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门槛范文

创业门槛范文（精选6篇）

创业门槛 第1篇

消毒毛巾配送，是指专门为美发店、美容店、洗浴中心等公共场所提供毛巾的清洗、消毒以及配送服务，和现在已被人们熟知的消毒餐具配送类似。

市场趋势不错，潜在问题不能忽视

据本刊记者走访调查，很多公共场所诸如美发店、美容店每天都消耗大量的毛巾，而他们所使用的毛巾分为两类：一类是一次性毛巾;一类是重复使用的毛巾。前者使用成本较高，使用者不多，后者多数为公共场所自己清洗，但很难做到消毒，卫生标准难以达标，而且一旦毛巾染上焗油膏、血迹等也无法清洗，造成浪费。

消毒毛巾配送生意能较好改善市场现存问题，而且据中国美容美发协会介绍，目前国内有近30%的从业机构开始在或多或少使用消毒毛巾，比2011年同期增长了23.5%。可以说该项目趋势向好。那么庞大的市场，哪个细分市场才是草根投资者的呢?

一、价格。

消毒毛巾配送的价格是1元/包(1包含两条毛巾)，其买单者为消费者。虽然价格不贵，但是之前业内行规都是免费提供给消费者，突然间让消费者花钱，需要一段时间进行培养。

二、目标顾客。

中高端美发店、美容店才是真正目标顾客。因为，低端美发店、美容店，顾客量少，毛巾使用率低，而且收费便宜，让顾客支付1元的使用费，比较困难，而中高端美发店、美容店有规模化业务，而且其顾客为高收入人群，比较注重卫生，让他们支付1元使用费难度不大。

三、后期运营。

虽然消毒毛巾可以重复使用400次以上，但是其依然属于易耗品，投资者后期需要经常大量购进消毒毛巾，无论是自购还是从盟主处购买，都会影响盈利水平。这是一笔不可忽视的隐形投资。

四、区域。

目前该生意具有一定的区域性特点，像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或者其他地区的一二线市场相对容易开展，而经济欠发达地区推广起来相对较为困难。

综述，该项目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投资机会，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些潜在问题，诸如市场培育期、如何开拓中高端美发店(美容店)、如何控制后期投入……如果投资者能有效解决上述问题，投资成功率相对较高。

最低投入3万元，赚钱要靠“量”

据本刊记者调查了解, 目前该项目最低投入约3万元, 其中2万元为设备投入 (包括节能型消毒烘干机、封口机、加香机、诸如毛巾、洗涤剂、配送箱等耗材) , 1万元为流动资金。该项目的设备用电为家庭用电 (220V) , 而且对于场地没有特殊限制, 也没有任何技术性门槛, 颇适合中小投资者介入。

以四川省市场为例，按照每天配送2000条毛巾(目前一个三级市场小型配送中心的业务量，全部是美发店)核算，从清洗、消毒到配送到美发店等终端场所, 核算在每条毛巾的综合成本约0.25元 (配送量越大, 成本越低) , 售价约0.5元, 若扣除终端场所的提成, 每销售一条毛巾, 投资者可获毛利0.15—0.2元/条, 那么日均可获毛利300—400元。

注：因地区差异，以上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

该生意属于一个靠“量”盈利，而时下一家小型美发店日均毛巾消耗量约300条，因此投资者要想获取较高的利润，必须要有较多的终端客户。像四川省某地投资者庄先生日均配送量超过5000条，日均毛利超过千元。

注：

1.投资者还可以利用相关设备开展其他业务, 比如为一些经济型快捷酒店提供毛巾、浴巾等清洗、消毒、配送服务, 也能获取不错的经济效益, 一条浴巾清洗配送成本约0.4元, 大约有0.8—1.2元/条的毛利。

2.建议投资者重点开拓连锁型终端场所, 一是因为连锁机构业务量大, 能有效保证投资者盈利, 二是连锁机构普遍规模较大, 更愿意将这类业务外包出去。

创业板门槛和监管 第2篇

中国创业板的上市门槛应该高还是低?市场监管的力度是从严还是从宽?最成功的创业板市场是美国的纳斯达克市场。中国为什么不能简单复制另一个纳斯达克模式呢?

因为纳斯达克市场的门槛和监管经常在变，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92年前纳斯达克是做市商制；2007年后纳斯达克是交易所制；中间有15年是过渡时期。前纳斯达克的门槛很低，硬性标准最初只有一个：拟上市企业要持续存在12个月以上。从1971年开盘到1992年克林顿人主白宫，纳斯达克市场30多年表现平平，指数在绝大部分时间内低于千点。它后来是在互联网产业化与信息高速公路的驱动下崛起的,1996年强势突破千点大关；而后3-4年狂飙突进，指数像过山车一样越过5100点后，18个月跌回1200-1300区间。在此期间，监管越来越严，门槛也越来越高。到2007年10月纳斯达克升级为交易所之后，监管标准与纽交所就相差不多了。后纳斯达克市场是一个做市商+交易所的混合模式。

纳斯达克市场的上市门槛和监管标准，中国很难直接复制。不过，当年的场外交易市场与前纳斯达克市场非常接近，采用的是非交易所的做市商制，后来被关掉。美国1992年实施的《证券法》规定证券交易“必须在交易所”进行，2007年在《证券法》的修订版中给非交易所市场开了一个口子，改为“交易所和其他依法设立的交易场所”，但是并没有承认做市商制度。中国在《证券法》的规范下，年内即将开盘的创业板市场选择的是交易所模式，近似于美国的后纳斯达克市场，差别在于美国保留了原创的做市商制。

前纳斯达克市场的监管很宽松，基本上是“愿打愿挨，风险自负”，投资机构与上市公司直接博弈，散户投资人像羊群一样炒来炒去，股票定价权掌握在做市商手里。做市商是美国证券交易商的业务牌照之一，俗称“下场的”或“流动性提供者”。纳斯达克是音译，中文翻译是全美证券交易商自动报价系统，是交易商驱动的交易模式。交易所和交易商是两个体制，一字之别，“所”要统一门槛，“商”是自定门槛，所以前者监管趋严，后者较为宽松。

作为新的交易所市场，中国创业板的上市门槛和监管标准必然从严。一是因为没有做市商介入，上市股票直接面向公众投资人，而公众投资人赔了钱会找证监会抱怨；二是因为金融海啸导致监管从严，这已经是全球金融业的共识，中国不可能逆潮流而动；三是因为纳斯达克自身的发展也是监管趋严，门槛越来越高，最后主动升级为交易所了，中国当然不该复制纳斯达克已经自行扬弃的老模式。

监管从严、门槛抬高，也是为了降低退市率。美国纳斯达克市场当年是以高退市率著称的。若把纳斯达克的一二三板都算上，2000年前每月平均有60多家上市公司退市。美国人也是被高退市率吓怕了，所以才主动申请升级为交易所。

创业门槛 第3篇

组织社会的新制度主义学派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1977年迈耶和罗恩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的一篇题为《制度化的组织:作为神化和仪式的正式结构》的文章开启了这一学派。

在讨论这一学派的观点之前,首先应对“制度”这一概念进行界定。新制度主义学派对我国而言是一个舶来品,“制度”一词是对英文“institute”的翻译,尽管这一翻译在我国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是,仍然有必要对“制度”这一概念进行界定,这里主要是与汉语语境中的“制度”作比较,因为,事实上,这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现代汉语词典》对“制度”的解释是:(1)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2)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如社会主义制度,封建宗法制度。[1]可以说《现代汉语词典》对“制度”一词的解释和汉语语境下常识话语体系中的含义基本相同。而“institute”在现代汉语语境中应是“具有制度所拥有的作用和效力”、“制度化”这样的含义,超出了作为一个名词的单纯含义。

迈耶和罗恩的研究起源于对组织趋同性现象的解释,他们认为这是因为现代国家和社会中的组织不仅受制于技术环境还受制于制度环境。并且认为“在制度上作了详细规定的环境中,需要明智的遵从制度环境”。[2]制度环境对组织的影响主要在于三个方面:(1)被吸收进组织的要素只是外部的合法性因素而不是效率因素;(2)组织采用外部的或仪式性的评价标准来定义结构要素的价值;(3)组织对外部制度的依赖减少了组织的混乱与动荡,维持了组织的稳定。[3]可以说组织适应制度环境的过程就是追求合法性的过程,这也是组织成功和生存以及维持组织稳定性的关键。而在制度环境中采用组织外部的评价标准、社会承认的标准可以提高组织的合法性。

合法性是新制度主义学派的核心理论,对这一理论我国学者周雪光在他的《组织社会十讲》一书中作了详细的阐释。根据制度主义学派学者的观点可将合法性机制定义为:指那些诱使或迫使组织采纳具有合法性的组织结构和行为的观念力量。合法性机制不仅指法律制度的作用,而且包括了文化制度、观念制度、社会期待等制度环境对组织行为的影响。这些已成为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4]

但是,新制度主义学派对于制度环境究竟包含哪些具体的要素,以及这些具体的要素对不同的组织有怎样的影响这样的问题没有作出系统的说明和阐述。同时,有一个问题可能被忽略了,那就是,对于一个组织而言,在它追求合法性也就是适应制度环境的过程中,影响组织行为的不可能仅仅是制度环境中的某一个要素,这些要素常常是共同起作用的。这些制度因素对组织行为的影响和制约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是不一致甚至是相互冲突的。不一致或冲突的制度要素很可能在追求合法性过程中抵消某些努力或损害已取得的合法性。但是,因为往往存在某个占主导地位的制度要素,所以这种情况通常不会对组织产生毁灭性影响。尽管如此,在当代社会的许多组织中都存在这样的现象,并且一些组织也会在某些事情上选择非主流的制度要素。今年5月,谢泳被厦门大学聘为教授的就是厦门大学的一种选择。

厦门大学聘用谢泳为教授的事件一经报道,谢泳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关于“学术自由”“学术权力”和“唯学历”的讨论再次引发。尽管有的学者欣喜并赞赏厦门大学的做法,认为其具有制度创新的意义(杨东平),但是,笔者以为,在这件事中更多的是厦门大学作为一个组织追求合法性的组织行为。因此,本文探讨的是厦门大学的组织行为及其对制度环境的反应。

大学的制度环境

探讨厦门大学在制度环境影响下的组织行为,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影响大学组织行为的制度环境究竟包括哪些制度要素,它们是如何影响大学的组织行为的。笔者认为,现代大学身处的制度环境主要包括两个要素:社会规范要素和理想性要素。

1.社会规范要素

“社会规范”这一概念来源于对于新制度主义学派同样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一篇文章——《铁的牢笼新探讨:组织领域的制度趋同性和集体理性》的观点,这篇文章由迪马久和鲍威尔合著,于1983年发表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在这文章中,他们提出了制度趋同变迁的三个机制,即:强制性机制、模仿机制和社会规范(规范压力)。[5]

迈耶和罗恩在《教育组织的结构》一文中指出,学校是“在一所达标的学校里,一个被认定合格的教师向一群注册了的学生传授一些规定的课程”。[6]从这个定义中不难看出,身处制度环境中的学校在学校、教师、学生和课程四方面都在制度的制约之下,只有这样的学校才是具有合法身份的学校。可以说学校是社会规范的结果,同时,又是社会规范形成的重要途径之一。

大学作为现代社会的正式组织,在其产生之初,几乎与社会进程脱离。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大学逐渐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也走进了现代的制度环境,其本身也成为制度。

社会规范要素对大学的制约也许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分析,即大学作为一种制度的规范作用。这一点,迈耶在他的《教育作为一种制度的效果》一文从社会分配的角度对教育的制度作用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迈耶认为,“学校在制度化方面作为社会上关于人员和知识的权威理论而发挥影响,它构成了一个关键性的仪式系统:入会仪式系统(人员)和信息分类系统(知识)。”[7]也就是说,教育在现代社会中具有高度合法的社会分配权。而教育所拥有的这个作用和效果是其对制度环境适应的结果。因为,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是一个精致的、规范化的结构,要想在这样的结构中获得合法地位,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要遵循“规范化”。而大学这一嵌入社会制度和关系中的组织,规范化主要表现为一系列的程序的规范。

入学制度。在我国,要想进入大学必须进行考试——高考。虽然某些高校开始采取面试的方式,但不可否认的是,考试仍然是进入大学的主要途径,某种意义上是唯一的途径。而这一考试是有着严格的程序和规定的,只有按照这些程序和规定进行考试,并且要通过考试才能最终进入大学。

发放文凭。没有多少人会承认自己进入大学仅仅是为了大学文凭。但是,不可讳言,如果没有文凭,大学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将淡薄许多。而从大学获得的文凭已经日渐成为人们在社会生存中的合法身份的标志。

教师聘任与升迁制度。以上两方面是学生所要遵循的规则和他们期待的结果。为了使这两方面更具合法性,大学至少要保证大学教师的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体现在哪里呢?今天,拥有博士学位几乎是成为大学教师的基本条件,原因非常简单:从幼稚园到博士的学术训练过程使得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组织(大学组织)的人。这不仅源于知识的积累,更重要的是学术规范和学术规则的习得。拥有博士学位的人知道如何适应大学组织,如何申请课题、如何发表论文以及如何通过学校的评估考核。这样他就具有了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合法的身份和地位。

但是,谢泳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在各方面显然都是不符合的:首先,他只有大专学历,这对于大学教授而言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其次,他发表文章的数量虽然不少,但是却不是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这对于大学教授而言,其意义也大不相同;最后,他没有经过正规的学术训练,可以说,没有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就是没有经过正规学术训练的表现。厦门大学聘任其为教授的做法显然是破坏社会普遍认可和承认的信念,势必会对其学校的合法性地位有所损害,这所大学的专业性有可能会遭到质疑。但是,事实上,这一做法不但没有为厦门大学招来质疑,相反赞誉之声一片。这是为什么?厦门大学这种行为的动机在哪里呢?笔者以为,以下的观点可以解释这两个问题,即厦门大学聘任只有大专学历的谢泳作为教授实际上也是对制度环境的适应或对合法性的追求,这种合法性来源于社会对大学理念和大学教授的期许。

2.理想性要素

社会对大学的期待不仅仅表现大学的学术规范、专业精神和广博的知识的期待,还表现在大学独立自由的理念和大学教授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的思想、理性的精神和公共关怀的期许。以下从大学理念和大学教授作为知识分子的特性来分析社会期待。之所以从这两面进行分析是因为社会对大学的期待的“始作俑者”是大学和大学教授自身。这似乎是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但是,或许可以从大学教授与大学的关系来探究这个问题。

尽管在现代社会中,大学教授已经有了作为教师的一个十分明显身份标志,但是不同于中小学教师,大学教授还有着一个更深层的、真正决定其特性的身份——知识分子。大学教授是因为有了大学才有教授的身份,而知识分子则不是因为有了大学才有了这个团体或社会阶层。因此,可以说,虽然大学教授不是大学组织中唯一的成员却是对大学组织影响最为深刻的成员。也可以说,大学的理念某种程度上来源于知识分子的特性,两者具有同一性。基于这样的分析,笔者以为,大学除了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的三大功能之外,还具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为知识分子提供一个栖息地,让他们在大学中传授、生产知识和服务社会,不难看出这恰恰是大学公认的三大功能,这更加说明大学教授对于大学的重要性。

“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和大学一样都是来自西方,在中国原本就没有大学也没有“知识分子”,但是,这并不是说我国的大学和大学教授完全是西方的复制品。相反,中国传统的观念对当代的大学和大教授影响甚巨,因为,“远在现代教育制度形成之前,中国已经存在着一套全国性的非常系统和精致的科举制度,它对当前学校的影响依然是巨大的。”[8]同时,存在于中国两千年的“士”阶层也对当代的大学教授有着深远的影响。可以说,现代大学中的大学教授作为知识分子是中国古代“士”阶层和西方“知识分子”两者的结合,是现代社会的知识精英或文化精英。

“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努力推动这些基本价值的充分实现……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9]萨义德这样描述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判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众场合这么说。”可以说,西方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正是这样的理念和行为获得了其作为社会精英阶层的合法性身份和地位。

我国古代的“士”也是一个文化精英的社会阶层,在某种程度上,其基本精神与西方的“知识分子”确有契合之处。余时英用孔子的得意门生曾参的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说明中国古代的士同样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而且愈是在“天下无道”的时候愈显示出它的力量。并以“有澄清天下之志”的陈蕃、范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和“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明末东林党人等人为例说明中国的“士”在“天下无道”之时承担责任的勇气。[10]中国古代对于“士”的涵义还有宋代大儒张载所谓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但是,中国的“士”和西方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同之处,其中非常值得注意并且对当代的知识分子特性仍有重要影响的一点是:中国的“士”对于尊严近乎神经质的重视与追求。这很大程度上可能源于古代君王对“士”的轻视,余时英先生在论述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时以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身世之感:“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11]说明中国的“士”对于君王的轻贱是多么的悲愤。西方知识分子可以与之相对的追求当属他们对自由的追求。

当中国的“士”阶层解体之后,新的知识精英出现,这些知识精英开始接受西方的技术和观念,渐渐将西方的观念融入中国的知识精英阶层,进而成为知识精英阶层的一部分。但是,知识精英的这种行为本质上来说仍是为了实现“士”的传统价值,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同时,如林语堂所说,中国的哲学是实用的哲学、生活的哲学,恰恰是这样的哲学很难随着对外来观念的接受而发生改变。所以,20世纪初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实实在在地践行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我们不得不承认,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西方观念正以任何时候都没有的高速度渗入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知识分子的学术生活,目前我国学术话语体系中频频出现的外来话语和语汇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兼具文化传承者身份的知识分子依然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所以,今天的知识分子是融合了中国古代“士”和西方“知识分子”特性的“新知识分子”。

通过以上对中国的“士”和西方“知识分子”的分析,可以看出,两者在各自的历史时期、各自的历史舞台上都以相当鲜明的形象粉墨登场,张扬着各自的特性。相对于政治精英而言,他们似乎更加引人注目,这是因为,由于知识阶层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经济阶级,因此它始终能坚守其“思想上的信念”。[12]知识阶层的这种坚守是他们在社会中取得合法地位的唯一方法,前面所说的“士”对自尊的追求和西方“知识分子”对自由的追求也是坚守的内容之一,即合法地位的内涵之一。今天,融合了“士”和西方“知识分子”的“新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中依然彰显着这一阶层的特性,相对于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而言吸引着更多的关注。因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知识分子为了取得在社会中的合法地位将自己塑造成我们所看到的独立、自由、理性、批判和承担公共事务的形象。但是,知识分子在取得合法地位的同时,也将这种形象投射到人们的心中,投射到人们心中的形象将会再次投射到知识分子身上,此时,就成了对知识分子的角色期待。在很大程度上,再次投射到知识分子身上的角色期待比最初的形象有所扩大,而且这种反复的投射将会是一个螺旋上的过程。

以上对知识分子特性的分析即是对大学教授的分析,得出社会对大学教授的期待及其产生的原因和过程。而大学作为知识分子的栖息地和活动场所,办学的理念自然渐渐靠近知识分子的特性。毋庸置疑,在现代大学产生之后,有些足以震荡社会的事件是在大学中开始的,因为,这里有这样一群人。

结论:谢泳现象的合法性机制分析

在前面的论述中说明了谢泳在标准方面不合大学教授要求的三点原因,甚至会损害到大学组织的合法性。通过对大学理念和大学教授知识分子特性的分析,说明了厦门大学之所以采取这样一个可能损害组织合法性的行为的动机是在追求合法性的另外一个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内涵,即大学独立自主之精神的体现。虽然,大学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中一个成熟的正式组织,但是,绝没有任何一所大学愿意被称为“制度的附庸”,尽管她们标明独立精神的做法可能恰恰是在适应制度环境。

前面提出了厦门大学的动机问题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谢泳被聘为厦门大学的教授,几乎没有听到来自大学教授内部的质疑和反对,著名学者杨东平甚至充满怀念的回忆以前的大学:1904年公布的《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在详细规定了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的任职资格(包括学历、学位、任教年限、学术成就)之后,还有这样一个条款:“在学术有特殊贡献,而其资格不合于教授或副教授之规定者,经教育部审议委员会出席委员之四分之三以上之通过,得任教授或副教授。”[13]这是因为,大学教授作为大学组织的成员,对于能够提高组织合法性的举措自然不会反对,另外,合法性的这一内涵正是他们所追求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今天,不同以往的变化是,大学或许是唯学历的组织,而知识分子或知识精英阶层却并不是一个唯学历的阶层。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评选了影响中的50位公共知识分子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评选的标准是:他们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他们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他们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值得注意的是这50个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大学,此次事件的主角——谢泳也在名单之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谢泳进入大学是阶层内部的流动。

余论

关于谢泳现象还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其一,谢泳能否适应大学的招生、教学和考核评估等制度还是一个问题;其二,厦门大学的这种做法和其带来的赞誉是否意味着在制度环境中大学理念的理想性要素将日渐重要甚至取代社会规范要素的主导地位。

第一个问题值得关注的原因在于“前车之鉴”,几年前,陈丹青因为对清华招生等制度的不满从清华辞职的事至今仍是讨论的热点话题。虽然陈、谢二人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是,和陈丹青要求表达思想的自由的谢泳很有可能发生与陈丹青同样的问题。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显然比上一个问题更有意义,因为,这可能是组织变革的信号。厦门大学此一行为虽不致惊世骇俗,但是在高等教育体系甚至整个教育体系中都算是比较大胆的做法。但是,这种做法是否意味着以后还会有此类的事情发生目前还看不出来。如果只此一例,那么也只是制度环境中一个小小的意外。反之,如果是大规模行动的前奏,则可能引起巨大的变革。

不论谢泳现象背后有多少意味深长的涵义,笔者认为,这是一次组织的行为,是厦门大学为了追求大学自由独立理念的社会期待的行为。客观地说,厦门大学此次的组织行为基本完成了对合法性中社会期待的追求。

参考文献

[1]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756.

[2][3]John W﹒Meyer,Brain Rowan﹒1977﹒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357,348-349﹒

[4]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74-75,87-88﹒

[5][7]厉以贤﹒西方教育社会学文选[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547.

[6][8]柯政﹒学校变革困难的新制度主义解释[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7(1)﹒

[9][10][11][12]余时英﹒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104﹒

最省最简单零门槛创业项目 第4篇

秘方一：不走寻常路——小创意大财富

车内必备奇趣用品大有财路2007年五月份，和老婆商量着想要干点自己的事情正好老婆从一本杂志上看到了汽车装潢的广告，其中奇趣靠垫非常很吸引人，都是些年轻人喜欢的比较有创意的东东，而且据说利润也不错。

拉风环保袋遭疯抢

2008年6月1日起，在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漂亮的环保袋将流行，环保购物袋又将引领一个新的商机热潮……

防狼专卖大钱途

有创意的东东总是能勾起MM的购买欲

花样“套套”大赚

花样特色引爆火热商机

门外汉开蛋糕店

由顾客动手做蛋糕的DIY店凤毛麟角。可以开家DIY蛋糕店，顾客花百余元和面、烤蛋糕、抹奶油，自制蛋糕。

投资废物3年变百万

据有关部门统计，一个中等城市每年产生的塑料废弃物，可满足二十家中、小型塑料企业的原料需求，废旧塑料资源被现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类的第二矿藏”、“城市里的宝藏”!

迷你冰箱卖疯了

火热夏季，和户外有关的汽车用品也火了起来。车载冰箱可随车携带，为车主的饮料保温制冷，非常适宜户外郊游。车载冰箱价格低廉，档次较多，现在备货还来得及赚上一笔。

烧烤冰激凌

秘方二：生活处处有财富——小本发家好榜样

让你发财的灯：风力、地热、太阳能，这些新能源将成为北京乃至全国全世界未来取暖、用电供应的主力。新型的太阳能灯具在节能环保工作中又迈出了重要一步，不仅节约了目前稀缺的电力资源，同时在新能源的利用上取得更大的进步了。太阳能灯采用绿色、环保无污染的太阳光，将光能转换成电能。

最暴利的保健品

保健品利润可称之为是暴利了

吓你一跳日用五金

一次同学会上，一同学介绍说自己在网上经营了一家小店，买些家用小五金，虽说不能发大财，但小日子过的也十分滋润，回家后我查阅了他的店铺；军刀着一栏顿时跃入我的眼帘，久违的那份热情又重新点燃。

2万开油炸冰淇淋店

“主动防御”提升准入门槛 第5篇

——Pyramid Research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到2011年底, 中国将超越日本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光纤市场, 其分析师认为, 中国光纤接入线路增多的主要动力之一是政府对于光纤部署的承诺。

近期, 三大运营商继续加强在固网宽带领域的投入与布局, 一方面FTTx集采与建设有序进行, 另一方面, 以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为代表的运营商积极启动了多地的免费宽带提速举措。

相关运营商人士表示, 目前持续升温的宽带提速计划并非源自被动的“用户驱动”或者“业务驱动”, 而更多体现了运营商对于未来竞争格局的主动防御——不仅为了增强远期的融合市场竞争力, 也为了增强近期的行业内竞争力。

目前, 运营商普遍认为广电及电网方面并未对其形成有效威胁, 但是未雨绸缪不可或缺。运营商期望通过宽带提速进一步提升行业准入门槛, 为随时可能到来的行业内、外竞争做好准备。

“宽带提速”持续升温

事实上, 各大运营商自全业务运营之初就加速了其宽带提速实践。2009年中国联通在全国范围内投资上百亿元 (人民币, 下同) , 启动了宽带升级提速工程, 当时计划2009年大部分地区带宽达到2M, 2010年达到4M, 2011年达到8M。而中国电信也在加紧推进“光进铜退”, 自去年年末在深圳推出50M小区宽带后, 中国电信今年在深圳再次推出了100M小区宽带。中国移动于去年年末进行了首次FTTx集采, 并已在江苏、浙江等地实现了重点部署。而今年逐渐明朗的三网融合产业政策以及工信部、发改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光纤宽带网络建设的意见》 (下称《意见》) 等则进一步加快了宽带提速实践的进展。

不仅通过政策进行产业引导, 不少相关部门还在实际的宽带建设项目中“牵线搭桥”。此前, 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员会分别与上海移动、上海电信、上海联通签署了2010年度服务合作协议, 三大运营商将在沪累计投资110亿元, 而这其中推进宽带基础网络建设成为签约重点。据了解, 今年上海国际互联网出口带宽将从200G增至500G, 增幅近250%;上海的城域网出口带宽也将从1200G增至2000G, 扩容三分之二左右。

近期, 中国联通、中国电信还在各地力推“免费宽带提速举措”。各地联通免费宽带提速的方案略有不同, 但形式多为若客户预存包年费用, 则原有宽带512K、1M速率可以免费升速为2M, 原有2M速率可以免费升级为4M。而中国电信也在全国各地实施了宽带提速优惠, 例如广东电信某地市公司曾宣布, 2010年4月30日前入网的4M宽带老客户将免费升级到6M;2010年5月1日之后入网的4M宽带老客户一次性交100元可升级到6M;2M、3M客户一次性交200元可以提速到4M。

下一阶段, 运营商仍将继续推进宽带领域建设。中国电信近期将启动对FTTH的一个新的集采项目, 以助力其100万FTTH用户的年底目标实现。

“技术、战略”双驱动

运营商对“宽带提速”如此持续、执着地追求, 其战略层面的考量是主要驱动力。中国电信集团李姓人士向记者表示, 目前在固网宽带领域, 电信运营商面临的竞争仍以行业内竞争为主, 来自广电或电网方的竞争压力相对较小, 但这并不意味着电信运营商全无担忧。

“虽然现阶段而言, 强有力的对手与威胁并未真正出现, 但我们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感, 必须主动做些什么。”前述中国电信受访人士表示, “由于明确的目标并未出现, 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加强自己的‘管道优势’, 只有这样未来才有基本的竞争力。”

而中国移动研究院陈姓受访专家则指出, “宽带提速”主要是出于提高行业准入门槛的考虑。“运营商未来在宽带领域的竞争对手无疑会增多, 无论竞争对手是谁, 目前我们要做的就是进一步提高行业准入门槛, 而方式就是提升用户的宽带业务体验, ”该专家表示, “一旦用户认可了目前的高满意度及性价比的服务, 那么对于未来想进入该行业的企业来讲, 市场会要求他们至少以同样的成本为用户提供与我们相似的服务。而这无疑是有一定难度的。”

广电、电网暂未构成威胁

目前而言, 电信运营商进行“宽带提速”更多源于主动防御的考虑, 受访运营商人士表示, 短期内广电、电网方面“不是一个迫切的威胁”。

“来自广电、电网的远期竞争不是‘宽带提速’最直接的驱动力。以广电为例, 目前其宽带业务仍受制于内容、IP地址、码号管理、全国互联互通等因素, 暂不会对电信方构成有力威胁, ”前述中国移动研究院陈姓受访人士认为, “而对于电网方而言, 虽然在单点实验局上已获成功, 但目前并未看到其大规模的成功应用案例, 我认为这一方若想在可用性上与运营商达到同等级别还有运营、服务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

卡拉丁：“低门槛”的门槛 第6篇

成立时间：2012年2月

创 始 人：季成 贾纪平 申华章

融资状况：已经有天使投资，正在进行A轮融资

保养和维修属于高频互动和刚性需求。因此，这方面的O2O创业项目也比较多。

然而，保养和维修相比，保养具有需求标准、操作简单、设备简易、场地不受限、人工学习周期短与学习成本低等特点，可以 “轻资本”迅速在该服务上进行横向规模化整合。

卡拉丁创始人季成进入的就是这样一个业务环节：过去，车主在汽车保养时，不管是出去到4S店，还是路边店，都得开车上门接受服务，但是如今季成和他的团队在做的事儿是，车主在家里等着就行，卡拉丁提供人员和上门保养服务，而且对场地条件几乎无要求，能顺利打开车盖就行，至于价格，服务费实收150元，材料车主可以自备，也可以采用卡拉丁提供的品牌和产品，价格以京东商城出售价格为准，如此算下来，成本要比4S店的价格低40%甚至一半。

卡拉丁的商业模式听起来虽然一点都不复杂，但成立的基础依然要看天时，这个天时涉及到诸多条件，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移动终端的普及。

在季成看来，手机已经成为人们处理社交甚至生活工作核心的今天，可以让一个初创组织真正实现以客户为导向进行组织设计和管理。

卡拉丁的员工们分散在所在城市的各个区域，所在地既是办公室，也是宿舍（这也是节约成本的一个办法，还可以给员工解决住宿问题），如此才能及时响应客户需求和优化运营效率；移动终端下订单、评价和社交通讯具有便捷性，也可以很好的实行集中管理和考核。比如每位技师的出勤由后台系统决定，而顾客打分评价则可以对该技师的服务进行管理，同时，卡拉丁的员工也有自己的微信群，便于平时内部沟通。

季成称，在订单能够保证的情况下，理论上150元（每单）的上门服务费就可以覆盖包括薪酬（以月工资6000元计算）、为上门服务的员工租车（以月租车2000元成本计算）等在内的运营成本，但由于企业目前还在扩展阶段，先期积累足够的用户才是最重要的，这意味着要付出较多的成本拉拢用户，比如一些配件如滤芯会通过活动的形式赠送给用户，因此，公司现在还没考虑过盈利的问题，但是已经把业务扩展到了上海和天津。

同时，季成觉得看上去上门保养是一个低门槛的生意，但这其中还是有一定的门槛。

首先，技师队伍的素质非常关键，这其中又分技术实力和服务态度。保养一辆车虽然不难，但要熟悉市面上的主流车型，每辆车都能做到高效运作，就需要良好的技能和培训。此外，如果客户中有豪车车主，对技师本人的要求就不仅仅是技术了，还包括情感层面的，比如技师本人是不是真正地爱车，以让豪车车主觉得放心和能够感受到优良的服务。

上门保养业务在某种意义上，收入是可衡量的，或者说每个人能够带来的营业额是有上限的，要做到扩张和盈利兼备，就需要在后台有良好的系统，比如如何做到有效配送，如何做到网点和覆盖人群的高度匹配。在没有其他收费业务的前提下，系统的精准和建设是卡拉丁面对的挑战，但如果能够成功解决和积累，也会是将来竞争的门槛。

另外，卡拉丁目前针对国内空气问题自主研发车载空调滤芯，季成不愿意透露过多信息，只是强调系自主研发，并且希望能够以此为核心计划，建立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