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体育范文

元代体育范文（精选9篇）

元代体育 第1篇

关键词：元代,蒙古族体育,特色

元朝是外民族统治书写华夏历史的一段时期。游牧与农耕文化的碰撞交合,使元朝呈现出异于前朝的社会状态。在元代,统治者对国民进行分类,人种的划分使传统中原体育不再受到统治者看重,相反从大漠带入的体育运动在元朝统治阶层和蒙古族中盛行一时,其彪悍勇猛之风成为元代体育突出特征。

一、阶级地位推动元代蒙古族体育兴盛

蒙古统帅忽必烈推翻南宋王朝后,建立起幅员辽阔的新兴帝国。其国名取自《周易》中“乾哉大元”,以此希望自己的政权能与天同寿永享圆满之意。自入主中原伊始,元朝统治者一方面打压汉族文化,一方面又将汉族文化精髓加以吸收利用,即使创作出元代文字八思巴文,统治者也不忘将汉族法律、历史、文化融入其中[1]22。但汉蒙两族文化习俗毕竟差异巨大,无法完全统一管理融合,加之传统蒙古族对江南山水并不热衷,更习惯过在草原纵马飞驰的生活。同时中原炎热的气候也令蒙古贵族难以适应。为保证疆土完整牢固,保证蒙古人对领地的绝对统治。元朝统治者想出一个解决办法,即在元朝设立两个政治核心,上都和大都,上都是以蒙古原有统治中心设立,在蒙古草原内。将北京定为大都,蒙古统治者和执政机构每年分两次在两地轮流主持政务,南方的蒙古贵族也可轮流回到草原生活一段时间。这种轮换执政策略受到统治阶层的欢迎。与此同时在两座都城设立上,大都和上都都保持原有社会形态和民族习俗,开展的体育娱乐也互不干扰排挤。以上都为中心是传统蒙古人聚集地,当地体育运动仍采用蒙人传统开展。而大都(北京)为主的传统汉人领地,汉人传统体育习俗除了枪棒、骑射、功夫等统治当局禁止或限制开展外,多数体育项目得到保留。这种习俗的划分和保留,对元朝民族体育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避免民族习俗强制推行造成的矛盾冲突,为体育文化逐渐的交流融合做了很好的铺垫。

二、元代蒙古族体育项目特点

在元代,由于当局对其他种族的歧视和限制,很多民族体育都因各种苛刻限制而停止。如深受汉民族喜爱的弓射、兵器演武,官府都以聚众生乱为由严加限制。而对于蒙古族一方,这种限制令几乎没有。蒙古族因被列为一等民族,有着其他种族没有的阶级特权。这种天生的优越感也处处体现在蒙古族日常生活中。蒙古族善于逐水草而居,喜欢在大漠中驰骋,在与自然、敌人争斗过程中形成的自己民族特有体育风格,随着战乱平息、社会稳定,外部敌对势力减弱,蒙古体育逐渐成为部族男女训练劳作之余热衷的休闲项目。

1. 蒙古博克摔跤运动。

在蒙古族运动中,最能体现男子汉力量的体育运动就是博克(摔跤),这种运动因能够迸发出男子汉的血性深受部族男子喜爱,摔跤手被称为博克.巴依勒德呼[2]41。在元朝时盛行于北方传统族地,是蒙古族男子最喜好的运动之一。这种运动完全是蒙古人与猛兽、敌人争斗中传承下来,早期的博克竞技,野蛮凶残,参赛者有各部落推举的大力士,或在宫廷、贵族娱乐过程中奴隶之间的较量。更有甚者比赛双方是以人和老虎、黑熊等猛兽进行对决。比赛过程惊险残忍,双方舍命相搏,败者结局轻者骨断筋折,重者丧命。据《蒙古史》记载,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大军西征,在庆功宴上曾将俘获西域士兵扔进猛兽牢笼观看人与猛兽厮杀,或战俘之间进行角力以杀死对方为胜,胜者可免除一死编入远征军,其现场搏斗极其惨烈,蒙古士兵伴随着搏击双方的惨叫而兴高采烈,其野蛮残暴可见一斑。这种蒙古男子热衷的博克运动伴随着社会文明进步,逐渐产生比赛规则,野蛮凶残逐渐消退,技巧娱乐和健身特性更加突出。在娱乐同时,蒙古族也不忘这项运动带给蒙古民族的荣耀,每逢重大节日和民族祭祀,都要举行摔跤比赛或表演,比赛场面隆重热烈,参赛选手都经过部落间的海选,代表着各个部落最强壮的选手。比赛前要进行传统音乐舞蹈祭祀表演,以示对蒙古先祖的崇拜敬畏。

2. 蒙古骑射。

蒙古另一项全民参与的竞技运动是骑射,元朝以骑射立国,以弓矢为作战武器,其骑技、射术在民间十分普及,也是蒙古大军纵横欧陆的利器。这项运动因男女老幼都可参与,成为当时蒙古族参与人数最多的国民运动。蒙古族人自三四岁就开始马上生活,到六七岁时已经能够策马奔驰,搭弓射箭。这种运动一直以军事为伍,每逢战争,蒙古牧民即刻拿起弓箭策马扬鞭奔赴战场,平时会以此为竞技运动。蒙元时期,每名蒙古士兵必须装备两三张强弓,三壶利箭。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元代蒙古人人都能骑善射,神射手尊为哲别。相传窝阔台骑射功夫了得,其“劲如山压,左旋右折如飞翼,能左顾而射右”。成吉思汗帐下名将木华黎双臂神力,箭术无敌,能开二石强弓。蒙元时期最著名的神射手哲别是成吉思汗侄子移相哥,1224年,成吉思汗征服花剌子模,为庆祝胜利,在不哈速只(蒙古西境)举行了全体蒙古部落贵族参与的神射比赛,移相哥在比赛中以矢中三百三十五虞(一公里)的射程,排名第一,获得成吉思汗颁发宝刀、刻碑记载的最高荣誉。其后裔获得“科尔沁”命名,汉译为“神箭勇士”之意。蒙古族的全民骑射训练,造就了蒙古铁骑纵横欧亚的传奇,蒙古骑兵特有的蒙古骑射,令所有对手胆寒,他们创造的一边奔走,一边向后方回头射箭的战术,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这些蒙古骑兵,每个都从小接受骑射训练,拥有一身精湛的骑射功夫。在元代,骑射逐渐成为体育运动之一,此项运动分为骑射和静射两类。静射时比赛选手站立不动,向远处标靶进行射箭,以击中靶心精度高者为胜。骑射相比静射难度更大也更精彩激烈,充分展现选手在奔马上的射箭技术。选手所用弓箭采用硬木为主,两段镶嵌牛角,以牛筋为弦。箭簇多为铁质和骨质,箭镰为鸟羽、木、竹所制箭杆。比赛弓箭对重量、强度没有限制,选手各取所需,每名箭手各射三箭决定胜负。每逢重大节日或祭祀活动,射箭与摔跤一样,成为元代蒙古人全民参与的体育竞技活动。

3. 耐力长跑“贵由赤”。

“贵由赤”是诞生在元代的长跑运动,其发明者为元太祖忽必烈,他最初设想是通过比拼耐力挑选守卫国都的勇士,随着这种长跑活动在民间的普及流行,逐渐成为蒙古人喜爱的长跑运动。“贵由赤”起跑时间为早晨黎明时分,全程将近九十公里,整个全程要在三个时辰内结束[3]19。起跑地点以一根绳索拦住参赛者,监考官员一声令下,绳子放下,参赛者一拥而出,向终点奋力疾奔。为防止参赛者在比赛中途作弊,在比赛沿途设立监督瞭望台,用以监视参赛者的行动。整个赛跑过程竞争相当激烈,很多百姓会聚集在比赛沿途和终点为选手呐喊助威。当长跑第一名跨过终点线的那一刻,欢呼声达到顶峰。在接引官员的导引下,获奖选手向贵族首领叩拜请安。贵族首领开始赐予“贵由赤”获胜者奖品,冠军得主将获得白银一锭,亚军奖励绸缎四捆,季军奖励绸缎两捆。其他参赛者都将获得鼓励奖,绸缎一捆。这种激励加荣誉的比赛,受到元代蒙古族热烈欢迎,各种贵由赤赛事在部落之间不断举行,成为最早在中国开展的马拉松运动。

4. 娱乐休闲“石阿”“鹿棋”。

在元代,蒙古族除了代表勇猛的摔跤、骑射、贵由赤等运动之外,还有一些适合老幼开展的运动。玩“石阿”“鹿棋”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运动项目。元代“石阿”游戏在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十分盛行,曾有歌谣唱道“饿时节挝肉吃,渴时节喝骆水,闲时节打石阿,醉时节歪唱起。”“闲来所事都不做,帐房后头打石阿……”这种活动以投掷石子到事先划定的格位来判断胜负,玩起来十分有趣,蒙古人对玩“石阿”十分热衷,平时在野外放牧、出游途中都会留意搜寻漂亮石子作为玩“石阿”之用,一些好看的精美石子可作为礼物赠送亲友,如果获赠者也喜爱玩“石阿”,会比送他珍宝还高兴,玩“石阿”用的石子也成为玩家相互比拼炫耀的资本被精心保留,一些玩“石阿”高手所用的石头,被后代传承或高价出售,成为最抢手的商品之一[4]37。“鹿棋”是蒙古族古老的一种智力棋类游戏,简单易学又乐趣无穷,这种棋类十分考验选手智力水平,根据选手棋艺高低共分为一鹿棋、二鹿棋、三鹿棋、四鹿棋四个等级,参赛者不分年龄性别均可对弈,在元朝时期,这种鹿棋长期流行在蒙古族妇幼老者之间,为其生活增添情趣。

蒙古族体育因其在元朝期间特殊的社会阶级地位,得到统治者大力扶持而兴盛一时,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对其他民族体育运动带来不小冲击和影响,推动了整个元代社会体育发展进步[5]11。

参考文献

[1]惠忠涛.中国古代军事体育的发展脉络研究[J].技术与创新管理,2011(7).

[2]曹钧.蒙古族搏克发展演变和社会功能[J].兰台世界,2014(4).

[3]钟华.中国古代的田径运动述略[J].兰台世界,2011(7).

[4]伊永文.元大都的体育活动[J].紫禁城,1997(3).

元代文学笔记 第2篇

一、基本知识

1、说话：在宋代城市的大众娱乐场所“瓦肆”中，有一种以讲故事、说笑话为主的活动，即“说话”。“说话”分为四家，即小说、讲史、说经、合生。

2、话本：就是宋代说话人说话（说书）的底本，它包括讲史和小说两大类。前者是用浅近的文言讲述历史上的帝王将相的故事；后者指的是用通行的白话来讲述平凡人的故事。

1、宋代的讲史话本主要有哪些？

参考答案：宋代的讲史话本主要有《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全相平话五种》等。

2、宋代小说话本的主要特点是什么？主要的代表作是什么？

参考答案：宋代小说话本一般为短篇故事，多表现现实生活，其中爱情和公案题材比较多。作品人物多为下层百姓中的平凡人物，形象鲜明，颇具个性色彩，善于通过行动、对话表现人物性格和心理。女性形象塑造尤为成功，如《快嘴李翠莲》中的李翠莲、《碾玉观音》中的璩秀秀等。情节安排曲折生动，脉络清晰，引人入胜。基本运用白话，通俗简明，生动活泼，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代表作有《错斩崔宁》、《碾玉观音》、《志诚张主管》、《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等。

3、宋代话本的地位如何？

参考答案：鲁迅先生曾经指出，宋元话本的出现“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中国小说史的历史变迁》）。宋代话本小说与长期以文言文为语言的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完全不同，它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将白话作为小说的语言进行创作。在人物塑造上，宋代话本小说以平凡人物为主，不再将非凡人物作为主要的塑造对象，这是中国小说进一步走向平民化的标志。另外，宋代话本小说采取的是在“说话”这样的场景里展开故事的叙述方式，这样的叙述模式后来成了白话小说的经典叙述方式。以上几个方面对于明清小说、白话小说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

第六编 辽金元文学

第一章 辽金文学

名词解释 国朝文派

一．金大定、明昌年间，涌现出一批在金朝领土上成长起来的作家，使金代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繁荣阶段。代表作家有蔡珪、党怀英和王庭筠。他们的创作风格与由宋入金的文人不同，属于真正的金代作家，元好问在《中州集》里将他们归为“国朝文派”。

二．蔡珪：他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他的散文具有北国雄健诗风；党怀英：在诗、文、书法都很擅长，其文平实畅达，不尚虚饰，其诗体物精细，有陶谢之风；王庭筠：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诗文书画并成卓绝。他作诗以黄庭坚为法，诗律精严生新，却没有险怪生涩之病，很少用典。

国朝文派出现后，标志着金代文学的真正开始。诸宫调

所谓“诸宫调”，指取向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联成首尾一韵的短套，再用不同宫调的短套联结成长篇的说唱体文学形式，它由韵文与散文两部分组成，采用歌唱与说白相间的方式演说故事，基本上属于叙事体，但它的唱词中有接近代言的成分，对戏剧艺术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简述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所体现的审美追求和诗歌创作观

元好问是金代文坛最杰出的大家，他的《诗论三十首》是唐宋以来最系统、最全面的一组诗论绝句，集中体现了他的审美追求和诗歌创作观。

一．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通过历评汉魏以下的诗人作品来明辨清浊，故其论诗绝句，按时间顺序分论魏晋南北朝、唐、宋三个时期的诗歌流派，树立学习榜样而贬斥伪体。

二．他颂扬魏晋风骨，又特别强调诗歌创作要出自天然，天然，质朴和有英雄气。他比较形象和准确地把握唐代诸家诗歌在风格意境和创作手法方面的特点，褒多于贬。

三．对于宋人的诗歌创作则颇多微辞，认为宋诗之病在于不与古人同而一味求奇。他批评宋诗的沧海横流和翻新出奇，认为以偏离了古诗正体而走到尽头。矛头所指苏、黄后学一味求新求变的“更出奇”，明确表示自己不愿意作江西诗派中人。

简述元好问诗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 元好问是金代文坛最杰出的大家。

一．元好问的诗现存一千四百余首，不仅在金代诗人里数量最多，艺术成就也最高。二．元好问最感人的作品，是他在金亡后写的丧乱诗，真是字字血，声声泪，具有极苍凉沉郁而悲愤高亢的特点，从而形成了情调悲凉而骨力苍劲的独特风格。

三．元好问擅长写各种诗体，而以七律和七绝成就最为突出。在晚年还写了不少咏物诗、山水诗等，技巧更成熟，且不失其一贯的豪健之气，但艺术感染力已远不如丧乱诗了。

第二章 前期元杂剧

1、元杂剧在体制上有何特色？

参考答案：元代的杂剧在体制上有自己的特点：用北曲演唱，一般一本四折，有的还有楔子，用作交代人物、剧情或串联两折。每折限用同一宫调，而且一韵到底，中间不能换韵。剧中男主角称为末，女主角称为旦，根据主唱者角色的不同，分为旦本、末本。一本戏只能由一人主唱，其他人一般只能说白。角色除旦、末外，还有副末、冲末、外末、贴旦、老旦、外旦、净、丑等配角。杂剧主要由歌曲与说白两部分构成。歌曲主要用来抒情、渲染，往往写得较典雅；说白主要用来对话或独白，往往用白话来写。

2、元杂剧的发展情况如何？各阶段的代表作家有哪些？

参考答案：元杂剧的发展以大德（1300年前后）为界大致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的创作中心在大都（今北京），后期的创作中心在杭州。前期的主要作家有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等，这是元杂剧创作的黄金时期；后期的主要作家有郑光祖、宫天挺、秦简夫等，这一时期的杂剧创作已走向衰落。

名词解释 元杂剧

元杂剧有称北杂剧，是在诸宫调和金院本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成熟戏剧形式。主要特点：

1． 由“四折一楔子”构成；

2． 一折里用同一宫调的一套曲子；

3． 楔子的篇幅叫段，一般放在第一折前交代剧情，起“序幕”的作用；

4． 在表演上由一人主唱，如以正旦为主的戏里，只由正旦一人独唱到底，其它角色都不唱，只用旁白。

在金、元之交，北杂剧的创作就已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平，著名的杂剧作家有：白朴、马致远、关汉卿等，多为金入元的文人。元杂剧的前期创作呈繁荣的局面，成为中国戏剧文学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的黄金时代。

简述白朴历史剧《梧桐雨》的创作特色和寓意

1． 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梧桐雨》体现白朴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善于表现患难

后的寂寞和衰残中的孤愤。它直接取材于《长恨歌》，但并不是为了歌颂李、杨的爱情。

2． “安史之乱”是整个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作者把李、杨故事放在这样一种急剧变化的历史背静上表现，抒写了人世沧桑之感，将一个众人熟知的历史故事，处理得寓意深刻，不同凡响。

3． 该剧之所以动人，还在于它融进了作者对战乱不幸生活的切身体验，借剧中人物表达自己的感受，故能把唐明皇孤寂时听雨的一缕哀思，写得百转千回。

简述白朴爱情戏剧《墙头马上》的艺术的风格

1． 白朴《墙头马上》是一出带有较浓喜剧色彩的爱情剧、以紧凑、生动的情节安排和鲜明的人物形象刻画见长。

2． 剧中主角李千金大胆、泼辣，在爱情问题上处理采取主动，因此她一遇到意中人就敢与其私奔，并坚定地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看重和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

3． 这是一出正面歌颂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讽刺封建家长的作品，人物生动，剧情活泼、艺术风格轻松，与《梧桐雨》的凝重迥然不同。

试叙马致远《汉宫秋》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著名历史剧《汉宫秋》元代作家马致远的代表作，取材昭君出塞的故事。

1． 把“和亲”之举作为国家衰弱的征象，写历史兴亡的感慨，借昭君之恨抒发了反抗民族压迫的情绪，并在一定程度上抨击了封建王朝的腐败无能。

2． 在剧情描写中，作者把悲剧的根源推倒奸臣毛延寿及满朝文武身上，有意或无意地对汉元帝做了“美化”的处理，把他写成一个忠于“爱情”的风流才子式的人物，并在剧中以大量的篇幅表现汉元帝失去王昭君时的悲愁别恨。

3． 艺术上：剧中许多唱词写得声情并茂，以塞北风光和宫中秋景，衬托离别之恨和思念之苦，意境优美，音节嘹亮跌宕，极富艺术感染力。

试叙《西厢记》的艺术成就：

一．简述《西厢记》在体制上的突破

1． 突破了元杂剧一本四折的体制，采用五本二十一折的长篇巨制，像是用多本杂剧连演一个故事的连台本。

2．打破了元杂剧由一人主唱的通例，采用了由末、旦轮流主唱的方式。二．试叙《西厢记》的人物塑造艺术

王实甫的《西厢记》善于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其获得艺术上成功的重要因素，这主要体现在对张生、莺莺和红娘的性格刻画上。

1． 张生：随是一介，但却能不顾门第的悬殊，十分勇敢地追求相国小姐，一见到意中美人就把功名抛置脑后，执迷不悟，把一场自由恋爱搞得轰轰烈烈。

2． 崔莺莺，是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出身名门，可她风情和作派却不象淑女。一方面对于男女自由恋爱有一种本能的渴望，希望有人爱自己，自己也去爱别人，她对张生的爱是很主动、大胆的，敢于突破禁区。另一方面，作为名门的小姐，她又得时时顾及自己的身份，有时显得心口不

一、优柔寡断，需要红娘从旁助一臂之力。

3． 红娘，是剧中最光彩的人物。虽出身低贱，却显得比女主人更有主见，而且机智、泼辣。富有正义感，为张、崔的自由恋爱穿针引线。在两人的婚事遭到老夫人反对时，她挺身而出，指责老夫人背义忘恩，又巧妙地将老夫人制服。她的名字成了那种不计个人得失而乐于成全他人的助人者的象征。

三．简述《西厢记》的词章之美

王实甫的《西厢记》在语言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1． 人物语言都是充分戏剧化和个性化的，形成了抒情诗般的歌唱语言和潜台词丰富的道白语言，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2． 剧中的唱词表现了特定的场景中人物的真情实感，以经过提炼的当时民间口语为主，适当地融化前人的诗词佳句，形成一中既明白通畅，又清丽华美的语言风格。

3． 剧中的唱词本色而富于文采，具有浓郁的诗意，能启发读者的想象力，使人感受到主人公离合悲欢的缠绵之情，了解人物的内心秘密，从而产生强烈的共鸣。

第三章 关汉卿

简述关汉卿历史剧《单刀会》的艺术特色

《单刀会》是元杂剧代表作家关汉卿历史剧的代表作。主要艺术特色有：

1．构思很有特点，善于用铺垫和渲染手法塑造人物，主人公关羽到第三折才出场，由东吴的亲贵乔公主主唱，让他追述关羽的英雄业绩和豪勇气派，先声夺人！

2．风格沉雄壮烈，许多唱词写得很大气，具有雄浑苍劲的意境。试叙《救风尘》中赵盼儿的人物形象塑造艺术

《救风尘》是元杂剧代表作家关汉卿创作的风月剧。1．赵盼儿是剧中关汉卿的塑造的妓女形象中最具光彩的人物。她虽曾有过从良的念头，但生活中的教训告诉她，一朝沦落、终身蒙尘的妓女，是决不可能有风月场中更好的命运的。到妓院里来的男人都只是把妓女当作寻欢作乐的玩物，指望他们做诚心肠的丈夫，无异于白日做梦。

2．一开始，就劝宋引章，别相形周舍的甜言蜜语。街道宋引章的求救信后，她巧做安排，先是用风月手段勾引周舍，发誓要嫁给他，让周舍休了宋引章，然后有翻脸不认人，玩弄周舍于股掌之上，显示出她对姐妹的侠骨柔肠，和对付无赖阴恶之徒的大智大勇。

试叙关汉卿风月爱情剧中的女性形象

元杂剧代表作家关汉卿擅长写女性题材，在他现存的十八种杂剧作品里，“旦本”戏多达十二种。有《救风尘》、《谢天香》、《金线池》等。

1．这三种都以妓女为主角，专为风尘女子写照传神。风尘女子是相对良家妇女而言的。在与异性交往方面，被视为尤物的风尘女子享有一定的自由，然而却是以她们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为代价。她们具有婉转的歌喉、曼妙的舞姿、敏捷的才思，以及动人的姿色和顾盼生姿的眼波，但在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这一切并不能改变她们作为玩物的命运。

2．在这三出正面描写妓女生活的剧作中，作者真实地展示了风尘女子争取从良的曲折过程，写出了她们在与不幸命运抗争时的，无知沉沦如宋引章急于嫁给一个公子哥，想立个妇名；大智大勇如赵盼儿救姐妹侠骨柔肠，斗无赖大智大勇；软弱动摇如谢天香嫁到钱府为妾，任人摆布，只是自叹自己的命不好；心高气傲如杜蕊娘较早意识到自己将老死风尘的悲惨命运，于是历经千辛想从良，追求自己理想的生活。剧中塑造的性格各异而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堪称风尘女子的知音。

试叙关汉卿《窦娥冤》中窦娥的品格与反抗精神

关汉卿的《窦娥冤》是元杂剧中最著名的悲剧作品。剧本反映的内容和人物遭遇，是以元代贪官污吏徇徇私枉法、制造冤假错案的社会现实为根据的，属于社会公案剧。

1． 这是一出描写好人蒙冤受难的苦情戏。剧中的窦娥具有安分守己、逆来顺受和事事为他人着想的善良品格。如窦娥在严刑拷打之下仍不屈服，当听到要拷打婆婆时，才屈招投毒一事是自己所为。宁愿让自己受冤也不愿看婆婆遭受皮肉之苦。

2． 剧中的窦娥同时也具有刚烈的性格和强烈的反抗精神。如“叱天骂地”之举蕴含着强烈的反抗精神，是对暗无天日的社会制度的怀疑和批判。“三桩誓愿”的应验，表明天地也为其冤情所感动。最后窦娥的冤魂化作复仇的鬼魂出场，也是其刚烈性格的表现。

第四章 后期元杂剧及其它

试论《倩女离魂》的剧情结构和艺术感染力

《倩女离魂》元代后期杂剧家郑光祖描写才子佳人缠绵情爱旦角戏的代表作。1．“离魂”是剧中的主要情节，处理得比较出色和巧妙。将倩女的灵魂与躯体分开后，一方面可以细致真切地表现她魂魄无拘无束时的大胆与执着，写出其不愿受封建道德伦理束缚而追求婚姻的真性情。

2．另一方面则可通过病体所受的折磨，反映现实中多情女子相恋的痛苦。自感叹、自伤情、自懊悔，折腾得死去活来。

3．这样就把当时闺阁佳人渴望恋爱自由的心理，以及忍受礼教禁锢的现实压抑感，惟妙惟肖地表现了出来，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试叙钟嗣成《录鬼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为剧作家树碑立传的戏曲史著作（即《录鬼薄》的贡献）

元代后期杂剧家钟嗣成的《录鬼薄》一书，记录了元代戏曲作家152人，剧目名称四百四十余中，保存了元代戏曲的许多第一手的珍贵历史资料。

一．作者将元代重要的散曲和杂剧作家分为“前辈已死名公才人”和“方今才人”两大类进行介绍，按时间顺序记述他们的简历和剧目，在为剧作家立传的过程中，反映出元杂剧创作的基本历史面貌。

二．《录鬼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为剧作家树碑立传的戏曲史著作，许多元杂剧作家由于有此书著录，才为后人所知，真正成为“不死之鬼。”如：

1．“前辈已死名公才人”，包括关汉卿、白朴、马致远、王实甫、尚仲闲、高文秀等。2．“方今才人”，包括宫天挺、郑光祖、雎景臣等。3．“已死才人不相知者”，包括胡正臣等。

第五章 元代的散曲

名词解释：散曲

1． 在元代，散曲一般称为乐府或词，有小令和套数两种基本形式。2． 小令是单支的曲子，又叫“叶儿”，按不同的宫调曲牌创作，曲调不同，字数和句式也不一样。套数又称套曲，由两支以上同宫调曲牌的曲子连缀而成，曲牌间的联系有一定的顺序，曲词须一韵到底，结尾时有“煞调”或“尾声”。

3． 作为一种起源民间新声的音乐文学，散曲具有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特点，“文而不文，俗而不俗”，成为当时极为流行的雅俗共赏的新诗体。

简述关汉卿散曲作品的本色风格

就直白真率而言，关汉卿的散曲显得更为本色。1． 如他著名的套曲[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以生动活泼的比喻，写书会才人的品行才华，具有民间曲词那种辛辣恣肆和诙谐滑稽的风格。

2． 但他写得最多的是男女欢爱的题材，而且不避俚俗，写得很真露，带有较浓的市井情趣。

简述马致远散曲[越调•天净沙]《秋思》的优美意境 马致远是前期散曲创作里的大家，其作品擅长将超旷情怀、人生感悟与苍凉意境融为一体。

1．《秋思》用意象迭加的方式构成流动的画面意境萧瑟苍凉，渲染出天涯游子愁肠寸断的感触，似蕴含着无端的悲凉和无尽的思绪。

2．景中含情，蕴藉隽永，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萧瑟的景致衬托出“断肠人”的无尽思绪。深得唐人绝句写景之妙，被誉为“秋思之祖”。

以《潼关怀古》为例试叙张养浩散曲的艺术特色

元代后期散曲家张养浩的散曲作品多写于辞官退隐期间，对宦海**和世态炎凉已看透，醉心于自然美景中，创作了不少意象清新的山水佳作。他散曲的主要艺术特色有：

1．把咏史怀古引入曲中，叙事抒情言志，写对社会历史的看法和对民生疾苦的同情。如《潼关怀古》中“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2．他的散曲创作较注重立意和构思，意境风格近于诗，而于声调格律不太重视。3．以诗入曲，把曲作为一种新的抒情诗体来写，具有奔放浩荡的气韵，是张养浩散曲创作的特点，如《潼关怀古》中一开始便写气势雄浑、苍凉沉郁。“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概括出千古兴亡的结局。

4．张养浩作为元散曲豪放派大家，以这篇怀古曲作为体现其豪放风格的代表作。

第六章 元代的诗文

名词解释：铁崖体 元代后期诗人杨维桢，号铁崖。他所作宫词、竹枝词和古乐府在当时极为流行，世称“铁崖体”或“铁体”。“铁崖体”的主要艺术风格有：

1． 宫词：清爽流丽，内容主要以华艳的辞藻来形容妇女服饰、体态和恋情。2． 香奁诗：写得颇为奇妙，香而不艳。

3． 竹枝歌吸收了吴地民歌的语调和表现手法，虽也是写男女之情，却情致清新，语言浅近活泼。杨维桢的竹枝歌，有意使诗向民歌和民间散曲靠近。

4． 古乐府：尝试一种风骨情致兼而有之，既有别于文人之诗，又不同于当时民间俚曲的新诗体。具有瑰丽奇崛的风格。

第七章 宋元话本与南戏

名词解释 宋元话本 宋元流行一种民间伎艺“说话”，这种讲唱文学的兴盛，对中国古代小说和戏剧的发展影响极大。话本小说就是由“说话”衍生而来的。

1．话本小说是经过文人编撰整理的小说话本，是“说话人”说话所依据的底本。今存的《清平山堂话本》、《古今小说》、《醒世恒言》等白话短篇小说集中。宋元话本是中国小说史上最早的白话小说。

2．话本小说的题材内容有：“烟粉类”、“灵怪类”、“传奇类”、“公案类”，这些题材内容具有浓郁的世俗生活气息。

3．宋元话本小说在体制形式、叙述方式、语文体（白话进行演讲）等方面形成了很明显的特色。

南戏

1．南戏又称南曲戏文，是宋以来的民间小戏，它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曲、诸宫调、滑稽戏等民间说唱伎艺，以及宋杂剧表演故事的形式，故又叫“永嘉杂剧”，它的故事题材和演唱艺术又受到北杂剧的影响，并逐渐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戏剧样式。

2．南戏的体制结构灵活自由，曲牌的运用比较随便；表演时不拘一格，有独唱、有对唱，还有轮唱和合唱，各类角色都能歌唱；剧本的开头，有介绍创作意图和叙述剧情梗概的开场戏，称为“副本开场”。

3．《张协状元》是今存南戏剧本中最早的一种。试论《琵琶记》中蔡伯喈形象的塑造

《琵琶记》是元代作家高明创作的南戏，它的问世标志着南戏文创作在艺术上的成熟，《琵琶记》又有“南曲之祖”的说法。蔡伯喈是《琵琶记》中塑造的一个典型形象，具有典型意义。

1．《琵琶记》一开场，作者就宣布蔡伯喈是个“全忠全孝”之人，无意于仕进，想侍奉父母。但在父母的相逼下踏上了科举之路。由于长期在外，不能侍奉父母。在众人眼里，他对父母不能进孝道，大逆不道，他本人入赘相府，让含辛茹苦的妻子在家守活寡。

2．为了给蔡伯喈开脱，作者精心设计了“三不从”的情节。由于面对无法抗拒父命、权势和圣旨，他只有违心地认命了，屈服了。他的不教不义，竟是为了全忠全孝所造成的。

3．蔡伯喈这个形象的典型意义，并不全在于他是否忠孝，还在于他的矛盾性格、精神痛苦以及他对求取功名的忏悔。这不仅反映了读书人身上的软弱和动摇，也反映出士人被科举制度扭曲了的双重人格。剧作家对读书应举人的灵魂问是拷问是很深刻的，反映出那个时代士人的悲剧性格和复杂心态。

诗论《琵琶记》的戏剧结构和词采特色

《琵琶记》是元代作家高明创作的南戏，它的问世标志着南戏文创作在艺术上的成熟，《琵琶记》又有“南曲之祖”的说法。

1．《琵琶记》采用双线交错的结构手法，一条线是蔡伯喈登第、为官、入赘，在牛丞相家享荣华富贵。另一条线是赵五娘在家苦守、劝慰公婆、糟糠自餍，剪发买葬。

2．两条线索在剧中交错出现。使剧情发展有起伏，场面安排有热有冷，脉络清晰而富于变化，在舞台上浓缩了人间奢华和凄惨。强烈的贫富对比，使观众把同情集中到赵五娘身上，为她感叹，为她落泪。

3．《琵琶记》的曲词也很出色，作者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如在目前，能根据剧中不同人物的身份和处境，写出不同风格的唱词来。如牛小姐的唱词文雅华丽，赵五娘唱词凄婉质朴，纯是本色语。

《琵琶记》有什么思想意义？

参考答案：《瑟琶记》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创作动机、目的与作品描写的实际情况是相抵触的。此剧开头明确说“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是为了宣扬封建伦理道德，表扬“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但是，其实际的意义并不在此，而在于它通过蔡伯喈这一形象深刻地揭示了人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左右为难的生存状态、主观努力与实际结果常常背离的无奈，以及通过赵五娘表现下层妇女的人格力量（性格魅力）。这就是此剧长演不衰的内在原因。

元代长跑体育运动“贵由赤”的考证 第3篇

一、“贵由赤”起源

“贵由赤”在蒙古语中本意为善走者, 是独属于元朝蒙古少数民族的一种体育活动, 翻译过来即是长跑体育运动。“贵由赤”起源于我国元朝的1287年, 比起1896年起源于雅典的马拉松长跑, 早了六百多年, 同时马拉松项目全程为42295米 (42.295公里) , “贵由赤”赛程距离为90000米 (90公里) , 无论是从起源时间还是从赛程上均比欧洲马拉松要更为特殊, 这不仅是我国体育史上的创举与荣耀, 同时也是世界体育史上重要的文化财富。“贵由赤”比赛的起源, 据史书载起源于元世祖忽必烈, 当时主要适用于训练担任首都以及皇宫警卫任务的禁卫军 (蒙语为“贵赤卫”) , 因此, “贵由赤”中的“贵赤”也做“鬼赤”, 是元代军制中的一个特殊兵种。“贵由赤”比赛在元大都 (今北京) 与内蒙古的元上都两个点同时进行, 全长90公里。“贵由赤”的起源可以说与元朝军事力量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在元朝建立之后, 分设元大都和元上都两座政治中心, 以两都巡幸制形成了南北“两都”的政治格局, 为促进政治稳定, 维护其统治, 元世祖忽必烈在成吉思汗护卫军的基础上, 进一步扩充卫戍部队, 以加强两都的安全守备。因此, 在1262年以后, 忽必烈先后建立了右卫、左卫、贵赤卫、右阿速卫、左阿速卫等警备部队。“贵赤卫”就是忽必烈在1287年所成立的一个用来守卫皇宫的特殊警备力量, “贵赤”也被作为警备部队中卫戍军士的称谓。

为配合加强守备力量, 保障互相之间的消息的快速传递, 将元上都与元大都紧密联系, 忽必烈在即位后也极力加强交通建设, 相继开辟和建立了四种驿路, 用以沟通消息。在驿路的建设中, 按照元朝规定, 应当以十里、十五里、二十五里为限设急递铺, 而急递铺的铺卒每天至少要走四百余里, 从这个要求出发, 铺卒的选择就有了诸多限制, 要求其具备能够坚持长途奔跑的体力与毅力。为了选拔合适人才, 训练铺卒的长途奔跑能力就尤为关键。在元朝初期, 长途奔跑能力作为普通士兵们及铺卒们的日常训练内容得到广泛开展, 同时出于军事考虑, 后来的军队中也广泛得以开展。“贵赤”这个原本用于称谓卫戍军人的词汇也逐渐成为善跑者的代称。后来, “贵由”成为第二人称跑的动词, “贵由赤”也作为一种独具蒙古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而流传下来。在贵由赤比赛中获得冠军的人也被冠以“贵由赤”之称。

二、“贵由赤”开展

据《马可·波罗行纪》记载, 皇帝田猎时, 贵赤负责警备工作, 以其耐走善驱驰也。“贵由赤”虽为元廷精兵, 最初却是由流民、僧道等社会闲散人员编成。按《元史·明安传》记载, 至元十三年 (1276) , “世祖诏民之荡析离居及僧道、漏籍诸色人不当差徭者万余人充贵赤, 令明安领之”。二十四年, 更立贵赤卫亲军都指挥使司, 以明安为达鲁花赤, 秩正三品, 贵赤军至此擢为皇帝亲军, 这支部队在地位提升之后, 一直负责都城的警备任务。在1287年 (即元至二十四年) , “贵由赤”正式开展, 由皇宫禁卫军“贵由赤”参加, 除了制定完善的规则之外, 忽必烈也亲自到现场观看, 并且为表现优秀的军士授予奖赏。可以说, 从这一年开始, 贵由赤这种长跑运动开始正式定型, 成为一项由官方主办的正式体育比赛。

这种体育比赛的出现不只是为了增强军队的体能与耐力, 同时也是忽必烈检查展示训练效果的重要手段。从1287年 (即元至二十四年) 开始, 每年都要在御林军中间组织一次比赛, 久而久之, 逐渐被冠名为“贵由赤”, 其含义也逐渐发展为快跑者之间的长跑比赛。比赛的官方化, 除了由朝廷指派官员进行监督和裁判外, 比赛路线也较为固定, 主要集中在元大都 (今北京) 和元上都开平府 (今内蒙古正蓝旗东20里的闪电河畔) 之间。但是终点时常有变化, 因参赛者在跑完全程后需当年向皇帝报告, 因而比赛终点的设定以皇帝当年的居住点为目的地。关于比赛的情况, 《南村辍耕录》记载:“贵由赤者, 快行是也。每岁一试之, 名曰放走。以脚力便捷者膺上赏, 故监临之官, 齐其名数而约之以绳, 使无后先参差之争, 然后去绳放行。在大都, 则自河西务起程。若上都, 则自泥河儿起程。越三时, 走一百八十里, 直抵御前, 俯伏呼万岁。先至者赐银一饼, 余者赐段匹有差。”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信息, 比如每年举办一次长跑比赛, 比赛之前, 要通过在头发上做标记来为运动员进行编号, 然后用一条直线作为起点, 在运动员准备好后, 放下直线即意味着比赛开始。赛程从元大都到元上都, 两个方向的选手均同时出发, 元大都起点为河西务, 元上都起点为泥河儿, 参赛选手需要在三个时辰即六个小时内跑完180里的路程, 并且直接到达皇帝御前报告, 接受皇帝的奖赏和嘉勉。比赛冠军能够得到一锭银的奖赏, 其余参赛选手能够得到数量不等的裹缎子。“贵由赤”不仅是一项锻炼军队士兵耐力与长跑能力的训练, 也是元朝官方每年举办的一种颇具特色的军事体育运动, 其所造就的蒙古族的特殊体育文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也是我们所必须珍惜和传承的宝贵文化遗产。

三、“贵由赤”的历史价值

“贵由赤”是蒙古语, 汉译长跑者。“贵由赤”长跑赛是正蓝旗特有的体育竞技项目, 中国最早的“马拉松”赛事也是起源于元代的“贵由赤”赛。元朝“贵由赤”赛全程90公里, 比现代马拉松赛长两倍还多。在元朝, “贵由赤”赛不仅是锻炼士兵的体能和耐力的一种方式, 元朝的“贵由赤”更是传递战报和信息的使者, 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四年开始, 元朝每年都要在元上都和元大都举办“贵由赤”赛跑, 以达到士兵体能锻炼和军事训练的双重目的。

自从至元二十四年 (1287) “贵由赤”比赛开展之后, 直到元朝灭亡这项赛事也从未中断, 由此可见蒙古族人民对于“贵由赤”体育文化以及赛事的热衷。新中国成立后, 随着对蒙古族体育文化的整理发掘, “贵由赤”长跑又重新进入历史舞台, 在内蒙古自治区少数民族中广泛开展, 尤其是随着新体育理念的引入, 比赛形式不断多样化, 融入了越野赛、接力赛、拉力赛等形式, 选拔出了一大批优秀的长跑人才, 为我国长跑体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从2009年开始, 在元上都遗址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的“文化旅游节”中开始正式举办“贵由赤”杯长跑比赛, 至2012年7月, 已经举办了三届。尤其是2012年7月19日, 选手们从元上都遗址门前起跑, 到正蓝旗忽必烈广场赛距结束, 全程22公里, 参加者遍及全国各地。这种特殊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宣扬, 不仅代表着古代优秀体育文化的复兴, 同时也是向世界展示我国厚重历史文化积淀的重要途径。“贵由赤”文化不仅是人类发展至今历史最为久远、赛程最长的长跑赛事, 同时也是古代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优秀体育文化的重要代表。这项比赛不仅代表着蒙古族人民坚强忍耐、乐观向上的民族精神, 同时也是独属于蒙古族的极富特色的独特体育文化, 这对于我国体育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是应当加以传承和珍惜的宝贵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郝延省.蒙古族贵由赤运动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 2011 (5) .

[2]陈改桃.草原文化精神内涵管窥[J].阴山学刊, 2008 (4) .

[3]陈书霞.试析民俗旅游资源及其开发[J].魅力中国, 2007 (10) .

高中语文元代文学常识 第4篇

1、元曲四大家

①关汉卿，号已斋叟，名作有《窦娥冤》《望江亭》《拜月亭》《救风尘》

②郑光祖，代表作是《倩女离魂》

③白朴，名作有《墙头马上》

④马致远，名作有《汉宫秋》

2、十大悲剧(主要是前六部)

①关汉卿的《窦娥冤》②纪君的《赵氏孤儿》③白朴的《梧桐雨》④马致远的《汉宫秋》⑤洪升的《长生殿》⑥孔尚任的《桃花扇》此外还有⑦冯梦龙的.《精忠魂》⑧孟称舜的《娇红记》⑨李玉的《精忠谱》⑩方成培的《雷峰塔》。

3、王实甫和他的《西厢记》

元代骆驼考 第5篇

一

从五代十国时期蒙古族各部养驼业开始衰落, 至元前蒙古各部, 除了乃蛮部之外, 骆驼在蒙古族使用范围较小, 主要原因是蒙古族 (除乃蛮部) 拥有的骆驼数量有限。而成吉思汗征服了西夏之后, 从西夏那里得到不少骆驼, 据史料记载, “岁乙丑, 帝征西夏, 拔力吉里寨, 经落思城, 大掠人民及其橐驼而还”[2]13。关于成吉思汗在西夏所获骆驼的数量也有记载, “时太祖在西域, 夏国主李王阴结外援, 蓄异图, 密诏孛鲁讨之。甲申秋九月, 攻银州, 克之, 斩首数万级, 获生口、马驼牛羊数十万”[3]2936。而关于太祖从西夏获得大量骆驼的史实, 《蒙古秘史》中也证明了确有其事, “从那里[成吉思可汗]就向合申[一][西夏]进兵, 到达之后。合申的不儿罕[二]就降服了。说:‘愿做你的右翼, 给你效力。’……如蒙成吉思可汗恩典, 我们唐兀惕人, 愿把在高蓆棘草[三]遮护地方所牧养的骆驼当做家畜[四]献给[你];织成毛布当做为缎匹”[4]378。可见当地人敬畏铁木真, 敬献了大量骆驼于他。成吉思汗除了在西夏缴获大量骆驼之外, 还“掳掠欣都思边地的百姓, 带回来很多骆驼, 很多山羊”[5]411, 而“欣都思”指的就是今天的印度, 可见成吉思汗从印度那里得到了不少的骆驼。可以看出正是因为成吉思汗四处出征, 从各地掠夺了大量的骆驼, 才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骆驼的数量和种类, 为元朝养驼业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随着骆驼在草原上大规模的繁殖, 其数量和种类逐渐增多, 元政府开始设立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对其进行饲养管理。元朝关于骆驼饲养和管理机构错综复杂, 历朝机构和制度也会发生变迁。一方面使得这方面管理机构和机制不断完善和革新, 但另一方面也使得骆驼管理机构出现复杂冗乱现象。

1.元朝骆驼牧场。

十四道牧场:元朝初年, 全国设有十四道牧地, 其牧地“内及江南、腹里诸处”[6]2555, “东越耽罗, 北逾火里秃麻, 西至甘肃, 南暨云南等地”[6]2555。元朝官骆驼大部分都是在这里放牧, 由元朝贵族把持着牧场经营与管理。

2.元朝负责提供骆驼饲料的机构。

勃可孙:元初设置的机构, 负责提供驼料。丰润署:掌管每年的刍粟, 负责饲养驼马之事。而丰润署隶属于宣徽院, 至元年间设置。上林署:主要掌宫苑栽植花卉, 种苜蓿饲羊驼马, 至元二十四年置。苜蓿园:主要种植苜蓿, 提领三员, 饲养马驼, 至元年间设置。度支监:掌管马驼刍粟。至大二年改立度支院, 四年, 改为监。

3.元朝负责饲养骆驼的机构及人员。

(1) 机构。尚舍寺:负责养驼与进贡驼乳。“秩正四品, 掌行在帷幙帐房陈设之事, 牧养骆驼, 供进爱兰乳酪。”[7]2202尚舍寺除了牧养骆驼以外, 还提供爱兰乳酪, 爱兰又称为“airan”, 爱兰乳酪指的就是驼乳。典牧监:天历二年, 元朝始设“典牧监”, 主要掌管孳畜之事, 其中包括饲养骆驼。 (2) 人员。帖麦赤:元代专门设立负责牧养骆驼的人员。“牧骆驼者, 曰帖麦赤。”[8]2524所以帖麦赤就是元代牧驼者的一个别称。阔端赤:元代管理马政的官员, 韩儒林先生曾对阔端赤进行过定义, 主要分为成吉思汗之阔端赤、一般军官之阔端赤、官吏之阔端赤。我们从韩儒林先生《元代阔端赤考》一文中不难看出, “幸《元史》列传中别有证据, 恰足证实阔端赤为司马之官, 而非普通之向导或从人”[9]117。阔端赤除了负责管理马政以外, 还负责牧养骆驼, 据史料记载“阔端赤牧养马驼, 岁有常法, 分布郡县, 各有常数”[10]4081。阔端赤牧养骆驼主要在社会基层, 同时牧骆驼并不是阔端赤唯一且主要工作, 阔端赤主要负责的是军粮及地方供应, 牧骆驼只是其工作中的一部分。

从元代政府对骆驼设立的饲养与管理机构特点来看, 首先元朝政府对牧驼的重视, 其次元代对于饲养骆驼的牧场、饲料以及饲养管理等诸多方面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 可以看出饲养与管理骆驼的机构与机制不断完善和健全。但是我们也要看出, 对于一些为骆驼设立的官僚机构出现重叠冗繁、职事分离等弊端, 如对于提供骆驼饲料的机构出现机构重叠现象。

三

骆驼在元代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诸多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下面从几个主要的方面来探讨骆驼在元代的社会价值。

1.乘舆。

骆驼是一种仅次于牛的重要的运输工具, 骆驼尤其是在恶劣条件下既耐渴又可以负重致远, 元朝政府层面利用骆驼作为乘舆工具。在元代, 皇室贵族将骆驼作为御用乘骑, 元顺帝时, “壬子, 发阿鲁哈、不兰奚骆驼一百一十, 上供太皇太后乘舆之用”[11]835。可见当时骆驼成为太皇太后的乘舆车骑。同时, 在元朝, “凡行幸, 先鸣鼓于驼, 以威振远迩, 亦以试桥梁伏水而次象焉”[12]51。故有周伯琦诗曰:“雷轰驼鼓振, 霞绚象舆行。”[12]51由此可见皇帝乘舆出行是以鸣驼鼓为先, 然后乘象“舆行”, 骆驼在皇帝行幸礼仪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据《元宫词百章笺注》载, “春游到处景堪夸, 厌戴名花插野花。笑语懒行随凤辂, 内官催上骆驼车”[13]81。骆驼不仅作为太皇太后的坐骑, 后来宫内骆驼较多, 宫女所用之车皆用骆驼所拉, 所以“骆驼车”成为元宫女所乘之车, 而这一特殊现象也是元朝所独有的。

2.供施。

赠送骆驼成为元朝中央政府与地方诸王供施关系链中的一环。元世祖时期, 中央“赐皇子爱牙赤部曲等羊马钞二十九万百四十七锭、马二万六千九百一十四、羊十万二百一十、驼八、牛九百”[14]318。再如, 泰定帝时期, “亲王图帖睦尔至自潭州, 及王禅皆赐车帐、驼马”[15]646。“丙寅, 赐昌王八剌失里牛马橐驼。”[15]646中央政府赏赐于地方诸王和地方诸王朝贡于中央政府的赠品中都皆有骆驼, 可见骆驼是地方诸王与中央供施关系的纽带之一。

3.军事用途。

骆驼既作为运输军用物资和粮饷之用, 也作为作战工具使用。据载, 元泰定帝时期, 绍庆即今天越南发生寇乱, 地方动用边疆的军队, “诏行宫驼马及宗戚将校驻冬北边者, 毋辄至京师”[16]671。元文宗时期, 政府为了扩充军力, “市槖驼百、牛三百, 充扈从属军之用”[17]762。可知骆驼是当时具有一定军用性质, 然而史料记载, 骆驼甚至被当做坐骑纵横于战场之上, 据载“札八儿每战, 被重甲舞槊, 陷阵驰突如飞。尝乘骆驼以战, 众莫能当”[18]2961。可见骑驼作战是非常勇猛的。除此之外, 元军传送紧急公文和情报消息, 四百里以上的传送是由骆驼完成的, 故骆驼也是传递军事情报的一种重要手段。同时骆驼还需服站役, 据载, “军人马匹传送频数。物力消乏。已尝奏准。各与马三百匹。骆驼一百只。以当站役”[19]。

4.食用。

骆驼在元代具有重要的食用价值。蒙古人把骆驼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 只有在紧急情况下, 才会食其肉。据史料记载, 成吉思汗与乃蛮战争, 失败逃亡路上因为饥渴难耐, 手下曾获一匹骆驼, 将骆驼杀掉, “燔以啖”[3]2929于太祖。除此之外, 元世祖忽必烈因为驼乳曾大加赞扬身边侍臣, 对其曾说“朕思不及此。饮以驼乳, 他日不忘汝也”[20]3978。驼乳是一种富有营养并且很贵重的饮品。元代蒙古人一直将驼乳作为上层贵族享用的饮料。除此之外, “驼峰”在元代也是一道名菜, 是一道佳肴, 不仅营养而且美味, 也可以治疗疾病。汪元量的《十筵诗》曰:“第二筵开入九重, 君王把酒劝三宫。驼峰割罢行酥酪, 又进椒盘剥嫩葱。”可见驼峰很受欢迎。在元代, 宫廷内以及王室贵族宴席之上不可或缺的一道名肴就是驼掌, 驼掌也就是驼蹄, 驼蹄富有较高的营养价值。

四

骆驼的社会价值在元朝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 所以骆驼受到法律的保护, 同时对于骆驼的放牧和饲养也有着法律规定。

对于偷盗骆驼的罪行都有明文规定, 在元朝, “诸盗驼马牛驴骡, 一陪九”[21]2657。“盗骆驼者, 初犯为首九十七, 徒二年半, 为从八十七, 徒二年。再犯加等。三犯不分首从, 一百七, 出军。”[21]2657由此可见, 对于盗驼者惩罚是相当严格的, 但是有利于维护驼主的利益, 也凸显出骆驼的价值。而以上只是针对于盗民驼的法律规定, 对于盗官驼的罪行就更加严厉了, 据载“盗系官驼马牛者, 比常盗加一等”[21]2658。对于盗驼者无法偿还骆驼的, 也有相关规定, “诸遐荒盗贼, 盗驼马牛驴羊, 倍赃无可征者, 就发配役出军”。从中我们获悉, 对于盗驼者的惩罚措施很严厉。而对于骆驼伤人及害人的情况, 元朝法律规定“诸骆驼在牧, 啮人而死者, 牧人笞一十七, 以骆驼给苦主”[22]2678。所以骆驼一旦伤人或者咬死人, 牧骆驼者需要负法律责任的。

在元朝对于骆驼的放养是以不扰民、不损害民众财产为前提的, 据载“臂鹰隼饲驼马之徒, 扰民特甚, 宜严禁”[23]。还有《至正条格》有规定“其经过军马、牧养马驼人等, 毋得取要饮食钱物, 非理搔扰, 纵放头疋踏践田禾, (口囷) 咬桑枣”[24]203。而对于纵容骆驼这样的牲口肆意破坏庄稼和人民财产的, 元朝法律也有明文规定, “所在官司严加禁约, 违者断罪赔偿”[24]203。

牧养骆驼需要草料, 对于饲料的使用在元朝有着法律明文规定, 元朝官方禁止将饲养官骆驼的草料挪为私用, 据《至正条格》载至治三年正月, 中书省奏:“皇后位下的怗麦赤马儿荅沙小名的人告:‘内正司少卿苫思丁提调着骆驼肆伯肆拾伍只, 骆驼草料于官仓捏多余关要了。却不喂养, 尅落草料, 于野甸牧放。又尅落草料, 喂养梯己头疋。’”[25]279内正司少卿将官骆驼放牧于“野甸”, 并且私自挪用官家草料, 并将这些饲料喂养自己的骆驼, 这不仅是自己渎职, 更是在挪用国家公共财产。而《至正条格》对这种违法行为也有着明确的规定, “将驼只不行喂养, 于野甸内牧放罪犯, 合依十二章法例, 杖断壹伯柒下, 追夺宣敕, 永不叙用”[25]280。同时, 在元朝, 一旦发现牧驼者有不法行为, 也会受到法律的追究和问责。

元代的甘肃教育 第6篇

蒙古民族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 历来崇尚武力而蔑视文治, 从成吉思汗到其之后的几位继任者虽然横刀立马、攻城略地, 横扫了大半个欧洲, 并先后灭亡了西辽、西夏和金朝, 但都“只识弯弓射大雕”, 对文人儒士不屑一顾, 皇子阔端镇守西凉时甚至使“儒者皆为奴役”。隐居贺兰山的西夏进士、河西名儒高智耀以“儒者所学之道”, 于国“用之则治, 不用则否”的道理说服元宪宗蒙哥, “宜蠲免徭役, 以教育之”。元世祖忽必烈继位后, 他又力陈儒术有利于治国, 请求免除儒者之徭役, 释放被俘为奴的淮蜀儒士。忽必烈采纳了高智耀的谏言, 授他为翰林学士, 去各地释放为奴的儒士, 并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专门设立“儒户”阶层, 保护知识分子。

出于封建统治的需要, 元世祖忽必烈及其之后的各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学校教育和人才培养, 先后颁行了一系列教育措施, 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据《新元史》记载, 中统二年 (1261年) 八月, 元世祖忽必烈下诏:“诸路学校久废, 无以作成人才, 今拟选博学洽闻之士以教之, 凡诸生进修者, 仍选高业儒生教授, 严加训诲, 务实成才, 以备他日选擢之用。”世祖至元六年 (1269年) , 设诸路提举学校及教授官, 后又建立儒学提举司为地方学校管理机构, 直接对朝廷负责。这一系列政策法令, 对推行汉化, 崇儒敦教起到了推动作用。

元代的学校教育制度, 大体承袭了唐、宋的教育传统, 借鉴了辽、金的办学经验, 在此基础上又结合实际创造出一些适合本民族的新的办学形式, 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和完善了各级各类学校的管理体制。元代的官学体系中, 中央官学分为以汉文进行教学的儒学教育机构国子学、以少数民族文字进行教学的民族教育机构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以天文历算医学等专业人才培养的专业技术教育机构司天监和太医院等三种类型。地方路、府、州、县四级均设儒学并附设小学, 其教学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地方官学除儒学外, 还设立了具有民族特点的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 分别与中央的蒙古国子学、医学和天文学相衔接。此外, 还创立了一种基层教育设施———社学, 每50家左右编为一社设一学校, 选通晓经书者为学师, 农闲时教学童学习文化知识。但社学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进行伦理道德的教化和配合政策法令的宣传, 实际上是基层政教合一的一种组织形式。除由政府直接管辖的官学外, 元代的民间办学形式也很发达, 主要有庙学、私学、宗教教育和书院等, 政府对它们都采取了保护、扶持、鼓励和倡导的政策, 使之有所发展, 其中书院的建立尤为普遍, 对普及文化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据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 (1288年) 统计, 全国各地共计有学校24400多所, 书院400余所,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地方学校设置十分普遍。

元代在今天甘肃境内的行政区划分两部分, 兰州以西为甘肃行省管辖, 兰州以东归陕西行省管辖, 各路府州县建学的时间迟早不同, 学校规模也大小不一。世祖中统四年 (1263年) , 临洮人赵重喜出任临洮府达鲁花赤时, 就在当地劝农兴学, 省刑敦教, 很有政声。仁宗延祐二年 (1315年) , 平章宣慰使钦察台重修了河州文庙。次年朝廷在甘肃行省治所甘州设置了甘肃儒学提举司, 管理所辖各路府州县的地方学校,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甘肃设置的学官。英宗至治二年, 金州 (今榆中) 判官傅梦臣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金县县学。从仁宗皇庆二年 (1313年) 开始科举取士到元灭亡, 仅55年时间, 甘肃的儒生进士及第的就有11人。这些史实都说明, 元代的甘肃教育有了较快的发展。

元代医学教育初探 第7篇

一、元代官方医学学校的设立

中国古代官方医学教育机构的设立时间非常早, 早在晋代就有负责医学教育的太医署, 在此之后的各朝代均设有掌管医学教育的机构。元代正式下令恢复官方医学教育的时间据《元典章.礼部》卷5的记载是中统三年 (1262) , 《元史》上的时间是中统二年 (1261) , 不过这些只是元代正式下令建立医学的开始。至于这个时候颁布设立医学的原因是“医学久废, 后进无所师受, 设或朝廷取要医人, 切恐学不经师, 深为利害。”才由太医院大使王猷、副使王安仁奏请皇上设立医学。其实在这之前, 元朝政府内也设有一些零散的医学教育机构。据高伟的考证, 从蒙哥汗以来, 蒙古统治下的某些区域已有医学存在, 并且有朝廷委派的教官, 而在中统三年以前, 太医院内也设有医学。

元朝政府虽然下令在中统三年年差遣太医院副使王安仁到全国各路去建立医学学校, 但全国各地的医学学校不是在同一时间内设立的, 各地医学学校设立的情况也非常复杂。总体来说, 北方各地设立的时间要早于南方, 而南方的医学学校是随着元朝政府对南方控制逐步强化的过程中逐步设立的。

《庆元路建医学记》“至元二十八年 (1291) 冬, 肃政廉访副使陈公祥, 揽辔来临, 察民颦呻, 尤以以为重。顾讲习无所, 思作新兴起之。”

《全宁路新建三皇庙记》“今遍天下郡邑或立庙建学, 有师有生, 而全宁路独阙……延祐四年 (1317) , 作新庙于大永庆寺之东。”

《弘治温州府志》卷19“余被命守温, 作医学于惠民局之北端, 以延祐戊午 (1318) 八月经始, 越三月落成。”

《滋溪文稿》卷2“前卫屯营在涿州范阳县之境, 建于至元十六年, 而医学之设则肇于后至元二年 (1337) 年也。”

从上述材料可知, 元代南方各地医学学校设立的时间都普遍较晚, 集中在元统治的中期。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元代在军队里也设立了医学学校, 从时间上看是元代的晚期。

二、元代官方医学学校的教官和学生

元代医学教官的编制是效仿儒学的惯例, 但有所区别。《元典章》卷9《吏部三》的记载“诸路教授、学录、学正各一员, 上州、中州各设教授一员, 下州设学正一员, 诸县设教谕一员。”由于需要大规模的医学教官, 元朝政府急需招揽一批懂医学的人才。因此就按照旧例, 聘用医学人才来充当各路的教授, 建立医学。“依旧来体例, 就随路名医充教授职事, 设立医学, 训诲后进医生勾当等事, 仍保举到随路名医人等, 充各路教授。”这些民间的医学人才应该是元代医学教授等的主要来源, 在文献中也有大量的证据来佐证。

魏初《青崖集》卷五《有元故京兆医学教授赵公墓志铭》“公讳友, 字鹏举, 三世业医, 为人恺悌简质, 不立崖岸……至元丙子, 皇子开府于秦, 擢公教授京兆医学。”

姚燧《牧庵集》卷二十九《南京路医学教授李君墓志铭》“君以儒业医, 故思道静诣, 为人诊治疾辄已。中统元年, 制授南京路医学教授。”

王旭《兰轩集》卷16《泰安申君墓碣铭》“ (申) 明敏刚果, 见义必为, 敦尚诗书, 于医尤邃……至元间, 两为泰安州医学教授, 众无不推服者。”

许有壬《至正集》卷54《故成全郎诸路医学提举郜公墓志铭》“ (郜) 以儒为医, 故所造诣视世之专门而局于其术者有加焉。擢大都路医学教授。”

随着医学教育的不断发展, 以及各种制度的完善, 医学教官的来源也从过去单一的民间世家扩大到了各医学学校的毕业学生。在危素《危太朴续集》卷6《故天临路医学教授严君墓铭·序》中有这样的记载:“ (严寿逸) 国朝设医学, 充弟子员者复之。君以儒家子在选中。学官庐陵曾某昭先, 授以《内经》……暨长, 以能医称于乡。遂以选为南丰州医学正, 北游京师。”

以上这两种方式都是官方直接提拔任命的, 此外还有通过仿照儒学的科举考试, 在参加考试的医户中选拔成绩优异者担任医学教授。《元典章》卷32《礼部五·学校》对此有所提及, “赴试人员从各路、府、州、县医户并诸色内, 选举三十以上、医明行修、孝友忠 (义) 〈信〉著于乡闾, 为众所称, 保结贡士……于试中三十人内, 第一甲充太医, 二甲副提举, 三甲教授。”

但是纵观整个元代的医学发展, 民间的医家还是全国各地医学学校教授、学正等教官的主要来源, 而从医学学生中任命和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的医学教官占少数, 至少在现有已知的文献记载中没有大量的发现。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多数来自民间主要是民间医家的医术大多是数代相传, 医术高超;来自医学生少是和元代医学学校的地位有关, 它的定位是普及教育基础医学, 况且在校学习时间短, 导致学生医术水平有限;而科举取士少则是因为元朝科举考试举行的次数少, 录取的人数自然就少。

医学学生主要来自于各地的医户, 还有就是开设药铺或在各地行医人家的男性成员。除上述来源外, 平常百姓家中, 如有品行端正, 愿意学医的也能成为医学学生一员。选拔学生的工作由诸路官医提举司或提领所委派正官一名, 和各路医学教授一道完成。

三、医学教育的管理和考核制度

各地医学教育的管理机构是太医院下属的医学提举司。《元史·百官四》中记载:“医学提举司, 秩从五品。至元九年始置。”太医院医学提举司据高伟的考证就是文献中经常提到的“诸路医学提举司”, 他同时还指出《元史》中记载的医学提举司设立时间不准确, 应该是至元五年, 即1269年。除中央的太医院医学提举司外, 元代在各路也设置了其下属的机构, 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考高伟的《元代太医院及医官制度》一文。文章中提到北方各路设提举, 南方设提领;州设提领, 县设管勾。不过并不是全国各地都设有上述这些机构, 有些地方设立“医学教授司”, 这也是医学的管理机构。

随着各地医学学校的纷纷设立, 政府补充了大量的医学人才进入医学教育领域。在这些保荐的医家中, 存在着大量名不符实之人, 极大地影响了医学教育质量。元政府对此也有所察觉, 在至元二十一年 (1284) 四月时, 御史台奉中书省的札付向上呈报, 要求严格挑选各路的医学教授, 不要任意保送没有才学的人, 建议每年对教授、见习学生进行考核。考核的内容是:“每年出十三科的疑难题, 呈报太医院转发各路医学教授, 令医学生依式每月学习医义一通, 年终时造册呈报医学提举司, 以考察医学生学习成绩。此外, 医学教授就所下发的题目解答3道, 年终时另行造册, 呈报给太医院, 以考核其是否称职。”在这此后没有几年, 到元贞二年 (1296) , 太医院呈报到, 诸路医学提举司制定的十三科拟难医义题目120道, 虽然下发到各路医学教授, 要求他们按照这些题目教学, 到年终进行考核, 可是最近一段时间发现“今 (切) [窃见]各处教授、学正、学录、教谕人等, 连到所业文字, 不依官降题目, 或远行旧题, 或自意立题, 不合格法, 往往赴院求进, 以至泛滥不一, ”导致整个医学教育内容非常混乱。因此, 太医院在此时又重申要加强对教授、学正、学录、教谕等人的管理, 要求他们“须要于三年以里官降题目内, 教授作医义三道、治法一道, 学正课医义二道、治法一道, 亲笔真谨书写”, 由太医院来考校, 如果文理相应、治法允当, 就按照惯例, 医学教授得到升迁, 学正则量材擢用。相反, 如果不按照官方下发的题目或者虽然是官方题目, 可是已经过了三年, 照例不得升迁。这次对教师队伍的整顿由于和他们切身利益相联系, 取得不错的效果, 元代医学教育也渐渐的步入正轨, 国家对医学的控制力也相应加强了。这些措施都是试图通过对教师的奖励, 提高教师水平, 没有制定对教师的相应惩罚措施, 使得“各处学校因循苟且, 不能奉承, 月试既未举行, 课义亦皆卤莽”, 各地的医学教授、学正、学录等又“尸素备员, 浅见寡闻, 不能训诲”。大德八年 (1304) 十月, 太医院的诸路医学提举司采纳了湖广行省湖南道廉访司佥事李奉训的意见, 在全国各地推行改革, 其主要内容是:“一、各处学校应设大小学生, 今后其有仍前不令坐斋肄业、有名无实者, 初次, 教授罚俸一月, 正、录各罚中统钞七两;再次, 教授罚俸两月, 正、录视前例倍罚;三次, 教授、正、录取招别议, 仍各标注过名。其提调官视学官例减等, 初次罚俸半月, 再次一月, 三次两月。二、各处学校若[有]大小生员在学, 而训诲无法, 课讲卤莽, 苟应故事者, 初次, 教授罚俸一月, 正、录各罚中统钞五两;再次, 教授罚俸一月, 正、录各罚中统钞七两;三次, 教授、正、录取招别议, 仍各标注过名。提调官初次罚俸十日, 再次半月, 三次一月。”

经过上述一整套考核体系的完善, 相关奖励或者惩罚措施的制定, 元代医学教育已从原先的混乱走向有序, 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也得到明显提高。

四、结语

元代的医学教育一方面沿袭了前代在这方面的做法, 使得在宋元混战之际一度丧失的医学教育重新得到恢复, 另一方面又在前代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如在医学教育的覆盖面上, 元代基本实现了在中央和地方郡县都建立医学校的目标;在对医学教育的重视方面, 首次将医学提到与传统儒学相等的地位, 仿效儒学与孔庙结合的制度, 在各地医学校所在地建立了三皇庙, 实现了庙学合一。这些都可以看作元代在医学教育方面的突出贡献。医学校的建立培养了大批懂医学知识的医家, 而医学地位的提高则促使更多的人从事医学行业。这种风气影响了整整一代, 元代的医家在医学发展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中国传统医学源远流长, 到了元代更出现了医学发展的黄金阶段, 开创了中国医学的新纪元。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儒之门户分于宋, 医之门户分于金元。”

摘要：元代的医学教育在中国古代医学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主要体现在元朝政府对医学教育的重视, 医家社会地位的提高。本文通过对元代官方医学教育和民间医学教育的研究, 初步呈现元代医学教育的整体面貌。

元代娄东园林艺术特征初探 第8篇

相对于其他时期的中国古典园林而言, 元代江南园林在以往的论述中常被忽略, 有关方面的研究探索也乏善可陈。人们普遍认为, 由于受战乱的影响, 元代私家园林的发展与赵宋时期的园林盛况相比基本处在停滞甚至倒退状态。在元代, 尽管全国范围内园林的兴建之风已呈衰微趋势, 但是包括娄东在内的苏州四野仍有不少新建而成的“文人园”, 其在时间密度上远远超过了宋朝, 形成了一个造园的小高潮。与明清私家园林较多修筑在城市不同的是, 娄东园林大多建于城镇乡村, 呈现出鲜明的郊野乡村特性。学术界对此所作研究相对较少, 至今还有大量的学术空白等待填补。本文即试图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的分析, 探寻元代娄东私家园林的艺术特征, 冀望能在对此种具有地方特色的私家园林的研究上取得一定的成果。

一

古娄东地区, 即今太仓, 最早属吴地, 专指江苏省东南部、长江口南岸的整个太仓区域。由于地处苏州、松江两大府城之间, 娄东在经济、文化上自然都受这两个不同文化圈的影响, 从而造就了其折衷而独特的文化面貌。在元代, 由于朱清、张暄[1]对海上漕运的开通和海外贸易的兴起, 娄东迅速崛起成为东南大港, 形成了亦耕亦渔、亦工亦商的多元化经济格局, 商品经济发达, 社会空前繁荣。娄东文化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活跃起来, 富足起来的官绅豪族争以园亭相竞, 名人高士乐以苑圃栖隐, 其时娄城内外池馆相望, 娄东园林兴造之风蓬勃兴起。

娄东私家园林在元代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原因在于宋代文人社会的形成与山水画的全面成熟。私家园林受山水画论之影响在所难免。到了元朝, 由于统治者对城市的控制较严并实行等级划分制度, 而汉族文人们不愿生活在倍受歧视的环境之中, 于是他们在园林中以诗酒为伴、弄风吟月, 到城镇和乡村隐逸避世。这一现象主要是娄东文士、画家对元统治不满而采取消极抗争和遁世隐逸态度的结果。社会性的逃避现实对园林审美情趣的提高是大有好处的, 传统的造园风尚和文化积淀也是促进娄东私家园林兴盛的重要因素之一。娄东士大夫们极富艺术文化修养, 也十分注重人格价值, 为了满足家居生活的需要, 他们在城镇内外多以置田筑园自娱, 大量建造以山水为骨干, 饶有山林之趣的宅园。他们当中有不少人还直接参与造园活动, 使得当时的园林与自然山水结合为一体, 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元代造园艺术和造园理论的发展。另外, 江南气候、土壤适合花木生长, 园林观赏花木的栽培技术较唐宋有了新的提高, 嫁接技术促进了花木种类多样性, 养花业与园艺的繁盛也直接促进了娄东园林的发展。

元代娄东园林虽不及宋时临安、吴兴等地之盛, 但在不足百年的时间内仍建有8处园林, 比较著名的有周氏园、南园、乐隐园等。造园的主导思想是在宅第中创造具有山林野趣的艺术化的生活境域, 从而获得“不离轩堂而共履闲旷之域, 不出山林而共获山林之性”的理想生活境界。以上旧园在元明易代时因饱受兵祸之灾, 大都已经荒废。

二

作为江南古典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 元代娄东私家园林由于受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 在很多方面表现出鲜明的娄东地方特色。

建筑

根据对娄东历代园林文献的分析, 元代园林建筑以亭、台、轩等观赏场所居多, 布置十分稀疏, 呈点状分布。建筑并不是园林的主体, 关注的重点是水与植物营造的景象。元代正好处在唐宋到明清园林世俗化不断变迁的中间阶段, 娄东园林最显著的特征是园内建筑的数量不断增加, 突出临水选址营建亭、轩、阁等, 强调建筑作为取景的核心场所, 而不考虑建筑自身“被看”的成景效果。这种高台 (轩) 临水的模式在元代娄东私家园林中普遍存在。如沙溪镇瞿智所筑南园 (又名墨庄) 即为一例。秦约在《过南园》诗中曾咏叹:“古铁塘西博士家, 高轩瞰水筑新沙。阶头雨长清裳草, 池里风摇白羽花。”整个园林多用自然生长的野草, 使之散布在河边高轩的周围。登高远望, 盐铁塘河边的芦苇随风轻摆, 开阔的自然景观疏朗质朴, 极具天然野趣。周贤在双凤镇宅园——“周氏园”当中, 散落修建了怀远亭、守玄亭、晚翠亭等建筑, 这些亭子多以周围环境或者植物景观命名, 同时这些命名也表明园主人周贤读书养气与坚辞不仕的精神寄托。而瞿逢祥则隐居在沙溪镇郊野的乐隐园内, “抚琴吟短句, 开径赋高轩”, 远眺团溪湖。杨维祯在《团溪记》中描述园内有环湖水而散落分布的野树村花与笔耕墨亭。元代娄东园林内普遍修筑的小型建筑是游观赏景的地方, 远未形成像明清园林那样采用建筑作为景观分隔与联系的组织纽带。与宋代临安、吴兴的私家园林的建筑处理手法相似, 元代娄东园林继承了唐宋园林遗风, 建筑密度低、数量少而且布置稀疏, 没有游廊连接, 也没有建筑群围合划分景观区域的情况。

我们总体上可以推测出娄东园林主人们是在抵制世俗化, 追求自然意境美。宅园仅是集会、赏游自娱之所, 建筑并不是造景主体而是处于植物景观从属的地位, 因而其数量少且体量较明清时期同类建筑大。

理石

元代娄东园林在普遍保留质朴之风的基础上, 尤其重视植物配置以及自然山石在宅园内的应用。周氏园内竹木繁盛, 亭台相望, 曲径穿石, 泉池花草, 其美景多为时人吟咏。“紫石梁悬窄径回, 龙池长抱采芝台。东家丛竹无人剪, 南圃新花冒雨栽。”这首诗便是对娄东园林理石的描述。很明显, 通过突出土山上的奇石特别是太湖石的设置, 用“小中见大”来象征山峦, 形成岩谷等景象。累土积石的规模比较小是因为当时娄东一带还保留着唐宋园林种植果树、蔬菜等生产性要素, 要求以占地少为佳。又因娄东园林普遍面积小, 不能完全模仿北宋艮岳的理石方式, 需经过简化奇石的单独放置, 而使之成为突出的欣赏对象。北宋艮岳“累土积石”的置石造园方式在娄东盛行与娄东园主人内心怀念赵宋而抵制蒙元统治的观念是相契合的。这就说明, 造园行为与园主的观念是有一定关系的。

元代娄东园林造园方式比较简单, 山石似乎可有可无, 除周氏园外其他园林在文献记载中并无任何有关山石的文字。从“无石不园”角度可以看出娄东元代园林中的假山石不是很必要的元素, 这与明清成熟时期不同, 可以说它是一种“泛园林”或者“非典型园林”。

理水

古娄东地区水源丰富, 造园常能因地制宜, 充分利用自然山水、河道沟渠创造出以水景为核心的自然景致。早在宋朝, 胡峄父子就在涂松修筑“五柳堂”园林, 园内有泉水汇聚而成的池塘, 周围种植垂柳, 一派简疏淡雅的自然山水景象。胡峄父子从思想家胡瑗“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角度出发, 在建园中处处体现延续了唐代北宋园林的自然美。同样, 在元末双凤镇周氏园内, “对竹频呼酒, 临泉一洗心”, 在泉水周围依势布置景致, 有“怀远亭、守玄亭、晚翠亭、采芝台”诸胜。瞿逢祥隐居的沙溪镇郊野的乐隐园是围绕团溪小湖而建, 极富自然情趣, 是避世隐居的世外桃源。娄东私园常以水池做主景, 因洼疏池, 池边因阜追掇山种植大树竹木, 营造园林的最佳景观。

娄东园林对于水面的处理还能借助地势做到形态布局“宜曲则曲, 合方则方”。“方”即水体布局为平直的几何形态, 通常是沿用“广水无山”的模式在方池内营造三山。但娄东园林也有自身的特色。由于海运的兴起, 元代娄东与外界交流频繁, 临海通商的大环境引发造园观念的不断转变, 体现在园林水面处理上便是采用突破方池静水的艺术手法, 大胆进行动态处理, 在唐宋“方池”组织景致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周氏园内“紫石梁悬窄径回”的石洞临泉而建, 为南宋遗制“峰间萦涧”模式的再拓展, 大胆地利用飞瀑造园。这是要做成瀑布形式的需求, 非特置石头做山, 通过一定形式的理石技法, 使流水转化为瀑布。此外, 园内坐落在水边的轩亭, 呈现出“山环水抱”的样式。“龙池长抱采芝台”则明确“三水环抱”的动态理水, 表明存在曲尺形理水模式。与自然曲水不同, 这是极易忽视的由“方”过渡为“曲”的中间态, 对水的处理无疑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是理水模式变迁的序曲。娄东园林面积减小, 导致园内的建筑或景致围绕水池布局分布;水域面积减少, 要求突破固有方池模式, 用水面空间的变化营造出“小中见大”的意境。以往的水中仙山演化为建筑对面隔水而存在的假山, 环绕山的方池水衰退为横隔在建筑与假山之间的水中无山的水池。造园的实践说明园主人内心观念的改变, 即从关注真山水转向园林意境美。

元代娄东园林内共存广水无山、高轩临水、峰间萦涧等理水模式。娄东早期造园方法其实是常见的唐、北宋传统做法, 不是简单延续南宋再现自然山水, 而是尽量保持在野趣自然美前提下追求意境美, 因为唐宋写意园已经成熟。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元代娄东的私家园林理水在继承唐宋园林“适意”欣赏的基础上, 做出了适应娄东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创新, 即各类理水模式的混杂应用。

花木

元代娄东园林传承唐宋造园方法, 比较重视当地植物的造园作用, 大量农作经济意义的种植主体如稻田、桑洲、果园、菜圃等富有郊野气息的植物配置普遍使用。由于气候比北方温润, 草绿花红的周期比较长, 在植物造景方面所受限制比较少, 适宜直接栽种, 并多能因地制宜, 发展出了具有娄东地域特色的花木配置手法。园林中以竹最为常见, 是因为园林的主人都是富有艺术修养的文人, 注重用竹来体现主人的人格价值。如周贤的宅第私园, “园广二十多亩, 茂林修竹, 映带左右”, 突出体现“竹之比德”的思想, 寄寓主人居恒读书养气、坚辞不仕的人生价值。除了竹林外, 其他的观赏树种大致有玉兰、桂树、柳树、松柏、梅花等等, 花卉则主要有牡丹、菊花、莲花、芍药、木樨等等。朱清宅园内“家园万卉斗芳菲”, 周氏园内“林径草香花落尽”、“岸帻穿幽径, 丛芳行愈深”, 都说明在娄东私园由植物种类非常多。由于建筑物占用地面少的原因, 元代娄东园林在植物配置方面又多为成片密植, 一般多种植在亭轩台阶两侧或池水岸边, 利用植物花木种类或四季花期变化使园景富有层次, 比较简单质朴且富有野趣。据此可以推断出元代娄东私家园林花木栽植的总体特点是在经济性的基础上突出审美。

三

在中国园林发展史上, 元代私家园林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唐宋以来的文人园形式, 起到了很好的承前启后的作用。作为江南古典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 元代娄东园林在唐宋与明清两大造园高峰之间的相对停滞的阶段依然有所发展并取得了不错的成就。尽管在造园手法上重视理水而忽视假山, 但是元代娄东园林内相对简单的建筑、理水、理石、花木四要素在“泛园林”观念下共同营造了极具郊野质朴特色的非典型园林。

参考文献

[1]徐伯安.中国古代园林序说浅议[A].建筑史论文集 (第13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0

[2]顾凯.明代江南园林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0

[3]尧云.《娄东园林志》初探[D].[硕士论文].上海:同济大学, 2008

[4]曹涛.元朝的苏州园林[EB/OL].http://caohaitao668.blog.163.com/blog/static/11292197200810302173901/, 2011-10-16

[5]中共太仓市委宣传部与太仓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编.娄东园林[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 2008

[6]李彬, 高鹏.太仓私家园林造园特色探析[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 (02)

[7]郑曦, 孙晓春‘.园冶’中的水景理法探析[J].中国园林, 2009 (11)

浅谈元代卵白釉瓷器 第9篇

一、浑厚典雅的造型

元末孔齐著《至正直记》中卷二《饶州御土》条谓:”饶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垩,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或有贡余土作盘、盂、碗、碟、壶、注、杯、盏之类,白而莹色可爱,底色未着油药处犹如白粉,甚雅。薄难爱护,世亦难得佳者。今货者皆别土也,虽白而垩耳。”元卵白釉瓷常见的有碗、盘、高足杯、甁、香炉等日用小件器具,其造型浑厚精巧,胎质细腻洁白,胎体沉稳、厚重,呈上薄下厚的变化。器具口沿稍薄,腰腹渐渐加厚,底心和足壁最厚,其中碗式有折腰碗、斗笠碗、撇口碗等,折腰最为典型。此外足经较小为口径的三分之一。卵白釉瓷在烧制的底足铺沙渣,以防流釉粘连,故足多粘沙痕,有红褐色小斑点,足底无釉。

元代蒙古人善骑射,好饮酒,特制高足杯,为马上饮酒,称“靶杯”。又因杯体大,腹深似碗,又称“高足碗”。高足杯成型时,杯体与柄部湿胎粘接施釉,釉料流动将二者再次结合。柄部外撇,底柄厚重,使高足杯重心稳定,站立平稳。甁类有玉壶春甁、长颈瓶、双耳瓶等优美器型。卵白釉瓷轮廓收放流畅而自如,转折处柔和而圆润,整体造型饱满而稳定。

二、细腻润泽的胎釉

卵白釉瓷胎延续南宋泥胎原料,又将耐高温含铝高的高岭土与瓷石相结合,使胎中三氧化铝高,氧化铝低,既提高了烧成温度,在大器型的烧制中,成型率高,形态烧制稳定,质量高,被称为“二元配方”。卵白釉是元景德镇创新烧制的新种类,釉质比较浑浊,温润不透明,色白泛青,似鸭蛋壳般,无开片,呈失透或半失透状。元卵白釉中存在少量石英和钙长石,使釉中略带乳浊色。景德镇白釉中减少釉灰,釉石增加,引入氧化物增加釉的粘度,使釉层增厚,其配方中,氧化铝量降低,氧化钠、钾增加使釉料粘度大、烧成范围广,釉质紧密,釉层厚润失透、光泽内敛。当时由于技术原因釉料中铁无法完全去掉,釉色还未达到纯净,使釉色泛青,晚期铁含量降低开始趋向纯正。

三、简单不失雅致的装饰

元卵白釉瓷装饰工艺简单,继承了南宋青白釉瓷装饰纹样,以印花为主、刻花为辅。装饰纹样充分体现当时的社会文化、信仰、民俗特征。纹样以花卉为主,其中菊花纹、莲花纹为典型,也有动物纹,展示高贵典雅的龙纹和云凤纹、云雁纹。除了主纹样以外,还有用于边饰或间饰的纹样,其中常见的有卷草纹、弦纹、波浪纹、莲瓣纹等。利用纹样的搭配与装饰展现不同的阶级等级。除此之外,传世卵白釉瓷之精品模印“枢府”,还见模印“太禧”、“福禄”、“东卫”、“昌江”、“天顺年造”等铭文器物。“枢府”即“枢密院”的简称,是元代掌管军事的最高机关,这些印“枢府”铭的器物无论在胎质、釉色还是制作工艺上,均比当时的其他产品略胜一筹,是景德镇受命专门为其定烧的官府用瓷。卵白釉瓷装饰手法一般用压模阳绞印花,印到瓷坯上,纹饰规格划一,其印纹方式离口沿较远,几乎接近腹中部,由于印花纹较浅,釉层失透或半失透状,圆润流畅的印纹被釉覆盖着,有凹凸不平之感,纹饰若隐若现,赋予人们丰富的想象。

卵白釉瓷是元代的创新品种,为元青花、釉里红、白瓷、五彩瓷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卵白釉无论是造型、胎釉还是纹饰和装饰工艺等方面均显示出不凡的气韵,在景德镇发展史上地位显赫。同时卵白釉瓷为明初烧出胎质洁白,釉面匀泽的甜白釉瓷打下基础,使明白瓷登上巅峰,此时元卵白釉瓷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综上所述,可见元卵白釉瓷在中国陶瓷史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值得古陶瓷学术界认真加以研究。

摘要：众所周知,元青花举世闻名,但此时期除青花还有官用之名品——卵白釉瓷。卵白釉瓷是元代景德镇由宋代影青釉发展创烧的一种白瓷。卵白釉瓷的出现不仅提高了景德镇在白瓷烧制技术,而且促进了彩瓷的发展繁荣。卵白釉瓷数量较少,物以稀为贵,无论造型、胎釉、装饰纹样都得到收藏界的认同,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为人们所赞美,成为一个辉煌的黄金时代。

关键词：卵白釉瓷,造型,胎釉,装饰纹样

参考文献

[1]陈文平,卵白釉年代考【J】,上海大学学报,1988(2)

[2]熊寥,浮梁磁局的设置与撤销【J】河北陶瓷,1986(3)

[3]刘新园,元代窑事小考【J】,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19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