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型大学校长

研究型大学校长（精选12篇）

研究型大学校长 第1篇

华中科技大学

《大学》:李校长, 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 (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 提出要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 您认为应该怎么理解这个“中心地位”?

李培根校长 (以下简称李校长) :“中心地位”就是说人才培养应该是大学里最根本的问题。尽管很多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研究, 但是, 与研究院所的研究不同的是, 大学里的研究本质上也是为了培养人,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人才培养在大学里应该有它根本的地位。

当然, 坦率地讲, 虽然任何一所大学校长都会承认人才培养很重要, 但在实际工作中, 不同学校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大学》:那研究型大学是否应该以研究生教育为主, 着重培养研究型人才呢?

李校长:我们必须承认, 谈到大学教育, 最重要的还是本科教育。华中科技大学就明确提出“一流教学, 一流本科”的思路,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关注本科生教育而不注重研究生教育。但我认为, 即使是研究型大学也必须高度重视本科教育。

首先, 大学里最重要的教育应该是本科教育, 这是从本科教育在一所大学里的地位所决定的。虽说研究生也在大学接受教育, 但是毕竟过了大学本科这个阶段后, 研究生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都更强了, 他们在本质上是靠自己学习, 是在研究工作中学习。同时, 从学生个体的层面来讲, 他可以攻读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可以一直这样念下去, 但在整个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 最关键的恐怕还是本科教育。但是, 当前有很多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却对本科教育教学重视不够。

所以,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就专门把本科教育拎出来特别强调一下, 意思是说, 虽然我们是一所研究型大学, 但是千万不能忘了本科教育在学校的地位。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学校, 本科教育都是大学教育里非常重要的内容。

《大学》:您认为, 我国大学在本科人才培养过程中主要存在什么问题?

李校长:长期以来, 我们的大学教育, 尤其是本科教育, 还是按照一个大批量生产的模式那样做, 这是有问题的。大学应该怎样真正地去启迪学生、挖掘学生的潜能?这是人才培养过程中应该花大力气去思考与探索的问题。

在中国大学里,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谈教育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 然而, 我们的这种改革, 没有从最本质的东西上探究到底应该怎么去改革, 而是总停留在课程内容的增删、学时的增减、实践环节的修补等层面上, 这些有没有必要?有必要, 也是需要的, 但是它们都没有触及教育最本质的东西。其实, 现在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 我们没有真正地面向“人”。我提过这么一个观点, 就是说, 虽然我们也讲“以人为本”, 但是我们的教育甚至没有真正地对学生开放。

可以说, 我们的学生, 都是被动地在教师制定的框架中间学习,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从教育改革的语境看对高等教育本质的认识》一文中谈得比较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谈教育改革的时候, 我们很多教师、教育管理者, 大家都是在一个过分“有我”的语境里谈论教育改革。如果我们的教育真正地面向“人”, 真正地去面向“学生”, 真正地“以人为本”, 就不能够在一个过分的、只是“有我”的语境中。我们把被教育者给忽略了。当然了, 也并不是绝对的忽略, 但是至少他自觉不自觉地是在一个过分“有我”的语境里去谈教育改革的问题, 而学生是完全被动的。

我们有一个校友曾说过一句很朴实的话, 她说“教育就是让学生成为他/她自己”, 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 其实我们恰恰就是在这些很本质的问题上迷失了方向。很多教育改革就是局限于那些很琐细的东西, 所以我就讲, 那种改革实际上是失去灵魂的改革, 那是不够的。

《大学》:怎样才能比较好地解决大学教育中“不见人”的问题呢?

李校长:我现在对教育的一个很根本性的思考就是到底教育的最高目的是什么, 我们本应该清楚这一目的, 但是我们很多人并不清楚。其实用马克思的话讲, 教育的最高目的就是促进人的自由发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有一段话,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这个话讲的太好了。毛泽东也讲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 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要有一个过程。”“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马克思、毛泽东虽然不是专门针对教育讲的这些话, 但是我认为这些观点应该对教育有所启示。如果不让学生获得自由发展的话, 我们的大学拿什么去引领社会?

为此, 大学的人才培养必须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工作。无论是实现“一流本科、一流教学”, 还是实施其他的人才培养改革, 都要从学生这个根基上来认识高等教育, 并努力引导、引领学生使其成为既有益于社会又最适合他自身的“自己”。

“以学生为中心”, 是真正从根基上认识高等教育, 是从人的存在、生命的意义之根基上认识教育, 也是真正从学生“成人”的目的而非仅仅从学生“成人”的手段上认识大学教育。既然以学生为中心, 就不是把学生当作被动接受知识的机器, 而是把学生作为教育活动的主体。“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就是要在整个教育过程中都应该以学生为本, 以学生为中心, 启迪学生的心灵, 开启学生的潜能, 就是要培养学生的自由独立之精神。作为教育改革之魂的人本思想应该体现在教育改革的全方位、全过程当中, 更要体现在教育者身上。这样的教育要求教师和教育管理者常常“无我”地、更多地站在学生的立场、从学生的角度进行教育活动, 要求教师对学生要有真正的爱。

《大学》:“以学生为中心”可以说是大学永恒的、本质的、发展的命题。但是, 对于一所拥有几万名本科生规模的大学, 要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 让每个学生自由全面发展, 似乎过于理想, 其实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李校长:当然, 我也知道, 我现在思考和提倡的一些东西, 也许都还只是一种理念或理想, 要做到还是很难的, 但我们还是在尽力营造实现的环境和氛围。

尽管有人可能会批评, 说“这不现实, 也没用”。的确, 实际教育过程中我们也很难那么好地做到以学生为中心, 但是我觉得说总比不说好, 意识到理想实现的必要性总比没有意识到好。只要我们逐步推动, 越来越多的人就会有这样的意识, 总会出现变化, 总会产生效果。理想目标的实现是一项长期的工程。我们学校目前离这样的目标和要求也还差得很远。但是, 我认为至少需要有人这么想, 然后有人这么做、这么走。

《大学》:在这条坚持倡导“以学生为中心”的人才培养道路上, 您认为研究型大学应如何处理好科研和教学的关系呢?

李校长:大学最根本的是人才培养, 但在具体抓工作的时候, 的确会比较难把握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平衡。我认为, 教学和科研工作就好像自行车的两个轮子, 教学是后轮, 科研就是前轮。后轮是承载重心的, 非常重要, 而前轮呢, 它从某种意义上讲代表了这个大学前进的方向。我们很多学校都讲大学要“求是”, 大学的科研就是“求是”的部分表现, 一所大学如果没有科研, 就很难在“求是”和“引领社会进步”方面做得很好。

因此, 自行车的两个轮子到底哪个最重要?从抓工作的角度来讲, 很难讲谁更重要, 我认为它们都重要, 只是各有各的重要性。而社会服务往往是通过研究来实现的, 因为只有有了一些研究, 具备了这方面的能力, 大学才能进行社会服务。另外, 大学的科研本身也与教学、与人才培养密不可分。社会服务也同样可以和人才培养结合起来。

《大学》:那您如何看待一些大学教师, 包括教授不重视教学的现象?例如, 把自己的本科生课程让研究生去教, 以至于有的本科生到了学期结束都没见过“名义”上的任课老师。

李校长:大学里是有这种情况, 但我们学校很少。华中科技大学很多年一直在防止和遏制这种现象出现。例如, 我们学校规定, 教师在评职称时, 如果没有完成基本教学任务, 就不能升副教授、教授等。更重要的是, 我们应该从多个方面去看这个现象或问题。

第一, 这种现象不是中国独有。美国大学也存在对教学不是太重视的现象, 包括一些名校, 而且很普遍。像美国很多名校的研究生就有助教和助研的岗位, 即所谓TA和RA。助教就是去给本科生上课, 有的老师就是只挂个名字, 一门课基本不去上。完全由研究生给本科生上课, 这在美国是普遍的。我在美国念研究生时也修过两三门本科生和研究生都可以修的那类课, 就碰到过由研究生助教讲课的情况。在美国, 体现教授水准的还是学术成就, 而学术成就是通过科研体现的, 学术成就并不表明教授对教学有什么研究。所以既然教授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学术研究上了, 那么他对亲自教学肯定会有一定程度的忽略, 这是很自然的。

所以,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为什么美国的名校可以这样做, 而少有人质疑, 但在中国就成了一个问题呢?我认为, 他们的教授虽然可能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上了, 但是他们对教学的重视程度还是比中国的某些教授要好, 就是说对教学还没有漠视到那个程度, 他可能还是很关心这门课主要讲些什么内容, 即使助教去上课, 也要给他们交待得比较清楚, 而且学校一般会对助教进行教学技能和教学方法上的培训。而我们的问题在于, 一些教师的心思完全没在教学上, 对教学太不重视, 这的确有问题。

第二, 科研在今天仍然是大学评价中的重要和显要的内容。由于体现学校学术水准的还是科研, 所以, 大学的管理者似乎也在默认与容忍这种情况, 因为在他们心中, 这些教授都是很“牛”的, 越是“牛”的教授越忙, 能亲自给本科生上课实在太难了。

第三, 我们要看到另外一点, 就是中国和国外对教育的认识可能会有差异, 我们中国教师讲课时很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和全面性。而在美国大学里, 教师则很注意培养学生的能力。就是说, 重要的不是这个老师讲得好不好, 而是要让学生自己去独立思考和学习。其实, 美国的一些课, 在我们看起来, 好像比我们这里浅的多, 但它的面却比较宽。而且, 他们在教学过程中, 有很多东西要学生自己去学习, 所以美国学生的独立性比我们要好。我估计这也是美国出现前面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

《大学》:如何才能从根本上有效引导和确保教师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教学中, 进而打造一流教学?

李校长:我们经常讲, 少数人靠觉悟, 多数人靠政策。其实我们学校里也有好几个老师堪称典型, 就是说不管你的政策是什么样, 他始终是那么热爱学生。但这毕竟是少数, 对于多数人, 我们还是要靠政策使大家重视教学。从政策方面来看, 主要就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职称, “帽子”, 戴着就漂亮;另外一个就是待遇。但我最想表达的是, 无论怎样, 教师对教育要有一点敬畏感。

我建议一方面要大幅度提高教师的工资收入, 另外一方面要严格限制工资外的收入, 促使教师收入“工资”化, 而不是多元化, 教师现在的收入太多元了。

《大学》:这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提法。作为校长, 难道您不想让教师收入更多一些吗?

李校长:收入更多并不需要收入多元化, 收入多元化也未必会使收入更多。我想说, 要想促使教师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教学, 需要首先促使教师收入工资化。

教师收入太过多元化, 这的确就是现在制约我们大学教育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试想, 当收入多元化之后, 教师肯定会更多去想要用什么手段才能使“口袋”更鼓一点。教师也可以重视教学, 因为教学的课时也和钱挂钩, 但他教学的时候, 可能就会更多想到怎么使自己的钱增加一点, 至于怎么使教学的效果更好、怎样更关注学生、怎样以生为本, 这些可能就想得不那么多了。研究上也一样, 教师现在的收入也和研究有一定的关联, 因此有的教师也在想怎么申请研究课题使收入增加, 这样一来, 他的研究就可能是功利驱动的, 而不是兴趣驱动的。在现有的一些政策和环境里, 大多数人是很现实的, 会把眼光盯在收入和待遇上。

如果说教师的收入就是工资, 像国外教师年薪基本上都是固定的, 那么教师会把更多的心思放在研究和教学上。而我们现在呢, 也不能说教师完全没有把心思放在这上面, 但他们很难把很多的精力用在教育上, 用在对学生的关注上。收入多元化的状况, 极大地分散了教师的时间与精力。

《大学》:那就是说, 对于大多数人, 最好是通过提高工资待遇来促使教师重视教学?可是工资待遇怎么算是高, 这些钱又从哪里来?

李校长:这是教育界一个很实在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学校解决不了的。所以我就建议国家出面来解决, 一方面要大幅度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 另外一方面要严格限制收入来源多样化。

当然, 要求政府现在单独给教师提高工资肯定有障碍, 因为还有工人、农民等都需要提高工资。其实, 只要给学校一些自主权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不需要额外增加国家的负担。比如, 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大幅增加了对科研的投入, 如果能够放开单位提成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现在的情况是, 学校可以从科研经费中提管理费, 但不能超过5%, 像美国基本上都是学校提成40%以上。

我提这个建议不是说, 国家给了一百万我就真的把四十多万给研究者个人。我是说, 学校提成后, 对教师实行年薪制。学校提成的30%或者40%, 这里有一部分钱实际上是再投入到教师身上, 但它不是跟教师的科研课题直接挂钩, 而是由学校对教师的工作做全面的统筹之后, 投放到教师的年薪上去。

这样一来, 一方面, 国家宏观上拿出的钱一点都没有变, 但对学校来讲, 我们每年争取的十几个亿的科研经费, 哪怕只提30%, 学校一下子就可以多出一大笔钱来, 就可以将这部分钱投入到教学和科研中。另一方面, 这也有助于解决前面提到的问题, 如教师就不会拼命希望自己的课时多一点而不论教学质量, 或者希望到处去弄一些课题而不管课题是怎么做的, 等等。

《大学》:假如有两位老师来应聘, 一位科研能力特别强, 但在教学中的表现弱一点, 另外一位科研成果不多但是教学水平很高, 如果让您选择一个, 你会选哪位?

李校长:仅仅这样说还很难选择。我们学校有那么几个老师, 他们真的是从内心深处对学生有一种大爱, 他们为学生做了很多事而不计任何报酬。例如, 我们外语系有位年轻的老师, 特别受学生喜爱, 她为学生做的很多事都是不计工作量的, 比如, 她经常到英语角帮学生练习口语, 这完全是义务的。她的学生包括已经毕业的和还在校的学生, 都特别喜爱她。

我想, 假如你说的那位应聘者像这位老师一样, 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教学态度好, 讲课效果好, 不仅是有讲课技巧, 而且还具有一种对学生发自内心的热爱, 能够得到学生的尊重, 那我真的宁愿选这个教学能力强的教师。

《大学》:您对研究型大学本科生的培养目标和类型有定位吗?比如说, 是要培养学术型的本科生还是培养应用型的本科生?

李校长:我们学校里没有严格的区分, 而是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 根据自己的特点去发展, 实际上是让学生有一个自然的发展。

当然, 不同类型的高校区别很大, 有的学校就是希望自己培养的学生毕业之后从事应用型的工作, 这是国家所需要的。研究型大学培养的人才, 其中有一部分以后会走上研究道路, 这也是国家所需要的, 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以后可能会从事应用性的工作。但即使从事应用性的工作, 我们还是希望毕业生能够处在比较高的层次上。因为他在我们这个学校有比较好的基础, 与完全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学校相比, 后劲应该会足一些。

有些学校一开始就致力于培养应用型人才, 学生毕业之后到车间去很快就能处理实际问题, 从短期来讲, 他可能比我们的学生动手能力还强一点。但是从长远来讲, 至少平均来讲, 我相信我们的学生即便从事应用性工作, 也应该有比较足的后劲。

《大学》:您提到的“后劲足”主要的指向是什么?是您一直强调的“宏思维”吗?

李校长:还不完全一样。我讲的“宏思维”, 是从高标准对学生的一个要求。我还没有在全校的学生中间去讲, 这还主要是对启明学院学生的一个要求。我希望好的学生的思维、视野开阔一点、宏大一点, 如果我们的学生只是局限于小的、专业上、技术上的问题, 那么这对他未来的成长可能是不利的。我很佩服比尔·盖茨, 他就强调说, 大学生要关注人类社会的重大问题。尽管这些重大问题不是大学生现在就能够解决的, 甚至也不是大学能够解决的, 但还是应该去关注。有没有这个视野, 平常有没有这方面的思维的积累, 以后的成长大不一样, 这个应该很清楚。所以我是希望在学校里, 尤其是我们那些条件好、基础好一些的学生, 他们更应该要有这方面的能力。

《大学》:据悉, 目前国内许多大学都成立了类似启明学院这样的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学院, 您认为应如何处理挖掘“所有”学生的潜能与培养“少数”拔尖人才之间的关系?

李校长:我在学校里也听到过这方面的质疑, 也有学生跟我提出来, 意思好像是这有违教育公平。我说过要挖掘所有学生的潜力, 但是我们也要承认不同学生的基础和学生个体之间本来就是不一样的。既然要挖掘他的潜力, 假如不因材施教, 而是按照最低的标准去要求他, 那显然是有问题的。

一方面, 我们要重视对拔尖学生的培养, 因为如果对所有学生都采取一种培养方式, 那就没有做到因人而宜, 就会产生另外一种教育不公平。但另一方面, 也不要只重视拔尖学生的培养。我们提倡一流的教学, 并不是说好的老师只给一流的学生上课, 他们一样给普通学生上课。启明学院的学生基础比较好, 学有余力, 所以学校为他们开设了一些额外的课, 对他们也有更高的要求。我一直认为, 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的教育不能局限于优秀学生, 不能局限于重点大学, 创新教育不能只是“奢侈品”, 也不能只限于科技, 创新意识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是需要的。

《大学》:那么, 大学应如何来提高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

李校长:一所学校的质量如何, 最根本的因素是其培养的毕业生在社会上的表现。既如此, 就应该为在校的学生提供尽可能好的教育。因此, 我们特别要关注本科生教育, 尤其要认识到教育的本质。本科生教育中需要关注的问题很多, 一是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的再设计。科技本身的发展和人才市场需求的变化都需要人们调整专业及课程的内容。二是学生创新能力提高所需要的教育方面的举措和手段, 如增加教材的启发性, 培养学生主动实践的能力等。三是对社会和业界的开放。一方面增加学生与社会和业界接触的机会, 使学生在其中有可能更好地认识社会、业界的需求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让社会和业界的需求反映到教育环节中, 甚至让业界人士走上大学的课程讲堂。四是如何培育好学生自我教育和主动学习的环境, 包括引导学生主动学习某些其它学科的知识, 在课外与其他学科学生讨论与交流。五是如何把更多的研究资源用于本科生的教育等。

《大学》:您认为应该怎样来认定一所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

李校长:就是看学生最后的成绩, 也就是看学生在社会上的总体表现。总体表现当然是一个很虚的概念。但是, 大家还是能够感觉到, 清华的学生, 北大的学生, 确实都还是不一样。人们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一所大学的声誉之根本体现是什么?一所学校争取了多少科研经费、取得了多少研究成果、发表了多少文章以及有多少重点学科都是不容易为人们所记住的, 即使对于圈内人士亦如此, 更别说是普通的老百姓。一所大学留给世人的声誉之根本乃在于她的“人”, 在于她培养的毕业生在社会上的表现, 以及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比如, 大家都说清华的毕业生很“牛”, 如果他们在学术圈子里“牛”, 在企业里也“牛”, 在政府部门也“牛”, 如果一个学校的毕业生在哪里都很“牛”, 这就是对这所学校的真正肯定!这就是学生在社会上的总体表现。

《大学》:就是说大学要通过自己培养的毕业生在社会上发挥影响力, 引领社会的发展?您如何看待大学的引领作用?

李校长:是的。大学不应只是服务社会, 还应该引领社会发展。当然, 也可以把“引领”看成是更好的社会服务, 走在最前面的服务。像我们这样一个大的国家, 大学在其社会进步中应该扮演着很特殊的角色。有人提过“先有哈佛后有美国”的说法, 且不论这个说法是否很严谨, 我觉得哈佛大学对社会的引领作用还是很强的, 而这恰恰是咱们中国大学很欠缺的。

未来中国要成为高等教育强国, 其一流大学一定要具有“引领”功能。应该说, 现在中国大学已经在科技方面发挥了一些引领作用, 但是大学对社会的引领作用不应局限于科学与技术方面, 还应体现在其他社会进步方面, 例如, 在人文社会科学等方方面面的引领, 包括政治上面的引领、社会文化的引领等。

今后的二三十年, 将是中国迅速崛起的二三十年, 是中国社会全面进步的时代, 也是中国更深融入世界的年代, 甚至是中国未来逐步引领世界的年代。今后二三十年内, 中国势必出现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在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 中国大学更多地肩负着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的责任。而未来, 那些一流大学理所当然地肩负着引领中华崛起的历史责任。我希望华中科技大学未来能够在“引领”这方面有更好的表现。

大学的引领作用在无形当中会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这一点很重要。实际上, 说到底这还不仅是在纯粹某件事情上的引领, 它还是对培养的人的引领, 在这样的引领氛围中学生会知道要去做什么。试想, 如果我们所有的学生都只知道“听话就行了”, 那我们这个民族还能算是一个创新的民族吗?如果我们这个民族、我们的学生, 时时刻刻想到我们要去改变什么, 那就很不一样。而这个不同的思维方式, 是我们培养出来的, 大学不同的精神文化会对学生产生影响, 然后再由这些人一代一代地影响下去。这样一来, 我想, 总有一天, 中国的大学, 特别是中国的一流大学, 在社会上的引领作用肯定会越来越强, 惟其如此, 中国才能够真正地崛起。

《大学》:不同大学发挥的引领作用肯定有所不同。《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对高等教育要分类管理、分类办学, 您如何看待对高校分类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 政府和高校各自应在哪些方面有所作为?

李校长:关于高校分类, 民间怎么分类都没关系, 但是, 官方不需要这样分类, 学校自己去定位自己, 那是学校自己的事情。咱们国家是政府少一点管理就好了, 我们的问题恰恰是在于政府管太多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学校, 我认为政府部门都不需要去管理太多。

政府和高校要做的事有很多, 从大的方面来讲, 包括领导机制的转型。就领导机制而言, 现在大学里基本上没有自主权。我认为, 在保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 对大学的领导方式或形式应该要逐步放开。说到转型, 这就说到比较敏感的话题, 就是行政化的问题, 我认为目前行政化的问题最主要的不是大学内部的行政化, 而是政府。咱们说的比较直白一点, 大学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是“被行政化”。当然, 大学的“被行政化”, 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大学内部, 使大学内部行政化, 这是相互关联的。我认为, 要解决大学的行政化问题, 首先是要解决大学的“被行政化”, 但这还需要时间。

《大学》: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大学研究生开学典礼校长讲话稿 第2篇

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

大家好！

今天是xx的节日，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XX年研究生开学典礼，我代表胡凌云书记和全体师生员工，向各位新同学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在这沁人心脾的金秋时节，xx迎来了4124名研究生新生和来自六大洲46个国家的留学研究生209人，其中硕士生3293人，平均年龄23.4岁，最小的只有18岁；博士生831人，平均年龄26.8岁，最年长一位同学48岁，这让我想到知识的魅力与求索的执著。目前，xx在校生已近28400人，男女生比例达到3：1，其中硕士生男女比例2：1，本科生3.7：1。多年来，新同学平均年龄基本稳定，但这两年，xx新生超过了8000人，这是一个富有青春活力和知识的群体，她蕴含着巨大的创新潜力，也预示着xx和国家的无限生机，需要我们共同激发和珍惜。

刚才的视频短片《筑梦xx》，给了我们很多回味与遐想。王宇和张晨两位同学的发言很精彩；刘红教授以铸就月宫之梦中的研究感悟和实践讲述了导师的期待，值得各位思考。

同学们，从统计数据看，你们不仅在过去的学习和研究中取得了骄人成绩并从竞争中胜出，为xx这个大家庭增添了活力；而且你们之中有一半多的同学来自外校，更会丰富并融入xx的文化和精神！你们中，还有许多我熟悉的同学，从你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你们热爱学习、品学兼优，有许多优秀的品质，曾为自己和学校赢得了荣誉，经常在国内外科技与学科竞赛中获奖，如航空学院的郭阳和孙义成同学分别获得欧洲大学生航模和英国航模赛冠军，张啸迟同学曾获第十三届“挑战杯”竞赛一等奖；经济管理学院的丁丽婷同学去年获得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一等奖，曲安琪同学已在国际会议和期刊上发表3篇论文。同时，你们还致力于社会服务和公益事业，如陈晓波、王军杰等同学，以及17位从西部载誉归来的支教团成员，他们刚刚获得宁夏和xq的嘉奖。

同学们，当今世界和中国正处于深刻的转型期，创新驱动是当代发展的特征。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兴起，学科交叉与融合已成为科学研究的驱动力，持续催生着传统学科焕发新的生机，推动着国际大科学合作，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也愈加强烈地依赖于科技创新来解决。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每一次科技突破都会催生社会生产力的深刻变革，推动着人类文明迈向新的更高台阶。历史还告诉我们，强国崛起与发展无一不依赖其教育质量与发展能力；一个国家拥有的什么样的大学基本决定了其现在和发展的能力，而大学的能力则取决于其所传承和创造知识的能力，取决于其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和国际学术前沿的竞争力。

常听人说，人生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也许，很多人太在意不能输，而较少关注如何才能赢，如何才能引领，这是一种视野，也是一种勇气。大学如此，个人亦同。因此，如何才能扬长补短、发现并创造竞争优势，去做到最好？我想，xx人只有追求敢为人先的与众不同，才能把握住赢的机遇，也才能输的少、赢得多，这需要我们转变观念。我认为，真正的成功更在于主动把握转折点并坚定的前行，而不是随波逐流的被动响应。也许，各位曾回顾自己的许多经历，也许你会发现，经历也是一种财富，而过往中一定会有那么几个人、几件事对自己、他人和社会是那样攸关，难以释怀。也许，那正是一次转折点或是改变人生轨迹的决心点。

那么，当各位来到xx，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你们期待的下一个转折点是什么？你们应该如何准备？

今天，为了使各位更好地把握人生转折点，我用三个问题，与大家共同思考。

第一个问题，研究生阶段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从人才成长规律看，25－35岁期间是人生中最富创造与激情的时期，许多科学家和著名学者的成功大多源于研究生期间的发现及其养成的永无止境的探索精神，例如波动力学创始人、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的德布罗意，32岁时以“物质波理论”获博士学位，并以此在37岁获1929年诺贝尔奖；量子物理学家康普顿，24岁获博士学位，并持续探索7年，发现了X射线散射效应，33岁获得1927年诺贝尔奖。据统计分析，要成为一流科学家，没有博士阶段的严格规范的科学训练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大学生活是人生的一次转型期，是从以获取知识为主的被动学习到创造知识的主动学习转变。那么，研究生阶段的标志则是知识的应用和创造能力的转变，是丰富想象力的筑梦阶段，这仍是人生的一次转型。而你们在xx的转型之路，将在思想的碰撞和执著中，经受质疑和实践的考验；你们的研究也许会在兴奋和挫折中起伏，但它会铸就你们探索的胆识和理性的思维；或许你们还将经历选择与等待中的困惑与焦虑，但它会使你们收获一份勇气与坚定。

当前，学科知识的深度分化与高度融合是当代科技与发展的特点，没有人能够成为万能学者；即使在同一领域，随着专业化分工和市场化完善，一个人或团队也已经很难获得从基础研究、技术创新、产品研发到市场的全链条成功。这些变化对学者和大学来说意味着什么？需要我们理清并主动把握自己的价值和目标。我理解，我们既需要从只做项目到做学术研究转变，又需要多学科合作去发现和解决问题、去创造知识，这是研究走向成功的转折点；我们还需要建立产学研和国际化的开放多元合作平台，理性地认清和把握自己优势和发展重点，让大学的价值充分发挥，挑战科技的极限。我认为，对学者和大学而言，知识的应用与创造都重要，但对于杰出的学者和大学而言，知识创造的价值却远大于知识应用的价值。在我看来，0到1的距离远大于1到1万的距离！因此，保持对未知问题的冲动和永恒追求才是知识创造的源泉；而且，进行有价值的研究打开的不仅是一扇门，她将引导我们把全部知识、能力和勇气融入其中，去探索和发现智慧的宝藏。我觉得这应该成为各位选择xx的原因，而无论今后各位在何种岗位，研究生时代的思考与行动将与你们的成功成正比，因为，这是你最富创造和激情的难忘时代。

第二个问题是，成为xx人的你们应该如何思考和行动？

作为新中国第一所航空航天高等学府，建校以来，xx始终坚守育人为先、学术至上的价值追求，把大学的精神与服务于国家需求和学术前沿的使命融为一体。建校伊始，xx没有自己的校园和校舍，学生在工棚里上课，在路灯下读书，但艰苦的条件却锻造出xx人爱国奉献、勇于创新的精神品质，在首届毕业生中，培养出以王永志、钟群鹏、陈懋章、戚发轫等院士为代表的学术楷模和李沛瑶、朱开轩等领导人。60年多来，从这里走出了一大批学术精英、兴业人才和治国栋梁，15万海内外校友不断拓展xx的骄傲和自豪，为国家发展和人类进步做出了卓越的成就。

xx人崇尚知识，其血脉中永恒不变的基因是创造知识的能力与价值观。在这里，你们与富有创新激情和梦想的学者相互学习和交流，与勤奋、聪明的同龄人砥砺前行，共同致力于永无止境的探索和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这是你们实现人生转型的最宝贵财富，也是xx在人才培养中创造知识，在创造知识中培养人才的目标追求。

近十年来，xx不断刷新中国大学科技创新的记录，获得了8项国家科技奖励一等奖和一批国家级奖励，去年获得3项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今年有望再获得国家发明一等奖和3项二等奖。特别是去年，赵沁平、张广军、张军等3位教授因其杰出的科技贡献当选为工程院院士。杰出学者为国家做出贡献，也为xx创造了巨大荣誉，例如王华明教授及其团队，在世界上率先突破钛合金大型主承力结构件激光快速成形技术，实现了“3D打印，让中国飞机中国造”；房建成教授及其团队在获得国家发明一等奖后，不畏艰难，毅然开始了原子陀螺技术的探索；还有，刚才发言的刘红教授及其团队在生物再生生命保障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研制成功了世界上第三个生物再生生命保障地基系统，完成了我国首次长期多人密闭试验。现在的xx，平均每月有一项重要学术发现，每两个月有一项重大科研成果产生。

上述杰出的成果不仅表达了xx人的智慧和创新能力，而且其背后有着许多美丽动听的故事，特别是师生置身于共同创造知识的过程更是xx最难忘、最珍贵的。在xx，研究生一直是科技创新的生力军。据统计，五年来，先后有500多人次获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其中70余人获得国家级成果奖。今年毕业的材料学院博士生陈海宁同学，致力于电池光电转换性能研究，以第一作者发表ScI论文16篇，总影响因子超过60；计算机学院博士生刘祥龙同学，突破了大规模图像搜索技术，并应用于医学图像与大数据处理，在国际重要会议与ScI期刊上发表论文25篇；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生牛晓旭和侯潇逸同学，关于创业者伦理矛盾的研究成果，被哈佛大学案例库推荐收藏；新媒体艺术与设计学院硕士生卢瑞娜同学，多次获得国内外奖励和图展，出版了9本儿童图画书。

xx人敢为人先，这是激发创新活力和人才培养的灵魂。学校坚持以学生为本，建设并持续优化与“科学基础、实践能力、人文素养”相适应的“三个课堂”，以实现学习知识、提升能力和养成品质的和谐统一。学校坚持学问至上，面向海内外引进和培养一流人才，初步建立了以航空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国际交叉科学研究院和北京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科研布局。今年，学校以国际化和深化改革为主题，正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和胆识，融入到社会和世界中，建设我们的“大xx”，全面推动学校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能力提升，更加满怀信心地实践“有温度的教育、有高度的研究、有广度的合作”，坚定地向着建设根植于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目标迈进。目前，学校正在研究制定十三五发展规划，积极推动发展和机制双重转型，通过人事政策、资源配置和全成本核算等机制改革，激发广大师生的创造活力；通过一流师资队伍与重要科研平台建设、国际学术交流合作，以及访学交流、学位互授和国际暑期学校等培养机制，为探索培养具有全球视野与国际能力的创新、创业、创造性人才提供基础。

同学们，作为一名xx人，作为一所负责任、有梦想的大学，我们经常在反思自己，在我们追求个人梦想的过程中，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上，我们除了美好的愿景和伟大的目标，是否抓住了自己的核心业务和发展机遇？是否认清了其关键问题和潜在危机？是否找到了解决办法和实现途径？

达尔文曾说过，存在的物种既不是最聪明的，也不是最强壮的，而是最适应变化的物种。如果你能积极理解并主动作为，xx就能够为你追求真理、实现人生价值提供开放而广阔的发展舞台。这也是我想问的第三个问题：如何致力于为梦想成真做好准备？

今年6月，我以视野、勇气、心态三个关键词作为本科毕业生的临别赠言。今天，也与你们分享和共勉。我理解，视野决定方向，目标源于视野，这是一种智慧；勇气，因其难得而可贵，勇气能坚定信念，这是一种品质；第三个是心态，因为通往成功之路往往是困难而寂寞的，需要一种境界。

xx人不可能靠继承历史和荣誉而持续成功，成功是要把握机遇，赢在转折点，更要创造机遇，敢拼才能赢！我真诚地希望，所有xx人都能拥有志存高远的视野、不畏艰险的勇气和乐观豁达的心态，去实践个人和xx的梦想！

同学们，一代人才一代使命，xx未来的新篇章要靠xx人续写！我相信，转变观念可以改变人生轨迹，我也相信，提高执行力可以提升人生品质。但我更相信，如果xx人能找到勇气改变自己，他，就能改变世界！

祝愿各位在xx转型、超越，并创造未来！

大学校长：校长的地位堪比国家元首 第3篇

除了它庞大的资产、杰出的教授与知名的校友外，我还想到一两件趣事。上个世纪80年代，因为哈佛违反了和美国联邦政府关于录取美籍非裔学生的约定，被政府告上了法庭。先不说这件事的是是非非，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哈佛面对政府时那理直气壮寸步不让的态度。还有一回，哈佛的毕业典礼想请时任总统里根任主讲嘉宾，但后来因哈佛不肯颁授荣誉学位予里根，他推拒邀请，这所高傲学校的态度很明确：不来那就算了。

你可以说它对着政府和国家领袖时能摆款，是因为它有本钱；但反过来你也可以说它的本钱就是这么累积下来的，既不刻意疏离政治但也无需献媚。

哈佛换个校长之所以能成新闻，是因为他的校长是个足以和美国总统、三军统帅平起平坐而不用自惭的角色。这种象征性的地位来自哈佛在学术界中领袖群伦的地位，而又终极建立在学校本身的独立之上。换句话说，对着一个政坛领袖，他可以说他是政界的头领，但我也是学界的顶峰，互相尊重也互不相涉。

我们时常歌颂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但很少去谈学术界文化界的“界格”。“界格”说白了，就是学术文化相对的独立地位；正因其独立，一个学者的话才有了分量。我们愿意相信他的发言、他的研究，信服的是学术本身的逻辑，以真理的追求为目标，而非大量以取悦政治人物的喜好为原点。毕竟政治的逻辑和学术的逻辑是两套不同的逻辑。政治、经济、学术和文化等领域的分化发展是现代性的标志成就，显然它们彼此相关，但没有任何一个领域可以完全吞没另一个领域，也没有任何一个领域的逻辑可以完全取代另一套逻辑，更不可能让一套逻辑的目标成为所有领域活动的目标。大家口中常说的“政治是政治，体育是体育”，就是这种现代意识的体现。

萨默斯个案有趣的地方是他曾经“学而优则仕”(这是传统中国称颂的道路)，官拜美国财政部长。但哈佛教员不会因此动摇要拉他下台的决心，正如当年他辞官回到校园出掌哈佛大学的时候，评论的说法是他“更上一层楼”了。不止哈佛，现代世界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和教授都不可能在名片上用括号标明自己的身份“相当于正局级”。也许中国是个例外。

大学校长职业化研究述评 第4篇

一、校长职业化的内涵

所谓“职业”，这里使用的对应的英文单词是“Career”，也有学者译成“职业生涯”。职业，对于个体而言，就是个人通过参与社会分工，利用自身的专业技能和知识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以获得生活来源并实现人生价值的过程；对于社会而言，就是个体通过承担相应的社会角色以实现社会责任和义务，并获得相应报酬的过程。职业就是一种动态的职业经历，而对于大学校长而言，职业就是校长在岗位上的工作及活动经历[1]。“职业化”这一进程对从业者有严格的素质和能力上的要求，并要求建立起合理的管理制度。它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职业素质的确定，职业资格或标准的制定，职业管理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健全，特别是将市场机制引入到职业管理制度中，实现竞争上岗，优胜劣汰。

简而言之，所谓校长职业化，就是指校长职业的专业化和市场化，其本质是劳务和商品化。校长职业化就是将校长视为一种职业，其核心是校长的专业化发展。校长既是学校的管理者，又是学校的经营者；需要具备兼顾教育规律和经济规律，将管理和效益有机结合起来的教育管理能力；具备善于运作学校的有形及无形资产，并不断创造经营效益的教育经营能力；具备用全新的视角理解教育的本质，推动学校快速发展的教育科研能力。

二、中国大学校长职业化问题研究现状

对国内大学校长职业化的文献主要是从三个角度来进行梳理：第一类是大学校长职业化发展历程及趋势的研究，第二类是时代背景下我国大学校长职业化现实的研究，第三类是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国际借鉴研究。

（一）关于大学校长职业化发展历程及趋势的研究

1. 侧重介绍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历史进程及研究背景。

对于大学校长职业化历史进程的相关研究多数是从大学校长角色演变与大学校长职业化兴起的角度展开的。各学者均选取不同的角度，根据不同的条件对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了划分。

如牛维麟、李立国、詹宏毅（2009）以高等教育的变革为着眼点，探究大学管理及校长角色的转变，从中世纪大学校长角色和地位象征化，到20世纪60年代大学组织内外部环境催生了对大学管理的专业化及大学校长职业化的需求，大学校长职业的变迁和角色的演变无不体现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和高校组织管理的创新[2]。

陈运超（2009）从大学校长角色演变及定位的角度对我国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历史进程进行分析研究，从1978年科学家重返大学校园，大学校长治校权力有限，到2000年大学及校长的行政级别进一步强化，我国大学校长的发展具有定位行政化及运行组织化等特点。但面向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我们需对大学校长的角色重新进行科学、合理的定位，回归大学校长治校本位，淡化大学校长官员色彩，逐步推动大学校长由“双肩挑”、“三肩挑”向职业化、专业化方向发展[3]。

何毅（2013）认为，大学校长的角色及职能演变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自中世纪大学诞生以来一直到近代，大学校长的主要角色是“学术领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学校长的“管理专家”色彩开始增强；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大学校长开始向“职业校长”转变[4]。

邴浩（2014）从大学校长的教育背景和职业背景变迁来分析我国大学校长职业化的进程，作者以“985工程”首批启动的9所高校为例，截取4个时间断面分别收集相关数据，研究我国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变迁历程以及未来的政策取向[5]。

2. 侧重介绍大学校长职业化发展趋势。

以该角度进行研究分析的文献，多数是结合时代发展的背景，论述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必要性、重要性及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如吴江、张秀阁、周保利（2002）从中国加入WTO迎接机遇和挑战的时代背景出发，结合WTO教育服务贸易的相关规定，提出大学校长职业化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开放的必然要求及历史趋势，我国应当积极地迎接时代挑战，参与教育服务贸易及国际教育市场的各项竞争，大学作为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参与主体，需要加强高校校长的教育管理、经营及科研能力，推进大学校长职业化进程[6]。

唐德海、曹如军（2004）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代高校的管理性质赋予大学校长多重性的角色特征，我国旧有的大学校长定位已经不能满足校长管理工作的各种需求，要实现大学校长的角色转变。校长职业化的实现需要相应的配套机制的保障，要扩大办学自主权、不断完善大学校长遴选及约束机制[7]。

章小梅（2005）在研究中提出，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步伐的不断加快，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高校连年扩招及民办高校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种种管理压力，传统的职务化大学校长模式已不再适应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需求，中国大学校长职业化应运而生。我们需要培养具备经营管理能力、开拓创新能力以及服务育人能力的新型职业化大学校长，推动大学校长多元化、专业化发展，创建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教学水平的高水平大学[8]。

田丽萍（2012）从去行政化的角度提出了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历史必然趋势。她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大学校长由政府进行任命，“职务化”的大学校长观念不利于发挥大学自主权及提升我国大学的国际竞争力[9]。游清泉（2004)[10]，徐晴、胥青山（2004)[11]，张黎力、成中梅（2007)[12]等均从当前国内教育改革的角度分析了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必要性及历史发展趋势。

（二）关于中国大学校长职业化现实发展的研究

现实视角是近年来逐渐热门的大学校长职业化研究视角，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实践中的大学校长职业化发展进程。这些文献，大多数是侧重从我国大学校长职业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成因及路径选择的角度进行分析的。

如赵文华、高磊、马玲（2004）认为，从现代大学制度的角度来看，大学校长职业化是我国大学校长所面临的一个崭新而又复杂的课题，我们有一些举措正在背离职业化的发展方向，如大学校长的行政角色不断得以强化，为此大学校长必须确立具有战略性、发展性及实践性的教育理念，且为职业化道路提供规范化、程序化的遴选、薪酬等制度保障[13]。

刘新才（2007）认为，我国已具备了实现大学校长职业化的改革环境及条件，需要循序渐进革新制度观念，转变职务化的旧有观念，在选聘过程中要着重关注大学校长的个人能力及综合素质，健全和完善大学校长的培训及激励制度，确保校长工作的顺利开展[14]。

陈海梅（2007）分析研究了中国大学校长职业化的现状及问题，论述了大学校长进退制度问题，认为应从选拔、薪金、任期等几个方面对我国的职业化进程进行制度性的革新，同时也应对大学校长的自身素质和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提升[15]。

周柯（2012）阐述了教育“行政化”及校长“官本位”现象对于大学校长发展的压力和挑战，提出大学校长职业化对于大学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应从观念和体制两个层面搭建大学校长职业化体系[16]。

李丹、杨海涛（2013）从大学校长角色定位及职责分工不明确；任职资格及职务终身制等相关制度不健全；以及薪酬体系及职业素质培训机制运行不合理三大方面阐述了目前我国大学校长职业化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并提出应通过积极推动校长选拔试点工作进程、实现市场选拔聘任制度；优化培训制度、改变旧有的单一机制[17]。

刘尧（2013）对中国大学校长如何走职业化道路提出相关办法：其一，大学要摒弃“官本位”思想，鼓励校长自觉走职业化发展道路；其二，“官学一体化”及“双肩挑”让大学校长不堪重负，校长应厘清学术与行政的边界；其三，校长必须不断提高教育科学水平，把握学校学术发展的方向[18]。

张海清、刘建平、杨明宏（2014）从异化角度分析我国大学校长职业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主要包括校长选拔行政化使得大学校长管理工作缺乏创新性和开创性；职务化校长导致校长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双肩挑”的普遍现象使得大学校长行政、学术角色模糊化[19]。

国内从现实视角来探讨我国大学校长职业化发展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将研究重点放在了职业化实现路径的选择上面，且国内的硕博论文也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我国大学校长职业化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及解决对策上，而对于我国大学校长职业化在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及挑战则缺少系统性的分析和总结。

（三）关于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国际比较研究

1. 侧重从国外大学校长职业化研究的角度。

我国学者对于国外大学校长职业化的相关研究多以美国为研究对象进行，通过对国外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发展之路的透析，总结其职业化的主要发展方式及手段。

张冠勇（2007）选取了美国著名的十所高校校长职业背景为例进行实证分析，他指出美国大学校长职业化是以高校管理中对行政绩效及学术自治的要求为理论基础；制定了规范且程序化的校长遴选制度、职业化培训体系、市场化的薪酬体系，推进大学校长职业化的稳步发展[20]。

栾兆云（2008）以哈佛大学为例研究美国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发展，他认为，美国有严格且规范的大学校长遴选程序，充分体现其民主特性；在选拔校长时，十分注重其候选人的学术背景；美国大学可在很大程度上根据校长的工作业绩决定其任职年限；大学采取“软着陆”的方式及完善的培训制度帮助新校长快速适应并接任相关工作[21]。

郝森林（2009）从美国大学校长遴选程序、遴选标准、任职年限、薪酬待遇及培训体系五大方面介绍了美国大学的职业化取向，认为推行大学校长职业化是提高大学管理效能的有效途径。此外，作者还结合美国大学校长遴选的经验从遴选、任期、薪酬体系及培训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我国大学校长职业化发展的应有之义[22]。

姜朝晖（2009）选取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繁荣发展时期作为研究背景，对美国大学校长的职业特征进行分析。校长来源不再局限于具有宗教人士身份或背景，而是多由著名学者担任；校长的工作重心从学术性工作向专业化行政管理转变；同时，美国大学校长的遴选机制及培训评估机制均得以建立和完善，为美国大学校长职业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23]。

马蕊（2010）在其硕士论文《大学校长职业化发展研究》中主要分析了国外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实践经验，结合我国大学校长的现实工作状况，提出落实大学校长培训制度、健全大学校长监督机制以及推行大学校长的个人职业化发展等改革措施[24]。

何毅（2013）总结概括了西方国家大学校长职业化的成功实践经验，认为其大学校长职业化的主要特征及表现形式为遴选程序规范化、任职条件标准化、人选来源多元化、薪酬标准市场化及岗位流动自由化。虽然各国大学校长产生方式存在差异，但通过遴选方式产生职业化校长是普遍趋势，且大学校长职业化也是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关键一步[4]。

国内学者在研究大学职业化的过程中，多数是选择从借鉴的角度进行分析，以国外的实践经验为先导，对国外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发展模式及方式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和总结。

2. 侧重从中外大学校长职业化比较研究的视角。

一些学者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国内外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异同，从中获得对我国大学校长职业化发展的借鉴意义。

李福华（2008）认为，目前，我国推行大学校长职业化仍然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我国大学校长普遍薪酬标准水平低，美国运用市场化手段调节大学校长薪酬水平；我国大学校长多采用上级任命制度，受上级任命制度的影响，我国大学校长任职的首要条件是政治身份，而在国外，特别是美国，高校对于校长的领导才能及管理水平有很高的要求[26]。

牛维麟、李立国、詹宏毅（2009）从大学校长角色、地位及作用随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角度出发，将西方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基本特征归纳为，校长来源多元化、遴选程序标准化、任期灵活化、薪酬合理化。相比之下，我国应将大学校长进行更为科学、合理的角色定位；改革并完善大学校长的遴选、任期、激励等相关机制；赋予大学及校长办学自主权，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2]。

李巍巍（2013）选取中、美各50所著名大学作为样本，从校长年龄、性别、教育背景、职业背景等方面实证对比分析中美两国大学校长职业化背景的异同。受自由的市场经济及成熟的政治体制影响，美国实行的是开放式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而我国受发展中的经济及政治体制的影响，仍然采用集权式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大学校长的理工科教育背景所占比例较大，校长的任职期限远低于美国大学校长的任职时长，且女性大学校长的人数也远低于美国[28]。

三、结论

综上所述，国内对大学校长职业化的研究以介绍国外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历史及实践经验为发端，以结合时代背景对中国大学校长职业化现实研究为主要趋势，对大学校长职业化的研究逐渐呈现出问题分析深入化、研究角度多样化及学科背景交叉化等良好态势。

（一）大学校长职业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已有的研究中，诸多学者均指出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当代高校的管理性质决定了大学校长角色的多样化趋势，且“职务化”的大学校长观念不利于发挥大学自主权及提升我国大学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我们应该转变旧有的观念，培养新型的职业化校长，实现大学校长角色的转变，淡化大学校长行政级别。

（二）配套机制的优化是实现校长职业化的保障

为加快实现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办学治学模式，应确保相应的配套机制的保障工作，不断完善大学校长的遴选及相关的管理监督机制。通过对国外大学校长职业化发展之路的分析，国内学者将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发展方式及手段概括为五个方面：大学校长遴选、校长职业化培训、薪酬待遇、任职年限及评估监督机制。

（三）我国大学校长职业化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国内大学校长职业化研究多数从理论层面进行研究与分析，以国外实践经验为先导，缺乏对我国大学校长职业化的现实发展的分析与总结，缺少实证及个案分析。此外，我国对大学校长职业化研究起步比较晚，研究方向也比较分散，多数是从理论层面进行研究与分析，多为对国外实践经验的借鉴及分析，对于我国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历史进程及现实发展还没有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理论基础有待加强，研究的系统性、完整性有待改善。

大学研究生开学典礼校长讲话稿_1 第5篇

亲爱的同学们，各位老师、各位家长：

下午好！

今天，我们因交大而结缘，因学术而相聚。从此刻开始，交大将成为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文轨车书”、“交通成和”将成为我们共同的人生使命。作为xx交大的第65任校长，我代表全校师生员工，向同学们成为新一代交大人表示最衷心的祝贺！

xx交通大学是一所伟大的学校。说她伟大是因为她首开中国近现代高等工程教育的先河，享有“东方康奈尔”的美誉；说她伟大是因为她竢实扬华，培养了茅以升、林同炎、竺可桢、黄万里等多位彪炳史册的科学大师和工程泰斗，培养了以57位海内外院士、3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为代表的30余万优秀人才，创造了百余项“中国第一”；说她伟大是因为她自强不息，历经18次迁校和5万里跋涉，虽历经坎坷却始终薪火相传，深刻融入国家、民族顽强奋斗和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说她伟大，还因为她为打造“中国高铁”这张金灿灿的名片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当前，学校正在大力实施“人才强校主战略”、“国际化战略”和“数字化战略”三大战略，深入推进“工科登峰”、“理科强基”、“文科跨越”和“生命振兴”四大行动计划，正加速朝着“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高水平一流大学的战略目标奋力前行。今日交大正以更具实力的学科平台、更具国际化的学术环境、更加厚重的大学文化，迎接全国及世界各地的优秀学者和莘莘学子。

大学是关乎学问的，从根本上讲大学是学术共同体，是研究高深学问之所。什么是研究？“研者，磨也；究者，穷尽也”，研究就是持之以恒地探求真理。学术研究是大学的题中之义，追求学术本位，是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应有的本然价值。没有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大学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作为交大这样的研究型大学的研究生，同学们今后几年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和研究。同时，作为未来科研工作的主力军和生力军，在你们即将开启的学习和研究生涯之际，我和大家共勉一句话：视学术为志业。

为什么说是志业，而不是职业，甚至也不是事业？志业、事业、职业差别何在？概言之，职业（profession）是“身、生”所迫，是为衣食生计；事业（cause）则受“情、意”所驱，由情感、意志、信仰和抱负引导；志业（aspiration）固然可简单理解为“志向与事业”，但它根本上是“心、灵”使然，是一种让内心变得更加淡定从容的执念。《说文解字》曰：“志，从心之声。志者，心之所之也”，志业超越功利，追随本心，不忘初心。

20世纪中国极具传奇色彩的一代学人梁漱溟，说自己一生都只有志业而没有职业，他一生都在做自己心想之事。今天，之所以重提将学术作为志业，旨在强调在当下这个越来越物质、功利和浮躁的社会，要“为学术而生”，而不要“靠学术而活”。须知，一个真正视学术为志业的人，绝不会把学术异化为谋求功名利禄的工具，而是将学术看成自己的生命，只为探寻和遇见更好的世界——这恰是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推崇的。

要真正做到视学术为志业，需要在以下几点上下功夫。

一是力戒浮躁，耐得住寂寞。做学问就得板凳甘坐十年冷，就得有十年磨一剑的决心、耐心和恒心。年青学子应向竹子学习，要熬过那“三厘米”。周知，竹子开始要用整整四年的时间才长三厘米，但从第五年开始以每天30厘米的速度迅猛生长，仅用六周时间就能长到15米。其实，在开初的四年竹子是将根在土壤里延伸了数百平米。同样，做学问需要扎根，需要储备，需要厚积薄发。XX年5月14日，科学界权威期刊《自然》宣布：数学界的重大猜想已被敲开大门。一位名叫张益唐的中国人，证明了存在无数多个素数对，且每一对中的素数之差不超过七千万。这一孪生素数猜想的破冰性工作，让全世界为之侧目。

数学神话的背后，是一位孤独数学家的长期执着。在取得这一突破性成果之时，年近六旬、志业清敏的张益唐先生还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讲师，且经济上穷困潦倒，但他始终宠辱不惊、初衷不改。即使现在已成为世界重量级数学家，他仍然低调淡定。“我的心很平静。我不大关心金钱和荣誉，我喜欢静下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如是说。张益唐先生的精神及成就，对青年学子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正能量。他的故事昭示我们：只有视学术为志业，才能淡然面对生活的清苦、社会的功利，才能克服物欲的诱惑和内心的欲望，才能战胜科研之路的艰难险阻。

二是踏实勤奋，孜孜以求。《尚书·周书》有云：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意思是取得伟大的功业，需有伟大的志向；完成伟大的功业，在于辛勤不懈的努力。做学问容不得半点投机取巧，需外绝声华，内无假借，潜心钻研，持之以恒，惟此，学问局面方能逐步展开。当代中国史学大家钱穆，一生以学术为志业，从18岁起就致力于学术，以后研究、讲学、教育、著述70余年未尝中断，为历史研究和教育劳心尽瘁。晚年专致于讲学与著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出新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顾炎武，穷其一生精力撰写百科式著作《日知录》，他手不释卷，记事必求贯通，引证浩繁，精严过人，并自谓“生平之志与业，皆在其中”。这些大师的毅力和精神，非常值得青年学子效仿。

三是锤炼对问题的感受力和学术质感。爱因斯坦曾讲，在科学上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本质、更重要。牛顿因苹果而发现万有引力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其实每天也有无数“苹果”落向他人。差异在于有多少人能像牛顿一样意识并提出问题：“苹果为什么朝地下掉，而不往天上飞”。现在，学界有一种不好的倾向，为数不少的学者对周遭丰富、鲜活的现实问题熟视无睹、麻木不仁，习而不察、浑然不觉，对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重大实践和社会变革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一味埋首于自我世界，习惯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从范式到范式，几近丧失了对自然界和现实世界的感知能力，其研究成果若去掉洋洋洒洒的文献综述、晦涩艰深的数理工具和貌似精当的标新模型，理论的空洞和思想的苍白立马可见，更可叹的还自以为是，孤芳自赏。这非常值得学界警惕。

今年上半年，有一篇硕士论文产生了良好的反响。一名社会学的研究生以“生命历程”的视角，讲述了自己的母亲因企业破产，经过抗争之后选择买断工龄，并在一所中学从事保洁员的故事。再普通不过的下岗再就业的经历，之所以成为研究对象并登上学术之堂，就在于作者从看似不起眼的个体活动，管窥中国发展转型、社会变革的时代大背景。这篇论文的成功，得益于作者良好的问题意识和对平凡现象敏锐的感知能力。由此可知，研究对象并非一定“高大上”，若能见微知著，小事情也许就蕴含着洞悉自然与社会的大。

四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20世纪50年代，我国尚无力制造蒸汽机车，当时我校孙竹生教授就已着力研究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20世纪80年代，在国产机车速度不到100km/h之时，孙竹生教授又开始研究牵引动力和重载运输。他的研究总是大大超前时代。同时，孙教授治学严谨，审慎论证，其研究成果不仅在理论上意义重大，而且为二三十年后形成产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孙教授的学术人生启示我们，要敢于打破旧有观念束缚，挣破旧有体系牢笼，敢于质疑、反思、检讨、追问、解构乃至颠覆，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大胆创新和批判性思维，对未解决的问题提出新的假设或解决的可能。在此基础上，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坚持严谨求实的态度，将假设或可能进行充分论证。

五是平正笃实，求真务实。“学问观其会通，性行归于平正”是学者追求的境界。为此，在治学态度上，要力争成为开放型的现代学人，既融贯中西、通释古今，博采众长、集思广益，又择善固执，不倚傍前贤时俊，坚持自己的学术路向。在治学精神上，追求学问精纯、缜密、谨严，思想疏通知远，识力深透。在探究工具理性的同时，注重价值理性，关切理性背后的正义性和正当性，发展各种知性美德。在学术操守上，矢志不渝地捍卫学术尊严，力戒学术功利，遵循学术规范，杜绝学术腐败，尤其要对沽名钓誉、曲学阿世、趋炎附势高度警醒，保持学人应有的风骨和气节。

同学们！硕者，大也；博者，广也。从学士到硕士，从硕士到博士，改变的不单单是称号，更重要的是称号下的意义。希望大家从心底热爱学术，有做学问的真性情，秉承对学术的挚爱和诚笃，肩负时代使命，努力成为“有社会担当和健全人格，有职业操守和专业才能，有科学素养和人文情怀，有历史眼光和全球视野，有创新精神和批判思维”的“五有”交大人，成为具有学术竞争力、科技创新力和思想影响力的栋梁之才！

祝同学们身体健康，学业有成！

大学校“小”校长 第6篇

占地面积近4.5平方米，在校学生一度达4600余人，授课教师最多时近300人，河东区实验小学是天津市规模最大的小学。而学校却大而有章，丰富向上，在学校、学生的多个层面攀援把握着教育的真义和内涵。

作为这样一所学校的一校之长，杨军红说：我只是一个小校长。

大校之长

“都27年了！”1986年从范师学校毕业，杨军红就到了天津河东区实验小学当老师，她凝神一会儿，默默估算，露出一个恍然的微笑。

按照一种水到渠成的步骤，杨军红在学校从老师、主任做到副校长，“每上升一个台阶，你的视野都会不一样。”从心里的容量看，杨军红所关照的对象也在从一个学生、几个老师、一个班级逐渐扩大到一所学校和整个教育。

教育是一个人离开学校以后在人格心灵和生活习惯中剩下的那点东西。

2004年，杨军红被调到香山道小学当校长，三年苦心经营摸索，让杨军红渐渐懂得如何从一个校长的角度和高度去注视和统筹一所学校。

2008年杨军红回到河东区实验小学当校长，这一次教育人生的归去来，对于杨军红而言是一次伴随着痛苦和喜悦的蜕变成长。

实小当时也是区里很好的学校，但学校欠缺梳理，不管是在理念、传统还是管理方面，没有一个体系；学生也太多了，老师的教学压力和学生的成长压力都很大。经过一个学期对实小的各方调查了解，杨军红得出“诊断”。

那么如何“开方”呢？

最高明有效的管理是制度管理。

学校新上任的保安老刘在交接工作的时候得到一张保安岗位工作细则，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几点到位，几点传送文件，如何应对外来人，如何保护学生安全，大大小小几十条规定。老刘拿着岗位职责，很乐呵：“我在好几所学校当过保安，每次都要花大半学期熟悉情况，这个制度好，方方面面的问题都说清楚了。”

三年级二班张老师正在上一堂语文公开课，教室后面坐着几个听课的老师，每个老师都很认真，不时用笔在纸上写下什么。原来他们是在填写一张河东区实验小学听课记录表，表上详细列出课堂摘要、教师讲授时间、学生学习时间、小组有效合作等近二十条项目。徐老师说每次听课都不敢怠慢，因为是带着任务的，当然这样课也不会白听，效率很高。

这张保安工作说明和听课记录表上的每一条细则都是杨军红经过考察分析后一手写成。而这只是实小制度管理的小荷一角，要说重点和亮点，当首推“日清周结月评”全员管理制。

你很重要

清晨8点，行政部的张老师和于老师带着四位值勤的老师分别值守在学校的两个大门，管理检查学生的进校情况。张老师一边回应着学生欣欣闹闹的敬礼问好，一边提醒着几个调皮的学生不要追打，红领巾系好。

9点，学生们正在上课，执勤的几位老师穿行在校园和教学楼，六（1）班，语文课课堂生动，学生兴趣浓厚；四（1）数学课，老师须注意学生书写姿势及坐姿培养。于老师边观察，边记录。

接着是课间、两操、午休、放学，几个老师事无巨细地陪伴观察着学校一整天的运行，并时时捕捉那些有意义的信息。

放学后，几个老师将各自写满巡查记录的日清表汇总，去重补缺，统一整理，在第二天课间操之前，学校里的每一个班级和办公室都会收到前一天的日清表。

每一个人都知道学校在发生什么事。

体育组的宁老师是学校里的老教师了，以前按部就班上课，没觉得有什么不对，但自从开始作为执勤老师，站在一个高处俯瞰整个学校的全貌，优良中差一览无余，立刻知道自己的位置，也会有一股想要做好的冲劲。

周结月评就是日清工作的一个提炼总结，学校里两百位老师近三千个学生一下子把壁障推倒，活动于一个“共在”的空间，大学校立刻变小，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随之产生。

日清周结月评现在已经融入到学校的常规化管理，但实行之初也遭遇了些阻力。一些老师有怨言：学校管理关我们老师什么事？

杨军红找到那些老师，温和又严肃：学校的发展离不开你，因为你很重要。

创意总监

如果不当校长，我想我会是一个不错的创意总监。杨军红眼中带着几分自信欢乐的神采。

问一个扎小辫的二年级小女孩，新学期有什么愿望。女孩瞪着大眼睛认真说道：我希望多得几个“你真棒”！

“你真棒”是一张圆形卡片，绿色底纹上一个红色的竖着大拇指的拳头，写着“你真棒”三个字。

三（1）班的何嘉捡起身边的垃圾丢在垃圾桶里，老师给她一个“你真棒”；二（3）班的王可字写得很工整，老师奖励一个“你真棒”……所有的孩子，各方面的优点都可以得到鼓励。

孩子集齐12个“你真棒”能换一枚精致的实小金色薄片纪念书签，而拥有两枚书签则可换取一件荣誉T恤，颜色分为红黄蓝绿，型号大小齐全。学生们一个个劲头十足地争着抢着要做最棒的少年。

“你真棒”在天津话里叫“倍儿棒”，对应着学生的“你真棒”，杨军红又为老师们设计了“倍儿棒”奖励卡，也有相应的进升程序，别说老师们还很计较。

教计算机的李老师在清洁值日期间躲在机房没有参加，最后人人都得了“倍儿棒”，只有他没有。李老师不高兴找着校长理论，杨校长就事论事，态度明确：别人都在劳动，你却躲清闲，你这样当得起“倍儿棒”吗？

李老师讪讪而归，在以后的活动中表现积极，老师们看在眼里，都忍不住偷着乐。

杨军红有一句名言，老师们都耳熟于心，“素质就是不用提醒”。

如何才能做到不用提醒呢，当修养文明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六年奠基一生，习惯教育正是实小的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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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学生人手一本“好习惯之旅——学生护照”，里面分列着包括按时完成作业、遵守交通秩序、热爱阅读等60个好习惯，每个习惯下面划出自己、家长和老师的认可栏，学生每做到一个习惯，相应的人要贴上认可标签，是一面面各个国家的小国旗。

杨军红说这个想法灵感来自世博会，孩子们可爱惜自己的护照了，都急不可待地要将自己的护照贴满小国旗，再争做好习惯三星少年。

学校也将习惯教育渗透进日常教学，每一天、每一周、每一个月都有一个习惯主题，比如卫生、诵读、书写、安全，在相应的主题期里，学校会通过每天习惯十分钟、广播及相关的课程、活动来加强和落实这一好习惯。

诵读之月，不管在清晨的广播、阅读课堂，还是主题比赛，或是孩子们日间的自由活动中，总是随时可听到一阵阵朗朗甜脆的读书声。

一树繁花

杨军红在来实小的第二年就“顶着压力”做了一个决定，压缩招生，实行小班教学。

当时很多人找我谈话，教育局领导、学校领导、学生家长，但我就是一个不松口。杨军红微笑之中有几分不显露的内刚。

学生人数从四千多减到两千多，近一半，老师的教学班级从七八十人骤减到35人，都感觉松了一口气。杨军红这时候走出来说，我们是在追求一个从量到质的飞跃，大家从此更要注重专业素养的发展。

为老师们建立成长档案，规划职业发展；建立教改大课堂，为老师们提供一个展示和学习的舞台。杨军红挨个给教育圈的朋友打电话，邀请他们派老师代表到实小开坛授课，分享经验。

北京、上海、福建等全国50多所学校的校长、老师纷纷带着自己的思想创见迢迢赶来，天空海阔，在实小的课改大课堂上绽放智慧、辉映火花。

二年级的朱老师对福建教育者的教学思维印象很深，“他们对学生创造力和主体意识的培养，对我启发很大。”

孩子是一株充满潜能的幼芽，学校应该为他提供充足的土壤和水热。

“三院一中心"指文学院、艺术院、科技院和数学研究发展中心，学校里数十个缤纷多彩的学生社团就分属在这"三院一中心"里，组织结构很有条理。学生社团还有各自的“营寨”——学生活动中心。生物实验室，学生们在无菌控温室培养的洋桔梗植物切片，在金黄色的光线中萌发着生命；美术室，学生的后现代主义画作很具视觉冲击力，已被学校收藏……

谁能说10年20年后，这里面不会出一个生物学家或世界艺术大师呢？

“树图”是学校文化的一大特色，用树的形状梳理概念，形象又深刻。三棵校训树分别以“负责任”、“好习惯”、“高质量”为干，每棵树又各自沿着学生、老师两条次主干延伸开去，最后细化到家庭、社会、工作、学习几方面的具体细节，层次清晰。而知识树则贯穿于学校教学的始终，一节课、一门学科、一学期的内容都能画成知识树状，主次分明、纲举目张。

一棵棵教育之树，枝脉强劲、生机勃然，支撑起了实小的精神和肉体。

杨军红自称“小”校长有一个小心愿：用六年为学生的人生之树培根固本，希望他们可以朝着一个正面光明的方向去孕育、生长，终成实心之木，开出一树繁花。

编辑 刘 娜

研究型大学校长 第7篇

一、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第一,建国后我国大学校长选拔机制的变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梳理建国以来我国大学校长选拔机制的发展变迁过程,探讨影响我国大学校长选拔机制变迁的政治、经济、法律法规以及时代变化的因素。

第二,我国大学校长选拔机制的现状与反思。从政策文本的角度,从选拔程序、选拔标准、选拔方式等几个方面对我国现行大学校长选拔机制进行解读。此外,还运用数据分析的方法,对我国重点大学校长队伍尤其是“211工程”百所大学校长群体队伍的现状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反思我国大学校长选拔机制运行中存在问题的原因。

第三,我国大学校长公开选拔试点工作分析。深入剖析我国教育部在2011年和2012年底进行的两次公开选拔高校校长试点工作的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

第四,美国大学校长遴选机制的现状及其优劣势。从美国大学校长的遴选主体、遴选程序、遴选标准等几个方面详细阐述美国大学校长遴选机制的现状,并分析该机制的优劣势,为我国大学校长选拔有选择地借鉴其优势、避免其运行中的不足做准备。

第五,中美大学校长选拔/遴选机制的差异与启示。中美大学校长选拔/遴选机制有一定的共同之处,但由于中美两国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不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各异,大学文化传统以及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等都有很大的差别,因此两国大学校长选拔/遴选机制也迥然不同。通过中美两国大学校长选拔/遴选机制的差异分析,最后得出有利于改革我国大学校长选拔机制的启示。

第六,基于大学组织特性的大学校长遴选机制分析。该部分主要从理论分析的角度展开,认为大学学术性的根本特征决定了大学校长遴选机制与政府、企业等领导者的不同,而基于学术性的内在逻辑所体现出的大学的自治性、民主性和教育性、松散性的特征决定着在对大学校长选拔进行制度设计时不能简单复制和模仿政府和企业的领导选拔制度,而应有自身独特的模式。

第七,我国特色的大学校长遴选机制的构建。该部分论述改革我国大学校长选拔机制的必要性,并根据目前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阐明社会对大学校长角色的新要求。最后,根据我国的国情、大学面临的形势、大学校长角色的新要求以及大学组织特性的内在要求,在借鉴美国大学校长遴选机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关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校长遴选机制的建议。

该研究是一个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以应用研究为主的综合研究课题,采取了多种研究方法。

第一,文献法。通过大量搜索、整理和分析国内外的文献资料,了解政府、企业的领导产生制度以及国内外大学校长遴选方式、遴选标准、遴选程序等,为构建我国大学校长遴选制提供分析基础。第二,文本分析法。在对我国大学校长选拔机制的现状进行分析时,主要对现行大学校长选拔制度的政策文本进行详细解读,以此把握我国现行大学校长选拔机制中的深层含义。第三,比较法。通过对美国大学校长遴选制度的比较分析,分析其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挖掘影响大学校长遴选机制的因素,总结大学校长遴选的共同趋势,从而得出对我国的启示。第四,访谈法。通过访谈我国大学校长、副校长、教育行政部门以及教师等,获得最真实的各个群体对我国现行大学校长遴选的现状、问题的看法及理想的大学校长遴选制的描述,以使从技术层面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大学校长遴选机制更有针对性。第五,数据分析法。采用数据分析法分析我国的大学校长群体的特征,用数据和图表说明我国大学校长群体队伍的实际现状,为改革我国大学校长遴选制度提供数据支撑。

二、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围绕“我国特色的大学校长遴选机制的构建”这一研究目标,该报告中的“建国后我国大学校长选拔机制的变迁”为我国特色大学校长遴选机制的构建提供历史的延续性与国情基础;“我国大学校长选拔机制的现状”与“我国大学校长公开选拔试点工作”两部分为构建我国特色的大学校长遴选机制提供现实的基础和前期准备;“美国大学校长遴选机制的现状及其优劣势”与“中美大学校长选拔/遴选机制的差异与启示”两部分是以国际的视野为我国有选择地借鉴国外大学校长遴选经验做准备;“基于大学组织特性的大学校长遴选机制分析”是为说明大学校长选拔不同于政府、企业领导人的选拔,为我国大学校长遴选机制的构建做理论铺垫。“我国特色的大学校长遴选机制的建构”则从高等教育面临的新挑战及对校长角色的新要求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我国特色的大学校长遴选机制的完整构建框架和内容。

通过以上分析,该研究认为,尽管大学有自身的组织特性,但它一定受本国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因此,每个国家的大学有不同的特点,每个国家的大学校长遴选机制必然也会有所不同。例如,我国大学校长选拔任用长期以来按着党政领导干部的选拔来进行;而美国大学校长遴选实行的各大学自主负责的制度。不过,大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教育机构,各个国家的大学都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都有着只有大学这个组织才具有的特性,这就使得借鉴别国大学的经验成为可能。总之,构建我国特色的大学校长遴选机制,既要考虑到我国的特殊国情,又要看到现代大学面临的形势对大学校长的新要求;既要考虑到大学有不同于政府、企业的学术性的根本组织特性,又要放开视野,以国际化的眼光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先进的、适合大学发展的经验,为此,该研究特提出我国特色的大学校长遴选机制的构建建议。

(一)构建我国特色的大学校长遴选机制的三个前提

改革我国大学校长选拔机制,构建我国特色的大学校长遴选机制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但改革获得的利益与成果是潜在的、有滞后效应的,而改革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却是立竿见影和非常直接的。改革和建构意味着破旧立新,它必然会触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和权力,因而变革常常会遇到种种阻力,带来阵痛。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改革我国大学校长选拔制、构建我国特色的大学校长遴选机制至少需要三个前提:首先需要处理好政府与高校的关系,特别需要在法律层面加以具体明确和表述;需要在制度层面划清党委和校长的权力边界;大学还必须重建和培养教师的学术权力。

有了以上的三个前提,再来谈构建我国特色的大学校长遴选机制的具体建议才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构建我国特色大学校长遴选机制的具体建议

第一,制定并进一步完善有关大学校长遴选机制方面的相关法律政策及规范性文件。我国大学校长的选拔是由政府部门或者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的,他们对大学校长的选拔是按着《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关于进一步加强直属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建设的若干意见》等要求来进行的。但具体到大学校长选拔来说,这些法律显得有些笼统,导致在大学校长选拔实践中出现很大的随意性。为此,在改革我国大学校长选拔机制,构建我国特色的大学校长遴选机制问题上,需要首先制定并进一步完善有关大学校长遴选方面的相关法律政策及规范性文件,使校长选拔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第二,坚持公开、民主、竞争、择优的大学校长遴选原则,营造良好的大学校长选拔机制的运行环境。一是在选任预备阶段,应向海内外广泛发布相关信息,吸引尽可能多的优秀人才应征。二是在选任进行阶段,对符合条件的候选人进行综合考察,公开考试、考察以及面试的程序和方案,同时鼓励广大师生的民主参与并接受社会大众、媒体等的监督。三是在选拔候选人的阶段,坚持公开是竞争的前提,竞争必须在公开中进行的原则。四是在选任结束阶段,及时向广大师生甚至社会公布选任结果,并接受群众的监督,做好新老校长之间的交接工作。

第三,大学校长的遴选标准坚持共性和个性相结合的原则。大学校长标准的制订是校长遴选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它决定着大学校长候选人与大学的契合程度。但大学校长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标准,可能要因时、因地、因校而异,这就要求大学对自己本校的大学校长遴选标准进行细致的研究,尽量客观反映学校所需要的人应该具备什么素质。总之,遴选校长不仅要关注应聘者个人的素质,也要关注该校自身的特质及在现阶段对新任校长的需求,力求两者相互适应和匹配。

第四,根据我国的国情,大学校长可以由大学作为遴选主体,由学校提名候选人选,由政府任命与聘任。我国目前大学校长的遴选主体是党政部门,由中组部或其它党委组织部来具体负责。由党政部门根据党管干部的原则,依据党政干部的选拔任用条例来选拔和任用大学校长,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大学的控制权。因为公立大学由政府投资办学,政府在校长选拔上拥有决定权,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大学作为追求真理和探索高深学问的学术组织,其健康发展还需要免受政府和任何外界干扰。任何国家的大学都一样,一方面要与政府保持紧密联系以获得更多支持,但同时还需要与政府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在我国,大学校长除了是党的领导干部之外,他还是一所大学的领袖和灵魂人物,校长的理念和办学思想对大学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由政府直接按着党政领导干部的选拔方式直接选拔校长忽略了大学作为学术组织区别于其他政府、企业组织的特殊性,是不符合大学发展的规律。当然,在我国完全由大学来遴选自己的校长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符合国情的。为此,结合美国遴选大学校长的经验,考虑到大学组织的特殊性以及我国的特殊国情,我国特色的大学校长的遴选可以考虑采取大学选拔和政府任命与聘任相结合的办法来进行。

第五,由广大教师、学生、甚至校友实质性参与大学校长遴选过程,保证师生对于校长遴选的参与权。我国的大学校长选拔,由政府部门来负责,基本上与大学里的广大师生是无关的,教育部两次校长公开选拔试点工作,让广大教师和学生代表参与进来,听取了他们的意见,是进步的表现,但这还远远不够。构建我国特色的大学校长遴选机制,还需进一步扩大广大教师、学生尤其是教师实质性参与大学校长的遴选。而以大学为主体遴选大学校长,为广大师生参与大学校长遴选打破了多年存在的障碍。

研究型大学校长 第8篇

我们无力全面探讨学校历史发展的全貌, 只是希望从校长领导力的视角来探索圣母大学的历史发展经验。在十多位曾经为圣母大学呕尽心血的校长中, 我们选择了海斯堡校长 (Theodore Hesburgh) 作为研究对象。选择的理由主要有三:第一, 海斯堡时期是圣母大学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第二, 海斯堡校长是圣母大学公认的最为著名的校长;第三, 海斯堡校长任职期间, 也是该校遭遇挑战最多、最大的时期。论文首先系统回顾了海斯堡大学的历史发展。然后针对海斯堡校长的办学思想进行了全面分析和提炼。最后结合海斯堡校长的理念和领导力及其对于圣母大学发展的贡献, 结合我国一流大学发展实际, 进行了分析, 并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大学校长领导力和改革与稳定关系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提出了若干建议。

一、圣母大学发展的三大阶段

圣母大学也曾经历过从弱到强、从默默无闻到世界知名的发展历程。由于海斯堡在圣母大学发展史上具有最重要的地位, 因此一般将圣母大学发展史分为前海斯堡时代、海斯堡时代和后海斯堡时代。对圣母大学各个历史时期的简要回顾和展现, 便于从宏观上全面了解圣母大学, 为提炼海斯堡的办学思想和经验提供历史背景。

(一) 前海斯堡时代 (1842~1952年)

前海斯堡时代是圣母大学重要的历史时期, 圣母大学在这一时期内得到创立并不断发展, 为后来学校的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1842年, 文森斯主教 (Right Rev Célestine Guynemer de la Hailandière) 赠给圣十字会教父索林 (Edward Sorin) 一块土地, 要求其在两年内建立一所教会大学。[1]索林考察了一些办学地点后开始使用伯丁的旧日志礼堂作为学校的校舍, 学校建立后招到了两个学生并增设了一些校园设施。圣母大学的前身是天主教小学和中学, 在1844年1月15日, 该校获得了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联合会的官方大学章程。[2]在宪章许可下, 学校正式命名为圣母迪拉克大学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du Lac) 。虽有大学之谓, 但学校规模很小, 仅对男生开放。在海斯堡1952年接任校长一职前, 圣母大学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 学校在硬件建设、学科建设等方面小有成绩。由于其宗教性的约束, 无论是对优秀的世俗学生和世俗的师资, 还是私人捐资者, 都缺乏吸引力。在竞争异常激烈的美国高等教育界, 圣母大学几乎无竞争力可言。

(二) 海斯堡时代 (1952~1987年)

海斯堡校长经历了圣母大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时期。这得益于海斯堡校长的领导, 圣母大学一跃从地方教会大学发展成为一所享誉海内外的国际性一流研究型大学。学校的年度预算增长了18倍, 从970万美元增长到1.766亿美元。该校接受的捐赠猛增了40倍, 由900万美元增长到3.5亿美元。科研经费增长了20倍, 从73.5万美元增长到1500万美元。年度录取新生从4979人增长到9600人。全职教师从389人增长到950人。[3]除此之外, 海斯堡在坚持学校传统的基础上, 增加了办学的世俗化成分。如此圣母大学可以规避教会对大学发展过多的限制, 获得了世俗学生的青睐。一个重要的事件便是圣母大学于1972年招收到了首位女性学生。这位女性学生是一位来自圣玛丽学院的转校生, 她于1972年获得了该学院市场学学士学位后转到圣母大学深造。[4]圣母大学的崛起有着历史的机遇, 但更得益于海斯堡校长的大胆革新。在竞争异常激烈的美国高等教育中, 能在短短三十多年间带领圣母大学步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海斯堡校长功不可没, 无论是其办学理念, 还是他务实的教育改革实践, 都为学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 后海斯堡时代 (1987年至今)

海斯堡卸任后到现在, 圣母大学共经历了两任校长, 他们均秉承海斯堡的办学理念, 进一步增强了学校实力。这一时期的一位重要的校长是爱德华·马诺伊, 他于1987年接任校长职位, 2005年离职, 任期18年。在爱德华·马诺伊的领导下, 圣母大学继续发展, 将海斯堡的大学管理思想发扬光大。这一时期的圣母大学在声誉、师资力量、资源获得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圣母大学的师资数量增加了500多人。学生的入学成绩逐年提高, 学术质量进一步改善, 平均SAT从1264提高到1360。少数族裔学生数也增长了一倍。学校所接受的捐赠从3.5亿美元增长到30亿美元。年度预算从1.77增长到6.5亿美元。年度科研基金从1500万增长到7000万美元。圣母大学最大一次募捐获得了11亿美元的社会捐赠。这在教会高等教育史上是数额最大的。[5]2005年, 约翰·杰金斯从爱德华·马诺伊手中接过了校长的帅印, 成了圣母大学第17任校长。在其就职演讲中, 他承诺要在其任期间将圣母大学建设成为美国和世界的科学研究领导者, 承认道德的价值, 在信仰和学习之间架设起一座永恒的桥梁。[6]

二、海斯堡校长就任前的圣母大学环境分析

(一) 外部环境分析

大学外部环境分析是指对大学在一定时期对大学所面临的客观外部社会经济、政治、地理等情况的分析。主要内容包括国家政治环境、高等院校之间的竞争、大学所处地区的经济和地理环境等方面。[7]海斯堡时代, 圣母大学的外部环境分析包括两个方面:即当时美国的政治环境和圣母大学所面临的院校之间的竞争两个方面。

1. 圣母大学的政治环境

海斯堡任职之前, 美国正处于与苏联进行全面对抗时代。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 越南战争尚未开始。在这一时期, 美国迎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为了提高综合国力在与苏联的对抗中取得胜利, 美国政府加大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 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 苏联人造卫星的上天震惊了美国上下, 人们把美国的落后归咎于教育的落后。教育被看作有助于加强国防、促进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有力工具。在此情况下, 20世纪60年代, 美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 获得了来自各种渠道的投资, 进入了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然而, 好景不长, 随着1964年对越战争的全面爆发, 美国逐渐陷入到战争的泥淖。1965年越南战场的美军士兵已达到了20万人之多, 战争非但没有取得预期目标, 反而伤亡越来越大。政府为了补充兵源开始到大学大批征召士兵, 这引起了大学生们强烈不满, 并继而引发了全国性的学生运动。这场席卷美国的学生运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 学生们的行动一下子把大学从黄金时代拉入到了危机时期。“从1969学年到1974~1975学年, 有132所高校被迫关门, 其中104所为私立院校”, [8]不可否认的是, 这一时期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很多高校领导者对学生运动准备不足, 大学没能有效应对学生运动所带来的挑战。

2. 圣母大学面临的校际竞争压力

1952年, 海斯堡接任圣母大学校长一职。之后的十多年里见证了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美国高等教育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 高等学校的学生数量激增。1958~1968年, 美国高等学校的在校生人数由322万增加到692万, 平均年增长率达到7.9%。[9]高等学校的数量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1958年, 美国拥有高等学校2111所, 到1968年, 增加到2483所。在1965~1968年这三年中, 新增高等学校291所, 平均每星期新建两所高等学校。[10]这一时期, 美国高等教育不但数量上得到了极大增长, 而且在质量上也获得了巨大进步。就研究型大学而言, 在这一时期, 大学研发总经费增加了3倍多。公立大学的研究人员从13000人增加到23000人, 私立大学的研究人员从12000人增加到23000人。在公立大学, 联邦政府所拨研究经费的份额从53%上升到75%, 私立大学则从66%上升到82%。可授予博士学位的公立大学的入学人数从80万增至190万, 可授予博士学位的私立大学的入学人数从44万人增至65万人。理科和工科授予的博士学位从5800人增加到143000人。[11]从以上一系列数据不难看出, 作为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教会大学, 圣母大学及其掌舵人海斯堡要面临多么激烈的竞争和挑战。

(二) 内部环境分析

高校内部环境分析与外部环境分析相对应, 是指对一定时期内影响高校发展的内部相关环境因素的分析。高校内部环境有硬环境和软环境之分, 硬环境主要由物化环境、实践环境、师资环境和从业环境等构成, 其要素是物质条件。软环境主要由观念环境、制度环境、校风环境等构成, 其要素是非物质条件。[12]本文在分析圣母大学内部环境时, 主要分析其软环境、学校制度环境、校风环境和观念环境等方面。

圣母大学属于教会大学, 从1844年起学校董事会由六名牧师开创而来, 在海斯堡上任之前该校受到了天主教教会的严密控制。包括学校招生, 只能招收男生, 女性学生一直被排除在圣母大学围墙之外。教师教学内容和所读书籍都有严格的宗教规定。任何教师要阅读那些被天主教列为禁书的书籍, 必须得到校长的特别准许, 方才能够从图书馆借阅。学校作息制度极度保守。在海斯堡上任以前, 学生在学校的行为受到严格管制, 他们有严格的作息时间, 学生不许开车入校, 不许带女生到宿舍, 规章制度近乎严苛。由于受到天主教会的严密管控, 校风显得死气沉沉, 了无生气, 与美国其他世俗大学的生机勃勃形成鲜明的对比。任何遭受教会控制的大学, 不仅给外界一种落伍、保守的印象, 而且对吸引高素质的非天主教学生和师资不利, 特别是对吸收基金会和政府的资金也非常不利。圣母大学的办学, 几近死气沉沉。

三、海斯堡时代圣母大学的突破性改革

海斯堡于1952年临危受命, 挑战巨大, 也蕴藏着契机。圣母大学何去何从?是继续在天主教会的严格控制下走保守的教会大学发展之路, 还是锐意改革, 逐渐摆脱教会对学校过于严格的控制而走向开放发展之路?海斯堡以他一系列远见卓识的改革和突破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圣母大学不仅要成为世界第一的天主教会大学, 还要成为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

(一) 向主管组织攫得办学独立性和自主权

海斯堡对圣母大学最重要的贡献莫过于其从天主教会那里获得了独立的办学自主权。海斯堡上任之前, 圣母大学受到由六名牧师所组成的董事会严密的管辖, 上到学校招生、学校教学内容、校长管理和教师聘任, 下到学生起居、教师所读书籍等内容都受到董事会严格的管理和监控, 不可逾越半步。这种过于保守的教规严重制约了圣母大学的发展。一方面学校失去了基本的办学自主性, 失去了作为一所大学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另一方面极大地损害人们对圣母大学的印象和兴趣。由此而造成的后果有二:一是无力吸引到优秀的师资和生源;二是缺乏吸引社会资金的竞争力, 社会募捐有限, 阻碍了圣母大学的发展。

海斯堡上任后清醒地认识到要使圣母大学在竞争激烈的美国高等教育界立得住脚跟, 首要的是要获得办学自主权。为此他推动了两项改革:打舆论仗和新建董事会。

打赢舆论仗方面, 1961年, 海斯堡在“全国天主教教育联合”年会上, 公开批评天主教会对高等教育过多的干预和控制。他说:“如果我们的哲学家和神学家继续生活在那些死去多年的人中, 天主教高等教育就无法完成自己的使命”。海斯堡在公开场合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教会, 迫使天主教会做出让步。

建立全新董事会方面, 海斯堡认为要获得权力, 必须成立董事会, 让董事会取代教廷成为学校的权力中心。1967年经罗马教廷批准, 圣十字会将大学所有权转交给了圣母大学董事会。圣母大学仿照哈佛大学, 建立其12人组成的董事会, 其中半数为世俗人员, 董事会以外, 还有更多的世俗人员担当学校各部门要职。

(二) 由宗教性办学观念向世俗化办学理念转变

因为获得了办学自主权, 圣母大学得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在此背景下, 海斯堡校长便开始了一系列革命性的革新。海斯堡的革新带给圣母大学的不是混乱, 而是立竿见影式的发展。具体如下。

一是转变办学目标, 确立培养高质量人才和科学研究为学校根本办学目标。之前, 圣母大学由于具有极强的宗教性, 主要以培养宗教人才和宣传天主教思想为办学目标, 对世俗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海斯堡上任后敏锐地意识到宗教性大学不能只具有培养宗教人才和宣传宗教思想的功能, 还要担负起为国家、为社会培养高素质世俗人才和科学研究的任务。为此, 他提出, 圣母大学要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科学研究的中心之一, 与此同时, 大力提高学校培养人才的质量和科研水平。海斯堡曾说:“教会大学要和其他所有大学一样有同样高的学术标准, 要培育学术自由使其成为卓越学术研究和高质量教学的基础。”[13]

二是大量聘请世俗教师, 建设高质量师资队伍。海斯堡一改过去只能由牧师担任学校教员的做法, 大量聘请学术造诣高, 师德高尚的非宗教人员充实到教师队伍。他远去欧洲礼聘高水平教授, 将本校的教师薪水提高了一倍。10年间, 120多名具有哲学博士学位的教师来到圣母大学任教。到1967年, 具有牧师身份的教师仅有55名, 占700多名教师的8%不到。教师结构的世俗性改造彻底完成。

三是积极发展学校捐赠事业, 为学校发展奠定物质基础。海斯堡认为, 要办好一所大学, 不仅需要高质量的师资队伍和生源, 而且需要大笔的资金作为保障。海斯堡校长一上任后便大力发展捐赠事业, 发起了声势浩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的募捐运动, 广泛募集社会各界的善款, 为学校的快速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四是转变学校管理方式, 为学校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大力改革学校管理方式也是海斯堡校长的一大主攻目标。他一改教会大学死板、保守、落后的形象, 大胆招收了女性学生;放松对学生管理, 取消晨祷时检查的传统, 放松学校官员对酒吧巡查等, 这些改革措施立刻有了效果。改革为学校发展注入了活力, 创造了良好发展氛围, 改变了公众对圣母大学的印象。

(三) 智慧处理危机, 确保大学稳定发展

海斯堡任职期间, 恰遇席卷全美的大学潮, 学潮照例波及到圣母大学。1968年底, 圣母大学有300多名学生在学校行政楼静坐示威, 抗议军火公司和中央情报局来校园招募。次年年初, 200多名学生挤进一栋大楼, 要求观看一部被禁的电影, 学校动用校警驱逐学生。眼看学潮有逐步升级的可能, 海斯堡校长智慧地决策, 化解了圣母大学的校方与学生的冲突。首先, 校长向全校学生致公开信, 长达8页的公开信, 清晰表达了校方的立场和态度, 也说明了学校与学生不完全是对立的双方, 矛盾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其次, 校长做出了一个很少使用的“15分钟政策”。该政策主要是针对少数强力的团体而言的。如果这些团体不能在15分钟内与校方达成妥协, 校方将要求这些人出示身份证。出示身份证的学生将受到停学的处分, 而拒不出示身份证或者没有身份证的人将会按践踏私有财产罪被依法追究。继续顽抗的人, 将被开除学籍。[14]海斯堡的公开信和“15分钟政策”有效地遏制了学潮的发展势头, 使圣母大学平稳地度过了这场危机。与其他院校相比, 圣母大学不但没有遭受损失, 反而在艰难时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就学校而言, 圣母大学体现了“多难兴邦”的道理。

四、借鉴海斯堡的办学理念, 建设高水平大学

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重要讲话中,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全面深入建设以清华大学为代表的几所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在我国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升级阶段, 高等教育须将质量提高放在第一要务, 必须承担起培养一流人才, 做出一流科研成果的责任, 全面深入地提高办学水平, 让若干所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 已成为高教界和政府的共同目标。目标既已明确, 高校管理者就必须深入思考, 主动应对机遇和挑战, 锐意进取、善于创新。基于我国实际, 结合海斯堡校长的办学实践和思想, 我们做出如下分析。

(一)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确保大学的自主办学权

圣母大学之所以能够在海斯堡的带领下, 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 一跃成为美国, 乃至于世界的一流大学, 其关键就在于海斯堡校长突破了天主教会对圣母大学的过度干预, 为学校争取到了较大办学自主权, 建立起了符合学校发展的大学管理制度。圣母大学的领导, 有教会大学的特殊性。相对于政府, 它是私立的。相对于教会组织, 它是属下的。既然是私立, 就不会受到来自政府的干预。一旦逃脱了教会组织的管理禁锢, 学校也就获得了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在圣母大学获得充分自主权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了一位校长的胆识、勇气和魄力。没有海斯堡校长, 就不可能有诸多的改革, 也没有可能从教会组织那里获得办学自主权的可能。办学自主权, 就圣母大学而言, 与校长自身的能力和努力是截然不能分开的。

同样, 在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全面冲刺阶段, 我国高等教育能否在管理制度上与世界接轨, 用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大学制度保障大学能够做出一流科研成果, 提供一流的教学水平, 为社会发展提供一流的服务, 都迫切要求我们尽快建设起来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在于厘清政府和大学的关系, 要明确政府和大学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阶段, 在坚持党的基本教育方针和遵循依法办学基本原则前提下, 政府要给予大学充分的办学自主权, 大学不仅要充分享有自主科研、教学、社会服务权, 在一定程度上拥有招生、人事、筹资权, 还要求有自主甄选学校管理者, 组织建设符合院校发展的管理框架、体系和制度的权利。政府的“让权”, 需要法律的程序。大学自主权的扩大, 也需要法律的程序, 缺少法律程序固化的大学制度建设, 不会走的太远。

(二) 提高大学校长任期的弹性, 加强大学校长领导力建设

根据中外著名大学发展的经验, 具有较强领导力的大学校长往往能带领一所大学突破发展瓶颈, 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并在一定时期内形成较为稳定、独特的办学风格和理念。我国高等教育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大学校长是学校发展的第一责任人, 因此校长是否具有较强领导力直接决定了一所大学的发展前景。圣母大学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就在于拥有了海斯堡这样一位具有超强领导力的大学校长, 使圣母大学突破了发展瓶颈, 形成了独特的办学理念和风格, 在短时期内实现了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因此, 在当前我国全面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阶段, 加强校长领导力建设须在三个方面做出特别的努力:一是要建立良好的校长甄选程序, 将大学领导人与其领导才华和潜力直接关联起来;二是要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大学校长的在岗培训, 包括海外培训, 不断增强大学校长领导力;三是要提高校长的任期弹性。海斯堡校长的办学经验告诉我们:对大学建设贡献较大的校长, 往往也是任期较长的校长。

(三) 大学要实现跨越式发展, 必须勇于改革善于创新

学校的改革与稳定是一对平衡器。改革要关涉稳定, 但是不敢触及矛盾, 一定不能企求问题的解决。海斯堡校长上任初期的若干改革, 极具挑战性, 任何一个问题, 都可能引发巨大的甚至灾难性的阻力。比如, 圣母大学需要获得办学自主权, 那么一定会遇到教廷或教会组织的不满甚至抵制。如果没有体制上的这一突破, 其他改革也都将遇到夭折的可能。招收女生, 虽然在六十年代的女权运动高涨时期, 是很多美国私立大学不得不做出的让步, 但是对于天主教会大学来说, 接受女生, 可能遇到师生甚至是圣母大学校友的全面抵抗。雇佣世俗教师、扩大世俗学生招生比例、放松学生管制, 无一不会遇到重重阻力, 然而海斯堡顶住了。改革者之路, 不可谓不艰难。但是遇难即退, 不仅不会有进展, 学校也就不会变化, 创一流的大学的目标, 也只能是空文一张罢了。

摘要：在我国全面进入建设小康社会和创新型国家阶段, 我国大学特别是一批高水平大学要勇于承担起更重大的责任。为此, 在当前以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 建设几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高水平大学的任务就显得极为重要和迫切。在此背景下, 文章介绍了美国圣母大学如何在其功勋校长海斯堡的励精图治下, 在短短几十年间由一所地方教会大学发展成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 其中包括海斯堡校长的办学理念、具体改革措施等内容, 文章还结合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客观现实探讨了我国建设一流大学的一些思路。

关键词：海斯堡,圣母大学,办学理念,世界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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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型大学校长 第9篇

云南省建材工业行业协会党组书记、会长马列与张清杰校长一行进行了座谈, 并陪同参观了省建材科研院培训中心 (即武汉理工大学昆明学习中心) 和研发测试中心。参观时, 省建材科研院党委委员、院长张彩朗重点汇报了武汉理工大学昆明学习中心在招生、教务教学、学生管理方面的情况, 简要介绍了省建材科研院在研发、市场拓展、业务转型、技术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概况。

座谈会上, 马列会长对张清杰校长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并介绍了省建材科研院在经营创收、转型发展方面取得的成绩, 衷心感谢武汉理工大学多年来对省建材科研院给予的支持帮助, 尤其是为支撑云南建材行业科学发展培养了大量高素质专业人才, 希望通过此次调研, 进一步增进了解, 在人才培养、科研方面给予省建材科研院更多的帮助和指导, 积极探讨在产、学、研、用等方面的合作, 共同为云南建材行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张清杰校长感谢马列会长等云南校友为云南建材这一基础建设原材料行业的发展和母校做出的贡献, 对省建材科研院近年来在经营创收、利税上交、职工收入及生活条件改善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特别是对省建材院的武汉理工大学昆明学习中心为云南培养了一万多名毕业生, 为云南省的建设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给予了赞赏, 感谢省建材协会和省建材科研院对学校工作的大力支持, 并表示了在人才、产业、科技方面加强合作的意愿。

武汉理工大学是由原武汉工业大学、武汉交通科技大学、武汉汽车工业大学于2000 年5 月27 日合并组建而成, 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 是首批列入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校。先后培养了近40 万毕业生, 为建材建工、交通、汽车三个行业输送了大量优秀人才。

研究型大学校长 第10篇

一、大学校长主体生成的条件

植根于变迁社会里随着大学发展而生成的大学校长主体性问题, 是大学校长的精神性特征在社会表象空间和大学实体空间里的显现及实践超越性表征, 是大学校长之所以为大学校长的基础和源泉, 是大学校长发展和创造自己并进行自我认识、自我调控、自我实现和自我评价的本性和能力, 是自我主体的表象和论据。自我是主体的核心内容, 是主体性问题研究的关键所在。大学校长要认识自身的主体性, 就要认识自我发展, 自我发展是其主体性生成的内部条件。从这个内部条件来看, 大学校长的主体性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人的根本特征在于他始终是一种‘未完成的动物’, 是一种逐步‘生成’自己的动物。”[3]大学校长在自我需要、自我意识、自我能力的合理配置中逐步生成了自己。前述所说, 大学校长是超越中的个体, 是一种动态超越性与生成性的存在, 不是一种预设性的存在。这种“‘存在’并非简单的指‘生命的存活’, 而是指‘生成着的存在’。人的存在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 并且不会最终完成于某一确定的状态, 而总是向未来, 向新的可能开放。一旦凝固下来, 它就会失去生命的活力、张力, 物化甚至腐化”[4]。从这个意义上讲, 大学校长主体的生成性似乎与众不同。因为如此生成的大学校长, 其生存目的不仅限于一个职位来谋生, 而是要在他所在的职位上严肃地追求真理, 他所关怀的绝非是一己的利害得失, 而是整个大学精神文化的基本价值, 如大学的公共理性、公平等。由此, 我们可以说, 大学校长的主体地位所担当的是“精神与思想的天职”。对此, 大学校长居于自我意义上生成的主体性, 它所蕴含的某种已经得到历史验证与绝大多数人认同的“主体性含义”已经具备了广阔的说服力, 这种说服力所传达的信号已经表明一个时期的某一所大学在其校长推动之下已经获得了巨大而深刻的发展, 包括发展之后的大学深刻地影响到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改变。在这个意义上, “大学校长主体性”这个概念可能是具有某种“卡里斯马魅力”的人物, 成为大学发展与社会变迁中关键而重要的事件。只不过, 这种主体性的生成, 不可能由单纯的内部力量催生, 还需要由外部条件的合力作用。

因此, 我们认为, 大学校长主体的生成, 还有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变迁因素对大学校长主体生成的需要。“社会本身创造着作为人的人。”[5]这可以从社会变迁中找到痕迹。如在社会转型或社会文明的进步中, 教育主题与大学发展是整个社会转型的一个主要领域, 或者是在失序社会, 即当一个社会总体发生错乱乃至分裂时, 需要一批先进文化精英从思想意识与民族文化精神上对所处于这种错乱时代里的人进行“立人”工作。由此, 大学校长作为时代的先进文化精英, 其主体性的生成或许可以视为一种社会整体变革的一帖文化药剂, 是历史与理性演绎的必然结果。社会变迁的需要实际上等于追求社会发展的人的需要, 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实际上等同于追求生产力发展的人的需要。大学校长就是居于这种追求中的主体存在。

二、大学校长主体性的内涵

进一步认识大学校长的主体性内涵, 有助于我们为大学校长向教育家成长的路径设计奠定基础。大学是一个国家与民族发展的“文化晴雨表”[6], 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最高文化机构、最高的精神象牙塔, 凝聚最高智慧的特区———它在精神上引领整个民族往前走。应该说, 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超越大学”[7]。综观世界史, “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某种意识形态作为该民族的精神凝聚剂或最高道德法则与公共行为准则”[8]。具有如此地位的大学, 不能靠预先的设计建成, 大学不是做成的, 而是长成的。大学校长作为大学发展的灵魂, 其校长的职位不能靠预先的设计来达成, 大学校长不是“做成”或“当成”的, 而是“长成”或“生成”的。从前述已知, 具有主体内涵的大学校长是从本国社会的时代特性和社会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主体自我”, 而绝不是靠官僚制度的预先设计能够生成的。从这个视角继续认识其“主体自我”的内涵如下:《汉语辞海》给出了“自我”的两种意义及用法———“作代词, 自己, 用在双语动词前, 表示这个动作由己发出, 并以自己为对象, 如~教育, ~启发;作名词, 人们对自己的了解和认识, 如追求~, 实现~。”[9]大学校长要发展好、带领好大学, 需要其自我从“主体我”到“客体我”把握社会、文化和心理等方面对自己的看法和结论, 需要其首先进行主体我对客体我的了解和认识。当大学校长主体对外在世界有了清晰的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后, 就会更积极定位于自我认识的努力表现中。自我认识是大学校长对自我的主观评价, 这种“主体我对客体我的认知判断不应过高或过低, 否则都会带来消极影响”[10]。大学校长这种对“主体我”的认识是居于大学内部发展逻辑 (如大学传统、办学条件等) 与外部发展逻辑 (如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人口等因素的制约) 现实中的“我”的认识, 是在大学发展中最能把握住内外发展逻辑的主体, “是大学发展中最活跃的主体, 是大学领导管理中最主要的主体”[11]。作为认识大学与改造大学的主体, 是现实而具体的大学校长。

可以认为, 大学校长的那种永远不能满足于现有的大学发展境遇而去不断创造新的生命价值, 以获得一个更新的精神自我的行为和意识的特征, 就是作为大学校长最典型的主体性。这是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管理领导实践活动主体的质的规定性, 是大学校长在与客体相互影响中不断得到发展的自觉能动性、创造性、自主性、自为性与自觉性, 从而获得作为大学校长的社会角色和定位, 同时还表现为大学校长主体的选择性, 即大学校长在大学治理活动中选择“做什么”、“为什么做”、“怎么做”。大学校长主体的创造性是其主体性的最高变现, “依靠自己的创造活动, 主体性越来越强”[12]。一部大学发展史表明,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大学校长主体性不断生成的历史。因为“从历史上看, 作为学校的最高行政长官, 大学校长是学校的灵魂, 即大学校长对一所大学的成功创建、平稳运行、革故鼎新、进步发展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11]。大学校长经过自我意识的提升、分化、矛盾和统一的过程, 使自己在推动大学发展中达到较高的社会化水平, 使自己的主体性得以加强;自主性是指大学校长作为主体, 进行活动是自主的。大学领导, 尤其是大学校长应该凭借自己的自主性活动, 使大学凭借自身教育水平获得社会的认可, 而不是行政级别。事实说明, 大学校长的主体性也不可能靠行政级别得到真实提升。自为性则表现在其治教活动的目的性上, 是大学校长主体性中的自主性的逻辑衍生, 是主体活动的内在根据;主体性是其职业地位的精华, 是大学校长精神生活的内在标尺之一。因此, 具备如此主体性的大学校长就能顺利调动和挥展自我的主观能动性, 就能在一定社会历史下对大学发展的各种因素进行整合组织, 实施大学改革的具体政策方案, 充分利用有利因素, 克服不利因素, 引领大学不断变革和发展。

三、大学校长主体性的建设

在现代知识经济环境下“建设好一所大学, 特别是建设好世界一流大学, 关键要有懂得并能运用一流大学建设规律的职业化的大学校长。大学要在现代社会的多种挑战面前取得成功和进步, 最关键的一环就在于校长能发挥卓越的职业领导作用”[13]。培养和造就职业化的教育家型大学校长群体已迫在眉睫。以教育家型大学校长成长的路径分析大学校长的主体性建设, 表现在通过根本路径、核心路径、基本路径和重要路径进行设计, 以实现大学校长由单向职业人向真正教育家的成长。

1. 根本路径是校长遴选。

大学民主是中国民主的重要关口, 哈佛大学著名的第21任校长查理斯·艾略特说:“大学是世界上最容不得独裁者的地方。”[14]目前的中国大学, 实行的是政府任命制。世界上没有一所一流大学是靠政府独裁能够办成的。世界一流大学发展实践表明, 校长遴选制度的设计是根本。“体制和制度的竞争性和公平性是产生人才的根本。”[15]具有科学竞争性与公平性的遴选制度是保证大学校长主体性及向教育家成长的根本。民主遴选可以进行如下操作:大学校长是领导与管理大学的学术与教学工作的, 应由学校教职员直接选举产生, 每届任期五年, 可连选连任。校长人选来源:首先是政府及相关组织部门确定任职条件, 然后是自愿报名与组织推荐 (如教授会或董事会面向社会进行招聘、推荐) 相结合, 国外的知名人士也可报名参加, 在此基础上根据条件可确定3-4人进行竞选, 最后由全体教职员投票决定。副校长不用参加选举, 可由中央或教育部或省委直接任命, 但若在具体工作中正校长不满意副校长的工作, 正校长可提议由教授会议进行投票表决, 若有1/3以上教授不满意该副校长的工作, 对该副校长可就地免职, 由组织另行安排。正校长由学校选举产生, 而副校长由上级任命, 有利于中央意志与学校意志的相互制衡。大学实行校长负责制, 同时在学校中的具体管理中也要体现民主特点, 要对一些事项多进行协商和讨论, 要尽可能采取公开的形式。顾及中国特色, 大学的党委书记应该由党的组织部门 (中央组织部及省委组织部) 直接任命, 当然还有党代会的投票, 这是党对大学领导的一个程序上的要求。党委的作用不是管理大学的具体事务, 而是代表党对大学进行监督。书记主要起一个监督作用, 日常工作可由校长全面负责, 只要符合政策精神, 书记就无权干涉校长具体工作。两者之间的关系体现为:“党委书记和校长都应该树立班长意识、党委书记要当好学校的掌舵人、党委书记要做行政工作的补台人、校长要端正对党务工作的认识。”[16]“校长与党委书记之间的密切配合和有效磋商不仅对于提高整个领导层的工作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维护整个管理上层的团结也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校长对于书记的坦诚与尊重实际上给所有副手做出了榜样。”[17]

2. 核心路径是教育认知。

有了科学制度作为选择校长的根本保障,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制度应选什么样的人作为大学校长的问题了。健全的教育认知素养与能力, 是彰显大学校长主体性的核心特征, 规范着大学校长的具体行为, 是大学校长向教育家成长的核心路径。“要解决教育家的成长问题, 首先要解决认知问题。对教育的理解力决定了对教育问题的认识、分析与判断。”[18]教育认知首先是一种主体的自觉认知。大学校长的教育认知是其教育理念架构体系中富有生命力的生成点, 是大学校长向教育家成长的内涵组成部分, 是其生存方式的不断完善和生命质量的不断提高。它旨在以大学校长的“教育认知”阐述深刻的治教理念并予以实施, 将深刻地制约着大学发展的成效及其未来。在其认知理念中需要他有破旧的勇气, 更需破除原有的思维与行为的定式, 更需有立新的热情与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 更需有敢于面对挑战的勃勃生气, 对世界保持新奇感, 对自我保持着自信, 对发展保持着开放……这种成长体现为积极生命情态的保持, 涵育积极的生命形态。这种生命形态是大学校长“主体自觉的选择和勤奋修炼的结果。理想、使命、责任、思想、实践等都是教育家的共性因素”[18]。因此, 大学校长要主动构建如下认知并予以实践:首先, 教育认知是一种时代观。应意识到自身及大学生存环境的巨大变迁, 意识到一种社会转型期的到来, 应对新型文明形态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对这一时代形成合理的意识, 重视发展观、人才观、生活观、世界观、时空观等, 进而将自身的大学治理观念系统进行时代性转换。其次, 教育认知是一种学校教育观与学校领导观。需要校长正视大学教育的价值性、丰富性、自主性。需要面对动态性、更新性、探索性的大学改革过程, 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价值与任务。第三, 教育认知是一种自我观的转变。这一“自我”不仅指校长本身, 还包括着教师观、学生观。校长必须具有生命意识———每个人都是有力量的, 是可以自我更新的, 每个人都有着生命的本性、尊严和自由, 大学校长理念体系中所有的认知及大学的最终使命或许就是使学生生命的“自由本质从当下的实在立场奔赴可能的立场”[19]。即使学生在大学学习的场域中奠定其为自己找到未来发展立场的一种自我设计的能力。第四, 教育认知是一种思维方式的不断更新。大学校长需要直面当代大学教育的整体转型, 将分立、对立的思维方式转移为复杂与科学的思维方式。要求校长在学校发展、个体发展的动态过程中, 把握发展机遇, 开发发展资源, 开拓发展空间, 实现学校与个体的不断发展。需要校长对自己大学的发展有整体的意识, 整体的规划与调控能力, 积极寻求发展资源的主体思维, 认识自我的使命。由此助推大学校长向教育家的成长。

3. 基本路径是历史反思。

在大学校长成长历程中, 有根本路径的遴选制度和核心路径的个体认知, 这二者一旦建立起必然的联系, 一旦获得与之相适应的内外制度的保障后, 大学校长就能成功推动大学的发展, 其成长便会产生质的飞跃。这在20世纪的民国时期已经得到了历史的检验。但是, 由于以下种种原因导致现在似乎没有卓越的教育家型大学校长生成, 其原因在于:首先, 由于政治、经济等形势变化, 自新中国以来政府加强了对大学的干预, 对大学的财政投入不足, 再加上大学本身机构日益庞大而臃肿, 使得学校的管理工作变得极其复杂;第二, 当前中国所谓的国内一流大学的发展是被垄断和独裁起来的, 由于其声誉、科研、师资尤其是基金制度等使得大学不需要为生源、师资、经费等进行激烈的竞争, 就可以有优秀的学生、教师以及相对的经费来源;第三, 民国时期形成的大学运行机制和各项符合世界大学发展主旨的制度模式相对成熟和稳定, 可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民国时代的辉煌发展是“栽树”阶段, 那一批大学校长已经成长为卓越杰出、根深蒂固的参天大树, 一定程度上今天的大学校长仅仅是在空享民国时代大学校长的发展成果, 在很大程度上被变异的制度机制阻滞了大学校长发挥作用的空间;第四, “没有危机的领导者通常都处于历史的边缘, 这同样适用于大学校长”[20]。的确, 在中国近代史转折点上, 特别的社会压力催生了我们所钦慕的具有传奇色彩的卓越大学校长。“在今天这个靠民主和组织文化取胜的时代, 或许并不再需要英雄式的大学校长, 需要的是具有足够智慧的、能确定他们所服务的机构是需要渐进的还是激进的变革的大学校长, 以及根据形势调整他们的领导方式、大学理念的校长”[21]。这个观点, 其本质是在强调, 虽然大学校长的主体作用是巨大的, 但我们不能指望大学校长在一夜之间就能成长为教育家, 我们需要反思历史, 给校长以必要的时间和空间, 使他有可能把自己的办学理念逐渐地渗透到大学的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细胞, 使他有机会“构建一个可持续的机构”[21]。可见, 当前中国大学发展的契机与民国时代相比已经不复存在, 由理想的独立教育家与公共活动家共同缔造大学校长辉煌史的时代已经远去, 但是他们的精神与思想永远不会过时。现在的大学校长还是在已逝去的卓越大学校长的精神、思想和理念的指引下领导大学的。对现代大学的认识和办学理念的构建, 今天的大学校长应该在那批大学校长的思想、理念的基础上, 以一种理性的批判和清醒的历史意识, 穿行于已逝大学校长在教育、文化、政治、社会及历史空间的思想精髓, 使其继续延伸和发展, 因此, 对历史上卓越教育家型大学校长的反思对于今天教育家型大学校长的成长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借鉴价值。

4. 重要路径是千锤百炼。

大学领导管理实践对于校长而言, 不仅仅是一种工作, 更是一种有价值的生活实践, 是校长的一段成长历程。一位具有教育家风范的大学校长, 要为大学成员及其自己的成长与幸福生活负责。在其大学领导管理实践中, 大学校长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 向教育家成长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其生命质量不断提高、生命内涵不断丰富的过程, 是将事业融入生命中而使生命日益生动饱满的过程, 进而突出其主体性表征。而这个过程的实现需要有一段长长的路要走。一位具有教育家风范的大学校长, 也必定是经历了艰难险阻、千锤万磨尤其是经历一番番教育管理实践与教育管理体认之后成长起来的。放眼今天中国的大学校长群体, 也不乏有能力之人, 也不乏有思想之人, 也不乏有敢为天下先之人, 他们的能力都很强, 但在他们任职期间, 绝大部分时间和心思都花在了拆迁、征地、建房子、筹措经费等事情上了, 很少发在大学发展与大学管理上, 而那些事情都不应成为大学校长的问题, 而是政府与社会应该解决好的问题, 拆迁、征地、建房子、经费……统统应由政府与社会为大学做好做足。接下来就看大学自己的了, 就看大学校长的了。因此, 当前大学校长的教育家成长之路注定了只能在应对太多的行政指令中去磨练, 只能在行政化的管理体制中去摸爬滚打。“去行政化”的大学制度设计虽然已初现端倪, 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外, 教育家型大学校长自我主体的成长和风格的形成, 要有一个过程。如果一个校长4-5年内被调往2-3个大学, 满腔的热情、满脑袋的方案, 到了第2-3个学校, 可能什么都没有了。教育家型大学校长要讲教育经历的积累, 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总之, 大学校长主体性是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问题。以教育家型大学校长的路径分析大学校长的主体性建设, 需要遵循根本路径、核心路径、基本路径和重要路径行走。校长遴选制表明了教育家型大学校长成长的根本路径, 是其成长的前提;教育认知是作为教育家型大学校长成长的核心路径, 规范着其成长的行为;历史反思与借鉴是作为教育家型大学校长成长的基本路径, 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成长的目标定位;千锤百炼是作为教育家型大学校长成长的重要路径, 决定着其成长质量。“四路径”统一于教育家型大学校长成长问题上, 不但是其成长的康庄大道, 而且是当前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努力的方向之一, 否则就难以产生教育家型大学校长。

摘要：在概念的核心意涵上, 大学校长主体性是一个植根于变迁社会里随着大学发展而生成的概念, 其内涵是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问题。以教育家型大学校长的路径分析大学校长的主体性建设, 围绕统一于教育家型大学校长成长的四条路径——根本路径、核心路径、基本路径和重要路径进行设计, “四条路径”不但是教育家型大学校长成长的主要路径, 而且是当前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努力的方向之一。

论大学校长人选 第11篇

如果我们从这个实际的观点来论大学校长，则大学校长在未进大学之门之前先要有三个条件，这就是：学术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为什么要有学术地位？道理很明显，如果没有学术地位，不能保留好教授，也不能欣赏好教授，更不能罗致好教授。一个大学要办好，当然学术第一，教授第一。从前有人说：“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是对极了。从这个观点论，市侩不可以当大学校长，党棍不可以当大学校长，军人不可以当大学校长（除非他兼有学术地位），财阀不可以当大学校长，官僚不可以当大学校长，因为“物以类聚”，如果这些人当大学校长，真正学者便一定裹足不前了。单是学人，而没有学术地位，也不成。这是因为一个人的心胸和眼界有关，眼界高则心胸才能大。在高一程度的人可以了解低的，而低一程度的人不能了解高的。我们不但要求学者当校长，而且要求有学术地位的人当校长，就是因为既有地位，则眼界必高，心胸必大，然后可以留住好教授，物色好教授，培养好教授，大学才不失为大学。

为什么又要有政治地位？这也是中国的现实环境使然。如果一个大学校长而没有政治地位，他将争不到经费，他将受不住外界的风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钱便什么事办不成，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受不住外界的风浪一点却更为重要。因为在许多侦察的眼睛环伺之下，不免有教授或学生被认为“思想有问题”。如果确有其事还倒罢了，有时不免是出自“过敏”，或出自挟嫌，那才真是冤枉。而此所谓被认为“思想有问题”的教授或学生，却往往颇有优秀分子在内。假若一个大学校长而不能挺身出来，这些优秀分子便将逐渐被迫害、被淘汰，一个学校的素质便会在无形中低落了下去了。去年我在南京碰见一位大学校长，我问他学校的近况，他说：“非常安定，因为我们学校里没有闻一多”，他仿佛很庆幸而自慰的样子。这完全是怕事的表现，但也是没有政治地位的校长的悲哀。大概如果有了闻一多，他便不知道感觉有多么重的负担了。如果外间稍有压迫，他又不知道将如何畏缩了。我们先不管闻一多的政见是否正确，但像这种和另外一些人的看法有出入的教授或学生，在一校总是难免的，如果一个大学校长没有政治地位便很难保障他们的安全，学校里自然不必鼓励一个教授或学生的某种政见，但至少在不致影响他的教学或求学的限度之下，应该有力量抗住外界的压迫。这个力量，如果从道义的观点看，自然靠人格；但如果就现实的观点看，则同时要靠政治地位。我们说一个大学校长有了政治地位才能争到经费，才能受得住外界的压迫，这明明是不合理的现象。然而在中国现实的环境之下，却正是如此。目前中国讲“通融”，讲人的关系，没有什么制度可言，没有什么法治精神，也没有守法的习惯，等到一旦中国完全现代化了，自然不是这副样子，然而就目前论，我们从实际出发，却只能这样想法。因此，政治地位便也是大学校长的重要条件之一了。

政治地位之外，还有一个条件是社会地位，二者相似而实不同。有政治地位的人不见得就有社会地位，有社会地位的人也不见得就有政治地位。所谓社会地位，就是不但要有许多人晓得社会上有这么一个人，而且都能欣赏这个人，换句话就是，有名誉，有人缘，说出话来有很大的比重，为人重视等等。这样一个人当大学校长，才可以起领导作用。所谓领导作用又不限在校内，一个大学校长不但是对校内负责，他同时又是社会上知识分子的领袖之一，所以他的一言一动，对社会上也都有作用。大学校长是一个大学的代表人，假若想要社会上对一个大学有敬畏之心，这个校长便先要为人敬畏了。一个有社会地位的大学校长，做起事来才方便，说起话来才响亮，这不但关系一个学校的发展，而且关系一个时代的风气之转移。如果我们寄予大学的使命越多，我们便越觉得一个大学校长必须有着社会地位的一事的重要。

可是只有这三个条件就可以把大学办好么？我们认为还不尽然。原因是，这三个条件只是“必需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没有这三个条件不成，但单有这三个条件还是不成。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白一个大学校长的人才的性质。说穿了，也很简单，这就是，我们要求于他的是他的“通才”，而不是他的专长，我们在实际上得惠于他的是他的“治事”，而不是治学。这一点非弄清楚不可，一个大学校长自身，尤其非弄清楚不可，因为这才真正是一个大学校长成败的关键。再拆穿了说，现在一个大学校长当不好，往往吃亏在“总务”，或则用人不当，或则不能驾驭。结果你只好狼狈而去了。

一个大学校长而由学者出身的，当然占多数。既为学者出身，他当然原有一种专长。这样的人当了大学校长，他每每忘记他在当一个大学校长时所要贡献的，却并不是他的专长，而是他的通才。我们看见过不少这样的大学校长：有的在教授德文，因为他自己的所长是德文；有的在教基础的数学，他每周有十八小时的数学课，满手都是粉笔灰，连见客的工夫也没有，大小事便都由一位秘书在盖章而已；有的在教交流电、直流电；又有的将要教史学方法……我们不否认他们的热心，然而却因此耽误了不少的事情。一个大学校长是一个领袖人才，他的本领在能罗致专家，让专家安心教学，就是他的成功。他不必自为专家。如果他请到好的德文教授、数学教授、电学教授、史学教授，让这样的教授好好住下去，这就是成功。如果必须自己出马，这门功课才有起色，则一个大学校长并非万能，其他功课又将如何？而且一人的时间精力有限，既为教课占了不少时力，则统筹全校的责任便势必不能全尽到了。总之，大学校长是一个能调度的宋江，而不是一个手抡板斧的李逵。倘以李逵代宋江，鲜有不偾事者。这是专家与通才之别，也是一个普通教授和一个大学校长不同处。我们不是说一个大学校长不能由专家充任，却是说就他身为大学校长论，那专家的身份用不着。如果用得着时，反而耽误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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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方才又说，我们期待于一个大学校长的，是他治事的本领，而不是治学的精神，这也是显而易见。大学校长的主要功用并非自己去学，自己来教，却是让其他人得以学，得以教。这得以学、得以教的条件，却都是书本或实验室之外的东西，这是房舍，这是教具，这是饮食，这是非常实际的，非常粗浅的，然而又非常现实的一点一滴的经营。一个大学校长如果把房子盖得东倒西倒，而总务庶务之流，却养得肥头大耳，这不是失败吗？一个大学校长如果让治学的教授奔波悲叹于柴米油盐，或则房舍分配不足不公，使人无立锥之地，这样还讲什么学，这不是失败么？在战争的期间所遗留的一个坏现象，现在却仍数见不鲜，这就是各大学里总务高于教务，职员高于教员，凡是教员所应得的福利，却必须去向庶务之流“称兄道弟”，“作揖叩头”，然后才仿佛得到“恩典”。大学教授的尊严何在？这不是失败么？……要避除这些失败，就需要一个大学校长有治事的本领了。所谓治事的本领，就是他须公平，他须善于用人，让人有专责，他须定出办法而能贯彻，不要朝令夕改。

至于说一个大学校长须不贪污，须不营私，须不培植私人的势力（如造成清一色的门罗主义等），须不拿公家的财力物力去囤积谋利等等，总之，他须是一个好人，这不待言。以上所说，都是就他之够一好人之外的条件去说的。

上面是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的大学校长人选的标准。如果有这样一个大学校长，大概学校可以办得好。我们要拥护他。我再说一遍，在一个大学校长未进大学之门之前，我们要求他有学术地位，有政治地位，有社会地位；在他既进学校之后，我们要求发挥他的通才，我们要求施展他的治事本领。再加上，他起码是一个公正负责的好人！

或者说：像你这样所谓一个大学校长，恐怕也不只一个大学校长了，就是政治的各种首长，也不过如此。我说：这个当然，因为道理本是一般无二的！

三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写于北平

李长之（1910—1978），山东利津人。著名作家、文学史家。重要著作有《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迎中国的文艺复兴》等。

近年来，由于国内多所著名高校校领导贪腐行为的被揭发、处理，“高校贪腐”引起公众持续关注。究竟什么样的人能胜任大学校长？1947年，李长之先生发表了这篇文章，从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的“许多因素”出发，提出做大学校长须有三个“必需条件”——学术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还必须“起码是一个公正负责的好人”。

李文收录在他的《迎中国的文艺复兴》小册子里，去年编入商务印书馆的“碎金文丛”第一辑。此书所收的文章大都写于上世纪40年代初期，其时李长之先生还只是一位三十挂零的文学青年，提出的却都是关乎中国文化复兴的大论题，而且充满了足以惊当时、启后世的真知灼见，不能不令人钦佩与感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文化教育的复兴，重温这篇67年前的短文，对我们如何深入理解实现“中国梦”当不无补益。（宇文卒）

大学校长如何制定特色办学战略 第12篇

关键词：办学战略,大学校长,特色战略

许多世界知名大学的校长都认为出色的战略领导是他们建设并成功领导一流大学的关键所在。如康奈尔大学前校长罗兹认为,校长要从繁杂的管理事务中解脱出来,要对大学进行战略管理,而战略管理的前提是对大学组织使命进行陈述,并与大学组织成员共同确立愿景,凝聚成员战略共识。世界一流大学的领导者认识到,大学能否成功地适应社会的深刻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制定和执行战略的能力。大学校长要提升大学的竞争力,使大学在高等教育市场竞争中处于领先优势,就需要与高层管理团队一起制定战略规划实施战略管理。今日大学越发注重办学特色,大学校长在制定学校特色办学战略时,应处理好以下四种关系。

一、要处理好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可以说是学校特色办学战略的哲学依据。特色是建立在事物的普遍性基础之上的特殊性,是同类事物在共性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自身独特而优质的个性。

大学校长在思考特色办学战略时,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协调好大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大学校长要首先关注到大学组织的普遍性特征,要遵循学术组织发展规律设置机构以及建立相应制度,这是大学普遍本质属性的应有之义。大学培育办学特色首先要遵循大学教育的普遍规律和一般属性,要首先保证大学履行好基本使命和职能。北京师范大学在新世纪开始时确定了以教师教育为特色的综合化发展战略,在学科设置上突破传统师范学科的限制,在文理基础学科之外增加了法学、经济学、管理学、资源环境、生物工程等学科,使该校转型为以教师教育为特色的综合型大学。时任校长钟秉林教授对此曾论述到:“大学的综合趋势是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发展、学科综合化这种大趋势决定的,只有加强综合化,学校的科研水平才能提高。综合化的培养氛围对于学生有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学生的创造能力只有在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能力的完美结合中才能得到提升。”[1]北师大在长久的办学历史中形成了以教师教育、教育科学和文理基础学科为特色与优势。但整个教师教育的发展形势以及世界大学发展潮流的共同作用下,促使领导层做出转型的战略决策。当时学校高层认为,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实施向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转型,另一方面也要坚定不移地在转型过程当中保持加强教师教育的特色,二者是相互促进的。北京师范大学当时在钟秉林校长的领导下成功实现了战略转型,是大学特色战略制定与实施中较好协调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典范。

大学校长在考虑组织的普遍性特征时应从大学整体着眼,作为综合意义上的大学组织应该是学科、学术机构之间有机自然的联系。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C·列文提出,大学院校不应该是分裂的部落,而应该作为整体存在,院系之间协作互助,融合共生。他说:“耶鲁大学的院系不是孤立的,他们都是整体的一部分,互相给予力量和支持。在这样的环境中,跨学院跨系的教师聘任和学科专业经常能够为整个大学产生额外的利益,在学院和系之间的交叉点配置资源对研究学问、教学和社会会产生强大的影响。”[2]

不同的学校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会形成不同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说,特色并不是“规划”的结果,而是建立在大学共同职能基础上自然孕育的结果,是由每个学校的不同办学思想、办学风格、历史文化积淀而形成的特殊属性。因此,尽管院校所属层次与类型相似,但由于领导者理念、不同历史传统以及服务对象不同,也可能会形成不同的风格和文化。例如,艾奥瓦州立大学历史上是一所赠地学院,因此,该校一直立足于赠地大学的定位,通过科学、工程和农业等方面的优势学科支撑其为地方服务的特色化战略。该校在校长萨利·梅森(SallyMason)领导下所 制定的《1995-2000年战略规划》和《2005-2010年战略规划》,都强调了为本州服务的使命。而该使命的落实要通过特色优势学科来实现,这是大学特色战略执行的根本路径。为此,就要强化农业、兽医学、工程、技术、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学科,突出强化科学、工程博士项目以及以服务公众为目的、艾奥瓦州人民需要的硕士项目。

综上所述,高校在制定特色办学战略时,首要考虑大学组织这一普遍性特征,确立适切的特色战略,根据组织的使命,选择自己特色化的办学模式和运行机制。大学校长需要意识到,特色的生长需要将更多的权力下放给学院,大学校长在战略层面进行领导,并释放发展的灵活性与自主性空间,让学院有机会选择差异化的特色战略,在综合性的学科基础上谋求不同的发展重点与优势。

二、要解决好多样性与单一性的关系

多样性指的是系统内种类增加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赫斯曼(JeroenHuisman)借鉴生态学多样性概念对高等教育多样性的界定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多样性指的是产生新的高等教育机构或者扩大大学之间的差异,以形成一个多样化的高等教育系统的过程[3]。

就多样性而言,每所大学都有其类型、层次和所属部门等差异,本身具有生态学意义上的生态位,因其生态位差异而具有不同的办学使命、服务对象以及资源获取能力。大学校长在制定特色办学战略时,要考虑大学的类属特征或者生态位特征,这种重要性是毫无疑问的。根据高校的办学历史、所在地理位置、类型及其使命,可以将高校划分到不同战略位置。在高等教育市场竞争格局中,大学校长可以根据学校所处模型中的战略位置进行规划,根据自己学校的使命、资源和结构特点,和同类型高校进行比较。这即是考虑特色办学战略制定时的多样性因素,院校应该在自己所处的战略位置进行定位与发展。

由于受到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当资源处于稀缺状态时,高等教育机构必须与其他机构竞争才能获得持续的和足够的资源。按照组织生态学的观点,组织之间的竞争会造成组织与制度环境的趋同性或同构性,因此使组织发展模式具有 单一性特征。尤其是环境中的资源来源越单一,组织为了生存就会在结构和制度上越相似,最终的结果是大学发展模式趋同化,普遍采取了大而全、升格等相同的发展方式。笔者对高校升格专门做过统计,1985年之前院校升格数量非常有限,而自1985年高校获得部分办学自主权以后,很多院校并没有表现出在各自的层次内谋求卓越,而是纷纷追求学术上的声望和地位,仅2000到2009年间就有230多所院校向上升格。

与生物物种类似,高等教育系统也相当于一个生态组织,高校处于一个层次、类型纵横交错且错落有致的生态系统[4]。在这个生态系统中的大学就像大自然的生物一样是多种多样的,有类型和层次之分。每所大学都有适合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特定的生态位。大学制定特色办学战略也是生态位定位过程,如果学校一味追求综合化、高层次,专业相近,培养模式单一,将导致整个大学生态环境错位,最终也使得学校谋求特色发展的战 略流于形式。因此,大学校长要认真审视自己的办学战略,发展学校的办学特色,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学校的办学历史和组织绩效状况,确定大学特色战略位置,形成不同的办学使命和特色,处理好多样性与单一性的关系。

三、要统筹好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

大学校长在制定学校特色战略时要协调好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所谓工具理性就是强调手段或工具所带来的实用价值,使行为结果达到最大效益。工具理性本质上是一种适应论的哲学,它强调的是高等教育组织需要适应环境或者根据环境的压力作出相应的战略规划。价值理性注重的是行动者行为本身的价值,而不是行为的结果。它所关注的是从某些具有实质的、特定的价值理念的角度来看行为的合理性。价值理性强调高等教育本质上是一种知识生产活动,其首先应该符合的是知识探究与科学发现的规律。学校的特色办学是组织内在发展诉求,是从学科知识演进与分化的规律出发进行的自主活动。

当前许多大学校长往往把特色战略仅仅作为工具理性看待,按照教育行政部门框定的教育内容和价值观念,机械地制定规划,被动地把办学特色当做学校生存的前提,仅仅把特色作为学校在竞争中谋求生存的手段和工具。学术界也有类似的观点,例如王连森认为,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为赢得竞争优势,以求生存和发展,大学必须重视竞争战略的规划和实施。特色战略可以成为高校在院校市场中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手段,成为学校获取发展空间的自动选择[5]。伯顿·克拉克认为:“当普遍的不景气发生时,没有特色的院校除在经费预算中的固定位置外,对资源没有特殊的权利。作为一个可与其他院校相互代替的院校,可能被负责削减预算的官员选作多余的单位行大手术或破产拍卖。各种各样的公共当局更可能试图褒奖那些想办出特色的院校,而不是安于故常的院校。有许多理由促使胆怯的公共院校回避在象征方面平淡无奇,而力争表明在特定的品质和服务方面和与外部支持群体的关系方面的独特性。”[6]所有这些,显然是把大学办学特色的形成作为工具理性和生存战略对待的。大学是一种资源型组织,尤其是今日大学所面临的竞争压力非常大,迫切需要通过实施特色战略提升竞争力。

但是大学校长应该意识到,仅仅看到办学特色战略的工具价值是不够的,大学特色发展应该成为大学组织内在诉求。翻开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可以发现,具有特色的大学往往产生于世界级著名高校之中,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学校仅因为具有某种特色可能一朝成名,但要在短期内真正进入名牌大学之列则非易事。《中国大学办学特色形成研究》报告认为,大学形成办学特色非一日之功,也不是在生存困境之中的临时抓手,大学特色战略不能仅仅作为生存工具,而要成为组织内在的价值追求[7]。因此,大学校长制定特色办学战略应超越工具理性认识,不能仅仅把特色办学作为谋求高等教育市场竞争的手段和工具,而应从大学作为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组织这一本质属性出发,通过制定和实施特色战略,培养具有鲜明个性的人才,而这毫无疑问应该是大学组织的核心使命,也是体现大学校长卓越的战略领导能力的根本所在。

四、要协调好聚合性与弥散性的关系

大学校长在管理中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使组织效率最大化,而为了使组织运行效率最大化,校长要有权力有能力聚合各种资源,并按照最优化的方式配置资源,按照既定的目标和战略运作。大学校长在实施特色战略时,要对战略过程进行监控,并且要根据战略要求对组织结构进行变革,使战略资源可以有效配置到各个部门。例如浙江大学等研究型大学在确定有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战略时纷纷进行了学部制改革,浙大提出,学部的功能是学术分类管理的平台、教授治校的重要组织形式、受学校委托协调所辖院系工作的机构、学校平稳发展的载体和学校权力下放的载体。可见,在确定与实施组织战略时组织变革要有利于实现资源的聚合性,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但另一方面,大学校长也要注意战略实施的灵活性,能够在环境变化时对战略进行实时的调整。这是因为大学组织本身具有松散连结特征,具有这种特性的组织在适应环境变化时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当环境变化时,组织内部要素之间的牵制较小,每一个单元可以相互独立地做出反应,以适应外部相互矛盾的需求[8]。科恩和马奇指出:“为组织制定一系列的目标并使符合选择理论所要求的一致性标准是很困难的。组织是根据种种没有连续性和不确定性的选择来开展工作的。我们把组织看作是一个变化着的松散联合体,比把它看作是一个连贯统一的结构更为妥当。组织通常是根据行动来做选择,而不是在选择的基础上才去行动。”[9]要根据外部环境变化的需要,对大学战略适当调整,大学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因此,大学战略规划并不是一次性的,它在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环境变化进行调整,以真正能够起到引领未来组织发展的作用。尽管大学领导在做发展战略规划时一般以三到五年为周期,并确定了目标、任务、举措和步骤等内容,但并不意味着规划是不可变的。如果制定了规划就束之高阁,而不是对它进行动态的监控,那么战略规划很可能会变成无意义的活动。从国外大学战略规划的现状看,战略规划的显著特点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的再规划,及时根据组织环境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例如在艾奥瓦大学,校长每年都要结合年度工作和战略规划的执行情况,对学校的战略进行总结和展望,必要时进行适当的战略调整。在这种运行模式下,大学具有目标弥散的特征,大学校长在制定特色战略时必须考虑到这种双重特征。大学应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适当调整特色发展战略。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