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外交范文（精选5篇）
英国外交 第1篇
关键词：英国外交档案,冷战史,国际关系
关于冷战史的研究, 现今国内学界还大多是基于美国外交档案来进行研究, 但是随着近年来冷战史新研究的不断拓展, “冷战史研究以及更广泛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美国中心’现象受到了严重冲击, 从而使得冷战史研究越来越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史研究”[1]15。因此, 展开对其他国家在冷战国际体系中所起作用的研究, 既成为冷战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需要, 又成为其在多角度、多层面进行突破的要求。在这些国家中, 英国作为仅次于美苏两国的西方大国, 在冷战的发生、发展乃至高潮和结束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 充分利用英国外交档案, 深入发掘其价值, 将对有关冷战期间的英国外交政策、盟国间关系以及整个冷战进程的研究都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为了更好利用英国外交档案, 笔者有必要首先对英国的外交决策机构和外交档案的基本构成作一简要介绍。众所周知, 英国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 英王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 实际掌握国家权力和管理国家的机构分别是议会和政府。外交作为政府管理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 直接反映的是政府领导机构的决策和意志。在英国, “内阁是英国政府的核心领导机构, 其首脑是首相”[2]167, 因此, 英国外交政策以及外交活动主要体现的是首相和内阁的意志。而具体实施决策层意志的机构是英国外交部 (Foreign Office, 简称FO) , 它作为从事外交工作的专门机构具体负责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其首脑———外交大臣则是内阁的重要成员之一, 并直接对首相负责。此外,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英国首相在外交事务领域的权力是相当大的, 它以三种主要的方式对英国外交政策施加影响。首先, 他是直接的参加者, 有时担任“超级外交大臣”的角色;其次, 首相选择他的外交大臣, 并决定外交大臣在自己政府中所起的作用;再次, 首相在决定对需要制定专门外交政策的危机或事件作出何种反应时, 具有充分的自由[3]。
根据上述英国外交活动的分工, 学者们可以利用的英国外交档案就主要集中在三个部分。一是英国外交部档案, 即FO档案。它的内容主要涉及英国外交大臣的外事活动、外交部与首相和内阁之间以及外交大臣与驻各地大使之间的信息往来, 是了解和掌握英国外交职能部门制订、执行和修订外交政策过程及其依据的最详尽和最前沿的档案资料。二是英国内阁文件 (Cabinet Papers, 简称CAB档案) 。它的形成基础是首相每周主持召开的内阁会议。凡是英国参与重要的外交活动或是国际事务, 其相关内容都会作为议题之一在会议上进行讨论并以内阁讨论记录、内阁决议和备忘录的形式存档。它们的价值在于可以了解英国决策层内部是如何对英国外交政策及活动进行讨论的, 并从这种讨论中进一步理清首相的意见是怎样的, 毕竟内阁会议的决议主要还是以首相的意见为准的[4]170。第三是首相办公室文件 (Prime Minister’s Office, 简称PREM档案) , 其主要内容涉及首相与国内各个部门之间的来往函件、与其他国家政要之间的外事活动和来往电报和信函、重要会议记录等等, 可以说涵盖了首相外交决策制定的各个方面。正是由于首相在英国外交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因此PREM文档是整个英国外交档案的核心部分。
为使本文的介绍不显空洞, 笔者将结合对冷战中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第二次柏林危机 (1958—1963) 的研究来阐述英国外交档案的利用对中国冷战史研究领域所起到的重要影响及意义。
第一, 英国外交档案为中国冷战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第一手资料, 为拓展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扎实的文献基础。从国内档案资料的使用来看, 冷战史领域较多地使用了美国、苏联等国的外交档案, 英国外交档案的利用并不充分, 以第二次柏林危机的研究为例, 1958—1963年间的英国外交档案还未有人在相关专著和期刊中使用过。但是这一时期的英国外交档案内容却极为丰富, 其主体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 英国FO档案, 国内可以获得的来源主要是由英国劳特利奇公司出版的《英国海外事务文件》 (第三辑中的《冷战中的柏林 (1948—1990) 》, 其中第二章专门收录了关于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英国外交部的档案。而有关麦克米伦政府时期的CAB和PREM档案可以在由英国亚当马修出版公司制作的数据库“麦克米伦内阁文档1957-1963在线” (中获得全文, 其内容包含CAB128、CAB129、PREM11三个文档。另外, 有关这一时期的英国外交档案还有由英国文书局出版的《帝国的终结项目文件》A辑中第4卷《保守党政府与帝国的终结 (1957—1964) 》 (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 其内容虽不直接涉及第二次柏林危机, 但是囊括了这一时期英帝国在政治、经济、国际关系和英联邦问题上的诸多内容, 对理解和认识当时英国在国际角色转换、国内政策变化、国家战略调整等方面的内容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些档案的发掘与利用为冷战史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史料, 为中国冷战史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完善其研究框架、丰富其体系内容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第二, 英国外交档案的利用为中国冷战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 英国与冷战的关系以及英国在冷战中的地位与作用必将随着其相关档案的充分利用而获得重新认识和定位。当下的中国冷战史研究, 由于资料方面的限制, 其研究的方向与角度大多集中于美苏两国, 即使有对其他国家的研究, 也基本局限于使用美国方面的档案或是二手资料, 极不利于研究的多样性发展。但随着英国外交档案在国内的丰富和充分利用, 这种困境会将被逐步打破, 因为英国外交档案的利用将至少为中国冷战史提供两个新的视角。其一自然是英国的角度, 英国作为当时的世界第三大国, 是冷战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其影响和作用贯穿于整个冷战的始终, 从英国的角度来透视冷战进程或是加强英国与冷战关系的研究都将有利于突破国内冷战史研究的囹圄, 使冷战史的研究结构趋于完整。以第二次柏林危机为例, 既往的研究总是围绕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研究而展开, 无论对其产生原因、发展过程还是影响, 都研究得比较充分, 很难再深入下去, 要想寻求新的发展, 必然要加强对危机期间其他当事国外交政策的研究, 而英国就是其中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实际上, 英国在第二次柏林危机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并非一味观望, 当时执政的麦克米伦政府始终在西方与苏联之间积极地斡旋, 主张利用举行高峰会议及谈判的方式解决危机。特别是在危机发生的初期, 英国更是以积极主动的外交方式影响着盟国对苏联政策的制定, 推动了东西方关于柏林问题的谈判, 促使局势走向缓和。这一研究打破了之前美苏主导危机进程的影像, 凸显了英国在影响危机发展中的原本被忽视的作用, 加深了对第二次柏林危机的研究[5]。其二, 可以把对英国的研究纳入到冷战史的双边或是多边关系中去研究。仍以第二次柏林危机的研究为例, 除了以英国外交政策的角度来研究之外, 还可以研究危机中的英美关系、英德关系、英苏关系乃至盟国之间的关系, 这不但为整个危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而且大大拓展了冷战史研究的层面。
第三, 英国外交档案的利用不仅可以纠正以往冷战史研究中的错误观点, 还原真实, 还能够通过对基础文献的解读得出新的观点和结论。由于缺乏对原始档案的研读和二手资料的滥用, 对冷战中英国的研究往往产生错误的观点和理解。以对第二次柏林危机为例, 以往的研究多把英国的外交政策看成是追随美国外交政策的结果, 简单的把危机中两国的关系归结为美国主导和英国配合的模式, 但从其外交档案的研究中却可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在危机解决过程中, 英国并非一味地为加强英美关系而追随美国的政策, 而是根据自己国家利益的需要来选择反对或是支持美国的应对措施。根据这一新发现的事实, 关于英国在危机中地位和作用的评价也随之发生变化。可以说, 英国的外交政策与表现不仅对美国和盟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起到了制约作用, 还对危机的缓和与东西方关系的缓和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为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此来看, 这样的观点不仅修正了前人的错误认识, 还对英国和危机的研究起到了丰富和深化的作用, 既从不同的侧面进一步还原了历史的真实, 又得出了新的认识和新的见解。
综上所述, 随着英国外交档案在中国冷战史领域的充分使用, 必将从新资料的使用、角度上的创新、观点上的突破等几个方面大大促进中国冷战史的发展。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 虽然原始档案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与可信性, 但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出发, 还应辩证看待和使用它们, 毕竟英国外交档案的内容深深地烙有英国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色彩, 不可盲目全信, 应该在加强英国外交档案与其他国家档案互证研究的基础上, 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 增强其可用性和可靠性, 真正发挥出其自身的利用价值, 使它为中国冷战史的研究拓展出一片新的天地。
参考文献
[1]陈兼.冷战史新研究[J].历史研究, 2003 (3) .
[2][4]施雪华.当代各国政治体制——英国[M].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
[3][美]W.F.汉里德, G.P.奥顿.西德、法国和英国的外交政策[M].商务印书馆, 1989.
英国外交 第2篇
“今年5月之后去英国读研的中国留学生，在毕业后可申请获得一年工作签证。”这是5月26日下午在成都索菲特万达大饭店召开的“下一站…英国”最新英国教育信息介绍会上传出的消息。
谦虚是中国留学生惟一缺点
据《天府早报》报道，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总领事夏添恩先生表示：“英国是非常欢迎中国留学 ・ 日本留学招生计划 100%保证签证 ・ 出国留学第一论坛 ・ 专家在线留学咨询 生的。”中国留学生学术成绩非常突出，能够为英国的学术发展作出一定贡献。他开玩笑地说，目前他只听到一个有关中国留学生的负面评价：太谦虚了。在英国的`教育中，学生都能自由发言提出观点，而才去的中国留学生在这一环节上总是表现得非常紧张，不好意思说出自己的观点。
英国教育新研究生计划
“今年5月之后去英国读研究生的中国留学生，在毕业后可以申请获得一年工作签证。”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中国教育推广总管吴媛媛女士介绍了目前英国教育的最新信息，目前英国针对中国留学生除了启动“新研究生毕业工作计划”外，还启动了“理工科毕业生培养计划及其延伸计划”、“新天才计划”、“威尔士毕业生实习就业计划”等，参加这些计划的中国留学生毕业后都将获得1年或者2年在英国工作的机会。“如果雇主愿意帮忙申请续签，毕业生可以继续留在英国工作。”
英国签证通过率很高
英国外交中的均势思想 第3篇
关键词 英国 外交 均势思想
一、什么是“均势”
英国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均势”思想。何为“均势”？均势就是主要大国保持一种力量或权力基本相等的状态，或者是小国集团与大国保持基本相等的权力。兰克认为均势是现代欧洲国际体系的基本的运行机制，是其自在或自为的一大秩序由来。兰克还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均势的功能，他说：“均势的功能在于防止或扼制单独一个强国取得欧洲霸权，以致破坏其余国家的独立和自主权利，而其首要的构建或维护方式，在于一批就单个而言处于弱势的国家结成足够广泛和有力的联盟，抗衡或击败趋于称霸的国家”
二、均势思想产生的原因及其背景
（一）英国自身的历史发展对英国外交中的均势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英国还未成为主权国家的那段历史时期，英国的外交思想受到了宗教意识的影响，在外交上受到罗马教廷的左右。英国外交传统被改变发生在16世纪也就是英国主权国家形成时期。汉斯·摩根索说：“均势及追求均势的政策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主权国家社会必要的稳定性因素。”主权国家形成，王室在实施外交政策时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推行符合英民族利益的外交政策。英国在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一跃成为成为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拥有“世界工场之称。虽然英国国力强大，但却无向欧陆扩张的野心，英国希望保持均势即各国力量平衡——“均势外交”，英国均势外交政策的核心是任何时候“必须反对一个最强大的国家或者几个国家联合起来的政治上的独裁”于是扶弱抑强、离强合弱、孤立、干涉等手段便应运而生了。英国一直竭尽全力的为维持着一种对自己有利的欧洲大陆均势局面。人们常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英国的外交政策思想与当时国内盛行的自由主义政治路线相得益彰。以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皮尔任外交大臣期间尤为突出，他反对前任外交大臣帕麦斯顿的强硬的外交路线，他采取以经济渗透为主，武装行动为辅的双重方法，把国内的自由主义运用到英国的外交政策中去了，结果不仅使英国扩大了海外殖民帝同时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特别是英国凭借着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制衡着欧陆的集团国家。
（二）英国独特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强大的海权决定英国实行均势外交政策
英国是一个海岛国家，处于欧洲大陆的边缘，与欧洲大陆若即若离，不存在直接的领土争端和边界冲突。得益于此，英国自建立了庞大的海外殖民地，使英国成为欧洲各国中唯一一个不需要再欧洲扩张，便能轻而易举的维持国家实力和国家利益的国家。正如基辛格所说的那样“欧洲大陆被一个最强国的霸权所统治，这是英国人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那意味着整个欧洲大陆的资源会在一个国家的统治下被集中起来，英国的国家安全就会受到极大的威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首相丘吉尔说：“英国四百年来的外交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赋予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特别要防止低地国家落入这个国家手中，”英国总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同它们联合起来，打败和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所统治的哪一个国家”这样我们就保住了欧洲自由，保护了欧洲的生气勃勃和变化多端的社会的成长，这是英国对外政策本能的传统。
（三）西方的制宪传统对英国的外交思想产生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西方的制宪传统来自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国际惯例”“国际法”的观念，即有些“法制”的味道，这些也就是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基督教的传播使西欧人拥有了一种普世主义精神、有了一种集体认同感。首先，在国际关系中就出现了“国际社会”这一抽象概念，即在“国际社会”的各共同体（国家）之间在外交体系中有意识的维持权利平衡；使国际法正常运作，在经济、社会和技术上相互依存。其次，“国际社会”存在的基础是“秩序的维护”。它演化出权力的平衡，以及某些共同标准和抵御侵略的原则和用道义平衡秩序的原则等。
三、英国均势外交思想的推行
（一）干预战争
在战争过程中拉这个打那个，不使任何一方强大称霸。比如在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时期曾援助西班牙与法国作战，但经过1525年帕维亚之战后，西班牙在军事上取得优势，英国立即转而反对西班牙。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尼德兰革命爆发后，出于自身利益和安全考虑，英国采取干预政策，其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迫使西班牙军队撤出尼德兰，恢复尼德兰在查理五世时期的半独立地位；二是为了阻止法国控制尼德兰，维持西班牙与法国间的势力均衡，借此保证英国安全。
（二）结盟联盟的方式
联盟是指各国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通过与别国的结盟协定和互相保证来增加自身实力和维持均势。在独立国家构成的世界中，自卫的本能让每个国家都渴望权力，以确保自身免遭外来侵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足够强大到可以独自抵御对立国家任何可能的结盟，这使得同盟和反同盟的出现成为必然，当国家的安全受到外界威胁时，它可以向前同盟寻找必要的支持，这通常被称为是维护均势的斗争。英国的外交均势思想初具雏形是在克伦威尔时期，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外交经验的日渐丰富，克伦威尔着重采取结盟的手段，维系欧洲的均势状态，建立有利于自己优势局面。当时英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荷兰，于是英国在外交上表面同荷兰友好，与此同时却同北欧最大的瑞典结为盟国以对抗荷兰。
（三）英国经常采取分而治之的方法，通过使用某种策略分裂竞争对手或者使竞争者保持一种分裂状态，从而削弱对手或使对手处于软弱状态
17世纪时期的法国君主路易十四好大喜功，1667年开始发动对外战争，夺取了比利时瓦朗西延、康布两个据点，占领了卢森堡等地，从而使欧洲大陆的均势遭到了破坏，英国为了恢复均势，英参加奥格斯堡同盟共同对付法国。1697年法国被迫接受《立兹威克和约》，条约规定法国兼并的土地，许多都归还原主。正如汉斯摩根索说：“均势意味着由多个自治因素构成的系统内部的稳定。一旦外在的因素或者系统中这个或者那个因素发生变化破坏了均衡状态，系统就会显示出重建原有的或者形成一个新均衡的倾向”。18世纪初，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日益突出。推行均势外交的英国不希望路易十四之孙继承西班牙王位，于是联合荷兰等国组成同盟，击败法国，通过《乌特勒支条约》和约分割法国的殖民地、分割西班牙，以此削弱法国、西班牙两个竞争对手，这便是一种分而治之的均势政策即条约所称的“保持欧洲的平衡”。
（四）补偿方式
它是指给予一国相当于它失去的或别国所得到的东西，领土意义上的补偿是英国常用的手段，以维持被一国占领领土或者试图占领领土所破坏的均势。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补偿原则再次被有意识地运用于殖民地的划分上，尤其是非洲，成为主要殖强国之间签订的众多划分势力范围条约的目标。1906年的条约暂时性的平息了法国、英国和意大利队埃塞俄比亚的争夺，该条约将埃塞俄比亚分割为三个势力范围，其目的是在该地区建立这些国家之间的均势，这里的补偿行为不是彻底地割让领土主权，而是为特定国家的专有利益保留某些地区以进行商业开发和政治军事渗透，并最终建立主权国家。也就是说这三个国家享有在势力范围内活动的权力，而且不会遭到彼此或者其他国家的争夺与反对。
四、英国均势思想的影响
英国均势政策对欧洲大陆的影响是深远的。正因为英国的外交才是欧洲大陆在第一次世界世界大战之前一直处于均衡的状态，良好的欧洲秩序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时殷弘.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从16世纪到20世纪[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56.
[2]尼克松.外交学[M].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99.
作者简介：
朱文娟，女，1989年9月29日，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浙江师范大学2011级研究生，人文学院，世界史专业，国际关系。
英国外交 第4篇
一、国共内战期间的英国“等待与旁观政策”
自鸦片战争后一个世纪时期里, 英国一直在各国列强对华事物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英国自身实力大幅衰落, 加之精力主演集中于本国战后重建及欧洲本土安全事务。远东地区在其外交战略中开始居于次要地位。所以英国对华外交主要采用的是务实原则, 即承认接受美国在中国事物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外交现实。
从抗日战争结束到1946 年国共内战爆发的这段时间里, 英国政府在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谈判解决彼此之间分歧方面并没有多大的作为。对英国政府自身而言, 它所严格奉行的是“不干涉”的政策, 其主要就是两面讨好, 从中渔利, 表面置身事外, 实则赌徒心态。究其原因来看, 这一方面固然由于英国政府内部达成了“不干涉”中国内部事物的共识。因为早在二战时期,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给蒋介石的私人信件中就明确表达了“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态度。另一方面, 美国在战后中国政府政治舞台上渐渐趋于活跃, 因此, 相比于英国, 美国在中国开始具有了越来越大的发言权。1946 年国共内战重新爆发, 内战初期, 蒋介石暂时取得了军事上的优势, 并积极召开筹划“国民大会”, 企图用政权合法性的方式来获取外界的承认。但中共及民主党派集体发表声明抵制国民党召开的非法大会, 国民党图谋遂未成行。英国政府由此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行为是完全符合苏联利益的。鉴于此种情况, 英国虽不鼓励美国全力支持蒋介石政府, 但还是希望美国给予国民党有效援助以防止中共获取全国性胜利, 同时遏制苏联继续在这一地区的扩张。但是随着美国在国共内战后期态度愈渐消极而不愿采取行动, 英国也只得采取“等待和观望”政策。
二、中共与英方的初次外交接触
1948 年三大战役结束后, 国民党军事力量基本瓦解, 英国政府开始转变立场, 逐渐放弃国民政府, 转而提出了“门内留一只脚”的对华政策。此后, 国共两党争端态势日趋明朗, 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 在此之时, 英国又多次表达了承认新中国的意向。1948年12 月, 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向内阁提交了一份备忘录, 建议在必要时刻与中共建立非正式的外交关系。英国内阁最终做出决定:“保持使馆原地不动, 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事实上的外交关系”。随后, 沈阳、天津、北平等地领事馆根据英国政府相关要求, 在各地解放后均留于原地, 未予撤离。1949 年4 月, 停留在长江上的英国“紫石英”号护卫舰与长江北岸的解放军炮兵部队发生激烈的军事冲突。导致英方“紫石英”号护卫舰遭受重创, 搁浅于江边, 英国政府为解救“紫石英”号, 急于打通与中国的外交联络。但由于早在新中国建立,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高层为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国家自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形成的影响, 确立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 不承认国民党时代各国驻华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官方地位, 仅承认的其外国侨民的地位。因此, 驻南京的英使馆官员没能接触中共高层。同时由于中共不想在此事件上拖延太长时间, 英国政府随后通过其它渠道与中共方面多次沟通, 事件终获解决。虽然谈判并不涉及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但这为毕竟为双方外交接触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而且, 英国政府在“紫石英”号事件后保持了一定的克制态度, 南京解放之后, 英国大使馆也没有撤离。
三、新中国成立后中英外交
1949 年10 月1 日,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并向全世界宣告:“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的外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愿意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同日, 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以政府公函的形式将公告内容致送各国政府驻华领事馆, 同时周还在公函中郑重表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愿与世界各国人民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愿望, 从而向世界表明了中国致力于建立良好国际关系的意愿。但与英国所期望的目的相反, 新中国领袖们在新中国外交战略上并未过早的确立与同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方针。同样, 不急于同西方国家建交的外交方针也在此前的《共同纲领》中得到确认。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不急于同西方国家建交”实际上成为了是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在新中国成立之前, 尽管出现中英之间出现了“紫石英”号事件这种个别的极端事例, 但英国仍抱有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意愿, 与此同时, 中国共产党也依然敞开与英国发展友好平等关系的大门。但由于此时新中国外交战略已然确定, 在这种不急于同西方国家建交外交关系的方针原则下, 中英建交势必要需要经历一个艰难复杂的漫长过程。
从历史上看, 英国在双方关系发展中一直扮演着主动者角色。1949 年10 月5 日, 英国前驻北京总领事高来含就向周恩来递送了一份照会, 建议在中国地方政府与英国领事馆之间建立某种“非正式关系”, 并希望短期内恢复两国的正常关系交往。因此从法律上讲, 英国政府送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这份照会基本上可以被认为是对新中国的承认。但由于照会并未在国民党态度问题上明确表态, 所以中国政府并没有及时回应英国方面的照会。此后, 英国政府为了进一步做好正式承认新中国的准备, 英国外交部严令其在广州的外交人员不得追随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 以期向中共示好。同时, 英国还将此相关信息通知美国以及西方一些国家, 期望获取他国的外交态度和建议。除此之外, 在当年年底的英国内阁会议上, 议员们经过激烈讨论, 英国内阁正式通过了承认新中国的决定。
与此同时, 英国准备承认新中国的信息通过不同的渠道传给了中国政府, 然而此时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 与斯大林磋商新联盟条约问题。虽然中国高层此前对英国建交已有所准备, 但由于此时与苏方缔结新条约仍是中国外交领域的首要任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中英建交问题出现了新的变数。一方面, 毛泽东正与斯大林进行谈判, 寻求苏联支持与帮助, 中英如果建交势必会直接影响中苏新同盟条约的缔约, 继而导致苏联产生误判, 中国“一边倒”战略也将会为此受到重大影响;另一方面, 如果新中国拒绝英国的承认, 那么其它西方国家也势必不再准备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如此便会导致新中国初步发展的外交局面再次陷入困境。1951 年1 月6 日, 英国正式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随即通知国民党驻英大使, 决定即时起终止与国民党当局的外交关系。然而, 在同日英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 英国政府却又声称将继续同国民党集团保持实际上的联系。英国再次表现出摇摆不定的外交态度。
鉴于此, 新中国领导人适时提出了中英之间“先谈判, 后建交”的外交建设原则。1 月9 日, 周恩来外长正式复照英国外交大臣贝文, 表示“中国政府愿意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基础上与英国建立新形势下外交关系, 并准备接受胡阶森为首英国政府的代表团来北京就两国建立外交关系问题进行谈判”。
按照以往国际惯例, 两国政府互致承认电文, 便是建立外交关系的开始。不过, 英国在此期间仍然有意支持国民党集团并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因此, 中国政府主张首先进行谈判, 在明确英方对国民党集团的态度之后, 再考虑双方是否适合建立外交关系。正是在这种局面下, 英国同意与中方先进行谈判。此后朝鲜战争爆发, 英国随即加入联合国军, 追随美国侵略朝鲜, 并在联合国内对美国污蔑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案中投了赞成票, 同时还对中国实行, 联合帝国主义国家封锁中国, 这种情况下, 中英关系开始急剧下降, 关于建交问题也就随之中断了。
时间转眼到了1954 年, 以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为目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召开, 在会议期间, 周恩来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进行了简短会面, 双方就中英关系相关问题交换了意见。艾登在会谈中表示, 愿意承认新中国, 希望双方可以借此进一步改善双边关系。随后, 经过艰苦的谈判, 中英两国正式达成了互派代表的协议, 中国政府于是决定任命宦乡为驻英代办, 负责全权处理对英关系一切事务。就这样, 中英两国之间正式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 当时也被称“半建交性质”的外交关系。1960 年, 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华, 在访问期间, 蒙哥马利同毛泽东、周恩来等就发展中英关系深入交换意见。毛泽东向蒙哥马利表示, 只要英国同台湾彻底断绝联系, 对中国获取联合国代表权表示支持, 那么中英互派大使便会成为可能。但此后, 中英关系依然处于不温不火之中。进入70 年代, 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升, 越来越多的国家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中国逐渐在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大陆取得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在如此时代大潮面前, 英国不得不重新审视中英关系新的发展方向。1971 年, 英国外交部召见中国驻英临时代办裴建章, 向其表示提升双边外交关系的意愿。根据英方的积极态度, 中国政府于是决定派遣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负责与英国外交部驻华代办艾易思就升级外交关系问题详细交涉。最后, 双方正式达成了换文协议, 互派大使, 中英外交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四、英国主动性动机与中英建交曲折漫长的原因
英国的外交具有现实主义的特点, 而当时的中国现实是, 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行将崩溃, 中国共产党已经占领了全国大部分地区, 人民革命胜利即将实现。因此, 英国首先考虑的是它在华的利益不受损害, 或者是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英国在承认新中国前给美国的备忘录中指出:“拒不承认一个有效的控制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政府, 不仅在法律上讲不通, 而且还会对西方在华利益造成实际上困难”。因此, 英国不得不考虑自己在中国的贸易利益, 这利益“相当可观巨由来已久”。
自近代以来英国就是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急先锋。通过不平等条约所获得的特权, 英国大肆在中国投资建厂, 疯狂进行资本输出。到新中国成立之时, 仍保有相当数量的工商企业。常年累月的发展, 这些企业已基本占据了各行业的垄断地位, 掌控了国家经济命脉, 残酷吸纳中国人民血汗, 严重干扰了中国本土企业的正常发展。在政治方面, 英国依然享有帝国主义在华特权, 新中国的成立严重威胁了其势力范围和政治特权。因此, 英国政府迫切希望通过与中共接触以最大可能减少其在华政治、经济利益的损失。除此之外, 香港问题亦是英方考虑对华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从英国侵占香港开始, 香港就被打造成为帝国主义在华侵略的重要桥头堡, 它犹如毒瘤一般, 时时刺痛着近代中国屡受列强欺辱的伤痛。1949 年解放军横渡长江后, 如秋风扫落叶, 快速推进至华南地区。英国政府曾专门就香港能否被中共收回问题进行研究, 结果认为香港已无继续存在的条件和基础。所以, 英国政府幻想通过尽早承认新中国, 博得中共对其好感, 以达到继续维持在香港进行殖民统制的目的。如此目的达成, 英国便可继续保持在东南亚巨大的政治、军事影响。
除以上观点之外, 英国考虑同新中国接触还有国内进步力量对其的影响。在英国国内,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英国国内的进步力量开始发展壮大。特别是工党等中左力量上台后, 整个国家的外交走向开始发生改变, 对于中国新的政治力量的崛起产生了极大兴趣。另外, 以工人阶级为主的民众力量也在其中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 他们对中国革命持支持态度。由于全球民主革命力量在战后空前增强, 社会主义力量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极大发展, 英国政府面临这种全球的性的革命浪潮, 不得不有所准备。而与中共尽早接触即可减轻国内左派的政治压力, 也可缓和因意识形态差距导致的敌视, 可谓一举两得。
但是中英建立初次外交关系之后的22 年时间里, 两国的外交关系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这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首先, 台湾因素是横亘在中苏双方之间的严重障碍。长期以来, 由于英国一直将与台湾的“特殊关系”作为自身的外交基石, 因此, “英国对华关系也就不得不居于次要地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英国在涉及中国主权特别是台湾问题上, 与美国步调一致, 唯美国马首是瞻, 很难迈出实质性的步伐。这就决定了中英关系的复杂性和脆弱性, 从客观上延误了中英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其次, 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从1951 年开始, 英国便是美国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使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重要伙伴。进入20 世纪60 年代初, 随着大批新独立的国家越来越多的加入联合国。联合国成员内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争取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呼声日益高涨。美国再难以用“延期讨论”的这种方式来阻挠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解决。于是, 美国便纠集少数国家提出了所谓“重要问题”的提案, 即把中国代表权作为其中重要内容, 要求至少需要联合国成员国三分之二的票数通过, 才可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 企图以此来继续阻挠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然而英国却对其立场作了微妙的调整。在1961 年联合国大会议讨论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合法权利问题时。英国在会上首次投票支持苏联提出的驱逐国民党代表出联合国、恢复中国席位的议案, 但同时却又赞成美国等提出的把中国代表权问题作为重要问题“需经大会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才能做出决定的议案”。由此可见, 英国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使联合国正常席位的权力立场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第三, 英国全球战略问题。英国对华外交政策完全是维护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的。但由于战后冷战局面很快形成, 两级格局斗争开始加剧, 作为资本主义国家阵营的英国必然要与美国保持一致, 以对抗社会主义国家。因此, 英国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保持了极大的谨慎, 同时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摇摆不定的态度, 导致了中英关系迟迟不能出现转机。而新中国也因靠拢苏联, 在发展对英关系方面顾虑重重, 这些都为已显羸弱的中英外交关系横添了诸多变数。
摘要：中英两国一衣带水, 两国之间交往自鸦片战争以来就变数不断, 特别是随着人民革命胜利, 新中国即将建立之时, 中英两国的外交关系开始面临新的环境, 新的考验。而英国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强国, 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施展各种手腕, 企图从中维护既得利益。在整个对华关系中总体是曲折漫长的, 最终在两国的努力下获得了可喜的成绩。
关键词：中英,外交,关系发展,中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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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外交 第5篇
不修篇幅、口无遮拦的约翰逊，在过去多次借由“亲民”、“耿直”、“幽默”的公关形象两度当选伦敦市长。八年任期中，约翰逊也趁着伦敦的国际威名、2012年伦敦奥运会等机会，于国内外强力曝光;城市首长的访问之旅，也让他的足迹遍及各地，从纽约、东京，到雅加达、北京，甚至是伊拉克库德自治区都能见到约翰逊一头乱发的身影。
狂言失言风波不断
国际媒体眼中的争议人物
约翰逊的对外交涉经验与国际声望虽然响亮，但他个人强烈的风格——略显不负责任的口无遮拦与时常擦枪走火的自以为幽默，却也让这位前伦敦市长，成为了国际媒体眼中的争议人物。在过去，约翰逊不但曾多次“失态”于公众（伦敦奥运会宣传活动时，卡在高空滑锁上;访问东京时，在橄榄球表演时重击扑倒小学生对手），其对外的狂言更让他得罪了不少国际显要。
例如今年6月份，约翰逊就参加了英国《旁观者》周刊的“激怒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小诗写作大赛”，当时的约翰逊以一首打油诗，夸张地嘲弄了土耳其总统与德国喜剧演员的言论诽谤风波。约翰逊的这首打油诗，最后成为当届赛事冠军，并赢得《旁观者》周刊所提供的1000英镑奖金。
此外，在公投中担任脱欧派宣传主力的约翰逊，于宣传期间也接连发表“欧盟想建立超国家、希特勒也是”的言论。对表态“希望英国留欧”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约翰逊表示，奥巴马“半肯尼亚的血统”让他打从骨子里“就仇视英国”（肯尼亚曾是英国殖民地，英国并曾残酷镇压肯尼亚20世纪50年代的起义），因此才会给出“挺留欧的馊主意”。
约翰逊的失言风波从不间断，在2007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初选前夕，约翰逊还在报纸的专栏上，嘲笑过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的外表——“活像是精神病院里的虐待狂护士。”
也因此，在这脱欧的关键时刻中，约翰逊能否扛起英国的外交门面，外界的疑虑也就不难理解。
从政生涯一度濒临终结
延揽其入阁为修补裂痕
根据《泰晤士报》先前的报道，在公投脱欧的结果出炉后，声势一度如日中天的约翰逊，曾一度向特蕾莎·梅提出“结盟”邀请——让梅先当首相，自己2020年大选再上——但却遭到梅的否决。而之后，在保守党党魁初选提名前夕，约翰逊又遭到脱欧派盟友戈夫的阵前狙击而黯然退选，从政生涯更一度濒临终结。
不过虽然约翰逊的任命让英国内外感到吃惊，但对于特蕾莎·梅来说，或许又颇为合理：在脱欧公投之后，英国社会陷入了严重的分裂与对立情绪，对于保守党而言同样也需要收拾党内脱欧派与留欧派的关系裂痕，而延揽约翰逊入阁一事，不仅能稳固“党内修好大团结”的气氛，同时也能把记录不良、多次暗捅卡梅伦内阁的约翰逊绑在同一条船上，避免潜伏于国会的他伺机再对新内阁发起挑战。
同时，由于脱欧大臣一职的出现，对欧盟的脱欧谈判，也将由戴维斯而非约翰逊所主导。由此看来，外相一职对约翰逊的仕途前景或也“弊大于利”——无法主扛自己擅长的战场，却得承担更多不熟悉的风险，要是一个不小心再引风波，政治生涯或将就此崩溃。
那么为何约翰逊还得硬着头皮入阁呢？约翰逊过去虽曾担任伦敦市长，但却未曾于内阁或影子内阁担任过主役角色，而包括在先前的党魁选举中，约翰逊也因“缺乏领导力”、“无统御政府团队”的实力而屡遭对手重击，此时若再次逃避邀请，约翰逊本人或再也无法洗刷“不负责任”的形象恶名。
（编辑/立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