风化、砖的酥化与盐碱痕迹、木材的色泽变化、粉刷和油漆面的剥落与颜色变化, 乃至自然灾害留下的印痕;各种微生物、植物和昆虫造成的材料变化;人的手泽揣摩、衣物的经久摩挲在材料表面留下的具有奇异温润感的“皮壳”“包浆”等。

显然, 正如巴西莱 (Giuseppe Basile) 所言, 直到熵原理被推翻之前, 恰在作品完成的那一环节, 它就进入了历史, 即便只是在物质层面上沉浸在时光之中, 各种材料也会发生内部的理化衰变。[3]这也就是李格尔所说的, 由于所有古迹都要受到岁月流逝与自然力侵蚀的影响, 所以新物价值要求的形状与色彩的完整性是绝对达不到的。就像莫高窟的壁画, 朱砂的红色会变黑一样, 这种衰变为作品留下了永久性痕迹, 和污垢不同, 无法消除。正如老人洗脸虽然可以去掉浮垢, 却无法消除皱纹与老年斑一样。

于是古锈首先带了史实维度的难题。布兰迪在《修复理论》里对李格尔的新物价值和老化价值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 将保护对象的史实构成分为第一史实性 (historicity) 和第二史实性, 前者指作品刚诞生时的史实性, 后者指作品从诞生起直到采取保护措施之前的所有史实经历。

由于我们的保护对象无疑都包含第二史实, 多多少少经历过时光改变, 因此, 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 (I C C R O M) 的前主任菲利波 (Paul Philippot) 认为“初始状态是一个虚构的、非历史的想法, 有着牺牲艺术品将其转变为某种抽象概念, 并且以一种从未存在过的状态展示这种抽象概念的倾向……即便仅就建筑外貌而言, 也从未有过将其重建到某个真实历史时刻的成功案例。”[2]根据布兰迪的观点, 这种不可能性源于我们只能根据现有证据进行复原, 而这种证据本质上只是原作的回声 (echo) , 是通过一定限度的传声筒或镜像去看原作, 并非原作本身。于是, 复原不仅基于回声的有效性与翔实度, 而且基于人们的分析、判断与重构, 本身就是主观的, 会根据史料的发掘程度、修复者的主观好恶而变化, 事实上是当下假想性建构出的过去, 然而这种主观方法却被伪装成了客观科学。我们唯一能完全确定原始面貌的时刻只有站在作品刚完成时的那一刻, 而这在史实上是不可能的。因此, 真正客观的保护方式就是完全接受并尊重历时性传承给我们的遗产, 无论它多么不完整或遍布残缺, 也应基于第二史实进行保护, 而非追求第一史实。此外, 逻辑上矛盾的是, 即便我们可能将作品恢复到第一史实的状态, 在修复完的那一刻起, 也必然会开启第二史实, 于是根本不存在纯粹的第一史实。

其次, 保护者往往认识不到遗产的史实性 (historical) 和历史性 (historic)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史实性仅指遗产作为文献证据反映的历史信息, 在历史的某个点上确实如此。从本质上讲, 遗产之所以具有历史感, 即历史性或历史价值, 并不在于某个历史点位的史实性, 假如没有时光链条中不同时刻的历史对比, 就无法产生历史诸坐标点之间的思考张力, 即历史思考。单向度的、缺乏时间层次的历史信息就仅是信息而已, 就像刚建成的现代建筑也具有史实性但却缺乏历史性一样。因此, 史实性仅是历史性的原料, 后者才是历史价值的本源, 本质上源于历史的断裂与差异, 源于历时性。

图6 http://zh.wikipedia.org/zh-hans/帕德嫩神廟_%28納許維爾%29#/media/File:Parthenon, _Nashville.JPG

而古锈恰恰是遗产历时性的突出表征。如果缺乏这种第二史实的历时表征, 保护对象将仅仅具有史实性, 而非历史性, 这就解释了为何人们面对崭新的历史遗产时, 往往会产生“真赛假”式的感触, 因为正如布兰迪所言:“即便从史实角度来看, 如果史实证据被剥去了—可谓是—它们的古老性 (antiquity) , 就必须承认这就是一种伪造史实的方式。也就是说, 如果材料被迫焕然一新, 获得干净利落的轮廓, 就形成了一种同它所证言的古老性相矛盾的证据。……因此, 即便从史实观点看, 保护古锈—材料最初的崭新状态在时光流转中获得的, 从而也证言着时光历程的特殊朦胧性—不仅是允许的, 也是绝对必要的。”[3]一旦遗产呈现出类似第一史实的崭新面貌, 正如李格尔认识到的那样, 由于此时的古迹不再反映时光流逝的真理, 与我们的现实经验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与悖论, 于是会产生错觉与幻象, 而非浑厚的历史现实感 (图4) , 进而产生虚假、做作、滑稽、低俗, 甚至恐怖的体验。这就像面对具有着刚出生婴儿模样的80岁老太太时的感觉。

因此, 在建筑保护中, 我们需要从全历史的维度认识其历史价值, 尊重建筑的第二史实及其表征—古锈, 因为这恰恰是使建筑之所以成为遗产的历史, 这才是最客观、最现实主义的历史态度。

四、艺术维度的古锈

正如李格尔观察到的那样, 自19世纪后期以来,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古迹的老化价值, 以至于很多无意为之的普通老建筑也被认为具有强烈的保护价值 (图5) 。各种古锈经常令人感受到难以名状的美感, 以至于1972年, 当意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意大利修复宪章》时, 其中第六条第五款明确规定“禁止改变或去除古锈”。[8]在附件B《建筑修复实施指南》中明确指出:“出于显而易见的史实与美学缘故, 甚至是技术缘故, 必须保留石材上的古锈。”[8]在附件C《绘画与雕塑修复实施指南》中将青铜器上的某些锈蚀称为需要保护的“高贵的古锈” (patina nobile) 。[8]这与19世纪之前的大众审美似乎完全不同, 必须从艺术层面加以理论论证。

布兰迪在《修复理论》的第一章“修复的概念”中就明确指出实用器和艺术品的修复截然不同, 前者旨在恢复“器物性”的新物价值。而古锈作为一种材料变化则意味着改变、削弱甚至破坏了人们为材料预设的实用功能目的。例如, 最初作为食器的青铜器, 如果铜锈斑斑, 使食器功能无法实现, 人们就无法将上面的铜锈视为美的, 当然会更欣赏物件刚出炉时那种刺目、浮躁的“贼光”。

但布兰迪认为, 艺术品与实用器完全不同, 其价值恰恰在于精神性享受, 而非器物的实用性。于是, 古锈, 这种物质糟朽的代表, 恰恰使保护对象变得非器物起来, 使其脱离了实用性, 非物质化起来, 从普通的实用层面升华到精神层面。随着19世纪后期人们将建筑遗产更多地视为精神“崇拜”的对象, 在尼采所说的“上帝已死”的宗教意识危机中, 建筑遗产逐渐具有了替代性的宗教维度, 成为了弗拉姆 (Léopold Flam, 1912-1995) 所说的“现代人的艺术宗教”。[3]于是, 古锈开始从被人厌恶的物质糟朽象征, 升华为了精神性的审美对象。

另一方面, 普通艺术品和作为历史遗产的艺术品又差异巨大, 前者被布兰迪视为某种程度的工艺品, 只有和其原本的材料、工艺及艺术表现相关的价值。而一旦面对历史遗产, 艺术审美本质上就变成了一种历时性审美。古锈作为这种历时性最突出的表征, 意味着遗产在时光流逝中自然产生的真实变化, 标示着建筑经历的时间长度。人们在审视这种自然与真实时, 体味着建筑的岁月变迁、历史积淀与沧桑。砖石上的每个坑洼与酥裂、柱子上的每片褪色都为观者讲述着自然与历史的宏大故事。人们从中想象并倾听发生在古迹中或金戈铁马或生活琐事的声音。每个时光印痕都有其要诉说的故事, 这就是罗斯金非常诗意地所说的建筑遗产“深深有话要说的感觉” (deep sense of voicefulness) 。不仅如此, 人们还从时光印痕的故事中感悟着自己的命运, 与心灵共鸣, 从而使古迹的故事与我们自己的生活紧密联系了起来。

五、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

希望彻底清除古锈, 恢复遗产第一史实的人往往“斥责古锈只是种浪漫概念, 也就是说, 是用各种情绪化的弦外之音歪曲画作, 按他们的说法, 这种弦外之音迎合了对废墟、神秘、朦胧之类玩意多愁善感的浪漫嗜好。”[3]但布兰迪从历史角度说明了, 古锈观念的产生远远早于浪漫主义时期, 很多艺术家在创作时就已经期望着古锈对作品的“醇化”作用, 甚至早在古希腊就已经存在类似观念。即便不考虑这种有意为之的第一史实性, 我们也应充分认识并尊重遗产第二史实提出的艺术现实。

以帕提农神庙为例, 早在19世纪, 人们就发现它原本充满了彩绘, 乃至金银珠宝装饰。但恰恰是第二史实剥去了这一切光鲜, 使温克尔曼 (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错认为古希腊艺术的真谛在于鄙视任何附加色彩与装饰的“高贵的单纯, 静穆的伟大”。尽管人们后来认识到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古希腊艺术的第一史实, 但即便有了充分的考古证据, 也无人试图重新彩饰大英博物馆里的古希腊雕塑, 更无人试图依照现有的史料在帕提农神庙本体上恢复其第一史实。更有意思的案例是, 即便有了这种第一史实的考古认识, 当美国人于1897年在田纳西州重建起帕提农神庙的全比例复制品时, 乃至20世纪初永久性重建时, 尽管号称完全复原, 但只带有极少的彩饰, 总体上反映的仍是对第二史实的认识 (图6) 。

相反, 西方的建筑保护著作普遍将对建筑遗产的“纯化”、力图复原第一史实的“风格性修复”视为浪漫主义思潮的表征。于是我们可以说, 古锈尽管带有主观的浪漫维度, 但并非主观的浪漫认识, 而是考虑并尊重第二史实的现实主义认识。正因如此, 从现实的史实和艺术维度出发, 而非第一史实和新物的实用维度出发, 尽管青铜原本被称为“吉金”, 本应光鲜闪亮, 但现在却无人将那些斑驳的出土青铜器再次打磨得金光灿灿 (图7) 。

六、古锈与“整旧如旧”

直至梁思成提出“整旧如旧”[9]之前, 我国的建筑整修态度向来是焕然一新。“整旧如旧”大概是和西方的古锈概念最接近的词了, 也是近几十年来使用最多的词汇。梁公无疑意识到了建筑遗产古旧状态的美感, 例如他在谈长城的整修时, 提出不要用新砖, 要保持“故垒斜阳”的美感, 进而提出古迹的整修, 洗把脸就可以了, 即清除浮尘污垢, 保持古旧形象, 不要“返老还童”, 而要“老当益壮”。不过“整旧如旧”的提法无疑仍停留在经验主义的审美体验上, 梁公并未明确定义过“整旧如旧”, 也并未从史实、艺术等理论层面进行剖析, 这就使不少人认为“整旧如旧”仍是基于浪漫主义的个人品味问题, 而且还造成了理解上的混乱。比如, 有人认为“整旧如旧”其实是“整旧如故”, 即西方人所说的“l i k e with like”或“like for like”[10];也有人甚至故意做旧 (artificial patination) , 从全面清除时光印痕滑向了伪造。《华夏地理》2010年5月号的主题是“高仿中国”, 充分地说明了这种不正常的转变。

而在建筑遗产领域, 近一二十年来人们对古锈的观念也发生着快速的转变。一方面, 很多人在整修遗产时开始从直觉的感性角度敏锐地认可并保护建筑上的古锈 (图8) , 例如如恩 (Neri&Hu) 在上海所做的“水舍”, 北京智珠寺前半段的整修与再利用 (图9) , 后者正像布兰迪建议的那样, “我们不应把老酒瓶冲刷一新, 而应让上面的灰尘显得不脏, 这是其古老性和真实性的珍贵证明”, [3]从而因其对第二史实的尊重, 保留了“震撼人心的绝望之美”, 荣获了2012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文物古迹保护奖。但另一方面, 不少历史街区的仿古建筑也已开始虚假做旧了。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在国际语境下理性地认识古锈。

七、后语

古锈事实上是个复杂的系统问题, 对建筑尤其如此, 因为建筑遗产不仅是精神享受的对象, 即艺术品, 而且大多数情况下仍保持着实用的器物性, 后者诉求着新物价值, 这就带来了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冲突。但正如布兰迪所言, 首先必须认清, 我们之所以保护遗产, 本质上并非因为它们是实用器, 而是因为它们的精神性。受篇幅所限, 这里无法从技术维度展开讨论古锈保护在实践层面的平衡点与具体措施, 仅从历史认识和各种理论层面粗略地介绍这一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概念。

尽管正如蒙哥马利 (Allison Jo Montgomery) 所写的一部畅销小说的标题那样, 古锈是“关于破损和不完美事物的美丽故事”, [11]但也正如布兰迪所说的那样, “古锈概念远非仅是一个浪漫的发明, 而是已被进一步提炼为一个旨在尊重艺术理性与史实理性的概念。”[3]而且其应用范围也不限于建筑, 西方甚至已经有专家开始将古锈概念引入历史街区与城市层面的保护了。[12]

参考文献

[1]JOKILEHTO J.A History of Architectural Conservation[M].Oxford:Butterworth-Heinemann, 2002.

[2]PRICE N S, TALLEY M K, VACCARO A M.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Issues in the Con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M].Los Angeles:Getty Conservation Institute, 1996.

[3]BRANDI C.Theory of Restoration[M].Roma:Istituto Centrale per il Restauro, 2005.

[4]JENKINS I.Cleaning and Controversy:The Cleaning of the Parthenon Sculptures 1811-1939[M].London:British Museum Press, 2001.

[5]HOGARTH W.The Analysis of Beauty[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6]罗斯金.建筑的七盏明灯[M].谷意, 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2.

[7]RIEGL A.The Modern Cult of Monuments:Its Character and Its Origin[J].Oppositions, 1982 (25) :20-51.

[8]BRANDI C.Teoria Del Restauro[M].Torino:Giulio Einaudi editore, 1977.

[9]梁思成.梁思成全集 (第五卷) [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10]ASHURST J.Conservation of Ruins[M].Oxford:ButterworthHeinemann, 2006.

[11]MONTGOMERY A J.Patina:A Story about the Beauty of Things Broken and Imperfect[M].Nashville:CrossBooks, 2013.

亚澳建筑遗产的价值与智慧 第9篇

现代社会遭遇着有史以来最为强势的变革和更替,新的技术、新的材质、新的价值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由此,诸如交通、人口、污染、能源等问题都变成了现代社会喉咙里的一根刺,以快治快的方法是雪上加霜。在快节奏的发展脚步中,现代人能否放下身段和不必要的虚荣,去到老祖先慢节奏的生活态度中寻求解决之道,决定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眼界和前景。

亚澳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缘起,并或多或少受到过外来强势文化的影响,这让亚澳地区建筑遗产显得丰富和多样。立足本国实际情况的传统建筑,充满了应对生存问题和可持续发展的伟大智慧,如马来西亚的传统民居,尊重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却能灵活应对不同的自然灾害;外来强势文化的进入,是一种文化的入侵,却也不同程度上提升了本土建筑的品质,这是一个学习和交流的过程。

故而,对于现代需求,融合了外来建筑风格的传统建筑的适用性和灵活性,是对可持续发展的很好回答,我们或许能从亚澳地区的建筑遗产上,找到诊治诸多现代城市病症的“良方”。

工业建筑遗产的景观价值内涵 第10篇

历史价值是指其表达了工业建筑从古至今发展的真实状态, 体现了一种历史信息传达的原真性和淳朴状态。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历史的进程, 大量工业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工厂厂区、工业建筑和构筑物、街道, 都逐渐成为城市景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与遗产相关的环境景观设计也是彰显历史遗产文化内涵的重要手段[1]。而其中工业生产、发展的方式影响人们生活深远, 已经成为每个工业城市不能磨灭, 又被社会共同认可的历史记忆。有计划、分类、分等级的保留和修复这些现在看来衰败工业街区、厂房建筑和构筑物, 有着在社会层面和城市文脉发展上深远而持久的意义。这些保护体现在对城市中工业区整体外貌的保存, 城市历史文脉的科学延续, 工业流程和科学技术的教育意义, 特殊时代标志物, 社会认同感的发扬等。曾有着百年辉煌工业历史的德国滨江老工业区———柏林上牧场工业区, 经过了繁荣、战争和废弃的曲折历史进程, 上牧场工业区在1990 年德国统一后, 呈现出一片衰败、萧条的景象。在1990 年中期, 多数建筑被列为工业保护建筑, 作为整体工业区改造的一部分, 这些保护建筑被再利用, 并更新为商业中心、生态景观中心及艺术设计中心, 彰显了工业遗产景观的重要历史价值及社会价值。

2艺术价值

工业遗产景观艺术价值的体现在城市的肌理, 表现为工业厂区空间规划和工业建筑、构筑物设计的审美价值上。工业时代高效率、简洁化、构成化的大生产模式特征, 组成了工业建筑及厂区空间规划的设计原则。它们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 造型新颖独特, 利用率高, 有些工业建筑还成为了城市中的标志性建筑物。工业建筑、设施和景观构筑物, 往往具有较高的工业美学价值:那些具有重大价值的工业建筑遗产, 常携带着时代的特征跟历史的厚重感, 其独特空间结构形式的表现、精密的机器设计、优美的机械美学、均衡的体量构成等, 都体现了重要的美学价值。同时对现存工业建筑遗产进行分类保护和分级保护, 保存价值内涵巨大、个性独特、典型的工业建筑遗产, 对于城市历史文脉的延续, 城市特色文化品位的提升, 城市历史风貌的保护, 保持地方特色浓郁, 改变“千城一面”的怪现象等, 有着特殊的意义。

3经济价值

工业建筑遗产可以直接转化为经济资源, 是一个城市工业化进程对其经济发展的外在形式。保护工业建筑遗产可有效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 因为工业、产业的形成过程与发展进程, 大都需要大量的经济、物质、人员投入。而这些建筑遗产其中的建筑、景观构筑物, 本身具有大空间、大尺度的结构特点, 适宜被灵活置换为其它功能的建筑及景观空间, 充分利用既存的建筑物、景观构筑物以及规划齐整的厂区场地, 可以有效节省拆除重建的资源投资。从生态恢复的角度来看, 一定程度的改造和更新既存建筑, 有利于工业厂区的污染恢复, 搭配绿色植物的种植能有效形成良好生态循环的景观建筑聚落。

4发展价值

工业建筑遗产巨大的价值, 归根结底是其发展的价值:对于文化遗产来说, 继承是最好的保护, 发展是最深刻的弘扬[2]。工业遗产中所拥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2 方面内容, 共同构成了发展价值的内涵:包含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生存价值、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价值、人类精神层面的价值等。工业建筑遗产再利用的景观生态价值, 也是其发展价值内涵所在。工业时代遗存的工业厂区和建筑构筑物等, 应该使得人们在其周围能够持续的生存下去, 不再对周围的人居环境构成污染, 其中建筑可持续发展最明显手段, 即是节能减排:工业建筑遗产建筑功能在营运的低能源消耗。工业建筑遗产见证了一个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 产业建筑的发展, 也是当地城市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筑遗产的更新保护再利用的重要性在于, 它不仅保证了城市环境的历史延续性, 还用物质的方式保存了地方特色的景观空间。

5小结

在微观角度的视野下, 位于城市中优越的区位条件, 有着完善的基础配套设施, 大尺度的空间结构, 坚固经济的结构形式, 简洁大方的建筑风貌, 这些先天条件决定了工业建筑遗产改造的景观价值所在。以宏观的视角看, 工业建筑遗产在当今地球资源不可逆性的实际情况下, 它的更新利用彰显了其对社会的意义所在, 还有效保证了历史文脉发展的脉络, 成为城市特色景观空间。

参考文献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与保护 第11篇

关键词 体育 非物质文化遗产 价值

在中国，非物质文化是中华名族几千年的文化核心，是整个中华文明繁荣昌盛的根基所在。体育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国体育的发展迅速，已经跻身奥运体育强国。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形式多样，它与每个年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信仰等方面密切相关。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社会的高速发展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很多传统的体育文化遗产遭到肆意破坏甚至消失，一些技艺不能得以流传，具有独特中华文化内涵的民族体育文化正在慢慢消失。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蕴藏着巨大的价值，是祖先遗留给我们的财富。但是现代人们的认识和保护意识比较薄弱，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留存面临严重挑战。

一、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及现状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群体或个人认为具有游戏、教育和竞技特点的运动技能或运动艺术，以及在实践这些技艺与技能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器械、相关实物和空间场所等。我国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祖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根据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创造和积淀下来的传统体育文化，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民族区域文化得以展示的重要载体，体现了我国各民族共有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观，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具有重要的价值。

我国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许多传统体育项目，具有民族特色的技艺消失，发掘与保护困难重重。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转变，发达的交通工具、先进的电子产品等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人们每天的生活离不开手机和电脑，人们更注重的是享受生活。传统的体育与时代格格不入，许多技艺的传承人也被现实社会同化，面临传承人断代的危机。现代体育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较大的冲击，现代的人们更多的关注新兴的体育项目，如篮、排、足、乒、羽、网等比较热门的体育项目，忽视了传统体育项目的学习。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商业利益存在矛盾，在相同的条件下，现代的人们更看重经济利益。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严重缺乏，好多传承人迫于生计，更多的放弃了自己父辈遗留下来的技能。民族地区保护的意识淡薄，大都重视申报和开发，开发后的保护管理得不到足够重视，得不到延续性，开发后如何长时间的保护又是一项难题。

二、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及保护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历程，是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发明创造出来，并被广泛运用的运动艺术和技能。经研究表明具有以下价值：（一）历史价值；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现出了不同历史时期民族文化发展的历程，见证了历史的发展。（二）体育价值；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很多传统体育项目被现代人们广泛喜爱，具有健身休闲的功能，达到体育锻炼的目的。（三）文化价值；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子文化，与历史事件、阶段、人物紧密相关，是历史发展的证物，对研究历史有着重要的价值。（四）教育价值；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和科学知识，有大量独特的艺术技能，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五）经济价值；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少数民族项目吸引着越来越多游客，是旅游产业的重要支柱，能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六）养生价值；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类体育养生项目，具有延年益寿，增进健康的价值。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巨大的价值，需要合理的开发与利用，克服保护的种种难题。第一，加大宣传的力度，让人们深入了解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强保护意识；第二，重点加强区域性保护，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加强对民族特色遗产的保护；第三，加大对传承人的保护和培养，给予他们更好的社会保障，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第四，构建社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体系，融入到社区文化中，丰富人们的业余生活；第五，重视学校教育的传承，开设部分传统体育类养生课程；第六，开展全面普查工作；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

三、结语

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存在形式多样，是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中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具有重要的价值，正面临着逐渐消失的危机，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加强保护意识。重视普查、申报和开發工作，让更多的项目得到应用，得到保护与传承。

参考文献：

[1] 崔晋静，中国体育非物质遗产的存留状况[J].体育史分会.

[2] 伍娟，林志军，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1年10月，第30卷第5期.

[3] 钟典模.非物质体育文化遗产的价值与继承[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9月，第32卷第5期.

[4] 祝成.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4.

教育遗产价值 第12篇

1 汉代以前

1976年, 在陕西临潼出士了一件属于武王时期的青铜簋, 因为这件青铜器由当时担任右史职务、名叫“利”的人为纪念武王克商后对他进行赏赐而铸造, 所以被称作“利簋”。武王克商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由于这一历史事件对于划分商周王朝纪年具有重要的意义, 所以在西周年代学研究领域备受关注。利簋上的铭文记载了武王克商时间是“唯甲子朝”, 从而印证了《尚书·牧誓》所记“时甲子昧爽”和《逸周书·世俘解》记载的“甲子朝”的正确性。为研究周武王灭商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同时也为西周铜器断代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迄今由古今中外学者提出的有关武王克商的年代集中在前1130年至前1018年之间, 达44种之多, 其间最小相差一年, 最大相差一百多年。2000年10月公布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 选择前1046年为武王克商之年。简牍尹湾简牍出自该郡功曹史师饶的墓中。这批文书有准确的纪年, 系西汉晚期成帝时物。文书的完整性、系统性、细致性是以往出土简犊所无法比拟的, 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尹湾汉墓简牍属2千年前的官府文书, 尹湾简牍同居延汉简、敦煌汉简、云梦秦简、银雀山汉简等著名发现一样, 将载入史册, 成为历史界, 考古界和档案界长久关注的一个课题, 其重要性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

2 唐宋时期

焉耆—龟兹文是20世纪初发现于新疆库车、焉耆和吐鲁番等地的文字, 这种属于汉唐西域国, 在新疆库车、焉耆和吐鲁番等地使用的纸质文献, 用于书写佛经、文学作品、世俗文书等, 成为新疆发现的古文字分为三大文字系统之一的婆罗米文字。

甘孜州收藏的《宇妥·元丹贡布八大密诀》, 是我国著名的藏医学家宇妥·元丹贡布继《四部医典》后完成的又一部医学巨著, 形成于公元705年, 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宇妥·元丹贡布一生中写下了30多部医学著作, 并在政治学、经济学、天文学和历算学等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 这部医学宝典全部用藏文书写在用狼毒根加工制作的具有防虫、防潮作用的米黄色藏纸上, 正文用蓝黑色墨水书写, 标题用红色墨水书写。其封面、封底及编连的牛皮带与铜扣均为耐用材料。它是研究藏医药发展史, 古代造纸技术, 纸质档案文献保管保护技术难得的第一手材料。

《唐代开元年间档案》共有6件, 已经装裱完好, 是中国档案部门现存最古老的纸质公文档案。虽然档案已经有部分缺损, 与已发现的敦煌文物资料相比, 该文献也不十分完整, 但从剩余部分中仍可反映出当时我国封建社会的治安、宗教等情况, 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此外, 像《唐档》这种纸张能保存这么长时间, 这不仅在中国, 在世界上也极为罕见, 这也说明当时我国造纸业的发达。

唐代“谨封”铜印档案文献目前收藏于青海省档案馆, 属于铜质材料, 主要是表现我国早期封建王朝的行政管辖和府衙公文的凭证。其精美的造型和艺术性反映了我国唐代工艺水平的精湛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 同时其所蕴含的行政管辖权限和职能是唐王朝较为系统和完善的行政制度和体制的体现, 反映了当时等级制度和行政管理体系的完整性, 具有比较典型的档案属性和价值, 这种铜质材质的载体也是档案文献遗产中为数不多的金属材料。

3 元朝时期

元代档案中有关西藏归属问题的档案, 这些元代档案中有关西藏归属问题的重要档案, 确切表明西藏地方作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域, 始终处于中央政府的统辖之下, 成为历史的见证, 表明了我国历史进程中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疆域和文化的交融。表明了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各民族共同缔造了我们伟大祖国灿烂的历史文化。

元代第七任帝师桑结贝给塔巴贝的封文, 甘孜州现存的这件元代封文的主要内容就是:元朝第七任帝师桑结贝代表皇帝, 将德格县、白玉县沿金沙江两岸的土地和百姓分封给当地一个叫塔巴贝的人。它是[元代]中央政府在藏区实施分封土司制度的历史见证。

这件极为罕见的元代封文表明, 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版图不是偶然的, 而是长期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特别自唐代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原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这件珍贵的封文全文以传统的自制竹笔和黑色墨汁书写在特制的纸张上, 全文为古藏文。纸张不易被虫蛀, 耐久性强, 吸墨性能好, 历经700年, 至今字迹依然十分清晰。封文长93cm、宽53cm, 首尾印有八思巴文的官印, 落款处有帝师桑结贝的亲笔签名。这份封文是目前四川省所存的惟一一份[元代]藏文档案, 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化艺术价值。

4 明朝时期

珍藏于辽宁省档案馆的《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实录稿本》, 原为清内阁大库旧藏清初明史馆钞本散叶, 虽然不很完整, 但内容丰富、详实, 记载了大量明王朝初期的政治、经济与外事的活动, 其中《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实录稿本》中有琉球国钟山王查都派使进贡, 并将其侄等送国子监读书, 太祖降旨赏给衣物钱钞的记录, 表明当时琉球是中国的属国。

明代的金书铁券极少存世, 流传迄今的“铁券”极为稀少珍贵, 已成为一种珍贵的历史文物。珍藏于青海省博物馆是明英宗天顺二年 (公元1458年) 颁赐给青海士官高阳伯李文的“铁券”。由于其他国家都未颁发过类似的金属免死证书, 因而这些仅见于中国的金书铁券不仅是再现中国历史的重要文物, 而且还具有世界意义, 理所当然地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历史财富。

收藏于河北省容城县档案馆的明代谏臣杨继盛画像、被害前写给妻儿的遗书以及后人为杨继盛遗书题词, 表现了一名正直不阿的铁骨铮臣的气节和忠心耿耿为国为民的精神, 并被收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 成为档案中珍藏精品。

明代洪武皇帝颁给溯思公失监的圣旨, 这份明王朝早期颁发的圣旨表明了当时明代洪武皇帝对王朝统治的高度重视, 也说明了当时明皇帝朱元璋对严峻时局的清醒认识, 通过这份圣旨的颁发, 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明初的政治形势, 为后面的惩治贪赃枉法和打击与皇权抗衡的政治势力发挥了作用, 也使得明朝的统治在中国历史上得以延续了近三百年时间。

大明混—图, 这幅明代世界地图, 以大明王朝版图为中心, 东起日本, 西达欧洲, 南括爪哇, 北至蒙古。其中还很详细描绘了欧洲和非洲地区。全图没有明显的疆域界限, 仅以地名条块的不同颜色, 来区别内外所属。特殊是这幅14世纪的中国地图, 对非洲大陆的山川, 特别是南部非洲的海陆线绘制得精美详实, 是我们研究早期中非交往历史的重要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