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艺术哲学

中国传统艺术哲学（精选12篇）

中国传统艺术哲学 第1篇

一、中国之“道”

笔者认为, 再多的文字和言语也无法真正去解释什么是 “是”, 因此, 此处笔者更想用以下几个词来框范一下“道可道, 非常道”, 那就是“神秘”、“太初”、“混沌”……。

文字本身是具有神秘力量和无限魅力的, 在文字夹缝里无不充盈着对道之存在的肯定和向往。但是, 在上述的文字中无不存在着这样一种不得不去面对和深思的“二元悖反” 的出现。

老聃在《道德经》中感叹:“道可道, 非常道;名可名, 非常名。”[2]在类似的悖论和矛盾中, 哲人们承认“道”与言说, “逻各斯”与语言确实存在差别, 思想一旦被说出来就成了另外的东西, 唯有沉默无言才是思想的本真状态。 同时, 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反讽, 哲学家不得不把他们本打算沉默的事说出来, 都不得不用文字来宣布他们对文字的不信任。然而, 留下来的却恰恰是文字, 甚至对写作的贬低也只能生存在写作之中。“子非鱼, 焉知鱼之乐。”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并非一开始上来, 就宣称“道”是哲学和艺术的最高境界、沉默是思想存在的最高追求, 唯有深入理解语言和思想、“道”和混沌、语言和沉默之间的辩证关系, 人们才能达到无论对人还是对物, 对真理还是对意义的真正的“理解”。维特根斯坦才会说:“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3]

或许就是在面对中国之道的无言与沉默中, 逐渐形成了中国人含蓄、内敛、中庸的东方性格, 造就了中国艺术的抽象、发散和中庸的风格特点, 这种东方性格和风格特点也在历史的节点上最终使得中国艺术有着直觉体悟和追求至善和至慧的艺术理想。

二、西方之“逻”

沿袭上述研究思路来继续理解“逻各斯”并探究为何“逻各斯”为何能在一定历史时期使得西方艺术有着具象、线性和逻辑的思维特点并有着讲究逻辑和追求崇高和悲剧的艺术思维成为主要论述对象。

赫拉克利特曾提出:“逻各斯”是本原。因为万物从它而来, 是组成万物的最初元素, 是“种子”。中国的很多学者在研究“逻各斯”这一哲学概念时, 常常会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 从逻各斯的象征意义、意蕴本质、境界层面等角度, 辨逻各斯之“象”——火、河、日;析逻各斯之“意”——流变、秩序、尺度;论逻各斯之“境”—— 感性、理性、神性;来析逻各斯神谕之“道”、内涵之“理” 和本质之“谛”。笔者正是将对“逻各斯”研究的重心放在了西方哲学历史的演进过程中“逻各斯”对西方艺术的思维方式和特点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决定性作用。

火是逻各斯之象征, 其中的“道”是“恒”。黑格尔也曾说: “了解自然, 就是把自然当作过程来阐明。这就是赫拉克利特的真理。”[4]从赫拉克利特所留残篇可以看到, 他确实是把事物了解为过程的。“我们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5]纵观西方哲学史, 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到巴门尼德的存在、柏拉图的理念、亚里斯多德的实体、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的太一、基督教经院哲学的上帝、欧陆理想主义者笛卡尔的天赋观念、康德的物自体、再到黑格尔的绝对理念, 后来者都是以不同的理论表达式来谛听、复现、承诺‘逻各斯’的言说, 尤其是沿袭了其中的“逻各斯”式分析性思维方式。

综上所述, 从道这个宇宙本源而观照万事万物, 形成了中国艺术特有的抽象、发散和中庸的思维特点, 从而开启了中国艺术领域整体思维铸就的重“表现”的风格。而出于西方之“逻”的分析性思维, 从逻各斯去认识、分析、概括与总结宇宙万物的原则与规律, 形成了西方艺术独具的具象、 线性和逻辑的思维特点, 从而开启了西方艺术分析思维形成了重“再现”的传统。

摘要：传统观念中, 在中国之“道”与西方之“逻各斯”哲学内核和文化基因的决定作用下, 中西方艺术的表达方式和特点有着显而易见的区别, 使得中国艺术有着直觉体悟和追求至善和至慧的艺术理想, 而西方艺术则有着讲究逻辑和追求崇高和悲剧的艺术思维。

关键词：“道”,“逻各斯”,思维方式

参考文献

[1]周来祥.文艺美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2]顾悦.道德经[M].西安: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1997.

[3]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王平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05.

[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 1959:305.

中国传统哲学毕业论文 第2篇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发端于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在萧公权、萨孟武等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中也都包含了政治哲学层面的研究，只是涉足不多且不深。

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政治学被错误取消期间，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就失去了独立的学科地位及意义，而附属于历史哲学层面的社会形态理论，主要运用阶级分析方法，选定思想家思想中体现阶级性及历史走向的部分议题为政治思想议题，其中就包含着政治哲学议题，譬如人性论及政治理想国等。

随着政治学的恢复及初步发展，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渐次展开，但又总摆脱不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的阴影，从而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总是同各种各样涉及中国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的讨论混杂在一起，其研究方法则主要有文化哲学、历史哲学、哲学及历史学的方法。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现有研究成果体现两个基本研究思路：第一种研究思路较为看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普遍性特征，着力于发掘现代政治的传统政治哲学基础，论证现代政治的中国版本所必需的某些来自传统政治观念的支撑，竭尽全力论证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具有内在地转向现代政治哲学的可能性或已经有了某些现代政治哲学观念的雏形。

第二种研究思路则较为看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特殊性特征，从思想与社会互动的角度，着力于分析其历史性的具体内涵及曾经产生过的社会影响，特别注意分析政治观念、

范畴等在传统思想中的原始含义，即从原始的概念、范畴等的解释中整理出思想家阐明的原始思想事实，倾向于历史地具体地对待传统政治哲学的特殊性内容，

其研究结果认为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就其历史内容而言并无趋向现代民主的趋势，在其已有的历史中也没有与现代民主和谐共存的经历，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也仍然较多地发生着阻滞民主发展的消极作用。

一、路径与特色：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范式

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有三种基本范式：其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者从一般哲学的研究进入政治哲学的研究，比较注重概念和范畴等的解释和演绎，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框架，对中国传统哲学中政治意义明显的概念、范畴与命题等进行了初步梳理，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周桂钿教授。

周桂钿教授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一书力图从范畴和命题的解释方面着手，研究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几对主要范畴或命题，其贡献及局限一如前述。

通过研究，周桂钿教授提出了三点最基本的看法，即儒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政治哲学是儒家的中心，民本论是中国政治哲学的中心。

周教授没有对政治哲学的概念及研究对象与方法等进行描述式的处理，而只是将传统哲学中政治性内容进行了罗列或排比，既没有回到思想现场进行思想事实发掘，也没有着力于概念、范畴、命题、判断及推理等的系统分析，结论虽缺乏政治哲学研究所要求的近乎苛刻的严谨与缜密，但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其二是结合中国社会近代化或现代化问题，主要从民族文化自尊和历史发展普遍法则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某些范畴进行了历史哲学的解释，其主要的代表是李存山。

李存山等主要是通过民本与民主关系的讨论，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局部进行了重点探索，意在寻求中国政治民主的内在依据或源头活水，着力在中国古代寻求民主思想或民主思想的萌芽等。

张岱年的《黄梨洲与中国古代民主思想》一文指出，“中国自殷商以来没有民主制度，但在学术史、思想史上也还是有民主思想的。

……中国在先秦时代就已有了民主思想的萌芽。

”四李存山认为黄宗羲思想是“民本走向民主的开端”，李存山的结论至少有两个基本的片面性。

一、他的研究模式属于“六经注我”，既不太关注黄宗羲等人的原始思想问题，也没有触及到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纲领性概念，而过多地关注与同时期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比较，过多关注梁启超等人承认的黄宗羲思想对他们接受民主思想的所谓影响。

二、他对现代民主的发生与传播机制缺少必要的了解，不仅置民主观念的悠久历史于不顾，而且还把民主看作任何民族都可以在某个阶段自然形成，从而确定中国的民主也可以在某个阶段通过思想家的努力，在没有任何民主思想资源及制度资源的情况下出现，断定民本可以自然而然地冲决君主制的束缚而走向民主。

其三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研究者从政治思想的研究中逐渐衍生出政治哲学研究，注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概念、范畴、命题和判断等的社会学或历史学解释，其主要代表是刘泽华。

刘泽华继承了萧公权的研究传统，在政治观上率先突破僵化的阶级政治模式，能够“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就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主要概念及范畴等进行了社会分析，并描述了主要概念之间的必然联系，揭示了重要政治判断的普遍社会影响力，其中对纲领性概念的关注使之更接近政治哲学探讨问题的方式。

国外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主要有三种范式：其一是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为代表的历史哲学式的研究，注重挖掘晚明以来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意义，力图将中国思想或社会的近代化看作是传统社会主要成分的内在延续，其研究风格和旨趣与李存山等比较接近，旨在寻求东亚现代化的内在依据。

他认为李贽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重要过渡性人物，将近代思想在中国的展开描述为一定肯定人欲的过程，并整理出了一个从李贽到孙中山的近代思想的发展线索，再结合他视域中的明清之际以来反专制思想中的地方自治，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近代是可以在其文明的进程中内生。

其二是以牟宗三、杜维明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的中国政治哲学研究，他们以儒家传统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化为题材，探讨了中国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意义，尝试将儒家传统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进行嫁接，提出了“返本开新”、“新外王”等理论，对于探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如何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杜维明极力推崇现代民主而反对传统专制政治，认为儒家思想中确实存在着为君主专制服务的成分，主张继承儒家的同时还需继承批判儒家的五四传统，唯有如此，才能找出儒家思想中与现代民主相适应的普遍部分。

杜维明认为宗教伦理层面的儒家学说具有超越历史的普遍性，不仅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民主的伦理基础，确保民主政治的中国属性，而且对其他文明如西方文明解决伦理危机也有重要意义。

海外新儒家面对的是民主政治已经成功植入之后的民主政治与东方伦理的关系问题，并着力于寻找中国儒家伦理中能与民主政治相融通的部分，并且从有利于民主政治的方面发掘、解释和论证了儒家伦理的普遍意义。

处理两者是否相融通的问

题远比处理发生学意义上的两者关系问题简单，而且也可以主要用逻辑分析的抽象分析方法，从儒家伦理中抽象出具有普世价值的观念成分也未尝不可，

毕竟中国不可能完全西化，特别是在宗教层面，而儒家伦理中的宗教层面如确实在逻辑上与民主 政治相融通，那么在观念上把两者逻辑地 联系起来也不是绝对无益于社会，

起码在民主政治已经确立的情况下可以让它更加民族化。

其三是美国和西欧的海外汉学家，以现代化为主要问题，探讨了中国传统政治及政治 哲学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不良或不利影响，其主要代表是列文森。

列文森注意到了传统政治 文化的形成受到了儒家、道家及法家等的影响，但他否认了儒家等传统政治观念能够顺利生出现代政治观念。

尽管上述范式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都极为相信自己研究的必要性及正确性，但各自得出的结论竟至于截然不同。

这一方面是由于其研究方法及价值取向的迥异，特别是在中国民主如何发生及处理民本与民主的关系上，方法与价值取向对于结论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

中国哲学与传统绘画研究 第3篇

关键词:儒家;道家;禅宗

范曾在谈到中国画时曾说过,中国画是哲学的,哲学是中国画的根基。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绘画与中国的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总的来说,有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便有了中国传统的绘画艺术。中国传统哲学成为了了解中国传统绘画的钥匙。

提到中国的传统哲学,人们大多会想到儒道、庄禅。孔子为了人生而艺术,庄子为了艺术而艺术,这些精神都将哲学与艺术紧密联系到一起。中国人追求“圣人”、“仙人”和“成佛”,与儒道、庄禅思想不无关联。这些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带进了中国传统绘画里,正因如此,所以中国的传统绘画讲究意境、禅意。可以说,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精神是儒道互补,庄禅相通。

儒家讲究“仁”,講究“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修身齐家”放在首位,之后才是“治国平天下”。可以看出,儒家首先要求自我的内在修炼,通过提升自我素养及境界,从而用“礼、义、仁、智、信”去感化别人,文明社会,和谐社会,以求天下大同。所以,对于许多文人士大夫来说,绘画便成了一种很好的精神寄托和修炼自我的途径。在中国传统画家的眼里,绘画不是描画客观和自然物象的工具,而是借物抒情、言志、达理,保持自我心如止水的纯洁,提升内在修养和自我控制力的载体。

而禅宗美学讲求“心”,重在一个“悟”字。禅宗的顿悟并不是一种现代人所讲的“理解”,而是一种完全处于自我状态下的超脱了时间、空间、现在、过去、未来的自我解脱的自由感,从而进入了一种“无我”的精神世界。人仍身处在日常尘世之中,而心却已不再束缚于世俗之理,达到一种以“无念”为最大“有念”的人生哲理境界,或者说是一种人内在精神的涅磐。这似乎与道家的思想有相通之处,都是 力争摆脱世间世俗的种种繁琐的条规戒律,而那种把“无念”运用为最大“有念”的脱俗境界,却又成为了 脱颖于,高超于世人的一种自我约束,辨别美、恶、丑、善、是、非的准则。这与儒家所追求的“追求内在修养和自我控制力”同样有一定的相通性。禅宗向我们提供了发现自我,领悟世界的途径,正是一个“悟”字。也使中国的传统绘画带有一种含蓄性,这与中国人讲求精神感悟不无关联。笔墨上可以激情奔放,甚至也会像西方画家那样笔触奔放,但却有所不同的是 中国 传统画家却是借物抒情、言志,笔墨的背后是自我的感悟。中国花鸟画中小中见大的意境,都体现了禅宗,文人写意画的“妙悟”的影响。宋代梁楷的 《六祖砍竹》,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画家追求平凡的生活,追求自我的本真的思想。而这一切,原本就是显得那么的“飘渺”“隐玄”,只是穿过画面背后,渗透出来的一种“悟”。所以,中国传统的绘画从很大层面上讲,不只是一幅画,更是一种自醒、自律。这是截然不同与西方绘画的,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应该就在其美学思想基础的不同,西方的美学思想基础之一是“科学”,科学不能含糊,要力求做到严谨和明了,而中国的美学思想基础之一则是“释”,是“禅宗”。

影响中国传统绘画至深的还有老庄道家思想。道家的代表人物李耳,尊称“老子”。“道即自然,自然即道”是其《道德经》的核心思想。这里的“道”是规律,是天地万物之源。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宇宙的本源是道,道生万物,天地之间都按其规律运行着,所以,道家美学,讲求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合,前后相随,恒也。”宇宙万物是一个相克相生,相辅相成,阴阳相调,对立统一的整体。这一思想也被运用到了绘画造型构图的比较原理上,画面有虚有实、有疏有密、有主有次,墨色有深有浅、线条有粗又细、有轻盈有奔放,等等。如果说儒学注重的是人与社会的和谐,那么道家美学则讲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崇尚自然之道,与天地同生,与万物合一。在中国传统画家的眼里,自然不仅是描写观摩的对象,同时也是审美标准,道家提倡“天人合一”,“天地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使中国传统绘画把自然当为艺术的核心之一。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画卷:山水之间,一叶扁舟,蓑翁垂钓,或舟间笛处横声,渔歌晚唱,似乎画中的人物只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隐世无争。这些“孤舟蓑翁”的形象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画家自己的人生追求。在中国人眼里,这种形象很容易地就会联想到是一位世外高人,谢绝尘世的喧嚣,追求精神修行,超越世俗肤浅。画家这种“出世”的态度,如同画卷中“世外桃源”般的画面一样,成为画家寄托情感,修身养性的途径。

中国传统艺术哲学 第4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着眼于全人类解放的科学, 它有其自身形成发展的客观历史条件和背景。因此,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身上必然会打上一种深刻的历史烙印, 并不是因为哲学本身而是因为它的目的、它的精神所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大历史渊源出处, 都是欧洲的历史文化底蕴所涵养出来的哲学精神, 带有浓厚的欧洲风情与人文历史特点。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国际哲学, 是适应于全世界的哲学, 是普遍哲学, 是全人类的共同智慧的结晶与精神财产, 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 它的西方欧洲色彩如此浓厚, 它的西方哲学根源如此明确。同时, 由于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者个人的历史局限性, 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完美中带有遗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到世界各地, 尤其是历史文化背景、经济基础与欧洲及西方相差极远的中国时, 必须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其局限性, 在应用时, 决不能是简单的“拿来主义”也不能搞成“修正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一方面包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结合, 指导中国的革命取得胜利, 建立新中国;另一方面, 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新中国建设时期的实际国情相结合, 促进中国建设的快速发展, 实现新中国国力的跨越式发展, 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打下坚实的经济物质财富基础。

首先, 事物是变化发展的, 停滞不前只能导致落后, 最终丧失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开放的哲学, 是发展的哲学, 在从西方到东方中国的引进中, 它需要以开放的姿态来对待中国传统哲学, 吸取精华, 使得自身得到发展、充实, 更加务实, 贴近中国实际国情特色。

一方面, 中国传统哲学作为土生土长的原生文化思想, 在中国社会上一直占主导地位, 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以及行为起主要影响作用, 对中国几千年来各种风俗习惯人文历史起主要的塑造作用, 必然会对刚刚从西方引进来的, 在强大力量尚未显现和信仰人数远远落后于中国传统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造成强而高的影响作用。因此,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 就必须正确积极地对待比自己力量强大的中国传统哲学, 积极汲取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当中的文化精华, 借鉴东方先哲的优秀、正确的哲学思想成果, 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实现既科学又与中国传统相结合。另一方面, 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来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传统、思想凝集、睿智思索, 它的哲学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华文化五千年的文明之中, 是中华文化瑰宝孕育了中国传统哲学, 滋养其成长。换句话说, 中华文明是中国传统哲学发展壮大的肥沃土壤, 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源, 是它的本, 是它的根基。而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历史, 中华传统哲学是对优秀民族文化的弘扬, 是对优秀的传统和美德的总结概括, 因而它对国民有着很强的凝聚力、熔铸力、生命力, 绵延不绝、历久弥新, 是对中华民族五千年发展史的纪录, 是团结炎黄子孙的精神纽带。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想在中国更快、更好地发展、创新, 更加中国化, 必须兼容并蓄、海纳百川, 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 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既有中国的历史渊源, 又具有中国当代的时代特点。因而我们说,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需要中国传统哲学, 需要中华文明。

其次, 任何事物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变化发展的, 哲学的发展也不例外。尊重哲学自身规律、认识这些规律、把握这些规律, 才能更好地利用规律来认识哲学, 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种特殊的运动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进程, 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从引入到中国以来, 已经经历了多次与中国不同时期国情相结合, 而产生了几次新的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思想又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突破与创新, 这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哲学思想、江泽民哲学思想内容以及胡锦涛同志的和谐社会建设的哲学萌芽。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可以看出,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是有规律可循的, 这个规律就是在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科学性、普遍性的基础上, 与中国的传统哲学密切结合, 不断吸取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 从而促进了几次重大理论的形成。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毛泽东哲学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哲学思想, 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成果。而新哲学思想的创造者们的智慧, 也是来源于中国先哲们以及前人的智慧宝库, 并在其身上打上了深深的传统哲学思想烙印。从而我们也可以很明确地得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遵循的规律, 即:时刻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 取其精华, 在创造中既保持了科学性, 又增强了实用性。这也是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离不开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依据。

在20世纪初期, 马克思主义被引进到中国, 随着时代的进步,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蓬勃的生命力、科学正确、历经考验与锤炼的内容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的传统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也在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因此,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世界化, 在相互借鉴中发展, 取长补短, 一定可以实现双赢。

参考文献

[1].许全兴,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若干新思考》,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04

中国传统文化与管理哲学案例 第5篇

1）每篇内容包含那些中国传统管理哲学思想？在继承传统文化中具有哪些贡献？

答：《列子•汤问》中的《愚公移山》蕴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民的力量，也蕴含着改造自然过程的曲折性和前途的光明性，包含了原始的辩证思想，也包含着“有志者事竟成”、人定胜天的思想。能激发人们不向困难低头，产生敢于战天斗地的大无畏精神。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闭幕词的《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三篇文章被称为“老三篇”。三篇文章篇篇经典，字字珠玑。饱含着中国传动管理哲学思想，是朴素唯物主义的体现。文章风格朴实、说理透彻，极具教育意义，分别从不同侧面对社会主义道德观和价值观进行了不自觉的阐述。

2）从中国传统人性论角度分析，愚公、白求恩的人格品质。答：愚公不知老之将至，乐观、豁达、胸怀远大、志存高远、坚忍不拔；关于白求恩，毛主席已有论断---“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而且颇有些“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3）结合你自己的实际和亲身体会和中国传统管理哲学谈谈雷锋过时论和现代发扬“圣人”品德的重要性和遇到的障碍。

答：人说雷锋是一座丰碑，但他毕竟已成历史，今天再提已无必要，不值得今人学习;有人说，雷锋非常可贵，但他只适合那个革命精神的年代，今天情况已经大变;甚至有人恶意贬损雷锋„„我们时常在想：雷锋精神真像一些人说的过时了吗? 周恩来同志曾精辟地把雷锋精神概括为四句话：“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江泽民同志认为：“雷锋精神的实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尽管时代不同，思想各异，今天的我们对雷锋精神的人性化展现有越来越多的不理解，但我们却不能不对雷锋那种对他人、对集体、对社会、对国家的浓情厚爱肃然起敬。更重要的是，人之为人，社会之为社会，国家之为国家，都需要健康的心态和机制来贯穿始终。而雷锋精神，已然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一以贯之、气势磅礴的坚守力量。雷锋精神将是一种永远能引起人们内心美好向往的道德关怀，是一种历久弥新的人文情怀和公民精神。50年了，不管褒贬，我们还在热议雷锋精神，这一现象本身就证明，雷锋精神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和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现代社会发扬“圣人”品德对于构筑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以社会主义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主要内容，以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先进道德体系有着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和现实意义。但总个别人不理解、不支持，这也是多元化社会不可避免的问题。社会的主流还是好的，大方向不会因为一点杂音而改变。

浅析中国传统建筑的哲学思想 第6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建筑；古代哲学；思想影响

哲学思想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 它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指导法则，是人们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建筑是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生活的需要，利用可获得的材料通过所掌握的物质技术条件，按照一定的构造法则、功能需要、思想理念和美学原则建造的构筑物。建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承载着人类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甚至一定程度上作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志。

中国传统建筑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人类文明史的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道德传承、各种文化思想、精神观念形态的总体，是以老子道德文化为本体、以儒家、庄子，墨子的思想、道家文化为主体等多元文化融通和谐包容的整体。这种文化思想深深影响中国传统建筑，使其因自身蕴含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特质而独树一帜。

一、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

中国哲学思想起源甚早，其内容非常丰富。中国哲学大致产生于夏、商、周，成形于春秋时期，到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中国古代哲学有儒、释、道等多家思想。从广义方面来讲，对中国传统建筑有较大影响的哲学思想是以“礼”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和崇尚与自然融洽相处的师法自然的思想以及崇尚自我顿悟的禅宗思想和以易经为基础的风水学思想。

（一）以“礼”为中心的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把建立尊卑贵贱的等级制，看成是人伦之本，这种人伦关系是兴国安邦的关键。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这是儒家的“礼治”思想，认为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社会。正如子产曰：“礼，是上天的规范，大地的准则，百姓行动的依据。天地的规范，百姓就应该效法。”荀子曰：“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富国》）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以“礼”为人的行为规范，规定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思想体现在中国传统建筑中表现为建筑的等级制度。

儒家思想中还崇尚“中庸”、“内省”的处世哲学，其强调的是“允执厥中”、“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中庸之道和“中和含蓄”的审美观念，这种美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和空间意象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虚”“实”的哲学观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崇尚自然，主张“天人合一”。老子曰“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其强调的是人来自于自然，人与自然是一个共荣共生的统一整体，因此人要尊重自然，师法自然。道家思想认为“道”是世间万事万物的根本，整个宇宙的演化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种师法自然观念和“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对中国传统建筑的整体布局和呈现形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形成建筑风格的重要思想依据。

道家哲学把“气”作为宇宙万物的基本构成元素，认为天地之间，万事万物、生生不息，这正是“气”的功用所为。道家思想中“气”归“道”，而“道”为“虚无”，如老子的“大象无形”“知其白，守其黑”，庄子的“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又如老子的《道德经》中“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所谓“玄”指的是“道虚”，而“虚”在中国传统建筑中是与建筑实体相对的，这种“虚”与“实”的思想使得中国传统建筑的空间组合展现出特殊的形式，蕴含着独特的韵味。

（三）禅宗思想的“顿悟”体验观

禅宗起源佛教文化，通过与中国的道教文化结合而形成的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因其与中国的传统宗教结合吸收道教思想以及玄学思想，所以禅宗在中国的佛教各宗派中流传世间最长，影响也非常广泛，甚至至今仍有影响。禅宗思想认为人与自然不仅仅是相互参与的关系，更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存在于自然之中，自然也存在于人的心中。禅学认为世界万物由人心所生，注重内心的体验，这便是“梵我合一”的唯心主义一元论的世界观。人心为一切之本源，因此要以“修心”来“自解自悟”，这便是顿悟见性的修行方式。禅宗思想认为人们应该以淡然平和的心态，以一种“空”的理念来对待世间的万事万物。这种“空”的哲学思想影响着中国传统建筑的园林造景。

（四）风水学思想

中国传统的风水学是源于我国古代哲学《易经》，是周易理论应用的一个重要的分支。风水学主要由阴阳八卦、五行四灵、以及属相结合而成，包括中国古代的心理学、美学、地理学、伦理学等诸多内容，是一个庞大的体系。风水学讲究的是“环山抱水”地理位置，“藏风纳气”的布局，“阴阳调和”形式等，总之它遵循的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原则，用依形辩气的方法，寻找阴阳调和的生气聚集之所，并选择最佳建筑环境，最合理建筑布局方案，合适的建筑时间，使生气聚而不散，行而有止，进而营造适合人的身心健康及其行为需求的最佳建筑环境的学问。因此风水学对建筑的影响深远，乃至今天在室内设计中仍有其影响。

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传统建筑中的体现

一种建筑形式，一个建筑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必有产生它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国的传统建筑不可避免地受到古代哲学思想的渗透和影响。

（一）传统建筑的空间秩序

中国传统建筑历来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这是受儒家以“礼”为行为规范的思想影响。中国古代人以儒家思想这种 “三纲五常”“贵贱有序”的伦理观念为指导构建起一套严格规范的建筑秩序模式。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等级制社会中，历代帝王对此都很重视，因为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建立的建筑空间秩序可以约束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形成中国封建统治者所倡导的社会行为准则和处世准则，进而维护及巩固其封建统治。因此，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对于建筑乃至建筑的室内都有严格的制式要求，从建筑的方位朝向、群体组合、形式、体量、屋顶的样式到装饰构件、色彩装饰以及装饰图案等都做了明确的等级规定。

中国传统建筑的等级制式最典型的代表为清代的紫禁城也就是现在的北京故宫，《荀子·大略篇》说：“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于是中轴线在古典建筑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因此紫禁城就建于当时城市的中轴线上，左右呈对称分布，这样的格局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加上庞大的建筑群的严谨正统让人感觉皇权的威严和不可侵犯。紫禁城由南向北有一个明显的中轴线，在这个中轴线上依次布列了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宫等，这些中轴线上的建筑等级最高、建筑体量最大最为重要。中轴线的东西两侧的建筑也是基本呈对称分布的，使用者多为皇帝的妃嫔和儿女等。

中国的传统民居建筑也同样采用中轴线布局，体现出“中为尊”的思想。比如传统的四合院建筑就是把主要的建筑物如厅、堂、长辈的住房等建在中轴线上，东西两侧的男性子孙住房基本上也是对称的。四合院分为前院和后院，前院一般设有门房、仆人用房以及一些辅助用房。后院正中为厅堂，是体量最大规格最高的，是供奉祖宗神灵和举行家中重要礼仪的地方。由此可见民居与宫殿建筑的布局原则和遵循的伦理观念是一样的。

传统建筑的中轴线布局形式以及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的建造方式，也体现出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而传统建筑的四周围合的院落形态也表现出“内省”的理念。四合院的实体建筑是环抱四周的，院落处在中心，形成一种内向型的封闭空间，这种布局方式与中国传统的包容、内省的处世原则是相协调的。

（二）“天人合一”“虚实相生”的建筑理念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崇尚“天人合一”，认为天、地、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人是从自然中来的是自然的一部分。这种“师法自然”尊重自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得到充分体现。中国的传统建筑与自然环境是和谐共处的是相融合的，而不是与自然对立的，讲求传统建筑环境与自然环境的有机结合，讲求人文美和自然美的和谐统一，注重把握人与自然的相生互补的关系。

传统建筑在选址时便要仔细考量周围的自然环境、地形地貌，在选择方位上选背山、面水、朝阳的自然方位，结合和利用现有的自然条件来“因地制宜、依山就势”的建造。在建筑的选材方面注重就地取材。在建筑形式方面融合当地的文化和气候因素，形成建筑的地域性特征。例如北方传统建筑一般坐北朝南，内庭院空间广阔，体量比较厚重，形式比较规则庄重，色彩也比较浓重，而南方传统建筑因避阳的需要内庭院空间小四周墙体较高，建筑体态上也较秀气，布局形式灵活，色彩上比较清雅。这样的建造思想使建筑可以融合于当地的自然环境，使建筑在所在的环境中不显得突兀而是“虽由人作，宛若天开”。这与西方的传统建筑注重体现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把建筑形态和园林规划的几何化的审美观念是不同的。

道家思想中认为宇宙是阴阳的结合，是虚实的结合，所谓“虚静”即“虚则实”、“静则动”，宇宙间万物都是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的，其有生有灭。中国的传统建筑非常注重空间的“虚”与“实”之间的平衡关系，尤其注重“虚”的表现，中国传统建筑重视环境中建筑物之外的部分，重视建筑的各个组成要素之间的协调关系，而不是像西方建筑那样强调单体建筑物。中国传统建筑是以建筑群体呈现的，以各个单体建筑的有序布局和建筑物之间的院落而组成，这是道家整体思维的体现。庄子有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把天、地、人视为一个整体，体现在建筑上便是把建筑群体视为整体，不仅注重单体建筑与建筑群体，也注重群体与群体以及其与整个环境的和谐关系。这种思想大到整个城市的布局，小到一个四合院的布局都有明显体现。这种以空间为主而实体为次的思想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独有特征，而这种注重“虚”的思想与中国书画中的留白是受同样的哲学思想的影响。清代大书法家、篆刻家邓石如曾提出：“字画疏可以走马，密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正如故宫的建筑群，各个建筑物为“实”的部分，而个单体建筑之间的院落为“虚”的部分，最大的院落便在中轴线上，其在面积上远大于实体的建筑，这样“虚”的空间便成为建筑的核心，建筑四周环保，内部庭院“虚”“实”交融，整个空间环境中各要素之间既存在着一定的秩序关系，又相互穿插，形成平衡、协调的关系。

（三）以实写虚的建筑造景意象

禅宗的“空”的哲学与道家的“虚”“实”观又有所不同，禅宗追求是“修心”“顿悟”，认为少可以胜多，因为越少就可以有更大的想象空间，可谓“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阔”。中国古典园林受禅宗思想影响颇深，园林中的人工造景都是取意与自然界的真实景物，将其“移天缩地”置于园林中，以显寓隐，以实写虚，追求的就是“似与不似之间”，以供人们想象，这种想象是打破时空局限的顿悟式的想象。中国传统园林建筑的布局比较分散，形成 “庭院深深深几许”的丰富空间的层次，营造出“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诗意情景，所以这种以建筑物的外部空间为主的建筑形式，让人在山水丛林的环抱中体悟自然，从人的内心中去寻找平和与宁静。

（四）风水学的布局指导

我国传统建筑从选址到建筑形式受传统风水理论的深刻影响。风水学认为“气”最为重要，在建筑中选址和布局中“聚气”是首先要考虑的。中国传统建筑在选址方面非常重视周围的自然环境，选择环山面水可以藏风纳气之地，这便是中国传统建筑都注重围合感的原因。建筑朝向为坐北向南也是为了向阳那风。在建筑形式方面不追求高耸，而是有尺度适宜的建筑单体组成庭院，以便气可以在建筑群中流通自如。风水学的阴阳五行的理论也在传统建筑中深有体现，还是以北京故宫为例，宫殿的命名便体现了“阴阳相生”的观念，在阴阳五行中男为阳，女为阴，乾为阳，坤为阴，因此皇帝办公及就寝的宫殿成为乾清宫而皇后的寝宫为坤宁宫，以表示阴阳结合，天地合壁之意。

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哲学思想不是一家之思想而是多家思想的融合，使得我国传统建筑表现出独特的审美意味和文化意蕴，成为人类文明史重要的一部分。

三、结语

中国传统建筑独特的表现形式，独有的艺术特点都是根植与中国传统的文化，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隐藏在建筑表相之后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对建筑的影响是何等深远。在当代，我们要仔细研究和品味传统建筑的哲学内涵和审美意境。我国的建筑艺术既需要继承和发扬传统建筑的精髓，又需要在继承中有所创新，从而使我国的现代建筑既有时代的特征又体现传统文化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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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哲学理论体系的重构 第7篇

作为社会存在的主体, 人这一生物自出生以后就面临着一个问题: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人类社会一直在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的过程中发展。人与其他动物不同, 人永远不会满足现有的生存状态, 总是在追寻更高层次的存在。这是人类的哲学本性, 即不断追寻人类发展的终极。这也构成了任何一个民族生存的精神支柱。当前科学日益昌盛, 但是仍然解决不了这个重大的命题, 而且似乎离人类的终极关怀越来越远。虽然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在对人的讨论上存在方式上的差异性, 但是其本质目的都是一样的。从西方哲学的角度来看, 其对于世界的认知主要以“本体论”为主。[1]西方哲人一般通过从现象到本质的方法来构建高于外表世界的虚拟世界, 即世界上所有事物存在的本质世界。从西方哲学的构建方式看, 西方哲学都是通过逻辑模型构建的, 不属于任何世界实体, 从而表达了西方哲学家的终极追求。自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和毕达哥拉斯等人奠定了西方哲学的基础之后, 经过康德和黑格尔等人的发展和完善, 西方哲学已经发展到了其高峰, 大大促进了科学的进步和思想的解放。同时, 西方哲学目前也面临着其发展中的困境, 很多西方哲学家陷入唯心主义的陷阱中不能自拔。而与此相对, 中国传统哲学则不存在这些问题, 因为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中, 哲学从来都不为科学和思想解放而服务, 而是关照人的生存问题。先秦著名思想家老子自其著作《道德经》问世之后, 各种“道”的思想纷纷涌现。中国古人从不以逻辑思维作为思考方式, 而是通过“悟道”的方式来实现终极理想。可以说“道”的思想是我国传统哲学甚至传统文化的根本思想,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都是由“道”而来。中国传统哲学讲究“天人合一”, 这与西方的本体论截然相反, 但是其同样具有追寻世界本源和终极的目标和作用。根据老子的“道”的思想及其他思想家的学说, “道”是世界存在的本源, 任何事物都是由“道”而生, 随“道”而变。“道”既可以包罗万象, 囊括天下于其中, 也可以细微如尘, 任何事物中都有“道”的存在。“道”的思想对我国文化的影响实在太深远了, 以至于我们现在说什么都讲“道”:茶有茶“道”, 武有武“道”, 棋有棋“道”。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说清楚什么是“道”, 但是确实能够体察到它的存在, 体会到它博大精深的内涵对人们的影响。古人言明证道需要体悟, 是靠人的悟性来修得正果。可见, “道”这一存在与人的思想一样, 虽然摸不着看不见, 但是确确实实是存在的。“道”对中国人对于生命的看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虽然西方哲学也在追寻超越人的思维之上的存在, 但是其采取的是本体论的方式, 在人的主观世界之外重新构建了一个独立存在的“概念世界”。[2]这里就涉及到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质区别。任何哲学的起源都与宗教有关, 西方宗教在探究人和世界的关系时是将人和世界分离开来的, 中间存在上帝。人和世界的交流需要通过上帝才能实现。但是中国的传统宗教一直强调“天人合一”, 人和自然是统一的, 中间没有分离开来。中国传统哲学中实现人的思想超越是“悟”, 从世界的内在实现思想上的超越;西方哲学中的超越靠“证”, 通过外在的形式来超越。随着西方哲学发展到当前阶段, 很多西方的思想理念都出现了种种的矛盾和冲突。按照西方哲学的说法, 世界是以逻辑的形式存在的, “绝对真理”存在于逻辑世界当中。这样的哲学形式虽然表面上非常显明而直观, 但是内在的逻辑矛盾层出不穷。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概念世界”与现象世界二者如何进行沟通, 二者的桥梁是什么的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而中国传统哲学讲究“天人合一”, 人和自然没有实质性的障碍, 人可以通过“悟”的方式来实现二者的统一。西方哲学本身就是超越科学的独立存在, 而往往西方哲学家在研究哲学命题时采用科学的方式, 这样就容易出现悖论。这都是因为西方哲学将人和外部世界分离开来, 从人的理念的视角来研究外在世界, 很容易走向世界这个对象是不可知的困境。西方哲学发展到当前阶段已经出现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潮, 重新审视西方哲学的种种问题, 这是西方哲学内部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在中国传统的哲学体系中, “阴”和“阳”的辩证思维是最主要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占卜文化极为繁荣, “易”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支柱。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由“易”而生, 生克变化往返不息。中国传统哲学从来没有在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使用逻辑思维, 而是通过研究万物的特征来给其定性。实际上, 中国传统哲学从狭义上来看仅仅包括老子《道德经》的道经部分, 甚至排除了德经部分。因为狭义上的哲学是追问宇宙的终极, 它涉及到的是人的存在的根本问题。而德经包括后来各大思想家们都是在讨论人伦和人的生存的现实问题, 并不是哲学的真正意义上的追求。虽然中国传统哲学在利用辩证思维研究宇宙中取得了较为丰盛的成果, 但是辩证法仅仅是哲学的低级阶段, 远远没有达到高层次哲学研究的范畴。很多问题如果用辩证法来回答往往是无果的。[3]例如回答“阴”是什么, 恐怕没有人能够真正弄清其本质什么东西, 只能用“它是阳的对立”来回答。而这样的回答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回答。虽然这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大缺陷, 但是它通过对世界特征的归纳来研究意象的思路是值得肯定的, 为哲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或者说是参照。

二、中国传统哲学理论体系的价值宗旨

中国传统的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在理论系统上存在很大的差别。西方哲学体系是围绕本体即自我意识本身来建立的, 它以追寻宇宙终极为目标。而中国传统哲学以“天”和“道”为中心, 讲究“天人合一”, 并非追寻知识本身, 而是通过探寻天和人的关系来教诲人应该怎样为人。可以说中国自古以来的价值观并不是像西方那样成为了独立的伦理学说, 而是渗透在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古人无论从哪一领域都可以探究人和天的关系, 因为从任何一个角度发掘到最后都是相通的。中国传统哲学并不注重对事物和规律的认知, 即使有些情况涉及到高深的科学知识也是浅尝辄止, 从来不会应用到生活当中。中国传统哲学从实质上来看可以说就是道德哲学, 因为其主要为道德和价值观服务。中国自古以来就讲究知和行的统一, 人和自然的统一, 真善美的统一, 在探索天人关系时主要通过顿悟而不是求证。[4]总体来说, 中国传统哲学都是以生存为背景, 以人伦关系为重点, 主要通过对人生观价值观的探讨而形成的思想体系。价值和理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我国著名的学者张岱年先生就对这一点进行了充分的阐释。在他的理解中, 中国哲学家研究哲学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生活现状, 探寻更高层次的生活状态;中国的哲学不是以逻辑推导为基础, 而是以生活实践为基础;西方哲学将人和外部的世界分离开来, 用人的眼光看待世界, 而中国哲学注重人和宇宙的统一, 从宇宙内部看待人和宇宙的关系;中国传统哲学认为真和善是统一的, 追求真理也就是追求善, 宇宙真理和人生至善是统一的。[5]张岱年先生的观点是非常中肯的, 对于我们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此同时, 虽然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在体系上有很大不同, 但并不表明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系不完善。相反, 中国传统的哲学无论是在内容还是方法上都具有丰富的内容, 只不过这一体系都是围绕价值观建立的, 所有的内容都和价值相关联。[6]先秦诸子百家在其著作中都阐明了君子之道, 通过求知和为学等途径来完善自我, 实现人生至善的目标。

三、中国哲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第一, 重构太极图的形。我国传统哲学以《易经》为根基, 通过辩证思维阐释了宇宙万物的生克变化。自宋明两代的“太极图”问世以来, 我国传统的哲学发展到了高峰, “格物致知”成了中国哲人的主要研究方式。当前我国国学没落, 传统哲学面临西方文明的冲击而显得一蹶不振, 有必要复兴中国传统哲学理论, 昌盛中国文明。因此要再造“太极图”, 延续中国传统哲学的命脉。当然, 这里并不是主张恢复旧有的理论体系, 而是要去粗取精, 吸收传统哲学好的部分加以创新和丰富。[7]宋明理学讲求通达, 主要研究身和道的关系。理学家认为追寻道应该从身出发, 让自身回归到自然的世界中去, 一切以身为开端。放在哲学理论中来讲, 身在这里指的是处于宇宙当中的“此在”属性。身是宇宙万物的化身, 通过对身的参悟可以领悟到宇宙的真谛。这和西方哲学中原罪等有本质的区别。通过对身的理解, 中国哲学可以依靠其重新构建“太极图”的形, 也就是将身作为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 围绕其建立相应的理论体系, 这样就避免了盲目地追寻传统哲学中无法捉摸的“道”和“法”。自“太极图”问世以来都是以“道法自然”为核心思想, 但是缺少实际意义上的主体, 导致哲学研究走入了困境。将身这一主体引入到“太极图”当中能够为“道法”提供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对象, 从理论上打好根基。太极中的两仪实际上就是阴和阳两种属性, 以往对其的解释玄之又玄, 如今引入了“身”的概念之后, 在哲学研究中可以很容易将其理解为男性和女性。这样是有一定的根据的。因为古人所关心的事物都是和其生存有关的事物, 很多现象在古人眼中都理解为男性和女性的区别, 从而出现了阴和阳的对立统一关系。它体现了古代生存环境紧张, 古人关注生命形成转化的现实生存状态。从阴和阳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可以看出, 男性和女性并不仅仅作为人而存在, 而且是宇宙万物变化的关键, 阴由阳而生, 阳由阴而发。它体现了人伦关系, 也体现了传统哲学追求生命生生不息的伟大愿景。

第二, 重构太极图的势。除了要丰富传统哲学的理论体系之外, 还要对其研究方法进行相关的讨论和完善。自古以来, 中国传统哲学研究问题的方法都是理论和方法一体, 理论可以当作方法, 方法可以用作理论, 这显然存在不合理的方面。[8]身是研究的主体, 宇宙变化是其演化的环境。这种全新的中国哲学理论体系的另一大特点, 是与其方法二重性相应的体用二者的兼备。实际上, 阴阳两种属性可以作为方法论, 而五行是演化的方式, 二者不能混淆。身即生命, 生命由两性而来, 两性形成家族群体;身又可以说由五行生克变化而来, 五行构成了物质世界的体系。二者同属于研究宇宙万物的方法论, 各自是独立的, 不能混为一谈。传统的哲学将自然放在太过显著的地位, 导致很多哲学讨论都陷入了虚无主义。当下中国哲学的出路就是要将阴阳这两种自然属性严格地与其他研究方法区分开来, 形成独立的哲学研究体系。中国哲学既需要传统的体察思维, 又需要格物致知的观察思维。不仅要研究天道, 找出自然生克变化的自然规律, 还要研究人道, 通过人的属性特征来弥补哲学体系中的漏洞。总之, 要将人与天二者区分开来, 独立进行研究, 同时也要着力探索二者之间的关系, 整体上构建中国哲学的体系。

第三, 重构太极图的义。“太极图”的阴阳属性带有强烈的生化含义。阴生阳, 阳生阴, 二者在循环往复中构成了宇宙万物的模型。中国传统哲学关于生命的讨论和西方哲学截然不同。西方哲学在研究宇宙生命的起始和发展过程时采用的是线性思维, 而中国传统哲学采用的是回互性思维。无论是从阴阳的角度还是从五行的角度, 生命的起始、发展、衰落和灭亡再到起始都是循环的, 生是死的开端, 死是生的结果。老子有云:出生入死, 说的就是人从一出生就朝着死亡发展。因此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生命逻辑是共生的。我国传统的道教和从印度引进的佛教关于生与死即阴与阳的问题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的。死亡绝不是生命的终结, 而是新的生命的开始。道生一是万物的起源, 也是生命循环不息的开端。中国哲学在研究传统的生命观上具有独到的建树。当下中国哲学更需要注重方法论体系的构建, 从根本上弥补自然主义好虚无主义的缺陷, 为研究人和宇宙的关系提供科学的方法。“太极图”的重构绝不是复原传统的阴阳和五行, 而是要通过对事物属性的研究中找到研究天人关系的路径。

四、总结

本文首先说明了中国传统哲学体系的特点, 然后提出了中国传统哲学理论体系的价值宗旨, 最后说明了如何对中国哲学理论体系进行完善和发展。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起源都与宗教有关, 西方宗教在探究人和世界的关系时是将人和世界分离开来的, 人和世界的交流需要通过上帝或神才能实现。中国传统的宗教强调“天人合一”, 人和自然是统一的, 中间没有分离开来。中国传统哲学中实现人的思想超越是“悟”, 从世界的内在实现思想上的超越;西方哲学中的超越靠“证”, 通过外在的形式来超越。中国传统哲学发展到当下阶段, 需要解决虚无的自然主义问题, 其关键是要形成研究天人关系的方法体系, 再造“太极图”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摘要：哲学的目的是追求世界或者宇宙的终极, 它在研究哲学问题的方式上与其他科学不同。科学都是关于具体问题的研究, 而哲学研究的对象是所有科学问题的极点。在这一点上, 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的哲学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传统哲学并非以追寻世界本源为根本目标, 而是通过对宇宙观的讨论来明示人的生存哲学。在哲学方法上, 中国传统哲学一直采用辩证法, 而不是西方哲学的运动哲学。这两种哲学思维方式的差别造就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典型特征, 即学说都是为社会治理服务的。本文在这里探讨中国传统哲学在受到西方哲学的冲击下如何重新构建其理论体系, 发挥其实际价值。

关键词：中国传统哲学,理论构建,“易”,“太极图”,“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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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传统动画意境的哲学表达 第8篇

在风格众多的传统动画中,水墨动画对传统绘画的艺术传承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它取材于中国水墨山水画,无论其绘画技巧还是意境表达都最大程度地对传统水墨画进行了现代演绎。总之,传统动画在中国传统艺术的基础上融合了现代影像的艺术特征,以镜头和画笔创作出独特的艺术形式,营造了独具特色的动画意境,创造了新颖的民族文化艺术空间。

一、中国动画的意境及其对传统艺术理论的传承

意境是什么?以通常的说法,意境就是情与景的结合,或称“情景交融”。“意境”是“意象”中最富有形而上意味的一种类型。在传统绘画作品中,它是通过对时空境像的描绘,在情与景高度融汇后所体现出来的艺术境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意境的思想根源出自哲学。潘天寿先生曾经说过:“东方绘画之基础,在哲学。”传统的哲学思想共同作用于传统艺术,从而造就了中国独特的艺术特征和艺术个性。不仅绘画,传统的哲学思想对各种传统艺术形式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古人讲究诗书画印一体,它们相互作用,构成完整的艺术形式。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但相互影响,各有所长。画难画之景,以诗凑成;吟难吟之诗,以画补足。中国绘画的意境大多借鉴、取意于诗歌等文学作品,即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传统水墨写意画对意境的追求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国传统的绘画理论对早期中国动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造型方面,所有的传统动画都取材于传统绘画,如《骄傲的将军》中的白描造型脱胎于中国画的“十八描”,而水墨动画代表作《小蝌蚪找妈妈》的造型完全出自齐白石先生笔下的绘画。

传统动画的色彩也受到传统绘画的影响,如水墨动画的色彩表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人水墨画的精神。其作品高雅、素淡,着重表现了传统水墨的艺术特色,通过各种浓淡不一、干湿并用的墨色体现了独特的艺术效果。除墨色之外,传统动画也大胆运用其他色彩,并巧妙结合,收到了良好的转场效果。

中国绘画在视觉上通常采用散点透视,并不注重立体的视觉效果,因此很难体现出动画片中前后景的区别。在《牧童》中,导演利用人物大小的变化,使之从远方徐徐走来或慢慢远去,从画幅的一侧走到另一侧,这些动态场景具有画面纵深感,很好地体现了树林的宽阔。在《山水情》中,导演则通过山的大小和人物的位置变化来体现画面的立体感。这些表现空间的方法不仅保留了中国绘画的艺术特点,也使空间的意义变得更加明确、自然。

二、中国传统动画的意境表现及其特征

中国传统动画继承了中国艺术的传统和精神,并结合现代影视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其鲜明的艺术特色与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体现了中国传统动画的“表现主义倾向”。

首先,中国传统动画重视对主观感受的表现。中国水墨动画创作者强调内在精神的表达,这种表达不是对客观现实的描摹,是表现而不是再现。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利用内心世界的外化进行创作,通过主观的感受和经验的加工来表现世界。中国动画借鉴传统绘画,体现了创作者的表现主义倾向。观众由于各自审美经验的差异或生活阅历不同,获得的审美感受也不同,观众与动画创作者的互动是动画必不可少的因素,二者是加工与再加工的过程,不同的观众会体会到不同的意境,也会产生不同的艺术感受。

比如《山水情》中浓淡墨痕所表现出的写意风格,其雅致的格调表现出创作者的主观感受。其色彩“平淡”,但非淡薄无味,而是传达了“似淡实美”的美学境界。中国古典美学素有推崇“自浓归淡,以淡为宗”的审美传统,平淡美被视为一种极高的境界,从老庄时代就开始推崇“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

其次,中国传统动画将传统绘画与现代影像技术相结合,创造了全新的表现手法。中国传统动画有很多与电影艺术相似的观念和特征,传统动画在吸取绘画艺术精髓的同时,也深人挖掘这种天然的影像优势,并加以运用。在《九色鹿》中,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唐代敦煌壁画形象,又通过现代影像技术,将一系列壁画形象生动地演绎成一部具有浓厚绘画风格的动画作品。

虚与实是中国绘画的重要理论范畴,它包括隐现、藏露、浓淡、黑白的对立统一。虚实相生,意味无穷。这种传统绘画理论在大量传统动画中被充分体现出来。《山水情》常用半边式构图和空白来展现烟云水气的甜润灵秀、清新飘逸;水之空灵与墨之浓淡在流动的画面中交融,虚中带实,实中带虚,从而形成一个具有笔墨韵味的意境空间。虚实对表现山水画的空间非常重要。可以理解为有画处为实,无画处为虚。虚中见实,实中有虚,才能达到最佳效果。水墨画以一点一线之功,可以使整个画面显得灵空。在《山水情》中,大量空白与实景的配合也充分地表现了这一特征。

虚与实应用于影视技术的另一个目的是表现景深。景深是表现画面纵深感的一个重要方法。简单地说,景深的作用就是抓住视觉焦点,让画面更有深度,使主体更加突出。在传统动画的制作中,也常常通过前景、后景以及虚实的变化来强调空间感。通过在z轴上的纵深表现,产生更强烈的立体感。

在单帧的画面构图以及全片艺术空间的把握上,传统动画传承了绘画的构图美感,在运动的画面中也兼顾了现代透视的时空理念。可以说,水墨动画是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产物。

传统绘画的色彩表现有两个方向:一是如传统壁画的工笔重彩,二是如传统水墨画的淡然清新,这两种色彩表现方式都通过色彩构筑了独特的审美意境:

如《大闹天宫》、《九色鹿》配合传统的造型,在色彩方面采用工笔重彩的方式,具有高纯度的色彩表现和很强的装饰感,同时色彩体现出高度和谐,如传统壁画一般艳而不俗,浅而不薄。色彩还被赋予独特的主观意向性,追求一种“意向色”。如孙悟空身上艳丽的红、黄色代表了角色正直、开朗、刚毅的性格;在《九色鹿》中鹿王的光环中明亮的色彩代表了它的善良、光明,而弄蛇人黝黑的皮肤色彩则代表了其阴暗的内心世界,作品整体色彩艳丽而不失和谐,具有极强的装饰意味。

水墨动画色彩的表现则继承了中国传统文人水墨画的精神。除墨色之外,大胆运用其他色彩,并巧妙结合了转场效果。如《山水情》的用色,在一片浓淡不一的墨色之中,作品采用了几个色彩浓艳的镜头,令人印象深刻。

传统动画的造型设计对原型进行了极度夸张,但依据不同的风格也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依托线描填色的平面式造型,一种是水墨动画的写意。在《三个和尚》中,高、矮、胖三个和尚的造型生动简练,以鲜明的特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整个作品中,除了对寺庙和高山背景的基本描绘,其他所有的风景几乎都被忽略,更加突出了人物造型的基本特征。

结语

道、言、智、境与中国哲学诠释传统 第9篇

一、道, 中国哲学诠释学的原型

在康德的三大批判中, 他提出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人是否具有把握形上世界的能力?我们知道, 人的生存方式具有两重性。一方面, 作为工具性的存在, 人是会利用工具的动物;另一方面, 作为价值性的存在, 人又在思维上追求形而上的精神意义。作为一个矛盾的结合体, 人的工具性的一面总是与价值性的一面发生冲突。理性的力量总是要求人要克服其工具性的一面, 然而人对形上世界的向往却又时时受到其工具性的控制。那么, 人的工具性能否过度到价值?因此, 康德问题也就成了“转知成智何以能”的问题 (这里“知”表示知识, “智”表示价值) 。

哲学诠释学与康德问题有紧密的联系, 不同的是, 康德问题是形而上学的根源性问题, 而哲学诠释学则是其中的一个角度, 即用语言的方式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探索。亦即“人们如何通过语言去把握形而上学”。由此及彼, 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中, 对“道”的追问, 就是中国哲学诠释学的原型。

老子说:“道可道, 非常道, 名可名, 非常名。”这里, 第一个“道”即为形上之道, 是天地之始源;第二个“道”是言说、理解、把握之意;意思是形上本体的“道”是可以用语言来表征的, 但是通过语言说出的形上之道就不再是我们想要表征的“道”了。在《老子》一书中, 虽然形上之道难以解释, 但老子却一直在为之解释, 这就是“哲学诠释学”。因此, “道”就是中国哲学诠释学的原型。

《老子》中还提出, “无, 名天地之始, 有, 名万物之母”。这里, “有”就是人类工具性的生存方式, “无”是人类价值性的生存方式。“此两者, 同出而异名, 同谓之玄, 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 意思是“道”可以通过“无”和“有”来诠释, 人类的生存方式应当是“无”和“有”的统一, 应当是工具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可见, “道”也是人类生存方式的原型。

二、意象语言, 得意而忘言

老子提出“道可道, 非常道”, 一方面承认语言可以表征出形上之道, 一方面形上之道一旦用语言来表征, 就不再是之前的样子。[3]因此, “言”是追求形上之道的过程, 是中国哲学诠释学的主题内容和主要手段。因此中国哲学诠释学也可以概括为如何用语言来表示形上之道的过程。

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指出, “夫象者, 出意者也”, 即通过“象”可以表征出“意”;“言者, 明象者也”, 即通过“言”, 可以表明“象”。“意以象尽, 象以言著”, 即“意”通过“象”来表现, “象”通过“言”来彰显, 也即“言”可以表征出“意”。下句又说, “言者所以明象, 得象而忘言”, 即“言”是怎么表征出“象”的呢?是通过“得象忘言”;“象所以存意, 得意而忘象”, “象”之所以能够保留“意”, 是因为“得意忘象”, 这就是著名的“得意忘言”的论断。

在这里, 谈到了“象”的问题。那么, 什么是“象”?《周易》中, “象”是指“卦象”, 是在对事物观察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感受, 能够基于人的理解引发共鸣, 引导人们去感悟和把握“意”。与“言”相同, 它们都是用来表征“意”的工具符号, 既与“意”有分离性, 又与“意”有同一性。

“得意忘言”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 象是用来表达“意”的, 言是用来说明“象”的, 诠释“意”须从“言象”入手;第二层意思, “意”在“象”之外, “象”在“言”之外, 想要表达“意”, 既要重视“言象”, 又必须超越“言象”。[4]一方面, 引入了“象”的概念, 总结出了一套用于把握形上本体的兼具“言”和“象”的意象语言。这种意象语言, 不仅具有普通语言的明确和具体, 还具有“象”的模糊和抽象, 达到了明确与模糊相统一, 具体与抽象相统一。另一方面, “道”无形, 自然无“象”;“道”无名, 自然可以“无言”。“道”是脱离了“言”和“象”的“意”。[5]因为不受“言”和“意”的限制, “道”的意义才可以自由随意、无所限制。

汉代经学注重文字训诂和名物的考订, 形成了一种“注不驳经, 疏不驳注”的注疏传统。而“得意忘言”的出现, 打破了汉代经学对人们思想和创造能力的束缚, 开创了以读者之意解经注疏的先河。宋明儒学的意象语言并非是发展不同于先前的意象文字符号, 而是着重阐释义理, 强调在解读和诠释意象语言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其历史积淀和人文底蕴, 因而超越了语言符号的局限, 从文本的字面之意走向了言外之意, 达到了与作者的心灵直接接触、交流以致融合。

三、智, 何以可能?

意象语言对于中国哲学诠释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突破就在于将“取象”, 即格物的对象, 从外部世界的事物转为历史文献和人文底蕴本身。然而, 又回归到第一个问题, 我们如何知道这历史文献等意象语言表达的就是我们所追寻的形上之道?针对该问题, 中国哲学诠释学发展了两个传统, 即“我注六经”的“道问学”传统, 和“六经注我”的“尊德性”传统。

我注六经, 就是读者为六经作注, 将文字文本作为中心, 强调读者对文本的忠实的还原工作, 通过对历史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 对文字训诂和历史名物进行考证, 从而探索其寓理, 达到形上之道。朱熹认为:“旧学商量加邃密, 新知培养转深沉。只愁说到无言处, 不信人间有古今。”对于经典的研读, 一定要细致入微, “锱铢必较”, 方能了解先贤的本意。

六经注我, 则是将六经作为自己的注脚, 以读者为中心, 借助文本来阐释和发挥自己的思想, 至于文本, 则可以依照读者的思想进行适当的演绎和发展。[6]它更注重读者本身的主观感受与体会领悟, 无论是对于经典的解读还是古物的考证, 都具有较为强烈的主观色彩。

然而, “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并非完全对立的概念, 事实上, 它们密不可分、相辅相成, 是一种对立统一。

那么, 不管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 或者这两种方法的统一, 为什么通过研读经典就可以达到形上之道呢?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何以可能”的问题。真正通过阅读经典来到达形上之道, 不仅依赖于对经典的研读, 更与读者本身的形上把握能力息息相关。无论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 都承认人是有把握形上之道的直觉能力的, 即所谓的“明心见性”。开发“心”的功能, 就可以达到“智”。

对于“我注六经”, 心的功能体现在对万物运作机理的“豁然贯通”。程朱学派认为, “是以大学始教, 必使学者及凡天下之物”, 强调“致知在格物”。由于这种把握形上之道的方式是通过熟悉经典实现的, 因此, 确立的是“客观性原则”。而对于主张“六经注我”的陆王学派, “心”的功能则是与他人的沟通。“东海有圣人出焉, 此心同也, 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而有圣人出焉, 此心同也, 此理同也。”人之所以能够把握形上之道, 是因为人心相同, 因此, 遵循的是主体性原则。

两种学派分别代表了两种哲学诠释学的原则:提倡“我注六经”的程朱学派重视“性”对把握形上之学的重要性, 是“性即理”;而提倡“六经注我”的陆王学派则重视“心”对把握形上之学的重要性。而这两者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无论偏重点在哪, 他们都是可以对立统一的, 都同样解释了通过研读经典来把握形上之道何以可能的问题。

四、境, 有有我之境, 有无我之境

境, 即境界。在老庄文学中, 境的最初含义是“无”, 也就是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因此, 境指向的是人性中“价值性”“精神性”的一面, 而非“工具性”的一面。那么, 这种“无我”的精神境界是如何实现的?这与我们用语言去把握形而上学有什么关联呢?接下来从中国哲学诠释学的三个传统来解释这个问题, 即诗学的传统、禅学的传统和儒学的传统。

在诗学传统中, 境为“意境”。意境一词始于唐代诗人王昌龄, 他在《诗格》中提到物境、情境和意境三个概念, 认为:“诗有三境。其一为‘物境’。欲为山水之诗, 则张泉石云峰之境, 极丽艳秀者, 神于心, 处身于境, 视境于己心。莹然掌中, 然后用思, 了然镜像, 故得形似。其二为‘情境’。娱乐愁怨, 皆张于意而处于身也。然后驰思, 深得其情。其三为‘意境’。亦是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 则得其真矣。”在诗歌创造方面, 王昌龄将意境创造划分为三个层次。其中“物境”偏重于“形似”, “情境”注重“情”美, “意境”追求“真”美, 涉及到事物本质的美。诗的意境要求创作者与创作地达到情景交融, 并将此情此景通过文字记载传递给读者, 使读者感受到相同的情景。这要求诗人的主观感受与客观环境和客观事物相统一。王国维将意境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他说:“有有我之境, 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 以我观物, 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 以物观物, 故不知何者为我, 何者为物。”[7]。只有在“以物观物”的无我之境下, 诗人的情与意才不会具有客观性, 才能达到真正的物我交融。

诗学阐明了“无我”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 而禅宗传统则揭示了从“无我”到“有我”是辩证的过程。《五灯会元》中记载, “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 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及至后来, 亲见知识, 有个入处, 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 依然见山只是山, 见水只是水”。在第一个阶段, “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 这是一个肯定阶段。山和水, 本就是客观存在的事物。积土而成山, 凝气而成水。山为青黛, 有高有低;水为碧蓝, 有清有浊。由于思维没有进入批判与反思的状态, 因而看到的山即是山, 看到的水就是水[8];第二个阶段, “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 这是一个否定阶段, 人们开始哲学地思考, 开始用一种思辨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开始对自己原生态的认知产生否定。在不断的学习与认知过程中, 不断改进自己的思维。这时, 我们发现山只不过是地面上起伏的物质的名称, 而这些所谓的山, 有可能下一秒就会因为地壳的运动或风沙的侵蚀而改变形貌。此消彼长、沧海桑田, 于是我们“强为之说”, 刻意用语言来表达我们的感觉, 结果发现我们所“道”出的“道”并非原来的“道”, 这就进入了“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的第二阶段, 这是一种否定、一种批判, 也是人们追求形上之道的过程。第三阶段, 即“依然见山只是山, 见水只是水”。对第二个阶段的观察与意象寻求普遍意义的再否定, 是否定之否定。在这个阶段, 人对外界的认知不再是“心”的作用, 而是达到了“智”的本身。达到了人与自然万物的统一, 现象与本质的统一, 形上与形下的统一。

诗学和禅学通过形象、比喻的说法对“有我”到“无我”的超越过程进行了描述, 而儒学则是通过富有哲理思辨的语言来进行诠释。儒学所追求的境, 是“天地万物为一体”, 这点是与诗学和禅学相一致的。儒学“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其一, 人组成了天, 人是宇宙中最具活力的存在。因此, 人应该张扬自己的灵气, 奋发有为, 张扬一身浩然之气, 坦坦荡荡, 达到“上下与天地合流”。《易传》认为, 人生就应该向宇宙大化一样有生气, 即所谓的“天地之大德日生”、“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朱熹认为, “人是天地之生气”。因此, 儒学传统其实就是万物生机与人的生气相统一。其二, 人在宇宙中占有主体地位。这决定了自己能够身体力行、事必躬亲, 依靠自身后天的修炼从而达到道德的升华, 形成自身的价值观。人可以不凭借外力的帮助和神灵的恩典便能够提升自我, 超越自我, 正式因为这与天的目的是相符合的, 这种超越才可能成功。孔子曰:“我欲仁, 斯仁至矣”, 即我一心想要修炼自己, 达到“仁”的境界, 那么“仁”的境界就已经到了;孟子曰:“人皆可以成尧舜”, 意思是只要善于培养自己的道德和修养, 每个人都可以达到“仁”的境界;王明阳认为:“人人自由定盘针”, 意思是注意自身主体意识的培养, 锻炼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 就能达到形上之道。其三, “天人合一”并非单个人修炼与天合一, 而是整个“类”的统合。这就要求每个人都应该有道德, 把个体生存价值同社会道德的进化和民族的繁荣兴盛联系到一起, 重视个人历史使命, 肩负社会责任, 将个人的内在道德修养转化为安邦治国的能力, 做到“内圣外王”。仁者能够将“修己以救百姓”当做自己的责任, 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 诗学、禅学、儒学分别从人的情意、思维、道德修养出发, 可以达到这样一个结论:虽然人对形上之道的把握与言说离不开主体性, 但最终却要将这种主体性与天道的客观性消融在一起, 即所谓的“天人合一”。因此, “天人合一”就是“道”的最终境界, 就是形上本体的最终归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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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树霞.天地之间有大美——论诗词的无我之境[J].作家杂志, 2007 (12) :32-33.

中国传统艺术哲学 第10篇

一、“黽”字释义及形象

(一) 古文字释义。“黽”, 甲骨文最早作“”, 本义蛙的一种, 意为后肢强大, 善跳跃[1]。《唐韵》莫杏切, 音猛;《说文》鼃黽也;《尔雅·释魚》鼁蟾諸, 在水者黽;《疏》, 一名蟾諸, 似蝦蟆, 居陆地, 其居水者名黽。“黽”可以理解为具有超强的生殖能力的青蛙或蟾蜍。彩陶、岩画、青铜器、帛画、画像石以及现代民间艺术的剪纸、刺绣等艺术都有它的身影。民间更流传着大量与“黽”有关的神话传说和民俗故事。

(二) “黽”的形象。原始时代人们对自然奥秘、社会人文、人类本身以及生产生活存在种种疑窦, 这种疑惑作为原始知识被积累和解答。人类建立在原始仿生观念, 原始宗教观念和原始哲学观念基础上, 为了解释这些现象构建了众多类型的神话传说故事。

1.神话中的“黽”形象。伏羲女娲 (始祖神) 像中的蛙:孔令谷先生认为, 女娲应为蛙黽。《说文》:“娲, 古之神圣女, 化万物者, 从女, 呙声。”女娲是化万物者, “化万物”与黽类善生殖特点是相似性的, 且“娲”与后出的“蛙”字可以音转通借, 所以认为女娲之“娲”有表“蛙”义。

嫦娥奔月图中的蟾蜍 (月神) :《初学记》卷一引《淮南子》:“嫦娥, 羿妻也, 窃西王母不死药服之, 奔月。”“嫦娥遂托身于月, 是为蟾蜍, 而为月精。”《淮南子·精神训》载:“日中有乌而月中有蟾蜍。”意为月神即蟾蜍所化。

西王母身边捣药的蟾蜍:西王母身旁有很多灵物相伴 :有三青鸟为其取食 , 有各种羽人随待 , 还有表示祥瑞的九尾狐及捣药的蟾蜍和玉兔。神话中蟾蜍又成为西王母身边的捣药神。

雨水之神的形象:蛙蟾还被视为雷神之子, 旱时祈雨的对象。《春秋繁露·求雨》:“旱时祈雨, 置虾蟆于方池中, 具清酒、膊脯, 祝斋三日, 再拜请雨。”《易林·大过》:“蛤蟆群坐, 从天请雨, 云雷连集, 得其愿所。”

2.民间舞蹈中的“黽”形象。民间舞蹈中, 有图腾崇拜的遗存。壮族的“蚂拐舞”即“蛙舞”, 花山崖壁画上有记载, 这种舞蹈呈现双手弯肘上举, 两腿半蹲成骑马式的蛙形舞姿, 动势较大, 是为蛙舞。风俗流传于广西的天峨、南丹、凤山以及红水河沿岸等壮族居住区。在壮族的民间传说中, 青蛙是确定人间晴雨的使者, 对青蛙崇拜与祭祀的活动, 关系到雨水是否充足和当年的农业收成, 因此, 才有这样的风俗性舞蹈。

3.民俗故事中的“黽”形象。“黽”在很多少数民间故事中扮演着聪明智慧的角色。藏族有《老虎和青蛙》、《鹰与蛙》等民间传说, 讲的是青蛙在面对比自己强大的对手时, 如何运用自己的智慧, 以弱胜强的事。蒙古族《狐狸、刺猬和青蛙》讲述的是青蛙运用自己聪慧的头脑为自己赢得黄油的故事。苗族《老蛇为什么咬青蛙》, 布依族《虎和青蛙》等故事, 均表现出蛙的智慧。

“黽”还具有勇士形象, 他们有超人的才智和勇敢, 敢于在入僵的外敌阵前冲锋陷阵, 打败了对手, 最后成为英雄, 或成为验马, 或当上将军和国王。类似这种均与早期人类对于蛙类的膜拜和不解之缘。

二 、“黽”的象征意义

马克思认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或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 支配自然力, 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的结果, 都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原始人类寄予“黽”丰富的形象意义, 每一类形象中都体现出原始的认识论、价值观。

(一) “蛙”的意蕴。首先, 代表雨水的神物。经济形态上, 我国自古以来以农耕为主, 农业收成的好坏, 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存。崇水观念在中国文化中表现得很突出。那么代表雨神的蛙自然被看成神物了。文化观念上, 中国文化本质上是农业文化, 文化的物质基础主要是农耕自然经济, 原始先民的精神文化活动必然也是围绕农耕经济展开的, 蛙崇拜就是这种经济环境下人类意识形态的反映, 也展露出最初的宗教思想萌芽。其次, 代表繁殖的灵物。先民在日常生活中观察蛙的生理特征、生活习性。蛙繁殖力很强, 一夜春雨就可以孕育出成群的幼体, 蛙腹浑圆膨大, 与孕妇的肚腹形状非常相似, 这种强盛的生命力是先民自身不具有却又迫切希望得到的。所以蛙被古人视为生殖崇拜对象。再次, 代表安居乐业的圣物。天气的变化多端与蛙声有关, 先民眼中, 蛙呼风唤雨的能力是令人欣羡和瞠目的, 他们认为蛙是圣物、是神灵、能够庇佑自己免受风雨之苦、雷电袭击, 于是加以膜拜, 甚至作为部落图腾, 运用神话故事将祖先与蛙联系起来。

(二) “蟾蜍”的意蕴。蟾蜍虽然外形丑陋, 但是在古人眼中, 它却有风调雨顺、多子多福、仕途有望、招财进宝、逢凶化吉、辟兵镇邪、去病消灾、长生不老等寓意, 被视为福星。

蟾蜍是月中神灵的象征。《淮南子-精神训》还有证:“日中有踆乌, 而月中有蟾蜍。”东汉张衡的《灵宪》中也说:“嫦娥遂托身于月, 是为蟾蜍。”另外, “蟾蜍钱尊”是时下最常见的蟾蜍符号载体, 因为蟾蜍没有声囊, 所以不会叫, 故而不会露财, 被商人誉为旺财、守财的福神。蟾蜍钱尊是典型的中国百姓翘首期盼富庶生活的世俗思想的符号载体, 反映了人们渴望幸福快乐的美好心愿。民间对于蟾蜍, 也认为它代表长寿, 晋代葛洪《抱朴子》曰 :“蟾蜍寿千岁”, 又曰:“仙药一曰蟾蜍, 即肉芝也。”

总而言之, “黽”, 即蛙与蟾蜍, 整体具有六大象征涵义, 农耕生产中的“雨神”形象, 蟾蜍多子的“福娃”形象, 嫦娥奔月月精之化身“嫦娥”形象, 西王母身边长寿“药神”形象, 刘海戏蟾中之“财神”形象, 蟾宫折桂中官运“福神”形象。

三、“蛙与蟾”的涵义变迁

然而随着人类科学发展和对自然的深入认识, “黽”逐渐被拉下神坛, 以往被奉为神灵的“蛙与蟾”都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这从成语演变可以看出。有关蛙的成语:晋惠闻蛙、井底之蛙、坎井之蛙、蝇声蛙躁、管窥蛙见、井蛙醯鸡等, 人们以“蛙井喜”喻识浅者的沾沾自喜。而有关蟾蜍的成语却存在明显的差异化。褒义词中有:蟾宫折桂、攀蟾折桂、蟾宫扳桂、金蟾献瑞等。又有刘海戏金蟾的传说, 将金蟾与财富结合起来。贬义词中人们用“蛤蟆蝌蚪害头痛——浑身是病”“蛤蟆跳门槛——又墩屁股又伤脸”“蛤蟆带斗笠——小矮胖子”“蛤蟆跌进屎坑——开不得口”等语言嘲笑蟾蜍形体肥圆, 嘴大难看。用“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癞蛤蟆想上樱桃树”表示痴心妄想。

由此可见, 形体极为相似的蛙蟾在古人眼中还是有区别的。蛙的含义古今变迁后保留下来。蛙和蟾除了在身体大小, 皮肤颜色等方面有一定区别以外, 其最显著, 也最容易被人们观察出来的特点就是蛙善鸣叫, 而蟾蜍比较安静。同为黽类, 性格安静的蟾荣升为月亮之神, 而善鸣的蛙却沦落到成为自大无知的代名词。究其原因, 无非是古人尚静好匿的心理因素在起作用。这也是为什么蟾蜍保留了一部分褒义成分的原因。但是到了现代, 科学的进步, 抛却远古的崇拜之心, 蟾蜍因其丑陋的形态, 色彩意义比蛙跌落得更低。

四、蟾蛙崇拜与中国传统思维

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形成, 与先民 (思维主体) 的认识能力, 先民所处的生活环境、地理位置 (思维对象) 有很大的联系。思维方式, 是心理底层结构的一种外在表现, 是民族结构的重要标志。在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 那些长久地、普遍地起作用的思维习惯、思维方法、对待事物的审视趋势和公认的观点, 即为该民族的思维方式。对“黽”的涵义探讨中, 其在民间神话和民俗中广为传播的形象, 显露其蕴含的象征涵义, 折射出从古至今中国传统哲学思维。

(一) “隐匿”与古人崇尚静定的理智思维。黽类动物, 体态弱小, 看似笨拙, 但在对待外界的挑衅和引诱时, 首先想到的是自保, 采取的方法是隐匿或逃避。黽类在遇到攻击和捕捉时第一反应就是躲入水中泥中不出来。黽的这种冷静, 或许让古人认为它们是智慧内敛的, 善于思考的。稳重内敛、冷静平和性格, 黽类的这种好隐匿的生活特征, 弥补了它们自身弱小、缺乏攻击力的不足, 在弱肉强食的蛮荒时代以此御敌得以存活。这些表象可能会使古人意识到, 冷静与理智是重要且可贵的。

在中国传统的主流思想中, 崇尚隐匿、喜好静定的哲学思想表现得很突出, 这种尚隐匿静定的哲学所反映的其实是古人崇尚静、定的一种理智思维方式。

(二) 中国古代类比思维。类比思维, 指依据事物的外部特征或内在属性进行比照与联系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思维善于抓住事物之间的某种相关进行类比象征, 以达到由此及彼、由近及远地分析与表述的目的, 来了解未知的事物。“黽”类是生产生活中常见的生物, 对于它们的生活习性古人是知道的, 但是背后的深层原因, 古人是不懂的。人们便以此物对照自己, 即“观物比德”, 将人与物进行类比, 用物的外部特征与内在属性来类比人的品德、志行, 即不自觉地把自己象征性地、直觉性地与宇宙万物、记忆中想象及现实中的一切联系起来, 界限朦胧, 彼此渗透。

(三) 古人以弱胜强的逆向思维。“弱肉强食”已经成为了原始时代各物种生存的基本准则。“柔弱胜刚强”的思维方式, 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领域均有表现。碰到难以对付的对手时, 人们没有使用“以强对强”的方式, 而选择从反面去思考问题, 使用“以柔克刚”的方法去制服敌人。《老子·七十八章》中说, “天下莫柔弱于水, 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 柔之胜刚, 天下莫不知, 莫能行。”在老子看来, “柔弱”虽柔却充满了无穷的生命力。蟾蛙所蕴含的以小敌大, 经过类化或外化成某种符号——神秘图腾物。

(四) 永生母题。蟾蜍具有冬眠的习性。对于人类, 生命有尽, 蟾蜍却可以生而后死, 死而后生。许多少数民族神话里图腾亦有垂死化身和厉劫再生的情节。蟾蜍拥有超常的神力, 可以抵御自然灾害, 风雨雷电及疾病和死亡的困扰, 给原始人类以安全感和慰藉, 寄托了人们的希冀, 以之为种族生存、奋斗、发展的源泉, 改造自然、改造自己、发展生产、发展自己的伟力。

五、结语

对于“黽”的探究, 展现出远古人类对自我的认识, 即将“黽”作为图腾加以膜拜, 作为祖先来解释宇宙、自然界和人类的起源, 构造出一系列神话故事来强化祖先的合理性, 体现出远古人类的思维认识能力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 反映出古人对自身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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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政治思想浅析 第11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政治思想

一、中国政治哲学的产生及其发展历程

“哲学”一词并不来自中国传统文化，它是西学东渐的产物。目前有记载的中国文化，最早可追溯到商朝，这取决于甲骨文字和金文的发现。除此之外，《尚书》和《诗经》中也记载了一些商朝的历史事件。在古代，官师不分，所有的文化都掌握在一国的史官手中，这里所说的史官并不是记载历史的专门官员，古者巫史不分，所谓史官指的是管理宗族事务的官员，后来才分化为加载一国之史的专吏。所以，关于政治的记载，最早也是出自于史官之手，如上文提到的《尚书》。《周易》相传是上古时期的伏羲画八卦，周文王演变为八八六十四卦，再加上彖辞、象辞等，但经现代学者考证，《周易》并不是一时一地之书，而是经过了多人之手，逐渐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周易》版本。《尚书》和《周易》代表古代政治哲学萌芽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政治哲学思想是“天命观”和“德治观”，如《尚书·大禹谟》中言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一直到东周以后，官学下移，遂开私人著述之风，很多士君子开始探索救国之道并附之著述，比如《左氏春秋》《晏子春秋》等等。此外还出现了诸子学说，各持己论，如儒家主张恢复周朝礼乐制度，道家则主张无为而治，法家则主张严刑峻法，这是基于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自秦朝以严刑峻法的政治措施十五年而亡，汉朝吸取教训，在初期采用无为而治的休养方针，直至董仲舒上“天人三策”，使得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一直至于清末，儒家政治哲学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虽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思想出现，但始终都是在儒学的框架之下进行。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每个朝代又有不同的哲学风潮，其中又以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和明末的心学最为著名，这些思想都对当时的政治起到过一定的影响。

二、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四种政治哲学思想概述

在诸子百家学说中，很多学说在秦以后就不复存在或者被其他主流学说所同化了，不再具备独立性和完整性。诸子学说中对中国政治影响深远的，主要是其中的四种政治哲学。

（一）儒家政治哲学

儒学的创始人是孔子，其一生的理想就是恢复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主张以礼乐治国，《论语·里仁》记孔子言“能以礼让为国乎？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孔子的思想主要记载在《论语》一书中，其核心字眼是“仁”“礼”“乐”“德”“君子”等等。后来到了战国时期，孟子主张君主要行“仁政”，所谓“仁者无敌”，其最有代表性的政治观点是“民贵君轻”，主张“得民心者得天下”。后来由于秦王焚书坑儒，儒学一直到汉武帝时期才以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扭转了局面。董仲舒发挥了“天人感应”学说，认为天子受命于天，行德政上天就会拥戴，行暴政天就会降下灾祸，其做大的贡献是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使得儒学成为我国封建时期的主要政治哲学。

（二）道家政治哲学

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有《道德经》传世。《道德经》分为《道经》和《德经》，阐述了老子的主要思想，即清静无为，与人无争，一切都顺其自然。《道德经》强调“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其核心是“无为而无不为”，这种思想对汉初的经济恢复产生过积极影响。后来的封建王朝，虽然以儒学为主，但是对于道家学说亦多有借鉴，特别是在乱世初平的时候，统治者迫切需要休养生息，积蓄力量，那么顺其自然就是最好的治国之方

（三）墨家政治哲学

墨子是代表的是中低阶层的利益，其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能”等等，在混乱的历史时期曾经广为社会人士接受，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派系，但墨家学说始终未能正是走上政治舞台，这是有其性质决定的。墨家代表的是农民阶层的利益，不可能为统治者所接受。所以在后世墨家逐渐销声匿迹，特别是在独尊儒学之后，墨家学说完全被抛弃了，原来的墨学遵从者也逐渐被同化。但在战国时期，墨学风行一时，所以孟子说天下之士，非杨（杨朱）即墨。

（四）法家政治哲学

法家和儒家的关系密不可分，其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不过形成系统思想的主要以三个人物为代表，即慎到、申不害和韩非子，慎到主张重势，也就是权势，利用权势来开展政治活动；申不害重术，也即权术，是指君臣之间的相处之道；而韩非子重法，主张以严刑峻法来统治国家。这三者概括了法学学说的基本要点。当然，法家学说曾经名噪一时，但是其所以快速消弭的原因也就在于独用法来统治国家是行不通的。

三、中国传统哲学政治思想的现代意义

政治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也即能够将所学知识应用到现实的国家治理当中来。因此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政治思想，也是为了探求其中的积极意义，以史为鉴，以裨益于现代的社会发展。

（一）德政民本思想

我们国家现在的体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这一点与古代的仁政民本思想是有相同之处的，两者都强调要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大力发展民生经济。事实上中国古代很多为政经验在今天依然有其重要价值，因此吸收古代政治哲学中的优秀成分，对今天的为政措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况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人的道德素质明显滞后，这与今天忽视德治也有一定的关联。

（二）无为而治思想

随着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进入一个相对缓和的阶段，人们需要思考更加长远的社会问题，即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之后，人类的欲望不断的得到满足之后，社会却始终不够美好。这是因为欲望是无穷的，人只有学会清静无为，恬淡寡欲，才能探索一种相对平和的相处方式。无论是国与国之间还是人与人之间，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都有着深刻的意义。

（三）兼爱贵和的进步思想

今天，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越发突出，道德问题也愈发严重，甚至“扶不扶”的两难决择一次又一次地上演，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但早在两千多年前，墨子就主张人类之间要“兼相爱，交相利”，互相体谅和帮助，因此兼爱贵和的思想也是值得今天的统治者重视的。相对于经济发展而言，文化、道德的发展也一样重要。

（四）法制思想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但是目前我国的法制建设还不健全，很多法律上的漏洞严重影响着人民的幸福生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冤案、错案被披露，引起了人们对法制的重新反思。众所周知，法制和德治是治理国家的两个必备层面。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法制思想最重要的就是“赏罚必信”，也即严格遵照法律办事，避免出现“我爸是李刚”这样荒谬的事件。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传统哲学中的政治思想内涵非常丰富，其主要的代表是儒家、道家、墨家和法家学说，其中的很多重要思想到现在依然有其借鉴意义，其中又以德政民本思想、无为而治思想、兼爱贵和思想和法治思想更加切合时下需要。因此，不忘历史，对其中的优秀成分加以有效利用，将会更好地促进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1]陈蕾.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D].内蒙古大学，2011.

[2]张树平.中国传统政治知识研究评述[J].政治学研究，2007（02）.

中国传统艺术哲学 第12篇

1 我国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生态保护的不均衡性

海洋作为生命的摇篮, 孕育和提供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和环境, 为现代社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随着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国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不断提升。我国海洋生产总值从2008年的29 662亿元, 增长到2012年的50 087亿元, 已占据了国内生产总值的9.6%[1]。但我国海洋开发能力的跨越式发展, 直接导致了对海洋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 在为社会带来繁荣与丰富物质资源的同时, 对我国近海海洋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破坏。

以海洋捕捞为例, 我国渔业开发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木质渔船近海作业, 人力驱动和手工撒网作业的模式, 逐步向大中型机动化渔船, 拖网捕捞发展的过程。随着钢质大型渔船及先进助航、助渔技术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广泛应用, 我国近海捕捞能力开始超过了渔业资源的再生能力, 80年代末期的超量无序捕捞使我国近海鱼汛开始消失。到90年代, 当我国成为全球渔业大国之时, 我国近海自然渔业资源已近枯竭, 不得不开始走“以养为主”的渔业发展道路。近年来, 我国渔民与周边国家由于越界捕鱼引发的国际纠纷频频发生, 正是这一严酷事实的最直接证明。

随着我国对石油的需求不断攀升, 石油勘探开发的力度在不断增强, 海洋石油开发所带来的利益往往掩盖了由此引发的风险与危害, 从而为海洋环境带来了不可避免的灾难。如2011年6月, 康菲石油蓬莱19—3油田先后发生两起溢油事故, 共造成油田周边及其西北部面积约870 km2的海水受到严重污染, 海洋浮游生物种类和多样性明显降低, 造成污染海域鱼卵和仔 (稚) 鱼的种类及密度大幅度下降。2011年6月和7月鱼卵平均密度较背景值分别下降了83%、45%, 7月份鱼卵畸形率达到92%[2]。近海渔民、养殖户遭受重大经济损失。海洋环境灾难的发生, 不仅直接影响了渔业和渔民的利益, 更是对海洋生态环境的重大破坏, 是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

除海洋渔业生态遭受破坏之外, 与之相关的海岸生态也随着经济开发, 开始变得支离破碎。随着沿海经济增速发展, 加剧了对海岸的过度开发与利用, 使我国大陆自然岸线比例显著降低, 海洋生态环境恶化日趋严重, 具有商业价值的海岸被大量人造建筑覆盖, 使自然景观失去了原貌。

据有关部门统计, 1990年我国大陆人工岸线占比为18.27%, 而到2010年, 这一数字已达55.25%。2009—2011年, 我国年均围填海建设占用岸线约400 km, 损耗自然岸线120 km。随着对海岸线的持续开发, 我国30%的原生砂质岸线遭到破坏、滩涂湿地岸线受损严重, 大量集中在海岸线上的人口和建筑也使海洋灾害带来的损失逐步增大[3]。

在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标和价值取向的社会体系中, 对利益的追逐导致我国近海地区对海洋的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与日俱增。20多年的海洋开发与工业化, 已经使我国近海, 尤其是渤海地区形成严重的水质污染, 景观破坏, 海岸蚀退, 一些传统的海滨度假胜地已经退化为劣质海滩, 我国近海海洋生态失衡已经发展到极其严重的程度。

2 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与可持续发展之道

自古以来, 我国历代先贤就一直在思考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关注着人类所面临的生存环境。以老子为代表的道教哲学认为, 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的基本法则是和谐共生, 概括而言就是“天人合一”与“道法自然”两个最基本的哲学思想。《老子》一书中“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所诠释的理念, 从根本上解释了如何看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一基本问题。可以说“道法自然”是老子自然哲学观中生态伦理意韵的集中体现, 是其哲学思想中有关生态文明极其重要的论述。他认为, 人必须遵循自然的法则, 顺应自然规律, 也就是顺势而为, 才能不损害自然, 不危害人类自身。老子哲学思想中所倡导的均衡与尊重自然规律的理念, 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也是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最易被忽视和遗忘的重要内容。

老子尊重自然, 反对将人类作为世界的中心。他在《老子》中明确提出:“故道大, 天大, 地大, 人亦大。域中有四大, 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意思是说, 人和自然的其他成员价值一样, 人不是自然的中心。人和万物共同构成了自然整体, 自然界按照本身的规律运行, 人没有超越自然的特权, 必须按照自然规律生存和发展。人能够利用规律, 但是不能创造规律, 人更没有凌驾到自然之上的特权[4]。可以说在老子的哲学思想中, 将尊重自然、尊重规律视为人类必须遵从的发展法则, 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 不能逾越规律恣意妄为。“道法自然”所展示的哲学理念, 也许可以为我国未来海洋生态文明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一种有益的启示。

古人敬畏自然, 孔子将“畏天命”称为君子三畏之首, 只有尊重自然的人才能称之为君子, 敬畏自然成为其哲学思想的重要理论之一[5]。在敬畏自然、推崇顺应自然规律的同时, 我国古代哲学也提出了改造和利用自然的理念, 如荀子以“天有其时, 地有其财, 人有其治”, “制天命而用之” (《荀子·天论篇》) 的哲学态度, 既强调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和内在法则, 同时也认为人可以合理利用自然, 能够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在这些丰富的传统哲学思想中, 既包含了“天生百物人为贵”的人本主义, 又反对任意改变和漠视自然规律的行为, 倡导人与自然应建立一种仁爱的关系, 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要始终与尊重自然并行, 保持他们之间相对平衡的核心理念。

除此之外, 庄子对于自然与人的关系也有着深入的思考, 主张在自然中寻求自由与精神的寄托, 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心灵的融汇与情感的沟通。可以说, 庄子的自然哲学观所包含的丰富生态智慧, 主要表现在“物无贵贱”的自然价值观, “道法自然”的自然发展观和“天人合一”的自然道德观之中, 从根本上体现了平等、平和、均衡的自然生态哲学思想。《庄子·知北游》写道:“圣人处物而不伤物。不伤物者, 物亦不能伤也。唯天所伤者, 为能与人将相迎”。庄子所表达的, 正是现代人所说的自然道德或生态道德理念, 其“物无贵贱”的生态价值观所表现的哲学韵味, 不仅使他的自然哲学观具有唯物主义成分的哲学基础, 而且为现代人在超越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冲突、回归与自然和谐共处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启示, 对于当代社会树立生态文明观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6]。

纵观我国古代自然哲学思想的整体脉络, 普遍强调人与自然世界的相互关系不能偏离“序”与“度”两个范畴, 即首先要承认自然界有其不变的“秩序”, 要依规律行事;其次所有的行为要“有度”, 要保持人与自然之间张力与压力的均衡, 使事物发展保持平稳与协调, 不能以破坏性发展推动社会进步, 实现改造自然的目的。《春秋繁露卷十》写道:“天人之际, 合而为一。同则通理, 动而相益, 顺则相受”。《汉书·列传第四二》则说:“天人同心, 人心说则天意解矣”。著名学者季羡林认为, “天人合一”是代表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基调的重要思想, 是一个非常伟大、含义异常深远的思想[7]。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启示我们, 要以人格化的自然观代替物质化的自然观, 在自然与人类共生繁衍的漫长过程中, 要理解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 不要试图以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征服和掠夺自然。人类只是天地万物中的一个部分, 人与自然是息息相通的一体, 只有和谐共处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之道。可以说“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先哲对于人与自然理想状态的期盼,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与柔性发展的最终体现。

3 对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思考

文明是人类远离愚昧的程度, 是人类精神财富的象征。在人类社会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 逐步在全球建立了新的文明模式。科技的发展为人类改造世界带来了可能, 发达国家藉此创造出了史无前例的生产力和消费力, 并通过文化的传播, 将此塑造成为体现社会文明和国家先进程度的主流标准。由此, 带来了全球竞争的加剧和对自然资源开发的无限扩张。海洋生态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逐渐产生了开发与保护之间的博弈, 并逐渐引发了对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思考。

通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 海洋开发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支撑, 但表面经济利益的获取, 伴随的是海洋资源的隐形损失, 是触目惊心的海洋环境污染, 是对海洋生态文明的严重破坏。人与自然之间应有的依存关系正在被颠覆, 对物质消费的痴迷正在侵蚀着社会的良知, 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对环境破坏的放纵与冷漠。海上漏油瞒报谎报、海洋污染日益严重、海洋食品安全不断面临危险, 这些事件的发生究其根本就在于人类丧失了对自然的足够尊重, 以个人欲望的膨胀代替了和谐共生的基本哲学原则。

《老子》中写到:“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 常足矣”。老子认为, 人类所面临的最大的祸患是不知足, 最大的过失是贪得无厌的欲望。知道到什么地步就该满足的人, 永远是满足和幸福的。如今我们面对海洋无度索取的现状, 正是由于人类的贪婪造成了对物质的极度追求, 从而导致了对生态环境不负责任的肆意破坏。目前海洋生态危机的实质, 就是人类发展哲学的危机, 与当代极力追求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实用哲学息息相关。

从历史的角度观察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 我们应该认识到科学的发展必须顺应自然规律, 必须将对海洋单一的开发利用, 转变为尊重海洋、理解海洋、保护海洋, 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要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同时, 珍惜自然赋予人类的生存空间, 确实尊重自然发展规律, 重视人类精神需求的崇高价值, 摒弃掠夺式开发的模式, 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指导海洋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发展。要从根本上改变海洋开发与利用的理念, 通过对我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理解与融合, 制订完善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思路。无论是从纠正工业文明的偏失还是从海洋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来看, 研究和利用好我国传统哲学思想, 对建设好海洋生态文明体系, 打造符合海洋长远发展的战略都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 要在海洋管理战略中, 建立和完善一以贯之的哲学思想。要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华与现代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相融合, 确定正确的战略导向。把协调人与海洋的关系、实现人与海洋的和谐作为未来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工作加以落实。逐步降低由于工业文明造成的海洋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对立与紧张关系,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和更高层次的哲学视阈, 来重新审视人类文明对海洋资源的索取与消耗, 降低人类未来可能面对自然危机的可能性。将工业文明带给人类的便利与舒适, 与海洋环境、生态付出的代价相匹配, 不急功近利竭泽而渔, 实现平衡发展合理利用海洋资源。

其次, 要建立统筹一体, 古今结合中西兼顾的现代海洋生态哲学体系。在人类的文明体系中, 人与海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立体和多维的, 历史文明的延续也对哲学思想的形成存在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东西方文化交流也对哲学理论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整个人类社会架构与自然环境、时间与空间之间都存在着无法摆脱的紧密联系, 自然、海洋、人、经济等要素在社会发展中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 未来海洋生态文明的建设, 要以全新的整体海洋生态理论体系建设为目标, 以高度协同的方式, 将哲学、人类学、社会学、自然科学、未来学所研究的内容进行统筹, 将传统与现代, 东方与西方的不同哲学思想统一加以研究, 探讨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海洋和人类社会的影响, 对未来海洋经济发展的方式、海洋产业的基本布局等进行深度研究与思考, 使人类社会对海洋的索取与消耗保持一种合理的层级结构和水平, 用高度体系化的新理论, 建立符合新生态文明需要的海洋发展与管理新思维。

最后,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要体现国家意志, 实现全社会共同参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既有个体因素, 又依靠国家的力量, 要通过有计划、有步骤实施的国家行为, 将未来海洋文明的规划与建设工作纳入整个社会的管理体制之中。要以人与海洋的共同成长、共存共处、共生共荣为主导, 在全社会建立全新的生态化价值导向, 平衡海洋的经济属性与文化属性, 在教育体系中推广新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加强对中国传统生态哲学的研究与普及, 通过对一代甚至几代人的教化和价值引导, 建设新的海洋文明价值观, 实现海洋生态文明思维方式的重建, 引导人们形成与海洋生态文明相匹配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意志品质[8]。

4 结束语

科技进步促使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升, 但我们仍要用哲学指导科技的发展方向。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总结, 用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 来理解人与海洋之间的内在联系, 以脱离物质属性的哲学视角来思考人与海洋的和谐共存, 从辩证的角度看待人定胜天的哲学命题, 承认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共荣与共生性, 逐渐放弃逾越自然规律的经济行为, 重建遭受破坏的海洋生态伦理关系。要通过持之以恒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在全社会建立根植于心的海洋生态文明意识, 以善待自己的态度善待自然、善待海洋。让人们真正用“仁道”对待自然, 用“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哲学态度对待海洋, 用人格化的自然代替被物化的自然, 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文明发展。

参考文献

[1]国家海洋局.2012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EB/OL]. (2013-03-25) .[2013-09-12].http://www.mlr.gov.cn/zwgk/tjxx/201303/t20130325_1195339.htm.

[2]国家海洋局.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联合调查组关于事故调查处理报告[EB/OL]. (2012-06-21) [2013-09-12].http://news.xinhuanet.com/fort une/2012-06/21/c_112270698.htm.

[3]王中建.海岸线开发现状堪忧[N].中国海洋报, 2013-04-01 (A3) .

[4]齐冬莲.老子自然哲学观中的生态伦理意蕴[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6) :127-130.

[5]刘文英.中国哲学史上册[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2:76.

[6]齐冬莲.论庄子自然哲学观中的生态美学[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 2012 (1) :120-123.

[7]季羡林.“天人合一”新解[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1993 (1) :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