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最蓝的眼睛》

小说《最蓝的眼睛》（精选9篇）

小说《最蓝的眼睛》 第1篇

托尼·莫里森 (Toni Morrison) , 是当今美国最有影响力的黑人女作家。她曾获得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委员会认为她的作品展现了“美国现实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面”。莫里森的作品细腻地描写了黑人在这个种族歧视社会里所承受的心理折磨。《最蓝的眼睛》 (1970) 是她发表的第一部小说。正是这部作品确立了莫里森在美国黑人文坛上的地位。此后, 她继续探索黑人生活, 尤其是黑人妇女的遭遇, 创作了反映黑人反抗精神的小说《秀拉》 (Sula) (1973) , 成名作《所罗门之歌》 (Song of Solomon) (1977) , 获普利策小说奖的《宠儿》 (Beloved) (1987) , 进入90年代后, 她还发表了长篇小说《爵士乐》 (Jazz) (1992) 和《乐园》 (The Paradise) (1998) 。她的作品揭示了在美国种族压迫的大背景下, 白人文明与黑人传统之间的矛盾冲突, 探讨黑人获得自由人格的出路。莫里森在作品中利用黑人民间文学和神话传说来渲染气氛, 又借鉴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 给环境和人物笼罩了一层诡谲的神秘色彩, 把今天的现实描绘成“现代神话”, 而且她的语言十分口语化, 人物的对话写得生动传神。正是这些写作特点, 使莫里森成为当代美国黑人文学的杰出代表和领袖人物。

二、“蓝眼睛”的诱惑

《最蓝的眼睛》讲述的是一个年仅11岁的黑人女孩佩克拉·布里德洛夫因皮肤黝黑、相貌难看而受到周围人, 包括家人的厌恶, 生活压抑, 于是她极度渴望一双最蓝的眼睛。然而, 在一个白人文化价值观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 黑人女孩对美好人生的幻想最终被丑陋的现实击得粉碎。她不仅没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反而被父亲强奸, 遭人唾弃, 堕入更加痛苦的深渊。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使佩克拉精神错乱、心智疯狂, 完全沉浸在自己虚构的世界里, 相信自己真的拥有了一双十分美丽的最蓝的眼睛。

作为莫里森的处女作, 《最蓝的眼睛》在思想深度上相对于《秀拉》和《宠儿》来说有一定的差距。但对于之前著名的黑人文学代表《汤姆叔叔的小屋》等来说已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作品摆脱了传统黑人小说的一味控诉模式, 不再浓墨重彩地强调黑人现实生活的悲惨, 而是开始从另一个更为深沉的角度, 从精神层面来思考黑人本身对此因承担的责任和在身体平等自由之后如何实现自我灵魂的救赎。这种心灵层面的反歧视关怀是此前的黑人文学所未涉及的。

黑人文学是对种族歧视制度的一种反思和抗争。随着现实社会种族制度的变革, 包括废奴运动的蓬勃兴起和黑人自我权利意识的觉醒, 黑人文学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过程, 从最初的对肉体暴力的反抗和对现实权利的渴望到后来的追求在精神上的平等。肉体暴力最终会结束, 但那种长时间所积累起来的白人对黑人从骨子里的歧视是很难移除的, 更令人感到悲哀的是黑人自身在经历了如此长期歧视后已经不知道该拿什么去树立自信, 也就是说虽然法律已经宣布他们自由, 但他们已经难以摆脱枷锁。法律无力宣布他们的灵魂也从此自由平等了。他们必须找到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来帮助他们找对自我价值的尊严和自豪感。

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所探讨的正是黑人在面对整个白人社会的歧视时到底该拿什么去反抗。作者在小说中使用了很多视角来描述佩克拉这个黑人小女孩的精神状态的发展, 很“残忍”地让这样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又丑又黑的人小女孩去面对整个白人世界的“审美观”, 然后记录了因此所碰撞出的一系列冲突对佩克拉的冲击和伤害。

佩克拉·布里德洛夫因是个非常单纯的小女孩, 她追求幸福的生活, 喜欢秀兰·邓波。但现实的苦难使她感到困惑, 学校里老师有意无意地忽略她, 同学欺负她。在家里, 母亲完全不管她, 哥哥对她也无多少兄妹之情, 完全不在意她的父亲对她第一次的关注带来的却是一次卑鄙的性侵犯。对于这一切佩克拉没有半点愤怒或者控诉, 她单纯的心灵把她所受到的一切不幸归结为她自己的丑陋, 她觉得自己她太丑了, 甚至丑得不应该拥有幸福。而这种丑陋的根源在于她没有一双“蓝色的眼睛”。

最后, 这种强烈的情绪让佩克拉疯了, 她相信自己真的拥有了一双蓝眼睛。精神分裂之后小女孩开始跟自己对话:

“也许我的眼睛应该更蓝一点。

更蓝一些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我也不知道。总有用处。更蓝一点给你看。

我不跟你玩了。

因为我的眼睛还不够蓝?因为我的眼睛不是最蓝的?

不是, 是因为你老犯傻。

别走。别离开我。如果我有了最蓝的眼睛, 你会回来吗?”

佩克拉为什么认为自己是丑陋的?因为白人的审美观认为她是丑的, 所以她就是丑的。而对此她除了接受似乎毫无办法。

在《最蓝的眼睛》中, 莫里森刻画了三种“丑陋”的黑人面对白人社会的审美观的态度。一种是佩克拉的母亲, 她在一个白人家庭里当佣人, 她把所有对生活的热情都给了那户人家。她努力工作为的就是希望听到白人主人夸她是最好的佣人。她借这种近似变态的成就感来抵抗自己的“丑陋”。另一种是佩克拉的父亲和哥哥。他们把白人给他们套上的“丑陋”当作武器, 用自暴自弃来表示反抗。所以他们从里到外、从外表到行为都是丑陋的。可这种反抗不是针对白人的, 相反他们似乎很满意这张丑陋的面具, 戴着它能毫无愧疚地干任何丑陋的事。第三种就是佩克拉, 她害怕丑陋, 她总是躲在丑陋的背后不敢出来, 祈望别人注意不到自己。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三种态度中, 无论哪一种他们都没有去思索自己是不是真正丑陋的。他们无条件地接受了白人的审美观对他们的定位, 所以不管以哪种态度去面对都无法使他们真正摘掉那个丑陋的面具。换言之, 多年的潜移默化甚至使他们完全接受了白人的审美观, 佩克拉追求的那双“最蓝的眼睛”不正是她对白人审美观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深刻的认同吗?

三、弱势民族的困惑与思索

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 美国主流文学中突出的黑人女性代表形象大多以保姆、情妇或混血儿出现。直到70年代, 随着黑人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 美国文坛涌现出一大批才华横溢的黑人女作家, 如托尼·莫里森、爱丽斯·沃克等, 自此, 黑人女性才开始突破单一模式, 变为内心丰富多彩、有独立个性的丰满形象。这些女作家的作品不仅揭示了广大黑人在遭受种族歧视和压迫下痛苦的生活现状, 而且触及了更为深刻的主题, 即建构本民族文化, 追求个性自我。迄今为止, 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其影响力与成就甚至超过了美国黑人男性文学。

大多数莫里森的作品所关注的都是现代美国的种族压迫和性别歧视问题。从创作初期开始, 她就关注残酷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给黑人女性带来的双重压迫, 并积极探讨黑人女性如何确立自我身份, 寻求自身生存出路。莫里森认为, 黑人女性若要拥有自我, 必须不断地进行奋斗, 并且要建立起一种与黑人同胞紧密相连的关系;脱离黑人民族文化和传统, 割裂与黑人社会的联系, 必将深陷痛苦之中而不能健康生存于现代社会。莫里森强烈谴责那些抛弃本族文化而一味追求美国白人主流文化的黑人。当时, 许多黑人在长期受压迫、受歧视的状态下, 漠视本民族文化传统, 厌弃自己的黑人身份, 转而追求白人文化, 一味迎合白人审美观、价值观。尤其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黑人女性, 在白人种族主义盛行和男权意识猖獗的社会里, 她们是当时最弱势的群体, 她们不仅感到困惑无助, 而且找不到自己的身份和位置, 从而不自觉地从心理上、行动上依附强权。

《最蓝的眼睛》通过对黑人女主人公悲惨生活经历的描述, 揭示了由白人文化冲击所造成的黑人自我身份的困惑和迷失, 以及他们对本身弱势的忧虑与无助, 并着重描述了在种族与性别双重压力下美国黑人女性的生活状态。同时表现了黑人女性在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下造成的自我身份迷失和对主流文化的盲目追求, 并探讨了如何进行身份重建。在长期痛苦压抑之下, 很多黑人女性首先否定了自己的黑人形象, 进而又否定了自己与黑人家庭和社会的感情联系, 小说女主人公佩科拉的母亲波莉就是这类人物的典型代表, 她在白人家庭做女佣, 不但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压迫、被奴役, 反而以此为荣。她将自己的生活分为两部分, 把她在白人家“美好有序的生活仅限于她个人的小世界, 并不把它带到库房的家里, 也不带给她的孩子”。在白人家里, 她尽心尽力、任劳任怨, 而回到自己家中, 她满腹怨气, 让自己的儿女们整日生活在恐惧和不安中。

在当时的黑人社区中, 大部分黑人因为长期遭受压迫与奴役而接受了白人的主流文化, 他们鄙视自身的肤色, 将白人的审美观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 渴望拥有白人一样的外貌, 完全忽略和漠视了他们本身的特质和美感。“大人们、大女孩们、商店、杂志、报纸、橱窗———全世界都一致认为所有的女孩儿都喜爱蓝眼珠、黄头发、粉皮肤的布娃娃”。因此, 佩科拉将自己生活中的不幸完全归咎于自己的黑人外貌, 她日夜祈祷, 渴望得到一双象征着白人社会的审美观的蓝色眼睛来解除自己的痛苦。“佩科拉意识到如果她的眼睛……不同的话, 就是说, 她有双美丽的眼睛的话, 她本人也会不同。……漂亮的眼睛。漂亮的蓝眼睛。又大又蓝的漂亮眼睛”。然而她得到的却只有灾难和不幸, 在遭受父亲的强奸并怀孕后, 社区里的黑人们在白人的各种价值观的影响下, 没有宽容和原谅她, 她最终发疯了。莫里森试图通过佩科拉的悲惨遭遇, 唤醒广大黑人同胞重构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性。

佩科拉一家的悲剧实质上是对造成其人生悲剧的“社会土壤”的控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社区黑人拒绝伸出援助之手也是佩科拉及其一家最终落得如此可怜可悲的原因。通过对南北方黑人社区生活的对照描写, 托尼·莫里森一方面宣扬了黑人社区团结的力量, 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南方农村黑人在迁移到北方的工业区后遗失自己传统价值观的忧虑。《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一家的悲剧人生告诉我们, 若要在一个白人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立足, 美国黑人必须保持自己的优秀民族文化传统, 团结一致, 互帮互爱, 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家庭和社区责任感, 坚持本民族的传统价值观。

建构黑人本族文化是莫里森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而《最蓝的眼睛》代表了这一主要思想, 奠定了她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同时也是黑人女性作家作品题材的一个突破。在这部作品中, 莫里森生动地描绘了一群性格迥异的黑人女性形象, 这是在其他黑人作品中很难见到的。

在《最蓝的眼睛》里, 除了描述佩科拉一家的悲剧, 莫里森还描绘了另一类坚守自己民族文化的坚强而自立的黑人女性, 在周围人们盲目而狂热地追求白人审美价值时, 她们自尊自爱、自强不息, 坚守黑人文化, 在抗争中顽强生存。如佩科拉的好朋友克劳迪娅, 她毁掉了她的圣诞礼物———带蓝眼睛的白洋娃娃, 痛恨雪莉·坦布尔———那个印在杯子上的漂亮白人女孩, 拒绝接受白人审美观、价值观。在佩科拉被人欺负的时候, 她总是挺身而出, 帮助她、保护她。当周围人们都希望佩科拉的婴儿死去的时候, 克劳迪娅却希望他能活下来, “为的是与大家普遍喜爱的雪莉·坦布尔、莫里恩·皮尔等白娃娃们抗衡”。和其他人不同, 她看到了婴儿的美, “婴儿长着卷成O形的细发, 小黑脸上闪动两个银币似的眼睛, 宽鼻子, 厚嘴唇, 黑绸子般的皮肤。不是耷拉到蓝眼睛前的黄色人造纤维头发, 不是小翘鼻子, 樱桃小嘴”。她的种族自豪感, 她的自尊自爱, 她的反抗意识, 让她不同于那些抛弃本民族文化, 一味盲目迎合白人的愚昧软弱而麻木的同胞们。在她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黑人的希望。通过塑造这位自强自尊、充满反抗精神的黑人小姑娘, 莫里森向广大黑人同胞呼吁, 只有首先尊重、热爱本民族的文化, 才能得到其他人的尊重, 进而迎来整个民族的复兴。

通过对这些有代表性的黑人女性形象的塑造, 莫里森剖析了当代黑人女性的生活现状和心理活动, 揭示了这样的真理:如果黑人女性在白人价值观的强大冲击下迷失自我, 抛弃本民族的黑人文化, 否定自己黑人身份, 进而否定与黑人社会联系, 必将无法抵御种族主义观念的侵蚀, 注定成为社会牺牲品。只有自尊自爱, 将本族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武器, 抗拒种族观念的歧视, 坚守黑人本族传统文化, 才能获得完整的自我, 认识到自己的真正的生存价值, 从而找到自己健康生存的空间。

四、结语

《最蓝的眼睛》是一部震撼人的心灵, 同时又令人感到沉重的作品。托尼·莫里森以艺术的手法向读者展示了佩科拉一家, 以及整个黑人社区生存的困境和心灵的痛苦, 而这种境况的根源是包围他们的占主流地位的白人文化。正是由于长期生活在白人文化的侵蚀下, 黑人自身的价值观和审美观逐渐地被扭曲和异化, 以致丧失了自我, 迷失了方向。这部作品在黑人文学发展史中的地位也非常重要。美国黑人作为奴隶的后裔, 长期以来一直遭受种族压迫和歧视, 种族关系也因此成为黑人文学的重要内容。无论是19世纪的奴隶叙事文学, 还是20世纪的奴隶“抗议文学”, 都深刻再现了生活在奴隶制和种族压迫与歧视下的美国黑人在精神与身体上遭受压迫、遭受奴役生存境况。自幼受黑人文化滋养的托尼·莫里森也继承了黑人的文学传统, 在许多作品中对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进行了批判和鞭挞。但是, 莫里森小说创作的一个不同于其他黑人作家的特点是, 她不再直接地去写对黑人民族苦难外在因素的抗议, 而是把白人和黑人的关系作为一个大背景来处理。她更多地关注美国黑人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 通过揭示黑人自身的种种问题来表现和探索黑人的命运与精神领域。这一点在《最蓝的眼睛》中表现得尤其明显。通过佩科拉和克劳迪娅不同命运的对照, 莫里森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只有继承和发扬自己的民族文化与传统, 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家庭和社区责任感, 黑人才不会在以白人文化为主流文化的美国社会迷失自我, 才能真正确定和凸显自己独立的位置。因此, 我们可以说, 托妮·莫里森代表着美国黑人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一种从“抗议文学”向“自我探索文学”的转化。而这种转化标志着美国黑人知识分子对历史与现实的重新认识, 同时表明黑人民族正在从沉沦中觉醒, 不断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与探索。他们认识到了本民族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性, 渴望重塑民族形象, 传承和发扬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摘要：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描述了一个倍受欺凌的黑人女孩的悲剧故事, 反映了以白人文化为主导的社会中, 黑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惑。通过对该小说深刻内涵的研究, 本文从其象征意义出发, 分析“最蓝的眼睛”所揭示的白人主流文化强势影响下扭曲的黑人心灵这一主题, 同时揭示了一个真理, 即只有美国黑人尊重和继承本民族的文化价值和审美观, 才能在以白人文化为主流的美国社会健康生存。

关键词：托尼·莫里森,《最蓝的眼睛》,主题,弱势民族

参考文献

[1]Toni Morrison.The Bluest Eye[M].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70.

[2]Jean Strouse.Toni Morrison’s Black Magic.Newsweek30March, 1981.

[3]Robert Stepto.Intimate Things in Place:A Conversationwith Toni Morri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4.

[4]修树新.当代美国黑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J].学术交流, 2003, (12) .

[5]伯奇.美国黑人妇女的写作[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4.

[6]周亚楠.文化殖民主义冲击下的黑人心灵——从后殖民主义视角看《最蓝的眼睛》[J].文教资料, 2008, (02) .

[7]梁婷.《最蓝的眼睛》之佩科拉悲剧[J].安徽文学 (文教研究) , 2007, (09) .

[8]章汝雯.佩克拉.布里德拉夫的悲剧根源[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2, (05) .

[9]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创作[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从《最蓝的眼睛》看黑人的异化 第2篇

关键词：《最蓝的眼睛》;异化;类本质

一、引言

异化是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一个术语，后被黑格尔和马克思发展成异化理论。人具有类本质，即主体性和人性，指导和支配客体。可是在一定的外界条件下客体也会反过来作用于主体，使主体丧失了主体性和人性，从而导致人与自身的异化，人和人之间的异化。

在小说《最蓝的眼睛》中，异化是黑人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非裔美国人渴望认同白人文化，又需要保持自身的黑人文化传统。因此，他们总是在自我和被异化之间痛苦地挣扎着。《最蓝的眼睛》通过一个黑人小女孩佩科拉精神分裂的悲惨遭遇，控诉了白人的意识形态对黑人的精神造成的异化，揭示了美国的社会体制才是导致美国黑人人格异化的真正元凶。

二、自我的异化

1.父亲乔利的自我异化

乔利从小就被母亲遗弃，又得不到父亲的承认，之前在第一次性行为时又遭到白人侮辱。经历这一番被遗弃、遭屈辱的事件后，乔利成了黑人社区的流浪儿，白人“物”化黑人的受害者。他逐步疏离了社会中人的责任感，变得“自由得吓人。自由地享受他能感受的一切——恐惧、悔恨、羞愧、爱恋、悲伤、怜悯。自由地表示爱怜，表示暴怒，自由地吹口哨，自由地哭泣。……只剩下他自己的感官与胃口，他感兴趣的只有这两者。”这样一个四处流浪、饱受屈辱的孩子，能感觉到的多半是挫折、孤独、分离和无能为力。没有榜样，缺乏教育，他不知道如何做父亲，也不晓得人应该有什么样的信仰。这种身份的模糊，爱的缺失和人格尊严的丧失导致他人格的扭曲，竟强暴了自己的女儿，导致了佩科拉怀孕并最终精神分裂。

作为一个典型的黑人男性反面形象，乔利是一个有劣迹的人物。面对白人的歧视和侮辱，他的失望和愤怒无处发泄，便转化为对妻女的残暴。莫里森认为黑人男性固然也是美国种族歧视主义的受害者，然而，他们也是黑人女性的施害者。美国白人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对黑人性的否定造成了乔利的人格异化，彻底地打击了乔利的自信心和改变生活的勇气，造成了乔利的悲剧人生，同时也给了佩科拉的人生以毁灭性的打击。

2.母亲波琳的自我异化

波琳受白人崇美思想毒害非常严重。波琳从南方来到北方后，受到周圍黑人妇女的嘲笑，在医院生产又受到医生的歧视，从此佩科拉在她的眼中就变丑了，也一直在试图改变自己的形象，她感到拥有黑皮肤的自卑。波琳通过看电影逐渐被白人文化的审美观和价值观所同化，“把形体美丽等同于美德之时，她把心灵剥夺了，禁锢了，同时收集了大量的自我贬低”。作为母亲，她不再对亲生骨肉爱护有加，嫌弃他们又丑又黑。波琳让儿子老是想逃离家庭，使女儿充满了“对成长的恐惧，对他人的恐惧，对生活的恐惧”。作为妻子，她不顾丈夫饱受创伤的经历，充分发掘他丑陋的一面，仿佛“他越堕落，越无信义，越无法无天，她和她的使命就越发崇高”。于是，她把她的母爱和创造力都转移到了白人雇主家里：她喜欢爱抚雇主家白肤金发的小女孩，因为女儿打翻了雇主家的浆果馅饼而对女儿拳打脚踢;她把主人家收拾得井井有条，但听任自己的家一片混乱。这样，她对白人生活的羡慕、对自己日子的怨愤汇合成一种无形的力量拖着她日渐远离她早年的质朴天性和黑人文化的根基。

波琳的人格异化表明了黑人女性只有从白人主流文化价值观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弘扬黑人女性的传统美德，在回归黑人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才能实现黑人心灵世界的重构。如果黑人女性割弃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仅受白人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必定会导致自我主体性意识的缺失和自我认同形象的混乱。

3.佩科拉的自我异化

佩科拉在异化的过程中不断地丢失自我，最终走向死亡。她被父母虐待，被同学讥笑，被成人漠视。懵懂地觉察到自己生活的困境源于自己是个丑陋的黑女孩，她渴望着改变自身而取得众人欢心。“她久久地坐在镜子前面，想发现丑陋的秘密。”佩科拉的镜子不是没有生气的物件，那镜子代表着一种声音，一种社会判断。人都需要自我的确认来成就健康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而在镜子里却看不到自我，这意味着她的无所归属。佩科拉在镜中所看到的对自己的否定，源于占主导地位的白人文化意识对她的否定。周围的人们都喜欢浅肤色的女孩，商店的老板对她的漠视中暗露出厌恶的神色，“她发现所有白人的眼睛里都潜伏着这种神色。毫无疑问，这厌恶是冲着她来的，是冲着她的黑皮肤来的”。受白人文化意识的浸染，她的家人以及社区的黑人也都认为她丑陋。于是，佩科拉对自己的丑陋和以白为美的审美思想深信不疑。她喜欢用印有秀兰·邓波的杯子和牛奶;喜欢吃印有玛丽·珍的糖果;不再喜欢白人不喜欢的蒲公英;日日祈祷能有一双蓝眼睛。最终，她陷入了一种迷幻的状态，以为自己得到一双无与伦比的“最蓝的眼睛”。她已经完全失去了自由的意志和人的本质。

与敢于抵抗白人种族的歧视，价值观清晰的克劳迪娅不同，佩科拉完全依赖着别人来确定自身的价值，自认丑陋，自惭形秽，不反击奚落她的同学，不反驳他人的侮辱，对谁都无所要求，最后只得在疯狂与幻觉中沦落到了无可避免的生命的凋谢。

三、结语

最蓝的眼睛中，莫里森没有回避黑人的劣根性，书中塑造的每一个主要人物都有很大的性格缺陷，存在着“精神失常”、“人格分裂”、“性格扭曲”等心理问题。莫里森将白人与黑人的文化冲突与心理分析结合起来，探索了黑人人性异化的主题，更加深刻地揭示黑人劣根性形成的根源，美国白人种族主义对黑人经济、政治及精神上的压迫及对白人文化优越性的宣传，使得黑人否认自我主体性，丧失自我的文化意识。莫里森对异化现象的描写向人们展示“在这个人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害的世上如何完整地生存”，而且强调了除了拥有政治权利和经济独立以外，黑人要保持和热爱黑人的文化和传统，寻找人的主体性、自由性和人性，反映出她以探索黑人的精神世界为己任的文学创作观，呼唤着黑人文化的自我回归和黑人类本质的回归。

参考文献：

[1]托妮·莫里森. 最蓝的眼睛[M]. 陈苏东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05.

[2]王守仁：《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3]刘艳芳. 黑人的异化——评托尼·莫里森《最蓝的眼睛》 [J]. 文化视点， 2010（2）.

小说《最蓝的眼睛》 第3篇

关键词：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文化环境,艰难的成长

在《最蓝的眼睛》这部小说中, 皮科拉生活圈子里的人, 尤其是她的家庭成员对她的成长起到了潜移默化和不可抗拒的影响, 敏感、胆怯、孤独及恐惧成了皮科拉的主要性格特征。皮科拉想逃离这个扭曲变态的家庭, 可是她却没有勇气去面对来自外部世界的虐待和歧视, 最后她只能选择用精神失常来保护她那脆弱得不堪一击的灵魂。每个人的成长都受到的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影响, 因此本文将从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及社会文化环境方面解读皮科拉的艰难成长历程。

一、家庭环境对皮科拉健康成长的制约

1. 家庭物质环境

家庭物质环境 (家庭经济状况, 衣、食、住、行的条件) 的优劣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孩子的身心成长。

(1) 家庭经济状况 (主要体现为收入)

父母的文化程度决定其职业, 其职业决定家庭收入。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的孩子在语言、适应能力及智力方面的发育优于收入较差的家庭。皮科拉的父母文化程度非常低, 靠从事工人或保姆职业维持生计, 家庭收入微薄, 无力为子女提供良好的生活和教育。皮科拉心理和社会交往机会非常少, 进而容易产生像父母一样的焦虑和抑郁。

(2) 住房条件

干净整齐的住房和良好的文化气息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有一定的影响。整洁有条理的环境会使孩子心情愉悦, 同时还有利于他们养成文明的举止和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相反, 污浊杂乱的住房环境会使孩子烦躁抑郁及不爱干净整齐。皮科拉的母亲每日将白人主人家收拾的非常整洁, 自己的家里却任其肮脏杂乱, 皮科拉在这样的环境下经常烦躁、抑郁, 也不爱干净卫生。

2. 家庭精神环境

(1) 母亲在皮科拉成长中的负面影响

“母亲”这个词语已经等同于“伟大、奉献、慈爱”, 而母亲的形象在众多文学作品中也具有光辉的神性。但在《最蓝的眼睛》中, 莫里森以冷峻的目光, 重新审视母亲形象, 批判性地颠覆皮科拉母亲的神性光辉。莫里森笔下的波琳一反传统的慈爱的母亲形象而变得冷漠残忍, 读者从皮科拉的眼中看到人间无爱的苍凉, 而缺少母爱的皮科拉则是一步步走向精神崩溃的边缘。

皮科拉的母亲波琳在白人家庭当保姆, 每天悉心照料白人主子一家。她最喜欢的娱乐活动是看电影, 因为电影使她暂时忘却现实的烦恼。白人电影已经完全将波琳洗脑, 她背弃黑人传统文化, 完全认同白人主流文化。波琳最喜欢在白人主人家工作, 最讨厌下班后要回到自己肮脏杂乱的家, 尤其是讨厌看到自己皮肤黝黑的女儿皮科拉。波琳下班回家后, 皮科拉不但得不到母亲热烈的拥抱和关怀的话语, 还经常被母亲疯狂的打骂, 母亲的眼神中流露出来的是嫌恶和蔑视。母爱的缺失使皮科拉灵魂不全, 心理发展不成熟并遭受严重的心理挫折;母爱的缺失使皮科拉孤僻、怯懦。她非常敏感, 能够感受到母亲及他人有意识无意识表现出的反感。她很脆弱, 无法承受没有母爱之痛。

(2) 父亲在皮科拉成长中的负面影响

“父亲”这个词语等同于“伟大、凝重、深沉”, 在众多文学作品中, 父爱被描写为粗犷、豪放, 父爱能够使孩子独立、果断、具有勇敢精神和冒险精神。但在《最蓝的眼睛》中, 莫里森却向读者呈现了乔利对皮科拉的扭曲畸形的父爱, 这种父爱远比缺失父爱更可怕, 这种父爱是皮科拉无法身心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

乔利从小就不知道父母的爱为何物, 在他长大成家之后, 也毫无责任感可言, 他甚至不了解如何去表达父爱。乔利是美国社会最底层的黑人, 他无力为家庭提供良好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 种族歧视的压迫又使他充满沮丧与屈辱, 他只有通过征服波琳才能展示其男人的力量, 才能释放自己的愤怒、沮丧和挫败。他征服波琳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打骂波琳, 另一种是在波琳并不情愿的时候与其发生性关系。在征服波琳的过程中, 他体验到身为男人的快感, 暂时忘却自己在白人文化下的沮丧、耻辱与挫败。乔利感受到皮科拉孤独无助, 缺少爱怜, 但他却在付出父爱和赢得女儿同等的爱方面感到不知所措, 因为人生经历使乔利发生了人格分裂。他无法找到表达父爱的正确方式, 只好通过强奸女儿来表达对女儿的强烈的爱, 这种畸形扭曲的父爱逐渐将皮科拉推向不可逆转的痛苦深渊。

教育学家认为, 良好的家庭环境可以鼓励孩子勇于面对挫折和失败, 但皮科拉的恶劣的家庭环境使她形成敏感、怯懦、自卑、烦躁及抑郁的性格。

二、学校环境对皮科拉健康成长的制约

学校环境对个体的身心发展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好的学校环境可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辨别是非等能力。在学校中, 个体经常与教师和同学打交道, 教师同学和个体的交流方式和关心程度等直接影响个体的身心发展。皮科拉学校的黑人教师鄙视她、嘲笑她, 找机会数落她, 因为早已成为中产阶级的黑人教师强烈地憎恨自己的种族和皮肤, 尽管他们在言谈举止、生活方式上极力向白人靠拢, 想除掉自己的黑人身份。[1]但皮科拉的出现使他们看到了自己先辈的影子, 打碎了他们的自欺欺人, 因此他们从情感上极端排斥来自社会最底层的黑人女孩皮科拉。她的黑人男同学在走廊伸腿拌她, 放学后将她团团围住, 唱着侮辱她的小调, 黑人女孩搞恶作剧捉弄她, 白人男孩扔石头打她, 白人女孩蔑视她, 生怕她的丑陋污染了她们的眼睛。皮科拉的学校环境使她倍受肉体和精神的摧残, 身心遭受极大的伤害, 形成了自卑、敏感的性格。

三、社会文化环境对皮科拉健康成长的制约

社会文化环境是个人发展必须依赖的外部条件, 除了家庭和学校外, 个人行为发展与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社会文化环境指的是由一定的社会生活方式所决定的文化因素, 比如社会风气、社会信息等。个体的个性差异主要体现在价值观体系上, 文化环境将一定的价值观外化为一定的行为规范, 形成一定的社会导向。社会群体, 比如家庭、班集体、同伴群体等, 通过舆论和其它社会强制力使个体接受这种价值观并内化为个人需要。[2]

心理学家指出, 当个体感受到沮丧、失落与耻辱时, 第一反应是向自己发泄, 但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 个体会将其不良情绪宣泄到比其更弱小的人身上。[3]在白人主流文化下, 各大媒体反复强调白人优等, 黑人感到自卑无助, 他们盲目地背弃本民族文化, 认同白人文化, 企图抹掉自己的黑人身份, 但却迷失了自我, 内心充满困惑与煎熬。皮科拉从父母、同学、邻居、教师、杂志、电影、广告及包装上了解到白人的价值观, 并且将其内化为自己的需求。皮科拉和其他黑人一样被种族歧视压迫着, 心中充满自我憎恨与自我否定, 但不幸的是, 皮科拉生活圈子中的绝大部分黑人将这种怨毒发泄到了弱小的皮科拉的身上, 在白人文化的影响下, 皮科拉没有反抗, 而是将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归咎于自己的丑陋, 可见文化因素对孩子的成长起着不可抗拒的作用。正是这种白人主流文化传达的社会信息、控制的社会风气使皮科拉摒弃了一切黑人传统文化, 困扰于文化双重身份之中, 既不能完全融入主流文化, 也不能回归本民族文化。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使皮科拉完全失去了自信, 只是用白人价值观一味地否定自己。

纵观皮科拉的成长, 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对她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在白人主流文化下, 皮科拉认同白人的审美观, 认为白皮肤蓝眼睛才是真正的美, 白人文化已经完全控制皮科拉的思想, 使其彻底失去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 她对白人的美顶礼膜拜, 期待着拥有蓝眼睛会使她摆脱悲惨的命运。皮科拉在家里得不到父母的爱, 邻居视她为不祥之物, 学校里她是老师和同学鄙视和嘲笑的对象, 皮科拉内外交困使她对拥有一双蓝眼睛的梦想产生了精神依赖。最终, 她由原本的敏感、自卑、孤僻及怯懦走向了精神失常的不归路。

参考文献

[1]托妮·莫里森.最蓝的眼睛[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1.

[2]王守仁, 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美国二十世纪黑人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小说《最蓝的眼睛》 第4篇

【关键词】《最蓝的眼睛》 黑人 命运

被誉为文坛“黑色旋风”的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美国文学史上获此殊荣的唯一的黑人女性。其作品以恣意的想象力，诗意的语言关注非裔美国人的身份和命运问题。

《最蓝的眼睛》是托妮·莫里森的处女作，也是其成名作，讲述了处于社会边缘的黑人小女孩佩科拉的悲剧故事。该作品因其独特的篇章结构，新颖的题材，多元的话语等受到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小说中出现的两个黑人家庭——主人公佩科拉所在的布里德洛夫一家和麦克蒂尔一家是本论文的关注焦点。通过分析两个背景相似的黑人家庭在白人文化霸权下的反应，分析造成其截然不同命运的原因，探讨美国少数族裔的身份危机和生存之道。

一、生存的困境

在美国社会，白人主流文化占有不可动摇的优势地位，白人至上的理念和以白为美的审美观念充斥着社会的每个角落，束缚压制着黑人的心灵。在《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克劳迪娅和弗里达等几个小女孩发现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大人们、大女孩们、商店、杂志、报纸、橱窗——全世界都一致认为所有的女孩儿都喜爱蓝眼珠、黄头发、粉皮肤的布娃娃。”此外，媒体，教育等文化传承要素与白人文化霸权实施共谋，渗透其价值观念，奴化黑人心理。《最蓝的眼睛》中保琳所醉心的好莱坞电影所描绘的尽是金发碧眼的白人以及梦想中的生活。小说引用的美国启蒙课本中“狄克-珍妮”的故事描述了一个甜蜜而美妙的家庭生活：一个小女孩住在一幢美丽的房子里，有慈祥的父母，可爱的猫狗相伴，还有朋友一起玩耍嬉戏。这其中高雅而有尊严的幸福生活与黑人实际生活的贫穷卑微形成鲜明对比，具有强烈地误导性，对黑人的心灵造成侵蚀。就像成人的克劳迪娅追忆过去时所说：“我现在甚至认为那时整个国家的土地都对金盏菊怀有敌意。这片土壤不适合某些种类的花成长。它不给某些种子以滋养，它也不结某种果实。”这里作者用金盏菊来比喻被殖民被边缘化的整个黑人民族，土地象征了白人主宰的美国社会，生动地描述出了美国黑人生活的恶劣社会环境。

二、迎合白人文化酿成的悲剧

《最蓝的眼睛》中，主人公佩科拉所在的布里德洛夫一家代表了屈从、迎合白人强势文化的黑人群体。母亲波琳几乎全盘接受白人文化及审美标准，对其顶礼膜拜，相比于女儿佩科拉，她更加偏爱雇主家的白人女孩。在白人家庭做女佣的她无比艳羡白人美丽，清净的生活，排斥自己的黑人家庭。和丈夫孩子的家居生活成了“她一日中清晨和深夜的两个暗黑的边线”。父亲乔利从小被父母抛弃，心灵在种族歧视的残害下扭曲，最终人格分裂，做出了强奸自己女儿的暴行，直接导致了整个家庭的毁灭。年幼的佩科拉完全依赖别人来确定自身的价值，自认丑陋，自惭形秽，对于别人的欺侮和奚落忍气吞声。她把一切不公正的待遇都归于自己缺少一双蓝色的眼睛，因此将一切美好的愿望都寄托于能够拥有一双像秀兰·邓波儿那样美丽的蓝眼睛。最终，在遭到牧师的欺骗，父亲的强暴后，精神错乱，幻想自己拥有了梦寐以求的最蓝的眼睛，日日与自己私语，坠入了毁灭的深渊。

三、固守本族文化的坚强生存

小说中和佩科拉家庭截然不同的另一个家庭是麦克蒂尔一家，同样有着黑人血统，经济条件也同样拮据，然而这里却是一个温馨和睦，充满爱和友善的地方，家庭成员自尊，自爱，自强。当北方“水泥种植园”禁锢了乔利等许多人的心灵，母亲麦克蒂尔太太却还记得那些能作疗伤之药的黑人歌曲。从家中经常飘扬的这些黑人文化标志性象征的布鲁斯音乐中，他们汲取了力量，帮助心灵驱散痛苦。女儿克劳迪娅回忆说，“在妈妈充满喜怒哀乐的歌声里，伤心的往事不再令人心碎，反而使我相信：痛苦不仅可以忍受，还甜蜜蜜的。”母亲对于两个孩子的爱“粗糙”却满含真情，为孩子提供了精神支柱和温暖安定的避风港。父亲麦克蒂尔保有着黑人的自尊和自强，用自己坚实的臂膀守护着他们的小家庭，当弗里达受到家中房客亨利的骚扰时，父亲毫不犹豫地将其赶出门外，甚至要拿枪将其射杀。女儿克劳迪娅不盲从于白人的审美观念，对其提出强烈的质疑和反抗。对于金发碧眼的娃娃，她嗤之以鼻，通过肢解洋娃娃试图弄清其魅力所在。民族文化的滋养是美国黑人坚守自己身份的力量源泉，以上两个家庭的对比，反映了面对白人强势文化的两种选择：要么迎合白人文化走向迷失，要么坚守黑人文化完整生存。《最蓝的眼睛》反映了莫里森对美国黑人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注，通过两个黑人家庭命运的对比，作者试图唤醒她的黑人同胞，引导他们尊重和继承民族文化，坚持自我，抵抗白人文化的奴役，根植于本民族的沃土中去追寻自己的身份。

参考文献：

[1]唐小霞.《最蓝的眼睛》国内研究综述[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3（3）：182-184.

[2]托妮·莫里森.最藍的眼睛[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

[3]王守仁，吴新云.白人文化冲击之下的黑人心灵——论托妮·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3）：124-129.

从结构隐喻分析《最蓝的眼睛》 第5篇

隐喻经历了比较论、替代伦和互动论等几个阶段, 随着对于隐喻研究的加深, 隐喻被更多人认识到, 它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 更是一种认知现象。1980 年由Lakoff &Johnson出版的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一书, 第一次明确提出“概念隐喻理论”, 使得对隐喻的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概念隐喻又被分为三种类型:结构隐喻, 方位隐喻和实体隐喻。

《最蓝的眼睛》是托尼 · 莫里森的代表作, 主要通过对一个黑人小女孩佩格拉的描写, 展现了她对一双蓝眼睛从渴望到幻想以致最后坠入疯狂的悲剧的过程。揭示了白人的文化霸权对黑人文化的影响以及种族主义内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本篇小说的语言中充满了隐喻特色。

本研究从小说中出现的“季节”和“动物”两个事物以结构隐喻的视角进行一个简要的分析, 进而更好地展示作家是如何利用隐喻在文学作品中传递自己的观点以及揭示了隐喻在生活中以及语言思维中的重要作用。

2、概念隐喻理论

Lakoff用映射理论来揭示概念隐喻, 他认为人们有一定的认知能力, 想象是其中一种最正常也是最重要的一种认知能力。想象的方法即是隐喻。隐喻在人们认知世界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概念隐喻其实是一种映射过程。这种映射是从一个概念隐喻到另一个源域- 目标域的映射。从映射过程可知,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具体的经历去了解一个抽象的概念。所有的语言都是隐喻化的。概念隐喻应用于我们的思想和文化之中。

(1) 结构隐喻:就是用一种较为具体、熟悉的概念的结构去建构另一种相对抽象、陌生的概念, 例如:人生是旅途或者时间是金钱等。

(2) 方位隐喻:就是通过空间方位的概念例如上下、前后、内外、深浅、远近、中心边缘等来理解非空间方位概念所构成的隐喻。

(3) 实体隐喻:就是利用物体的概念描述和理解如感情、思想、或者是状态等抽象的概念, 将后者当作是可以进行分割的物体和物质, 以便更好地对它们进行范畴化和量化等。实体隐喻包括两种:容器隐喻和拟人隐喻。

3、从结构隐喻角度分析小说《最蓝的眼睛》

(1) 季节:四季的轮回是痛苦的重复

人的一生本是由生到死, 这是大自然的法则和规律, 但是在小说中“四季”的更替代表着出生、成长、死亡以及重生。最蓝的眼睛打破了传统的叙事模式, 并利用了秋, 冬, 春夏等季节顺序的文体框架来显示社会和自然, 生命和季节等主题。非传统叙事模式的安排隐喻了女主角在这个扭曲的社会生活的无序状态。她的悲惨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就像重复着季节。与季节相反的顺序隐喻化了黑人的价值取向, 并且传达了会让黑人思想扭曲和疯癫白人的风格。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四季的轮回是痛苦的重复”的结构隐喻。

秋天本该是硕果累累收获的季节。但佩科拉由于丑陋的外貌而被人嘲笑。在这个舒适的季节里, 佩科拉感觉到只有冷漠和与世界的疏离。在秋天, 金盏花未萌发的种子和随风飘落的蒲公英是佩科拉的卑微生活和惨淡命运的结构隐喻。然而, 冬季隐喻着现有的生活的危险和社会的无情. 黑人男孩辱骂佩科拉是“黑鬼”。在小说中, 肤色稍浅的黑人女孩Meridian自认为有种优越感, 而且她认为自己美丽佩科拉难看。对于黑种人的自己, 她憎恶自己的颜色;伤害和诽谤自己的同胞。他们内化了白人的种族观念。因此, 它造成了一种内在的种族主义和暴力行为。“冬天收紧我们头上的冷带和融化我们的眼睛。”“但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在等待春天的时候有可能是花园”。显然, 莫里森希望黑人们的生活和人际关系有更多的春季的温暖而不是冬季的无情。春天是一个美丽而且万物复苏的季节。这是重生和复苏的象征。但在小说里春天是伤害的结构隐喻。“夏日风暴”更有着重要的结构隐喻含义。首先, 它隐喻着摧毁一些东西。因此, 人们有可能把风暴和悲剧同命运连接在一起。所以“夏日风暴”隐喻着佩科拉家庭的破裂以及她灾难性的结局。萨米离开了小镇;乔力死在济贫院;布里德洛夫太太仍然做着家务;佩科拉的孩子由于早产而夭折。所有这些使她疯了。最后, 她有她的风暴。当她在幻想的时候, 她实现了拥有一对蓝的眼睛的梦想。但梦想的实现太可悲。她首先想如果她有最蓝的眼睛, 那么她会得到幸福。相反, 拥有一双蓝眼睛并没有让她看清楚人和社会, 反而却迷失了自己。

(2) 花:花是希望

花, 像万寿菊和蒲公英, 表明结构隐喻:“花是希望”。

蒲公英在小说中多次出现。在一开始, 佩科拉很喜欢蒲公英, 认为它是美丽的花。她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不喜欢它, 但同时, 他们用它来煲汤以及酿酒。继而, 佩科拉展示了对蒲公英的怜爱。其实, 这也是一种方式来感叹情于她。把蒲公英当做她生活的希望, 她觉得蒲公英很漂亮, 就如同黑人也很美丽一样。他们都是世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 当她被店主瞧不起, 她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是错的。怨恨油然而生。她否认自己, 放弃了希望。

结语:

文学作品中充满了隐喻特点, 既可以使得语言易于理解, 同时也能更好地传达作者的写作意图。本文仅选取了《最蓝的眼睛》中两个极具特征的结构隐喻进行了简要分析, 但是结构隐喻的重要作用却已经彰显。

摘要：概念隐喻是一种无处不在的语言现象, 不仅在语言中存在, 也存在于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之中,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概念隐喻更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模式。概念隐喻由结构隐喻、方位隐喻以及实体隐喻构成。本文试从概念隐喻中的结构隐喻去分析莫里森的小说《最蓝的眼睛》, 进而揭示结构隐喻的在文学作品中的应用, 以及透过此种研究展示黑人文化所遭受的不平等。

关键词：概念隐喻,结构隐喻,最蓝的眼睛

参考文献

[1]胡壮麟.认知隐喻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浅议《最蓝的眼睛》中的姐妹情谊 第6篇

关键词：《最蓝的眼睛》,姐妹情谊

本文分析了《最蓝的眼睛》中的姐妹情谊。佩科拉在疯癫之前受到的一点点温情, 即克劳迪娅极其姐姐对佩科拉的同情、关爱以及帮助, 她们给予了佩科拉姐妹情谊。从克劳迪娅极其姐姐的姐妹情谊, 以及三个妓女之间的姐妹情谊中可以看到, 姐妹情谊能够为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对自己的命运抗争提供有力支持。三种不同的姐妹情谊是理想姐妹情谊一步步的升华, 第一种是对弱势姐妹的同情, 第二种是姐妹之间彼此的互相照顾和互相帮助并且共同反抗对女性的压迫, 第三种是一种理想状态, 即所有的姐妹们团结起来与压迫女性的各种力量作斗争。

一、概述

姐妹情谊是女性主义批评的主题之一。是指血缘关系或非血缘关系的女性之间的互相帮助, 互相支持, 尤其是在精神上的互相支持, 共同反抗父权社会的压迫。姐妹情谊来源于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故事。色雷斯国王忒瑞俄斯娶了雅典国王的大女儿普罗克涅, 五年之后普罗克涅很思念妹妹菲罗墨拉, 就让丈夫去雅典接自己的妹妹。忒瑞俄斯垂涎菲罗墨拉的美貌, 在回自己国家的途中将其强暴, 并割去舌头锁在一间小屋里。当普罗克涅知道这一切后, 她解救了自己的妹妹, 并且杀死了忒瑞俄斯和自己的儿子向忒瑞俄斯报仇。最后, 两姐妹一起逃跑。由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姐妹情谊对女性的影响。

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包括分享丰富的内心生活 , 结合起来反抗男权意识的压制 , 互相提供和接受物质支持与精神援助 , 以身体上的亲近来替代男性情人的类似同性恋的依恋等。莫里森的许多小说中都涉及到姐妹情谊, 这体现了莫里森对黑人妇女生活状况的关注, 以及寻求解决黑人妇女在遭受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下建立自我身份的方法。

二、佩科拉的唯一温情—克劳迪娅及其姐姐和佩科拉间的姐妹情谊

克劳迪娅极其姐姐给予佩科拉的姐妹情谊, 是佩科拉在心智疯狂之前感受到的唯一一点温情。克劳迪娅及其姐姐是在这个小镇上唯一同情佩科拉, 并且想试图帮助佩科拉的人。虽然她们的帮助方式是那么的幼稚天真, 没有一点作用。小说的一开始就可以看到克劳迪娅及其姐姐对佩科拉的关心 :“可是由于我们对佩科拉的健康以及她孩子的平安出世极其焦虑, 脑子里整天想的只有我们自己的魔力 :假如我们撤下花种后接着说上几句吉利的话, 种子就会发芽, 一切也就太平安无事了。”

佩科拉家的房子被烧毁, 在克劳迪娅家借住这段时间, 她们姐妹对佩科拉很友好, 试图取悦佩科拉, 给她糖吃。“佩科拉住在我们家的那几天很愉快。弗里达和我也不打架了, 我们的精力都集中在这位客人身上, 想方设法不让她感到她无家可归。”在这一段时间, 从佩科拉甚至可以大笑起来 :“我们装扮小丑时她会开心地大笑……”可以看到, 只有和这两姐妹在一起时, 佩科拉才过了一段开心地时光。这种笑容在整篇小说中都很少见, 因为整个小说都充满了悲伤的气氛。

并且在佩科拉第一次来月经时, 克劳迪娅和姐姐弗里达像亲姐妹一样帮助她。弗里达帮佩科拉换衣服, 克劳迪娅清洗弄脏的台阶。有了这两个姐妹的帮助, 佩科拉才不会在无助、恐慌中处理这件事, 而是受到了女孩应有的照顾。对于女孩子来说, 这种私事应该是父母或姐妹来指导, 在克劳迪娅的家里, 佩科拉得到了这种姐妹般得帮助。

在佩科拉被一帮男孩子欺负时, 也是克劳迪娅姐妹帮助了她, 保护了她。在放学的路上, 佩科拉被一群男孩子围在中间, 口里念着欺负人的打油诗并跳着“死亡之舞”, 佩科拉捂着脸哭泣却无法走出这个包围圈。当看到这个场景时, 弗里达的表现非常勇敢 :“弗里达紧闭双唇, 眼睛像妈妈一样地瞪起来, 把外衣从头顶往地上一扔, 朝他们跑去。她拿起书本朝伍德 · 金的头上打去。包围圈解体了。”弗里达像一个女勇士一样把佩科拉救出了包围圈, 然后两姐妹一起对峙这一群男孩, 最终逼退这些男孩子们。她们给佩科拉的这种保护, 是佩科拉的母亲都无法给予的。后来, 莫丽恩质问佩科拉是否见过自己的爸爸光着身子, 而这正是男孩们侮辱佩科拉的话语, 这时是克劳迪娅的, 帮她反击了莫丽恩, 与莫丽恩进行了唇枪舌战。这种在困难中的互相帮助这是一种姐妹情谊的体现。

在佩科拉被亲生父亲强暴怀孕后, 克拉迪娅两姐妹是镇上唯一同情她的人。“我们为佩科拉感到难堪, 感到痛苦, 最终为她感到难过。”“另外我认为我们的悲哀因无人分担而愈加强烈。人们对这感到厌恶、可笑、惊讶、愤恨甚至兴奋。我们希望听到人们说‘可怜的孩子’或是……, 可是大家这是摇摇头而已。我们希望……, 可看到的脸都毫无表情。”镇上的人只将佩科拉看作一个笑柄, 无人关心她的死活, 甚至希望她怀着得孩子生下来就死掉。只有克拉迪娅两姐妹为她难过, 同情她的遭遇。甚至愿意放弃她俩的收入来祈求佩科拉的孩子活着, 来反抗这个冷漠的社会。然而, 她们的努力失败了, 佩科拉生下了一个早产儿, 并且很快死去, 然后变得疯癫。克拉迪娅两姐妹为佩科拉的最后遭遇责备自己, “我们试图对她视而不见……而是因为我们未能助她一臂之力。”克拉迪娅两姐妹想用种金盏花并让其开花的方法来帮助佩科拉, 可是她们失败了。在一个受到白人歧视有受到男人歧视的社会里, 她们的抗争是那么的无力。

克拉迪娅极其姐姐在佩科拉的生命里是极其重要的, 只有和她俩在一起时, 佩科拉才有了一段短暂的快乐时光, 也只有和她俩在一起时, 她才有了被人爱的感受, 才会在这个冷漠无情的社会了受到一点保护。这就是姐妹情谊能给佩科拉带来的, 也许, 如果佩科拉有一个姐姐, 她的人生就会完全不同。

三、姐妹之间的互相支持—克劳迪娅极其姐姐姐妹情谊

克劳迪娅及其姐姐弗里达的姐妹情谊, 为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受到种族、性别双重压迫进行反抗指明了一条道路。两姐妹情谊深厚, 虽然生活中也会有争吵打闹, 但是在有困难时可以互相照顾, 共同想办法解决, 面对外敌时能同仇敌忾。

冬天, 克劳迪娅在捡煤渣时冻感冒了, 躺在床上哭, 姐姐弗里达“眼里充满了悲伤, 她唱歌给我听”。这就是姐妹, 在一方生病时, 另一方感同身受并想办法来帮她减轻病痛。在解救佩科拉的战斗中, 姐姐弗里达勇敢得用书揍了一个男孩, 并同那群男孩对峙时, 妹妹克劳迪娅也不甘示弱, 大胆得同其中一个男孩争吵, 正是这种团结让她们充满了力量, 成功得赶走了那帮男孩。这就证明了姐妹们团结起来的力量, 说明这种姐妹情谊可以产生强大的力量, 让对手害怕的力量。

克劳迪娅两姐妹的互相帮助还体现在“亨利先生事件”上。亨利调戏了姐姐弗里达, 弗里达在床上哭泣时, 克劳迪娅“跪在床上, 拿起裙子边给她擦鼻涕”并且问清楚了事情的经过, 然后当她得知姐姐不想“被毁了”就和姐姐一起想办法, 以避免姐姐“被毁了”。她们幼稚得认为喝威士忌可以避免“被毁了”, 就决定一起去找佩科拉家借点威士忌。克劳迪娅对姐姐的关爱, 让弗里达在受到委屈后能很快恢复平静, 并帮助姐姐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共同分享劳动成果也是克劳迪娅和弗里达姐妹情谊的一种体现。她们共同去卖自己的花籽, 然后把钱攒起来买一辆新自行车。结果在她们得知佩科拉的怀孕的事之后, 又共同决定放弃所得钱, 以祈求上帝让佩科拉的孩子活下来。

当然, 克劳迪娅和姐姐弗里达之间也有争吵。第二年, 她们为佩科拉祈祷而种的金盏花都没有开花, 于是她们互相指责, 互相责怪。这种争吵是姐妹情谊的正常体现, 争吵完她们还会互相关心, 互相帮助, 互相支持, 而且争吵也是一种交流感情的方式。小说中, 克劳迪娅比佩科拉过得幸福的原因之一, 就是因为她有姐姐的陪伴、庇护和帮助。

四、理想的反抗形象—三个妓女之间的姐妹情谊

在《最蓝的眼睛》中有三个特别的女人, 即三个妓女。她们名字的本身就具有反抗意义, 即“三个妇女的名字具有弱小但顽强抵抗强权而生存的深意”。而她们行为也充满了反抗, 对世人的眼光和评论无所顾忌, 只是追求自己的生活。还有她们对待男人的态度, 也具有反抗性。在所有妇女都服从、依赖男人的时候, 她们却共同恨男人, 并且联合起来与男人作对。而她们的共同生活, 她们的团结一致, 也是姐妹情谊的一种体现。

三个妓女在日常生活中也会一起聊天, 而聊天本身就是女性进行交流和倾诉的一种方式。她们并不觉得佩科拉长得丑, 还送给她衣服, 给予佩科拉姐姐般得关怀。她们对待男人的态度也是一致的 :“这三个女人都仇视男人, 所有的男人, 一视同仁, 毫无歉意。她们鄙视所有的来访者, 对他们冷嘲热讽……她们从欺骗男人中得到快乐。全镇都知道……将一个犹太人骗上楼, 三人一起扑将上去, 抓住他的脚后跟, 把他裤袋里的东西都抖落出来, 然后将他扔出窗外。”这三个妓女对犹太人的行为, 就像女性们联合起来进行得一场战斗。如果所有女性真能像这样联合起来, 就能产生强大的斗争力。

三个妓女间的姐妹情谊是对姐妹情谊的一种升华, 即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反抗社会压迫女性的观念, 共同反抗种族歧视带来的价值观, 男权社会对女性角色的定位, 以及联合起来进行真正的斗争。可是受到现实中其他因素的影响, 也许这种姐妹们联合进行真正的斗争只是一种理想状态, 然而毕竟, 这为女性争取更多的权力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途径。

姐妹情谊是女性在物质和精神上互相帮助, 互相支持, 团结起来反抗压迫的关系。在《最蓝的眼睛》中, 从佩科拉受到克劳迪娅两姐妹帮助的姐妹情谊, 到克劳迪娅和姐姐弗里达这种可以互相支持, 互相帮助的姐妹情谊, 再到三个妓女这种可以共同进行真正战斗的姐妹情谊, 对团结一致的要求更高, 其中蕴含的反抗精神也越来越明显, 是广大女性团结起来在父权社会争取女性权力的一种理想状态。

参考文献

[1]托妮·莫里森陈苏东译.《最蓝的眼睛》[M].南海出版公司, 2005.

[2]左金梅, 申富英.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7

[3]Toni Morrison, the bluest eye[M].New York:Knopf, 1970.

论《最蓝的眼睛》中的恐怖与死亡 第7篇

《最蓝的眼睛》讲述的是1941 年在美国俄亥俄州一座小镇上, 一个名叫佩科拉的黑人少女, 她渴望一双代表美好和幸运的蓝眼睛, 但最终却变得神志恍惚的悲惨故事。本文通过对《最蓝的眼睛》中的恐怖场景, 人物残忍和死亡情节的分析, 来阐述黑人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白人文化冲击下对黑人带来的肉体和精神的摧残。

一、恐怖主题的体现

(一) 环境的恐怖

莫里森的小说当中充满着大量的环境描写, 涉及自然环境, 社区环境, 以及和黑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居住环境等等, 这些环境描写所描绘的低沉压抑的色调和渲染出来的惊悚恐怖氛围, 不仅有着作家情感的倾注, 而且与小说中故事情节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最蓝的眼睛》这部小说中, 环境的恐怖集中表现在黑人居住的环境状况上。

小说中大量描写黑人聚集区居住环境的恶劣低下给人以阴森恐怖之感。例如小说开篇的叙述者克劳迪娅家中的环境描写, “我们的房子又阴又冷, 是绿色的。晚上只有一盏煤油灯给大屋照明, 其他房间深陷在黑暗中, 到处是蟑螂和老鼠……弗里达用破布把窗户堵上, 床上挨着身子的那块地方才热乎起来” (14) [1]。还有关于皂头牧师的居住环境“在那闷热潮湿、昏暗、满是旧物的小房间里, 感到不寒而栗” (181) 。在描写罗兰镇时说道:“废弃的店铺, 浅灰色的天空与周围灰蒙蒙的房屋和黑乎乎的电线杆” (38) 。诸如以上的例子还有很多, 作者在描写黑人的居住环境时大量使用阴冷, 灰蒙蒙, 黑暗等冷色调的词语来描述, 单调的色彩描绘出来的昏暗阴郁的环境再附带天气给与的雪上加霜, 就使得黑人的居住环境与白人生活的干净整洁, 明朗光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小说一开篇就给全书定下了一种阴郁而无可逃脱的恐怖感, 描绘出的黑人极端恶劣居住环境, 也是黑人政治、经济地位的象征, 低层的生活条件展现了社会主流文化冲击下对黑人身心的挫伤和狭窄的生存空间。

(二) 人物的恐怖

莫里森的多部作品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常常出现古堡, 鬼魂, 复仇等具有哥特式艺术风格的元素, 《最蓝的眼睛》这部小说是莫里森早期的作品, 作者并没有过分着墨于超自然因素的刻画, 而更多是以写实的手法来塑造人物的残忍冰冷的本性。笔者认为, 虽然小说没有怪诞情节的渲染, 但是这种对现实恐怖的描绘更能深入读者的灵魂深处, 产生身临其境的毛骨悚然之感。小说中人物的残忍恐怖主要是针对该小说的女主人公而展开的, 涉及两类人, 佩科拉的父母以及与她有关的黑人社区周围的人。

1、佩科拉的父母的残忍恐怖

与他们的家族姓氏布里德洛夫 ( Breed love, 孕育爱) 形成强烈反差的是, 布里德洛夫夫妇从来就没有给佩科拉爱和关怀, 他们粗暴的行为深深地伤害了女儿的自尊。佩科拉的父亲喝醉了酒趁她干家务之际强暴了她, 并致使佩科拉怀孕生下一个早产的死婴。她的母亲而没有好到哪里去, 她把所有的母爱都给了白人雇主的孩子, 却嫌弃自己的孩子又黑又丑。一次, 因为佩科拉打翻了蓝莓馅饼而对她一阵毒打, 小说中这样描述:“她一个跨步扑倒佩科拉身上, 用手背把她抽翻在地。布里德洛夫太太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拽起来又抽了她一下, 一面用气得拔尖的嗓音向她骂……” (115) , 扑, 抽, 拽, 骂这一系列动词的连用凶狠程度可见一斑, 很难想象这是一位母亲对自己亲生女儿的举动, 布里德洛夫太太对女儿暴打之后反而转向安慰吓坏的白人小女孩, 佩科拉母亲这种因为白人文化而导致的心理认知上的扭曲也使得母女之间亲情的泯灭, 这种对血脉相连的亲人毫无温情的残害所造成的恐怖之感, 比魔幻世界造成的心灵悸动更可怕。

2、周围人物的残忍恐怖

周围的人对佩科拉也是充满嘲笑与蔑视, 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居住区, 因为她的丑陋和黑皮肤总是被别人当做愚弄的对象, 而这些周围人残酷行径的实施者大都来自黑人社会内部。她被在校的男同学戏弄, 被糖果店老板粗鲁对待, 更甚于怀孕之后还受到周围人的冷嘲热讽等等。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例子是佩科拉被混血妇女杰拉尔丁侮辱。她本身就带有黑人血统, 却以有色人种自居并与黑人划清严格的界限。当佩科拉被杰拉尔丁的宠物猫抓伤脸的时候, 杰拉尔丁并没有产生丝毫的同情而是听尽儿子谗言, 恶狠狠辱骂佩科拉:“你这恶心的小黑婊子, 从我家滚出去” (99) 。从她的言语和行动中, 我们清楚地看到由于人性扭曲所造成的种族内部的分裂问题, 自相残害所营造出的紧张恐怖氛围。

一个12 岁的小女孩在最美好的童年时期就要面对族群同胞给与的伤害, 佩科拉悲惨一生足矣体察到人心的残忍和恐怖的生存现实, 这种残忍和恐惧不单单指向佩科拉一个人, 还有千千万万的黑人生活在煎熬之中。由此可见, 黑人成长生存的困境不仅仅来自白人价值体系下的压迫, 而且来自他们内部出现的分裂问题, 丢弃自身的文化传统, 否定自我, 互相残害, 这就使得黑人群体在饱受身体摧残的同时还要承担族群内部的精神压制。

二、死亡主题的体现:自我精神的毁灭

小说中孤独绝望的佩科拉祈求皂头牧师给予她一双蓝眼睛, 可是当她看到因为自己喂食而致使那条狗痛苦死去的时候, 她的精神彻底地崩溃了。从那以后, 她以为自己真的有了一双蓝眼睛, 整日像行尸走肉般穿梭在街头。她的肉体虽然没有被折磨致死, 可她的精神灵魂早已不属于她自己。小说以佩科拉神智失常而结尾, 对于蓝眼睛的渴求, 对融入白人世界的渴望, 导致了她的自我毁灭, 这种精神的崩溃无异于自杀式的死亡, 而死亡尚可解脱, 但是没有思想地活着继续遭受非人的待遇, 甚至比真正的死亡更可怕。

黑人女孩佩科拉这种生不如死的遭遇是白人文化霸权的控制和黑人族群认知分裂的悲剧结合体的一个代表, 我们不禁对黑人群体所遭受到的压迫产生深深地同情之感, 而这同情之感的背后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 莫里森想要借此书来呼吁更多的黑人寻找遗失的自身价值和传统, 才能在不同文化冲击下保持自身的话语权, 维护族群整体的人格尊严, 才能拥有美好的生活, 从恐怖和死亡当中解脱出来。

摘要：托妮·莫里森是美国当代著名的黑人女作家, 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最蓝的眼睛》是她早期的代表作品, 作者力图借助文学叙事的力量, 诉说那无法言说的历史痛楚。本文通过对《最蓝的眼睛》中的恐怖场景, 人物残忍和死亡情节的分析, 来阐述白人文化冲击下对黑人带来的肉体和精神的摧残, 以及黑人群体内部存在的自身分裂问题。

关键词：托妮·莫里森,《最蓝的眼睛》,恐怖,死亡

参考文献

[1][美]托妮·莫里森.最蓝的眼睛[M].杨向荣, 译.海口:南海出版社, 2013.

[2]张汝雯.托尼·莫里森研究[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2006.

[3]王守仁, 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创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4]李秀清.白人文化霸权下扭曲的幼小心灵[J].外国文学研究, 2009, 3.

[5]Joan Bischoff.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Studies in Thwarted Sensitivity[M].New York Press.

小说《最蓝的眼睛》 第8篇

一、建构合理的黑人文化身份

(一) 受白人文化冲击, 丧失黑人主体审美价值观——佩科拉。

《最蓝的眼睛 》讲述的是一个深受白人审美观残害的黑人小女孩佩科拉的故事。 她在家里处境尴尬, 在外面受尽凌辱, 而她把这一切都归结为自己丑陋的黑人外表, 因此做梦都渴望有一双美丽的蓝眼睛, 最后被生父强奸, 产下死婴, 精神分裂。 白人这种审美标准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角落并成为主流。 母爱的缺失是导致佩科拉最终精神分裂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而波琳同样是白人文化侵蚀下的牺牲品。 在家庭之外, 佩科拉同样备受欺凌和侮辱。 在学校她总是受到同学们的欺负, 大家叫她“小黑鬼”;去糖果店买糖, 她把钱递给老板时, 老板都不愿意碰到她的手, 她知道“在下眼帘的某个部位表现出来的是厌恶之感, 在所有白人的眼神里她都曾见到过。他们的厌恶一定是针对她的, 针对她的黑皮肤的”。 在这种被歧视、 被厌恶的环境中成长, 佩科拉逐渐变得脆弱而敏感, 只能被动接受白人文化强加给她的审美标准, 而这种强势文化已经融入到她的意识里, 使她怀疑和否定自己的一切, 自认丑陋, 自惭形秽,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到夜晚, 她就祈求得到蓝眼睛, 从不间断”。 佩科拉对蓝眼睛的渴望和祈求是对白人文化价值和审美标准的认可, 是对自我的否定。 在强大的白人文化霸权下, 黑人的心灵深处产生一种无可排解的文化自卑情结和劣根民族的痛苦。 部分黑人的价值观尤其是审美观被逐渐扭曲和同化, 不知不觉中, 他们把这种白人的价值观及审美观内化, “白”即是“美”。 一切与“白”相关的也是美的, 而“黑”是丑陋的。 佩科拉对蓝眼睛的渴望、对自我的否认就是在这种白人审美观与黑人自身生理特征冲突下产生的。 在这种主流文化的价值和审美观中, 黑人永远不可能达到这种美的标准, 只能被边缘化。 佩科拉按这种标准判断自我, 只能得出自己是丑陋的结论。 至此, 她完全依赖别人的标准确定自身的价值, 这样一种现实和精神面貌使她完全疏离了自我, 沦为失去主体的非人存在, 只能生活在癫狂和幻想之中。

(二) 恪守家庭和社区责任感, 并坚守文化身份的黑人——麦克蒂尔夫妇。

在《最蓝的眼睛》里, 麦克蒂尔夫妇努力避免因种族主义和经济贫困导致的“精神贫困”。 他们带着叙事者克劳蒂亚、弗里达两个女儿, 一家四口住在漏风的房子里, 冬天烧捡来的煤渣, 吃青菜过活。 父亲麦克蒂尔先生在小说中并没被大力描摹, 但从女儿谈到他的口吻中, 我们可以断定他是个勤劳的工作者, 一个爱惜妻儿的好丈夫、好父亲。 虽然也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受压迫者, 虽然一样受到白人文化的挤压和威逼, 麦克蒂尔却守护着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 用深深的母爱温暖着两个孩子, 并收留社区里像佩科拉这种无家可归的孩子。 这一家的社区责任感在于他们把黑人集体当成了一个扩展了的家。

麦克蒂尔夫人在表现出家庭责任感的同时, 还保持住了两项黑人的文化传统:音乐和社区责任感。 母亲嘴边随口哼出来的黑人民谣似旷世良方, 让女儿相信“在妈妈充满喜怒哀乐的歌声里, 伤心的往事不再令人心碎, 反而使我相信:痛苦不仅可以忍受, 还甜蜜蜜的”。 (最蓝的眼睛, 24页) 虽然贫穷, 但母爱、亲情、厚重的黑人文化底蕴让她们活得有尊严, 让她们充满自信地面对白人强势的压迫, 让她们面对霸权欺辱时积极应战而不是像佩科拉一样退缩。

二、建构健康的黑人文化身份

(一) 分裂自我, 丧失健康文化身份的黑人——波琳和乔利。

《最蓝的眼睛 》的一个主题是白人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对许多为生活而挣扎的黑人产生的负面影响。 这些黑人处于生活底层, 虽受白人意识形态的暗示或明化的教化, 却终因物质条件和生活背景的局限而无法以梦寐以求的白人方式生活, 最终陷落在分裂的黑人自我深渊。 佩科拉的父母波琳和乔利便是其中的例子。 佩科拉的家庭非常不幸。 她的父亲年少时受到白人的羞辱, 婚后生活毫无目标, 终日酗酒;母亲波琳深受白人文化的侵害, 鄙视自己及儿女的黑人血统, 向往白人美丽的外貌和优雅富裕的生活方式, 在服装发式上花大量时间和金钱希望得到邻居的赞美, 对家庭不闻不问, 一心扑在她工作的白人家庭上。 她溺爱白人家的孩子, 对亲生女儿佩科拉却非常苛刻, 当女儿不小心打翻雇主家的盘子而被烫着时, 她对女儿又打又骂, 却对白人小女孩百般呵护。 可以说, 此时的波琳已经被白人文化异化到了变态的程度。 她这种分裂的人格更促使佩科拉对蓝眼睛产生渴望。 波琳在自家陋室和白人豪宅之间游走时, 对白人生活的羡慕、对自己日子的怨愤汇合成一种无形的力量拖着她日渐远离早年的质朴天性和黑人文化根基。 乔利对波琳的人格分裂不仅无能为力, 甚至他本人的经历使他比波琳更具人格分裂潜质, 他对努尔欲爱不能以至于强奸女儿便是人格分裂的极端表现形式。 他的“爱”最终毁了自己, 也害了佩科拉。

(二) 固守黑人自我, 不自觉抵挡白人文化冲击的黑人—三个妓女。

三个妓女的名字很特别:“波兰”、“中国”、“马其诺防线”。《最蓝的眼睛 》故事发生时正值二战, 波兰、中国、法国都遭到法西斯的入侵。 三个女人的名字让人不禁把她们当成尽力抵抗强权的弱小者。 她们的“家”是佩科拉经常光顾的地方。 这三个女人在并不高贵、 实际上身为白人价值观歧视的职业中保持着独特的自尊和乐观, 她们按自己的方式安排生活。 这三个妓女不同于传统文学中受苦受难或自甘堕落的妓女形象。 《最蓝的眼睛》中部分黑人生活在沉闷、抑郁之中, 唯有这三个女人笑语喧天。 她们的存在构成了书中少有的几个欢乐章节, 足以引起读者对白人所谓的体面的女性观念的反思。 她们处在社会边缘, 却不在意白人文化的引导。 她们敢爱敢恨、我行我素的脾气展示了一种小人物可能有的自主。 佩科拉在她们这里得到了一定的温暖和呵护。 她们从不认为佩科拉肮脏、丑陋。 然而, 妓女们虽能给佩科拉真心真意的爱, 让她在人生残酷的斗争中有一个喘息之处, 却不能代替母亲的角色, 成就她健全的人格。 令佩科拉感到欢乐的人们做着靠出卖“爱”谋生的行当。 莫里森这样安排刻画, 是对现实中白人文化世界的莫大嘲讽。

三、建构独立的黑人文化身份

(一) “白”化自我的浅肤色黑人——杰拉尔丁和切丘。

在《最蓝的眼睛》中, 莫里森还刻画了一系列被“漂白”的浅肤色的黑人形象。 他们奉白人的价值观、 审美观为金科玉律, 刻意模仿白人的生活方式, 企图在假想中成就自己的白人梦, 殊不知在这些假想中他们逐渐迷失了自我, 抛弃了黑人的民族之魂。杰拉尔丁便是这一系列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她肤色较浅, 同时接受过白人的教育, 她自诩为有色人, 时刻警惕不与周围黑人来往, 同时限制自己的孩子与黑人小孩玩耍, 并将有色人与黑人划出清晰界限。 她认为有色人干净整洁、 有修养, 而黑人则贫穷肮脏、缺乏教养。 在她眼中, 佩科拉并不是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 而是一个社会存在的顽疾与最大隐患, 更重要的是佩科拉代表着她不愿回首的往事与种族历史。对白人文化的顶礼膜拜占据了她的整个心灵。 杰拉尔丁在抛弃黑人文化的同时也丢掉了生活的全部乐趣:夫妻之爱、母子之爱及与人交往的能力。

切丘表面上看是黑人中被西方文明教导得最成功的一个, 但从根本上说是被扭曲得最严重的一个。 他学会要把自己从 “身体、 头脑、 精神各方面和与非洲相关的一切隔绝” (132页) , 并提高习惯、品位、嗜好各方面的修养, 努力赢得白人的赞同。 切丘在做这一切的同时, 意识到黑人在放弃弱视文化本位、 转而追逐强势文化过程中发生的价值错位和迷失。 他的反思和清醒可以从他给上帝的信中看出来。 信中, 他承认他这样的黑人资产阶级白人最恶劣的一些特征。 可以说, 像切丘这样的主流文化的追随者在得到所谓的优越的同时也失去生存本义。 切丘的遭际体现了莫里森对“白”化黑人自我的一种批判。

(二) 自觉抵抗白人文化的“战士”——克劳蒂亚。

克劳蒂亚虽然也在白人强势文化挤压下生存, 但认同自己的身份, 所以得以健康成长。 她有着独立的审美价值。 叙述者克劳蒂亚与佩科拉同性别、同年龄、同种族, 同样生活在种族主义社会里。 她注意到白人小女孩和黑人小女孩受到的不同对待。 “我想发现一直使我困惑不解的事情:那就是她们能在别人身上施展魔法的秘密。 为什么人们的目光总是落在她们的身上并发出‘哇——’的赞叹声, 而不是我呢? 在大街上, 当黑人妇女遇见她们时, 为什么眼睛总要斜过去呢? 当她们触摸白人女孩时, 为什么动作又是那么轻柔呢? ” (22页) 克劳蒂亚对白人文化采取了一种抗拒态度: 圣诞节克劳蒂亚得到了一个大的洋娃娃, 对这表爱心的礼物她一点儿也不喜欢。 相反却有点儿害怕:这象征着标准美的洋娃娃在皮肤、眼睛、头发颜色方面与自己差别太大了。 如果这个洋娃娃的样子美丽的话, 那自己这黑皮肤、黑眼睛的模样该归属到哪个范围呢? 肯定了洋娃娃的标准美, 便必然否定自己。 又怕又惑之际, 她产生把洋娃娃拆散看个究竟的念头。 洋娃娃体现了白人主流文化, 克劳蒂亚拆散它这一行动具有特殊意义, 可以说, 当蓝眼睛、 白皮肤之类外貌特征在白人的文化圈里给人以美的感受时, 它是善的, 它的存在无可厚非;但当它被上升到一定程式, 变成所有人包括黑人的价值和美的唯一标准时, 它便是邪恶的。 这时候就不能追随它, 相反要紧跟自己的民族文化。 自己的文化就像路标, 像向导, 像碇泊用的锚, 使该民族人们坚强, 不至于在外来力量的冲击下迷失方向。 克劳蒂亚肢解洋娃娃, 是为了保持住个人的自尊、自信。 后来克劳蒂亚和姐姐弗里达设想佩科拉将生出个美丽的黑娃娃, 这既出于拆洋娃娃的同一思路, 又是对自我形象的自我认定, 是对黑人独立文化身份的建构。

克劳蒂亚独立人格的建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她对黑人音乐布鲁斯的热爱。 母亲常常哼唱一首W·C·Handy创作的经典歌曲《圣路易斯布鲁斯》 (St.Louis Blues) , 这样的歌声伴随克劳迪亚成长。 歌声里痛苦的心灵得到安慰, 受伤的灵魂得以弥合。 克劳蒂亚能在这个白人文化凌驾其上的社会中依然保持健全人格、开朗个性和乐观生活态度, 正是因为她从黑人音乐里汲取了力量和勇气。 只有像布鲁斯音乐般哀而不伤, 黑人才能立足于民族文化的基石之上, 获得文化认同。

在美国, 白人是社会主流, 白人文化铺天盖地地席卷而来固然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给黑人造成伤害的原因, 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值得思考的原因就是, 黑人如何能意识到自己的民族文化是能够与白人文化相抗衡的东西, 是能够让自己在民族文化滋养下面对、阻挡强势文化侵袭的东西。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有着强烈的女性意识和民族意识的托妮·莫里森并不仅限于谋求物质生活和社会地位的改善, 而是着眼于从整体上解决黑人民族前途的问题。 她希望通过黑人文化身份的建构过程启迪黑人民族:走出认识误区, 建构完善的主体性;弘扬民族文化遗产, 增强民族凝聚力, 使黑人个体获得民族归属感和自我认同。 但回归传统并不等于复旧, 更重要的是以包容、自信、开放的胸怀迎接丰富的外来文化以适应现代化、全球化的时代潮流。 至于莫里森如何融合新旧文化、西方现代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 且不损民族文化的特质, 将有待研究者继续挖掘。

摘要：托尼·莫里森第一部小说《最蓝的眼睛》讲述了以佩科拉一家为代表的黑人在白人文化为主导的社会中逐渐丧失黑人文化身份的这一社会现象, 而以克劳蒂亚一家为代表的美国黑人却在恪守黑人家庭和社区职责的同时, 大力弘扬黑人文化传统, 建立合理、健康、独立的黑人文化身份, 从而完整保留自身的黑人性。

关键词：托尼·莫里森,《最蓝的眼睛》,黑人文化身份

参考文献

[2]Davis, Christiana.An interview with Toni Morrison.Conversations with Toni Morrison.Ed.Danille Taylor-Guthrie.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4:223-233.

[3]Davis, Cynthia A.Self, Society, and Myth in Toni Morrison’s Fiction.Contemporary Literature 23:3 (1982) :323-342.

[4]陈法春.西方莫里森研究中的几个焦点.外国文学动态, 2000 (5) :22-26.

[5]王守仁, 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创作.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41-47.

小说《最蓝的眼睛》 第9篇

作为诺贝尔文学奖, 普利策文学奖的获奖者, 著名黑人女性作家托尼莫里森通过小说讲述黑人的苦难历程, 并阐释了包括种族、性别和两性关系在内的话题, 旨在“帮助黑人特别是黑人女性建立对其自身的尊重与爱”[1]。莫里森在两部作品《最蓝的眼睛》[2]和《宠儿》[3]中分别涉及对了黑人女性爱情生活的描写, 并探讨了黑人女性追寻主体身份的成败。本论文旨在通过比较波莉和赛丝二者的爱情关系, 分析黑人妇女在爱情中追寻“自我”的过程, 并讨论黑人女性应如何在婚恋中建立“主体”的身份。

波伏娃 (Beauvoir) 在《第二性》[4]中指出, 男性作为人类的代言人, 是绝对的“主体”。由男性为中心而派生的相对概念, 即女性, 仅仅作为男性的参照物和性的身份存在。相对男性的“主体”身份, 女性被定义为“他者”。如黑人女性主义者科林斯[5] (Patricia Collins) 指出, 对黑人女性而言, 要获得“主体”身份, 不仅仅要面对来自白人男性的种族和性别歧视, 还要警惕可能来自黑人男性的性别压迫。美国黑人女性是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受害者。黑人女性如何在与黑人男性的关系中重构身份, 成为“主体”是众多黑人女性作家所关注的焦点。黑人女性主义者认为通过与黑人男性建立平等互助的爱情关系, 黑人女性可以获取力量, 继而成为“主体”。在奴隶制或白人文化侵蚀的危险环境中, 黑人男性的支持和关爱对黑人女性建立“主体”身份而言也尤为重要。

二

波莉与乔利的爱情关系并非从始至终为急风骤雨裹挟。在恋爱阶段和婚姻初期, 两人对彼此充满依赖和爱慕。波莉原先生活在静谧的南方小镇, 生来残疾的她从小就有一种自卑感。乔利的到来应和了波莉对爱情的渴望。两人第一次见面时, 乔利亲吻波莉畸形的脚来表达他的抚慰。这一行为缓解了波莉因身体畸形产生的自卑心理。乔利珍视波莉的残疾, 认为这是她与众不同的地方。乔利的悉心照顾让弥补了波莉身体上的缺陷, 使她感到完整和美。波莉爱上了乔利, 在她眼里, 只要“头挨着他的胸脯”, 就能“走向大海, 走向城市, 走向树林……直至永远”[2:92]。波莉感到慰籍, 满足, 甚至欢喜。在这一阶段, 乔利并没有向宝琳施加“主体”的压迫, 而是以一种平等的态度对待女友。

和二人早期和谐的爱情关系相比, 他们的婚后生活可谓有着天壤之别。在新婚燕儿时, 乔利对波莉照顾有佳, 但不久之后, 他就开始扩展属于自己的生活圈子。而波莉也很快就厌倦了单调的家务。尽管乔利仍尽可能安慰波莉, 他对波莉独守空房的苦闷也渐渐表现出冷漠和不耐烦。乔利的行为疏远了两人, 并造成了争吵和分歧。乔利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作为男性对女性“他者”身份的内化。尽管他是黑人, 但作为男性的他仍比波莉有更多的空间。波莉坦言, “他总能找到人和事消磨时光———总有人上楼来找他, 他也很乐意去陪伴他们”[2:94]。和少数黑人妇女交往的失败也让她更为自卑和寂寞。

两人关系破裂的第二个表现是失和的性爱。黑人女性作家并不忌讳有关黑人性爱的描写, 而视之为展现黑人男女关系的重要方面。柯林斯将黑人的爱情关系划分为无性爱情和有性爱情。她称有性爱情让双方在性爱中找到了“性的表达方式”。性生活是双方在肉体和精神上的交合, 而非一方的意志强加于另一方。

波莉在乔利第一次放火烧毁房子的时候, 原本执意要离开他, 但乔利的温存让她打消了这个念头。通过性爱, 乔利让波莉再一次看到他对自己深沉的爱。波莉称这种美好的感觉为色彩斑斓的彩虹, 让她感到“两腿之间大笑”, 让她回忆起童年, 也让她变得“强大、漂亮、年轻”[2:48]。然而这道美丽的彩虹如同昙花一现。乔利整日满身酒味, 这让波莉无法忍受。他在波莉睡着时强行与她发生性关系充满了发泄的意味。女儿佩科拉也无不惊恐地将父母在床上的活动看作痛苦的搏斗。乔利扮演了传统男性“主体”角色, 将波莉仅仅视为单纯的“性”存在。波莉在性爱过程中的沉默既呼应了她作为“他者”的身份, 又是对乔力男性“主体”的反抗。

白人文化的冲击是造成波莉与乔利婚姻分崩离析的根本原因。但在北方的新生活被白人文化笼罩, 在那里有许多已经被白人文化“漂白”的黑人女性。被“异化”这群黑人女性和强势的白人文化让波莉迷惑又倍感压力。白人不仅在人数上迫使波莉认识到自己“他者”的身份, 更通过隐形的文化侵略离间波莉与乔利的关系。在生佩科拉时, 波莉被白人医生视为“不知疼痛”的“母马”[2:101]。白人对她的“物化”彻底击碎了波莉的自尊心, 并让她从一开始就认定佩科拉是丑陋的。孩子是父母的爱情结晶, 无法爱自己的孩子也就等同于对丈夫的否定, 对自己价值的否定, 对黑人价值的否定和对白人审美标准的被迫内化。白人文化的压迫让波莉重新陷入失去“自我”的危机。

其次, 白人文化在迫使波莉重温对秩序渴望的同时让她企图建立新的秩序体系。由于乔利的忽视和黑人社区的隔离, 在重构“主体”的过程中, 波莉不得不再一次依靠毁灭她自尊心的白人文化。主流白人文化通过电影等宣传手段中时刻展现着完美的白人爱情。电影中出现的美丽温柔的白人女性和英俊浪漫的的白人男性形象深深根植于波莉心中。波莉认为自己通过电影“学到了一切可憎可爱的东西”, 然而波莉实则已被大众传媒工具“漂白”[6:35-8]。正如弗朗兹法农[7:8-31]在《黑皮肤, 百面具》一书中曾将主流白人文化体系下的白人、黑人形象做出比较。为维护白人的至高统治和完美形象, 白人定义白皮肤象征纯洁和道德, 而黑人的黑皮肤则代表着肮脏、邪恶和诅咒。波莉接受了白人文化的“洗礼”, 她对乔利态度在不知不觉中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她不仅鄙视乔力, 更渴望在各种方面超越乔力。她重新回到了教堂, 自视比原先鄙视她的黑人妇女更有“德性”。她开始报复乔利, 乔利越是迷恋陋习, 她越是高兴。她庆幸自己在白人社区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波莉以这些行为将自己与乔利划清了界限。与品德低劣, 失业游荡, 酗酒, 暴虐的乔利相比, 她是美德的典范。乔利在波莉心中的扭曲形象与白人文化霸权主导下黑人的粗鄙形象如出一辙。

然而波莉却并非比乔利“高尚”多少。尽管她企图重构“主体”身份, 但她的行为呈现出一种扭曲的“主体”形象。她在教堂中为乔利祷告, 但在现实生活中却经常毫无顾及地点燃家庭暴力。她对乔利视而不见, 而把“爱”全盘留给了白人雇主一家。波莉渴望被白人接受, 而为白人当保姆是她接近白人生活的唯一机会。通过获得在白人“明亮”、“珍贵”、“可爱”的家里工作的机会, 得到白人的赞赏, 甚至视白人丢给她的外号如获至宝, 波莉重复着她儿时关于整洁和秩序的梦想。只是现在这一梦想已在白人文化的腐蚀下被严重扭曲。波莉成为心甘情愿地维护着白人世界秩序并与黑人世界对立的傀儡。一个黑人越是渴望成为白人, 他就越接近精神分裂, 波莉实际上处于一种精神失常的状态。

三

与波莉千疮百孔的婚姻生活相比, 赛丝与情人保罗D在爱情中体现了对彼此的爱和宽容。如果说波莉在爱情中毁灭, 迷失了“自我”, 赛丝则通过爱情找到了自我。首先, 赛丝在爱情中保持了独立。赛丝一方面扮演妻子和母亲的角色, 负责照顾保罗D和女儿的起居。另一方面, 她没有因保罗D的到来象传统妇女一样停止工作。此外, 赛丝并没有视保罗D为一切的中心。保罗D的出现也没有将赛丝与丹芙的母女世界改造成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家庭。相反, 两人在共同生活中相濡以沫。保罗D并没有向赛丝施加“主体”的压迫, 而是悉心呵护赛丝, 期望与她在一起幸福生活。

赛丝的独立还体现在她拒绝为保罗D生育。为设法将赛丝从宠儿的“纠缠”中解放出来。保罗D恳求赛丝为他怀孕, 认为只有拥有孩子才能进一步巩固链接两人的纽带。赛丝对这一突如其来的请求考虑良多, 赛丝认为保罗D仅仅想借此绊住她, 赶走她其他的孩子, 因此最终拒绝了保罗D的请求。在女性主义者看来, 女性之所以会被男性定义为“他者”, 很大程度上与女性天然的生育功能相关。女性因为受生育和抚养后代的劳累而无法象男人一样追求个体上的“超越”。波伏娃甚至认为唯有将女性从长年累月的生育、哺乳之苦中解放出来方能成为不依附男性的“主体”。赛丝的拒绝虽然由她对保罗D的误解引起, 但也可以理解为她对“主体”的追寻。作为女性的她了解生育的痛苦和抚育孩子的艰辛。她希望主导决定权, 渴望享受自主的生活。

爱情让赛丝找到了真正的自我。第一, 在保罗D到来之前, 赛丝和小女儿丹芙因杀婴事件被社区黑人孤立, 经历了十八年离群索居的生活。岳母贝比萨格丝死后, 赛丝越发严密地保护着母女的二人世界。保罗D的出现缓解了母女俩因隔离而窒息的生活。他带领两人参加镇上的狂欢节。保罗D的热情在无形中缓和了赛丝与社区黑人长期的对立局面。与当地黑人关系的缓和象征着赛丝迈出找回自我的第一步。赛丝开始意识到自己也许正在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第二, 两者通过回忆成为过去和未来的“主体”。赛丝和保罗D均遭受过奴隶制的蹂躏。过去的阴影被两人有选择地尘封起来。莫里森认为, 人们往往因为害怕而不愿回忆;但当人们将回忆交织起来, 这种集体的分享就能治愈个人的伤痛。在保罗D出现以前, 赛丝不愿回忆过去的苦痛。她记得甜蜜家园的美景, 但却不能想起自己和其他黑奴的非人经历。保罗D的出现开启了赛丝记忆的水阀。赛丝不仅得知了保罗D在狱中的悲惨遭遇与前夫黑尔的死讯, 也在共同回忆中交织了自己的回忆并成为了过去的主人。

第三, 保罗D的爱让赛丝重新认识到自我的价值。在文章结尾, 保罗D要赛丝认识到自己才是“最美好的部分”[3:273]。作为母亲, 赛丝将孩子看作生命中最美好的部分, 却因此忽视了自己的存在。她为了偿还杀死亡女宠儿的罪孽, 不惜牺牲自己, 最终险些被宠儿的贪婪吞没。保罗D的不弃不离让赛丝重新正视了自己, 找回了“主体”。

四

从《最蓝的眼睛》和《宠儿》的两位女主人公的婚恋经历可以看出:建立婚恋关系是黑人女性建立“主体”身份关键途径。一方面, 黑人女性寻求“主体”身份不能否认其作为女性而且是黑人女性存在的事实。被“漂白”的黑人女性其身份即不被白人承认也不被黑人认同。另一方面, 黑人女性寻求“主体”身份不能割裂与黑人男性的关系, 她们既要在内心独立于黑人男性, 更需要黑人男性对其女性身份的尊重和支持。与黑人男性建立平等、互爱的关系能够帮助黑人女性找回自我。

摘要：莫里森在两部作品《最蓝的眼睛》和《宠儿》中塑造了形象鲜明又截然不同的波莉和赛丝两位黑人女性, 并不乏对其婚恋生活的叙述和对主人公心理活动的描写。本论文旨在通过比较波莉和赛丝二者的爱情关系, 分析黑人妇女在爱情中追寻“自我”的过程, 并讨论黑人女性应如何在婚恋中建立“主体”的身份。

关键词：黑人女性,爱情,自我,主体,身份

参考文献

[1]Beaulieu, Elizabeth. (2003) The Toni Morrison Encyclopedia.Westport:Greenwood Press.vii-x.

[2]Morrison, Toni. (1970) The Bluest Eye.New York: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3]Morrison, Toni. (1987) Beloved.New York:the Penguin Group.

[4]Beauvoir, de Simone. (1956) .The Second Sex.Jonathan Cape.

[5]Collins, Patricia. (2002) .Black Feminist: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Taylor&Francis e-Library.1-201.

[6]王守仁吴新云 (1999) 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