脂肪因子范文（精选7篇）
脂肪因子 第1篇
1 瘦素
瘦素是由白色脂肪细胞合成分泌的多肽激素, 由167个氨基酸残基组成。人瘦素基因位于染色体7q31.3。瘦素在血循环中有游离和与载体蛋白结合2种形式, 但只有游离型瘦素具有生物学活性。人类瘦素受体广泛分布在身体的多个部位, 与糖尿病密切相关的胰岛β细胞上也有瘦素受体的表达。研究表明, 瘦素和胰岛素敏感指数之间呈明显负相关[1], 瘦素受体中Q223R基因的多态性与胰岛素敏感指数和葡萄糖清除率有关[2]。瘦素与胰岛素之间存在双向调节作用, 胰岛素刺激瘦素分泌, 瘦素可以直接作用于胰岛β细胞的瘦素受体而抑制胰岛素的分泌, 形成脂肪-胰岛素反馈轴。
瘦素除了由脂肪细胞合成和分泌外, 脑、胎盘、胃肠黏膜和骨骼肌也有少量分泌。瘦素主要通过与位于下丘脑弓状核的受体结合来引起食欲下降、刺激脂肪细胞分解代谢和产热, 从而达到控制体重和减少脂肪沉积的目的。
近年来发现, 瘦素调节新陈代谢的机制是通过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和直接作用于肌肉和肝脏激活其组织中的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 (5’-AMP, AMPK) 来发挥作用的[3]。随着研究的深入, 人们意识到瘦素不仅是一个抗肥胖激素, 而且能够影响神经内分泌系统和调节多个下丘脑-垂体轴。如近来有学者发现瘦素与肾脏的钠排泄、交感神经的兴奋性、血管紧张度及NO合成有关, 因此, 瘦素对肥胖所致的高血压可发挥一定的作用[4]。瘦素能够增强血小板的聚集, 促进血栓的形成及调节免疫炎症反应;而且还能促进血管内皮细胞的增殖和迁移。而这些因素对于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有重要的作用。Schafer等[5]研究发现在小鼠动脉损伤模型中瘦素能够调节血管的重构, 颈动脉损伤小鼠给予外源性瘦素可抑制损伤部位血栓的形成从而加强血管的损伤, 位于血管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及巨噬细胞上的瘦素受体在动脉损伤部位的表达明显增加。
2 脂联素
脂联素 (adiponectin) 是由脂肪组织分泌的脂肪细胞因子, 在细胞葡萄糖和脂肪酸等能量代谢过程中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 并参与细胞增殖肥大和免疫功能的调控[6]。血清脂联素有3种存在形式: (1) 由2个三聚体组成的低分子量复合体; (2) 由6个三聚体组成的高分子量复合体; (3) 球形的三聚体。人脂联素由244个氨基酸组成, 进入血液循环作用于相应的靶组织而发挥作用。2003年, Yamauchi等[7]首先克隆出人和小鼠的脂联素受体 (adiponectin receptor, Adipo R) c DNA。Northern blot显示, 脂联素受体有Adipo R1和Adipo R2两种亚型。Adipo R1在小鼠的脑、心、肾、肝、肺、骨骼肌、脾及睾丸均有表达, 其中在骨骼肌最为丰富;Adipo R2在肝脏中表达最高。2004年, 发现T-钙黏素可能是脂联素的第3种受体, 主要表达在内皮细胞和平滑肌中[8]。
脂联素是目前最明确和最重要的一个具有抗胰岛素抵抗作用的脂肪细胞因子, 参与糖、脂的代谢。人脂联素定位于3q27, 该位点与2型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密切相关, 所以它具有抗糖尿病的特性。2型糖尿病患者其血清脂联素水平明显降低, 而当体重降低时则明显地升高。近来有学者发现年轻的肥胖男性其血清脂联素水平也明显的降低[9]。Snehalatha C等[10]研究发现对于印度人低血清脂联素水平可以作为2型糖尿病的一个独立预报因子。
脂联素除在机体代谢方面发挥作用外, 而且还有抗动脉粥样硬化及抗炎作用。这个假设主要来自冠心病患者其血浆脂联素水平降低。免疫组化分析发现脂联素积聚于导管损伤的血管壁上。进一步研究发现脂联素能降低巨噬细胞的吞噬活性及脂多糖介导的TNF-α生成。并且体外试验发现脂联素介导的信号途径能够抑制生长因子引起的人主动脉平滑肌细胞的增殖及迁移[11]。
随着研究的进展, 人们对其结构特性、生物学功能、介导的信号转导通路以及表达调控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在疾病过程中, 脂联素受体含量以及功能的变化可以引起细胞对脂联素的敏感性发生改变, 成为影响疾病发生与发展的重要机制之一;开发调控脂联素受体表达的药物并明确其作用的机制将会有力地促进对代谢紊乱和心血管疾病的防治。
3 内脂素
内脂素 (Visfatin) 是由日本大阪大学Atsunori Fukuhara在2005年1月发现的[12]。Visfatin是一种由脂肪组织分泌的蛋白质细胞因子, 其相对分子质量为52k Da, 基因编码区由491个氨基酸组成。
Fukuhara[12]等发现, 内脂素通过激活胰岛素信号转导通路而发挥作用, 它诱导肝脏的胰岛素受体 (Ins R) 、胰岛素受体底物1和2 (IRS-1和IRS-2) 的酪氨酸残基磷酸化, 从而激活蛋白激酶B (PKB) 和促分裂原活化的蛋白激酶信号转导通路。研究发现, Visfatin具有类似胰岛素降低血糖的作用[12]。其后的研究揭示了两项新的发现:一是visfatin能通过不同于胰岛素的结合位点与胰岛素受体结合并具有与胰岛素类似的结合常数;二是visfatin这种胰岛素敏感效应似乎是胰岛素的附加效应[12]。这表明visfatin可能是通过一种新的机制激活胰岛素受体这条信号通路。虽然visfatin在糖代谢中具有类似胰岛素的作用, 但是与胰岛素具有许多不同之处, 主要表现如下: (1) 生理条件下它在血浆中的浓度却比胰岛素低得多 (3%~10%) , 所以在生理条件下visfatin对血糖的影响可能不大[13]; (2) visfatin在血清中的浓度不受饱食与否的调控; (3) visfatin与胰岛素受体的结合部位不同[12]。
有关visfatin与胰岛素抵抗的关系, 目前仍不清楚, 现有的研究结果仍然存在着一些互相抵触的观点。Fukuhara等[12]研究发现, visfatin可以降低血浆葡萄糖和胰岛素的水平, 推测visfatin可能增加机体胰岛素的敏感性。但是, 其他一些研究均未发现visfatin与血浆胰岛素水平或高胰岛素血症有明确的关系[14,15]。最近的研究也证明, 2型糖尿患者体内visfatin水平升高而脂联素水平降低, visfatin浓度的升高与2型糖尿病是紧密连锁的[16]。
Visfatin主要由内脏脂肪组织分泌, 其水平与内脏脂肪数量显正相关而与皮下脂肪无关[12]。visfatin可以通过旁分泌途径作用于内脏脂肪组织, 促进脂肪组织的分解。visfatin参与脂肪细胞周期的调节, 说明visfatin对脂肪组织有直接效应[17]。
在嗜中性粒细胞中, visfatin能通过抑制caspase 28和caspase 23的活性, 从而起到抑制中性粒细胞的凋亡[18]。最新研究表明它也参与了凝血酶诱导的肺内皮细胞屏障功能紊乱症中[19]。
4 其他脂肪细胞因子
酰化刺激蛋白 (Acylation stimulating pro tein ASP) 是由脂肪细胞合成和分泌的脂肪细胞因子。ASP通过旁分泌和自分泌途径刺激脂肪细胞对葡萄糖的摄取、激活二酰基甘油酰基转移酶 (DGAT) 和抑制激素敏感性脂肪酶 (HSL) 达到促进三酰甘油合成的目的。肥胖、2型糖尿病及冠心病患者循环ASP水平升高, 低热量饮食而致体重下降时循环ASP水平也下降。最近有学者发现ASP能够增加三酰甘油的储存及解除非酯化脂肪酸 (NEFA) 对脂蛋白脂酶 (LPL) 的抑制作用从而增加富含三酰甘油的脂蛋白的清除[20]。
脂肪细胞还能分泌炎症细胞因子 (inflammatory cytokines) 如肿瘤坏死因子 (TNF-α) 、C-反应蛋白 (CRP) 及白细胞介素6 (IL-6) , 这些血管活性因子与糖尿病大血管和微血管并发症的发生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脂肪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和激素并不是相互独立的, 彼此之间存在着紧密地联系, 如脂联素可抑制TNF-α和IL-6在脂肪细胞的合成和分泌, 皮下脂肪组织CRP与脂联素m RNA水平呈负相关。最近有学者发现脂联素可以抑制抵抗素介导的血管内皮细胞黏附分子的表达[21]。
抵抗素 (resistin) 又称为脂肪组织特有的分泌因子 (adipose tissue specific secret-ory factor) 和FIZZ3, 是在研究噻唑烷二酮衍生物 (TZDs) 的作用位点时发现的。随后发现了抵抗素家族的其他成员:抵抗素样分子α (RELM-alpha) 和抵抗素样分子β (RELM-beta) 。抵抗素由108个氨基酸残基组成, 分子质量为1215KD, 基因编码区定位于染色体19p1313。其作用是对抗胰岛素, 使血糖水平升高、脂肪细胞增生而致肥胖。胰岛素对抵抗素的调节作用目前尚存争议。有研究结果显示[22], 肥胖和2型糖尿病患者空腹抵抗素水平均低于正常人, 但相同肥胖度的人其空腹血清抵抗素浓度有很大差异, 说明胰岛素可能是影响抵抗素分泌的一个因素。抵抗素的生成和表达还受神经、激素、局部细胞因子及营养状态等多种因素调节。
脂肪因子 第2篇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和主要试剂
雌性SD大鼠60只,体重200～250 g,实验动物均由广东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重组人肝细胞生长因子(Prospecbio公司),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Prospecbio公司),兔抗鼠FⅧ多克隆抗体(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SABC免疫组织化学试剂盒(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2 实验方法
1.2.1 实验分组
健康雌性SD大鼠60只,随机分成4组,每组15只。(1)生理盐水对照组:自体移植脂肪颗粒中加入2.0 m L生理盐水;(2)表皮生长因子(EGF)组:自体移植脂肪颗粒中加入1.0mL EGF(20ng/mL)和1.0 m L生理盐水;(3)肝细胞生长因子(HGF)组:自体移植脂肪颗粒中加入1.0 m L HGF(20 ng/mL)和1.0 m L生理盐水。(4)联合组:自体移植脂肪颗粒中同时加入1.0 m L EGF(20ng/m L)和1.0m L HGF(20 ng/mL)。
1.2.2 实验步骤
所有大鼠术前禁食12 h,4%的水合氯醛(1 m L/100 g)行腹腔注射麻醉。动物麻醉后背部及下腹部脱毛、消毒、铺巾。耻骨联合上1 cm切口打开腹腔,分别夹出两侧输卵管旁脂肪,切取测量1m L脂肪。放入生理盐水中彻底清洗后,用显微外科剪将脂肪组织切成4～6 mm小颗粒状,分别与2 m L生理盐水,1 m L 20 ng/mL的EGF+1.0 m L生理盐水,1 m L 20 ng/mL的HGF+1.0 m L生理盐水、1 m L20 ng/mL的HGF+1 m L 20 ng/mL的EGF混匀。背部脱毛消毒,距脊柱旁开1 cm处作一皮肤切口,皮肤肉膜下分离,形成直径1.5 cm的圆形腔隙,小纱块止血,将处理后的颗粒脂肪混合液置入皮下腔隙内,切口缝合。术后室温下分笼标准混合饲料喂养。
1.2.3 取材与标本处理
分别于术后7﹑14和28 d取各组5只大鼠,取出脂肪移植体并测量脂肪剩余体积,10%甲醛液固定,常规制作石蜡切片,每个标本切片5张,厚4μm,1张作HE染色,4张作免疫组化染色。
1.2.4 指标观察
(1)术后7﹑14和28 d取材,标本用微刻度试管测量其剩余的体积;(2)HE染色光镜下观察组织细胞形态学改变;(3)每张免疫组化切片分别在周边区和中央区各选4个高倍(×400)视野,每个视野中进行微血管计数。参照Weidner计数方法计算出每mm2面积内微血管的量即血管密度,然后求其均值。凡是染成棕黄色单个内皮细胞或内皮细胞簇均作为一个血管计数,管腔大于8个红细胞大小、带有较厚肌层的血管均不纳入计数。
1.3 统计学处理
结果以表示,用SPSS11.5医学统计学软件对结果进行方差分析(ANOVA),并用LSD法检测组间差异,P<0.05为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光镜下移植体形态观
标本行HE染色后,光镜下观察移植体组织细胞形态学改变。各组移植体病理切片组织学特征相似:所有标本均有纤维组织包膜和纤维间隔,附近内部区域有以淋巴细胞为主的炎症细胞浸润,健康脂肪细胞周围常有小血管穿过。比较对照组和实验组之间的区别可发现:对照组移植体纤维化明显,脂肪组织存活量少,脂肪细胞大小不均,部分脂肪细胞坏死融合,形成较大空泡,新生血管少,移植体内有大量淋巴细胞浸润(图1);实验组移植脂肪组织存活量大,存活的脂肪细胞分化成熟,大小均一,纤维组织间隔少,淋巴细胞浸润轻,包膜表面及移植物内部有较多血管出现(图2～4)。
2.2 微血管形态观察及各组血管密度比较
免疫组化染色后血管呈棕黄色,切片背景清晰,微血管形态不规则,管腔由染成棕黄色的内皮细胞围成,腔内可见红细胞,部分血管无管腔,呈条索状,有的只见到单个或成团的内皮细胞。对照组新生血管数量较少,主要集中在移植体外周(图5)。各实验组新生血管数量较多,移植体外周和中央部均可见较多量新生血管形成,外周为新生血管生长“热点”(图6～8)。对术后第7﹑14和28天脂肪移植体微血管进行定量研究显示,各实验组移植体新生血管密度均高于对照组(P<0.05),联合组的新生血管密度高于EGF组和HGF组(P<0.05)。HGF组的新生血管密度高于EGF组(P<0.05),见表1。
2.3 移植体存活情况
移植体取出后测量其存活体积,进行定量研究显示:各组之间脂肪存活体积在术后第7天无明显差别(P>0.05),而14 d以后,各实验组脂肪存活体积均大于对照组(P<0.05),联合组脂肪存活体积高于EGF组和HGF组(P<0.05),HGF组脂肪存活体积高于EGF组(P<0.05),见表2。
注:1)同一时间段,各组与生理盐水对照组比较,P<0.05;2)同一时间段,各组与生理盐水对照组比较,P<0.01;3)各组与EGF组比较,P<0.01;4)各组与HGF组比较,P<0.05
注:术后第7天,各组之间脂肪移植体存活体积无明显差别,P>0.05;1)术后14 d以后,各组与对照组比较,P<0.05;2)术后14 d以后,各组与对照组比较,P<0.01;3)各组与EGF组比较,P<0.05;4)各组与HGF组比较,P<0.05。
3 讨论
关于植入体内的脂肪颗粒的转归目前有两种观点,一是植入的脂肪根本不能成活,所获得的临床效果是组织纤维化的结果[1];二是植入的脂肪如果有充分的血供,可以成活并长期存在[2]。这两种观点的关键,是植入的脂肪组织是否变成宿主的新脂肪细胞,或移植体中是否存在前脂肪细胞(Adipocyte precursor cells)。前脂肪细胞理论认为脂肪组织中含有一种类似成纤维细胞样的间充质细胞,它的体积较小,为低分化细胞,对创伤和缺氧的耐受力比成熟脂肪细胞好。含有结缔组织基质的脂肪组织移植后,成熟脂肪细胞因缺氧和营养不足而坏死,或释放脂质,分化成前脂肪细胞。当血供充足时,前脂肪细胞又吸收合成脂质,反分化为成熟的脂肪细胞[3]。本实验在移植术后不同时间段取材HE染色后光镜下观察移植体组织形态学时发现:对照组及各实验组的部分切片中均可见脂肪移植体内存在着散在的健康脂肪细胞,脂肪细胞大小一致,排列整齐紧密,胞核位于边缘,无明显的炎性细胞浸润,无胶原纤维生成。这些脂肪移植体内健康正常的脂肪组织有力地支持脂肪细胞存活理论。
EGF组的移植脂肪新生血管密度高于对照组(P<0.05),组织存活量明显较对照组多(P<0.05)。证实局部应用EGF可以促进脂肪移植体血管形成,提高移植脂肪成活率。可能的机制:(1)促进血管新生,使血流增加,缩短脂肪移植体缺血缺氧期。(2)EGF对血管内皮细胞有趋化作用,使其向移植物内移动,并促进上述细胞的增殖[4],促进脂肪移植体与受区创面之间新生血管的形成。(3)EGF能促进前脂肪细胞的分化[5],使前脂肪细胞向着成熟的脂肪细胞方向分化、增殖,增加了脂肪的体积,从而部分弥补因受损而被吸收的脂肪。(4)EGF增加前列素的合成和释放,前列腺素对血管的形成和吻合有强大的促进作用[6],还能促进前脂肪细胞的分化[7],从而部分弥补因受损而被吸收的脂肪。
HGF组移植脂肪新生血管密度高于对照组(P<0.01),HGF组脂肪组织存活量明显较对照组多(P<0.01)。证实局部应用EGF可以促进脂肪移植体血管形成,提高移植脂肪成活率。可能的机制:(1)HGF具有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增生和新生血管形成的作用,缩短脂肪移植体缺血缺氧期。(2)HGF能抑制抑制血管内皮细胞的凋亡,减少血管的损失,保证组织的血供。(3)HGF通过促进内源性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VEGF)的表达[8],间接促进血管的生成。(4)HGF具有分解胶原能力,可抑制组织纤维化。
联合组移植颗粒脂肪中微血管密度高于EGF组(P<0.01)和HGF组(P<0.05),组织存活体积大于EGF组(P<0.05)和HGF组(P<0.05),说明EGF和HGF具有协同作用。协同机制可能是:(1)EGF与HGF相互加强彼此的血管生成活性,对血管内皮细胞的DNA合成有相互加强作用。曾有关于HGF与EGF对细胞DNA合成有相互加强作用的报道[9]。(2)EGF与HGF作用于血管生成的不同环节,HGF早期促进大量原始血管网形成,而EGF在后期促进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增殖,形成成熟的血管管腔,这有助于向供区提供及时、充足的血供,减少移植脂肪坏死、吸收。
EGF和HGF的最佳有效剂量决定于移植脂肪的组织量。笔者在参考国内外相关实验研究[10,11]的基础上,在1 m L脂肪颗粒中分别应用1 m L EGF(20 ng/mL)和1mL HGF(20 ng/mL),证明可以起到加快移植体血供的重建、提高移植脂肪组织成活率的效果。本实验在HGF和EGF的最佳浓度、最佳剂量、给药的最佳时机、浸泡的最适时间、与其他细胞因子的协同作用等方面尚需进一步研究。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开展,以上的问题逐渐被解决,HGF和EGF在颗粒脂肪移植的实验和临床应用中将日趋广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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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因子 第3篇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8 0只由军事 医学科学 院动物中 心提供的 健康雄性SD大鼠作为本次研究对象, 体重240~270g, 平均体重 (251.81±10.92) g, 于温度 (18±4) 0C、湿度50c60%、存在正常昼夜光照变化及自由进水条件下喂养20周。按照抽签方式将80只大鼠随机分为A组、B组、C组、D组 (每组20只) , 四组大鼠性别、体重、数量等一般资料对比P>0.05, 具有临床可比性。
1.2方法
1.2.1术前准备对80只大鼠给予常规麻醉 (腹腔内注射5%水合氯醛, 剂量5~8ml/kg) , 将下腹部皮毛及背部皮毛 (范围2cm×2cm) 刮除后常规碘伏消毒, 铺巾并固定处理。于腹部大网膜取出约2.0g脂肪, 将其迅速移入存放生理盐水的无菌玻璃皿中, 对腹部给予常规缝合。利用显微剪将取出的脂肪块剪碎使之成为细小颗粒状 (大小约1~2mm) 并洗净, 将大鼠翻转后对背部除毛区域进行常规消毒、铺巾, 给予纵行小切口并钝性分离皮下, 获得圆形皮下腔隙 (直径约2.5cm) , 在已分离的腔隙内将脂肪颗粒注射完成后缝合背部切口。术后常规给予青霉素肌肉注射 (剂量10×104U) , 连续注射7d为宜。
1.2.2实验方法对四组大鼠术中皮下腔隙内注入脂肪颗粒后给予不同处理方法, 其中A组仅注射50μg/L生理盐水、B组注射50μg/L血管内皮生长因子、C组注射50μg/L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D组注射50μg/L血管内皮生长因子+50μg/L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记录四组大鼠术后15d、30d移植体残余质量及移植体周边血管密度值, 给予统计学分析并得出结论。
1.2.3观察指标于手术后15d、30d每组分别抽取10只大鼠, 将移植体外周包膜去除后对其残余质量进行精密测量, 记录数据。之后固定 (10%甲醛) 、包埋 (石蜡) 、切片, 经苏木精-伊红染色及免疫组化染色 (CD34) 后观察移植脂肪块周边血管密度值。
1.3统计学方法
将所得数据利用SPSS17.0 (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 17.0) 软件包完成统计学分析, 其中以t检验计量资料 (由表示) , χ2检验计数资料[由X (%) 表示], 当结果为P<0.05时则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四组大鼠术中经不同处理后, A组术后15d、30d移植体残余质量及移植体周边血管密度值均最低, 而D组则最高, 对比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B、C两组对比结果无显著差异 (P>0.05) , 具体情况见表1。
3讨论
通过对自身脂肪抽吸后获得纯化颗粒并于待修复的人体软组织缺损部位完成注射的治疗方法称为自体颗粒脂肪注射移植, 由于此法取材方便、成本较低, 利于患者积极接受并配合治疗。但有研究显示[1], 自体脂肪移植后成活率仅为30%~60%, 其原因为脂肪组织较为脆弱, 经大量移植后对缺血状态具有较差耐受性, 而局部区域周围组织与移植脂肪需要长时间方可完成血运重建, 无法满足自体脂肪对血液供应要求。提示加速周围组织与移植脂肪尽快建立血运是提高自体脂肪移植成活率及患者疗效的关键因素。
注:*表示与A组对比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表示与组对比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表示与C组对比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表示与D组对比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b FGF) 是近年来于临床广泛使用的血管生成因子, 其作用为加速颗粒脂肪移植成功所需血管生长, 利于周围组织与移植脂肪迅速建立血运, 最终达到提高脂肪移植存活率的目的[2]。
随着临床医学水平不断进步, 有学者提出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 对脂肪移植成活具有积极意义。研究表明[3],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可对血管进行直接诱导, 提供促进因子以满足血管生成初期所需能量, 加快局部血管形成速度, 使血管正常状态得到有效维护, 血管内皮通透性随之增加, 获得满意的促进新生血管形成效果。
本文研究可知, A组仅给予生理盐水注射后, 其移植体残余质量及移植体周边血管密度值最低, 提示自体脂肪移植效果并不理想, 脂肪颗粒存活率较差;B、C两组分别给予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注射后, 其移植体残余质量及移植体周边血管密度值虽较A组有所提高, 但并未获得满意改善效果, 脂肪颗粒存活率略高于A组;D组给予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联合注射给药后, 其移植体残余质量及移植体周边血管密度值显著高于A、B、C组大鼠, 提示两种药物联合注射可显著提高自体脂肪移植存活率, 有利于获得满意临床疗效。
综上所述, 在自体脂肪移植过程中加用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联合注射可显著提高自体脂肪移植存活率, 有利于获得更为满意的疗效及预后, 值得今后实际工作中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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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因子 第4篇
1 MS 与风湿性疾病
慢性风湿病患者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风险增加,MS可加速这些疾病的动脉粥样硬化和炎症。
与对照者相比,风湿病患者MS的患病率更高,表明这些疾病的存在或治疗会影响MS的风险。RA患者MS并不少见,与不伴有MS的患者相比,伴有M的中重度RA患者增多,且疾病活动度与MS的组成数目相关。因此,MS可能具有炎症环境导致更严重的RA发生。RA患者MS的患病率增加,Crowson等[3]发现,与非RA患者相比,RA患者MS患病率增高。
脂肪量的增加也与OA的发病率和心血管并发症的增加相关。脂肪量对于OA的影响是在生物力学方面,生物力学负荷是软骨稳态所必须的,但异常负荷与炎症和代谢失调有关。软骨细胞可通过离子通道、整合素介导的细胞外基质、细胞内或膜的变形而感应机械应力。然而,OA更常见于女性,且存在于非负重关节,说明代谢成分的存 在。OA患者MS的患病率增高[4,5,6,7]。
MS与SLE相关,与健康对照者相比,SLE患者MS的患病率增高,新发年轻SLE患者也常见MS。另外,与非MS的SLE患者相比,MS的SLE患者炎症标志物更高,SLE患者MS相关的心血管疾病和代谢病的风险增加。
MS与AS也相关。与健康对照者相比,AS患者MS和心血管风险增加,甚至在接受抗肿瘤坏死因子治疗后,并且这些患者MS与疾病活动度增加相关[8]。
MS的几个特征,如血脂异常与干燥综合征的发病率增高相关。值得注意的是,代谢的改变与干燥综合征的临床和免疫差异相关,但不与干燥综合征的治疗相关。
2 脂肪细胞因子与 MS
白色脂肪组织作为一种内分泌器官可分泌多种脂肪细胞因子,脂肪细胞因子是一类多效细胞因子,促进肥胖患者低滴度炎症状态造成代谢异常,影响关节和骨的自身免疫和炎症疾病。髌下脂肪垫是脂肪细胞因子在关节方面潜在的来源之一,OA患者髌下脂肪垫局部细胞因子和脂肪细胞因子分泌能促进OA患者病理生理改变。大多数肥胖患者脂肪组织功能失调与心血管疾病和MS密切相关,是由遗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其特点是脂肪细胞肥大、缺氧和炎症。脂肪细胞因子功能失调的直接后果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糖尿病和炎症的发生。当异常腹部脂肪堆积时脂肪细胞因子会显著失调,从而促进代谢和心血管疾病。脂肪细胞因子最近被认为作为MS新的标志物和调节因子,血清脂肪细胞因子与MS相关。瘦素、脂联素被认为参与MS和风湿病之间的相互作用,瘦素可能是衔接肥胖、MS和心血管疾病重要的因素之一。另外,脂联素水平与肥胖相关的代谢功能障碍相关。
3 瘦素
瘦素是由肥胖基因编码的相对分子质量为16 k Da的多肽激素,通过与其特异性受体结合而发挥生物学效应。瘦素主要是由脂肪组织分泌的,且其循环水平与白色脂肪组织质量和体质量指数呈正相关。瘦素水平大多依赖于体内的脂肪量,但其合成也受炎症介质调节,它的主要功能为抑制食欲、增加能量消耗、促进脂肪分解和降低体质量。
3. 1 瘦素与 MS
瘦素与MS有关。与健康对照者相比,MS患者血清瘦素水平升高,且与腰围和胰岛素敏感性强相关。Quercioli等[9]观察血清瘦素水平的下降与体质量的下降相关,但与冠状动脉循环功能的改善无关。瘦素水平能独立于肥胖预测MS的发生,这与葡萄糖耐受不良和胰岛素抵抗的发生相关。有研究[10]显示,瘦素与胰岛素抵抗和甘油三酯呈正相关,与HDL胆固醇呈负相关,而胰岛素抵抗和脂质的改变是早期MS典型的征象。Kontunen等[11]评估关节炎伴MS患者瘦素水平,发现瘦素水平在关节炎伴MS患者中升高,而在关节炎不伴MS患者中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表明瘦素与MS相关,而与关节炎不直接相关,虽然RA患者血清瘦素水平是显著升高的。
3. 2 瘦素与风湿性疾病
瘦素能调节骨和软骨的代谢,与风湿性疾病相关。瘦素在RA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般来说,RA患者瘦素水平升高,但接受TNF-α治疗的RA患者血清瘦素水平则没有明显变化[12]。另有报道,血清和滑液瘦素之间比率与疾病持续时间和RA活动参数相关[13]。瘦素具有促炎性,但其与减少放射学上关节损伤相关,这种作用可能与瘦素的合成代谢相关。瘦素不仅涉及到RA的关节组织,而且还调节多种免疫细胞的活性,瘦素能诱导调节性T细胞无能和T细胞受体低反应。
瘦素还与OA相关。NEIRID小组研究发现,与健康对照者相比,OA患者髌下脂肪垫和滑膜组织瘦素表达显著升高[14]。此外,与正常软骨的软骨细胞相比,人OA软骨的软骨细胞能分泌更多的瘦素。事实上,瘦素表达的水平与软骨破坏的程度相关,瘦素在OA后期表达最高。瘦素可通过诱导VCAM-1表达而促进软骨降解,促进白细胞和单核细胞浸润至炎症关节。此外,瘦素可诱导软骨细胞分泌IL-8而促进炎症关节趋化梯度。瘦素也是OA相关肥胖发生和发展所必须的,瘦素信号受损会造成极度肥胖,改变软骨下形态,但不增加OA的发病率。
瘦素在SLE中的作用是有争议的。一些研究者发现,与健康对照者相比,SLE患者血清瘦素水平是升高的,即使校正了BMI[15,16,17]。高瘦素血症与心血管疾病和MS相关[15,16,17]。另一些研究则报道,与健康对照者相比,SLE患者血清瘦素降低或不变[18,19]。
瘦素在AS的作用仍不清楚。一些研究发现,血清瘦素浓度与疾病活动标志物无关[20,21]然而,另一些报道发现血清瘦素水平与CRP、IL-6和疾病活动标志物相关[22,23]。
4 脂联素
脂联素是一种含有244个氨基酸残基的蛋白质,也称为GBP28、Acrp30或Adipo Q,其结构与Ⅷ型胶原、X型胶原和补体C1q相似。脂联素有两种受体———脂联素受体1和脂联素受体2,脂联素受体1主要在骨骼肌表达,而脂联素受体2主要在肝脏表达。脂联素作为信号分子,通过与其 受体结合 激活AMPK、PPAR-α、PPAR-γ等多种信号转导途径发挥生物学效应。脂联素主要由脂肪组织合成,循环脂联素在肥胖患者中下降,在体重下降患者中升高。脂联素增加肌肉脂肪酸的氧化和葡萄糖的摄取,并减少肝脏葡萄糖的合成。脂联素敲除小鼠在正常饮食下无显著影响,但在高脂肪、高糖的饮食下出现严重的胰岛素抵抗、肌肉脂肪堆积。
4. 1 脂联素与 MS
不像大多数其他脂肪因子,血清脂联素水平在肥胖及相关疾病中下降,如2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脂联素水平与肥胖和胰岛素抵抗成反比,但在体重下降和使用胰岛素增敏药物中增加。促炎细胞因子能抑制脂联素分泌,因此,炎症可能是在胰岛素抵抗和肥胖状态下导致低脂联素血症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体能训练能增加血清脂联素及其受体的表达。此外,血脂异常也与低血清脂联素水平相关,甚至在缺乏其他MS的危险因素下。最近,许多研究显示脂联素可作为MS的生物标记物之一。Bae等[24]报道,MS评分与血清脂联素水平呈负相关。新发MS患者血清脂联素水平降低。Kim等[25]进行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脂联素水平降低与MS发病率升高相关。血清瘦素与脂联素比值( L∶A) 与血脂异常和胰岛素抵抗相关。Kotani等[26]研究表明,L∶A在MS患者中升高,建议L∶A可作为日本一般人群MS临床上有用的标志物之一。Kontunen等[11]评估关节炎伴MS患者脂联素水平,关节炎伴MS患者脂联素水平较关节炎不伴MS患者降低。另外,Gonzalez-Gay等[27]报道低循环脂联素水平参与RA相关心血管疾病的进展,他们发现接受TNF-α治疗的RA患者高滴度炎症与循环脂联素浓度独立负相关。然而,RA高滴度炎症与循环脂联素浓度相互作用可能不是由TNF-α介导的。
4. 2 脂联素与风湿性疾病
脂联素在心血管疾病和肥胖中具有保护作用,但它在关节炎中作为促炎因子并参与基质的降解。脂联素能刺激软骨细胞促炎介质( iN OS、IL-6和IL-8) 的分泌和MMP-3的表达。与健康对照者相比,RA患者脂联素水平升高。最近报道,与对照者相比,RA患者滑液和滑膜组织脂联素和脂联素受体1表达升高,且循环脂联素水平与RA严重程度相关[28]。脂联素可通过刺激MMP-1和MMP-13导致RA滑膜炎和关节破坏。另外,Frommer等[29]发现脂联素的不同亚型可诱发不同基因的表达参与RA的发病机制,进一步证明脂联素在RA病理中的不利影响。
脂联素也参与OA的发病机制。与健康对照者相比,OA患者血清脂联素水平显著升高,且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脂联素可诱导人软骨细胞VCAM-1表达和IL-8分泌,促进炎症关节白细胞和单核细胞浸润以及趋化梯度。然而,一些数据分析脂联素在OA中的作用是有争议的。脂联素能抑制软骨细胞IL-1β诱导的MMP-13表达和上调TIMP-2表达。自发性OA动物模型STR/Ort小鼠血清脂联素水平低于对照者[30],提示脂联素在疾病发病中的保护作用。然而,只有少数临床数据支持这一观点。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脂联素与疾病严重程度呈负相关[31]。另一项研究显示,血清脂联素水平与手OA放射学严重程度无关[32]。这些相互矛盾的结果可能是由于病人特征和研究方案的差异导致的,也可能是由于在疾病过程和严重程度中脂联素变化的差异导致的。
关于脂联素在SLE中的作用,一些研究表明SLE患者脂联素水平升高[16,19,33],然而,另一些研究并没有发现SLE患者脂联 素水平与 对照者相 比有差异[17,34]。但是,有报道SLE患者MS患病率增加,且与无胰岛素抵抗的SLE患者相比,胰岛素抵抗的SLE患者脂联素水平降低[16,17]。
脂联素在AS和干燥综合征等其他风湿性疾病中的研究较少。然而,AS患者脂联素水平与对照者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1],干燥综合征患者唾液腺上皮细胞脂联素表达上调[35]。
5 内脂素
内脂素是一种含有471个氨基酸的蛋白质,相对分子质量为52 k Da,又被称为前B细胞集落增强因子、烟酰胺磷酸。它最初被发现于肝脏、骨髓和肌肉,也由巨噬细胞和内脏脂肪组织分泌。关于内脂素特异性受体尚未识别。肥胖患者内脂素水平升高,且肥胖患者白细胞也分泌较多的内脂素。内脂素具有胰岛素模仿性质,但其在糖代谢中的作用仍不清楚。糖皮质激素、TNF-α、IL-6和生长激素等调节内脂素合成,而内脂素又诱导肥胖患者淋巴细胞IL-1β、TNF-α和IL-6分泌,表明内脂素参与肥胖相关潜在的炎症状态。
5. 1 内脂素与 MS
有研究表明,肥胖患者、2型糖尿病患者和MS患者血清内脂素水平升高[36],然而,另一些研究没有发现这种关系。de Luis等[37]报道826例女性肥胖患者中42. 4% 患有MS,他们还发现,血清内脂素与总胆固醇和C反应蛋白呈正相关,然而,多变量分析显示,C反应蛋白仍与血清内脂素相关,而血清内脂素与MS因素或MS诊断无关。Olszanecka-Glinianowicz等[38]未发现内脂素与MS之间存在相关性,然而,内脂素/胰岛素比率比单独内脂素能更好地预测肥胖患者发生胰岛素抵抗和MS。Bremer等[39]发现,MS患者和对照者血清内脂素和皮下脂肪分泌内脂素水平无差异。由于内脂素可能是导致胰岛素抵抗的促炎因子,因此,内脂素与MS的关系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5. 2 内脂素与风湿性疾病
内脂素可能作为关节炎症和破坏的调节因子。RA关节炎模型血清和滑液内脂素水平升高,RA患者血清内脂素浓度也较健康对照者升高,且血清内脂素水平与关节放射学损伤呈正相关。但有关内脂素与疾病活动的报道相互矛盾。有研究[40]显示,内脂素水平与疾病活动呈正相关。另有研究[41,42]则发现两者无相关性。抗TNF-α治疗RA患者的结果也不一致,有报道经抗TNF-α治疗血清内脂素水平下降[41],而另有报道则发现无明显变化[42]。虽然内脂素促炎和分解代谢的确切机制尚未完全明确,但其参与RA的病理。
人OA软骨细胞分泌内脂素,该脂肪因子上调软骨降解酶ADAMTS4、ADAMTS5、MMP-3和MMP-13表达。另外,OA患者滑液内脂素浓度升高,且与降解标志物如Ⅱ型胶原和聚集蛋白聚糖相关。因此,内脂素参与软骨代谢,可能在OA病理生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内脂素在SLE和AS患者中的研究结果不一致。有学者[33]报道SLE患者内脂素水平较健康对照者升高,但也有学者[43]报道两组内脂素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同样,SLE和AS患者内脂素水平与疾病活动无关[20,43]。
6 抵抗素
抵抗素又被称为脂肪组织特异性的分泌因子,它是一种相对分子质量为12. 5 k Da的蛋白质,属于抵抗素样分子家族。小鼠抵抗素主要来源于白色脂肪组织,而人则主要来源于巨噬细胞。因此,在人脂肪组织中抵抗素主要由非脂肪细胞的炎症细胞分泌。关于抵抗素受体仍不明确,但最近提出TLR4调节抵抗素炎症反应。肥胖小鼠、大鼠和人血清抵抗素水平升高。在动物模型中抵抗素增强胰岛素抵抗,但在人体中目前还不清楚。抵抗素可能在肥胖和糖尿病之间具有潜在联系。
6. 1 抵抗素与 MS
抵抗素在人胰岛素敏感性和肥胖中的作用仍具有争议。一些学者指出,血清胰岛素升高与肥胖和内脏脂肪增加[44]、胰岛素抵抗和2型糖尿病相关,而另一些学者则发现无相关性[45]。由于MS本身与炎症有关,抵抗素可能与MS发展不同阶段的炎症标志物相关,而糖、血脂、BMI等其他代谢和人体测量指标是次要的。另外,抵抗素表达的遗传因素可能提示抵抗素在人疾病易感性中的作用。
6. 2 抵抗素与风湿性疾病
RA患者血清抵抗素水平与健康对照者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然而,抵抗素参与RA的发病。重组抵抗素能增加TNF-α、IL-6等促炎细胞因子表达,且给予小鼠膝关节腔注射抵抗素能导致关节炎。RA患者经抗TNF-α治疗后血清抵抗素水平下降,但没有发现抵抗素浓度与放射学进展相关,但与炎症标志物如C反应蛋白、血沉、IL-6、IL-1β以及白细胞计数相关。另外,抵抗素与疾病活动度和关节破坏相关。RA患者滑液抵抗素水平较OA患者升高,提示炎症关节分泌抵抗素。
7 其他脂肪因子
7. 1 脂质运载蛋白-2( lipocalin-2,LCN2)
LCN2,也被称为siderocalin、24p3、uterocalin和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是分离自中性粒细胞颗粒的25 k Da的糖蛋白,白色脂肪组织被认为是其主要来源。该脂肪因子结合小亲脂性物质,如类固醇和脂多糖,可诱导造血干细胞凋亡、转运脂肪酸、调节炎症以及平衡代谢。脂肪组织缺氧和肥胖等可诱导LCN2表达,然而,LCN2在肥胖相关疾病病理中的作用尚不清楚。
血清LCN2浓度与代谢指数和炎症标志物相关。Jang等[46]首次提供了临床证据表明,血清LCN2浓度与肥胖及其相关的慢性炎症和代谢并发症密切相关。与非MS患者相比,MS患者血清LCN2水平升高,然而血清LCN2浓度与MS组成成分的数量无关,但他们建议血清LCN2可作为肥胖相关的代谢疾病和心血管疾病预后有用的生物标记物。
LCN2表达于软骨细胞,IL-1β、瘦素、脂联素、内毒素和地塞米松调节LCN2表达。OA患者膝关节滑液富含MMP-9 /LCN2复合物,参与基质的降解。最近,Katano等[47]研究表明,RA患者滑液LCN2水平较OA患者显著升高,蛋白质组学分析显示,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可上调中性粒细胞LCN2表达,随后诱导滑膜细胞一系列酶的表达,如组织蛋白酶D、过渡内质网ATPase和转谷氨酰胺2,从而促进滑膜细胞增殖和炎症细胞浸润。另外,脂质运载蛋白可调节免疫细胞募集至炎症部位。最后,一氧化氮能增强软骨细胞TLR-4介导的脂质运载蛋白的表达,提示存在反馈通路调节该脂肪因子的表达。
7. 2 Chemerin
Chemerin也被称为他扎罗汀诱导基因2或维甲酸受体应答2,是一种具 有趋化活 性的脂肪 因子。Chemerin是一种18 k Da的非活性前蛋白,能被翻译后的羧基末端片段激活,它通过与G蛋白偶联受体趋化因子样受体1结合而发挥作用。Chemerin与其受体主要表达于脂肪组织,另外,树突状细胞和巨噬细胞也表达Chemerin受体,该脂肪因子参与免疫和代谢平衡。Chemerin表达与人BMI相关,在肥胖和2型糖尿病沙鼠脂肪组织中表达上调,IL-1β能诱导小鼠脂肪细胞Chemerin表达。Bozaoglu等[48]研究表明,血清Chemerin浓度与BMI、血清甘油三酯和高血压密切相关,Chemerin可能在肥胖和MS中起着重要作用,且可能作为其有用的生物标记物。另外,不伴有糖尿病或心血管疾病的新发MS患者血清和皮下脂肪组 织Chemerin水平升高,提示Chemerin在MS早期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软骨细胞表达Chemerin及其受体,IL-1β能增加Chemerin表达,重组Chemerin能增加人软骨细胞促炎细胞因子( TNF-α、IL-1β、IL-6和IL-8) 以及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1、MMP-2、MMP-3、MMP-8和MMP-13)表达。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关节炎症和细胞外基质降解,造成胶原蛋白和聚集蛋白聚糖结构破坏,导致OA和RA软骨不可逆性破坏。此外,OA和RA患者滑液能检测到Chemerin,且该脂肪因子血清浓度与OA疾病严重程度和RA疾病活动度相关。
7. 3 Omentin
Omentin是由先前发现的网膜脂肪组织分泌的相对分子质量为40 k Da蛋白,为一种新型的Ca2 +依赖性凝集素,它高度并选择性表达于内脏脂肪组织,并通过增加皮下和网膜脂肪组织胰岛素介导的葡萄糖摄取而调节胰岛素作用。肥胖患者血清Omentin水平和脂肪组织Omentin基因表达降低,且与血清脂联素和高密度脂蛋白水平呈正相关,与腰围、BMI和胰岛素水平呈负相关。新发MS患者血清 和皮下脂 肪组织Omentin水平降低。Senolt等[49]研究发现,与OA患者相比,RA患者滑液Omentin水平降低,提示该脂肪因子可能参与OA的病理生理。
8 结论
脂肪因子 第5篇
1 脂肪移植临床应用及存在的问题
如何减少脂肪移植后的吸收率, 增加移植后的存活率成为临床脂肪移植的研究重点, 先前的研究做了很多有益的努力[3]。外国学者也报道了一些研究对策: (1) VI服维生素E; (2) 移植物中加胰岛素处理; (3) 移植物颗粒小, 直径4~6 mm; (4) 无菌无创技术。国内学者报道要减少脂肪吸收, 很关键的因素是作脂肪浓缩术, 充分去除脂肪移植物中的液体成分 (血液及液化脂肪) [4]。Chajchir和Benzaquent认为通过盐水洗涤可以洗除脂肪组织内的纤维素成分.使移植的脂肪细胞容易贴近周围组织, 以更快的获得血供, 促进脂肪生长[5]。
2 提高自体颗粒脂肪移植成活率
据Boschert研究发现, 离心可去除杂质及上层的脂滴, 最底层则是一些活力强的脂肪细胞及类似干细胞样前脂肪细胞因此, 我们通常取中下层脂肪细胞用于移植注射[6]。脂肪颗粒是彼此分散的脂肪细胞, 移植后早期需通过周围的组织液和血浆的渗透来获取营养得以存活。脂肪颗粒经过离心、离心+盐水洗涤、离心+林格氏液洗涤的脂肪细胞活力无显著差异, 不影响脂肪细胞活性。
3 VEGF作用及VEGF纳米缓释剂联合处理脂肪移植影响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 因具有促进血管渗透的作用, 又称为血管渗透因子, VEGF具有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增殖和迁移、促进血管形成、延长血管内皮细胞寿命、增强血管通透性和改变细胞外基质等作用, 与创伤组织修复愈合、炎症和肿瘤发生密切相关。VEGF与其受体之间存在正反馈, 它可刺激血管内皮细胞VEGF及其受体的高表达, 从而放大VEGF的效应。将VEGF明胶缓释微球应用于大鼠背部皮瓣模型, 明胶微球的应用促进了VEGF的促血管新生作用, 组织学检测也同样验证了上述论断, 使用了缓释微球的皮瓣其血管数目显著增加, 管腔增粗, 皮瓣存活质量也比对照组质地柔软, 弹性较好, 治疗效果优于单纯使用VEGF。设想VEGF结合纳米缓释技术联合处理是否可以克服这一缺点, 这种联合处理很少有报道。
4 前瞻
总之VEGF、应用于脂肪组织移植, 其包涵着重大的临床应用潜能, 如何使它能在临床中得到广泛应用, 以及确定最适使用浓度、方法、剂量及治疗的长期效果如何等, 都需要世人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本综述针对脂肪移植低成活率创新性提出采用多种被证实有效的血管生长因子结合纳米缓释技术联合处理, 从而有望提高脂肪移植成活率, 使得脂肪移植技术在整形外科乃至医学领域中发挥着更加淋漓尽致的作用。多种生长因子结合纳米缓释技术联合处理的方法, 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 尚未见类似报道, 因此, 此研究方向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不言而喻, 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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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因子 第6篇
关键词：2型糖尿病,胰岛素,血清淀粉样蛋白A,内脂素,炎症脂肪因子
脂肪组织能分泌多种脂肪因子,如脂联素、白介素6(interleukin-6,IL-6)、血清淀粉样蛋白A(serum amyloid a,SAA)、内脂素(visfatin)等,涉及到能量平衡、脂质代谢、炎症和免疫等方面的调节,与胰岛素抵抗和2型糖尿病的发病密切相关。SAA和内脂素的慢性升高与糖尿病、肥胖等代谢性疾病相关[1,2]。 既往发现胰岛素治疗能改善肥胖2型糖尿病大鼠脂肪细胞内分泌功能[3],但对新诊断的2型糖尿病患者炎症脂肪因子的影响尚不清楚。为此,本研究招募新诊断的2型糖尿病患者,分别给予胰岛素泵或口服降糖药短期治疗,达到类似的血糖控制水平,对比两种不同治疗方式对2型糖尿病患者胰岛细胞功能和炎症脂肪因子SAA和内脂素水平的不同影响及并探讨其机制。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招募新诊断2型糖尿病患者。入选标准:符合1999年WHO的诊断标准和分型标准、未使用过任何降糖药物、年龄30~70岁、糖化血红蛋白(hemoglobin,Hb A1c)在8% ~11%之间、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包括:孕妇、准备妊娠或哺乳期妇女、肝功能异常,谷丙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为正常上限2.5倍以上者、血肌酐≥145μmol/L者、严重慢性胃肠道疾病患者、严重心脏病患者(如心力衰竭、不稳定型心绞痛和心肌梗死者)、血压明显升高者[收缩压(systolic blood pressure,SBP)160 mm Hg和(或)舒张压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DBP)100 mm Hg]、感染等应激状态和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
1.2研究方法
将符合入选标准的新诊断2型糖尿病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随机分为胰岛素泵组(门冬胰岛素,根据血糖调节基础率和餐前大剂量)和口服降糖药组(二甲双胍缓释片1.5 g/d或加格列美脲2.0 mg/d作为起始剂量,格列美脲最大剂量6.0 mg/d,二甲双胍缓释片最大剂量2.0 g/d)。血糖目标:空腹血糖 <7 mmol/L和餐后2 h血糖 <10 mmol/L,血糖达标后继续原治疗方案1周,期间如果出现血糖偏低或低血糖,可调整降糖药物的剂量。治疗期间两组患者均给予饮食和运动指导,不用噻唑烷二酮降糖药、阿司匹林、他丁类降脂药和糖皮质激素等药物。治疗前后检测Hb A1c、肝肾功能、三酰甘油(triglyceride,TG)、 总胆固醇 (total cholesterol,TC)、高密度脂蛋白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低密度脂蛋白(low density lipoprotein,LDL-C)、SAA、内脂素、肿瘤坏死因子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和IL-6水平;治疗前后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r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OGTT)试验,测空腹、30 min、1及2 h静脉血浆葡萄糖和胰岛素水平, 为了避免对血清胰岛素检测的影响,OGTT试验在口服降糖药和胰岛素泵停用36 h以上。计算OGTT中早期相胰岛素生成指数 ΔI30/ΔG30、稳态模型胰岛素分泌指数(homeostasis model assessment insulin secretion index,HOMA-B) 和胰岛素抵抗指数(insulin resistance index,HOMA-IR)。
1.3检测方法
血糖、血脂采血后即予检测。标本分离后 -80℃ 冷藏,统一集中检测血清胰岛素、SAA、内脂素、 TNF-α 和IL-6水平。静脉血浆葡萄糖测定使用葡萄糖氧化酶法,血脂使用自动生化仪测定,Hb A1c采用高压液相测定法,胰岛素测定采用放免法, SAA、内脂素、TNF-α 和IL-6水平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批内变异 <3.5%。
1.4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18.0软件包进行统计,数据用均数± 标准差(±s)或中位数(P25,P75)表示,两组间比较使用t检验或非参数检验。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一般资料
60例患者符合入选标准,口服降糖药组30例, 男18例,女12例;年龄(53±10)岁,体质量(body mass index,BMI)指数为(25.1±2.5)kg/m2;胰岛素泵组30例,胰岛素泵组1例患者因出现低血糖而退出研究,其余29例(男19例,女10例)均完成研究;年龄(52±9)岁;BMI为(24.9±9.6)kg/m2。两组患者在性别比、年龄、BMI、空腹血糖、Hb A1c和血脂谱等方面的基线数据具有可比性(P >0.05)。见附表。口服降糖药组有3例患者出现轻微胃肠道症状,经调整二甲双胍服用方法和(或)护胃治疗后缓解。胰岛素泵组2例患者出现轻微低血糖 (快速血糖低于3.9 mmol/L),进食后自行缓解,其余无不良事件发生。口服降糖药组血糖达标时间为(6.5±3.2)d,胰岛素泵组血糖达标时间为(4.0±1.8)d,比较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2.2治疗前后血糖、血脂和胰岛素水平以及胰岛素抵抗指数的变化
胰岛素泵和口服降糖药治疗后,空腹血糖、 Hb A1c和TG水平(P <0.05)明显下降;TC、HDL-C和LDL-C水平无明显变化(P >0.05);两组空腹胰岛素水平和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 IR无明显变化 (P >0.05)。见附表。
2.3治疗前后胰岛β细胞功能的变化
胰岛素泵和口服降糖药治疗后,HOMA B明显增加[分别为:40(19~56) vs 61(40~81);42(16~57) vs 63(25~80),P <0.05];早期相胰岛素分泌指数改善仅在胰岛素泵组[胰岛素泵组:2.2(0.8~3.3)vs 5.5 (1.8~7.1),P <0.01;口服降糖药组:2.4(0.4~3.8)vs 3.1(1.4~4.5),P >0.05]。见附表。
2.4治疗前后炎症脂肪因子和炎症因子的变化
口服降糖 药治疗后 炎症脂肪 因子SAA [(120.3±39.1)μg/L vs(78.3±23.0)μg/L,P <0.01) 和内脂素(23.5±0.2)μg/L vs(15.1±4.4)μg/L,P < 0.01]水平明显下降;胰岛素泵治疗后炎症脂肪因子SAA[(117.5±45.0)μg/L vs(57.8±28.0)μg/L,P < 0.01] 和内脂素 [(22.7±6.1)μg/L vs (10.9±3.3) μg/L,P <0.01]水平也显著下降;而且,与口服降糖药组比较,胰岛素泵组降低SAA和内脂素水平更明显(P <0.05)。口服降糖药治疗后炎症因子TNF-α [(21.2 ±9.6)ng/L vs (13.0 ±12.0)ng/L,P <0.01)和IL-6(3.7±1.0)ng/L vs(3.2±0.8)ng/L,P <0.01]水平明显下降;胰岛素泵治疗后TNF-α [(20.3±9.3) ng/L vs(11.2±5.2)ng/L,P <0.01)和IL-6(3.8±0.9) ng/L vs (2.6±0.7)ng/L,P <0.01]水平也显著下降; 而且,与口服降糖药组比较,胰岛素泵组降低IL-6水平更明显(P <0.05)。见附表。
注:OHA:口服降糖药组;CSII:胰岛素泵组;TG:三酰甘油;TCh:总胆固醇;H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b A1c:糖化血红蛋白;FPG:口服血浆血糖;FINS:空腹胰岛素;SAA:血清淀粉样蛋白 A;Visfatin:内脂素;HOMA IR:稳态模型胰岛素抵抗指数; HOMA B:稳态模型胰岛素分泌指数;ΔI30/ΔG30:早期相胰岛素分泌;TNF-α:肿瘤坏死因子 α;IL-6:白介素 6;1)两组治疗前后之间对,P <0.05;2)两组治疗前后之间对比,P <0.01;3)CSII 组与 OHA 组之间比较,P <0.05;4)CSII 组与 OHA 组之间比较,P <0.01
3讨论
2型糖尿病是一种慢性低度炎症性疾病,表现为致炎因子如TNF-α、IL-6和IL-1β 等的慢性升高。不适当脂肪细胞因子分泌以及高血糖诱导的氧化应激是导致2型糖尿病慢性系统性低度炎症状态的主要原因,而慢性炎症最终会引起胰岛素敏感性的下降以及胰岛细胞凋亡和功能失调[4]。
近年来发现SAA在人类脂肪细胞高度表达,在非急性状态下血清SAA水平升高主要由脂肪细胞所分泌所致[5]。SAA可促使人脂肪细胞IL-6和单核细胞趋化蛋白 -1等炎症因子的分泌,被认为是一种致炎因子[6]。体外实验表明SAA可以诱导脂肪细胞胰岛素抵抗[5],以剂量依赖性增加纤维母细胞活性氧水平[7]。SAA的调节机制尚不清楚。肥胖患者血清SAA水平以及其脂肪细胞m RNA表达增加,而降低体重能逆转该状态[8]。罗格列酮虽未减轻体重和脂肪细胞的大小,但也能降低血清SAA水平,这也可能是由于直接作用于脂肪细胞降低SAA的生成,也可能通过其他激素或因素起到间接的抑制作用[8]。 内脂素主要由内脏脂肪组织的脂肪细胞和巨噬细胞大量分泌[1],能刺激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产生炎症因子,如IL-6和TNF-α[9]。内脂素在2型糖尿病、肥胖和代谢综合征等疾病中升高,是2型糖尿病系统性炎症一个新的标志物[10]。
脂肪因子 第7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分别收取了未患NAFLD (13例) 、酒精性脂肪肝 (14例) 、以及肝纤维化 (12例) 的病人肝原代细胞样本39例, 包括男性患者16例, 女性患者23例, 平均年龄为 (43.0±17.5) 岁。
1.2 主要实验试剂
该研究提取细胞中的总RNA过程中所使用的是Trizol试剂。RNA的逆转录及实时荧光定量Real-time PCR则分别采用RNA逆转录试剂盒及实时荧光定量PCR (Real-time PCR) 试剂盒进行。
1.3 研究方法
该研究采用Trizol法提取原代肝细胞中的总RNA, 逆转录成c DNA后, 使用Roche LC480实时定量荧光PCR仪进行分析, 获取的信使RNA (m RNA) 含量经由看家基因Cyclophilin进行校正后, 分析m RNA的相对表达量。
1.4 统计方法
该研究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实验数据均以平均值±标准差 (±s) 表示, 采用One-way ANOVA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分析结果显示, 在酒精性脂肪肝组 (Steatosis) 中, CCL4的m RNA的表达水平约为对照组 (Normal) 的3.64倍, 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在肝纤维化组 (Fibrosis) 中, CCL4的表达水平分别约为对照组的33.69倍, 以及非酒精性脂肪肝组的9.25倍, 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见图1。
3 讨论
在肥胖人群中, 由于外周脂肪组织中所释放的炎症因子通过门静脉进入肝脏, 使肝脏中同样出现显著的慢性炎症反应。炎症反应是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能够促使由于脂质蓄积所引起的非酒精性脂肪肝发展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 继而发展为肝纤维化 (Fibrosis) 及肝硬化 (Cirrhosis) 等疾病[4,5]。趋化因子在肝脏募集免疫细胞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目前, 已有研究表明, 趋化因子在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发展过程中同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6]。
(*P<0.05)
目前, 趋化因子CCL4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病中所起的作用在国内外均未见报道。在该研究中, 分析了在不同阶段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病人的原代肝细胞中CCL4的m RNA表达水平。结果显示,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人 (Steatosis) 的肝细胞中CCL4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 为对照组的3.64倍, 提示CCL4可能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发生相关;进一步的分析显示, 随着病情进展至肝纤维化 (Fibrosis) 阶段, 病人肝细胞中CCL4的表达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达到了对照组的33.69倍, 以及非酒精性脂肪肝组的9.25倍。这些结果反映CCL4在肝细胞中的表达水平随着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病情的进展而逐步升高, 其表达水平与病情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性, 提示它可能参与了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发生和发展过程。
尽管CCL4在非酒精性脂肪肝病中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但CCL4在细胞中的受体CCR5则已被报道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发展至肝纤维化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作用。CCR5的激活能够促进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进展, 可引起早期肝纤维化[7];而拮抗CCR5的活性则能够显著抑制小鼠的肝纤维化[8]。由于CCR5介导了CCL4在细胞中的作用通路, 结合结果, 有理由相信, CCL4可能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作用, 可考虑作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治疗靶点, 进行更深入的开发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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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ertino G, Demma S, Ardiri A, et al.The immune system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nd potential new immunotherapeutic strategies[J].Biomed Res Int, 2015:73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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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Li BH, He FP, Yang X, et al.Steatosis induced CCL5 contributes to early-stage liver fibrosis in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progress[J].Transl Res,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