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范文（精选12篇）
温州模式 第1篇
近期温州老板们的频频跑路, 几乎无一不是被民间高利贷所压垮。而这背后是温州模式从实业起家到集资投机放贷的结果所致。温州经历了“小商品大市场”到“高利贷利滚利空对空”的模式演变, 是偶然还是必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自发先行者, 温州成功与否对全国民营企业经济转型都具有示范性作用, 而这转型之路或将付出高昂学费。
产业末路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温州人以敢想、敢闯的姿态在改革开放中异军突起, 从打火机、皮鞋到眼镜, 再到各种小商品, 温州成为中国市场化进程的草根力量崛起。
2009年曾有一则关于温州周大虎打火机厂的报道:虎牌是全球最大的金属外壳气体防风高级打火机的名牌, 可这个世界名牌卖不了高价。低成本、低利润的温州模式, 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最重要理由。
那时, 中国入世已经8年, 这8年中, 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中国制造, 正在全世界攻城略地, 2006年, 中国国家外汇储备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 达到10663亿美元。那时, 没有人能够预料到, 5年后这个数字会翻三倍, 到达3.2万亿美元。
在如此繁荣的景象面前, 很多危机已经浮现, 像周大虎打火机厂这样的世界龙头, 也只能获得百分之二十的利润, 那么行业中排名靠后的企业, 其利润率将更加微薄。当他们在这个行业中找不到更多的投资机会时, 资本的逐利冲动必然会驱使它涌向新的领域。
模式的转变大致始于20世纪90年代, 那时温州老板们开始坐着飞机四处找寻投资机会, 从云南的水电站到上海的房地产, 从越南的打火机厂到迪拜的批发中心, 世界的很多角落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而这种冲动, 会在后来的人民币渐进升值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按照2005年汇改启动前1美元对人民币8.27元的汇率计算, 汇改以来人民币已累计升值29.68%。这样的升值幅度, 基本上可以侵蚀掉一个世界龙头企业的全部利润, 何况行业中排名并不靠前的企业。这进一步驱使着这些积累的资本涌入新的领域寻找机会。
除去产业利润微薄和人民币升值对利润的侵蚀外, 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等各方面成本上升, 环保进步带来的成本提升, 整体经济环境的恶化, 都成为了“低成本、低利润”的温州产业模式很难逾越的门槛。
实业的利润日趋微薄, 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产业升级, 另一个是转战其他高利润产业。在浙江一些大型企业集团比如杉杉集团之所以能够转型成功, 除了在整体实力上有优势外, 也得益于各地政府的支持。
但是, 绝大多数民企没有这么幸运, 也没有这个实力。产业升级无路可走, 进入新领域又风险极大。
这是一个残酷而冰冷的事实, 依靠产业的原始和粗放式发展积累了雄厚财富的温州, 面临着产业化的末路。而那些在产业化过程中积累的资本, 又有了强大追求利益的冲动。事情开始起了变化。
地产狂欢
从1998年到2009年, 中国房地产业进入史上最辉煌的黄金年代, 房价在短短十年内翻了4～5倍。
敏锐的温州资本, 就在2004年到2005年开始纵横中国大地, 在2004年的时候号称有上千亿的温州资金炒房团在上海楼市疯抢房子。那时候, 温州炒房团的名声开始在神州大地蔓延和传播开来。
和丰厚的房地产利润相比, 实业的利润太过微薄, “开千人大厂利润不及老婆1人炒房所赚的1/3, ”和千人大厂需要花费的时间精力相比, 从不下跌的房价以及超额收益, 无不诱惑着温州资本进入这个领域。
这个过程中, 杠杆化则加大了温州资本的炒房收益, 即便按照首付三成的按揭计算, 温州资本的杠杆倍数也达到3倍, 每10%的房价涨幅, 都能够给本金带来至少30%的回报, 更何况在早期, 有零首付或者一成首付的出现, 这让温州资本的杠杆比率达到了10倍, 如此高的杠杆比率, 投入价格只涨不跌的房地产市场, 这几乎成为资本的必然选择。
所以, 令人谈虎色变的温州炒房团, 何以横扫大江南北, 屡战屡胜, 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房地产价格近十余年的黄金大牛市。
习惯了在一年一倍或者数倍利润下生存的温州资本, 自然可以支付得起年息20%-30%的资金成本, 这是所谓的温州民间高息借贷能够持续多年, 并且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
游戏终结
游戏本来应该在2008年终结, 但是, 幸运的是, “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在2008年爆发了, 华尔街摇摇欲坠。
在这样的背景下, 4万亿刺激政策出台, 鼓励银行发放贷款, 让大量的货币再度涌入房地产领域, 房地产价格因此在2009年一年内暴涨接近1倍。这更加刺激了追逐利润的资本们的野心。
一位来自温州的青年才俊, 他身为教师的父母, 一个非常重要的副业, 就是投钱给熟人, 参与炒房, 享受高额的回报。这样的风气, 在当时的温州, 十分盛行。
本来, 这个游戏还可以持续, 可是遭遇了2011年如此严厉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标的价格的松动, 成交量的减少, 开始让这些依靠高息资金周转获利的温州资本, 开始进入入不敷出的局面。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去借更多的钱, 来周转, 还上之前的钱, 指望着2008年的局面重演, 这是大部分炒房资本的想法。
不过一些现象已经悄悄在起变化, 炒房团的资金难以为继, 这让民间金融风暴的到来如期而至, 游戏的终结几乎不可避免。
当房子、煤炭、大蒜等标的最后政府出手干预后不能炒时, 他们转向了最后的标的——“金钱”, 于是金钱本身成为最后的游戏筹码, 这便是高利贷的来由。当然, 温州投机的逻辑, 建立在其投资的标的本身, 可以找到下家, 其获取的利润足以弥补高额的资金成本, 可是, 当只剩下钱可以炒作时, 钱本身并不能带来更多的钱, 于是之前搭建的海市蜃楼轰然倒塌, 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转型之困
改革开放以来, 温州虽涌现出宝丽华、恩华、威华等一大批“大船式”的名企。但也应该看到大多数还是“小舢板”, 而且还是资源型、粗放型、家族型为主的多, 产品单一、技术含量低、流动资金短缺、抗击市场风险能力不强。
有学者认为“旧温州模式”中, 温州企业家族管理制度对现代企业表现出不适应性, 以小商品经营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经营模式, 在强大的竞争对手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家庭管理模式随着企业规模的壮大, 弊端日益凸显, 既没有垄断资源又不吸收市场资金以投资进行企业转型, 仅依靠资本运作是无法长期发展的, 这是温州模式的悲剧。
人民币升值、人口红利消失、低端制造业转移, 长期积累的经营模式的弊端以跑路潮的形式展示给世人, 转型再一次提到日程上来。其实, 早在2008年, 温州市政府就颁布了《关于实施工业转型升级321行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意见》, 但是, 温州当地一位官员坦言, 温州仅仅是稍微改变了以往定位于“低档、劣质”轻工消费品的市场扩张局面。“但是在其他方面的转型中, 仍然困难重重。”
“在未来10年, 温州经济将经历难言的转型阵痛。”但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 “不是所有企业都能转型, 只有规模企业才有可能走上产业升级或转型之路, 大多数中小企业的结局应该是行业的横向并购或重组, 形成大的企业, 如果盲目转型也并非好事。”
在周德文看来, 浙江信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福林之所以跑路, 就是盲目转型失败的典型案例, “2008年转型做光伏产业, 结果投进去6个亿, 现在几乎是颗粒无收。”
在下一阶段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内, 周德文认为需要温州政府加大管理体制、行政体系和政府职能创新力度, 在政府与市场的互动中, 推进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对于伤城温州来说, 下一站在哪里呢?
亟待制度救赎
“温州今天之祸, 绝非投机炒作那么简单, 而是金融抑制、改革不彻底和实业生态恶劣等一系列制度因素引发的结果。”
“炒房团”的出现是一种现实必然的结果。
实际上, 这些民间资本如果可以在能源、新技术等各种领域寻找机会, 也不会孤注一掷的在房产市场中如此跌宕。但是在能源领域面临着垄断国企设立的高门槛, 民营资本且不说实力不济, 即便是拥有进入的实力, 也很难迈过政策门槛, 因为一切所谓“国计民生”的产业, 都必须控制在国企手中, 事实证明, 这些产业是中国最赚钱的产业。
为何房地产市场允许私人资本参与并获利呢?主要是城市化进程中, 对于资本的要求量太大, 国有企业不足以完全满足这块市场的需求, 而且房地产的销售链条长, 产品单价高, 国企只盖房子是不行的, 必须有人去接盘。
“温州炒房团”把房价炒高, 地方政府则可以获得更多的卖地收入, 所以, 在这个领域, 政府默许了炒房团们的存在, 并且还一定程度上利用和纵容他们。
有丰厚利润的行业被权力之手垄断, 在这个基础上, 要求那些微利产业进行升级?完全是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话。
此外, 由于金融抑制的长期存在, 使得民间金融成为改革开放30多年, 中国财富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
有数据显示, 对经济增长贡献不到40%的国有经济部分, 获得的贷款资源却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70%以上, 而对国民财富贡献高达62%的非国有经济, 只能从主流金融机构拿到不到30%的贷款。国内外学者的估计, 80%以上依靠民间借贷生存, 目前中国民间借贷的借款总量占全部信贷总量在33%～45%之间。
所以, 温州病的根源在于经济体制。救温州易, 治温州病难, 难在体制。
“现在的关键不是温州该不该救的问题, 而是借此机会, 推动民间借贷的合法化, 将中小企业的发展提至国家基本国策的高度出台长期性的扶持政策, 留住中国经济的血脉。”北京大学风险投资研究所研究员马光远表示。
温州商人,经营新模式。 第2篇
温州有多少PE公司？
在温州车站大道财富中心的写字楼里，眼下就驻扎着多家PE企业。这些机构所掌握的资金从数千万元到10多亿元不等。据业内人士介绍，其资金来 源主要是在实业中已初具规模的民营企业。神力集团、正泰集团、佑利集团、环宇集团等温州传统大型企业，都以合伙或股份制公司的形式成立了创业投资公司。
温州究竟有多少家PE投资公司？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记者：“据我所知，目前在温州本土从事PE投资的企业大概有七八家，包括环 亚、通泰、恒生资产、首华创投、温商创投、国瑞创投等；温州以外地区，温州人创办的PE投资公司也有十余家，如正泰在上海创立的云杉等。”而温州的那些只 有资金、没有投资团队的资产投资管理公司，他们是否有参与私募股权投资，数据还难以证实。可以肯定的是，在刚刚过去的两年里，温州民间资本试水私募基金得 到了飞速发展，PE已经成为温州民间资本寻找出路的一种新尝试。
据了解，目前温州商人运作股权投资的方式基本有三种，一是出资成立有限合伙制公司，不委托基金管理公司，而是自己管理，如环亚投资；二是成立 有限合伙制公司，同时出资成立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由自己出资的基金管理公司运作，如云杉投资；三是直接成立股份制公司，如国瑞创投等。
PE“土八路”的竞争力
作为长三角第一家有限合伙创投机构，东海创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今年4月与其管理团队北京杰思汉能分道扬镳，东海创投联席会主席胡旭苍重组成立了“环亚创投”。
作为先期试水PE的摸索者，胡旭苍自称还是一个PE“土八路”。日前上海某PE创投公司来温考察市场，其间在邀请温州本土PE人士举办的座谈 交流会上，胡旭苍表示，环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有一支企业出身的温州投资者团队，他们在学习国际惯例与经验的同时，更会把温州人的智慧放进去。“土洋集 合，但土的成分更多一点。”他笑着说。
按惯例，在欧美国家，LP(有限合伙人)出资后绝不干预GP(普通合伙人或执行合伙人)的具体投资决策，GP每年向LP汇报数次。LP给GP 的大多是建议或者在GP需要的时候，为其提供人脉和资源方面的帮助。而环亚标新立异的一点是：有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组织创新——即让LP参与管理，GP既做 GP也做LP，也同样出资。
“我们团队都是企业出身的，我们这批人非常清楚怎么考察一家企业。中国的民营企业老板心态都差不多，专家看不出来，我们一瞄就知道。”
胡旭苍举例说，他们曾在昆山考察一家企业的项目。进去只听了3分钟老板的介绍，他
就溜到厂区，问一个车间老伯：“很累吧，你们一天那么多货车发出去。”“不累，一天下来都没几车货。”这一听，就知道可以走人了。
而对一些所谓的高新科技，胡旭苍称也有自己的调查方法。“基金管理公司一看高科技项目，发改委科技立项的，好得很，值得投资。但我们不管他有 没有科技立项，不看文件，我们到客户那里去看。调查他前十大客户，看销售记录。就像某些鞋服企业，销售记录是卖到某专卖店100双，但我们到专卖店一 看，1个月来没卖出几双，那样肯定不好。”
目前，环亚创投已成功募集了10多亿元的资金。今年5月，我们投资的民和股份(002234)挂牌上市。预计今年年底我们投资的还有2家企业将上市；明年3月，通过环亚创投上市的企业将达到5~6家。胡旭苍对自己的新事业充满了信心。
在成立环亚创投之后，胡旭苍也认识到服务的重要性。为此，他还专门成立了博智咨询有限公司，聘请了国内外30多个各大领域的投资专家。
海归派“云杉”的做法
相对于胡旭苍的“土八路”风格，正泰出资的云杉投资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以上海为平台，以正规的海外管理模式为样本——LP出资，GP管理。只不过，这GP也是正泰集团出资成立的。这种模式，也可以说是自己出资，自己管理，GP人才则从外引进。
43岁的胡云耿是我国第一批金融“海归”，长期从事资本市场工作，涉足投资银行、金融咨询、基金管理、项目融资等领域。去年8月加入正泰后，他的身份是上海云杉投资管理公司总裁，并筹建了云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云杉基金是把正泰股东、协作企业和温州众多闲置资金持有者的资金集中起来，用基金管 理的专业技术和方法，开展对外投资。去年12月，该基金初始规模为5亿元，其中正泰集团公司首期以有限合伙人身份认购2亿元。
对于云杉的盈利模式，胡云耿反复强调一点，他们的投资期限比较长，着眼中长期，所以不会在意股市短期波动。另外在行业选择上，传统制造业和高新技术装备制造业是投资重点，纯粹的风投和没业绩支撑的高新技术行业则不会轻易介入。
2007年底，云杉基金达成了其第一笔业务。他们投入9240万元购买焦化行业龙头山西阳光焦化集团的股权，按照他们的进程，这家集团公司预 计2009年上市。同时，他们也根据行业发展趋势、企业经营状况和中国证券市场的预期对收益率进行了测算，保守估计年均投资收益率为60%左右。
谈到基金管理模式，胡云耿认为，环亚的做法，有着合伙制形式，但又有公司化管理的味道。这是一种尝试。而有限合伙制的PE本来是要委托给基金 管理人操作，目前基金管理人不到位，只能说明中国缺少好的基金管理人，但并不能因此否定这种制度。云杉在去年的牛市行情中，坚持严谨的分析。他称，做 PE，一切靠的是投资技术而非运气。
国瑞创投进行式
2007年年末，温州又一大制造企业——神力集团携手浙江富得宝、迅通冶炼、鲲鹏建
设、飘蕾服饰等民营企业，成立温州国瑞创投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金3000万元人民币，高科技产业、矿产资源、特色地产和股权投资等都是该公司投资方向。“实业产业投资加PE项目，是成立公司的初衷。目前公司已 有几个PE项目正在做前期调查工作。”该公司副总梁朝晖表示，目前他们的股份制公司以产业投资项目为主，比如房地产项目、矿产项目等，成立有限合伙制企业 正在规划中。
梁朝晖告诉记者，股份制公司同样可以投资PE，也可以邀请基金管理人专家团队，但要面临双重征税的问题。
另外，合伙制的优势还可从PE基金的资金募集和退出可操作性上体现出来，一方面，合伙人可承诺分期认缴基金，出资完成风险投资基金的资金募集；另一方面合伙人可直接将基金权益账户中资金退出，这种操作性良好的资金募集和退出方式能有效提高风险投资基金的运营效率。
哪种模式更适合温商？
本土PE目前还处在先期试水的摸索期，不管是哪一种商业模式都还只是尝试。但从本质上说，PE是出资人和基金管理人之间的委托与代理关系，是资本与资本运作能力的委托与代理关系。它首先要有实力的出资人，其次要有专业的团队，还要有良好的机制与商业环境等。
胡旭苍在做创投后的将近8个月的时间里，每天睡觉时间没有超过6小时，非常辛苦。有时候为了抢在人家前面做项目，光研究合同文字就要3天3夜不睡觉。连跟着他的司机都笑说“快要崩溃了”。胡旭苍感叹道，原先以为资本投资是一个好方向，比办企业省力，但现在发现，资本投资更累。
正如北京杰思汉能负责人所说，温州企业家做实业在行，但是在资本市场上的经验普遍不足。他们要身体力行，显然还有一个很长的适应过程。
更多业内人士称，从长远看，出钱的不管事儿，给专业的基金管理人更大的空间，这才是PE投资更好的选择。但这里也需要注意一个问题，现阶段PE基金经理从业时间普遍不长，国内缺乏成熟的基金管理公司，所以尤其要注意选择专业的、高水平的运作团队。
业内人士分析，就温州本土PE机构来说，最大优势是他们代表了中国民营企业最彻底最务实的理念。在目前温州商人初涉PE的情况下，应该按照温 州模式与特色去做，而不能照搬照抄国际PE管理惯例。也只有在一轮大浪淘沙之后，才会真正出现那些规范运作、专业管理、适合本土企业的PE机构。
实业＋PE的冷思考
眼下，“实业稳定发展，股权投资增色”已经成了为数众多的温州企业主理想中的发展方向，也是众多温州商人的新财富梦。
“温州应以私募基金为突破口实现金融创新和金融深化。”温州本土经济学家马津龙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他认为，相比上海、天津等地，温州最 大的优势，是民资充裕，民
营企业众多。这为PE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条件。而据其透露，有PE投资者已向温州市领导提出“将温州打造成私募基金总部基地的报 告”。
不过，温州商人真的适合PE吗？介入PE是否就意味着机遇？对此，坊间也有学者表示质疑。
目前众多初入PE领域的投资人一个共同处境是，在“资金过剩”的市场供求关系中，一个项目出现同好几家机构谈的情况比比皆是。据了解，温州一 家创投企业，募集资金过亿，但半年多时间过去仍然还找不到一个项目投资。胡旭苍也为此感叹：“有投资潜力的项目就那么几个，就像美女，要靠抢。”
此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由于“短、平、快”战略投资项目高度稀缺，自2007年以来，中国私募参股项目的估值水平在庞大热钱哄抢下一路 走高，一般PE股权市盈率定价6~7倍间，但目前PE股权估值水平普遍在10~12倍。而中国股票市场上证指数从6100多点跌至不到3000点，动态市 盈率从年初的35~40倍一路下滑至目前的17倍左右，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破裂惨烈，PE投资风险递增。对此国瑞创投副总梁朝晖就向记者表示：“从长线考 虑，中国PE还刚刚起步，还有非常大的前景，但现阶段，我们还是以考虑产业基金项目居多。”
胡云耿指出，PE投资者需要调整自己的投资预期回报率，同时不要受二级市场太大影响，坚持中长期投资理念。按照国外PE行业的情况，过去三十年来平均收益33%左右，而动辄几倍收益是罕见的。中国PE还刚刚起步，有待成长。
“温州模式”是否过时？ 第3篇
“‘温州模式’是温州人的一种精神、一种文化，是当时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试验田．晴雨表．方向标。”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温州人抓住改革开放这一难得的发展机遇，开始发展各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小作坊、小店面、小工厂。永嘉的纽扣市场、乐清的低压电器市场．鹿城的皮鞋和服装业、苍南的印刷和标牌制作业，特别是温州的打火机、皮鞋、服装、眼镜、低压电器等轻工产品制造业．都很快繁荣起来，产品销往全国各地，有的还出口到国外。
1985年5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刊发一篇题为”温州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消息，该报道不仅占据当日头版头条的重要位置，而且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温州市农村家庭工业蓬勃兴起，短短几年时间，创造出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温州家庭工业的发展道路，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种模式——”温州模式”。从此“温州模式”与”珠三角模式”“苏南模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模式”之一。“温州模式”也成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样板。
正当全国以学习”温州模式”十多年之后，一些经济学家发现，一直被温州人引之为自豪的“温州模式”正遭遇发展的重大挑战。
“温州模式”是否过时
据有关部门统计，自1997年之后，经济增长保持20多年全国前列的温州市，GDP增长速度开始下滑。到2003年上半年，温州市GDP的增长更是落到全省倒数第二，到七八月间．竟然滑到全省倒数第一。2005年上半年，温州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为893．21亿元，虽然自身同比增长率达到21．8%，但与增幅为32．5%的湖州市却低了10．7个百分点，甚至比相邻的自然条件较差的丽水市也低了6．9个百分点。
温州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引发了人们对“温州模式”的又一轮关注，不同的是，这次不是学习温州经验，而是提出了“温州模式”是否过时了的疑问，更有甚者对”温州模式”给予否定。对此，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2003年4月15日在杭州举行的“国家信息化专家论坛”上指出，“温州模式”在推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或者说是做出过贡献的。但是，任何一种模式都有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局限性，因此，“温州模式”不能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而应与时俱进，有所创新，有所突破，才有新的生命力。
民营企业的“天花板”在哪?
专家认为，一些民营企业家”小富即安”的理念(温州人常说为”天花板到顶”)，加之家族企业的管理局限性等原因，阻碍了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
从温州的外部发展环境来看，温州人多地少，人均土地只有0．33亩，企业用地紧张，加上温州人”炒地、炒房、炒车”等因素，将温州的地价、房价炒得很高，其中地价每亩在25万元左右，房价每平方米在1～2万元之间。这也增加了企业的投资额和生产成本，甚至增加了企业职工的生活成本。
温州作为浙江省距长三角中心上海最偏远的城市，温州在招商引资方面却远不如杭州、宁波。绍兴、台州等地区。而且，温州经济为典型的“老百姓经济”，民营企业发展具备很强的自由性．政府的管理调控作用比较弱，民营企业难以成规模、上档次，不利于企业参与国际化、大规模的经济竞争。
此外，由于一些温州民营企业家具有投机、急功近利的心理，造成诸如炒房，炒煤等形式的投资热席卷全国，使温州大量的资金外流；另一方面，国外，省外的投资却明显减少，从而造成温州经济的整体发展速度减慢。
“无为而治”到“有为管理”
“温州模式”的创新，首先从政府职能转变开始，从过去的相对”无为”变为适度”有为”，进一步发挥政府的服务、规划、引导、筑巢、搭台的作用。为此，2005年，温州市委。市政府在全市推出“四大工程”：一是招商引资“1号工程”，扩大对外开放。二是工业发展”12345工程”。即经过3年奋斗，力争引进世界500强企业10家，高新产业与规模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20%以上，拥有10亿元销售产值大企业30家以上，拥有中国名牌、驰名商标40个以上，工业总产值5000亿元以上。三是“139富民攻坚计划”。把全市139个欠发达乡镇作为今后重点扶持的对象，让另一部分人也富起来，提升温州整体竞争力。四是深入实施“百项千亿工程”，改善全市的软硬环境，增强温州的区位优势。
另外，为了推进民营企业的发展，温州市将电力、交通、水利这些垄断行业让民营企业参与竞争，同时也为改善温州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创造条件。
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表示，温州要树立工业立市、品牌立市的观念，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继续打造”中国轻工业城””中国鞋都”，打造出一批有影响的温州品牌和有高新技术含量的新产品。目前，温州已有康奈、吉尔达，报喜鸟等40个中国名牌产品和中国驰名商标．还有上百个省级名牌产品，另有一批企业正在向国际化品牌目标努力。另据统计，2005年温州新增加10～20亿元以上、且含有高新技术的新兴项目达30多个，新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达400多家。
温州民营企业经营模式的启示 第4篇
温州民营企业经历创业在先, 技术创新随后的过程, 要靠技术赢得未来需要增强一个意识, 加大两项投入, 坚持三项原则, 突出四个重点。
1、增强技术成果以企业为主体的意
识, 建立企业技术研究机构, 以市场化产学研合作为主要方式, 积极利用外部研发条件, 充分发掘内外部资源, 与国外企业、高校院所、科研所、专业团队、专家教授个人的合作, 明确开发课题, 并指定专业技术人员, 落实开发经费, 设立实验室。
2、加大资金和人才两项投入, 提取技
术开发费用, 提高研发经费比重, 同时采取激励措施吸引优秀科技和经营管理人员, 形成稳定的技术创新力量。
3、坚持先进性、实用性、可行性原则,
针对企业实际特点, 紧紧抓住技术可行性和市场可行性两个方面, 选择消化吸收科技成果。
4、突出开发新产品、推广新技术、应
用新工艺、使用新材料四个重点, 以创新为导向创造出高层次竞争优势和高附加值, 扩大响度, 提高产品差异性, 形成核心部件的自主知识产权。
二、产业集群升级
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人民币升值这一背景下, 沿海地区产业集群必然面临着升级或区位调整的问题[1]。发挥产业集群优势, 提高产业集群的宽度和强度, 广泛紧密联系具有竞争优势的供应商、销售网络、高效率的企业联盟不仅有利于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服务, 而且利于企业间互相提携、共享知识、促进创新。
1、通过有选择的制造业转移, 推动产业加快升级:
对于产品特色显著、根植性良好、地方关联性强的制鞋、打火机、眼镜、服装等温州产业集群, 要在保持已有集群优势基础上提升企业的设计、制造、管理、决策及营销能力, 逐步提高产品附加值与技术含量。
2、积极打造新的产业集群基地, 充分
发挥温州产业集群的资金、技术、管理、招商与中西部地区的土地、劳动力及优惠政策等优势, 将“低关联、低外向度”产业集群的企业及其配套企业先行一步迁移到中西部。
3、规划产业新方向, 把握当前国际服
务业转移的机遇, 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国际贸易业、信息服务业、金融保险业、现代会展业、中介服务业六种生产性服务业。
4、大力发展总部经济, 是外部经济环
境深刻变化和温州经济内生发展双向作用的必然结果, 是温州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这是规避土地、材料等刚性资源约束, 增强软实力的有效途径, 鼓励企业外迁, 总部留在温州, 同时吸引温州人在外开办国内外知名企业把总部迁到温州。
三、走国际化路线
温州民营企业要实现国际化, 努力做到以下四点。
1、生产国际化。
通过学习、创新, 加入全球化生产体系, 转向新的、更有利可图的价值链, 为产业提升奠定重要基础。
2、管理国际化。
冲破家族观念束缚, 建立规范的股份制企业集团;改变家族管理模式, 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树立“质量就是企业生命”的观念, 建立科学的质量标准体系和检测体系。
3、经营人才国际化。
建设熟悉外贸业务、精通国际营销的人才队伍, 技术精湛、善于经营的专家团队, 熟悉国际贸易规则、懂法律法规的律师组织。
4、关系网络国际化。
温州民营企业通过其海外关系网络可以获取国际市场政策信息、市场信息、商业合作信息等关键性资源, 这些信息的获得有利于温州民营企业熟悉海外市场环境和把握市场机会。
四、优化人力资源管理
如何寻找管理最优解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根本所在。
1、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为人力资源管理提供组织上的保证。
只有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产权分离, 权责明确, 才能出现职业经理人队伍, 经营权交由职业经理人管理是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才能在组织上保证了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提高。
2、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和“双赢”的理念, 提高企业凝聚力。
把员工的个人发展同企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员工是企业发展战略的执行者和实现者, 在制定企业的长远发展战略时应当考虑员工的不同层次的需求。
3、全方位构建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进行合理的组织设计, 科学分工、职责明确;建立科学的人才选用机制, 给企业内外员工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依法建立劳动用工制度, 要按照劳动法的规定, 与员工签定劳动合同, 明确劳动职责和报酬标准, 同时应完善社会保险。
4、营造适应现代企业制度需要的企业文化氛围。
要倡导终身学习、团队学习、工作学习化等先进的学习理念, 营造高素质的人才结构优势, 不断创造出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的人性化企业氛围, 让员工与企业同步成长, 在企业有成就感、家园感。
摘要：没任何一种经济模式像温州模式那样一直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 温州民营企业是温州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 探讨技术创新、产业集群升级、走国际化路线和优化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启示对于温州民营企业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关键词：技术创新,产业集群,国际化,人力资源管理
参考文献
[1]、陈耀, 冯超.贸易成本、本地关联与产业集群迁移[J].中国工业经济:产业经济, 2008 (3) .
[2]、朱选良.温州总部经济发展的战略定位与对策探讨[J].企业经济:区域经济, 2010 (3) .
“温州模式”与就业制度的创新 第5篇
“温州模式”与就业制度的创新
温州就业问题解决的内在机制在于就业制度的变迁与创新。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经济的高速增长、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增强了社会的动态就业能力，为就业制度的创新提供了基础;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和市场化培训机制的建立，促使温州市场就业制度的.形成，从制度上保证了就业的增长;就业观念的转变则是市场就业制度形成的关键。
作 者：施端宁 作者单位：温州师范学院 政治经济系,浙江 温州 325003刊 名：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年，卷(期)：25(2)分类号：F061.5关键词：温州模式 市场就业制度
温州信用模式危局 第6篇
3个月前，2013年6月初，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政府发文，要求全区范围内租用他人用房、场地的企业缴纳职工工资保证金，数额为5万～150万元不等。此文件一发布，武思南的朋友就和他抱怨：“这是政府防止企业跑路的政策。”
自2011年爆发的跑路潮以来，温州的上空一直弥漫着不信任的空气。“政府不信老百姓，老百姓不信政府，银行不信企业，企业不信银行。企业说银行是骗子，银行说企业是小偷。以前企业互保，彼此拍下脑袋就决定了，现在企业会担心自己被拖垮，连亲兄弟企业都不敢互保了。”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
而不久前，周德文远赴美国，去听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的演讲，这两个人都提到了温州的跑路风波。“坏事传千里，一旦对温州不诚信传闻过于妖魔化，对温州信用的重建影响就很大。”
像以往发生在温州的那些风波一样，每一次都是以重新树立起温州信用结束，这次也不例外。“不怕财产损失，最怕信用体系失去。”中国民主建国会温州市委员会常委金利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民建里商人居多，金利泰这两年听了太多商人跑路、经营不善的故事。每言及此，大家最担心的是整个温州信用体系的崩坏和商人创业精神的削弱。
建立信用城市也正成为温州市委和市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这次危机对温州企业的诚信，是一个重创。政府和企业家都认识到，温州要建立包括政府、企业、个人多方面的全社会的信用体制。”温州市市长陈金彪在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说，温州已经建立信用建设领导小组，目前整个中国从农村社会向城镇化社会转变，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温州必须在陌生人社会中谋求现代诚信的建立。
信用如山倒
在温州借钱一直很容易，口头协议，不用字据，信用基石是其根本。
高度的信用空间曾造就了温州一个特有的现象，就是温州人做事喜欢抱团。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人涌向全国创业，只有老乡靠得住。在全国各地，温州企业经常组成“生意圈联保”“老乡联保”和“同行联保”，互相担保向银行申请贷款，共同获利共担风险。彼此都是温州人，虽素不相识亦可成事。
这是温州的传统。即便温州人在海外，手头一时拮据，想向一个并不相识的温州人借钱周转，只要两人共同认识一位温商，“中间人”甚至不用出面，借贷双方聊上几句，一切就OK。
“温州的文化是熟人文化。要是不担保，就连兄弟老婆出门都会被人骂。”温州开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跃胜说。2009年，武思南让一个在杭州的温州朋友，帮他在杭州买总计1200万的几套房子，户型由朋友看着定。一个电话，朋友就帮他支付了1200万，朋友说不要利息，但武思南在还钱的时候，还是给他多打了100万。
到2011年，形势突变，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基石开始瓦解。2011年底，武思南身边两个人跑路，他损失近千万。其中有一位是他的表亲，在临跑路前的头一个晚上又和他借了200万。此前，武思南已经将300万放在她手用来放贷收利息。第二天，表亲一家人神秘消失。
而武思南公司急需周转资金500万，再打电话给朋友时，朋友让都他自己想办法。而这两年经常主动上门询问要不要贷款、不需要担保的担保公司，开始要严格抵押，而且要付高息。并且，每隔几天就来催款。
从2010年开始，武思南公司经营越来越难，劳动力成本至少上涨了30%，原材料平均上涨20%。但和2008年金融风暴时不一样。2008年利润虽少但“可以活”，而现在是“有订单却没办法做”。
主要原因是很多企业对温州人不再信任。企业订单并不少，但购买原材料时，对方要求只要是温州企业必须付现金，这使武思南不敢轻易接单，他要在这个紧要关头保护好自己的现金流。他另一个做电子产品销售的朋友同样碰到这样的问题。以前外地供货商对温州企业很信任，可以货到再付款，或者推迟一段时间结算都没问题，但现在，很多供货商的要求是款到再发货，而且要全款。
供货商板起面孔亦属不得已。2011年，温州眼镜巨头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跑路，对上游供应商大量欠款。而在他跑路背后，其貸款互保模式，关联企业和互保企业起码有上百家，也都将面临无力偿还债务的危机。记者采访时，距离胡福林跑路已经有两年时间，2013年初另一家温州大型眼镜企业董事长离世，亦与和信泰联保有关。
“即使朋友、兄弟之间都开始怀疑，‘你到底行不行啊。”温州市担保行业协会会长郭炳钞说。《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苍南龙港的亲兄弟企业出现困难已不再互保。
最不喜欢存钱的温州人开始到银行存钱，不再投资，不再借贷。据温州市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当地存款总额已经超过“房地产投资”和“民间借贷”，用于存款排在第一位。截至2013年6月，温州市银行业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达8282亿元，比年初增加了536亿元，同比多增加270亿元。银行存款节节上升，创下温州历史纪录。
2013年3月底，温州金融改革一周年，最大的亮点就是成立了民间借贷服务登记中心等融资平台，“但是8000亿的民间资本市场只有5个亿的成交额。”周德文说，这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温州民间借贷的信用体系瓦解，没人敢再往外借钱了。
当问到武思南以后还会不会借钱给别人时，他停顿了一下：“要看借钱做什么，如果是治病，就可以借；做别的，那肯定是不会了。”
病去如抽丝
互信不再，企业家的自信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武思南觉得，跳楼了，跑路了，说明温商精神没那么坚强了。周德文也认为这是温州商人的自信心被削弱的表现。
但是，也有温商在砸巨资想维护这已经命悬一线的信任纽带。黄作兴是江南控股集团董事长，他的侄子，温州最大的皮革老板、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鹤，2011年4月丢下经营近10年的企业跑路，引起过不少恐慌，被温州人叫做“黄鹤一去不复返”。
江南皮革是江南控股集团的子公司，黄鹤一直下落不明。“天要下雨，娘要改嫁，他不争气就随他去了。”黄作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给他担保的1个亿，1分钱不少还掉了，将2600万利息也还掉了。1000多工人、400多万的工资和失业金都付掉了。”黄作兴说，他知道这些钱，“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2013年4月，温州泰顺的两个老人，两个儿子都是企业家，都离世了。当两位老人知道儿子还有80多万欠债时，振作精神，捡垃圾也要赚钱还债，“这才是温州精神。”武思南说。
以前黄作兴这代温商有很强的自信心：别人做不起来的事，我能做得起来。温州模式并没有什么神秘、深奥的地方，最为关键的就是让企业家精神、市场力量得到发挥。在温州人均识字率，交通条件，基础设施，经济资源，温州底子之薄，几同乞丐。但是老一代温州人有“三板精神”“四千精神”：就是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还有看黑板，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吃了千辛万苦，说了千言万语，也要达到目标。
只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不少像黄作兴一样岁数较大的商人，或多或少卖了部分工厂。黄作兴承认，“做事越来越难，休息了，没有斗志了。” 黄作兴经常会比较：很多企业原来做500万的利润日子很好过，天天快快乐乐，全家无虑无忧，无牵无挂，没有任何债务的外部压力；现在利润做到一个亿了，反而是债务累累，面对银行的追债、社会的追债，过年都没办法安宁。“都是过眼烟云，一下子就会没了。”
如今，信用体系遭受重创，本就看中血缘地缘关系的温州人，更加重视家族的力量。一个平阳的商人这样论述家族之于他的重要：他的企业管理职位只用亲人，只会在本家族或者妻子的家族中挑选。用外人会跳槽，带走商业机密和技术机密，还有订单。如果亲人这样做，他会面对整个家族的抛弃。做生意难免会要融资，家族成员的借款比钱庄要利息小得多，展期也容易。“就是我彻底败了，我有经营经验，也会被亲戚的企业雇佣。”
记者在采访中遇到这次危机中倒下的商人，几乎无一例外寻求自己在国外和国内亲戚的帮助，帮忙销售亲戚企业的产品，还有暂时为亲属当司机，每个月赚几千块钱。
在重建溫州商人辉煌的今天，温商过于倚重家族和熟人之间的诚信，曾经为他们带来辉煌，如今似乎正在成为他们的阻碍，也让温商持续在低谷徘徊。危机过后，温州企业越来越保持保持封闭式家族企业的形态，既不让外人进入，也不想与其他企业联合和合并，更不愿被其他企业收购和兼并，以致温州平均企业规模依然很小，少有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的‘温州模式已经变成现实的包袱，这十年来，温州的区域经济发展没有很好地从初级市场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转型。”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早在2004年，他就断言“温州模式”将在25至30年后消失。
温州模式 第7篇
一、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嫁接”是温州模式发展的有效途径
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一日千里, 19世纪每50年知识增加一倍, 现今是每三至五年增加一倍。近30年来人类取得的科技成果超过过去2000年的总和。世界各国日益省悟到, 综合国力的提高, 要靠高新技术的发展才能实现。近10多年来, 美国重视高新技术, 美国经济持续10年高增长。日本按传统思路发展重化工, 结果日本经济十多年来处在低迷状态。再一个实例是韩国与我国台湾经济, 我国台湾地区重视信息产业, 注重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结果台湾经济相继得到发展。韩国按传统思路发展重化工, 结果处境困难, 连大宇财团这样的大企业都陷入不能自拔的困境。 审时才能度势,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态势, 温州经济界、企业界通过战略思维, 深刻认识到发展高新技术是创新温州发展模式的根本途径。温州经济不能“锁”在劳动密集型、科技含量低的“地摊”上, 更不能在现在的支柱产业鞋革、服装、塑料、印刷、泵阀、电器、眼镜、打火机、剃须刀、家具、锁具、制笔、钮扣、拉链等产业上重复徘徊, 不能在市场竞争的大浪淘沙中做大潮过后残留在沙滩上的鱼虾坐以待毙, 而要站在时代的前列, 不畏艰难险阻, 通过发展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 实现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转变。
现在, 温州市正处在工业化的中期, 经济发展阶段是不可超越的, 即温州经济不能超越工业经济求得高科技的全面到来, 又不能坐等工业经济充分发展后再来筹划高新技术的发展。知识经济是后工业社会的主导经济, 就是说处在工业社会的温州不可能出现知识经济的全面到来, 但知识经济的成果完全可以被我们所利用, 以加速温州工业化的进程。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的重要问题, 是在产业现代化中如何正确对待传统产业。2005年全市工业产值是3500亿元, 高新技术产业只占全部工业产值的1-2%。“十一五”规划纲要工业总产值要达到6000亿元, 而高新技术增加值力争达到280亿元, 高新科技增加值只占工业增加值的11.2%。这就告诉我们:方向性的问题一定要把握好, 基础性的产业要紧紧抓住。不能把千亿以上的存量资产 (传统产业) 丢在一边不管, 而热衷于几亿、十几亿、几十亿的增量资产的高新技术的投入。我们说一届政府5年很快就过去, 到头来是两头不着落:大量的存量资产 (传统产业) 得不到改造, 面貌依旧;而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很小, 又不成气候。这是一个现实的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西方经济发达国家, 这几年新兴产业发展很快, 但传统产业仍居重要地位, 不可能都是新兴产业。
当前, 我们温州的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距国际水平的制高点尚有很大距离, 也就是说还有很大的技术发展空间, 发展余地还很大, 只要我们把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嫁接”这篇文章做好了, 使知识经济的理念渗透到传统产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服务各个环节, 前途还是光明的。如一只木方向盘采用电脑软件, 引进国外先进加工工艺, 就能为奔驰、凯迪拉克等高级轿车配套;又如一台缝纫机装入芯片和液晶显示器, 就成为机电一体化的多功能产品;一台高性能的缝纫机相当一辆宝马车的价值, 产品畅销日、美、欧市场。我们说皮鞋是传统产品, 温州“吉利达”鞋业公司, 面对欧盟反倾销, 在今年广交会上出新招, 22项国家技术专利打造一双纳米功能鞋, 这种鞋具有分解脚部分泌物、换气迅速、调节温度的独特功能, 招来一批又一批国外客商, 显著提高了产品价格, 增强了企业效益。再如一台垃圾处理机, 采用智能控制系统, 就能变废为宝, 生产有机肥料。我们要致力提高传统产业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使传统产业焕发出新的生机。平阳县三帆明胶厂改变传统工艺, 采用酸法降解终点控制法, 缩短生产周期, 各项指标达到或超过国家药典要求, 成为浙江省新产品, 起到替代进口作用。
二、“以民引外, 民外合璧”是温州模式发展的创新
民营经济是温州的最大优势, 民营经济是国内生产总值的主要贡献力量。在GDP中温州民营经济占80%, 在工业产值中, 温州民营经济占96.7%;民营经济是社会就业的主渠道, 是安邦富民的主要力量。在温州社会就业90%以上靠民营经济去解决;民营经济是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新生力量, “以民引外”是温州招商引资的最大特色。去年温州市引进的180多个项目, 有三分之二是民营经济引进的。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和正泰集团携手联合;意大利“杰尼亚”著名品牌公司与夏梦公司联姻;世界最大泵业制造商日本荏原公司与温州嘉利特公司合作;全球500强法国明胶生产企业德利达公司与平阳三帆明胶厂合资;世界顶尖钢笔生产企业瑞士凯兰帝公司与人可工贸公司合资生产高档钢笔。实行“以民引外, 民外合璧”以来, 全市招商引资步伐大大加快, 去年一至三季度, 全市新批外商投资企业、合同利用外资、实际利用外资分别增长48.2%、89.4%和66.7%, 都有大幅度的增长。2007年上半年, 全市招商引资出现提质增量的良好态势, 2007年上半年合同利用外资、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206.8%和184.8%。实际表明, “以民引外, 民外合璧”是温州市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提升产业层次的“助推器”, 是民营企业做大做强的“发动机”, 是提升民营特色经济的“牵引机”。
然而, 温州也面临新的挑战。一是产业发展难以为继。经过20多年的发展, 温州虽有集群产业的规模优势, 但更多的企业还处在“低、小、散”状态, 缺乏核心竞争力。二是要素支撑难以为继。温州经济是靠高投入作支撑的, 温州是个资源贫乏的地方, 土地资源紧缺, 受能源、原材料涨价因素影响较大。三是环境承载难以为继。温州“七山二水一分田”, 环境承载能力有限。
温州能不能突破产业、要素、环境三大制约, 温州的最大优势在民营经济, 温州的希望也在民营经济。温州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 依托高度发达的民营经济, 通过吸引外资企业, 通过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合资、合作, 打造经济发展的“双引擎”, 就会提升产业发展后劲, 形成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比翼双飞、合作双赢”的生动局面。
温州“以民引外, 民外合璧”对温州模式的深刻意义和战略基点在于:在获取外来资本的同时, 带来理念、制度、技术、管理、人才、销售渠道的优势, 其真正目的在于突破自身“瓶颈”制约, 实现发展模式创新。
温州提出“以民引外, 民外合璧”的战略, 是“温州模式”迎接新经济挑战的需要。这一重大战略对温州发展必然产生提升技术外溢效应、制度转型效应、文化提升效应, 对温州产业的提升和温州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到历史性的推动作用。
温州提出“以民引外, 民外合璧”再一层的深刻意义是推动民营企业走向国际化。民营企业广泛同国际上的企业合资、合作, 特别是同世界500强合资、合作, 在合作过程中学习世界一流技术, 掌握一流的企业管理本领, 培养一流的开拓创新能力, 在实现温州民营企业自身发展的同时, 为推动中国民营企业走向国际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摘要：文章主要探索如何创新“温州模式”, 面对温州的传统产业, 提出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的“嫁接”, 以提升温州的产业水平;面对温州大量的民营企业, 提出“以民引外, 民外合璧”, 促进民营经济在同外资合作的平台上解决资本、技术、管理水平的不足, 使之逐步走上国际舞台。
新形势下温州模式的研究与探讨 第8篇
作为一种区域经济发展范式,“温州模式”以其独特的实践成就获得了理论界的肯定。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温州模式”在全国性经济体制渐进式改革中,通过需求诱致型的局部制度变革,完成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已经成为全国制度创新的一个典范。
一、温州模式的发展过程
建立在非公有制的非农产业基础上的“温州模式”,在受地域限制和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创造性地适应环境,确立了一种以非集体企业为主、多元化发展、专业化市场分工与专业化市场导向为特征的发展模式。
然而近些年来,随着全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温州原有的部分优势正在丧失,同时“温州模式”因其路径依赖的形成,制约了本身的发展。温州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在浙江省排名的逐年下降,再一次引起各界的争论和对其未来发展前景的关注。发展空间、环境承载、产业发展和要素制约“四个难以为继”[1]为温州经济发展的瓶颈所在。
1985年到2005年温州20年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其在浙江省GDP占比来反映,
可以看出,这20年温州模式发展的起落分为四个阶段:
1)初始阶段。温州私营经济萌芽于改革开放初期,但开始一段时期一直处于半地下状态。1986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惟实”才有发展--温州发展家庭工商业的启示》后,“温州模式”浮出水面,但发展依旧缓慢。从1985年到1992年,温州在浙江GDP中所占比重相对稳定且份额较低。尽管受到官方的肯定,但“温州模式”仍受质疑,压力较大,家庭作坊往往通过挂靠集体经济才能正常经营,产品质量也难以保证。
2)大发展阶段。随着政策逐步放开,温州经济经前几年的累积,厚积薄发,在这一阶段获得了飞速发展。温州在浙江省GDP中的比重以平均两年增加一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牢牢占据着浙江省经济增长排名的三甲。温州政府一方面放手民营经济发展,一方面制定了“358工程”和《温州市质量立市实施办法》,狠抓产品质量,使质量得到提升,温州经济开始向正规化,集团化发展。
3)调整阶段。“十五大”以后,民营经济被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温州企业开始走股份化、集团化、市场化、国际化之路,但此时“温州模式”的弊端也逐渐暴露,温州在享受温州模式效率的同时,亦开始受到制约。在这个阶段,温州占浙江省GDP的份额保持在13.40%左右。
4)回落阶段。尽管多家温州企业在国内外上市,但更多上规模的企业开始外迁,“温州模式”中产业落后、要素紧缺、环境承载压力大等问题全面暴露。2002年开始,温州经济在浙江省GDP的份额出现下滑,当年仅排在浙江省第七位,2003年、2004年继续回落,处于浙江省倒数几位。
二、当前温州模式增速相对放缓的原因分析
温州飞速发展后迟滞的原因是什么?温州模式是否已经走向尽头?通过分析,笔者认为温州模式增速相对放缓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民营经济增速的回落是温州模式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
温州经济的支柱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在温州GDP的占比达到了90%以上。90年代初民营资本的大量扩充,直接导致了温州经济的飞速发展,而90年代末民营资本的外逃,则造成了温州经济的回落。通过将温州GDP增率与民营经济产值增率进行比较,可以较为直观的反映出问题:
由上图可知,1985-2005这20年间民营经济产值的增率与温州GDP增率基本上保持了同样幅度的变化。1994年前,尽管温州民营经济产值的增率与GDP增率尽管波动比较频繁,但从总体上来讲,还是处于上升的趋势。而1994年后民营资本投资额增长开始急剧下降,伴随着的是温州经济增速减缓,从而使得“温州模式”遭遇到“增长的极限”。1994年后民营资本投资的减少主要包括两方面:
(1)资本外逃:截至2004年,温州市整体外迁的企业已达1000多家,其中不乏知名企业,甚至还包括制造商、经销商、配套企业在内的整个产业链整体外迁的情况[2]。由于温州本地无法满足民营资本的投资发展需要,大量在温州发展起来的民营资本必然寻求其他更好的发展渠道,无论是到处炒房炒车的游资还是遍地设厂的实业民营资本,都将投资眼光放到了全国甚至全世界。
(2)家族式管理制约了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民营企业的原始积累阶段,家族式管理的确实现企业的低成本扩张和高效运作。但是随着企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和企业组织结构的升级,家族式管理中家庭成员之间的产权模糊、股东之间不存在契约制约、以人为主的内部管理,以及缺乏合理的管理制度和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等问题,造成了民营经济管理任人唯亲和经营战略混乱,这些均严重影响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
2温州利用外资的能力相对较弱。
除开民营经济的外逃外,外资引入比较缓慢也是近年来温州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杭甬温”一直被视作浙江经济发展的前三甲,而近年来,杭州和宁波发展速度都快于温州,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外资的大力运用。下图反映的是“杭甬温”三地从1995年至2005年的外资利用情况。
由图可知温州的外资利用情况远远落后于杭州和宁波,就2005年而论,宁波利用外资最高,达到了23亿美元,杭州以17亿美元次之,而温州仅为3亿美元,是宁波的1/7,这与温州的经济发展程度是不相匹配的。
外资利用对经济发展中的资本形成、技术进步、科学管理、机制转换、资源开发、产业优化和综合竞争力提高起着重要的作用。外资引入的不足导致温州失去了产业升级的外力推动,使得温州产业难以走出传统领域。同时,由于没有外资,使得温州缺少吸引高级人才的平台,完全依赖民营经济已经无法给温州的经济发展创造新的推动力。
3温州投资环境不佳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1)地理环境:温州地处浙江南部,一面靠海三面环山,平原仅占17%,其中又被四条大江平行穿过,造成土地资源稀缺,人均土地面积仅为全国的三分之一,工业用地紧张就更为突出,比如,温州下辖的乐清市电器仪表行业协会有45家企业,平均每家只有40多亩土地,而正常发展则至少每家需要60亩。在此情况下,众多企业由于申请不到土地,生产规模无法扩大,外迁就成为了唯一的选择。
(2)基础建设:温州市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也一直跟不上经济发展要求,交通基础建设落后,温州1998年才通铁路,至今高速公路仍未贯通全市。此外,温州地处华东电网末端,据温州电业局数据,2005年夏季用电最高负荷需求约340千瓦,而本地电网的最大供电能力仅约250万千瓦,电力缺口近100万千瓦。水资源的缺乏更为严重,夏天有时连生活用水都会发生困难。
(3)人文环境:温州市从业人员文化层次低,本地教育发展滞后造成人才、技术水平条件不佳。温州目前只有7所高等院校,而温州大学只能招收专科生,远远跟不上温州当地对人才的需要。引进人才因当地无“充电环境”,不能继续深造而最终选择离开。据2002年对温州86400多名外来务工者的调查,其中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仅占2.8%,远远不能满足企业对人才的需求。
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上述因素对经济的制约力量较小,但当经济规模到达一定水平,城市的地理位置、基础设施、信息、人才和技术水平条件的落后都成了温州的继续发展的瓶颈。
4产业结构趋于落后。温州的产业布局仍以轻工业为绝对主导,温州工业产值中,低压电器、普通机械、制革、化学、服装等五大传统主导产业仍占73%,产业集群以传统产业居多,技术应用以适用、简单技术应用为主。缺乏重工业作为一个城市经济的支撑,缺乏后续稳定的增长动力。
温州产业结构趋于落后的表现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产业链条短。目前温州多数产业集群企业生产主要集中在产业链的某些环节尤其是终端产品生产上,同类产品市场细分特征不明显,系列化产品不多。温州主要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发展方向。即使是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也由于主要从事最终产品生产而无法采取分包、委托、转让、订购等方式对其生产过程进行拆分,以延长产业链。据调查[3],68%的企业生产主要产品为最终产品,生产半成品的仅有13.5%。
(2)低水平重复建设。这导致区域间产业结构以及集群内部各企业产品结构严重趋同,同业间无序和过度竞争严重,低质产品泛滥。如温州灯具产业,1995年有生产企业近2000家,工业产值近30亿元,品种1万多种,是全国最大的灯具产销地,但内部过度竞争,导致整个产业衰弱。
三、改善温州模式的建议
据资料显示[4],投资于外地的温州资本在实现产出后都直接以人民币或美元的形式汇回温州本地。2007年春节前后,海外温州人半个月汇回1亿美元,国内温州人节前汇回170多亿元。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虽然温州GDP只有苏州的1/3,但其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却是后者的1.2倍。实际上,温州人的收入远比官方统计的要多,因为像红利、股份这些难以纳入统计的要素收入远远大于其工资收入。
由此也能看出温州的经济并不是衰退了,只是它采取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发展方式,而用GDP来衡量这种发展方式是不全面的。而要使温州的经济获得新一轮的发展,还必须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1稳定民营经济发展——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大力发展适应民间投资和民营企业成长需要的多层次金融体系。
由于民营经济是温州经济的支柱,因此如何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引导民营资本回流,通过金融市场利用藏于民间的巨额资本,从而带动固定投资的发展,成为温州经济的新一轮增长关键点所在。
建议应积极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发展贷款保险制度,探索政策性保险和商业性保险相互合作的有效形式;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高科技企业发行债券、股票并上市流通,疏通民间资本直接融资市场的通道;放开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引导民间资金的回流。
2积极引进外来资金——加强自身开发和利用外资的能力,通过提高利用外资突破自身发展的瓶颈,实现发展模式的创新。
近年来,温州经济增长速度迅速下滑,其直接原因是遇到了“天花板效应”,即受到了土地、电、水、原料等生产要素缺乏的影响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制约。而生产要素缺乏的深层次原因,则是技术进步滞后、产业升级缓慢。通过对外资的利用,可以一同引入资本要素“捆绑”在一起的先进的技术、管理、制度、理念,以及高素质的人才,突破温州经济的瓶颈,提升温州经济的层次。
同一般意义的招商引资战略不同,建议温州市应把利用外资战略的基点放在获取外资带来的技术、管理、制度、理念和国际销售渠道优势,而不是把重点放在获取外资数量的多少。温州市引入外资的真正目的在于通过提高利用外资质量,突破自身发展的瓶颈,实现发展模式的创新。
3改善产业结构,加强基本建设的投资,以带动科技水平的提高,推动温州产业结构升级。
政府的无为而治曾被作为温州的一大优势,但是目前温州和谐发展的配置并没有完成,工业化进程到一定阶段必须对城市化集聚提出要求,城市化集聚又为工业化的提升提供新的空间。然而目前温州的情况是一方面藏富于民,一方面公共投入不够。温州每年的财政支出是93亿元,社会投资完成额温州是542亿元,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明显滞后。又因为公共财政的不足导致城市化集聚条件不充分,政府如何更有效地为温州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一个必须要深刻思考的问题。
四、温州模式的启示
温州模式是改革开放以来较为成功的我国中等城市发展模式,通过民营经济发展和经济制度创新,温州走在了全国致富的前列。总的来看,尽管温州模式相对于浙江其他地区发展势头有所减弱,但它却是一种局部的、相对的减缓,总体仍处全国领先水平。
温州一直走在改革的前列,温州模式所遇到的问题,很可能是我国其他城市即将面临的。随着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民间资本的集聚成长,如何寻找更有利的发展空间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而中等城市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寻找新的增长点,实现城市更好更快地发展则成为另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研究温州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对全国来说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温州模式如何解决所面临的困难也将为其他中等城市的发展提供借鉴和思路。
温州社区参与古村落旅游的模式分析 第9篇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指在旅游发展的过程中, 充分考虑当地居民的需求, 社区主体参与旅游开发规划、经营管理以及旅游利益分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 成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和评判依据。
古村落旅游的蓬勃发展丰富了我国的旅游类型, 深化旅游文化的内涵, 而古村落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社区参与的效度。纵观我国目前古村落旅游开发情况, 许多古村落旅游开发中社区参与效度低, 对当地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升带动作用小, 引起了居民的不满情绪甚至造成了激烈的冲突, 严重影响了古村落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如婺源李坑景区由于制度和产权归属的问题、各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导致2005年、2007年和2011年的黄金周期间爆发的大规模冲突, 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1]。
研究表明, 社区参与会促进社区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支持、对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的保护, 减少旅游业的负面影响[2]。以社会经济和文化结合而成的社区是古村落旅游的发展的重要利益相关主体, 其参与古村落旅游发展的规划监督和管理, 有利于协调开发中的问题, 避免旅游开发中的社会问题, 对于建设和谐社区、促进农民增收、古村落旅游健康发展以及新型城镇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社区参与古村落旅游的模式比较
由于旅游地社会经济情况不同, 古村落旅游发展中往往采用不同的经营模式。从管理主体、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角度, 古村落旅游开发分为政府主导经营、社区自主经营、企业开发经营三大主要开发模式。在不同的经营模式下, 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呈现出不同的状况和特点[3]。
(一) 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
政府主导的模式是指政府在古村落的开发、规划、经营管理和利益分配中起主导或者支配地位。一般成立旅游开发公司, 由开发公司负责景区的开发和管理事务。但是开发公司的性质不同于一般企业, 具有派出机构的性质, 其主要领导由政府主要领导兼任。在利益分配上, 其收入直接归入财政, 由政府统一分配, 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经营管理费用、租金, 以及相应的补偿金等。社区居民的收益主要来源于租金收入、补偿款、餐饮、商品零售以及服务收入。福建洪坑村属于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3]。政府主导的优势在于可以运用规划审批和行政管理手段进行宏观管理, 对古村落的保护力度较大, 注重开发的综合效益。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开发模式容易造成社区的意见和利益被忽视, 引发开发与保护的矛盾、利益分配的矛盾、社区与开发公司的矛盾, 特别是在沟通不畅和某些极端条件下容易引发群体冲突事件。这对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要求较高, 但是其开发的力度大, 适合落后地区古村落的初期发展。
(二) 社区自主经营模式
社区自主经营是社区主导古村落的开发、经营管理、利益分配。由村委会代表社区的利益进行旅游开发, 所成立的旅游开发公司具有乡镇企业的性质, 由村委会主导管理, 实际上是“一套班子, 两套牌子”。利益分配上, 由村委会按一定的比例分配给村集体、企业发展资金和村民。社区居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福利分配、自主经营性收入和劳务收入等。安徽西递村、诸葛八卦村是这种经营模式的典型代表。其优势在于自主性强, 经营管理灵活, 旅游收入的“漏损”少, 社区利益能够得到保证。在管理上, 由于基层组织的人情关系、宗族关系等, 一方面能彼此信任、有效沟通, 另一方面也可能形成宗派利益和监管真空。其劣势是村民缺少专业的规划开发与经营管理经验, 资金投入有限, 市场化程度不强。
(三) 企业开发经营模式
此种模式有两种不同具体形式:一是由外来企业独资经营;二是由外来与当地政府、企业、和村民合作经营。其开发、经营、管理以及利益分配由公司主导。在利益分配上, 按股份分配。社区居民的利益主要来自于租赁收入、入股分红以及自主经营性收入。这种模式的优势是采取现代公司治理模式, 经营理念较为先进, 市场化程度较高, 资金来源也较广。有利于古村落旅游的市场化发展和科学发展。但是其缺点是容易过度开发, 对资源的保护不利;利益分配不均, 特别村民由于财力有限, 入股分红收益较少, 容易产生矛盾。
三、温州社区参与古村落旅游的模式
(一) 温州古村落的现状
据2012调查, 在全省971个历史文化村落温州占有260多个, 其中有较高保护利用价值的村落146个 (见表1) , 包括古建筑村落106个、自然生态村落14个、民俗风情村落26个, 属历史文化名村的有12个村落[4]。如永嘉县的楠溪江古村落 (群) 闻名世界, 其中的林坑村落、苍坡村落、岩头村落、芙蓉村落, 集中地显示了“半耕半读”的生活理想;乐清市的南阁村落, 具有鲜明的明代风格和南方特色;苍南县的碗窑古村落, 保存了较为完整的清初青花窑窑址;平阳县的顺溪陈氏村落, 带有浓厚的家庭宗亲味道[5]。这些古村落建村历史悠久, 规划严谨和谐, 建筑类型丰富, 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搭配较好、生态资源品位较高、欧越文化与浙南山水相交融, 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和审美愉悦价值, 旅游开发空间较大。
(二) 温州社区参与古村落旅游的适宜模式
从旅游古村落发展的市场基础、经济基础、发展阶段、区位条件等综合考量, 温州社区参与古村落旅游适合的模式应选择社区自主经营模式或企业开发经营模式, 原因在于:
1.温州民营经济活跃。产生于南宋商业繁荣、文风鼎盛时期温州永嘉学派主张“以义和利”, 以功利观点来统一仁义。其讲究实效、注重功利的思想对温州人善于经商、勇于创新产生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 温州率先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和股份合作经济。温州的民营经济的结果之一就是“藏富于民”, 给温州的社区参与古村落旅游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
2.温州古村落旅游消费前景好。进入“十二五”以来, 温州市旅游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趋势, 游客总人数和旅游总收入的平均增幅分别达到16.87%和19.7%。2014年, 共接待境内外游客6 578.48万人次, 同比增长14.39%, 实现旅游总收入681亿元, 同比增长16.92%, 旅游经济总体规模稳居全省第三位。近年来城市近郊的乡村旅游[6]、古村落旅游以及旅游小城镇正成为周末休闲旅游的首选, 温州良好的旅游消费形势为社区参与古村落旅游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客源。
3.温州古村落区位条件优越。温州的古村落主要分布在永嘉、泰顺、苍南、平阳等县城, 交通条件的改善使古村落旅游具有良好的可达性, 距离温州市区一般在1~2个小时的车程。随着县域旅游经济的发展, 温州各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差异日趋缩小, 特别是欠发达地旅游业的发展可以进一步为古村落旅游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
4.温州发展古村落旅游政策环境利好。《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 要建设一批特色旅游名镇名村。温州市重视对旅游发展的规划引导, 《温州休闲旅游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温州市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对古村落旅游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2012年温州市《关于加强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的实施意见》, 计划至2016年全市重点抓好100个左右、1 000处以上具有较高保护利用价值村落, 重点建 (构) 筑物及民俗活动的有效保护和利用, 把历史文化村落培育成为与现代文明有机结合的美丽乡村, 有序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业。
四、温州社区参与古村落旅游的策略
(一) 扩大社区参与的深度
社区参与古村落旅游的发展即是促进古村落发展的手段, 也是古村落旅游发展创业富民的目的。要发挥温州在改革开放中积累的资金、管理优势, 提高社区参与古村落旅游发展的深度, 从开发规划、管理、服务、创业等各个方面积极参与到旅游发展中, 而不仅限于租金、红利和生态补偿等以资源、服务和劳务性方式参与。
(二) 提高社区参与的水平
古村落旅游发展涉及文物保护、资源规划开发、市场营销、管理与服务等多领域知识, 要通过公益项目、扶贫项目、志愿服务等多种形式开展教育培训, 提高整体文化素质, 提高社区居民从事旅游业发展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如可搭建与温州高校, 如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等旅游教学与科研单位的合作平台, 提高社区参与的智力水平。
(三) 完善社区参与的利益分配机制
社区参与古村落旅游核心和焦点是利益分配。合理、公平的分配机制, 可以避免分配不公、分配不均而引起的冲突。要建立政府、企业、社区三方责、权、利、情相结合的制度化、法律化、规范化的利益分配机制, 最大程度保护社区利益、特别是弱势群体和个体的利益。
参考文献
[1]王凯.婺源旅游景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研究[D].南昌:江西财经大学, 2012.
[2]夏正超.旅游小城镇的内涵、特征及发展的战略导向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 2015, (9) :213-215.
[3]颜亚玉, 张荔榕.不同经营模式下的“社区参与”机制比较研究——以古村落旅游为例[J].人文地理, 2008, (4) :89-94.
[4]陈小红.传统聚落型古村落保护与旅游开发研究——以温州苍坡古村为例[D].南宁:广西师范大学, 2014.
[5]吴铜虎.古村落旅游与文化体验研究:以温州为例[J].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 2014 (2) :63-70.
温州模式 第10篇
早在2014年7月, 温州市运管局率先在浙江省推出的“先培训后付费”驾驶培训新模式, 首批试招生在温州冶金驾校、乐清畅达驾校启动。在经过近9个月的试点后, 温州“先培训后付费”驾培新模式, 从今年4月底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推广。
据温州市运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到2016年底争取实行新模式教练车占总数80%以上, 用两年时间让广大学驾人真正“明明白白消费、轻轻松松学车”。
试点新模式
每年, 温州市有10多万人报名考驾照。但传统驾培模式存在流程繁琐、收费不规范等现象, 使学员缺乏自主性。所以, 温州市运管局宣布开通“温州驾培公共服务网”, 并率全省之先推出“先培训后付费”驾驶培训新模式, 以期突破传统驾培模式的弊端。
按传统模式, 学员上车学习前, 要先交纳全部学费, 然后听从学校教练安排, 进行多人一车的学习。而“先学后付”新模式颠覆了整个流程, 也就是说, 学员先上车学习, 满意后再交纳学车费用, 真正掌握学驾主动权。
有一位首批参加新模式培训的学员告诉记者, 自己平时工作很忙, 休息时间不是很固定, 之所以报名“先学后付”模式, 是因为可以自主选择时间, “只需上网预约日期和时段, 到点教练就在那里等, 而且是一人一车, 学完就走, 非常方便”。
温州市运管局驾培处处长陈用银介绍, 在新模式中, 学员每次练习完对教练的教学情况进行评价, 评价结果直接与教练月绩效工资挂钩, 如果教练存在“粗暴教学, 吃拿卡要”的情况, 学员可拒付学费。如此一来, 新模式通过先学后付、按时收费、自主选择、服务评价等环节设置, 可以倒逼驾校和教练提升服务质量。
市运管局副局长张士国介绍说, 开通“温州驾培公共服务网”, 引导开展“先培训后付费”驾培创新模式, 主要目的是为市民创造一个便捷、公开透明的平台和提供多种学驾方式, 促进我市驾培行业转型发展。
当时, 驾培新模式首先在温州冶金驾校和乐清畅达驾校进行试点。
全面推广新模式
新模式更好维护了学员自身权益, 充分体现了自主选择的便利, 引起了良好社会反响。据了解, 试点驾培新模式后, 试点驾校的考试合格率也有了明显提升。以温州冶金驾校为例, 试点至今年4月已有300余人学成上路, 按驾校实际合格率计算已达93%左右, 即便按公安的“六合一”系统计算, 合格率也已达70%以上。
目前, 温州市共有75所驾校, 教练车5717辆。在已经成功试点6所驾校的基础上, 从4月底开始, 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广“先培训后付费”的驾培新模式, 逐步解决传统驾培模式中存在的“自主选择少、收费不规范、信息不对称、社会反响大”等现实问题。
陈用银表示, 到今年底力争全市实行新模式的教练车达到50%, 到2016年底争取达到80%, 方便广大学驾学员实行自主选择驾校、教练、培训时间、培训价格, 并开展网络服务评价和对接公安部门进行网上自主预考, 维护学员自主权益, 确保学车更加便利。同时, 使驾培新模式成为温州驾培行业的主流培训模式, 初步形成良性竞争的驾培市场。
结合多项便民措施
当然, 为了满足和方便广大群众学车, 近两年来, 温州市运管局也采取了很多措施, 比如简化驾校许可手续、优化驾驶培训流程、进行短信温馨提醒、推行“先学车、后付费”驾培新模式等。
为进一步解决温州市驾驶培训自主选择少、收费欠规范、理科不便利等问题, 温州市运管局在2015年逐步推行机动车驾驶培训便民服务措施。
首当其冲的便是前面所说的全面推广“先学车、后付费”驾培新模式, 实行“四个自主选择”。
其次, 进行培训计时系统全面升级, 实现科目审核电子化和学时身份证认定。6月1日起, 由温州局技术保障组督导技术研发单位, 逐步对全市培训计时系统及终端进行全面升级, 对学车合同、培训记录单、教学日志实行电子化传送, 并在网上审核各阶段培训情况, 改变传统送审方式, 方便广大驾校办理审核手续;以学员二代身份证代替传统学员卡进行学时认定, 取消制卡流程, 广大学员可直接持身份证上车学驾;以APP终端培训预约方式方便学员直接预约培训时间。
再次, 推行理论远程教学, 实行理论网络学习和集中教学相结合。
最后, 完善理论集中学习预约制度, 实现学员自主选择理论集中学习时间。8月1日起, 温州市各理科培训中心对每天的理论一和理论二集中学习时间安排分阶段向社会公示, 让学员提前进行自主预约。
“温州模式”下的实业突围 第11篇
作为“市场经济发祥地”的温州，目前共有30多万家中小企业，生产了全国10%的服装、20%的鞋、65%的低压电器，以及全球80%的金属打火机。温州制造曾是中国制造大发展的一个缩影，而如今，许多曾经红极一时的实体企业，已经挣扎在生死线上。
根源无疑是温州企业的“老旧模式”——温州大量企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增长方式落后，处于产业链最低端。从2001年开始，温州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一直位于浙江省最后的方阵，产业结构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而许多从实业逃离被用于担保、放贷的资本，很多就是从眼镜、皮革、服装、打火机等传统支柱产业撤退的。产业结构落后被动，实业生存举步维艰，已经成为温州模式的“阿喀琉斯之踵”。
但正如开篇所分析的那样，衰落并不意味着已经走向末路。尤其是对于已经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弄潮20余载，产业集群获得充分发展的众多温州传统支柱企业而言，挑战必定孕育着新机遇。而且，对于依靠传统实业起家的温州而言，从泡沫破灭的幻觉中清醒之后，回归实业经营，主观上并不会存在任何困难。而在打通任督二脉之后，那些昔日英雄依然有可能创造再一次的辉煌。
温州模式 第12篇
1.“温州模式”的定义
“温州模式”一词最早由费孝通提出, 他从个体所有制及家庭所有制的角度将“温州模式”定义为一种家庭工业与专业市场的结合体, 是继“苏南模式”之后又一特色鲜明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此后, 伴随学者们对“温州模式”研究的不断深化, 其定义也更加精准。张一力 (2006) 指出, “温州模式”既是一种新古典区域工业化模式, 同时也是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模式, 代表了温州地区经济制度的发展变迁。姚锋平 (2007) 认为, “温州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后, 在具体发展过程中形的一种以粗放经济为主, 注重数量增长的劳动密集型发展模式。综上, 本文认为, “温州模式”是一种依靠民间力量、以民营经济为载体形成的自下而上发展的区域经济体制。
2.“温州模式”的特点
作为一种典型的发展模式, “温州模式”独到的特点具体表现如下:
(1) 社会资本发达。社会资本指人们彼此间的联系以及在一定范围内人们为维护共同利益而普遍认同并接受的规范。“温州模式”的首要特征便是社会资本发达, 更够充分利用手中的社会资源并依靠传统社会关系网络掌握丰裕的社会资本是温州商人驰骋天下的重要保证。
(2) “小狗经济”。小商品大市场的“小狗经济”是“温州模式”的又一特征。温州企业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之上通过明确的分工与专业化生产并以市场交易取代企业内部的产权与管理关系形成了完善的区域产业集群, 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 促进了规模经济的形成。此外, “小狗经济”充分发挥了温州企业家族化经营的优势, 节约了管理成本, 保证了经营效率同时还使其创富精神常青, 避免了“大企业病”的出现。
(3) 民间投资为主。在温州民间投资早已成为企业获取资金的主要途径, 而这一现象的产生也并非偶然。首先, 温州的产业构成以启动资金少技术要求低同时外部资金可获得性差的轻工业为主, 因此区域内部投资成为了温州企业生产运营的主要资金来源。其次, 温州市内存在庞大的民间资本存量为内部的民间投资提供了资金保障。以2010年为例, 当年温州市内的流动民间资本总额已超过6000亿元, 并且这一数字还以极高的速率逐年递增。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温州民间投资发展迅速。据统计, 2011年温州民间固定资产投资高达1077.18亿元, 占全社会总量的61.5%, 投资增速高达112.9%。
(4) 诱导性制度变迁。20世纪80年代中期, 以家庭工业为主体的温州经济陷入了第一次发展困境, 当时亟需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制度打破原有的制度均衡从而帮助温州经济走出困境, 否则扩大再生产就将成为空想。基于此, 温州企业创造性的建立了所有权归公同时又符合自身利益的股份合作制, 这种自上而下从个别到整体由不规范到规范的制度转变堪称为诱导性制度变迁的代表, 温州企业的发展困局顺势得以化解。此外, 这一制度强调对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投资, 而随着企业家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还会催生更多促进企业发展的诱导性制度变迁, 由此就实现了循环累计效应, 在这种演化模式下温州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均获得了长足发展。
3. 温州模式的困境
回顾温州经济的发展, 其经历了一个并不平稳的过程。温州的GDP增长曾一路高歌猛进, 然而在1993年达到峰值之后便急转直下, 此后开始缓慢回升。但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温州GDP总量虽有增长但增长率却逐年大幅下滑, 最低时仅为8.2%。就经济排名而言, 尽管温州经济表现活跃, 但其经济排名却位于浙江省的末流, 人均GDP等指标甚至落后于台州和金华, “温州模式”的发展困境由此显现。
第一, 原发性缺陷暴露。伴随发展的深入, “温州模式”的一些原发性缺陷开始显现。首先, 传统家族式经营模式出现危机, 家族成员的管理经验与技能有限无法帮助企业扭转颓势, 同时其一贯的封闭式经营既限制了专业经理人的进入也阻碍了与其它企业合并共赢的机会, 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致使温州企业的辉煌成为昨日黄花。其次, “温州模式”自下而上的改革进程为其初期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 较少的管制给与了温州企业自由的发展空间。但是从长期来看, 这种自由放任的制度也催生了政府的“惰性”, 导致其在基础设施建设及政策优化等方面的作为不尽人意, 继而弱化了制度优势, 限制了经济的发展。
第二, 资金矛盾显著。民间借贷一直是温州企业主要的资金来源, 但这种融资方式并不稳定。民间借贷的利率波动极大, 最高时曾超过100%, 而同期中小企业的毛利润率却只有3%-5%, 致使企业经营的系统性风险骤增极易将其逼入绝境。此外, 中小企占据主导地位的产业结构缺乏对外资的吸引力令引资步伐缓慢。同时伴随经济的发展, 产业内部竞争愈加激烈导致利润率下降, 于是“温州炒团”随即产生, 他们将过剩的产业资本大量投入了生产之外的邻域以追逐更高的回报, 加剧了企业的萧条, 因此融资困难扼住了温州经济发展的咽喉。
第三, 产业结构问题突出。随着内外经济形势的转变, 温州的产业结构问题日益突出。首先以生产廉价劳动力制造业产品为主的低下的生产结构难以获得规模效应, 进一步地规模效应缺失, 便使其研发能力处于劣势并最终因为缺乏与中心国相匹敌的竞争力被逐渐边缘化。其次, 产业结构低下导致产品结构低下, 使得温州在价值链中的地位与一些地区出现分化, 产品联系的差异将温州企业压制在价值链的底端, 这种不利地位严重挤压了温州企业的利润空间, 阻碍了其向发达产业的趋同。
第四, 外部问题设置阻碍。温州长期粗放式发展所导致的环境问题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污染事件报道曾出不穷环境污染与经济进步齐头并进的问题, 既危害了当地百姓的生活同时也成为了温州经济前进中的“绊脚石”。另外, 社会资本严重阻碍了技术创新。温州的企业大多集中于轻工业, 其实现利润增长的主要途径便是成本最小化, 即降低生产和交易费用。当不存在可利用的社会资本时, 企业就只能依靠技术进步实现生产及交易费用的降低;而一旦存在可利用的社会资本时, 企业则会首先考虑使用社会资本以节约交易费用, 继而就会忽略技术创新的作用, 导致温州企业缺乏自我突破的动力。
二、新结构主义视角下的“温州模式”改革
1. 新结构主义概况
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理论在解决拉美问题上表现乏力, 因此学者们开始探究结构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结合, 他们在扬弃的基础上形成了分析经济发展的新思路, 即新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1990年拉美经委会发布《变革生产模式, 实现社会公正》报告标志着新结构主义的正式形成。其后至90年代末拉美国家悬而不决的发展问题为新结构主义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使其理论体系日趋完善, 形成了许多对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极具借鉴意义的理论。
2. 新结构主义视角下的温州模式改革方向
纵观现今“温州模式”的发展困境, 其与当年拉美国家的经历极其相似, 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因此, “温州模式”的脱困之道, 可以从新结构主义理论中找到答案。
(1) 内部升级
产业结构问题是“温州模式”发展一大瓶颈, 解决这一问题, 新结构主义提出了“内生发展”战略与建立系统竞争力的建议。“内生发展”战略指出, 企业应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通过促进制度发展, 提升社会凝聚, 积累人力资本和技术能力从内部推动自身进步与产业升级并在具有发展潜力的国内外市场中建立参与其中的相对优势, 实现自我的持续发展。而建立系统竞争力则关注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核心作用, 主张以技术升级为起点将企业纳入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中并强化各部门之间的联系, 同时加强企业经营模式的变革, 采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以及推进企业生产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从而实现整个生产系统的现代化与一体化, 生产率的提升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 政府引导
新结构主义强调制度的重要性指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发挥积极作用, 主张建立一种积极有为的政府, 以克服市场失灵。自下而上的发展进程使温州政府在其中的角色经历了从不愿干预到无暇干预最终至无力干预的变换, 在此之下, 政府指导的缺失令温州产业链的延伸代价高昂且进度迟缓产生了严重的X-低效率问题。如何化解这一难题?新结构主义指出, 政府应在如下方面有所作为。首先, 强化基本职能并提升辅助职能为企业提供必要的软件与硬件设施, 帮助企业加快新要素禀赋的形成;其次, 坚持选择性干预与有效干预并重的原则, 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以金融危机为例, 其给企业的发展造成一定伤害的同时也为政府提供了调整经济运行, 基础设施建设及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机会, 并且有效规避流动性陷阱的出现, 加速经济的复苏, 因此政府以本次金融危机为契机, 为当地企业发展创造条件;再次, 政府应充分发挥“内生发展”推动者的作用优化干预, 通过建立干预平衡机制明确需要优先干预的领域, 理清政策目标的先后次序。
(3) 金融改革
新结构主义理论揭示了中小企业偏好地方融资渠道的原因, 即金融交易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 因此企业规模大小直接影响着企业的融资决策。从融资成本来看, 受企业规模限制中小企业所需资本往往较少, 因而其单位融资所需的交易费用远高于大企业。此外, 从融资方式来看, 受规模所限中小企业通常缺乏规范的财务报表, 加之金融历史短、透明度低以及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致使小企业在正式的金融市场上的融资活动受阻, 于是对于发展中地区的中小企业而言, 地方性的融资渠道就成为了比金融市场或银行更佳的选择。
因此结合这一理论与温州中小企业融资的实际可见, 民间融资成为温州中小企业融资的主渠道并非偶然, 对此其未来的金融改革应从以下方面入手。首先, 温州民间融资的火爆凸显了利率双轨制的弊端, 因此有关部门应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 削减利率双轨制的影响, 其次, 以开放的姿态降低金融市场进入门槛, 打破主流融资方式的垄断, 为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开辟渠道, 从根本上化解民间融资的风险。最后, “国进民退”为民间资本进入各领域扫除制度障碍创造良好的运作环境同时鼓励并引导民间资本进入相关领域, 以促进其发展。
三、结论
“温州模式”经历了试探期, 黄金发展期和现今的问题期三个阶段, 其发展过程中展现了众多独有的特点, 同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此中优点应得到肯定, 而相对的问题也应予以重视, 新结构主义在拉美经济转型过程中所提出的极具建设性的观点对于解决当前“温州模式”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颇具借鉴性, 通过内部升级, 政府引导及金融改革的有效落实, “温州模式”在未来定能重现辉煌。
摘要：“温州模式”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重要模式之一, 但现阶段其发展却陷入了瓶颈期。本文全面分析了“温州模式”当前存在的各项问题后从新结构主义理论出发, 指出通过内部升级, 政府引导及金融改革将使“温州模式”再现辉煌。
关键词：温州模式,新结构主义,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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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恺, 王继青.新结构主义学派对金融深化理论的反思及启示[J].中州学刊, 2000 (2) :28-32[4]陈恺, 王继青.新结构主义学派对金融深化理论的反思及启示[J].中州学刊, 2000 (2) :2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