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冲突范文

2024-06-23

医患关系冲突范文(精选10篇)

医患关系冲突 第1篇

一、医患文化的概念和来源

(一) 医患文化的概念

目前, 很多人对“医院文化”有所了解, 却很少有人知道何为“医患文化”。然而, “医患文化”在许多学者笔下早已诞生, 它是指在医疗活动中, 医方和患方各自持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双方信念、行为准则以及思维方式的总和。一般情况下, 医患双方在各自掌握的资源知识和背景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 这是由于其所处社会地位不同、思维方式不同、所遵守的社会行为规范不同所导致, 这正是引发医患纠纷的基础条件, 也是产生医患冲突的根本原因。医患之间的相互对抗、辱骂、拔刀相向、互相伤害等, 导致双方都遭受不同程度的受伤, 甚至死亡, 是医患文化差异的外在表现形式。简而言之, 医患文化冲突, 是由于医患双方各自拥有的文化差异, 进而导致的思想和行为上的差异化。

(二) 医患文化的来源

医患二者作为拥有不同文化的主体, 在医患交往中扮演对手角色, 两者按照各自不同的文化习惯交流沟通, 而巨大的文化差异会导致矛盾冲突, 这是激化医患冲突的关键因素。不同国家和民族, 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存在文化差异, 必然导致冲突, 而这种冲突表现在医患关系上, 就形成医患纠纷。纵观历史, 医患冲突也具有时代性特点, 具体可分为传统冲突和现代冲突。时代更替, 必然会带来不同程度和深度的变革与创新, 医疗行业也不例外。新的变化容易被乐于探索新事物、敢于创新的人接受, 对那些传统守旧的人来讲, 则难于接受。所以, 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是当代中国医患冲突存在的文化根源。作为21世纪的医学工作者, 面临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带来的巨大挑战。

实际上,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医患关系受其文明程度影响, 反过来, 医患关系的文明程度,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医患关系”强调的是医患两者相同的文化, 但在实际操作中, 多数情况下, 医患两者表现出的是文化差异, 因此会产生“医患文化冲突”。“医学文化”是指:人类在医学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成果, 其中包括所有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人类认识学习、钻研探索、接受鉴赏, 并不断创新医学成果的过程。医学文化一方面是客观文化, 如医院、医疗设备、医疗技术、医疗法律法规等。另一方面是主观文化, 如医学知识、医学观念、医学评价等医学思维方式。

“医患文化”不是作为个体单独存在的社会角色, 而是各种社会关系交织的节点, 其存在同社会的理论文化与医学文化、个体的思维文化与心理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中, 在与社会医学文化的关系上, 受社会本身的客观医学文化影响, 同时也受包括医学知识和医学文化在内的主观医学文化的影响。而在医学文化中, 主观医学文化起着主导作用, 医患双方对医学认识和医学观念的理解, 影响着医患关系的发展。

二、医患关系的体现方式

面对不同的医患个体, 要考虑医患两者之间的文化水平差异。但是在这一方面, 我们更侧重的是医者和患者两个不同群体之间的医患文化冲突。针对群体来分析医患的文化冲突, 涉及范围包括伦理方面、法律方面和心理方面等。医患之间在认知、情感、法律、期望服务和社会心理的冲突, 是医患文化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有学者在此基础上, 详细分析了医患关系的表现形式, 总结起来, 主要是体现在心理层面。而医患文化冲突, 包括社会层面、法律层面、伦理层面和心理层面等所有内容。

(一) 社会层面

当今社会, 医闹、伤医、杀医等医患纠纷事件频发, 甚至医生集体罢工, 这些都属于社会层面医患冲突范畴。医患社会冲突作为医患文化冲突最为广泛的形式, 主要指的就是医者和患者群体间的冲突, 按照“医患关系”定位, 分离出来的两类人、两个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然而, 在媒体的参与下, 媒体为吸引广大群众关注, 加大了宣传力度, 使得医患的社会冲突已经扩展到医务人员和公众之间。

社会冲突是社会存在的普遍现象, 它的存在具有双面性, 应辩证看待。一方面, 社会冲突带来一定破坏性, 危害社会稳定和谐;另一方面, 社会冲突反映出存在问题, 迫使促使改变社会结构, 优化现行的社会制度, 促进社会发展。由此可见, 医患社会关系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面, 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过程。在面对医患社会冲突时, 不应该逃避, 而是正面迎接挑战, 发现存在的问题, 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社会、集体和个人都要积极配合, 为建立良好的医患秩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二) 法律层面

医患文化冲突中最为复杂的是医患法律冲突, 这正是医学立法的难题之一。实现医患双方二者权利和义务的平等, 是法学的主要目的,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 是很难实现的。从法学角度看, 虽然医患双方在法律权利和义务上是平等的, 但是在是否实现两者各自权力上是不平等的。从后者的意义上来讲, 医患关系是掌握专业医学知识的医者与没有医学知识患者之间的的关系, 事实上并不是平等的。法律判决的困境是医患法律冲突的实质。在医患冲突中, 无法判断医者是否要承担必要的法律义务。因此, 学界借助“医患双方认可的第三方”来处理医疗纠纷, 其中包括医疗纠纷人民调节委员会、保险公司等。

(三) 伦理层面

医患伦理冲突是医患冲突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从时代发展来看, 伦理文化的发展也影响着医患关系。传统时代, 伦理文化支配着医患关系。在此阶段, 医患关系是产生于熟人之间, 彼此之间拥有信任感, 所以主要体现为医生和患者之间直接而稳定的人际关系。在当代医学时代, 医疗技术和医疗文化不断地发展和变化, 医患关系受医学文化支配也发生相应改变。当代医患关系, 是存在于“陌生人”交往中的关系, 彼此并不了解, 而且其中掺杂了医疗机构和诊疗技术等因素, 使得原本传统单纯的医患关系也演变成为错综复杂的关系。从社会现状来看, 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拥有的伦理文化背景差异较大, 所以, 医患关系受伦理文化影响也不同。

(四) 心理层面

具体来说, 医患心理冲突, 其实是医生和患者之间掌握的医学水平和对医学的认知水平的差异导致的。时代在发展, 医学的发展也与时俱进, 站在医者角度, 具备专业知识和经过专业训练的高级人才数量不断增加;而患者方面, 存在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员, 对医学知识的掌握水平参差不齐, 患者对于健康的理解、对疾病的认知度以及对医生的期望水平存在巨大差距。在个体心理方面, 要考虑患者心理, 包括患者个体对医学知识、医学认知观念以及由疾病而产生的心理变化;医者心理, 包括医生个体的医学文化程度, 以及在行医过程中出现的防御心理等。区别于传统的医患关系, 当代医疗的医患关系主要是由于医患双方不信任的心理造成的。

三、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体系

当代医学不断发展进步, 医学学科分化精细, 医疗技术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 医疗机构的性质也发生改变, 对当代医患关系的管理也是极大挑战。医患关系管理是医院管理的核心部分, 是保持当代医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医院管理规划中, 医院文化建设逐渐受到院方的关注, 并意识到建立完善的医院管理机制, 有助于建立良好有序的医患关系, 减少医患纠纷,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单纯的从医者和患者视角考虑, 无法从根本决绝医患矛盾, 只有站在医患文化冲突的基础上, 综合考虑医患双方的文化差异, 医患文化冲突在社会、法律、伦理和道德层面的表现形式, 对当代医患关系实施有效的管理, 才能建立合理有序的医患关系。

当代医患关系已不再是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 而是医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 医患关系更为复杂, 所以, 建立一个合理有序的医患关系体系尤为重要。要合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 以加强医患关系的管理。

(一) 强化医疗人员的素质培养和管理

医护人员作为医疗机构的主体, 其专业知识水平、职业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及沟通水平等极大程度上影响着医患关系。所以要求现代医护人员要掌握优秀的医疗技术, 同时要具备良好的职业精神和沟通能力, 医疗机构在文化建设中要有目的、有计划地实施对医护人员的教育。

(二) 充分利用媒体

在信息快速发展的当代社会, 大众传媒对国家、社会、集体和个人都发挥着其独有的传播与沟通作用。合理利用媒体, 强化医方与群众之间的有效沟通, 传播正确的医学文化知识, 争取实现医学知识的大众化。在现今信息数据透明化的社会, 只有让医患之间信息相对对等, 才能有效解决由认知差异和文化差异带来的纠纷和冲突。

(三) 政府加大对医患关系的关注

在医患关系上, 政府应该积极发挥其宏观调控作用, 向人民群众传播正面的医患文化, 营造和谐的医患氛围。在政府和媒体的积极引导下, 让医患双方明确各自拥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 端正自己的思想, 为创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做出自己应尽的义务。

四、结语

综上所述, 医患关系作为社会各种关系交织的一个节点, 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和谐安定。当前, 和谐的医患关系越来越受到社会和个人的关注。医护人员作为医患主体, 应该主动承担管理者和沟通者的角色, 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营造良好的医患环境。患者作为医患的另一主体, 应该主动学习了解基本的医学知识, 提高医学的认知水平, 理解医务人员, 配合医者的治疗工作。政府和媒体发挥其积极的社会作用, 传播正面的医患关系。社会各界人士, 主动积极合作, 创建良好有序的医患关系体系。

摘要:现今社会, 医疗服务市场正在经历着日益紧张医患关系的猛烈冲击, 并逐渐演变成危害社会和谐的不良因素。近些年, 被媒体报道的重大医患关系事件层出不穷, 其特点为医疗纠纷数量逐渐增多, 涉及事件情节复杂, 对社会和个人产生极为严重的不良影响, 危害社会安全。本文主要阐述了医患文化的概念和由来, 浅析了医患文化冲突的表现形式, 从文化冲突的视角讲述如何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

关键词:文化冲突,医患文化,医患关系,合理体系

参考文献

[1]陈默.文化冲突视域下的当代中国医患关系管理研究[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6 (01) :19-23.

[2]刘玉兰.论当代中国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及对策[J].凯里学院学报, 2011 (02) :39-42.

[3]叶妮.当代中国医患关系危机的心理动力学解读[J].医学与哲学 (人文社会医学版) , 2007 (04) :43-44.

高考作文素材:医患冲突 第2篇

近年,全国各地医患冲突频发,各式杀医暴力事件不断。

10月25日,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发生一起患者刺伤医生案件,3名医生在门诊为病人看病时被1名男子捅伤,其中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王云杰因抢救无效死亡。

白岩松说:当医生的心愿已经变成了是要活着下班回家的时候,这个社会就病了。

人民网评论:探索医患矛盾、医患关系,有一个基本的前提,这就是在法治的.框架、普通人的范围内。然而,这种杀医暴力事件,从一开始就

背离了这个基本前提。因为这是赤裸裸的犯罪。面对凶恶的犯罪手段,对犯罪分子给予某种同情、理解,这决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心态,不可能产生好的医患关系,不可能化解医患矛盾,更将导致我们的社会失序。

[话题解析]

人与人和谐相处;

不能让暴戾之气伤人害己;

信任是人际关系的基石;

反思医疗体制现状,深化改革迫在眉睫。

[适用话题]

人际关系;

塑道德体系;

加强法治建设;

医患冲突何时是个头 第3篇

一个钢球从斜坡上滑下来,开始时速度并不快,然而越到后面,速度越快,杀伤力也越大。医患之间问题的累积也类似于此。挂号时苦等几个小时的疲累,就诊时医生不够温和的态度,买药、做检查时高额的费用,社会上医生收回扣、拿红包的传言……所有这些不满一层层累积,直到一次“不够完美”的手术后,终于被触发。

而事实上,面对患者就诊时“你必须要治好我”的无理要求,绝大部分的医生又何其无辜,毕竟,医学只是一门有局限性的科学,并非万能。

行凶者无疑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为何每次制裁都起不到震慑效果,甚至可能造成一定的效仿隐忧?不是法律判得太轻,而是医患之间的沟壑太大,大到激愤之时可以不管不顾,甚至以生命做代价。如此极端的情况当然只是极少数,我们却不能因为极少而忽略。因为每一次挥起的刀棍,都会在本就脆弱不堪的医患关系上,再砍上一道深可及骨的伤痕。

治愈伤痛,需要制度的保障。医保、社保、医药政策等都与之息息相关。所有这些,虽然目前还存在缺陷,但不能否认,它正在慢慢完善中。或许,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点点耐心,再加上一点点努力。医生应当理解患者就医的不易,尽可能和颜悦色一些,沟通细致一些;患者应该懂得,没有医生是不想治愈患者的,请多一些信任,少一些质疑。生命的代价太过沉重,我们谁都承担不起。

医患关系冲突 第4篇

近年来, 由于医患冲突而导致医务人员伤亡的事件并不少见。其实, 医患关系冲突事件并非无可避免。纵观此类事件起因, 单就医患冲突双方个人因素而言, 其责任不仅在于挑起事端的患者及其家属, 医务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因素也不可忽视。为了减少乃至避免此类恶性事件的发生, 很有必要对卫生类职业院校德育实效及其因果关系进行探究。

二、医患关系冲突与卫生类职业院校德育间的关联探析

卫生类职业院校德育实效不理想, 为医患关系冲突埋下隐患。本文重点从德育理论课、德育实践课以及德育体系设计等几方面, 初步探讨卫生类职业院校的德育现状, 从源头上分析当前频繁发生医患关系冲突事件, 医方工作人员职业道德方面的影响因素。

(一) 德育理论课未得到足够重视, 德育理论教育没有起到应有的引领作用

在卫生类职业院校, 德育理论课并非专业课, 鉴于德育理论课与其他专业课的这种课程地位和课程性质的区别, 德育理论课在许多卫生类职业院校根本不能得到足够重视。校方在规划课程时, 很容易把德育理论课仅仅当作一门无足轻重的公共基础课程。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 在课堂上的授课, 如果方式呆板, 不能唤起学生的共鸣, 学生则肯定不会认真听讲, 效果当然很差, 甚至学生一无所获。那么, 学生在这样一种氛围中, 又怎能学习好德育理论课?更无从谈起在思想上意识到解决好医患矛盾的重要性, 并培养自己的职业风险防范意识。

多数卫生类职业院校的学生, 是因为中考或者高考失利, 迫不得已才选择到职业院校读书的。所以很多医学生对专业课都不感兴趣, 对于德育理论课更是心不在焉。同时, 很多家长也认为, 学生在校内学到一技之长即可, 至于德育课程, 家长们并不怎么关心。

医患关系作为德育理论课程的一部分, 在德育理论课未得到重视的背景下, 很多学生便可能失去了解医患关系的学习机会, 进而导致其对医患关系冲突这一基本概念和社会现象无从甚至缺乏正确而全面的认识。只有技能没有职业道德素质的劳动者, 是不合格的劳动者, 甚至还有可能是社会的破坏者。医学生就算掌握了专业上的一技之长, 对于他们日后的职业生涯发展也是孤掌难鸣, 甚至可能因职业道德的缺失而为自己或他人招惹祸患。德育理论教育对医学生没有起到应有的引领作用, 那么他们对医患关系最多只能存在理论上抽象的理解。一旦他们日后走上工作岗位, 便不会有职业风险防范意识, 从而为医患矛盾埋下重大隐患。

由于学生意识淡薄、校方责任感不强, 导致了德育理论课未能得到足够重视。同时, 德育理论课也不能真正落实到课堂中, 致使德育实效不理想, 最终为医患关系冲突埋下重大隐患。因此, 卫生类职业院校教育者与学生共同努力, 把德育课放在重要位置, 同时真正落实到课堂中, 对防范和减少医患关系矛盾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德育实践课流于形式, 没有达到感性强化德育实效

卫生类专业是实践性较强的一类专业, 要求医学生的专业技能娴熟。同样, 德育课也需要医学生去努力实践, 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教育实效。一般情况下, 学校德育的主要途径是德育理论课教学和德育实践课教学。但现实中, 卫生类职业院校的德育理论课不尽如人意的同时, 德育实践课也大多流于形式。例如, 在实践课堂上, 让学生扮演病人和医务工作人员演示案例, 但结果发现, 由于学生思想比较单纯, 根本不会想到自己并不太在意的某一言行, 可能导致危及患者生命。这种德育实践课并不能真正让学生感知社会、感知职业的德育实效。所以, 在实践教学过程中, 指导老师应当让学生到相应实际职业岗位上切实感知职业, 并引导学生应当如何耐心解答病人的疑惑, 应当怎样与病人进行有效沟通等。形如此类的德育实践课才有现实意义, 才能让学生在现实中亲身感受到医患关系冲突的巨大社会隐患, 并从思想上重视并务实地寻求相应的解决方案。由此可见, 医患关系冲突虽然发生在医院, 但是医患关系冲突却可以在职业教育中从根本上进行职业风险防范教育。由此, 德育实践教学中, 应该要求学生在实际职业岗位上仔细观察职业生活, 切身感知职业责任, 并学会换位思考, 体验患者的酸甜苦辣, 从患者的角度考虑, 尽好白衣天使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

(三) 德育过程忽视个性培养, 造成德育零效应或负效应

长期以来, 卫生类职业院校德育理论课教学存在的一个显著弊端:教师在课堂上讲自己认为重要的知识点, 学生在课本上跟着老师疲于勾画知识点, 学期结束时通过卷面考试的形式, 一次性评定学生的德育成绩。这样的德育方式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使德育仅仅成为一种机械的教学任务, 完全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发展需求, 无法培养学生处理问题的定性思维, 导致学生在以后的工作岗位上处理医患关系时, 缺乏灵活处理的思维方式。当然, 每个学生的课本确实都是一样的, 然而教师在课堂上对所有学生都采用同一种方式教学, 对所有的学生都用同一种方式一次性评定德育成绩, 确实不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由于每个学生的价值观念都不一样, 思想道德修养也因家庭状况、成长环境以及人生经历等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别。所以德育课程教学应该区别于其他专业课程教学, 德育教师应当根据学生个人的思想状况和价值追求等矫正、改善和发展学生的“三观”。这种因材施教的德育方式, 能使学生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维方式, 有利于他们在未来的职业岗位上, 用灵活的方式处理遇到的医患冲突事件。

因此, 在实际教学中, 德育教师应当首先了解学生的“三观”状况, 而不是通过试卷来强迫学生选择唯一的价值标准。例如, 在贵阳护理职业学院, 对于德育实践课, 思政部老师经常引导学生通过自主实践写出实践心得体会感悟等小论文或调查报告等, 并经常给学生布置课余社会实践任务, 让学生走出课堂, 用他们生活中的实例去印证我们课堂课本上的德育内容。这样可以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然后, 根据每个学生的调查结果或者论文中反映出的他们思想价值观内容, 有针对性地为典型学生提出矫正或发展建议, 指导他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同时培养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感触能力。通过这种方式, 逐步培养学生灵活的思维和感性的心灵, 让他们对生活处处留心, 为他们日后职业生涯中处理好医患关系奠定良好的人格基础。总之, 德育过程中注重学生个性培养, 使学生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对自己的道德观有个准确的了解和定位, 从而为化解医患关系冲突提供更好的人格和思想基础, 显得格外重要。

(四) 德育体系设计不完整, 没有构建“三全育人”长效机制

“三全育人”, 即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机制, 直接影响德育实效, 进而影响医学生日后工作中医患关系的处理方式和处理思路。其中, 全员育人需要组织和制度上的保障, 然而极少卫生类职业院校能真正落实这一点。因为很多卫生类职业院校没有构建一个全员育人的网络体系:班主任辅导员队伍未得到应有配备和加强、德育理论课师资薄弱、党政管理干部等德育意识欠缺、家庭教育重视不足、社会教育滞后甚至链条断裂等。要做到全程育人, 就要狠抓三个阶段:学生入学时, 校方就要强调德育的重要性, 同时启动入学德育工作;学生入学后, 要因材施教设置德育课程, 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的德育工作;学生毕业时, 要帮助学生提高就业能力, 尤其注重培养学生如何妥善处理医患关系的能力。但是, 很多卫生类职业院校, 未能抓住这三个重要阶段, 从而错过了适时培养学生德育素质的良好时机。对于全方位育人, 校方在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学风建设和诚信教育的同时, 还要加强与各大医院等医疗机构间的合作, 为学生提供良好的社会实践平台。同时从帮助学生解决实际困难入手, 通过资助等形式开展德育工作。办好令人满意的卫生类职业教育, 特别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素质, 尤其注重提高学生妥善处理医患关系的能力。总而言之, “三全育人”机制对于德育体系设计起着谋篇布局的作用, 对学生处理好自己的困惑情绪、处理好与同学及老师间的关系、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等方面都很重要, 也是医学生日后在职业生涯中处理医患关系的坚实基石。

三、结语

综上所述, 卫生类职业院校的学生掌握好德育知识, 切实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素质, 运用好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对解决好医患关系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要想使卫生类职业院校的德育实效显著, 学生必须转变观念, 重视德育课程学习;学校要重视德育教学, 把德育作为培养医务人员的必要教学环节;德育理论课教师对学生要因材施教。这样才能培养出一批批不仅拥有一技之长, 而且具备优秀职业道德的高素质医务工作人员。如此, 医患关系便不再紧张, 更不会发生冲突, 社会和谐便指日可待。这将是全社会的福音, 是广大民众的福祉。

参考文献

[1]黄思瑜.医学高职院校人文教育现状与对策研究[D].苏州大学, 2010-10-01.

医患冲突的表现和特点 第5篇

医患冲突是医患双方在诊疗护理过程中,为了自身利益,对某些医疗行为、方法、态度及后果等存在认识、理解上的分歧,以致侵犯对方合法权益的行为。医患冲突的核心问题是利益冲突,根结在于我国卫生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深入,不彻底,卫生法制不健全。当前我国医患冲突的表现和特点主要是:

第一,疗效和患方的期望值反差大。

患者和其亲属认为“既然自己出了钱,就希望得到应用的服务。”只要疾病得到了治愈或缓解,即使花了较多的钱,多数病人也是能够承受的,且一般不酿成医患冲突。但是,当病人的较大经济耗费未能得到自己期盼的“理想”医疗效果时,患者心态不平衡,这种利益冲突就会爆发出来。

第二,医疗成本居高不下,患者不堪负重。

尽管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如降低一些药品的价格),但医疗成本仍居高不下,除少数富裕阶层外,工人、农民、普通的工薪阶层,日益不堪治病的重负。普通公民对医疗机构追求商业利润的行为,怨声载道。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医疗机构及相关部门(如药行)自然要考虑自身利益,而“利益”的渊源最终还是患者。“白衣天使”的形象和感情淡化了,医患间的敌对情绪严重。

第三,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没有很好地考虑中低收入者承受能力,社会上相当多的医疗机构热中于追求高标准、超豪华,“富人保健”、“富人医疗”趋势严重。

显然,其收入差别大,享受的医疗保健服务方面的实际待遇反差较大。满足不同利益群体之需要,社会上相当多的医疗机构从自身利益出发,热中于追求医疗环境的高标准、超豪华,“富人保健”、“富人医疗”趋势严重。医院在所谓成本核算、自负盈亏的压力下,追求利润也不择手段。医生救死扶伤的仁术变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医疗机构公益性、福利性光环的消失,使人们在心理上难以承受。

第四,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滞后,国家不能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医患冲突更加复杂化。

第五,医患双方维权意识不断增强,患方强调保护自己的隐私权、知情同意权,而医方也需要全面了解病史、正确把握病症。医患间戒备心理严重。

医患关系和谐才能消弭“医闹”

共同面对疾病、本应是同一战壕战友的医生和患者,如今似乎越来越像敌人了。据媒体昨天报道,医院频受暴力冲击,医生屡遭暴力殴打,医患关系之紧张,去年已逐渐上升到暴力层次了。医患关系也因之成为广州“两会”的热门话题。而有政协委员称警察长驻才能保证医院安全,更是把这种关系生动而无奈地揭示到极致了。医患冲突大抵缘起医疗纠纷。当医疗纠纷无法心平气和消弭时,“闹”便成了患方的武器。一个怪胎——帮人大闹医院高额索赔从中提成的“医闹”,竟也因此而生。“闹”之极端则是暴力。正是嗜钱“医闹”推波助澜,放大了医疗纠纷,恶化了解决环境。

但问题是,医患纠纷何以如此频发?沟通不畅、信任缺失,恐怕是关键。诚然,一些纠纷,祸起医生因医德低下或医术不精而治疗不当引致患者健康受损,但也有相当多的纠纷,在于双方缺乏有效沟通而致信息误读。医学具有专业性,患者与医生信息不对称,患者弱势,如双方不能就病情病理有效沟通,连处方都是天书,患者势必无法“理解”病情,一旦有“事”,必归责于医生。而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现状引发的怨气,与彼时彼地一些医生医德沦丧不择手段盘剥病人招致的忿懑,大概也在潜意识里化作了道德标签——对医生的疑虑。

纠纷一升级,当事患者不惜采取极端手段以达目的,静坐算是文明的了,砸医院、打医生,也成家常便饭。更有甚者,求助“医闹”,壮大声势。对这些非法行径,自然当坚决制止,决不姑息。但是,患者之“闹”其实也渗透着太多无奈,走司法途径是正路,可其路漫漫,费时费力费钱,成本高昂,且是以一己之力抗衡一个医疗机构。更何况,目前我国对医疗事故的鉴定,往往是由医疗系统内其他医疗机构完成,难脱“官官相护”之嫌,司法之路实在艰险难卜。不管承认与否,求助“医闹”,在患者看来,是在医疗诉讼外寻求的另类“救助”。

事实上,一些医院的确存在息事宁人,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闹”屡战屡胜,结果类似事件越闹越凶,陷入恶性循环。患者的弱者特征与法律的缺失,使施暴者往往得不到及时惩处,暴力于是成风。暴力,危及医院、损及医生,最终也会损害广大患者利益,可以说,对谁都没好处。

警察常驻医院,也许能减少乃至消除暴力事件于一时;医疗立法,能厘清责任,使惩处暴力有法可依。但这些只能治标,只要引致医患关系紧张暴力事件升级的土壤还在,医院恐无宁日。而改善医疗服务,营造和谐的医患关系才是治本之途。

对此,政府与医生、患者三方谁都责无旁贷。政府要大刀阔斧改革不合理的医疗机制,解决看病难看病贵,让医生无需为钱挖空心思。建立公平合理的医疗事故鉴定平台、便捷的维权通道和对违规医院和医生的惩处机制。医院要让患者明明白白看病,清清楚楚消费,医生要充分尊重患者知情权,“病人之病,忧人之忧”,热情服务,加强沟通。患者也应多理解与体谅医生的不容易,增强法律意识,多咨询,多交流。

医患关系和谐了,信任重建了,还会有那么多“医疗暴力”吗?但愿,这一天不会太远。

造成医患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医患之间缺乏信任和理解

当前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增加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医疗资源不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患者有意见;有医疗质量不高、服务态度不好,群众不满意;也有更复杂的社会因素。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医患之间缺乏信任、缺乏理解,不能换位思考。部分医务人员不能设身处地的替患者着想,而是较多地考虑医疗机构和自身的利益。而患者对医务人员也缺乏理解,不了解医学的复杂性。这不仅仅是一个沟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感情问题,是我们是否坚持医疗服务的宗旨问题。

从医务人员一方来讲,我们创办医疗机构的目的是什么?医务人员的职责是什么?我们是否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如果手术前,医生与患者沟通时只是说:“这个手术有危险,出了问题你自己要承担风险,要不就别动手术。”这样的沟通肯定起不到良好的效果。还有的医务人员不信任群众,为防止可能发生的纠纷,让患者做了许多不必要的检查,以寻找没有责任的“证据”。这样的医患关系能和谐吗?

医患之间的沟通应该是心灵的沟通和感情的沟通。如果医务人员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把病人担心的事情讲清楚、说明白,帮助患者选择既保证医疗质量,又能够减少费用支出的治疗方法,人心换人心,患者必然会理解医务人员的难处。患者容易产生不满意的地方,一是服务质量,二是医疗费用。如果患者花费许多钱,获得的是低质量的医疗服务,不仅病没治好,反而加重病情,这是群众最不满意的。

因此,我们首先要眼睛向内,正视并克服自身的不足,不能抱怨患者不理解,怨天尤人解决不了问题。要善于分析自身的问题,我们的服务环境怎么样,服务理念怎么样,服务态度如何,服务效果好不好。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来说,就是要以病人为中心,不断深化改革,转变服务理念,提高医疗质量,千方百计减轻群众负担,多与病人进行一些感情沟通,多给病人一些人文关爱,多替患者着想,并尽其所能减轻患者痛苦。这样,就能形成和谐的医患关系,这样才能缓解医患矛盾。

我国现阶段医患关系紧张的五个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但由于医疗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导致医疗服务模式与医疗需求之间严重不协调,医疗纠纷急剧增加。不少医患纠纷演变成恶性事件,导致医生被打伤、致残甚至被杀害。

造成我国现阶段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

首先是我国的医改虽已取得重要进展,医疗保险体系已初步建立,但当前医疗保障水平仍较低,病人看病自费比例较高,遇大病、复杂疾病时往往难以承受巨大的医疗开支,有的甚至卖房交医疗费。这种情况下如果病人死亡了,人财两空,对家属的打击是巨大的,极易产生医疗纠纷,家属对死亡不理解或想从医院获得一定赔偿,是造成医患纠纷最重要的原因。

其次是医患之间认知差距。当代临床医学取得很大进展,但仍有很大局限性,医生不是神仙,不能包治百病。而公众对医疗技术期望值过高,认为死了人就是医疗事故。医务人员与患者及家属沟通不够,未能让家属充分了解医学的局限性及疾病发展的不可预测性。当病人发生了未预料到的死亡时,更是不能理解,从而发生纠纷。

还有就是“医闹”兴风作浪,使纠纷愈演愈烈。发生纠纷后医院为息事宁人,常赔钱了事,闹得越厉害,赔得越多。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并因此催生了一个新的行业――“医闹”。“医闹”打着病人家属、亲戚、朋友、同事的幌子专门组织、策划并怂恿家属采用各种恶劣手段闹事,以达到从医院获得经济赔偿的目的,“医闹”则抽取提成或拿到“报酬”。这些人以聚众闹事的手段,使本来紧张的医患关系雪上加霜。他们组织人披麻戴孝,在医院设灵堂、摆花圈、挂挽联、奏哀乐、大喊大叫,妨碍医院正常秩序。更有甚者强迫医务人员戴孝下跪。医院领导为了平息事态,常常与“家属”谈判、赔偿。若闹事者仍不能得逞或不满意,则开始殴打甚至伤害医务人员。

另外,执法人员执法不力。严重医患纠纷发生时,医院方都会打110报警,但执法人员到现场后往往只是劝解,并不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直至发展成恶性事件、医务人员被严重打伤才采取行动。执法人员常认为,病人及家属是“弱势群体”、“闹事终有原因”,要人性执法,以致事态扩大。如果执法人员早些采取措施,完全可避免发展成恶性事件。

还有医院及医务人员方面的责任。一些医患纠纷的发生的确与医疗缺欠甚至差错、事故有关,但占比例不多。一些医务人员缺乏人文修养,缺乏与家属沟通的技巧,未能使家属了解医学的局限性及疾病发生难以预料的突然变化的可能性;或者服务态度不好,家属不满意,也是引发纠纷的原因之一。

近几年医患纠纷的发生有增无减,医患纠纷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干扰了医院正常秩序,损害了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使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人格尊严受到侮辱,严重影响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一些单位和医生为规避风险而采用“防御性医疗”行为,将影响我国临床医学的发展,也影响公立医院改革的正常进行。

妥善处理医患纠纷,保护医务人员和病人双方的合法权益,为医院和医生营造适宜的执业环境,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建议:

对医疗纠纷可通过司法诉讼解决,也可借鉴国外经验,成立法律设定的医疗调解和医疗仲裁等机构通过非诉讼途径(替代性医疗事故解决机制)解决。

完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建立强制性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以商业保险模式,规定医疗执业责任保险由医疗机构固定保费和医生个人风险储金两部分组成,将保险赔偿责任与医师挂钩。对医疗损害的赔偿由保险公司受理,不再与医院及医务人员发生直接关系,由独立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仲裁机构决定赔偿。

公安部门对“医闹”和以暴力干扰医院正常秩序的行为予以界定,制订相关法规或条例,对“医闹”行为予以坚决取缔和打击,以维护医院正常秩序、维护病人和医务人员合法权益,保护医务人员人身安全。加强对医院安全的警戒,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加快医改的进程,进一步加大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及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平,完善城乡救助制度,从而减少大病及贫困人口就医时自费的比例。

加强医患双方沟通与理解,改善医患关系。医生尤其年轻医生应普遍学习人文、伦理知识及沟通技巧,用仁爱之心对待一切病人,技术上做到精益求精;并学习《执业医师法》及《侵权责任法》相关条例,做到懂法、守法,用法律保护自己。

对患者家属及公众加强医学知识的普及,使患者及家属了解自己所患的疾病,使公众了解当前医学发展状况及临床医学的局限性,促进医患的相互理解。

改善医患关系的对策

增加卫生经费投入,优化资源配置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改善医患关系,就必须有物质基础保障,这就要求应进一步完善财政补偿机制,保证定项补助经费的到位,以支持医疗机构持续健康的发展;要解决病房病床少、医疗设备落后、福利待遇低等矛盾,努力提高医务人员的社会地位;同时,卫生行政部门也要加强宏观调控。按照《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积极实施区域规划,调整存量,控制增量,坚持以需求方为导向的资源配置原则,构建合理的三级医疗服务体系,使医疗服务市场供求关系平衡。

深化内部改革,加强内涵建设 医院要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念,走优质、高效、低耗的经营管理之路。以医为本,建立新的补偿机制,寻求经济增长点。要变经验管理为科学管理发展到现代管理,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对干部人事制度、全程医疗责任制、服务价格体系等进行彻底改革,严把质量关,向管理要效益,以质量求生存、凭优质赢信任。认真总结、落实和完善体现责、权、利相结合的综合目标责任制;抓好质量管理,实施标准化质量控制,不断提高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做到优质服务,为改善医患关系创造有利条件。

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创建医院文化 在深化卫生改革、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新形势下,要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处理好功利选择与道德选择、经济效益与责任指标、短期行为与长远利益的矛盾,以及由此带来的医疗服务商品化倾向和医患关系淡化问题。一方面要在医院建立自我发展与自我约束的双重机制,自我发展机制是以改善医患关系、优质服务为宗旨,增强自我补偿、激励的动力;自我约束机制包括精神自律、规章调控、法纪监督、社会监督等,旨在落实医德规范,改善医患关系,推动医德医风建设。另一方面要创建优秀文化,优秀的医院文化必然会形成良好的医患关系;而良好的医患关系又可以极大地提高医疗工作效率和质量。文化建设虽是非技术方面,但是搞好医患关系最基本、最重要的方面,它是求医过程中医患之间包含伦理道德、社会心理等方面的涵养。它直接反映在服务态度、职业道德、医疗质量、对医生的信赖度等。大多数患者及家属对医院、医务人员是否满意主要看医护人员是否有耐心、是否认真、是否有深切的同情心,是否为患者的诊治尽了责任。做到了这些,有时患者虽未达到预期治疗效果,甚至患者已死去,家属仍会真诚地感谢医务人员的良好服务,对医院仍满意,否则,就会出现医疗纠纷。优秀的医院文化,对于医疗效果和医患关系有着意想不到的影响。它给患者以信心、希望、信任、寄托;它有积极的暗示治疗作用;它可以消除患者的恐惧心理;它可以提高患者战胜疾病的主观能动性;它能导向患者对诊治的完善配合;它可以使医患获得终生难以忘怀的友情。加强医院文化建设,搞好医患关系是提高医院服务质量的关键。

完善卫生法规,创建良好社会环境 在医疗活动中,医生行医和患者就医都受到法规的保护和制约,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调节、协调医患关系一方面运用教育、疏导的方式,这是主要的也是经常性的工作。另一方面把医患关系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运用法律手段调节医患关系,解决其冲突性问题是十分必要的。随着高新技术和生命科学的发展,给医患关系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迫切需要加强卫生执法工作,尽快落实医院法、护法、医事法、医用高新技术实施法等,明确医患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规范医患双方的行为,使医患双方都能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维护良好的医疗秩序。此外,对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促进和谐的、良好的医患关系都具有现实意义。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医患冲突新阐释 第6篇

“新制度经济学”命名者、“科斯定理”的推广者———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认为: “任何一种关系,不论是经济关系还是其他关系,只要它表现为、或者可以表述为签约( 合同) 的问题,就都能根据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概念作出评价。”[1]在我国,医疗服务具备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它的提供方是政府,接受方是作为公民的患者。患者到医院接受一次完整的医疗服务可以看成是与政府完成了一次交易,他们之间具备一种隐形的契约( 合同) ,这个契约的内容是: 政府提供医疗服务,患者提供政治选票。因此,医疗服务行为可以用交易成本的概念来作出评价,政府与患者为完成这样一次交易所投入的成本为交易成本。

2 医患冲突的发生机制———一种新阐释

按照威廉姆森的说法,交易成本是一种使交易向着相反方向发展的力量,在这里可以把医疗服务中的交易成本看成是阻碍医疗服务发生的摩擦力,当这个摩擦力足够大的时候,就会阻止医疗服务的发生。因此,交易成本越大,医患顺利完成交易的几率越小,当交易成本足够大的时候,就会产生交易失败,总体来说即医疗服务和政治选票之间没有达成交换。但同时因为医疗服务是准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垄断性的特点,即其提供和实现具有刚性地位,“舍此服务并无其他”,因此医疗服务交易并不像其他交易一样,在交易失败的时候可以选择替代的交易方。总体来说,医疗服务属于人的基本需求,具有需求刚性,但交易成本阻止这种需求的实现,于是核心矛盾便是刚性需求与交易成本之间的矛盾。而一般意义上的冲突指的是矛盾的动态、激烈、显化阶段[2],当刚性需求与交易成本之间的矛盾上升到一定程度,就会以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

科塞对于冲突的定义为: 冲突是价值观、信仰、以及稀少的地位、权利和资源分配上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一方的目的是企图中和、伤害或消灭另一方。达伦多夫则认为现代的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对抗[3]。本文认为医疗服务作为刚性需求,为应得权利,交易成本与供给为负相关关系,用数学公式表示: 供给 =-( 交易成本) ,刚性需求与交易成本之间的对抗即是应得权利和供给之间的对抗。那么医患冲突可定义为: 刚性医疗服务需求与交易成本之间的对抗。因为医患之间发生直接接触,所以这种冲突常常以医患之间的对抗表现出来,如暴力伤医、医患纠纷、群体性事件等,对抗的目的是使需求和交易成本向着降低、妥协、中和的方向发展。假设医疗服务需要不可调试,那么作为交易成本构成的要素则成为冲突发生的原因,治理医患冲突关键在于降低交易成本。

3 交易成本的主要构成

威廉姆森认为,交易成本包括事前和事后交易成本。事前交易成本是指草拟合同、就合同内容进行谈判以及确保合同得以履行所付出的成本; 事后交易成本则主要分为不适应成本———交易行为偏离合作方向; 讨价还价成本———在交易过程中双方进行不断调试、纠正的成本; 建立及运转成本———为了解决合同纠纷保证其正常运转而付出的成本; 保证成本———为了保证各种承诺兑现所付出的成本[4]。迈克尔·迪屈奇将交易成本定义为三个因素: 调查和信息成本、谈判和决策成本以及制定和实施政策的成本[5]。以张五常的观点来看,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起草和履行合同的成本、界定和实施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成本和改变制度安排的成本[6]。

在医疗服务的交易模型中,生产( 服务) 成本是政府付给医生的工资等直接跟医疗服务相关的费用,而交易成本本文认为主要包括: 形成交易合同的成本———公共政策的形成成本,主要包括需求调查成本、摆脱财政约束成本、进入决策者议程成本; 委托代理成本———医疗机构机会主义带来的成本; 不确定性成本———有限理性导致对医疗技术、医疗结果容易产生不同认识和看法,为处理这种不确定性所付出的成本; 资产专用性成本。

4 医疗服务中的交易成本

4. 1形成交易合同的成本———公共政策的形成成本。政府作为医疗服务的供给者,为了与患者达致顺利的交易,首要的任务是调查患者市场,准确地找到需求信息,并通过摆脱财政支出约束、进入决策者议程等环节形成公共政策,在此过程中付出的成本构成交易成本的一个重要方面。

4. 1. 1首先是调查需求的成本。花费此类成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医疗服务总体需求是何状况、未来有何演变趋势? 在不同人群、不同地域、不同诊疗内容上需求有何差异? 同时,患者的需求是个人医疗意识、支付能力、社会保障的函数,它始终是一个变化着的非常数,找到患者个人需求这个因变量与意识、能力、社会保障等自变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如果以单纯的供给关系来看,目前的医疗资源配置( 供给) 是不适应需求现状的。王耀刚等学者认为我国医疗资源配置呈“倒三角”模式,反映了我国医疗资源配置与社会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要不相适应,不但加剧了医疗服务可及性的不公平,还导致了医疗资源配置的无效率[7]。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需求的把握并未有效。精准地调查出患者的需求,是形成一个成功的公共政策的第一步。

4. 1. 2摆脱财政约束成本。在有限的财政支持下,对所有需要提供的供给进行排序,寻找到最需要、最迫切、最有效、最公平的供给,成为政府需要花相当成本解决的问题。据《2012年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占2012年GDP的5. 57% ,2011年这一比例为5. 15% ,而同期( 2011年)巴西为8. 8% 、南非为9. 2% 、美国为17. 9% 。研究认为“我国医疗卫生系统服务能力提高的程度和速度跟不上群众就医需求的释放程度”[8],而数据也显示,2004年-2013年,全国医疗机构年增长率为1. 5% ,医务人员的年增长为4. 9% ,床位数增速为7. 34% 。但同期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由39. 91亿人次增至73. 14亿人次,将近翻倍,年均增速 为6. 96% 。住院人数由6657万人增至1. 91亿人,几乎翻了2倍,年均增速 为12. 42%[9],“政府卫生投入不足”[10]问题已经被政府意识到,但受制于财政支出约束———如基础设施建设、国防支出、教育支出等其他方面的分割,以及整个财政收入状况,卫生医疗支出并不能满足所有需求,需要对需求进行选择性满足,而这种选择,就是摆脱财政约束的成本。

4. 1. 3方案进入决策者议程的成本。一定程度上作为“全能政府”,政府基本职能有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政府需要决策的公共政策十分繁多,医疗服务的供给作为一个公共问题进入决策视野,需要耗费时间、精力、动力等成本。一般而言,政府在决策中以事情的紧迫性、重要性、常规性、长远性等来判断一项公共问题的价值和进入议案的先后顺序,同时政府决策也受到利益集团的游说,比如诸多公共工程( 城市改造、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因有利益集团( 相关建筑企业) 的游说,从而能尽快进入决策议程。而医疗服务的受益者多但十分分散,对决策施加的影响十分有限。

形成交易合同的成本过大,主要表现为公共政策的迟滞和弹性缺失。在医疗服务中主要体现为医疗供给总体不足、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医疗政策缺乏弹性等现象,无法满足新的医疗需求。

4. 2不确定性带来的交易成本。不确定性在医疗服务中有以下两种涵义: 一是医疗技术的进步空间和医疗知识的未知性带来的不确定性。众所周知,人的身体体系和机能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结构,即使医学、生物学等学科发展到现在,对人本身的探索和掌握还处于十分初级的阶段,其了解程度尚为冰山之一角,隐藏在海平面下的巨大的部分尚待人类继续去探索和发现。针对人类的各种疾病,医学并不能都解释并提出解决方案,韩启德院士认为“医疗对人的健康只起8% 的作用”[11],这种未知性需要人类特别是医患共同去探索。二是对医疗技术和医疗结果产生的差异化认识,主要表现为医疗纠纷。“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医疗纠纷数量持续快速增长”[12],2013年全国医疗机构发生医疗纠纷为7万件左右[13],如果以医疗技术和医疗结果作为因变量,那么影响它的自变量包括医学技术水平、诊疗仪器的先进程度、医疗技术的掌握者———医生的技术发挥和运用、患者的体质及配合程度等,因果关系十分复杂,要找到主要起作用的因子相当困难,因此,在对医疗技术和医疗结果的认同上,达成一致需要的成本巨大。

不确定性成本主要体现为对合同内容的认识受双方有限理性的限制而带来的成本,有限理性一方面指医患双方共同存在的对医学技术认识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指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医患双方认识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极易导致纠纷,而处理纠纷所需的成本也非常巨大。

4. 3资产专用性成本。政府为提供医疗服务要进行专用性投资,主要是医疗资源的配置———包括医院的分布和医生的培训和配备,政府为此而付出的成本为资产专用性成本,它具备两个特点: 一是这种专用性投资起效慢。以医生的配备为例,一个合格医生的成长需要较长的培训时间和培训成本,一般要经历学位学习( 本科5年、硕士3年甚至博士阶段的学习) 、规范化培训等阶段,因为医学技术的难度,各国在医生的培养上花费的成本都较大,美国因此将医生的培养纳入精英教育中。而《中国医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也指出: 高等医学教育要逐步扩大长学制教育。2012年每千人口执业医师为1. 94人[14],2013年这以比例为2. 06人[15],医师比例低且增长缓慢,说明医师的培养成本大、耗时长、见效慢。二是政策调整的成本高。医疗服务作为公共政策,应根据外界环境的变化而进行适当调整,但因为调整成本过大,影响了政策本身的弹性。如在病床的配置上显示,2013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病床使用率为57% ,与此同时三级医院为102. 9%15,按照供需原理,一个有弹性的政策会灵敏地对此供需矛盾作出反应,但实际上因对医疗机构的实物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等已经发生的情况下,要对现实的需求状况作出灵敏的反应显得成本巨大。

4. 4委托代理成本。政府与公民( 患者)形成医疗服务与政治选票之间的交易合同,但合同的实施是政府委托医生来实现。在代理的过程中,由于医生的信息优势,他们具备以此优势来为自己谋利的可能性,而患者一方,则承受因谋利而造成的剩余损失,是为代理成本。医疗服务中的委托代理成本主要体现在医生的道德风险上。

在目前的体制下,医生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药费提成、医院效益分红、技术服务( 诊疗) 费用等方面。因为激励相容,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医生有更大的冲动和动力开“大处方”、“大检查”,从而形成患者的过度医疗或重复医疗,是为“以药养医”。即使有些检查和处方是必备的,但由于边界不好把握,患者往往形成惯性思维和偏见,认为医生有采用过度医疗的趋势。道德风险还体现在医生对政府委托目标的选择性实现。政府委托目标为获得患者的最大程度康复和满意,但由于医疗本身具备的不确定性,以及委托方政府的可监督性,委托目标分解到具体的医院和医生,往往异化为一系列数据化的医疗服务指标,如诊疗总人数、病床的使用率、医生的工作负荷等。但患者的需求并非如此简单,按照霍耐特理论,委托目标体现在患者身上,既包括利益需求( 充足的诊疗手段) 、也包括承认需求,即爱( 情感关怀) 、法权 ( 法律承认) 、团结( 社会尊重) 这三种主体间承认形式[16],委托目标体现在医生身上,主要体现为诊疗态度、关爱度、信息共享度等。霍耐特认为强暴、剥夺权利、侮辱是个体认同所遭遇的三种蔑视形式,蔑视形式发生时便会摧毁承认形式,使社会面临冲突。医疗实践中常常忽略患者的承认需求,如医患交流时间十分有限、对患者的安慰关怀不足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对患者形成了蔑视。

5 结语

交易成本分析告诉我们哪些因素形成了交易成本并决定交易成本的大小。从医患冲突的产生原因来说,构成交易成本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有可能导致医患冲突,交易成本分析将那些导致医患冲突的因素从医生和患者本身扩展到公共政策的制定、委托代理的实施过程、防范和最大程度减少不确定性等方面,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医患冲突的本质和治理途径。治理和减少医患冲突的关键在于减少交易成本,以政府的视角,主要是降低形成交易合同的成本、不确定性导致的成本、资产专用性成本和委托代理成本。以患者的视角,主要体现在降低对医疗服务的信息搜寻成本、交通成本、排队等候的时间和精力成本等方面。

治理的途径在于以准确把握患者需求为核心,通过适度扩大医疗服务中的财政预算规模和培植患方的利益代言人以增加对公共政策决议过程的影响力,从而形成科学合理的医疗服务供给,加大对生命科学、医学研究的基础性投入,加大对患方医学知识的普及,改革医生收入模式,降低道德风险,改革医院提供医疗服务的模式,让患者既有利益满足,又有承认满足,同时提高医疗资源的可及性。

摘要:文章以交易成本理论的视角分析出医患冲突的本质是刚性医疗服务需求与交易成本之间的对抗,形成交易合同的成本、委托代理成本、不确定性成本、资产专用性成本构成交易成本的主要方面,治理医患冲突的关键在于降低交易成本。

浅谈我国现阶段的医患利益冲突 第7篇

关键词:医患关系,医疗纠纷,医患冲突,经济利益,医疗保健

医患关系是指“医”与“患”之间的关系。医患冲突是医患双方在诊疗护理过程中为了自身利益对某些医疗行为、方法、态度及后果等存在认识、理解上的分歧, 以致侵犯对方合法权益的行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我国医患关系紧张现象明显突出, 医务人员常常感到困惑和出现埋怨情绪,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医患纠纷案件迅速增多呢, 又如何有效避免医疗纠纷呢?

一、我国医患关系的演变

医患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 医生把治病救人、悬壶济世看作是自己的天职, 把“还他人以健康、救人以生命”看作是自己终生所崇尚的事业。在行医过程中, 大多数医生并没有真正把医疗行为当作一种谋取更大利益的手段, 很少计较病人的酬谢。病人把医生看作是自己健康和生命的保护神, 求医治病对医生有生命相托之感, 在心理上对医生是无比的敬仰和信任。那时的医患双方是比较稳定的朋友关系, 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十分诚信的关系, 各自都以对方的利益为自己最大的追求。虽然医生通过自己的医疗行为和劳动也从中收取了部分劳务报酬或者医药成本, 但这种报酬仅是以维持医生的生活为基点, 这种关系基本上不存在利益的冲突, 病人从不怀疑医生高尚的情操和良好的医德。这种良好的医患关系, 世代流传, 医生把这种良好的关系作为约束自己医疗行为的准则, 病人把医生这种高尚的行为看作是良好医德和精湛医术的表现。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现代医患关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从以往的个体的江湖郎中式的行医方式, 变成了集体的有规模的行医方式。医疗保健服务迅速的发展, 医疗事业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庞大的产业, 分工越来越细, 人员越来越多;现代科技的发展, 医疗设备迅速的不断更新和增加, 这些使医疗机构越来越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来支撑, 迫使医疗机构更加重视经济收入;医疗市场竞争的激烈, 医院之间为了争优势和发展需要, 不断地改善硬件环境, 这也需要强大的经济作基础。随着整个社会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 医务人员也越来越重视自身的经济收入, 从而导致医疗卫生事业成为获取利益的一种职业, 医疗行为成了获取利益的手段。历史上良好的医患关系随着经济利益的突出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二、我国医患关系紧张的现状

经济发展使医患关系必然遇到一些新问题, 这些问题的本质是一种医患之间的利益冲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我国医患关系紧张现象逐渐突出, 扰乱医疗秩序的“医闹”事件和由医疗纠纷引发的恶性群体性事件仍呈上升趋势。大多数“医闹”都是围绕赔偿问题展开, 病人家属提出高额赔偿要求, 医院和患者家属在赔偿额上存在分歧、协商不成, 患者家属抱着“大闹大赔、小闹小赔”的心理, 聚众占据诊室、阻碍依法行医, 打横幅、摆花圈、烧纸钱, 封堵大门通道, 甚至威胁、殴打医务工作者。

医患纠纷现象并不是一个偶然、孤立的现象, 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特征, 是社会和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 也不可能希望医患纠纷通过一般性的教育和有关措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可以肯定, 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 医患纠纷现象会持续的存在和发展下去。

三、我国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及经济的发展, 市场经济必然地要影响到医疗行业, 设备和制药企业的迅速发展, 借助医院这个终端市场来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 医疗费用猛涨, 医患关系紧张加剧, 其主要原因如下:

1.疗效和患方的期望值反差较大

我国现阶段广大人民对医疗服务的要求是“特权化”而非“大众化服务”, 对大医院、学术权威、医疗专家盲目崇拜, 大病、小病到大医院治疗, 有病、没病找专家检查, 千方百计的要求高质量的服务, 使基层医院病员匮乏, 而大医院人满为患、不堪负重。患者和家属认为“既然自己出了钱, 就希望得到应用的服务”。只要疾病得到了治愈或缓解, 即使花了较多的钱, 多数病人也能够承受, 一般不酿成医患冲突。但是, 当病人的较大经济耗费未能得到自己期盼的“理想”疗效时, 就会出现心态不平衡。病人方面缺乏医学专业知识, 对疾病本身可能产生的后遗症、手术后并发症等不理解, 认为医护人员失职, 不配合医务人员诊治, 要求医疗单位担责, 因而导致医疗纠纷。

2.医疗成本居高不下, 患者不堪负重

近年来, 尽管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医疗成本仍居高不下, 除少数富裕阶层外, 工人、农民、普通的工薪阶层日益不堪治病的重负。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的多元化, 医疗机构及相关部门自然要考虑自身利益, 而“利益”的渊源最终还是患者。普通公民对医疗机构追求商业利润的行为怨声载道, “白衣天使”的形象日渐淡化, 医患之间的敌对情绪严重。

3.医疗体制改革没有很好地考虑中低收入者承受能力

目前, 我国相当多的医疗机构从自身利益出发, 为满足不同利益群体之需要, 热衷于盲目追求医疗环境高标准、超豪华, “富人保健”、“富人医疗”的趋势日趋严重。医院在所谓成本核算、自负盈亏的压力下, 传统公益性、福利性医疗服务的光环消失, 使人们在心理上难以承受。现阶段我国现有的医疗卫生资源短缺, 在短期内完全依靠政府投入存在困难, 短时间内看病难看病贵的尖锐矛盾仍然难以有效化解。

4.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滞后, 医患冲突更加复杂化

我国的医疗保健服务一直是改革的重要方面, 而改革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医院如何利用市场机制扩充医院的补给和降低国家对医疗行业的投入。国家医疗卫生管理部门一方面要医院提高收入, 促进自身发展, 提高医疗质量, 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又要降低政府补贴, 逐步脱离传统的政府供给体制。在这种背景下, 医院不得不把完善医疗设施、美化就医环境、提高整体医疗服务水平的经费来自医院的经济创收, 客观上加重了患者的医疗负担。我国政府的卫生管理部门既然把医院作为一个产业, 医院就需要经济的支持, 医务人员也需要以经济作为基础来满足自身的消费和生活。医疗行业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的行业, 在社会大众广泛要求医疗机构提高医疗质量、提高医疗服务的水平的同时, 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也应该有权利要求提高经济效益及自身消费和生活水平。

5.医患双方维权意识不断增强, 双方缺乏本质的信任

受我国经济发展及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目前我国医患双方在交流沟通方面存在问题, 医方知情告知不到, 病人抱怨医方辅助检查项目不全, 不必要的检查过多。患方强调保护自己的隐私权、知情同意权, 而医方也需要全面了解病史、正确把握病症, 医患间戒备心理严重。患者为谋取优质服务而送红包, 在治疗达不到预期治疗效果时心生不满, 没送红包的患者则抱怨因没送红包黑心医生没有给予尽心施治, 使医患关系陷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四、如何有效缓解我国当前紧张的医患关系

医患问利益冲突已经是目前医疗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现实,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医患纠纷问题, 首先应该调整和平衡医患之间的利益冲突。医患纠纷虽然发生在医患双方, 但是从预防的角度讲, 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应该是占有主导作用的。过多的不恰当的使用高新的设备、扩大收费的范围、提高收费的标准, 直接损害了病人利益的现象。医院如果能够严守医务人员传统美德, 自觉地抗御市场经济的诱惑, 严格按照有关的规定, 保护患者最大利益, 从而预防纠纷事件的发生。医务人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一如既往地把病人的利益放在首位。即使是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 也应该强调合理地收取费用, 合理地获得劳动报酬和技术报酬, 不能把医疗行业与其他商业活动混为一谈, 只顾经济效益, 不顾病人的利益。

在医疗质量和服务态度、服务观念上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医疗费用的上涨必须以提高服务质量为前提, 科学的发展应该是医疗质量高, 医疗时间短, 病人恢复快, 而决不能因为科学的发展, 设备的先进, 药品格的高昂而治病的水平、住院及康复的时间却没有什么变化。这必然会增加医患间利益的冲突和对医务人员的不信任, 对先进科学技术的怀疑, 最终导致对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的不满。医疗费用的提升, 也必须以大多数人经济承受能力为基础, 在目前条件下, 虽然生活水平和经济水平较以往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 就整个社会而言, 高收入者仍然是少数, 如果不考虑这样的现实, 盲目提高医疗费用, 必然会招致医患问利益冲突的加剧, 医患纠纷的频发。

总之, 现阶段我国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医疗保健制度尚不够完善的阶段性产物, 是社会大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在医患关系中的具体体现, 也是我国广大人民维权意识明显增强但法律意识还没上升到应有高度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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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兰秋, 王晓燕, 梁立智等.医患关系紧张的法律成因与对策[J].中国医学伦理学, 2008, 21 (6) :50-51.

[5]王淑燕, 张瑞霞.谈当前我国医患关系恶化的成因及对策[J].新疆医学, 2007, (37) :178-179.

医患关系冲突 第8篇

关键词:医患关系,医疗改革

随着人们对医疗服务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和医疗卫生改革的不断深化, 医患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出现了医患关系紧张、医患冲突不断等现象。如何正确认识和应对医患冲突, 改善医患关系是当今医院管理工作者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

1 医患冲突产生的原因

所谓医患冲突, 是指医患双方处于不协调状态。医患处于敌对关系, 是医患双方原因共同构成的。如果矛盾处理得当, 则冲突可以得到削减或消除;如果处理不好则可不断升级, 甚至引发纠纷[1,2]。归纳临床常见的医患冲突发生的原因如下。

1.1 医护人员方面

1.1.1 服务观念相对滞后

医护人员对服务对象要求越来越高的就医观念, 要求个性化服务的需求, 追求医疗消费决策控制权和知情权的行为不能很快适应, 是引起冲突的主要原因, 表现为服务态度生硬、解释不耐心、表情冷漠、不尊重患者, 甚至与患者发生冲突等。

1.1.2 医疗质量不能保证

如有的医生工作敷衍塞责, 凭经验, 不作必要检查, 出现误诊;医疗文书书写不规范, 主要是书写带有随意性、习惯性, 记录不全, 交代病情不准确或未履行告知义务, 该请患者签字的未签等;有的护士工作马虎, 不遵守操作规程, 不严格查对, 操作动作粗暴, 导致护理缺陷, 由此引发患者不满, 进而发生冲突[3,4]。

1.1.3 技术水平不过硬

在手术或其他操作过程中给患者带来意外的伤害和痛苦, 对疾病在一定时间内诊断不准、用药不当、未发现病情的新变化、没有做出准确的预测。在这些情况发生但得不到患者谅解情况下, 易引发医患冲突。

1.1.4 收费不透明, 解释不耐心

如有些收费项目内容不详细, 不能使患者信服, 当患者要求查账时, 医护人员不耐心解释, 患者不满而引发冲突。

1.1.5 保护性医疗原则差

有的医生、护士在患者或家属在场时, 说话不注意, 一些医疗保护性语言、语气脱口而出, 患者由此而揣摩医护人员的心态, 判断对方是否有什么不对, 进而怀疑医疗方面存在问题, 只要患者病情稍有变化, 就会责备院方而引发冲突。

1.2 患者方面

1.2.1 不尊重医务人员的劳动, 对护士要求过高

如静脉穿刺不能一次成功, 便发泄不满情绪, 出口便骂, 动手就打。对疗效期望过高, 当用药2~3 d后, 病情无明显好转, 患方就会责备医生, 甚至恶语中伤。

1.2.2 经济因素

患者的经济状况和家庭背景影响患者的情绪, 如对一些收费项目不满或欠费治疗要求得不到满足, 便发泄怨气, 与医护人员发生争执。

1.2.3 病情恶化

有些家属认为, 患者送进医院, 就进了保险箱, 医护人员就应妙手回春, 一旦患者病情恶化或不治身亡, 便失去理智, 横加指责, 甚至大打出手, 不理解目前医学发展的局限性和医学领域的高风险性。

2 改善的对策

医患之间既相互依存又存在矛盾。患者希望以最小的花费, 得到最好的医治, 但在现实中, 由于医护人员自身素质和现有医疗水平及社会经济状况, 很难达到患者的要求, 冲突难免发生。笔者认为, 只有正确对待医患冲突, 不断完善自我, 主动改善医患关系, 才能减少冲突发生。

2.1 改善医院环境

笔者所在医院先后对住院病房、手术室、产房、供应商、新生儿病房进行彻底改造, 为满足不同消费层次的需求, 设不同收费标准的病房, 普通病房配备洗手间、空调等, 温馨病房配备了彩电、沙发、席梦思等, 病房设置尽量达到家庭化、温馨化, 让患者住院宾至如归。

2.2 开展特色服务

在产科开展无缝护理, 孕妇进入围保门诊便建档、建卡, 上门服务, 电话主动问询;开设父母学校, 定期组织孕妇进行孕期保健知识、母乳喂养知识、育儿知识等知识宣教;分娩时, 实行"一对一"全程陪产助产服务;产后, 设立专职助产士对新生儿进行护理, 包括新生儿抚触、新生儿游泳、母乳喂养知识教授、技能指导等。开展无缝护理后, 笔者所在医院住院分娩的产妇比去年同期上升50%, 产科平均住院分娩数首次跃居本市第一的位置, 有效地改善了医患关系, 产科医务人员满意率高达98.7%。

2.3 更新管理人员的观念

院领导带领科室主任、护士长外出参观学习, 开阔眼界, 学习外院先进的管理服务理念。可以邀请宾馆大堂经理、省级礼仪培训教师来院讲学, 引进宾馆式服务模式, 将患者视为上帝, 主动提供优质服务。定期召开科主任和护士长会议, 总结经验, 找出差距, 指导做法, 不断改善服务质量, 从过去患者围着医务人员转, 转变为现在的医护人员围着患者转, 建立以人为本的服务观念。医务人员实行弹性排班, 根据患者总数多少、重危患者多少决定是否休息, 从而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

2.4 加强医护人员自身综合素质的建设, 提高服务质量和技术水平

每月1次组织全院医务人员业务学习、技术培训, 尤其是强化护士静脉穿刺一针见血的培训与考核。选派各类人员去上级医院进修学习, 积极参加国家级、省市级学术交流, 不断提高医务人员理论技术水平。组织全院医务人员学习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有关配套文件, 总结分析历年的医患纠纷, 对医务人员进行教育、警示, 同时增强医务人员自我保护意识, 避免类似的纠纷再次发生。

2.5 注重诚信服务

开展诚信服务月活动, 透明收费, 张贴收费标准, 开设触摸式费用查询电子屏, 实行一日清单, 人性化催款。特殊的、确实有经济困难的患者实行费用减免。对孕产妇、新生儿实行长期免费跟踪服务, 满足患者需求。

2.6 把握应对策略

一旦医患关系发生矛盾, 引起冲突, 无论什么原因, 首先站在患方立场上着想, 同患者交流, 争取患者的理解, 运用换位思考的方式表示对当事人的理解、同情和尊重, 然后用对科学和法律法规的认识, 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 稳定患者的情绪, 促进相互理解与信任, 化解矛盾, 从而改善医患关系。

参考文献

[1]池红梅, 陈钰仁, 何剑.谈和谐医患关系建设中医患沟通的意义[J].中国医药导报, 2010, 5 (23) :148-149.

[2]马卫星, 杨睿.医患关系现状分析及解决策略[J].中国医学创新, 2011, 8 (13) :78-79.

[3]刘文华, 张末成.新形势下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探讨[J].中国医学创新, 2011, 8 (32) :111-113.

医患关系冲突 第9篇

医患关系是医疗实践活动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 这一关系的协调与否直接影响着整个医疗实践活动能否良好开展与良性运行。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 我国医患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医患纠纷不断增加, 医患冲突频频发生, 已对我国医疗卫生行业及社会的和谐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2013年由中国医院协会最新公布的《医院场所暴力伤医情况》调查报告中,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医院场所暴力伤医事件逐年递增, 每年每所医院发生的平均数从2008年的20.6次上升到2012年的27.3次。医务人员躯体受到攻击、造成明显损伤的比例从2008年的47.7%升至2012年的63.7%。医务人员遭到谩骂、威胁较为普遍, 每年每所医院发生的平均数从2008年的20.6次, 上升到2012年的27.3次。同时2003-2012年, 全国共发生恶性暴力伤医事件40起 (2012年达到顶峰, 共11起) , 均造成医务人员功能障碍、残疾、死亡等严重后果。

二、医务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的困难与问题

我国医疗社会工作虽然已有近百年的曲折发展历史, 但由于历史发展变革、思想观念认识等多方面的原因仍然滞后于当前社会发展需要, 不能有效介入到医疗卫生体系内解决矛盾冲突。归纳起来, 主要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包含以下方面:

(一) 缺乏相关政策和规范性意见支持

根据2007年全国卫生系统医务社会工作制度建设现状的调查, 目前全国医务社会工作者的工作职责与服务范围区域性特征明显, 仍处于医务社会工作制度建设的初期。就目前发展来看, 我国尚无全国统一性的工作职责与服务范围的规定, 各地区往往凭借自己的实际情况以及对社会工作的理解状况开展服务活动。因此, 容易造成各地区医疗社会工作片面发展, 偏离国家宏观发展规划的情况出现。

(二) 医务社会工作人才相对较为匮乏

我国医务社会工作人才建设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职业化程度低。目前医务社会工作在我国的发展还不成熟, 一方面多数医疗机构没有设立医疗社会工作的岗位, 相关社会工作毕业生难以就业;另一方面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不具备丰富的医学知识, 加之缺乏必要的实习环节, 致使学生理论脱离实际, 即使有相关的工作岗位, 可供选择的层面也十分有限, 因而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三) 医务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同感较低

对处于市场化运营的医疗机构来说, 管理者由于对社会工作的不了解以及考虑到眼前利益, 极有可能放弃在医院中开展医疗社会工作。同时医务社会工作者在开展服务的过程中需要获得多方面的支援性服务, 但目前可供利用的资源十分有限, 加之公众和社会管理者的期望值又很高。因而, 医务社会工作认知度及服务能力与社会期望之间存在着明显差距。

三、促进医务社会工作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现阶段如何科学有效地解决医疗社会工作发展中面临的困境与问题, 科学合理地确定现阶段的发展规划与实施步骤, 并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 不断丰富其工作职责与服务领域, 将是我国长久的发展规划。

(一) 加大政府对医务社会工作的支持力度

医务社会工作在发展的初始阶段离不开政府和政策的支持, 政府应该充分认识到其在处理医患纠纷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 并按照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 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加大对医疗社会工作的支持力度, 从而保障各项活动的顺利进行。政府还应明确主管部门、监督部门、医疗机构的责任, 避免权力交叉造成责权不清, 从而营造有利于医疗社会工作发展的社会环境。

(二) 加速医务社会工作人才的职业化建设

在有效促进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过程中, 专业人才的培养非常重要, 其中很重要的力量是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在具体实务过程中, 社会工作者大大区别于护士和义工的角色, 护士的主要职责是病人的临床护理, 义工更多的是对病人进行生活照顾, 而社会工作者的主要职责是解决病人及其家属的心理问题。在开展服务时不仅遵循着专业价值准则, 而且可以利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 增强其运用合理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 加快推进医疗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

我国医疗社会工作服务迄今为止也已走过近百年的曲折历程。如前所述, 新中国成立前, 北京老协和医院等少数医疗机构曾借鉴过欧美医务社会工作,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另外, 党所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在工农群众中开展医疗卫生工作也有许多经验。因此, 在当前社会的环境下, 如何继承历史优良传统, 逐步进行制度创新, 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实际的发展道路显得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唐平平.社会工作视角下和谐医患关系构建研究[D].南京大学, 2013.

[2]高鹏程.民国医疗社会工作述评与当代启示[J].社会工作研究综述, 2012.

[3]桓煜.社会工作视角下和谐医患关系构建[D].河南:郑州大学, 2010.

[4]刘继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与医务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J].中国医院管理, 2007.

医患关系冲突 第10篇

目前,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 社会环境的变化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矛盾, 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医患冲突事件的舆论表达出现了新的特征, 加之传播技术的延伸和发展拓宽了公众的话语平台, 使得舆论反转现象应运而生。简而言之, 医患冲突正是社会矛盾的产物。随着网络媒体的盛行, 医患冲突新闻的报道方式和舆论的表达也呈现出新的特征。网络媒体碎片化的信息形态, 极容易吸引公众眼球, 促使公众不假思索地进行归因分析、发表自己的观点;当事件的细节逐渐被披露, 公众的观点往往也会发生逆转, 导致舆论倒戈。而“潍坊纱布门”事件的舆情, 对于网络媒体医患冲突新闻的舆情而言, 具有较好的分析价值。

一、“纱布门”事件的舆情概况

2016年10月30日, 山东电视台《生活帮》播出一条新闻, 即潍坊妇幼保健院在给产妇徐某行剖宫产术后, 竟然忘记取出纱布, 将纱布留在子宫, 引起患者疼痛难忍。这一事件在报道后迅速引发了舆论关注。然而, 2016年10月31日, @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发布了与《生活帮》所报道的内容截然相反的微博, 此时关于事件的舆论迅速爆发, 该事件的客观真实性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

2016年11月2日, @环球时报发布一段视频, 内容为院方负责人接受《生活帮》采访的场景, 视频前半段是《生活帮》栏目播出的版本, 后半段是院方人员在旁边录制的采访的完整版本。这一视频播出后, 舆论开始反转。微信公众号“新闻哥”发布了题为《医患矛盾已经够惨烈, 求你别再煽阴风点鬼火啦》的推送文, 该文章的转发量迅速超过10万。随后, 舆论达到高潮, 微博、微信上相关医疗科普帖被大量转发、议论, 最终平衡了舆论场。值得关注的是, 公众在此次事件中较为客观地评价了医院的行为, 而谴责媒体的报道失实行为。

2016年11月7日, 央视新闻频道《东方时空》展示了各方事实, 较为客观地陈述了此次事件。2016年11月9日, 山东广播电视台调查组发布了《山东广播电视台调查组对潍坊市妇幼保健院与患者徐某某医患纠纷报道的调查报告》, 由于事件的后续报道时间较长, 公众舆论逐渐趋于平稳, 直至2016年12月6日, 产妇出院事件才暂时告一段落。

二、“纱布门”事件的舆情特点

目前, 医患冲突呈“井喷式”爆发, 媒体在医患冲突新闻报道上片面报道、断章取义, 某种程度上加深了医患矛盾。医患冲突新闻报道后, 最初由民间舆论场发声表达意见、情绪和态度, 随后由主流媒体舆论场进行舆论疏导, 最终两个舆论场相互作用, 达到一个较为平衡的状态, 公众舆论回归理性、客观。“纱布门”事件的社会舆论的反转现象并非个例, 此前“南京官员打护士”“医生手术室自拍”“安徽丢肾门”等医患冲突新闻, 也都呈现出类似的“戏剧性”的舆论反转。但从某些方面来说, 这次“纱布门”事件的舆情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 医疗自媒体发声疏导舆论。2016年10月30日晚, 潍坊市妇幼保健院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了情况说明, 表示“个别媒体及网络在传播有关我院收治产妇徐女士就医经历的不实报道, 报道中所描述的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 并还原了整个事件。当晚及后来一段时间, 关注医疗问题的微博大V@烧伤超人阿宝、@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白衣山猫等纷纷发微博, 质疑《生活帮》栏目组歪曲事实真相。可见, 微博、微信网络媒体的舆情状况, 对于还原事实真相、引导舆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 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陷入舆论战。“纱布门”事件中, 山东电视台作为传统媒体, 始终坚持称“节目报道客观公正”, 而微博大V、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媒体对电视台发出质疑和反驳, 认为该报道过于片面, 存在歪曲事实的可能。原本一起普通的医疗纠纷事件, 在山东电视台《生活帮》的歪曲报道后, 引起了一阵舆论热潮;医学专业知识及相关解读、观点经过网络媒体迅速传播。在这个多元化的舆论场中, 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在下降, 公众对网络媒体的舆论信任度较高;事件发生反转后, 公众开始指责栏目组误导舆论。

第三, 公众的媒介素养在不断提高。医患冲突话题容易触碰社会心理表达, 而公众对“纱布门”事件的解读更加客观, 舆论观点也趋向于理性。虽然在电视台的新闻报道中, 提及了产妇腹中留纱布、涂改病例、医院拒绝家属要求等内容, 触碰到了公众敏感的神经而引发舆论, 但在这次事件之初, 就有公众表达自己生产阶段也遇到过类似的状况, 认为这并不是医疗事故;更有公众指出视频是经过了剪辑的。也许由于目前的网络媒体所带来的舆论反转新闻频发, 公众在接收新闻信息时通过自身媒介素养进行辨识的能力在不断提高。

三、医患冲突新闻的舆情特征

第一, 标签化易引发话题议论。引发社会舆论的主体在事件报道初期往往被贴上标签, 极易引发公众心理上的认同或反对。例如, 涉及社会公共事件中的“女司机”“商贩”“老人”等, 公众会将其与弱势群体相联系;而对于医疗新闻中的“产妇”“医生”“手术室”等, 其会联想到处于强势地位的医院。社会公共问题易引发公众的某种心理情绪, 网络媒体的传播路径加速了信息的曝光;敏感词语的使用在事件发生初期会刻意放大某些容易引发话题的细节, 激发公众心理情绪, 进而产生议论。但此时, 公众一般只是根据已经获得的信息进行简单的预判, 网络舆论场中的观点、态度往往符合基本的社会道德和常理。

第二, 设置议题框架引发讨论。微博、微信这类网络媒体上的观点态度倾向与公众既存的观点态度倾向具有较强的一致性;通过网络舆论场的话语偏向能够引导受众对事件的认知。网络媒体舆论环境碎片化的信息传播, 使事件某些重要的细节失真、被忽略;主流的传统媒体再跟进调查, 校正信息, 降低谣言扩散, 客观真实地还原事件。由此, 事件发生的连锁反应最终回归于真实。议题框架是对信息的阐释、舆论的引导。如果媒体在信息的报道中对事实的描述不加以专门的阐述和评论, 几乎对人们的思维定势产生不了影响。

第三, 舆论失焦导致反转重构。公众的观点、意见在网络舆论场中交流碰撞最终形成多个舆论认同中心, 舆论的焦点被离散化, 体现事件本质的核心细节被忽视;仅仅集中在符合大众心理的点才能产生争议。涉及公权力、公益性、社会问题的新闻报道较易成为舆论热点, 医疗新闻恰恰是关乎民生的问题, 也容易引发公众的负面情绪。当医患冲突事件发生时, 便极易引起公众舆论情感的共振, 形成倾向性的舆论。

第四, 次级讨论引导回归理性。在医疗冲突新闻舆论反转的现象中, 公众的情绪往往摇摆不定, 舆论受到极端个案的影响较严重。在患方利益受损时, 舆论高举道德标杆谴责医生的医德、医风;在暴力伤医、辱医事件发生时, 舆论又同情医生, 谴责、批判患者的偏执和野蛮。医疗事件中, 新闻的舆论方向受公众情绪化的影响左右摇摆, 社会心理表现在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与对强势的愤怒, 由此产生了对抗的语境。无论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 都要积极介入、疏导, 引发次级讨论, 使舆论在反转后逐渐回归理性。

参考文献

[1]苏雨, 杨璐.浅析“舆情反转”的成因及媒体责任——以“成都女司机被打”事件为例[J].传播与版权, 2015 (7)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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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惠娟.医患冲突新闻研究[D].西南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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