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衢州日报》范文（精选11篇）
《衢州日报》 第1篇
一、研究方法与类目建构
(一) 研究方法
框架分析 (Framing Analysis) 是基于框架理论 (Framing Theory) 的一种定性研究方法,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受到国内外传播学者广泛重视, 近年来国内学者常用于比较研究国内外媒体在同一事件的新闻报道构架的差异性。
恩特曼认为框架包含了选择和凸显两个作用, 框架一件事, 就是把认为需要的部分挑选出来, 在报道中特别处理, 以体现意义解释、归因推论、道德评估, 及处理方式的建议[1]。吉特林 (Gitlin) 把框架定义为持续不断的选择、强调和排除, 框架能够使新闻记者迅速而常规地处理大量的信息并将其包装进新闻报道里, 从而把有效的信息传递给受众[2]。就报纸而言, 报纸要表达其观点除了通过文字表现之外, 还可以通过主题设置、关键词和基调、新闻来源、照片或图表的使用等要素来表现。这些要素是微观而具体的, 但又往往是媒体宏观、固有的认知取向、思想倾向的放映, 具有一定的常规性。因此, 分析新闻媒体在报道新闻事件时的架构方式有助于我们细微观察隐藏在新闻事实背后的本质属性[3]。那么对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的逝世, 各国媒体有何反映, 对朝核问题的发展与解决有何直接的影响, 新闻构架是否受外交政策、国家利益等因素的影响。采用框架分析法有利于本文客观、理性地梳理与分析这些问题。
故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日逝世新闻报道为研究对象, 对《人民日报》和韩国《中央日报》的新闻报道进行横向对比分析。
(二) 类目建构
1. 样本分析:选取《人民日报》和韩国《中央日报》为研究样本。
《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 是中国第一大报, 是中国最具权威性、最有影响力的全国性报纸。报纸能够及时准确、鲜明生动地宣传党中央精神和中国政府最新政策与决定[4]。《中央日报》是韩国最大的传媒机构, 是韩国较全面、值得信赖的新闻载体之一, 同时也是平面媒体的创新者。该报也是韩国人较爱读的报纸, 以其可靠、深入的新闻报道吸引了韩国高级知识分子和高收入读者的关注[5]。选择这两家报纸, 能够代表在中国和韩国对金正日逝世及后续报道的主流声音。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 也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有利于分析比较。
2. 样本分析的要素:主题设置;关键词和基调;新闻来源;照片或图表的使用;评论。
3. 研究时段:本文的研究时段分为两个时段:一是朝鲜的全国哀悼期 (2011年12月17日到2011年12月29日) , 二是2011年12月30日至2011年1月5日, 哀悼期之后的一个星期。《人民日报》在此时段对此事件的新闻报道约有30篇, 《中央日报》约有106篇。本文从主题设置、关键词和基调、新闻来源、照片或图表的使用、评论五个方面分析《人民日报》和《中央日报》的新闻构架。
二、研究发现
(一) 《人民日报》与《中央日报》主题比较
比较两家报纸对金正日逝世报道主题可以看出, 双方的关注点完全不同。《人民日报》报道集中于中国国家领导人吊唁金正日的信息, 以及强调中朝深厚友谊的新闻报道。文章体裁多是消息体裁, 只有一篇通讯报道《中朝友谊的象征》。
从整体上看, 《人民日报》对金正日逝世并没有做专题报道, 而是做常规性报道。
而《中央日报》视金正日的领导为独裁者的专制统治, 以及质疑新上任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执政能力, 重点报道了韩国国内对金正日逝世的反应和影响,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韩国在面对金正日逝世的立场与观点。
两家报纸在报道金正日———这位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颇具争议的人物逝世的新闻报道时, 报道主题截然相反。
《人民日报》主题分布
《中央日报》主题分布
对于朝鲜金正日的逝世, 中国政府的立场与态度是:对金正日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面对两国未来发展, 要传承传统友谊, 开辟崭新篇章。而韩国政府对金正日逝世的态度谨慎, 只是表示向朝鲜居民表示慰问, 将“朝鲜政权与居民分开对待”, 期待朝鲜尽早恢复稳定, 韩朝为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共同努力。中韩两国政府在对金正日逝世立场与态度上截然不同。而这两家媒体在报道金正日逝世的新闻框架上是与中韩两国政府的立场趋于一致的。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两国媒体的报道出发点还是出于两国与朝鲜的国家关系, 明显表现出了媒体国际新闻报道的国家外交政策的导向性。
(二) 《人民日报》与《中央日报》报道基调与关键词比较
“构架是通过使用或拒绝使用某些关键词、常用语、僵化的形象、信息源和句子, 通过某些事实和判断的聚合来强化主题”。[6]媒体在新闻报道要表现自己的意见和观点, 往往通过一些关键词和形容词的使用, 来表达自己的立场与观点。我们通过分析新闻报道关键词的使用情况, 可以看出媒体的新闻构架, 从而可以看出媒体所要表达的真正涵义。
1.《人民日报》关于金正日逝世报道基调与关键词
(1) 报道中国国家领导人吊唁朝鲜金正日逝世的基调与关键词
《人民日报》用“谨以无比沉痛的心情”、“向全体朝鲜人民致以最深切的哀悼和最诚挚的慰问”、“中国人民将永远与朝鲜人民站在一起”、“中朝两国的传统友谊”、“为维护朝鲜半岛和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等官方话语报道中国国家领导人吊唁金正日逝世。
在中共中央唁电中, 《人民日报》也明确使用了“社会主义”这一措辞, 为“朝鲜式社会主义”, 凸显了与资本主义的差异。从这一方面可以看出, 《人民日报》的立场、态度与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 对金正日逝世的态度表现出了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
(2) 报道朝鲜国内对金正日逝世基调和关键词
《人民日报》从朝鲜人民、朝鲜领导人以及朝鲜各界人士等多角度报道朝鲜国内吊唁金正日逝世, 多用“沉痛哀悼”、“化悲痛为力量, 战胜困难”、“永不磨灭的革命业绩”、“绝对支持和信赖”、“以生命捍卫以金正恩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战斗任务、总攻击战”。
(3) 报道联合国对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逝世基调和关键词
《人民日报》主要引用潘基文、联大主席纳赛尔的直接引语, 主要基调为“表示慰问, 并重申将继续致力于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 “表示哀悼, 默哀”。
2. 韩国《中央日报》报道基调与关键词
(1) 报道韩国政府对待金正日逝世基调与关键词
对金正日的突然死亡感到震惊 (shock) , 攻其不备 (blindsided) , 采取观望 (keep a close watch) 的态度, 密切关注朝鲜未来的外交政策, 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但对金正恩所执政的朝鲜能否建设成为强盛富裕的国家表示质疑。
(2) 报道韩国民众对待金正日逝世基调与关键词
报道韩国民众对待金正日的死亡感到震惊, 却持有不同的态度, 但整体是比1994年金日成的逝世要冷静 (calm) 许多。有的民众希望金的死能够为南北朝鲜带来统一, 有的民众担心带来战争, 有的民众将金正日称之为“臭名昭著而又冷血的金正日该死” (The notorious cold-blooded leader deserved death) 。
(3) 报道朝鲜民众对待金正日逝世基调与关键词
用极度痛苦来形容朝鲜民众的精神状态, 多用图片表现。
(4) 报道金正日基调与关键词
《中央日报》对金正日的评价持否定态度, 总体评价是“独裁者, 专制者” (dictator) , 推行以“军事优先”的强国政策, 使得朝鲜现在成为“贱民核大国” (untouchable nuclear pow er) , 导致的后果让朝鲜经济崩溃并使他的民众挨饿贫穷, 对其评价为“金正日所遗留下的是残忍与压迫, 他的独裁使得朝鲜成为全世界最残暴国家之一, 生活在其中的人民没有言论自由, 没有结社的自由, 更没有检举的自由。”
(5) 报道朝鲜新任领导人金正恩基调与关键词
《中央日报》对金正恩的评价是:年轻, 无经验;对金正恩的执政能力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 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 能否建立自己的权威政权是最大的问题, 在短时间内还无法掌控朝鲜最高决策机构———国防委员会。
由于双方报道的主题完全不同, 那么意味着报道的基调与关键词也存在很大的不同。一是对金正日的政治评价。《人民日报》称之为“伟大领导者”, “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是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 是高度地赞扬金正日, 功大于过。对于金正日的“军事优先”的军事外交政策和坚持朝鲜核武化都未提及, 均是从正面积极的角度评价金正日个人政绩。而《中央日报》则完全是批判的口吻评价金正日, 一律用“dictator、tyrant (独裁者) ”来形容, 在2011年12月20日第五版专版题为“A tyrant who was predictably unpredictable (一位曾经喜怒无常的暴君) ”, 完全否定金正日的执政。
二是对朝鲜新任领导人金正恩的评价。《人民日报》是转引中国政府官方消息, 祝贺金正恩当选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相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一定会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而《中央日报》则多次表示对金正恩的执政能力表示怀疑。2011年12月20日头版头条发表题为“Can the center had around Kim Jong-un? (朝鲜能否围绕以金正恩为中心呢?) ”大大的问号对金正恩能够掌控局势表示深度怀疑。
(三) 《人民日报》与《中央日报》新闻来源比较
《人民日报》新闻来源
《人民日报》主要还是采取了官方消息, 传达中国政府的立场, 但是缺少中国民众的看法。
《中央日报》新闻来源
《中央日报》的新闻来源比较丰富, 比中国官方媒体关注要多, 可见金正日的逝世对韩国的影响至深。该报与《人民日报》不同的是, 它采访了韩国国内的民众, 采用直接引语, 报道了韩国民众对金的死持有不同的看法。引用知识分子的观点和官方的消息, 表现出了该报的立场:期待和平, 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对朝鲜的发展持观望态度, 随时准备任何突发不利的情况发生。
(四) 《人民日报》与《中央日报》新闻图片比较
《人民日报》图片使用情况
《中央日报》图片和图表使用情况
《人民日报》所采用的图片十分有限, 只有五张图片, 主要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吊唁的图片, 显示出“沉痛悼念”, 另外就是朝鲜人民参加金正日追悼会的情景。对金正日、金正恩均无图片显示。而《中央日报》采用了70张图片, 其中包含8张图表。对金正日图片的使用均以“独裁者”标明, 而选取金正恩图片的标准则是凸显金正恩的年轻和稚嫩, 还有对朝鲜人民的关注选取的是万分悲痛, 下跪痛哭的照片, 还有金的死对韩国经济的影响。因此在图片使用的情况上看, 《中央日报》是多角度呈现金正日逝世后的韩国、朝鲜的情况, 由此体现出韩国、中国、朝鲜三方关系中, 韩国对朝鲜现在、未来的状况的高度关注, 随时准备各种突发可能性。
(五) 《人民日报》与《中央日报》评论比较
在研究时段中, 《人民日报》无评论, 以消息体裁为主, 对有关金正日逝世的新闻报道是按照常规性报道, 以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口吻表示慰问与哀悼, 与官方的观点与立场保持一致。
而《中央日报》评论总计42篇之多, 设置了“金正日之后 (After Kim-II) ”专版, 请韩国国内学者、以及日本、美国、加拿大、中国的有关教授、记者、华侨等人士撰写评论, 阐述对金正日个人评价以及对金正日死后朝鲜未来的发展, 韩国应做何反应, 做了全方面地探讨。如2011年12月20日第八版评论《勿被“四大力量”鲁莽干涉》 (No rash intervention by“big four”) , 强调保持朝鲜半岛和平, 积极发挥四大国的力量, 尤其是中国、美国的力量支持。在2011年12月20日第九版的“观点” (Opinion&Perspective) 栏目中, 德国一位人权研究的博士教授发表了《有责任保护朝鲜免于饥荒之死》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in the North death to starvation) 一文, 谈到了朝鲜目前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压力, 处于贫穷状态, 文中更提到了朝鲜“糟糕”的人权问题。在2011年12月21日第八版、第九版分别发表了评论文章《引领朝鲜改革》 (leading North toward reform) 、《需要深谋远虑》 (A need for prudence) 、《在暴风眼之中》 (In the eye of the storm) 、《金正日让世界成为惊恐之地》 (Kim makes world a scary place) , 主要表达了韩国政府应时刻准备面对所有突发状况, 猜测朝鲜会袭击韩国, 以转移其政治问题;评价金正日的统治为独裁统治, 质疑金正恩的执政能力, 担心朝鲜半岛的安全与稳定。此外, 评论版块还是加设了《他者声音》 (Other view s) 栏目, 报道了日本《朝日新闻》、《产经新闻社》、美联社、中国《中国日报》对金正日逝世的观点与态度。
《中央日报》评论文章的主题和判断基调都与新闻报道相呼应, 完全一致, 和《人民日报》无评论形成鲜明的对比。
三、结论
本文通过比较分析《人民日报》和《中央日报》金正日逝世报道的新闻构架, 可以看出两家报纸的新闻构架往往在各自政府立场利益下定义框架。
朝鲜金正日逝世的消息一出, 能够立即成为中韩两国政府、媒体报道关注的重点, 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朝鲜半岛局势是否稳定直接关系着中国和韩国的国家利益。对中国来说, 无论是从地缘政治、国家安全的角度去分析, 朝鲜半岛都与中国的国家利益息息相关。就地理位置而言, “朝鲜半岛是北太平洋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 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朝鲜是中国东部的邻国之一, 是中国东北的天然屏障和战略缓冲地带, 是中国重要的战略要地[7]。而朝核危机能否和平解决对中国与美国、与东北亚地区国家关系都会产生深远影响。因此中国对朝核问题的解决都应积极介入, 在朝鲜半岛局势的未来发展过程中, 中国都应在其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占据主动的地位, 也借朝核问题的解决制约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行动, 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 牵制美国“西扩”的战略部署。因此中国政府在对待金正日逝世的态度上, 强调中朝的传统友谊, 开辟外交新篇章。
《人民日报》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 在对待金正日个人的评价和朝鲜目前所处的状况时, 对其报道的基调都反映了政府的立场, 高度评价了金正日所做出的积极贡献, 对朝鲜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采取的是常规性报道。
在朝核问题上, 韩国与中国政府都希望在六方会谈框架下和平解决朝核问题, 但是由于朝韩两国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不同, 长期处在对峙的状态。朝核危机每次爆发都直接威胁着韩国国家的安全与稳定, 因此韩国政府在面对朝鲜金正日逝世的态度上表现得相当谨慎, 又加上韩国总统大选在即, 李明博更要权衡国内各方立场, 谨慎处理当前与朝鲜的关系。韩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保持随时联系的同时, 对朝鲜半岛未来的发展持观望的态度, 全国保持警戒的状态面对任何突发状况, 这与中国政府对待金正日逝世的态度上表现出很大不同。
《中央日报》作为韩国最大的报纸之一, 深受国内知识分子、读者喜爱, 该报从得知金正日逝世消息后, 对金正日逝世后的朝鲜现况一直是该报关注的重点。在研究时段中统计, 新闻报道共有64篇之多, 还约有42篇的主题评论, 涉及朝鲜各方面的问题以及韩国如何应对此次危机, 献计献策, 为韩国在朝鲜问题上能够更加积极主动营造舆论。该报对此事件做了深度报道、专题报道, 新闻报道的基调是与韩国政府的立场保持基本一致, 对金正日持否定的态度, 质疑新任领导人金正恩的执政能力, 直言不讳地批判金正日领导的朝鲜是专制统治的国家, 完全是从资本主义国家的角度对其进行新闻架构。
由此可知, 《人民日报》与中国政府的态度保持一致, 都是以支持、认可的新闻框架报道此事件, 而韩国《中央日报》与韩国政府态度基本保持一致, 以否定、怀疑的新闻框架报道, 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两国的国家利益不同, 也就导致两国对待朝鲜的外交政策也有本质的不同。
可见, 国家利益是在国际政治中发挥作用最持久、影响力最大的因素, 是国家对外行动行为的最基本动因[8]。而政府根据本国的国家利益制定外交政策。一国的媒体在国际新闻报道中深受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影响, 都不同程度地遵循本国的外交政策的导向, 为本国的外交政策服务。因此在面对同一国际事件, 各国的媒体都会根据本国的外交政策导向予以报道。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所揭示的那样, 在阶级社会里, 新闻舆论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与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密切相连的基本属性, 必然反映掌握它们的利益集团及国家机器的政治利益。任何传播者都不可避免地与控制机制相联系, 不受控制的传播者实际上是没有的[9]。
综上所述, 一国的国家媒体在报道国际新闻时, 往往是要受到国家利益、外交政策, 这种可预知的方式的影响, 影响到媒体在国际新闻报道中的报道角度、内容和主题的选择, 从而最终决定了两国媒体的新闻构架[10]。具体而言, 外交政策是媒体在国际新闻报道的方向标, 而政府制定的外交政策最大程度上都要受到国家利益的制约。国家利益是决定政府制定外交政策、媒体新闻构架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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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治水集结号” 第2篇
何田地处邑内北乡。鱼如其名，开化名鱼清水鱼要选用源头活水方可生长。开化县县志记载，自古以来此鱼只在何田落户。
作为千年古城，衢州水资源100亿立方米，人均占有量是浙江省两倍，8条河流汇聚市区，在江南也属少见。曾几何时，“抓鱼摸虾，游泳戏水”是人们共同的记忆。
然而上世纪中叶，由于工业污染、生猪养殖、采砂、水产养殖以及生活垃圾等污染，母亲河钱塘江源头的衢州生态保护面临困境。2013年底，浙江省在全省铺开了“五水共治”（即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工程，其中，治污水被称为“大拇指”位置。2014年更是成为该省的全民治水年。
作为钱塘江源头的生态屏障，衢州更是立下军令状——到2016年，衢州市出境水质、县（市、区）交接断面水质、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达100%，乡镇（街道）交接断面水质达标率达到85%以上。
这场被称为“以水质论英雄”的行动，彰显衢州勃勃雄心。衢州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赵建林告诉《小康》记者，不论项目，不拼资金，考核干部最“严格”的是水质达标，最“严格”的是生态保护制度。
“为政之要，其枢在水”——纵观中国历史，举凡善治国者均以治水为重。治水是历届钱塘江源头衢州，这个城市政府的重任，而此届政府，面对的是打破行政边界的一场治水战。
“源头治水、就是流域治水。一条河一条河地治理，没有捷径。”赵建林指着办公室墙面的《衢州治水系统》图，告诉记者，系统作战意味着，上游没有治好，下游治好了没有用，上游治好了下游没有治，规模效应就没有。系统作战还意味着，水里和岸上，沉积多年和新产生的污染治理统筹兼顾。未来的目标是：一年治黑臭，两年能游泳，三年成风景的衢州目标。
全力治水——衢州，兑现的是，送出一江清水的承诺。
一条河，一份试卷
2014年4月23日，衢州市市政府会议室。25个乡镇一把手面对衢州市市政府的具体约谈，气氛有点紧张。
约谈的内容，不是GDP，不是项目资金落实，而是3月份交接断面水质监测考核指标。
“我2月28日从常山县纪委调到乡镇工作，听说参加市里的会，没想到是约谈。”常山县同弓乡乡长胡志彬向《小康》回忆那天的情景，最后一个发言的他，面对连续两月不达标的成绩，感觉“无语”。
与浙江省的考核标准——县县交接断面水质考核指标不同，衢州将标准细化到：乡镇之间。
“这是衢州河流特色决定的。”衢州市治水办主任洪建新告诉《小康》记者，衢州水系发达，大多数汇入信安湖的水系为乡单位，因此考核更细化。
2013年，衢州市在浙江省率先将乡镇（街道）交接断面水质列为争先考核指标，实行水质保护责任追究惩戒机制，在全市106个乡镇（街道）共设监测点141个，2014年又将考核结果纳入“五水共治”共建生态家园考核内容，并首次将3月份的考核结果公示在衢州市市委机关报上。
在考核结果面前，心存观望的个别一把手当场表示，要努力做好工作，回去后马上落实整改，争取下次从约谈名单上消失。
交接断面，有一条硬性指标：出境水标准不能低于入境水标准，胡志彬所在的龙绕溪段，是常山县唯一一条黑臭河，较之砂石河道，处理多年沉积的生猪排粪污水难度更大。9月，他负责的河段检测磷超标0.05，他惴惴不安，“希望不要再约谈了。”
赵建林常务副市长向记者介绍，106个乡镇一把手，面临每双月交叉考评，考核结果与财政奖补挂钩，在衢州，这一财政筹措资金总额是4个亿。
记者注意到，上述约谈名单中没有钱塘江源头的开化县——原来，作为各乡镇（街道）唯一没有被约谈的，开化县交接断面水质监测全部合格。
对开化人而言，这结果曾一度是“牺牲”的代名词。2000年开始，作为浙江省经济欠发达县的开化，就主动关停一批造纸厂、水泥厂、化肥厂等，当年减少利税3.67亿元。也正基于此，2013年年底，衢州市率先取消对开化工业经济和GDP考核。
2014年，衢州市取消全市GDP和工业增加值增幅指标考核，取而代之的是水环境和空气环境两项指标，绿色政绩观考核体系建成。
在开化县桃溪村，记者随处可见，清流小溪，红鲤鱼在水中嬉戏。开化县治水办主任王东告诉《小康》記者，今年1-8月，全县I、II类出境水质占比达到98.3%。县里还组织了“万人畅游钱江源”活动，每一条河都能游泳。“其实，一类水质与泉水无异，是可以饮用的。”他略带自豪地说。
在开化县何田乡，记者看到一个奇怪的日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每日治理河道清污的情况。
“何田乡五水共治清洁家园行动动员会，部署1—3号不放假，清理垃圾。”原乡长汪林旺在5月1日的日记这样记录，五一的假期，这里没放假。
“必须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转型升级是背水一战。”赵建林上任以来多次调研，他告诉《小康》， 衢州市在所有河道树立了河长牌，并配套建立了河长日志制度和河道警长制，村级河长每日一记，乡镇、县级河长每周一记，市级河长每半月一记，定期汇报检查。
据了解，截至发稿前，衢州市31条477.8公里垃圾河已于2014年4月26日前全部清理完毕，比省定期限提前两个月实现;黑臭河已累计完成80%;完成排水管网清疏367.4公里、河道整治疏浚323.03公里。
一头猪，一条鱼，一位垃圾书记
舒建平家那4头猪，令他着实忐忑了半年，8月初，他终于下决心卖了。
原来，衢州市衢江区杜泽镇堰坑头村村民舒建平以养猪业为生，曾经30多头母猪是全家主要收入来源，年初禁止生猪养殖时，他偷偷留了4头猪，算计着“风头”一过，就可重操旧业。
但是新近修订的村规民约明确规定：全村禁养生猪。每次猪一叫，全家都心惊胆战，惴惴不安，村干部多次上门做工作，并且主动教授他培育菌类办法，帮他贷款40万，搞菌类培植。9月初，他终于断了养猪的念头，卖掉最后4头猪，彻底改行种植菌类。
生猪养殖是衢州市农业传统支柱产业。然而，以粪便排泄量估算：1头猪相当于7个人，全市740万头猪相当于5180万人口，是衢州总人口20倍，污染排放物惊人。衢州市市政府因此下决心整治：在全市划分生猪养殖禁养区和限养区。经过一年努力，衢州市生猪养殖总量已经由750万头削减到560万头;并且建立病死畜禽无公害化处理中心，全市死猪实现无公害化处理，一头死猪补贴80块钱。针对猪粪排泄物处理，创新“开启能源模式”，利用猪粪发电，每天可收集畜禽排泄物300吨，发展绿色能源。
“一头猪”解决了，二号污染源“一条鱼”浮出水面。
何田鄉书记张月桥告诉记者，“由于不规范养鱼、施肥投饵等污染，清水鱼一度被外界质疑质量。”今年，衢州市在全市示范推广生态修复增殖、洁水健康养殖、资源集约养殖等三大“洁水渔业”模式。禁止水库施肥投饵，要求水产养殖户签约“不施肥投饵承诺书”。同时，推广“一县一品”的规范化养鱼业。现在清水鱼已经走向全国。
如果说，养猪养鱼的污染，属于水里的污染源，那么，岸上的生活垃圾，可以说是江南城市面临的历史难题，衢州也不例外。
贺田村，浙江省龙游县南部山区的一个普通小山村。距县城35公里，仅有农户428户、村民1528人的小山村，却因衢州“第一干净村”、农村垃圾分类“贺田模式”而名扬海内外。
劳光荣，名如其人。“光荣”劳动21年，由这位村党支部书记创建的“贺田模式”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定时定点投放法，每天都吸引全国各地到访团体的学习。
每天上午9点后，贺田这个360多户1500多人的村子就见不到垃圾。记者在村庄里，没有看见一个白色塑料袋。
在贺田所有村民家中，都有村里专门印制的黑、黄两色塑料垃圾袋，将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垃圾分类。劳光荣说，每个袋子上有两个编码，一级代码表示卫生责任区，二级代码表示户主代码。贺田村划分为5个责任区，每个责任区有对应的农户，给垃圾袋贴上“身份证”，做到“见袋知人”，垃圾可追溯，便于倒查监督。而村里垃圾投放时间从每天17：00到第二天早8：00，定时定点。
四年前，这种垃圾分类法的推广，一度遭遇重重阻挠。村里人曾在背后送劳光荣一个外号：“垃圾书记”，更难听的表述是：不会致富，就会捡垃圾;他组织晚会奖励垃圾处理先进工作者，没有一个村民参加。劳家一家五口一人表演一个节目，自己颁奖;因村民不理解不配合，60岁的他曾晚上躲在被子里委屈地哭，早晨继续满村捡垃圾。
而今，“贺田模式”却解决了垃圾源头分类减量的难题，另一方面，又探索了全民治水模式，强化群众参与治水。赵建林市长向《小康》记者透露，目前已有212个行政村推行“贺田模式”，今年计划在300个左右行政村将其推广。
离贺田村不远，是衢州市中心最大的水域，工业经济最集中的区域信安湖流域，每年有4000多万吨工业废水通过河流排渠进入信安湖，因此信安湖治理的首要问题就是工业污染问题。
如今，古老的信安湖流域污水问题，遇到了智慧治水体系。11月14日晨9时，在衢州市智慧环保监控指挥中心监控平台，记者看到康鹏污水排污口cod指数超标，衢州市环保局总工程师金永红立即拨通了环保执法人员的手机。8分钟后，赶到现场的“移动执法”人员仔细调查询问，并对企业进行严肃教育。10分钟后，排污口指数恢复正常。信安湖流域列入整治范围的47家印染、造纸、化工、制革行业企业中，已有多数完成整治。
衢州市环保局总工金永红介绍，智慧环保工程主要是建成环境监控平台以及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测监控、环境质量在线自动监测、环境教育与公众参与和环保政务等七大系统。其中，环境监控平台负责衢州市在线监测数据及视频监控图像的收集、传输、存储、分析、发布、应用和管理，使所有重点污染源和重点区域的环境动态，处于环保部门24小时全天候监控之中。
现在，智慧环保平台还推出了“五水共治”信息化作战指挥系统。在终端屏幕上，记者可以查看到“五水共治”的作战图，每条河、每个污染源、每个排污口的实时情况一目了然。
自2013年10月15日起，衢州市抽调1480名机关干部，以生态指导员的身份奔赴全市1480个行政村，开始了任职为期三年的“生态指导员”工作。每类项目、每个村庄的整治工程信息都将录入智慧环保平台，数据更新后，“生态指导员”可随时察看跟踪各项目进展情况。
衢州市治水办主任洪建新告诉本刊记者，截至4月26日，衢州市已经全部消灭31条477公里垃圾河。而根据规划，在今年年底前，该市还将完成对黑臭河的治理，到2015年底，境内所有河流水质将达到三类以上，都能实现下河游泳。
治一条河，造一处景
被誉为衢州“西湖”的衢州信安湖湖面波光粼粼，终点靠岸码头名曰四喜亭码头，据民间传说，南宋最后一位宰相留梦炎为祝贺自己“皇榜提名、洞房花烛、他乡遇故交，久旱逢雨露”人生四大喜而建了四喜亭。
老一辈的衢州人都记忆犹新，旧时衢江的水运业非常发达，信安湖两岸码头林立，四喜亭码头就是其中一个。因水而景，自古传承。
衢州市水利局信安湖管理处工作人员徐帷巍告诉记者，信安湖改造是衢州市十大专项工程的一项，总投资2.4个亿，已完成一半，以前是简单的防洪工程，现在向堤岸休息娱乐、景观观赏方向发展。
“治一条河，成一个景区。”衢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赵建林表示，衢州因水而生，因水更美，定位是打造休闲城市。
记者了解到，衢州作为全国首个国家级休闲区试点市，既治污更造景。在治水同时挖掘乡村旅游，每个村形成一口清水塘、一个活水源、一片生态林、一个景观。按照国家3A级以上景区标准，整乡整村推进乡村休闲旅游片区创建。
衢州按照国家3A级以上景区标准，推进乡村休闲旅游片区创建，以景区化模式统筹推进治污与造景相结合，年内启动3-4个片区，每个片区不少于3个连线连片村;3年内创成10个乡村休闲旅游片区和50个乡村休闲旅游特色村。
2014年5月，刚刚通过省专家组评审的衢州市国家休闲区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在全市布局了30多个生态休闲文化旅游项目，总投资超过1000亿元。
随着衢州“五水共治”的实施和推进，衢州水资源得到了进一步治理、保护和利用。正因如此，也催生出了这座古老城市的亲水产业。在生态养殖方面，过去衢州养鱼人采取的是“肥水养殖”方式，以高单位的肥料投饵，甚至直接排入人粪、猪粪作为鱼类食物，虽然生长很快、鱼体肥美，但造成很大的污染。关停之后，市府鼓励农民采取“节水生态养殖法”，改为培养“清水鱼”。
开化县的知名品牌“清水鱼”以青草为食物，38元一斤的高价，令人垂涎。
鲟鱼对水质的挑剔众所周知，无法适应千岛湖水质的它们，在衢州找到了最合适的水域，衢州市柯城区依托于一江绿水，形成了以繁育、养殖、加工、出口、休闲为一体的鲟鱼产业发展新格局，一举成为全国最大的鲟鱼养殖基地、国家级鲟鱼良种场，目前在建设全球最大的鲟鱼鱼籽酱加工中心，向青山绿水要发展新路。
拥有浙江省最优地表水水质的衢州，近年来凭借着这一优势，吸引了伊利、旺仔、娃哈哈、康师傅等一批知名品牌落户衢州。
它们因衢州的水而来，也正因衢州的水而兴。
据悉，生产旺仔牛奶的浙江明旺乳业鉴于衢州良好的生态资源和投资环境，于2006年投产以来，已经连续8次增资，达到总投资19280万美元、生产线41条、产值二十多亿元的规模。
2005年，习近平同志第五次来衢州调研时，第一次从路径实现方式的角度系统阐述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两座山的关系，衢州人谨记“生态建设为全省多做贡献”的承诺。
《衢州日报》 第3篇
中间阶层的相关概述
改革开放以前, 中国社会处在高度集中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之下, 我国的社会分层并不复杂。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社会分工随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不但原有的阶层发生了变化, 而且各个阶层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层。在这一背景下, 我国的中间阶层得到了并同时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1. 中间阶层概念的界定
中间阶层, 顾名思义, 即处于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的一个群体。与中间阶层意义相近的概念包括中产阶层、中间阶级、中产阶级等。中间阶层的定义一直都较模糊, 国内外学术界约定俗成的定义是, 所谓中间阶层, 是指一定社会条件下按一定分层模式划分的、处于中间等级状态的社会群体。
在我国, 许多学者从收入、心理、职业等方面对中间阶层的概念加以界定, 而对中间阶层职业体系研究得最为详细的要数陆学艺, 他在《当代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中认为, 就现阶段其所涵盖的职业、职务来看, 主要有八大类:第一, 科学、技术、研究等领域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和初级以上职称, 以及未评定职称的专业人员。第二, 中小企业的经理、企业家, 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等各种经济类型企业。第三, 各级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我国的中间阶层得到了壮大, 并逐步发展为我国的中坚力量。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 “中间阶层”就成为传媒表达体系中的关键词之一, 该阶层的生活方式也频频被构筑为传播内容的重要议题。
公务员、办事员。第四, 行政事务、公共事业专职管理者。第五, 私营业主、小业主、小商贩等。第六, 技术工人, 包括“白领”工人、流动民工中有一技之长者。第七, 商业、服务人员。第八, 自由职业者等。
本文所研究的中间阶层, 笔者主要倾向于从职业上对中间阶层的界定, 参考收入和心理因素。这主要是因为, 新闻报道中报道对象的职业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因素, 一般没有太大的浮动性, 对本文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再者, 正如丹尼尔·贝尔对中间阶层表述的一样:“职业是划分社会阶级与阶层的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故从职业特征上看, 本文所研究的中间阶层主要包括企业管理人员、职业技术人员 (医生) 、行政办公人员、营销人员、文学艺术工作者、律师、经纪人、记者、专家以及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等。
2.中间阶层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塞缪尔·亨廷顿曾说过:“中间阶层与稳定的关系, 颇似富裕与稳定的关系一样, 一支庞大的中间阶层犹如普遍富裕一样, 是政治上的一支节制力量。”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的产生能够使一个社会获得良性、健康的发展。中间阶层的扩大将有利于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保障社会稳定。中间阶层的成功和个人社会地位的改变也不会引发人们的不平等感和“相对剥夺感”, 而且还会因为这种成功是现实可感的, 便于其他阶层学习, 这样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同时, 中间阶层也从思想意识形态上发挥引导功能, 中间阶层的地位特殊, 对社会价值观及社会规范具有引导功能, 对社会利益矛盾具有缓冲功能。如果中间阶层的这种价值观在意识形态中占据主导地位时, 便能成为社会上层和社会底层的缓冲层, 极端的和激进的思想冲突就很难有存在的市场。
3.媒介在中间阶层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 “中间阶层”就成为传媒表达体系中的关键词之一。中间阶层的生活方式频频被构筑为传播内容的重要议题, 媒体将与“中间阶层”这一群体生活有关的内容纳入自己反映的重要范畴, 以各不相同的命名做过报道。此时的中间阶层已远远不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了, 媒体上的中间阶层“优雅、智慧、收入丰厚”;“他们着眼未来、创造财富”;“因为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稳定而丰厚的经济收入, 他们追求文化品位和生活品质, 物质生活上即使不是异常阔绰也达到了小康水平, 它是一种时尚、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财经理念”。
4.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中间阶层的研究涉及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 如, 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张宛丽的《中间阶层的兴起及社会功能》、郑杭生、李璐璐共同编写的《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李强的《社会分层与社会发展》、周晓红的《中间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孟繁华的《中产阶级的文化符号:<时尚>杂志解读》等。这些著作都对中间阶层有较为详尽的探讨和分析。但新闻学领域对中间阶层报道的专门研究几乎没有, 涉及中间阶层新闻报道的研究也寥寥可数, 何晶的论文《报刊对中产阶层的话语建构》、新疆大学李鲤的硕士论文《当代中国社会分层背景下的网络传播》。这些研究都为本文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但纵观以往研究, 系统地对中间阶层的媒介形象、新闻媒体在中间阶层形象构建上的作用进行的研究几乎没有, 而这正是本文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5.研究问题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我国报纸对于中间阶层的新闻报道研究, 试图回答的问题是:第一, 报纸对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新闻报道有什么特点?第二, 报纸呈现的是什么样的中间阶层形象?
6.研究方法
本文在凸显应用新闻学研究方向的基础上, 辅以内容分析法, 通过对《人民日报》《南方日报》《北京青年报》2000年-2008年的150份报纸, 共计312篇中间阶层报道进行抽样分析, 分析报纸对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新闻报道的特点, 及报纸呈现的中间阶层的形象。
中间阶层新闻报道的特点分析
从本文所抽取的样本中,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中间阶层新闻报道总体情况。从整体上看, 各家报纸对中间阶层的报道较为平均, 对社会中间阶层这一群体的报道量在2000-2008年的时间段内没有明显放大。
2. 中间阶层新闻报道的基调。
从报道基调上看, 不同媒体的报道基调有所不同, 《人民日报》以正面报道居多, 占了76%, 《南方日报》和《北京青年报》则多偏向于中性报道。
综合三家报纸的报道, 正面报道以展现中间阶层人物的事业成就、精神境界为主, 如《南方日报》的报道《总有一天我会碰到一个明白人》, 文章展现了主人公追求自身理想的经历和心路历程。中性报道则多为事件报道或解读, 如《南方日报》的报道《丁克家庭:谁解个中味》, 文章展现了中间阶层人物生活的压力与困惑。绝大多数负面报道为违法犯罪新闻, 占据了92.5%。如《北京青年报》2008年4月7日的报道《“老鼠仓”基金经理被罚市场禁入》, 报道了涉嫌“老鼠仓”的两位基金经理唐建和王黎敏遭到了监管层的严惩。这种负面报道集中在违法犯罪新闻上的现象, 究其原因, 在于中间阶层人物占有一定的资源, 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对于他们的负面报道往往是与他们的职业特征相关的负面行为, 而这些负面行为往往是违法行为。同时报纸对于中间阶层人物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关注不够, 只有当他们出现违规或违法行为时, 才能够引起媒体的关注, 从而引发新闻报道。
3. 中间阶层新闻报道的体裁。
从三家报纸的总体报道体裁上来看, 消息体裁的报道最多, 占到全部中间阶层报道的近41%, 其次是通讯占到23%和访谈占到10%, 三家报纸的评论比例都不大。不同媒体在新闻报道中采用的体裁也有所不同, 《人民日报》与《南方日报》、《北京青年报》形成了强烈反差, 《人民日报》的报道中, 通讯占据半壁江山, 占到了52%, 且绝大多数是人物通讯, 访谈占据13%, 消息占16%, 这种文章体裁比例, 符合《人民日报》的宣传功能, 在报道中多采取人物视角, 对所报道的人物的事迹和精神进行正面宣传。而《南方日报》和《北京青年报》的中间阶层报道中, 消息均占大多数, 分别占据59%和49%, 这两家媒体对中间阶层的形象塑造以消息居多, 较注重新闻性。访谈分别占9%和13%, 通讯分别占15%和13%。以特定人物为重点的报道, 较《人民日报》来说比例较小。就深度报道和调查性报道来看, 这种在《人民日报》的样本中没有出现的体裁, 在《南方日报》的报道中占据了8%, 在《北京青年报》中则占据了13%。这恰恰反映了当今报纸的追求深度报道的发展趋势, 体现了报纸编辑部应对电子媒体挑战的主动性和进取性。
4. 中间阶层新闻报道的主题。
主题在新闻报道中从标题、导语中可以显露出来, 主题分析最能够分析出新闻报道的意义和倾向所在。一般情况下, 受众接触一篇报道后, 对该报道的主题往往是历久而弥新, 故报道者都极为重视报道主题的建构, 并常采用多种方式强化或突出主题。
本文将所抽取的中间阶层人物报道样本按照“工作和事业、生活状态、思想追求、观点和情感、其他”几个类别进行主题编码, 并结合不同媒体的特点对三家报纸报道中间阶层人物报道的主题进行分析, 得出中间阶层人物报道的主题特点。
通过分析中间阶层人物报道样本中的主题得出, 在中间阶层人物报道中, 大多数从中间阶层人物的工作和事业角度出发, 这一类的报道占了报道总数的66%, 主要关注中间阶层生活状态和思想追求的报道不多, 分别占到14%和8%。报道主题所呈现出的比例说明, 报纸对于中间阶层群体本身的关注不足, 涉及中间阶层人物的报道更多是“就事论事”, 并没有对这一阶层的生活态度和精神世界进行主动的、有意识的关注。
《人民日报》以对中间阶层人物成功事迹的宣传为主。其报道大多叙述主人公如何走向成功, 记述主人公如何提高管理水平, 描写主人公如何带头致富等。如《胶园巾帼——记海南新中农场胶工徐兰香》用“吃不一般的苦才能做不一般的贡献”、“这片土地是我实现人生价值的地方”来记述主人公的成功之路。所选取的样本中主题对于中间阶层的生活状态基本没有关注, 对这一阶层人物的生活状态的刻画不多。
《南方日报》的中间阶层人物报道则表现出其自身的特点:既有正面宣传报道, 如对基层行政机关改革创新的报道, 又有市场化媒体所需要的大众视角, 同时在一些报道中体现了这两种要求的结合。
《北京青年报》的报道中没有了宣传报道, 其报道选题大多从老百姓密切关心的事出发, 从民生新闻的角度, 来构建中间阶层人物的媒介形象。几乎没有从个人的角度出发, 进行典型人物报道的样本。党报对中间阶层人物的报道, 以对精神事迹的宣传为主, 相比而言, 都市报的报道则和新闻事件密切相关, 专门关注中间阶层人物生活状态的报道很少。
5. 中间阶层新闻报道的职业特征。
在本文所抽取的300余个样本中, 将中间阶层人物报道样本按照“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企业管理人员、职业技术人员 (医生) 、行政办公人员、营销人员、文学艺术工作者、律师、经纪人、记者、专家、其他”进行了分类, 几个类别进行编码, 并结合不同媒体的特点对三家媒体报道中间阶层人物报道的职业特征进行分析, 并分析了不同职业报道的倾向性和主题特征。
通过对被媒体报道的新闻人物的职业特征的分析发现, 被媒体报道最多、关注程度最大的是行政办公人员, 占到31%, 其中包括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员等, 由于他们的职业特征, 一方面, 他们容易被当作典型进行宣传, 另一方面他们的行为也接受媒体的监督, 腐败等违法行为受到媒体的关注。职业技术人员、律师、经纪人、记者、专家也受到较多的关注, 他们是新中间阶层的代表, 媒体对这一群体的关注体现了新闻报道对象的拓宽和报道重点的延伸。
综合三家报纸的报道, 不同职业在中间阶层新闻报道中呈现出不同形象。企业管理人员的中性报道占据大多数, 且负面报道多于正面报道。负面报道的主要关注点即职权犯罪、经济犯罪。但具体到不同媒体, 《人民日报》对企业管理人员未作一篇负面报道, 《人民日报》视野下的企业管理人员, 都是在企业管理与改革中做出重大贡献的管理者、经营者, 对这一职业群体没有相应的负面报道。《北京青年报》对于企业管理人员的负面报道的比例又高于《南方日报》, 企业管理人员在其报道话语中不是仅以“领导”、“改革”、“吃苦”、“创新”为关键词, 而是更为多元。
专业技术人员在三家报纸的报道中较为统一地呈现出正面的形象, 如《人民日报》2006年4月25日的报道《当代高素质高技能工人的楷模——记大连重工·起重集团高级工人技师王亮》, 反映了主人公以自己的技术创造更高价值的实际。
行政办公人员的报道从倾向性上看, 呈现出“两级分化”的特点, 正面宣传性报道和负面批评性报道均占据一定比例, 且负面报道主题比较集中, 主要是行政办公人员在工作中的不称职和违法情况, 也有报道关注这一职业群体的生活。
对专家学者的报道中, 全部是正面或中性报道, 没有负面报道, 反映了媒体倾向于认同专家学者的身份和意见。
中间阶层媒介形象展示
所谓形象, 就是人们对于人或事物
报道对象的职业
积极形象要素
企业管理人员
能吃苦、善于把握机遇、具有创新精神、具领导力
专业技术人员
有知识、技术高超、肯钻研、品格高尚
行政办公人员
清正廉洁、心系群众、无私奉献、具有改革创新精神
文学艺术工作者
艺术造诣高、思想深刻、注重精神追求
律师、经纪人、记者有正义感和同情心、具有良好道德情操、求实、有专业素养
专家学者
创新、奉献、品格高尚、敬业
认知信息的总和。媒介形象是一种再现形象, 所谓再现形象就是人们通过其他人或组织的再现活动获知的、对于人或事物的认知。媒介形象作为一个词组在现实的使用中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含义, 其中一个含义指“媒介的形象”, 另一个则是指人或事物“在媒介上的形象”, 也就是人或事物在大众传播媒介上被再现的形象。
本文所讨论的中间阶层的媒介形象, 即是纸质媒体所呈现出的中间阶层人物的媒介形象, 是一种再现形象。这种媒介形象必然与事物的本质有一定的差别。本文试图分析这种媒介形象, 找到媒介在塑造中间阶层人物形象的过程对中间人物本质形象进行了什么样的、何种程度的加工, 采取了什么样的方法, 使用了什么样的话语, 从而讨论媒介在中间阶层人物报道中的角色发挥。
1.中间阶层媒介形象的构成要素。本文将不同职业在中间阶层报道中的形象要素分为积极形象要素和消极形象要素加以分析, 不同职业在中间阶层报道中的形象要素见下表:
从整体来看, 中间阶层展示了勤奋、有知识、善于把握机遇等形象要素, 基本上是正面的形象, 且展现的形象要素与其职业密切相关。在报纸媒体上反映出的整个中间阶层的形象是积极的, 其中经常出现的关键词是“创新”、“专业”、“勤奋”等, 可以得出, 中间阶层的总体素质较好, 具有较好的教育背景和文化修养, 在社会中普遍遵纪守法, 为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媒体构建的中间阶层人物形象, 包括善于把握机遇的企业家、兢兢业业的科研工作者、权威专业的学者等, 这些形象大同小异, 好像经过了一定的“模板”, 尽管各有不同, 但是实质形象定位相似。同时也存在“见利忘义”“贪污腐败”等“模板”, 每每出现负面报道, 总是可以在其中觅到踪迹。
消极形象要素
见利忘义、非法得利
侵犯知识产权
懒散、教条、贪污腐败
剽窃
利用职业之便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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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所期待的中间阶层, 是阶层意识健康的中间阶层, 是理性的、有社会责任感的社会栋梁。从这个意义出发, 对中间阶层人士共同意识的培养意义重大。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文明的进步, 必将要求形成这样一种社会机制, 即中国社会各阶层能够通过对话、交流、沟通、协商和妥协, 最终达成大家都乐意遵守和维护的社会契约, 而这其中, 媒体在塑造该阶层的形象、培养该阶层的阶层意识方面将发挥巨大的作用。中间阶层以积极健康的形象赢得其他社会阶层对新阶层社会角色的认可, 就离不开新闻报道的帮助。
2.中间阶层媒介形象的呈现特点。对中间阶层的报道, 多从他们的职业特征出发, 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中具有的新闻点出发, 从他们所完成的事业出发, 较少关注这一阶层人物的生活状态, 仅占14%。对他们有关思想和情感的报道, 也多是和他们的工作和事业相关, 关于个人的不多, 在报纸上呈现出的中间阶层形象从总体上看不够鲜活。对中间阶层中的特定群体关注较多, 包括公务员、专家、企业管理者, 其他群体的关注度较低。
从样本中的新闻报道来看, 在报纸媒体上, 还没有形成一个稳定、有特点的中间阶层媒介形象, 三家报纸所代表的主流报纸对于中间阶层的报道比例未见明显提升, 且没有形成声势的专题, 也没有专门的栏目。以正面性的宣传报道和负面性的犯罪新闻多, 从客观的角度刻画该阶层人物的生活状态的不多, 社会中间阶层作用的发挥与新阶层社会形象之间存在着矛盾。社会中间阶层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积极参与者, 是经济增长的推动者, 是自主创新的促进者和社会事业的践行者, 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 媒体所塑造出的中间阶层形象却远没有实际生活中的丰满。
前已述及, 由于各种原因, 社会中间阶层的整体媒介形象仍然较为模糊、片面、单薄, 社会公众甚至存在一些怀疑和误解。中间阶层作为社会存续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其社会角色的准确定位, 对当前我国社会的持续发展与和谐稳定发挥着重大作用。该阶层社会角色能否实现准确定位, 既有赖于国家、社会以及全体社会成员对其作用的正确认识, 也有赖于新社会阶层自我认知的觉醒, 但在这个过程中, 媒体应该更好地发挥能动作用, 更加全面、真实、丰富地对其进行形象塑造, 推动该阶层的意见表达和准确自我定位。
中间阶层新闻报道现状分析及建议
由于媒体自身的特征, 其在对中间阶层这一整体形象的构建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在宣传倡导新生活方式的过程中, 大量涉及了中间阶层人物的报道。媒体在其传播过程中, 同时完成了以中间阶层作为被形塑的对象和阅听的主体的两个方面。
中间阶层与90年代以来传媒的关系可以在各种报刊样式的内容里寻到踪迹, 中间阶层成功人士或曰当代英雄取代了过去的“典型”、“榜样”成为新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当以中间阶层为目标受众的刊物开始大张旗鼓地铺陈着一个又一个老板成功发迹故事的时候, 主流报纸相对来说较为含蓄, 没有过于渲染和铺陈。因此, 他们在中间阶层的形象构建中, 并没有发挥太大的影响力。
以本文所关注的报纸媒体——《人民日报》、《南方日报》、《北京青年报》等主流报纸为例, 他们的目标群体不仅仅是中间阶层, 而是更为广泛的社会大众, 因此他们的报道关注点不可能像精准定位的其他媒体一样集中在中间阶层人物身上。同时, 这些媒体并没有对中间阶层进行全面的构建, 其构建的中间阶层人物形象集中在善于把握机遇的企业家、兢兢业业的科研工作者、权威专业的学者等, 这些形象是存在一定的模式的, 并且在报道中不断塑造、重复这种模式, 和杂志塑造的“消费偶像”形象不同, 报纸塑造的中间阶层形象更为正统, 甚至带有典型人物的色彩。
出现这种现状的原因, 最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媒介话语对于某一阶层的形象建构, 一方面受制于历史环境与时代背景, 媒介话语的惯性力量是十分强大的, 数十年来没有中间阶层的媒介话语建构, 突然产生到开始建构必然有一个时间过程, 再到完整的建构中间阶层的所有特征, 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中间阶层的媒介建构确实存在缺位和不足, 这是话语的本质属性决定的, 也是历史环境与时代背景所决定的。
另一方面也受制于政治经济条件的变迁。中间阶层的出现, 首先是一个经济基础上的新兴事物, 然后才开始演化并影响上层建筑。话语显然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它不仅被经济基础决定, 也敏锐地反映着经济基础客观条件的变迁。因此, 对中间阶层话语构建的不足与缺失, 也是这一阶层经济属性与经济特征尚不稳定并存在边界模糊的结果。在政治经济发展的环境下, 这一话语有待进一步得以确定和建构。
二是媒介自身特征方面的原因。随着中国传媒事业的改革, 媒体也全面呈现出整体的“市场化”面貌, 在市场竞争态势下, 一家媒体要生存发展, 首先必须打造一支有着高附加值并有足够规模的读者群。但由于在目前广告市场格局中, 广告投放方处于卖方市场的有利地位, 而作为被动方的媒体因经营压力, 其传播内容很大程度上会或明或暗地受到二次售卖需求的影响。二次售卖的传媒经济基本流程、受众细分的经营基本法则都使得中间阶层成为最具吸引力的目标受众, 因为中间阶层是广告商十分看重的群体。这种传媒市场化发展对于二次售卖需求的推动, 也是中间阶层报道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因此, 报纸相对于其他新媒体而言的市场化驱动不足, 同时它传统媒体的媒介特征也制约了它的报道量和范围。因此, 报纸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是杂志和新媒体所不能替代的, 报纸媒体应该发挥更大的能动作用, 来塑造中间阶层的形象, 构建话语空间, 从而更好地推进自我阶层认同。
中间阶层新闻报道建议:
报纸媒体对于中间阶层的报道现状, 虽然受限于社会意识形态和媒介经营管理的需求, 但报纸作为大众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间阶层人物的形象塑造和中间阶层的自我阶层意识构建方面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1.突破人物模板, 塑造多元形象。报纸需要有意识地突破人物报道中“非褒即贬”的模板, 从人物真正的生活状态入手, 从他们的工作、家庭、情感入手, 塑造更加多元的形象, 而不只局限于勤奋、能抓住机遇、专业, 抑或是贪污腐败。
2.寻找多重唯度, 客观全面反映。报纸应该多关注中间阶层的工作和生活的各个方面, 如收入、就业、晋升, 生活中的困惑、矛盾和挣扎, 他们的爱情、亲情、友情关系, 甚至他们的住房、纳税、子女教育、养老等各个方面, 只有这样, 新闻报道才有可能相对客观、全面地反映这一阶层的生活, 塑造出较为真实、立体的人物形象。
3.发挥能动作用, 开放话语空间。报纸一方面应该提供给中间阶层以自我表达的空间, 如开展与中间阶层密切相关的热点话题的争鸣, 或为中间阶层提供固定的自我表达的栏目;另一方面应该使社会的其他阶层参与进来, 使中间阶层在与社会其他阶层的碰撞与争鸣中获得更为清晰的自我认同, 从而促进社会舆论更加和谐。
结语
“中间阶层”这一名词, 是近年来引起越来越多关注的社会话语之一。中间阶层的壮大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
《衢州日报》 第4篇
2011年，我市律师工作总的指导思想是：以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中办发（2010）30号文件精神，围绕衢州市“十二五”规划，结合省市司法行政工作会议精神，积极推进“三项重点工作”，进一步提升律师行业管理能力和水平，致力营造良好执业环境，提高法律服务质量，充分发挥律师队伍服务经济、服务民生、维护稳定的职能作用，努力研究解决我市律师行业发展的重大问题，为推动全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法治衢州”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一、以创先争优为动力，教育引导律师队伍正确把握自身的政治定位
（一）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律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这一政治定位一方面大大提升了律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要求律师必须具备更高的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律师队伍一定要正确认识这一政治定位，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自觉认识自身应当承担的责任，坚持做到“三个拥护”，“三个至上”，努力实现“三个效果”，切实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政治定位贯穿到执业过程的始终。
（二）深入开展以“诚信强、党建强”为内容的“诚信 服务先锋”创先争优活动，扎实推进律师行业的党建工作，完成市律协党总支的换届或协会党委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加强律师党组织建设，落实党员律师公开承诺制，抓好示范点和联系点工作，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和党员律师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建党90周年为契机，开展系列庆祝活动，按照省厅部署，组织律师行业优秀基层党组织、党员律师、党务工作者评选表彰活动。
（三）在全市律师行业部署开展“送法律送温暖律师行”大行动，通过服务群众的八项重点工作，教育引导广大律师牢固树立群众观念，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将服务群众与执业活动紧密结合起来，提升律师行业社会形象。
（四）根据省厅统一部署，在全市律师队伍中开展“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切实解决在理想信念、宗旨意识、执法执业为民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巩固警示教育成果。
二、以提升能力为重点，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一）引导律师行业深入研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社会建设、法治政府建设等重点领域的法律问题，为律师队伍参与经济社会发展重要工作、重大活动、重点项目建设创造条件。进一步拓展法律服务领域，在巩固诉讼、法律顾问等领域的基础上，积极向企业兼并重组、金融证券、房地产、重大项目招投标、征地拆迁、安全生产、投资、知 识产权等领域拓宽，努力提升非诉讼业务在整个业务中的比例，提升法律服务层次和质量。要注重培养社会急需的高端人才，重点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懂外语、熟悉经济的复合型人才，使我市律师队伍的知识结构更趋合理，专业化水平有效提升。为实现全市经济转型升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二）继续加强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积极参与政府重大工程建设和重大政策制定的法律风险评估工作，协助政府和有关部门从源头上减少因决策不当可能造成的社会矛盾。
（三）继续推进“法律服务企业”活动，增强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意识，提高企业法律顾问覆盖面，重点突破规模以上企业法律顾问比例偏低的问题，力争企业法律顾问聘请率超过3%。
三、以服务民生为导向，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
（一）推动律师队伍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引导律师树立“调解也是办案”的理念，参与疑难复杂矛盾纠纷调解，实现案结事了。继续推动参与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处理和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处臵，以律师的专业和智慧协助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依法妥善处理信访问题、群体性事件和敏感案件，坚持重大案件报告制度，对舆论关注的敏感案件慎重对外发言。
（二）深化“一村一法律顾问”工作，进一步落实乡村（社区）法律顾问目标考核制度和财政保障机制，乡村法律 顾问覆盖率要达到80%，社区法律顾问覆盖率达50%，其中落实政府财政保障的超过30%。
（三）认真落实市委组织部、市司法局联合下发的《关于组织全市法律服务工作者为村级组织换届选举提供法律见证的通知》精神，组织律师参与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充分发挥“法律见证人”的见证监督作用，推进村级组织换届选举顺利进行。
（四）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公益活动，进一步做好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
四、以管理指导为抓手，全力推进律师行业规范化建设
（一）进一步完善律师行业的规范化建设，逐步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完善协会行规体系建设，加强行业自律，规范管理运作。加强律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教育，加大业务培训力度。建立健全协会的各专门委员会和专业委员会，充分发挥专门委员会和专业委员会在律师行业管理、业务交流中的作用。
（二）研究律师事务所规范化建设工作，加强对律所负责人、合伙人、骨干律师的培训教育，提升律所的管理能力。对个人律师事务所现状开展调研，研究个人所的发展和管理问题。增强律所树品牌、争优秀的意识，引导律所逐步加强软、硬件设施建设，健全制度，落实统一收案、收费等制度，杜绝私自收费现象，推动律所管理向“规范化、规模化、品 牌化、专业化”迈进。
（三）加强行业诚信建设，健全执业状况评价机制，完善行业诚信体系建设。加大行业投诉查处力度，加大日常检查考核和监督管理力度，对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职业道德、执业纪律的，依法依纪严肃处理，进一步提升律师队伍的公信力。
（四）按照规定做好律师检查考核工作。
五、以贯彻文件精神为契机，为律师行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一）按照中办发﹝2010﹞30号文件和省里的有关文件精神，积极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深入开展调研，拟以市委办、市政府办的名义出台《加快我市律师行业发展的意见》（暂定名），逐步落实财税、社保、经费、律师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政策保障措施，加大对律师依法履职的保障力度。
（二）深化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拓展沟通渠道，与政法部门建立协商合作机制，及时掌握执业情况动态，协助解决律师在执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切实维护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的合法权益。
（三）加强律师参政议政工作，抓住“两会”换届时机，积极搭建平台，推荐优秀律师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充分发挥律师参政议政的优势作用。
（四）重视青年律师的培养，培育青年律师的职业品格和执业理念，为青年律师成长创造条件，积极争取支持，努 力解决青年律师的生存、发展问题。
六、以加强文化宣传为载体，树立律师行业的良好形象
（一）扩大对外宣传力度，丰富宣传载体，进一步密切与新闻媒体关系，大力宣传我市律师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中的突出事迹和取得的重要成绩以及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法治衢州”中所作的贡献，积极树立先进典型，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效应，带动广大律师自觉投身“三服务”活动和公益事业。
衢州“引才”魅力 第5篇
10月27日，浙江省衢州市在京举办了“引进海内外领军型创业人才政策”推介会，吹响了该市引进高层次创业人才的“集结号”。
据中共衢州市委书记、市长孙建国介绍，凡引进的海内外领军型创业人才或团队，给予100～300万元人民币的创业启动资金奖励；对引进的创业人才，提供不少于100平方米的创业场所和不少于100平方米的住房各一处，三年内免费使用；对引进落地的项目，年地方税收首次超过100万元人民币的，给予其领军型人才或团队100万元人民币的一次性奖励。这只是衢州市改善城市投资环境、吸引外资的一小部分，更大的变化是来自各种软、硬件设施的完善。
打造浙西物流中心
衢州市位于浙江省西部，钱塘江上游，金（华）衢（州）盆地西端，南接福建南平，西连江西上饶、景德镇，北邻安徽黄山，东与省内金华、丽水、杭州三市相交，素有“川陆所会、四省通衢”之称，这里是浙江省向周边地区辐射的桥头堡、长三角地区向内地拓展的经济走廊。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衢州有条件成为交通枢纽和物流集散地。
衢州为此也正在构建四通八达的水、陆、空交通网，目前衢州市已经形成从市区到各县（市）的半小时经济圈，境内浙赣电气化铁路横贯东西，杭金衢、龙干、龙丽等高速公路纵横交错。民航也已开通至北京、厦门、深圳等航线。
孙建国说：“衢州的区位优势独特，这些为打造衢州作为闽浙皖赣四省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日前，衢州综合物流中心项目被列入浙江省重大项目建设工程行动计划(2008～2012)，成为浙江省“千亿产业提升工程”的8个服务业项目之一。该项目拟从2008年至2015年期间，建设衢州粮食物流中心、国际物流中心、商贸物流配送中心、农产品交易中心、浙西金属材料集散中心及园区基础设施配套项目。
此外，衢州还建立了八大创业平台，分别是衢州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双港开发区，衢江经济开发区，龙游工业园区，江山经济开发区，常山工业园区，开化工业园区。这些开发区和工业园将整个产业链都集中在一起，并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这样可以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加舒适、便捷的条件。
高端产业是重点
近几年来，衢州市一直在经济上寻求突破，制定了“工业立市、借力发展、特色竞争”的战略，氟硅产业、装备制造业、高档特种纸、新型建材、绿色农产品加工业等发展迅速，在全国同行中占居领先地位，2007年在全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排名中名列第105位。
衢州是中国最大的氟化工基地，有“中国氟都”之称，已形成氟化工、有机硅、无机硅三大产业联动发展的良好格局，被国家科技部授予“国家火炬计划浙江衢州氟硅新材料特色产业基地”称号，涌现了以巨化集团、中天氟硅、中宁硅业、万向硅峰等公司为龙头的氟硅产业集群。2007年氟硅新材料产业实现销售132亿元。
目前，衢州市正按照“主导产业高端化、特色产业规模化，传统产业高新化”的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新思路，全力打造氟硅产业、装备制造业、区域特色产业集群等三大“千亿产业板块”。根据规划，到2015年，各大板块年销售额将超1000亿元。
为了在产业高端化发展上寻求新突破，吸引高层次创业人才成为重中之重，孙建国说：“我们这次要引进的‘海内外领军型创业人才’，指的是带项目、带技术、带资金到衢州创办科技型企业的创业领军人才及其创新团队，重点引进氟硅新材料、机械制造、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四大领域的领军型人才。我们把招项目、引资金、引人才三者结合起来，是对以往招商引资工作的提升，是更高层次的招商引资。”
除了工业化产业突出外，衢州还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建城已有1861年。此外，衢州还是浙江省最大的绿色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有各类绿色特色农产品基地144万亩，拥有中国柑桔之乡、中国龙顶名茶之乡、中国蜜蜂之乡、中国胡柚之乡等18个农特产之乡称号，发展绿色农产品加工业的市场十分广阔。
《老年日报》的发展对策 第6篇
1. 发行战役打法要巧
《老年日报》如何在发行战役中取得胜利呢?
老年人通常情况下会保持一贯的阅读习惯, 对已经选定的报纸品种一般比较固定, 都是这些品牌报纸的忠实读者, 而且他们会非常关心这些报纸的质量, 会提很多建议和意见, 所以他们选定的品种一般不会更换, 这是老年类报纸的发行优势。《老年日报》可凭地域优势做强本省发行, 但《老年日报》的发行突破点在省外, 《老年日报》应设专职人员搞发行, 研究各地具体情况, 联系各地大型企事业单位, 根据报纸的发行范围、读者的分布区域等因素, 《老年日报》只能采取邮发合一的发行渠道, 这就要求《老年日报》必须与邮局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老年人的生活比较规律, 每天活动的时间、地点较为固定, 外出时间多为早晨及傍晚。公园、超市 (特别是上午特价菜供应时间) 、社区内的健身区、绿地、休闲场所等地方是老年人较为集中的地方, 《老年日报》工作人员可以在这些时段前往这些地点做宣传、定报工作。受视力和精力因素的影响, 老年人的阅读时间多为早上10-11:30及下午2:30-5:30, 这就要求邮局在订阅配送时限上给予满足, 从零售业务角度分析, 就是要抓住那些不确定购买的消费者的购买动机, 这部分消费者的消费时间一般是在早上晨练和傍晚散步时, 这段时间将成为老年类报纸零售的黄金销售时间。读者对报纸品种的选择以该报纸在本地的知名度作为依据, 首先选择在本地发行量较大的老年类报纸作为主打品种, 其次选择部分外地知名品牌但销售量还在成长过程中的报纸作为本地市场的培育品种或者市场填补品种, 这就要求《老年日报》要多做广告、活动等形象推广。老年读者一般都很重感情, 零售终端经营人员服务质量的高低及态度好坏直接影响销售量的多少。《老年日报》可以选择经过专业部门资质认证的老年产品生产商, 结合他们的产品宣传活动, 通过赠阅形式进行报纸销售, 可以联系有形象宣传、社会公益宣传、提高社会形象需要的医院等单位, 通过“企业形象上报纸”的形式开展集团客户大宗买单的方式进行报纸销售。《老年日报》的市场潜力巨大, 从报纸零售业务增量销售的角度来说, 有很大的开拓空间。
2. 版面内容心思要精
《老年日报》以“传递信息、提供服务、倡导休闲”为办报宗旨, 坚持“实用、可读、平和、清雅”的办报风格。《老年日报》的版面主要分为新闻类、服务类、休闲类, 新闻类版面有“综合新闻”、“时事参考”等, 服务类版面有“医药百科”、“保健养生”、“心理卫生”等, 休闲类版面有“国学讲堂”、“晚年生活”、“百事通”等。
《老年日报》基本上能满足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 但如何在已有基础上更进一步呢?首先, 《老年日报》的编辑记者要“接地气”, 深入到生活中去, 下到基层, 听听老年人的声音, 切实了解老年人的精神需求, 只有这样, 才能做出一份老年人喜爱的报纸, 而不要关在屋里纸上谈兵, 要多听、多看、多写。
其次, 在“新闻纸”纷纷转向“服务纸”的今天, 《老年日报》更要打好服务牌, 扩大服务类版面, 把服务类版面做深、做精。现代报业越来越注重服务性, 服务类版面已成为现代报业的“拳头产品”和杀手锏。一份成功的现代报媒,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服务是否到位, 而到位服务的重点就在于做好服务类版面。综观成功的老年类报纸, 在服务类版面的编排上都把握了适应市场需求、满足读者要求、沟通社会各界等准则, 把服务做到了位。
摘要：《老年日报》要凭地域优势, 做强本省发行, 还要将省外作为发行的突破点, 打好发行战役。《老年日报》的版面内容, 要偏重打造服务类版面, 力求在众多的老年类报纸中出类拔萃。
《衢州日报》 第7篇
关键词：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人才培养
高职教育的公益性、跨界性和主体多元性, 要求高职教育必须走政府、学校、企业联动协作的发展之路。教育部在《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以提高质量为核心, 以增强特色为重点, 以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为主线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准的高等职业教育。近年来,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确立以“俯身贴地, 提升能力, 服务衢州地方经济”的办学指导思想, 坚持以服务为宗旨, 以就业为导向, 实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 通过深化产教融合, 先后开设浙开班、红五环班、开山班、衢医班等多个订单培养班, 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 成立冠名制的开山学院, 探索“政府牵头、行业参与、学校主导、企业主体”的校企合作新模式, 破解当前校企合作面临的困境, 建立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校企合作新机制, 校企共同培养区域经济发展用得上、产业转型升级留得住的技术技能人才, 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一、问题的提出
校企合作为职业教育发展注入生命力和竞争力, 校企双方围绕高技能人才培养在订单培养、厂中校、校中厂等人才培养、实训基地建设方面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然而, 由于体制机制的不同, 往往合作浮在面上, 缺乏深度和广度, “剃头挑子一头热”现象较严重, 面临阻碍职业教育发展的困境。
(一) 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实践中, 学校始终是校企合作的主动发起人, 而企业向学校发出邀请的极少。造成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 是合作主体之间的利益取向不一致。高职院校以培养生产管理一线的技术技能人才为校企合作的出发点, 具有公益性, 学校希望获得企业在人才培养尤其是实践操作能力培养方面的支持。而企业往往把经济利益放在首位, 会考虑合作是否增加企业运行成本, 牺牲自己的利润。学生到企业实训或顶岗实习, 可能会导致设备磨损加剧、材料损耗增加、产品质量下降、安全事故隐患剧增, 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和运行。有的企业自身业务非常繁忙, 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参与学校的专业建设与课程开发, 导致积极性不高。
(二) 学校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的能力不强
校企双方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理念指导下, 充分利用现有资源, 积极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然而, 从实际情况看, 最初的大部分工作还只是在职业技能培训及鉴定方面为企业解决用工问题, 真正能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的教师不多。其原因是, 一方面教师要完成较重的理论与实践教学任务, 没有足够的时间静下心来深入技术应用研究;另一方面有较多的教师仅满足于教学工作的现状, 缺乏主动参与科研、服务区域经济活动的意识, 不能解决企业提出的技术问题, 导致合作的空间不够。
(三) 校企合作持续发展的运行机制不完善
校企合作持续发展的运行机制不外乎两个方面, 即外部保障机制和内在激励机制。就外部保障机制而言, 政府对合作企业缺少优惠政策, 尚缺乏一个合理有效引导的长效机制。从调研情况来看, 多数企业希望由政府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或以奖代补, 补助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产生的费用。然而, 现有的法规只是政策上停留在“鼓励”或“倡导”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一般性号召的要求上, 没有明确赋予企业、行业在职业教育中的主体地位, 更没有明确赋予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法定义务。同样, 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仍未形成, 对企业而言, 合作利益不能得到保证, 就不可能有参与职业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成立开山学院是探索校企深度合作的有效路径
如何破解上述校企合作的困境?作为一所地方高职院校, 只有聚集和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才能赢得发展机遇。为此, 课题组通过调研, 围绕《衢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 (2011-2015年) 规划纲要》指出要“大力培育壮大新材料、新能源、先进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四大新兴产业”的发展战略。在衢州市企业压缩机制造与自动化技术应用型人才紧缺, 对高级应用型人才的需求空间大的时代背景下, 我们于2012年增设了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压缩机方向) 专业, 并投入2 400万元新建实训大楼, 引凤入巢, 与开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开山集团) 进行全面战略合作, 成立冠名制开山学院, 引进开山集团的压缩机制造装备生产线, 建设服务于衢州先进装备制造业的现代职业教育。推动与产业对接, 强化校企协同育人, 培育学校的办学特色。
(一) 实行“理事会”运作和“行指委”指导机制
一是校企双方成立理事会, 制定章程, 定期研讨开山学院相关专业建设工作, 重大事项经双方理事会通过后执行。二是聘请政府部门、行业 (企业) 和校内专家担任行业指导委员会主任或委员, 实现政府引导, 行业指导, 校企专家共同把脉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压缩机方向)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 审议项目课程体系构建、专业核心课程标准、师资队伍建设、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等工作。尤其是校企双方协同育人方面, 更是坚定不移地贯彻产教融合、工学结合的教育理念, 学校深入以开山股份有限公司为龙头的制造企业开展调查研究, 了解制造企业生产一线对机械制造高职人才的职业能力要求, 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广泛征求他们对人才培养的意见, 共同探讨改进, 形成共识。在此基础上, 举办“人才培养方案专家论证会”, 把脉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的专业内涵建设。
(二) 建设专兼结合的教学团队
新设专业的短板是师资结构、师资力量的不足。为此, 一是明确了校内教师的双重身份, 即既是学校讲师, 又是企业工程师, 重点培养能够为企业所用、受企业欢迎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和专业带头人。二是尝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确定了由企业选派、学校聘任的方式, 聘请开山公司高技术人才和能工巧匠担任兼职教师 (师傅) , 承担专业课、实践环节、毕业论文指导等教学工作, 明晰师傅的责任和待遇, 现已逐渐形成一支“专兼结合、校企互通”的相对稳定的兼职教师队伍。三是建立人才激励机制, 加大学校与企业之间人员的互聘共用、双向挂职锻炼和横向合作技术研制, 打造强有力的专业服务产业团队。通过建设一支素质高、责任心强、业务水平好的双师素质教师队伍, 保证学生在企业的实践教学环节不走形式, 不摆架子, 保障政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顺利开展。
(三) 建立校企共建紧密型实践基地
一是以“开山学院”为合作平台, 2012年投资2 400万元新建实训大楼, 引进由开山集团赞助压缩机制造装备生产线, 建造“校中厂”生产性实训基地。二是引进开山集团产品生产制造的项目案例, 借鉴和探索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的“教学工厂”模式, 对企业生产环节与典型工作任务进行教学化改造, 实现理实一体项目化教学。学生在开山学院车间完成仿真实训和生产性实训, 又在开山集团“厂中校”完成一个学期的顶岗实习, 毕业后无缝上岗。三是增加开山集团企业文化课程, 增进学生的职业和岗位认同, 毕业后经双方择优双向选择可以进入开山集团工作。
(四) 依托开山学院开展课程开发和社会服务
现代职业教育赋予职业院校的时代使命是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我们打造开山学院的教、学、研服务平台, 一是开展校企合作的课程开发, 专兼职教师共同参与专业剖析, 理清岗位任职要求, 分析岗位工作能力与素质要求, 开发核心课程标准, 形成以任务引领型课程为主体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二是成立先进制造研究所, 引导教师参与企业产品研发或技术改造, 提升专业能力, 更好地服务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和高素质劳动者的培训。三是服务企业员工, 利用开山学院的生产性实训基地挂牌成立开山职业大学, 在企业职工培训、销售人员培训、技术应用开发等方面开展全面合作, 成为开山集团的员工职业技能与素养的培训与提升中心。
三、展望与思考
企业冠名学院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内在要求, 是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重要举措。学校与开山集团共合共建的开山学院经过数年运行, 初具区域效应, 提升了人才培养的竞争力。然而在实施过程中, 无论是学校“主体”还是学校、企业“双主体”, 都存在政策上、体制上的障碍, 决定了校企合作背景下成立的冠名制学院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需要厘清与解决, 以促进校企合作的健康有效开展, 真正实现互赢发展。
(一) 国家层面
尽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提出“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 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 促进校企合作制度化。”数年来, 国家也不断加大对高职教育办学的支持力度。但是, 规范和指导校企合作的法规尚未出台, 特别是对校企合作中企业的权利、义务、责任及利益还需进一步界定。因此, 在今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立法和教育规划纲要的制定过程中, 要把企业作为高职教育的主要参与者, 提高高校的办学自主权, 明晰义务和权利, 形成校企合作的合力, 调动校企双方的积极性, 使校企合作成为现代高校管理制度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组成部分。
(二) 区域层面
浙江省是民营经济大省, 全省民营企业中, 99%以上属于中小微企业, 区域经济、块状经济特点鲜明。衢州绿色产业集聚区便是在传统块状经济基础上培育形成的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和产业集聚区, 而制约区内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瓶颈是人才和技术问题。作为衢州市唯一的高职院校, 应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企业与院校积极互动的作用, 有效利用产业集聚区的资源, 通过院校、产业集聚区、区内企业间的合作与互动, 培养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技术技能人才, 推动与产业集聚区的互惠共赢、科学发展。此外, 建立以行业协会为依托、具有行业特色的职业教育联盟, 作为一种联结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合作组织, 校企双方通过联盟平台实现信息共享, 形成产学研的协同效应及协同创新绩效, 促进校企合作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三) 学校层面
首先, 学校应从专业设置、课程改革、师资队伍建设、实验实训设备等多个方面入手, 努力提升学校综合实力和人才培养的竞争力, 配置良好的实训设备, 优化师资队伍, 为企业培养质量过硬、有较高社会声誉的毕业生, 进而增强对企业的吸引力, 办出地方特色。其次, 创新体制机制,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围绕国家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服务中国创造战略规划, 加强中高职协调, 系统培养技能型人才, 适时根据区域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人才需求变化, 及时调整专业布局, 增强专业适应性, 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再次, 要有计划地安排教师参加企业的实践锻炼, 学习新技术、新方法, 提升专业教师实践技能。加大力度支持教师承担横向课题研究, 从而使职业院校真正能在提升企业生产效益和资源共享中发挥作用, 吸引更多企业主动参与到合作中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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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古村落空间形态研究 第8篇
古村落是一种极富魅力的历史文化遗产, 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信息和历史演变的踪迹, 是我国农耕文明的精粹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然而长期以来, 伴随着农业现代化、乡村城镇化、郊区城市化以及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 古村落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主要表现在: (1) 村落数量急剧萎缩; (2) “千村一面”“万村一貌”的空间肌理危机已成为共性问题; (3) 在规划理念上, 仍沿用城市地区的规划设计模式, 缺乏适用于乡村地区的空间规划设计方法论。衢州位于浙、闽、赣、皖四省边际, 古村落资源十分丰富, 目前已有3个古村落入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 但是仍存在上述共性问题, 古村落保护形势依旧严峻。
为此, 近年来诸多学者开展了针对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研究。按照描述方法的不同可分为以下三类: (1) 定性研究为主, 即从人的主观认知经验出发, 通过文字、图示语言总结归纳村落空间肌理的特征和规律。如沈惠新、郎大志 (2013) 等分析了村落空间形态的演化类型和演化成因, 总结出村庄空间形态演化过程中村庄空间肌理的阶段性特征及演化规律[1,2,3]。 (2) 定量研究为主, 即借助CAD、空间句法、GIS等工具对村落空间肌理进行更加精细的量化研究。如浦欣成 (2013) 针对边界、空间、建筑三要素, 提炼出一套聚落平面形态量化指数[4], 为传统乡村聚落提供更为具体而精准的形态描述方式。 (3) 定性、定量研究相结合, 即同时运用上述两种方法。如王静文 (2008) 用空间句法的定量化分析功能, 解读了传统聚落空间肌理, 探讨了其隐含的文化与社会本性[5]。然而这些研究仍无法准确描述古村落的宏观空间肌理, 更无法对规划设计作出指导。
对此, 本项目拟以宏观肌理特征的传承与延续为目标导向, 借助参数化技术, 对传统村落的整体空间肌理进行深入量化研究: (1) 样本村落选择及其预处理; (2) 村落空间要素的参数化解析方法研究; (3) 样本村落特征解析。
2. 衢州古村落空间形态研究
2.1 古村落样本选择及预处理
本项目选取了衢州市龙游县石佛乡三门源村、大陈乡大陈村、开化县马金镇霞山村、江山市廿八都镇枫溪村、江山市廿八都镇集镇、江山市凤林镇南坞村地形图、江山石门镇清漾、灵上、灵下等十个形态多样、富有特色的古村落为研究样本。项目组收集了地形图对古村落进行深入地分析与研究, 运用CAD、CityEngine等软件对样本数据 (主要是CAD地形图) 进行预处理, 提取古村落的道路、地块、建筑等主要空间要素, 删除繁复冗余的地形要素。
2.2 空间形态的参数化解析
本项目通过对古村落现场调研, 经过分析与研究, 确定主要针对地形图中的道路、地块、建筑三类要素进行分析, 并确定三要素的参数集 (见表1) 。
对于每一个案例村落的具体实验步骤如下: (1) 现状基础资料预处理; (2) 现状空间肌理的简化与概括; (3) 选定参数集, 并从简化地形图中提取各参数值; (4) 人工设计新的规划方案; (5) 将新空间方案与原村落空间肌理进行参数值比较。若差距较大则调整规划方案, 并重复 (4) - (5) 步骤, 直到两者差距足够小为止。
2.3 样本村落特征解析
参照上述方法, 对选取的十个样本村落进行特征解析, 提取了道路、地块、建筑三要素, 并得到了原始村落的参数值。由于数据较多, 本文仅展示廿八都枫溪、花桥村 (如图1、表2) 的解析结果。
枫溪、花桥村村落空间形态特征:
(1) 宏观形态特征
典型的沿河布局的村落, 村落整体被江河分割为多个片区, 中间以桥相连, 交通连接性较弱。由于河流等自然要素的分割, 村落整体呈现出组团的特性。
(2) 微观形态特征
枫溪、花桥村道路路网密度为0.04m/m2, 道路交叉口密度为0.007个/m2, 平均道路长度为76.04m, 平均地块面积为845.43m2, 平均建筑基底面积为103.77m2。
2.4 衢州村落空间形态基本特征总结
(1) 定量总结
项目组将上述样本村落所提取的参数值进行汇总, 如表3所示。
由表3可见, 十个样本村落的参数值具有乡村空间肌理特征, 例如:路网密度数值在0.03~0.06米/平方米之间, 体现了古村落道路密度较高的特点;道路平均宽度在2.93~4.81米之间, 平均宽度3.93米。由此可见, 古村落道路普遍较窄, 与原始道路主要用于步行交通的特点相符合;道路平均长度反映了相邻两交叉口之间道路的长短程度, 该值位于30.44~76.04区间之间, 与现代城市150~200米的支路间距相去甚远, 这也正体现了古村落道路蜿蜒曲折、曲径通幽的韵味;路段平均长度在14.49~27.03米之间 (见图2) , 对比道路平均长度可知, 平均每条道路都有2~3处转折, 转折的次数代表了道路蜿蜒曲折的频率, 而我们城市道路一般情况下的转折频率小于1;路段生长偏角在33.86°~47.32°之间, 平均达到42.71°, 而一般城市道路的转折为5°~20°, 这说明古村落道路转向的幅度较大。
(2) 定性总结
(1) 宏观形态特征
相比江南地域水网地区的村落整体空间形态, 衢州村落空间形态破碎化程度较低, 整体性程度较高。衢州村落整体空间形态有“团块型”“带状”“片状”“一片+多须”等几种典型的类型。村落整体空间形态形成的主导原因是自然地理条件。
(2) 微观形态特征
从微观形态上看, 村落空间形态整体上体现出小尺度、可识别性的特征。各村与村之间的差异以及村内户与户之间, 不同区域的道路等差异性较大, 容易识别。此外, 在用地规模上, 传统乡村聚落中, 土地利用效率相对较低, 平均每户的用地面积较大。
4. 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针对当前国内存在的村落数量急剧减少、千村一面、空间肌理遭受破坏、缺乏有效的空间肌理规划设计手段等问题, 探究村落不同类型空间要素 (包括街巷、地块和建筑) 的参数化解析方式, 探索衢州传统古村落的保护实践方法与途径。研究选取了衢州市境内的十多个形态多样、富有特色的古村落作为样本, 对数据进行参数化解析, 得到表征每个村落各个空间形态特征的参数值, 以此作为规划设计的参照依据。本研究旨在探索参数化技术在传承与保护传统村落空间形态方面的可行性, 为村落宏观空间肌理的保护与延续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技术支撑。
该项目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改进和完善: (1) 参数集有待作进一步补充与完善; (2) 人工统计参数值效率较低; (3) 有些参数值统计得出的结果未必符合现代人的居住需求, 需结合现实情况予以调整。
摘要：将参数化技术引入古村落空间形态研究, 通过衢州10个样本村落的参数提取, 得到表征每个村落各个空间形态特征的参数值, 定量化地总结出村落空间特征, 以此作为规划设计的参照依据。
关键词：衢州,古村落,空间形态,参数化
参考文献
[1].王国维.地域化背景下安塞地区若干村落空间形态的演变研究[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 2012.
[2].沈惠新, 常江, 尤海梅等.徐州市村庄空间形态演化研究[J].现代城市研究, 2013, (11) :93-98.
[3].郎大志.浙江乌石村村落空间形态演变研究[D].浙江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 (专业学位) , 2013.
[4].浦欣成.传统乡村聚落平面形态量化方法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3.
《衢州日报》 第9篇
一、研究架构和研究方法
1. 研究对象的确定
基于分析资料需要权威性, 代表性, 连续性以及易得性, 我们把研究对象限定在《西藏日报》。《西藏日报》作为西藏当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开端, 作为西藏的传统主流媒体, 选择这份报纸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本研究将报纸中所有与高校相关的报道均纳入研究范围之中, 为方便资料统计且相对具有时效性, 资料选取时间为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10月1日。
2. 分析单位选定和界定
首先本研究所界定的高校研究样本涉及西藏全日制高等学校以及各类专科民办高校;其次由于西藏高校数量较少, 相关新闻报道的数量较少, 新闻报道的主题全部涉及高校以及未将高校作为报道主体的新闻全部涉及。
3. 报道分类
从收集到的高校形象的相关新闻, 根据报道角度分为:招生、就业创业、学科专业、资助、高校环境、校园文化、师生素质、学术科研、政府关注;根据消息来源分为:政府、专家/校方、教授/市民、企事业单位/大学生、记者, 媒体;根据报道立场分为:反映问题/树立典型/外界措施、态度/反映群体个性、满足受众趣味;根据语义向义分为:中立/褒义、积极形象/贬义、消极形象
4. 统计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于传播内容进行客观, 系统和定量的描述的研究方法。其实质是对传播内容所含信息量及其变化的分析, 即由表征的有意义的词句推断出准确意义的过程。
二、西藏传统主流媒体如何构建西藏高校的形象
1. 样本基本情况
样本选自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10月1日, 《西藏日报》中有关西藏高校的新闻报道共有112篇。
2. 关于类目的建构
本文通过三大类目考察高校形象建构, 其一是报道的内容, 主要包括以高校环境、招生、就业创业、学科专业、资助、为主的外感形象和以校园文化, 师生素质, 学术科研、政府关注为主的内在形象;其二是报道角度和语义倾向, 报道角度主要分为反映问题、树立典型、政策解读、反映个性、满足大众趣味, 语义倾向分为褒义/积极形象、贬义/消极形象、中立态度;其三, 从消息来源和版面位置分析, 消息来源包括政府、专家/校方、教授/市民、企事业单位/大学生、本报记者、其他媒体。
3. 依据对《西藏日报》关于高校的报道分析, 对样本进行的分类统计。如下所示:
(1) 对西藏高校报道内容的分析
《西藏日报》对西藏高校的报道关注点集中在就业创业的领域, 占总报道的32.14%, 对于招生的报道占16.07%, 对于高校的学科建设报道数量最少占总报道的2.68%, 在塑造人物方面, 集中在师生素质的报道中, 占6.25%。新闻报道的标题设置方面, 都比较中规中矩, 如《西藏普通高校招录工作有序开展》《藏大在职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招生即将开始》。《西藏日报》的报道中, 更多的是高校建设情况, 涉及对高校大学生的报道相对较少, 很少体现积极向上和青春活力的大学生形象。总体而言《西藏日报》中新闻报道与宣传并重, 官方色彩明显, 具有较强的舆论导向性和工作指导性, 官方活动和正面宣传, 体现官方态度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高校的形象在报道中显的比较单薄, 高校多样性并没有挖掘通透。
(2) 对高校报道角度以及具体报道内容的语义分析
《西藏日报》有关西藏高校报道角度中, 外界措施占42.86%, 主要以硬新闻为主, 例如《西藏大学扎实推进民族团结教育》符合受众兴趣的报道占5.36%, 可见新闻的趣味性不强, 对于树立典型、政策解读, 反应问题分别占20.54%、16.96%、14.29%, 分布相对均匀, 但是问题报道和对策报道较少, 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关于高校的发展的一些较为完备的有指导价值的建议和方案没有被媒体报道, 因此有关西藏高校报道的确过于单一化和模式化, 报道的松散使得问题的解决方案不够彻底和深刻, 缺乏对问题的多维度思考, 围绕问题的深度分析和解释性报道数量极少。
(3) 版面位置和消息来源
西藏高校报道的来源涵盖的范围比较广, 消息源包括政府、专家/校方、教授/市民、企事业单位/大学生、本报记者、其他媒体。绝大部分的新闻报道由《西藏日报》记者采编, 占到总数的63.39%, 来自校方的报道占3.57%, 来自大学的占0.89%, 由此可见高校以及大学生作为消息来源虽然在报道中有相应的体现, 但是主体地位没有受到重视, 说明高校主动传播的意识不强, 若高校消息源在新闻报道时被弱化, 那么高校在新闻报道中主要配合主流媒体话语权的表达, 容易造成高校话语权缺失。
小结
高校形象好坏能反映出整个社会对学校的认同程度, 对于高校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李普曼在传播学中指出了“拟态环境”, 社会公众对于高校的了解既有真实的方面, 又存在被媒介拟态化的方面, 新闻媒介塑造的形象是高校形象的重要窗口, 本人认为《西藏日报》在涉及西藏高校的报道中, 以正面或者中立的报道为主, 集中报道校园文化建设、学科建设, 大学生就业, 创业等内容, 塑造了积极向上, 对社会负责的高校形象, 体现了主流媒体的价值观念。本人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
(1) 高校形象的构建应该以高校的实际情况为准, 媒介对于形象构建虽有重要的作用, 关键点还是集中在高校的客观实际上, 因而, 最重要的是高校要从加强自身做起。首先重视本校的形象建构, 利用西藏高校的特色, 依靠特殊的地理位置, 形成自己的办学优势, 重点扶持有特色的专业, 使其达到国内一流水平, 提高学术地位, 培养知名专家学者, 加强校园环境建设;其次西藏高校要注重增强对外宣称的意识, 改变传统的对外宣传策略, 比如藏语歌曲《宁都啦》的流行, 对于西藏高校对外宣传有很好的启示。第三点, 西藏高校要做好够抗形象干扰工作, 除了正面报道外, 对于负面的影响, 要实事求是, 避免误传, 谣言产生, 充分利用资源, 积极同媒体进行交流沟通, 有效遏制媒介报道带来负面效果。
(2) 作为媒介而言要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意识关注西藏高校的发展。对于西藏高校的报道与形象塑造, 关键在于大众媒介坚守客观公正地, 塑造公众形象的信念与原则, 以客观中立真实平衡等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为准绳, 媒介要做好自律和他律, 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其次, 对于传媒工作者要提高科学文化素质, 培养科学精神, 主动深入了解西藏教育状况, 不断提高报道的水平和层次;最后特别要关注作为西藏高校发展的实际问题, 探求西藏高校人才培养现状及高校面临的各类问题的解决方案, 以此引导社会公众都来关注西藏高校, 只有这样才符合社会文明的发展规律和社会报道的规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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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伟.高校媒介形象的构建分析与策略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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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尉慧靓.网络传播对高校形象塑造的影响研究[D].电子科技大学, 2012
夏衍与桂林《救亡日报》 第10篇
迁入桂林的《救亡日报》,社长仍是郭沫若,总编夏衍。不过郭老的工作重心在重庆,担任文委会主任,无暇顾及桂林《救亡日报》,因此《救亡日报》的实际工作由夏衍运筹。
为《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争取合法”
《救亡日报》,1937年8月24日在上海创刊。它是经过国民政府批准的一张公开合法的报纸。那么,迁入桂林后是否还是一张公开合法的报纸呢?这一点,中共中央驻国统区代表团负责人、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明确地告诉夏衍,《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一定要“争取合法”。广州失守的前一天,即1938年10月20日,夏衍带领《救亡日报》11名编辑、记者等工作人员,撤离广州,在没有交通工具代步的情况下,经历艰难曲折,才于11月17日辗转步行来到桂林。他放下行李立即去找刚建立的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向中共中央驻国统区代表团秘书长兼桂林“八办”处处长的李克农请示汇报工作。李克农见到夏衍就说,《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一定要“争取合法”,只有让广西当局“放心”,《救亡日报》才能在桂林站稳脚跟,取得合法地位。这就是说,《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仍有一个“争取合法”的问题。接着,李克农向夏衍介绍中共的老朋友刘仲容,大家讨论了《救亡日报》如何在桂林争取合法的问题。
按照周恩来、李克农的指示,夏衍的首要任务是为《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争取合法。为此,他于11月8日上午在刘仲容的陪同下,首先拜访了著名教育家、广西救国会的领军人物李任仁。李任仁对夏衍的造访,极为友好热情,以上宾之礼款待了他。在交谈中,李任仁代表广西救国会对《救亡日报》来桂林复刊,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全力的支持,承诺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找他。夏衍表示:我们来桂林办报,完全是从民族大义出发,不含一党一派的私利,也决不干预广西内部政务。对广西当局持友好善意的态度,拥护广西当局抗日、团结、进步的立场,请广西当局放心。事后,夏衍回忆说,李任仁“非常诚恳坦率”,我由衷地敬佩和感谢。
接着,夏衍在李任仁、刘仲容等的陪同下,一同来到广西省政府,对广西省主席黄旭初作礼节性的拜访。会见是在友好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的。当寒暄一阵之后,夏衍把话锋一转,就说起《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的事,他说:“《救亡日报》是一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其宗旨是团结全国广大文化人共同抗日救国,这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想黄主席一定会欢迎《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的。”“欢迎,欢迎!”黄旭初接过夏衍的话说。
继而夏衍又说:“我们赞赏和拥护广西当局团结、抗日、进步的立场。”说到这儿,他停了停,然后接着说,我们“对广西内部政务保持善意的态度,也希望广西当局对《救亡日报》予以支持。”“那当然,那当然。”黄旭初接过夏衍的话,表示说。
这之后,黄旭初以广西省主席的名义宣布:为了使《救亡日報》早日在桂林与读者见面,广西省政府决定给《救亡日报》补助在桂林的复刊费200块大洋。一家外来报纸在桂林复刊,政治上给予合法地位,经费上慷慨解囊,这在桂系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样,《救亡日报》取得了在桂林复刊的合法地位,同时有了桂系经费的帮助,解决了它复刊时经费短缺的燃眉之急。
夏衍在拜会黄旭初之后,于当天下午火速赶往长沙,向周恩来汇报《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的落实情况。周恩来拉着夏衍的手说:“我已经接到克农发来的电报,你们从广州出来的情况,大体也知道了。报纸决定在桂林复刊,很好。”这样,夏衍在桂林为争取《救亡日报》复刊的合法性,得到了周恩来的充分肯定,正式批准《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
两次赴香港为《救亡日报》筹措资金
《救亡日报》迁至桂林复刊,是没有运作资金的,因此,它的复刊经费就成了一个首要问题。而关于复刊所需要的资金,周恩来在长沙就对夏衍作了明确的交代,要他们自筹经费。
夏衍与报社同事几经折腾,好不容易从广州来到桂林。桂林对他们而言,人地生疏,几经周折才找到住处,12个人安顿在两间小小的房子里,睡通铺。然而,在物价暴涨的情况下,要办起一家报纸真是难上加难,要落实自筹经费又谈何容易?虽然,当时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曾向《救亡日报》许诺,答应每月给报社津贴200元,实行上除1938年12月份领到过200元补贴外,以后再多次去领,他们就用“拖”和“赖”的方法,不再支付了。再说广西省政府经费补贴问题,他们虽曾资助《救亡日报》复刊费200块大洋,这对《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起了很大的帮助,但从整体长远上说,也只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更何况广西当局没有承担经费的责任。再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在经费上的帮助来说,他们自身经费相当紧张,没有钱,也就拿不出钱来支持《救亡日报》的运作,即使有钱也不便于支付。如果“‘八办’津贴《救亡日报》,这个消息一传出去,这张以文化界统一战线为标志的报纸也就会被反动派叫成伪装的共产党报纸。”正好会给蒋介石抓到取缔《救亡日报》的口实,而使它遭到灭顶之灾。可见,“八办”是不能从经济上支持《救亡日报》的。面对现实,经费问题怎么样才能解决,出路又在哪里呢?经过两天的冥思苦想,夏衍找到了“八办”李克农处长,向他提出改“自筹经费”为“自力更生”,就是说既不向国民党要钱,也不向广西当局伸手,由《救亡日报》自身想办法筹措运作资金。这样,既可以解决经费问题,又可以摆脱别人的控制和约束,使《救亡日报》在桂林出版发行更为合法化,岂不妙哉!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李克农的肯定和支持,旋即向在长沙的周恩来报告并得到批准。
为了自力更生解决《救亡日报》的运作经费,夏衍曾两次赴香港:第一次去香港是1938年12月3日从桂林出发,直至12月12日才到达香港。一到香港,他便马不停蹄地找到廖承志,把来香港的苦衷向他和盘托出。廖表示理解与支持,爽快地从海外华侨华人为祖国抗战募集来的捐款中,拨出1500港元给他,以支持《救亡日报》在桂林的运转。其实,在夏衍抵港前,周恩来就已发电报给廖承志,指示他拨一笔经费给夏衍办报。
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同年8月,其日发行量在2000份至3000份之间徘徊。其原因之一,报纸质量上存在问题。当时《救亡日报》没有自己的印刷厂,而是请三户图书印刷所代排代印。而三户图书印刷所是一家老厂,铅字严重老化,有的字残缺不全,印在黄褐色的土纸上,读者对一些字很难辨认。尽管《救亡日报》经过版面改革之后,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有很大的改进与提高,然而由于印刷上存在一些问题,所以订阅《救亡日报》的读者并不是很多。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该报经理张尔华向夏衍建议:如果我们的报纸要有一个好的销路,“必须有一个自己的印刷厂”。对此,夏衍十分重视,欣然接受他的建议,决定自己办印刷厂,到香港买一副新5号字铜模。有了铜模,不仅可以自己铸字,而且还可以接受同行或其他印刷厂加工铸字,从中获利,增加收入,何乐而不为呢?这样,夏衍决定第二次去香港。
夏衍这次去香港,是1939年12月下旬。他从桂林出发,途经柳州、玉林等地来到广州湾。他在湛江买了一张去香港的船票。这次去香港,他吃够了苦头。原来他乘坐的船是一艘人畜混装的小货轮,船上禽畜排出的粪便与死的鸡、鸭、猪发出的臭气,混合在一起,刺鼻难闻,令人呕吐不止,加之这次行船又遇上强海潮,船在大洋中左右上下颠簸得十分厉害。好不容易才到达香港,夏衍拖着病体去找廖承志,向他倾诉衷肠,得到他的同情、理解与支持。当下,他在香港为夏衍购买了一副新5号字铜模。夏衍高兴极了,喜气洋洋回到桂林,旋即在漓江边的白面山找到一块空旷的荒地,盖了几间简易的茅草房,作为印刷厂的车间。接着,招收了10多名逃难来桂林的失业印刷工人和七八个失学流亡来桂林的知识青年,作为印刷厂的班底,办起了印刷厂,取名为建设印刷厂。这样,《救亡日报》有了自己的印刷厂,报纸的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订户猛然飚升,突破8000份。
不断刷新版面,使之贴近民众
《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初期,每天的銷量不超过2000份,这令夏衍焦虑不安。如何改变这种不死不活的现状呢?为此,他登门拜访了正在桂林的大出版家、大报人胡愈之、范长江,向他们求教,拜他们为师。他们也非常坦率、热情,对夏衍说:“一定要改变在上海、广州那种既不像杂志,又不像报纸的形式——那时的主要毛病是‘书生办报’,不懂得办报的‘基本规律’。”具体表现在喜欢登大块文章,发表议论,靠“名人”文章撑场面。除第四版“文化岗位”是副刊外,它的一、二、三版内容混乱,有时一篇文章占了整个第一版,把当天的重要新闻挤到二、三版,有时甚至无法刊出。为了改变版面布局,学习胡愈之、范长江的办书办报经验,夏衍决定从版面改革入手,建立“每日评报”制度。
所谓“每日评报”制度,就是每天凌晨印出来的大样,首先交给夏衍过目。他则从头到尾即从标题、内容到形式,从文字、误植到衍文等诸多方面都看一遍,然后用红笔一一批点,或提出个人意见或看法。经过评点之后,把这张大样贴到通道的墙上,发动报社全体成员参加评报。这样,报纸无论在版面、内容还是形式等方面,其质量都有很大提高,赢得读者的好评与赞誉,订阅《救亡日报》的读者,一下从2000份增至4000份,打响了版面改革取得好效果的第一炮。
在推行版面改革的同时,夏衍打破办报的陈规戒律,把每天发生的国内国际大事,简编成几百字至一千字的重大新闻。同时规定每天发一篇不超过1200字的社论,而且必须由他亲自写(外出、生病除外)。社论的内容有国内国际大事、抗战形势,直至社风民俗、群众生活气息等方面。他撰写的社论,“文风尖锐泼辣,富有强烈的战斗性”,如《无产阶级无祖国》、《祝福!友邦苏联》、《自力更生与外交》、《轴心国的崩析之兆》、《墨索里尼的梦破碎了》、《北方战局优势的展望》等等,“从不同角度剖析了当时的抗战形势,吹响了反法西斯的号角”。这样,《救亡日报》办得紧贴民众,代表了民众的心声,反映了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人和事,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因而它的发行量步步上升,达5000份以上。
国内国际的大事,是瞬息万变的。为应付变化无穷的大事,夏衍决定开辟“本报特稿”与“本报资料室特稿”的栏目。所谓“本报特稿”就是预约在桂林或香港、外省的政界与著名文化人,为《救亡日报》就某件大事撰写专稿。为引起社会关注,发表时,在题目上加上“本报特稿”的字样。如1939年3月10日,蒋介石在重庆召开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夏衍决定约请李克农为《救亡日报》写“本报特稿”《对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的希望》。在国内国际大事上,《救亡日报》还不时转载延安、中央社、塔斯社的一些重大新闻稿。转载时,这些稿件中会出现新的人物、新的地点与新的事件,读者不一定知道,针对这一点,在转载后的第二天,《救亡日报》会出现一篇“本报资料室特稿”,简明介绍或解释这些人物、地点、事件,以增加读者对人物、地点、事件的认识与了解。这样,在夏衍的运作下,《救亡日报》不断刷新版面,使《救亡日报》更加清新尖锐,文章短小精悍,贴近民众生活,为广大民众所喜爱,其日发行量也从2000份增加到3000份、5000份,销路扩大到湖南、江西、广东、四川,乃至香港和南洋一带。
人尽其才,不拘一格用人
《救亡日报》迁至桂林时,只有12个人,且赤手空拳,其它一无所有。两年内,他们在桂林先后吸收一批从上海、江浙、两湖等地流亡来桂林的文化人,或是失业失学的知识青年。当时,报社所有的工作人员,除夏衍刚40岁外,其他所有成员都是30岁以内的年轻人,“从郭老起,到编辑、记者……都是摇笔杆子的书生,没有一个人当过记者”。用夏衍的话说:“都是‘杂牌军’,或者叫‘散兵游勇’。”
要改变这个状况,变外行为内行,使他们从“杂牌军”变为“正规军”,夏衍使出了3招:第一,办夜校,请胡愈之、范长江授课,解决编辑、记者的入门问题;第二,派出去,把年轻的编辑、记者派到桂林的大报社实习,去当大报社编辑、记者的助手,向老编辑、老记者学习,由他们手把手教他们;第三,在实践中锻炼,通过在实践中摸、爬、滚、打,边学边用,边用边学,在用中学,在学中用。通过锻炼,一批编辑、记者脱颖而出,如于逢、易巩等,就是从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好记者。
《救亡日报》在桂林办得生龙活虎,既生动活泼,又尖锐泼辣,旗帜鲜明,有很强的战斗力,这与夏衍人尽其才,不拘一格用人是分不开的。如周钢鸣,广西罗城人,早年参加北伐,投身革命。虽然他没有高学历,也不是编辑或记者出身,但他经过实践锻炼,能写一手好文章。《救亡日报》创刊后,夏衍聘他为报社记者兼采访部主任,把采访权交给他。如果夏衍外出,他会把《救亡日报》的临时处置权交给他和林林。例如夏衍第一次由桂林赴香港筹措资金时,就委托周钢鸣负责筹备复刊事宜。周不辜负夏衍的重托,把复刊工作做得有条不紊,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赞誉。夏衍从香港回桂林途经柳州时,他在这里看到《救亡日报》在桂林的复刊号,立刻从头到尾仔细阅读起来,令他赞叹不已,当天晚上他极为高兴,“兴奋使我一夜不能入睡,我睁着眼睛直到天明”。后来因工作需要,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把周钢鸣调去广西地干校任指导员,夏衍真舍不得他离开报社,只是组织上要调他,他没办法罢了。
又如翁从六,原名翁毅夫,浙江宁波人。抗战初期,他在第九战区服务团做宣传工作。后来,陈诚把服务团美其名曰调来桂林休整,实则弄到桂林来遣散。夏衍获此信息后,立即把翁从六吸收到《救亡日报》。说起翁从六,夏衍早就认识他了,1931年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他们同在“左联”所属外围刊物《文艺新闻》共过事,且过从甚密。对于翁从六的为人,夏衍了如指掌,知道他为人精明干练,在同事中以和蔼可亲著称。这次,他来《救亡日报》之后,老朋友久别重逢,夏衍对他十分信任,让他担任相当社长职务的经理,统管报社的出版、发行、经营等业务。同时,夏衍把东奔西跑所筹集来的经费如数交给他统管,由他计划运筹。而翁从六不负众望,一心扑在工作上,工作耐心细致。他的特长是善于同社会各界打交道,比如《救亡日报》无白报纸,且市场早已脱销,他可以从《广西日报》那里借来二三十令白报纸,解决了《救亡日报》无纸的燃眉之急。在经营管理上,如果运作资金短缺,他会动脑筋想办法,积极筹措。当他了解到夏衍新近创作的剧本《一年间》正在定稿,就向夏衍建议公演。正在重庆的社长郭沫若获悉这一动议后,立刻从重庆来电,支持翁从六的建议,夏衍也表示赞成。《一年间》公演时,由翁从六担任公演主任,他指挥得井井有条。这次公演,由于剧本写得真实贴切,深刻刻画了剧中主人翁的爱国情怀,紧紧扣住观众的心弦,加之演员队伍一流,所以在桂林、重庆的公演场场火爆,获得成功。报社也获得一笔可观的票房收入。
1939年仲秋,组织上把翁从六从桂林调去孤岛上海,另从《新华日报》桂林分馆派张尔华来接替翁从六的工作。夏衍从各方面考察了张尔华,觉得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同志,所以对他也是十分信任。其实,张尔华同翁从六一样,也是一位理财高手。他来到《救亡日报》后,提出开源节流,建议把每天销售剩余的报纸集中起来,按照时间的顺序,把一个月的报纸装订成合订本。这是一个创举。零星的《救亡日报》装订成合订本之后,分别在《救亡日报》、《新华日报》、《广西日报》与香港的《星岛日报》等报纸上,发布销售广告。广告刊出之后,国内国际不少机关团体,纷纷来函来电索取。此举,为《救亡日报》开辟了一条新的发行渠道,使《救亡日报》更加繁荣,蒸蒸日上。
机动灵活执行周恩来提出的办报方针
每家报纸都有它的办报方针。那么,《救亡日报》的办报方针是什么?它关系到《救亡日报》的命运。这一点,当《救亡日报》还在广州运转之时,周恩来特地把夏衍从广州召至武汉,就《救亡日报》的办报方针同他发表谈话。他说:“问题不单在销量而在于读者敢不敢看你们的报纸和欢不欢喜看你们的报。”“这张报纸是以郭沫若为社长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这一点就规定了你们的办报方针。办成像国民党的报纸一样当然不行,办成像《新华日报》一样也不合适。办成《中央日报》一样,人家不要看;办成《新华日报》一样,有些人就不敢看了。总的方针是宣传抗日、团结、进步”,“办出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欢喜看的报纸。你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这就是方针。”这就要求《救亡日报》既不能办成像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也不能办成像共产党的《新华日报》,而是介于国共之间的一种宣传抗日、团结、进步的另一类型的报纸,适合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喜欢看的报纸。对于周恩来规定的这个办报方针,夏衍心领神会,在主持编辑出版《救亡日报》中,呕心沥血。
要做到认真贯彻执行周恩来为《救亡日报》所规定的办报方针,夏衍认为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举抗日、团结、进步的旗帜,在抗日、团结、进步上做文章。
夏衍认为抓住了抗日,就抓住了抗日人们的心声,从而赢得左、中、右三方面人的欢迎。据此,他在编辑出版《救亡日报》时,固然把工农大众的抗日活动放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作为坚定不移的宣传抗日的基本方针。但是,资产阶级的抗日其中包括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欧美派大资产阶级的抗日言行,也要以特殊形式作适当宣传。比如1939年的“双十节”,他就组织了《国庆纪念特刊》,特刊称蒋介石为抗日的“最高领袖”、全国陆、海、空军的“最高统帅”;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称作“我当局”、“我们的政府”。又如,从1937年9月22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起至1941年元月,蒋介石策划发动皖南事变前止的3年多的时间里,《救亡日报》把蒋介石及其要员发表的抗日言论,作过10多篇专题报道,而且大多数放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对于地方实力派,如山西的阎锡山、广东的余汉谋、广西的李宗仁、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等,《救亡日报》对他们的抗日言行都作了充分肯定的宣传;对于因抗战而牺牲的爱国将领,如蔡丙炎、翁照垣、郝梦龄等人的抗日事迹与爱国情怀,《救亡日报》作了广泛的宣传报道;先后发表了李宗仁将军抗日访谈录,高度赞扬了他在台儿庄战役上卓越的指挥才能,对于他的焦土抗战主张,表示由衷的敬佩。《救亡日报》的上述抗日宣传,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是不肯讲的,中共的《新华日报》有些又不便说,而《救亡日报》都以它独特形式进行报道了,从而赢得左、中、右三方面人的赞誉。由此,《救亡日报》获得更多的读者。
夏衍认为团结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保证。他反复说,在抗战时期,只要不是亲日派汉奸卖国贼,不论他们属于何种政治派别,都要把他们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基于这个原则,尽管蒋介石破坏国共团结,挑起事端,制造反共摩擦,但他还没有公开叛国投敌。因此,还要同他讲团结。如1938年1月1日《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为了团结蒋介石,夏衍通过周恩来,转告蒋介石为《救亡日报》题团结方面的词。蒋介石欣然同意,他的题词是:“救亡日报,精诚团结。”在复刊时,夏衍把蒋介石这个题词放在复刊号上的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夏衍要周钢鸣、林林重刊蒋介石的题词,尔后又配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题词:“坚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鞏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夏衍这种精心设计与灵巧安排,突出了同蒋介石讲团结。这样,《救亡日报》既不像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也不像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别具一格,独树一帜。因而它获得左、中、右三方面人的欢迎,它的读者步步飚升。
夏衍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进步的标志就是推动与促进抗日。工农大众的抗日,是进步的中坚力量,这是不言而喻的。尽管此时及以后,蒋介石的反共步步升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蒋介石和他代表的政府稍有利于抗日言论,也应看作是一种进步。因此,还要团结他,这样做对抗日有好处。基于这一点,所以,发掘蒋介石有利于抗日的进步因素,就成了《救亡日报》一项特殊任务。例如1938年12月26日,蒋介石针对汪精卫“共同防共”的妖言,针锋相对地进行批判,他说:“在我们一致实行‘三民主义’的中国,若再共同防共,完全是无的放矢。”接着,又说:“汪精卫说这话的目的,是想以防共名义,首先控制我国军事,进而控制我国文化以至外交。”蒋介石这段话,点出了汪精卫“共同防共”的要害。蒋介石这个讲话发表两个月之后,1939年3月10日,在夏衍的精心安排下,发表了李克农的文章,肯定了蒋介石的进步。
浙江省衢州中等专业学校 第11篇
学校现有五大类14个专业, 拥有工艺美术、数控技术应用、光伏技术应用、电子与信息4个省级示范性专业, 有旅游服务与管理、服装工艺与设计、财务会计、学前教育等8个市级示范性
专业, 光伏技术实训基地为国家级实训基地, 机电机械实训基地为省级综合性公共示范性实训基地。
学校根据中职教育特点, 大力推行“全纳教育”理念, 接纳所有学生, 把学生的缺点当特点, 为学生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 给予每个学生平等的尊重地位。在“全纳教育”理念引领下, 以“关爱、感恩、赞美”为主题, 创建“阳光、快乐、和谐”校园, 宏观上营造氛围, 微观上个性调控, 以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学生展现自我, 感受快乐, 体验成功。学校被教育部授予“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工作先进集体”。
学校在做好全日制办学的同时, 大力开展全民职业教育, 积极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和新农村建设, 实施“培养一人, 脱贫一家, 稳定一方”的新型农民培训工程。除全日制学生90%来自农村外, 每年开展农村富余劳动力、下山脱贫、出库移民、失地农民、农村实用人才、企业员工素质提升等各类培训6000余人次, 被确定为全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示范基地, 全国农民科技培训星火学校, 被授予全国农村青年转移就业先进单位, 全球扶贫大会东部案例考察团、联合国反贫困政府高级研修团及“连线浙江”欧非记者团来校考察采访, 给予高度评价。推行“两单、一卡、一打造”, 即政府买单、订单培训, 发放创业绿卡, 打造劳动力品牌的培训模式所形成的“衢州经验”在国内外产生积极影响, 提供了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