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视角的医患关系

患者视角的医患关系（精选7篇）

患者视角的医患关系 第1篇

关键词：医患关系,医患距离,人文关怀

医患关系是因疾病的诊疗与康复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 它包含着患者祛除病痛、身心痊愈愿望的实现及医务人员履行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职能, 医患是一对彼此依存的健康利益维护的共同体。患者需要医务人员的精心诊治, 医务人员则在履责过程中体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医患之间本应是和谐的关系, 医务人员对患者悉心诊治, 患者放心地把自己的生命健康寄托于医生, 这是医疗卫生服务的本质要求[1]。但就当前医患关系而言, 医患关系的紧张, 医疗纠纷的矛盾, 已经成为阻碍医院和谐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理应同心协力抵抗疾病的两者近乎置于对峙状态, 一条无形的鸿沟横亘在医患之间, 致使医患距离出现, 且不断发生的如“温岭暴力伤医”事件等也激化了医患关系, 并将医患距离愈拉愈大[2]。

1 医疗实践中医患距离的表现

1.1 医疗行为距离近

医疗卫生服务中医疗活动是两相呼应的:医务人员因为职责要面对患者询问病史、体格检查、开具处方等, 患者为恢复健康要测量体温、服用药物、接受手术等, 其中既有医务人员根据医学需要给患者制定诊断方式、治疗方案, 也有患者为达成健康愿望配合医方完成各种诊治措施。一般情况下医务人员安排的检查、治疗都能得到患者的响应与配合, 如有医生开的检查单, 相对的是患者的检查报告;有医务人员指定的药物, 就有患者定时定量的使用。患者对医嘱的尊重、执行说明医疗实践中医疗行为距离是亲近的, 它保证了诊治行为的实施及诊治效果的实现。虽然也有患者对医方意见和建议持否定或拒绝的情形, 但大多数患者能够认可医务人员的诊治方案, 严格按照医方的设计安排进行诊治。

1.2 医学知识距离远

医疗卫生行为是高技术、高风险、专业性强的行业[3]。它需要经过系统的学习、专业的训练, 获得执业医师资格, 这客观上就使得医疗实践中关于疾病的诸多信息的掌握者必然是医务人员;而大多数患方只能是被动地接受有关信息 (本身是医疗职业患者除外) [4]。就是说, 医方拥有相对丰富的能对疾病作出正确判断的专业知识, 患方仅有常识性的简单了解, 尽管有些患者病后会借助网络、书籍等途径去查阅相关资料但也仅止于粗浅理解, 无法从本质上辨析疾病, 而且在短期内提升医学专业认知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 客观存在的事实是医患双方在医学知识的拥有量上是不平衡的, 彼此差距较大, 这也导致患者无法正确认识医疗过程中某些意外的出现, 凡问题出现就直指医务人员, 忽视了医学本身的局限性等原因。

1.3 诊治空间距离近

医疗实践中的诊断、治疗活动是在医院内进行的 (远程医疗除外) , 这意味着医患处于同一维度空间环境中。如问诊是在诊室内进行, 医患面对面的询问、回答, 既有患者对疾病症状的说明解释, 也有医务人员对患者主诉的分析判断, 是在反复地问与答中完成的。又如查房是医务人员到患者床边了解病情发展、治疗情况等, 有时由于医学检查需要医务人员还会接触患者身体某一部位。因此就医患所处空间来看, 医患是近距离接触关系, 双方能够直接沟通交流, 及时获知对方的问题或困惑并将结论反馈对方。

1.4 肯定性情感距离远

医患情感是基于疾病的诊治患方对医务人员行为满意度的肯定或否定的心理反应, 如感谢、责备等。剖析当前医患关系的种种表现, 患方打、砸医院, 谩骂、殴打、致伤、致死医务人员的事件频发, 足以说明医患之间否定性情感表达多于肯定性情感。应该看到患者就医后的心理极其矛盾:一方面期盼医务人员正确的诊断、治疗, 另一方面又质疑医务人员开具的检查项目、药物等不纯粹是医学需要, 而是掺杂了经济因素, 此种心理无疑拉开了医患距离。实际上从一直以来困扰社会的“看病难”、“看病贵”的普遍认识来说也包含了患方对医疗服务和医务人员的不满与指责, 这种否定性情感的表露, 意味着医患被分离成目标共同体对立的两个端点。

1.5 对医患强势与弱势论断的批驳

社会、媒体或舆论多将医疗服务中的患方定义为弱势群体, 是需要维护、保障权益的一方, 这是从患方不具备医学专业知识, 在医疗中只能接受、遵从医方安排角度考量的。但随着患者权利意识的提升乃至过度维权的举动, 加之医学专业的高风险特性、诊治中不可预期的意外情况等, 致使医务人员工作时呈现“如履薄冰”状态, 既要严谨慎重的诊断、治疗患者, 又要担心患者随时可能有的过激言语和行为, 医务人员是否也应被视为弱势方?事实上, 强势与弱势之分已经拉开了医患距离。医患本是为健康而形成的角色, 无所谓孰强孰弱, 问题应是双方如何配合, 而不是硬作强弱区分, 否则在心理定势上就已经将医患关系割裂。

2 医患距离产生的原因之人文关怀的缺失

医疗活动的任务是救死扶伤, 防病治病, 其本质除了救护生命外, 也需关爱生命, 从身心层面给予生命应有的照顾。救护生命旨在从医学专业知识与技能方面帮助患者, 关爱生命则体现出对患者的情感、精神层面的尊重和爱护, 这就对医务人员提出了人文关怀的要求。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不断推进的今天, 更要强调人文关怀的重要性[5], 把患者的“病”情需要与作为“人”的情感需要给予全面考虑, 纠正只关注患者局部忽视作为人的整体的错误认识, 以至于出现“见病不见人”现象, 应重视完整意义“人”所需要的全部诉求。因此, 伴随医学始终的是对人类生命的终极关怀, 所有医学活动都应该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6]。

现今对医务人员的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探讨有很多。医务人员从理论层面上也能够重视人文关怀, 但在具体医疗实践中的表现并不如人意。患者就医时的不满、抱怨、置疑等反应的存在, 有医疗体制不健全、医院管理不到位、医务人员技术低下等因素, 但究其根本原因则是医务人员人文关怀理念的欠缺。医学人文关怀的理念缺失主要表现在重“病”轻“人”、重“利”轻“义”、重“亲”轻“疏”, 从医疗服务角度而言侧重的是医方利益的保护与获取, 却给患方造成伤害, 这种伤害带来的负效应就是医患关系出现距离乃至不断增大[7]。

3 构建人文精神, 倾注人文关怀的价值所在

3.1 人文关怀是医方履行职责的必备品质

医学是最人文的科学[8], 这一属性包含着对医务人员行为的基本要求, 在对医务人员进行专业知识和能力教育、训练的同时也要提升他们的医学人文素质, 促使医务人员深刻领悟医学职业的责任感, 使命感, 培养医务人员对人和生命的热爱, 对医学事业的忠诚, 对患者的深切同情, 这是医学内在要求[9]。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是主导, 它要求医务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应兼备医术与医德两种品质[10]。人文关怀则是医德的核心内容, 唯它才彰显出医学即人学的特性。

3.2 人文关怀是化解医患矛盾的有效路径

成功的医疗过程不仅仅是医生运用良好的医术治好患者的疾病, 还包括了患者所得到的人文关怀, 和谐的医患关系以及所得到的良好社会效应等[11]。实际上患者对医务人员有技术方面和非技术方面两重需求:既要得到医务人员专业知识技能方面的帮助, 又要获得医务人员的关心、尊重等人文情感的支持。患者就医感受 (满意、抱怨等) 是来自医患关系技术和非技术两方面的。据调查, 在频发的医疗纠纷中, 因技术问题原因引起的不足为20%, 80%是由于“医患关系的非技术方面”[12]。可见, 非技术方面是影响医患关系的主要因素, 同时这些数据也折射出医务人员人文精神的短缺。若医务人员在努力提供优质技术服务的同时也注重人文关怀的付出, 即加强非技术方面的素养, 医患关系趋向融洽发展, 医患矛盾将迎刃而解。

3.3 人文关怀有助于患者健康诉求的实现

医疗纠纷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原因[13], 就影响医患关系的因素而言, 人们更多是把矛头指向医务人员, 把责任归咎于医务人员经验低下、道德败坏等, 虽确有此情况存在, 但只是部分和少数, 却给出这样的结论未免以偏概全, 忽视了患者的道德品质及其就医德行为的不恰当、不理智对医患关系的影响。不能否认个别医务人员在医疗过程中有冷漠、麻木等不良表现, 但也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 个别患者就医道德有待提高[14]。如患者就诊后提出不合理、不科学的要求, 无论什么疾病到医院就医, 都要求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结果, 否则他们会想方设法去找医院的茬[15]。2013年哈医大实习生被杀事件、“要想富告大夫”的医闹理论, 都可见患者就医时错误的认识及导致的极端行为, 由此势必引发医患矛盾。医患关系是双边关系, 医方有医德, 患方有患德, 才能促使医患关系良性发展。

知识共享视角下医患关系的构建研究 第2篇

1.医生以及医务人员是医患关系的主体, 也是知识的提供者, 他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对于患者都很重要, 因此需要他们尽可能为患者提供详细的治疗方案等信息, 而不是潦草的病例和不到3分钟的解释, 由于患者的个体特征、家庭背景不同且在治病心切的情况下, 如果不能有效了解自己的病情和治疗方法, 难免会觉得不公平, 导致心有怨气, 相反, 如果医生平心静气为患者仔细解释病因以及治疗方案、注意事项等, 患者享受到该有的尊重并且得到最有效的信息, 则不会出现医患矛盾。当医生向患者提供病情的相关信息时, 要将核心的东西要以患者能接受的方式传达给患者, 医学专业术语患者不能很好理解, 更不能转化为对自己有用的知识, 特别是当自己需要进一步了解的时候, 而医生不耐烦的态度会让患者反应较大, 才会引起医患关系紧张。

2.患者是在医患关系之间是接受信息的客体, 在和医务人员的沟通上, 容易因为情绪问题或者医学相关知识欠缺而将对病情的不了解而把不满情绪转嫁给医生, 进而制造冲突。为了改进医患关系, 一方面, 患者应该自觉掌握一些疾病的基本的正确知识, 了解现阶段该种疾病的治疗手段和治疗技术的发展水平;另外一方面, 在跟医务人员的沟通过程中, 要真实, 不能有虚假信息, 隐瞒病情等不良行为, 将自己的信息及时传达给医生, 医生能根据真实信息给出合理的治疗措施。只有患者和医生的高水平有效沟通, 才能共同实现让患者早日康复的目标。

3.医院是医患关系发生的场所, 是知识传播的主阵地。医院可以在患者就医的每一个过程都做好知识共享的服务工作, 避免患者出现不必要的困扰和医生一遍又一遍地与工作无关的解释工作。首先, 医院可以在通过官方网站、微信等介绍就医流程和医生学科背景、坐诊时间等, 让患者不必在医院围着医生团团转;其次, 在每一个科室周围, 张贴与之相关的常见病的病理及治疗方案、后期注意事项等, 也可以介绍相关领域内知名专家的微信、微博等, 尽可能用平实的语言介绍给每一个不同背景的患者, 能让每一个患者都能了解病因以及防治措施, 这样就为患者提供一个接受知识的平台, 畅通医患之间的沟通;最后, 在患者和医护人员产生矛盾的时候, 医院做好投诉平台, 每一层设置问讯处和投诉处, 当患者在医生的解释下没有得到合适的答案之后或者对于某些结果有异议的地方, 可以通过对专业人员的问询得到确认, 现在科技的发展, 患者也可以通过网络等问询该类病情的治疗方案, 鼓励患者对医院各方面的服务多提出意见,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医患关系。

参考文献

[1]林东清 (李东改编) .知识管理理论与实践[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5.

患者视角的医患关系 第3篇

我国的医疗报道随着医疗卫生体制变革而发展变化, 因而我国医疗报道的发展特点带有深刻的医疗卫生体制发展的烙印。

根据崔静、陶晶的观点, 我国医疗危机的媒体报道可以分成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7年之前, 这一阶段的医疗报道处于理想化时期。因为1987年之前我国实行的医改措施是新中国公益性的医疗卫生体制, 配合这一医疗体制的实施, 这一阶段的媒体报道多以正面宣传和引导为主。随着文革的到来, 我国的医疗报道也进入了它的第二个阶段, 医疗报道的“郁闷”期, 这一阶段始于1978年止于2000年。在这一阶段, 可能鉴于对医疗改革这一新事物的保护, 媒体对医疗改革的报道多限于正面引导或代办的纯客观反映, 对医疗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多避而不谈。2000年我国的医疗危机报道进入第三个阶段——爆发阶段。这一阶段的医疗行业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引起了医疗危机报道话题的暂时转移, 随着公共危机事件的平息,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不断尖锐化, 医疗危机在暗流涌动中不断升级。第四个阶段是医疗危机报道“理智转型”时期, 始于2005年止于2008年。2005年卫生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提高医疗质量和规范医院管理为主题的医院管理年活动, 媒体报道将一部分注意力转移到医院管理年活动的实施和成效等内容上, 有关医疗纠纷事件的报道也开始转向理性。而2008年至今, 我国医疗危机报道则进入了第五个阶段——建设型危机报道探索发展时期。在政府、主流媒体的疏通和引导下, 新闻媒体也在不断调整有关医疗危机的报道方向, 探索一条从专业化角度出发, 建设型报道医疗危机的途径, 使报道诉求更加多元化, 能够兼顾更为宽广的社会利益。

二、媒介传播对医患关系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反思媒介的报道对医患关系的消极影响。例如, 欧阳哲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指出了当前我国医疗报道的主要内容, 并由此提出了媒体报道对医患关系的影响。他认为媒体报道存在以下四个问题:第一, 媒体报道不够全面, 为满足受众需求。第二, 医疗报道多就事论事, 未深入揭露本质。第三, 在医疗报道对象的选择中, 内体平衡不足, 报道偶有失语。第四, 他指出媒体报道中存在采访不足, 专业性有待商榷。

三、医患关系相关的媒介呈现

(一) 医患纠纷事件媒介呈现的原则与机制

熊恺茵通过对2009年~2012年网络搜索量最高的十件重大医患事件的初始及后续报道为研究样本, 运用新闻传播的一般原则即真实性原则、客观公正的原则、全面性原则三方面对十大医患事件的文本报道进行分析。她指出在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许多新闻媒体为了提高新闻的可看度和收视率, 往往把医患纠纷新闻作为“卖点”, 将医患之间的纠纷和矛盾连续性地放大, 这就是我国新闻媒体在报道医患关系时存在的问题之一。第二, 她认为我国新闻媒体在报道医患关系时还存在部分新闻报道先入为主、缺乏客观性的问题。第三, 新闻媒体在报道医患关系事件时存在着部分新闻片面报道, 全面性缺失的问题。第四, 他指出, 媒体在报道医患关系事件时, 部分新闻报道不注重健康传播, 记者的医学素养有待提高。

(二) 医患纠纷事件中医生的媒介形象

在研究医患关系相关的媒介呈现中, 很多学者把眼光投向了医生的媒介呈现, 而医生的媒介形象越来越呈现出消极方面。例如, 茹倩倩在《我国医疗事故就饿分报道中的医生媒介形象研究》中采用内容分析法、语义分析法对医生的媒介形象进行了分析。她指出, 我国媒体在对医疗事故纠纷事件的报道中所塑造出来的医生形象多为消极形象。她认为造成医生这一媒介形象的内在原因可以归结为:第一, 医疗专业知识信息不对称。第二, 医院及医务人员失语、消极应对。其外在原因是:第一, 我国医务工作者的历史形态。第二, 媒体对弱势群体报道的倾向性。

四、存在的不足与缺陷

根据以上的分析, 笔者认为近年来关于我国媒介与医患关系的关系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 对患方研究的忽视。无论是在理论探索还是在媒介呈现的研究中, 都鲜见患者的踪影。然而患者作为医患关系的另一个主体是不应该被忽视的。第二, 建议多浮于表面, 缺乏可行性。第三, 实证、案例分析多, 理论政策分析少。

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无法避免与医生打交道, 所以构筑和谐的医患关系关乎我们每个人自身的利益。同时, 我们生活在媒体爆炸的时代里, 我们所了解的世界都是通过媒体的视角。媒体能否客观反映社会现实事关我们能否更真实的认知这个世界, 能否做出更加理性的判断和行为。针对以上我所总结的当今研究存在的不足与缺陷, 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将把视角放在患者的身上, 看看当今的媒体是如何构筑患者这一形象, 而后通过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努力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以及建议。

参考文献

[1]茹倩倩.我国医疗事故纠纷报道中的医生媒介形象研究[D].陕西:陕西师范大学, 2012.

[2]阳久哲.媒体传播对医患关系影响研究[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 2012.

[3]张思伟.《中国青年报》医患关系报道的框架分析[D].河北:河北大学, 2009.

[4]刘岱松.主流媒体对医生形象的建构研究——以《人民日报》为例[D].上海:复旦大学, 2010.

[5]张萌, 吴雪松.医患冲突中的权利边界[J].医学与哲学 (人文社会医学版) , 2006 (10) .

[6]李桂芝, 朱克映.关于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若干思考[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06 (4) .

[7]李梦秋.地方报纸基本医疗保障改革报道研究——以内容分析为视角[D].安徽大学, 2010.

[8]田振华.我国报纸对医生形象的再现与建构研究[D].广西大学, 2009.

医患会话中的权势关系:批评性视角 第4篇

关键词：批评话语分析,医患会话,权势关系

1. 引言

批评话语分析是国外近年来兴起的一种话语分析方法。它不仅研究语言是什么, 而且研究语言为什么是这样;不仅对话语的意义感兴趣, 而且对话语如何产生这种意义感兴趣。它旨在透过表面的语言形式, 揭露意识形态对话语的影响, 话语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 以及两者是如何源于社会结构和权势关系, 又是如何为之服务的。本文拟用这一新兴研究方法分析医患会话的特点, 揭示医患会话中隐含的权势关系, 提高医务工作者对医患会话的批评意识, 达到建立平等、互动、合作的新型医患关系的目的。

2. 批评话语分析的主要原则

在CDA的认知系统中, 作为控制和支配的权势是一个中心概念。Van Dijk指出, 如果一个社会群体拥有获得稀有社会资源的特权, 如名誉、金钱、地位、知识、信息等, 并能够控制其它群体的思想行为, 我们就说该群体享有权势。福柯认为, 话语与权力是一种同构关系, 影响控制话语运动的最根本因素是权力, 话语与权力又是密不可分的, 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 话语既是权力的产物又是权力的组成部分。CDA正是以语言分析为手段, 通过对语言使用、语篇、言语交际等进行微观层次的描写, 推理出隐藏在其后的权势、控制、支配以及社会集团间的不平等, 因此, 权势关系是CDA的主要原则之一。

3. 实例分析

在这里我们主要运用情态的方法, 结合话语分析的其他工具, 从话轮转换、打断、问句等角度分析医患会话特点。

3.1 情态

情态是指有些语言结构表达的说话人对自己、对对方或谈话主题的态度, 说话人与被谈及的人的社会和经济关系, 以及语言完成的行为。Fowler和Kress认为, 英语中表达情态意义的语言成分有称呼语、问候语、情态动词、情态副词等。情态系统体现了语言的人际意义。

反反映映医医患患关关系系不不对对称称的的情情态态现现象象非非常常多多。。首首先先在在称称呼呼语语方面, 病人不会直呼医生姓名, 通常在姓名后加上“教授”、“主任”、“医生”、“大夫”这些表职务或职业的头衔, 而医生或护士在叫号时却常常直呼其名。其次, 在问候语方面, 通常都是病人先问候医生, 但是医生大多数情况下很少回应。

3.2 话轮转换

“话轮是会话中一个参与者在一定时间内连续说出的话。其前后为其它参与者的谈话, 也称作conversation turn (话轮) 。在这一框架中, 话轮交替 (也称‘话轮转换’———笔者注) 被看作是协调的并受规则支配的会话行为相互作用的一个方面” (李延福, 1996:846) 。在会话分析中, 话轮转换占有重要地位, 一直受到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那么, 话轮转换是如何进行的, 它与话语中的权势又有何联系呢?下面我们通过分析一个医患对话来揭示这一点。

Doctor:Because the cardiogram monitors only one minute o your blood pressure, sometimes the results say nothing.

Patient:Yes, yes.How about[the numbness of my hands and feet?]

Doctor:[If all these fail to detect your problem], you have to take the angiograph.

Patient:I see...

Doctor:This follows step by step procedures.Some people can get precisely diagnosed just with a simple cardiogram.

Patient:I see....yes, yes.

Patient:My hands and feet sometimes get numb...What would be the causes?

Doctor:What?

Patient:The numbness of my hands and feet.

Doctor:It comes simultaneously with suffocation or it jus comes alone. (From House Season 2 section 4)

(注:[]表示话语重叠或打断, ...表示声音的延长)

首先, 从话轮的长度看, 医生话轮的长度明显超过病人, 而且医生话轮中有很多复合句, 并且出现了一些医学名词。而病人的话轮中都只是简单的句子, 甚至只有一、两个词的应答语。其次, 从话轮的启动看, 医生启动的话轮多于病人。而且病人在启动第一次话轮时, 被医生打断, 并没有得到医生的回答, 因此是不成功的。而医生的启动常常是成功的, 都能得到病人的反馈。这正好印证了Fairclough对话轮转换的看法。他认为, 权势不对等的双方在话语交际时常遵循以下规则:权势一方可以选择非权势一方进行话轮的启动或应答, 但非权势一方却不可以;权势一方可以自我选择, 但非权势一方却不可以;权势一方的话轮可以顺利完成, 不受任何打断。

3.3 打断

打断是在当前说话人话轮结束前, 另一说话人就开始讲话的现象。会话交际中的言语打断是交际中的自然现象, 是交际者为了取得发言权而试图与说话人争抢话轮的语言现象。它是话轮转换规则的特殊表现, 也是语言和社会行为的一种特殊具体形式。诸多研究表明言语打断与控制、权势以及社会地位有关, 有权势、地位高的说话人显然比地位低的一方更易取得发言权。医患会话的一个特点就是病人的话语常常被医生打断, 我们从下一个例子分析这一点。

例2.Patient:You are doctor House?I found one picture of you[on a conference].

Doctor:[You need a heart transplant].

Patient:I run and I work[and I...]

Doctor:[You cauterize yourself]. (From House Season 1, Section 13)

这个对话中有两处被打断, 第一次是由于病人的话与主题无关, 因为病人可能不敢面对自己的病情, 不愿谈到那个话题, 但医生没有考虑这一点, 他不会把时间浪费在与治疗无关的话题上。第二次是病人对医生的决定感到害怕和震惊, 他想说明自己一直很注意身体健康, 事情还没有那么严重, 但医生并不赞同, 立刻打断他的话语, 认为正是他的生活方式伤害了他的身体。因此, 医生为了使对话顺利、有效地进行, 常常打断与话题无关或他认为不正确的话语陈述。

3.4 问句

医生和病人的问句是医学语篇研究的核心。安斯华姿·芙恩 (Ainsworth Vaughn, 1998:45) 曾指出, “医学语篇中的问句经常被看做一个显示参与者权势的粗略指数”。在医学话语中, 医生的提问明显多于病人, 病人间或提问只是询问病情或治疗情况, 他们主要以回答医生的问题为主。除此之外, 医患之间的问句还有以下特点:1) 医生提问通常是循环式, 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 遵循提问—回答模式, 病人必须回答, 或提问—回答—反馈模式, 而且反馈总是以uh-huh, mm-hm这种不确定的方式表示, 使病人无法判断医生的真实含义。2) 医生大多提问封闭式问题, 只要求病人作简单的事实性回答, 它限制了病人的回答范围, 当病人提供过多信息时, 常常被医生打断。而病人的提问经常是开放性的, 因为他们要求医生对病情作出详细解释和正确诊断, 因此常常采用“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这样的问句。3) 医生由于社会身份在话语中处于主导地位, 他提出的问题通常都能得到回应, 而病人的问题却得不到重视, 常常在医生的沉默和打断中忽略过去。

4. 结论

医患会话作为机构性话语的代表, 有着不同于日常会话的特点。本文在讨论CDA主要原则的基础上, 运用CDA的各种语言分析方法, 从情态、话轮转换、打断、问句几方面分析了医患会话的话语特征, 揭示了医生在会话中的话语权势。本文想通过对医患会话的分析探讨, 改变目前以医生为主导的医患模式, 建立以病人为主导的新型模式, 在此基础上建立崭新的、和谐的医患关系。

参考文献

[1]胡壮麟, 朱永生, 张德禄, 李战子.系统功能语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丁建新, 廖益清.批评话语综述.当代语言学, 2001.4.

[3]Van Dijk, T.A.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London Academic Press, 1998.

患者视角的医患关系 第5篇

近年来，医患关系紧张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医疗资源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医疗费用过高的因素;也有某些医务人员忽视患者利益，行为不规范、质量不高、态度不好的因素;还有患者不理解医学的风险性、局限性的因素;还有社会转型时期引发的社会矛盾在医院的泛化而形成。由于社会深层次变革而带来的人们生活、心理上的种种不适应和混乱，往往容易通过在医院这个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特殊环境，以各种因素为导火索，以医患冲突的方式，比较集中、比较激烈地表现出来。在如此复杂背景下，个别媒体为追求“轰动效应”，放大了“医患生态”的恶化程度，加深了医患之间的误解。有的不加核实地报道极端案例，把普通的医疗纠纷上升为“医患战争”;有的不尊重医学规律，把医疗活动机械化、简单化，使患者误以为“钱到就能病除”;有的将医生“妖魔化”，并称之为“杀手”、“白狼”等。这些种种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患者对医务人员的负面评价[1]。

二、从修复生态环境入手，努力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生态(Eco-)一词源于古希腊字，意思是指家(house)或者我们的环境。简单的说，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生态学(Ecology)的产生最早也是从研究生物个体而开始。1869年，德国生物学家E.海克尔(Ernst Haeckel)最早提出生态学的概念，它是研究动植物及其环境间、动物与植物之间及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的一门学科。如今，生态学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生态”一词涉及的范畴也越来越广，人们常常用“生态”来定义许多美好的事物，如健康的、美的、和谐的事物等均可冠以“生态”修饰。和谐医患关系的生态环境，就是以和谐医患关系为中心，对其发生、发展和存在产生制约和控制作用的多维空间和多元环境，包括外部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换言之，和谐医患关系的生态环境是指一切对和谐医患关系发生、发展及其效果产生各种影响的内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及结构的总和。依社会活动形态来分类，生态环境可分为经济生态环境、政治生态环境和文化—心理生态环境。人们在讨论医患关系时，往往忽视了这些和谐医患关系的生态环境，有必要从修复生态环境视野下探究医患关系的和谐之路。

(一)从改革管理体制入手，加大政府投入，切断医院、医生与药品的直接经济联系，构筑有利于建设和谐医患关系的经济生态环境。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当前，导致我国医患关系恶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医疗机构的供给机制和分配机制。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医患关系恶化的根源在于现代医学的异化[2]。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以“以药养医”代替政府补偿的前提下，医院实行自负盈亏，职工工资、福利、医院发展的资金，都得让病人掏腰包。无形中从机制上就迫使医务人员增加医疗设备器械使用率，用的高价药品，导致不合理机制扭曲的服务方式花样百出，严重影响医患关系。改善医患关系，关键在从体制上鼓励医务人员“以病人为中心”，以帮助患者战胜疾病为己任。

1.加大政府投入，确保医疗机构的事业发展和医务人员的基本工资福利，控制医疗机构的奖金分配额度。对医务人员的考核要以工作任务和质量为标准。只有从管理体制和机制上下足了工夫，才能将医务人员的眼光和精力转移并集中到刻苦钻研医疗技术、帮助患者战胜疾病这一根本问题上来，使医患关系得到有效改善。

2.发挥政府职能，优化资源配置，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大型医疗设备的重复检查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大型医疗设备方面，可以借鉴各城市急救中心的成功的管理经验，实行统一集中管理模式，由政府投资购买，统一管理，收支两条线。这样一来，可以避免重复投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医疗机构之间的恶性竞争。其收支节余的资金可以设立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基金，对贫困患者和医疗不良结局进行补偿和救助。因为，数百万的资金要靠卖出价格近6倍、达千万元以上的药品才能获得。而这些最终要体现在老百姓看病支出的费用当中。病人感到医疗费用高，医务人员感到收入水平上不去，因为医院的大部分利润用来还了贷款。

3.完善医疗保障机制，化解医疗风险。目前，我国的医疗保险、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相当多的群众靠自费就医。由此，患者及家属对医疗结果的期望值相当高，加上医疗费用的上涨和个人负担过重，导致患者及其家属对医生和医院普遍不满。由于医疗技术的局限性，对疾病的治疗有着许多不可控的因素，有时结果往往不可逆。患者花钱后结果不如意或遇到医疗意外，患者失去的生命、身体的部分功能，对家庭是巨大的损失和沉重的压力。医疗风险单独让患者承担或是让医疗机构和医生承担，都是不合情理的，有必要建立健全社会、医疗机构、医生、患者共担风险的机制。

(二)从完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着手，加快依法调解医患矛盾的步伐，修复和谐医患关系的政治生态环境。

1.引入第三方中介组织，建立解决医疗纠纷的有效机制。纠纷的处理不遵循法定程序，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遭到不法侵害得不到公安机关有效保护，面对因医疗纠纷而引发的暴力事件，公安机关的不作为或处置不力，影响了广大医务工作者执业安全感。有必要责成公安部门出台相应的整改措施，切实担负起维护医院正常秩序、及时处置突发事件的职责，确保在任何情况下医院不受冲击、医务人员的人格和人身安全不受侵害。砸抢医院，殴打、侮辱、恐吓医务人员的事件一旦发生，无论起因如何，公安、司法机关都应果断处置，惩戒违法者，防止事态扩大，引导、敦促各方依法解决医疗纠纷。

2.完善细化医疗法律法规，促进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维护和保障患者权益。目前仅医疗事故鉴定费就有3,000元，费用之高让百姓望而生畏，加上某些不必要的环节，纷繁的程序也让患者在精力和时间上拖不起，只能在法律途径之外寻求问题的解决。我国必须尽快出台《基本医疗卫生法》，以法律来保障公民医疗权益和医疗机构行医权益不受侵扰。针对医疗质量、医疗安全、医疗机构管理，细化有关法律法规条文，有效预防医疗失当和不必要的医疗事故。在司法诉讼上，要采取有效方式降低或均摊医疗事故鉴定费和医疗官司的诉讼费。

(三)坚持理性及公平正义，倡导社会主义特色的现代价值观，修复促进医患关系和谐的文化—心理生态环境。

1.医患之间要树立诚信观念。医院与患者、医生与患者之间要树立医院要诚，患者要信的诚信观。医院与病人之间不是商家与顾客的关系。医疗行为是非市场行为，社会结构和医院的制度要杜绝医生以开大处方谋求个人利益的弊端，以此从根本上消除对医生的诱惑和污染，为医生强化自身的职业精神、更加富有爱心和责任感奠定了基础。而作为患者，也要尊重和信任医生，与医生密切配合，共同抗击疾病。

2.医院与社会之间要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医患之间是共同战胜疾病的合作关系，医院必须在社会和公众的监督之下，不断改进工作，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市民社会要融入理性和法制，媒体、各种社会组织要引导人们合理合法地表达利益诉求，医院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有利于医疗卫生事业协调发展，有利于社会和谐。在价值导向和事实导向上，新闻媒体要多宣传社会中医生和患者人性美、人性善的一面，以此来有效引导价值观念，培育现代价值体系。不能片面追求新闻的“轰动效应”而忽视了肩负的社会责任。广泛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着力营造“尊重医生人格、尊重医生劳动”的良好社会风气。

三、结语

医患之间，和则两利，伤则两害。必须将医患关系置于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去审视。医患关系目前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是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无论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医生都是一个神圣的职业。经济越是发达，社会越是进步，人民群众就越是呼唤好医生。而医生也理所当然回应这种期盼，以心换心，主动迈出修复“医患生态”的第一步。构建和谐医患关系需要医、患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也就是说医患关系之间的和谐还需有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和医疗保险统筹的大力支持以及新闻媒体的有效监督和正确的舆论导向。医患关系在良好的法律框架下，辅以各种社会合力，方能真正步入和谐之道。

参考文献

[1].白剑峰.积极看待“医患生态”[N].人民日报,2006-12-14-005

患者视角的医患关系 第6篇

现阶段公立医院优质资源医疗份额占有率超权重、资源分配不均衡,较轻慢病患者向基层医院转诊存在困境,致使三甲医院就诊患者人满为患。重点科室门诊“三长一短”候诊现象时有发生,究其主要原因:首先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北京优质医疗资源不能满足富裕起来的人们对健康的需求;其次患者的社会属性与疾病特点,决定了就医需求与诊疗结果的千差万别,其中各地各级医院基本医疗保险规则迥异、医保内基本药品配置也不均衡;其三患者和家属对三甲医院医疗结果的期望值过高、在自保的情况下发生过度医疗的事件在所难免。由于医学发展领域未知性是医疗纠纷长期并存不可控因素,且富裕起来的人们价值取向难以揣度,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医方很难置身事外;其四在医疗卫生法层面,各种立法、执法、司法审理、监督等环节存在缺陷,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较难做到及时修订立法、法条内容,司法鉴定制度重叠、交叉现象严重,造成在合法基础上医患双方正常维权举步维艰[1,2],所以医者仁心的医务人员加强自身建设是必由之路。

2 基于医疗行为法学视角下改善医患关系的探索

依法合规维护医师医疗行为的前提,是重视医学发展和患者疾病演变的复杂性、特殊性、社会性。在医疗行为法学视角下,重点把控医师的医疗行为包括信念、态度、控制、意图、发生5个环节,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建立良好医患间信任,规范医师医疗行为做到起点精准、环节受控、结点管控,可以达到改善医患关系效果。

2.1 坚定医务人员医疗行为信念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经验管理已被现代科学管理所取代,更高层次管理是文化管理。先进的医院文化是医院精神文明的源泉,它蕴含着医学发展的传承与历史的积淀,是社会文化发展共同参与具有医院个性特点的团队与文化特征[3]。

计划行为理念(T P B)由Ajzen1985年提出,是从信息加工的角度,以期望价值理论为出发点,解释个体行为一般决策过程的理论[4,5]。计划行为理念由信念、态度、控制、意图、发生5步骤完成。为保障医师医疗行为“起点精准”,我院将医院文化管理放在首位,遵循“文化在先,行为在后”的客观规律。2015年通过征集民意再次修订其核心内涵,以先进医院文化为导向,发扬严谨、创新、关爱、奉献的朝医精神,鼓舞一代又一代朝医人坚定信念;精准定位核心价值观:医德双馨、生命至上为医疗行为准则,时刻牢记医院文化中的院训:精益重道、和合致远。同时利用我院宣传中心窗口平台优势,发挥正能量宣传手段的传播效力,如院报、公共微信平台、网络、质量简讯等媒介,定期报道各个学科领域的先进人物和事件,使优秀医疗行为成为楷模,植根于医务人员的内心,坚定“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救死扶伤的信念。以我院制定“现代化国际医学中心医院”为目标,医务人员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潜移默化凝练了医师的医疗行为。

2.2 端正医务人员医疗行为态度

为保证医师医疗行为“环节受控”,认清现阶段医患关系基本法律属性,强化医疗质量管理中制度的约束力,端正医师医疗行为的态度。三级甲等公立医院的性质决定其公众服务的公益性,医院在实际运营中既要完成国家指令性医疗指标,又要保证医院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医患双方诊疗过程最终目的有着趋同的价值取向,即患者消除疾病的痛苦、医师达到谋生与价值实现。但是我国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基本医疗保险和医保内各级医院药品配置差异较大,在补充商业保险尚未健全情形下,患者的社会属性与疾病种类多样性及医学的复杂性,导致医患间合法权力与权益的矛盾存在不可控。如果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产生医疗纠纷,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将成为民事侵权关系[6]。为了保障人们基本医疗的需求,必须厘清复杂的医患关系法律性质(即非单纯的民事法律关系),它是一种特殊民事法律关系,是医师自觉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医院规章制度的重要保证。为此医院领导与人事部门高度重视,每年年底对全体医务人员进行医德医风和医院各项规章制度及落实执行效果进行综合考评(包括医德、能、勤、绩4方面),年度考评结果计入医务人员个人人事档案,并且与员工的职位、职称、薪级晋升挂钩,对年度内发生重大医疗纠纷员工给予单项否决,对其他不合格人员按人事相关规定执行,强制约束了医务人员的基本医疗行为。

2.3 控制医务人员不当医疗行为意图的发生

在医疗行为法治框架下,虽然有优秀医院文化管理的核心价值导向,坚定了医师医疗行为的信念、端正了医师医疗行为的态度,但是医师医疗行为的控制也受到社会和家庭及各方利益的干扰。为建立医师良好医疗行为,遵循人类常用行为心理活动规律的正效应,与有效医疗质量管控相结合,规避医事法务问题,控制好不当医疗行为意图的发生。现将医师医疗行为结点管控3个要素简介如下:

2.3.1 提高医疗行为防范与预警管控水平。

在控制不当医疗行为意图发生的医疗管理中,应加强不当医疗行为的防范管理。要理解和认清医师诊疗行为初衷和现存困境,了解患者盲目崇拜高科技医疗技术和对医疗结果期盼的心理活动,医师在诊疗中医疗行为应高度审慎。既要规避潜在过度医疗的发生,又要加强有效沟通与知情同意及完整精准原始病案记录与保管,避免不当医疗行为引发不利的蝴蝶效应,损害各方合法权利与权益。例如:某男,高热合并多种严重基础疾病的高龄患者,由急诊科转入发热门诊救治,经过全力抢救无效死亡。因医师与死者家属沟通告知存在瑕疵,家属反复前来闹访,死者的一位直系亲属私自将死者部分抢救记录窃走,在司法鉴定时患方又不提供窃走的部分原始病历,导致死者诊疗抢救病案记录不完整,引发司法鉴定质证人逻辑推理与证据论证的缺如。虽然有监控证明家属拿走部分原始病案,但是法院以死者家属拿走病案是非有价证券,医院无法提起另案诉讼。因司法诉讼中法院以质证证据资料不完整,医院承担了相应不利法律后果。

2.3.2强化医疗行为应急处置质量管理。

“超限效应”美国著名幽默作家的实验发现,对于过强或作用时间过久而引起心理极不耐烦或逆反的心理现象,称之为超限效应。在医师超负荷诊疗过程中,医疗行为过程管理应关注“超限效应”。依法合规落实医院的医政管理制度,首先控制医疗行为关键在于,既要耐心倾听、态度诚恳、措辞谨慎;又要对事前认真详细解读患者病情细节、事中认真梳理有效沟通、事后做好必要的补救措施,降低患方不良情绪的爆发;也要在行为法学视角下审核医师医学专业高等教育资格与执业资质及执业范围的合法性;更要防范自媒体时代下患方录音取证,谨慎表达医学专业证据性语言与文字,确保与患者病历记录内容的一致性。其次在医疗纠纷诉讼赔偿过程中,医师心理影响是深远地,做好医师心理支持与调解,严格控制医疗行为意图的偏差。其三鉴于北京医疗责任保险在医疗损害赔偿最高额度的限制,应有效规避医方医疗行为法律维权的主观让渡,弱化患者与家属负面情绪超限效应的发生。

2.3.3 加强医疗行为循迹追踪质量管理。

“霍桑效应”是美国心理专家乔治·埃尔顿·梅奥教授1933年研究小组提出,也就是社会心理学家所说的“宣泄效应”。霍桑工厂是美国西部电气公司的一家分厂,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这个厂请来了心理学专家在内的各种专家,约在两年时间找工人个别谈话两万余人次,耐心倾听工人对厂方的各种意见、抱怨让他们进行宣泄,结果霍桑工厂的产值大幅度提高。鉴于此我院对重大医疗纠纷案例均进行专家集体医疗质量安全讨论,主动大胆揭短以“五个不放过”[3]为抓手,包括死亡患者死因不明不放过、手术失败原因不明不放过、患者投诉与纠纷原因不明不放过、患者并发症产生原因不明不放过、医疗纠纷处理当事人认识不到位不放过。多层次多角度耐心听取员工心声,精准消除员工思想顾虑,深入客观循迹追踪分析发生医疗纠纷的原因,通过集体智慧找出解决复杂难点问题的质量管控良策,全方位持续改善医师的医疗行为。

近3年来,医院内重大医疗纠纷数量逐年下降,提高了医院整体医疗质量管理水平。

3 成效与思考

近4年来,在北京市21家市属医院绩效考核中成绩突出(3次获得第二名、1次获得第四名),在市属医院医疗纠纷化解率考核中也连年达标、医院医保被评为北京市A类医保单位。就医疗行为法学视角下对医师医疗行为的改善提出3点建议:国家层面完善立法、法条内涵;医院层面精益领导者监督与导向作用;医师层面应恪守医疗行为法律、法规。

3.1 完善立法、法条方面内涵

近20年来,北京市医事法涉及常用法律法规就有十五类144项,其中不含保险类[7]。法律法规条款数量前三位是医疗投诉与纠纷处理、执业管理、药品管理,涉及67项法律法规(占46.53%),法条数量第一位的是医疗投诉与纠纷处理类,包含26项法律法规(占总项18.05%),可见妥善处置医疗投诉与纠纷的重要性。在医疗纠纷处置实践中常常遇到法出多头(如医疗损害鉴定二元化现象)与交叉的现象[8],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性,也间接纵容了“医闹”现象的滋生,扰乱了正常的医疗秩序,损害了医务人员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分级诊疗政策实施是北京市三级甲等医院责无旁贷的责任,分级诊疗的医疗联盟医疗技术支持、人才交流和培训等方面合作将越来越密集,协作双方应签署具有法律效力责任分担合同与协议、或者签署协作权责会议机要,以备特殊时期界定不利情况下责、权、利的依据,为医师医疗行为扎紧袋子、托好底,为促进医疗事业健康发展和分级诊疗推进具有现实意义。

3.2 精益领导者监督与导向作用

在北京市医事法涉及常用法律法规十五类144项中,法律法规数量前五位的是医疗投诉与纠纷处理类、执业管理类、药品管理类、医疗机构管理类、并列第五的是诊疗实践管理和妇幼及计划生育管理类涉及100项法律法规(占69.44%)。法条数量第二位是执业管理。含22项法律法规(占法规总数15.28%),由此可见精益领导者监管与导向权重的重要性。

3.2.1 监督作用。

首先精益领导者要善于用权,经常到现场观察、倾听,广泛猎取基础信息,及时修正管理指标的医疗大数据,更好地监管医师的医疗行为(即管住医师的笔),成为医师医疗行为维护者与指导者;其次在现阶段医疗大环境下,对高风险医疗科室出现重大医疗纠纷赔偿时,医院将承担大部分经济责任,对严重违法、违规医疗纠纷责任人的处罚绝不姑息。

3.2.2 导向作用。

首先是医师医疗行为要正确定位,寻找改善医师医疗行为的领头羊,大力弘扬传播正能量的榜样垂范效果;其次是完善医疗质量管理体系:院领导、科室主任、科室医疗纠纷负责制纵向管理,与职能部门协同的横向管理,以及与医警有机联动管理,保证正常的医疗秩序与医疗安全;其三是每年定期召开全员标准化培训,聘请医事法务界资深法官、律师进行实际案例医疗行为解析,目的是在全院各科中培养一批医事法务骨干,同时吸纳专家级主任加盟医疗纠纷处置管理(微信群),为提升医政质量管理水平助力。

3.3 医师恪守医疗行为法律法规

医师在诊疗过程中认为医疗纠纷是小概率事件,对法律法规条款数量位居第一位的医疗投诉与纠纷重视不够,对法律法规条款的司法解释与司法实践内容及流程理解不到位。北京市医事法就涉及常用法律法规十五类144项法律条款之多,在法治进程的大背景下,医师除了要通过医学高等基础教育、岗前培训、实习轮转、继续教育的系统学习,更应该加强医事法务知识学习。作为完全民事能力的医师要认真解读法律法规,深层次理解和掌握达成共识,主动约束自身医疗行为。具体做法是医师在履行医疗行为诊疗实践过程中,首先提高熟练掌控疾病诊疗中可控医疗风险识别(如:低收入没有医保的家庭、精神心理有问题、特殊身份、吸毒和劳教等情况)和非可控医疗风险识别(如:有过医疗纠纷、异常死亡、家庭不和谐、手术效果不佳期望较高、交待病情疑惑较多患者与家属等情况);其次是了解患者和直系家属利益关系,以及患者家庭能够承受的经济状况,认清现阶段公众对整体医疗技术水平的认可度;其三多点执业的医师更应认真研读医疗行为涉及医事法务问题。尤其是手术风险较大的病案除了关注上述要点外,还要结合回顾性手术大数据进行评估,对需要委托授权签字患者更要谨慎沟通与知情同意,确保医疗行为的缜密性,必要时征得患方同意进行录像备份,使得医师的医疗行为更加符合医疗行为法的规范,为构建良好医患信任、改善医患关系奠定牢固基础。

参考文献

[1]张维帅,周成双.医事法官选择模式研究[J].法治与社会,2012,(2):160.

[2]王海容,程文玉.我国和谐医患关系的法律基础[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15,31(9(:687690.

[3]易利华.医院精益管理链[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4:26 32.

[4]Ajzen I.From intertions to actions:a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M].Heidelberg,Germany:Springer,1985.

[5]孙杨.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医生临床路径依从行为决策机制模型构建[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15,31(10):751 754.

[6]阎向阳,靳建平.论法律视野中医患关系的性质[J].中国医院管理,2014,34(12):65 66.

[7]陈特,艾清.医事法纂解与疑案评析[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338 352.

患者视角的医患关系 第7篇

关键词：医学伦理,医患关系,医院管理

0前言

近年来, 医患关系日趋紧张, 伤医甚至杀医事件时有发生。日前, 广东省人民医院口腔科陈主任被砍致死, 再次将如何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话题推向风口浪尖。影响医患关系的因素很多, 其中作为医患关系的主体一方—医院是一个重要因素。本文站在古代医学伦理的角度, 在正确认识医患关系的前提下, 探讨医院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方面的何去何从, 以期改善医患关系, 促进医患关系和谐发展。

1 正确认识医患关系

医患关系是医疗过程中, 由医护人员与患者及其家属所构成的一种双向的人际关系。站在医学伦理的视角审视医患关系, 发现其是一种特殊的、多层次的人际关系, 也是一种社会关系, 更是一种伦理关系、道德关系[1]。由于医患双方的概念被现代医学所不断扩充, 医疗过程中的医患交往也被延伸为全体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与患者以及其所有的社会关系发生的预防、医疗、保健等社会活动。医患关系是医疗活动中最基本、最重要、最活跃的一种人际关系[2]。医患关系决不仅仅是医生和患者之间的简单关系, 更重要的是医疗主体和患者个体之间的深层关系。

首先, 医患关系具有利益一致性。在整个医疗过程中, 医患双方都具有明确的主体意识, 那就是医方用尽自身医疗能力和技术为患者保健康, 患者通过医院救治战胜病魔, 二者主管利益高度一致。其次, 医患关系具有信息不等性。医方拥有医学专业知识和实践经历, 却对患者个体特性不好把握, 患者对医学专业知识知之甚少, 但对自己病史很了解, 造成双方信息不均等。再次, 医患关系具有某种合约性。医方接待了患者对其提供医疗服务, 双方好似就形成了一种合约关系, 但这不同于社会活动中的其它合约, 完全受法律的保护和约束。最后, 医患关系具有社会伦理性。虽不是合约关系, 但同时又高于合约关系。医疗活动的对象是人, 职责在于守护人的身心健康, 提高生命质量, 从而表达“真善美”, 表达“仁爱、信任、尊重”, 表达“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

2 古代医学伦理思想

中国古代医学伦理思想博大精深, 自古以来名医辈出, 他们在行医的同时, 不仅继承和发扬儒家、道家、佛家等思想传统, 而且研修医学独到见解, 留下了许多有关医学伦理道德的经典杰作。重新学习这些古代医学伦理经典, 回归医生义务本位, 必将有助于当前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

2.1 重义轻利原则

东汉时期, 医圣张仲景就反对“但竞逐荣势, 企踵权豪, 孜孜汲汲, 惟名利是务”的医治乱象。唐代药王孙思邈有言:“凡大医治病, 必当安神定志, 无欲无求, 先发大慈恻隐之心, 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讲到:“所以医人不得恃己之长, 专心经略财物, 但作救苦之心, 于冥运道中, 自感多福者耳。”这里不仅体现了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 而且隐含着道家“清心寡欲”的思想。宋朝《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医工论》中记载:“凡为医之道, 必先正己, 然后正物。正己者, 谓能明理以尽术也;正物者, 谓能用药以对病也。”“正己”就是研医德, 加强道德约束, 提高道德修养。晋代葛洪《神仙传·董奉》记载了三国时期隐居庐山行医的董奉义诊济贫的故事, 讲到:“奉居山, 不种田, 日为人治病, 亦不取钱, 使栽杏五株, 轻者一株, 如此数年, 得十万株, 郁然成林……奉每年货杏得谷, 施以赈救贫乏, 供给行旅不逮着, 岁二万余人。”所以, 今天人们常用“杏林春暖”、“誉满杏林”来赞美医生高尚的医德。

2.2 敬畏生命原则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生命之上、惜命重生”是这个天职中的最高准则。原始社会至奴隶社会中期, 就有神农尝百草一日中七十二毒的传说。《黄帝内经》中言:“病为本, 工为标。”说的就是病人的生命是本, 医生的医术是标, 医术应当服从生命的道理。西晋著名医学家王叔和在《脉经》序言中讲到:“夫医药为用, 性命所系。”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序中指出:“人命至重, 有贵千金, 一方济之, 德逾于此。”同时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说指出:“不得于性命之上, 率而自逞俊快, 邀射名誉, 甚不仁矣。”宋朝林逋《省心录·论医》中谈到:“无恒德者, 不可以作医, 人命死生之系。”《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医工论》中记载:“医乃生死所寄, 责任匪轻, 岂可又因其贫富而我为厚薄哉?”“凡病家延医, 乃寄之以生死, 理当敬重, 慎勿轻藐。”以上种种表明人的生命是至高无上的, 为医就必须视治病救人为己任, 把敬畏生命当准则。

2.3 爱无差等原则

药王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写到:“若有疾厄来求救者, 不得问其贵贱贫富, 怨亲善友, 华夷愚智, 普同一等。”《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医工论》中曰:“贫富用心皆一, 贵贱使药无别。”明代著名外科医生陈实功《外科正宗·医家五戒十要》中甚是讲到:“凡娼妓及私伙家请看, 亦当正己视如良家子女, 不可他意见戏, 以取不正, 视毕便回。”娼妓的身份是否卑贱我们不讲, 但总有难以启齿之感, 古代医家对待他们尚且如此, 何况乎其他病人。由此可见, 为医者当撇开患者的职位高低、财富多少、出身贵贱、关系远近等外在因素, 做到一视同仁、爱无差等、真心待患。

2.4 尊重信任原则

医疗活动的对象是人, 其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质量的提高, 医学本身就是为了表达真善, 表达对生命的绝对尊重。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扁鹊曾提出“六不治”原则, 也就是六种他不会救治的情形, 其中之一就是“信巫不信医”。患者应当信任医生, 否则不利于疾病的治愈。宋朝《本草衍义》中寇宗更是直接点明了医患双方互不信任的害处:“医不慈人, 病者猜鄙, 二理交驰, 语病何益?由是言之, 医者不可不慈仁, 不慈仁则招非;病者不可猜鄙, 猜鄙则招祸。惟贤者洞达物情, 各就安乐, 亦治病之一说 (悦) 耳。”大文豪苏东坡有言:“士大夫多秘其所患而求诊, 求验医之能否, 使索病于冥漠之中, 辨虚实冷热于疑似之间。医不幸而失, 终不肯自谓失也, 则巧饰掩非以全其名。至于不救, 则曰:‘是固难治也。’”这里道出了医患双方相互尊重信任的重要性。

2.5 情同身受原则

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指出:“而医术浅狭, 懵然不知病源, 为治乃误, 使病者殒没, 自谓其分。至今冤魂塞于冥路, 死尸盈于旷野, 仁者鉴此, 岂不痛欤!”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谈到:“见彼苦恼, 若己有之, 深心凄怆。”始终“志存救济。”对待患者“勿避险、昼夜、寒暑、饥渴、疲劳, 一心赴救。”清朝喻昌在《医门法律》中指出:“医、仁术也。仁人君子, 比笃于情。笃于情, 则视人犹己, 问其所苦, 自无不到之处。”清代费伯雄《医方论》曰:“我之有疾, 望医之相救者何如?我之父母妻子有疾, 望医之相救者何如?”这些讲的都是易地而观, 要求医者站在病人的角度去思考、去对待、去理解, 设身处地为病人。

3 医院管理大有可为

3.1 精研医德感动患者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生命伦理观强调的“尊重生命, 以人为本”既是秉承了儒家文化精髓, 也是现代医务人员医德的理论基础。医院可通过培训班、报告会、道德讲坛等, 加强伦理素质教育, 包括医学伦理素质、职业道德素质、职业纪律等, 让全体医护人员树立“敬畏生命、关爱生命、呵护生命”的荣辱观、利益观和价值观。通过开展道德模范、最美医生、最美护士、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医护工作者等评选活动, 让大家学习身边道德模范人物, 重塑医务人员的人文素养, 提高其道德境界, 正确认识医疗服务的性质, 即医疗是以生命为客体特殊服务, 需要医务人员内外兼修, 怀揣仁慈之心, 完善自我, 真正做到解除患者痛苦, 挽救患者生命, 感动患者。

3.2 深修医理救助患者

“以理服人”的道理尽人皆知。这里的“理”主要是指医护人员的医疗能力和医护水平。一个医院的优劣, 关键在于其医护人员的医疗能力的强弱和医护水平的高低。医院要鼓励医护人员攻读研究生学位、参加高端专业学术会议、进行医疗专门培训等, 在学费、会议费、培训费等方面给于报销或补贴。本单位还要经常组织医理研讨、救治观摩、护理大赛等活动, 让高超的医疗能力、精湛的医护水平在医院生根发芽、遍地开花。医院拥有强化医理教育学习的优良传统, 医院的良好名声才会更加响亮, 疑难杂症的患者才会得到有效救助。

3.3 牢树大爱服务患者

爱是充满力量的, 爱可以感染传递。医患双方要建立起互相关爱的医患关系, 仅仅依靠医务人员的道德认知是不够的, 还需要医务人员推己及人的服务态度, 能够站在患方的角度了解患者的真实需要, 要加强医务人员服务意识教育, 增强服务积极性。没有爱的交流是空洞的, 是可怕的, 需要通过仁爱教育的方式帮助医务人员意识到应持积极的服务态度, 换位思考, 洞悉患者的感受与渴望, 增强自身的责任心、同情心, 主动帮助患者减轻痛苦, 给予其精神安慰。同时医务人员还要注意细节服务和环节链接服务, 从点滴小事做起满足患者的合理需求, 将自己的仁爱之心化成维护和谐医患关系的核心纽带。

3.4 真诚尊重沟通患者

据统计大约三分之二的医患纠纷是由于医患双方沟通不够造成的[3]。医学伦理的基本原则是尊重, 这就对加强医护人员尊重习惯养成、增强沟通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医方需要将患者置于与自己平等的地位, 容许患者参与到医疗活动之中, 尊重患者的意见, 真正做到以患者为中心, 为实现医患双方良好的双向沟通奠定基础。医方需要合理应用专业的医疗知识、先进的医学理念以及医疗活动的决策权等主导优势, 在医患沟通过程中正确引导患者, 充分告知患者整个诊疗过程、耐心倾听患者的倾诉, 并对其进行相关医学常识和健康教育, 缩短医患之间的距离, 发展和谐的医患关系[4]。医方还要注意对患者隐私权的尊重, 倡导医护人员切实做到不在公共场合谈论患者病情, 保证患者的病情资料不泄漏, 尊重患者隐私空间, 保护患者的隐私部位等, 真正体现对患者的人格尊重和人文关怀。

3.5 依靠真情抚慰患者

俗话说得好:“好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所以就有“动之以情”是抚慰患者心灵的最好良药。患者得了疾病, 身心或多或少都会有些伤痛, 承受着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痛苦。来到医院, 如若能医护人员能够“易地以观”、“情真意切”, 待患者如亲人一样, 患者心灵必将得到抚慰, 伤痛也会得到细微照顾, 势必有利于疾病的治疗, 最终改善医患关系[5]。另外, 医院要鼓励医护人员发挥主动性, 增强服务意识, 多站在患方的角度, 切身体会患方的感受, 提高各层次医务人员的沟通技巧和语言艺术能力, 使用恰当并且通俗易懂的语言与患方进行交流, 积极与患方沟通, 用真情抚慰患者伤痛心灵, 为和谐医患关系尽心尽力。

加强医院管理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患者渴望曾经医患之间无间的聆听和倾诉, 对现代医学发出了“人文关怀”的呼唤[6]。医院应切实负起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医方责任, 还可以从加强医院文化建设、健全完善医疗制度、改善就医环境、惩治医疗商业贿赂等方面加强管理, 尽最大努力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参考文献

[1]刘维太.如何构建和谐医患关系[J].当代医学;2011, 23 (8) :25-26.

[2]赵丽, 王良滨.试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政府之责任[J].中华医学教育杂志;2015, 35 (1) :5-7, 56.

[3]张鑫怡, 董淑彦.关于医院党委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中的伦理措施探讨[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5, 28 (3) :378-380.

[4]郭宁月.伦理视角下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研究[J].医学研究与教育;2015, 32 (5) :102-108.

[5]加兰·E·艾伦.20世纪的生命科学史[M].田溜, 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