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产业集聚范文（精选12篇）
绿色产业集聚 第1篇
1. 绿色建筑产业的内涵
绿色建筑产业是指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内, 尽最大程度的节约资源 (包括节水、节电、节地、节材、节能等) 、减少污染、保护环境, 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与高效的使用空间, 达到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的。绿色建筑与传统建筑不同的一点是, 前者将建筑物和自然环境视为一个整体, 既考虑到了人的需求, 也考虑到了自然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使人与自然得以和谐共处 (绿色建筑产业的内涵见图1所示) 。
2. 绿色建筑产业体系组成
绿色建筑产业是以绿色理念为核心, 以房地产为表现形式的产业, 绿色建筑产业体系主要由绿色建筑科技服务业、绿色建筑制造业与绿色建筑运行管理、能源服务、环境管理、智能建筑、信息化建筑及其它配套服务业所组成, 具体如图2所示。
3. 我国绿色建筑产业的成长期
通过对国内外绿色建筑产业发展情况的综合分析, 可将绿色建筑产业的生命周期划分为雏形期、成长期、成熟期、飞跃期四个阶段。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绿色建筑产业显然已进入到了成熟期或是飞跃期, 但从我国绿色建筑产业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 其在经过雏形期的孕育发展之后, 现正处于成长期阶段。我国绿色建筑的概念起始于1986年, 至2005年结束雏形期, 开始步入成长期。自2006年开始至今, 我国绿色建筑产业的发展一直处于成长期阶段, 通过多年不懈努力, 成长期发展也渐臻成熟, 整个建筑系统的“绿色”理念与节能理念也真正显现了现来, 由此可见, 我国的绿色建筑产业虽处在成长期, 却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
4. 基于区域比较优势的绿色建筑产业集聚
4.1 我国绿色建筑产业的集聚现状
基于区域比较优势理论进行分析, 对我国的绿色建筑产业集聚现状作出了如下概述:⑴绿色建筑产业区域总量集聚特征。我国在2009年之前, 绿色建筑产业还未能形成规模, 从2010年开始, 才渐渐呈现出集中发展的趋势, 但即便如此, 绿色建筑产业区域总量集聚依旧不平衡。例如, 经济发展情况较好的城市往往具有较大的绿色建筑量, 而经济发展较差的城市自然就少一些。⑵绿色建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专业集聚特征。根据我国绿色建筑产业链的划分, 将绿色建筑产业划分为上、中、下游, 其中, 上游主要以绿色建筑设计、人才培育节能环保建筑材料制造为主;中游以“绿色”概念的房地产开发为主;下游以绿色建筑的物业管理、绿色金融及辅助服务业为主。虽然对绿色建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专业集聚有了明显的划分, 但从整体来看, 我国的绿色建筑产业链依旧不够完善, 例如, 绿色建筑研究机构的研发环境较差, 绿色建筑房地产项目集中城市的经济实力较弱, 房地产开发商拥有技术水平与资本能力弱, 绿色物业管理与金融服务不集中等, 均是在现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2]。
4.2 影响绿色建筑产业集聚的主要因素
在区域比较优势理论应用的基础上, 总结出我国绿色建筑产业的集聚现状, 通过综合分析, 当前的集聚特征并不是十分理想, 这种集聚现状若一直存在, 对我国绿色建筑产业的持续发展将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在大量数据资料的回顾性分析下, 认为影响我国绿色建筑产业集聚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⑴各个城市的经济总量不同, 地方政府的行政力量不同, 对绿色建筑产业集聚程度产生的影响效应也会有所不同。在绿色建筑产业市场需求较弱的城市区域, 地方城市经济总量与地方政行政力量造成的影响效应则较强, 反之亦然。⑵因为不同城市经济总量和行政力量对绿色建筑产业集聚程度影响效应不同, 便导致了绿色建筑产业的集聚程度在时间上呈扩散效应。
4.3 促进绿色产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通过对我国绿色建筑产业集聚现状与影响因素的分析, 提出如下几点消除产业过度集聚、促进发展的合理建议。其一, 完善激励机制。政府应与开发商、建设单位积极配合, 共同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绿色建筑激励机制, 细化配套政策。通过相应机制与政策的引导, 促使更多城市的消费者选择价格较贵的绿色建筑项目, 以此来提高绿色建筑产业的均衡发展。其二, 加强宏观调控。政府作为绿色建筑产业发展的引导者, 必须要加大支持力度, 通过有效的行政调控手段与带头作用, 引导更多的人认可绿色建筑, 进一步的促进产业在滞后地区的发展。其三, 优化产业区域布局。政府需结合当前发展形势, 科学、合理的制定出绿色建筑产业的未来发展计划, 规避一些城市区域盲目跟风, 忽视绿色建筑产业发展的现象。此外, 通过优化产业区域布局, 还可从产业链中选择符合地方优势的内容作为发展方向, 并不断做强做大, 最终促进绿色建筑产业集聚的合理性[3]。
综上所述, 虽然绿色建筑产业在我国的起步较晚, 但随着国家对绿色建筑产业的深入了解与重视, 各种影响绿色产业集聚的问题也将得到解决, 使产业发展呈现链式布局, 区域之间能够相互合作、互利互赢, 最终促进绿色建筑产业的健康、稳定、高速发展。
摘要：以近年来我国积极鼓励发展的新兴产业——绿色建筑产业为例, 对该产业的内涵展开深入探索, 并应用产业链与产业关联理论, 分析绿色建筑产业体系的组成。再结合国内外发展现状与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得出我国绿色建筑产业的成长期。最后, 应用区域比较优势理论, 论述我国绿色建筑产业的集聚情况。
关键词：区域比较优势,绿色建筑产业,集聚
参考文献
[1]梁浩, 张峰, 梁俊强.中国经济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引擎——经色建筑产业规划与发展[J].城市发展研究, 2012, 9 (9) :112-113.
[2]邓佳.常州市武进区:建成全国“经色建筑产业集聚示范区”[J].建筑, 2011, 21 (21) :28.
绿色产业集聚 第2篇
12月20日上午，河南产业集聚区网上线仪式在河南集聚产业咨询有限公司举行。
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做客河南集聚产业咨询有限公司，并亲自点击开通网站。见证网站上线的有河南省委组织部原副部长、河南省民营经济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王宗厚、著名经济学家、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钟朋荣、开封市委常委、兰考县县委书记王新军、临颍县县委书记王国干、太康县县委书记王国玺等县区领导、上上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世翔、黄牛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明欲等企业家代表及媒体界朋友。
上午11点30分，河南集聚产业咨询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杨建国首先介绍了河南产业集聚区网的框架设置、服务功能及发展规划之后，保育钧亲自点击开通河南产业集聚区网，并对网站开通表示祝贺。保育钧对河南产业集聚区网的发展给予厚望，他指出，河南产业集聚区网不仅仅要打造成为一个面向世界展示河南形象的窗口，更要成为传播河南声音、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他祝愿河南产业集聚区网在今后要创新服务、科学发展，在提升河南形象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成为连接河南与世界的重要桥梁。
作为中原经济区建设的主力军，河南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潜力日益收到外界的瞩目，今天的河南也业已具备了支撑中原崛起、河南振兴的实力与条件。竞争日趋激烈，只有主动融入才能取得更大的发展。
为了更好地展示河南发展改革的先进经验和成果，吸引客商考察河南、投资河南，河南集聚产业咨询有限公司倾注全力打造河南产业集聚区网，介绍、包装、推介河南产业集群培育，构建覆盖河南180家产业集聚区、2万余家产业集聚区内企业，集信息收集、展示、共享、代理招商、品牌包装等线上线下服务于一体的河南产业集聚区云服务平台，为客商来河南投资兴业提供技术支撑和数据参考，为河南产业集聚区及产业集聚区内企业发展壮大提供专业服务，并最终实现展示河南与时俱进的形象，推动河南经济持续、跨越式发展。
产业集聚与企业集群产业环境 第3篇
——题记
产业集聚，就是在一个适当大的区域范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若干个同类企业，为这些企业配套的上下游企业，以及相关的服务业，高密度地聚集在一起。产业集聚区内生产和销售的规模很大，在全国同类产品中占有较大份额；并且产业集聚使专业化分工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获得了空前发展，而分工深化大大降低了生产和交易成本。企业集群与产业集聚是分不开的，一般有一个或几个大的企业生产某种产品，小企业在与大企业竞争中都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为此要尽量避免与大企业竞争，而与大企业分工协作，成为其配套的上游或下游企业。
案例：“我选对了上海”
案例说明
微创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由留美科学家常兆华博士创办于1998年5月，吸纳了美国多位著名的生物医学工程界专家和介入医疗界科学家，主要从事各种高科技微创医疗产品的研究、制造、销售和服务。设立在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公司总部，主要从事产品的技术研发，制造和销售及资本运作等工作；公司在北京设有分公司，主要从事北方地区的销售工作以及公司产品注册登记联络工作。
案例分析
“我选对了，上海的产业集群特别适合新兴高科技企业，公司跨越式的发展也充分证明这一点。”5年前从美国归来的微创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刘道志博士的话掷地有声。这位在天津上过大学的山东人，最后落脚点却选在了上海。现在，有许多像刘博士这样具有留洋背景的人把上海当作回国效力的首选之地。就拿芯片来说，从芯片设计、芯片制造，到封装测试、设备材料，一条完整的集成电路产业链已在上海显山露水。初显集聚效应的上海集成电路产业，在国内处于龙头地位，在国际也取得越来越多的"话语权"。目前，我国已投产的8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共有8条，其中6条在上海，天津和苏州各有一条。
案例启示
刘道志博士的“我选对了上海”提醒我们对即将所进入产业的关注，包括产业集聚和企业集群。创业基本上就是进入一个现有的产业，加入到一个价值链中，为此，创业者在创业之前应该考察不同城市不同地方的产业集聚、企业集群情况，以便找到创业的最佳地点与方式途径。
产业集聚主要有以下3个显著特点：
一是产业集聚区内生产和销售的规模很大，在全国同类产品中占有较大份额。比如浙江诸暨大唐镇的袜业市场，年交易量达60亿双；嵊县的领带市场，年交易量达到2.5亿条。
二是产业集聚使专业化分工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获得了空前发展。这里的企业分工的特点是：对技术含量较高、零部件较多、价值量较大的产品，如彩电、复印机等，不是一个主机厂（总装厂），而是几个厂；在同一区域，为其配套的零部件供应商也不是一家，而是若干家。这样，一个零部件厂可以同时给多个主机厂配套，容易达到规模经济要求，从而降低成本；而对主机厂来说，有多个供货商可供选择，有利于通过供货商的竞争改进质量、降低成本。对技术含量和价值量不高的产品，如袜子、领带等，则有大量成品生产企业集聚在一起。在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上形成的配套体系，是这些产业集聚区最重要的优势。
三是分工深化大大降低了生产和交易成本。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彩电、计算机、手机等产品零部件的采购成本比其他地区低30%。而浙江“块状经济”的产品成本和价格，也可以说低到了极致，比如在北京市场上卖五六十元的布料，在当地不到10元；在外地市场上卖五六元的袜子，在当地仅几角钱。
产业集聚的主要优势有：
一是零部件供货商向多个主机厂供货，可以扩大规模，降低成本。同时，分工深化，不仅主机厂，而且零部件厂，以及为其配套的次一级零部件厂，都有较高外部采购率，整个供应链上的企业更加集中于自己擅长的领域，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提升技术和管理水平。综合来看，这种分工模式可以带来规模经济和分工细化双重好处。
二是零部件和总装厂之间减少了由于资产专用性强而带来的合作风险。
三是有利于技术创新、管理知识的交流和人力资源的培养与利用。一家企业采用了新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其他企业易于就近模仿。专业人才和熟练工人，不在某一家企业干了，可以方便地进入同类的另一家企业，存在着人才供给上的“外部性”。
四有利于开拓市场。市场经济 是品牌经济，品牌又分区域品牌与企业品牌。企业的聚集有利于形成区域品牌，扩大在采购商和消费者中的品牌效应；大量生产同类型产品的企业同聚一地和群内企 业产品的差异性及产品功能的多样性，使整个集群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和配套性，有利于形成专业市场吸引客户，特别对那些采购小批量、多品种的 客户吸引力更强。同时，群内企业的模仿效应，使一个企业取得的市场开拓经验，群内所有企业受益。
五有利于规模扩张。集群所产生的大量的、集中的市场需求，降低了设立新企业的投资风险，在集群中更容易发现产品或服务的缺口，既可不断吸引新的投资和其他生产要素进入，也使企业裂变的频率高，产业链的延长更加迅速。
绿色产业集聚 第4篇
关键词：园中村,城市化,潘家垅村,产业,出路
1 引言
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我国统计局历年数据表明:我国的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2%快速增长为2011年的51.27%, 城市的数量由193个增长为668个。其中2012年我国城市化率超过51.27%, 并仍然保持平均每年135%的增长速率。我国用30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走过的城市化历程[1]。中国社科院《2011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也指出:目前, 中国失地农民总量已达4000~5000万人左右, 且仍以每年约300万人的速度增加, 估计到2030年时将增至约1.1亿人。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急速推进, 由于成本低廉而不断被征用为城市新区或工业区, 城市工业用地不断向农村扩散, 不断征用原本属于农民的耕地, 导致农民无地可耕, 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本的失去使他们不具备发展第一产业的基础。因此要积极寻求其他产业的发展出路, 抓住城市化以及交通便利的大好契机。基于以上现状, 笔者结合参与的一个园中村规划来探讨园中村村民产业发展的出路。
2 园中村及产业现状
2.1 概念
工业园区中的园中村作为中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的产物, 属于广义的城中村。园中村特点是:虽已经地处城镇整体空间布局范围内, 但实行的却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制度, 城乡二元结构现象较为突出。
2.2 产业现状
自村庄土地被征用后, 园中村村民主要收入来源于周边企业上班, 从事村内低端零售业及房屋租赁。
2.3 问题分析
园中村产业的传统发展模式, 带来的利弊一分为二。
2.3.1 利益分析
土地的缺失虽使当地村民无法继续从事第一产业, 但周边发达的工业园区为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其次, 工业化扩大了园中村的市场需求, 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再者, 工业化的创收可作为园中村内部发展建设的一部分资金来源。
2.3.2 弊处分析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 长期实行粗放式的产业发展模式, 并没有重视环境的保护和资源的有效利用, 许多工业较为发达的村庄, 常常以牺牲环境的代价来换取集体经济的增长, 导致村庄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条件和生态系统日趋恶化, 使村庄的持续发展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2]。
(1) 征地补偿金发放的问题。政府按照相关法规规定, 发放土地征用补偿金, 使得农民短期内获得了一笔可观的收入。由于现金补偿具有短期性以及部分农民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一部分村民在补偿金用尽之后, 又没有土地, 导致其在长期稳定地保障生产生活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
(2) 私搭乱建现象严重。在园中村, 很多房屋属于违章搭建。因为受获得拆迁补偿的利益驱动以及房屋租金的诱惑, 不少村民见缝插针, 在原来的房前屋后、私搭乱建。这种现象层出不穷、屡禁不止, 需要很好的政策引导以及宣传教育才能最终实现房屋的合理布局。
(3) 就业问题突出。由于历史原因, 园中村居民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一方面由于房租收入颇丰, 生活富裕, 在就业观念上, 普遍存在着高不成低不就的现象, 容易出现村民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租金食利阶层;另一方面, 与城市居民相比, 在城市就业中处于明显弱势, 村民的长期发展面临诸多困难。
3 产业选择理论基础
3.1 产业选择理论
产业的选择和升级问题之所以被提出, 归根到底在于不平衡增长现象的普遍存在。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指出, “近代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个部门的过程, 发展就是一系列的连续着的不平衡[3]。”对产业结构不平衡增长这一普遍现象的认识和总结, 为产业选择和升级问题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后发达”地区应该根据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和自身的经济发展阶段, 主动选择进入或升级某些产业, 从而加速产业结构转变。此外, 罗斯托首先提出“主导产业”的概念:在近代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 都存在一个“主导产业部门体系”, 这些主导产业部门通过直接或间接效应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4]。
20世纪80年代以后, 随着西方产业经济学被介绍到我国, 国内许多学者开始尝试运用主导产业理论指导全国、地区和省市的产业选择和升级。
3.2 对我国主导产业理论研究的反思
近年来, 国内学者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中面临的实际问题, 对区域主导产业的选择提出许多有理论价值的观点, 但在具体指导实践方面却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决策主体越来越倾向于政府, 使得主观性倾向越发浓厚;涉及产业多局限于第二产业, 到底如何以当地村民的利益为主, 真正落实产业间的协同、联动效应越来越重要。
4 实证研究
4.1 潘家垅村村庄概况
潘家垅村位于衢州市衢江区东港街道, 处于衢州市绿色产业集聚区核心区之东港区块, 距离衢州市市中心不到10min车程, 交通区位优势明显。位于乌引干渠以北, 东港三路以南。全村共有4个村民小组, 在册农户数192户, 人口547人, 外来人口较多。
4.2 潘家垅村产业现状及分析
自村庄土地被征用后, 潘家垅村已不具备发展第一产业的基础。第二产业主要为潘家垅村周边2012年10月建设的绿色产业工业园区, 区内综合绿化率在25%以上, 是浙江省首批生态示范工业园区, 也是省委、省镇府对衢州经济转型、产业发展方向的总体定位。第三产业主要以房屋租赁为主。二、三产业联系不紧密, 不能为村民和在周边工业园区的打工者提供深层次、全方位的服务。
历史数据表明, 园中村产业在缺少关注, 不重视规划的情况下出现了很多问题。只有产业健康发展才会促使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 就不能让其自发发展, 只有通过规划, 才能逐步解决产业中存在的问题, 提升产业结构, 拓展农村产业发展的空间, 最终带动园中村经济发展[5]。
根据村庄的现状条件, 潘家垅村是典型的服务型村庄。拥有较好的交通条件, 距离市区十几分钟的车程, 区位优势十分明显;周边工业园区的蓬勃发展为村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拓展了第三产业的市场;征地补偿款的发放为村民提供给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村庄内部地形特征十分明显, 微地形变化丰富, 乌引干渠水质清澈, 村内建筑依地势而建, 与环境融为一体。村庄整体地势中部和南部高, 东、西及北部低, 最高点位于村庄南部山丘, 高程104.57m, 最低点位于村庄北部, 高程79.59m;高差24.98m。
根据土地级差效益, 市场化条件下, 高价值的土地必然带来高强度的开发[6]。快速、密集的工业化提供了大量以制造业为主的就业岗位, 吸引了大批外来人口对低成本住宅的巨大需求。因此, 周边工业园区与潘家垅村的空间结合, 促进了两者之间的功能配合, 潘家垅村实际上承担了低收入劳动者的居住场所以及服务业的经营场所的职能。
4.3 潘家垅村产业存在的问题
潘家垅村作为时下典型的园中村, 产业面临着如下问题:土地资源寸土寸金, 没有抓住良好的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所带来的良好契机;村民自住房采取低端出租模式, 带来较大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村庄内部的第三产业尚未合理开发或者开发较为低端, 不成规模。因此, 寻找绿色产业状态和组织有序规划之间的平衡点是产业规划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4.4 潘家垅村产业发展出路
将村庄地处衢州市区边缘的地域优势同挖掘村庄自身特点相结合, 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以居住为基础, 服务业为辅助, 把二产和三产紧密结合起来, 形成以“民宿”休闲区为主导、服务商业一条龙的新农村经济, 以产业发展来带动村庄的整体发展和建设。
4.4.1 发挥区位优势, 充分利用土地资源
村庄位于绿色产业集聚区核心区的中心位置, 距离市区只需10min车程, 区位优势明显;周边企业众多, 职工数量庞大, 自然形成庞大的消费者群体, 为村庄产业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村庄存量土地既是一种资源, 更是一种资本。潘家垅村可高效集约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 挖掘土地的开发潜力, 发挥土地资源的资本效益。
4.4.2 避免自住房出租模式, 引入“民宿”产业
现有园中村村民一般通过出租自住房, 来增加收入。该模式在发展过程中容易产生众多社会与环境问题, 例如环境卫生脏乱差、社会治安问题突出, “黄赌毒”事件频发等。笔者认为本村产业发展应摒弃自住房出租的模式, 引入“民宿”休闲产业, 既实现了由农房到民宿的华丽转型又保持了村庄原有的空间肌理。
根据台湾“民宿管理办法”, 民宿指“利用自身住宅空闲房间, 结合当地人文、自然景观、生态、环境资源及农林渔牧生产活动, 以家庭副业方式经营, 提供旅客乡野生活住宿处所”[7] (图1) 。
此定义完全诠释了民宿有别于旅馆或饭店的特质, 民宿不同于传统的饭店旅馆, 也许没有高级奢华的设施, 但它能让人体验当地风情、感受民宿主人的热情与服务、并体验有别于以往的生活, 因此蔚为流行。
潘家垅村农户大部分具备发展“民宿”所需的条件:村内环境优美、交通便利、农户自住房面积充裕、大部分农户拥有院落。规划利用本村优美的生态环境, 结合农户自家院落及住宅, 引进“民宿”产业, 以休闲度假功能为主, 包括品茶聊天、咖啡酒吧、闲食小吃等等。主要针对城市白领, 主推周末度假游。实现农房由单一的居住功能向居住、旅游度假、商业休闲、餐饮、住宿等多元化功能转型。
4.4.3 定位园区配套商业及服务业
以周边企业众多职工的需求为市场支撑, 大力发展园区配套商业及服务业, 使第三产业成为村庄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集体土地开发注重出租用房建设, 吸引附近流动工人前来入住。
通过引导和培训, 结合本村自然生态的优势, 发展一些休闲项目吸引附近城市居民过来休闲度假;品品茶、喝喝咖啡、聊聊天;倡导健康休闲。
4.4.4 潘家垅村产业布局规划
产业布局规划形成“一个民宿休闲产业区+一个商业服务区+一个集中租住公寓”三大产业片区的空间结构。民宿休闲产业区:利用潘家垅老村优美的生态环境, 结合农户自住房及院落, 开发“民宿”休闲产业, 增加农民收入。商业服务区:本产业区为周边企业职工提供基层的服务功能, 布局商业服务设施, 以商业、文化、娱乐功能为主。集中居住公寓:为避免出现传统出租屋脏乱差的问题, 一部分人可以选择民宿休闲产业区外, 也可以选择公寓。由传统服务业转向了现代服务业, 由生活类服务业为主转向了生活、生产类服务业并举, 业态更加丰富, 功能互补性更强, 笔者希望通过合理地规划引导使之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 拉动经济增长, 带来一定的聚集效应。
5 结语
产业发展关系到当地村民的切身利益, 选择合适的产业发展出路是关键环节。合适的产业要与规划相配合, 村庄的空间布局也要更多地体现乡村产业发展要求, 使其与乡村经济发展进程相适应。对于不同资源禀赋、不同发展条件、不同地区, 其产业化发展路径应各有特色。应将市场无形的手和规划有形的手相结合, 扬长避短, 发挥比较优势, 构建具有地域特色的产业发展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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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区简介 第5篇
平舆县产业集聚区是河南省政府确定的180个产业集聚区之一，规划面积8.17平方公里，目前建成区面积5.93平方公里，入驻企业286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18个，用工人数达2.9万多人，2011年集聚区内企业主营业务收入149亿元，同比增长41%；实现税收1.6亿元，同比增长34%。2008年9月全省标准厂房建设现场会在我县召开，县产业集聚区被评为国家小企业创业基地、省中小企业创业基地、省民营科技园区；2009年，全省项目建设工作会议把我县产业集聚区列为全市唯一县级观摩点；2010年被评为省优秀产业集聚区，获奖金600万元；2011年被国家农业部评为全国农产品加工业基地，全省产业集聚区综合排序第49名，居全市第一，被省政府评为全省先进产业集聚区，获奖金500万元，我县作为全省唯一县区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
我县产业集聚区现已基本形成了皮革皮具加工和医药生化两大支柱产业集群，已集聚以保兰德箱包工业园、瑞昇多功能真皮家俱工业园、惠成皮革等为龙头的皮革皮具加工企业124家，2011年皮革皮具产业的税收达1.5亿元，占集聚区企业全部税收的71%，已经由过去单一皮革加工向皮鞋、皮手套、箱包、沙发等多种皮革皮具制品的产业发展。同时，集聚了酷蕾环保、圣光鼎瑞医疗器材为龙头的医药企业36家，形成了主导产业集中、集聚、集群发展的良好态势。
产业集聚的青岛愿景 第6篇
2012年7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历时近三年完成的《产业转移指导目录(2012年本)》发布。在此之前，青岛市也刚刚发布了《全市工业产业集聚区(基地)布局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虽然两个文件规划指导的范围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指向：通过产业转移、产能的调整和优化，增强产业集聚和区域竞争力。
《规划》给青岛的工业产业集聚区描绘了一个愿景，只是这个愿景，还需要拨开许多现实的“迷雾”。
不断变换的概念背后
自1981年国务院批准在沿海开放城市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来，从经济技术开发区到高新技术开发区，再到如今的工业园区和产业集聚区，概念不断变换。包括区域内部的软件园区、动漫产业园、生态产业园、创意文化产业园、信息城等在内，这些时而“改头换面”、时而新冒出的园区和新城名称，把一个城市划分为若干区域，但却标签鲜明。不断变换的概念的背后，则折射着我国城市发展越来越注重的产业集聚趋势。
通常人们认为，产业聚则城市兴，一个地方只要能聚集大量的企业，这个地方的经济就一定能迅速发展。而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却在一步步地证明，规模可以产生效益，但区域竞争力的强大与否并不单单取决于规模，更取决于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产业质量、创新能力和产业链的完善程度等。
一直以来，我国大部分城市在产业集聚上走的都是“要素投入，规模扩张”的外延式战略，青岛也不例外。正如城市在招商引资时，要经历先“引资”、后“选资”的过程一样。对处于工业化初、中级发展阶段的城市而言，外延式的发展思路并不被诟病。但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外延式的发展战略需要向“集约发展，创新驱动”的内涵式战略转变，这样的转变，是青岛工业产业集聚区规划布局的初衷，也是要打造新型工业化城市的青岛的转型思路。
就产业规模论，根据青岛市经济和信息化委的调查统计，截至2011年底，青岛有一定产业基础和产值在10亿元以上的工业产业集聚园区76个，有规划、尚未形成规模的24个，规划总面积约88367公顷。这100个产业集聚区只占了城市土地总面积的8.3％，但其创造的约6549亿元的工业总产值，却占了青岛工业总产值的51.8％，园区平均产出强度每公顷741.1万元。
自2009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开展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以来，截至2012年初，我国确定了三批共185家示范基地。截至去年底，青岛有3个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和山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批准的4个山东省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青岛家电及电子信息、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青岛软件和信息服务是青岛市仅有的3个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4个山东省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则分别是青岛高新区的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聚区、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船舶制造产业集聚区、城阳区的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区和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石油化工产业集聚区。
2015年，青岛计划将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扩大为7个，单个产值超过400亿元；山东省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达到12个，单个产值超过300亿元。
集聚度排第9
经济学上用来测度产业集聚的方法有很多：集中度、区位熵、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空间基尼系数、EG指数、DO指数等，正如“集中度”计算方法简单，能形象反映产业集聚水平，但却不能反映规模最大地区内部之间产业结构与分布的差别一样，产业集聚区也不是企业简单的集中，而更讲求发展的集约和功能的集合。
若论工业聚集区集聚度，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成都以74.7％，排在第1位。青岛排名第9，远低于成都的水平。青岛集聚程度偏低的原因，主要在于产业内部“大集中、小分散”现象明显。比如青岛的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分散在黄岛、城阳、即墨、胶州、胶南、平度、莱西七个区市，布局的分散削弱了这一产业的集聚度，也使其一直以来都未真正成为城市所期待的主导产业。
在青岛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工业园区管理处处长傅绍春看来，“大集中、小分散”的问题应该对症下药、区别对待，同质化程度高的产业，应通过“以大带小”，推动横向整合，提高单个企业产业集聚度。如果差异化程度高，可以引导企业纵向整合，“齐头并进”。
事实上，除集聚度偏低之外，青岛产业集聚区也存在诸多城市产业集聚区所共有的一系列问题：缺乏统一规划、产业定位不清、土地管理乏力、供需矛盾突出、管理体制不顺、软硬环境不完善等。
在我国，产业的发展始终脱不开土地问题。集聚区建设初期，“招商引资，土地先行”的模式正是为了尽可能满足投资方对土地的要求，所以造成了单位土地投资强度偏低，土地集约利用程度不足。傅绍春告诉记者，对于集聚区的土地集约利用，会根据集聚区年度综合评价，动态调整土地政策。比如对于综合评价较差、土地管理混乱的集聚区，将不再新批用地指标，对先期入园但不符合现行产业政策的企业也将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
青岛产业集聚区突出的问题在于，布局规划滞后和区市集聚区之间的无序竞争。从单个集聚区来看，存在投资项目进入在先，集聚区规划在后的问题，部分集聚区建设以投资者的要求为导向，而投资者经常会超越原有集聚区划定的界限，这就使得集聚区发展丧失了应有的集聚性和稳定性，导致产业定位混乱。
如何解决100个集聚区中所存在的上述问题，《规划》提及的原则是：巩固、整合、调整。在保留33个主导产业突出且空间范围明确的产业集聚区的基础上，将处于同一区市、产业相近、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41个集聚区，整合为17个新的集聚区，而将产值规模较小、产业结构升级困难、与“十二五”规划不相适应、发展潜力不足的26个集聚区，放置在规划之外。调整后的50个规划区将包括28个主导和传统优势产业集聚区，以及22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
根据《规划》设定的目标，到2015年，50个集聚区工业总产值将达到15300亿元。其中传统优势产业集聚区达到11000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达到4300亿元，集聚度由51％提升到65％以上。
“第三意大利”的启示
对产业集聚的研究肇始于19世纪末，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各学科对产业集聚在促进技术创新和增强区域竞争力方面的作用进行了重新研究，被引用最多的案例就是以创新性中小企业网络为特征的“第三意大利”和以技术创新为特征的美国硅谷。
人们熟知美国硅谷，但对“第三意大利”却并不熟悉。“第三意大利”指的是意大利东北部到中部的农业地区，随着20世纪50年代欧洲工业复兴和该地区发展现代化大批量生产工业的希望破灭，中小企业迎来了发展的空间和机遇。传统产业的集聚，使该地区从落后的农业经济最终走向发达的工业经济，并以其成功的发展模式为世界所借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对“第三意大利”企业集聚发展模式的总结是：企业在地理上的靠近性；部门专业化；中小企业为主；在创新基础上的企业间密切合作和激烈竞争；社会文化的同一性；企业间信任和积极的自治组织；支持性的区域和地方政府。
事实上，更重要的是，“第三意大利”给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产业集聚提供了一种启示，就是要形成专业化的企业集群和生产协作网络，依靠技术创新保持产业发展的优势和竞争力。
在我国，“产业集聚区”正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词汇。但产业聚并不意味着城市兴，区域竞争力的强大与否，其实并不在于产业集聚区的规模和数量，以及它所布局的是传统产业还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而在于产业集聚区内行为主体之间的联系度，在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它们自身的创新能力。
对此，傅绍春向记者介绍，处于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各类企业均能在青岛工业产业集聚区内找到，但从价值链条上看，大多企业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这和我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体系中的地位基本相同。在企业创新能力方面，不同集聚区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家电电子、船舶、高端装备类的产业聚集区技术创新能力要稍强一些。
目前，产业集聚区已然是青岛招商引资、新项目落地和城区老工业企业搬迁的主要选择地。据统计，2011年集聚区有近500个新项目开工建设，计划投资约700亿元，约300多个项目签约。
建构育人绿色环境集聚育才正向能量 第7篇
一、当下“独生子女教育”的问题凝视与成因透视
独生子女教育越来越成为众多家长困扰与纠结的事情, 即使是儿童教育的专家, 往往在教育自己孩子的问题上亦是煞费苦心、伤透脑筋。现在的孩子到底怎么啦?对他们的教育咋就这么难?在优越的物质条件滋长下, 受当今社会诸多因素的侵扰, 不少独生子女心理上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共性问题。有的自我中心意识膨胀、高傲、专横、固执;有的自卑、脆弱、依赖性强;有的冷漠、自私、逆反心理增长……诸如此类的不良个性心理品质最终导致一个又一个独生子女走入歧途。人是环境的产物, 考量独生子女的心理问题, 我们应将目光聚焦于他们的成长环境。
(1) 以“我”为中心的家庭环境让独生子女世界观狭隘。家庭是构成社会的最基本生活单位, 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而当今的孩子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 没有兄弟姐妹, “独苗”的特点, 决定了他们在家庭关系中的核心地位, 父母总是竭尽所能地满足他们各种的物质需要。这样的情况下, 独生子女往往是饭来张口, 衣来伸手, 生活上无忧无虑, 一切都由父母包办, 依赖心理甚重, 不可避免地会形成“自私蛮横”“孤僻任性”“好逸恶劳”等不良品质, 从小缺乏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精神, 责任与感恩意识淡薄, 自理自立能力明显不足。
(2) 以“分”为中心的学校环境让独生子女人生观消极。《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 面向全体学生, 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 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在大力推进素质教育的今天, 应试教育的阴霾仍忽隐忽现, 不少学校还未能真正意义上实现“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 仍把学生的文化考试成绩放在首位, 忽略了对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大量的题海训练、过重的课业负担, 使得学生自我主体性学习意识丧失, 做事缺乏主见, 更谈不上创新, 荣辱感与进取心钝化, 自卑、厌学, 遇到困难退缩, 没有坚强的意志, 难以经受挫折。
(3) 以“浮躁”为中心的社会环境让独生子女的价值观混乱。近年来, 通讯、电视、网络的迅猛发展, 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文化, 同时浮躁成为这个社会的明显标志。这些不仅带来了各种文明, 也让青少年的周围充斥着各种负面的报道和不健康的文化冲击, 对学生的思想认识造成误导和危害。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 生活中的紧张事件不断增加, 矛盾、冲突也在不断加剧。社会舆论、社会风气以及社会逆反心态冲击着关爱与诚信, 公平与正义, 加重了独生子女为主体的青少年的负担和内心矛盾, 影响着他们的身心健康, 让他们的价值观混乱。
二、当下“独生子女教育”的出路审视
陶行知先生说:“我们要求在统一的教育中培育儿童的知情意, 启发其自觉, 使其人格获得完备的发展。”因此, 我们有必要且有责任从环境入手, 整体联动, 构建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育人“绿色环境”, 在当前教育中大力开展独生子女良好个性心理品质养成教育的研究, 充分发挥心理育人的积极作用, 以良好个性品质的形成激发主体正能量, 促使其主动学习、健康发展, 为早日成才打下基础。
(1) 和谐家庭是独生子女良好个性心理品质养成的基础。在人的个性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家庭的作用举足轻重。家庭素养在无形中对孩子的道德品质起着重要的教化作用。许多优秀人物良好个性心理品质的形成, 都是在一定的家庭熏陶中得到升华的。父母自身的道德修养很容易成为孩子的楷模, 因为儿童时期孩子辨别是非的能力差, 父母是他们心中最伟大的形象, 他们认为父母要求做的都是对的。因此, 做父母的一定要重视自己的道德和文化修养。
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给孩子带来强烈的归属感和安全感, 这是幼儿心理健康良好的基础。孩子充分感受到父母是爱他们的, 他们就会学着用同样的心去尊重、关爱、包容他人。如果父母关系紧张, 经常大吵大闹, 会使孩子恐惧、害怕、无所适从, 幼小的心灵蒙上阴影, 长期受这样的环境影响, 孩子对他人的信任度下降, 他们不再相信亲情, 会觉得很压抑, 性格上就会形成缺陷。这样的个体注定自闭、脆弱, 孤僻, 内向, 不愿与人交往。
家庭中应该形成民主、人文的风气。受中国传统思想的束缚, 说“隔辈亲”一点也不假, 在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眼里, 孩子的身上没有错, 就是犯错的时候, 父母教育, 老人们总要百般呵护, 说什么孩子小, 长大了就不会这样了……长期下来, 孩子感觉自己有了靠山, 就变得任性、骄横无理, 不听父母的话, 这对孩子的成长是不利的。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 家庭成员有不同的意见是很正常的事情, 最终的出发点是好的, 都是爱孩子, 可是爱的方式有所不同, 有的甚至爱到包庇、纵容, 这样就会适得其反了。试想如果我们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分歧较大, 而且都要坚持己见, 那么我们的“独苗”就成了家庭中的牺牲品了。教育方法要建立在现代教育思想的基础上, 面对教育分歧, 家庭成员在施教之前通过学习、分析并交流, 从而达成家庭教育理念与行为上的一统。不分年龄大小, 职位高低, 谁的意见科学、更有利于孩子的发展, 就听谁的。
(2) 健康学校是独生子女良好个性心理品质养成的基地。《中小学德育大纲》把良好个性心理品质的培养作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和目标。针对当前现实社会中人们普遍存在的不良心理问题, 特别是在传统应试教育后延影响下, 中小学生中出现的不良心理发展倾向及其现象, 我们认为, 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至为重要。
作为学校对学生良好品质形成与行为习惯的养成主要通过两个方面发生影响:一方面, 端正办学思想, 以先进的教学理念、健康的校园文化、规范的管理制度推动完成教书育人的神圣使命, 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有发展的潜能, 确保每一位学生享有成功的体验。另一方面, 教师是学校教育的中坚力量, 教师对孩子的影响深刻而长远, 而教育的影响在于教师的言行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发展, 教师对学生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学生对学习的态度, 教师本身的品格、价值观及信念会影响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
爱因斯坦说:“如果一个人忘掉了他在学校里所学到的每一样, 那么留下来的就是教育。”可见, 教育是一种潜在的影响力。它不仅仅是教会学生那些外显的知识、技能, 更重要的是要给予学生一种人格的影响, 魅力的影响, 要传授给学生那些内隐的能够驾驭世界的能力, 要使学生拥有那种能使他真正感到智力快乐和心灵愉悦的精神生活。一所理想的学校必然在追求理想的智育, 它应该超越知识, 走向智慧, 激发创造, 健全人格, 为学生将来拥有终生幸福的精神生活打下坚实的知识能力基础。智育的目的是什么?为数不少的教育者认为传授知识是智育的全部内容, 或者至少是主要目的, 这种认识显然是片面的, 而这种片面的认识, 正是“唯知识论, 唯分数论”的畸形智育得以泛滥的原因之一。智育当然离不开知识传授, 但传授知识并不是智育的真正目的。过去, 知识更多的是经验, 因此, 那时智育的主要目的甚至唯一目的就是传授知识。但在今天科技不断发展更新的信息时代, 学生在校学的大多数知识直接或长期被派上用场的可能性很小, 学生学习知识的真正意义已不局限在掌握知识层面, 而在于学习知识过程本身, 在于通过学习成为一个聪明的人、文明的人、有高尚品质的人。
从人的本质来说, 人人都是教育者, 人人都是自我心理的调适者, 人人都有积极的心理潜能, 都有自我向上的成长能力。将世界和人生的思索内化为学生自身的需要, 这才是教育的真谛。作为拥有健康办学思想的学校, 就应充分挖掘个体人性中的积极成分, 引导学生自我教育、自我发展, 让他们在学习与生活中自觉、积极、主动地追求美好, 创造幸福。所以, 任何一所健康学校应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来培养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 让他们在活动与体验中体验成功、分享快乐, 获得积极健康的成长。
(3) 法制社会是独生子女良好个性心理品质养成的基石。教育社会化和社会教育化是现代教育的发展趋势, 社会教育功能、社会大环境的心理氛围都会制约着独生子女良好个性心理品质的养成。现在社会浮躁, 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很多人急功近利。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多变性, 使独生子女良好个性品质的培养须在优化社会环境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和利用各因素, 而非纯粹性地依赖某种独立的个体环境。比如, 人们以往更习惯于重视家庭、学校对孩子的直接教育, 忽略了家庭及学校教育背后深层次的社会教育功能。
李天一事件引来无数的人、无数的新闻媒体的关注, 由此, 也引来了无数人的思考、惋惜、嘲讽、同情、愤怒。在如今一些不合理的教育模式下, “李某仅仅是典型, 绝不是唯一”。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位老师, 学校、社会亦是其师, 一子肇事是家事亦是社会之事, 我们要齐心协力挽救问题少年。李天一事件, 不仅是当事者家庭, 整个社会都需要警醒, 不要让孩子成为社会的牺牲品。
根据警方公布的情况, 李天一事件中, 作为未成年人, 李天一曾在某酒吧喝酒。而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六条和三十七条,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 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 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入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 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 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酒吧允许未成年人进入, 同时向未成年出售酒, 可见法律意识的淡薄, 个案的背后存在着社会的共性问题, 全社会在强化学法、知法、守法的同时, 必须坚定不移地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健全的法制社会, 是独生子女良好个性品质养成的基石,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家庭、学校、社会、司法机关应该形成合力。其中, 最为根本的是, 要让已有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这两部法律都明确规定了保护未成年健康成长的家庭责任、学校责任、社会责任和司法责任。现实中, 每一起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背后, 都有责任的漏洞, 堵住这些漏洞, 家庭、社会、学校、司法机关责无旁贷, 任重道远。
总之, 独生子女教育是一个并不新鲜却又耐人寻味、发人深思的话题。不良个性心理品质, 是导致一个又一个独生子女走入歧途的重要原因。其幕后推手, 皆是环境惹的祸。我们有必要且有责任从环境入手, 整体联动, 构建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育人“绿色环境”。在当前教育中, 我们要大力开展独生子女良好个性心理品质养成教育的研究, 充分发挥心理教育育人、育才的积极作用, 以良好个性品质的形成激发主体正能量, 促使广大青少年学生主动学习、健康发展, 为早日成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独生子女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希望, 从小培养独生子女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 保证孩子们健康茁壮成长是我们共同的梦想。让我们家校一条心、社会一盘棋, 建构育人“绿色环境”、集聚育才“正向能量”, 为着彼此心中的梦想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魏书生.家庭教育[M].沈阳:沈阳出版社, 2001.
[2]吴伯义.独生子女家庭教育[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3.
[3]万云英.独生子女的教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绿色产业集聚 第8篇
关键词：产业集聚,政府作用,互动关系
产业集聚是产业演化过程中的一种地缘现象, 即某个特定的地域内大量的相互关联的企业与公、私机构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集中, 形成从原材料到销售的完整的产业链和健全的配套系统。产业集聚的本质是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外部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产业集聚区内, 企业实行专业化分工, 企业之间形成垂直联系或水平联系的交错的网络,带来了效率的提高。同时大量企业的集聚带来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使要素的成本下降, 也带来了大量流动的劳动力, 使知识在集聚区内流动, 学习效应加强。产业集群是一种新的产业组织形式, 它适应了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的新趋势, 它以群体竞争优势和集聚发展的规模效益创造了新的竞争优势。
产业集聚最初大都是自发形成的, 但是政府在其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传统区域发展理论中, 政府强烈干预, 扶持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 但是事实证明政府不可能创造出一个产业集群。而在集群策略中, 政府提供服务与政策诱导, 公平服务于集群内各企业, 重视支撑性产业的发展。现代政府作为一个特殊的机构, 对经济的干预在某些方面有加强的趋势。有学者利用94 个工业园和发展中国家在1964 —1993 年间的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表明,在这30 年中, 政府能力弱而政策不佳的国家, 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5 % , 相反, 那些具有强大的机构能力和良好政策的国家, 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 %,[1]可见,政府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因而,政府的政策、行为对产业集聚这一经济现象也必然会产生影响。在产业集聚形成过程中,政府政策作用都相当突出,虽然它一开始显得相对滞后,但从发展的全过程看,政府政策和行为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显得十分重要。浙江是产业集聚的最早发源地,而浙南的温、台、甬又是“块状经济”最发达地区,本文以产业集聚典型地区——浙江温州、台州产业集聚过程为例,论证政府在产业集聚中的作用。
1 提供公共产品
这是政府在经济运行方面可以发挥作用的传统功能,政府需要集中力量处理溢出效应特别显著或具有明显公共物品特征的问题。政府对基础教育、医疗、保健和环境住房等方面的投资,配以适当社会福利措施能够为本地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很大利益。当然对企业来说,政府首先需要向它们提供诸如水、电、污水治理等公共品的服务。产业集聚的优势之一,就是能够获得比分散布局更有利的外部经济。在集聚区域内,不同企业可以分享公共基础设施和专业技术劳动力资源,从而大大节约生产成本,提高效率。因此搞好这些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就是地方政府对产业集聚的一项重要促进因素。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其它公共产品供给,不仅将提高集聚企业的经济效率,而且还将在客观上给集聚区域增加吸引力,使区外企业加入本地的企业群落,从而提高集聚的优势和区域竞争力。反之,则会降低区域的集聚力,甚至导致已有的集聚瓦解。温州的服装、制鞋、眼镜、低压电器、打火机等产业群最初是自发形成的,随着产业群的集聚、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初,温州城市基础设施供需矛盾凹现:无铁路、航空,只有水路和颠簸不平的公路;供电严重不足,邮电通信设备陈旧,下水道残缺不全,环境卫生设施基本空白;城市道路狭窄,交通紊乱。破旧城市与薄弱的基础设施严重制约温州产业群的进一步发展。当时各种迹象表明,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基于微观主体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而自发集聚起来的温州产业群的优势正在消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成了当时温州上下普遍关注的焦点。于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地方政府的推动和精心组织下,修桥铺路、办电造城等取得了巨大成就。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地方公共品的关键在于筹资。1990-1997年温州地方政府动用各种手段筹资,主要有:①以“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政策及土地优惠政策招商引资。②政府部门运用拍卖或有偿使用无形资产等手段获取资金。③设立专项基金,为工程建设提供长期稳定资金来源。④设立农转非补偿金。⑤发行债券,如发行城市供水工程建设债券。⑥提高某些基础设施地方服务项目价格。⑦收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资金,加快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⑧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如仅车站大道出让土地价款就超过6亿元。⑨争取国家、省及市本级财政资金投入和贷款。⑩捐资,如发动单位和个人捐资建设温州体育中心。通过以上种种手段,温州市政府筹集大量资金用于城市及基础设施建设,极大地改变了温州城市面貌,对温州产业集群的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2]
2 供给制度
政府对产业集聚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制度供给。“制度是社会的博奕规则,或更严格地说,是人类设计的制约人们互相行为的约束条件……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制度定义和限制了个人的决策集合。” [3]这是诺斯在论制度及制度变迁的开创性著作中开宗明义的一段话。一般而言,制度包括非正式规则如道德规范、社会风尚,和正式规则像政治规则(宪法、政府管制等)、经济规则、合同等[4]。在一定程度上,产业集聚的形成和维系是需要得到政府的制度保障。因为产业集聚的形成,将会导致某一区域的经济结构呈现一种单一性,而且集聚的企业将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管制对象和公共品的接受者,因此政府对产业集聚的作为或者是不作为将直接影响到该类企业是否能够在本地区出现集聚。如青木昌彦等学者就指出“政府选择作为掠夺者还是促进民间部门发展的推动者,关键在于政府征税体系的质量如何,征税体系虚弱而又追求收入最大化的政府永远都将选择成为一位掠夺者。”[5]如果本地政府在地方经济中所扮演的是掠夺者的角色,所提供的政策制度是掠夺式的,那么,它就可能对本地经济的主要成分——集聚企业产生不良影响,产业集聚也必将瓦解,甚至就不曾形成,这一点在我国更为明显。由于我国处在一个转轨时期,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均处在一个变革的状态下,所以地方政府在不断变革的过程中对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态度,以及由此而推行的政府行为,对产业集聚的形成乃至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回顾浙江强县(市)走强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一条共同的经验:当地党政领导敢于率先大胆进行市场化改革,赢得了体制上的先发优势。如人均GDP现居浙江县级前五位的玉环县,原来是浙南地区较穷的一个县,在玉环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的思想解放、体制创新起到了关键的作用。80年代是玉环经济发展的“萌芽阶段”,政府大力发展“红帽子”企业。90年代初,在玉环经济发展的“扩张阶段”,县委县政府提出了实施“全岛股份化”,采取各项超前政策措施,极大地激发了企业的积极性。2000年,在玉环经济发展的“提升阶段”,县委提出建设“科技之城”实施科技化战略至今,经济增长方式开始从量的扩张变为质的提升,使园区这一工业化集约模式在全县积极兴起,逐步重视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极力采取各项措施,以缓解企业供给要素不足。正是在当地政府积极有效的引导下,玉环的集聚经济才走上了持续发展之路,现在形成汽摩配、水暖阀门、家具制造三大产业集群,三大产业集群的工业产值之合占了全县工业总产值的55.33% [6]。
3 维护市场环境
除了要提供优良的公共产品和有利的制度保障之外,作为经济秩序的维护者和仲裁者,政府还必需努力提供一个安全、法制、公平和有信的区域创业环境、就业环境和市场竞争环境,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够保证本地产业集聚得以持续发展,而不丧失集聚优势。比如,产业集聚区域将会由于本地的企业集群而获得一种区域品牌优势,而区域品牌优势将会由于本地集聚企业的行为而得到增加或者减少,这是集聚经济所特有的外部经济性质所至,它既有可能是外部经济,也有可能是外部不经济。但是从“搭便车”理论可知,集聚内的企业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极易采取可能导致整个集聚瓦解的短视行为,在此类情况下,就无法完全依靠区域内企业之间的行为规则来解决,而需要有强有力的政府管制来维护。温州有段时间出现了①偷工减料、假冒伪劣等缺乏诚信、损害消费者及下游需求商的行为,严重危害了产业集聚区域相关产业的声誉,影响该地区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是产业集聚发展中较大的潜在成本;②低价倾销、相互压价等不正当竞争经常发生,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影响了整个产业健康有序的发展;③个体过分拥挤超过环境的承载力,环境污染严重,更为严重的是,部分产业工业原料处理不当,对当地百姓造成人身危害,如2002年,鞋业生产的集聚地横峰发生了大规模的工人苯中毒事件。温州市委市政府及时提出了“二次创业”,市政府组织鞋类企业在杭州大厦将假冒伪劣的鞋子销毁,加大对假冒伪劣产品和不正当竞争的打击力度,运用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压缩一批没有竞争力的家庭作坊,提高集聚产业的整体素质,协调相关企业的矛盾;设立质量认证奖,鼓励企业参与ISO9000系列等各类国际质量认证和美国UL、欧盟CE安全认证,提升管理质量和产品质量;积极促进行业协会机制的健全和行为的规范,资助或协助行业协会开展技术交流、法律咨询、参加展销活动等;积极开展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鼓励鞋业等劳动密集型和环境污染较大的企业、行业进行技术创新,加大对工业三废的治理力度,促进工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在政府的严格干预下,温州企业较及时地解决了假冒伪劣、安全和环境等问题,在这一阶段,温州地方政府行为对产业集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政府的正确引导,温州的集聚经济模式是难以得到如此发展的。
4 产业指导
政府最重要的经济职能是营造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发展环境。政府在供给公共产品、提供制度保障、维护市场环境之外,还需要对集聚区域内的一些基本生产要素配置进行有效、适度的干预,提高要素配置效率,降低要素市场的泡沫,保持本地经济和集聚体的可持续发展。不过在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下,政府不可能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进行具体的干预,而应该对本地要素配置进行宏观调控。企业所需的一般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土地和资金,在任何一个地域内都是有限的,企业之间将会对要素展开争夺。对产业集聚区域来说,当产业集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本地的要素资源便会趋于紧张,价格不断上升,产业集聚体面临着瓦解的威胁。
温州的土地资源非常紧张。温州人均耕地仅有3分多一点,随着工业用地的日益增长,土地就显得更加珍贵,如在瑞安,2002年的工业用地需求在1万亩左右,但用地指标只有1 500亩。温州的郊县甚至镇上的土地价格达到每亩25万左右,而在上海郊区,每亩地不过3万元左右。土地价格昂贵,一般的中小企业还真的“买不起”。由于土地资源过于紧张,对于企业用地,当时温州还“强行”出台了这样一个规定:企业用地规模必须在4亩左右才能给予批准,但一般小企业用地也只有二、三亩左右,很多中小企业往往申请不到土地。在这种情况下,为数不少的中小企业便开始考虑外迁,就连温州有名的生产工业电器的民营企业——正泰集团也面临着用地的困难。[7]
温州人才比较匾乏。2003年,根据对温州企业中86 400多名员工的调查,他们中小学文化水平的为8 901人,占到10.3%;有初中和高中文化的为70 158人,占到总人数的81.19%,这当中又以初中文化为大头,占到49.06%,大专学历的有4 936人,占到5.71%,而大学本科学历的仅占到2.8%。一些企业在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后发现,原有的人力资源已不足以保证企业继续发展,这时就开始选择重心外迁,这一阶段,温州外迁企业大多迁移到了人才资源较为丰富的上海。
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对温州的产业集聚体的大部分中小企业而言,资金问题曾经是它们成长历程中最大拦路虎。如温州永嘉沙头镇是个只有百余户人家的小镇,全部在从事冰柜的外壳加工业,每户至少要50万元的资金,全镇的资金需求量在8 000万元以上,这些资金当时无法在国有的金融系统得到,基本都是通过社会借贷的方式获得。80年代,温州私营中小企业70%以上的融资是通过企业间互相拆借,从银行获得的融资不到5%,而集聚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投放于本地。[8]
因此,政府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介入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配置。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可能使用简单的行政命令来进行要素的配置,但是政府应该关注这些己经影响到本地集聚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并根据本地的实际状况,提出合理的政策来引导和梳理矛盾。2003年,为了解决工业用地少的问题,乐清、瑞安等市政府曾千方百计的增加工业用地,并开发沿海、沿江滩涂,大规模地规划和发展工业园区,以最优惠的政策吸引外迁企业回迁。温州市政府甚至规划了一个半岛工程,为以后的长远发展提供一个后备土地资源。对人才问题,政府通过内引外联,为企业吸纳人才牵线搭桥,而在城市建设上强调人居环境,提出了让优美的环境吸引人才的口号。
政府对融资问题的干预力度是最大的,温州率先作为全国金融系统的试点地进行金融改革,尝试利用民间资金来改造本地金融业,发展民营金融业。大力培育和发展生产资料市场、人才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为集聚的产业提供服务。市政府通过“乡村工业向城镇集中、家庭工业向工业园区集中、一般企业向优势企业集中”的三集中政策,在促进产业进一步集聚获得集聚正效应的同时,注重提高产业集聚的质量,降低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在产业集聚初期,虽然也有政府创导的产业集聚区域存在,但是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产业集聚靠自发形成,政府的作用滞后。只有等到集聚体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实力在区域经济结构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时,政府才有可能对其重视,并针对性提出相关政策,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政府关注集聚体之前,政府所推行的政策和发挥的作用常常是阻碍企业在本地集聚的一个重要障碍。因此,政府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如果适度、有效、及时,则对产业集聚的形成、发展以及竞争优势的保持都有重要的作用;但如若政府行为不当,也可能成为集聚体保持竞争优势的绊脚石,政府作用和产业集聚之间存在着一个互相影响的函数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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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产业集聚 第9篇
从学者们的研究可以看出, 人力资本聚集现象不仅与不同地区人力资本水平高低有关, 还跟其人力资本结构有关。人力资本结构的改变会影响到人力资本集聚现象。本文将引进产业结构变量和人才结构变量来研究人才聚集现象。
一、产业集聚对人力资本集聚的作用机制
对于一个特定的个体来说, 他 (她) 可以选择任何工作和任何工作地点。然而, 更可能的情况是, 他 (她) 会选择某一特定的工作, 并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从事这项工作, 甚至为这项工作而选择改变工作地点。如果初始人力资本水平较低, 他 (她) 需要良好的非正式学习环境, 通过同他人的交流获得技能。而技能密集的产业聚集区为他 (她) 提供了这个平台 (Glaeser, 1999) 。
假设只有产业聚集区 (A) 和非产业聚集区 (NA) , 人们在这两个地区间流动。产业聚集区和非产业聚集区的差别在于平均人力资本水平不同。在产业聚集区, 从事某项工作的人们拥有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较高。而在非产业聚集区, 从事某项工作的人们拥有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假设在这两个地区, 平均人力资本分别为HA和HNA, HNA<HA。某个特定个体 (i) 人力资本水平为Hi。i在从一个地区迁往另一地区的固定成本为Ci。
假设对于初始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特定个体i来说, 选择到产业聚集区工作只是为了增加学习和模仿机会, 以提高其人力资本水平。用s表示均匀的分布在I行业的高人力资本水平劳动力占区内总劳动力人口比例。因此, 在这一区内的学习机会为S/I。用c表示当有学习机会时低技术水平者向高技术水平者模仿的概率。那么, 在这一区内学习模仿的概率为cs/I。能在特定行业工作的概率D (N) 是区内这一行业劳动力人数N的增函数。低技术水平者若没有抓住学习机会, 那他仍然保持低技术水平。因此, 低技术水平者仍然保持低技术水平的概率为 (1-cs/I) D (N) , 低技术水平者抓住学习模仿机会从而提高其技术水平的概率则为1- (1-cs/I) D (N) 。因此, 低技术水平者提高其水平的可能性随模仿率c、高人力资本比例s、行业劳动力数N增加而增加, 随行业数I增加而减少。
用wNA表示特定个体i在非产业聚集区的生产率。由于产业聚集区的知识外溢, 通过学习和模仿, 在产业聚集区特定个体i的生产率会提高w[1- (1-cs/I) D (N) ], 并且提高的量是学习概率的增函数。因此, 在产业聚集区特定个体i的生产率为wNA+w[1- (1-cs/I) D (N) ]。如果劳动力都是按边际产出支付报酬, 那么特定个体i在非产业聚集区和产业聚集区的收益分别为wNA和wNA+w[1- (1-cs/I) D (N) ]。然而, 更可能的情况是, 知识外溢所获得的收益需要在学习者和被学习者之间分享, 否则被学习者没有动力和学习者分享自己的知识。假设学习者必须支付收益的1-δ部分给传授他技术的被学习者。因此, 特定个体i在产业聚集区所获得的实际收益为wNA+δw[1- (1-cs/I) D (N) ]。
人力资本的聚集在带来知识外溢的好处外, 还会带来生活成本的上升和竞争的压力。假设产业聚集区和非产业聚集区的成本差别C (N) 是劳动力人数N的增函数。在这种情况下, 特定个体i的净收益是
从模型1可以得出, 对于初始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劳动力来说, 其净收益随行业内高人力资本的比例s的增加而增加, 随着产业集中度I的增加而减小。因此, 人力资本相对集聚度取决于产业的相对集聚度。产业集聚度越高, 模仿学习越容易, 产业聚集区规模将越大。当然, 在产业聚集区的成本上升, 将会损失一部分人力资本。毕竟, 成本的上升有可能会抵消了集聚带来的好处。不管对于低人力资本者还是高人力资本者, 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为了吸引和留住高水平人力资本, 低技能劳动力应该选择其学习模仿收益的较低份额归自己, 这样才能对双方都带来好处。
二、提高产业相对聚集度是形成人才集聚的关键
区域产业聚集会加大人才聚集。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的企业在特定区域集聚, 必然引致人才向该区域流动、集聚, 从而促进群内人才集聚效应的产生。原因在于产业集聚加大了学习和模仿的机会。例如, 东部沿海地区集中了大多数的高新技术产业, 大量高端人才都涌向这些地区, 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聚集, 而且这种聚集的趋势仍在持续。张同全等 (2009) 比较了长三角、珠三角和胶东半岛三大制造业基地各市的人才集聚效应。发现各市的人才集聚效应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佛山、苏州、东莞等城市排名领先, 而广州、南京、杭州等城市的排名落后。主要原因是前者以制造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发达, 制造业人才集聚效应更容易显现, 而后者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较大, 制造业的比重偏低, 制造业人才集聚效应的影响相对较小。
因此, 地区产业特征决定着人才集聚效应的大小, 从而决定着人才流动的方向。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 首先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国际产业向中国的转移, 主要集中于工业尤其是制造业。20世纪80年代以制鞋、玩具、服装、自行车等轻纺工业为主, 90年代以来以电子产业和汽车产业为主, 近几年又出现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 如大型石化、冶金、机械、造船等产业向我国加速转移的势头。沿海地区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 也在大量吸纳中西部转移来的劳动力。出现了以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北京、福建六省市地区为主要流入地和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和四川为主要流出地的劳动力流动格局 (吴安, 2004) 。虽然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 发达国家或地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转移, 但这种劳动力流动格局依然没有得到改善。2011年, 广东、上海和浙江净流入人口3985万人, 河南、重庆和广西净流出人口2060万人。并且, 在东部沿海地区人才越来越聚集在一些相对优势产业上。
三、结论及建议
在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 人才在发生着发散和重新聚集的过程。对于那些在该地区相对优势地位下降的产业, 对想工作在该产业的人才的吸引力有限。这和模型1的结论是相一致的。也能很好地解释作为中国制造业集中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劳动力短缺现象。因此, 对各地人才引进工作有如下建议。
第一, 对于没有绝对产业优势和人才优势的广大中西部地区, 大力发展相对优势产业, 营造区域经济竞争优势, 吸引人才。中西部地区在产业选择上, 要立足本地区的资源优势, 不能盲目的跟风, 要有明确的相对优势产业群。区域特色经济及相对优势产业的形成, 为人才聚集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和学习模仿环境, 吸引更多的人才到区域内, 形成相对人才聚集。
第二, 对于具有绝对人才优势的东部沿海地区, 集中发展优势产业, 转移相对落后产业, 破解“民工荒”难题。东部沿海地区应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进程, 重点发展高附加值产业, 将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到内地。高附加值产业的形成, 既能聚集相关高端人才, 又能解决人才结构性矛盾, 从而使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
摘要：没有绝对产业优势和人才优势的广大中西部地区, 应大力发展相对优势产业, 营造区域经济竞争优势, 吸引人才。具有绝对人才优势的东部沿海地区, 应集中发展优势产业, 转移相对落后产业, 破解“民工荒”难题。
关键词：产业集聚,人力资本集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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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与产业升级关系研究 第10篇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这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 也是目前国内外理论界和政府决策层研究的热点课题。通过查阅大量文献发现, 当前有关于产业集聚产生的效应在国内外已有了较深入与广泛的研究, 但是对于产业集聚是否会促进产业升级以及二者是否具有相关性的理论研究尚很缺乏。本文将从产业集聚和产业升级的理论着手, 设定产业集聚和产业升级的相关指标, 以产业集聚和产业升级的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初步建立线性关系模型, 并将运用EVIEWS软件进行指标数据的处理和运算, 对产业集聚是否有利于产业升级进行验证, 得出相关结论, 填补该领域的研究不足。
1 产业集聚与产业升级关系的理论模型设定
1.1 理论依据
对于产业升级和产业集聚国内外学者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研究各国的统计资料时发现,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 这个国家三大产业的比重会相应发生变化, 其发展趋势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1]。这一规律的发现是产业集聚促进产业升级研究的理论基础。
之后, Head, Rises and Swenson (1995) 通过对日本制造工厂在美国投资的分布状况进行相关与回归分析, 发现在日本投资选址过程模式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产业的集聚效应, 而不是各个州自然资源、基础设施或劳动力等的差异[2]。Amiti (1999) 对1967~1989年欧盟国家的各行业进行研究, 由回归分析发现规模经济效应和中间产品的密集程度与地理集中度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Keller (2000) 的研究表明, 技术溢出局限于本地这一个事实在理论上能够导致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4]。Philippe Martin和Gianmarco I.P.Ottaviano (2001) 建立了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自我强化模型, 验证了著名的缪尔达尔的“循环与因果积累理论”[3]。Crafts和Venables (2001) 探讨了地理集聚对经济绩效、规模和区位的重要作用, 认为不能忽视地理集聚在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5]。Wallsten (2001) 对集聚与知识外溢之间的关系研究分析后发现, 小企业发生集聚现象时容易获得知识外溢或其它投入回报[6]。Beaudry和Swann (2001) 研究了产业集聚的强度影响产业集聚区域内企业绩效的途径, 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结论, 在计算机、汽车、航空和通讯设备制造业存在非常强的集群正效应[7]。Ciccone (2002) 以5个欧洲国家为例进行研究, 得出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能够促进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结论[8]。
在国内, 程进 (2005) 在以江苏为例的产业升级的研究中发现, 集聚经济在FDI、产业结构升级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一旦集聚经济发挥作用会有着一种自我持续使得集聚得到强化, 该地区的集聚经济会进一步吸引外资的进入, FDI通过经济集聚使得分工进一步深化, 新兴的产业通过集聚经济会根植于地方实现本土化, 由此推动当地产业结构升级[9]。梁琦, 詹亦军 (2006) 以长三角制造业为对象, 通过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和计算表明:地方专业化能促进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升级, 推动行业的技术进步[10]。邓晨亮 (2007) 在《发展绿色食品产业集群促进绿色食品产业升级》一文中直接明确的表示了产业集聚与产业升级的关系:产业集群能够促进产业升级[11]。陈良文, 杨开忠 (2008) 基于中国省份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发现, 大部分产业存在地方化经济效应和城市化经济效应, 即产业自身规模以及其他产业规模对该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 从而验证了集聚经济效应的存在性[13]。刘世锦 (2008) 在《中国产业集群发展报告》中通过建立区域发展水平与制造业产业集聚因素之间关系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证明了产业集群的状况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存在正相关关系的[14]。李耀尧 (2011) 通过构建模型以及广州开发区的案例分析, 证明了创新产业聚集是驱动开发区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15]。
以上相关理论及国内外学者的相关实证研究结果都为产业集聚促进产业升级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理论依据。如此看来, 产业集聚和产业升级之间有密切的关系, 在满足一定条件的理论模型下, 产业集聚会促进产业升级。
1.2 指标设定
1.2.1 产业集聚指标设定
诸多学者在研究中采取了不同的指标以描述产业集聚的程度。克鲁格曼 (1991) 提出用空间基尼系数来衡量美国制造业的集聚程度, 系数越高, 集中度越大。Ellision和Glaeser (1999) 提出了空间集聚指数, 优化了衡量产业区域集聚程度的指标体系[16]。还有更为普遍的一项指标是行业集中度:行业集中度是指某一产业规模最大的n位企业的有关数值 (如生产额、销售额、职工人数、资产总额等) 占整个市场或行业的份额。
本文引用刘世锦《中国产业集群发展报告 (2007~2008) 》中一组反映制造业产业集聚程度的指标群来进行衡量测定产业集聚情况, 它们分别是:x1—各省市人均规模以上制造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价, 代表资本要素集聚程度;x2—各省市规模以上制造工业企业数占全国规模以上制造工业企业数的百分比, 代表制造业在一定地区的密集程度;x3—各省市R&D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代表各省区科技开发能力集聚度;x4—各省市规模以上制造工业企业从业人员人均工资额, 表示劳动要素的集聚程度。
1.2.2 产业升级指标设定
在查阅了相关文献发现, 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统计指标方面, 有不少国内学者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大致指标是:三次产业结构比例指标、霍夫曼比例指标、工业加工程度指标、智力技术密集型集约化程度指标、新兴产业产值比重指标、基础产业超前系数等。
本文采用的是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指标来测定产业升级的方向。该指标是为适应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趋势, 大力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航天航空、环境保护等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而设定的一个指标, 是反映一个地区产业升级状况的。
1.3 关系模型的假设
通过相关文献资料的查阅与总结, 又根据各学者的理论判断, 我们有理由相信:产业集聚对产业的升级有一定的帮助, 产业集聚能促进产业升级。但是, 同样的我们在查阅文献的时候也发现, 产业升级并不是产业集聚的必然结果, 有些地区具有产业集聚的现象, 但是却并没有发生产业的升级。所以说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 加之各方面的配合, 才会出现产业集群促进产业升级。因此我们根据以上理论探讨, 作了如下研究假设, 并建立两者关系模型。
假设1:资本要素集聚与产业升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假设2:制造业企业数与产业升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假设3: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与产业升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假设4:人才集聚与产业升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在本文中,
(1) 用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指标y作被解释变量, 表示产业升级的程度;
(2) 用一组制造业产业集聚程度的指标群x1、x2、x3、x4做解释变量, 研究产业集聚的情况;
(3) 利用研究过程中所收集的数据通过建立模型来分析产业升级指标y与产业集聚因素x1、x2、x3、x4之间的关系, 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y—高技术产业增加值;
x1—各省区人均规模以上制造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价;
x2—各省区规模以上制造工业企业数占全国规模以上制造工业企业数的百分比;
x3—各省区R&D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x4—各省区规模以上制造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额。
2 产业集聚与产业升级关系的实证研究
2.1 数据的获取
本文选取全国29个具有产业集群现象的省市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查阅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等, 收集2011年29个省市的相关数据计算出产业集聚的相关指标值以及产业升级的指标值, 具体数据见表1所示。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12》
2.2 相关分析
我们知道用统计软件能够作回归分析, 但在做回归分析之前首先要知道各组x数据与y数据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回归关系, 即要分析它们的相关性。因此在对产业集聚与产业升级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时, 首先应该计算这两组样本数据的相关系数, 只有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较高时才能进行回归分析。通过EVIEWS分析软件得出y与x1、x2、x3、x4的相关系数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 指标值y与指标值x2存在强相关性, 与x3、x4存在中等相关性, 与x1存在弱相关性,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它们之间应该存在着一定的回归关系。
2.3 回归分析与模型验证
从我们的计算结果及相关系数来看, 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产业集聚与产业升级是存在相关性的, 产业集聚对产业升级存在正向作用。为了进一步验证它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将以上各省市的产业集聚指标值和产业升级指数y、x1、x2、x3、x4输入EVIEWS软件, 采用这些数据对模型进行OLS回归, 得出结果:
其中, 括号内的数值为t统计量, F=11.54275>Fα (4, 24) =2.776, 说明回归方程显著, 即x1、x2、x3、x4等变量联合起来确实对产业升级有显著影响;D.W.=2.725719, 接近2.0, 说明不存在序列相关性;但当α=0.05时:tα/2 (nk) =2.064, x1、x3、x4系数的t检验不显著, 这表明很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
计算各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 如表3:
由相关系数矩阵可以看出解释变量之间确实存在多重共线性, 为消除多重共线性, 可以采用逐步回归的办法。分别作y对x1、x2、x3、x4的一元回归, 结果如表4所示:
按R2的大小进行排序为:x2、x4、x3、x1, 以x2为基础, 顺次加入其他变量逐步回归。首先加入x4回归结果如下:
当取α=0.05时, tα/2 (n-k) =2.064, x4参数的t检验不显著, 予以剔除, 再加入x3回归, 结果如下:
当取α=0.05时, tα/2 (n-k) =2.064, x3参数的t检验不显著, 予以剔除, 加入x1回归, 结果如下:
当取α=0.05时, tα/2 (n-k) =2.064, x1的t检验不显著。
因此只有x2的t检验显著, 回归方程为y=-66.05987+159.2177x2, 这说明,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当代表制造业在一定地区的密集程度的各省区规模以上制造工业企业数占全国规模以上制造工业企业数的百分比每增加1个百分点,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加159.2177亿元。
2.4 模型验证结果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验证通过了假设2, 即制造业企业数与产业升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产业升级指数会随着制造业企业数因素值的提高而指数变大, 制造业企业数的增加有利于更好地发挥集聚效应, 有利于产业的升级。这个假设结果的成立说明一个地区的工业制造业企业数的聚集会促进当地的产业升级。
在验证的结果中, 我们也发现假设1、假设3与假设4并没有通过验证, 即资本要素的集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以及人才的集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并不显著。究其原因, 我们认为在劳动力要素集聚指标的选取上可能过于笼统, 并没有将劳动力的种类做具体的分类, 只是笼统地选择了各省区规模以上制造工业企业从业人员人均工资额, 致使其与产业升级的关系不显著;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指标选取也同样过于单一, 可能导致结果不显著;至于资本要素的集聚指标,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其与产业升级的关系并不显著, 单纯的资本堆积与产业升级的程度并不成正比关系。
3 总结与建议
本文通过提出假设, 对全国29个省市的产业集聚与产业升级指标的进行回归分析, 验证了其中一个假设的成立, 得出了产业集聚对产业升级有正向作用, 产业集聚是有利于产业升级的结论。我国的产业集群基本上是近10年才发展起来的, 从整体上看, 目前的竞争力还比较弱, 本研究恰恰提供了一种思考, 我们可以考虑利用产业集聚的效应, 大力发挥集聚优势, 促进产业升级, 从而引导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3.1 整合集群内的企业,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促进升级
区域内企业的集聚, 不但造就了一个量的优势, 也能使集聚效应得到更大的发挥。政府应整合各种行政资源、优惠政策、扶持资金, 支持产业集群内具有较强衍生能力, 又具有典型示范性、龙头带动的强势骨干企业, 从而吸引更多的相同、相近、相关的企业集聚, 以利于产业链的延伸和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
我们要充分利用产业集聚的“技术溢出”效应, 大力培育知识、科技、教育、IT、人才、企业家等高级要素和专业要素, 加快产业集群由成本型向创新型转变。进一步增强集群内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 提高研发能力。引导省内外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块状经济内设立研发中心, 健全产、学、研合作的利益分配机制, 加强政府牵头或引导下的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攻关。积极搭建技术创新平台, 建设社会化、网络化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
3.2 创造条件吸引高素质的人才, 促进升级
集群的升级离不开企业的发展, 企业的发展需要人才的推动, 特别是高素质的人才, 所以企业要善于发挥自己的优势, 抓住时机, 有效地利用企业有限的资源, 以各种方式努力创造吸引高素质人才的条件, 例如运用薪资、福利、职位升迁等优厚待遇吸引人才。
我们要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吸引高层次人才, 满足市场需求。更要建立有利于企业家发挥作用和才干的舆论环境, 建立和完善企业家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同时从本地实际出发, 依托周边高等院校和其他教育机构, 投入更大的资金培养专业管理人才和技术人员。只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高素质人才, 企业才能发展, 集群才会升级。
3.3 提供优惠政策, 吸引外资, 促进升级
外商投资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这在之前就已经有诸多学者对其进行过研究。外商投资对产业的升级帮助是很大的, 因为外商进入会拉动与之配套的外资服务商的跟进。所以政府应制定优惠政策, 吸引外资。通过引进先进外资企业, 分享知识外溢、技术外溢、人才外溢, 从而促进集群整体的技术提升、人才素质提升, 促进行业知识的丰富以及外部市场信息的共享。这也有利于集聚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中, 从而达到产业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跨产业升级。
3.4 制定和实施重点行业的产业升级计划
产业的升级是当前各国经济政策的主要调控目标, 但是要实现升级也要一步一步走, 要有步骤、有重点地进行。我国应借鉴日本、法国、韩国等国家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经验, 围绕提升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选择若干个适宜于产业集群发展的重点行业, 结合地区比较优势和特色的发挥, 制定和实施重点行业的产业集群升级计划。
在集群计划具体实施过程中, 可以是针对一些重点行业在全国选择30~50个地区进行产业集群升级试点工作;也可以是按照我国产业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和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分为具有全球竞争优势产业、战略产业、瓶颈产业等几个层次, 实施产业集群升级计划。在计划实施过程中, 发挥政府、企业、社会机构的合力, 引导人才、技术、市场、品牌、服务等优质要素向这些地区集中集聚。
3.5 推进区域之间的产业集群转移
推进产业集聚实现科学发展 第11篇
一、产业集群发展概况
泰州市的产业集群主要分布在县域或集中在乡镇。
分布在县域的产业集群有：①医药产业集群。目前全市医药制造企业191家，其中规模企业51家，2006年实现销售170.5亿元。利税20多亿元。②船舶制造及配件产业集群。主要分布在靖江、泰兴以及高港区，共有企业120多家，其中规模企业102家，2007年，实现营业收入200亿元。③数控机床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海陵区，现有专业生产数控切割机床企业70多家，配套企业近100家。年产值近10亿元。④减速机产业集群。泰兴是全国最大的减速机生产基地。有整机生产企业及配套企业113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22家。2007年销售收入近40亿元。⑤不锈钢产业集群。兴化的不锈钢产业。已形成了完整的从不锈钢废钢材料购销、精炼、轧制、销售产业链，有企业1200多家，2007年销售150多亿元。⑥微特电机产业集群。靖江已形成了年产2000万台家用微型电机、1000万台特种电机、1000万台中小容量普通电机生产基地，目前年销售收入达30亿元左右。⑦精细化工产业集群。主要分布在泰兴经济开发区，产品有氯碱系列、染料、油脂等，生产企业110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67家，2007年实现营业收入近百亿元，利税近10亿元。
集中在乡域的产业集群有：①车辆配件产业集群。海陵区九龙镇素有“车件之乡”美誉，摩托车、自行车等车辆配件生产企业144家，年销售收入已达20亿元。②消防器材产业集群。以高港区野徐镇为主体，聚集企业102家，年销售收入已达5亿元。③特种材料加工产业集群。以靖江市新桥镇为主，有企业346家。年销售收入达37亿元。④小提琴产业集群。以泰兴市溪桥镇凤灵乐器有限公司为龙头，共有55家生产及配套企业，年产各类高、中、低档提琴及吉它系列产品60万套。提琴年出口量占全国同类产品的60％。2006年溪桥镇被国家轻工业联合总会授予“中国提琴之乡”称号。⑤纺织服装产业集群。泰兴黄桥镇有纺织企业350多家，年产销规模突破15亿元，国内制衣行业的牛仔布约有一半来自黄桥。⑥动力电源产业集群。位于姜 堰市梁徐镇，以电池能源工业为主导，聚集企业97家，吸纳职724300人，年销售收入已达25亿元。⑦石油钻具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姜堰市白米镇，集聚石油机械企业128家，年销售收入30亿元。⑧兴化脱水蔬菜加工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兴化垛田和城东两镇的蔬菜加工园，现有企业100家，年销售收入10亿多元，年消化蔬菜100万吨，带动10万农民增收致富。
二、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要特点
发展模式多样化。一是资源优势型。依托本地资源优势，培育壮大地方特色产业，进而汇聚形成产业集群。如兴化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靖江船舶制造及配件产业集群。二是大企业带动型。由龙头企业扩张裂变或带动而成。如泰兴减速机产业集群、姜堰动力电源产业集群等。三是市场催生型。兴化市粮食加工产业集群就是依托全国最大的戴窑粮食交易市场，吸引众多粮食加工企业、包装企业、物流公司来此聚集形成的。
发展阶段多层次。第一类是具有了一定成熟度，形成了区域品牌和创新体系。主要有兴化戴南不锈钢集群、泰兴溪桥小提琴集群。集群的龙头企业兴达钢帘线公司、凤灵乐器公司分别参与行业标准的制定，具备了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第二类是具备了区域性产业规模和知名度。主要有泰兴减速机、兴化农产品加工、姜堰市石油钻具等。第三类是形成了特色产业，各种生产要素向产业链集中。主要有姜堰动力电源、黄桥纺织产业、靖江特种材料加工、高港消防器材等。
发展载体已形成。泰州市的产业集群基本形成与经济开发区、乡镇工业集中区或企业主题园区相互依托、共同发展的格局。多数是在自发形成集群后，由政府统一规划为经济开发区或乡镇工业集中区。少数是政府先规划建设开发区后，再吸引企业陆续迁入形成产业集聚。个别的产业集群因为核心企业做大做强后，建立了企业主题园区，吸引相关配套企业进人，形成产业集聚现象。
发展成效已显现。泰州的产业集群已经有了合理的企业构成，涌现一批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品牌产品。已形成了以10个大型企业为龙头，以800多家规模企业为支撑，4000多家中小企业进行配套加工的发展格局。靖江船舶制造业居国内第五位和全国地方船舶生产基地前三强，泰兴减速机产业年产量高居全国第一。姜堰市石油钻采件制造业是全国三大石油钻采设备制造基地之一，兴化精制米加工业市场成交额居国内市场第一。海陵区特种加工机床与自行车配件产销量分别占国内市场的70％左右。
三、加快发展产业集群经济的问题与思路
泰州市的产业集群在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产业集聚程度不高，企业间协作不够；专业市场建设滞后，公共服务体系尚不健全；知名品牌不多，自主创新能力有待加强。而根据规划，2010年泰州市产业集群经济要占全市份额的60％以上，形成10个具有较高市场知名度的产业集群和产品品牌。因此，下一步应重点抓好产业的集聚、整合和升级。
做好集群规划。加强载体建设。根据泰州市“十一五”发展规划，按照各地资源禀赋特点、产业发展现状、产业链形成规律，科学编制一批重点产业集群的发展规划。加强对产业集群相联工业园区的建设力度，推进产业集聚，节约土地资源，改善环境质量，实现科学发展。
培育比较优势。实现优化升级。根据产业集群形成、演变、升级的内在要求，突出求大求强，注重个性，错位发展。以培育“一地一品”特色产业为突破口，对相互关联的产业和企业进行空间布局调整，形成一个个“块状”经济。加快推进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使一批有实力的集群龙头企业跨入全国同行业技术创新先进行列。建设同行业区域信息中心、生产中心、贸易中心、研发中心、检测中心和标准制定中心，努力提升产业集群综合功能。
打造区域品牌。培育知名企业。尽快编制出台区域产业集群品牌指导目录，建设一批品牌产品、品牌企业和品牌产业，形成若干个品牌集群。积极实施产业集群品牌建设扶持政策，引导社会资源流向高成长性的优势产业和品牌企业，争创中国名牌产品、中国驰名商标。注重发挥企业家的品牌效应，加快培养出一批知名的具有战略眼光的大企业家。做强兴达钢帘线公司、新世纪造船公司、曙光集团等行业龙头企业，引领产业集群，提升发展水平，形成经济规模。
针对集群特点。开展产业招商。积极组织参加形式多样的招商活动，大力推介现有的产业集群，把集群品牌叫响，增强招商吸引力。利用集群的市场、信息、技术等优势，大力吸引南方产业集群中的核心企业来泰投资，同时，争取更多的配套企业为核心企业做好配套服务工作。
发展专业市场，构建服务平台。遵循“产业推动市场，市场带动产业”的发展规律。坚持发展大市场、搞活大流通、建设大商贸的方针，建设一批与产业集聚密切结合的专业化大市场，推动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大集散，构建产业集群现代物流平台，实现专业特色市场与产业集聚的有机结合。依托重点骨干企业和科研机构，积极搭建产学研联合和项目推介平台。整合IT企业运营资源，建立信息化平台。推进企业信息化工程建设。
(执笔：王龙、钱国银、窦立成、张艳娟)
产业地产与集聚经济 第12篇
在现实中, 空间集聚是经济活动最显著的特征。土地作为基础性的生产要素, 无论技术如何进步, 任何经济活动都要依附于一定规模的土地。从长期来看, 由于不可能频繁迁址, 软硬件配套是否齐全、产业功能是否完整、产品和生产要素是否具有价格优势, 这些都是决定产业地产在某一个区域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系统和国家统计局数据编制注:商品房销售面积包括商品住宅、别墅、高档公寓、办公楼、商业营业用房以及其他商品房多种物业形式。
一、产业地产的产生
在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以后, 我国广大城镇居民的住房条件确实得到了极大改善。同时, 伴随着一系列土地制度改革, 土地资产价值逐步得到显现, 确实为地方政府缓解了财政窘困, 为城市建设提供资金保障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当然, 房地产企业也借势赚得了超额利润。可以说, 我国房地产市场 (尤其是住宅开发) 经过十余年的“超速”发展, 各方在房地产开发大潮中均受益良多。
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的中期阶段, 距离Northm (1979) 提出的70%城市化后期拐点阶段还有相当距离, 更何况我国户籍人口的真实城市化程度处在较低水平, 未来房地产市场仍有发展空间。然而在迅猛发展的同时, 也暴露出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各区域房地产市场发展极不平衡, 住房价格总体偏高, 投资型购房比例攀升、房地产企业库存压力增大。商业地产方面, 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与国际化大都市相比有较大差距。产业结构仍然以零售、餐饮等传统服务业为主, 新兴服务业比重偏低, 没有形成集聚发展态势。所以, 随着近几年电子商务的兴起, 无疑对传统的商业地产构成了巨大冲击。据报道, 一些二、三线城市购物中心的空置率超过20%。
自鄂尔多斯出现豪华空城以后, 贵阳、营口、常州、鹤壁、十堰等地, 甚至一些小县城也相继出现商业地产和住宅大面积空置现象。这些隐藏的泡沫风险已成为制约我国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瓶颈。虽然我国地方政府掌握着土地的垄断权, 但也不愿意高价出让工业用地使本地区在激烈的地区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 地方政府必须极力为吸引投资创造良好的环境。在开发区、工业园区通过协议、底价或廉价出让工业用地的现象仍然存在, 且容积率普遍低于国际水平。
从2000~2013年全国分类土地价格走势来看, 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一直在低位徘徊, 增长幅度远低于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 形成巨大的价格剪刀差。而以出售为主要形式的住宅与商业地产, 销售增速明显放慢。截止2013年底, 房地产上市公司存货已经高达万亿元。在这种背景下, 众多开发企业纷纷转向更具土地成本优势的工业用地。地方政府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政绩目标, 也迫切寻找能够有效解决土地资源供需矛盾, 提高使用效率的可持续发展方式, 产业地产呼之欲出。
二、我国与真正意义的产业地产还有距离
产业地产的根本是以地产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 带动区域经济。这需要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 进行较为系统地研究规划。而实际上我国不少所谓的产业地产项目, 建筑形式仍是以工业厂房为主, 借产业地产之名大搞房地产开发。特别是一些中小城市低水平重复建设, 没有形成比较优势和产业互补, 降低了土地和其他资源的使用效率。
工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工业大国, 但产业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具有较大差距, 产业集中度低和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是各地区“伪产业地产”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了检验土地开发对我国产业地产在空间上离散程度的影响, 本文采用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全国31个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相关数据, 以及相关指标来测定地区分布集中度。受篇幅所限, 并没有分析所有制造行业的集聚情况。
1. 基尼系数和洛伦茨曲线 (Gini coefficient&Lorenz curve)
基尼系数取决于某一部门份额的区域分布, 是衡量不平等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通过基尼系数即可画出洛伦茨曲线, 从而能够直观展现工业在我国的空间集聚情况。如果在全国所有地区是平均分布的, 那么每个地区就获得平均市场份额, 洛伦茨曲线就是一条向右上角倾斜45度的直线。只要空间分布不均衡, 洛伦茨曲线必然在45度直线以下, 距离越远则表明该行业空间分布越不均衡。
在本文中, 利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测算了我国工业行业的基尼系数, 并绘制出1990年、2000年和2013年的洛伦茨曲线。通过比较可以看出, 无论是主营业务收入还是利润总额的区域洛伦茨曲线都呈现出相似的特征, 即:1990年工业行业区域集中度最高, 2000年集聚程度反而进一步下降, 到了2013年虽然集中度有所上升, 但是基本上与1990年时的水平相差不大。
2. 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HHI, 简称赫芬达尔指数)
该指数用某一行业市场份额的平方和来测量, 通常, 0
与洛伦茨曲线类似, 无论是根据主营业务收入还是利润总额计算的1990-2013年全国工业行业赫芬达尔指数, 20多年以来这两个指数均没有突破0.12, 从未达到过产业集中的状态, 并且在2000年之后行业集中度又开始步入下行通道。
3. 熵指数 (Entropy index, EI)
熵的概念最初源于物理学, 用来度量无序状态。之后用来度量集聚和分散状态。与HHI指数不同, 熵指数对于每个行业的市场份额赋予权数。由于计算熵指数需要对各地区市场份额的倒数取对数, 但由于某些年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为负数, 在技术上无法实现, 因而只计算以主营业务收入为指标的熵指数。与HHI指数不同的是, EI指数越大, 说明产业集中度越低, 反之, EI指数越小, 产业集中度越高。
以上几个测度产业集中度的指标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 但是无论采用哪种指标, 我们都可以清晰地得到较为一致的结论。在1990-2000年的十年间, 我国工业行业的集聚程度还是相对较高的。这一期间, 厦门创业园、张江高科技园区、苏州工业园区等一批多功能产业园区纷纷建立起来。但是在土地城市化进程中, 特别是住房制度的改革成为重要转折点, 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低价出让工业用地, 用较高的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价格弥补低价出让工业用地的损失。这反映在2000年以后的十多年间, 全国工业产业集中度并没有随着房地产市场的高速发展以及城市面积的扩大而上升, 反而有所降低。这制约了企业之间 (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 的技术交流创新, 区域经济难以形成较高的规模经济收益水平。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编制 (单位:亿元, 平方公里, 亿元/平方公里) 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定义, 建成区指城市行政区内实际已成片开发建设、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设施基本具备的区域。与此对应, 为了反映出一个地区农村集体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两种不同土地结构对地区产出的影响, 用二、三产业增加值合计作为“城市”产出指标。
三、产业地产向产业城市发展
通过市场配置, 资源流动会促使产业自由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集聚效应。然而, 各地的产业政策, 特别是低成本的招商引资工业用地优惠政策, 是造成效率的扭曲和土地单位产出低下的主要原因。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 2012年全国二、三产业增加值合计是1995年的9.6倍。但同样是这近二十年期间, 城市建设用地单位产出由2.53亿元/平方公里增长至10.25亿元/平方公里, 2012年仅是1995年的4倍。这可以从一个角度说明, 我国经济发展依赖于资源投入, 单位产出效率增长缓慢, 城市建设用地的大规模出让必然使城市面积“摊大饼”式的扩张。
法国的索菲亚科技城最早依靠旅游业作为经济发展支柱, 产业结构单一。通过不断完善交通设施, 公共政策, 服务管理水平, 吸引了大批企业前来创业, 逐步发展成为以信息技术、生命科学等高科技产业为导向的高科技城市。并且随着产业聚集, 带动海滨沿岸区域逐渐形成产业融合的态势。
德国西部的鲁尔是欧洲最大的经济区, 曾是煤炭、铁矿资源型生产基地。同样是由于产业单一, 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需求减少, 失业和环境污染相继出现。为了复苏经济, 鲁尔区开始实施再造计划。联邦和地方政府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改善基础设施、兴建和扩建高校和科研机构等一系列措施, 逐步引入新兴产业, 为经济发展和技术升级提供保障。如今的鲁尔工业区已成为集住宅小区、娱乐中心、环境优美、景色秀丽为一体的现代商务花园, 每个园区聚集了数量众多的高科技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