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助成长基金范文

互助成长基金范文（精选6篇）

互助成长基金 第1篇

目前, 理论界尚未有科技型中小企业互助成长基金的概念, 笔者依托企业信用互助理论界定科技型中小企业互助成长基金。企业信用互助是指企业以自愿、互利为原则, 共同出资组建信用互助机构, 根据出资金额承担义务和享受权利, 信用互助机构以互助基金实现成员借贷或为成员企业的贷款提供担保的一种融资模式。笔者将科技型中小企业互助成长基金定义为, 科技型中小企业以“自愿互助、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为原则, 共同出资发起设立基金, 委托专门的管理机构采用委托贷款和信贷担保等形式为成员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解决成员企业的融资需求。因为目前我国不允许企业间相互进行资金拆借, 因此, 本文所提出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互助成长基金需要在企业间介入信托投资公司, 来完成企业间的互助融资, 以保证其合法性。

二、互助成长基金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机理

科技型中小企业多为民间个人创办, 其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两部分。内源融资主要来自于自身的原始积累, 企业创建初期由创办者投入的资金、亲戚朋友的借款、商业合作中发生的赊销等;而外部融资一般来自于商业银行贷款、财政拨款等, 由于科技型中小企业规模小, 无政府依托, 能够获得的政府财政资金较少, 商业银行借贷几乎成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外部融资的主要资金来源。然而, 由于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时期较短, 缺乏历史的信用记录和良好的公众形象, 由于目前尚未建立起完善的企业资信评级体系, 导致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社会接受度、认可度非常低, 商业银行不愿意冒险将资金贷放给科技型中小企业;同时, 商业银行要获取准确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经营状况、信誉度等信息, 投入的人力、物力是大中型企业的几倍甚至几十倍, 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银行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热情。可以说, 科技型中小企业基本上很难获得外部融资。

科技型中小企业集群的成员企业间一般具有较强的行业关联性, 使得成员企业间更容易形成互信互助关系, 而科技型中小企业互助成长基金正是建立在这种企业间的信用互助基础上的横向融资方式。科技型中小企业凭借自愿的原则, 以互助互利为前提, 加入互助成长基金组织, 在集群内营造较好诚信氛围, 实现成员企业间的资金拆借, 实现成员企业的融资需求。互助成长基金的建立依托的是科技型中小企业集群, 不涉及财政出资, 也不依赖外源融资, 依靠的是成员企业间的内部联系网络和信息共享, 改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状况。

三、科技型中小企业互助成长基金的运行模式设计

科技型中小企业互助成长基金是基于为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服务而成立, 主要职能是减少融资过程的信息非对称问题, 扩大企业融资渠道。为保证基金的正常运行, 科技型中小企业互助成长基金应建立完善的组织机构和规范有效的运行机制, 按照市场要求运作, 减少政府对基金运行的过度干预。

1. 组织机构的设置。

科技型中小企业互助成长基金是以会员企业互助互利为基本原则, 为成员短期资金周转提供资金与信息共享平台, 促进集群内科技型中小企业共同发展为目的的会员制非盈利性组织。与已有的政府组织的商会应急基金和以投资获利为目的的证券投资基金不同, 采取完全由科技型中小企业自发组织的形式, 鼓励有一定资金实力和行业声誉度较高的企业担任发起人, 联合本行业内的企业在不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的前提下, 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组建互助成长基金, 改变科技型中小企业单纯依靠银行贷款等外源融资状况, 缓解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在组织机构设置上, 由企业选举代表产生基金委员会, 委员会由各企业代表组成, 委员会代表基金会进行日常重大事务的决策。基金聘任职业经理人担任理事长, 以保证基金运营管理的独立性, 理事长负责互助成长基金的总体运营的管理和总体风险控制。为保证基金日常管理和部门间的协调, 互助成长基金设置基金管理部、风险管理部、财务部门、监督部门等。

2. 会员企业的吸收与认定。

科技型中小企业互助成长基金主要服务于科技型中小企业, 因此应设置统一的会员标准, 如会员企业应符合国家科技部对科技型企业的界定, 应具有一定的科技创新能力, 专一的活跃业务, 产品具有较强的市场前景等。申请加入基金的新会员企业必须至少有两个会员企业为其推荐, 并将其基本信息提供给全体会员企业, 对半数以上会员企业同意或未被检举存在严重信用问题的企业, 经由基金委员会批准方可加入互助成长基金。

3. 基金资金运营。

科技型中小企业互助成长基金资金主要来源于各成员企业申请加入基金时自愿认购的基金份额, 之所以选择基金份额而不是会员会费形式, 是因为基金份额是企业根据自身的资金实力自愿认购, 较之会员会费形式更容易被企业接受, 而且基金份额是固定的, 便于确定会员企业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和在基金委员会拥有的表决权大小, 有助于采取类似现代公司制形式管理基金, 规范各会员企业的融资行为和监管基金资金运营状况。互助成长基金为会员企业提供融资获得的收益是互助成长基金资金的第二个来源, 为防止互助成长基金成为变相的非法集资渠道, 因此互助成长基金在成立之初就应该明确其非盈利组织的性质, 为会员企业提供融资获得的利息收入和其他收益, 扣除基金运营管理费用及支付给外部中介机构的服务费用外应全部归入基金的融资资金池中, 使基金能更好地满足会员企业的融资需求。互助成长基金也可以通过接受政府、社会团体或个人的捐赠, 扩大基金资金池, 并按照捐赠者的意愿运用资金或资产。

4. 基金的运行管理。

科技型中小企业互助成长基金须建立统一的信息管理平台, 成员企业按照要求提供其经营信息和信用信息, 该信息数据存入数据库并建立成员企业档案, 并以此设立一个能够互动、统一的信息管理平台, 为互助成长基金参与各方提供信息, 促进信息交流与互动, 形成基于网络的统一管理, 进一步促进基金的规范化经营和有效的信息发布。基金资金互助程序应遵循简洁高效, 参考银行基准贷款利率及服务费比率设定贷款利率, 申请贷款额度应与认购基金份额成正比例关系, 以吸引企业积极出资参与;贷款期限可以根据企业经营特点设置不同期限, 以满足企业不同的融资需求。互助成长基金根据企业的还款记录, 动态调整各成员企业的信用等级, 对还款情况良好的成员企业予以提高信用等级;对出现不良还款记录的成员企业, 降低其信用等级, 并通过信息平台进行公布, 实现成员企业之间的相互监督, 促进整体水平的提高。对累计出现3次不良记录, 将被要求强行退出基金。退出时须向基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 须在履行还本付息全部责任后方可提出退出申请, 经基金委员会批准后方可办理退会手续, 并收回原来投入资金。

四、科技型中小企业互助成长基金发展策略

1. 制定扶持政策。

任何一个新事物的兴起都会受到质疑, 公众的不信任、社会的不认可、相邻行业的压制、信誉度低等带来的融资困难。因此, 在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互助成长基金初期, 政府要发挥其引导作用, 加大扶持力度。首先, 政府应高度重视科技型中小企业互助成长基金的发展, 设立相关的监督管理机构, 能及时有效的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互助成长基金在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同时, 政府对新型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互助成长基金应采取“开绿灯”的政策, 适时转变观念,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制定出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互助成长的优惠政策, 以改善企业互助成长基金的政策环境。

2. 加强金融合作。

商业银行作为目前最主要的金融机构, 科技型中小企业互助成长基金的发展离不开与商业银行的合作, 商业银行应该改变以企业规模为借贷标准, 建立起适合中小企业的授信制度, 还应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其次, 应考虑设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 打破商业银行垄断地位, 更加适宜的为中小企业服务。

3. 培养专业人才。

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要义, 新型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互助成长基金, 是属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新型融资模式, 其企业规模可能不大, 但是人才得质量要求很高, 因此, 应该积极培养专业性金融人才, 将其所学的专业知识运用到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互助成长基金的建设当中, 为其提供更为先进, 更为专业的建议和指导。科技型中小企业互助成长基金的发展离不开先进的金融理念、内部系统的高级管理人员、对内外的风险管控分析人员。要不断更新最新的技术知识, 将优良的理论知识运用于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互助成长基金发展当中, 为科技型中小企业互助成长基金建立良好的人才环境。

摘要：单纯依靠政府出资和商业银行贷款并不能满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因此, 采取集群企业信用互助融资形式, 构建科技型中小企业互助成长基金, 是缓解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途径之一。本文设计出科技型中小企业互助成长基金运行模式, 并从制定扶持政策、加强金融合作、培养专业人才三个角度提出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互助成长基金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信用互助,科技型中小企业,互助成长基金

参考文献

[1]刘旸旸.中小企业互助基金融资模式研究——产业集群视角下[J].现代商贸工业, 2013.1

互助成长基金 第2篇

为了更好的管理我社的爱心互助基金，加大我社爱心互助基金的透明度，使财务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更好的为我学院同学服务，特制定本制度。第一条 学院爱心互助基金收入均由院团委、爱心互助社统一管理。第二条 爱心互助基金的来源

（一）在校内组织爱心义卖等活动筹集基金

（二）与义工等公益组织联系，通过在校外进行爱心义卖或捐款等方式筹集基金

（三）在校内进行募捐（多指院内老师同学）

（四）社会各界的捐赠

第三条 学生爱心互助基金的资助对象

学生爱心互助基金的资助对象为学院学生因家庭遭受灾害或发生家庭变故导致生活困难或学生本人患重大疾病者。第五条 本办法所指的灾害和家庭变故的类型

本办法所指的灾害是：因火灾、水灾、旱灾、地震等自然灾害导致家庭遭受重大经济损失、人员伤亡；家庭变故是指父母因遭遇车祸、重大疾病等导致失去劳动能力或死亡。

第六条 本办法所指的重大疾病的范围

本办法所称的患重大疾病是指：学生在校期间被初次诊断为恶性肿瘤、肾功能衰竭、重大器官移植、冠状动脉绕道手术等主动脉手术、严重烧伤、重症肝炎、消化道大出血等，以及突发意外伤害致残、致死。第七条 学生爱心互助基金的资助标准

学生家庭遭受灾害的或发生家庭变故以及学生本人患重大疾病的，依据实际困难发生的情况，分别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 第八条 学生爱心互助基金的申请程序

（一）学生向爱心互助社提出书面申请，填写《重学院爱心互助社爱心互助基金申请表》，并如实提供县级以上医院的治疗诊断书、住院证明、医疗收费票据、必要的病史资料或乡镇以上级提供的受灾造成的经济损失等证明；

（二）由爱心互助社初审后报爱心互助基金管理委员会批准；

（三）在校内进行公示，无异议后进行资助。第九条 学生爱心互助基金管理委员会的组成

学院团委成立学生爱心互助基金管理委员会，由学院团委书记担任主任，爱心互助社社长担任副主任、委员分别由财务部部长、办公室主任、外联部部长、策划实践部部长、宣传信息部部长担任。

第十条 学生爱心互助基金的所收款和支出的管理

（一）学院爱心基金收入均由院团委、爱心互助社统一管理。

（二）爱心互助基金的财务账目分为明细账和总账两部分，均由院团委书记统一管理。

1．明细账的示例：

日期、收入、支出、资金来源、支出用途、余额、经办人签字、备注及本页总收入、总支出和总余额,和院团委书记签字盖章。2．总账的示例：

日期、收入、支出、资金来源、支出用途、余额、经办人签字、备注及本页总收入、总支出和总余额,和院团委书记签字盖章。

重庆学院爱心互助社将汇总的款项成立专项基金账户，专款专用；在每学年结束前，出具爱心互助基金的收支报告，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

本制度的解释权归学院学生爱心互助社,若需修改必需由学院学生爱心互助基金管理委员会通过。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剑桥开启爱心互助基金 第3篇

剑桥既是泉州童鞋行业第一家成立红十字会的企业, 也是福建省首家建立红十字会爱心互助基金的企业。当天捐助仪式上, 该公司现场捐赠1000双童鞋 (总价值16.8万元) 。

成立仪式上, 南安九都镇镇长吴世彪被聘为南安剑桥鞋服有限公司红十字会名誉会长, 剑桥公司董事长陈绍鹏当选为当届南安剑桥鞋服有限公司红十字会会长, 影视明星、剑桥代言人潘阳则被授予南安剑桥鞋服有限公司红十字爱心大使。

据剑桥总经理陈绍坚介绍, 作为一家定位青少年时尚装备的综合型企业, 剑桥长期致力于校园精品童鞋品牌建设, 以呵护学生茁壮成长为目标, 以“关爱学生”作为品牌的核心精神。未来公司将把公益慈善事业作为一项常态化工作来做, 真正发挥红十字会的作用, 把企业的爱心传播出去。

爱心互助基金倡议书 第4篇

学院爱心互助基金是由学生工作办公室发起号召，成立以来已有100余位师生捐资5万余元，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40余人.她是全体师生爱心的凝结，以“救急不救贫”为目的，以解决同学们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总有那么一颗心，总有那么一份情，在传承中不断升华凝聚。

学院爱心互助基金正是这颗心、这份情所凝聚的盛放的花朵。

“爱心”无止境，我们的行动脚步不能停下，为了向更多需要帮助的学生奉献爱心，现向全体同学发出倡议：

我们倡议每一位化工学子能够奉献自己的点滴关爱，助人助己，让爱心在化学化工学院源远流长!

捐赠方式：(1)个人：转账打入爱心互助基金专用账户，账号：(中行)6217 8575 0001 4794 397，户名：周强(办卡人)，打印好交易凭证;如果是支付宝(账号：15111056413;户名：石锦荣)转账，请保留转账的截图，备注“爱心捐赠”。

然后及时到石锦荣处领换加盖学院公章的捐赠证明。

(2)班级：由班长汇总并做好详细记录，然后统一转账打入爱心互助基金账号(账号和户名同上)，并打印交易凭证。

凭借转账凭证及捐款详情记录到石锦荣处领换加盖学院公章的捐赠证明。

(3)其他捐赠方式：捐赠人向监管人员详细说明捐赠意向。

此爱心互助基金账户由学院资助兼干老师刘世明老师、学院分团委书记陈晓晖老师和学院资助助管石锦荣、刘文娟共同负责监管，并定期在院网公示账目情况。

欢迎学院全体老师和同学共同监督基金使用情况。

申请方式：

学校以及学院有完善的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同学们生活中遇到紧急事件、遭遇重大变故或者突发疾病而生活困难，都可以向辅导员老师、班长、爱心基金会提出申请，我们一定为大家提供帮助。

互助成长基金 第5篇

听专家报告, 思考信息技术课程发展

在2011年为期15天、2012年为期10天的“国培计划”培训之中, 经历时间最长的仍然是培训专家的报告。我们先后邀请了国内著名的信息化专家、教育信息化专家、信息技术课程专家以及优秀一线信息技术教师做了精彩的专题报告。精彩纷呈的专家报告是一场智慧的盛宴。在培训报告中, 李冬梅和边楚女两位信息技术特级教师呈现的一线经验与思考给予我的触动最大。理论的生成源于实践的创造, 李、边两位特级教师的信息技术教学实践走在了理论的前面。

1. 凸显学科价值——听李冬梅老师报告有感

江南大学的国培班两次培训都邀请了北大附中的信息技术特级教师李冬梅老师。其实, 我与李老师已相识多年。第一次与李老师联系还是我在电子工业出版社工作时。当时, 我负责组织安徽省小学信息技术教材培训, 邀请李老师赴安徽黄山做了一场专家报告。从那以后还与李老师有过多次的见面, 特别是在2010年, 我曾经为了博士论文专程到北大附中对她进行访谈。记得中午吃饭时间, 她还在机房里辅导学生, 我们的访谈就是在机房中进行的, 不时因学生提问而打断, 可见李老师对教学的投入。

在向2012年国培班学员介绍李冬梅老师的时候, 我特意希望学员们能够从三个方面向李老师学习:一是向李老师学习方法, 即学习李老师信息技术教学方面的具体做法。经过三十年的积淀, 李老师的许多具体做法已经证明是非常有效果的, 值得其他教师学习;二是向李老师学习课程思想, 即学习李老师所持有的关于信息技术课程的思想。李老师为什么如此进行教学是受到她背后的课程思想支持的, 比如, 她认为信息技术课程的价值以及信息技术课程所要培养学生的哪些能力等;三是向李老师学习她的精神。经历三十年, 李老师一路走来, 她的坚持以及对于信息技术教学事业的执着投入, 这些精神都是值得其他信息技术教师学习的。

当然, 每个人在听李老师报告的时候, 都会从自己的角度来汲取自己所需要的营养, 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我从李老师的报告中更多地看到了她的许多做法凸显了学科的价值。我们以往的关于信息技术课程价值的讨论可能仍然是空对空地谈, 而李老师通过她的实践证明, 信息技术课程是具有独特学科价值的, 不是简单的课程融合、学科应用就能够取代的。

李老师展示学生作品的时候, 我惊讶于学生的创造力。特别是学生学习VB后创造出来的精彩作品。我们以往似乎只觉得算法和程序设计很难教, 但是李老师让学生在创造之中, 在认知冲突之中, 去掌握知识、发展能力、归正伦理。信息技术课程目前必须打破传统的单纯Office软件的教学内容, 而应让学生掌握一些科学的内容。例如, 英国最近的课程改革就强调计算机科学的内容, 其中一个观点就是:“ICT像是学习怎样阅读, 是一种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技能。而研究计算像是学习怎么样写作, 沉浸在理解、设计和建造一个新系统的创造性过程之中。每个人应该学习写作, 虽然仅有一小部分人能够成为专业的作家。”其中, 理解、设计和建造一个新系统的创造过程, 在李老师的课堂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信息技术课程绝不仅仅是掌握一些简单的操作软件的基本操作, 而是能够在创造的过程之中让学生理解、设计和创造技术。在完成李老师布置的“搜索引擎研究报告”之后, 一个学生的作业感言特别好, 就是她终于知道了表面的操作背后还有这么多的东西值得去学习。学生制作的视频也充满了创意, 只有信息技术学科才敢于这么大胆地让学生去创造。

在突破传统的内容局限, 凸显信息技术学科价值上, 李老师的信息技术教学实践已经走在了前列。

2. 以学定教——听边楚女老师报告有感

两次国培班也都邀请了浙江省瑞安中学的信息技术特级教师边楚女老师。2011年, 当第一期国培班举办的时候, 我想向教师们展示一节示范课, 听别人说边老师上课很精彩, 所以邀请她到无锡的青山湾高中给全国的50名国培学员上了一节示范课。而在2012年, 我选择让边老师谈一下自己专业发展的心路历程, 边老师欣然答应。她的报告题目是《漫谈教师专业化成长》。

边老师首先用入格、出格和风格等三个词描述了教师专业成长的阶段。如果单纯看文字, 不足以让人们感受到三个阶段的内涵, 但是边老师用自身的经验和丰富的例子, 使得人们对于信息技术教师的专业化发展阶段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我不禁联想, 我们现在的信息技术教师大部分处于哪个阶段呢?可能许多教师连入格阶段都还没有做好, 更加谈不上出格和风格了。接着边老师分享了自己的专业化发展之路, 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的介绍, 让人们充分地感受到了边老师的成长之路是倾情投入的历程, 正是她坚持每个阶段都完全投入并且能够创新, 才有了今天的成就。所以, 成功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态度, 没有一个好的态度, 是难以走向最后的成功的。看边老师和李冬梅老师对于教学的投入, 对于信息技术教育事业的热爱, 我们能够感受到成为名师首先要端正自己的态度, 少些抱怨, 多些行动。

让我深受启发的是边老师所提的“以学定教”思想, 我们总说以学生为中心, 但是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的人又有几个呢?很多教师仍然是站在教师的角度, 而不是从学生的角度来选择教学方法。边老师所说的要教师站在一个技术初学者的角度来设计教学, 是特别对的。有的时候, 我们常说“难者不会, 会者不难”, 一个技术熟练者总是觉得一个技术新手怎么那么笨。其实, 如果每个教师都能够站在学生的角度来设计教学, 那么教学中的许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边老师还特别提到了她观看儿子成长过程中的点滴, 从而引发出对教学的一些思考。既然作为父母, 能够站在孩子的角度思考, 那么作为教师, 我们也应该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 如此教学设计自然事半功倍。

虽然边老师的成长之路未必能够复制, 但是她的教学艺术以及成长过程中对于事业的投入, 是值得每个信息技术教师学习的。

向学员学习, 思想震荡和经验分享

国培班的课程设计一直强调让学员在互动与交流中成长, 每个学员来的时候不是头脑一片空白, 而是带着自己的实践困惑与成功经验而来, 期待在国培班10天的培训中不仅仅获得专家关于前沿动态的介绍, 也期待着从同行那里获得经验分享。我也参加了学员的小组交流和全班大组交流, 一一听下来, 对自己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冲击, 也获得了许多最新、最鲜活的经验。

国培班首先是在小组内交流, 然后是每组选出来2人参加全班交流。我听了一个小组的教师交流, 又听了全班的交流。总体的感觉是信息技术课程虽然发展了, 但是气势似乎没有以前那么强了, 特别是在高中阶段, 虽然信息技术教师队伍壮大了, 但是单从信息技术课程本身来说, 这些年似乎反而有些弱化了。在2000年前后, 信息技术课程得到了充分的重视, 曾经是校长重点抓的工作, 但是2000年以后, 很多地方不是陷入了应试教育的泥潭, 为了考试而教, 要不就是被考试所挤掉。

在2012年国培班中, 我印象最深的是广东、广西的两位老师。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 广东竟然还有学校不能够保证学生人手一机。但是这位来自茂名的老师, 却说他们一个班级接近80人, 却只有四五十台计算机, 而且学校只有一个机房。很多课程只能在普通教室内上, 所以教师在讲Photoshop时, 只能使用一些胶片讲解。当茂名的老师说到让学生靠想象学习的时候, 许多教师都笑, 这也是一种无奈的笑。而他也说, 许多任务都要靠学生拿回家去做, 因为是“家里有环境, 而学校没环境”, 其实这就是中国教育的悲哀。广东的老师说他是站在地板上, 而那位广西的老师则笑称他们就是被埋在地下了, 因为他们连机房都没有, 而且他所在的地级市连一位专职或者兼职的信息技术教研员都没有。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地市级还没有信息技术教研员, 到县区没有专兼职信息技术教研员, 还是可以理解的。与他们相比, 贵州某些学校的硬件条件倒是更好一些。听完大家的交流,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地区差异之大难以想象。地区之间不仅仅是硬件设备的差异, 还有时信息技术课程的重视程度、教师的水平等差距。

另外, 我的一个感受就是信息技术课程与考试之间的关系。“不考就散, 一考就死”的现象突出。广东的信息技术课程发展不好的原因就是考试制度没跟上, 没有统一的考试, 校长根本不重视。但是许多地方都说, 由于有学业水平考试, 导致信息技术课程变成了应试课程, 变成了单纯的技能训练。

当然, 交流的并不仅仅是困难, 同时也看到许多先进的经验, 看到许多信息技术教师的理想和对事业的奉献。虽然信息技术教师的境遇并不理想, 但是许多信息技术教师却没有放弃理想, 提出了“有为才有位”的观点, 并将其付诸实践, 如不少信息技术教师开发了魔灯平台开展教学。

互助成长基金 第6篇

如今,人们频繁地在微信中聊天、分享和点赞,微信记录呈现着很多人的多姿生活。 微信从即时通信工具逐渐发展成为多元、 立体的沟通平台和自我呈现的舞台。 腾讯发布的《2015 微信用户数据报告》显示: 微信已不单单是一个充满创新功能的手机应用,它已成为中国电子革命的代表,覆盖90%以上的智能手机, 并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日常使用工具。 微信用户平均年龄26 岁,45.4%的用户分布在18 岁至25 岁之间, 相当于一般大学生的年龄层。《2015 年中国大学生媒体使用习惯调查报告》 显示,微信是大学生日常社交应用较多的媒介之一, 所占比例为84.9%,仅次于QQ(所占比例为88.3%)。 因此本研究主要探讨大学生在微信中的社交行为。

可以说,大多数大学生离开家乡异地求学,微信成为他们与人沟通、分享,相互帮助的虚拟场所。 借助网络开放、自由的特性,凭借微信即时、内容丰富的特点,大学生在微信中的互动、倾诉和相互支持呈现独特的特征。 大学生的微信利他(altruism)行为和微信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也为微信讯息增加了新的内涵和意义。

国内已有研究者探讨微信对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影响。[1]外国学者亦有相关研究,如探讨大学本科生如何用Facebook(脸书)进行合作式学习。 然而有些研究全方位地探讨问题,缺乏详细的实例分析,有些可以为微信研究带来启发。 本研究将具体探讨大学生在微信中的利他行为和社会支持。

二、文献回顾

(一)微信与大学生交往

大学生的微信使用现象目前已经得到学界的关注。 现有研究发现,微信不仅可以满足大学生追求时尚的心理,而且因为微信功能强大,其可以帮助大学生表达情感、记录成长、处理未尽事宜、打发无聊时间,微信与大学生的关系愈来愈密切。[2]微信借助超文本传播方式和个性化、口语化的语言,正在帮助人们回归面对面的传播方式。[3]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微信有如双刃剑一般存在着危险的另一面, 便捷的沟通方式伴随着碎片化的阴影, 陌生人的接近也带来潜在的危险。[4]孔令国认为微信在大学生社会资本的转化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5]

大学生微信行为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功能特点,缺乏对于具体交往行为的理论探讨。

(二)利他行为相关研究

利他主义一词源于拉丁语alter,意为他人的。 利他主义包括仁爱利他主义和利己的利他主义两种表现形式。[6]在社会心理学中,泰勒等认为“利他行为是指不图回报地帮助别人的行为”。[7]

学者对虚拟社区的利他行为进行了考察, 研究了程序员社区中利他行为的非偶然性和延时性、旁观者效应减少①、高效率等特征。[8]已有学者发现大学生的网络交往动机越高, 所进行的网络积极社会行为频率越高,也越有机会实施网络利他行为。[9]

郑显亮等学者通过开放式问卷调查, 结合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 编制了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量表。[10]

根据上述文献可知, 虚拟社区中的信息存在延时性、旁观者效应减少等特征,因此本研究对信息滞后(延时性)、情境因素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RQ1:滞后的微信信息会产生何种影响?

RQ2:大学生所处情境是否会影响他们在微信中的利他行为、社会支持?

(三)社会支持相关研究

社会支持被界定为一个人通过社会联系所获得的能减轻心理应激反应、缓解精神紧张状态、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11]研究者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检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信度和效度, 为国内研究提供有效的测评工具。[12]

梁晓燕等学者编制了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量表,包括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信息支持、社会成员支持4 个维度。[13]大学生的网络环境中,网络人际信任在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自我表露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14]大学生网络学习自我效能感、现实社会支持、网络社会支持三者之间呈显著正相关。[15]

(四)网络利他行为与网络社会支持

相关研究已发现研究生的领悟社会支持水平总体较高。 研究生领悟社会支持在性别、婚姻状况、年级及生源地等因素上有显著差异。 人际信任、领悟社会支持与亲社会行为倾向三者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16]亲社会行为包括利他行为。 郑显亮研究发现, 网络社会支持对网络利他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17]

目前的网络利他行为、 社会支持研究主要针对整个网络传播环境进行探讨, 缺乏关于某种网络媒介利他行为和社会支持的阐述。 根据领悟社会支持与亲社会行为倾向显著相关, 我们可以推测微信中的社会支持和利他行为也存在相关关系。 因而,本研究借助利他行为和社会支持理论, 分析大学生微信交往行为。 根据研究结果和相关理论,我们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a:大学生微信利他行为在性别上差异显著。

H1b:大学生微信社会支持在性别上差异显著。

H2a:大学生微信利他行为在年级中差异显著。

H2b:大学生微信社会支持在年级中差异显著。

H3a:大学生微信利他行为在学科背景中差异显著。

H3b:大学生微信社会支持在学科背景中差异显著。

H4:大学生微信利他行为和微信社会支持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和半结构式访谈法,问卷包含两个成熟量表。 本研究借助郑显亮绘制的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量表[18],通过删改,绘制出大学生微信利他行为量表,包括4 个维度:微信网络支持、微信网络指导、微信网络分享、微信网络提醒。 该表的Cronbach`sα 系数为0.897。 同时,研究者改编梁晓燕、魏岚等人编制的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量表[19],从而得出大学生微信社会支持量表,亦包括4 个维度,即微信情感支持、微信工具性支持、微信信息支持、微信社会成员支持,该表的Cronbach`sα 系数为0.889。 问卷题项设置中,由于未收到农学类学生的问卷,因而最终将学科分类改为:文科、理科、工科、医科。

本研究通过网络问卷、 实地发放问卷(四川大学)两种方式,共发放131 份问卷,有效回收123 份。

随后,采用目的性抽样方法,从问卷答题者中选取8 名同学进行一对一访谈。 通过和微信用户访谈、交流,研究者可进一步理解量化结果,完善研究结论。

四、问卷资料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问卷基本资料。 调查结果中,男生人数占总人数的44.7%(55 人), 女生占55.3%(68 人)。 本科生占57.7%,硕士研究生占38.2%,博士研究生占4.1%。 文科生占39.8%,理科生占21.1%,工科生占34.1%,医科学生最少,占4.9%。

六成(60.2%)大学生表示当他们遇到困难或疑惑时,偶尔会到微信上求助。 18.7%的大学生经常在微信里求助,16.3%的大学生从不在微信中求助,4.9%的大学生总是在微信中求助。

问卷结果显示,37.4%的大学生表示一般5 分钟左右会收到微信好友回复。 27.6%的大学生表示一般10 分钟左右会收到回复,24.4%的大学生表示一般半小时或者更久才能收到回复,只有10.6%的学生表示通常立刻收到回复。

八成(85.4%)大学生表示微信信息给实际生活带来过帮助,9.8%的大学生表示帮助很大,也有4.9%的大学生表示无帮助。

大学生的微信利他行为中, 最常使用的是文字(35.3%),其次是必要的图片、链接(22.3%),再次是语音对讲(21.7%)、表情(18.3%),视频(2.5%)用得最少。

大学生在微信中寻求社会支持时最常用的方式是文字(40%), 其次是表情(23.6%), 语音对讲(22.5%), 再次是图片和链接(11.1% ), 视频聊天(2.9%)用得最少。

两个量表中, 大学生微信社会支持量表平均分(2.25)略高于大学生微信利他行为量表(2.16)。 微信利他行为量表中, 微信网络支持的得分最高(2.57),表明大学生微信利他行为类型中,安慰、肯定、鼓励对方等行为较多。 微信社会支持量表中,微信社会成员支持维度得分最高(2.34),表明大学生在微信中较多地与对方进行网络社交和娱乐活动, 通过正向社会互动,加深自己的团体归属感。

(二)推论性统计

1.性别

由分析结果可知(见表一),大学生微信利他行为在性别中的差异不显著(P=0.126>0.05),H1a不成立。 大学生微信社会支持情况在性别中的差异显著(P=0.018<0.05),H1b成立, 女大学生的微信社会支持平均分(2.35)高于男大学生(2.11)。

2.年级

由数据可知, 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微信利他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P=0.037<0.05),H2a成立,在微信社会支持上也存在显著差异(P=0.009<0.05),H2b成立。 数据的各组方差具有齐次性,可做多重对比检验(如表二)。

统计发现,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在微信利他行为中具有显著差异(P=0.011<0.05),本科生和硕士生在微信社会支持行为中也具有显著差异(P=0.002<0.05)。 其他年级之间无显著差异。

3.学科背景

由数据结果可知, 不同学科背景的大学生在微信利他行为中无明显差异(P=0.074>0.05),H3a不成立。 不同学科背景的大学生在微信社会支持中存在明显差异(P=0.029<0.05),H3b成立。 且各组数据方差齐性,可对社会支持数据做多重检验如下(表三)。

由多重检验可知,微信社会支持中,文科生和理科生具有显著差异(P=0.018),文科生和工科生具有显著差异(P=0.015)。

4.微信利他行为和微信社会支持相关关系

由相关性分析(表四)可知,大学生微信利他行为和微信社会支持存在相关关系,且为正相关,相关关系显著,H4 成立。

五、访谈资料分析

问卷分析之后, 本研究希望进一步了解量化结果的意义,因此采取了质性访谈的方法,选取8 位问卷受访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 访谈结果不仅补充、深化了量化结果, 还表明社交性是微信利他行为和社会支持的特点,情境、熟悉程度会影响微信利他行为和社会支持。 故以下分析包括回复滞后、学科背景、社交性、情境、熟悉程度等部分。

(一)回复滞后

访谈对象表示存在微信好友回复滞后的现象,立刻收到回复的情况不多,这与问卷调查结果相同。

受访者表示可以理解这种现象, 滞后的信息可能有参考价值,可能已经失去价值。

(回复) 会有滞后现象,有时候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他才回复。 这种现象可以理解,因为没有人有义务全天候帮你。 有些滞后的回复仍然有价值。 但比如我说,在外面谁帮我看个通知选个课啥的,然后滞后了,这样的信息就失去价值了。 (B男,研一学生,文科)

受访者也表示微信中问题本身的时效性不强。

滞后的情况还是有,普通的问题滞后无所谓,很急的问题不会在微信上说。 (C女,研一学生,工科)

急事打电话多,如果不很着急,会给同学、朋友微信留言。 (E女,博三学生,文科)

另外,受访者表示自己一般看到倾诉或提问会及时回复对方,主观上他们还是希望能及时回复,不过一些客观原因,比如忙得没时间登录微信、手机没流量等会导致他们不能及时看到信息,只能滞后地回复他人。

我回微信一般比较及时,因为我属于网瘾少女,会时常check信息,另外,还会设置微信消息铃声提醒自己。 但有时,比如很忙的时候来不及check或者没流量了,就不能及时看到信息,也就只能延迟回复了。 (A女,研一学生,文科)

只要看到了就会回复。 但实际上,我基本上不会及时回,没办法,毕竟不能一直守着手机啊。 除非是我玩手机的时候正好看到,我就会立马回复。 (H男,大三学生,理科)

以上是大学生关于接收、 发出滞后微信回复的看法,传受双方处于相互理解的理性状态。

(二)学科背景

不同学科的受访者都表示会有针对性地询问微信好友,会比较相信他们的建议。 不过不同学科的大学生有不同的辅助行为, 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问卷结果: 不同学科的大学生在微信社会支持中有显著差异。

生活上的问题,我会针对性地问一些人。 情感方面的问题,我喜欢问朋友。 (学科)专业问题,会在微信上问同学。 有些时候,微信上的回答不能令我满意,因为问题太专业,微信说不清楚。 比如3D建模。 我只能在微信上找到对方, 再约个时间大家见面借助电脑来分析、解决问题。 (C女,研一学生,工科)

一般需要情感宣泄时, 我当然找那种朋友式的(微信好友),专业问题就找同学、同事。 我会相信对方的回复。 比如说你向英语专业的人问一个单词、一个语法,为什么不信呢? 在大家都不确定的情况下,还是要求证啊,还得自己判断、搜索一下。(B男,研一学生,文科)

我相信微信好友的回答, 因为我会问就说明我相信他们。 有了问题,我一般会自己找答案,如果找不到答案或者那天太懒了不想自己找, 才会问微信好友。 (D男,研二学生,医科)

基于彼此了解和好友的知识储备, 受访者相信微信好友的答案。 这种相信是有选择性前提的,由于学科差异,面对一些问题,工科学生把微信仅仅当成沟通渠道,而后在线下求助微信好友,文科学生自己搜索网络信息来辅助解答, 医科生在自己未找到或不愿找答案时,才询问微信好友。 由此发现,微信间接地增加了学生之间的学习、交流,也促使他们积极地思考、判断和获得新知。

(三)社交性

访谈资料显示,大学生抱着“并不一定要得到解答”的心态在微信中寻求社会支持。 他们认为聊一聊也不错,即便没有收到答案,他们也表示理解。

问了他们无法解答很正常啊。 那就互相讨论讨论呗。 其实大家水平差不多,只是认知角度有区别,可以互补。 (B男,研一学生,文科)

他们能给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但很多时候是方向性的建议,精神上的鼓励,最终还是要自己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很多时候他们的回答还是有用的,能够让你迅速冷静下来。 毕竟他们没有处在你这个环境,没有实质性的帮助。 比如我在国外(大部分微信好友在国内),只有自己去寻找办法,自己去找人,自己去跑。 (F男,研二学生,文科)

利他行为中,大学生表示自己会尽量准确回答,即便无能为力,也会鼓励对方或与对方聊一聊。

对于我不知道的问题,我会对对方表示鼓励。 (F男,研二学生,文科)

(当别人来找我倾诉或者提问时)一般聊的都是很久没见的同学,互相谈一下挺好。不能准确回复也不影响,聊天沟通的过程更重要。 (H男,大三学生,理科)

成长期的大学生往往离家在外, 在微信中和熟人聊一聊,容易获得慰藉和支持。

另外, 访谈者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微信群里常常出现“歪楼”情况。 大学生很自然地接受该现象,觉得很有意思。

群里聊着聊着跑题,那也是一种交流现象。 大家聊嗨了。 可以有人来正楼。 微信群中,提问者遇到“歪楼”现象可以主动再次提问。 (A女,研一学生,文科)

群里聊事情主题变得很快,比如自己打字很慢,打完字,大家已经换话题。 (C女,研一学生,工科)

(“歪楼”)很正常,你可以在群里发现对这个问题同样感兴趣的人,然后私聊就行了。 (B男,研一学生,文科)

网络的开放性促使微信对话也呈现自由而多样的形态。

(四)情境

访谈资料显示, 线下情境会影响微信的利他行为和社会支持情况。

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比如放假),比较孤单,也只能通过微信进行社交。 在微信中与他人互动会多一些,微信替代了短信。 如果不开微信,我就会担心错过信息。 如果看到别人的疑问或倾诉, 我会立即回答。 (C女,研一学生,工科)

独处的大学生将微信作为唯一的社交渠道,因而较为频繁地使用微信,为他人提供解答。 社会心理学中,情境因素是影响利他行为的外部因素之一。 情境因素包括有他人在场和没有他人在场的情况,研究结果表明, 有他人在场会减少个体的利他行为倾向。 微信熟人、 小圈层的信息环境避免了多余的“他者”出现,特别是一对一私聊中,彼此交流的大学生可以形成在线、无他人的封闭环境,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微信利他行为活跃的原因。

独处的时候尤其容易求助, 还有比如和父母在家,虽然不是独处,但是有的问题,比如时尚问题、学术问题,父母可能不会很了解,我就会想到询问(微信中的)大学小伙伴。 (A女,研一学生,女,文科)

看周围的人是不是我愿意倾诉的对象, 如果他们不是,我会选择去微信上吐槽和倾诉。 (G女,大三学生,理科)

受访学生表示当他们独处、放假在家、和不愿向其倾诉的对象在一起时,会更多地与微信好友互动,寻求支持。

(五)熟悉程度

大学生的微信好友往往是现实生活中的熟人。熟人社交是微信社交的特征, 熟人之间的熟悉程度也成了微信利他行为和社会支持的重要因素。

受访者表示,如果对方和自己非常熟悉,即便自己不能帮助他,也会主动帮忙另寻答案。

对于别人的支持、 帮助程度和彼此熟悉程度有关。 我一般告诉求助对象或许可行的途径,比如可以从某些网站、某些大牛的论文或网站中去搜寻答案。如果对方跟我很熟,我也会帮忙联系。 (E女,博三学生,文科)

回答得上的话就回答,一般不会刻意找答案。 还是要分熟悉程度。 如果对方是特别熟的人,我会主动帮助他另寻答案。 (C女,研一学生,工科)

部分受访者表示,如果有人在微信群、朋友圈里倾诉或提问,熟悉程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虽然微信里都是熟人,但是也要分群。 如果是参与度高的群,我会比较主动解答或参与讨论。 如果是一个自己参与度比较低的群,看到有其他人回复了,我一般较少插话。 朋友圈中的提问也分提问者的熟悉程度, 有时也会较为积极地回应比较熟的人。 (A女,研一学生,文科)

线下的交往熟悉程度影响了微信中的交往行为。 微信中的利他行为和社会支持是实际生活中相应行为的拓展, 微信为大学生的利他行为和社会支持提供了新的平台和途径。 微信中的帮助和支持需要具体实践才能生效。

六、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运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阐释大学生的微信利他行为和社会支持情况。 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微信利他行为在性别中无显著差异,与已有研究不一致。 徐庆春指出,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存在显著性别差异。[20]笔者分析产生不同结果的原因可能跟两个平台有关,网络和微信两个平台,相互联系又彼此区别。 就整个网络环境而言,男生具有更多的网络知识和技术,微信的功能在于运用,操作简便, 男生和女生在直接操作的领域内没有太大差异。 微信社会支持情况在性别中有显著差异,女大学生的微信社会支持水平高于男大学生, 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

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微信利他行为和社会支持中都存在显著差异。 本科属于通识教育,学生年龄较小,较少承担社会压力,硕士和博士阶段属于学术科研范畴,硕士、博士研究生会承担更多的生活、社会压力, 三个年级层次的学生生活、 学习状态大不相同,所以得出了年级因素中的差异。 由数据可知,本科生和硕士生在微信利他行为和社会支持中分别存在显著差异。 这也具体解释了年级中的显著差异主要由本科和硕士的差异所引起。

不同学科背景的大学生在微信利他行为中无明显差异。 不同学科背景的大学生在微信社会支持中存在明显差异。 同样,我们在访谈中也发现,工科学生将微信作为联系渠道,进而寻求线下的帮助。 文科学生较多地自行搜索网页资料, 医科学生在自己未能解决问题时,才求助微信。

大学生的微信利他行为和社会支持呈显著的相关关系。 大学生在微信熟人圈子中彼此帮助,有利于他们的社会化,学会助人、奉献等美德,同时也获得别人的支持,彼此增进感情。 根据社会学习理论的观点,人与人之间的善良关怀能够为个体提供直观、生动的示范和学习的榜样。 利他和社会支持有一定的相互性,微信交流的双方相互影响、模仿,因而日常的利他行为和社会支持相互关联。

问卷结果显示:微信信息滞后的情况很多。 受访者也都表示存在此现象, 对滞后信息的发送者表示理解。 受访者表示只要看到信息就会尽快回复,不过有时候无暇登录微信、 没有流量, 不能及时看到信息,才会导致自己延迟回复。

社交性是大学生微信利他行为和社会支持的特征之一。 这符合大学生广交朋友、积极社交的年龄特征。 大学生没有期待在微信中一定要给予、得到确切的解答,甚至会出现跑题、“歪楼”的现象,微信中的帮助和支持总体呈现轻松、自由、开放的状态。

独处和身边人无法解答、 倾诉的情境会促进大学生在微信中实施利他行为和社会支持。 这证明微信存在“旁观者效应减少”的特征,旁观者效应降低助人水平。 独处的大学生频繁使用微信,客观上旁观者减少, 微信的小圈层传播让交流双方从实际环境中得以抽离,减少主观心理上的旁观者。 客观或心理上旁观者的减少促进了双方的交流和互助。

熟悉程度会影响大学生的微信利他行为, 对方和自己越熟悉,大学生的利他行为就越积极。 熟悉程度影响利他行为,这也印证了“差序格局”的观点,微信中的大学生以自己为中心, 形成水波式的交往圈子,和亲近的人进行更多的互动。

微信给利他行为、 社会支持赋予了新的特征和含义。 微信中的点滴帮助和陪伴大学生成长。 本研究对相关行为进行了分析, 但尚未阐释不同情形(生活、学习、工作类等)的利他行为、社会支持,以及不同情形中,利他行为和社会支持类型的分布如何,这部分研究仍需进一步开展。 同时,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大学生的微信利他行为、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有待后续研究。 另外, 微信中的非语言符号(如表情) 是否加强了社会支持和利他行为的效果,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摘要：如今微信已经成为大学生的主要通信软件。大学生在微信中实施利他行为,获得社会支持,利他与社会支持有助于大学生的成长和社会化。微信利他行为与社会支持研究从新闻传播学视角入手,借助利他行为和社会支持理论,运用问卷调查和访谈,探究大学生微信交往的特点。研究发现,大学生微信利他行为在年级因素上差异显著,微信社会支持在性别、年级、学科中差异显著。大学生微信利他行为与社会支持息息相关,二者具有滞后、社交性等特点,情境、熟悉程度影响大学生的微信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