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范文（精选12篇）
经济理论 第1篇
长期以来, 人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 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才可以搞市场经济。而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应该统一地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邓小平突破了这种传统思想,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创造性地提出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设想。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内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制度, 是邓小平在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过程中在经济领域的重大突破和理论创新。它是符合中国现阶段发展的正确理论。
1. 什么是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是商品经济的发达形式。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换并受市场机制的调节。市场成为了推动商品生产的基本手段和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所以,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一种比较充分发展的现象和形态。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高度, 就需要一个统一的市场并通过市场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 这就形成了市场经济。”简言之, 市场经济是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 其具体表现形式是随供求的变化, 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也就是所谓的价值规律。价值规律是只无形的手, 它自发地在市场中起着调节作用。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家的宏观调控。国家运用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 称为有形的手。两只手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 无意识形态之分。
2.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调节经济的手段并不属制度的范畴, 但当它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便被赋予了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由不同的利益主体通过市场的公平交易、平等竞争来促使资源合理配置。社会生产正常运行、生产和需求实现平衡, 从而推动生产力发展。但它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大环境中运行的, 不能脱离这个社会制度而单独存在。也就是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我们坚持实行市场经济, 即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第二个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里的关键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曾说过:“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 没有别的路可走, 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 就要回到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 就连温饱也保证不了。”所以实行市场经济只是繁荣经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手段。我们可以用, 但不能脱离社会制度而用。
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在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摸索中逐步形成和确立的。符合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1.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初步思考。
新中国建立之后, 中国一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不可否认, 它曾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 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已凸显出来, 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因此,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提出伊始, 主要仍是以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只作为辅助调节的手段。但这已实现了由排斥市场到接受市场的伟大突破。邓小平在1979年11月在与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的谈话中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 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经济。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 也可以结合市场。”1980年, 邓小平又强调:“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 都再次重申了市场调节的重要作用。虽然这一时期仍是以计划经济为主, 但市场经济的作用已初露端倪。
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1982年十二大已经再次强调了市场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搞清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邓小平一直在进行理论上的思考。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实践和理论探索。1984年10月,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明确指出了“改革计划体制, 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 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应用价值规律, 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10月, 党的十三大又再次明确了市场机制的作用, 不再以计划为主。
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式确立。
从1987年10月的党的十三大到1992年初,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 这一阶段是集十四年改革开放之大成, 终于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的思想束缚, 最终提出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三大过后, 经济理论界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上已向市场倾斜。但1984—1988年间,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中国出现了物价上涨、宏观调控失灵等诸多问题, 加之1989年, 社会主义国家动荡不安, 1991年苏联解体等问题。中国理论界出现了否定市场经济的趋势。邓小平以革命家的气概坚定了不是搞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信念。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经济都只是手段。”这就对市场经济的争论作出了彻底的总结。1992年, 党的十四大, 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基础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到确立经历了一个长期的争论和摸索的过程。但最终到得以确立在于它的科学性和充分的现实基础。
1. 计划经济体制种种弊端阻碍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
新中国建立伊始, 中国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 工业化也处在比较落后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采取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以便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 加速经济增长和提高工业化程度, 缩短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在当时中国的经济结构比较简单, 经济目标比较单纯, 人们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热情比较高涨的情况下, 这种经济体制曾为经济的发展和新生社会主义的巩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 结构的增加, 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 这种体制的种种弊端逐渐显露出来。其一是这种体制信息的不完全。其二是对劳动者的激励不足。导致国家不能做出及时和正确的决策和工人建设热情退减、生产积极性不高。因此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2. 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的要求。
邓小平在分析中国现处阶段时指出, 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理论包含两层含义:第一, 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是属于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 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 初级阶段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性。中国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 还不符合马克思对社会主义所描绘的那种水平。因此, 实现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现代化是不可逾越的阶段。党在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也客观上要求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作用的发挥。通过平等的竞争机制提高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完成中国经济的原始积累, 为实现中国真正意义上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创造条件。
3.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要求。
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自计划经济体制弊端逐渐凸显, 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 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的研究, 都证明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优越性。市场经济克服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 它不是由中央机关统一搜集、传输和整理信息, 统一发放生产指标, 而是市场上分布的各个企业对市场上供求的变化及价格的变化作出及时的反应, 有选择地吸收和处理信息。这就大大提高了各个企业的积极性和为最大程度上发挥聪明才智提供了空间和环境。同时也会很大程度上减少因信息不完全造成的资源浪费。
结束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历史上第一次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的独创性理论体系。自确立以来经历了二十年的实践检验, 为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无论从形成过程还是现实基础来看, 都是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需求的。因此,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科学的理论, 我们要继续贯彻和实施市场经济体制,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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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 第2篇
内容摘要:忙碌一年,环球经济终于迎来复苏的迹象,全球股市触底反弹:美股弹60%,香港反弹超过1倍,内地反弹80%。可以看出,股市复苏的热度显然比宏观经济复苏的热度要高出许多,在宏观经济还没有走出低迷的情况下,股市已经达到3000点之上,比最低点位时大涨千点之多,也让去年低位入市的投资者大获全胜,社保基金的股市投资已经开始扭亏为盈。人民币将于年内剩余时间维持平稳,但会于加速升值,以对抗届时可能发生的通胀。预计今年第4季度GDP增速可能达到10%甚至更高水平。全年经济增长将实现略高于8%的预期目标,将维持在8.5%左右,而明年一季度可能更高。今年中国第4季度经济增长有望超过10%,全年GDP增速将达到8.5%左右。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回暖;GDP增长;股市反弹
股票的价格是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未来的风险预期以及由此形成的估值水平决定的,股价是针对未来企业表现的情绪反映。1500多只股票的价格综合起来,就形成了投资者对未来宏观经济表现的总体情绪。所以,股市在相当程度上,可以代表宏观经济。即:股市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股价反映的是投资者对经济形势的预期,因而其表现必定领先于经济的实际表现.
在经济衰退至尾声时,绝大多数投资者已远离证券市场,每日成交量很小.此时一部分有眼光且不断搜集和分析有关经济形势并作出合理判断的投资者开始吸纳股票,股价开始慢慢上升。
美国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进口大幅度减少,虽然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开始起作用,但由于美国资产在这轮风暴的大幅缩水,其购买力很难恢复到之前的水平。而美国失业率不断刷新(10月份为10.2%)更加剧了其消费压力。这对于依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中国无疑是一个坏消息。
虽然国内GDP实现了保八的目标,但是这主要得益于政府的投资而非消费,如果经济趋于平稳,国家政策一旦收缩,经济是否继续高速增长便成为未知。同时,因为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依靠政府的强力推动,而对于政府出钱.这存在很大风险。钱从政府和中央银行来,投放量超过一定限度,股市跟楼市就会出现泡沫,如果不收紧,泡沫一旦破裂,后果严重。
众所周知,香港的楼房泡沫爆破后,近才可恢复。但是此时如果收紧,刚刚有点起色的经济可能会掉头下滑,功亏一篑。
所以虽然各国明白泡沫破裂的危害,但因为经济增长仍未稳固,各地政府短期内仍不大可能会收紧,即使调整,也不会加息,最多回收一点资金。从目前各国的动作来看,除了澳大利亚连续两次加息外,其他各国继续保持低利率政策。
由于受益于投资持续高速增长、消费的实际增幅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出口产品国际市场份额稳中有升、工业生产稳步回升等4方面因素,支撑中国经济明显复苏,预计今年第4季度GDP增速可能达到10%甚至更高水平。全年经济增长将实现略高于8%的预期目标,将维持在8.5%左右。
所以现在的市场,不论是政策面、资金面、投资者信心层面、以及上市公司今年的业绩成长预期,都是向好的方面发展为主,预期向好占据主流。这样的市场背景,即使大盘出现反复,也不会构成太大的下调压力。何况大盘在近期的连续上行过程中,本身就很谨慎,大盘上涨持续时间较长,但上涨幅度有限,一些技术性调整需求,大多已在大盘反复与震荡中同步进行。
表现在盘面,每天盘中股票有涨有跌,热点轮换节奏较快,一些短线涨幅较大的品种,大多会在盘中顺势震荡调整,以消除获利筹码带来的压力.在年第二季度之前,政府不会正式实施紧缩政策。
预计受益于出口稳步回升、消费全面复苏以及个人住房投资进一步加大,中国经济将于2010年后期持续保持强劲增长。其中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预期将由的-2.3个百分点增至2010年的0.3个百分点。因为中国股市的表现一般较潜在的经济增长期领先2-3个季度,因此预计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中国指数将于2010年第二季度反弹,也即市场开始消化中国经济2010年将持续强劲复苏这一预期时。
股价变动与经济周期之间呈现出大致相似的波动形状。个人认为,大盘多半会选择继续强势。近期A股呈现一方面是金融地产股的疲软,另一方面则是产品价格持续上涨预期强烈的品种有着较为乐观的表现,尤其是农业股、水泥股、有色金属股等品种。这其实折射出市场对通胀预期渐趋强烈背景下的思路转变,即越来越多的关注起产品价格上涨的主线。
正由于此,业内人士认为A股市场的.涨升空间依然乐观,因为金融地产股其实也是典型的通胀预期受益概念股,只不过目前市场的资金面尚未达到支撑金融地产股走主升浪的程度。这也印证不同行业受到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程度不同。在摆脱经济衰退而进入发展阶段初期时,最先复苏的以致股价上扬的有地产业,建筑业,汽车业,化工业等。
而目前我们正处与经济危机下经济复苏增长的初期,所以应多留意此类股票。我们应看到国民经济增长的大趋势,树立投资信心,同时,也应注意经济周期的波动图,弄清国民经济处于经济周期的哪一段,以作正确投资。
人民币方面,人民币将于年内剩余时间维持平稳,在2010年会加速升值,以对抗届时可能发生的通胀。尽管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内外环境总体上好于去年,但仍需面对来自7方面的风险和挑战。即:房地产业能否保持稳定发展,消费需求增速下降,投资大幅度增长产生的金融风险,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压力,美元贬值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贸易保护主义与贸易摩擦。
参考文献:
[1]陈永新.证券投资学.四川大学出版社,
寻求经济理论的创新 第3篇
“经济控制论”的名称可能会使人误解，以为它不过是数量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而已。实际上，经济控制论有两种含义。其一，指的是由数量经济学、管理经济学、经济系统科学、运筹学等与控制论相结合而形成的新学科，基本上属于数量经济学的范畴。它把人和物及各种经济参数视为被动的控制对象，对具体的经济过程的动态特性和控制方式进行研究。杨著所着力探讨的，并非这一意义上的经济控制论，而是另外一种。这种经济控制论高度重视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人与人之间既协作又竞争的关系，研究在经济系统中人的积极性之主动结构与经济分工结构之间的关系，涉及到物质利益、责任问题、竞争的控制功能等等，实际上是把控制论所特有的逻辑结构应用于经济学领域而产生的一门新兴的经济理论学科。为了与前面那种经济控制论相区别，有人认为后者实际上应称之为“控制论经济学”，而非“经济控制论”。
尽管在这本书中所大量运用的数学符号和控制论术语，可能会使人误以为它仅仅是一本数量经济学论著，但只要仔细阅读过此书后就不难发现，作者对经济系统的内在规律，如分工度、反馈效率、竞争水平、流通效率等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大量分析研究，并提出了不少富于独创性的见解。纵观全书，不仅从字里行间而且从全书的布局谋篇之中，都可使人呼吸到一股清新的气息，领会到某种理论创新的信息。
作者把经济系统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具体的生产技术效率，不同个人在这方面的差异，是分工发生和发展的基础；第二个层次是经济中人与人之间分工协作的组织结构，如工厂、公司、托拉斯等等；第三个层次是通过价格、收入、利润、利息等来控制分配，构成反馈回路；第四个层次是通过经济立法来控制前三个层次。这四个层次相互作用，使经济系统不断地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发展。作者深入分析了这个发展过程及其运行机制。显而易见，这里的经济系统实际上是商品经济系统。但是，作者对商品经济的研究探讨却与传统理论有别。他另辟蹊径，在理论上进行了新的开拓。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及商品经济的关系，是一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内学术界也很快在这一点上形成了一致的意见。但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底是什么样的，应当怎样搞，却没有一个现实的经济模式可供效法，也没有一个现存的理论模式可作指导。由于历史的原因，商品经济只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下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是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加以批判考察的。今天，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已经表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的商品经济，有其内在的规律、机制和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不过是在一种缺乏自觉认识的前提下，被动地适应了这些规律和机制的要求，并把它们纳入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轨道而已。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必要了解商品经济本身的性质，因此，把商品经济这种特有的社会生产方式从资本主义经济中剥离出来，研究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和机制，探讨自觉掌握和运用这些规律和机制的途径，就成为当前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
据笔者个人的体会，在杨小凯的这部著作中，作者正是把这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作为自己主要的研究标的的。尽管作者本人对于这一点并未作明确的表述和声明，但从全书的内容来看，他确实是以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及其历史发展过程的丰富素材作为研究背景，运用经济控制论的方法，把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商品经济从资本主义经济中剥离出来，对其发展过程及运行机制进行了富于创新性的研究。尽管还存在着种种不够完善之处，但应当承认，作者的研究仍然取得了不少有意义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远在一九八二年即已完成，这充分显示了作者的理论见地。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近来已有大量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不少突破。但是，纵观这些文章，总有一点不够令人满意之处。它们或从社会分工和利益的差别性来论述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或从分工、交换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和性质来论述商品经济的普遍性，或论述价值规律的一般性质，或探讨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大多数仍沿袭了传统理论的研究方法，局限在一般抽象领域对一些本质性范畴作定性的探讨。即使联系到具体实践的成果，大多也是以这些具体实践的经验赋予这些本质范畴以新的含义，给它们以新的发展。这些工作无疑都是十分需要的，但是，埋头进行这方面探讨的人却都忽视了另一个方面，即针对比一般的本质规定要较为具体的商品经济的展开层次如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笔者认为，这后一方面的研究，无论是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还是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都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对于当前这场规模宏大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更是如此。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我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所谓充分发展的商品经济与不成熟的商品经济之间的区别，大抵都是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发育程度的区别。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是从自然经济模式或产品经济模式向商品经济模式转化的结构变革。在广大农村，将尚处在低级阶段的商品经济抚育成熟，更是发展的关键之所在。改革实践中提出的大量问题，往往并不是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定问题，而是如何使“人的积极性之主动结构”得以充分发挥功能，如何具备良好的宏观控制功能的问题，是如何建立切合实际并实现优化的商品经济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的问题，是在改革中涌现出来的各种组织结构如何运行、演化和发展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实践的问题，也是重要的理论问题。它们迫切需要借助于理论的分析给出解答，以便为进一步的发展提供条件，并避免失误。如果经济理论仍然恪守传统，把自己封闭在对一般抽象规定的定性探讨之中，对上述问题倒表现出一致的沉默，那么这样的理论对实践就很难产生指导作用，而只能成为实践的尾巴。
与此相对照，在传统经济理论十分薄弱的地方，本书却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细致深入的研究。作者始终着力于探讨分工组织结构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以及通过价格、收入、利润、利息等商品经济的展开范畴对这个过程的调节控制机制，给我们揭示出以前很少论及到的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这一侧面，深化了我们对于商品经济的认识，也给我们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不少启迪。
例如，货币范畴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范畴之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出货币的本质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它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在本书中，作者却把货币所体现的社会关系放在商品经济的展开层次中来考虑，揭示了货币在经济系统运行机制中的功能：它是传输经济信息的标准语言。经济效果的差异经由一定的传输通道最终转化为生产者或经营者本身收益的差异，这就是信息的传输。信息传输是保证经济系统取得最大经济效果的必要手段。由于各个不同的经济单位都有自己的千差万别的“内部语言”，如资源的可利用性、稀缺性，生产的产量、质量、效率、品种、规格、消耗、占用，消费者的需求结构和需求强度等等。如果要求直接传输，必将使经济信息传输效能降低。而货币却能将各种各样的信息语言综合成统一的标准语言进行传输，大大提高了整个经济系统的传输效能，这就是货币的标准语言功能。如果对它施加限制，就会使经济效率受到损失。
又如，通过对商品经济中分工组织的发展过程进行分析，作者很自然地揭示了从事调节价格、利息、分工度、比例平衡度等参数的超级分工产生的必然性。商品经济中典型的超级分工活动有专业金融活动、交易所活动等等。由于经济活动中存在着分工度的放大效应、竞争的放大效应、比例平衡度的放大效应、价格变化的放大效应等等，这类活动调节着这些参数的变化，不仅使经济系统自动趋向于最优结构，而且往往能在短期内创造很高效益。分析超级分工在经济运行机制中的功能，不难发现它们是商品经济本身所固有的范畴。它们可以同资本主义私有制相联系，成为资本家剥削工人不劳而获的方便工具；也可以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联系，成为国家对经济系统进行分层控制的一个层次，受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调节和控制；在这里，超级分工经营者与直接生产者和直接经营者之间应当是一种特殊的分工协作关系。可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有必要存在超级分工和超级分工经营者，并非什么难以理喻之事，而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且，国家通过分层控制方式参与并控制这些活动，能够取得比直接控制生产经营更好的对经济系统的控制能力。
总之，杨小凯的这本著作，对经济系统的结构演化和运行机制给予了特别的注意，进行了大量的分析，由此而形成了与传统经济理论截然不同的鲜明的特色。它启发笔者想到另外一个问题：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究竟应当如何建立、如何发展？
笔者认为，传统的经济理论在四个方面存在着畸重畸轻的弊病，即重本质轻现象，重抽象轻具体，重原则轻机制，重定性轻定量。换言之，传统经济理论十分热衷于对经济范畴的抽象的本质规定方面进行分析，而疏于探讨这些范畴在现象形态的具体联系；热衷于从本质规定中引申出经济活动的原则，而疏于研究经济系统的运行机制；热衷于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定性分析，而疏于研究经济系统中的数量关系。这种在四个方面畸重畸轻的理论框架，抽掉了联系本质规定与具体现实的一系列中介环节，形成某种封闭化的理论结构。它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和本质规定当成具体的行动计划和指导方案的传统经济模式在理论上的翻版。
体制改革不仅冲破了传统的经济模式，也打破了传统的理论模式。传统理论由于在一般规定与经济现实之间留下了一大片空白地带，失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纽带，因而只能成为高悬于空中的孤立、封闭的权威和教条，同改革中多维多向、立体交叉的社会现实结构，形成尖锐的矛盾。在改革过程中，搞实际工作的，常常抱怨理论上的条条框框对于人们手脚的严重束缚；搞理论工作的，却不管怎样手忙脚乱地修补原有理论结构，也无法跟上实践的飞速发展。事情往往弄成这样，起初，是改革者们顶着理论的压力先干起来，待到事情干好了，成功了，马上就有许多理论文章去论述那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但理论的指导作用何在呢？传统的理论丧失了对于生活的指导作用，于是乎，一种重经验轻理论的风气便悄悄地潜入了人们的脑海。这是另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一年来改革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失误提示我们，仅仅靠走一步看一步的经验办法，是很难顺利完成这场错综复杂、工程浩大的体制改革的。在沸腾的现实生活中，不仅有对旧理论的反思，更有对于理论创新的热切呼唤。改革的实践在迫切要求经济理论的系统分析和论证。经济理论必须尽快冲破传统理论的框框，打破封闭化的理论结构，开拓出一条创新之路。
经济理论的创新，首要的任务就是形成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机制的系统化认识。同传统理论相比，强调运行机制，是在理论目标和研究重点上的一个重要转换。
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中，盛行着事事到经典著作中去找根据，以引证代替论证，照搬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风气，而不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细致地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现实。这不能不造成理论目标和研究重点上的“系统偏差”。
笔者认为，马克思所创立的一整套完整的以资本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为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在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主要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不列颠博物馆中堆积的政治经济学史的史料也已汗牛充栋。马克思在这个基础上占有了充分的资料，仔细深入地分析了各种经济现象，从中得出了最一般的抽象概括，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从发生、发展到消亡的一系列规律。对资本主义经济作一般概括并揭示其运动的一般规律，是《资本论》的理论目标。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当然要重视并且必须继承《资本论》的科学成果，但继承决不等于照搬照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人们面临的大量问题，是在生产关系的基本结构——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确立的条件下，如何建立起更为具体的体制结构，以及经济系统如何才能良好运转的问题。解答这些问题，提供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应当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目标和研究重点。
传统的理论经济学往往致力于对社会主义作一般抽象概括，试图建立一个类似《资本论》的一般理论体系。近年来，一些同志察觉到，这种想法很难实现，其中一大困难，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至今尚未为建立这种理论体系提供充分的材料，因此不知从何着手进行分析。由于社会主义现在仍处在发展阶段，各个具体形式远未充分展开。如果没有对各种具体形式的深入思考，就很难正确地作出一般概括。即使勉强建立起理论体系，往往会将某种理想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出发点。这很容易导致将某种既定的经济体制模式当做唯一有效的模式，用它来指导和约束经济实践，而不是从具体的经济结构在实践中的动态发生过程来探讨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这就难免造成实践中和理论上的失误。马克思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索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在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在做不出一般概括的地方，我们何不先去分析具体的经济体制形成、发展和运行的机制，先做好这项按顺序必须首先完成的工作呢？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对未来的社会主义规定了一些基本的原则，也作了一些大致设想。但当时究竟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经验，难以形成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系统化认识。而形成这样一个系统化的认识，就成为当代理论经济学的重要任务。这不仅需要随时总结实践经验，而且需要总结发展商品经济的规律，并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把商品经济的一般机制放在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环境中进行考察，形成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由于运行机制是从基本原则到经济现实的中介环节，它比具体的现象要抽象，比本质规定要更复杂更具体。要把握住它，就必须吸收和运用现代科学的成果，在更为综合和系统的角度上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换言之，我们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指导下，运用经济控制论所提供的观察角度、研究方法和概念体系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笔者之所以希望读书界对杨小凯的这本著作予以充分重视，就在于作者在这方面作了不少有益的探讨，为我们寻求经济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很多启示。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日
经济理论 第4篇
一、经济增长的黄金分割律
从众多的经济理论中可以看出, 黄金分割律是较为重要的理论之一, 最早是由著名的经济学家以古典增长模型为依据, 进行深入分析而得。从这一理论运行的本质上看, 主要是为了使得人均消费达到最大化。其中资本和劳动比率是其中较为关键的两个因素。如果这二者能够使得资本的相关边际产品达到劳动的增长率, 就可以实现消费的最大化。如果经济的发展可以获得所需的资本, 就会产生更多的资本存量。如果需要使得工人的消费水平最高, 就需要对其资本量进行严格地控制。经济的增长量和工人的资本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 经济的增长需要严格按照黄金分割律来进行。如果超过了黄金率就会使得资本出现过度积累, 这种状态不会产生有效性。不仅是资本的浪费, 同时也不利于经济的增长。
二、古典增长模式
采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式可以保证市场经济的价格保证一致性。所谓的一致性就是指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 合意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相一致。同时价格机制因素是使得这两种情况得到统一的重要条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如果资本的增长率超过了劳动增长率, 说明资本本身的价格处于下降的状态, 同时劳动的价格得到提高。对于企业来说, 资本投入就会不断增加, 进而控制劳动的投入。从某种程度上属于一种替代模式, 进而使得资本的产出率得到提高, 减少合意增长率。最终, 资本的增长率和劳动增长率趋于一致。
第二, 当资本的增长率小于劳动增长率的时候, 会使得资本价格明显增加, 繁殖劳动价格下降, 为了改善这一经济发展现状, 企业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进行改进, 进而提高劳动投入量。通过多种模式的改变, 资本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逐渐形成一致的状态。这也是古典增长模式使得经济达到一致性的实现机制。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得到了企业经济管理者的普遍认可, 使其融入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三、经济周期波动变化
所谓经济周期就是指国家在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稳定的情况下, 产生的经济增长总水平的波动情况。从传统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发展情况来看, 主要可以分为几种不同的阶段, 其中包括萧条、复苏、繁荣以及衰退等, 这四个阶段明显地反映出经济发展的不同规律。但是从现如今的经济发展上看, 和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具有新的特点和变化,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在传统的国民经济发展上来看, 物质生产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大。这种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社会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因此, 需要在现如今的社会经济发展中, 调整物质生产部门的比重, 增加信息产业的构成。久而久之, 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逐渐减弱。而且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主要也是采用现代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因此, 经济周期的波动也产生了明显的变化。
(2) 第三产业对于经济增长周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众所周知, 第三产业就是以服务业为主, 以先进的技术和知识为主要依据的经济获取方式。由于现如今, 网络技术、先进知识的发展, 经济发展也逐渐实现了创新的模式, 因此, 经济的周期性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中、电视、计算机等先进的媒体设备可以进行信息的高校处理, 传输网络、校园网络以及卫星通信技术等对于经济的增长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可见第三产业的发展较为迅速, 同时在经济周期性上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3) 高新技术和传统的工业领域相结合, 较为普遍的就是计算机技术应用到工业生产中, 不仅改变了固定资产的更新方式, 同时也使得经济周期产生了变化。从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上看, 主要是依靠机器大生产来提高经济的增长。但是当成产模式无法满足社会需求的时候, 就会积极采用新技术和新设备, 进而满足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发展需求。计算机技术的运用, 可以增强市场的适应能力,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同时, 设备的更新和改进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尤其是计算机设备的更换或者是维修等, 都会延长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固定资产的更新情况被减缓, 就会引发经济周期的连续波动。
(4) 高新技术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一体化也提高了科学技术的创新水平, 新产品的生产周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现如今的经济发展方式改变, 使得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到投产阶段需要的时间逐渐降低, 实现了科技发展的一体化。除此之外, 一些大的企业也形成了经济-科学-技术的综合实体, 较为典型的就是贝尔系统。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经济发展周期的波动。
(5) 网络时代的优势就是使得信息作为有效地调节机制,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同时市场价格机制运行也会出现失灵的状态, 因此, 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对其进行调节保证经济发展的均衡性。符合市场的发展需要。这一做法已经得到了西方多数发达国家的借鉴和认可。在进行经济调节的过程中发挥了较大的优势。现如今, 商品、货币的流通都会使得经济发展观念产生严重的变化。使得经济波动周期的波动幅度增大。从理论上讲, 由于信息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地位日益重要, 信息量的增大, 信息传输速度的加快, 必然使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环节、各产业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幅度缩小, 使经济增长升幅、跌幅落差缩小。从实践的发展上看, 欧美发达国家信息技术的进步, 包括对传统产业的改造, 以及信息服务业壮大, 正以人们难以预料的方式和速度向前发展。这些国家的经济已经开始迈入知识经济和信息网络化时代, 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方式都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那种工业时代的大起大落的经济周期波动, 即将成为历史。
四、政府采取的经济波动调控手段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 虽然在乘数与加速系数的相互作用下, 经济会自发地形成周期性波动, 但政府在这种经济波动面前仍可有所作为。政府可以根据对经济活动变化的预测采取预防性措施, 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 以维持长期的经济稳定。而政府的措施主要通过以下三个环节来实现。
(1) 调节投资。经济波动是在政府支出及自发性投资不变的情况下发生的, 如果政府及时变更政府支出或者采取影响私人投资的政策, 就可以使经济的变动比较接近政府的意图, 从而达到控制经济波动的目的。例如, 在私人投资下降时, 政府可以增加公共工程的投资, 增加社会福利的转移支付, 或采取减税、降低利率及银行储蓄率等措施鼓励私人投资, 从而使总需求水平不致因私人投资的下降而降低, 以保持经济的稳定、持续的增长。
(2) 影响加速系数。如果不考虑收益递减问题, 加速系数与资本—产量比率是一致的。政府可以采取措施影响加速系数以影响投资的经济效果。例如, 政府可采取适当的措施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使同样的投资能够增加更多的产量, 从而对收入的增长产生积极的作用。
(3) 影响边际消费倾向。政府可以通过适当的政策影响人们的消费在收入中的比例, 从而影响下一期的收入。例如, 当经济将要下降时, 政府可以采取鼓励消费的政策, 提高消费倾向, 增加消费, 从而增加私人投资, 进而促进下期收入的增加。
五、总结
综上所述, 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周期是左右经济运行的基础和关键, 只有对这两个方面进行深入介绍和分析, 才能保证经济的正常运行。从经济增长方面看, 要严格遵守经济增长理论的相关规定。经济发展模式是客观的, 但是顺应经济理论的做法确实主观的。经济周期的波动性也是影响经济运行的重要方面。可见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周期的相关理论值得仔细推敲和揣度。经济学家需要以传统的经济理念为基础, 加上现代化的经济运行理念和方法。努力实现经济运行的系统化和规范性。
参考文献
[1]陈昆亭, 周炎, 龚六堂.短期经济波动如何影响长期增长趋势[J].经济研究.2012 (01)
[2]刘金全, 王雄威.我国货币政策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联性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2 (01)
德国循环经济理论 第5篇
循环经济本质不仅仅是单纯的“生态经济”，它是现代经济增长模式危及了人类长远生存之后，人类社会要持续发展，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进行深刻反思后产生的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循环经济要求伴随经济转型的同时，在社会管理、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作相应的转型。德国学者认为循环经济内涵中涉及哲学基础、生态学基础、经济学基础和制度基础。环境经济学是将循环经挤与环境保护联系起来的理论基础学科，是国家环境决策的重要理论依据。资源经济学为循环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持，各国学者将经济学原理与方法应用于资源领域的研究，在成本与收益等方面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分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资源经济学理论。德国学者和其他国际学者合作提出了著名的四倍跃进理论，认为可以以一半的资源消耗创造出双倍的物质财富。此外德国学者还针对资源的调查、评价、规划、保护和合理利用等进行了大盘的研究，环境经济学理论与资源经济学理论逐渐丰富.为循环经济理论学说奠定了基础。
德国一直走在循环经济发展的前列，其循环经济的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a，通过对废弃物经济学的深化而形成现在的循环经济理论。德国把发展循环济的重点放在废弃物资源的回收再利用和发展可再生资源等方面，与此同时在德国是一个能源紧缺的国家，能源供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20世纪90年代初，德国几乎没有可再生能源工业，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也没有领先的技术，然而短短的十几年中，德国在可再生能源利用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目前已经在风能、太阳能等利用领域居世界领先水平，其能源政策和技术值得借鉴，为了摆脱对进口和传统能源的长期依赖，德国政府在制定能源政策时，把重点放在了发展可再生能源和节约传统能源两个方面，以期实现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可持续发展。在发展可再生能源方面，德国确定了能源再生技术的目标，并采取政策支持新型能源，通过提供国家补贴和低息贷款的方式，德国政府鼓励开发和使用风能、太阳能及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在节约能源方面，德国政府大力推行行业节能措施，对各行业及其产品都有严格的节能要求。汽车企业生产的新车只有达到油耗标准的才能销售;家电产品要进行节能性能分类，并贴上能效等级标签;建筑方面，政府通过制定和改进建筑保温技术规范等措施，不断发掘建筑节能的潜力。德国在节能降耗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已取得了一定成效，图2一1显示了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脱钩的情况.图2-2则显示了通过节能和提高能效等措施预计在2050年实现的基础能耗量的减少情况.再生能源产业总产值达100亿欧元，其中风能占47.9写.德国风力发电总功率达2645兆w，累计装机容量达14609兆w，整个欧洲风力发电有一半在德国。德国2004年生产的绿色能源中，风力发电景占44%，超过水力发电量的38写.目前，德国风力发电占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54%，是世界上利用风能最发达的国家，全球1/3的风能由德国风力发电机发出。风力发电量约占德国全年总发电里的6%，不仅满足了德国的电力需求，而且风力发电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260万t，极大地保护了自然环境①.太阳能利用也成为德国可再生能源开发的新亮点，德国2004年太阳能产业的总产值达到20亿欧元，比2003年增长了60%。在欧洲，德国的太阳能利用水平名列前茅，房顶、路灯、指示灯到处可见到太阳能的利用，投入太阳能产业不仅能改善生态环境而且还能在较短时间内收回投资成本.获取较高的经济效益，形成良性的建设模式。(二)德国的环境无害化技术
环境无害化技术主要是通过对废弃物和产品的回收及再利用，达到减少污染排放，合理利用资源和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其主要技术有:
(”工业生态技术工业生态技术是工业生产技术的发展方向，提倡在企业间进行中间产品、最终产品或废弃物的循环利用，以处理好工业生产系统同环境的关系，最大限度减少工业生产对环境的举响。
(2)生物除污技术生物除污技术是利用微生物和植物来除污，它比传统的掩埋，焚烧等除污技术更加合理和环保。
(3)二氧化碳深埋技术二氧化碳深埋技术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技术之一它的主要做法是在废气排放之前将二氧化碳与其他气体分离，然后将其掩合包装处置技术。该工艺是首先将废复合包装粉碎，利用纸吸水的特性，把废复合包装分离形成纤维浆，然后将纤维浆挤压成大包，再运到芬兰和德国的造纸厂进行造纸。第三，废塑料包装处置技术，主要包括原料法和材料法两种方法。
(5)城市塑料固体废弃物处理技术目前主要有填埋、焚烧和回收再利用三种。德国侮年有20万t的PVC垃圾，其中30写在焚化炉坐燃烧。德国联邦环境局已规定所有的焚化炉都必须符合每立方米废气值低于。.1眼(纳克)的限量.其焚化炉空气污染标准已属世界公认的高标准。作为塑料回收，最重要的是进行分类，德国一家化学科技协会发明以红外线来辨认类别，既迅速又准确，只是分拣成本较高，研究人员开始设法提炼出塑料内化学成分以便再利用，所采用的工艺方法是将聚合物的长链切断，恢复其原有的性质，裂解出的原料可用来制作新的塑料。有些方法是通过加人化学元素促使相结合的碳原子化学裂解，或是加入能源促成其热裂解。德国拜尔公司开发出一种水解式化学还原法来裂解PUC海绵垫。实验证明，化学还原法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它只能用来处理清沽的塑料，例如生产制造过程中产生的边角粉末和其他塑料废料，而家庭里使用过的沾染上其他污物的塑料，则很难用化学分解法处理。(三)德国循环经济的法律措施
德国循环经济立法起步较早，经过儿十年的立法实践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德国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对避免和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废弃物的移交、利用和清除都进行了明确而详细的规定。德国循环经济立法中的预防原则、污染者付费原贬、合作原则等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同时，德国在循环经济法律法规的贯彻方面也有积极的经验:德国以收费和征税为杠杆，通过实施产品责任制以及制定明确的废弃物处置定量目标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通过主管部门监管和企业内部控制构建了有效地监督与协调机制;从形式和行政两个层面建立了一套责任和慈罚机制.在能源方面，德国政府高度饭视节能德国循环经济发展遵循着3R原则，把环保现代化看作新科技、工业政策的重要部分，要求发展具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环保工业，并要求研发有益于生态的新技术、生产工艺和生态工业产品。德国的无害化处理技术、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废旧家电回收综合利用技术、生物技术、零排放技术等的研发应用使德国在循环经济领域保持世界的领先地位。在提高资源和能源的使用效率方面，2004年德国颁布的c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法》.促进清洁技术使用的同时，避免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使用，保护资源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德国政府在对污染环境进行征税的同时，也制定了相应的激励与优息制度，鼓励企业和居民减少污染，提高资源的回收及利用效率.同时，实施环保产业项目研发的优惠政策，使得德国环保产业国际市场占有率高达21%，居世界第一位.现阶段，中国仍然面临着资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矛盾，应以现阶段的能源紧缺为契机，大力深化在节能政策执行和监督等领域的改革，使节能工作在全社会更广泛、更深人的开展，以取得更有效的成绩。在能源政策方面加强政策支持，实行“绿色循环体系的实现”与“政府政策支持”的双重发展战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积极推动能源税费改革，减少能耗，转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为可持续的绿色经济增长模式，提高绿色经济系统的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开发绿色市场、绿色生产、绿色消费，鼓励绿色投融资、绿色监管、绿色评价等措施。在能源技术方面，政府应加大环保资金投人，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结合中国环境污染状况，发挥中国高科技资源优势，积极推动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转变传统的能源结构，向清洁和可再生能源转0。同时，加强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合作与交流，往重国际技术转让.本文由机械格栅http:/// 喷泉设备http:///
经济理论 第6篇
摘 要: 通过分析近年来经济史研究的若干重要范例,认为经济史研究若欲取得更大进展,必须重视经济学理论的学习和运用。依据不同的研究对象,选用适宜的分析工具,将史实与理论有机地融为一体,是提高经济史研究水平,并与国际接轨的可行路径。
中图分类号: F1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09)05058605
Oragnic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Historical Reseach and Economic Theories
LIU Pingsheng(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y,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 China)
Key words: economic history; economic theory; research paradigm
Abstract: Through analysis of recent research on economic history, the breakthrough in the research on economic history should focus on the learning and use of the modern economic theorie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topics, select corresponding instruments and try to integrate historical facts and economic theories into a harmonious unity. That's the feasible way for Chinese scholars to make greater progress and keep pac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一
经济史研究到底应该如何进行?是学术界由来已久的话题,而将现代经济理论应用于经济史研究已成为不少学者尝试变革研究范式的一种努力。经验表明,一项研究成果,能否在学术界和学术史上站得住脚,主要看两条:一是要有足够的材料支撑,这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性条件;二是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判断,此谓之“创新”。而一项研究若欲提供新的认识,研究者首先必须熟悉学界现有成果,同时拥有自己的理论资源和分析工具。
宋代经济史研究界注重理论工具与历史材料的结合,收到很好的效果,像葛金芳著《南宋手工业史》[1]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就目前而言,在宋史和古代手工业研究领域中,海内外学术界运用的理论资源大约有五六种,传统一点的,日本有唐宋变革期即“近世”说(对欧美亦有影响),国内有资本主义萌芽说。近年来新兴的,国外有原始工业化(即早期工业化)说、江南区域经济研究和贡德•弗兰克(A. Gundre Frank)等人的“世界体系”说;国内亦有“早期工业化”说和江南区域经济研究(如李伯重等)。葛著主要采取的是原始(或早期)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和江南区域经济研究这两种理论资源。1973年,美国学者门德尔斯(Franklin F. Mendels)发表《原始工业化:工业化进程的第一阶段》,主张将人类工业化进程划分为原始工业化和工厂(机器)工业化两个阶段,而所谓原始工业进程指的是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中“传统组织的、为市场的、主要分布在农村的工业的发展”。[2] 1977年,德国学者P.克里特(Peter Kriedte)等人的《工业化前的工业化》,将原始工业化定义为“其人口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为区间市场或国际市场进行大批量的工业商品生产的农村地区的发展”。[3]葛著有意识地寻找与基本史实相适应的分析工具,将“原始工业化”、“分工”和“专业化”、“市场化”等核心概念运用于南宋史的研究,首先提出对南宋手工业发展的整体认识框架,然后再不断回到史料中去验证、提炼自己的认识。全书结合南宋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通过对南宋矿冶业、造船业、纺织业、陶瓷业、造纸与印刷业、桥梁与建筑业、漆器业和文具制造业、食品加工业、制盐与酿酒业的分章考察,认为南宋手工业获致三大历史成就:日用品行业生产规模扩大;民营手工业占据主导地位;技术革新与工艺革命有重大进步。不仅如此,葛著还提出南宋手工业发展进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是多数行业的制造重心移至江浙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区;二是轻工业部门发展速率超过重工业部门,形成一种“超轻结构”;三是南宋手工业受到海外贸易的强力拉动,呈现出鲜明的“外向型”特征。这些成就和特色表明,南宋手工业的劳动分工不断加深,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得以空前拓展,为市场而生产的专业化区域大量存在,亚当•斯密《国富论》中所论述的经济发展动力——即以分工深化和市场扩大为特征的“斯密型动力”,也反复出现,其增长方式已然由广泛型成长(the Extensive Growth)向斯密型成长(the Smithian Growth)转变。因此,南宋手工业的总体发展水平是处于北宋以来的原始工业化进程之中。而传统看法认为,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经济”体系没有分工和专业化,少有技术革新,不存在市场需求推动的经济增长,有的只是自然经济气息浓烈的农耕文明。葛著显然不满足于此种“刻板式”、“脸谱式”的定论。虽然,专业化可能在没有市场需求(即没有交换)的推动下发展,如为家庭生活或者封建主(或者地主)的需要而进行的手工生产,但是在南宋时期数量庞大的民营手工业生产却明显是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实现的,特别是在海外需求的刺激下获得发展的。葛著通过引入新的理论方法成功地转换了看待问题的角度,从而得出了南宋手工业存在分工和专业化、存在由市场导致的斯密型动力等迥异于传统的结论。
国外经济史家早已发现,早在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数个世纪中,分布在城市及乡村地区小型、分散的工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集中表现在从资金、企业主、工人、技术乃至市场等方面,为其后的工业革命准备了条件。意大利经济史家多梅尼科•塞拉指出:“在近代初期,为数最多的生产单位就是那些不可胜数的作坊、城市的陋室或乡村的茅舍中,由工匠带着他的几个助手或亲戚,从事打铁、操作织机、印刷机或丝带织机这样的工作。”[4]350因此,从历史渊源看,在工业革命发生前的数百年中,工业化进程早已启动,其主要特征就是“为市场而生产”。也就是说,在机器生产成为社会经济系统中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之前,工业化进程在历史上还可能存在多种多样的不太成熟、不太发达的其他形式;而这些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地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具体形态。就南宋时期手工业而言,其具体形态就是处在现代工业化之前的“原始工业化”过程中;只是与西方现代工业化发展水平相比,南宋的原始工业化显得“不太成熟、不太发达”而已。但是,南宋原始工业化的成就与意义却不能低估,“它为工厂(机器)工业化铺路搭桥,推动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经济向以工业为主体的近代经济转变”。[1]13由此可见,葛著试图探寻的不仅仅是发现经济现象之间显而易见的时间序列,而是更关注于隐藏在材料背后的因果联系和经济规律。
葛著将南宋手工业发展的总体水平定位为处于“原始工业化”历史进程之中,这是一个独特的长时段的宏观视角。换言之,葛著是将南宋手工业放在从汉唐到明清这样一个长时段的发展过程之中并经前后比较,才得出上述看法的。葛著认为,南宋的立国态势与经济格局已与汉唐时期全然不同。秦汉“第一帝国”和隋唐“第二帝国”,都是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立国基础的大陆帝国,不仅经济重心位于司马迁所说的“三河”(河内、河东、河南),即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且政治中心亦在长安和洛阳这两点间摆动;汉唐间历时千年的“丝绸之路”更是向着西部的中亚和西亚延伸,故取“头枕三河、面向草原”的姿态运行在大陆帝国的轨道上。然自晚唐以降,我国开始由内陆型国家向海陆型国家转变,其基础性动因是经济重心从中原向东南地区的加速移动。至迟到北宋晚期,江南经济区已成为新的经济重心。特别是以长江三角洲为主体的东南沿海地区,以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为后盾,开始表现出向海洋发展的倾向。在海外贸易的拉动之下,以生产交换价值为己任的商品经济日趋繁荣,以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此与汉唐农业社会(以生产使用价值为己任的自然经济为基础)形成鲜明对照。其立国态势一变而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所谓“头枕东南”,是指南宋时期,我国传统社会的经济重心已从原先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特别是东南两浙、福建、江南东西等路。所谓“面向海洋”,是指南宋经济迈向开放型市场的发展趋向。这个转折的实质性内涵是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习俗取向变为市场取向,从单一种植经济过渡到多种经营,从基本上自给自足到专业分工有所发展,从主要生产使用价值转为生产交换价值,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而面向海洋、走向开放型市场,正是向工商业文明迈进的关键一步,其意义非同小可。[56]原始工业化进程正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中得以启动的。由此可见,作者试图探寻的不仅仅是经济现象之间显而易见的时间序列,而是更关注于隐藏在材料背后的历史场景和经济趋势。在这里,葛著又遵循着一个重要的历史主义原则:任何经济系统都必然是不同的具体元素的结合体,这些因素因其是历史的产物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二
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统一起来的研究思路实际上是近年来许多学术名著所采用的研究范式。它的一个好处是在理论的启示下,可以开掘新的史料,或者发现原有史料的新价值。我国著名学者秦晖(与苏文合著)的《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7]试图重新“科学地认识农民”,吸纳的理论资源就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兴起的“农民学”(Peasantology)。从农民学视角出发,作者选择前近代关中农村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在以当地原始地籍档案、以及多种地方志等资料为基础,提出了“经验性”研究的结论:此即“关中模式”——“关中无地主、关中有封建”的模式。这个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证伪了“封建主义的基础是地主土地所有制”或者“封建生产关系就是地主占有土地、收取地租以剥削佃农的关系”等传统看法。由“关中模式”的经验意义出发,秦晖将其推广应用于前近代中国、甚至近代中国社会经济体系的分析与反思,不仅重新定义了自然经济、宗法共同体与依附人格等三个封建关系要素,而且在此过程中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宗法农民文化、农民的伦理观念和思维方式以及农民的二重价值体系等举足轻重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看法。如果没有现代农民学这个新视角的启发,秦晖等人的新看法也许难以产生,关中原始地籍档案等史料原有的价值也可能难以被发掘。
美籍华人学者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的著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8]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9]又是一个将经济理论运用于近代农村经济研究的著名范例。黄宗智运用现代微观经济学边际报酬递减原理,借助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s)研究印尼稻作农业所使用的“内卷化”(Involution,又译作“过密化”)概念,[10]将之用于我国华北及长三角小农经济的考察。他用了10年时间分析、解读了20世纪30年代人类学家实地调查的资料,特别是日本“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门对华北平原33个自然村和长江三角洲8个村庄的调查资料;同时又补充了他本人于1979—1980年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的清代刑部档案和宝坻县户房档案,以及费孝通、林慧海等人的调查材料,经研究后指出,我国农业经济自明末清初以来一直到近代,在既有技术条件下,由于人口压力、制度约束和生态环境等原因,小农收入不是随着劳动投入增加同步增长,而是出现了边际报酬递减现象;这就使得中国小农经济长期以来只有“量”的增长,而没有“质”的发展。正如杨师群所言,黄宗智“这一社会经济史的思路虽然长期以来备受争议,但却一直是讨论中国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之关系的理论前提,其学术规范性能力之强是显而易见的。”[11]在现代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视角之下,黄宗智使20世纪30年代原本“沉默无言”的资料和档案,“说”出了中国小农经济运行的规则和逻辑。这再次说明理论和新方法的引入有利于开拓新的史料,有利于发掘史料中原来被忽略的价值——史料中沉睡的生命力被重新激活。
将经济理论与历史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又一好处是,经济理论的运用有利于完成方法论的转换,形成新的研究切入点或者新的讨论前提,从而扩大理论应用的范围。美国新经济史名家诺斯(Douglass C. North),与托马斯(Robert P. Thowmas)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12]在探讨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兴起原因时,克服以往仅从偶然的技术革新角度把工业革命作为起点和原因的传统偏见,运用交易成本、公共产品和所有权等理论重新加以解释,指出近代工业革命的发生与私人财产制度有直接关系,如果没有制度保证和个人经营的刺激,近代工业革命就无法产生,“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12]5从而得出了“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这个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命题。再比如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John Hicks)的《经济史理论》,[13]其研究模式同样体现了理论与史料的完美结合。希克斯从“市场化”这一独特视角入手,把“世界经济史看成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具有一个可以认识的趋势(至少到目前为止)的过程”。[13]9他指出,如果视市场的出现或交易经济的兴起为起点,那么沿着市场经济进化的主线,人类经济的进程就是由习俗经济和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步前进的过程。这是希克斯理解经济史的一个特殊视角。毋庸置疑的是,这个视角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市场的兴起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极有助益。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更是人所周知的经典力证。对马克思来说,“对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指引他去挑选一些概念,这些概念能够抓住特定系统的实质。”[14]55马克思运用诸如商品、价格、价值、资本、劳动、分工、人口等一系列核心概念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特定时期的社会经济体系运作和演化的规律和规则。马克思的这种做法在今天西方学术界得到公正的评价:“马克思从他的经济学中确曾得出某些总的概念,他把这种概念应用于历史,因此他在历史中发现的模式在历史以外得到了某种支持。”[13]5社会科学中没有其他的理论体系能像《资本论》那样“能如此紧密和直接地把自身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构成的一般特征联系在一起。”[14]58马克思所运用的这些概念原本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已经具备的古老的经济范畴,而马克思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又赋予了它们新的活力与意义。
上述学术大家的研究经验说明,强有力的理论工具对于历史资料具有非凡的阐释力,从而表现出相对于传统研究方法的优越性。
三
然而,我国历史研究的基本现状是:长期以来多半局限于材料的罗列与堆砌,过分沉迷于“描述”式和“考证”式的研究。一些历史著作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还是从概念体系来说,几乎完全沿袭着传统。特别是经济史研究,“基本上还是以史学范式为主导,目前的经济史学家大多还没有习惯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15]8一些研究者对于是否放弃原来的工作积习、变革旧有的研究方法似乎还没有做好准备,“一看到新框架的引进就容易先天性地抱有鄙夷反感的态度,或简单地以卖弄新名词斥之”。[11]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将历史著作内容当作历史行为本身,认为历史著作只是实际历史进程的“复制”或“摹写”。但是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历史行为的实际进程与历史著作的实际内容走着一条不同的道路。……与自然科学的鲜明对照确实就在于下述事实:即历史学家所处理的是对事件和人物的说明,而这些事件和人物则是通过与我们的理性的、精神的和心理的构造直接类比而得到‘解释与‘理解的。”[16]273像上述“原始工业化”对于我们理解南宋手工业体系、“关中模式”对于我们理解前近代和近代农民问题、“过密化”对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小农经济发展前景等重大问题,都提供了发人深省的理论阐释。
如此看来,经济史研究和其他各门社会科学一样,其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在表现形态上恰呈一种“本末倒置”的镜像:“在形式上,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17] 2324拿葛著来说,由于引进了门德尔斯和P.克里特的理论,这就使得它看上去仿佛是“事先”将南宋手工业的发展进程想象成“原始工业化”,然后以此作为裁减史料的尺度。但是实际上,研究此课题“第一个难题便是材料搜集问题。”[1]18遗存至今的南宋传世文献相对较少,且极为零散。基于“一本具有科学性的著作,首先必须建立在详实而又可靠的史料基础上”[1]18的理念和原则,作者不仅遍搜诸如《宋史》、《文献通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和《宋会要辑稿》等基本史籍外,而且挖掘了“隐藏”在数量庞大的各种文集和方志中的资料。同时,作者还广泛运用如“南海一号”等考古材料和他人研究成果。经作者“勤扒苦做”而归总的手工业各门类材料多达数百万字。可以说,“南宋手工业处于原始工业化进程中”这个论断是作者在阅读史料时“发现”的,在整理史料时运用“原始工业化”来“证明”的结论,是一次试图实现经济理论与经济史有机结合的巨大努力。如前所述,秦晖对于关中模式的研究、黄宗智对于近代华北和长三角小农经济的研究,都是建立在丰富而翔实的材料基础上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无意于讨论理论与史料孰轻孰重,而在于强调经济理论对经济史研究的重要作用,在于力求实现二者之间的有机统一。至于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和谐关系,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柏克(W. E. Parker)有过形象的描述:“(经济)史需要(经济)理论与计量经济学,俾可运用所有数据,而可协助其想法正确。而历史经验则可为理论家的思维,提供新的活动线索。……从相互需要看,经济学像是经济史学家的双眼,凭此,可以发掘与组织史料,甚或还可以用来匡正史料的谬误;……经济史,则似经济学家的双脚,据此立论,其内容才有其现实基础”。[18]只有“眼”、“脚”并用,才能达致经济理论与经济史完美结合的意境。对于这种完美意境的不懈追求,正是提高我国经济史学术水平,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必由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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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理论与经济实体理论的比较 第7篇
母公司理论是站在母公司股东的角度, 来看待母公司与其子公司之间的控股合并关系的合并理论。 这种理论强调母公司股东的权益,它不将子公司当作独立的法人看待,而是将其视为母公司的附属机构, 其编制的目的是为了向母公司的股东反映其所控制的资源。
经济实体理论是站在由母公司及其子公司组成的统一实体的角度,来看待母子公司间的控股合并关系的理论,它强调单一管理机构对一个经济实体的控制。 经济实体理论的合并理念是: 母、子公司之间的关系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而不是拥有与被拥有的关系。
2母公司理论分析
2.1 母公司理论的应用
关于母公司理论,并没有一个全面准确的定义。 母公司理论强调合并会计报表是母公司会计报表的扩展, 其编报的基本目的是从母公司角度出发,为母公司股东的利益服务。 母公司理论认为,在企业集团中,只要满足了母公司股东这一主要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主要要求,其他利益主体(包括少数股东)对会计信息的基本要求也会得到大体上的满足。
母公司理论在新准则中的具体应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子公司资产的计价基础。 同一控制下对子公司的统一资产项目采用历史成本计价, 非同一控制下对子公司的统一资产项目采用公允价值计价。 在同一控制下按账面价值计算,属于母公司理论。 在非同一控制下按公允价值计价, 但不包括商誉中的部分,这种做法属于修正的母公司理论。 ②对子公司资产、负债增值(减值)。 对子公司净资产增值部分归合并主体所有,即全额确认。 子公司当期发生的亏损应当在母公司和少数股东之间进行分配。 新准则更加强调“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从合并财务报表角度,确认子公司超额亏损,如实反映了企业集团控制的经济资源和经营业绩。 ③合并商誉的处理。 新准则把合并商誉仅限于母公司收买价格高于其获得的子公司可辨认净资产的份额的差额部分,不为少数股权确认商誉。
2.2 母公司理论的优缺点
母公司理论的优点在于:在报表要素合并方面,它摒弃了所有权理论狭隘的拥有观,采纳了经济实体理论所主张的控制观, 与控制的实质相一致; 在少数股东权益方面则明显体现了折中和修正, 既反对所有权理论将少数权益完全排除在合并报表之外的保守做法, 也反对经济实体理论全额确定子公司可辨认净资产的升(贬)值并按股权比例分摊给少数股东的激进做法;在商誉方面,考虑到商誉是不确定性最高的无形资产,完全体现稳健原则,合并过程中产生的商誉属于母公司;因为合并会计报表由母公司编制,而母公司股东最关心属于自己的份额的净资产, 要据此评价自己所有权的价值,并做出有关决策,所以这一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母公司理论不足之处在于:①它缺乏独立的理论基础。 母公司理论过分强调母公司股东与少数股东的差别, 将少数股东视为债权人的做法,违背了股份经济的同股同权原则。 ②母公司理论将少数股权视为一项负债,将少数股权净利润视为一种费用, 不符合负债和费用会计要素的定义。 ③它无法克服比例合并法的双重计价问题,母公司理论在计算购买合并产生的商誉时,对被购买者净资产中属于母公司的部分按公允价值计价, 而对少数股东的部分,仍按历史成本计价。 对同一项目采用了双重计价标准,违背了历史成本原则和一致性原则,使合并资产负债表的计价既不是历史成本,又没有反映公平市价,会计信息缺乏相关性,最后抵消数额的计算很复杂。
3经济实体理论分析
3.1 经济实体理论的应用
虽然在新会计准则中规定的主要的合并理论是母公司理论,但是也对经济实体理论的应用有所侧重。 经济实体理论在新准则中的应用如下:①对子公司概念的界定。 子公司是指被母公司控制的企业,同时被母公司控制的其他被投资单位(如信托基金)也视同子公司。 新准则是基于控制对子公司进行定义的,对母公司能够驾驭一个主体的财务和经营政策, 并借此从该主体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时,该母公司就具有控制权。 ②合并范围的界定。 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母公司应当将其全部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的合并范围。 新准则更加强调实质重于形式,强调实际意义上的控制,而不仅仅是法律形式上的控制。 ③少数股东权益的列报。 在合并利润表中,“净利润” 项目下以 “少数股东损益”项目列示,使得合并资产负债表上的项目更加符合收入、费用要素的定义。 ④为实现内部销售利润的抵消。 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相互之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或其他方式形成的存货、固定资产、工程物资、在建工程、无形资产等所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应100%抵销。 从集团内公司间交易未实现损益的抵销来看,经济实体理论要求100%抵销,而不是母公司的持股比例抵销, 有助于抑制企业利用集团内的关联交易操纵利润的现象。
3.2 经济实体理论的优缺点
经济实体理论的优点主要表现在:①从编报目的来看,在经济实体理论下, 企业集团的所有股东包括母公司的股东和子公司的少数股东均被平等地视为合并财务报表的使用者, 并将企业集团视为不可分割的统一实体,报表信息将为所有股东服务; ②)从计价基础上看,在经济实体理论下,子公司的资产负债都采用公允价值计价,克服了母公司理论对子公司资产和负债采用双重计价标准的缺陷,充分体现了控制的实质;③从提供信息的完整性来看,在经济实体理论下,所编制的合并财务报表能够反映期初期末控股股东和非控股股东各自的权益留存收益及本期各自的收入和股利,而依据母公司理论编制的合并财务报表仅包含母公司的收入、股利、权益和留存收益。
但经济实体理论并非是完美的,它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 ①在母公司以现金所购买的只是子公司达到被控股但却非绝大部分的股权,或者母公司是以非现金资产股份来交换子公司股权的情况下,以母公司购买子公司部分股权的代价来计量子公司全部股权的价值,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就存在问题;②商誉的计算缺乏可验证性,经济实体理论下对子公司商誉的推定计算是以假设子公司的少数股东也愿意同母公司一样支付同样比例的超额部分来购买其相应的股权为前提的,但这与实际情况不符,如果此时仍对少数股权也按公允市价计量,显然不合理。
4对母公司理论与经济实体理论的评价
依据母公司理论,合并财务报表是作为母公司本身的会计报表反映范围的扩大来定位的,并从母公司角度来考虑合并财务报表合并的范围和合并的技术方法问题。 母公司理论强调的是母公司股东的利益,按照母公司理论编制的合并报表,主要是为母公司的股东和债权人服务的。 因此,这一理论忽视了除母公司股东以外子公司少数股东的利益。
经济实体理论对多数股东与少数股东一视同仁的做法,能较好地满足企业集团内部管理人员对会计报表的需求,以及整个企业集团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 它与母公司理论相比,虽然在观念上有许多可取之处, 在未实现内部损益的抵销上也较为简单,但在实际操作和实际应用上存在不足之处,其最大的缺点是并购商誉的计算具有假定性。
5结束语
综上所述, 经济实体理论已成为合并会计报表的主流理论。 未来的合并会计报表编制的理论基础也朝着经济实体理论方向发展。 通过对两种合并理论的分析比较,结合国际的发展现状以及我国的具体国情,作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经济实体理论是我国编制合并会计报表的必然选择。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完善,采用企业合并来实现自身战略发展目标的企业越来越多。作者通过对母公司理论和经济实体理论进行分析和比较,认为经济实体理论是我国未来合并会计报表合并理论的必然选择。
循环经济理论渊源探索 第8篇
生态学理论
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E.Haeckel初次给生态学创立定义:“生态学是研究动物与有机体及无机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从此, 生态学被认为是一门研究生物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
20世纪70年代以前, 人们关于生态学主要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研究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 没有将人类自身放在生态系统之中。1972年, 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 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 并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 号召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应当成为人类的紧迫任务。这样, 一般意义的生态学就演变为现代生态学。现代生态学强调正确、全面地看待人在生态系统、在整个生物圈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类应当通过协调既是栖居者又是操作者的关系, 实现人类在经济生活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发展;生态学特别强调应与社会学尤其是经济学紧密结合, 侧重研究“社会——经济——自然”系统的运行规律。
正因为如此, 生态学的许多原理和方法在人类生产活动的许多方面得到了应用, 从现有的研究和实践来看, 生态学理论与方法的应用有两种情况:一是研究对象与生态环境有密切关系, 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二是研究对象具有生态系统的特征。
工业生态学 (Industry Ecology) 的产生与发展就属于第一种情况。20世纪, 人类工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带动了全球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然而, 工业污染和资源减少也导致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系统的破坏。
如何在保证工业持续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 既能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又能减少有限资源的消耗呢?1988年, 出现了“工业代谢”的概念, 人们开始研究现代工业经济中物质的转化问题。1989年哈佛大学教授Robert A.Frasch等提出了工业生态学的概念, 并开始确定工业生态学的研究对象。
可见, 生态学理论研究注重“社会——经济——自然”系统的运行规律, 强调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性。为此, 生态学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生态学理论为循环经济的发展和实施提供了理论源泉, 循环经济必须以生态学理论为指导, 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 重构经济活动生态化的经济再生产。
然而, 也正是由于市场经济中决策者的自主选择、自我积累、自由发展和自负盈亏, 使其本身具有无法克服的自发性、短期性和盲目性, 导致严重的收入不均、两极分化和外部不经济, 这使人们逐渐认识到, 企业利润最大化与社会福利的增加并不总是一致, 仅仅依靠市场调节并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因此, 为避免市场失灵, 确保市场经济运行良好, 政府必须对经济进行适度调节。
在市场经济中, 作为理性人, 微观经济主体是以追求效率和效益为目标的。生态环境的流动性、外部性和非排他性, 使其成为社会共有物品, 任何理性人可追求免费使用它为自己创造最大的效益;而对于同时给他人及社会带来了成本的行为, 因为生态环境没有清晰可见的产权界限, 没有统一的市场补偿价格标准等, 使受害者难以按照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 要求污染制造者给予补偿。这种由市场失灵导致的对资源和生态环境不计成本的长期的贪婪使用, 必将导致供给枯竭、环境恶化、社会福利降低。因此, 必须由国家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进行调节, 以引导微观经济主体节约、高效利用资源, 保护环境。国家政府代表社会有效行使对生态环境的产权, 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规, 统一制定污染的价格标准, 并对社会公众造成的污染作为公共事业来治理。
循环经济从市场失灵的角度讲, 实质上是由国家行为或政府规制推动的经济模式,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将成为循环经济的主体, 它仅仅是循环经济制度和规则的设计者、法律法规的执行者与监督者。市场机制仍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基本体制, 企业仍是行动的主体。只不过国家必须对市场进行新的调控。
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的概念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 (Ronald Ho Coase) 创立的。一般认为科斯教授1937年发表的经典性论文《企业的性质》, 标志着“交易费用”范畴的创立和交易费用理论的初步形成。所谓交易费用, 科斯认为, 就是利用价格机制的费用、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付出的费用, 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在此基础上, 斯蒂格勒认为, 交易费用是为完成市场交易而搜寻信息的费用。
交易费用理论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的节省, 它促使企业从节约费用的角度, 寻求同其他企业建立一定的技术经济联系, 形成生态工业园区。区中的企业集聚在一起建立共生关系, 形成上下游的产业链条, 使一个企业的废弃物可直接成为另一个企业的原料来源, 大大降低企业寻找交易对象的费用, 也降低了谈判费用和交易物的运输费用。
同时, 生态工业园区具有地理位置、优惠政策 (如税收) 和生产工艺等资产专用性, 使那些在产业链条上具有副产品交易条件的企业产生建立更为密切交易关系的动力和愿望, 努力寻找使交易成本最小的合作模式, 通过对资源的再使用和再循环, 降低初始资源的投入, 使整个小区的资源得到充分、合理、高效的利用, 使企业在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的同时, 也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思想与战略的形成并非偶然, 它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认真总结自己的发展历程, 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经济活动与发展行为而提出的一种新的发展思想和发展战略, 是人们对资源、人口、环境等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当今世界经济、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共同产物。
1972年, 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人类环境会议上, 联合国所形成的文件里首次出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 人类环境问题第一次被纳入国际政治的议事日程。1987年, 联合国通过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的纲领性文件《我们共同的未来》。该文件给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要求、目标和策略, 从而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及战略的基础。
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 会议通过了《里约热内卢宣言》, 制定了《21世纪议程》, 并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生物多样化公约》等。此后, 环境问题越来越受重视, 可持续发展成为当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潮流, 成为人类未来发展道路的唯一选择。
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循环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渊源, 循环经济的发展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合理适度开发资源, 充分利用资源, 注重经济、社会与生态的持续性和良性循环, 否则, 不仅难以实现循环经济的目标, 而且也将会给生态环境、人类社会的发展造成巨大的灾难。
宇宙飞船理论
20世纪60年代, 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提出了“宇宙飞船理论”。他认为地球资源与地球生产的能力是有限的, 必须在自觉意识到容量是有限的、未来是封闭的地球上建立循环生产体系。特别强调在封闭的“宇宙飞船”中, 只有对其飞船内部的资源储备和环境条件倍加爱护, 才能维持乘员 (地球人) 的生存, 否则, 其内部的有限资源一旦殆尽, 就会毁灭。“宇宙飞船理论”主张以“储备型”经济替代传统“增长型”经济;以“休养生息”的经济替代传统“消耗型”经济;以“循环式”经济替代传统“单程式”经济;以福利量经济替代传统只注重生产量的经济。“宇宙飞船理论”认识到地球资源及其生产能力的有限性, 考虑到资源与环境的重要性, 提出了建立循环生产体系的思想。因此, “宇宙飞船理论”可以追溯为循环经济的思想萌芽, 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系统论
系统论最初为一般系统论, 是由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 (L.V.Bertalan—fy) 在热力学第二定律基础上于1937年首次提出来的。上世纪60年代出现了系统研究高潮, 新的系统理论百家争鸣, 如耗散结构理论、超循环理论、协同学、灰色系统论以及泛系统论等。这些理论是根据自然界微观、宏观以及生物体系的运动规律总结出来的, 随后西方一些学者运用这一理论研究社会现象和经济学问题。
发展到70年代, 系统论便以一种新的方法论流派活跃于国际学术论坛, 并在各学科领域掀起了一股“系统运动热潮”, 不断地给各学术领域提供从整体分析处理问题的新思维方式, 而且又一次“改变了世界的科学图景和当代科学家的思维方式”, 使现代科学思维由机械论的范式转变到系统论的范式。贝塔朗菲认为:系统论具有“科学之后 (meta—science) ”的意义;它的发展将使科学走向大统一, 统一于系统论的模型和规律。
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 系统概念构成了一个新的“规范”, “这个概念标志着科学世界观真正的、必然和重大的发展。所谓系统是指一组结构有序、功能独特、对外部激励产生响应、具有一定自我调节功能和自我组织能力的要素、属性或对象的集合。系统把集合物之间的复杂联系以理性的深度在抽象的意义上进行表达和判断, 把集合物之间存在的综合性与分析性, 分层次地统一在一个完整的图式或模型之中。实践证明, 越是复杂的事物集合, 应用系统的概念或系统分析的方法, 就越能揭示出比其他理论和方法更好的结果。
概括说来, 所谓系统论方法, 就是主张从整体出发, 从系统整体的结构与功能, 系统与外部环境的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中, 去动态地研究事物总体发展变化的规律。
货币经济理论模型述评 第9篇
货币为什么有价值?对该问题首先给出回答的是Samuelson (1958) , 他在一个禀赋经济OLG模型中指出, 由于不同代的个体无法进行直接交易, 而货币的引入使得不同代的个体之间能够进行代际借贷活动, 代际交易得以顺利完成。
考虑一个最简单的无穷期的OLG模型, 假定时间是离散的, 每个个体只能生活两期———青年期和老年期。每个个体在青年期时被赋予一单位消费品, 而老年期时则没有。假定人口增长率为n, 则Nt=N0 (1+n) t, t期出生的个体在t期处于青年期, 在t+1期处于老年期。假定个体的效用函数相同, 为u (c1, c2) 。假定第0期的老年个体被赋予H单位的无内在价值的货币, 但每一代人都相信可以用货币交换到消费品。
记Pt为第t期的价格水平, 则t期出生的个体将选择适当的货币持有量来最大化他的效用:
上式中的Mtd是t时期每个个体的名义货币需求量。
由于个体的货币需求等于青年期的储蓄, 则根据 (1.1) 可以得出如下形式的货币需求函数:
其中, S (·) 是储蓄函数。
当货币市场均衡时, t时期青年期个体出售消费品获取的货币等于老年期个体储蓄的货币, 均衡条件为:
根据 (1.2) 和 (1.3) 可得:pt/pt+1= (1+n) S (pt+1/pt+2) /S (pt/pt+1) , 当经济处于稳态时, 有S (pt+1/pt+2) =S (pt/pt+1) , 故可得:pt/pt+1= (1+n) 。此时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都达到均衡。
显然地, OLG模型已经济持续无穷期以及个体的自我实现预期为必要前提, 从而使货币产生了价值。当前提条件缺失时, 货币就不可能有价值, 经济中将没有人愿意持有货币。
二、货币效用模型 (Money-in-the-utility-function, MIU)
考虑货币交易功能的一条途径是把货币引入效用函数, 即MIU模型。MIU模型最早由Sidrauski (1967) 提出, 该模型考虑货币的存在解决了需求双向吻合 (double coincidence of wants) 的问题, 将给个体的交易带来便利性, 因此持有货币余额可以给个体增加效用, 但过多的持有货币又将降低消费, 因此个体需要在持有货币余额和消费量上作出最大化效用选择。即效用最大化问题为:
其中, ct=C/N为t时期的人均消费, mt=M/PN为t时期的人均持有货币余额, 0<β<1为贴现因子。τt表示个体在t时期从政府那里得到的转移支付, πt表示t时期通货膨胀率, Yt表示t时期的总产量, δ表示资本折旧率。模型通过求解上述最大化问题, 得出了均衡条件下个体的消费量、货币余额和资本量。
三、预付现金模型 (Cash-in-advance cons tra in, CIA)
考虑货币交易功能的另一条途径则是由Clower (1967) 首先提出的预付现金约束, 即商品的购买必须使用现金, “货币可以购买商品, 商品可以换取货币, 但商品不能换取商品。”在该模型中, 个体的最大化问题为:
除了上述总体经济预算限制外, CIA模型增加了一个预付现金约束, 即:
该约束表面t时期的消费不能大于t时期的实际货币余额于起初转移支付之和。与MIU模型的求解过程类似, CIA模型也获得了货币需求均衡存在的结果。
四、货币搜寻模型 (Search Model)
考虑一个无穷期的离散时间经济。假定经济中存在三类不可分割的商品:商品1、商品2和商品3;同时经济中存在无限生命的个体构成一个单位的连续统, 他们被分为三种人数相同的不同类型的个体, 分别为Ⅰ型、Ⅱ型和Ⅲ型, 每种个体的消费和生产具有特殊性:i型个体只能消费商品i并从中获得效用, 同时只能生产商品i* (i*≠i) 。各类商品都可以有成本地存储, 但个体在任一时期只能存储一单位商品, 存储成本根据个体和商品的类型不同而不同, 记cij是i型个体存储j类商品所花费的成本, 并且不妨假设ci3>ci2>ci1>0。
对i型个体, 记Ui是消费i类商品所产生的瞬时效用, Di为生产i*类商品所产生的负效用, β∈ (0, 1) 是贴现因子, 则i型个体的期望终生贴现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上式中IiU、IDi*、Icij是三个随即指标函数。如果个体i在t时期消费掉他所拥有的i类商品, 则IiU=1, 否则为0;如果t时期个体i生产出i*类商品, 则IDi*=1, 否则为0;如果个体i在t时期末存储j类商品, 则Icij=1, 否则为0。
模型假定消费并生产的净效用ui=Ui-Di足够大, 以保证个体不会离开这个经济, 为此给出了一个充分条件:对任意i, ui> (cii*-cik) / (1-β) 对所有k都成立。
设pij (t) 为t时期i型个体中持有j类商品的个体所占的份额。假定在面对交易机会时, 如果i型个体愿意用j类商品去与k类商品交换, 则记为τi (j, k) =1, 否则记τi (j, k) =0。我们可以得出, 持有j类商品的i型个体愿意同持有k类商品的h型个体进行交易的充分必要条件是:τi (j, k) τh (k, j) =1。
记Vij是持有j类商品的i型个体在面对一个交易机会、按最大化策略进行交易时的期望贴现效用, 即Vij是i型个体持有商品j时的间接效用函数。当j=i时, i型个体将消费调商品i并生产出商品i*, 产生的瞬时效用函数为:ui=Ui-Di+存储商品i*的间接效用, 因此Vii=ui+Vii*;当j≠i时, i型个体存储商品j的间接效用函数可以用动态规划中的Bellman方程来表达:。其中, 表示给定状态j下, 对Vi关于下期随机状态j’求期望。
结合上面的分析, 有一个最优策略必须满足:τi (j, k) =1, 当且仅当Vik>Vij, 即i型个体愿意用j类商品去交换k类商品, 当且仅当对i型个体来说, k类商品的间接效用大于j类商品的间接效用。
该模型在求解的过程中采用了先猜测再证明的办法。首先, 通过猜测给出一个交易策略集{τi}, 由于τi与Vij的一一对应关系, 这相当于对每一i型个体, 给出了间接效用Vij的大小排序, 其中j=1, 2, 3, 如此便决定了在不同类型的个体配对中, 什么情况下交易能够发生。然后, 列出所有个体配对情况下, 哪些配对能产生交易, 哪些配对不产生交易。在三种商品, 三种类型个体的模型中, 由于同种类型的个体之间肯定不会有交易而不予考虑, 剩下有十二种配对可能。 (1) 最后, 证明在给定分布P和其他人交易策略的情况下, 第一步中所猜测的策略是最大化个人效用的策略。由于所有的策略数目是有限的, 因此可以用穷举的办法, 找出所有的Nash均衡。
在Kiyotaki和Wright (1989) 的基本模型以及Kiyotaki和Wright (1991, 1993) 对基本模型的扩展中, 他们在商品和货币不可分的假定下, 成功地证明了货币均衡的存在性, 发现货币可以内生产生, 无支持的法定货币可以存在正的价值。
五、小结
OLG模型着重分析的是代际之间的交易关系, 而这只相当于货币的一个职能———价值储藏功能, 这始终是该模型的最大缺陷, 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这一基本作用在模型中得不到体现。MIU和CIA模型虽然解释了货币的内在价值, 但在MIU和CIA模型中, 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作用是外生引入的, 并不是内在产生的。根据“卢卡斯批判”, 政策的变动会使得个体对政策的反应产生变动, 如果货币模型中把个体与货币之间的关系看做是外生不变的, 那么模型所预测的政策效应必定出现偏差。而货币搜寻模型中的货币是内生产生的, 货币的作用和交易模式也是内生的, 因此也就避免了“卢卡斯批判”的抨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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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及其经济学价值 第10篇
一、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
(一)经济学的理论支持
国民生产总值的提出为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依据,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学研究就是对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研究,这种认识忽视了对社会不同发展时期不同经济学模式的考虑,忽视了经济发展的横纵向问题。低碳经济理论的发展也具有明显的世界性,对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意义甚远。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员需要保证经济学发展理论和政治学理论之间的协调,明确经济理论的发展责任。经济学研究目的是为了国家利益乃至世界人们共同利益的实现,让全世界的人感受到生活的幸福。为此,经济学的发展应该关注社会公众更多人的利益实现,让社会上的更多公民感受到经济发展对其自身发展产生的重要作用。
(二)对相关学科的比较和继承
生态学是经济学系统发展的一种重要支持,对经济学的发展结构、发展功能等具有重要意义。根据自然循环和能量流动模式,需要构建一种具有规律性的经济学系统,在自然系统和经济学系统融合的同时形成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从而更好地指导人们的经济活动。
和经济学发展有关的绿色经济理念最早是由皮尔斯提出的,是指对人们生存情况进行维持,对能源进行合理的保护以及对资源的有效利用,营造一种能够促进人健康发展的经济模式,改变原有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学有关的生态经济理论是一种顺应人们生活规律,经济发展服从生态的一种系统,能够实现经济发展的生态化管理,和绿色经济相辅相成,强调经济的发展要尽可能避免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和经济学有关的环境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能够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的调节,对物质交换规律的充分研究探讨,保证社会发展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对环境的有效保护。环境经济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主要有环境污染损伤估算、对环境治理投入和带来效果的研究等。
二、低碳经济的经济学价值
(一)能够有效化解国际经济合作的困境,构建国际经济学体系
国际社会经济合理理论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亚当斯密的比较优势理论,另一种是国际贸易发展理论。这些理论的基本出发点都是通过国际经济的合作和交流提升本国地区的经济总量,提升本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仅仅从经济效益角度上看,国际经济的合作能够充分发挥出各个国家的剩余经济价值,实现各国经济发展的优势互补。从生态效益上看,国际之间的经济合作能够带来一些合作的负面效应,进而引发一些环境问题。现阶段,主要的经济合作包括发达国家的微笑曲线两极环节,发达国家会将低端生产环节转给发展中国家,进而在发展中国家发展较为落后的情况下,为其带来更多的环境发展问题。但由于二氧化碳本身流动性大的特点,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二氧化碳污染也会反弹给发达国家,最后对国际上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上看,低碳经济能够从国际经济发展的整体收益来看出整体经济发展,将低碳经济理论和国际经济发展进行关联,实现对国际经济理论发展的延伸,平衡国际收支发展,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国际经济学。
(二)能够为经济发展新模式奠定理论支持
工业革命发展之前,人们的经济活动强度不大,经济活动发展带来的温室气体在生态系统的自动调节能力之内,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和经济活动带来的负面效应是协调的。但是在工业革命之后,伴随机器化大生产,经济活动发展带来的温室气体超过了生态系统的自动调节能力,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一味地注重经济效益的实现,在这种理论发展下,就会带来一些全球性的经济发展问题。而低碳经济的发展能够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从而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三)能够引导人们消费方式的转变
现阶段,经济发展模式将经济发展的动力认为是消费、投资和出口之间的关系问题,重点在于通过国内外的物质消费促进经济的循环发展,优化升级现有的经济发展结构,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在某种程度上,刺激物质消费和低碳经济的发展之间存在矛盾,而应用低碳经济有关理论能够有效解决这种冲突性的问题,满足人们的物质发展需求。低碳经济的发展不仅体现在生产方式的转变,也体现在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转变,能够对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动力支持。
(四)能够丰富有关经济学研究内容
低碳经济在长期发展中创造出了一些交流工具,比如货币、碳交易、碳贸易等。这些交流工具的应用发展还处于一种不完善的阶段,由此也成为经济学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气候变化的复杂问题使得经济学家对待经济风险和一些不确定问题需要进行重新的审视,而低碳经济理念为这种重新审视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低碳经济发展中的理论研究和经济学价值研究对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有关学者对低碳经济的认识和应用还停留在意义阶段,和经济发展模式和全球化经济发展存在一些不适应的问题。为了更好地发挥出低碳经济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有关人员首先需要了解低碳经济学的发展理论来源,进而对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和经济学价值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构建一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低碳经济学发展模式,充分发挥出低碳经济的重要作用。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低碳生活理念得到了人们的关注和认可,这种理念是社会进步的一种重要体现,也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支持。但是,在低碳经济理论界的研究方面,大多是对低碳经济途径和意义的研究,缺乏对其经济理论的研究,由此导致对低碳经济理论应用的失误。为此,文章基于低碳经济经济学理论,在对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研究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低碳经济的经济学价值。
关键词：低碳经济,理论基础,经济学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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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理论的坐标 第11篇
《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也阐述了各个学派、各不同的理论及其内在联系，区别和争论，然而它不松散。这是因为在叙述横断面的同时，叙述了各种经济理论、学派产生与发展的纵的线索，并以此为主线，贯串于全书。如，作者以“价格理论”为主线来叙述微观经济学，从这条主线入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供求论与均衡价格论讲的是价格决定问题，消费者行为论讲的是决定价格的需求一方的力量，生产论讲的是决定价格的供给一方的力量，厂商论讲的是垄断与竞争并存条件下价格的实际决定问题，分配论讲的是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问题。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每一种新理论都是以原有理论为基础，并根据条件变化对原有理论作了进一步完善、补充、修正，从而发展为一种新的理论，但这些补充和发展都是以“厂商价格与产量的决定”为轴心的；至于宏观经济学，则是以“国民收入”论为主线，国民收入的决定、就业论、经济周期论、经济增长论、通货膨胀论、财政货币政策论等等，都是循此主线发展而成的；在经济理论的应用上，又是以自由放任论和国家干预论的论争为主线的，据此分为“凯恩斯主义派”和“非凯恩斯主义派”两大派系。抓住这三条线索，读者就可以顺藤摸瓜，掌握微、宏两学以及各个流派的发展脉络。
在突出主线的同时，作者还勾画出了各种观点发展的支线，突出介绍了各种观点最早由谁提出、谁作了补充、由谁完成、后人又如何发展。比如货币数量论，最早是由配第提出的，之后，由洛克、诺斯、马西、休谟等人形成一个理论体系，这一理论在李嘉图的著作中得到了详尽的阐发。到了二十世纪初，费雪对其进行了总结概括，提出了著名的“交易方程式”，马歇尔、庇古等人又对这一方程式作了补充，发展为“剑桥方程式”。以后，凯恩斯又根据灵活偏好的心理分析，提出了“凯恩斯方程式”。最后，弗里德曼对剑桥方程式和凯恩斯方程式进行了综合、改造，提出了“货币需求函数”，从而创立了现代货币主义。这一理论的发展支线是关于货币问题的五次大争论，而这一支线又是归属于如何看待货币的作用、即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的论争这一主线的。这种上溯古典、下联当代的写法，具有经济思想史的特点。这种写法使得经济理论不再是互相分离的叶片、枝干，而成为一棵有主干、有枝干、有叶片的亭亭大树。
在阐述各种理论观点、方法的产生时，作者还加强了对其产生的条件、背景的分析。现代微观经济学的产生发生在本世纪初。这一时期的时代背景是，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但西方经济学界仍沉湎于对自由竞争的分析；在理论方面，边际效用论和均衡价格论已被三十年代的大危机证明破产，自发的市场调节已无法扼制经济周期的大波动；在方法上，由于应用数学的迅速发展，尤其是描述微观世界的量子力学和描述宏观世界的相对论的提出和发展，促进了理论研究方法的大变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微观、宏观两学才真正分野，形成两大体系；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数量分析方法、尤其是运用高等数学的边际分析方法广泛应用于微观经济分析，从而促进了垄断竞争论、成本—收益分析等理论的形成，使现代微观经济学得以诞生。
用纵、横交错的方法来系统地叙述西方经济学，这在国内外均不多见，是作者的一个新的尝试。因而也难免有不周之处。比如，在有些人、理论、方法的解释上重复较多，有些人名、理论名称用法不够统一，有的地方语言比较罗嗦，着重号太多，等等。但从总体上来说，这本书称得上是一本佳作。
货币经济学理论进展 第12篇
然而, 无价值的纸币为什么能够影响实际产出?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议由来已久, 也正是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议促进了货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本文在回顾历史文献的基础上, 着重介绍货币经济学理论近年来的新进展, 分析货币经济学各学派理论之间的联系, 以及对货币政策的意义。
一、外在货币与内在货币
要研究货币与产出之间的关系, 首先要界定什么是货币。根据Mishkin (2007) 的定义, 货币是一种被大众所接受的用来购买商品和服务或者偿还债务的资产。但是, 这个定义在实际的货币统计中并不好操作, 在现实中, 许多资产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支付的功能, 因此货币的边界并不清晰。在现代货币统计中, 货币主要包括法定货币 (现金) 和存款。法定货币是政府 (央行) 用国家信用保证的纸币, 在法律的支持下强制流通;而存款则可以看作是银行发行的信用凭证, 这类凭证可以很方便地兑换成法定货币来流通, 甚至也可以直接流通, 因此又被称为“准货币”。从作为交易媒介的职能来看, 现金和存款没有太大的差别, 因此在货币存量的统计上往往不加区别。
然而, 从货币创造的角度来看, 现金和存款具有本质上的差异。因为法定货币不可兑现, 不需要相应的价值来担保, 并且政府不需要为其支付利息, 从这个意义上说, 法定货币的发行是完全可控的, 不受发行者偿还能力的制约, 因此又被称为“外在货币”。存款需要相应的价值作担保, 并且银行要对存款支付利息, 因此银行吸收存款的数量受到其偿还能力的制约。实际上, 银行对存款的需求量取决于公众对贷款的需求量。银行吸收到的存款是下一轮贷款的基础, 而公众获得贷款以后, 很大一部分又转换成了银行存款, 存款和贷款密切相关, 是借贷关系这个硬币的两面。从这个意义上看, 准货币体现了人们之间的借贷关系, 信贷数量与人们的投资和消费计划, 以及人们对经济前景的预期密切相关, 而不是任何人可以主观控制的, 因此又被称为“内在货币”。在现代社会, 由于金融体系的发展, 内在货币的存量大大多于外在货币, 前者往往是后者的数倍, 因此内在货币对外在货币有放大作用, 称为货币乘数。
因为货币乘数是不稳定的, 如果在分析货币存量与产出之间关系的时候, 货币的界定包含了内在货币, 那么两者之间的联系实际上主要反映了信贷数量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 而信贷数量又取决于人们对经济前景的预期, 因此货币存量与产出之间的关系仅仅反映了预期产出与实际产出之间的联系。这时, 货币存量的变化领先于实际产出的变化, 只是因为人们调整内在货币余额的速度比调整生产的速度更快 (坎普和弗里曼, 2001) 。可见, 这种分析并没有太大的政策意义。
在验证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时候, 货币应该界定为外在货币, 而不应该包括内在货币, 内在货币存量的变化可以作为货币政策起作用的一个中间指标。如果外在货币存量的变化灵敏地影响了内在货币存量的变化, 说明货币政策发挥了效应。根据以上分析, 可以描绘出货币供给对产出影响的路径。 (图1) 从图1可见, 货币政策起作用的关键在于两个环节:一是外在货币供给变化能够引起内在货币供给的变化;二是货币供给的变化能够引起总需求的变化。依据对这两个环节的研究侧重点不同, 货币经济学理论形成了两大学派:货币学派和信用学派 (Jaffee and Stiglitz, 1990) 。前者认为通过对外在货币的调控可以有效控制内在货币的供给, 因此把货币供给的变化看作是外生的, 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第二个环节;后者则认为信贷市场是不完善的, 在一定的外在货币供给量下, 信贷数量的变化可能相当大, 因此外在货币对内在货币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取决于信贷的可得性。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 近年来信贷学派的理论日益受到重视。值得一提的是, 这里的“货币学派”不仅指货币主义, 而是包括所有的主流宏观经济学, 例如新凯恩斯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等, 因为这些学派都致力于研究货币供给量对总需求的影响, 而不重视信贷市场。
二、货币供给对总需求的影响
如果货币存量的变化仅仅影响总体价格水平, 而没有引起相对价格的变化, 那么就不会影响总需求, 不会打破原来的经济均衡。货币政策有效的前提是:货币供给变化影响相对价格, 相对价格的变化导致总需求的变化。在这里, 价格包括各种商品的价格、劳动力价格 (工资) 、货币使用的价格 (利率) 。
主流宏观经济学致力于通过“价格粘性”假设来解释货币供给变化对相对价格的影响;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新货币主义”通过交易摩擦这一事实来解释货币供给变化对相对价格的影响。
(一) 来自主流宏观经济学的解释。
凯恩斯主义理论引入了价格粘性假设, 来解释货币供给的变化对总需求的影响。凯恩斯主义认为, 货币供给变化导致的利率变化快于商品价格和工资的变化, 从而改变了投资成本, 达到了在短期内调控总需求的目的。主流宏观经济学对价格粘性存在的原因进行了大量研究, 主要有三类模型:一是信息不完美模型;二是交错价格调整模型;三是菜单成本与价格调整外部性模型。
1、信息不完美模型。Lucas (1972) 提出了不完美信息模型来解释货币供给与产出之间的关系, 以及价格粘性现象。其主要思想是:生产者观察到价格变动的时候, 无法确定是某些产品的相对价格变动, 还是总价格水平的变动。这时, 生产者的最优决策是把部分归因于相对价格的变动, 而把部分归因于总价格的变动, 生产者对相对价格变动的最优反应是改变供给量, 而对总价格水平变动的最优反应是保持原来的供给量不变。因此, 当货币供给增加, 引起总价格水平上升时, 产出会增加, 同时价格上升滞后于货币供给的增加。
Lucas (1976) 同时指出, 从长远来看, 人们的预期是理性的, 不会出现系统性偏差。如果当局根据一定的规则使用货币政策, 那么货币政策将会被人们预期到, 于是所谓的“价格粘性幻觉”不会反复出现, 货币政策将会失效。理性预期理论提醒政策制定者, 尽管货币供给量与实际经济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关系, 但是当人们试图利用这个规律的时候, 这个规律将会消失。
然而, 在当今工业化国家, 货币政策和价格信息已经非常透明, 但是货币政策对实际经济变量的影响依然存在, 因此价格粘性的产生不应全部归结为信息不完美问题。
2、交错定价模型。在交错定价模型中, 价格是前定的, 例如由合同确定下来, 在合同到期之前无法进行调整, 因此价格是粘性的。这类模型包括费希尔模型 (Fischer, 1977) 、泰勒模型 (Taylor, 1980) 等。交错定价模型内含了不完全竞争的假设, 即价格高于边际成本, 所以即使总价格水平小幅度上升, 厂家仍然能够在不调整名义价格的情况下获得足够的利润。生产者拥有的市场力越大, 价格高于边际成本越多, 价格粘性越明显, 货币政策的作用也越强。
然而, 该模型面临的困难是, 在现代社会, 人们可以以很小的成本得到精确的通货膨胀信息, 如果在合同中把价格指数化, 那么频繁调整名义价格的成本将很低。为什么人们不愿意付出这些很小的信息成本, 而宁愿承担经济波动的巨大成本呢?
3、菜单成本模型。新凯恩斯主义致力于探讨很小的名义不完美 (菜单成本) 是否足以造成大的经济扰动。Mankiw (1985) 指出, 由于存在定价的外部性, 垄断厂商的价格调整将招致较大的菜单成本和较小的收益。因此, 菜单成本可能造成经济扰动。
然而, 罗默 (1996) 对Mankiw的菜单成本是否足以造成价格粘性提出了质疑, 并指出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粘性能够加剧菜单成本对价格调整的制约。Golosov和Lucas (2007) 的分析证明, 菜单成本在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中可能是无足重轻的。因此, 能否把货币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很好地建立在小小的菜单成本之上, 仍然存在质疑。
综合主流宏观经济学各派的观点, 价格粘性可能是由一系列很小的市场不完善因素促成并放大的。各种主流宏观经济学模型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把经济体看成了一个整体, 认为货币供给同时向所有人群渗透 (helicopter drop) , 同时在所有人群中发生效应。这种整体分析的方法固然使得分析过程简明清晰, 并且有助于人们整体性地洞察经济现象, 但是也忽略了交易过程中的多种摩擦, 而这些摩擦也可能导致相对价格的变化;并且这种整体分析的方法无法揭示货币政策对不同人群行为和福利的影响。
(二) 来自“新货币主义经济学”的解释。
货币是为了克服交易过程中时间和空间上的障碍而出现的, 因此许多学者坚持在交易过程中来考察货币的效应, 而不是采用整体分析的方法。这类模型的中心思想是:每个商品在定价过程中并不存在粘性 (或者价格粘性是不重要的) , 但是由于交易过程中的摩擦 (例如搜寻商品的成本、交易时间等) , 以及货币持有者的偏好, 货币流动过程中存在粘性。一笔货币注入经济体后, 由于流动粘性, 货币会在局部聚集, 引起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
搜索和匹配模型 (searching and matching models) 很好地揭示了以货币为媒介交易过程中的摩擦, 然而模型出现的内生的货币余额分布函数过于复杂, 难以求解, 制约了它的应用。许多学者为这类模型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如Trejos和Wright (1995) 、石寿永 (1995) 、Green和Zhou (1998) 等。Lagos和Wright (2005) 在搜索和匹配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准线性偏好, 并且提出了集中决策市场和分散决策市场的模型 (Centralized and Decentralized Markets Model) , 由此简化了货币余额分布函数, 使得模型容易求解。
Williamson (2008) 在搜索模型的基础上, 提出了分割市场模型 (segmented markets) 。该模型认为, 金融市场是分割的, 只有一部分人参与金融市场活动, 而另一部分人不参与金融市场活动。在分割的金融市场下, 货币供给的变化首先影响利率, 然后向商品市场扩散。另外, 商品市场也是分割的, 参与金融市场活动的人群和不参与金融市场活动的人群所偏好的商品不同, 于是货币供给的影响首先会在部分商品市场聚集, 然后向整个市场扩散。因此, 两个商品市场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由于利率和商品价格之间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 不同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 这两个人群的经济行为和福利状况也将发生变化。
最近, Williamson和Wright (2010) 在综合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描述了这类基于交易的货币经济学分析的一般框架, 并给其命名为“新货币主义经济学” (New Monetarist Economics) 。“新货币主义经济学”用货币流动粘性取代了价格粘性, 放弃了主流宏观经济学中采用的信息不完善、不完全竞争、菜单成本等假设, 使得货币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具有一致的分析框架。另外, “新货币主义经济学”引入了偏好冲击和效用函数, 使得福利分析成为可能。在分割市场模型中, 揭示了货币政策对不同人群产生的财富分配、收入影响, 以及福利影响, 由此提示政策制定者, 由于同一货币政策将对不同人群的行为和福利可能造成相反的影响, 货币政策的作用可能比传统宏观经济学所认为的弱, 并且政策的成本 (福利损失) 可能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大。
主流宏观经济学和新货币主义经济学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相对价格变动的原因, 前者主要把其归结为信息不完善、菜单成本, 以及不完全竞争, 而后者把其归结为交易摩擦和偏好导致的货币流动粘性。也许在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 这几类因素共同导致了总需求的变化。
三、信贷供给在货币政策中的意义
“货币学派”认为货币的供给是外生的, 因此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货币供给对总需求的影响上。然而, 内在货币的供给显然不是由央行灵活控制的, 而是由银行和公众的行为共同决定的。尤其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 内在货币的供给可能与外在货币的供给方向背道而驰。Friedman和Schwarz (1963) 对1930~1933年美国货币存量的研究发现, 在这期间由于人们对银行失去信心, 争相将存款兑换成现金, 导致存款-现金比锐减, 由于存款流失, 银行通过贷款创造货币的能力削弱, 最终货币存量减少了1/3, 经济陷入大萧条。
正如前面分析的, 存款 (内在货币) 和信贷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如果信贷机制出现障碍, 就意味着人们无法为投资和消费计划融资, 内在货币存量下降, 经济将陷入衰退。随着现代金融体系的发展, 外在货币占货币总量的比例日益下降, 金融体系的信贷供给机制日益受到重视, 成为了货币政策研究的重点。
近30年来, Jaffee、Stiglitz、Greenwald、Weiss等人的研究工作把货币经济学主要置于银行信用关系的基础上。信贷学派的理论认为 (Jaffee and Stiglitz, 1990) , 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 信贷配给普遍存在, 因此银行的行为决定了信贷供给量。信贷供给受到预期的影响很大, 往往无法对央行的货币政策作出灵活的反应, 尤其在经济危机时期, 货币政策更可能失灵。Stiglitz和Greenwald (2002) 总结了信贷学派的主要理论, 从银行信贷行为的角度提出了“货币经济学的范式”。该理论从信息不完善、风险回避、银行行为的外部性等因素来分析银行的信贷供给行为。该理论的结论是:货币政策的要点并非简单地调控外在货币的供给, 而是要关注银行体系的行为, 影响经济活动水平的是生产部门获得信贷的条件以及信贷数量, 而不是货币数量本身。
四、总结
货币是信用不完善情况下, 减少交易摩擦的一种替代品 (Williamson, 2004) , 甚至可以说货币本身就是一种信用票据 (斯蒂格利茨, 格林沃尔德, 2002) , 那么货币和信用就不可以截然区分了。私人部门的信用是经济运行中内生的, 而国家的信用则具有垄断性和强制性, 因此货币有内在货币和外在货币之分。如果不加区分地分析货币存量与产出的关系, 就会产生谬误。
货币学派认为信贷市场是完善的, 内在货币供给与外在货币供给之间存在稳定的关系, 因此它们的研究侧重于货币供给的外生性变化如何引起总需求的变化, 从而导致产出变化。主流宏观经济学把经济体看作一个整体来分析, 忽略了交易过程, 因此只能从价格粘性来寻找相对价格变化的原因。新货币主义经济学则重视交易过程, 从交易过程中存在的摩擦和人群偏好, 来探讨货币供给变化后, 如何引起相对价格变化。
信贷学派认为, 信贷市场是不完善的, 内在货币供给与外在货币供给之间不存在稳定的关系, 尤其在经济危机时期, 这两者的关系可能断裂, 导致货币政策失灵。因此, 货币政策的重点不仅仅在于调节货币供给量, 更要重视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我们通过图2总结了各派货币经济学理论的主要思想、政策意义, 以及相互之间的联系。 (图2)
摘要：本文在回顾主流宏观经济学货币理论的基础上, 重点介绍货币经济学理论的最新进展, 包括“新货币主义经济学”以及信贷学派的发展等。本文总结各派货币经济学理论的主要思想、观点、政策意义, 以及各学派之间的联系, 梳理货币经济学理论进展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