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健康信息化

2024-07-23

人口健康信息化（精选9篇）

人口健康信息化第1篇

卫计委就《人口健康信息管理办法 (试行) 》 (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显示, 此前由原国家人口计生委组建的全员人口信息网络, 和原卫生部在社区居民中建立的电子健康档案、在医疗机构建立的就诊者电子病历, 将按照惟一性的身份标志, 同步接入“人口健康信息管理网络”。

今年初, 中国人民大学翟振武教授曾介绍, 原国家人口计生委建设的全员人口信息数据库, 基本覆盖全体国民, 包括人口基本信息, 家庭户及户成员信息, 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相关信息,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信息等。

同时, 国家卫生计生委要求, 医院、社区卫生、计生服务站采集的人口健康信息, 应当在法律允许和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满足卫生计生互联共享的业务应用需求和主管部门管理需要。为确保健康信息的对称性, 《办法》特别提出, 医院、社区卫生、计生服务站应依法为服务和管理对象免费提供其人口健康个案信息的查询服务。服务和管理对象或其监护人经实名身份鉴别后, 可调阅其个人健康信息。

人口健康信息化第2篇

规划的通知

国卫规划发〔2017〕6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人口计生委，委机关各司局，委直属和联系单位：为指导和规范“十三五”期间我国人口健康信息化工作，我委制定了《“十三五”全国人口健康信息化发展规划》（可从国家卫生计生委网站下载）。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卫生计生委

2017年1月24日 “十三五”全国人口健康信息化发展规划人口健康信息化和健康医疗大数据是国家信息化建设及战略资源的重要内容，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支撑。为指导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和推动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根据《“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国务院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等文件精神，编制本规划。

一、规划背景 “十二五”以来，按照“制度先行、统筹设计、强化应用、互联共享、业务协同”的原则，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不断加强，在强化卫生与健康服务决策、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动卫生计生事业发展等方面提供了有效手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十二五”时期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的基本思路、总体框架和任务目标。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初步建立了全员人口信息、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等数据库，全国有27个省（区、市）建立了省级人口健康信息平台，连同44家委属管医院分别与国家平台实现联通。公共卫生信息体系基本建立。逐步建立了医疗机构、医师、护士注册数据库，以及业务涵盖艾滋病、结核病等22个疾病监测的传染病疫情网络直报系统、卫生监督信息报告系统、妇幼卫生监测等健康服务信息系统。计划生育应用信息系统全面加强。建立了全员人口个案数据库，覆盖13.7亿人口，出生人口监测预警机制不断完善，初步实现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跨地域业务协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建设得到加强，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医院信息化建设快速发展，中医药服务信息化建设扎实推进。新农合跨省结算监管稳步推进。食品药品信息监测取得明显成效。覆盖全国的食品污染物和有害因素、食源性疾病监测系统等初步建成。国家药品供应保障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初步建立，并与各省（区、市）药品采购平台实现互联互通。人口健康信息标准体系不断健全。发布行业信息标准102项，制定印发了省统筹区域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和医院信息平台的应用功能指引。信息安全防护能力不断提升。建立和完善了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强化信息安全防护体系建设，保障系统运行安全和信息安全。虽然我国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新形势、新要求相比，仍然存在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主要是：资源统筹和整合利用不足。存在重复建设、分散建设和多头管理、多头采集、多系统并立等问题，“信息孤岛”、“信息烟囱”依然存在，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亟待加强。政策法规和相关标准滞后。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需要的标准、法规亟需建立，信息资源管理、个人隐私保护、行业与市场监管等方面的政策法规问题日益凸显，术语代码类标准不健全，相关标准执行不到位，数据质量良莠不齐。人才和资金保障相对匮乏。专业机构不健全，人才总量不足，复合型人才和信息安全专业技术人才严重匮乏。在资金投入方面，尚未形成政府、机构和社会资本相结合的长效投入机制。信息安全防护体系亟待完善。随着新兴信息技术与医疗服务的深度融合，网络安全防护难度骤增，信息安全监管制度和体系亟需进一步加强。信息化水平区域发展不平衡。边远、贫困地区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薄弱，人口健康信息化自主创新能力和对国家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待提升。当前，社会整体信息化程度不断加深，信息技术对健康医疗事业的影响日趋明显，以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等新兴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了人口健康信息化和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加速了健康医疗领域新模式、新业态、新技术的涌现，为人口健康信息化创造了广阔的空间，也为卫生计生行业推进职能转变、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治理能力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应势而谋、顺势而为，不断完善顶层设计，夯实发展基础，优化资源配置，深化创新应用，努力开创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和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新局面。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保障全体人民健康为出发点，以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为目标，大力加强人口健康信息化和健康医疗大数据服务体系建设，推动政府健康医疗信息系统和公众健康医疗数据互联融合、开放共享，消除信息壁垒和孤岛，着力提升人口健康信息化治理能力和水平，大力促进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探索创新“互联网健康医疗”服务新模式、新业态，为打造健康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

（二）基本原则。需求导向、以人为本。以健康需求为导向，以应用发展为牵引，将人口健康信息化和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纳入卫生与健康总体规划，突出健康医疗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拓展服务渠道，延伸服务内容，提升服务效率，加快行业科学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医疗需求。统一权威、创新驱动。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创新发展为目标，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推进政产学研用联合协同创新，整合信息资源，建立健全统一权威的大数据采集、存储、发布、应用的平台和服务体系，实现人口健康服务模式和管理模式创新，扩大健康医疗资源有效供给。开放融合、共建共享。鼓励政府和社会力量合作，坚持统筹规划、示范引领，促进互联互通、业务协同，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力，形成多方参与、共建共享、授权分管、服务规范的便民惠民新格局。强化标准、确保安全。按照法规为本、标准先行，安全为上、保护隐私的要求，妥善处理应用发展与安全保障的关系，健全政策法规标准体系和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增强安全技术支撑能力，确保应用有序推进，信息安全可控。

（三）发展目标。到2017年，覆盖公共卫生、计划生育、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供应、行业管理、健康服务、大数据挖掘、科技创新等全业务应用系统的人口健康信息和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服务体系初具规模，实现国家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和32个省级（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平台互联互通，初步实现基本医保全国联网和新农合跨省异地就医即时结算，基本形成跨部门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共用共享的良好格局。到2020年，基本建成统一权威、互联互通的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实现与人口、法人、空间地理等基础数据资源跨部门、跨区域共享，医疗、医保、医药和健康各相关领域数据融合应用取得明显成效；统筹区域布局，依托现有资源基本建成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中心及区域中心，100个区域临床医学数据示范中心，基本实现城乡居民拥有规范化的电子健康档案和功能完备的健康卡；加快推进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信息系统和重点慢病监测信息系统建设，传染病动态监测信息系统医疗机构覆盖率达到95%；政策法规标准体系和信息安全保障体系进一步健全，行业治理和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基于感知技术和产品的新型健康信息服务逐渐普及，覆盖全人口、全生命周期的人口健康信息服务体系基本形成，人口健康信息化和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在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中发挥显著作用。

三、主要任务

（一）夯实人口健康信息化和健康医疗大数据基础。1.构建统一权威、互联互通的人口健康信息平台。依托国家电子政务外网，统筹公共基础设施和统一数据共享交换，合理构建标准统一、融合开放、有机对接、授权分管、安全可靠的国家、省、市、县四级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实现对全国人口健康信息的深度挖掘和统计分析，支撑人口健康管理和决策以及跨区域、跨业务领域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推进互联互通信息标准落地应用，消除信息壁垒，畅通部门、区域、行业之间的数据共享通道，探索社会化健康医疗大数据信息互通机制，实现健康医疗大数据在平台集聚、业务事项在平台办理、政府决策依托平台支撑。2.有序推动人口健康信息基础资源大数据开放共享。全面推进全员人口信息数据库建设，实现全员人口信息的预警监测和动态管理，为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全面推进电子健康档案数据库建设，不断提升公共卫生和基层医疗卫生应用服务水平，满足居民个人健康档案信息查询、增强自我健康管理能力，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全面推进电子病历数据库建设，实现以中西医电子病历为核心，依托医院信息平台实现医院内部信息资源整合，通过区域信息平台，实现居民基本健康信息和检查检验结果等医疗机构之间信息实时更新、互认共享。在已有三大数据库基础上，加强基础资源信息数据库和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建设，逐步实现医疗机构、医护人员、应急救治、医疗设备、药品耗材、健康管理、产业发展和信息服务等健康医疗基础数据和公共信息资源的集聚整合。同时，建立统一规范的国家人口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目录体系，按照一数一源、多元校核的原则，实现数据集中权威监督、授权分级分类分域管理，在依法加强安全保障和隐私保护的前提下，稳步推动人口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共享开放。3.完善人口健康信息各类基础业务应用系统。统筹完善公共卫生、计划生育、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供应、综合管理等信息系统，建立健全行业管理、健康服务、大数据挖掘、科技创新、文化发展、疾病防控、健康教育、妇幼健康、食品安全、血液管理、综合监督、卫生应急、药物政策、信息宣传、中医药管理等覆盖全行业、涉及健康医疗大数据全产业链的所有信息系统，基于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建立数据集成、互联互通、业务协同、开放共享的业务系统，促进医疗、医保、医药信息联动，实现人口健康信息化和健康医疗大数据各类基础业务应用系统的协同共享。4.健全统一的人口健康信息化和健康医疗大数据标准体系。适应建设健康中国的发展需求，建立完善统一的疾病诊断编码、临床医学术语、检查检验规范、药品耗材应用编码、数据交互接口等相关标准，进一步健全涵盖数据、技术、管理、安全等方面的人口健康信息化和健康医疗大数据标准规范体系，修订完善基础资源信息、全员人口信息、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数据标准和技术规范，完善标准应用管理机制，推动信息标准应用发展。加强大数据质量体系建设，规范数据采集，保障数据质量，优化数据治理。推进网络可信体系建设，强化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所需的数字身份管理，建设全国统一标识的医疗卫生人员、医疗卫生机构电子证照和数字认证体系，实现可信医学数字身份、电子实名认证、电子证照数据访问控制，积极推进电子签名应用，推动建立服务管理留痕可溯、诊疗数据安全运行、多方协作参与的健康医疗管理新模式。5.强化人口健康信息化和健康医疗大数据安全防护体系建设。坚持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实施，加快制定人口健康信息化和健康医疗大数据管理办法等法规政策制度，加大技术保障力度，强化信息安全管理。按照相关政策法规要求，贯彻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分级保护制度和信息安全审查制度，完善安全管理机制。制定人口健康网络与信息安全规划及健康医疗大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加快健康医疗大数据安全体系建设，制定标识赋码、科学分类、风险分级、安全审查规则，落实《卫生计生行业国产密码应用规划》，推进国产密码在安全体系中的应用。定期开展网络安全风险评估，强化容灾备份工作，完善安全保障体系和运行维护方案，提高行业整体网络安全事件监测及动态感知能力。完善涉及居民隐私的信息安全体系建设，实现信息共享与隐私保护同步发展，确保系统运行安全和信息安全。

（二）深化人口健康信息化和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6.促进人口健康信息化服务体系协同应用。依托区域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实现对公共卫生网底数据的规范采集、传输、存储和分析应用，加强公共卫生业务协同体系建设；以实现分级诊疗为目标，推动信息共享和服务协同；探索专科全科协同诊疗团队、家庭医生服务团队等新服务模式，加强医疗服务协同体系建设；以促进“三医联动”和信息共享为路径，加强医保业务协同体系建设；以全程监管为目标，强化药品研发、生产、流通、使用、不良反应的监测管理，加强药品管理业务协同体系建设；以落实全面两孩政策为基础，加强出生人口信息管理，跟踪研判生育水平变动态势，加强计划生育业务协同体系建设；以健康影响因素监测为抓手，加强综合监管业务协同体系建设。提升现代化医院信息治理能力，加快医院临床信息系统与管理信息系统的深度融合，逐步扩大和规范数据采集范围，保障数据质量，实现基于医院信息平台的信息系统集成与数据统一管理。鼓励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相关研究机构加强健康医疗大数据采集、存储，统一上报并规范接入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加强应用支撑和运维技术保障，打通数据资源共享通道，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推动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开放共享。7.加强健康医疗大数据行业治理应用。加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评估监测，加强居民健康状况等重要数据精准统计和预测评价，有力支撑健康中国建设规划和决策。综合运用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和信息技术手段，健全医院评价体系，推动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完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优化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加强医疗机构监管，健全对医疗、药品、耗材等收入构成及变化趋势的监测机制，协同医疗服务价格、医保支付、药品招标采购、药品使用等业务信息，助推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8.推进健康医疗大数据临床和科研应用。依托现有资源建设一批心脑血管、肿瘤、老年病和儿科等临床医学数据示范中心，集成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等国家医学大数据资源，构建临床决策支持系统。加强疑难疾病和慢病管理等重点方面的研究，强化人口基因信息安全管理，推动精准医疗技术发展。围绕重大疾病临床用药研制、药物产业化共性关键技术等需求，建立药物副作用预测、创新药物研发数据融合共享机制，建立以基本药物为重点的药品临床综合评价体系。充分利用优势资源，优化生物医学大数据布局，依托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和协同研究网络，系统加强临床和科研数据资源整合共享，提升医学科研及应用效能。9.强化人口健康信息化与大数据风险预警和决策应用。利用现有的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采用先进的信息通信、数据融合及地理空间技术，强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紧急医学救援、综合指挥调度能力；以居民健康档案整合慢病管理信息，强化动态监测与监管，实现数据交换和信息共享；加强重症精神疾病患者危险行为预警评估分析，完善传染病监测预警机制，加强流行病学分析、疫情研判和疾病预防控制；推进妇幼保健与计划生育服务管理资源整合与业务协同，实现妇女、儿童全生命周期医疗保健服务跨区域动态跟踪管理；构建国家和省、市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信息系统，实现食源性疾病信息的实时上报，形成网络互联、信息共享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数据库。

（三）创新人口健康信息化和健康医疗大数据发展。10.培育健康医疗大数据发展新业态。加强数据存储清洗、挖掘应用、安全隐私保护等关键技术攻关。鼓励社会力量创新发展健康医疗大数据，促进健康医疗业务与大数据技术深度融合，加快构建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链，大力推进健康与养老、旅游、互联网、健身休闲、食品、环保、中药等产业融合发展。发展居家健康信息服务，规范网上药店和医药物流第三方配送等服务，推动中医药养生、健康管理、健康文化等产业发展。探索推进智能健康电子产品、健康医疗移动应用等产生的数据资源规范接入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充分发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生物三维打印、医用机器人、可穿戴设备等先进技术和装备产品在人口健康信息化和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中的引领作用，推动新产品、新技术在以全息数字人为愿景，集计算机深度学习技术、疾病预防、卫生应急、健康保健、日常护理中的应用，促进由医疗救治向健康服务转变，实现以治疗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转变。11.构建“互联网健康医疗”服务新模式。引导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到农村、到家庭，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整合线上线下资源，依托健康医疗大数据，规范和促进健康医疗新模式形成发展和应用，大力推进互联网健康咨询、网上预约分诊、移动支付和检查检验结果查询、随访跟踪、健康管理等服务应用。利用新兴信息技术支持就医流程优化、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等医疗服务模式创新，建立医院、社区、公众三者共同参与的健康管理模式，建设适应居民多层次健康需求、上下联动、衔接互补的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服务体系,健全慢病患者、专病患者、健康亚健康人群的授权分级分类分域管理体系和规范，为建成面向全体居民、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医疗大数据监控管理和疾病预防体系提供支撑。实施以远程医疗服务为核心的健康中国云服务计划，构建健康医疗大数据服务集成平台，开启远程医疗服务新模式，提供远程会诊、远程影像、病理结果、心电诊断服务，健全检查结果互认共享机制，为全体居民提供优质、便捷、高效、公平的基本医疗和健康服务提供支撑。12.打造信息化助力分级诊疗就医新秩序。继续加强基层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推动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落实基层首诊制度，支持双向转诊服务，强化社会监督，为居民提供方便可及、优质高效的服务，进一步拓展基层卫生信息系统中医学影像、远程心电、实验室检验等功能，推广基层医疗智能诊断系统，通过引入成熟度较高且适应基层医疗机构的智能诊断系统，并与基层卫生信息系统集成应用，切实提升基层服务能力和医务水平，逐步实现首诊在基层、大病去医院、康复回社区的新型医疗秩序，为推动分级诊疗制度落地奠定坚实基础。13.推广区域人口健康信息化和大数据应用试点示范。总结“十二五”期间各地区域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成功经验，推广居民健康卡普及应用，促进和完善区域内健康医疗大数据信息共享、业务协同，创新资源集约、流程科学、服务规范的卫生计生服务模式，方便居民获得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培养居民健康管理理念，改善看病就医感受，健全以内部管理、外部监管、绩效考核、政府补偿为核心的监管体系，形成全国整体示范效应。加大政策支持扶持力度，积极开展健康医疗大数据工程建设试点。同时，在全国选择10个设区的市和100个县开展“十市百县”区域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试点活动，及时总结试点经验，推广扩大成功做法和实际效果。

四、重点工程以夯实基础、深化应用、创新发展为主线，以实施一批具有重大影响力、全局性的重点工程为抓手，进一步落实“十三五”重点任务，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服务效率，改善就医体验，提升管理水平。

（一）全民健康保障信息化工程。以基础资源信息、全员人口信息、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四大数据库为基础，建设公共卫生管理、医疗健康公共服务、基本药物制度运行监测评价、卫生服务质量与绩效评价、人口统筹管理和综合管理等业务应用系统，实现互联互通、业务协同。加快推进省统筹区域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建设，按照平台功能指引要求，加强信息共享，提高重大疾病防控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以及妇幼健康服务管理、综合监督和公众健康保障水平，实现全国上下联动、“三医”业务协同。建立覆盖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的健康传播和远程教育视频系统。推动完善全球公共卫生风险监测预警决策系统，建立国际旅行健康网络，为出入境人员提供旅行健康安全保障服务。

（二）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工程。加强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及产业园建设试点，研究制定政府支持政策，从财税、投资、创新等方面对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给予必要支持。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基础工程、应用开发和运营服务。鼓励政府与企事业单位、社会机构开展合作，探索通过政府采购、社会众包等方式，实现健康医疗大数据领域政府应用与社会应用相融合。发挥已设立的有关投资基金作用，充分激发社会资本参与热情，鼓励创新多元投资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和监管制度，支持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加强人口与家庭大数据的集成分析研究，服务人口发展综合决策。

（三）基层信息化能力提升工程。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医改基本原则，“十三五”时期，围绕支持公共卫生、基本医疗、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业务，规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内部管理、医疗卫生监督考核及远程医疗服务保障互联互通等重要功能，不断加强基层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继续加大投入，提高人员素质，夯实发展基础，努力提升基层服务质量和效率。完善基层信息管理系统，加强基层标准化应用和安全管理，延伸放大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促进“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坚持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基础，推进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和居民健康卡的广泛使用，基本实现城乡居民拥有规范化的电子健康档案和功能完备的健康卡，推动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医改目标。

（四）智慧医疗便民惠民工程。在全国选择一批基础条件好、工作积极性高、信息安全防范有保障的医院开展示范建设。以新兴信息技术为基础，明确智慧医疗服务内容，加快医院信息化基础建设，实施国民电子健康信息服务计划，完善居民健康卡应用受理环境，依托医院信息平台应用功能指引，完善基于电子病历的医院信息平台功能，重点完善基于新兴信息技术的互联网健康咨询、预约分诊、诊间结算、移动支付和检查检验结果查询、随访跟踪等服务，为预约患者和预约转诊患者优先安排就诊，全面推行分时段预约。通过信息技术促进医疗健康服务便捷化程度大幅提升，远程医疗服务格局基本形成。普及临床决策支持系统、智能机器人等数字化医学工具在医院中的应用，提升医院信息化水平和服务能力。发挥互联网优势，推进生育证明、流动人口服务管理证明、出生医学证明、医疗卫生机构注册等电子化管理。

（五）健康扶贫信息支撑工程。贯彻落实中央脱贫攻坚部署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要求，推动建立农村贫困人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个案信息库和动态管理信息系统。通过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加强贫困人口数据采集和筛查，实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家庭、患者和病种精准识别全覆盖。加大健康扶贫脱贫信息支撑力度，优先为贫困人口建立动态管理的电子健康档案和居民健康卡，实现身份识别、授权确认、信息归集、安全认证和金融应用等功能，支撑贫困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开展，逐步实现基本医保、大病医保、医疗救助和社会慈善救助资金“一站式”结算，为实施“大病集中救治一批、重病兜底保障一批、慢病签约服务一批”提供信息支撑，将健康扶贫落实到人、精准到病，提升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共享优质医疗资源健康服务的水平。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合力。立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人口健康信息化和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积极争取各级党委、政府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将其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各级卫生计生部门要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结合实际，细化目标，抓好落实，有序推动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和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确保规划目标如期实现。

（二）完善法律法规，强化监督管理。以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为契机，统筹人口健康信息化和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立法需求，完善法律法规框架体系，有序推进健康医疗大数据管理、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服务、个人隐私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防护、网络可信体系建设等重点领域法律法规的立法和修订工作。推动完善司法解释，加快制定互联网医疗法规制度、发布标准和应用目录。加强部门信息共享与执法合作，努力提升网络信息安全监管水平。加强法制宣传，提高法治意识，营造良好的网络信息安全法治环境。

（三）拓宽资金渠道，强化人才支撑。立足现有基础，坚持需求导向，积极拓宽资金筹措渠道，争取财政资金投入保障，重点保障基础建设和系统运维经费投入。探索政府财政和社会资本等多种方式的投融资机制，形成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和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长效保障机制。强化组织机构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多渠道的人才培养机制，建立以国家健康医疗开放大学为基础、中国健康医疗教育慕课联盟为支撑的健康医疗教育培训云平台，与国内著名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建立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研究院，加快培养复合型高端人才和符合实际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

（四）建立考评机制，强化任务落实。建立绩效考评机制，将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和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情况纳入各级卫生计生机构的考评范围，并与经费拨付、设备配置、绩效评价、人员考核相结合。建立规划考评机制，完善评价体系和评价办法，加大规划中期评估和实施情况考核力度，定期评估规划实施、数据质量及系统应用等情况，提高考核评估的科学性、公开性与透明度。

人口健康:理念和方法第3篇

关键词：人口健康,健康决定因素,社区健康

“人口健康” (population health) 是一种新的健康研究方法, 它立足于某个人口总体或人口总体中的部分人口, 观察、分析和衡量该人口的健康水平、健康公平状况及其决定因素, 并对各因素对健康结果的“贡献”进行分析和评价, 从而找到对人口健康的优先干预措施和有效干预方法。因此, 这种方法不同于以个体为中心的健康研究, 人口健康风险也不同于个体的健康风险, 它更透彻地揭示了人类健康的社会属性和健康风险的社会风险本质。

1 人口健康概念

传统医学对人口健康的理解往往是对人口健康水平的描述, 或者是一组群体医学指标的总和[1]。近年来, 健康的研究内容和对象拓宽到以人口为基础的范围, 人口健康研究成为一个新兴的学术研究领域。目前, 国际上对人口健康研究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 但学者们公认它是将健康置于一个群体层面的研究, 而不是只研究病人。

1.1 健康人口学范畴的人口健康研究

健康人口学是一门主要从人口学的角度, 利用多个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综合研究健康、健康相关行为和卫生保健服务利用在不同人口特征人群中的分布和动态变化过程, 从而找出人口特征变化与健康转变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规律的学科。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人口健康研究小组是在上述健康人口学的涵义上理解和构建人口健康研究体系的。他们将人口健康的内容定义为:[2]

1.1.1 人口健康的研究对象是总人口, 这就包括了健康人群、亚健康人群和非健康人群。

1.1.2 人口健康研究的内容是总人口的健康, 关注的是人口的健康结局, 而不是象医学那样研究健康状态。除医学因素外, 更多的引入非医学因素, 如社会、经济和环境等非医学因素对健康生物效果放大和缩小的协同动力效应, 需要建立一系列重新度量健康的指标和衡量标准。

1.1.3 人口健康研究的方法是利用多个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综合研究健康、健康相关行为和卫生保健服务利用在不同人口特征人群中的分布和动态变化过程, 从而找出人口特征变化和健康转变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规律。

1.1.4 人口健康的研究目的在于为人口和健康相关发展战略、方针和政策规划提供理论和实践的依据, 为卫生保健和计划生育服务的定位、细分和发展规划的制定提供方法和数据。进而为维系和改善人口健康状况制定具体的方案和实施细则等。

健康人口学常用人口健康储量来描述人口健康状况, 笔者认为人口健康储量可以作为人口素质研究中对人口身体素质的一个整体性衡量指标。人口健康储量是一个人口群体抵御健康风险的能力。一个群体抵御健康风险的能力可以用特定时期的疾病特征和人口特征共同标识, 作为该人群该时点的人口健康储量的标点。当这个标点随着影响因素变动而变动, 就可以知道这个群体的健康储量的变动情况。

1.2 源于社区健康的人口健康研究

人口健康研究的另一种涵义起源于国际领域的公共卫生、社区健康和健康促进的理论与实践活动, 它反映了学术界和实际部门对健康概念的新的理解和认识。

1997年, 加拿大联邦、省和地方人口健康咨询委员会提出了以下人口健康定义:“人口健康是指以健康状况指标衡量的人口整体的健康, 它受到社会、经济和物理环境, 个人健康实践, 个人能力和适应技能, 人类生物学, 婴幼儿早期发展和卫生服务等多因素的影响。

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和方法, 人口健康着重研究一个人口群体生命历程中影响人群健康的各种相关条件和因素, 识别健康系统中各变量的表现形式, 并将研究所得的知识运用于政策制定和行动, 以便改善这一人口的健康和福利。”[3]

综上所述, 人口健康是用健康水平、健康公平性、健康决定因素等指标对人口整体的健康状况进行系统性衡量和分析的一种理论或方法, 其目的是找到影响人口群体健康的关键性因素, 为改善整个人口的健康和降低健康不公平状况提供理论和方法支持。作为一种健康观, 人口健康是指群体健康, 以及人类生存环境的完美和人际关系的和谐。

上述定义是把健康作为一个社会系统来研究的, 而不只是看作生物系统。这一定义体现了健康概念由传统的生物医学定义向社会学定义的扩展。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 用整体的、系统的、相关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人类的健康问题, 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准确地把握健康风险的社会风险本质及其表现形式。

人口健康研究的整体性体现在, 它将包括个人和集体在内的所有健康决定因素纳入研究范畴;在此基础上制定的人口健康战略, 也是要作用于整个人群或人口;其最终目的在于维持和改善整个人口的健康状况, 并且降低人口群体在健康状况上的不公平性。

以上述定义为基础, 加拿大人口和公共健康部门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人口健康模型。[4]这一模型有“要素”和“措施”两类基本组成部分。要素是执行一项人口健康研究的必要内容;措施则是对人口健康管理的具体实施步骤的细化。人口健康模型由八个要素组成。它们分别是:衡量人口健康状况;分析健康决定因素;基于证据的基本判断;增加上游投资;运用联合策略;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协调整合各方关系;论证对健康结果的责任。虽则上述八个要素都是执行一项人口健康研究的必要内容, 但它们各自的作用却是不同的。前两个要素是界定一个人口健康研究的特有因素 (对象) , 它们包含在人口健康的定义中;后六个要素反映人口健康研究的牵涉面 (范围) , 以及良好健康管理实践的相关因素。

上述人口健康模型中的人口健康过程可以分为两个主要步骤, 第一步对人口健康进行测量和评价;第二步对人口健康进行管理。前者是在对人口健康状况、健康公平性以及健康决定因素进行系统考察基础上, 对人口面临的健康问题进行客观的、全面的评价, 以便把握人口面临的各种健康问题和健康风险的本质及其严重性;后者是指采取各种措施干预人口健康过程, 其目的是提高人口健康水平和降低健康不公平性。

2 人口健康管理

从人口健康模型看, 人口健康管理的内容也就是模型中的后六个要素。

2.1 以证据为基础的判断

人口健康管理的起点是对人口面临的健康问题做出准确的判断。人口健康研究采用“以证据为基础的判断” (evidence-based decision) 。所谓证据包括健康状况证据、健康公平性证据和健康决定因素证据, 也包括健康干预过程中各项干预措施的效力证据等。以证据为基础的判断要求人口健康过程的每一项决策都应以有说服力的事实和理由为依据, 从决定衡量健康状况的指标, 到配合使用各项以处理健康问题为目的的干预措施, 都应以最有效的事实证据和理由为依据。

2.2 增加上游投资

人口健康的“上游投资” (upstream investments) 包括健康促进、健康保护、疾病与伤残的预防等。增加上游投资对于从根本上解决人口健康问题, 维持和改善人口健康的潜力是极大的。它对于创建一个更加和谐和可持续的健康保障体系也是必不可少的。然而, 由于上游投资的眼前效果并不十分明显, 所以它经常被处理健康危机事件的要求所挤占。

在人口健康研究框架下, 我们要回答的问题主要是:“什么促进和维持了人们的健康”。在这里, “健康”而不是“疾病”成为研究的中心课题。以证据为基础的人口健康研究对于发现有潜力的健康投资领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因而会引导资源投向对健康的潜在正影响大的上游投资领域。人口健康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将上游投资放在人口健康干预中优先考虑的位置。

人口健康研究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在健康的短期和长期投资上做到平衡。短期的健康风险必须立即处置, 而与此同时, 上游投资对于维持人们的健康也不能忽视。上游投资必须得到持续支持, 否则人们将会在中期和长期内遭受损失。

2.3 运用联合策略

人口健康研究将范围广泛的构成健康序列的各种健康干预机能整合在一起, 它们包括卫生保健、疾病预防、健康保护、健康促进和对众多的健康决定因素所采取的措施。“联合策略” (multiple strategies) 的提出是基于人口健康的多元决定性的现代健康观。按照现代流行的观点, 人口的健康是与多种因素相关的, 这些因素既有卫生系统内的因素, 也有卫生系统外的因素。这种观点拓展了健康促进的研究范围。人口健康研究主张考虑全范围的健康决定因素, 提倡创新性地研究各种人口健康干预措施和策略的内在相关性。这种相关性研究, 如果以可靠的证据分析为基础, 就会形成一个对人口健康有极大促进作用的混合性策略。人口健康干预和人口健康策略必须多方位地推行, 必须在诸如家庭、学校、工作场所和社区等多个环境中实施。

2.4 建立公众参与机制

人口健康研究提倡公民积极参与健康改进活动, 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干预。“公众参与” (public involvement) 中的公众是指个人、消费者、公民、特殊利益集团、实业界, 以及科学和职业社团等;参与是指在健康干预序列中的参加程度。公众参与使公民有机会对人口健康措施和策略的发展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并检查健康相关结果。公众参与的主要收益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增强了公众对决策的信心;另一方面是提高了健康信息的共享程度。

2.5 协调各方关系

人口健康研究提倡由各部门、各种组织共同承担健康责任, 这些部门或组织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口的健康结果。“横向协作” (intersectoral collaboration) 是指卫生部门和其他政府各部门间在改善人口健康方面的联合行动, 也表示与私人部门、志愿者组织和非营利组织间的联合行动。横向协作是基于对健康影响因素的多重性和相关性的认识, 改进或维持健康需要多部门的协作, 这些部门的活动与各种各样的健康决定因素有关。在人口健康研究框架下, 卫生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合作, 不仅采取了改善人口健康的措施, 而且实现了其他部门的目标。跨部门的措施, 整合了各方面的资源、知识和财力, 去理解和解决复杂的问题, 而这样的问题是单一部门难以解决的。

2.6 论证对健康结果的责任

人口健康研究关注健康结果和各项干预措施对健康结果的贡献。以往的研究关注卫生资源的投入和产出, 而在人口健康研究下, 更加强调“对健康结果的责任” (accountability for health outcomes) 和健康结果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归功于健康干预措施。健康结果的研究对于制定健康管理计划和选择健康干预措施和策略有重要的影响。在可获取的健康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健康结果的责任评价对于选择健康投资的最佳方式也是必不可少的。

结果评估是人口健康研究的基础。它研究健康状况和健康决定因素的长期变动趋势, 也研究某人口各群体之间的健康不公平降低的情况。对健康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结果的评估, 对于决定健康资源的投资方向和投资方式是非常必要的。

3 人口健康方法的特点及意义

长期以来, 对人类健康问题的研究局限于医学领域。建立在传统生物医学基础上的健康研究, 通常将着眼点放在个体健康, 甚至是个别人体器官的健康上。这一医学的方式对个体 (特别是生病的个体) 的健康维持或恢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对人口总体健康的作用就很有限了。医学进步对人口健康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但在当今社会疾病类型转变的情况下, 医学进步对人口健康的促进作用出现了递减的趋势, 而非医学因素日益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的主要因素。人口健康研究方法的独特之处, 正是在于它将着眼点放在影响健康的非医学因素上, 更加关注人口群体的健康, 而不是个体的健康。

3.1 关注社会经济地位差距对健康的影响

人口健康方法将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纳入研究范围, 关注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受教育程度的差距对人群健康状况的影响。

如果我们以人口健康方法对健康结果的责任进行分析, 很可能会得出健康改进并不单单是个人责任的结论。在我们社会中有许多人, 他们的受教育水平和收入很低, 他们生活在绝望中;因没有能力购买生活必需品, 良好营养补充对他们来说显得遥不可及。出于这些原因, 社会和个人都必须对健康的改善承担责任。如果想获得人口健康状况的最佳改善, 就必须有一个联合的策略。

3.2 主张以“社区健康”为中心

人口健康方法鼓励我们把健康保障的重心从个体患者或医疗保险参保人群转移到社区这个整体层面上, 通过社区健康的方法改进人口健康。

世界卫生组织对社区所下的定义是:“社区 (community) 是一组特殊的人群, 通常居住在某一地域范围, 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和道德准则, 按一定时期的发展形成社会关系, 处于一定社会结构之中。”[5]人口健康方法所强调的社会因素决定健康的观点, 引导我们重新审视社区在人口健康改进中所处的地位。

影响健康的社会因素尽管复杂多样, 但其中社会资源的可得性是决定人口健康的关键因素。人们依靠这些资源, 如生活的标准、文化与历史、社会制度、住所环境、政治结构、经济体系、技术等, 来维持健康。各种社会经济群体所面临的健康风险千差万别, 但都与社会资源的可得性有密切关系。人们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和条件, 除了与个人和家庭的富有程度有关外, 社区建设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事实上, 现代社会中的社会资源是通过社区为中心的一组中间变量来影响健康的。这组中间变量是:生活区的生活条件、学习与能力发展的机会、社区发展与就业机会、主导的社区道德/风俗/过程、健康促进/疾病与损伤的预防/卫生保健等。[6]

3.3 以健康状况改进和健康公平为目标

政策制定者在谈及“卫生改革”时, 实际上指的是医疗服务的筹资和提供的改革。医疗服务包括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它能引起健康状况的改善。当把医疗保健看作医疗服务行业的产出时, 对这个行业的结构的理解使我们能够评价它的绩效, 但是, 如何有效地提供医学治疗, 并不意味着如何有效地生产健康[7]。与大多数卫生政策制定者把医疗保健资金的有效筹集和使用作为政策目标不同, 人口健康方法是把人口健康状况的改进和健康公平作为健康管理的目标。

如果把提高人口健康水平、延长预期寿命以及降低健康不公平作为卫生政策的目标, 而不是以降低卫生费用为目标, 我们就应该关注提高人口健康的最有效方式。人口健康方法由于比传统医学或公共卫生研究更加全面和深入地分析了影响健康的各种因素, 因而能够找到一条更加有效地提高人口健康的途径, 从而为卫生改革和卫生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人口健康方法把健康看成是许多因素的产物, 为了实现提高人口健康这一目的, 我们需要在卫生政策中综合所有这些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社会环境、物理环境、遗传因素、个体反应 (行为和生物反应) 、卫生保健、疾病、健康和功能、良好适应状态、财富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对人口健康状况和健康公平性结果发生作用, 人口健康方法就是要对这些影响因素各自的“作用力”或“贡献率”做出准确的估价, 从而找到干预人口健康过程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人口健康方法的理论研究对于卫生保健系统的启发意义也是不能忽视的。首先, 这个方法清晰地强化了许多因素的相关性。健康结局是许多复杂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而不是单个因素单独作用的结果。传统的卫生保健的干预目标主要是病人或特定种类的疾病, 人口健康方法则鼓励我们考虑更广泛的目标或方法, 如健康教育、健康促进、改善社区服务等。

其次, 传统的卫生系统专业人员 (主要是专科医生) 可能不熟悉这种多维的健康干预的方法, 因为它是新方法, 有赖于与医疗系统外的人合作或建立全科医生制度。

再次, 传统的医疗模式是生物医学模式, 这种多维的健康干预方法, 要求建立一种新型的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健康问题不再归因于单一的致病因素, 医生们应该处理的是“整体的人”的健康问题。要求现代的医生能治疗更适于被称为“生活中的问题”的健康问题, 治疗由多种原因而不仅是生物学原因引起的功能障碍[8]。

人口健康方法的成果和收益远远超出了改善人口健康状况本身。一个健康的人口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 能够为整个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并且可以减少对卫生保健、社会救助等社会支持项目的需求, 能够在较长时期内支持或维持人口健康的持续发展。有利于提高人口健康的干预措施也带来广泛的收益, 这些收益涉及到社会、经济和环境等方面。它们包括形成一个可持续的、公平的卫生保健体系, 强化社会凝聚力和公民参与, 提高国民经济增长率和生产力水平, 以及改善生活质量等。

参考文献

[1]郑晓瑛.再论人口健康[J].人口研究.2003;4.

[2]郑晓瑛.再论人口健康[J].人口研究.2003;4.

[3]Health Canada:The Population Health Template:Key Elements and Ac-tions That Define A Population Health Approach.2001.

[4]Health Canada:The Population Health Template:Key Elements and Ac-tions That Define A Population Health Approach.2001.

[5]转引自傅华, 李枫.现代健康促进理论与实践[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9.

[6]转引自傅华, 李枫.现代健康促进理论与实践[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41.

[7][美]沙拉姆.赫斯马特.卫生管理经济学[M].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4;109.

人口流动健康同行征文第4篇

为了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管理和服务，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基础工作，全面提高我县计划生育工作整体水平，根据区人口和计生委的统一部署，我们结合我社区实际，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清理清查工作。

流动人口管理是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也是难点，因此开展集中性清理清查是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的重要手段，为了确保社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清理清查工作取得实效，在清查时，采取统一领导、统一时间、统一登记、统一管理的办法，按照宣传培训、清理清查、回访复查、建档立卡，完善制度五个阶段，对社区流动人口特别是重点人群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清查，摸底建档，完善管理，健全制度，清除管理“空挡”和“死角”，主攻管理的薄弱环节，为社区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走上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轨道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过清理清查，提高社区各级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的认识，为全县计划生育整体工作再上台阶提供有力保障。

浅谈中国流动人口的健康问题第5篇

一、我国流动人口健康问题现状

流动人口加剧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和了社会管理、服务压力。2013年平均年龄约为28岁, 在流入地享受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整体水平较低, 主要表现在医疗服务供给不足, 异地报销困难, 患病后去地县以上医院就医者不到70%, 近一成选择回老家治疗。仅有26.8%已参加医保流动人口表示可部分报销医疗费, 超过六成仍需全部自己支付。由此可见, 流动人口的健康的问题尤为突出[2]。

二、我国流动人口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

第一, 伤害事故多。流动人口在务工过程中出现的大量职业病和工伤, 包括矽肺、化学品中毒、建筑和机器事故造成的肢体损伤等。第二, 传染病感染多。高度流动的人群既是传染病的主要传播者也是传染病的重要受害者。流动人口的疾病谱仍以传染性和感染性疾病为主, 集中表现为急性呼吸道疾病、肠道传染病、寄生虫病、性病和结核病。第三, 孕产妇健康问题多。在母婴健康指标上, 流动人口都比城市人口差, 流动人口孕产妇死亡率居高不下成为很多城市孕产妇保健工作的瓶颈。

三、流动人口产生健康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是劳动强度过大。当前大量80、90年代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主角。周工作日至少为六天, 日工作量达到10个小时, 尤其是制造业, 工作强度和压力大, 高强度和高时长的工作容易损害其健康;二是收入较低, 健康投入过少, 家庭抗风险能力弱。家庭收入仅能勉强维系正常开支, 对健康的食及生活习惯的投入几乎为零[3];三是精神与行为健康意识不足。年富力强, 健康风险意识较为缺乏, 健康问题往往被个人、企业和社会所忽视。婚恋生活和自身发展易引起心理失衡、情感孤独, 易产生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流动人口面临着与一般人口不同的应激源, 包括高流动性、高风险工作、低社会地位、远离家人及熟悉的社会环境等, 所以精神健康问题需更多干预手段;四是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措施不完善。目前, 社会保险参保率仍然较低, 特别是在工伤风险较高的采掘、制造、建筑业中, 参加工伤保险的比例分别仅为58.4%、48.9%和25.1%;五是孕妇和儿童的卫生要求不达标。流动育龄妇女在户籍地以外生育的比例逐年提高。2012年已孕妇女选择在现居住地分娩的比例已接近70%。婚前同居、婚前怀孕、生殖健康问题比较突出。

四、我国流动人口健康问题解决对策

一是政策和体制方面。重点在于解决影响流动人口发展的政策和体制问题, 政策、措施不能短视, 要长期化、制度化。首先, 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个重大现问题。需强化流动人口参加社会保险的政府责任, 提高相关企业的违规成本。第二, 政府充分考虑流动人口患病就医概率和费用承担能力低的特点, 加强对于流动人口健康问题的投入, 降低参保缴费门槛。第四, 形成流动人口医保的转移机制。由于城镇医保、新农合、城乡医疗救助分别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卫生、民政等不同部门管理, 导致了信息互联、缴费年限、账户管理等方面出现不统一的情况, 因此应建立转移接续的方法与机制。未来应整合现有三大医疗保证制度, 最终形成面向更广泛需求的医保的一元制。第四, 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 加强对企业的合理约束, 引导企业承担其社会责任。

二是合理调控流动人口的数量和规模。加强宏观调控的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调控力度;逐步谨慎地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加强流动人口的管理, 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其行政管理方法。如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 推动各部门齐抓共管, 对流动人口所带来的消极的社会问题进行综合治理, 建立有效的流动人口管理体制;强化公安部门的管理职能, 运用证件管理, 整治治安环境, 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充分发挥城市社区组织的作用, 实行流动人口的区域管理和属地管理;充分发挥用工单位的作用, 实行“谁用工, 谁负责”流动办法, 将部分社会管理职能“内化”为企业的责任;转变城市流动人口的管理模式, 变突击性的、不规范的行政管理为经常性、制度化的“行政——法制化”管理, 变孤立的行政治理为“市场调节——行政综合性”的管理, 使流动人口管理经常化、规范化、法制化, 提高管理效率。只有合理调控流动人口的数量和规模才能有效解决流动人口的健康问题。

三是加强对流动人口健康知识的普及宣传。首先, 加强流动人口对于健康问题的研究。目前除了一些关于流动人口对艾滋病和结核病认知的研究, 还缺乏系统的针对这一人群对健康的全方面认知的研究。第二, 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加强流动人口健康知识的宣传。当人在一个地方预计驻留的时间很短时, 他们通常没有什么动力去投资于任何基于地域或企业的医疗保险, 甚至不愿意在日常生活中为自身的健康和安全投资。用今后的健康来换取眼前利益的“吃青春饭”行为在流动人口中极为普遍, 这会给这一人群日后长期的健康造成巨大隐患。因此需要通过知识普及加强流动人口对具体疾病和预防措施等健康问题的了解, 加强这一人群对身体、健康、疾病、自我治疗、传统医药、以及正规医疗体系等的认知。制定合理有效的预防方案。

总之, 应充分尊重流动人口的健康权益问题, 需要引起政府、相关企业和相关行业组织的关注和支持, 也依赖于流动人口自身健康意识和健康知识的增长。通过多元主体的流动人口管理与引导, 形成健康、良性的管理体制。

参考文献

[1]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R].北京:国家卫生计生委, 2013:2-5.

[2]刘彦广.健全法制、有效管理流动人口[N].经济日报, 1995.7.24.

人口健康信息化第6篇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 中国保持了近两位数的年均经济增长率, 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由此中国也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 而且即将在不久进入到高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而国民的财富水平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但随着国民财富的进一步增加, 收入不平等情况也在不断加大, 我国的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17已经增长到2010年的0.32, 说明我国的收入不平等水平正在不断加大。对于健康方面, 得益于物质文化生活和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提高, 我国人口预期寿命显著增加, 从1990年到2010年, 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1990年的69.47岁增加到2010年的74.89岁 (国家统计局1990年的人口普查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 。针对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和国民财富已经人口寿命的情况, 上面所说的收入不平等和国民财富对于人口预期寿命的影响对于中国来说是分别是什么样的关系, 以及这些关系是否显著成立, 这是我们这篇论文要详细讨论的。本片将通过文献综述, 以及实证分析, 运用eviews软件来将搜集到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以及进行检验, 最终得出结论。

本篇论文基于的理论为“Inequality, Wealth and Health:Is Decreasing Income Inequality the Key to Create Healthier Societies?” (Ioana Andreea Pop·Erik van Ingen·Wim van Oorschot Soc Indic Res (2013) ) 这篇论文的结论, 该论文基于的理论为“收入不平等理论”下面本文就将该理论的发展进行详细的概述。

“收入不平等理论”的观点为, 人口的预期寿命的增长与不平等的程度有关, 而这一关系在发达国家是显著成立的, 而在低等收入国家人口预期寿命的发展主要靠经济的增长。“收入不平等理论”给国家政策的制定者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向, 因为仅仅通过减少收入不平等的水平就可以增加人口预期寿命。

而“Inequality, Wealth and Health:Is Decreasing Income Inequality the Key to Create Healthier Societies?”基于收入不平等理论的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第一, 该篇论文的数据采用了140个国家从1987年到2008年的2360个观测值, 并将这些国家分成了三个层次, 分别为低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等收入国家。起初, 中等收入国家是分为两个层次的, 一个是中低等收入国家, 另一个是中高等收入国家, 不过进行初步统计后发现这两类国家的计算结果极为相似, 因此把上述两种国家归为了一类, 统一分为中等收入国家。

第二, 该篇论文的统计量解释变量为人口财富 (用人均GDP来测算) , 收入不平等 (基尼系数来测算) , 被解释变量为人口健康水平 (用人口预期寿命来计算) 。

第三, 该篇论文采用的方法为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其中, 静态分析运用的是偏相关统计方法, 分别测算收入不平等对人口预期寿命的影响, 人口财富对人口预期寿命的影响。动态分析采用的是固定效用分析方法, 检测全部解释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第四, 通过测算得出的结论为, 低等收入国家里收入不平等的水平对于人口预期寿命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而人口财富对于人口预期寿命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于高等收入国家, 收入不平等对于人口预期寿命不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而人口财富对于人口预期寿命也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 通过观察得到了这样的结论, 随着国家财富水平的变化, 即从低等收入国家到高等收入国家的变化中, 收入不平等对于人口寿命的负相关关系变得不越来越弱, 人口财富对于人口预期寿命的正相关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弱。

第五, 对于收入不平等和人口财富为什么对于高等收入国家人口寿命的影响变得不显著的原因, 作者也进行了一些解释:首先, 在测算期的初始阶段, 高等收入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已经到了一定的高度, 人体生理结构的原因导致人口的预期寿命不能再增长的过快。其次, 在测算期的初始阶段, 高等收入国家的医疗水平与设施已经基本完善, 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对于高等收入国家的医疗水平与设施的增长不会太明显, 因此对于人口预期寿命的增长也变得不显著了。

以上是“Inequality, Wealth and Health:Is Decreasing Income Inequality the Key to Create Healthier Societies?”得出的结论, 而对于快速发展的中国来说通过类似的方法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吗?接下的实证分析来进行验证。

本文基于上述结论, 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 将中国中国1990至2010年这20年间的人均GDP和基尼系数的63个样本数据进行分析,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对外公布的数据。基于上述疑问我们可以提出下面三个假设。假设1.人均GDP的水平, 对于人口预期寿命的水平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假设2.基尼系数的水平, 对于人口预期寿命的水平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假设3.人均GDP的水平的对基尼系数水平呈负相关关系。

二、实证研究

基于上述假设, 我们将被解释变量人口预期寿命设为Y、解释变量人均GDP设为X1、解释变量基尼系数设为X2, 则建立的模型为:Y=β0+β1 X1+β2 X2+θ

通过SPSS的描述性分析功能我们得到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见表1)

通过上述描述性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人口预期寿命的最小值为69.47、最大值为74.89、平均值为72.18、方差为1.93。基尼系数的最小值为0.16、最大值为0.33、平均值为0.26、方差为0.66。人均GDP最小值为314.43、最大值为4444.76、平均值为1408.09、方差为1201.28。

通过eviews的回归分析功能, 我们能到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回归关系见下表2。

通过上述回归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该模型拟合度很高, 高达0.96。F统计值即, 方程显著性统计值也高达289.69,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对于常数项、解释变量基尼系数、人均GDP的t值分别为150.38、11.71、3.66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因此我们可以得到的完整模型为:Y=65.34+24.63X1+0.039 X2公式2

通过回归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基尼系数对于人口预期寿命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人均GDP与人口预期寿命也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因此我们否定假设1, 肯定假设2, 而根据人均GDP与基尼系数的相关关系我们也可以看出, 这两者是正相关关系而不是负相关关系, 因此我们否定假设3。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对于中国来说, 基尼系数的增大会增加人口预期寿命, 而人均GDP的增加也会增加人口预期寿命, 这与“Inequality, Wealth and Health:Is Decreasing Income Inequality the Key to Create Healthier Societies?”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 因为这篇文章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基尼系数即收入不平等水平的提高会减少人口预期寿命。因为, 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 随着基尼系数的增加会出现激烈的社会矛盾, 矛盾的冲突会导致会从不仅心理上还是生理上对人体的健康受到影响。

而在中国基尼系数增大人口预期寿命的增加的原因可能为, 第一,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LI Ri-bang, T AN Jianan, WANG Wu-yi, HE Yang I nstitute of Geogr ap hy, Chinese Acad emy of S ciences, B eij ing 100101, China) , 我国经济水平有着南北差异、城乡差异、民族差异等等, 但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注重基础设施的建设, 虽然也存在差异, 不过整体来说, 在基尼系数很大的情况下, 人口预期寿命还是会随着国家对医疗设施的大量建设的增多而提高的。第二, 世界范围内医疗技术水平的进步。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 和国际间的交流逐渐增多, 先进的医疗技术, 公共基础设施管理也相应的引进到了中国, 因此虽然中国的基尼系数在增多, 人口预期寿命还是会继续增高的。第三, 数据偏差。由于本文只截取了21年的数据, 而且只是国家整体性的数据, 不存在地区差异, 城乡差异等问题, 这也为之后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研究的基础。

摘要：随着中国的经济水平的发展, 人口预期寿命也在逐渐增高, 而中国的基尼系数的影响对于人口预期寿命水平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呢?这个问题国外学者进行过世界范围的研究, 对于低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高等收入国家分别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而这一结论对于中等收入国家的中国来说是否成立呢?这篇文章将会带着这个问题来进行研究与分析。

关键词：基尼系数,人口预期寿命,人均GDP

参考文献

[1]Wilkinson, R., &Pickett, K.E. (2006) .Income inequality and population heath:A review and explanation of the evidence.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62, 1768–1784.

[2]World Bank (2013) .How we classify countries.Retrieved from http://data.worldbank.org/about/countryclassifications.

人口健康信息化第7篇

关键词：老年人,人口老龄化,老年护理健康教育

1 人口老龄化

1.1 老年人的年龄界定及人口老龄化的含义

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社会, 对老年人的年龄界定起点是不同的。通常对老年人年龄的划分有两个标准:发达国家将65岁以上的人群定义为老年人,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太地区则将60岁以上的人群称为老年人。我国目前一般将60岁以上的人定义为老年人。

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 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WHO规定:一个国家或地区, 年满65岁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或年满60岁以上者占总人口数的10%以上, 标志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进入老龄型。

1.2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特点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有1.78亿, 占全国总人口的13.32%, 其中, 65岁以上的老年人就有约1.19亿, 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8.92%。这说明,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己进入人口老龄化, 开始步入老龄社会。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第一,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据1998年联合国卫生组织人口资料, 65岁以上人口比重从7%上升到14%, 法国用了127年, 瑞典为85年, 美国为72年, 而中国将只用25年左右。第二, 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绝对数最多的国家。2005年老年人口已达到1.45亿, 现在全世界4-5个老年人中就有1个是中国人。预计到2025年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20%, 到2050年, 中国老年人总数将达到4.2亿, 占到总人口的30%。第三, 我国是在社会经济不太发达状态下进入人口老龄化。先期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一些发达国家, 目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0000美元以上, 呈现出“先富后老”。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1000美元, 呈现出“未富先老”。

2 人口老龄化对老年护理健康教育的需求

2.1 老年人的身心需求

老年人由于人体生物有机体的老化, 免疫功能不断下降, 身体的健康程度直线下降。生理上的衰老会导致机体在组织器官等方面发生退行性变化;心理上的衰老致使老年人记忆力、思维能力下降, 感到孤独等, 久而久之会出现心理健康问题。衰老使老年人感到知觉和智能出现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变化, 适应性、感受性降低, 使其对医疗护理的需求增加。

满足老年人的身心方面的多种需求, 如健康需求、自我照顾需求、依存需求、安全需求、尊敬需求等, 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是老年护理的出发点。如何在满足老年人多种需求的同时, 使老年人能够面对现实, 尽量以自理状态, 保持其尊严, 走向人生终点, 是老年护理的至高目标。

2.2 老年人对护理健康教育的需求

老年护理是以老年人群为护理对象, 提供护理服务的全过程。老年护理的工作包括老年人日常生活保障工作、健康的保持和增进、疾病的防治和康复、老年人生命的尊严及身心舒适度。老年护理可以在如医院、家庭、社区等各种情境中进行。老年护理强调个案及其家庭的照顾。老年护理人员是护理服务的提供者、指导者和教育者。

老年护理健康教育可以帮助老年人掌握保健知识, 树立健康观念, 建立健康行为, 还可以消除或减轻影响老年人健康的不利因素, 起到预防疾病, 促进健康, 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促进作用。护理健康教育为老年人提供了廉价、方便和有效获取相关保健知识的途径。

陈兆杰等调查显示, 多数老年人对医学知识需求较强烈, 内容广泛, 对预防、保健、急救和用药需求率均超过90%。但也有少数老年人对健康教育认识不足, 观念淡薄。这些是开展老年护理健康教育时应注意的问题。同时, 建议关注老年心理健康, 提供必要的情感帮助, 使老年人在生活变化到来时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较强的适应能力, 适应生活的变化[2]。

3 老年护理健康教育的实施

3.1 医院老年患者的健康教育

开展老年患者健康教育, 既要为患者的疾病提供治疗及护理, 还要为患者的健康提供服务与措施, 教给患者相应的健康知识, 使他们掌握疾病规律, 有利于配合治疗, 避免或减少诱发因素, 防止疾病复发或引起并发症。老年患者健康教育要掌握一定的技巧: (1) 对不同层次的患者采取不同方式宣教:对理解能力强、社会知识丰富的老年人, 提倡其参与宣教卫生知识新信息;对理解能力差的患者, 须不厌其烦地教给其一些疾病知识和自我护理知识;对神志障碍或生活质量很差的患者, 要对主要陪护和亲属进行宣教, 防止并发症的发生。 (2) 灵活地掌握宣教时间:及时对新患者介绍床位位置、病房环境设施等, 对危重患者介绍病情是否有危险;规章制度等内容的介绍在患者相对稳定后在24h内完成即可;在治疗和护理操作过程中给患者解释和介绍相关知识;在非治疗和护理时间内与患者进行交谈, 以便系统地对患者进行健康知识指导;出院指导应在出院前1-2天内完成, 如果等到办理出院手续时才匆忙地向患者进行宣教, 老年患者不容易记住, 达不到预期效果[3]。

3.2 社区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教育

老年人是一个庞大而特殊的社会弱势群体, 不仅是身患多种疾病, 更是心理障碍的高危人群。他们既需要物质方面的照顾, 更需要精神方面的关怀。强化老年人心理素质, 做好老年人的心理保健与护理是老年护理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任务。社区护士通过建立社区健康档案, 家庭随访, 有针对性进行健康心理疏导;利用传播媒介方法, 如电视、广播、报刊等;心理咨询电话热线;举办专题讲座等方法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心理健康教育:

3.2.1 帮助老年人保持情绪稳定、心态平衡。

美国医学专家研究发现, 人类65%-90%的疾病与心理压抑有关, 并提出心理平衡要点:对自己不要苛求;对亲人期望不要过高;不要处处与人争斗;暂离困难;适当让步;对人表示善意;找人倾诉烦恼;帮助别人做事;积极娱乐;知足常乐等。有研究资料表明, 老年病的发生率70%-80%是与心理因素社会因素有关, 主要原因是心里失调, 如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等, 81.2%的癌症病人在患病前都经历过恶性事件。通过护理健康教育, 让老年人去除自卑感、偏激感、忧虑感等, 教会老年人采取排泄法、人为疏导法、语言暗示法、自我激励法、幽默风趣法等进行自我调整, 同时以五乐的境界 (即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得其乐、排忧取乐、与众同乐) 伴随生活历程。

3.2.2 帮助老年人树立老友所为、老有所用的观点。

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离退休。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尽快适应离退休所带来的社会定位和社会角色的变化, 不要纠缠在以往工作和人情变化, 要立足新起点, 以新的态度对待新生活, 用丰富的人生、工作、社会经验, 充分发挥余热, 让自己老有所用, 为社会做贡献, 让生活更轻松。同时教育年轻人要向他们学习丰富的工作、人生、社会经验, 不要让他们有空虚失落感, 利用他们的余热, 让他们感觉自己还有社会价值。

3.2.3 帮助老年人妥善处理好家庭关系。

家庭是老年人晚年生活的主要场所, 老人的精神状态和家人关系、家庭气氛息息相关, 良好和睦的家庭气氛能使老人精神放松, 有利于健康长寿;相反, 家庭不和, 家庭成员之间关系恶劣, 则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极其有害。子女尽孝道、赡养老人、尊重老人固然重要, 而老年人的自然厚道、理解和宽容作风也不可忽视。由于社会竞争大, 子女压力大、工作忙、时间紧, 老年人的家庭主导作用淡化;随着社会发展观念、意识的变化, 在处理一些问题时与子女产生分歧, 随着子女长大、成家和养儿育女, 特别是和子女生活在一起的老年人, 和第三代人身上产生隔代心, 和“童心浮现”现象。社区护士通过健康教育帮助老年人充分估计到这些因素, 做好心理调适。

3.2.4 教会老年人树立正确的健康观、生死观。

老年人常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持消极评价, 对疾病过分忧虑, 常常怀疑自己得了什么不治之症, 甚至生病后还会产生濒死的恐怖感。老年人如果过度担心自己的疾病、不适, 会导致神经性疑病症、焦虑、抑郁等心理精神问题, 加重疾病和躯体不适, 对健康十分不利。因此, 社区护士应当帮助老年人树立正确的健康观、生死观, 保持乐观、豁达的心境, 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 注意身心保健。教育老年人正确对待生死。随着年龄增长、一步步向死亡靠近, 老年人应克服恐惧和伤情。应用唯物辩证的观念看待人生, 把生死看成一切生物演变与发展的必然规律, 顺其自然, 克服恐惧心理, 在有限的生活道路上, 找到生活的意义和乐趣。

参考文献

[1]刘启明, 潘晓燕, 冯文忠, 对糖尿病实施健康教育效果观察[J].护理研究, 2005, 20 (1) :54.

[2]陈兆杰, 于保东, 佟丽芳, 李艳华, 等.长春市社区620名老年人护理健康教育知识需求调查[J].吉林医学, 2009, 30 (18) :98

流动人口健康隐患及传染病风险分析第8篇

关键词：流动人口,传染病

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加入到进城务工的流动人口之中, 满足了城镇化进程中人力资源转移的迫切需求。然而, 受所处的工作、居住、生活环境的限制, 流动人口的传染病发病率居高不下, 这也为公共卫生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通过分析广大流动人口的健康隐患及传染病风险, 促进社会各界关注流动人口生存状态, 促使更多力量有效地整合, 为维护全体民众的生命健康贡献力量。

一、流动人口现状概况

近年来, 我国流动人口大军的主力是青壮年, 平均年龄约为28岁, 其中41.6%小于25岁, 46.5%在26~35岁。除“北上广”的流动人口较多的从事金融、地产、教科文卫体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外, 其他地区的流动人口从事低技术含量工作的比例较大, 主要集中在采掘、建筑、装修、饮食、娱乐等苦脏累险的行业。高度流动性是流动人口最显著的特点, 60.7%的流动人口有过职业变动的经历。

二、流动人口健康隐患分析

1、工作环境恶劣

2006年, 北京市建筑业、制造业、居民服务业、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是流动人口主要集中的五大从业行业, 人数占流动人口总数的85.9%。这些行业基本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往往工作环境恶劣、遍布噪音、粉尘和有毒有害气体, 长期在这种环境中工作极易造成免疫力下降、易感染传染病。

2、工作时间长

流动人口往往通过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来提高收入。劳动法所规定的工作时间为每周40小时, 但流动人口的平均工作时间达到每周54.6小时, 这远远不符合劳动法的规定。多项研究表明, 持续工作时间长的人普遍存在压力大、睡眠质量下降、身体健康程度下降、家庭情感淡化、身体免疫力降低等状况, 因而更易感染传染病。

3、居住条件差

受居住成本影响, 流动人口“城里工作城外住”的情况十分明显。以北京为例, 2000年, 83.5%的流动人口居住在城乡结合部;2005年, 这一比例上升为85%。而全市的公共基础设施如公共厕所、密闭式集装箱垃圾站、环卫机械、公交线路等80%以上的城市公共设施集中在城乡结合部。而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的流动人口多居住于单位集体宿舍或工棚, 那里更是传染病横行的场所。

4、缺少权益保障

流动人口劳动合同签订率普遍低于社会平均水平, 仅有51.3%的流动人口签订了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超过30%的流动人口则根本未签订劳动合同。2011年, 在各流入地参加“五险一金”的流动人口比重不超过30%, 未参加任何社会保险的就业流动人口占到了52%。矿山开采、建筑施工和化学危险品生产三个工伤死亡率较高的行业, 流动人口在死亡事故中所占比例竟高达80%以上。流动人口工作中无法正常享受相关政策待遇, 一旦发生工伤事故或权利受到侵害, 维权难度极大。

三、流动人口传染病风险分析

流动人口的居住、工作和医疗卫生条件普遍较差, 又因为收入水平较低, 卫生防护知识匮乏严重, 导致流动人口传染病发病率普遍达到常住人口的2倍左右, 最高时可达3.8倍。目前, 流动人口有近70%选择与家人一起外出务工, 从而使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疫苗接种的问题日益突出。2001年, 福建省福州市7岁以下流动儿童建保健卡率仅为40.50%, 还不到常住儿童的一半。1999年, 北京市的流动人口随迁儿童的卡介苗、麻疹疫苗、百白破联合疫苗、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四种疫苗的单苗合格接种率均严重低于本市户籍儿童, 接种不及时或未按照规定的间隔时间接种是影响合格接种率的主要原因。近年来, 流动人口的性病发病率明显高于常住人口, 卯青松等对983名流动人口的调查表明, 流动人口的性病检出率为6.41%, 而同年该地性病检出率仅为0.0288%, 竟相差了200多倍。例如, AIDS流行的加剧与流动人口的数量和规模的扩大有很大关系, 有外出史的人HIV感染率明显高于无外出史的人。近年来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剧, 我国HIV流动病例报告数量迅速增长, 2008年~2011年间的流动病例所占比例也从10.2%增加到18.2%。流动人口通过性传播将HIV向一般人群传播已成为HIV传播的重要“桥梁”, 加强对流动人口的HIV监测与防治已经刻不容缓。

四、相关建言

流动人口的健康风险极大地威胁着全体民众的安危, 改善流动人口的生存状态是全社会需要关注、亟待解决的课题。笔者在此提出几点建议, 以供社会各界人士探讨:

1、加大政策性保障住房建设力度, 提高保障性住房及城乡结合部相关生活医疗等配套设施的建设, 尽快为流动人口打造一个能遮风挡雨、舒适宜人的洁净家园。

2、加大对用人单位的监管力度, 查处不签合同和不按规定签订合同的违法行为, 从而保障流动人员的就业安全。

3、制定更加完备的社会保险制度, 简化不同城市之间、同一城市不同单位之间的转移续接程序。努力形成有效引导, 促进用工单位为从业人员上保险, 鼓励从业人员主动参保, 多方位延伸社会保障制度这张“安全网”的保护范围。

人口健康信息化第9篇

烟草危害也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是人类健康所面临的最大的可以预防的危险因素。目前全球共有11亿吸烟者, 每年导致近500万例可以预防的死亡。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 国际社会尤其是世界卫生组织一直致力于控烟行动。

1 国际社会控烟进程

1.1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为了推动烟草控制全球化, 从1999年起, 世界卫生组织开始推动制定《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其宗旨是限制烟草在全世界的蔓延,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蔓延。由190多个国家参与, 经过2次工作组会议和历时约4年6轮政府间谈判, 于2003年5月21日在第56届世界卫生大会上获得通过。到2004年11月30日已经有40个国家正式履约,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已于2005年2月27日正式生效。这是世界卫生组织主持制定的世界上第一个限制烟草的全球性公约, 是人类公共卫生领域和控烟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标志着烟草控制已经由国内立法控制扩大到国际法上的共识。

1.2 中国控烟行动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控类工作, 并积极参与国际控烟活动。2000年4月, 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由国家计委、卫生部、外交部等12个部 (委、局) 组成的政府间谈判机构, 积极支持并参与了由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谈判和制定, 并于2003年11月10日正式签署《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06年1月9日《公约》正式在中国生效。为积极有效履行《公约》。2007年1月在原政府间谈判机构的基础上, 国务院批准了由国家发改委、卫生部等8个部 (委、局) 组成的中国履约部际协调机构, 负责全国的履约工作。这些都向世界表明了中国对控烟工作的重视, 表明了中国对在《公约》的框架下加强与各国的合作, 应对公共卫生领域的挑战及保护公民健康的郑重承诺。《公约》为中国的控烟带来新的机遇。作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缔约方, 我国宣布2011年1月9日起在公共场所全面禁烟。此举在中国履约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向世界表明了对控烟工作的重视和应对公共卫生领域的挑战以及保护公民健康, 促进公民健康的郑重承诺。

但是, 对于全民控烟和社会支持环境而言, 这仅仅是迈出了可喜的一大步, 社会吸烟环境的持续存在和有效的控烟局面尚未形成, 尤其是社会控烟支持环境的构建仍在起步阶段, 还在发动期徘徊不前。

2 中国“烟害”及控烟形势严峻

2.1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受害者

据世界卫生组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的2010全球成人烟草 (GATS) 调查, (该调查是针对15岁以上散居成人开展的一项入户调查, 旨在了解各国烟草使用状况, 为各国制定、跟踪和实施有效的控烟干预措施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全球成人烟草调查——中国部分共计完成13354份调查, 总应答率96%。调查显示:“中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为28.1%, 吸烟者总数达3亿;男性吸烟率为52.9%, 女性为2.4%;总吸烟人群中 (包括现在及曾经吸烟者) 戒烟率仅为16.9%, 复吸比例高达33.1%;20~34岁的男性每日吸烟者中, 一半以上在20岁以前已经成为每日吸烟者;72.4%的成人非吸烟者遭受二手烟的危害, 其中38%的人每天受到暴露;室内公共砀所和工作场所吸烟现象严重, 37.7%人报告工作地点完全没有禁止吸烟的规定。这一调查结果与2002年全国吸烟流行病学调查结果相比, 我国吸烟率, 戒烟比例和二手烟暴露没有明显改善……”。[1]”中国既是世界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 也是严重受害第一大国。全球11亿吸烟者3亿多在中国, 并以每年近300万人口的速度增长, 且低龄化趋势明显。我国拥有占世界1/3的烟民, 每年死于烟草相关疾病的人数达100万人。是空气污染引起死亡的3倍, 是艾滋病引起死亡的30倍。吸烟对公共健康已造成严重危害”。[2]

2.2 我国烟草业“控烟”态度暧昧

我国烟草业在2010年的表现, 几乎是在反对和阻挠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确认的所有控烟措施。其手法可以用六个字概括:反、拖、缠、骗、纂、消。这是著名民间控烟机构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在《2010年中国控烟观察——民间视角》中发布的。即能反对就反对;反对不了就拖;不断玩弄概念, 胡搅蛮缠, 寻找逃避履约的空间;利用虚假的概念欺骗、蒙骗消费者;再有就是篡改公约的涵义和消解控烟措施的功能。

2.2.1 烟草健康警示起不到警示作用

世界卫生组织无烟草行动主任道格拉斯.贝彻指出, 《公约》第11条要求烟盒上的健康警语和信息因是大而明确、醒目和清晰的, 它占据主要可见部分的50%或以上, 可采取图片或像形图的形式。但是我国的烟盒上仅有文字内容, 警示语字体过小, 又在同一底色上, 而且覆盖烟盒表面的面积为30%, 这与《公约》的要求相去甚远。这是烟草业对《公约》的应付, 是一个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的手法。

2.2.2 烟草广告及赞助普遍存在

按照规定, 届时缔纺方应当采取和实行有效的立法或其他措施, 广泛禁止所有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近年来在我国媒体 (包括电视、广播、报纸和杂志) 上烟草业的广告、促销虽有所收敛, 但也时有。尤其是烟草企业开展的各种以营销为目的赞助活动愈演愈烈。去年由北京卷烟厂 (中南海“蓝色风尚”烟的生产商) 主办的“蓝色风尚, 为爱起跑—————首届中南海跑酷拉力赛”深圳站的比赛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对于此次中南海跑酷接力赛以及其他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活动,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技术主任沙罗博士指出:所谓烟草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 即使不是在有意推广其品牌, 也被认为是致命行业在“洗清”自己或干扰政府决策。

2.2.3 烟草业“垄断保护”地位

我国对“烟草专卖”制度由来已久, 在规范行业行为的同时, 也逐渐助长了烟草行业长盛不衰的垄断经营格局。在长期的“烟草专卖”体制下, 一方面造成了我国卷烟的实际价格和现行卷烟税率偏低, 有利于刺激、引导和保护并提高消费者对卷烟消费欲望和购买能力;另一方面最终形成了高度的垄断经营格局。而“高度垄断”的利益诱惑, 派生了来自烟草行业之外的社会利益集团的“渗透”, 从烟草走私, 售、制假烟现象一度猖獗或屡有披露来看, 也足以反映我国乃至世界烟草业的“兴旺”状态和社会“吸烟环境”的恣意肆虐和无限的蔓延态势。

2.2.4 烟草企业误导公众

相当多的民众认同烟草“低焦油量等于低危害”, 这种情形与烟草业广泛传播“降焦减害”这一错误理论密切相关。一些厂家在烟盒用醒目的中、英文标注“焦油含量”, 公众误以为这是政府对低焦油的倡导, 其实“低焦油”是企业为了营销而推广自行测定的。医学研究已经证明, 人体实际焦油吸入量高于烟盒上注明的焦油量, 焦油量降低并不表明其他致癌物质含量也随之降低;焦油量降低, 癌症及心血管病的风险并未降低。有医学研究发现, 吸烟者会把低焦油卷烟的烟雾更至深地吸入肺部, 从而增加吸烟者患肺癌的风险。还有烟草企业把一些中草药加入烟草中, 据报道有多达30多种中草药加入各种烟草, 实际上只是改变了烟草的口味, 而无法改变其危害人体健康的实质性, 只不过又是烟草企业误导消费者的新举措。

3 控烟、戒烟缺乏社会“支持环境”

科学证明吸烟的“成瘾性”特征十分明显。由于人类吸烟行为的历史悠久, 致使吸烟环境无处不在, 难以根除, 现有的控烟措施和戒烟行为尚缺乏强有力的社会支持环境。各地政府、财政和税务等相关部门乃至社会公民, 对于高额的卷烟税收、可观的卷烟产值和鼓励性的烟草种植措施等仍然具有普遍广泛的认同趋势。如处在不发达地区的兰州卷烟厂在当地成为仅次于石油、化工、移动通信的纳税大户。在我国许多地方依赖“烟草经济模式”的情况不仅存在, 而且相当严重。前几年在一些地方还出现过政府通知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每月消费或必须转卖定额的地方烟草的荒唐规定。我国烟草的使用已有400多年的历史, 吸烟、递烟既是成人普遍的认同和接受的行为, 也是重要的社交手段。烟草不仅成为个人和家庭日常消费、接人待物的必需品, 而且还是公务接待、公款消费的主要内容之一。将烟草作为“礼品”馈赠、送友, 以烟草的价格衡量或体现吸烟者的身份、地位、贫富和尊卑等。由于种种原因, 目前我国社会“控烟支持环境”状况仍然不佳, 甚至远远尚未形成, 以致禁烟、控烟的呼吁与行动, 仅仅只是单兵的突击的“微弱行为”, 缺乏“大兵团联合作战”、“大战役行动”及“战略性效应”。控烟最大的障碍是没有形成社会“支持环境”和氛围。[3]

4“控烟支持环境”构建的探讨

要实现有效控烟, 社会支持环境至关重要。必须根据新医学模式的原理, 在控制吸烟意识和行为的形成、吸烟心理与行为的转化;戒烟决心与措施的建立及其实施具体措施的各个环节;在生物心理性和社会立法性的各个层面;在医学、教育、文艺、媒体等各个领域结合个人、家庭、单位、社会团体等各个方面的的共同参与, 尤其是形成一个良好的控烟支持环境, 才能搞好这样一个跨学科、跨领域的社会系统工程。具体的对策可以从以下几个关键方面入手。

4.1 加强控烟舆论宣传

控烟宣传应树立全面、长期的思想准备, 持久深入地坚持开展。包括在电影、电视、音像制作中, 尽可能减少吸烟的片断和镜头, 以免对青少年造成误导。

4.2 通过国家和地方立法, 建立各级政府主导机制

中国控烟效果薄弱, 很大原因在于国家层面上尚无控烟的独立法律。各地方各级政府在禁烟场所、禁烟范围、执法力度等方面参差不齐, 法规的效力有限。因此必须尽快建立政府主导下的控烟长效机制, 进而实现对烟草危害的遏制态势。

4.3 放弃“烟草经济增长模式”, 利用税收“杠杆”作用

各级政府应旗帜鲜明的通过限制卷烟生产总量, 控制烟草等种植面积, 大幅度提高烟草税与卷烟价格的措施来应对当前的局面, 唯有彻底放弃固有的“烟草经济增长模式“, 才不愧是遵循”以人为本”的科学观的明智之举。

4.4 锁定“戒烟目标人群”和“禁烟目标人群”

将成年男性吸烟者作为“戒烟目标人群”, 青少年作为“禁烟目标人群”, 只有致力于吸烟者彻底转向不吸烟的行列, 青少年不加入吸烟行列才能起到减少吸烟率的效果。

4.5 加大家庭控烟力度, 实现社会干预与家庭干预的有机结合

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家庭就会变成严重受灾区。因此加大家庭控烟力度显得尤为重要, 即使不吸烟者避免二手烟的危害, 又使青少年缺乏效仿的环境。

4.6 增强二手烟受害者的控烟意识和能力

教育、动员二手烟受害者, 面对“烟害”行为勇于阻止和乐于劝告, 使吸烟者的不文明行为受到控制、干扰, 对于构建“社会控烟支持环境”可起到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