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服饰范文（精选3篇）
宋代服饰 第1篇
一、进贤冠
进贤冠, 最早是在两汉时期盛行, 由缁布制成, 冠前高七寸, 后高三寸, 长八寸。按地位的高低加设不同的梁数, 一般公侯设三梁, 中二千石以下到博士设两梁, 博士以下都是设一梁。汉元帝时期, 把进贤冠放在介帻之上, 大体形状是冠的前下部是位于额上的“颜题”延伸到后面结成两个突起的三角的“耳”, 冠的上部是介帻, 介帻的上面是展筒, 冠梁就设在展筒上。到了两晋时期, 展筒就萎缩成了“人”字形, 不同的是冠耳升高。南北朝、隋朝都承袭前制。唐代对进贤冠的佩戴对象和范围又作了严格的限定, 要求九品以上的官员才可以佩戴, 而到了宋代进贤冠的形制有了变异, 《宋史·舆服制四》记载:“进贤冠为漆布为之, 上缕纸为额花, 金涂银铜饰, 后有纳言。以梁数差, 凡七等, 以罗为缨结之。”从上面的这段文字可以得知宋代文官的进贤冠除了材质上有所区别于其他朝代外, 更为重要的是宋代的进贤冠在形制上加了“纳言”, 而其他各朝进贤冠没有设“纳言”这一服饰形制。由此引发了我进一步研究此问题的思考。
关于“纳言”的解释有两种:一是作为古代的官职名。据《孔传》记载:“纳言, 喉舌之官, 听上言纳于下, 必以等信”。二是专为尚书等朝廷近臣佩戴的文官服饰。据《后汉书舆服志下》记载:“尚书帻收, 方三寸, 名曰纳言, 示以忠正进言, 显近职也。”从上面的解释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信息:在汉代, “纳言”原本为尚书帽帻后部的接口, 另设为一层, 垂直而下, 高三寸。因尚书有直接向皇帝谏纳忠言的职责, 故在他们的帽帻后部加设纳言, 这既是一种帽饰的装饰, 又是对他们职责的一种表白。由此可以推断古人理解帽饰上的“纳言”有谏纳忠正良言之责。而佩戴设有“纳言”这一形制的帽饰的官员具有向皇帝谏纳忠言的职责。宋代把“纳言”从汉代尚书的帽帻上移到朝臣朝服的帽冠上, 作为一种很正式的形制出现在朝服上, 显示出宋代朝廷对谏纳忠言之责的高度重视。而谏纳忠言之责正是儒士文臣报效国家社稷的主要行径。宋政府希望儒士文臣勇于谏纳忠正良言, 关心国家大事。而对于佩戴进贤冠的官员, 谏纳良言既是他的义务又是他们的职责。宋政府在进贤冠上设有“纳言”, 是对所有官员的职责时时提醒的一种手段。由此可见“纳言”这种服饰形制与宋代政治生活息息相关。
宋代崇尚程朱理学。朱熹是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 受朱熹理学思想的影响, 宋代纳谏的风气也十分盛行。程朱理学的思想核心是强调宇宙万物存有一个恒定的“理”, “理”是独立于万物运行的根本。君王的为政和儒臣的修身就是要知“天理”。修身的方法就是“格物致知”。所谓“格物致知”, 就是通过学习研究事物来寻求存在于万物之中的“理”, 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大学之道”。这个“道”是古往今来众多儒生修身所追求的理想。程朱理学的思想观表现在服饰文化上主要体现为“严”与“礼”。其终极目的“皆出于性之所有”, 因“性”既“理”, 所以, 从这个意义上讲, 宋代的朝服文化所蕴涵和体现的“礼”既是“理”。朱子的思想观对宋代文化的影响是深刻的。受朱子思想影响, 文臣儒士凡事必论理, 参政意识也十分强烈。宋代的儒臣士大夫阶层作为基层地主阶层的代表, 是朝廷参政、治国的主要力量。宋代科举制度改革后, 通过科举取士的制度更加严格化和规范化, 宋政府极力鼓励民间寒士通过科举获取功名, 科举取士的人数也比唐朝时期增加了数十倍。这样一来, 使得乡绅地主中的许多优秀人才和平民百姓中的诸多贤良都被收录到尽忠于朝廷的文人士大夫的队伍中, 从而使这一队伍十分壮大。再者, 由于皇权极力推行崇文抑武的政策, 重用文臣, 不杀言事官, 士大夫积极参政而没有杀身的灾难, 如此一来参政的勇气倍增, “以天下事为己任”是每个士大夫的心声。士大夫怀有强烈的责任感, 不仅仅认为天下是帝王的, 而且把治理天下作为己任, 这也反映出当时士大夫的政治参与意识。他们都勇于谏纳良言, 谏纳良言变成了当时讨论国事的一种方法和手段, 也顺应了当时宋政府所倡导的万事由理而论的朱子思想。进贤冠上设置“纳言”是这种思想在实务中的体现。从这种社会风气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宋代在政治方面是开明盛世。
二、宋代崇文的国策
受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 宋代奉行崇文抑武的国策, 与文臣谋国事, 也就是变过去武人的天下为现今文人的天下。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重用文人士大夫。宋太宗曾自鸣得意地说:“朕于士大夫无所负矣!”相应的是抑制武人, 相可以出将, 但将不可入相。如南宋理宗时, 曾经任命武将出身的赵葵出任宰相, 不想这却使得他整日诚惶诚恐, 他多次上表辞呈:理由是宰相乃文官, 应该用读书之人。后来朝廷准了他罢相的请求。由此可见当时的崇文抑武带来的影响力。第二, 优待文臣士大夫。宋政府十分优待文臣士大夫, 当时官秩较高的文臣退职后, 皇帝让他们安享俸禄, 给他们安排闲散职务, 让他们颐养天年, 这样使得他们成为人们普遍羡慕、敬仰的对象。第三, 皇帝誓言不杀文臣和言事官。这奠定了文臣士大夫在当时社会极高的地位。使得文臣成为人们仰慕的对象。当时的宋朝廷是积极保护士大夫利益的。如《却扫编》卷中记载:宋仁宗时期, 有内臣出使复朝之时, 诬陷富弼在青州以赈济流民为名, 聚集民众十万余人而欲发动对朝廷的政变。参知政事王尧臣听后献言道:“富弼本以忠义闻天下, 岂应有此?但内臣敢诬大臣而罔主听, 如是不治, 则乱之道也。”宋仁宗闻听后领悟, 立即罢黜这位宦官。从此没有人再敢对士大夫胡言乱语。宋政府这样极力保护文臣的做法, 也增加了儒生士大夫效忠皇帝报效朝廷的使命感, 使他们感到国运兴衰与自己的言行息息相关, “以天下事为己任”。士大夫们为国事而奋力论辩, 畅所欲言。这种积极参政议政的氛围, 被称为“治世”, 为后来历代儒生文臣所推崇和称道。再者, 推行崇文轻武的政策不仅带来了广大儒生社会地位的提升, 还对当时的教育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宋朝在科举制度上打破严格的门阀贵族的垄断格局, 极力鼓励寒门志士参加科举应试。另外, 各级基层官员也多做一些“劝学”、“谕俗”的文章, 勉励百姓学习。如宋真宗曾作著名的《劝学诗》。这样, 上自皇帝臣室官僚, 下至各级地方官吏、地主乡绅和一些平民布衣, 都在这样的氛围中成就了读书、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从而造就了宋时“郁郁乎文哉”的文化繁荣景象。
三、台谏制度的实行
由于宋政府崇文抑武的国策, 形成了“郁郁乎文哉”的文化盛象, 士大夫阶层得到了扩张, 纳谏忠言的社会风气也越来越强烈, 宋政府也推行了许多政策来进一步巩固这种风气。其中有名的就是台谏制度的实行。所谓台谏就是封驳之权, 大致与谏诤之权相似。台谏的谏诤对象主要是宰相, 其次才是皇帝。台谏制度, 细究起来是从宋真宗在位时期开始得到推行, 至宋仁宗时期真正趋于完善。台谏制度的实行, 一方面限制了相权, 同时也限制了皇权, 从而使得朝廷决策权的三分之一被士大夫所控制, 反映了士大夫的意志。这样一来, 在北宋的政治架构中, 皇帝、宰执、台谏三权抗衡, 又互相倚赖, 共同构成稳固的中央政权架构, 形成历史上有名的“共治天下”的盛世局面。受朱子思想影响, 宋代凡事必明辩其理, 在政治上就表现在讨论国家大事时大谈道理, 争执不已, 说辩不休。而争辩双方, 都有自己的道理。这种现象对维系“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极有意义。宋王朝的开国功勋之一, 宋初的宰相赵普认为, 宇宙世界万物之中唯有“道理最大”。而“道理最大”在当时也被认为是皇帝与士大夫都必须遵守的一个很重要的准则。在这一准则上建立起来的君臣关系, 是治国安邦之本, 是维系“共治天下”局面的重要基础。如果说, 宋太祖、宋太宗两朝, 相权隆盛, 限制了皇权, 那么到了宋真宗、宋仁宗的时候, 台谏权力盛隆, 士大夫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成为风气, 这样既限制着相权, 也制约着皇权, 皇权在仁宗时更多地表现在对朝臣争端的调解方面。宋代施行台谏制度时, 最显著的是出现台谏与宰辅的互相制约, 或者宰辅攻击台谏, 或者台谏罢黜宰辅。因此, 在宋仁宗时期宰辅频繁更换, 这反映出宋仁宗时期相权的削弱。但是, 相权的削弱并不等于皇权的增长, 而是中层士大夫的权力增大, 也即是说, 有更多的士大夫参与了最高决策。这种局面, 称得上是典型的“君臣共治天下”。
由此可见, 宋代将汉代尚书帽帻上设置的“纳言”这一服饰形制上的特征挪移到朝服进贤冠上, 是一种与宋代朝廷儒臣政治生活休戚相关的服饰文化现象, 这正是缘于宋朝廷崇文抑武, 重用文人士大夫的政治国策, 是通过纳谏这种方式让士大夫实现参与政治的抱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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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女子服饰背子的审美意蕴探究 第2篇
宋代服饰风格
1.宋代的女子服饰
宋代女子服饰依旧丰富多样，但相较于盛唐其整体风格趋向于朴实自然、淡雅温婉、拘谨内敛、清瘦柔美。
宋代妇女们长穿的上衣有袄、褥、衫、背子、半臂等，下身束着裙子、裤。其中就服装形制而言，历代女子服饰中，均常见的有袄、衫、襦、裙等名目，而唯独背子在宋代广为流传，并且成为宋代女子区别于以往朝代的一种典型的标志。
2.背子及背子的特征
背子是宋代男女皆穿的一种常服，但又有一定的区别，对于男子的背子只能作为日常穿用的服饰，穿着仅限于公服之内。背子对于宋代女子而言，则可以作为女子的次常礼服，用于祭祀、皇后入谒家庙、生辰、御宴等场合。
背子的来历历来众说纷纭，各抒己见，然而就宋代的背子而言，可以确证的是朱熹在《朱子语录》中所述“背子乃婢妾之服，以其在背后，故谓之背子”。这句话道出了背子的由来，由此可见背子最初仅仅是做为普通女的的服饰存在的，而后流传到各个阶层。
背子其基本特点概括如下：
①衣长：宋代背子的衣长有长有短，分为膝上、及膝、膝下、及足等。②领型：背子最常见的领型式直领对襟式，衣领从领口直通至膝盖或至足部，也有交领样式，但比较少见，衣领敞开，不施加任何纽扣或系带。③开衩：背子的开衩没有固定形态，有开衩至腰部的，也有至腋下的，还有不开衩的。④色彩：宋代女子服饰的色彩多为素淡淳朴的色调，常见颜色有淡绿色、墨绿色、淡青色、淡蓝色、淡紫色等明度较低的调和色。
背子的宋韵
服饰是社会的缩影，也是社会面貌的承载体，背子活跃于宋代，必然带有宋代的气息，背子作为宋代服饰的典型，必然体现女子的审美心理以及宋代的文化韵味。
1.飘逸的轮廓
从背子的整体廓形上来看，背子简约直线条的轮廓，仿佛就是一块平铺的面料，轻盈的落在宋代女子普遍瘦削的肩膀上，人的柔弱在与背子的融合中相得益彰而营造出淡雅阴柔的美。
2.优美的开衩
背子的开衩也开了以往服饰传统造型的先河，虽然开衩有高低不同之分，但其深藏的意蕴是不言而喻，不可忽略的。开衩使得掩盖在背子之下的衣物随着人体的走动而若隐若现，因没有纽扣和系带的束缚，衣片自由的附和人体运动，添了几分灵动和朦胧，仿佛一位欲说还休、欲言又止的温婉娇羞的女子的形象展现在面前。
3.色彩的韵味
服饰色彩从唐代盛极一时延续至宋代便逐渐萎缩而变得黯淡，自然，如浅绿色，浅黄、浅红色等，背子的色彩从出土文物和壁画中便可以直观。
背子的色彩与其社会乃至民族的审美标准具有某些一致性，即内倾的，压抑的、柔和自然、清新的风格与纯朴简洁的社会风尚。
背子宋韵成因
宋代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孕育出了宋代清新爽利优雅柔和的服饰风貌，“腹有诗书气自华”概括来说，宋代社会的韵味是儒雅的，书卷气的，这种特质与一个社会的文化丰富程度及民众的受教育程度是密不可分的。
1.浓厚的文化氛围的耳濡目染
宋代是一个崇儒尚学的朝代，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更加重视渊博的学识。
宋代社会的文化氛围空前浓厚，社会各阶层也纷纷效仿，不仅男子，就连社会地位卑微的女子也兴起了修习诗书的热潮。读书蔚然成风，从而造就了宋人的书卷气——文雅淡泊。
2.女子教育的兴盛
宋人提倡女子应当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所以，宋代女子服饰的意蕴趋于文雅进而淳朴无华。而背子作为日常生活用的服饰类别，却得到如此广泛的流行，不得不说背子中所包含的某些韵味恰好与宋代女子以及整个宋代社会的审美追求想契合，而这个契合点也正是平淡文雅的社会审美标准。背子的文雅淡泊的韵味与宋代女子的平淡素雅的美一样都达到了这一社会审美追求。
3.理学影响下的社会审美、
理学是融会了儒家积极进取，道家的清高脱俗，佛家的圆融通达精神，其内容及规范影响到宋代社会生活的各方各面。社会以及伦理观念赋予女子的使命依旧是相夫教子、勤俭持家，所以宋代大多数女子只能修持着其必备的贤良淑德的品质，而不能有任何逾越。
理学影响下的宋代服饰风貌，整体风格走的是与唐代截然相反的路子，即趋于内敛。服饰款型逐渐窄小，裸露程度大大减少，色彩也变得清淡，总之，变得更加严谨，自然，朴素，稳重来适应理学的要求。
4.以瘦为美的风尚
宋代女子的审美标准似乎与现今流行甚广的瘦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瘦弱给人以柔弱娇小楚楚可怜之感，更易博得人的怜爱。
所以，为了迎合瘦削的体貌，宋代女子的服饰如背子就变得更加修长，窄小。背子的修长柔美更加衬托了宋女子的柔弱娇小，随其与人的缓缓移步中，留下了清秀，优雅的形象，引人遐思想象。这正是在宋代这样一个理性的文雅的社会里所追求的审美韵味，而其中有道不尽的婉约含蓄。
总结：背子是宋代女子的典型服饰类别，一个民族的审美标准或是审美心理是与服饰想象具有一致性的，背子在宋代广为流行必然是因为背子所具有的韵味与整个社会的感觉具有关联。本文从这一点出发，着重探究的是背子简约的廓形、简朴的色调、及其与宋代女子结合时传递出的韵味——即婉约文雅平淡之美，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这种雅韵形成原因，从而印证背子独具宋韵。
（作者单位： 浙江理工大学 服装学院）
浅析儒家思想对宋代服饰的影响 第3篇
一“、言理不言情”崇尚质朴
自佛教东来和道教的兴起,儒家思想便处于与佛、道斗争、借鉴和融合的过程中,儒家思想传至宋一代,最终形成了儒学的新形态: 理学。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他认为“,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为夫妇,为兄弟,为朋友,以至于出入起居,应事接物之际,亦莫不各有理焉。”[2]他还说“,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3],倡导“存天理,灭人欲”“,言理不言情”。 这直接影响了宋代服饰。
在理学强调“天理”而轻视“人情”的思想氛围里,宋代服饰一改前朝服饰的浮靡华丽和大胆奔放,趋向对艳美华丽的拒斥,而崇尚“务从简朴”、“不得奢僭”,形成质朴的风格,呈现一片儒雅的景象[4]12。这可以从反映当时宫廷生活的《妃子浴儿图》、《半闲秋兴图》和《瑶台步月图》等宋代绘画作品中看出来。在这些绘画作品中, 宫廷贵妇等人物以着紧袖窄衫和拖地长裙为多,虽有披帛、腰带等装饰,但其颜色浅淡、中和,与衣料相称,没有形成强烈的色调对比, 加上头饰不多,发髻自然,给人一种简约质朴的视觉效果。
宋代服饰的质朴简约不仅反映在宫廷生活中,还体现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这可以在反映宋代百姓日常生活的《清明上河图》、《耕织图》、《孟母教子图》等绘画作品中看出来。《清明上河图》 中人物众多,性别、职业、年龄各有差别,却看不见服饰样式、颜色和风格的明显差别,而是灰色、白色和浅黑色三种颜色,与富丽奢华的色调相去甚远,满眼都是一副简朴素淡的景象。
朱熹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3]据此而言,服饰最终不是为了突出形体之美,给人以美观之享受,而应以驱寒保暖遮羞为主要功用,因而,在这样的宋儒思想影响之下,其服饰崇尚质朴就不显得奇怪了。
宋代服饰崇尚质朴之风固然与宋儒的理学思想有着直接的联系,但却也不脱离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论语·雍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中的“质”强调的就是质朴和朴素,而非华丽奢靡。《中庸》又说“:故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 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倡导的是一种淡雅、简朴和温和的审美追求,而非鲜艳、夸张。可以说,这样一种儒家审美观,才是宋代服饰崇尚质朴之风的根。
儒家传统强调“仁政”而行“王道”,而非“暴政”和“霸道”,因而, 宋代开国者鉴于五代十国的混乱与唐朝覆灭,提出了“偃武修文”的治国方略,意图振兴国家,于是,宋太祖赵匡胤建国之初,便制作了 “无宝锦珠翠之饰”的冠冕之服,强调简朴务实。宋高宗也说“:金翠为妇人服饰,不惟靡货害物,而侈靡之习,实关风化。已戒中外及下令不许入宫门。”而在宋宁宗嘉泰初年,皇帝更是在下诏提倡官民服饰务从简朴之时,查收宫中私制的华丽服饰,并把之集中于街市当众销毁,以树立崇尚简朴之风。
正是在官方提倡质朴之风和理学这一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之下, 宋代服饰较之唐代服饰有了很大的改变,告别了过去的奢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与儒家思想的节拍一起跳动,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在中国服饰谱系上。
二“、君君臣臣”服饰分官阶
孔子曾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的道德规范,到了董仲舒更是明确提出了“三纲五常”,构建了完整的儒家上下尊卑贵贱的名教观念和等级思想。这也深刻地影响到宋代服饰。
在宋代开国之初的太祖建隆四年,便根据《开元杂礼》规定了官服的颜色“,文三品以上紫褶,五品以上绯褶,七品以上绿褶,九品以上碧褶,并白大中裤,起梁带,乌皮靴。”到了太平兴国七年,则规定了“官民服饰和衣带制度,禁止品官绿袍及举子白裥袍下服紫色,其私弟便服许紫皂衣、白袍。”到了宋仁宗景佑二年“,……诸臣公服去青不用,阶官至四品服紫,六品服绯……以官职决定服饰,使之名实相符。官职共分七级,官绶也分七等。”[5]153而在袍衫方面,《宋史·舆服志》中则记载称“唐因隋制,天子常服赤黄、浅黄袍衫……又有赭黄、淡黄骙袍红衫袍,常朝则服之”,而三品以上袍色用紫,五品以上用朱,七品以上用绿,九品以上用青等[5]159。
在宋代公服方面,参照了唐朝,也与袍衫一样,以服装的颜色来分出官阶的不同。与公服紧密联系的腰带,也是区分不同官阶的标志。这种腰带主要由带头、带銙、带鞓和带尾组成,《宋史·舆服志》记载了其材料“,有玉、有金、有银、有犀;其下铜、铁、角、石、黑玉之类, 各有差等。”而銙的形状大多为方形,有的是圆形,其数量则因官阶高低而有所差别[5]161。
关于宋代服饰颜色和腰带等差别,在本质上是儒家“君君臣臣” 等级观念在服饰上的反映。儒家思想的等级观念反映在服饰上,在宋仁宗康定年间及其以后比较突出。宋仁宗康定年间就对皇帝冠冕礼服的尺寸、材料、颜色和纹章等作出了严格规定。而之所以对文武百官的官服与颜色做出调整,是为了使之与官员们的官阶地位相对应,并借此明确上下尊卑,维护统治秩序。后来,宋神宗和宋徽宗又多次对百官朝服和百姓日常衣着进行了审定,进一步明确社会各阶层的服饰。在政和年间,宋代的仪礼机构参照古制,编写了《祭服制度》,对各阶层衣冠式样、颜色、装饰和具体穿着进行了统一规范,上呈皇帝批准后,绘制出具体图样让有关机构依照图样制造,使朝代的服饰制度有了正式的统一规定[6]169。
虽然,宋代通过对服装颜色、式样、装饰等各方面作出统一规定,试图以此明确官阶高低贵贱,维护社会等级秩序,但并不能维护其长久的统治。但宋代通过把服饰和仪礼联系起来,赋予了服饰美以伦理的意味,与儒家思想强调社会仪礼、社会等级和伦理道德生活化的观念却是统一的。
三“、天人合一”与造化争巧
“天人合一”思想在儒家思想体系里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关于天人关系的阐述在儒家经典里并不少,比如《中庸》就说“: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也。”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里也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在儒学形成新形态的宋代“,天人合一” 思想也深刻表现在服饰上,使服饰呈现一种自然美。
花朵是大自然的杰出作品,但在宋代,戴花却成为人们的审美时尚。每到大地回春万紫千红的时节,宋代妇女的头上就会带着朵朵姿态各异的鲜花,衬托着身上的衣裳,给自己增添一份别致的美。 但无奈自然界鲜花有限,于是制作假花、戴假花,以假花装点服装便成为新的时尚。宋代的假花以彩色丝绢为材料,色彩一点也不亚于自然界的鲜花。如此一来,宋代的服饰就在淡雅质朴之中增添了另一种美。当时,人们往往把四季中最有特色的花制成假花编织在一起,做成花冠[6]176,杨万里有诗云:“春色何须羯鼓催,君主元日领春回。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姜夔也作诗云“:万数簪花满御街,圣人先自灵景回。不知后面花多少,但见红云冉冉来。”而陆游也曾在《老学庵笔记》中说道:“靖康初,京师织帛及妇人首饰衣服,皆备四时……花则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并为一景……”而实际上,戴花在宋代并不是女性的专利,就是男性也戴花,这在《水浒传》里有诸多描写,比如,浪子燕青“腰间斜插名人扇,鬓畔常簪四季花”,比如短命二郎阮小五“斜戴着一顶破头巾,鬓边插朵石榴花”,比如病关索杨雄“鬓边爱插翠芙蓉”,等等。虽是文学作品的描写,但却可从中看出戴花在宋代之盛况。
如果说戴花过程中的真花或假花还不算服装的一部分的话,那么在制衣的过程印花、刺绣乃至用花汁染衣服则着实是人们对自然美的一种真切的追求。虽然这一点在宋代绘画作品中也可见到,但却不如考古实物的真切。据在福建省福州宋代古墓出土的陪葬实物来看,无论是上衣还是裤子,都印着山茶花或牡丹花,甚至鞋子上还绣着蝴蝶结[6]176。无论是花,还是蝴蝶,都是大自然的产物,把它们与服装衣物联系在一起,恰是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美学追求。而以花汁染衣则体现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美的更高的追求。当时,人们通常据个人喜好采集花卉,把鲜花压制成汁液,然后用水稀释花汁来浸染衣料[6]177,当时的社会上层女性就用郁金香草汁染裙子[5]170,使服饰芬芳而更显魅力,颇有与“造化争巧”的意味。
宋代及形成于宋代的新儒学——理学早已经离我们远去,可是在中国大历史中,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是深刻的。当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欣赏着穿着新材料新工艺造出的服饰时,也要不时回望儒家思想带给宋代服饰的变迁,回望宋代服饰的光华,以更好地走出新时代的服饰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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