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病性大肠埃希菌（精选8篇）
致病性大肠埃希菌 第1篇
禽大肠杆菌病是指由致病性大肠杆菌引起动物, 例如鸡、鸭、鹅等禽类急性或慢性传染病的总称。该病临诊病型复杂多样, 以大肠杆菌败血症, 气囊炎, 脐炎, 卵黄性腹膜炎为多见。1894年, ligniers首先报道鸡大肠杆菌病, 自此世界许多养禽国家和地区都相继报道有本病发生。中国于1982年江苏省首次报道该病, 目前几乎遍及所有养禽省 (区) 市[1]。本病在畜牧生产中发生广泛, 较难防治, 是目前养鸡业中常见、多发、死亡率高、危害极大的一种疾病。随着近年来畜禽养殖规模化、集约化的迅速发展, 鸡大肠杆菌病不断蔓延, 发病率持续上升, 造成鸡只死亡增加, 种鸡及蛋鸡的产蛋率下降, 种蛋孵化率降低, 鸡只生长发育受阻, 肉和蛋品质下降, 治疗费用增加等影响, 本病给养禽业带来严重威胁并导致重大经济损失, 已成为养鸡业中最主要的疫病之一。因而明确我国不同地区养鸡业的致病性大肠杆菌优势血清型对我国防治禽大肠杆菌病, 减少养禽业经济损失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大肠杆菌及其血清型
(1) 人类对大肠杆菌的研究已有120多年的历史, 在相对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 大肠杆菌一直被认为是正常肠道菌群的一个组成部分, 属于非致病菌。直到20世纪中叶才发现, 一些特殊血清型的大肠杆菌对人和动物具有病原性, 常引起婴儿和幼畜 (禽) 严重腹泻和败血症[2]。作为一种普通的原核生物, 大部分大肠杆菌没有致病性, 只有少部分可以侵害宿主, 致人和动物发病。 (2) 大肠杆菌的大小一般在0.5×1~3µm之间, 属革兰氏阴性菌, 需氧或兼性厌氧。本菌对外界的抵抗力不强, 一般60℃15min或55℃60min或用一般消毒剂便可将其杀死。根据其菌体抗原 (O) 、荚膜抗原 (K) 、鞭毛抗原 (H) 和菌毛抗原 (F) 的差异, 可以对大肠杆菌进行血清型分型及鉴定, 但是这种分型方法逐渐被更准确的基因分型方法所替代。在国内外, 引起禽大肠杆菌病的血清型众多, 尤以O1, O2、O35和O78最为常见, 且多见于鸡[3]。
2 大肠杆菌病的危害
(1) 大肠杆菌病是指部分或全部由大肠杆菌所引起的局部或全身性感染的疾病, 人和动物都可感染发病, 该病已逐渐成为威胁人群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4]。 (2) 禽大肠杆菌病 (APEC) 引起禽类继发性感染, 多为先感染家禽呼吸道, 再通过粘膜进入血液引起不同的疾病[5,6]。鸡胚感染大肠杆菌, 严重者引起鸡胚死亡, 轻者导致孵化率降低以及出现弱雏, 雏鸡发病率明显增加[7]该病还常与其他病毒病、细菌病、支原体、寄生虫等相互继发感染, 在临床上表现混合感染症状[8];环境因素也常常加重或诱发大肠杆菌病。 (3) 该病不仅危害禽体健康, 尤其在近年来, 由禽致病性大肠杆菌引起禽类脑膜炎以及神经症状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而且对禽类的产蛋量和肉用禽的上市时间造成恶劣的影响, 对该病的预防与控制也大大增加了禽饲养成本, 使得养禽业遭受严重损失。除此之外, 该病对食品安全也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4) 该病的发病率一般为11%~69%, 死亡率为3.8%~72.9%, 致死率为40.2%~90.3%。目前使用药物是治疗该病的主要手段, 但抗生素的滥用同时也导致了大肠杆菌耐药性的产生和传播转移, 而且出现了多重耐药性的现象, 使得耐药性变得严重而复杂, 几乎对所有的抗菌药物都已经产生了耐药性, 这种结果往往导致一种恶性循环, 给养殖业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因此, 研发新的防治禽大肠杆菌病的方法对养禽业的生产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食品安全也可获得新的保障。 (5) 通过近期Tivendale等实验证明APEC可引起包括人在内的哺乳动物疾病。另有研究表明, 禽源和人源大肠杆菌不仅在基因组结构上具有很高的同源性;而且两者的遗传进化和生态分布也有较高相似性。不同的致病性大肠杆菌分离株中拥有共同的毒力相关基因以及类似的疾病模式和系统进化背景, 表明APEC可能是人畜共患病病原体的一种, 因此加强我国禽大肠杆菌病的长期监测和研究, 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3 不同地区的优势血清型
目前已报道的埃希氏大肠杆菌O抗原血清型共有173种, 国内报道能致病的血清型有60余种[9], 多数为鸡源致病性大肠杆菌血清型。国内外研究均发现, 禽大肠杆菌血清型的分布具有地区性和多样性, 有些地区有优势型, 有的地区优势型不明显, 不同地区致病性大肠杆菌的血清型差别较大。在中国, 东北地区的大肠杆菌血清型种类最多, 有51种, 具有病原性的优势大肠杆菌血清型为O78;华南地区有大肠杆菌血清型22种, 具有病原性的优势大肠杆菌血清型为O4和O6;华中地区有大肠杆菌血清型16种, O1、O2、O78为致病性大肠杆菌优势血清型;华北地区的优势血清型为O8;除此之外, 本文中还收集了西南、西北部分地区的优势血清型, 具体见附表。
广泛的致病血清型的存在是一种危险的信号, 可能产生潜在的发病危机, 特别是其他疾病和应急因素存在时继发大肠杆菌病的可能性更大[10]。因此对中国不同地区禽致病性大肠杆菌的血清型的种类和分布, 特别是优势致病性血清群的研究, 可为预测其潜在的发病危机打下基础, 对中国禽大肠杆菌病的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4 禽大肠杆菌病的防控重点
(1) 目前国内常采用药物控制的方法防治禽类细菌病, 这不仅使得抗药菌株的抗药谱不断增加, 导致鸡大肠杆菌病长期存在, 而且在禽产品中的残留也倍受关注, 因此, 开辟非抗生素途径将是防控本病的发展趋势。目前已有报道表明可以通过噬菌体控制达到对该病的防控目的, 另外也可以通过降低机体携带病原的途径来控制此病, 例如抗定植动物的遗传选择、防制肠道病体的垂直传播、消毒卫生、清除饲料饮水及其添加剂中污染的病原体及直接或间接灭活体内病原体的生物学治疗[11]。目前普遍通过使用目前已经生产的单方制剂或者复方制剂等药物或者开发新的有效的药物制剂来防治该病。然而, 对该病进行防治最奏效的方法是接种菌苗, 但单价的禽大肠杆菌菌苗在预防由多种血清型禽致病大肠杆菌引起的禽大肠杆菌病上在目前仍然具有相对较大的局限性。 (2) 因此, 针对大肠杆菌血清型众多且不同血清型甚至不同菌株之间缺乏交叉免疫这一特征, 开发具有交叉保护的广谱菌苗将会是接下来防控该病的重点所在, 尽管这一方法将面临重重障碍。令人期待的是通过综合利用现代新兴生物技术以及生物交叉学科, 如利用生物信息学、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 可达到分离鉴定出更多的新型候选菌苗株的目的, 特别是近年来兴起的特征标记转座子诱变技术、体内诱导抗原技术、反向疫苗学技术和免疫蛋白质组学途径等使鉴定新的疫苗候选株的可能大大增加。 (3) 尽管目前在理论上已经研究出很多可能成功防治本病的方法, 但在实践中仍存在2个需注意的方面:①优势APEC血清型如O1、O2和O78, 其在不同感染阶段的感染机制不同, 这也是设计或研发交叉保护菌苗必须克服的一大障碍[12]。②在后基因组时代所面临的挑战乃是确定编码APEC基因在致病机理和传播中的作用及细胞组分在建立保护免疫中的功能。因此, 对像APEC血清型众多的病原体来说, 阐明编码基因的所有组成成分、序列及表达对变异的影响将是未来开发广谱交叉保护菌苗的方向[13]。致病性大肠杆菌血清型众多, 具有宿主广泛性, 对不同地区的存在的血清型和优势血清型有相对清晰的认知将有助于控制和消灭鸡大肠杆菌病。
5 小结
根据国内外有关禽大肠杆菌病的流行病学研究, 本综述比较了我国20多个省市存在的血清型以及各地区的优势血清型。所得的结论与国内外早前强调的O1、O2和O78为该病最常见的优势致病血清型的结论基本相符, 但我国的禽致病性大肠杆菌病血清型更为复杂和多样, 说明国外的禽大肠杆菌病相对我国境况来说较为单一和集中[14], 我国对鸡大肠杆菌病的防治任重道远。近几年的研究发现:O抗原的多样性日趋明显, 能致病的禽大肠杆菌血清型越来越多, 并且相继发现能广泛致病的大肠杆菌血清型。能更广泛致病血清型的存在是一种危险的信号, 可能产生潜在的发病危机, 特别是其他疾病和应急因素存在时继发大肠杆菌病的可能性更大。通过对中国各地区存在的血清型和优势血清型的分析知:东北地区血清型种类最多, 优势型为O8;华南地区优势型为O4和O6;O154和O161为华中地区优势型。我国对禽大肠杆菌病的研究尚处于发展阶段, 仍然需要致力研究, 尽可能减小甚至消除对养禽业造成的损失。
致病性大肠埃希菌 第2篇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019(2009)7-0190-02
大肠埃希菌(E.coli)通称大肠杆菌,为革兰阴性杆菌,是所有哺乳动物大肠中的正常寄生菌,一方面能合成维生素B及K供机体吸收利用。另一方面能抑制腐败菌及病原菌和真菌的过度增殖。但当它们离开肠道的寄生部位,进入到机体其他部位时,能引起感染发病。有些菌型有致病性,引起肠道或尿路感染性疾患。
1大肠埃希菌的耐药性研究
近两年临床分离的大肠埃希菌耐药监测资料报道出以下耐药性变迁趋势:首先大肠埃希菌对β-内酰胺类抗生素的耐药性呈逐年持续增高。大肠埃希菌对广谱青霉素类的氨苄西林、哌拉西林的耐药率目前已达65.6%～83.6%。头孢菌素类由于抗菌谱广、杀菌力强等优点,近年临床广泛使用头孢菌素类抗菌药物,使得大肠埃希菌对头孢唑啉、头孢呋辛、头孢曲松、头孢噻肟及头孢哌酮的耐药率明显上升,可超过50%,氨曲南、头孢吡肟、含酶抑制剂的复合剂对大肠埃希菌显示出良好抗菌活性。其次,大肠埃希菌对喹诺酮类耐药性高,其平均耐药率达50.0%以上,高于大多欧美国家5%～20%的报道。大肠埃希菌对氨基糖苷类中庆大霉素耐药性持续升高,超过50.0%。近年发现大肠埃希菌产ESBLs菌株相当严重,文献报道2004年为28.2%、2005年为27.3%、2006年为35.5%,平均达到303%,产ESBLs菌株对第一、二代头孢菌素(头孢唑林、头孢呋辛)、哌拉西林、氨苄西林的耐药率达到100%,第三代头孢菌素中的头孢曲松、头孢噻肟、头孢哌酮的耐药率均大于900%。产ESBLs菌株除美洛培南、亚胺培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哌酮/舒巴坦、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呋喃妥因、阿米卡星外,对其它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均显著高于非产ESBLs菌株,因为介导产ESBLs的质粒可同时携带多种抗菌药物的耐药基因,整合子的存在可导致多种耐药基因同时表达。因此,美洛培南、亚胺培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哌酮/舒巴坦、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呋喃妥因、阿米卡星可作为产ESBLs菌株感染的首选药物。非产ESBLs菌株中,四环素、氨苄西林、复方新诺明、哌拉西林的耐药率仍然接近或超过50.0%。非产ESBLs大肠埃希菌对头孢菌素类耐药率也逐年上升,但依然表现出较高的敏感性,提示可以作为临床上非产ESBLs菌株感染的首选药物。
2大肠埃希菌耐药机制的研究进展
[1,2]大肠埃希菌的耐药机制主要是产生β-内酰胺酶、细胞壁的改变、主动外排以及作用靶位结构的改变。随着广谱抗生素、第3代头抱菌素及件内酞胺类药物的应用使耐药菌不断产生。自耐药大肠埃希菌被报道以来,大肠埃希菌耐药株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广泛感染、传播和流行,由其产生的耐药问题已成为当前全球最重要的耐药问题之一。
2.1超广谱β-内酰胺酶: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是大肠埃希菌对β-内酰胺类抗生素耐药的主要机制,超广谱β-内酰胺酶(extended-spectrumbeta-lactamases,ESBLs)是目前研究的热点。[3,4]自1983年德国首次发现能水解此类抗生素的ESBLs(SHV-2)以来,产ESBLs菌株的流行日益严重,呈世界范围分布,且有不断增加的趋势,ESBLs菌株导致的耐药性已成为临床治疗的不容忽视的问题。根据基因同源性不同,ESBLs可分为五大类:TEM型、SHV型、CTX-M型、OXA型和其他型。到2006年1月30日为止全世界发现的ESBLs已达300多种。
TEM型ESBLs:TEM型ESBLs呈全球性分布,主要见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大肠埃希菌ESBLs酶以TEM型最常见。[5,6]TEM型ESBLs是由广谱酶TEM-1和TEM-2的基因发生突变造成1～4个氨基酸改变而形成的一系列酶蛋白,所有TEM型ESBLs均保留有第70位上的丝氨酸残基,而各种TEM型ESBLs对底物的水解能力有所差异,若TEM型酶在第104位、第164位或第240位上发生点突变,则表现为对头孢他啶的水解能力强于头孢噻肟,若在第238位甘氨酸突变为丝氨酸,则表现为对头孢噻肟的水解能力强于头孢他啶。最近几年报道的大肠埃希菌中不同的ESBLs酶中TEM型酶仍占主要地位。
SHV型ESBLs:SHV是巰基变量(sulphydrylvariable)的简写,SHV型酶有水解头孢噻吩的巯基的作用,它是由广谱SHV-1的基因发生突变造成1～4个氨基酸改变而形成的一系列酶蛋白,其中第238位和第240位氨基酸的变化是影响酶水解能力的主要位点,第238位甘氨酸变成丝氨酸造成对头孢他啶水解能力的增强,而第240位的谷氨酰胺变成赖氨酸造成对头孢噻肟水解能力的增强。至今在大肠埃希菌中发现的SHV型有:SHV-2、-7、-8、-10、-12、-16、-24、-2a等。
CTX-M型ESBLs:这类酶对头孢噻肟的水解能力明显强于头孢他啶,因而被命名为头孢噻肟酶(cefotaximase),它们与TEM或SHV型β-内酰胺酶同源性小于40。我国为CTX-M酶的高发区,其发生率居于5类基因型发生率的首位。
OXA型ESBLs:目前发现的OXA型β-内酰胺酶有88种,其中有11种属于ESBLs。
2.2细胞壁的改变及主动外排作用
大肠埃希菌细胞壁外膜屏障作用是由一类孔蛋白所决定的,细菌的突变可以造成孔蛋白的丢失或降低其表达均会影响药物进人细菌细胞。在大肠埃希菌中最早发现的是四环素主动外排系统,由质粒编码一种细胞膜Tet蛋白,其合成受四环素诱导,能量抑制剂能增加耐药菌对四环素的摄取。大肠埃希菌对喹诺酮类药物的耐药机制主要是因为药物作用靶位的改变,而其Mar系统在对喹诺酮类药物的耐药性方面也起到不同程度的作用。临床分离的大肠埃希菌LC-1的marR突变可能是该临床株对多种抗生素耐药的原因之一。多重耐药机制为外膜对药物通透性下降和主动外排。自levy等提出外排是细菌耐药的一个基本机制后,外排机制得到了广泛而深人的研究,新的外排系统不断被发现,而且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大量应用,更促进该研究加速,主动外排在临床重要病原菌中的重要作用不断被揭示和认同,也是目前耐药机制研究中的热点。
Mar外排泵不但介导对多种临床重要的抗生素耐药,而且常常使细菌产生难以克服的高度耐药性,在目前强大的抗生素选择压力下,细菌因外排泵的诱导或传播而获得的耐药性也在不断增加,其临床严重性日益受到关注。
致病性大肠埃希菌 第3篇
1 流行病学
人类由于食用被致病性大肠埃希菌污染的食品 (如未煮熟的肉制品或被污染的新鲜农产品等) 、 被动物或人粪尿污染的饮用水以及由于卫生条件差直接通过人体进行的细菌传播, 从而导致大肠埃希菌性感染[6]。 在发展中国家, ETEC、EPEC和EAEC是婴幼儿腹泻的主要病原菌, 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 就会导致婴幼儿死亡。 而在发达国家, 这些致病性大肠埃希菌感染比较轻微而且可以控制。 近年来, EHEC、EAEC和STEAEC已成为大肠埃希菌感染的主要类型, 这与发达国家的食物中毒事件有着密切的关系[4,5,6,7,8,9,10]。
1.1 ETEC
ETEC是发展中国家5 岁以下儿童腹泻的主要病原体, 约占腹泻病例的20%。 另外, ETEC也是导致旅游者腹泻的常见病因, 根据感染高发区的数据统计, 10%~60%游客的细菌性腹泻感染是由ETEC引起的。 从这些数字推测, 每年大约有10 万名游客腹泻是由ETEC造成的, 同时ETEC也会导致新生幼畜的腹泻[7]。
1.2 EAEC
EAEC已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引起过散发或暴发流行, 是发达国家儿童、艾滋病患者等顽固性腹泻和营养不良的重要病因之一, 同时也是旅游者腹泻的第二大常见病因, 且具有地方流行性特点。 EAEC没有动物的宿主, 但在人类中一直存在[9]。
1.3 STEAEC
2011 年德国爆发了大肠埃希菌食源性疾病, 其病原体就是EAEC共同体菌株 (STEAEC O104∶H4) , 它是典型肠道出血性大肠埃希菌的表型, 最显着特征是产生志贺毒素 (Stx) 。 感染STEAEC O104∶H4 病菌可导致高溶血性尿毒征综合症的患者百分比高, 852 例高溶血性尿毒症综合征患者中有32 例死亡, 而3469 例非高溶血性尿毒症综合征患者中只有18 例死亡。 鉴于这种大规模蔓延的特点与先前爆发的Stx2 阳性O104∶H4 病菌有一定不同, 故将STEAEC作为一个新的肠道大肠埃希菌致病型。 但在确认STEAEC是一个新的致病型之前, 需要进行EAEC/EHEC大肠埃希菌混合菌株群体检测, 才能获得准确的结果[10]。
1.4 DAEC
DAEC是引起儿童腹泻疾病的另一个重要病因, 与疾病发生的相关因素可能在特定年龄段人群 (13~24 个月或5~18 岁) 。 如果DAEC被确认是一个明显的肠道致病大肠埃希菌, 还需要进一步开展流行病学研究[11]。
1.5 AIEC
AIEC是CD的主要致病因素, AIEC感染可加剧克罗恩病的临床症状。 已发现AIEC菌株与克罗恩病的病变回肠和结肠相关联, 同时AICE可增加克罗恩病患者的免疫反应, 这也表明AICE参加克罗恩病的病理变化[12]。
1.6 EHEC
在发达国家的大肠埃希菌流行病学调查中, 肠道大肠埃希菌感染的数据主要是采集EHEC感染的数据, 即针对EHEC O157 感染的数据进行调查。 2011 年美国统计数据表明, 每年发生940 万食源性疾病, 结果导致55 961 例住院和1351 例死亡, 其中EHEC O157 是导致病死率最高的因素, 特别是0~4 岁儿童病死率更高[13]。 虽然EHEC O157 与空肠弯曲菌和沙门菌的感染率比较, EHEC O157 的发病率较低, 但其导致疾病的严重程度和高病死率是最高的, 这意味着EHEC O157 感染是关注的主要健康问题。
1.7 EPEC
EPEC是大肠埃希菌中第一个发现的致病菌株, 起初是引起发达国家人群肠道感染的主要病菌, 现在EPEC在发达国家的发病率较低, 但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婴幼儿腹泻的一个重要病原菌。 最近的统计数据表明, EPEC性腹泻占婴幼儿腹泻患病率的6%~54%, 但是人肠道内EPEC携带率比较高, 其导致疾病发生的概率还是难以估计的。 另外非典型的EPEC (即缺少编码BFP的EAF质粒) 有可能引起持续腹泻的发生[14]。
1.8 EIEC
EIEC和志贺菌具有相似的致病机制和临床症状, 只有通过生化鉴定才能加以区分。 虽然EIEC和志贺菌独立进化, 却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 故认为EIEC可能仅仅是大肠埃希菌和志贺菌之间的一个中间体[15]。
2 致病的分子机制
Ⅲ型分泌系统 (T3SS) 是大肠埃希菌的主要致病因素, 但不是唯一的致病因素。 肠道致病大肠埃希菌根据Ⅲ型分泌系统, 分为依赖T3SS致病型 (EHEC、EPEC、EIEC) 和非依赖T3SS致病型 (ETEC、EAEC、STEAEC、DAEC和AIEC) 。 依赖T3SS致病型肠道大肠埃希菌通过易位细菌蛋白直接进入真核宿主细胞内导致疾病发生。 非依赖T3SS致病型肠道大肠埃希菌的致病过程比较简单, 主要是通过分泌的细菌毒素, 进入宿主细胞内导致疾病发生[16]。
2.1 非依赖T3SS致病型大肠埃希菌的分子作用机制
2.1.1 ETEC
目前, ETEC中已经确定的蛋白定居因子 (CF) 至少有25种, 它们主要起调节黏附上皮细胞的作用。30%~50%的ETEC菌株没有明显的CF型碳纤维表型特点, 但是新发现的CF编码基因正陆续地被确认下来。另外膜蛋白TIA和糖基化的自转运蛋白TIBA, 它们的主要作用是调解体内细胞附着和诱导大肠埃希菌侵袭上皮细胞[17]。ETEC的主要病理物质基础是分泌的耐热肠毒素 (ST) 和 (或) 不耐热肠毒素 (LT) 。ST模拟肠道激素鸟苷, 结合刷状缘受体并激活鸟苷酸环化酶C (GC-C) , 从而使细胞内环磷酸鸟苷 (cGMP) 增加, 引起腹泻[18]。LT由A亚单位和B亚单位组成, 肠上皮细胞GM1神经节苷脂和糖蛋白是LTB亚单位受体。当在LTB亚单位结合到肠上皮细胞后, A亚单位以同样方式进入细胞中。A亚单位在蛋白裂解活化后, 通过催化NAD依赖ADP核糖基化Gs调节蛋白, 腺苷酸环化酶 (AC) 复合物刺激AC, 在肠上皮细胞内导致不可逆的AC活性, 致使cAMP蓄积。细胞内这种环核苷被激活, 引起隐窝细胞过量分泌和绒毛顶部细胞吸收降低, 结果导致Cl-、Na+、HCO3-和水在小肠内分泌增加, 过量的分泌导致脱水、代谢性酸中毒等, 从而引起死亡[19]。
2.1.2 EAEC
EAEC致病机制相对复杂, 且不同基因型的菌株多态性非常大, 其致病过程主要包括三个阶段:①EAEC依靠集聚黏附菌毛 (AAFs) 和其他黏附因子黏附于肠黏膜;②在EAEC作用下, 肠道细胞分泌黏液, 细菌在肠上皮细胞表面形成生物膜;③EAEC释放毒素, 引起肠道分泌炎性因子, 产生黏膜毒性和炎性反应。EAEC毒力因子和相关黏附因子研究比较多的是具有调节作用的AggR (masterregulator) 和AAFs。AggR调控着pAA质粒和染色体上多种毒力基因的表达,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 AggR基因的携带率与EAEC感染腹泻病人IL-8和IL-1浓度呈明显正相关[20]。AAFs是EAEC表面上的一种聚集性黏附菌毛, 介导EAEC对Hep-2细胞和肠黏膜的黏附。此外, EAEC菌株还产生大量基因多样性的致病因子, 包括耐热凝集素 (HRA) 、亲水性分泌蛋白Tia、耐热肠毒素1 (EAST1) 、志贺肠毒素1 (ShET1) 、弥散素蛋白Dispersin、自主转移因子Pic和Pet等毒力因子, 其中耐热凝集素 (HRA) 和亲水性分泌蛋白Tia通过非共价连接到细菌细胞表面, 侵害机体细胞。
2.1.3 STEAEC
2011年德国暴发了大肠埃希菌 (STEAEC O104∶H4) 疫情, 该疫情与大肠埃希菌 (EAEC 55989) 的疫情极为相似。这种STEAEC突变菌株在染色体上携带Pic基因, 类似pAA毒素质粒编码的AAF、AggR、Pet、SHET1和Dispersin。此外, STEAEC O104∶H4菌株还产生EHEC特征性志贺毒素 (Stx) , 该突变菌株也获得IRGA同源黏附素 (IHA) 和碲酸电阻集群, 这是常见的EHEC的特征。STEAEC菌株没有发现新的毒力因子, 但是其毒力来自于两个已知致病毒力因子的结合。STEAEC引起的高发病率和病死率与菌株的毒力相关, 表明STEAEC比EHEC有更强的黏附力, 使更多Stx被迁移, 从而产生病理变化[21]。
2.1.4 DAEC
DAEC菌株有一种叫作F1845的菌毛, 属于Dr族黏附因子, 其受体是一种糖化磷脂酰肌醇 (DFA) , 在正常情况下保护细胞免受补体系统造成的损伤。DAEC与受体结合后, 激活MAPK和PI-3K等信号传导介质, 刺激肠合成肿瘤坏死因子和白细胞介素-1β并上调DAF, 加强细菌黏附。DAEC与循环中性粒细胞相互作用, 诱导中性粒细胞作用后发生凋亡, 减弱DAEC的吞噬能力, 延长肠内细菌存活率, 诱导紧密连接蛋白ZO-1和ZO-3重新排列, 增加细胞间通透性, 导致细胞分离与蛋白酶独立, 最终导致细胞死亡[22]。
2.1.5 AIEC
AIEC感染的第一步是通过Ⅰ型菌毛移植肠道上皮, 异常结合在CEACAM6 受体上。 这种受体在回肠黏膜的克罗恩病 (CD) 患者身上过度表达, 同时AIEC可以利用M细胞的特性交叉屏障肠道。 AIEC分泌的外膜囊泡 (OMVS) 是AIEC入侵肠上皮细胞必需的, 分泌外膜囊泡包含外膜蛋白A (OMPA) 与ER-应激反应蛋白GP96 相互作用, 其方式可能是通过释放效应蛋白到宿主细胞, 完成AIEC的入侵。 AIEC能够在被感染的巨噬细胞固有层里的吞噬溶酶体中存活和复制, 导致肿瘤坏死因子分泌增加而引起的炎症, 这些都与克罗恩病有关[23]。 除外膜蛋白A通过这种机制释放OMVS外, 其他效应蛋白的作用机制并不清楚, 还有AIEC入侵到上皮细胞需要肌动蛋白和微管参与的分子机制也不清楚。
2.2 依赖T3SS致病型大肠埃希菌的分子作用机制
在致病大肠埃希菌感染期间, 依赖T3SS致病型的E- HEC和EPEC主要存在细胞外, 而EIEC存在于细胞内。 尽管EPEC/EHEC和EIEC/志贺杆菌的生存方式和T3SS的起源不同 (分别源于毒力岛编码基因和PINV编码基因) , 但共享许多T3SS的异位蛋白质 (如EspG等) , 从而表现出相似的感染方式。
2.2.1 EPEC
EPEC染色体上有一个35 kb的LEE毒力岛, 主要调控黏附-抹平 (A/E) 病变效应, 即表现为EPEC紧密黏附在肠上皮黏膜, 引起上皮细胞肌动蛋白聚合, 造成肠黏膜绒毛被破坏, 在菌体黏附处形成杯座样结构。同时编码致密素, 即介导EPEC与肠上皮细胞紧密黏附, 刺激黏膜免疫和黏膜腺窝的增生。此外, LEE毒力岛编码T3SS及其相关效应因子如Tir、Map蛋白、EspG和EspH等。Tir是致密素转移受体, 能插入到宿主细胞膜上, 并具有信号传导的功能。EPEC的致病过程较复杂, 首先, EPEC通过黏附因子黏附并定居在肠上皮细胞上;接着, 激活T3SS, 分泌Tir等效应因子, 并将其转移至宿主细胞;最后通过下面机制引起腹泻:①致密素和Tir相互作用, 造成肠黏膜的A/E病变效应;②激活蛋白激酶C (PKC) 、肌凝蛋白轻链激酶和有比分裂原活化蛋白酶等, 引起细胞通透性增加等一系列细胞反应;③激活核因子κB, 诱导产生IL-8, 引起炎症反应;④通过活化受体, 增加肠上皮细胞对神经肽的反应, 进而引起肠上皮细胞分泌增加, 引起腹泻。
2.2.2 EHEC
EHEC O157∶H7是由致病性大肠埃希菌O55∶H7演变而来, 其主要致病因子是Stx, 又称vero毒素 (VT) , 它能使vero细胞产生病变, 甚至死亡。Stx有1个A亚单位和5个B亚单位, 其中A亚单位是毒力单位, B亚单位是受体结合单位, 能与靶细胞表面的糖脂受体Gb3结合。Stx在肠道内产生, 通过血液进入肾脏, 与含有丰富Gb3受体的肾内皮细胞结合, 通过毒性直接作用及诱导产生细胞因子和化学因子, 导致出血性腹泻、出血性结肠炎、黏膜坏死甚至肠穿孔。此外, EHEC也有LEE毒力岛, 编码T3SS及其相关效应因子, 且与EPEC有高度同源性, 可导致更加严重的疾病以及并发症[25]。
2.2.3 EIEC
EIEC可引起侵袭性结肠炎, 偶尔也能引起痢疾, 但主要引起水样腹泻。EIEC黏附到黏膜, 入侵上皮细胞并在细胞内增殖, 溶解细胞内空泡, 并通过在细胞浆中的运动, 感染邻近细胞。EIEC还能诱导细胞凋亡, 其调控基因位于EIEC的质粒上。该质粒编码T3SS和外膜蛋白IcsA, 外膜蛋白IcsA能诱导EIEC一端的肌动蛋白聚集成核, 进一步加剧在细胞浆内运动, 形成细胞突出, 最后被相邻的细胞吞噬。EIEC编码的T3SS可产生多种蛋白, 如IpaA、IpaB、IpaC和IpaD等, 主要介导上皮细胞信号传导、改变细胞结构、溶解细胞内空泡等作用。T3SS分泌装置能使带有微孔结构的IpaB和IpaC插入到宿主细胞, 使细胞形成微孔, 并能与巨噬细胞capase-1结合, 诱导细胞凋亡和IL-1释放[26]。
3 T3SS感染机制
EPEC根据是否存在编码菌毛抗原BFP的黏附因子质粒, 将EPEC菌株分为典型菌株和非典型菌株。 通过细菌与细菌之间相互作用和局部黏附的捆绑模式发现, BFP具有黏附作用[27]。
EHEC已经确定出许多非菌毛附着体, 据报道EHEC O157 型菌株中, 主要的外部细胞膜蛋白质OMPA与人工培养的肠细胞能够相互作用。此外, 在一些EPEC和EHEC菌株中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黏附素, 主要包括STEC病原菌的自转运黏附素、鼠类柠檬酸杆菌免疫球蛋白和EHAA等[27]。
EHEC产生Stx, 分别是Stx1 和Stx2, 在人类感染中Stx2 更为普遍。 Stx是AB毒素, 其中的副族B是调节醣脂类酰基鞘鞍醇三己糖的粘合, 副族B引发了细胞内吞作用和血浆薄膜的凹入。 在Stx敏感细胞中, Stx留下了细胞内吞的途径, 并且通过倒退运输, 游行于高尔基体和ER中, 催化反应的副族A被改变位置到细胞星体, 到达靶目标, 粘住了核糖体28S rRNA中的腺嘌呤残渣, 从而抑制蛋白质合成, 最后导致细胞死亡。 在抵抗Stx细胞中 (如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 , Stx不会留下细胞内吞路径, 但是会被溶酶体降解, 在这些细胞中Stx通过刺激丝裂原激活的蛋白激酶的路径, 产生IL-6 和肿瘤坏死因子, 这些因子在血管内中反过来刺激并增加Gb3, Stx一旦被释放到肠腔, 它就会通过肠上皮细胞被移入下层组织和血液中, 然后直接刺激细胞Gb3, 特别是在肾脏、肠道和大脑发现了高浓度的Gb3 细胞和微血管内皮细胞, 临床上表现为溶血尿毒综合征, 研究表明Stx引起细胞死亡[28]。
4 T3SS的传递效应
普通的T3SS由胞质APT酶、外部和内部的薄膜环、细胞周质干状物和细胞外蛋白质组成。 EHEC和EPEC的T3SS还有260 nm针状物单纤维, 这些单纤维是通过副族ESPA的聚合作用形成的, 并且这些单纤维在转运蛋白ESPB和ESPD产生之前, 对宿主细胞起黏着作用, 在宿主细胞薄膜形成转运孔。EHEC和EPEC通过T3SS将大量的效应蛋白分泌到真核细胞质中[29]。 EHEC和EPEC在感染时会导致细胞的凋亡, 为了使受体存在感染性的微环境, 需要通过平衡促细胞凋亡和抗细胞凋亡的调节, 才能引发细胞凋亡。 在EHEC和EPEC中, 2 个T3SS分泌系统效应物ESPF和周期抑制因子 (CIF) 被认为是细胞凋亡的诱导物。 ESPF主要是通过定位N端线粒体顺序和干扰线粒体膜表面电位来定位线粒体。 ESPF能够引发细胞色素C释放、细胞凋亡蛋白酶9 和细胞凋亡蛋白酶3 分裂, 周期抑制因子 (CIF) 通过阻止G1/S和G2/M的转换来改变真核细胞周期, 最后导致细胞凋亡。 这些促细胞凋亡效应分子的机制由抗细胞凋亡效应物如NLEH和NLED的易位来平衡。 NLEH通过与抗细胞凋亡蛋白BAX抑制剂1 (BI-1) 的相互作用来抑制内在细胞凋亡途径, 然而NLED控制Jun激酶的活化性来抑制下游转录因子AP-1 从而来活化一些细胞凋亡蛋白, 以平衡细胞凋亡和细胞存活[30]。
大肠埃希菌235株药敏状况分析 第4篇
1资料与方法
1.1 对象
研究对象均为2009年1月-2010年4月平南县人民医院和玉林市妇幼保健院住院患者。
1.2 方法
采集上述患者血液、分泌物、痰、尿拭子、中段尿等标本, 对送检的标本进行微生物病原学培养, 分离出大肠埃希菌235株。采用培养仪MicroScanR微生物分析仪, 细菌鉴定系统为MicroScan AutoSCAN-4, 药敏实验采用最低抑菌浓度 (MIC) 法。
2结果
235株大肠埃希菌在20种药物敏感检测中, 敏感药物前5位为亚氨硫毒素占97.02% (228/235) 、氧哌嗪青霉素/他唑巴坦占95.74% (225/235) 、复达欣占93.19% (219/235) 、阿莫西林/棒酸占82.55% (194/235) 、丁氨卡那霉素占82.13% (193/235) 。耐药药物前5位为氨苄西林占82.98% (195/235) 、磺胺甲口恶唑占60.85% (143/235) 、氨苄西林/青霉烷砜占55.74% (131/235) 、庆大霉素占46.38% (109/235) 、头孢唑啉占45.53% (107/235) 。
3讨论
大肠埃希菌是Escherich在1885年发现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一直被当作正常肠道菌群的组成部分, 认为是非致病菌。直到20世纪中叶, 才认识到一些特殊血清型的大肠杆菌对人和动物有病原性, 尤其对婴儿和幼畜 (禽) , 常引起严重腹泻和败血症。大肠埃希菌是一种普通的原核生物, 是人类和大多数温血动物肠道中的正常菌群, 但也有某些血清型的大肠杆菌可引起不同症状的腹泻。大肠埃希菌主要有3种抗原:O抗原, 为细胞壁脂多糖最外层的特异性多糖, 由重复的多糖单位所组成, O抗原刺激机体主要产生IgM类抗体 (出现早, 消失快) ;K抗原, 位于O抗原外层, 为多糖, 与细菌的侵袭力有关, K抗原分为A、B、L三型;H抗原, 位于鞭毛上, 加热和用乙醇处理, 可使H抗原变性或丧失, H抗原主要刺激机体产生IgG类抗体, 与其他肠道菌基本无交叉反应。谈华等[1]报道, 238株肠致病性大肠埃希菌归属于12种血清型, 其中以血清型O142:K86最多见占26.9%, O127:K63占13.3%、O44:K74占12.8%、126:K71占10.2%, 其他血清型的检出较为分散。238株肠致病性大肠埃希菌的药敏状况, 敏感药物前6位为氨苄西林 (97.06%) 、头孢呋辛 (94.96%) 、哌拉西林 (94.07%) 、安曲南 (92.12%) 、头孢噻肟 (90.34%) 、头孢三嗪 (90.22%) 。本调查表明, 235株大肠埃希菌在20种药物敏感检测中, 敏感药物前5位为亚氨硫毒素占97.02%、氧哌嗪青霉素/他唑巴坦占95.74%、复达欣占93.19%、阿莫西林/棒酸占82.55%、丁氨卡那霉素占82.13%;耐药药物前5位为氨苄西林占82.98%、磺胺甲口恶唑占60.85%、氨苄西林/青霉烷砜占55.74%、庆大霉素占46.38%、头孢唑啉占45.53%。
自从青霉素1940年第一个应用于在临床, 其后链霉素、四环素族、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半合成青霉素及头孢菌素类等抗生素相继发现和人工合成, 在临床取得较好或显著的疗效[2]。随着抗生素的广泛使用, 细菌的耐药性日渐突出, 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 倡导合理使用抗生素, 减少耐药菌的产生[3]。分子生物学对细菌抗药性的机制有了透彻的了解, 细菌可通过多种方式抵抗药物作用:产生酶, 具有催化能力的蛋白质, 使药物结构发生改变或失去活性;改变与药物结合的部分, 使之不与药物结合;改变细菌细胞壁的通透性, 使药物不能进入细菌;把药物排出细菌;形成一层特殊的膜把细菌包围、保护起来。开发新的抗菌药物可以防治已有的抗药病菌, 但是迟早又会产生新的抗药病菌。总之, 根据药敏结果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以减少病原微生物抗药性。
摘要：目的 了解大肠埃希菌药敏状况, 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依据。方法 对235株大肠埃希菌药物敏感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235株大肠埃希菌在20种药物敏感检测中, 敏感药物前5位为亚氨硫毒素 (97.02%) 、氧哌嗪青霉素/他唑巴坦 (95.74%) 、复达欣 (93.19%) 、阿莫西林/棒酸 (82.55%) 、丁氨卡那霉素 (82.13%) ;耐药药物前5位为氨苄西林 (82.98%) 、磺胺甲口恶唑 (60.85%) 、氨苄西林/青霉烷砜 (55.74%) 、庆大霉素 (46.38%) 、头孢唑啉 (45.53%) 。结论 根据药敏结果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减少病原微生物抗药性。
关键词：耐药性,大肠埃希菌,调查分析
参考文献
[1]谈华, 王惠云, 迟富丽, 等.238株肠致病性大肠埃希菌的血清型与耐药性分析[J].临床检验杂志, 2009, 27 (6) :483.
[2]周自永, 王世祥.新编常用药物手册[M].3版.北京:金盾出版社, 2000:536-537.
SSBL大肠埃希菌的耐药性分析 第5篇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材料
菌株:本人收集自2006年1月至2010年6月广州海珠区石溪中医院经初次分离的大肠埃希菌945株 (排除同一患者同一部位重复分离的菌株) ;患者年龄:10~100岁、平均58.0岁;男性362例、女性322例。所有菌株均经梅里埃vitek-32细菌鉴定系统鉴定, 使用K-B法进行药敏实验。标准质控菌株大肠埃希菌 (ATCC25922) 为三维试验指示菌, 肺炎克雷伯菌 (ATCC700603) 为ESBLs阳性对照菌, 购自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阴沟肠杆菌029M为Amp C酶阳性对照菌由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馈赠。鉴定仪器为Vitek-32型全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 (法国) 。主要试剂及药敏纸片:GNI+鉴定卡, 血平板、MH平板, 药敏纸片。
1.2 方法
用改良的三维试验法对两种酶进行检测[2]。将新分离的纯菌种配成0.5Mc Farland涂于1/4 MH琼脂平板[2]上, 经35℃培养24h后, 使用无菌棉签取下菌苔置于1.5m L离心管中, 内存1m L灭菌生理盐水, 经-80℃冻融数次, 4℃无菌生长培养后离心20min, 经上清液头孢硝噻吩纸片检测存在β-内酰胺酶[3]后, 保存于-20℃环境待用。是为粗酶提液。
然后将大肠埃希菌标准株配成0.5Mc Farland涂于2块MH琼脂平板, 于10min后在平板中央分别贴1片30μg的FOX纸片和FEP纸片, 同时分别在距纸片5mm处纸片两侧垂直打2个1×10mm的槽, FOX纸片的两槽分别加入酶粗提液和氯唑西林 (10μg/m L, 比例为9∶1) 25~40μl和酶粗提液25~40μl, 而FEP纸片的两糟分别加酶粗提液25~40μL和酶粗提液和克拉维酸 (10μg/m L, 比例为9∶1) 25~40μL, 于35℃下培养24h后进行判断。药敏试验用K-B法进行, 按CLSI 2006年标准操作和结果判读
1.3 判断标准
(1) ESBLs (+) :酶粗提液的槽与FEP纸片交界处生长区扩大, 而别处抑菌圈光滑完整; (2) Amp C (+) :酶粗提液的槽与FOX纸片交界处生长区扩大, 而别处抑菌圈光滑完整; (3) ESBLs+Amp C酶:酶粗提液的槽与FEP纸片和FOX纸片交界处均生长区扩大, 而别处抑菌圈光滑完整[4]。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WHONET5.3软件, 对药敏试验数据进行χ2检验, 以P<0.05为具有显著统计差异。
2 结果
945株大肠埃希菌中ESBLs阳性检出189株, 占20%, Amp C酶阳性检出82株, 占8.7%, SSBL阳性检出18株, 检出率为1.9%;阴性 (不产这两种酶) 为674株, 占68.5%。ESBL (+) 与ESBL (—) 菌株相比, 二者对氨基糖甙类、喹诺酮类、磺胺类药物的耐药性存在显著差异, P<0.05;对于同类药物, SSBL (+) 与ESBL (+) 菌株相比则无显著差异, P>0.05, 但二者对青霉素类加酶抑制剂, 头孢三代加酶抑制剂相比则具有显著差异, P<0.05, 具体见表1。
3 讨论
随着抗菌药物的滥用, 细菌耐药性日益严重, 倍受关注。尽管β-内酰胺类抗生素使用使革兰阴性杆菌感染的治疗取得了重大进步, 但同时也使革兰阴性杆菌的耐药性日受瞩目, 现已成为临床一大难题。现已发现的β-内酰胺酶超过300种[5], 其与β-内酰胺环上的羰基共价结合, 使得酰胺链水解, 从而使β-内酰胺类抗生素失活。其依据酶分子结构可分为A、B、C、D四类, 其中A、C、D类酶活性位点为丝氨酸 (A、D类酶可被抑制剂所抑制) , B类为金属酶。若依据功能和结构特点分, 可分Amp C酶, β-内酰胺酶, 金属β-内酰胺酶和青霉素酶。Amp C酶不能被克拉维酸抑制, 可由染色体和质粒介导;β-内酰胺酶能为活性位点常能被抑制剂抑制, 其常见类型为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及耐酶抑制剂的广谱酶 (IRT) ;金属β-内酰胺酶不能被内酰胺酶抑制剂抑制, 但可被乙二胺四乙酸抑制;青霉素酶不能被克拉维酸抑制, 其最重要的为ESBLs和Amp C酶。β-内酰胺酶是以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为水解底物的多种不同类型的降解酶, 其可造成β-内酰胺类药物失去活性。SSBL是一种β-内酰胺类酶, 其降解的底物更加广泛, 水解率更高, 耐药性更强, 传播更容易, 感染控制更棘手, 具有多重耐药性。
本文189例ESBL (+) 菌株中, Amp C酶检出率为1O.4%, 比国内外平均水平高, 这可能与本地区医院抗生素滥用有关。与三代头孢的长期使用而诱导产生Amp C酶相关。本文中ESBL阴性与ESBL阳性对其耐药性存在显著差异, 而ESBL阳性与SSBL阳性则无显著差异, 这是因为ESBL (+) 大肠埃希菌含有喹诺酮类、氨基糖甙类、磺胺类的耐药质粒[6], 故表现为多重耐药。但ESBL阳性对三代头孢类加酶抑制剂, 青霉素类加酶抑制剂的耐药性明显偏低, 其可能是由于Amp C酶能产生对酶抑制剂而耐药性更强的缘故。同时结果显示, 亚胺培南对各种菌株都较为敏感, 因此为临床首选。从研究发现, 感染多来自长期住院和ICU患者, 且都存在三代头孢滥用的情况。ESBL阳性菌株给临床抗菌治疗带来很大的挑战。因此, 及时准确的检测及其对耐药情况进行监测, 对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生素, 控制其感染传播有积极意义。
摘要：目的 了解SSBL大肠埃希菌的发生率, 临床感染特征及耐药情况, 为指导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方法 对2006年1月-2010年6月在广州海珠区石溪中医院收集的945株大肠埃希菌使用全自动微生物分析仪进行鉴定和K-B法进行药敏实验, 然后对药物敏感试验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945株大肠埃希菌中SSBL检出18株, 检出率为1.9%。ESBL (+) 与ESBL (—) 大肠杆菌相比, 二者对氨基糖甙类、喹诺酮类、磺胺类药物的耐药性存在显著差异 (P<0.05) ;对于同类药物, SSBL (+) 与ESBL (+) 菌株相比则无显著差异 (P>0.05) , 但二者对青霉素类加酶抑制剂, 头孢三代加酶抑制剂相比则具有显著差异 (P<0.05) 。结论 SSBL检测及耐药分析与监测, 为临床抗生素的合理使用提供了根据, 对减少细茵耐药性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SSBL,大肠埃希菌,ESBL,耐药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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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钟秀芳, 周强, 邓晨晖等.产超超光谱β-内酰胺酶革兰阴性菌的表型测定[J].国际医药卫生导报, 2008, 14 (24) :71-74.
[4]张红升.大肠埃希菌与肺炎克雷伯菌中ESBLs酶和AmpC酶的检测结果分析[J].实用医技杂志, 2006, 13 (21) :3737-3738.
[5]徐晰, 崔金环, 许燕卿.社区及医院感染中产β-内酰胺酶的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细菌耐药性及质粒分析[J].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2004, 14 (12) :1329-1331
老年患者大肠埃希菌耐药性的研究 第6篇
1 材料与方法
1.1 菌株
大肠埃希菌株是2011年4月至2012年5月自北方重工医院门诊或住院的65岁以上患者的尿液、痰液、胸腹水、血液、胆汁、阴道分泌物、前列腺液等分离得到, 共120株。
1.2 主要试剂
药敏纸片购自OXOID公司;药物标准品购于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质控菌株为:大肠埃希菌ATCC25922[3]。
1.3 药物敏感性试验
根据美国2010版NCCLS标准, 采用纸片扩散法进行药物敏感试验, 量取抑菌圈直径给予“敏感”、“耐药”及“中介”的判定[4]。
2 实验结果
患者体内分离到的大肠埃希菌对氨苄西林、左氧氟沙星、哌拉西林、头孢唑啉、头孢吡肟、头孢哌酮、头孢噻肟、头孢他啶的耐药率均较高, 应引起临床重点关注;对亚胺培南较敏感。详见表1。
*耐药=耐药+中介
3 讨论
老年人常有基础疾病及易感因素, 因此成为了大肠埃希菌感染的高危人群。而临床用药的不规范性, 使得大肠埃希菌的多重耐药现象广泛出现, 由此成为老年患者死亡率增加和医疗费用增长的主要因素。究其耐药机制, 主要与超广谱β-内酰胺酶产生有关[5]。
本实验结果显示:从老年患者体内分离到的大肠埃希菌对氨苄西林、左氧氟沙星、哌拉西林、头孢唑啉、头孢吡肟、头孢哌酮、头孢噻肟、头孢他啶的耐药率分别高达95.0%、76.7%、80.0%、71.7%、55.0%、65.0%、60.0%、56.7%, 应引起临床重点关注, 及时制定大肠埃希菌耐药谱, 指导临床合理应用抗生素[6], 并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个体化治疗方案, 为医院感染控制部门提供防治依据[7]。此外, 部分老年人多病并存, 有时需长期服用药物, 为使治疗立竿见影, 常听信于浮夸广告, 自购药品服用, 或听信他人用药经验, 就诊时亲点药物用以治疗疾患。亦或不舒服时自行去监管不严药店购置抗生素[8]。部分老年人当感觉疾病好转时即停用药物, 认为长期服用药物会产生不良反应等。如此行为均可导致临床耐药株的广泛出现, 因此, 在临床治疗时须指导老年患者合理、正确使用治疗药物, 并使老人明白用药应注意连续性和合理性, 有些药物须达到一定的蓄积量才发挥疗效, 随意中断治疗会前功尽弃, 易产生耐药菌株[9]。因此, 对老年患者因大肠埃希菌所致感染的用药治疗一定要遵循尽量应用窄谱抗生素、尽早治疗、避免盲目用药的原则, 并根据药敏实验结果力求用药的准确有效[10]。
摘要：目的:分析老年人临床分离大肠埃希菌的检出情况及耐药状况, 为临床合理应用抗生素提供可靠的实验依据。方法:2011年4月至2012年5月收集老年人临床标本中分离的大肠埃希菌120株, 用纸片扩散法进行药敏试验, 并用NCCLS 2010版评价结果。结果:16种抗生素的耐药性分析显示, 老年人临床分离的大肠埃希菌对氨苄西林、左氧氟沙星、哌拉西林、3代头孢菌素的耐药情况严重, 耐药率为55.0%95.0%。结论:通过对老年人感染大肠埃希菌检测, 可了解其耐药特点, 加强对该菌感染治疗的合理用药。
关键词：大肠埃希菌,抗菌药物,耐药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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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静萍, 朱婉, 褚云卓, 等.常见革兰氏阴性杆菌的耐药性分析[J].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2009, 19 (22) :3441-3446.
[8]郑为平, 史伟峰, 王玉月, 等.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大肠埃希菌相关耐药基因研究[J].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2009, 19 (13) :1628-1630.
[9]梁竹, 张传霞.抗微生物药物临床不合理应用分析[J].中国药事, 2003, 17 (4) :251-254.
致病性大肠埃希菌 第7篇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菌株来源
2008年1月至2008年12月来自我院临床标本分离的123株产ESBLs大肠埃希菌。其中尿43例、痰40例、伤口分泌物10例、引流液10例、血7例、咽拭子6例、宫颈分泌物6例、小儿脐部分泌物1例。所有菌株均用VITEK-2的GN卡鉴定。
1.1.2 抗菌药物
用于耐药监测的20种抗菌药物包括氨苄西林、哌拉西林、氨苄西林/舒巴坦、哌拉西林/三唑巴坦、头孢唑林、头孢呋肟、头孢替坦、头孢他啶、头孢曲松、头孢吡肟、亚胺培南、美罗培南、氨曲南、庆大霉素、妥布霉素、阿米卡星、左旋氧氟沙星、环丙沙星、甲氧苄啶/磺胺恶唑、呋喃妥因。用于确证ESBLs阳性菌的4种药敏纸片包括头孢噻肟/克拉维酸、头孢噻肟、头孢他啶/克拉维酸、头孢他啶。以上抗菌药物均购自天津金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1.3 培养基与仪器
麦康凯培养基、M-H培养基, 均购自天津金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仪器为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VITEK-2全自动微生物分析仪。
1.1.4 质控菌株
以大肠埃希菌ATCC25922为阴性对照株, 肺炎克雷伯菌ATCC700603为阳性对照株, 均由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提供的标准菌株。
1.2 方法
来自临床标本分离的目的菌, 严格按照CLSI2007标准操作, 用VITEK-2进行微量稀释法 (MIC) 测定20种抗菌药物对产ESBLs大肠埃希菌的体外敏感性, 并将测试结果用LIS系统进行统计分析。ESBLs的确证试验:用纸片法即头孢噻肟/克拉维酸和头孢噻肟、头孢他啶/克拉维酸和头孢他啶, 2组药物中任一组加克拉维酸的比不加克拉维酸的在M-H培养基上抑菌环直径≥5mm即为产ESBLs。
2 结果
20种抗菌药物对于所研究产ESBLs大肠埃希菌的抗菌活性结果见表1。
3 讨论
ESBLs菌株的出现给临床抗菌治疗带来很大困难。质粒介导的ESBLs的产生是导致大肠埃希菌对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耐药的主要机制之一。ESBLs能水解此类抗生素的β-内酰胺环, 可使细菌对包括所有青霉素类、头孢菌素和氨曲南在内的大多数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耐药, 仅对头霉素和碳青霉烯类及酶抑制剂敏感。而携带编码ESBLs的质粒的菌株往往同时携带氨基糖苷类、喹诺酮类抗菌药物等的耐药基因, 呈现多重耐药[2]。本研究中, 用VITEK-2仪器法与确证法检测ESBLs阳性菌株符合率为100%。
产ESBLs大肠埃希菌对氨苄西林、哌拉西林耐药率高, 分别为99.2%和100%;对一、二、三、四代头孢菌素均100%耐药;对头孢替坦耐药率低 (1.6%) , 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耐药率为0%。酶抑制剂类药物里, 产ESBLs大肠埃希菌对哌拉西林/三唑巴坦较好 (耐药率为0.8%) ;对喹诺酮类耐药率高, 对左旋氧氟沙星和环丙沙星耐药率分别为80.5%和82.9%。
产ESBLs菌的多重耐药性、耐药机制复杂性, 给临床抗菌药物的合理选择带来很大压力, 因此要采取积极应对措施:临床医师要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广泛开展ESBLs感染的前瞻性监测, 及时准确地检测出产ESBLs菌;及时了解细菌的耐药性变迁, 指导临床医师合理用药。
注:%S:敏感率;%I:中介率;%R:
参考文献
[1]Carmen P O, Rogerio N, Caio M, et al.Multicenter Evaluation of Resistace Patterns of Klebsiella Pneumoniae, Escherichia coli, Salmonella spp and Shigella spp isolated from Clinical Specimens in Brazil:RESISTNET Surveillance Program[J].The Brazilian Journal of Infections Diseases, 2001, 5 (1) :8~12.
致病性大肠埃希菌 第8篇
2013年6月21日11点40分, 弥勒市疾控中心接到竹园中心卫生院电话报告:该镇龙潭卫生室2013年6月20日接诊了5名××公司出现腹痛、腹泻、腹胀临床症状的患者, 接报后市疾控中心立即组织专业人员赶赴医院及现场调查核实处置。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2 基本情况
云南××公司位于竹园镇北部, 距市区30公里, 为合资股份制企业, 主要生产磷及化合物。在职职工508人, 其中男工362人, 女工146人, 大多数为该镇农民工, 居住公司宿舍。该公司建有一个集体食堂为职工提供餐饮服务。近期正处夏季, 当地气候炎热, 气温为20~32℃。
3 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3.1 病例定义
根据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结果, 调查组将病例定义为:2013年6月19日21时以来, 在××公司食堂就餐人员出现腹痛、腹泻 (排便≥3次而且大便性状改变) 、腹胀的病例。
3.2 病例搜索
调查组通过竹园中心卫生院及现场登记进行病例搜索, 并以当面访谈开展个案调查, 核实发病病例共27例。
3.3 临床表现
病例临床表现主要为腹痛、腹泻、腹胀, 部分病例伴发热、恶心、呕吐等症状, 腹泻为水样便, 最多达16次/d, 临床表现以轻症为主。经抗感染、对症补液治疗均逐渐治愈, 未出现危重和死亡病例。见表1。
3.4 流行病学调查
3.4.1三间分布时间分布:自2013年6月19日21时出现第一病例后, 病例数逐渐增多。至6月21日发病数出现高峰, 此后发病数下降。6月24日无新发病例出现。发病时间中位数为6月21日。见图1。
人群分布:全部病例为××公司职工, 年龄在18岁~53岁之间;发病人群中男19例, 女8例。
空间分布:出现病例的车间共9个。详细结果见表2。
4 现场卫生调查
××公司集体食堂位于厂内生活区, 面积约500 m2, 分为食品加工区约200 m2、就餐区约300 m2;加工间无餐、厨具消毒设施, 环境卫生一般;职工餐具自带未做消毒, 暴露在就餐区开放式橱柜内;食堂为职工全日提供伙食, 午餐就餐人数约200余人, 晚餐及宵夜仅上班人员约100人就餐。使用水源为自建供水。生产区工人就餐由食堂配送到生产区固定的区域供应,
4.1 食堂人员调查
食堂工作人员由公司聘用, 共17人。分夜班2人, 其余为白班。经调查食堂工作人员有2人出现类似临床表现。
4.2 供餐谱调查
调查组对食堂厨师和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 了解食品加工及供应过程, 餐谱详见表3。
4.3 食物加工过程
通过现场调查和向食堂工作人员了解到, 食堂供应的红烧牛肉原料于6月18日购买, 19日加工煮熟, 切片冷却放入冰箱贮存, 20日加工成红烧牛肉供应。
4.4 生活饮用水
××公司食堂、职工生活用水为自建供应自来水, 经消毒处理。饮用水为桶装水, 生产区饮“黑山泉”, 生活区饮用“珍茗”纯净水。
5 样品采集和实验室检验结果
6 月21日市疾控中心采集剩余食品4件、饮用水3件;采集病例粪便3份;食堂从业人员肛拭共8份、15份病例肛拭, 进行致病菌检验。结果在剩余食品中、患者粪便及肛拭中检出大肠埃希菌。实验室结果见表4。
6 结果
根据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卫生学、病例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结果, 认定该起事件为一起大肠埃希菌引起的食物中毒, 食堂工作人员在烹饪加工食物过程中操作不当交叉污染所致。
7 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