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

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精选11篇）

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 第1篇

1 湖南省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现状分析

1.1 湖南省金融发展分析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是国家经济的命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金融占据了主导地位, 为其提供了充足的资金。近几年来, 湖南省的金融业始终发挥着“现代经济核心”的作用, 为湖南省的“四化两型”建设而服务。

金融发展可以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来表现。“质”可表现为金融结构的优化、金融制度的逐渐完善。近年来, 金融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具体表现在金融机构数量的增加、具有地方特色的金融机构培育以及金融业的加速改革与创新。其中, 金融机构的数量增多体现在银行业、证券业以及保险业机构数量的增多, 湖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规模持续扩大, 服务体系日趋完善, 证券交易趋于活跃, 机构改革稳步推进, 保险业发展也逐年提速, 2011年湖南省保险密度为每人675.3元, 而到了2013年则发展为每人766元。除此之外, 湖南省还积极培育地方金融机构, 2010年10月12日, “华融湘江”银行正式挂牌成立。保险业也同样有所进展, 于2012年9月成立首家注册地和总部均设在湖南的保险公司———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业中方正证券实现重组, 并于2011年8月在A股主板上市。金融业加速改革与创新, 重点着力于农村金融的改革, 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截止至2012年6月, 全省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4378.2亿元, 同比增长25.6%。农村信用社也积极发挥支持农业发展的主力军作用。

金融发展不仅是质的变化, 同样还有量的发展, “量”的发展体现在金融资产数量的增加。省政府金融办负责人介绍, 2007年全省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为6157.51亿元, 到2012年末, 各项余额已达1.56万亿元, 增长了1.5倍, 而到2013年已发展为1.81万亿元。我省资本市场融资功能不断增强, 从2008年的直接融资总额377.5亿元飞速发展到2012年实现1188.37亿元。

金融发展还为地方经济带来很大的经济支持。保险业近年倾力支持地方经济, 如“险资入湘”实现零的突破、农业保险发展、加大责任保险推进力度、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试点等。其次, 金融发展还积极引导民间资金规范发展, 如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等, 使得民间融资逐步公开化、规范化。

1.2 湖南省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高速发展, 湖南省的城乡居民收入亦逐年增加。从数据上来看, 不管是农村还是城镇, 在收入水平的提高上, 二者的绝对值都是逐年递增的趋势, 但是从相对值来看, 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较农村居民收入更快, 近年, 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高位盘桓状态。

湖南省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构成, 首先, 工资性收入在收入差距上占主导地位, 其主要原因在于工资性收入在总收入中占据了一定的份量, 仅以2011年数据为例, 城乡收入差距为13516.8元, 而工资性收入差距为8309.3元, 约占总收入差距的61%。其次, 经营性收入可以起到减小城乡总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从其在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的占比就可以看出, 近年来的占比至少都在40%左右。再次, 财产性收入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影响有限, 不管是在城镇还是农村, 这类收入的占比都比较有限。最后, 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影响第二的是转移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是指国家、单位、团体对居民家庭的各种转移支付和居民家庭间的收入转移, 以2011年数据为例, 转移性收入差异为4600.1元, 占总收入差距的34%左右。

1.3 湖南省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

我国的金融政策偏向于城镇的发展, 由此也造成了城乡收入的差距。湖南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分配差异的影响可以从门槛效应和非均衡效应两方面来分析。

门槛效应认为, 在金融约束的条件下, 存在着一个财富门槛水平, 要享受金融服务则需要达到这个门槛值。在我国, 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 可以将农村居民近似为穷人, 把城市居民近似为富人。门槛效应体现的方面较多, 最为突出的一点是信贷资源的配置问题。Galbis (1977) 把经济部门分为落后且效率低的部门一, 以及现代的或技术先进的部门二, 我们可以将农业归类进部门一, 而将城市中占主导地位的工业归类进部门二, 银行及其他信贷机构更加倾向于按照资源配置效率原则将贷款支持部门二, 而非部门一。而信贷资源的配置却是对农业的发展、农村居民的收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关数据表明, 湖南省2010年与2011年农林牧渔业贷款年末余额与主要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合计的比值分别是3.59%和3.48%, 同样, 对于小型企业信贷支持力度也同样不足, 小型企业产值占比大约在35%, 而信贷支持力度不足25%。另外在财产性收入中, 资本收益由于门槛效应的存在, 穷人自身的资本积累达不到这个门槛值, 故无法享受金融服务, 也得不到高收益的回报, 迫使农村居民只能依靠银行较低的存款利率来获取收入。由此可见, 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无形之中拉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除此以外, 非均衡效应也起着一定的作用。非均衡效应假说认为, 金融发展的非均衡, 从而对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产生影响。从整体金融资源城乡分布状况来看, 金融资源更倾向于城镇。从保险市场的角度来分析, 由于农业的季节性等不确定性存在, 保险在降低农民损失和提高农民积极性上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而据2011、2012年湖南统计年鉴分析可知, 保险资源对农业的配置程度在0左右。

降低贫困效应假说认为, 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贫困者在此过程中能够享受到更多的金融服务而使得贫困程度降低, 从而达到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分配的作用。但降低贫困效应产生的作用赶不上门槛效应及非均衡效应产生的作用。

所以总体来说, 金融发展在湖南省来说, 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是成正向关系的。金融发展的同时, 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也在逐渐拉大。

2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分析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分配差异的影响, 并以湖南省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研究, 得出一系列通过金融发展来解决城乡收入分配差异的建议。

2.1 金融政策、金融机制改革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 在金融发展、金融效率提高的同时, 也要同时注意对农村金融的政策引导, 以“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为目标。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门槛效应以及非均衡效应, 无疑是拉大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原因, 政府应该适时出台有关政策改变这种现状, 例如适度放松乡镇企业、小型民营企业的信贷标准, 由国家为农业发展的信贷还款做保障, 对于为乡镇企业、小型民营企业提供保险业支持的金融机构, 国家给予财政补贴等。

2.2 农村金融体系改善

湖南省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已基本建立, 初步形成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体, 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商业银行为辅助, 村镇银行等农村新型金融机构为补充的格局。虽然现已有的体系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已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但依旧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首先, 规范非正规金融发展, 这就需要对农村的借贷体系进一步地完善, 加大农村金融监管力度, 以打击地下钱庄、非正规民间借贷等机构的发展。其次, 继续加强农村自有金融机构的建设, 降低其准入门槛, 并且给予税收等优惠。最后, 加快三权抵押贷款等金融创新在农村的普及, 这些金融创新盘活了农村的贷款, 只待进一步的完善后在农村进行普及将更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

2.3 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

最早在2007年国家开始倡导新型城镇化建设, 不仅是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合, 也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 而当城镇化发展起来, 农村的居民收入水平也会随之提高。为了实现城乡的统筹发展, 就要推进现代农业的发展, 改变金融发展对城镇的倾斜, 鼓励金融机构加强对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 改善其融资难的问题。

摘要：金融发展以及城乡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关注的焦点。以湖南省的具体经济状况为例, 分析得出湖南省的金融发展飞速, 但通过门槛效应和非均衡效应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产生了正向的作用, 为了改善分配差距, 提出了三点建议, 即金融制度改革、农村金融体系改善以及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

关键词：金融发展,城乡收入分配,湖南省

参考文献

[1]Greenwood J., Jovanovic B..Financial Development, Growth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5) :1076-1107.

[2]Galor, Oded and Zeria.Income Distribution and Macroeconomics[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3, (60) :35-52.

[3]Vieente Galbis.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Less-development Countries:A Theoretical Approach[J].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77:58-72.

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 第2篇

题目：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应如何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处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

经过讨论，本小组讨论意见总结如下：

一、什么是效率和公平？谈谈你的理解。

答：本小组同学认为，效率是指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类的愿望和需要。效率：给定投入和技术的条件下，经济资源没有浪费，或对经济资源做了能带来最大可能性的满足程度的利用，也是配置效率的一个简化表达。就一项经济活动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当然就是最好地利用其有限的资源。具体地说，效率就是人的生产活动的产出与投入之间的比例关系：成本不变，产出越大，效率越高；同样，产出不变，成本越低，效率越高。从管理学角度来讲，效率是指在特定时间内，组织的各种收入与产出之间的比率关系。效率与投入成反比，与产出成正比。公共部门的效率包括两方面：一是生产效率，它指生产或者提供服务的平均成本；二是配置效率它指组织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是否能够满足利害关系人的不同偏好。

公平，公平一般有两种含义：在社会学上，公平是一种道德规范的要求，是指以人道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救助，以避免社会两极分化影响社会稳定。这种意义上的公平涉及到要把富者的一部分财富无偿地匀给贫者，因此它有时会和效率发生冲突，影响效率的提高。在经济学上，公平是指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所体现的平等，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机会均等。这种意义上的公平有利于发挥个人的积极性，一般说来是和效率相一致的，相促进的。但是，这种意义上的公平只是形式上的公平，而不是内容和结果上的公平。如果只强调这种意义上的公平，而对社会产品的分配不加以调节的话，贫富悬殊和大量贫困现象的存在也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率产生严重的负作用。因此，对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应当辩证地动态地来认识。

二、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奥肯定理的含义。答：(1)洛伦兹曲线

为了研究国民收入在国民之间的分配问题，美国统计学家M.O.洛伦兹提出的了著名的洛伦兹曲线。它先将一国人口按收入由低到高排队，然后考虑收入最低的任意百分比人口所得到的收入百分比。将这样的人口累计百分比和收入累计百分比的对应关系描绘在图形上，即得到洛伦兹曲线。

洛伦兹曲线的弯曲程度有重要意义。一般来讲，它反映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弯曲程度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反之亦然。特别是，如果所有收入都集中在一人手中，而其余人口均一无所获时，收入分配达到完全不平等，洛伦兹曲

线成为折线OHL.另一方面，若任一人口百分比均等于其收入百分比，从而人口累计百分比等

于收入累计百分比，则收入分配是完全平等的，洛伦兹曲线成为通过原点的45度线OHL。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既不是完全不平等，也不是完全平等，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相应的洛伦兹曲线，既不是折线OHL，也不是45度线OL,二十项途中这样向横轴突出的弧线OL，尽管突出的程度有所不同。

将洛伦兹曲线与45度线之间的部分A叫做“不平等面积”，当收入分配达到完全不平等时，洛伦兹曲线成为折线OHL，OHL与45度线之间的面积A+B叫做“完全不平等面积”。不平等面积与完全不平等面积之比，成为基尼系数，是衡量一国贫富差距的标准。基尼系数G=A/(A+B).显然，基尼系数不会大于意，也不会小于零

(2)基尼系数

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它的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小等于0，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最大等于1，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实际的基尼系数介于0和1之间。如果个人所得税能使收入均等化，那么，基尼系数即会变小。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高度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3)奥肯定理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发现了周期波动中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经验关系，即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美国一般将之定义为3%）下降2%时，失业率上升大约 1%；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下降大约 1%，这条经验法则以其发现者为名，称之为奥肯定理。潜在GDP这个概念是奥肯首先提出的，它是指在保持价格相对稳定情况下，一国经济所生产的最大产值。潜在GDP也称充分就业GDP。

三、吴敬琏作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你是否同意他的上述观点？请说明理由。答：我个人同意他的观点。吴敬琏的观点认为：收入差距的不正常扩大，归咎于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和80年代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方针是缺乏依据，有些片面。我认为，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一种自然规律的作用，是经济发展中不可调和的产物。

回顾人类历史，在所有对立的生产方式中，都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社会公平。真正的社会公平在于社会成员对生产条件的共同占有和联合劳动，在于消除等价交换、消灭阶级和实现自由全面发展。但是，这一切都取决于生产力条件，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才有可能实现。我们现在所讲的社会公

平，都只是一定生产方式中的、历史性的、相对的公平。在我国现阶段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合同劳动的普遍存在是既定的前提，因此，不可能完全实现上述

意义的社会公平。所谓社会公平，主要是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就分配公平来说，只要是坚持了按劳取酬和按要素分配原则，只要是没有出现贫富过分悬殊的情况，都不能说是不公平。

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如果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来理解发展，那么，发展本身就包含着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包含着缩小过大的贫富差距。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公平就变成普遍的贫穷，就只能是平均主义的“大锅饭”。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人类发展的利益始终是一致的，就像动物的生存斗争同种的繁衍是一致的一样。历史上所有的对立关系，都谈不上真正的公平，但是，只要它们还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同人类发展的利益就是一致的，都是为实现社会公平创造物质前提的。

当前，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过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另一方面，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经济条件的改善允许国家加大调节力度。因此，必须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但是，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是由各种不同的原因造成的：自然地理条件的巨大差异；市场经济的竞争和优胜劣汰；国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实施的某些倾斜政策；不合理的战略思维和经济政策；经济体制和法律制度的某些漏洞；国家和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节不力；等等。以历史的观点看分配关系，贫富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认为，贫富差距的任何扩大都是分配不公的表现。从计划经济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到市场经济的适当拉开收入差距，是正常的和合理的，更加体现了现实的公平性。只有体制的不完善、政策的不合理和政府的不作为造成贫富差距的过大，才属于分配不公。

四、简述我国收入分配的实际情况（城乡、居民、地区、行业等），分析产生分配不公的原因。

答：本小组同学认为有以下3点：

①政策上的误区

我国城乡差距之所以显著,这与政府长期的认识和采用的政策有较大的关系。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为了支撑工业的发展,国家采用人为的方式使资源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同时政府不允许农民“进城”,认为如果允许农民“进城”的话,可能导致现有城市规模急剧膨胀,引发许多社会问题,而且,政府要给城市居民各种补贴,大量农民“进城”,政府将不堪负担。事实上,这种政策将城乡割裂开来,导致大量的劳力挤在土地上谋生,使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反过来又束缚了工业的发展。当前农村消费市

场启动不了就说明了这一问题。其它国家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政府如果限制城市化,经济将永远停留在二元结构上。

②制度转型中的不合理收入。政府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对的,也极大的激励了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在于许多人似乎忘了先富的前提条件是“诚实劳动和合 法经营”。1984年,我国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但同时伴生的竟是国有资产流失,损了国家而肥了一小撮“内部人”,特别是股份制改造,在一些地方竟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后一次“免费午餐”。这些年,因为监督机制缺位,甚至是权力的介入,产生大量黑色收入,导致一部分人暴富,为广大人民深恶痛绝。另外,还有一些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西方把这种因享有特权而获得的额外利益的现象称为寻租行为。寻租泛滥,很多人产生严重的不平等。这些不合理收入,使一些人站在较高的起点上,在新一轮的角逐中,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

③改革中的一些正常因素也加快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分配体制的改革,首先要破除的就是平均主义,这必然会带来收入差距的变化。尤其是要建立市场经济,每个经济主体都根据在市场中的贡献获取相应的报酬,无论是按劳分配还是按生产要素分配,各主体的市场参与能力不同,所得的收入当然有区别。

五、解决分配不公的对策思路。

答：本小组同学认为，目前各国大多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方针来处理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我国也应坚持这一原则方针进行处理。为有效地解决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政府应当切实解决好社会再分配的问题。从建设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出发，进一步明确政府在社会性公共服务中的角色。按照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的要求，推进公共政策的转型和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制度性公共服务。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是新时期公共政策的基本目标和本质内容。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在初分配特别是再分配中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初分配要注重效率，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要不断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加强税收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调节，特别注意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不断提高广大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参考文献：

基尼系数和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关联性分析 庄健 张永光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7 第4期万方数据

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经济理论与政策--统筹城乡发展的洛伦兹分析 李陈华 柳思维 《中国软科学》 2006 第3期维普资讯网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原因与对策 范昌年 《贵州财经学院学报》 2009 第2期-维普资讯网

区域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 第3篇

关键词：金融发展效率；金融发展规模；收入差距

1.引言

1.1 问题提出

收入差距一直是经济学家们的关注的焦点。江苏省在我国经济中属于比较发达的沿海省份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农民人均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尽管如此近几年江苏省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仍高于农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愈加扩大。金融发展怎样影响收入分配也是一个研究意义重大的问题。政策制定者必须至少着眼于这两个问题：金融发展是否能作为减小收入差距的政策工具之一，以及在什么样的状况下这一政策工作才能有效地实施并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有必要从金融发展的角度运用金融发展度量指标，对江苏居民收入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具体整理运算，为江苏省及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创新思路。

1.2 相关概念界定

金融发展是指金融结构的变化，这些变化基于金融结构的比较。而金融结构则是指各种形式、性质和相对规模范围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构造，亦可以说金融结构是由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一起共同决定的。①

2.金融发展与收入研究现状

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分配的理论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可以概括为三种理论：传统的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理论、库兹涅茨提出的倒U型关系模型、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线性关系理论。

麦金龙-肖模型中的收入分配是传统理论的代表。主体基于发展中国家，归纳总结出了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深化理论。他們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大多存在不同程度的金融抑制和信贷配给，这将直接导致经济衰退和社会矛盾加剧。因此，发展中国家不断降低信贷利率，会抑制经济发展，只有采取适当提高利率的政策才能防止或缓解经济的衰退。

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提出：“在长期的收入结构中存在着一个以不平等为特征的长期波动：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不平等扩大；一段时期变得稳定；然后在后期阶段上不平等缩小”。Greenwood和Jovanovic基于库兹涅茨的模型是基于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关系正式研究的开端，他们证实了金融发展收入与分配的关系成倒U型分布。

关于线性关系理论，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还有学者认为在我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不存在显著地线性关系。

现今有关于收入差距理论的一线研究已逐渐由表及里，并且大多根据时间序列建立模型，随着网络时代到来，数字信息化公开化，政府的透明度增强，数据可得性也在各大网站数据库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为本文的研究方法和数据模型建立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3.研究设计

本文认为用单一或几个指标并不能完全真实反映我国现阶段的金融发展水平，因此文中选用IG、FIR、FE三个指标，尽可能真实准确地反应变化关系。由于本文的数据都属于季节性数据、因此分别对三项指标进行了季节性处理，并通过CPI消正，以减少数据对结果造成的误差。

金融相关比率（FIR）=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实际GDP

金融发展效率（FE）=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城乡收入差距指标（IG）=城市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实际人均纯收入

4.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4.1 平稳性检验

对IG、FIR、FE的单位根检验。对数化以后的数据IG、FIR、FE也含有截距，并且具有明显的趋势。所以，应该选择既包含截距项又包含趋势项的单位根检验模式。

分析可知：DIG～I（0）、DFIR～I（0）、DFE～I（0）均为单整序列，是平稳序列，可以运用协整方法来分析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4.2 协整检验

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IG、FIR、FE存在着一阶差分平稳的现象，我们在这进行的协整为Johansen检验法，我们可以得出：在给定5%的显著性水平下：

IG=0.802820*FE+0.373744*FIR+2.413038；

从协整方程可以看出，金融机构发展效率与收入差距是正方向的，与预期是一致的。

4.3 Granger因果检验

为了更好地判断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采用格兰杰因果分析法，以判断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如下表格。

表1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滞后阶数原假设F值概率值

2FE does not Granger Cause IG7.291980.0138

2IG does not Granger Cause FE3.754890.0669

2FIR does not Granger Cause IG5.789060.0086

2IG does not Granger Cause FIR1.237250.3334

2FIR does not Granger Cause FE3.641240.0708

2FE does not Granger Cause FIR0.036210.851

表1的结果表明：在滞后2期的情况下，IG does not Granger Cause FE 在5%的置信区间下不具有因果关系，但在此情况下FE是IG的Granger原因。

同理：FIR是IG的Granger原因。FE不是FIR的Granger原因。

4.4 对实证结果的总结

经过上述实证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IG、FIR、FE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FE、FIR与IG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协整方程表明FIR、FE均会促使IG的增加。FE、FIR没有因果关系且均是IG的格兰杰原因，反之不成立。

结论

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还会进一步扩大江苏省城乡收入差距。根据上文的研究，金融发展指标和金融相关比率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且均是城乡收入差距指标的格兰杰原因。实证说明，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在我国是适用的，且我国还未达到经济增长引起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拐点，我国正处于收入差距扩大阶段。只有在一边加快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步伐，一边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依靠广大农村自身和谐发展，抑制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努力拉平“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端口”，才能促进城乡收入平衡化分配，真正实现和谐社会。（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注解：

① 摘自百度百科“金融发展” http：//baike.baidu.com/view/10301765.htm fr=aladdin

参考文献：

[1] 陆铭，陈钊.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2004（06）：35-47.

[2] 胡晶晶.二元经济结构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相关性研究——基于中国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J].山东社会科学，2013（03）：65-78，90.

[3] 陈志刚，王皖君.金融发展与中国的收入分配[D].2006.

[4] 庄叶亮.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D].2010.

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 第4篇

收入差距扩大的本质是市场不完善和非均衡。如果劳动力市场是非均衡的, 劳动力的交换价格低于劳动力的需求价格, 高于劳动力的供给价格, 那么, 生产资料所有者就获得劳动力交换的消费者剩余, 劳动者也得到劳动力交换的生产者剩余。商品价格背离价值, 与生产资料所有者在商品的生产和经营中不断增加使用资本和创新使用资本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资本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二是改变商品的使用价值, 或称效用。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商品的价值下降。如果商品的供求关系短期内不变或者是只有较小的变化, 商品价值的下降则会扩大价格背离价值的幅度, 从而提高生产资料所有者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利润。当不同规模的资本投入时, 产生不同的收入水平就成了必然。在我国, 资本的投入中银行的信贷占据主导, 其投入到城镇和农村的比例差距较大, 这也促使了城乡收入的差距拉大。

二、湖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银行资金现状分析

(一) 湖南省城乡收入差距分析。

从历史数据分析, 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水平可知, 湖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在1993年之后远远高于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 二者的绝对值之差越来越大。以城乡收入差距指数来衡量, 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顶峰后差距有过缩小, 但从整体趋势来看, 湖南省的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

下面, 本文用泰尔指数来测度湖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泰尔指数是泰尔 (1967) 利用信息理论中的熵概念提出的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数, 即:

式 (1) 中, n表示观测值的数量, yi表示第i个单位收入, μ表示平均收入。参数a表示对不平等的厌恶程度, 厌恶程度越高, a的取值越小, 当a=0时, 称为泰尔第二指数T0, 也称为泰尔L指数;厌恶程度越低, a的取值越大, 当a=1时, 称为泰尔第一指数T1, 也称为泰尔T指数。表1显示出, 在2000年至2011年期间, 湖南省城乡居民收入的区间泰尔指数基本呈扩大的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湖南省统计年鉴计算得来。

(二) 湖南省城乡资金流向分析。

从理论分析中我们得知, 资本对劳动力等商品价格有着一定的影响, 从而影响居民收入。通过分析湖南省的银行资金在城乡中的分布, 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湖南省资金城区流向极不均衡。如表2和表3, 可以看到农业存款的占比一直非常低, 不到2%, 说明这块的富于资金非常少。贷款中, 农业短期贷款占短期贷款不到三成。总体说来农村的资金流动规模远远小于城镇的。

通过图1和图2可以了解到, 从资金投向地区来看, 长沙无论是存款还是贷款, 其余额都远远高于其它市州。而长沙一直以来城镇化率在全省中是最高的, 2012年达到了69%, 意味着长沙近7成的人口生活在城镇, 资金流向这部分城镇人群的概率大大高于农村人群。

三、从金融角度缩小湖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一) 加速资金回流农村, 供血农村发展。

从现状分析可以看出, 湖南省农业存款额极低, 说明农村的资金外流情况普遍存在。农业由于受自然环境影响比较大, 风险比较高, 导致贷款资金不愿介入, 这是形成湖南省农村经济发展缓慢, 城镇居民收入扩大的重要原因。因此应通过一定的鼓励措施, 如借鉴小微贷创新农业贷, 让信贷资金在特色农业发展中尝到甜头, 从而加速资金回流农村, 供血农村经济发展, 使得农民增收, 最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二) 完善农村金融市场。

专题三 收入与分配 第5篇

1. 理解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客观必然性

生产决定分配，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分配方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相应地就必然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2. 收入分配公平的主要表现和意义以及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举措

意义：公平的收入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体现；它有助于协调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是提高经济利益的保障。举措：①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为我国实现社会公平、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证；②保证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合理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合理比重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举措；③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另一重要举措。

3.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与公平具有一致性。一方面效率是公平的物质前提，另一方面公平是提高经济效率的保证。②效率与公平分别强调不同的方面，二者又存在矛盾。

4. 财政收入的含义及其来源

财政收入是国家通过一定的形式和渠道筹集起来的资金。财政收入和支出是国家参与社会分配的两个方面。财政收入的来源主要包括：税收收入、利润收入、债务收入、其他收入。其中，税收收入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家组织财政收入最普遍的形式。

5. 影响财政收入的主要因素

一是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是基础性的，反映了根与叶、源与流的关系。只有加快经济发展，大力增加社会财富总量，才能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二是分配政策：在一定时期社会财富总量是一定的。国家财政收入与企业和个人的收入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国家应当制定合理的分配政策，既要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又能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6. 财政收支平衡

财政收支平衡是指财政收入等于支出或者收入大于支出略有节余或者支出大于收入略有赤字。收入和支出相等是财政收支的理想状态，但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存在。

7. 我国财政的作用

一是国家财政是促进社会公平、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保障。财政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二是国家财政具有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国家通过财政支持某些行业或地区的建设，有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三是国家财政具有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作用。经济平稳运行要求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保持基本平衡，避免出现大起大落。

8. 个人所得税

含义：是国家对个人所得征收的一种税。它的纳税人是在我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一年，从我国境内外取得所得的个人，以及在我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居住不满一年而从我国境内取得所得的个人。计算方法：按应税项目不同，分别实行超额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实行超额累进税率纳税人所得越高，税率越高；反之亦然。作用或意义：个人所得税不仅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而且是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的有效手段。

9. 依法纳税是公民的基本义务

（1）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我国，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2）国家的兴旺发达、繁荣富强与每个公民息息相关，国家各项职能的实现，必须以社会各界缴纳的各种税收作为物质基础。因此，公民在享受国家提供的各种服务的同时，必须承担义务，依法自觉诚信纳税。

[【解题方法指导】]

例1 下列体现社会主义消费品分配原则的有（ ）

①张某在私营企业中获得的工资收入 ②王某在农村集体经济承包经营中获得的收入 ③李某在中央企业作为负责人获得的绩效年薪 ④孙某在国家机关工作获得的工资收入

A. ①②④ B. ② C. ②③ D. ②④

误区提示 本题容易误选A项。社会主义消费品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包括全民所有制和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中的工资收入。

解题技巧 ②④属于按劳分配这一范围；①属于按劳动要素分配。央企负责人的绩效年薪虽来自公有制范围，但不是工资收入，而是企业管理人才凭借管理才能在市场经营中的贡献参与的分配，应该属于按管理要素分配。故选D项。

正确答案 D

例2 下面说法中，对效率和公平关系理解正确的是（ ）

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效率与公平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 ②在当前的分配中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③维护公平，才能激发劳动者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率的积极性 ④效率的提高就是资源的节约和社会财富的增加

A. ①② B. ②④ C. ③④ D. ①③

误区提示 效率和公平关系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时注重效率的要求更突出，有时维护公平的要求更突出。

解题技巧 当前，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应该更加注重公平，②错误。④表述的是效率提高的含义，不符合“关系”这一限定语。

正确答案 D

例3 某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技术员王某购买了内部职工股，年终按股分红得3000元，他还将自己的专利技术投入公司入股，年终又获得17000元，全年他共得工资款36000元，岗位津贴960元，奖金12800元，一年之中他缴纳各种税款4500元，向困难职工捐款1000元。在王某一年的所得中，属于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收入分别是（ ）

A. 29760元 17000元 B. 49760元 20000元

C. 48800元 20000元 D. 44260元 3000元

误区提示 纳税和捐款不属于“个人收入”，不符合题意。

解题技巧 王某所在的是国有企业，属于公有制经济，工资、奖金、津贴属于按劳分配，即36000＋960＋12800＝49760元。按股分红（按资本要素参与分配）和专利技术分红（按技术要素参与分配）都属于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即3000＋17000＝20000元。因此答案选B项。

正确答案 B

例4 2011年9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聚焦民生》显示，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为3.23∶1，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这一现象（ ）

①会降低社会总体消费水平，不利于扩大内需 ②不利于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的实现 ③会加剧社会矛盾，不利社会和谐 ④有利于效率，但不利于公平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①③④ D. ①②③④

误区提示 本题考查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影响。差距过大是不公平的体现，公平是提高效率的保证，④错误。

解题技巧 收入差距影响社会总体消费水平，①当选；差距过大不利于城乡协调发展，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②③当选。

正确答案 A

例5 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呈持续下降的趋势，企业和政府的收入比重持续上升。同时，同期消费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也在持续下降。为解决此问题，国家应采取的举措有（ ）

①增加财政支出，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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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提高存贷款利率，扩大消费需求

③强化税收调节，消除收入差距

④加强政府调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A. ①② B. ②③ C. ③④ D. ①④

误区提示 扩大消费需求，应降低存贷款利率，排除②。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允许存在收入差距，但防止收入过分悬殊，故不选③。

解题技巧 要扩大消费需求，必须增加财政支出，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国家宏观调控，故选D项。

正确答案 D

例6 2011年1至8月，全国财政收入74286.29亿元，同比增长30.9％。我国财政收入连年显著增加的根本原因是（ ）

A.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效益明显提高

B. 税收征管部门严格执法，加大征税力度

C. 全社会依法纳税的意识明显增强

D. 股市火爆，印花税大量增加

误区提示 时政热点是高考命题的关键考点，此题具有很强的时代气息。必须运用教材相关内容，对所提供条目进行准确地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答案， 对此进行考查，能深刻反映同学们对“政治学科内综合知识”的掌握程度，培养比较鉴别、辩证思维的能力。

解题技巧 解题时要抓住题目中“根本原因”这样的字眼。B、C、D项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影响税收增加的因素，但均不是根本原因，故不选。

正确答案 A

例7 “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将成为“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这“两个同步增长”（ ）

①意味着国家经济实力增强，百姓拥有更多财富，分享发展成果 ②意味着经济建设发展了，居民收入就能增长，促进同步富裕 ③将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保障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合理比重 ④将有利于完善分配格局，保证落实“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方针

A. ①②③ B. ①③④

C. ①③ D. ②④

误区提示 本题以鲜活的时政为背景和情境作为试题素材，突出了鲜活的时代气息，考查运用经济生活知识分析具体问题的能力，符合新课程要求。

解题技巧 ②的说法中“同步富裕”错误，④的说法落实“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方针本身错误。故C项符合。

正确答案 C

例8 请运用所学知识对以下问题进行简明扼要的分析和说明。

材料一

[“十一五”期间城乡居民收入情况（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509][9426][10849][25749][12509][28044][13930][31000][15600][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预计]

注：从2005年到2010年，扣除物价因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0.4%，农村居民纯收入实际增长7.1%。

（1）材料一反映了什么经济现象？

材料二 2010年中国GDP、财政收入跃居世界第二，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与此同时国强民富也成为社会热点话题。人民期待过上更好的生活，真正共享改革开放发展成果。

（2）结合上述材料，运用《经济生活》知识，为“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发展成果”提出建议。

误区提示 本题综合考查同学们的基础知识及灵活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大家必须认真阅读材料，领悟材料，抓住设问，认真分析，全面概况总结。

解题技巧 本题结合重大社会时政问题，考查了同学们运用经济生活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突出体现了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探讨问题的能力，符合源于生活实践考查所学理论的要求。

正确答案 （1）十一五期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逐年增长，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城乡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

（2）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大力发展生产力。

②完善我国的分配制度，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③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国家要加强宏观调控，运用各种手段，实现社会公平。

④统筹城乡发展，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逐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如能结合材料，运用《经济生活》知识，从其他角度回答并言之有理亦可。）

[【考题预测】]

1. 60多年来，我国分配制度经历了“单一的按劳分配方式→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多种分配方式为补充→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变迁。这一变迁的根本原因是（ ）

A. 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深化

B. 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完善

C. 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和发展

D. 是由我国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水平和特点决定的

2. 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为此国家必须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

①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②收入分配兼顾效率与公平 ③坚持平均分配，实现社会公平 ④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差距悬殊

A. ①②③ B. ②③④

C. ①②④ D. ①③④

3. “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这对于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积极的意义。下列属于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的是（ ）

A. 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

B. 党政机关干部的奖金

C. 居民出租房屋收入和利息收入

D. 外资企业员工的职务津贴

4. 没有差距，就没有效率。下面有关效率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 效率是指经济活动中投入与产出的比较，它表示资源有效利用程度

B. 效率提高就是资源的节约和社会财富的增加

C. 投入越多，产出越多，效率就越高

D. 人们总是追求以最少的投入取得最大的效率

5. 某镇居民张某在一闹市租用李某的两间房子，投资5万元开办了一个小饭店，自己掌厨，妻子购货、理财，儿子女儿当服务员。每年缴纳费税后净收入6万多元。房主李某每月收取租金600元。张某一家人的收入和李某收取的房租分别属于（ ）

A. 按劳分配所得和非按劳分配所得

B. 按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分配所得和按生产要素分配所得

C. 按资本要素分配所得和福利性分配所得

D. 按劳分配所得和按生产要素分配所得

6. 下表为改革开放以来A市基尼系数变化情况表：

[年份&1978年&1990年&1996年&2005年&2011年&基尼系数&0.19&0.33&0.42&0.46&0.48&]

注：基尼系数是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指标。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基尼系数介于0.3～0.4属于相对合理区间，大于0.4表明收入差距较大。

假如你是A市市长，你认为解决上述收入分配存在的问题最适宜的经济措施是（ ）

A. 完善分配制度，加强市场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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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提高劳动报酬在再分配中的比重

C. 强化税收调节，整顿分配秩序

D. 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

7. 在国家财政预算和决算中，收支相等是最理想的状态，这时财政资金得到了最充分地利用。如果收入大于支出，节余过多将意味着（ ）

A. 经济发展有充足的后劲，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有物质保障

B. 资金储备充足，有利于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保证重点工程顺利进行

C. 财政资金没有得到有效的使用

D. 有利于国民收入的增长，加速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8. “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各地要根据实际，合理确定低保对象范围和标准，中央财政对困难地区给予适当补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

①是一种社会救助制度 ②是一种社会福利制度 ③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 ④有利于农民充分就业

A. ①③ B. ②④

C. ②③ D. ①④

9. 国家可以通过财政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这主要是通过（ ）实现的。

A. 发行国债

B. 增加财政收入

C. 增加财政支出

D. 控制财政收支的数量、方向

10. 税收如果像商品交换那样实行等价交换，或者像买公债那样还本付息，就不需要强制征收了。这说明（ ）

A. 税收具有强制性

B. 税收具有无偿性

C. 税收具有固定性

D. 税收的无偿性要求它具有强制性

11. 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我们会经常碰到这样的情景：购买商品时，当消费者向商家索要发票，消费者就要多付钱；如果不需要发票，则可以享受到一定的打折优惠。商家的行为是（ ）

A. 是一种偷逃国家税款的行为

B. 是一种抗税行为

C. 最终有利于消费者

D. 是骗税行为，应受到法律制裁

12. 国务院明确规定，凡占用耕地建房或从事非农业建设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缴纳耕地占用税。这一做法（ ）

①有利于经济的协调发展 ②有利于加强土地管理、保护耕地，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③有利于我国经济技术水平的提高 ④说明税收是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

A. ①②③④ B. ②④ C. ④ D. ①③

13. 一般说来，经济增长滞缓，一部分经济资源未被利用，经济运行受需求不足制约时，政府可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其具体手段和措施是（ ）

①增加财政对经济建设的支出 ②降低利率 ③降低税率 ④增加货币供应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③ D. ②④

14. “纳税诱发纳税人的一种强烈的关切，关切那含有你血汗钱的事业。税款在缴纳的那一刻起，就转化为一种文化自觉：这个国家有我一份，时刻考虑这个钱怎么花，花得妥不妥”。下列对这段话理解不正确的是（ ）

A. 公民应积极关注、监督国家对税收的使用

B. 通过纳税能培养纳税人参与国家管理的责任感

C. 税收的使用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和纳税人的利益

D. 通过纳税使纳税人成为税收的使用者和管理者

15.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自2011年9月1日起由2000元提高到3500元。按照经济学原理，这一调整将（ ）

①增加财政开支 ②刺激中低收入居民消费 ③增加财政收入 ④促进公平分配

A. ①② B. ②③ C. ②④ D. ③④

16. 材料一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报酬要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多劳多得，合理拉开差距。”

材料二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坚决克服一些单位盲目增加个人收入和社会集团消费的倾向，同时必须十分关心贫困地区，低收入者和困难企业职工的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1）材料一和材料二各说明了什么问题？

（2）材料一和材料二所提的问题是否一致？为什么？

17. 当前备受关注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关键在于提高劳动者薪酬。数据表明，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已连续22年下降。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久前，江苏、广东、浙江、山东、上海等地，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1）上述材料反映了经济生活的什么道理？

（2）运用所学《经济生活》知识，谈谈你对材料的认识。

18.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2年》指出：扶贫开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一项历史任务。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都必须把扶贫开发投入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并逐年有所增加。要针对目前贫困地区财政困难的实际情况，加大财政转移支扶力度。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投入的财政扶贫资金，必须按照扶贫开发计划下达，落实到贫困乡、村，重点用于改善基本生活条件和基础设施建设。

材料是如何体现财政作用的？

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 第6篇

关键词：收入分配,经济发展,制度变迁

研究中国当代收入分配思想演变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有助于为我国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 为牢牢把握科学发展主题、坚持以发展与改革良性互动为根本政策取向, 提供历史逻辑依据。

1 制度经济学视角下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源于社会生产与分配的关系。我国由一个以农业产值为主的国家变为一个工业产值为主的国家, 其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两者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 经济发展决定收入分配, 经济增长的速度、规模决定收入分配的性质和公平程度;另一方面, 收入分配也同样决定经济发展, 收入分配的水平和结果决定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可持续程度[1]。这种“互动”的关系不是静态的, 而是动态的, 是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发展过程之中的。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 一种能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经济的历史绩效主要是一个制度演进的渐进过程”[2]。当收入分配制度的供给与需求达到均衡状态时, 就是一种有效的制度, 就能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当收入分配制度出现非均衡时, 此时的制度供给就是一种无效的制度供给, 就会阻碍经济发展, 从而出现制度变革的需求, 直至新的制度出现, 重新达到均衡状态[3]。

2 计划经济时期收入分配思想与经济发展

2.1 计划经济时期的收入分配思想

我国计划经济时期收入分配思想集中反映在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认识上,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收入分配制度具有以下特点。

2.1.1 以“按劳分配”为分配标准

第一代领导集体把“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标志, 从而把其当作社会主义个人收入分配的唯一选择, 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分配制度的有关论述, 并对马克思的论述进行了教条式的理解和运用[4]。

2.1.2 以“注重公平”为分配原则

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 按劳分配原则在实践中逐步演化成平均主义的“大锅饭”, 认为社会主义等于平均主义, 追求无论是否合理的个人利益都是资本主义, 误认为社会主义在物质利益上只有“公平”, 没有差别。

2.1.3 以“计划分配”为分配机制

这种分配机制表现在城镇职工工资和农民的工分制上。城镇大部分职工从1956年工资改革后, 或转正定级, 一直到1976年工资长期没有调整。工资管理高度统一集中, 企业没有分配自主权。在人民公社, 分给社员的收入扣除口粮之后, 统一按劳动工分分配。

2.1.4 以“偏重国家”为分配倾向

计划经济时期, 我国长期实行高积累、低工资、低消费的政策, 在城乡之间实行工农产品的“剪刀差”政策。

2.2 计划经济时期收入分配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我国由一个以农业产值为主的国家变为一个工业产值为主的国家, “我们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5]。但是, 其后“路径依赖”使得计划经济分配制度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一系列影响。

2.2.1 经济增长呈周期性剧烈波动

1956~1978年, 22年中共有6个经济波动周期, 平均每个周期3.7年。各周期的波幅很大, 分别达到17.5个百分点、46.7个百分点、30.5个百分点、5.4个百分点、7.2个百分点、14.4个百分点。

2.2.2 经济结构不平衡

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增长明显快于农业和第三产业。例如, 1951~1980年, 工业的年均增长率为11%, 而农业仅为3.2%, 商业为4.2%[6]。而且, 由于实行城乡分割的体制, 工业集中在大中城市, 既不需要周围地区的产业结构互补, 也没有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重复生产、重复建设, 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和损失。

2.2.3 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

1957~1978年22年间, 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名义工资由637元增加到644元, 仅增加7元。就实际工资而言, 1978年仅为1957年的85.2%, 22年间减少了14.8%。这22年间, 农民家庭平均每年纯收入由72.95元增加到133.57元, 年均仅增加2.9%。这22年间, 居民消费水平共提高47.5%, 平均每年仅增长1.8%[7]。

2.2.4 就业压力加剧

资本密集工业的增长, 使工业部门不仅不能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而且由于人口增长迅速, 出现了一种城市人口农村化的奇怪现象。80%的农业人口长期被束缚在土地上, 看不到经济增长过程中农业人口非农化的那种趋势。

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思想变革与经济发展

3.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思想的演进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收入分配思想演进可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3.1.1 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二大

打破平均主义, 恢复“按劳分配”原则。我国的改革开放, 就是从打破平均主义, 逐步恢复“按劳分配”原则开始。邓小平同志廓清了历史上所存在的错误认识, “过去搞平均主义, 吃大锅饭, 实际上是共同落后, 共同贫穷, 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 打破大锅饭, 现在看起来这个路子是对的”[8]。

3.1.2 十三大至十四大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的确立。党的十三大提出, 在收入分配问题上, “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是,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这具有突破性的意义。十四大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分配制度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即建立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分配制度。

3.1.3 十五大至十六大

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分配制度和初次分配注重效率, 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分配原则。十五大第一次把其他分配方式科学地概括为“按生产要素分配”, 明确提出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同时提出要“规范收入分配, 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 防止两极分化。”党的十六大提出要“调整和规范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 “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既要提倡奉献精神, 又要落实分配政策, 既要反对平均主义, 又要防止收入悬殊。”

3.1.4 十七大以来

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原则。十七大明确指出,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十八大再次强调,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 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

3.2 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收入分配思想的不断深化, 收入分配制度的不断完善, 进入了一个“诱致性变迁”的过程, 不断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是我国经济迅速走上快速发展轨道的重在原因之一。本文借鉴冯邦彦、李胜会 (2006) 的研究方法[9], 通过观察1978~2008年我国GDP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的走势图, 观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调整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这一“诱致性变迁”过程期间又可分为两个阶段:

(1) 1978~1991年经济体制转型初期, 并且收入分配制度打破计划经济旧体制期。旧体制下低收入水平的平均主义抑制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使我国劳动资源表现为在职滞存。分配体制和激励机制改革降低了劳动的在职滞存, 提高了经济效率[10]。通过改革, 劳动收入和各种合理的非劳动收入 (要素收入) 的提高, 加上收入提高中的差别扩大 (基尼系数提高) , 都使经济效率得以提高。

(2) 十四大确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地位,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变迁进入了一个稳定的路径:分配标准朝“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不断调整完善;分配原则由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到“初次分配注重效率, 再分配注重公平”, 向“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准确定位;分配机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市场基础配置的作用与充分“发挥再分配的作用”结合转化;分配倾向由“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到“坚持先富带后富”再到“提高两个比重”、“着力提高城乡中低收入居民收入, 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4 结语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 经济增长的速度、规模决定收入分配的性质和公平程度;另一方面, 收入分配的水平和结果决定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可持续程度。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 遵循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 计划经济时期的收入分配制度是一条建国初期的“强制性变迁”过程和之后陷入“路径依赖”的两个过程。初期“强制性变迁”下的新的收入分配制度的建立, 为经济增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收益, 其后“路径依赖”使得计划经济分配制度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系列不利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收入分配思想的不断深化,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进入了一个“诱致性变迁”的过程。期既有制度变革的需求, 又有制度供给;既有变革的动机, 又有变革的能力。十四大以后,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变迁使得经济发展进入稳定增长与结构调整相互促进发展的路径。

参考文献

[1]田杨群.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良性互动及作用机制分析[J].生产力研究, 2006 (5) .

[2]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刘守英, 译.上海:三联书店, 1994.

[3]冯邦彦, 李胜会.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 2006 (4) .

[4]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5]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6]林毅夫, 蔡防, 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7]赵德馨.中国经济50年发展的路径、阶段与基本经验[J].当代中国史研究, 1999 (21) .

[8]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9]冯邦彦, 李胜会.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 2006 (4) .

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 第7篇

近年来,一些研究将我国宏观经济中M2/ GDP的高比例现象称之谓 “金融深化”,并认为这是经济货币化进程的结果。然而这种观点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我国的这一比例会高于显然具有更高的金融深化程度的美国、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本文认为我国M2/ GDP的高比例应该归因于货币流通速度1的持续减慢,导致单位经济产出需要更多的货币支撑。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货币流通速度持续下降的特征非常明显,狭义货币流通速度V1从1978年的3. 84下降到2013年的1. 68,广义货币流通速度V2由3. 14下降到0. 51,且至今没有 “止跌回升”迹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13年底,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依然明显低于美国和日本等其他发达经济体国家。货币流通速度综合反映宏观经济和货币运行状况,货币流通速度的持续下降,一方面使传统的货币数量公式失效,另一方面给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调控政策带来挑战。对此,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研究,本文拟从区域发展和收入差距视角对影响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因素进行探讨,以期进一步丰富相关研究成果。

二、文献回顾

在关于货币流通度下降问题的研究中,有关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在国内外均占据最重要的比例。国外实证研究开展得较早,Brodo ( 1997) 和Jonung ( 1981 ) 以发达国家为样本,从货币深化、技术进步以及福利措施完善等一系列制度变迁的视角来解释货币流通速度的长期变化趋势。Tan( 1997)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金融系统的革新并没有影响长期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但能够引起短期货币需求的不稳定,对短期货币流通速度有影响。Hall ( 1978) 、Campbell和Mankiw ( 1990)通过随机游走假说和理性预期 - 持久收入假说,分析了收入分配差异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证明了收入分配会对货币需求造成影响,进而影响货币流通。Zhai Xue和Geng Zhongyuan ( 2013) 用恩格尔格兰杰两步法研究了1978 - 1992年和1993 - 2008年两个阶段中国货币流通速度持续下降的影响因素,并指出居民储蓄和经济货币化的高增长在整个区间对货币流通速度都有显著影响,但在前一阶段利率、通货膨胀率和外汇储备的影响不大,而在后一阶段外汇储备的影响不容忽视。Mendizábal和Hugo - Rodríguezyi ( 2006 ) 以79个国家为样本,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利用预付现金模型研究了货币需求的利率和通货膨胀响应,并认为交易技术的差异使得各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与通货膨胀没有呈现出理论上的紧密联系。Akinlo ( 2012) 的实证研究发现,狭义和广义货币流通速度与金融发展之间均存在统计 上的显著 关系。Benk - Szilárd和Gillman - Max ( 2008) 建立了一个内生货币周期模型,发现货币内生增长和信贷冲击可以解释大部分流通速度的变化。Dobnik ( 2013) 基于1983 -2006年的季度面板数据考察了11个经合组织国家的长期货币需求函数,发现收入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因素。Hromcová - Jana和Faig ( 2007) 分别在较长周期内研究了美国家庭货币需求行为与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关系,均认为预防性储蓄对货币流通速度有明显影响。Michael和Ashok ( 1983)研究了12个农业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需求差异,结果显示非农业部门的边际货币需求倾向要高于农业部门,因此产业结构调整是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国内学者结合我国的情况也进行了大量研究,概括起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货币化进程。易纲 ( 1996) 、耿中元 ( 2011) 和贾非 ( 2013) 等人研究认为,经济货币化过程中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较大,货币需求的增长大于GDP的增长,导致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而且货币流通速度呈倒 “U”型变动趋势。二是制度 约束。王曦 ( 2001) 、黄桂田( 2011) 等人从我国转型期的制度约束出发,认为我国金融资产结构单一使得居民储蓄资金找不到合适投资渠道而被迫沉淀,造成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而利率和汇率管制等金融抑制措施降低了持币成本,导致了投资和对外经济结构扭曲,增加了货币需求。三是金融低效率。李扬 ( 2001) 、谢平和张怀清 ( 2007) 等人研究认为,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应首先归因于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系统低效率及国有商业银行一度严重的不良贷款问题,而企业的货币需求特征 ( 如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非国有企业的低留存收益等) 则间接造成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四是资本市场。伍超明 ( 2004) 、曹瑶和郭均 ( 2011) 等人对货币流通速度和股票交易额以及上证综合指数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股票交易额和上证综合指数对货币流通速度具有负向影响,货币流通速度会受到资产价格上升的抑制,资产价格上升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一定替代关系。五是技术进步。方轶强 ( 2009) 、王亮和纪明 ( 2014) 等人研究了支付交易手段、金融工具和产品创新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认为货币流通速度虽然呈长期下降趋势,但下降速度是趋缓的,主要是受到了技术进步因素的反向作用。六是利率和通胀率。吴永兴 ( 2009) 研究了利率变动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认为从长期看中国货币流通速度与利率具有正相关性,但相关性不大。于宾 ( 2013) 研究了货币流通速度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但并没有倾向性结论。

文献分析显示,国内以往对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是确定相应指标进行总量分析,基于部门、产业、区域和收入差异等结构性视角的研究则显得相对薄弱和不足。理论上,不同部门、产业、区域和收入群体的货币需求行为应该有所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也应该会对货币流通速度形成影响。就笔者检索到的文献资料,国内仅有赵留彦和王一鸣 ( 2005) 、汪军红 ( 2006) 等人针对不同产业的货币需求差异,研究了产业结构变动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王宇伟 ( 2009) 和冯菲 ( 2010) 等人借助资金流量表研究了不同经济部门的货币流通速度,而基于不同区域和不同收入群体的结构性研究还基本停留在理论分析阶段,缺乏有力的实证支撑。基于此,本文运用计量经济方法从区域发展和收入差距两个视角,选择相应指标进行定量研究,对既有观点进行实证检验,以期对我国当前持续的货币流通速度下降问题提供新的解释。

三、区域发展差异与货币流通速度

吴兴旺 ( 2009) 、刘钥铭 ( 2011) 等学者认为区域发展差异的扩大能够引起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其理论逻辑为,相比于低收入者,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因此地区间发展差异拉大引起的地区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总消费不足,进而带来总需求不足。政府为了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会实行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从而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产出下降和货币增加的结果是收入型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上述文献仅是理论描述,区域发展差异是否能够解释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还需实证检验。

( 一) 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

1. 指标选取。泰尔指数是目前学术界应用最为广泛的测度区域差异的统计指标之一,是测量行业和地区发展差距最合适的指标 ( 黄泰岩和王检贵,2000) 。因此,本文将以泰尔指数度量区域发展差异,这样做也便于与其他研究成果进行对比。计算公式为:

其中,T是泰尔指数,Ii是地区i的收入,I是总收入; Pi是地区i的人口,P是总人口; 取值范围为0 - 1。泰尔指数越大,表明地区间经济的不均衡程度越大。区域发展差异利用31个省、市、自治区各年名义GDP和人口数据,依据泰尔指数公式计算得到。不同层次货币的流通速度 ( Vi= GDP / Mi,i = 1,2) 用费雪方程式 ( MV = PY) 计算得到。鉴于本文计算的是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而现金与GDP的联系已趋于弱化,因此不再对其进行单独计算。狭义和广义货币流通速度分别用货币供应量M1和M2除以名义GDP计算得到。

2. 数据来源与处理。分析采用1978 - 2013年的年度数据。其中,名义GDP和人口数据来自中经统计数据库; 狭义货币M1和广义货币M2的1978 - 1993年数据采用左孝顺 ( 1999 ) 调整后的数据,1994 - 2013年数据来自中经统计数据库。为避免数据波动,减小绝对误差,在分析中对两个变量均做对数处理。狭义和广义货币流通速度分别用lnv1和lnv2表示,泰尔指数用lnthiel表示。

( 二) 实证分析

采用协整分析来检验区域发展差异与货币流通速度变动之间是否存在系统性联系。由于经济时间序列往往表现出非平稳的特征,在建模前需对其进行平稳性检验,以减少模型误差,提高估计的可靠性。货币流通速度和泰尔指数的时间序列取对数和一阶差分后,经ADF检验均为平稳序列,记为I ( 1) ,满足协整检验要求。检验结果见表1。

注: 检验表达式中 c,t,n 分别表示检验方程中的截距项、趋势项和滞后项阶数; Δ 表示一次差分;*、**、***分别表示10% 、5% 及 1% 显著水平。最优滞后阶数根据 AIC、SC 准则和残差的诊断检验结果综合确定。

通常考察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具有长期均衡关系采用EG两步法,本文亦采用该方法对货币流通速度lnv1 、lnv2和区域发展差异lnthiel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然后分别提取回归模型残差序列 ε1t和ε2t,再对残差序列做ADF检验,若平稳,则表明存在协整关系。

首先,分别对lnv1 、lnv2和lnthiel时间序列进行回归,运用OLS估计的回归模型为:

再对上述两个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回归结果来看,区域发展差异与货币流通速度之间出现同向变动关系,与以上理论预期不符,且回归方程的可决系数很低,区域发展差异并不能对因变量作出有效解释。从协整检验看,在三个置信水平下,区域发展差异lnthiel与货币流通速lnv1 、lnv2间均不存在协整关系。为了进一步明确其相互间的变动关系,运用Eviews6. 0对其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判断区域发展差异与货币流通速度变动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3。

表3的检验结 果显示,从伴随概 率来看,lnthiel不能格兰杰引致lnv2和lnv1的伴随概率分别是68% 和58% ,显然不能拒接原假设。因此,区域发展差异lnthiel不是货币流通速度lnv1 、lnv2变化的Granger原因,即不能认为是区域发展差异引起了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区域发展差异与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之间并没有计量检验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上述分析表明,区域发展差异与货币流通速度并不存在系统性联系。先前学者关于区域发展差异扩大引起货币流通下降的推论并不能得到实证支持,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出现了背离。重新梳理上述推论过程,我们发现,在区域发展差异引起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机制中,很关键的一个环节是区域发展差异导致了居民收入分配的差异,进而才引起后续的消费不足以及总需求不足问题。因此,问题可能出在两个方面,一是区域发展差异是否能反映出收入分配上的差异; 二是收入分配差异是否能引起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第一个疑问我们放在本文第五部分进行讨论; 对第二个疑问的深入分析,需要选择更直接反应收入分配的指标,来研究收入分配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

四、收入分配差异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

学术界计算收入差距最常用和有效的指标是基尼系数,本文也将采用该系数来衡量收入分配差异,记为lngini 。为了和前面分析的时间区间保持一致,便于比较,我们依然使用1978 - 2013年的年度数据,时间跨度36年。其中,1978 - 2002年的基尼系数选用黄少安和陈屹立 ( 2007) 的测算结果,2003 - 2013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为了保证所得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我们对前部分数据与程永宏 ( 2007) 所计算的1981 -2004年数据、王祖祥 ( 2009 ) 所计算的1995 -2004数据的重合部分进行相关性检验,结果高度相关,并能与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形成较好的衔接,因此可以认为黄少安和陈屹立计算的基尼系数可以反映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真实变化。依然采用v1 、v2表示狭义和广义货币流通速度 ( Vi=GDP / Mi,i = 1,2) 。

( 一) 协整与格兰杰检验

进行协整检验之前需对新引入的衡量分配差异的指标lnginit的时间序列做平稳性检验 ( 方法同上,过程略) 。经ADF检验,lnginit的一次差分为平稳序列,与之前已经检验过的lnv1t、lnv2t同为一阶单整序列,记为I ( 1) ,符合协整检验前提条件,可以进一步做协整与Granger因果检验。

1. EG两步法协整检验。由于是双变量分析,我们依然采用EG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首先分别对lnv1t、lnv2t和lnginit时间序列进行回归,运用OLS估计的回归模型为:

然后运用ADF检验法对两个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 ε1t和 ε2t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表明,对模型 ( 3) 、( 4) 中残差项 ε1t和ε2t进行ADF检验,在1% 的显著性水平下,残差项 ε1t~ I ( 0) ,ε2t~ I ( 0 ) ,均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均为平稳 序列。因此,lnv1t、lnv2t和lnginit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此外,从回归方程可以发现,与区域发展差异的回归结果相比,在基于收入分配的回归模型中,基尼系数与货币流通速度呈现相反的变动关系,方程参数具有了预期的经济意义,且参数和方程的显著性以及可决系数都有大幅度提高。假定其他因素不变,由模型( 3) 、 ( 4) 可知,基尼系数对货币流通速度v1和v2的变动弹性分别为 - 0. 98和 - 2. 33,即当基尼系数提高1% 时,狭义货币流通速度和广义货币流通速度分别平均下降0. 98% 和2. 33% ,基尼系数对广义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相对较大。

2. Granger因果检验。虽然长期来看收入分配与货币流通速度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稳定关系,但这种稳定关系是否为因果关系,究竟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降低了货币流通速度,亦或是相反,对此还需要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1% 的显著性水平下,收入分配差距是广义货币流通速度v2的格兰杰原因; 在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收入分配差距是狭义货币流通速度v1的格兰杰原因; 而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并非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换言之,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会降低货币流通速度,但是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不会对收入分配差异产生太大作用,二者的影响是单向的。

( 二) 误差修正模型 ( ECM) 的建立

协整性的存在表明货币流通速度与收入分配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实际上,变量之间的这种长期静态的均衡关系是通过短期波动来不断修正获得的。为了检验出这种长期均衡和短期动态关系,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通过误差修正机制反映短期调节行为。利用EG两步法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结果如下:

上述 ( 5) 、 ( 6) 两个模型中,回归系数较好地通过了t检验,回归方程通过了F检验,回归系数的大小和符号符合理论预期,总体效果较好。从两个误差修正模型来看,货币流通速度短期波动的滞后项 Δlnvit -1、收入分配 差距短期 波动项Δlnginit和误差修正项ecmt -1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并不相同。对狭义货币流通速度来说,当年收入分配差距以0. 7005的比率减慢货币流通速度的上升,上一年货币流通速度以0. 288的比率带动当年货币流速惯性上升,上一年的非均衡误差则以0. 2853的比率对当年的货币流通速度做反向修正。对广义货币流通速度来说,当年收入分配差距以1. 1624的比率减慢货币流通速度的上升,上一年货币流通速度以0. 3509的比率带动当年货币流速惯性上升,上一年的非均衡误差则以0. 3447的比率对当年的货币流通速度做反向修正。

从两个货币层次来看,协整回归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参数的绝对值和模型可决系数均显示,收入分配差异对广义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要明显大于狭义货币。这可能是由于支付结算手段的进步,使得准货币和活期存款之间的转换越来越容易,居民的收支管理、金融投资越来越多地通过储蓄存款形式进行,因此M2的变动与收入分配差异的变动联系要更紧密一些。从长短期比较来看,狭义和广义货币流通速度的分析均表明,收入分配差距在长期内对货币流通速度的解释能力要高于短期,原因可能在于: 一方面,由于行为习惯的连续性,收入分配差异并不能很快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这需要一个过程; 另一方面,人们的货币需求行为改变所引起的货币供给的变化也会是一个较慢的调整过程。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恒久收入假说可能会起重要作用。总体来看,在我国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差异的变化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机制已经形成,收入分配差异的变动会引起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

五、对比分析与讨论

以上分析表明,地区发展差异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收入分配差异才是影响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现象如何解释? 为便于分析,本文绘制出区域发展差异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机制传导图,如图1所示。

可以看出,区域发展差异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并不是直接起作用,而是需要经过多个环节,可以将其分成三条传递路径来分析。一是区域发展差异加大引起地区间收入分配差异扩大,而依据凯恩斯的消费理论,不同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不同,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因此收入差距的拉大将导致消费需求增长不足,作为总需求的决定性部分 ( 投资需求是引致需求) ,消费需求不足将引起总需求不足,进而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从货币流通速度计算公式 ( Vi= GDP / Mi) 来看,是因为分子减小导致了货币流速减慢。二是收入差距扩大,将导致高收入群体数量增多,这部分人对货币的交易、预防和投机需求都大于低收入群体,大量持有货币将形成货币沉淀,推高M2存量。从货币流通速度计算公式来看,是因为分母增加而降低了货币流通速度。三是GDP增速下降,将迫使政府采取扩张性政策 ( 财政和货币政策) 来刺激总需求,这也将引起货币供给增加,使得货币流通速度减慢。这一推导过程从理论上来看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本文的实证分析不能有效印证这一推论?我们认为传导过程中的以下两点需要重新审视。

首先,地区发展差距是否能够很好地反映居民收入差距。以上分析的逻辑起点是地区发展差异引起收入分配差异,这样才能引起后面的一系列反应。但我们认为以各地区国民收入占比为权重计算的泰尔指数所衡量的地区发展差异,只能反映国民收入在地区间的分配情况,并不能作为总体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度量,因为经济较发达区域也可能收入分配较公平,而欠发达地区也反而存在更为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例如,根据田卫民 ( 2012) 对2010年各省级区域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测算,贵州 ( 4. 756) 、甘肃 ( 0. 46) 、青海 ( 0. 4693) 、广西 ( 0. 4409) 、宁夏 ( 0. 4363) 、新疆 ( 0. 4161) 、内蒙 ( 0. 4154) 等部分欠发达省份的基尼系数 要明显高 于北京 ( 0. 2739) 、上海( 0. 2839) 、江苏 ( 0. 3738) 、浙江 ( 0. 3731) 、福建( 0. 3897) 、广东 ( 0. 4136) 等部分发达省份。正是“地区收入差距→居民收入分配差异”这一环节出现问题降低了这一传导过程的理论解释力。

其次,区域差异是否能导致总体收入增长的放缓。这要从 “消费需求不足→总需求不足→GDP增速下降”这一环节来分析。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都伴随着财富分配两极分化现象,进而引起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为了确保经济增长目标,强势政府通过扩大政府购买,加大基础设施和高科技产业投资与建设,走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以低成本优势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使得在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通过投资和出口增长推动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提高。因此,在我国,区域发展差异并没有如理论假设的那样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正是这一环节出现障碍使得实证分析结果与理论预期出现背离。

综上,本文认为区域发展差异影响货币流通速度源自两种效应。一是对收入增长的制约效应,二是对货币发行的促进效应。两者的作用均能引起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但以上两个问题的存在,使得我国区域发展差异对货币流通速度并不必然造成影响,先前部分学者的理论描述不能成立。本文的研究表明,收入分配差异能够为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提供有效解释,应该给予充分关注。由于收入增长的制约效应不明显,因此收入分配差异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机制应该着重从第二种效应即货币发行的促进效应来分析,当然这还需要新的研究来进一步论证。

六、结论与启示

( 一) 结论

在寻找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新的解释因素过程中,本文发现基于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这两个结构性视角的实证研究还很缺乏。因此,本文首先对部分学者提出的区域发展差异会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观点进行了实证检验。针对与理论相悖的结果,对理论推导过程进行重新梳理,确定了新的分析思路,选用收入分配差异代替区域发展再次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区域发展差异并不能解释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原因在于: 一是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与其内部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并没有呈现出预期的规律性,使得区域发展差异不能很好地表征总体居民收入差异; 二是我国特殊的经济增长阶段和所采取的发展战略,使得地区发展和收入分配差异并没有给总需求造成预期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因发展差距扩大而下降。

第二,收入分配差异是引起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差异的扩大导致了高收入和低收入人群的比例发生变化,高收入群体的边际货币需求倾向要远大于低收入群体。这意味着新增货币不仅要满足总收入增长所引起的货币需求增加,还要满足因为收入分配结构变化所带来的额外货币需求。额外货币需求的增加会使大量资金储藏在银行系统或投放在金融资产领域,形成货币沉淀,使得M2不断增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近年来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趋势,以及M2/ GDP的高比例问题。分析还表明,收入分配差异对广义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要大于狭义货币流通速度,长期影响要大于短期。

( 二) 启示

保持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不仅要从社会公平角度给予重视,更要从促进经济金融稳健发展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因为收入差距的扩大一方面会抑制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 另一方面会引起货币的超额需求,降低货币运行效率,使得货币供应对实体经济部门的边际作用递减,最后都会体现为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而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会抵消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果。如果货币持续超经济发行,将形成潜在和累计的通货膨胀压力。本文的研究表明,深入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切实改善居民收入分配,是改善货币流通、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和提高发展质量的一条有效途径。值得说明的是,虽然本文实证发现区域发展差异并不能解释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区域发展差异对货币流通的研究是无关紧要的。正如文中所述,只是特定时期的客观经济实践影响了区域发展差异对货币流通速度产生影响的传导过程。事实上,在不同的经济发展区域,货币流通速度可能会存在显著差异,当然这需要另外展开专门研究。

摘要：本文以中国1978-2013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运用计量经济方法对地区发展差异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传统观点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由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所采取的发展战略,地区发展差异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进一步的理论梳理和实证研究证实,收入分配差异才是影响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一个重要原因;收入分配差异对广义货币流通速度V2的影响要大于对狭义货币流通速度V1的影响,长期影响要大于短期。

城乡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研究 第8篇

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因其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别重要意义,使得相关研究广泛而深刻。然而纵观有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不难发现城乡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一直被隐含在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之中,鲜有直接实证城乡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文献,城乡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自然地被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所取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1978-2010年间,农民实际收入只增加了4.8倍,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从209.8扩大到13 190元,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1.8:1,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2.2:1,扩大到2010年的3.23:1;如果考虑农民收入中的实物部分,实际收入差距可能为5:1-6:1(1)。

在已有的理论文献中,城乡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可以在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的研究中得到部分证实。国外学者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问题进行研究,他们通过建立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模型(简称GJ模型),认为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1];Aghion and Bolton(1997)、Matsuyama(2002)等通过对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涓流效应”(Trickle-Down Effects)的分析,得出了与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相同的结论[2,3];通过对GJ模型的动态化改造,Townsend and Ueda(2006)证实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型”关系[4]。当然也有相当多的学者并不赞同上述学者的观点。比如Jalilian and Kirkpatrick(2005)、Jeanneney and Kopdar(2005)、Dollar and Kraay(2006)、Beck,Demirguc-Kunt and Levine(2007)、Honohan&Yoder(2010)等,并不认为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而是存在一种单向的关系,即金融发展要么扩大收入差距,要么缩小收入差距[5,6,7,8,9]。

与国外学者一样,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比如章奇等(2004)运用银行信贷占GDP比例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分析中国各省的银行信贷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认为“库兹涅茨效应在中国金融发展中并不成立”[10]。乔海曙和陈力(2009)、胡宗义和刘亦文(2010)认为在金融发展的初期阶段,金融深度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关系;在金融发展的中期阶段,金融深度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关系不显著;在金融发展的高级阶段,两者表现出负相关关系,显然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型”关系成立[11,12]。叶志强等(2011)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显著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不相关[13]。此外,王修华和邱兆祥(2011)、田杰和陶建平(2011)、张鹏和梁辉(2011),分别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与效率、农村金融排除、城乡金融资源非均衡化分布等角度研究了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14,15,16],这些研究虽然没有直接实证城乡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但其结果很显然地隐含着城乡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确证的推论。

当前中国城乡金融发展状况如何,城乡金融发展状况与城乡收入差距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关注社会公平和正义,以及对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在全面剖析城乡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机理的基础上,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以我国31个省级单位1992-2010年的数据资料为例,实证城乡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旨在为寻求破解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提供参考。

二、城乡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

纵观国内外的文献,鲜有直接研究城乡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文献,但是关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的文献资料则较为丰富,可以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的文献着手,通过借鉴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城乡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机理。

(一)城乡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与城乡收入差距

关于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Thomas&Nancy(2009)、Townsend and Ueda(2010)和Stiglitz等(2010)都做过相关研究。概括起来说,在金融抑制的条件下,穷人由于自身资本积累的限制达不到财富门槛水平而得不到高收益的回报,富人则由于自身在资本积累上的优势可以享受到高收益的回报,穷人和富人因原始资本积累的不同而带来的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17,18,19]。从图1可知,随着城乡金融发展程度的加深,金融功能也逐步健全,这主要体现在实际信贷供给提升和金融产品开发能力增强两个方面。从理论上讲,前者意味着信息完全程度和市场化自由程度的提高,由此将促进实业及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多,进而提高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后者指资产投资能力及相关收益的增强,最终提高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显然,收入差距将随着城乡金融发展的深化而不断缩小。以收入差距的视角来看,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导致城乡不同经济体通过资产偏好和公共选择途径促进借贷资产比重下降、资本利得税开征,进而阻碍城乡金融的健康发展(孙亮、尹杰,2009)[20],也就是说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城乡金融发展的负面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由于受我国长期实行的重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影响,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极为明显,城市居民因自身的信誉和经济实力比农村居民高和强,能更方便地获得金融服务,增加自身经济能力,进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林毅夫、刘培林,2003)[21];同时,受我国滞后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制约,城乡之间的金融门槛极为明显,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人为地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据《中国银行业农村金融服务分布图集》显示,当前我国县以下银行业金融机构存贷比为56.3%,比全国低12.72%;农村地区人均贷款余额不足5 000元,城市人均贷款余额超过50 000元,差额10倍多;县以下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年均增长率为9.72%,与全国水平相差5.94%。全国银行业机构网点平均每万人1.34个,而农村银行网点每万人仅为0.36个。不仅如此,城市金融创新较快,业务品种相对丰富,银行卡、电子银行、代客理财、衍生产品、资产证券化等新的金融产品层出不穷,基本能够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但是,目前农村金融只能提供基本的存、贷、汇服务,农村金融创新能力不足,业务品种缺乏,服务方式单一,结算手段落后,难以满足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此外,农村金融机构资产质量普遍不高,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和操作风险严重等问题也极为突出(温源,2010)[22]。在此情况下,自然不难理解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现实。

(二)城乡金融发展的降贫效应与城乡收入差距

金融发展的降贫效应,Hulme(2004)、Barr(2005)和Beck(2010)等人认为金融发展是通过影响经济增长来达到改变不同经济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的[23,24,25]。如图1所示,当金融发展足够充分的时候,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资金需求能够得到有效满足,不同经济体的整体经济状况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进而缩小彼此之间的收入差距。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方式,一种是间接方式,一种是直接方式;前者就是上文所述的“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收入差距缩小”,后者则指的是新型金融机构的成立(如我国村镇银行的设立等),其通过直接满足贫困群众(主要是农村人口)的金融服务,提高其自身收入,进而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0世纪90年代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以来,农村金融发展“真空”问题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显著扩大的时期[26]。通过新型金融机构的发展,如果农村金融发展的“真空”问题能够得到有效解决,则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将得到有效缓解。

(三)城乡金融发展的非均衡与城乡收入差距

关于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效应问题,Wei(1997)认为中国金融机构在金融资源配置上的城市化倾向,导致了城乡经济发展的差异和收入增长的差别[27];通过对不同区际之间金融发展的研究,Dayal-Gulati and Husain(2000)认为区际之间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性会延缓区际之间经济增长的收敛速度[28]。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市场体系还不够健全和完善,金融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和城乡之间的配置是不均衡的,这种不均衡性会直接制约着区际之间、部门之间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从图1不难看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具有典型的代表性,金融资源配置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行业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由于“原始资本积累的差异”,不同地区、行业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就无法回避(陈钊等,2010)[29],也就是说城乡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效应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三、城乡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实证研究

上述理论分析表明城乡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和非均衡效应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而城乡金融发展的降贫效应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就是说城乡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经济决定金融,金融服务经济。受我国省际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影响,省际之间的城乡金融发展差异也相当突出,要全面分析城乡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必须考虑城乡金融发展的差异问题。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从定量的角度研究城乡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必须选择有关城乡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设定相应的计量经济学模型。纵观相关的文献资料,除了城乡金融的发展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外,城乡就业结构、城市化水平、政府的经济政策等也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并加以考虑。

1. 城乡收入差距指标。

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是使用得最多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并没有反映城乡人口所占比重的变化,与我国的实际情况不相吻合。本文借鉴王少平和欧阳志刚(2008)的做法,采用泰尔指数来衡量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30],i省t时期城乡收入差距(uridit)为:

在上式中,j=1和j=2分别表示城镇和农村地区,z1t和z2t分别表示t时期的城镇和农村人口数量,zt表示t时期的总人口数量,p1t和p2t分别表示t时期城镇和农村的总收入(用相应的人口和人均收入之积表示),pt表示t时期的总收入。

2. 城乡金融发展指标。

本文拟从城乡金融的结构、规模和效率三方面来着手,衡量城乡金融的发展。(1)城乡金融发展结构。借鉴王志强等(2003)的做法,本文采用非银行资产占金融总资产的比重来衡量金融结构[31],即将城镇金融结构定义为:fsu=(非农业类股票筹资额+非农业保费收入)/金融总资产,农村金融结构定义为:fsc=(农业类股票筹资额+农业类保费收入)/金融总资产,则城乡金融结构为:fs=fsu/fsc=[(非农业类股票筹资额+非农业保费收入)/金融总资产]/[(农业类股票筹资额+农业类保费收入)/金融总资产]。(2)城乡金融发展规模。考虑到中国城乡金融的特殊性,本文采用戈氏指标衡量金融发展规模,将城镇金融发展规模定义为:firu=城镇贷款/城镇GDP,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定义为:firc=农村贷款/农村GDP,则城乡金融发展规模为:fir=firu/firc=[城镇贷款/城镇GDP]/[农村贷款/农村GDP]。(3)城乡金融发展效率。本文拟以存贷比来衡量城乡金融效率,即城镇金融效率为:feu=城镇储蓄/城镇贷款,农村金融效率为:fec=农村储蓄/农村贷款,则城乡金融效率为:fe=feu/fec=[城镇储蓄/城镇贷款]/[农村储蓄/农村贷款]。

3. 城乡就业结构指标。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流向城镇,来自城镇的务工人员收入已经成为农村居民纯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农村内部,来自二、三产业的非农产业收入所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也不断提高,农民非农收入已经成为影响其收入的第一要素。因此,可将城乡就业结构定义为:emps=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数/总就业人数。

4. 城市化水平指标。

陈钊、陆铭(2004)认为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有重要的影响[32]。由于城镇居民有一部分没有城镇户籍,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会低估城市化水平。因此,本文采用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城镇化水平,即urban=非农业人口/总人口。

5. 政府的经济政策指标。

虽然政府经济政策的范围极其广泛,但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影响的主要是偏城市化的财政支出政策和对外贸易政策(陈钊、陆铭,2004)[32],可将其定义为:fina=政府财政支出/GDP;open=进出口贸易总额/GDP。

在定义了上述指标情况下,考虑到城乡收入差距绝非一朝一夕形成,受前期的影响较大,因此建立如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在上式中,为减轻异方差带来的负面影响,所有指标均取对数,ci表示个体异质性,uit表示随机误差项。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依据梁琪和滕建州(2006)年的研究成果,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总量数据“结构断点”大多出现在1992年以前,选择1992年以后的面板数据可以不考虑“结构断点”问题[33];同时,考虑实际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实证研究数据的时间跨度为1992-2010年,研究样本为我国的31个省级单位。本文城乡金融发展方面指标的原始数据均来自历年的《中国金融年鉴》、《中国乡镇企业统计资料(1978-2002)》、《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其他指标的原始数据资料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2010》及中国资讯行网站。

(三)实证过程及分析

为避免伪回归的存在,本文采用Stata10.0,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考虑到不同检验方法有其自身的优缺点,为增强检验结果的可信度,本文最终选择四种主要的方法同时进行检验,取四种方法均一致的结果。本文选择的经验分别是Levin,Lin&Chu检验、Im Pesaran and Shin检验、ADF-Fisher Chi-square检验和PP-Fisher Chi-square检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表1),虽然所有变量的原始序列没有同时通过上述的四种检验,但是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均同时通过检验,这充分说明本文所选择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

注:*表示10%显著性,**表示5%显著性,***表示1%显著性。

在确保所有变量一阶单整的前提下,本文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相关回归分析方法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表2的工具变量估计量、差分GMM估计量、SYS GMM估计量、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的检验统计量(Sargan Test和Differenced Sargan Test统计量),以及一阶差分方程误差项自相关的检验统计量等也一并给出。在表2中,根据方法(3)所汇报的Sargan检验概率值p(p=0.0065)可知,差分GMM工具变量无效,这暗含着工具变量与误差项相关或误差项存在异方差的可能。方法(4)的目的是为了纠正由异方差所带来的系数估计偏差问题,m2即AR(2)的概率值p(p=0.655)表明,差分的误差项存在二阶自相关且不显著;同时,Sargan检验的概率值p(p=0.597)也表明二阶差分GMM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当因变量一期滞后项系数为0.8-0.9时,差分GMM估计的系数相对于系统GMM来说不准确性要大。因此,通过对比表2中方法(5)和方法(6)的Sargan检验和差分Sargan检验的概率值p,可知方法(6)即系统GMM(SYS GMM)的估计量具有更好的一致性和有效性。

注:(1)*表示10%显著性,**表示5%显著性,***表示1%显著性。(2)小括号内数据为标准差,方括号内数据为p值。(3)在同方差假设条件下,用Sargan检验统计量来检验矩条件是否存在过度识别;差分Sargan检验统计量是用来验证系统GMM(SYS GMM)工具变量的有效性。(4)m2代表AR(2)的检验统计量。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选择表2中(6)列的回归结果,分析城乡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1. 城乡收入差距滞后项视角。

从城乡收入差距滞后项来看,城乡收入差距滞后项对基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作用很大,从表2中的第(6)列回归结果来看,回归系数高达0.8751,且与基期高度显著。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绝非一朝一夕产生的,而是由来已久的,这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显著扩大的事实是相吻合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基于当前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的现实,虽然近些年来政府高度重视改革经济成果共享与社会公平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是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并不会在短期之内消失。

2. 城乡金融发展水平视角。

从表2的第(6)列回归结果来看,城乡金融发展的结构、规模和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从城乡金融发展结构角度来看,城乡金融发展结构的系数都为正且显著,这说明通过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贷款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对于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意义重大。20世纪90年代国有银行实行商业化改革以来,受资本逐利性和避险性作用的影响,金融机构大规模“非农化”和“城市化”,坚守农村的农村信用社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虽然受多方面原因的制约,农信社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农信社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从城乡金融发展规模角度来看,城乡金融发展的规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说明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金融发展规模巨大,但是受当前金融体制的影响,农村金融资源大量流入城市,农村的“金融真空”问题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显著拉大。从城乡金融发展效率角度来看,城乡金融发展的效率系数为正且显著,这说明城市金融资金利用的效率高于农村,资金大量流向城市,加速城市经济的发展,进而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3. 城乡就业结构视角。

从表2的第(6)列回归结果来看,城乡就业差异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与现实是相符合的。随着大量农村富余人口流向城市,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发生变化,城乡就业结构随之开始变动。虽然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一方面缓解了城市用工的压力,也增加了农民收入、繁荣了农村经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受诸如就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多方面条件的制约,农民工的实际所得有限。所以,城乡就业差异的系数为0.0031,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是很明显。

4. 城市化水平视角。

从表2的第(6)列回归结果来看城市化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原农村人口变为城镇居民,在“蛋糕”不变的情况下,城镇人口的增加会降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人为快速诸如“农民上楼”、“农民进城”和“农转非”式的城镇化进程无异于“杀鸡取卵、涸泽而渔”,不会从长期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带来实质性的作用。

5. 政府的经济政策视角。

由于政府的财政支出带有显著的城镇化倾向,大量资金投入到城镇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对城镇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间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因此财政支出方面指标的系数为正,仅为0.0982,且不显著。对外开放与财政支出一样,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可以直接带动地方经济的增长,还可以提供相应的就业机会,但是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城镇,外商直接投资活动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含义

在分析城乡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机理的基础上,本文设定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以1992-2010年我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为例,并对此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清楚地显示:1992-2010年我国城乡金融的发展,无论是城乡金融发展的结构、规模还是效率,都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农村金融的快速发展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由于城乡收入差距是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突出表现,受前期发展基础的制约,城乡收入差距问题难以在短期之内得到全面有效的解决。另外,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诸如城乡就业结构、城市化水平、政府经济政策(如偏城市化的财政支出政策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制约。因此,为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我们给出如下建议:

第一,要加大对城乡金融发展的政策引导力度,切实有效地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要建立农村资金回流反哺农村的机制,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农业、农村和农民,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冉光和等,2011)[34]。要通过对现行信贷制度的创新,破除信贷需求压抑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性根源,积极探索农村金融资源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新路径。要创新农村信贷工具,尝试新型抵押担保机制,发展金融衍生工具,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此外,还需要加快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构建一种稳定而有效的、能够最大限度凝结不同利益主体共同偏好的农村金融制度,尽量缩小城乡金融制度之间的差距,促进农民增收脱贫。

第二,要拓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渠道,重视务工收入在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作用。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一方面,地方政府需要加大对农村劳动力培训的投入力度,为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有效转移创造条件,实现农村劳动力由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变,尽量增加外出务工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需要抢抓我国当前产业梯度转移的机遇,加大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力度,加快农村乡村工业的发展,增加农民工“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的机会。此外,政府应该强化当前的农民工用工体系和医疗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改变农民工的弱势群体地位,千方百计增加农民工的实际收入。

第三,科学理性看待城市化进程,有条不紊地推进城乡统筹的步伐。实践已经证明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有其自身发展的独特规律,任何人为加速城市化进程的做法都欠妥当。尤其是在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的情况下,过快地推进城镇化进程只会导致更多的贫困。因此,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角度看,要加快城镇化进程,更多需要的是加快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

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综述 第9篇

1 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关系的理论分析

自从Greenwood和Jovanovic (1990)研究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后，不少国内外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归纳起来，金融发展主要通过下述的两个方面影响收入差距：

1.1 门槛效应

Greenwood和Jovanovic (1990)证明由于金融机构存在固定成本，个人在加入并使用金融机构服务时必须支付成本。在金融发展的早期，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穷人由于没有能力支付成本，而不能享受金融服务。而富人则有能力支付成本来享受金融服务，进而提高个人收入，从而收入差距扩大了。

Galor和Zeira (1993)则结合人力资本投资与财富分配的不可分性，发展了一个交叠的世代模型，并进一步分析认为：由于个人初始财富不同，穷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少，而富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多。富人相对穷人接受了更好的教育，获得了更高的教育回报，从而个人初始财富的差异会影响未来的收入差距。

Banerjee和Newman (1993)运用更复杂的模型，考虑了在加入更加一般的偏好设定的情形下，个人职业选择与财富分配的关系。在信贷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穷人和富人能从银行取得的贷款是不同的。富人由于信誉好能比穷人获得更多的贷款，穷人则由于没有信誉或者没有抵押只能获得很少甚至无法获得银行贷款。因此，穷人因为无钱投资只能选择为富人工作。这样，初始财富的不同决定了个人职业选择的不同，劳动报酬的差异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

1.2 涓流效应

Aghion和Bolton (1997)考查了在信贷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资本积累的“涓流效应”。他们认为造成信贷市场不完善和持续收入差距的根源在于道德风险和信贷约束。在资本积累率达到一定的水平后，经济收敛到一个不变的财富分配状态。即使放松管制，“涓流效应”仍会使收入差距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尽管如此，政府还是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必要，特别是应该通过收入再分配政策，加快“涓流效应”的过程。最终，初始资本积累有扩大收入差距的效应，但是在后期扩大的资本积累会逐渐缩小收入差距。

Matsuyama (2000)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探讨了财富分配和利率的作用机制。他假设投资存在门槛和个人存在信贷约束。在满足这两个假设的条件下，开始阶段，穷人受限于投资门槛，只能将财富存于银行获取较低的利率收入，富人则将从银行获得便宜的贷款，并用便宜贷款投资于高收益项目，从而获得更高的财富水平，于是收入差距在短期内扩大了。但是，随着富人信贷需求的增加，利率会变得越来越高，穷人从中受益。通过“涓流效应”，财富逐渐由富人的口袋流向穷人的口袋，收入差距渐渐缩小。

2 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分析

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很多国内外学者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实证研究的结果主要分为以下三种：

2.1 金融发展缩小了收入差距

Li, Squire和Zou (1998)以49个国家为样本，运用线性趋势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表明，无论各国财富分布如何，金融发展都带来了高增长;并且，无论各国经济的增长率是否相同，金融发展均减小了基尼系数，即金融发展缩小了收入差距。

Clarke, Xu和Zou (2003)采用全球91个国家1960年到1995年间的数据，通过建立回归模型来分析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缩小了一国的收入差距，Greenwood和Jovanovic (1990)提出的倒U型假说没有得到证实。

Jalilian和Kirkpatrick (2001)以42个不发达国家为样本，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探讨了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减少贫困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能减少贫困。所以，通过以经济增长为中介，金融发展间接的降低了贫困水平。

Beck、Kunt和Ross Levine (2004)采用全球99个国家1960年到1999年间的数据，通过建立回归模型来分析金融发展与降低贫困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穷人的收入增长快于每单位GDP的实际资本的增长，即金融发展可以降低贫困水平，缩小收入差距。

2.2 金融发展扩大了收入差距

Townsend和Ueda (2001)采用泰国1976年到1996年之间的微观数据，在改进的GJ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模拟检验。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会提高经济增长率和扩大收入差距。

国内大部分学者也支持金融发展会扩大收入差距的观点，例如：

Wei (1997)采用1989年到1991年间中国城市层面的数据，考察了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国有银行倾向于向国有企业提供贷款，中小企业和涉农企业则不受国有银行青睐。由于国有企业主要集中于城市，所以城市比农村获得了更多的信贷支持。另外中国的金融系统也主要集中于城市，所以，金融发展的城乡非均衡效应导致了城乡经济发展的差异，扩大了收入差距。

章奇、刘明兴、Chen和陶然(2003)利用1978年到1998年的省级数据，对城乡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扩大了收入差距。他们进一步将样本期分为1978年到1988年和1989年到1998年，发现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负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二阶段，并且，他们发现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动不能影响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负面作用。

姚耀军(2005)采用1978年到2002年间的数据，基于VAR模型及其协整分析，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对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作出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温涛、冉光和和熊德平(2005)采用1952年到2003年间的数据，基于VAR模型对中国整体金融发展、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

尹希果、陈刚、程世奇(2007)采用1978年到2004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基于VAR模型对东部与西部分开进行考察，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在短期，西部金融发展显著的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东部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则不显著。

王洪亮，蔡泽祥，王丽爱(2010)通过协整检验以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考察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无论长期还是短期，金融发展都是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中国整体金融的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城乡收入差距由于具有自我加强的惯性，均不是金融发展的原因。

叶志强、陈习定和张顺明(2011)则采用1978年到2006年间各省的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并减少城乡收入差距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呈负相关关系，金融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则不相关。

2.3 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呈倒U型关系

Hossein和Jalilian (2003)使用中学教育当作工具变量，金融发展与这一工具变量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相关关系。同时，收入差距和人均GDP所代表的发展程度之间在统计上呈倒U型关系，且在收入差距和经济发展的程度之间的二次关系后面的驱动力是金融发展。他们计算出人均GDP影响收入差距的转折点是5000美元，金融发展水平影响收入差距的转折点是40%。在那些金融发展水平低于40%的经济中，收入差距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一旦金融发展水平达到40%，金融的进一步的发展会缩小收入差距。

Tyigun和Owen (2004)利用回归方程对影响短期经济波动的因素进行了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模型的自变量包括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项。通过对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后，他们发现金融发展、收入差距与短期经济波动也呈现出库兹涅茨特征。

沈坤荣、方文全(2005)利用中国1978年到2003年间的数据，对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存在相关关系，并且二者服从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

3 结论

从以上综述可见，尽管金融发展会影响收入差距的观点已经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承认，但二者之间究竟是正向关系、负向关系还是由正转负的倒U型关系，国内外的学者还未达成一致意见。造成这个分歧的原因可能在于：第一，不同国家的宏微观环境都不相同，因此相同的金融发展路径对于不同国家收入差距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第二，金融发展是一个包含不同层次内涵和外延的范畴，金融指标的选择不同，或者选择的指标不全面和不准确都可能会造成研究结论的不同。同样收入差距指标的不同选择也会影响研究结论。

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第10篇

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体系；教育平等；转移支付

在我国的经济总量在不断扩大的的背景下，一方面某些高收入阶层可以再海外疯狂扫货，另一方面，普通百姓却纷纷表示对物价有点力不从心。研究和调控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构建有效率的社会保障体系关乎中国的经济发展大局，更会对稳定政局、构建和谐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希望文章的研究会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这里有必要对调控收入分配与构建社会保障体系二者的关系做个界定。文章认为构建社会保障体系是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一大有力措施，也正因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就更加需要构建有效率的社会保障体系。

1.中国收入分配的现状

基尼系数处于回落期，但依然过大。如果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中国的收入分配现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基尼系数先后经历了1978～1985年的缓慢上升；1986～2006年的快速上升；2007～2009年的回落。（如图1）

按照国际惯例来看，中国的基尼系数自1987年起就突破了0.4的平均线，其后一直上升至2006年的0.496，达到峰值。虽然我国的基尼系数没有突破0.5的临界值，但收入差距问题已不能回避。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这里选取了中国统计年鉴中1978～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与农村人均收入的数据进行横向、纵向比对分析。尽管，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都在增加，但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加的速度要快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加速度，两条曲线的差距在不断扩大，也说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地扩大。

地域差异过大。地域收入差距首先表现在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上。以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为例：2009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为23153.21元，居全国之首；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最低，仅为为15523.03元（收入差距达7630.18元；收入比为1.49∶1）。其次，也可以根据行政省份来看地域收入差距。2009年上海市人均收入为32402.97元；北京次之，为30673.68元；甘肃省为最低，仅为12918.04元。如果计算上海市人均收入与甘肃省人均收入比照，收入差距则为19484.93元，收入比为2.51∶1。

2.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加剧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社会保障体系未能保障居民教育均等化。教育不均等于收入差距有着天然的关联。从微观层面上说，教育机会不均等首先会影响个人的劳动素质，进而影响个人获取收入的能力，导致个人收入水平的差异。站在更高的层面来讲，教育的收入分配效应往往影响几代人。一般而言，第一代人低教育层次导致了第一代人的低收入，而第一代人低收入会很难支撑第二代、乃至第三代人接受高层次的教育，进而影响几代人的教育消费，也就相当于影响几代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

财政转移支付未能真正保障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政府转移支付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又称为“再分配”。政府首先通过税收等增加财政收入，然后通过转移支付将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转移到低收入者手中，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但是，当前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与发放尚待确保；失业保险、低收入保险、养老保险等都面临难题。

3.构建高效社会保障体系、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对策思路

提高转移支付力度和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政府支出中转移支付力度需要加强。应该规范转移支付的接受者标准，完善转移支付体系，扩大接受者范围，提高转移支付金额。一方面需要政府和各级主管部门加大资金投入，确保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与发放，不断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另一方面社会慈善组织也需要将增强公信力，争取募集到足够的基金，并且足额发放到有需要的低收入者手中。

保障公民公平的教育机会。保障公民公平的教育机会还必须合理分配教育经费。首先，应该平衡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各级教育之间的教育经费投入与分配。从师资培养与分配、经费分配、校园建设、人才培养体系等方面促进教育公平，保障教育落后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人民接受教育乃至高等教育的权利。此外，例如，农民工本身的基础教育知识比较匮乏，所以需要通过构建有效率的社会保障体系来保障农民工的就业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以及农业知识培训等。

[1]K.Anderson. Lobbying Incentives and the Pattern of Protection in Rich and Poor Coutries[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95（03）：401-423.

[2]Shujie Ya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over 20 Years of Reforms[J].Economic Development&Cultural Change，2000（04）：447.

[3]杨新铭.地区收入差距与收入流动性演进的比较分析：1978～2007年[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9.04

[4]高连水.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居民地区收入差距研究综述[J].上海经济研究，2010.11

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 第11篇

研究农村金融与农民收入的关系问题, 是因为农民的收入问题是整个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农村经济的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 只有搞活农村经济, 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经济安全有效地发展。目前鉴于江苏省农村金融的发展现状, 以及农民收入增长所面临的问题, 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促进江苏经济协调发展十分重要。

1 相关理论综述

1.1 农村金融发展理论

农村金融发展理论分为三大主要理论:农业补贴信贷理论、农村金融市场理论、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

20世纪80年代前, 农业信贷补贴理论是最早形成的农村金融信贷理论并处于主导地位。该理论认为:商业性金融机构由于农业产业风险大、投资期限长和收益的不确定性, 不可能对农村这个金融市场进行融资, 因此则必须由政府主导给农业注入资金, 建立非营利性金融机构分配资金来限制农村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客观上看, 这些措施确实在当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暂时的增长, 但是其本身仍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缺陷[1]。

20世纪80年代以后, 农村金融市场论渐渐超越农业信贷补贴理论, 成为了主流思想。农村金融市场论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 它的理论前提是与农业融资论相反的[2]。该理论认为农民有储蓄能力, 不需要从外界注入资金, 反对政府的人为干预, 认为农村金融机构应该积极动员农民储蓄。

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等市场经济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 使人们意识到市场机制也存在严重缺陷。农村金融理论在这个时期变化发展形成了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该理论强调通过政府介入弥补市场缺陷, 政府也可以适当介入并加以引导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3]。

1.2 农民收入增长理论

最具代表性的农民收入增长理论有福利经济学、二元经济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等。

庇古对福利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原则进行了阐述, 主张国家应关心农村低收入阶层的保障问题, 应采取适当措施关注低收入阶层的福利增加[4]。罗宾逊在对农民福利做了新的阐述和发挥上, 又在方法上强调边际分析法对利润的最大化, 提出了不完全竞争理论[5]。

凯恩斯于1099年提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 这一理论认为:随着社会总收入的增加, 消费所占的比例会越来越小, 会引起消费需求的不足。在农产品市场中, 当农产品消费需求不足时, 农民增收就会自动掉入到凯恩斯“陷讲”中。[6]虽然农产品的产量不断增加, 但农业生产效率无法提高, 会造成农民收入无法有根本性的提高。

刘易斯于1954年首次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论”模型的概念[7], 经济发展就是传统农业部门不断萎缩和工业部门不断扩大, 因此会导致农民收入增长困难。

1.3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关系的研究

1.3.1 国外学者的研究

1975年西蒙·兹涅茨在对人均财富增长、发展问题和人均财富差异三者之间的关系研宄时, 提出了倒“U”型理论。从长期, 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会服从倒U型的规律。[8]而Aghionand Bolton和Piketty等随后对金融部门发展与收入分配的演化过程进行检验。结果发现, 如果一个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和生产效率同时低下, 就会造成财富的分配不均;但随着经济发展, 这种状况会发生改变。[9]ClarkXu&Zou从全球视角出发研究, 发现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表现为金融发展显著降低了一国的收入差距[10]。

1.3.2 国内学者研究

章奇首次在对中国各省的银行信贷所占的比重进行分析研究, 说明了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于金融发展时期[11];而陆铭、陈剖在一篇实证研究文献中分析, 中国金融发展水平并不能很大程度上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显著的影响[12]。姚耀军通过对城乡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规模进行实证分析, 说明两者间呈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两者间呈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13]。

可见, 学者们大多只是研究了中国整体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间的关系, 而从农村金融发展角度对农民收入的研究并不多。由于考虑到我国各地区间存在发展不平衡性、经济差距大和农村金融发展存在差异, 因此研究不能单单停留在国家层面, 应该深入到各地区层面。

2 江苏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的格兰杰关系分析

2.1 江苏农村金融发展现状

“农村金融”一般是指农村货币资金融通关系的总和, 分为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两大类。正规农村金融机构包括农业银行、农信社、农村政策性银行等;而非正规农村金融机构包括农村合作基金、部分当铺、高利贷等。

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1979-1993年恢复, 1994-1996年重构, 1997-2003年调整, 2004至今深化[14]。伴随着中国农村金融前进歩伐, 江苏新农村的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功, 农村经济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江苏省作为全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试点省份, 也是第一个实现银行业金融机构对所有乡镇全覆盖的省份。商业性、农村合作性以及政策性金融机构共同发展, 在江苏农村地区初步形成了以农村信用社为主体, 农村合作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正规银行金融机构以及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非正规银行金融机构。[15]使得江苏省农村金融组织体系逐渐成为多层次、宽覆盖、抗风险的金融体系[16]。

2.2 江苏农民收入现状

目前, 我国农民定义为:乡村人口中参与社会劳动取得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去除直接从事农、林、牧、渔和副业的劳动者, 包括在乡镇企业、其他集体经济中参与劳动生产的劳动者、外出务工者、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村劳动者[17]。

农民的收入水平从某个角度综合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水平和市场化程度, 我国农民的大部分收入主要来源于家庭经营收入或是靠出卖劳动力所获得、转移性收入等方式。目前常用农民家庭年度总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来衡量农民收入水平。农民家庭年度总收入是以一个家庭为单位的农民年度总收入, 其中未扣除年度的生产生活费用的农民年度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是指从农民的总收入中扣除生活支出费用、生产费用、税款等一些必须支出后的收入。将剩余部分用于农民当年的生活消费支出、对再生产的投入、储蓄以及非义务性的消费支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农民家庭年度总收入扣除生产经营费用、生活支出费用、税款等一些必须开支后, 农民可以自由支配的那部分收入。本文中将采用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来反映农民收入的水平。

2.3 江苏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关系分析

因为我国各地区经济差异较大, 不同省份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农民收入增加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因此, 本文根据前述理论, 通过计量经济模型用江苏的数据研究来揭示江苏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

在研究农村金融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时, 许多学者选择了总生产函数的传统分析框架构建模型进行分析, 包括温涛、刘洁等[18]。还有学者运用内生增长理论AK模型进行研究, 如张俊刚、安翔等。他们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都是内生的, 金融发展是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以影响经济增长的。部分学者在选择模型研究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时, 青睐于单方程的OLS法, 如许崇正、费玉娥等[19]。由于农村地区的复杂性, 许多相关数据收集起来较困难, 因此建立复杂的模型存在一定困难, 所以只有通过建立简单的一元回归模型对农村地区的相关数据以及对所要研究的内容进行分析。

本文中农民收入采用农民人均纯收入这一数据, 因为这一指标最能反映出农民生产投入和产出的效率;农村金融发展选取农村贷款指标。

由于大多数经济变量是非平稳的序列, 因此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是十分重要的。对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最常用的方法是单位根检验, 在这里采用ADF检验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检验, 确定时间序列是否平稳。以下运算基于eviews5.0完成。

注:在t检验中, *则表示显著程度;*表示在1%水平下平稳;***表示在10%水平下平稳。

通过ADF检验, 由表2可以看出, 农村金融、农民收入指标的原序列在标注的显著性水平下, ADF检验值皆大于临界值, 也就是这些序列都为非平稳序列。它们的一阶差分后的序列在给定显著水平下是通过检验, 没有单位根, 是平稳的, 所以这些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这表明江苏省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民收入之间有可能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可以对这两个指标进行因果关系检验。

基于江苏省农业贷款额与农民纯收入的历史数据, 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数据来源:江苏统计年鉴 (2002-2012年) 。用eviews5.0对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 (见表3) 。

从表3中检验结果可以得出:第一个假设的检验概率低于8%, 在90%的置信水平下可以拒绝农村金融发展不是农民收入的原假设, 说明可以认为农村金融是农民收入的格兰杰原因;第二个假设的检验概率为0.605, 概率较大, 因此不能拒绝原假设, 也表明农民收入不是农村金融的格兰杰原因。

3 江苏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关系区域差异分析

本文中还将采用江苏48个县域地区的年末金融机构贷款额指标, 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指标的截面数据来衡量江苏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关系区域差异分析。

通过对2012年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可得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Y) 和贷款余额 (X) 之间的关系为:Y=10509.4+6.2 X。将各区域贷款余额值代入上式, 可得人均居民收入的标准值, 用人均居民收入的实际值减去标准值所得差值体现了该区域农村金融发展对收入的促进作用与平均水平的差异。

4 结论

根据ADF单位根检验可以知道, 农民收入以及农村金融的发展变量都属于非平稳的一阶单整序列。而格兰杰因果检验显示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表明江苏农村金融发展促进了农民的收入增长。农村金融是农民收入的格兰杰原因, 而农民收入不是农村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