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压力范文

人口压力范文（精选3篇）

人口压力 第1篇

土地对人口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伴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区面积在不断扩大,后备耕地将开发殆尽。数据显示,我国用占世界7% 左右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1/5的人口,虽然我国粮食产量在不断提高,但由于人口基数大, 导致人均粮食占有量很低 ;每年新增人口过多,人口的过快增长拉低了人均耕地面积,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农业生产的成就。

古人云: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近十几年来,我国耕地面临严峻挑战。据统计,“六五”期间,我国耕地平均每年净减700万亩;“七五”期间净减400万亩;“八五”期间为683万亩;“九五”期间达433万亩;“十五”期间超460万亩;“十一五”期间460万亩,可见耕地保护形势十分严峻。并且耕地开发强度加大,耕地质量在不断退化。

造成耕地锐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各类建设占用耕地,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加快,对土地的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甚嚣尘上 ;二是水土严重流失和沙漠化造成对耕地掠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人民环境意识的淡薄,对环境的破坏,对植被的不珍惜。中国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城镇化建设加速,投资规模逐年加大,各项建设用地需求大增,致使乱占滥用耕地的现象屡禁不止。为单纯实现耕地高产稳产而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农膜造成土质恶化严重,不考虑化学药物对土壤、大气、水分等的二次污染。一方面使耕地有机含量下降,削弱粮食单位面积增产的潜力;另一方面土壤被严重污染、质量下降,形成恶性循环。加之大量过度不合理灌溉造成淡水资源严重短缺,农业灌溉用水大幅度向非农产使用转移,造成许多地区水位下降甚至影响部分人生活用水。

二、人口对粮食的压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发布报告说,到2015年全球将仍有约9.2亿极度贫困人口。贫困人口、饥饿人口再次引发了人们对粮食问题的关注,饥饿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波及经济政治社会各个方面,成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现在乃至今后十几年或几十年,世界粮食是否够吃、中国粮食能否满足自给依然是备受关注的问题。单从数字上看,现在世界粮食够吃,但是“有些人吃得太多”,“有的人吃不饱”。粮食分配不均也是人口对粮食压力的一个主要问题。此外,由于全球变暖等气候问题带来的粮食减产、干旱洪涝等极端气候,以及病虫害加剧等对农业生产的不可控制影响,粮食安全也成为人类面临的又一大问题。

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仍然偏低。粮食产量被庞大的人口增长量抵消掉, 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刻不容缓。由于我国贫富差距大、城乡差距明显,土地带来的收益不显著,许多农民选择外出打工或从事商业不再务农。农业风险加大, 收入不稳定,而化肥、农药、水电费用等随物价水平与日俱增,致使少数常年外出打工农民搁置农田变为荒地。因此,要因地制宜增大农业投入,促进各项农业补贴政策落到实处,减轻农民负担,切实增强农民种粮积极性。

三、协调人口与耕地矛盾的对策

(一) 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继续实施积极的人口政策,有效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质量。近年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呼声渐起, 中国人口数量众多,人口增长率虽然很小,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太大,人口增加绝对量却不容忽视。伴随全国双独家庭生育二胎和单独二胎政策等计生新政策的实施,可能引起的短时期内人口激增等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二) 严格控制非农用占地,土地制度要与城镇化建设协调发展

保护自然环境,防止环境污染。城市发展规化应以提高内涵利用率为主,严禁占用耕地。城镇建设要以原村镇为依托,少占或不占耕地。城镇建设过程中要合理规划和布局,尽可能建在非耕种的土地上,甚至建在山坡等可开发宜农荒地。伴随着全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现有的土地制度显得还不够完善,应严守底线调整结构, 切实保护耕地,城镇化建设要与优质土地在空间上紧密重合。城镇化不是土地城镇化,不能因为城镇化进程要与绩效挂钩就非法占用耕地,忽视对土地的保护。

(三) 兴修水利,增加农业投入, 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2006年国家对所有种粮农民给予生产资料补贴,对贫困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贫困中小学生全部免收各种杂费。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意见》“聚焦三农”,把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作为建设现代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工作来抓。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把扶贫开发工作作为重中之 重。随着国家支持“三农”力度加大, 各项惠农政策有效落实,农民种粮积极性不断增加,粮食市场也在稳步发展。继续推广农田节水、保水技术, 充分提高水分利用率,改善农田灌溉系统。增施有机肥和化肥,有效控制和切断污染源。大力发展无污染、少污染行业,积极建立生态农业。政府应鼓励经济作物种植,取消农业特产税, 给予资金上、技术上的大力支持。提高耕地复种指数,提高农业科技含量, 增加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加农业科技教育投入,拓宽对种粮农民的基础教育。增大科技下乡、农村大喇叭、粮种免费发放等活动范围。提高劳动者素质,开放粮食购销价格,在种粮到收粮过程中全程保护种粮人的合法权益,增大农业保险的服务范围,让农民无后顾之忧。

(四)反对浪费,惩治腐败,增强公民环保意识

人口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压力 第2篇

（1）对土地资源的压力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在人类生存所需的食物来源中，耕地上的农作物占88%，草原和牧区占10%，海洋占2%。随着海洋的开发利用，海洋为人类提供的食物能量将会增加。目前，全球适于人类耕种的土地约1.37×109 hm2，人均约0.26 hm2。但由于非农用地增加、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土壤污染等原因，促使人口增加与土地资源减少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人口增加对土地的压力越来越大。据联合国 粮农组织研究，目前全球大约有5亿人口处于超土地承载力的状态下。人口过载对生态环境，特别是农业生态环境的威胁巨大。

（2）对水资源的压力

虽然水是可再生 资源，但也有一定的限度。对某一区域，水循环的自然过程限制了该区域的用水量，这就意味着人均用水量是一定的。如果人口增加，用水量就会相应增加，同时污 水也相应增加，而人均水资源减少。如果要维持生活水准，则需要开采更多的水资源，造成水资源缺乏日益严重，甚至导致水荒。人均年可用水量1 000～2 000 m3的国家被列为水资源紧张国家，全球现有100多个国家缺水，其中有40多个国家严重缺水，十几个国家发生水荒。

（3）对能源的压力

能源为人类生产 生活所必需。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人类对能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据统计，1850～1950年的100年间，世界能源消耗年均增长率为2%。而20世 纪6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能源消耗年均增长率为4%～10%，出现能源危机。现在能源危机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为了满足人口和经济增长对能源的需求，除了矿物燃料外，木材、秸秆、粪便等都成了能源，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发展中国家的燃料有90%来自森林，造成森林资源的严重破坏。许多地区树木 被砍光，植物秸秆被烧光，甚至牲畜粪便也用做燃料。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算，在亚洲、非洲等地，每年作燃料烧掉的粪便大约有4×108 t，使农田肥力减退。全球目前以矿物燃料利用为主，一方面缩短了其耗竭时间，另一方面释放出大量的CO2，引起温室效应和全球气候变化，危害地球自身的健康发展。

（4）对森林资源的压力

人口增加，人类需求也不断增加，为了满足衣食住行的要求，人们违背自然规律的制约，不断进行掠夺性开发，比如毁林造田、毁林建房、采伐木材等，使得越来越多的森林受到破坏。森林的大肆砍伐，破坏了生态平衡，引起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一系列问题。

（5）环境污染加剧

人口压力 第3篇

下面先看鸦片战争前清朝的人口数。

从人口数量来, 1720年清朝人口为12500万;1743年, 乾隆即位不久增加到14500万;到乾隆末年1783年, 人口数为28300万, 增加了一倍;嘉庆年间1812年达36000万;道光二十年 (1840年) 增至41000万。从军队数量来看, 清朝的军队分为八旗和绿营两大系统, 其主体是绿营。鸦片战争前期清朝有八旗兵约20万, 绿营兵约60万, 总兵力大80万。这是当时世界上一支最庞大的常备军。[2]从官吏数量来看, 在地方上, 各级行政机构冗员充斥。一位按察使于1800年抱怨说, 近年来书役超过了定员不知多少倍, 原来有一个书吏, 现在有了几个文案, 原来有一个差役, 现在有了十多个帮手。如果这一估算大致不差的话, 吏役阶层在十八世纪时期是大大地繁衍了。[3]

那么, 人口增长的原因是什么?

这要从清朝实行的赋役制度来分析。因为清初赋役的征派仍是按地亩、人丁两重标准进行的, 再加上官僚豪绅的隐匿和劳动人民的逃避, 地亩、人丁的确实数字总是难以查清。特别是随着土地的日益集中和人口的不断增长, 丁税更为广大贫民的沉重负担, 从而不断引起逃亡和反抗斗争。地方官吏怕朝廷严加催逼而多留少报, 使清政府感到丁额不足, 丁银难征。为了稳定税收额数, 清政府于1712年 (康熙五十一年) 宣布以1711年 (康熙五十年) 全国的丁银额为准, 以后额外增丁, 不再多征, 叫做“盛世滋生人丁, 永不加赋”。[4]这只是不再增加丁银, 并不是免除丁银。因为规定人丁缺额, 以本户新添者抵补, 不足, 以亲戚丁多者, 或同甲粮多之丁补之。但是每户额丁子孙多寡不同, 就发生以多承少, 或以少承多, 或户绝无人完纳。再加上地方官吏互相勾结, 挪移逃避, 这就不能保证丁额不变和丁银收入的稳定。所以, 康熙末年, 四川、广东诸省已有实行将丁口之赋摊入地亩征收的办法。到雍正时, 清政府又进一步实行了“摊丁入亩”的办法, 把康熙五十年固定下来的丁银摊入田赋银中一并征收, 称为“地丁制”。[5]从此, 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的人头税基本上被废除。这有助于封建统治秩序的税收的稳定, 并使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束缚逐渐削弱, 从而使隐瞒人口的现象消失, 人口数量出现激增。

另外, 废除匠籍, 也导致了人口的增加。明代匠户有匠籍。从明中叶起, 虽然轮班匠改为以银代役, 但住坐匠的封建劳役制剥削始终没有改变。入清以后, 因“历年久远”, 特别是经过明末农民战争的冲击, “原匠子孙逃故无遗”, 止存户籍。所以, “或派民户代完, 或有司自行赔补”。[6]在这种情况下, 清朝曾于1645年 (顺治二年) 一度“免直省京班匠价, 并除其匠籍”, [7]但不久又恢复征收。康熙以后, 又陆续将匠银摊入田赋, 最后废除了匠籍制度。这样, 匠户不但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也罢脱了封建政府的人身奴役, 从而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也为清朝人口数的增加提供了来源。

人口的增加, 必然导致人口和资源比例的严重失调, 社会呈现出各种危机。“这是嘉庆政府中潜在的复杂的社会问题, 这也是清代官僚政治的组织能力所完全不能解决的。”[8]

农业经济中日益增长的盈余与乾隆时代的长期和平, 曾经生产和哺育了日益增长的人口, 但是没有促使经济和政治出现新的发展以吸收那么多的人口。“在传统体制内的这一繁荣时期, 埋下了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危机的根子。”[9]在鸦片战争前期, 人们已在许多方面感受到了人口的增长, 这是由清代社会和制度的特点决定的。如果说人口的增长对农民生活的影响最终是毁灭性的, 那么, 它对政治制度的影响也同样严重。下面就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对社会的影响。

首先, 人口增加带来了移民问题。

人口的大量增长, 首先表现为流民大量增加。从清中期起, 大批在故土无法谋生的人就自发地移民。

清代移民一方面向边疆地区扩散, 一是华北地区向东北地区移民;二是向内蒙古地区移民;三是向西北甘肃、新疆等地移民。这是中国近代人口迁移空间流向的一股巨流。究其原因, 主要是由于人口压力流动所造成的。在我国这样一个大的地理范围内, 经常都存在少数因灾荒、人口稠密、经济改组或政治事故而产生的人口高压地区, 也经常存在劳动人口与生产经营资料结合情况稍好一点的人口低压地区。有时候某些地方还出现需求劳动人口的负压值地区。于是人口经常从高压地区流向低压地区或负压值地区, 这就是人口压力流动律。[10]近代由于内地人口膨胀而边疆地区人口稀疏, 内地的人口就大规模的向地旷人稀的边区分流, 形成了近代中国人口迁移空间流向的一个显著特点。另一方面还有大批人口流向海外。

同时在这个相对安定和人口增长的时期, 商业设施已有了发展, 可以满足地方贸易和地区间贸易日益增长的需要。虽然商业化给人口稠密的平原和沿海地区的城镇带来繁荣和富裕, 但那些不与贸易集散地和交通要冲发生联系的地区仍然处于贫困和不景气的状态中。无地的移民, 作为人口变动的产物, 他们反而浪潮般地涌入这些偏远地区。

移民导致了东西两部人口分布差距的缩小, 开始改变了数千年来形成的人口布局, 同时缓和了当时土地与人口之间存在的严重矛盾;大量人口向边疆地区的流迁, 促进了民族融合;对巩固边防及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人口迁移还促进了未开发地区的经济发展。

其次, 人口增加导致了人均耕地减少。

清代是中国人口增长的第四个高峰, 人口骤增使土地供应相对短缺, 人口的增长远远快与土地数量的增长。人口数量已超过社会经济负载力。“人多之害, 山顶已殖黍稷, 江中已有洲田, 川中已辟老林, 苗洞已开深箐, 犹不足养, 天地之力穷矣。种植之法既精, 糠何亦所吝惜, 蔬果尽以助食, 草木几无子遗, 犹不足养, 人事之权殚矣。”这是说能利用的土地都已经利用了, 又做到了精耕细作, 生产的发展已达到了极限。“驱人归农, 无田可耕。驱人归业, 无技须人。”人满为患, 简直到了要以“百农治一亩, 千人治一店”的程度。这种人地比例表明, 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已下降到“饥寒界限”以下。在沉重的人口压力下, 中国的农民既苦于劳动所得低于维持生活所需, 又不得不在边际效益降低的情况下继续投入大量劳动。正是他们的廉价劳动, 勉强支撑着危机四伏的中国社会。

人口对于土地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连那些边远地区的人口也呈饱和状态。例如, 富饶的四川盆地在十八世纪就吸收了大量的外来移民, 早已人满为患;甚至它的东部山区也住满了其他省份因歉收而来的难民。广西的几条河谷地带是广东东部客家在十八世纪移居的地方, 这里土地的竞争也很激烈。在多山的湖南西部, 外来移民在1795年与当地的苗族还爆发了严重的冲突。[12]

第三, 人口增加导致了物价上涨。

19世纪初, 社会危机的种种征兆开始出现。最明显的危机信号是粮食价格上涨, 这一方面权威性的研究结果当推彭信威所著的《中国货币史》。该书开列的“清代米价表”展示了清代米价变化的趋势。以1680年的米价为基数, 到1800年为止的120年, 米价上涨了6倍多。[13]以乾隆六年 (1741年) 人均积谷32.96市斤为基数, 到嘉庆二十年 (1820年) 则减少到15.4市斤, 递减率达54%。[14]乾隆十三年间朝廷曾询问各督抚关于米价上涨的原因, 不少督抚的回答提到了人口增加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