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金融关系范文

城乡金融关系范文（精选8篇）

城乡金融关系 第1篇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农村金融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关系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Greenwood和Jovanovic关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他们的研究结果与“倒U型”———库兹涅茨理论相一致。陈宗胜对收入分配进行研究, 他的研究表明, 在国民收入差距的增加值中, 城乡差别是主要因素, 达到了104.58%。钱水土等则认为在现如今的市场经济环境下, 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都需要农业信贷等农村金融的有力支持。章奇等对中国各省以银行信贷占GDP的比重所对应的金融发展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他们认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显著增加是由于金融发展。Clark关于收入分配与全球相关数据研究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认为金融发展使劳动力向现代产业转移加速了, 收入差距也因此拉大, 该结论与库兹涅茨的“倒U型”理论并不一致。

云南省处于祖国西南边陲, 交通不便资源不足, 一直是全国较为贫困的省份, 贫困县数量达到73个, 位列全国第一,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问题突出。所以, 研究云南省农村金融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促进全省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发展具有其现实意义。本文将依据所选取的1995~2010年云南省农村金融发展指标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数据构建VAR计量模型, 进行分析。VAR模型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的模型, VAR模型可以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 从而分析因变量之间的内在依存和因果关系, 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

注释:⊿表示对变量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处理

一、数据来源和收集

(一) 指标选取

1. 云南省麦金农的关于农村金融发展指标指出要衡量一国的金融增长时货币存量 (M2) 是考察一国金融资产总量的主要要素, 而史密斯提出用金融资产总量与GDP的比值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水平, 考虑到云南省实际数据的获取性, 本文采用云南省农业储蓄值 (NYCX) 与农业贷款值 (NYDK) 的总量以及云南省农村固定资产的投资 (GDZC) 来代表云南省农村金融的发展指标, 如图1所示。

2. 云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标—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减去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再除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得到相对收入差距序列。所以本文选取云南省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 (XDSR) 作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标, 如表1所示, 变化趋势图如图2所示。

(二) 数据说明

考虑年代久远政策变化等因素影响, 本文采用1995年以后的相关统计数据。各项指标主要来自《云南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以及国家及地方统计局网站整理计算而得。本文将用Eviews计量软件进行相关数据的处理和测试。

(三) 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法判定变量的平稳性。如果变量非平稳则检验变量是否单整, 那么它就属于非平稳, 这时进行差分处理使其成为平稳序列。接着再对差分后的序列采取协整检验确定变量之间长期关系, 同时协整分析则采取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在协整检验基础上再对变量采取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变量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分析与说明。

二、实证检验及结果

(一) 面板单位根检验

单位根检验是用来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从而避免伪回归现象, 常用的单位根检验法为ADF检验 (增广迪基-富勒检验) , 倘若一个时间序列含有单位根, 则我们说这个时间序列是非平稳, 故利用Eviews6.0软件对本文中的变量即云南省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农业储蓄、农业贷款、固定资产投资进行单位根检验, 结果如表1所示。

检验结果表明变量的时间序列都是不平稳的, 因此对上述变量数据进行一阶差分处理, 处理后的序列在一阶差分的层面上是平稳的, 由此表明原始序列是一阶单整序列。

(二) 面板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是一种基于解决伪回归基础上通过协整关系方程判断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长期关系的方法。由ADF单位根检验可知云南省农村地区所选的变量在经过一阶差分后得到了平稳的时间序列, 从而没有“伪回归”的现象。而且经过ADF检验可知虽然原所选指标不是平稳序列, 是一阶单整序列, 因此可以对一阶单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来验证是否存在协整关系。EG两步法是基于回归残差的检验可以通过建立OLS模型检验残差平稳性, 故在此我们采用EG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

首先, 为了克服数据的异方差性, 对数据取自然对数, 故建立回归方程

其次, 检验et的平稳性, 如果et是平稳的则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是协整的, 反之则非协整, 对et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图3可以看出et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在5%水平下是平稳的, 故经过一阶差分处理后的时间序列是长期协整的。

(三)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上述所选指标数据经过差分处理具有平稳性且经过协整检验具有长期协整关系, 所以我们对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由上述检验结果得出, 在10%水平下不能排除⊿XDSR是⊿NYCX的Granger原因, 也不能排除⊿NYCX是⊿XDSR的Granger原因, 其他所选数据指标同理。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云南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行的一系列实证分析表明长期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增加的重要影响因素是农村金融的发展。为了更好地发挥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 深化云南省金融体系改革, 促进传统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网点布局

本研究发现, 长期以来农村经济提升的重要因素就是农村金融的发展, 所以加强改革云南省农村金融体系, 促进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优化, 健全农村金融体系, 大力发展以中国农业银行为引导, 农村信用社为主力, 农村金融互助合作社为辅助的农村金融机构, 提高农户的农业生产资金获取的便利性。

(二) 调整云南省农村经济的产业结构, 促进农村经济的提升

云南省贫困县数量位列全国首位, 农村经济得不到持续有力的发展, 主要原因是农户以传统农业为主, 农村经济增长十分缓慢, 因此应加强对农村产业结构进行调整, 在传统农村经济发展得到保证的前提下发展新型农村经济, 如引导农村居民集中资金发展农村规模经济, 种植经济农作物, 形成企业规模效益、名牌效益, 促进农村的经济提升。

(三) 在保持传统金融机构发展的前提下, 引导促进新型金融机构的发展

研究结果表明云南省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是长期协整关系, 所以政府出台政策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尤其是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并加以监管, 是可以明显促进农村地区经济的提升。以往农户获得资金的渠道主要是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 获取资金的数量和便利性都很有限, 阻碍农业生产性资金的获取从而抑制农业经济的增长, 所以可以适度发展非正规金融机构, 如农村民间集融资并加以监管资金的运行和发展, 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参考文献

[1]Greenwood, J, Jovanovic, B.Financial Development, Growth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06) .

[2]陈宗胜, 周云波.再论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

[3]钱水土, 许嘉扬.中国农村信贷与农民收入关系研究-基于面板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的实证分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 2011 (11) .

[4]章奇, 刘明兴, 陶然等.中国金融中介与城乡收入差距[J].中国金融学, 2004 (01) .

[5]George R.G, Clark, Lixin Colin Xu, Heng-Fu Zou.Finance and Income Inequality:Test of Alternative Theories[Z].World Band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2984, 2003.

区域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 第2篇

关键词：金融发展效率；金融发展规模；收入差距

1.引言

1.1 问题提出

收入差距一直是经济学家们的关注的焦点。江苏省在我国经济中属于比较发达的沿海省份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农民人均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尽管如此近几年江苏省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仍高于农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愈加扩大。金融发展怎样影响收入分配也是一个研究意义重大的问题。政策制定者必须至少着眼于这两个问题：金融发展是否能作为减小收入差距的政策工具之一，以及在什么样的状况下这一政策工作才能有效地实施并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有必要从金融发展的角度运用金融发展度量指标，对江苏居民收入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具体整理运算，为江苏省及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创新思路。

1.2 相关概念界定

金融发展是指金融结构的变化，这些变化基于金融结构的比较。而金融结构则是指各种形式、性质和相对规模范围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构造，亦可以说金融结构是由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一起共同决定的。①

2.金融发展与收入研究现状

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分配的理论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可以概括为三种理论：传统的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理论、库兹涅茨提出的倒U型关系模型、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线性关系理论。

麦金龙-肖模型中的收入分配是传统理论的代表。主体基于发展中国家，归纳总结出了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深化理论。他們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大多存在不同程度的金融抑制和信贷配给，这将直接导致经济衰退和社会矛盾加剧。因此，发展中国家不断降低信贷利率，会抑制经济发展，只有采取适当提高利率的政策才能防止或缓解经济的衰退。

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提出：“在长期的收入结构中存在着一个以不平等为特征的长期波动：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不平等扩大；一段时期变得稳定；然后在后期阶段上不平等缩小”。Greenwood和Jovanovic基于库兹涅茨的模型是基于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关系正式研究的开端，他们证实了金融发展收入与分配的关系成倒U型分布。

关于线性关系理论，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还有学者认为在我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不存在显著地线性关系。

现今有关于收入差距理论的一线研究已逐渐由表及里，并且大多根据时间序列建立模型，随着网络时代到来，数字信息化公开化，政府的透明度增强，数据可得性也在各大网站数据库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为本文的研究方法和数据模型建立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3.研究设计

本文认为用单一或几个指标并不能完全真实反映我国现阶段的金融发展水平，因此文中选用IG、FIR、FE三个指标，尽可能真实准确地反应变化关系。由于本文的数据都属于季节性数据、因此分别对三项指标进行了季节性处理，并通过CPI消正，以减少数据对结果造成的误差。

金融相关比率（FIR）=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实际GDP

金融发展效率（FE）=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城乡收入差距指标（IG）=城市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实际人均纯收入

4.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4.1 平稳性检验

对IG、FIR、FE的单位根检验。对数化以后的数据IG、FIR、FE也含有截距，并且具有明显的趋势。所以，应该选择既包含截距项又包含趋势项的单位根检验模式。

分析可知：DIG～I（0）、DFIR～I（0）、DFE～I（0）均为单整序列，是平稳序列，可以运用协整方法来分析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4.2 协整检验

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IG、FIR、FE存在着一阶差分平稳的现象，我们在这进行的协整为Johansen检验法，我们可以得出：在给定5%的显著性水平下：

IG=0.802820*FE+0.373744*FIR+2.413038；

从协整方程可以看出，金融机构发展效率与收入差距是正方向的，与预期是一致的。

4.3 Granger因果检验

为了更好地判断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采用格兰杰因果分析法，以判断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如下表格。

表1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滞后阶数原假设F值概率值

2FE does not Granger Cause IG7.291980.0138

2IG does not Granger Cause FE3.754890.0669

2FIR does not Granger Cause IG5.789060.0086

2IG does not Granger Cause FIR1.237250.3334

2FIR does not Granger Cause FE3.641240.0708

2FE does not Granger Cause FIR0.036210.851

表1的结果表明：在滞后2期的情况下，IG does not Granger Cause FE 在5%的置信区间下不具有因果关系，但在此情况下FE是IG的Granger原因。

同理：FIR是IG的Granger原因。FE不是FIR的Granger原因。

4.4 对实证结果的总结

经过上述实证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IG、FIR、FE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FE、FIR与IG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协整方程表明FIR、FE均会促使IG的增加。FE、FIR没有因果关系且均是IG的格兰杰原因，反之不成立。

结论

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还会进一步扩大江苏省城乡收入差距。根据上文的研究，金融发展指标和金融相关比率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且均是城乡收入差距指标的格兰杰原因。实证说明，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在我国是适用的，且我国还未达到经济增长引起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拐点，我国正处于收入差距扩大阶段。只有在一边加快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步伐，一边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依靠广大农村自身和谐发展，抑制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努力拉平“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端口”，才能促进城乡收入平衡化分配，真正实现和谐社会。（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注解：

① 摘自百度百科“金融发展” http：//baike.baidu.com/view/10301765.htm fr=aladdin

参考文献：

[1] 陆铭，陈钊.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2004（06）：35-47.

[2] 胡晶晶.二元经济结构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相关性研究——基于中国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J].山东社会科学，2013（03）：65-78，90.

[3] 陈志刚，王皖君.金融发展与中国的收入分配[D].2006.

[4] 庄叶亮.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D].2010.

城乡金融关系 第3篇

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的研究最初是从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的。1969年, 戈德史密斯从结构变化的角度定义了金融发展, 并利用35个国家的数据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得出了金融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 形成了所谓的金融结构论。麦金农 (1973) 和肖 (1973) 针对其不足提出了金融抑制论, 认为对金融体系的管制措施损害了金融体系的效率和规模, 降低了储蓄和投资效率, 进而阻碍了经济增长。此后, 又有一些经济学家从微观层面探讨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最早将金融与收入差距联系起来的是Greenwood和Jovanovic (1 990) 。他们在假定初始收入分配外生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以及存在所谓“门槛效应”的基础上, 由一个动态模型证明了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关系。这是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关系的代表性观点之一。其后的研究有的认为金融发展扩大了收入差距, 而有的则认为金融发展缩小了收入差距。例如, Galor和Zei r a (1 993) 通过一个两部门跨期模型从初始财富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门槛作用出发论证了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 金融发展未必会使收入差距缩小, 认为只有完善的金融市场才是金融发展导致收入差距缩小的前提。而Imran Mat in, Davi d Hulme和St uar t Rut her f or d (1999) 则认为金融服务创新使得穷人可以克服不完全金融市场带来的信贷约束, 帮助他们平衡消费和人力资本积累、摆脱自身初始财富的门槛限制, 有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

国内的学者也就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章奇 (2004) 等以中国各省银行信贷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显著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姚耀军 (2005) 则论证了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在一定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 城乡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规模呈正相关, 与金融发展效率呈负相关。温涛等 (2005) 的研究表明中国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 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直接替代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相符。

金融发展覆盖的面比较广泛, 涉及到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多个方面。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 金融产业不论规模上还是发展水平上都处于全国前列, 作为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对北京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即从金融产业发展的角度研究金融对北京市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二、金融产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

金融产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可以简单表述如下:一方面, 金融产业发展从总的方面来说促进了城乡产业的发展, 但由于其对城乡产业的带动作用不同, 因此其对城乡产业结构调整的贡献也不同, 由此先是导致了城乡产业整体收益增加幅度的差异, 进而对劳动者报酬产生影响, 造成劳动者收入增加幅度的差异, 最终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或缩小。由于城乡产业在构成上的不同, 金融产业对城市产业的带动作用往往大于对农村产业的带动作用, 因此其发展常常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极端的情况下, 由于商业金融的逐利性, 在一定的政策条件和市场环境下, 农村原有的金融资源被抽调或转移到城市, 造成农村资金存量减少, 产业受到损害, 不仅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而且使得农村居民收入的绝对数减少。另一方面, 由于金融产业促进了城乡经济水平的提高并加速了农村的城市化进程, 农民可以获得由此带来的征地补偿和租金收入等收益, 同时经济整体收益的提高通过对税收的贡献增加了财政对于农村资金投入, 有助于促进农村经济收益的提高, 金融产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减小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

三、北京市的情况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 北京市城乡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只在1978年至1984年之间有过略微的降低, 这主要跟改革初期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和国家对农产品收购支持有关。1984年以后迅速扩大, 1996之后扩大的趋势则有所放缓, 如图1所示。

由于征地补偿和房屋租金等财产性收入在北京市农村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不大, 本文主要考察金融产业通过带动全部产业发展从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 在具体分析时则根据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布的地理位置将北京市划分为城区、近郊、远郊和县四个区域, 对金融产业与各区域产业整体收益和居民收入的关系进行研究。之所以讨论区域内产业的整体收益而不是农业收益是因为农村居民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农业以外的产业。

根据《北京统计年鉴2007》整理计算的数据绘制

数据来源:根据北京投入产出表2002计算得出

表1是北京市金融产业对各个产业 (包括金融产业本身) 的影响系数和影响系数比率。可以看到, 在各产业中金融产业影响最大的六个产业依次是工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旅游、住宿和餐饮业;影响最小的六个产业则依次为体育事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卫生和社会保障及社会福利业、农业、建筑业和教育事业。在影响最小的六个产业中, 除农业和建筑业之外, 其它四个产业都属于公共事业, 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拨付, 金融的影响不大;而农业的影响较小则跟目前金融资源在城乡之间分布不均, 农民家庭经营和涉农企业贷款难有关。

表2是北京市各产业的人均年工资和各产业的人均年工资比率。可以看到, 工资最高的六个产业依次为金融业、信息传输和计算机服务及软件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及地质勘探业、文化和体育及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及国际组织以及批发和零售业;而农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建筑业以及水利和环境及公共设施管理业的工资则最低。最高的金融业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人均年工资分别为农业年人均工资的5.91倍和4.27倍, 其它四个最高的产业的人均年工资对农业人均年工资的比率多在2.5至2.9之间;最低的几个产业的人均年工资则为农业人均年工资的1.03至1.56倍左右。

数据来源:根据《北京统计年鉴2007》整理计算得出

表3-1至表3-4的二至九列是各区域内增加值最高的八个产业的所占的比重及其工资比率以及金融对每个产业的影响系数比率, 最后一列没有加括号的表示各产业增加值占各区域全部增加值的比重之和, 由于各区域增加值最高的八个产业占整个区域增加值的比重总和都在75%以上, 因此, 可以认为这些产业吸纳了区域内大部分就业人口, 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括号里的数表示以各产业增加值比重为权数的人均年工资比率或金融影响系数比率的加权平均值。这两个加权平均数分别代表了各区域内主要产业的整体工资收入水平 (或收益水平) 以及金融影响力的大小。

通过对表3-1至表3-4的比较可以看出, 城区增加值最高的八个产业人均年工资比率和金融影响系数比率的加权平均值在四个区域中基本上都是最高的, 其次为近郊和远郊, 县区则最低;远郊的金融影响系数比率的加权平均值高于城区和近郊的金融影响系数比率的加权平均值。因此, 总体上看, 城区各产业平均工资最高, 金融产业对其的整体影响力也最大;县区平均工资最低, 金融影响力也最小;近郊和远郊则介于二者之间。这表明金融对整体收益越高的区域的产业影响力越大, 而对整体收益越低的区域的产业影响力也越小, 这样, 金融产业的发展造成了城乡产业整体收益差距的扩大, 其结果必然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但是也应该看到, 由于远郊金融产业的整体影响力高于其它区域, 则有可能促进该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以更快的速度进行, 从而更高幅度地提高其整体收益, 使得未来该区域与城区和近郊的收入差距缩小。

此外, 如果用各区域内各产业的增加值除以北京全市所有产业增加值之和则可以看到, 城区和郊区金融产业增加值占北京全市增加值的比重在所有区域所有产业中基本上都是最高的, 这种情况与上述两个区域内金融产业的规模有关, 尤其是位于西城区的金融街和位于朝阳区的CBD, 是规划当中北京市金融产业发展战略的主金融中心和副金融中心, 它们的增加值在北京全市金融业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都比较大。由于金融产业属于高人力资本产业, 其劳动者人均年工资是所有行业中最高的, 且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说具有不可进入性, 这样, 金融产业发展通过自身从业者报酬的提高进一步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数据来源:根据《北京统计年鉴2007》和《北京区域统计年鉴2007》整理计算得出

五、结论及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目前阶段北京市金融产业发展促进了各区域内产业的整体发展, 同时由于对各个产业的带动作用不同从而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可以认为, 金融产业对农业的影响力在所有产业中是最弱的, 因为其它几个影响力最小的产业其资金投入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拨付, 而农业资金来源于财政拨付的比例相对较小, 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金融机构贷款。金融产业发展具有明显的城市倾向、城乡之间金融资源分布不均是这种情况形成的主要原因。同时, 商业金融的逐利性使得原本资金就已经相当匮乏的农村地区的资金被进一步抽调到城市。因此, 有必要通过政策性金融加大对落后区域和农业产业的投入, 通过实行差别利率等措施引导资金向落后区域的产业流动, 以及制定合适的产业政策帮助落后地区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水平高级化;应当充分利用地区优势因地制宜地发展区域特色农业, 以市场为导向, 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吸引资金进入。

本文的分析是基于一个较短的时点的静态分析, 所得出的结论并不是绝对的。如果从较长的时间看, 金融产业的发展则有可能通过改变农村的发展进程、带动落后地区的产业以更快的速度实现结构升级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关键在于如何引导资金的流向。一些产业, 例如农业, 天生就具有弱质性, 其投资回报总是远远低于其它产业, 要改变它们弱质性就需要加大资金投入帮助其实现规模化、集约化和高级化。此外, 其它产业之间也有相互的拉动和推动作用, 应当根据落后区域自身的特点充分发展在区域内起主导作用的优势产业, 引导资金流向这些优势产业, 充分发挥其对区域内其它产业的带动作用, 促进区域内产业整体收益和劳动者报酬的提高。

参考文献

[1].董承章:《投入产出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0;

[2].许宪春:《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理论方法与实践》.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3].贾小玫, 周瑛:“对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思考”.《财经科学》, 2006/4, 总217期;

[4].王虎, 范从来:“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影响机制的研究”.《经济科学》, 2006年第6期;

城乡金融关系 第4篇

1 新疆金融深化和城乡收入差距描述性分析

1.1 新疆金融发展概况

伴随着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 新疆金融机构不断增加, 金融体系逐步健全, 金融机构所有权形式趋于多样化。虽然证劵、保险也保持着较快发展, 但是银行机构在全区金融系统中仍占据着绝对的优势。目前新疆以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为主体, 全区共有各类银行金融机构3282个 (其中人民银行机构68个, 政策性金融机构91个, 全国性大型商业银行机构1874个, 中资区域性中小银行143个, 农村信用社991个, 其他性质银行115个) , 金融职工队伍57297人, 2010年末, 全区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8870.72亿元、4973.16亿元, 分别是1978年的32.07亿元、18.26亿元的276.6倍和272.35倍, 金融资产总量在不断扩大。

1.2 新疆城乡收入差距的描述性分析

由于地区间地理环境和资源状况的差异, 新疆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天山北坡经济带与南疆环塔里木盆地经济圈且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对比。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都呈逐年稳步上升, 但两者的收入差距有逐年扩大的趋势, 截至2010年年末, 收入差距已扩大为9001元, 是1978年630元的14.29倍, 如图1所示。

2 金融深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

2.1 模型、指标的选择和数据来源

2.1.1 模型及指标选择。

为了考察金融深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 借鉴GJ模型的思路和大多学者研究的基础, 选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大的主要解释变量, 建立如下模型:

其中, X1代表t时期金融发展规模;X2代表t时期金融发展结构;X3代表t时期金融效率指标;Y代表t时期城乡收入差距;εt为残差项, 它服从均值为0, 方差为δ2的正态分布。

本文的目的在于利用协整理论分析新疆金融深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经过综合权衡考虑, 选择以下几个影响因素: (1) 金融发展指标。 (1) 金融规模指标:根据金融体系仍以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主导的特点, 结合新疆实际情况, 本文采用X1=Loan/GDP这一指标。该指标能在有效反映金融规模大小。

(2) 金融结构指标:考虑到城乡金融的特点及计量数据资料的可获得性, 本文用金融资产结构代替金融结构, 可以表示为:X2= (D+L) /GDP。即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与GDP的比值。

(3) 金融效率指标:本文认为, 将储蓄转化为投资, 通过市场配置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城乡金融效率的不同。即X3=全部金融机构贷款/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王志强、孙刚 (2003) 采用过这一指标。

(2) 城乡差距指标。本文引入城乡收入比这个指标, 即Y=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该数值越大, 说明城乡差距越大;该数值越小, 说明城乡差距越小。

2.1.2 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的样本区间为1990～2010年, 采用的是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新疆统计年鉴》。

2.2 实证研究和结果

2.2.1 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伪回归现象, 必须检验这些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因此, 根据Dickey—Fuller检验确定各时序数列的平稳性。采用常用的ADF检验统计量得到检验结果, 即在5%的临界水平下, 一阶差分后的DF值小于α=0.05的临界值, 达到平稳。结论是:变量x1、x2、x3、Y都是一阶单整的。即都是I (-1) 过程。因此要对这些变量做协整检验。

2.2.2 协整检验。

为了检验新疆城乡差距与金融发展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对同时为一阶单整的时间序列序列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采用E-G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 首先采用OLS估计法得到回归方程:

其次, 对 (2) 式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 不含常数和时间趋势, 由SIC准则确定之后阶数, 其结果如表1所示:由 (2) 式可知, 城乡收入差距与金融深化规模呈正相关关系, 其中金融深化规模与姚耀军 (2005) 的实证结论相一致, 即金融发展规模变动1%, 城乡收入差距就会沿相同的方向变动0.21%;而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呈负相关关系, 此结论也与姚耀军 (2005) 的结论一致, 即金融发展效率变1%会引起城乡收入差距反方向变动0.14;同时与金融深化结构呈负相关关系。

由表1可知, 残差序列的t检验统计量为-3.7346, 小于已有各个水平下的临界值, 从而拒绝原假设, 表明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 是平稳序列。即城乡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 (规模、结构、效率) 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2.2.3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城乡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从短期来看, 可能会存在非均衡的情况。本文为了使模型能够反映短期内的动态调整, 把回归中的残差作为均衡误差, 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把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长期变化联系起来。误差修正模型为:

对变量进行差分, 运用Eviews6软件建立ECM模型, 运用最小的SIC和AIC的原则选择最恰当的滞后期, 截距项不明显略去, 得到最后的误差修正模型结果为:

由 (4) 式可知, R2值较为理想, t值也都较为显著, 差分项反映了短期波动的影响。由此可以说, 新疆金融规模、结构、效率对城城乡收入差距变化在短期也造成影响, 金融效率影响相对来说较不明显。城乡收入差距变化不仅取决于金融发展的变化, 而且还取决于上一期城乡收入差距对均衡水平的偏离度, 误差项residual估计的系数为-0.4948体现了对偏离的修正, 上一期如果是负偏离, 那么本期就是正向的修正, 上一期如果偏离越远, 本期修正的量就越大, 即系统存在误差修正机制, 体现了城乡收入差距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动态调整。

3 结论及建议

总体来看, 新疆城乡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存在长、短期均衡关系。综上所述, 扩大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以及改进金融结构、提高金融发展效率会在短期和长期内分别对城乡收入差距造成扩大和缩小的影响, 具体来看:首先, 金融效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说明以储蓄与贷款的比值来衡量金融中介将储蓄转化为贷款的效率指标提升能够有效增加居民的收入。

其次, 金融结构逐渐趋于合理化, 促进了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增长, 与新疆城乡收入差距表现为负相关关系。

最后, 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短期和长期内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新疆金融机构, 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还是农信社在农村吸收的存款, 很大一部分资金都流向了城市和非农领域。信贷资源配置的城市化形成了农户储蓄增长越快, 相应的金融发展规模就越大, 资金流出就越多, 差距就越大。

针对以上结论, 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1) 加大对农村地区的信贷支持, 以解决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性, 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 在加大正规金融资源供给的同时, 要遏制农村资金的外流, 改革邮政储蓄系统, 加强农村信用合作社建设, 实现对农村经济的支持; (3) 规范非正规金融的发展, 降低农民由于非正规金融所承受的风险, 减轻农民负担, 缓和城乡收入差距; (4) 改善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 加快落后地区, 特别是经济落后的地区的金融建设, 通过金融支持的倾向化,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从而有效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参考文献

[1]葛娟, 新疆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分析[J].黑龙江对外经贸, 2010, 4:86-88.

[2]曹广喜、夏建伟、冯跃, 区域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经验分析—以江苏省为例[J].经济地理, 2007, 9:726-728.

城乡金融关系 第5篇

关键词：金融发展,城乡收入差距,VAR模型,协整分析

0 引言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了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增长，但是收入差距也在持续地迅速扩大。我国的收入差距一般可以分为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我国的收入差距当中，最重要的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关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国内外学者多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特性、人力资本、体制变迁和制度变革等方面进行探讨。据有关资料显示，城乡收入差距占到了全部收入差距的50%以上，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1]。研究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对我国的收入分配方面而言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然而，从金融发展角度来研究城乡收入差距的文献相对较少。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理论发展进行归纳，这些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三种不同的理论假说：(1)认为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由于财富“门槛效应”和金融市场融资成本的存在，金融发展在初期既会促进经济增长也会引起收入差距的扩大，随着收入的增长，金融发展将逐步缩小收入差距[2]。(2)认为金融发展会缩小收入差距。在金融发展的过程中，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收入与财富水平差距将不断的收敛[3]，融资方面越平等的国家，收入分配差距就会越小[4]。(3)认为金融发展会扩大收入差距。随着金融市场的深化，特别是金融深化的早期阶段，利用金融服务特别是信贷资源的主要是富裕的在位者和那些有政治关联的人，金融资源主要有利于富人，会牺牲中低收入阶层的利益[5]。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对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的研究。章奇等利用我国省际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以全部国有及国有控股银行信贷水平所衡量的金融中介发展显著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并且金融发展的这种负面作用主要体现在上个世纪90年代[6]。姚耀军对中国1978～2002年间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存在着一种长期均衡关系；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且两者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人差距负相关且两者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7]。杨俊等利用1978～2003年的时序数据对我国金融发展与全国、城镇、农村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发展与全国、农村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金融发展显著且稳定的扩大了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8]。张红伟等利用我国1978～2007年的数据对中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但是在统计上拒绝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9]。

从以上研究文献可以看出，大多数学者是从国家层面来研究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从区域金融发展角度来研究两者之间关系的文献则相对较少。考虑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较大的差异性，结合湖南省的实际情况。本文选择向量自回归模型，选取湖南1978～2007年的金融发展水平指标、经济增长水平指标、城镇化水平指标和城乡收入差距指标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这些变量间的动态关系。

1 指标与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1978～2007湖南省城乡收入差距指标、金融发展水平指标、经济增长水平指标和城市化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具体的指标设置如下：

(1）城乡收入差距指标（CR）。本文采用城市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为消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对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以1978年为基期的城镇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加以调整。

(2）金融发展规模指标（FD）。考虑到中国金融行业发展的现实情况和借鉴以前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银行贷款余额和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金融发展规模。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并且在1997年之前我国银行主要以国有银行为主，因此1997年之前的湖南省银行贷款余额用国有银行的年底贷款余额来代替。

(3）金融发展效率指标（FE）。本文使用储蓄与贷款的比重即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和银行贷款余额之比来衡量金融发展效率。

(4）城镇化水平指标（CI）。大量的研究文献表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会显著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本文将城镇化水平作为一个重要的控制变量引入到实证模型当中，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

(5）经济发展水平指标（LAGDP）。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密切相关，本文也将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之中。用人均GDP来表示湖南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但为了减少数据的非平稳性，在下面的分析中，将对人均GDP取自然对数。

本文所有数据均来源于相应年份的《湖南统计年鉴》（2000～2008年历年）和《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并经过适当的整理，样本区间为1978～2007年，统计分析所使用的软件为Eviews 5.0。

2 实证分析过程

(1)ADF单位根检验。由于分析采用时间序列数据，首先要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为了反映变量的动态结构，本文采用Dickey-Fuller的ADF单位根检验，检验过程中滞后阶数的确定采用SIC准则。具体的检验结果见表1。

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上，所有变量的原始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均拒绝“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显示出显著的平稳性，表明变量均是I(1）序列，可以进行协整分析。

注：检验形式(C,T,K)中的C,T和K分别代表所设定的检验方程含有截距、时间趋势、滞后节阶数，N指不含C或T。临界值是在5%的水平下取得的。

(2）基于多变量VAR模型的Johansen检验。由于本文实证研究采取的模型有5个变量，所以采用基于5变量VAR模型的对回归系数进行检验的Johansen检验方法。此外，在进行协整分析之前，要先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本文在研究中采取AIC和SC准则来确定，经测算当滞后阶数为3时符合上述准则，故选择VAR模型的滞后阶数为3。据此，采用Johansen特征根轨迹检验来确定协整向量的个数，检验结果见表2。

由检验结果可知，在5%显著水平之下，变量之间只有一个协整关系。变量之间的协整方程为：

其中：（）内的数据为对应系数的标准差。

由协整方程可知:湖南的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城市化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就长期而言，湖南的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和经济增长水平的系数为正，表明它们对湖南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具有正的促进作用。城市化水平的系数为负，表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认为，湖南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和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的主要原因在于：湖南省的金融发展在城乡之间是非均衡的，湖南金融系统在金融资源的配置方面呈现出了明显的城市化倾向。农村的金融机构在吸纳农村储蓄的同时，储蓄的资金却大多被用于支持城市工业化的发展。长期以来，我国金融市场化进程比较缓慢，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在配置金融资源上，市场能力较弱，而政府则起了主导作用。在经济转轨的背景之下，政府更倾向于将信贷资源分配给分布在城市的国有企业，从资金上限制了其他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通过金融机构来获取发展资金，这无疑促进了经济的不协调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另外，由于长期的不均衡发展，湖南农村的金融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导致农村金融服务与城市相比，无论是金融组织结构、金融创新和金融业务上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这制约了农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民增收变得困难，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3）误差修正模型。通过协整分析得到了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城市化和城乡收入差距五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为了进一步探明这些变量之间的短期动态均衡关系和这些变量偏离他们共同的随机趋势时的调整速度，下面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解决这个问题。令上面得到的协整方程的残差序列为E，建立如下的误差修正模型：

其中：E（-1）表示协整方程的一阶滞后残差。根据上述误差修正模型，得到估计方程为：

从估计得到的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和城市化水平的t值都很小，而且方程的R2也很不理想，说明上述变量在短期内不能够描述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短期变化的因素还有待于考察和研究。

(4）脉冲反应和方差分解。为了进一步探明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经济增长、城市化和城乡收入差距五个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利用向量自回归技术进行进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向量自回归模型中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它能够比较客观地刻画出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及其效应。基于前文确定的向量自回归模型，采用乔利斯基（Cholesky）分解法得到脉冲响应函数图，如图1～图4所示。横轴表示响应函数的追踪期数（设置为10），纵轴表示因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响应程度。图中的实线表示响应函数的计算值，实线两侧的虚线表示响应函数加减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

由图1～图4可知：(1)当在本期给金融发展规模一个正冲击后，城乡收入差距会持续的扩大，在第4期达到最高点，4期之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幅度又开始缓慢平稳的下降。湖南金融发展的规模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长期的密切的关系，金融发展的规模在受到外部正冲击以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和较长的持续效应。(2)当在本期给金融发展效率一个正冲击后，前面2期的城乡收入差距没有收到冲击的影响，之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并在第4期达到最高点。但是城乡收入差距在经历了7期的扩大之后，又呈现出了负向的响应并一直持续。这说明金融发展效率在受到外部的冲击之后，在前面较长的时期内表现出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而后又转变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金融发展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正效应持续时间较长。(3)经济增长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持续的正向冲击。(4)城市化水平则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持续的负向冲击。

脉冲响应主要是反映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向，方差分解则用于分析因变量预测之误差是由那些解释变量引起的，以及各占的百分比。下面利用方差分解来分析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冲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度，以定量的给出金融发展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信息。结果如表3所列。

表3中，第一列为预测期，第二列是变量城乡收入差距的各期预测标准误差，这些误差是由修正值的现在值和将来值变化引起的；后五列均是百分数，分别表示以CR、FD、FE、CI和LAGDP为因变量的方程信息对各期预测误差的贡献度，每行结果相加都是100。从表3可以看出，在第1期，城乡收入差距只受自身波动影响，其他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波动冲击在第2期才显现出来。金融发展规模信息对城乡收入差距预测方差贡献度开始较低，随后迅速上升，并维持在47%左右，是所有变量中对城乡收入差距预测方差贡献最大的一个变量。金融发展效率信息对城乡收入差距预测方差贡献度逐步上升，具有较长持续效应。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增长水平信息贡献度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化长期效应较为明显。方差分析结果与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结果基本上是一致的。

3 基本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以湖南省1978～2007年的数据，运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脉冲效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研究了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增长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影响，得出如下结论：区域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应该针对不同区域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而不能照搬国家层面的研究结论。湖南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而短期内金融发展则不能够描述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就长期而言，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显著的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且金融发展规模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贡献度在所有的考察变量之中是最大的。经济增长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说明，就长期而言，在湖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从长期来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与我们一般的认识想符合。根据上述实证研究结果，结合湖南省实际情况，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在加大金融发展规模，提高金融发展效率的同时，从解决金融发展非均衡的问题着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特别是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改变信贷倾斜方向，加强对非国有经济的支持力度。湖南省的民营经济尚且不是十分发达，湖南省金融机构应该加强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解决其融资困难，资金缺乏的问题，为农村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从而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第二，要规范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由于长期的不均衡发展，非正规金融（特别是农村地区）表现的异常活跃，非正规金融作为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的融资难问题，但是必须要规范其运行机制，降低农民由于非正规金融发展所承受的风险，减轻农民负担，缓和城乡收入差距。

第三，在大力发展湖南经济的同时，要切实注意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防止由于城乡收入差距过大而带来负面的影响。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加大财政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力度，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逐步提高小城镇化水平，防止城乡收入差距的快速扩大。

参考文献

[1]蔡昉、万广华:《中国转轨时期收入差距与贫困》[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9):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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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章奇,刘明兴,陶然:《中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林毅夫发展论坛工作论文,2003,http//jlin.ccer.edu.cn/artickle/artickle.asp-id=235

[7]姚耀军:《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经验分析》[J];《财经研究》2005(2):49～59。

[8]杨俊、李晓羽、张宗益:《中国金融发展水平与居民收入分配的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2006(2)23～33。

城乡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研究 第6篇

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因其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别重要意义,使得相关研究广泛而深刻。然而纵观有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不难发现城乡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一直被隐含在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之中,鲜有直接实证城乡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文献,城乡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自然地被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所取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1978-2010年间,农民实际收入只增加了4.8倍,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从209.8扩大到13 190元,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1.8:1,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2.2:1,扩大到2010年的3.23:1;如果考虑农民收入中的实物部分,实际收入差距可能为5:1-6:1(1)。

在已有的理论文献中,城乡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可以在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的研究中得到部分证实。国外学者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问题进行研究,他们通过建立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模型(简称GJ模型),认为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1];Aghion and Bolton(1997)、Matsuyama(2002)等通过对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涓流效应”(Trickle-Down Effects)的分析,得出了与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相同的结论[2,3];通过对GJ模型的动态化改造,Townsend and Ueda(2006)证实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型”关系[4]。当然也有相当多的学者并不赞同上述学者的观点。比如Jalilian and Kirkpatrick(2005)、Jeanneney and Kopdar(2005)、Dollar and Kraay(2006)、Beck,Demirguc-Kunt and Levine(2007)、Honohan&Yoder(2010)等,并不认为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而是存在一种单向的关系,即金融发展要么扩大收入差距,要么缩小收入差距[5,6,7,8,9]。

与国外学者一样,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比如章奇等(2004)运用银行信贷占GDP比例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分析中国各省的银行信贷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认为“库兹涅茨效应在中国金融发展中并不成立”[10]。乔海曙和陈力(2009)、胡宗义和刘亦文(2010)认为在金融发展的初期阶段,金融深度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关系;在金融发展的中期阶段,金融深度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关系不显著;在金融发展的高级阶段,两者表现出负相关关系,显然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型”关系成立[11,12]。叶志强等(2011)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显著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不相关[13]。此外,王修华和邱兆祥(2011)、田杰和陶建平(2011)、张鹏和梁辉(2011),分别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与效率、农村金融排除、城乡金融资源非均衡化分布等角度研究了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14,15,16],这些研究虽然没有直接实证城乡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但其结果很显然地隐含着城乡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确证的推论。

当前中国城乡金融发展状况如何,城乡金融发展状况与城乡收入差距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关注社会公平和正义,以及对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在全面剖析城乡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机理的基础上,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以我国31个省级单位1992-2010年的数据资料为例,实证城乡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旨在为寻求破解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提供参考。

二、城乡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

纵观国内外的文献,鲜有直接研究城乡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文献,但是关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的文献资料则较为丰富,可以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的文献着手,通过借鉴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城乡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机理。

(一)城乡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与城乡收入差距

关于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Thomas&Nancy(2009)、Townsend and Ueda(2010)和Stiglitz等(2010)都做过相关研究。概括起来说,在金融抑制的条件下,穷人由于自身资本积累的限制达不到财富门槛水平而得不到高收益的回报,富人则由于自身在资本积累上的优势可以享受到高收益的回报,穷人和富人因原始资本积累的不同而带来的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17,18,19]。从图1可知,随着城乡金融发展程度的加深,金融功能也逐步健全,这主要体现在实际信贷供给提升和金融产品开发能力增强两个方面。从理论上讲,前者意味着信息完全程度和市场化自由程度的提高,由此将促进实业及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多,进而提高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后者指资产投资能力及相关收益的增强,最终提高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显然,收入差距将随着城乡金融发展的深化而不断缩小。以收入差距的视角来看,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导致城乡不同经济体通过资产偏好和公共选择途径促进借贷资产比重下降、资本利得税开征,进而阻碍城乡金融的健康发展(孙亮、尹杰,2009)[20],也就是说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城乡金融发展的负面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由于受我国长期实行的重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影响,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极为明显,城市居民因自身的信誉和经济实力比农村居民高和强,能更方便地获得金融服务,增加自身经济能力,进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林毅夫、刘培林,2003)[21];同时,受我国滞后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制约,城乡之间的金融门槛极为明显,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人为地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据《中国银行业农村金融服务分布图集》显示,当前我国县以下银行业金融机构存贷比为56.3%,比全国低12.72%;农村地区人均贷款余额不足5 000元,城市人均贷款余额超过50 000元,差额10倍多;县以下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年均增长率为9.72%,与全国水平相差5.94%。全国银行业机构网点平均每万人1.34个,而农村银行网点每万人仅为0.36个。不仅如此,城市金融创新较快,业务品种相对丰富,银行卡、电子银行、代客理财、衍生产品、资产证券化等新的金融产品层出不穷,基本能够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但是,目前农村金融只能提供基本的存、贷、汇服务,农村金融创新能力不足,业务品种缺乏,服务方式单一,结算手段落后,难以满足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此外,农村金融机构资产质量普遍不高,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和操作风险严重等问题也极为突出(温源,2010)[22]。在此情况下,自然不难理解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现实。

(二)城乡金融发展的降贫效应与城乡收入差距

金融发展的降贫效应,Hulme(2004)、Barr(2005)和Beck(2010)等人认为金融发展是通过影响经济增长来达到改变不同经济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的[23,24,25]。如图1所示,当金融发展足够充分的时候,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资金需求能够得到有效满足,不同经济体的整体经济状况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进而缩小彼此之间的收入差距。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方式,一种是间接方式,一种是直接方式;前者就是上文所述的“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收入差距缩小”,后者则指的是新型金融机构的成立(如我国村镇银行的设立等),其通过直接满足贫困群众(主要是农村人口)的金融服务,提高其自身收入,进而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0世纪90年代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以来,农村金融发展“真空”问题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显著扩大的时期[26]。通过新型金融机构的发展,如果农村金融发展的“真空”问题能够得到有效解决,则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将得到有效缓解。

(三)城乡金融发展的非均衡与城乡收入差距

关于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效应问题,Wei(1997)认为中国金融机构在金融资源配置上的城市化倾向,导致了城乡经济发展的差异和收入增长的差别[27];通过对不同区际之间金融发展的研究,Dayal-Gulati and Husain(2000)认为区际之间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性会延缓区际之间经济增长的收敛速度[28]。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市场体系还不够健全和完善,金融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和城乡之间的配置是不均衡的,这种不均衡性会直接制约着区际之间、部门之间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从图1不难看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具有典型的代表性,金融资源配置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行业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由于“原始资本积累的差异”,不同地区、行业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就无法回避(陈钊等,2010)[29],也就是说城乡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效应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三、城乡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实证研究

上述理论分析表明城乡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和非均衡效应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而城乡金融发展的降贫效应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就是说城乡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经济决定金融,金融服务经济。受我国省际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影响,省际之间的城乡金融发展差异也相当突出,要全面分析城乡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必须考虑城乡金融发展的差异问题。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从定量的角度研究城乡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必须选择有关城乡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设定相应的计量经济学模型。纵观相关的文献资料,除了城乡金融的发展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外,城乡就业结构、城市化水平、政府的经济政策等也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并加以考虑。

1. 城乡收入差距指标。

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是使用得最多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并没有反映城乡人口所占比重的变化,与我国的实际情况不相吻合。本文借鉴王少平和欧阳志刚(2008)的做法,采用泰尔指数来衡量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30],i省t时期城乡收入差距(uridit)为:

在上式中,j=1和j=2分别表示城镇和农村地区,z1t和z2t分别表示t时期的城镇和农村人口数量,zt表示t时期的总人口数量,p1t和p2t分别表示t时期城镇和农村的总收入(用相应的人口和人均收入之积表示),pt表示t时期的总收入。

2. 城乡金融发展指标。

本文拟从城乡金融的结构、规模和效率三方面来着手,衡量城乡金融的发展。(1)城乡金融发展结构。借鉴王志强等(2003)的做法,本文采用非银行资产占金融总资产的比重来衡量金融结构[31],即将城镇金融结构定义为:fsu=(非农业类股票筹资额+非农业保费收入)/金融总资产,农村金融结构定义为:fsc=(农业类股票筹资额+农业类保费收入)/金融总资产,则城乡金融结构为:fs=fsu/fsc=[(非农业类股票筹资额+非农业保费收入)/金融总资产]/[(农业类股票筹资额+农业类保费收入)/金融总资产]。(2)城乡金融发展规模。考虑到中国城乡金融的特殊性,本文采用戈氏指标衡量金融发展规模,将城镇金融发展规模定义为:firu=城镇贷款/城镇GDP,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定义为:firc=农村贷款/农村GDP,则城乡金融发展规模为:fir=firu/firc=[城镇贷款/城镇GDP]/[农村贷款/农村GDP]。(3)城乡金融发展效率。本文拟以存贷比来衡量城乡金融效率,即城镇金融效率为:feu=城镇储蓄/城镇贷款,农村金融效率为:fec=农村储蓄/农村贷款,则城乡金融效率为:fe=feu/fec=[城镇储蓄/城镇贷款]/[农村储蓄/农村贷款]。

3. 城乡就业结构指标。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流向城镇,来自城镇的务工人员收入已经成为农村居民纯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农村内部,来自二、三产业的非农产业收入所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也不断提高,农民非农收入已经成为影响其收入的第一要素。因此,可将城乡就业结构定义为:emps=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数/总就业人数。

4. 城市化水平指标。

陈钊、陆铭(2004)认为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有重要的影响[32]。由于城镇居民有一部分没有城镇户籍,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会低估城市化水平。因此,本文采用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城镇化水平,即urban=非农业人口/总人口。

5. 政府的经济政策指标。

虽然政府经济政策的范围极其广泛,但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影响的主要是偏城市化的财政支出政策和对外贸易政策(陈钊、陆铭,2004)[32],可将其定义为:fina=政府财政支出/GDP;open=进出口贸易总额/GDP。

在定义了上述指标情况下,考虑到城乡收入差距绝非一朝一夕形成,受前期的影响较大,因此建立如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在上式中,为减轻异方差带来的负面影响,所有指标均取对数,ci表示个体异质性,uit表示随机误差项。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依据梁琪和滕建州(2006)年的研究成果,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总量数据“结构断点”大多出现在1992年以前,选择1992年以后的面板数据可以不考虑“结构断点”问题[33];同时,考虑实际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实证研究数据的时间跨度为1992-2010年,研究样本为我国的31个省级单位。本文城乡金融发展方面指标的原始数据均来自历年的《中国金融年鉴》、《中国乡镇企业统计资料(1978-2002)》、《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其他指标的原始数据资料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2010》及中国资讯行网站。

(三)实证过程及分析

为避免伪回归的存在,本文采用Stata10.0,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考虑到不同检验方法有其自身的优缺点,为增强检验结果的可信度,本文最终选择四种主要的方法同时进行检验,取四种方法均一致的结果。本文选择的经验分别是Levin,Lin&Chu检验、Im Pesaran and Shin检验、ADF-Fisher Chi-square检验和PP-Fisher Chi-square检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表1),虽然所有变量的原始序列没有同时通过上述的四种检验,但是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均同时通过检验,这充分说明本文所选择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

注:*表示10%显著性,**表示5%显著性,***表示1%显著性。

在确保所有变量一阶单整的前提下,本文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相关回归分析方法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表2的工具变量估计量、差分GMM估计量、SYS GMM估计量、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的检验统计量(Sargan Test和Differenced Sargan Test统计量),以及一阶差分方程误差项自相关的检验统计量等也一并给出。在表2中,根据方法(3)所汇报的Sargan检验概率值p(p=0.0065)可知,差分GMM工具变量无效,这暗含着工具变量与误差项相关或误差项存在异方差的可能。方法(4)的目的是为了纠正由异方差所带来的系数估计偏差问题,m2即AR(2)的概率值p(p=0.655)表明,差分的误差项存在二阶自相关且不显著;同时,Sargan检验的概率值p(p=0.597)也表明二阶差分GMM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当因变量一期滞后项系数为0.8-0.9时,差分GMM估计的系数相对于系统GMM来说不准确性要大。因此,通过对比表2中方法(5)和方法(6)的Sargan检验和差分Sargan检验的概率值p,可知方法(6)即系统GMM(SYS GMM)的估计量具有更好的一致性和有效性。

注:(1)*表示10%显著性,**表示5%显著性,***表示1%显著性。(2)小括号内数据为标准差,方括号内数据为p值。(3)在同方差假设条件下,用Sargan检验统计量来检验矩条件是否存在过度识别;差分Sargan检验统计量是用来验证系统GMM(SYS GMM)工具变量的有效性。(4)m2代表AR(2)的检验统计量。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选择表2中(6)列的回归结果,分析城乡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1. 城乡收入差距滞后项视角。

从城乡收入差距滞后项来看,城乡收入差距滞后项对基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作用很大,从表2中的第(6)列回归结果来看,回归系数高达0.8751,且与基期高度显著。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绝非一朝一夕产生的,而是由来已久的,这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显著扩大的事实是相吻合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基于当前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的现实,虽然近些年来政府高度重视改革经济成果共享与社会公平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是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并不会在短期之内消失。

2. 城乡金融发展水平视角。

从表2的第(6)列回归结果来看,城乡金融发展的结构、规模和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从城乡金融发展结构角度来看,城乡金融发展结构的系数都为正且显著,这说明通过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贷款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对于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意义重大。20世纪90年代国有银行实行商业化改革以来,受资本逐利性和避险性作用的影响,金融机构大规模“非农化”和“城市化”,坚守农村的农村信用社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虽然受多方面原因的制约,农信社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农信社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从城乡金融发展规模角度来看,城乡金融发展的规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说明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金融发展规模巨大,但是受当前金融体制的影响,农村金融资源大量流入城市,农村的“金融真空”问题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显著拉大。从城乡金融发展效率角度来看,城乡金融发展的效率系数为正且显著,这说明城市金融资金利用的效率高于农村,资金大量流向城市,加速城市经济的发展,进而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3. 城乡就业结构视角。

从表2的第(6)列回归结果来看,城乡就业差异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与现实是相符合的。随着大量农村富余人口流向城市,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发生变化,城乡就业结构随之开始变动。虽然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一方面缓解了城市用工的压力,也增加了农民收入、繁荣了农村经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受诸如就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多方面条件的制约,农民工的实际所得有限。所以,城乡就业差异的系数为0.0031,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是很明显。

4. 城市化水平视角。

从表2的第(6)列回归结果来看城市化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原农村人口变为城镇居民,在“蛋糕”不变的情况下,城镇人口的增加会降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人为快速诸如“农民上楼”、“农民进城”和“农转非”式的城镇化进程无异于“杀鸡取卵、涸泽而渔”,不会从长期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带来实质性的作用。

5. 政府的经济政策视角。

由于政府的财政支出带有显著的城镇化倾向,大量资金投入到城镇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对城镇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间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因此财政支出方面指标的系数为正,仅为0.0982,且不显著。对外开放与财政支出一样,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可以直接带动地方经济的增长,还可以提供相应的就业机会,但是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城镇,外商直接投资活动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含义

在分析城乡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机理的基础上,本文设定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以1992-2010年我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为例,并对此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清楚地显示:1992-2010年我国城乡金融的发展,无论是城乡金融发展的结构、规模还是效率,都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农村金融的快速发展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由于城乡收入差距是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突出表现,受前期发展基础的制约,城乡收入差距问题难以在短期之内得到全面有效的解决。另外,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诸如城乡就业结构、城市化水平、政府经济政策(如偏城市化的财政支出政策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制约。因此,为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我们给出如下建议:

第一,要加大对城乡金融发展的政策引导力度,切实有效地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要建立农村资金回流反哺农村的机制,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农业、农村和农民,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冉光和等,2011)[34]。要通过对现行信贷制度的创新,破除信贷需求压抑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性根源,积极探索农村金融资源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新路径。要创新农村信贷工具,尝试新型抵押担保机制,发展金融衍生工具,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此外,还需要加快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构建一种稳定而有效的、能够最大限度凝结不同利益主体共同偏好的农村金融制度,尽量缩小城乡金融制度之间的差距,促进农民增收脱贫。

第二,要拓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渠道,重视务工收入在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作用。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一方面,地方政府需要加大对农村劳动力培训的投入力度,为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有效转移创造条件,实现农村劳动力由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变,尽量增加外出务工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需要抢抓我国当前产业梯度转移的机遇,加大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力度,加快农村乡村工业的发展,增加农民工“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的机会。此外,政府应该强化当前的农民工用工体系和医疗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改变农民工的弱势群体地位,千方百计增加农民工的实际收入。

第三,科学理性看待城市化进程,有条不紊地推进城乡统筹的步伐。实践已经证明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有其自身发展的独特规律,任何人为加速城市化进程的做法都欠妥当。尤其是在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的情况下,过快地推进城镇化进程只会导致更多的贫困。因此,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角度看,要加快城镇化进程,更多需要的是加快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

我国金融排斥的城乡二元性研究 第7篇

金融排斥 (Financial Exclusion) 是金融地理学上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始于1997年, 是国外政府部门金融管理部门优先考察的议题。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来分析:1.城乡金融排斥程度的时空差别。2.城乡金融排斥二元性的影响因素。本文试图通过模糊曲线法来明确各要素的重要性, 突出其在金融复杂系统中的相关作用及关系。3.从城乡金融地域系统的空间联系去探讨减少金融排斥二元性的方法。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一) 金融排斥城乡二元性的客观表现

省区平均意义水平上的金融排斥程度差别说明了农村地区金融发展落后, 我国各省区的金融发展中, 城乡失调严重。省区与农村区域的金融排斥程度明显, 如山西省城乡金融排斥程度对比, 农村排名第8, 而全省区的金融排斥排名为21;西部地区除四川、内蒙古的单项指标位居前列以外, 其他各省份的城乡金融排斥都较为明显。总体来讲, 我国大部分省份城乡金融排斥倾向于二元性发展, 全国23个省份金融排斥二元性的程度水平偏高。以中西部省份最为明显, 制约了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二)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1. 理论分析。

对金融排斥来说, 必须综合考虑需求引致、供给诱导及社会环境三个方面因素。需求引致是指由金融需求主体的一些特征带来的排斥现象, 包括收入、年龄、教育等。供给诱导是指影响金融机构资金供给的相关因素, 包括产品多样性、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排斥的社会诱发因素主要有:人口统计变化、市场化程度等。需求、供给、社会这三方面因素相互制约和影响。如提高技术水平, 收入上去了, 对先进金融产品的需求也会增加, 排斥程度就会降低。引起金融排斥的因素较为复杂, 关系密切, 除了用传统的计量工具外, 还可利用模糊曲线来检验各要素的贡献弹性。我国城乡金融二元结构体系运行特征不一, 要保证城乡空间系统的可比性, 必须综合考虑影响城乡金融排斥的各方面要素。此外, 还可以通过模型构建来分析城乡金融二元化结构的变化趋势。

2. 诱因选择与处理。

(1) 收入是金融排斥的重要要素, 在其他控制变量均衡的情况下, 收入越低, 金融排斥的可能性越大。 (2) 就业状况。就业水平的高低会使金融排斥程度发生很大变化。 (3) 技术水平。尤其是手机技术在乡镇的普及, 将有助于居民接受主流金融服务。 (4) 教育, 也叫金融教养, 金融教育程度越深, 其金融排斥性越小。 (5) GDP增长率。它是城乡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优劣的表现形式。 (6) 财政支持力度。政府对城乡经济的支持力度不同, 城乡金融二元化程度也会不同。

三、实证结果与检验

(一) 计量分析

农村金融排斥与收入、技术、教育等负相关, 与年龄正相关, 且回归系数多为1%以上。城市金融排斥与收入明显负相关, 回归系数多在1%水平上。与农村金融排斥的影响要素不一样, 城市的就业率、技术及教育对其排斥程度也不同。比如技术, 在我国, 技术能够推动农村金融发展, 但其对城市的金融发展影响较小。这是因为城市的电话、网络普及率偏高, 对金融排斥的影响度低。而提高农村信息技术, 农业的科技化程度也会上去, 农产品融资渠道也会拓展开来, 农民收入会增加, 金融排斥会降低;另一方面是因为城乡金融体系较为复杂, 金融排斥各要素之间相互制约, 而传统的线性分析方法则只反映其内在关系与作用过程。

(二) 模糊曲线检验结果

模糊曲线分析法是由诺斯—阿拉姆斯实验室最新开发的极具价值的统计方法。它能够压缩输入数据的维度, 找出影响产出变量的重要因素。

(三) 城乡联动的变系数模型检验

城乡经济二元结构以及城乡金融地域系统处于割裂状态中, 很多学者不重视城乡空间联系。城市金融发展可扩散到农村金融, 通过实物渠道及资金渠道拉动农村经济、金融增长, 两者存在一定的互补效应。所以, 减少金融排斥的城乡二元性, 可统筹城乡金融, 加大农业金融投入力度, 切实满足农村居民的基本需求。

四、结论与建议

(一) 城乡金融系统的运行特征与模式不同, 所以即使是诱

因相同, 其作用机制也不一样, 解决城乡金融排斥的切入点也不一样。

(二) 从城乡统筹角度出发, 充分利用城市金融的扩散力, 减少城乡金融的二元化。

可增加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 提高其金融产业成长水平, 最终实现城乡金融地域系统和谐发展。鼓励在农村地区设立金融机构分支机构, 实现城乡金融合作、信息共享等, 实现城乡金融网络多样化联通。针对那些发展落后的农村地区, 可建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政府亦可给予相应的政策性金融支持。

(三) 金融排斥分为消极和积极两种, 政府要干预的是消极的金融排斥。

(四) 培育大型农业企业。

这样一来, 可以增加农民收入, 从而减少金融排斥, 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如培育优势、特色农产品, 如河南的大蒜基地等, 并给与资金支持。信贷流程方面, 可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也可在传统银行设立农业服务绿色通道, 满足农业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 进而推动金融包容的稳步发展。

五、结语

金融排斥的城乡二元性程度差距明显, 要减少这种金融排斥, 必须分析引起排斥的关键因素, 采取有效方式, 统筹城乡金融发展, 从而满足社会对金融的实际需求。

参考文献

城乡金融关系 第8篇

费孝通早年开展的社会学研究始于吴江的开弦弓村, 开弦弓村是靠近大都市的农村, 有其发展的特有优势, 费孝通此后又对云南三村等地开展了实地调研, 并运用类型比较的方法对这些农村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在费孝通一系列的研究中, “城乡关系”的理论是他研究的重点, 也是贯穿他社会学领域研究生涯的重要线索。当下学者们的研究多着重于费孝通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小城镇研究, 事实上, 费老早年对于“市镇”问题的研究真正开启了关于“城乡关系”讨论的先河, 更值得我们去探讨与反思。对所谓“城乡关系”展开深入剖析, 在城乡联系视域下讨论市镇问题, 才能对市镇的重要性以及市镇在城乡关系中扮演的角色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城市和农村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 是社会分工的必然, 又是人类社会不可分割的整体。城乡关系泛指存在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矛盾、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普遍联系与互动关系。

在《乡村·市镇·都会》一文中, 费孝通对于中国乡村和都市的关系提出了“相成相克的两种看法”。根据文中提到的“城乡相成论”, 我们可以发现整个城乡系统的关键在于都市的“输入”与“输出”功能, 都市具有工业技术能够将输入的农产品作为经济而使其升值然后输出, 而乡村又源源不断地向都市提供不能全部自消的剩余农产品。在这一互动过程中, 都市实际上对乡村进行了“双重反哺”:一方面, 都市作为农产品市场在购买乡村剩余农产品的同时, 也对乡村进行了资本的输入, 并且这一项资本的输入量与都市的市场规模成正比;另一方面, 经过都市升值后的工业制造品最后也反馈给农村。从这一层面上考量, 似乎城市对于乡村的经济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从理论上说, 乡村和都市本是相关的一体, 如果想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程度, 这个乡市相成论是十分重要的”。

在中国的过去和现在, 乡村和都市 (包括传统的市镇和现在的都会) 是相克的。这里所谓的相克, 主要体现在都市对乡村的剥夺, 乡村则对都市提供供奉作用。城乡相克关系的形成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传统市镇并非生产基地, 他们并没有多少产品可以去和乡村里的生产者交换贸易;另一方面是由于乡村靠不上都会。现代都会一方面把大批洋货运了进来, 另一方面又用机器制造日用品, 结果造成乡村手工业的溃败。在费孝通看来, 城乡的对立关系是一种不正常的关系状态, 都市与乡村本身应当是相辅相成, 相互协作的两者, 我们要做的是重建城乡之间的有机循环, 促进他们的共同发展。这表明, 城乡之间是存在一定矛盾的, 这一矛盾的存在并非必然, 只是一种非正常社会秩序的体现, 这就需要市镇在其中予以调和, 当城乡之间的矛盾得以缓解, 才能真正促进城市与乡村的共同发展。

2 关于“市镇”的讨论

2.1 市镇的概念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一书中首次剖析了农村社区中集镇的地位和作用。贯穿费孝通农村社区研究的中心命题, 是传统乡村社会 (包括市镇) 在近代历史情境中的变迁, 他在《禄村农田》的导言中指出, 他要“考察的主题是现代工商业发达过程中农村社区所发生的变迁”。这一阐述, 为今后的市镇研究框定了主题和方向。

在《乡村·市镇·都会》一文中, 费孝通讲述了传统市镇的形成过程。“在乡村里生产者之间, 各人所生产的东西可能并不完全相同, 于是需要交换。这种贸易在大部分的中国到现在还是在日中为市式的‘街’‘集’等临时集合的摊子上进行的”, “乡村里很大部分的贸易活动就到这类街集为止”。“在比较富庶的地方, 这类街集集合的时间可以频繁些, 频繁到每天都有, 更在这些集合的场所设立了为憩息之用的茶馆, 为收货贩运者贮货的小仓库———成了一个永久性的小市镇”。这类小市镇是由于乡村的贸易需要而产生的。

费孝通在《论城?市?镇》一文中指出, “从商业的基础长成的永久性的社区, 我们不妨称之作‘镇’。”这一叙述对市镇的概念做出了总括性的表述, 这一说法也进一步强调了商业贸易对于市镇形成的重要作用, 同时也体现了市镇的经济功能。

2.2 市镇兴衰的原因

费孝通指出, “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压力是目前中国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他注意到, 靠近大都市的市镇, 其消费品多由进口商品和大都市工业制品所构成, 导致传统市镇工业受到冲击, 同时由于长期经济衰退, 乡民既无力购买大都市和国外的工业品, 其生活程度的下降也萎缩了向市镇的购买力。在《江村经济》中, 费孝通提到现代制丝业的先进技术引入中国后, 乡村丝业开始衰退, 并累及盛泽镇昔日“日产万匹”的传统丝织业。这些情况都表明现代工商业对市镇的兴盛与衰落有着深远的影响。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 交通运输条件也是导致市镇兴衰的重要原因。在江南水乡, 一种名为“航船”的制度性安排, 将农户、航船和集镇联结成商业网络, 使集镇赖以依存的“乡脚”非常广大, 并使日常消费品“航船”, 既是消费者的购买代理人、生产者的销售代理人, 也是集镇社区的信贷代理人。便利的现代交通条件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市镇的发展, 而交通的不便利则是一部分市镇衰落的原因。

3 市镇在城乡关系中的角色分析

费孝通认为, 市镇是农村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 那么市镇在城乡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便也可以从这几个方面说开去。

3.1 中介者

费孝通指出, “集镇是农村商业经济中心, 同时也是农村政治、文化的中心”。这里农民的生活, 不是直接同上海发生关系, 也不同苏州、南京发生直接关系。它是同自己的细胞核心发生关系的。这就是我们理解的所谓集镇。”我们可以发现, 农村并不是直接与它靠近的都市发生关系, 而是通过市镇, 才与城市产生联系, 因而我们可以认为, 市镇在城乡关系中扮演着中介者的角色, 这一中介功能主要是市镇促进了城市与乡村在空间上的联系。

市镇是沟通城乡关系的桥梁和纽带, 市镇在城乡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主要体现在市镇可以联系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经济往来、政治沟通和文化交流。市镇首先在经济上起着重要的联系作用, 它是工业品的销售市场, 是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市镇的本质特征即是作为农村的经济中心, 促进商品流通。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市镇在其他方面的作用都是经济功能基础上的衍生物。费孝通指出, “这里所指的城, 那种以官僚地主为基础的社区, 对于乡村偏重于统治和剥削的关系”;“而那种我称作镇的社区, 因为是偏重与乡村间的商业中心, 在经济上是有助于乡村的。”城市通过市镇将城市资本以购买商品的形式输入农村。农村则通过市镇, 输出其不能完全自消的农产品。在这种购买与贩卖的过程中实现城乡经济的有益循环, 在这一循环链中, 市镇显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建设发展市镇, 对振兴农村经济, 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 控制大中城市恶性膨胀, 逐步消除城乡差别, 有重要作用。

3.2 平衡者

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着固有的矛盾, 只有对这些矛盾给予适时的调和, 才能避免城乡之间的冲突。市镇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减压阀, 也是城乡关系的平衡者。在城市与农村“相成相克”的关系体系中, 乡村往往是其中处于弱势的一方。乡村需要发展, 需要强大起来, 离不开外界的帮助, 市镇的存在就可以为乡村提供一定的扶持。城市在飞速发展, 根据“城市克乡村”的理论, 城乡之间的差距会不断加大, 城乡之间的矛盾也将不断激化。市镇能够迅速传递市场信息, 扩散先进技术, 更好地发挥各地区的商品生产优势。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 市镇不断地将城市创造的财富和发展机会带给农村,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乡之间的矛盾。城市的工业可以到市镇安排原材料加工、扩散产品, 带动扶持乡镇工业发展, 促进工业分布均衡合理, 也缓解了城市的工业压力。

除了经济上的平衡作用, 市镇的平衡者角色还体现在维系政治稳定上, “不论附属于‘城’的工商业怎样发达, 在以地主为主要居民的社区里, 它的特性还是在消费上。这些人口之所以聚集的基本原因是在依靠政治以获得安全的事实上。” (1) 政治稳定是发展经济的保证, 人们最本质的需求是富足祥和的生活, 只有当城乡之间的矛盾得以缓解和平衡, 城市和乡村才能真正地得到发展。市镇的存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城乡之间爆发政治冲突的可能性, 维系了城市和乡村在政治生活上的稳定性, 促进了城乡居民的和谐共处。

3.3 交融者

市镇是上世纪30、40年代城市人政治避难的转移场所。那时的中国, 受到西方列强入侵及占领的影响, 城市的政治环境陷入不稳定的境地, 大量的城市人口期望离开城市寻找更为稳定的生活环境。这些人口若全部转移到乡村, 势必给乡村带来巨大的压力, 而从城市到乡村生活方式巨大的转变也会使得这些转移出来的城市人口感到不适应。这个时候, 政治环境相对稳定、物质生活相对丰裕的市镇就成为了大量城市人口可以享受安逸生活的地方。

市镇也是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渡地带, 形成了以货物流通为基础的类城镇化现象。虽则大部分的乡村是可以自给自足的, 但是这样的经济也必定是匮乏的, 为了追求更加富足的生活, 乡村人口会产生向城市流动的意愿, 如果说直接流向城市有一定困难与不适应的话, 那么流入市镇这一过渡地带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此外, 一部分拥有大量土地而不自己行耕种之事的“不在地地主”也成为市镇的主要居民, 这样的选择既使他们拥有更好的生活环境, 也不至于由于距离太远而带来诸多不便。

在这个城乡人口双向流动的过程当中, 市镇增加了城市与乡村居民之间的交集, 也加强城乡之间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融合。市镇的发展有利于推动乡村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发展, 推动乡村的精神文明建设, 也有助于城市人口理解乡村的文化理念和习俗, 促进城乡之间文化的融合。

4 小结

对于城乡关系的探讨是费孝通开展社会学研究的重点, 始终贯穿他的学术生涯, 给后来的学者带来莫大的启示和丰富的经验。重读费老早期关于市镇问题的论著, 可以发现市镇是农村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它在城乡关系中扮演了中介者、平衡者和交融者的角色, 它为支持乡村经济的发展, 缓解城市人口膨胀的压力, 维系政治稳定, 促进城乡之间的文化交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于费孝通早期城乡关系理论的再探索, 给我们结合新的发展形势和发展机遇, 探究城乡一体化的新形式带来了重要的启示和帮助, 是具有深远意义的研究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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