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舆论范文（精选5篇）
大众舆论 第1篇
一、国际舆论风险产生的时代背景
国际舆论风险已成为一种现实存在, 主要表现在:
(一) 中国进入危机频发的风险社会
20世纪80年代以来, 我国正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和速度进行着社会改革, 并以全新的社会发展模式迅速地发展和崛起。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 我国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转型, 社会结构调整、社会阶层分化、社会利益再分配、资源生态压力等引发诸多社会矛盾, 社会风险不断累积, 公共危机事件时有发生。2003年SARS事件、禽流感事件和松花江水污染事件;2008年南方雨雪冰冻灾害、汶川大地震、出口日本水饺中毒事件及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等重大危机事件的频频爆发, 给社会有序运行和政府治理能力提出巨大挑战。
1986年,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首次用“风险社会”的概念来描述充满风险的社会, 并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贝克认为, 风险社会的概念是指在一个发展阶段, 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按照这一观点, 我国已进入一个充满危机的风险社会, 如何应对风险社会, 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二) 舆论风险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当今, 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由大众传播塑造的世界之中, “媒体已经成为大多数人体验和认识周围世界的主要途径。”媒介就像空气和水一般, 时时刻刻在向我们传递着各种各样的信息资讯。多数情况下, 我们通过媒介图景接触和了解世界, 通过声音、影像传递过来的信息建构自己头脑中的社会认知, 我们的日常生活也由此受到媒介传播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渗透, 从而日益呈现出媒介化的特征, 媒体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在这个传播技术高度发展、大众传媒无所不在的媒介化社会里, 风险的积聚、危机的发生, 因其高度的社会敏感度极易引起媒体和社会大众的关注, 舆论对社会事件的聚焦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在舆论的聚光灯下, 因舆论动机的复杂性、舆论过程的多变性, 社会事件面临着更大的舆论压力, 如若控制不好、应对措施不力, 就会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从而引发更大的舆论风险。
2008年受到全国关注的“周老虎”事件, 事起于陕西省林业厅公布的镇坪县文彩村周正龙于10月3日拍摄到野生华南虎照片的消息, 其在社会舆论的关注与推动下, 逐渐演变而成;2009年轰动全国的云南“躲猫猫”事件, 同样是在社会舆论推动下, 由一起普通的社会事件演变而来 (最早源于《云南信息报》2月13日刊登的一起题为《玉溪男子盗林木被拘半月后死亡》社会新闻事件) 。两起事件的最终结果表明, 在媒体和舆论的介入与监督下, 社会事件往往会脱离原有发展轨迹, 变得日益复杂。
可以说, 随着以大众传媒和互联网为代表的媒介影响力对社会的全方位渗透, 当今社会已成为高度媒介化的社会, 舆论对社会事件的聚焦已经常态化, 社会事件的舆论风险压力倍增, 舆论风险将越来越有挑战性。
(三) 国际舆论风险是国际交往必须考虑的因素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 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二字频频出现在世界各国主要媒体的报道之中, 其中大部分都是对中国客观公正的报道, 但是也有部分媒体出于意识形态等原因, 发布了许多对中国严重失实的报道, 甚至刻意丑化、侮辱中国。
事实上, 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 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对我们抱有很深的成见与偏见, 具有国际话语权的他们更多地利用国际舆论来对我们施加压力和影响, 而舆论已经成为当今影响国家形象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手段。比如, “舆论壁垒”就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型非关税壁垒, 旨在通过故意夸大“中国制造”的质量问题, 对我国出口的产品进行妖魔化宣传, 从而达到贸易保护的目的。在国际交往中, 国际舆论风险已成为我们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总之, 在风险社会、媒介化社会和全球化社会三重叠加的时代背景下, 国际舆论风险已发展成为一种显在的社会风险, 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
二、国际舆论风险的内涵
就定义而言, 国际舆论风险是社会事件引发国际舆论聚焦的产物, 是一种风险性极高的风险形式, 其实质是国际舆论作为最大的风险因素给社会事件所带来的一系列可能性和不确定性。
2008年发生的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毒饺子”事件, 就是国际舆论风险衍生性特征的典型例证。2008年1月, 日本媒体分别报道千叶县与兵库县的两户人家, 因食用我国河北天洋食品厂生产的速冻水饺而“中毒”。日本媒体相继渲染有数百名日本民众身体发生不良反应, 日本《产经新闻》更是发表了题为“中国饺子受害申报人数逼近500人”的不实报道。自此, 中国出口日本所谓“毒饺子”事件引爆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 两年以来, 由此事件引发的国际舆论风险不断, 中国制造、中国国家形象、中日贸易、中国食品安全乃至中日关系均受到了冲击和影响, 充满了波折和变数。纵观此事件, 其引发点只是一个孤立的人为个案, 可就是这样的个案却引发了沸沸扬扬的所谓“毒饺子”事件。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 某一社会事件在国际上引起关注和议论, 其事件本身必定比较复杂或涉及面较广、影响力较大, 这样的事件被放到国际舆论的聚光灯下, 与舆论纠结在一起, 其发展过程和结果注定充满着未知和变数。这一系列未知和变数包括:国际舆论作为该事件危险因素发生的可能性;对该事件的国际舆论聚焦引发舆论偏见、舆论逼视、舆论绑架、舆论误导、舆论审判、舆论塑造、舆论恐慌等逆向国际舆论的可能性;因国际舆论因素, 导致该事件被放大或扭曲, 事件发展过程出现复杂性或不可控制性局面, 事件所涉及的个人、组织、社会、政府受到压力或损失, 其影响呈现出非逻辑性、非线性扩散等系列可能性。
国际舆论风险充满着影响事物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和不确定性, 日益发展成为风险中的风险, 其中最大的风险性在于其一旦生成便会以多种方式通过多种途径扩散开来, 给其所在的行业、地区及国家的利益相关者带来干扰和影响, 如果处理不当, 将造成极大的损害。
三、国际舆论风险:一种共生性风险
国际舆论风险作为一种特殊风险形式, 是社会事件引发国际舆论聚焦的产物, 它的存在有两大载体, 缺一不可。第一是包含国际舆论风险因素的社会事件, 第二是使此种风险得以发生、发展和强化的国际舆论。社会风险引发了国际舆论的聚焦, 国际舆论进一步呈现了事物内在的风险, 参与了事物的风险建构, 两者相互纠结导致了国际舆论风险的产生, 这是一种共生性风险。
(一) 国际舆论风险根源于社会风险
舆论风险之根在于社会风险, 其根源来自两个方面。第一, 来自于现实的、显在的、易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社会问题、社会事件、社会现象等, 这些事件本身在发展过程中就充满着矛盾和风险, 一旦被国际舆论进行焦点凝视, 不同的国际舆论主体出于其国家利益的诉求, 会做出不同的解读, 从而引发新的未知风险。第二, 来自于社会的基本风险 (或称硬风险) , 像战争、生态环境恶化、经济风险、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贫富分化、利益冲突等方面的威胁, 都属于硬风险。作为社会基本风险的硬风险, 存在状态通常是隐形的, 一旦被国际舆论所关注, 便会被国际社会或有意或无意地进行舆论塑造, 从而诱发国际舆论风险。
社会事件亦或社会风险, 无论哪一种, 一旦被国际舆论关注, 就会衍生出国际舆论风险。
(二) 国际舆论引发国际舆论风险
国际舆论是指某一社会事件在国际上获得的意见反映。
第一, 国际舆论主体发表舆论意见的出发点和立场差异, 隐藏着风险。
国际舆论主体大体可分为国家、国际组织和跨国媒介等几大类。国家或国际组织在做出舆论表达时, 其出发点和立场一定是出于维护本国自身利益的需要, 或是代表本组织所在区域的部分国家的整体利益, 或是代表本组织所关注的事务领域。在同一舆论主题下, 当国家利益不同或关注点不同时, 其舆论表达一定会有所不同, 这种不同的国际舆论空间与不同国家的舆论意见相交锋, 注定会带来一定的国际舆论风险。国际媒介同样是国际舆论主体之一, 且国际媒介因其所谓的自由表达权利, 所带来的舆论风险会更大
第二, 国际舆论客体与国际舆论公众所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不同, 隐藏着风险。
国际舆论的舆论客体一定是某种社会事件、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 它所发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 对于关注它的国际舆论公众来说, 完全是不同的, 这种差异将导致人们对风险建构的社会差异和文化差异, 使得国际舆论的主体很难细致、全面地理解客体并做出比较客观的判断, 从而引发国际舆论风险。
第三, 国际舆论对舆论客体的影响程度, 隐藏着风险。
“国际舆论存在的综合表现, 是能够以自在的方式, 直接地或间接地或隐蔽地影响着舆论客体。”国际舆论对舆论客体的影响程度是国际舆论风险的直接体现。在国际舆论的介入下, 舆论客体偏离原有的发展轨迹向舆论主导的方向发展, 是一种潜在的舆论风险。
第四, 国际舆论是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混合体, 理性意见与非理性意见的交织, 隐藏着舆论风险。
就国际舆论表达的现实来看, 围绕某一客体的国际舆论总是充满各种各样的声音, 有理性的、非理性的、中肯的、有偏见的, 有的甚至充满一贯的刻板成见或一厢情愿的情绪表达, 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 自然隐藏着无数舆论风险。
第五, 国际舆论一致性程度的不断变动, 隐藏着风险。
国际舆论的一致性程度是指围绕一个舆论客体产生的各种意见, 国际舆论一致性程度的不断变动, 体现着关于某一舆论客体不同舆论力量的对比。关于某一事件的国际舆论若是众说纷纭, 则表明国际社会在这一问题上舆论意见是不统一的, 甚至说是对立的, 其隐藏的风险就是可能导致国际社会就某一问题达不成解决方案的风险。关于某一事件的国际舆论的相对一致, 则有两种趋向, 一种是正向舆论一致, 一种是负向舆论一致, 前者有“捧杀”的风险, 后者有“扼杀”的风险。
第六, 舆论的强烈程度, 隐藏着风险。
国际舆论的强烈程度可以用参与舆论国际公众的数量多少、国际舆论扩散范围、国际舆论的持续时间、舆论表达方式的激烈程度等来测量。国际舆论的强烈程度越高, 其隐藏的风险就越大;反之国际舆论的强烈程度较低, 其隐藏的风险就较小。
结语
国际舆论风险实际上是以舆论的方式折射和映照着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的风险, 是传统风险与舆论的共生性风险或叠加性风险。探寻国际舆论风险的基本内涵及其基本属性、认清其本质, 是寻找其治理策略的基石之一。■
摘要：近年来, 我国社会风险日益积聚, 公共危机事件频发, 社会舆论聚焦呈明显态势, 许多社会舆论又常常跨越国家引发国际舆论的关注, 这无疑增加了我国社会治理的难度, 国际舆论风险已成为现实的存在。本文主要探讨国际舆论风险产生的时代背景、国际舆论风险的内涵及其性质。
关键词：国际舆论风险,社会风险,共生性
参考文献
[1].刘建明、纪忠慧、王莉丽.舆论学概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9.
[2].顾孟迪、雷鹏.风险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3].张涛甫.论媒介化社会中的舆论风险[J].中国传媒报告, 2008, (2) .
[4].马凌.媒介化社会与风险社会[J].中国传媒报告, 2008, (4) .
大众舆论是否有利于司法公正二辩稿 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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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司法的根本看，一方面，大众舆论促进司法完善。黄静案中前后五次结论不同的司法鉴定，2003年孙志刚因未携带“暂住证”被收容，在在救护站被殴打致死，均暴露出我国司法制度的混乱。正是由于各大网站的转载，引发社会强大舆论反响，从而使学者们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的呼声，并最终废弃。由此可见，大众舆论对司法制度的完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另一方面，大众舆论对司法过程的关注促使执法人员改进工作，防止腐败。2013年河南三门峡境内发生一起交通肇事案三死两伤，法官称是因为“眼睛花”判错案件，引起舆论关注迫使陕县人民法院对此案再审，最终使罪犯难逃法网。同时，重庆司法界“腐败窝案”，吉林省高院小法官李成禧贪污受贿5300万元；阜阳中级人民法院的腐败串案等，引发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督促司法机关和人员严格自律。由此可见，大众舆论对加强司法队伍的道德建设，提高司法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对于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增强司法公信力，具有重大意义。
其次，从司法的过程看
最后从司法的趋势看
大众舆论 第3篇
中国的媒体真的需要更客观更公正，媒体是一种力量，但是媒体更是一种责任。媒体应该比任何机构都要清醒。
一直以来我特别崇拜媒体，我对媒体的新闻性和自由性以及独立性是完全迷信和信仰的，我相信媒体是最公正的，也是最能发出正义的声音和争议的声音的。但是，现在媒体的高度自由，特别是自我媒体网络的高度自由，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了沟通的快乐，另外一方面也在没有原则地制造问题和伤害，特别是不负责任的报道和传播，已经把媒体这个公正的天平掀翻在地。
我们知道，中国是个5000年来舆论一直被控制的特殊国度，到今天也没有完全开放。但是网络媒体的到来，让中国和世界整个交流的空间无限放大，世界没有了边界，人和人之间通过网络建立了新的生活交际方式，最大特点就是可以自己掌握媒体，运用媒体，发布自己的观点，释放自己的爱恨，表达自己的生活。但是，过度的自由和没有约束的自由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人们开始对媒体又爱又恨，却没有力量与它抗衡，这个社会的进步符号吹响了悲情的号角。
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是全中国人共同的痛，我们搜集—下看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放心地吃了，食物安全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成为这个国家新的坏东西的代表。媒体在舆论上给予了极大的声讨和揭露，这种帮助，是值得我们感谢和尊敬的。但是现在的媒体在报道上双重标准，问题的两面性就暴露出来了。
一是媒体立足真相，公正报道。
这些媒体的报道我们要喝彩，要支持要传播要弘扬。对于那些个别食品企业在食品里添加不健康甚至致癌的物质，给人民生命和健康造成威胁的企业和品牌，在真相被确定后，媒体的深度报道不仅为老百姓伸张了正义，而且让害虫受到了惩罚。媒体的报道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我支持这样的媒体，他们是媒体多元时代的英雄，更是一把剑寒光闪闪，守护大众。
二是媒体不问真相，恶意报道。
对于这样的媒体我们要抗议要批评也要抵制。这样不论真相，没有得到任何官方报道和科学确认，就利用自己媒体的优势广泛传播，挑起公众情绪，不负责的传播自己倾向明显的观点，给一些一直以来制造品质产：品的品牌和企业很大的伤害，这些企业几十年如履薄冰，把人民健康当做头等大事来抓，提供有使用价值的产品，却被莫须有的疯狂媒体传播造成严重伤害，媒体成了新的杀手，这是媒体的遗憾也是对中国好品牌的不公平。最近闹得很欢的娃哈哈营养快线“胶状门”，经过国家严格审查确定是被诬陷，虽然造谣的犯罪分子正在缉拿中，但是却伤害了娃哈哈，也伤害了公民的知情权。最可怕的是很多媒体故意传播，收取删除“负面报道”的费用，严重伤害了媒体的公正性和企业的根本利益。我呼吁，请停止。
但是，我们很多民众对于这类信息没有鉴别能力，也不管真相，顽强而没有根据的传达自己的情绪，造成更大的影响。我呼吁公众在获得一些不正确和不真实的报道时候不要盲目跟风。别人说风就是雨，都21世纪了，我们不是生活在那个信息闭塞的时代，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和渠道了解真相，等待官方信息和相关结论。我们要尊敬每一个无辜的人，我们也不要放掉一个应该受到惩罚的人。作为公众这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道德，我们需要提高我们的鉴别能力和公正情怀。
也许我的力量很有限，但是我很愿意和大家分享在一个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操守来面对我们获得的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那就是：“等待真相，尊重真相，给丑恶的以猛烈攻击，给无辜的以温情拥抱”。
企业和他们的品牌其实很需要帮助和纠正，中国企业正走在市场经济的快速路上，媒体信息也走在高速路上，相互监督，相互报道，相互管理是何等的美好。但是，我们不能在舆论上将好和坏一起消灭，这不是良知媒体的作为也不是智慧公众的能力，这是一种侵略，对好品牌的侵略。
大众舆论 第4篇
总体上,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对舆论是持批判态度的。正是对舆论的怀疑使得密尔转向对新闻出版业的强调。一方面, 他强调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的神圣性, 认为公众有权自由表达意见, 且不受限制。另一方面, 他对公众舆论又保有怀疑。密尔并不赞同卢梭的全民直接民主制度。在他看来, 代议制间接民主才是疆域扩大后能有效管理、把握公众意见的重要途径。但除此以外, 我们还需要出版业, 尤其是新闻出版业发挥作用。政治上的代议制和新闻出版业同时成为社会舆论的表现形式。
为什么密尔要强调新闻出版业在社会舆论中的作用呢?结合密尔的相关思想, 这其中有三个主要原因。首先, 从本质上说, 密尔对大众传媒的强调实际上包含着对公众舆论的不信任。他甚至认为:“整个世界”的意见未必比个人意见更正确无误, 因为群体经验、社会经验同个人经验一样, 都是有局限的。他在《论自由》里说“假如全人类的意见相同, 而只有一个人持有反对意见, 即使在这种场合, 人类也没有迫使这个人沉默的权利。”而公众意见带来一种令人窒息的统一, 公众在他看来不过是“一群平庸之才的集合”。归根到底, 密尔是害怕公众舆论对个人自由的吞噬。其次, 这是舆论本身特征决定的。公众意见有弹性, 时隐时现。公众舆论并不具有天然的显示性, 有时候可能只是一种潜伏状态。而如何将这种公众意见公开广泛地传播, 使其成为一种显在的舆论, 这就需要依靠传播媒介。最后, 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密尔认为真理无法不言自明, 而新闻自由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 一种意见可以广泛听取其他意见, 或者在与其他意见论战的过程中不断地修正。如果一种意见不能经得起其他意见的挑战, 就不能产生更大的影响而成为舆论。再者一种意见即使是正确, 如果不对其充分讨论, 那么最终也只会变成僵硬的教条。这个观点类似于约翰·密尔顿的“观点的自由市场”。因此一种观点要想最终为多数人接受, 只有在新闻出版业中才能实现。
而李普曼则对大众传媒感到失望。他认为舆论带有很大的文本或符号建构的成分。在这样的环境中, 公众只能作为一个虚构体被媒介塑造。“拟态环境”和“刻板印象”两个概念就是李普曼对大众传媒误导公众舆论所持的批判态度的具体体现。
所谓的“拟态环境”也就是大众传媒所提供的信息环境。它并不是现实世界的“镜子式”的再现, 而是传播媒介对信息进行选择、加工、重新结构化后向公众提示的环境。而最致命的就是这种选择、加工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进行, 所以公众通常意识不到, 以至于把这种由大众传媒提示的环境当作客观环境本身加以认识, 并据此作出反应。“拟态环境”的危害就在于它不仅制约公众的认知和行为, 还通过制约公众认知和行为间接作用于客观环境。也就是说公众的认知和行为是对拟态环境做出的反应, 结果实际上却作用于现实环境。李普曼曾说过:“舆论如果是健全的, 就必须组织起来为报刊所用, 不是像今天这样, 由报刊来组织。”而“刻板印象”则说明了大众传媒提供给公众的信息并不完整, 只是残缺不全的形态。在这种零碎的信息环境中, 逐渐形成了我们对各种事物的“成见”。随着时间积累, 这些成见在公众身上会构成一个成见系统, 对我们认识世界产生诸多干扰。
无论是“拟态环境”还是“刻板印象”, 它们都表明公众受媒介塑造, 公众舆论也是在媒介塑造中逐步形成。公众无法透彻地了解、判断现实, 因为他们看待事物时总是带着成见, 即使是对于公共事务也是如此。而这些都是由媒介制造的。因此, 李普曼对公众舆论也存在着不信任。
相较密尔与李普曼的舆论学思想, 他们对公众舆论或多或少都存在不信任, 只是密尔是对舆论不信任源于舆论可能会扼杀个人意见和大众传媒在舆论形成发展中作用;而李普曼对舆论不信任是由于大众传媒总是试图通过构建“拟态环境”来引导甚至控制舆论。他们对大众传媒发挥舆论功能的态度有着鲜明的反差。
密尔与李普曼的观点各有其局限性。以密尔来说, 他对新闻媒介的信任是对公众意见的不信任。但是大众传媒同样是由人甚至是利益集团控制, 带着一定的主观利益、情绪在内, 它同样存在扼杀个人意见、误导社会大众的可能。对李普曼, 他认为公众和公众舆论只能被媒介塑造。但是他却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 公众也是有理性的动物, 带有很强的能动性。公众在接触大众传媒的信息时并不是不加选择, 而是选择与自己既有立场观点一致的内容加以接触。我们并不能把大众传媒的舆论功能好坏绝对化。一方面, 不可否认, 大众传媒在舆论传播上具有天然的优势。这取决于大众传媒自身的特性。舆论的波动性和弹性要求有一种传播渠道能够将其迅速发散出去。任何一种舆论都是不完整的, 它只有在随人流、大众传媒传播的过程中才会不断完善, 并最终形成一种整体的知觉。不仅如此, 舆论总是时隐时现的, 要使一种沉默的公众意见为更多人所知, 这就需要依靠媒介的力量。大众传媒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进行大规模信息生产和传播。它能使舆论传播范围扩大, 参与者增多;它还加速了舆论传播的时效性, 缩短了公众能对新的意见及时反馈。大众传媒以其迅速、公开、传播之广的特性增强了舆论的影响力。另一方面, 大众传媒对舆论也存在着消极的影响。第一, 大众传媒基于特定的办报方针、市场和标准会对现实信息环境进行有目的的取舍并传播信息。大众传媒通过发挥“把关人”的作用控制着信息的输出。这就局限了公众的视域。媒介的这种话语权, 决定着舆论是否形成。第二, 大众传播引导舆论话题。这就是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和“培养”理论的功能的影响。大众传媒报道什么, 不报道什么, 用多大的篇幅报道, 在什么版面报道都影响着公众对事件重要性的判断。大众传媒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特定话题上, 使舆论朝着媒介预期发展。媒介对人们现实观的影响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第三, 大众传播形成“意见气候”。舆论的形成是“意见气候”作用的结果, 惧怕孤独的心理强制公众认同多数意见。而大众传媒正是这种多数意见的主要制造者。
大众传媒发挥舆论功能的方向和程度主要取决于媒体的公信力和平衡报道。大众传媒只有被公众信赖, 才具备了引导公众舆论的前提。这要求大众传媒从公众角度出发, 媒介内容应尊重各种合理意见, 符合人民的要求, 反映公众的呼声。对公众的错误思想, 媒介本着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个人品格, 在正确的方向上引导舆论, 从而在公众中树立起权威和影响力, 更好地发挥舆论功能。平衡就是要处理好各方利益之间的冲突, 给各个利益主体以同等的表达自身意见的权利和机会。这样才能使舆论不至于扼杀了个人的意见。
参考文献
[1]马凌.伟大的中庸:重新认识约翰·密尔的思想[J].北方论丛, 2003 (3) .
[2]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M].陕西出版集团, 2009.
大众舆论 第5篇
公众媒介使用及相关态度探测
在调查对象中, 90%和72%的人经常使用电视和广播媒体。在媒介对新闻解读的满意程度调查方面, 手机媒介的满意程度为76%, 位居第三, 电视媒介满意程度为80%, 位居第二, 网络媒介满意程度为92%, 位居第一。在进一步关于使用媒介与形成态度层面的分析中使用了四个维度的调查。
以使用频率最高的电视为样本分析。电视对于新闻事件的解读很满意的以及对目前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与水平很满意的人占2%;一般满意的人占18%;对电视对于新闻事件的解读很满意的以及对目前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与水平不是很满意的人占8%;对电视对于新闻事件的解读一般满意的以及对目前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与水平不是很满意的人占36%;对电视对于新闻事件的解读不知道的以及对目前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与水平不是很满意的人占6%;对两者都不是很满意的人占4%;对电视对于新闻事件的解读一般满意的以及对目前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与水平不是很不满意的人占2%。可以发现, 对电视媒体越是满意的人对于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与水平的满意程度越低。
经常使用媒介的并认为污染环境的行为对自己影响很大的占38%, 经常使用媒介的并认为污染环境的行为对自己影响有一点的占52%, 不经常使用媒介的并认为污染环境的行为对自己影响很大的占4%, 不经常使用媒介的并认为污染环境的行为对自己有一点影响的占4%。可以发现, 对于媒介使用较多的人认为身边污染环境行为对自己影响很大。当不同民族的思想差异越大, 其选择宗教渠道诉说, 表达自己意见的可能越多。在思想有很大差异的不同民族人群中, 其选择宗教渠道去述说, 表达意见的比例是50%。而思想有一些差异的不同民族人群中, 其选择宗教渠道去述说, 表达意见的比例仅8%。借助大众传媒的解读对我国目前整体反对腐败的措施的态度中, 很满意于媒介信息解读的受众, 对政府反腐措施不很满意的占到86%, 很不满意的占到14%;一般满意于媒介信息解读的受众, 对政府反腐措施不很满意的占到45%, 很不满意的占到21%;不满意于媒介信息解读的受众, 对政府反腐措施不很满意的仅占25%, 很不满意的占25%。由上述数据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媒介对新闻事件的解读的满意程度与受众对目前整体反对腐败的措施的满意程度成反比。
大众传媒发展与舆论引导力的背离
通过对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受众媒介依赖程度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 在政府化解社会问题的能力、政府反腐措施、环境问题以及民族沟通交流等方面分析其与媒介使用、表意之间的相关联程度。调查结果表明:
公众对于政治危机事件比较关心。对于政治危机事件中的腐败问题公众比较敏感;对于政治危机事件中突出的腐败问题整肃公众所持态度并不十分积极;对于治理腐败问题的一些举措 (通过媒介获知) 公众所持的态度并不完全满意。
作为我国目前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 贫富差距拉大在西北少数民族农村社区中也已经形成实际的反映;对于解决这一问题的基层政府部门的相关举措, 30.2%的公众不是很满意, 这也表明可能因此而形成由利益不均造成的舆论行为;虽然近几年国家大力推行农村义务教育并以各种补贴方式减免学杂费, 但是从数据中仍然可以看到近乎相悖的结果, 36.3%的公众还是认为孩子上学的教育成本“有一点”高。
少数民族地区公众民族性和宗教性的认知惯性依然存在;大众传播媒介的长期作用以及周边地区其他文化的影响已经使该地区原有的文化状态存在着变迁的趋势 (这一现象尤其在16岁~38岁的人群中表现突出) ;大众传播媒介在该地区可能形成的观念性影响存在“到而不达”的现象;地方媒体成为地方政府的“宣传机器”, 电视、报刊上主要是领导会议、政绩宣传。如果当地发生了一些不利于政府形象的群体性事件, 往往是外地媒体先行报道, 而当地媒体却集体“失语”;地方媒体官场气息浓厚, 以政府的一个部门自居, 懒于深入基层, 其报道不能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 仅仅是为了配合上级的任务为宣传而宣传。
大众传媒在少数民族农村社区中舆论引导力形成的思考
受众所依赖的媒介拟态环境单一且缺乏全面性。电视媒体因为当今媒介发展的大环境特别是来自政治方面的压力而逐渐丧失了在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受众群体中的公信力。
媒体报道大量重复或者同质化报道带来的麻醉性。人们对于环境污染的认识不是来源于自身客观的体验, 而是关注于媒介, 来源于媒介, 接触媒介越频繁的人, 对于环境污染的认可程度越高。这说明网上对于环境恶化的报道铺天盖地, 但是由于缺乏自身客观认识和体会, 对于如何去解决或者改善环境污染问题, 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受众大多一无所知或者不求甚解。如何去解决这种单一媒介的麻醉和加强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受众的自身实践, 同样是我们探讨和研究的话题。
少数民族农村社区舆论引导提升的两点思路
注意区位因素形成的舆论引导差异性。舆论引导要方向明确, 对于不同民族宗教情态的地区采取具有目标性的舆论引导策略。
在我们所调研的甘肃临夏、合作、阿克塞、肃北, 新疆乌鲁木齐、喀什, 青海西宁、玉树, 宁夏银川、固原等西部农村社区中发现了明显的规律:其一, 农村社区中的舆论意见整体质量较低, 见解体系中富含的情绪性因素浓郁, 舆论意见的向量与其地理位置最近的城镇中存在的意见基本趋同;其二, 人口密集, 经济文化发展较好, 农村社区功能较完备的地区, 其舆论意见可能产生的频度越高;其三, 在农村社区中出现的舆论意见往往以晕轮方式向周边地区扩散, 越靠近农村中心社区的地方, 舆论的意见量越多;其四, 西部少数民族农村社区中浓厚的民族、宗教情结经常会对社区中的公众意见、态度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基于上述发现, 笔者认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舆论引导重在农村社区的引导力提升, 而不同民族和宗教的构成必须具化分析, 各类媒介所能形成的舆论引导应该以该地区的情态不同而细化引导方式。
注意舆论传播过程中的即时引导———对情绪性表意的调整。舆论讯息传播是知情交融的过程。舆论讯息在传播的过程中带给受众的不仅仅是在认知平台上所起到的构建意义, 同时也是将一种即成的情感通过舆论作品发散到社会的整体思维当中。伴随着受众对舆论重构的事态元素进行解读, 由传播者在编码系统中集成的各类情感因素也随之潜移默化地产生影响。不论是在拟态环境还是在拷贝世界中, 始终与符号编码系统同步运行的是编码者的情感系统, 作为舆论传播者其社会基本属性仍然是“人”, 这就决定了不可能剔除在信息传播中的七情六欲。而作为人的必然需求, 情感的诉求也时刻影响着逻辑严密的符号编码, 这就导致了任何时候我们所接收到的任何信息中都带有传播者或多或少的主观情感体验。
通过舆论传播活动来激发受众良性、健康的情感, 通过情感来优化舆论传播的效果, 这是现代舆论传播艺术的重要体现。根据勒温的“心理场”论, 通常情况下人们内心多存在的情绪处于“睡眠”状态, 而一旦有外界的相关刺激出现便会激活某一种或几种情绪的反应。这类刺激包括通过舆论传播媒介所获得的一些重大的或闻所未闻的信息。勒温进一步描述:当情绪被激活便会在人们的心里形成一种“紧张的系统”, 它来自于一种需要———一种期待心理平衡的需要。一个人有所需要, 便产生了一种心理的紧张系统, 心思不定, 坐立不安, 必待达到目的, 占有目的, 满足了需要, 然后紧张系统才可解除, 心理的均衡才可恢复。 (1) 很显然, 舆论传播的信息几乎全部是为了以上的目的, 或是因为生产生活、或是因为娱乐移情, 总之它不断地产生保障社会人心理平衡的能量。
可以看出, 舆论讯息的传播动力在于公众的需求心理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不论是对社会内信息的传播还是对外来信息的传播, 舆论传播始终体现着信息系统的守恒, 由于舆论来自于社会并反作用于社会, 为社会发展平衡带来动量均衡也是必然的。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成果, 项目批准号:09YJC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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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甘肃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5个乡, 240户共500个个体进行问卷调查, 从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农村受众对政府处理腐败事件、贫富问题、教育乱收费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以及处理社会矛盾等方面的态度进行测量分析, 对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农村受众接触媒体和利用媒体的状况进行分析, 得出该地区农村受众上述问题的态度与媒介的评论息息相关。媒介报道对于该地区受众形成了一个拟态环境。此时受众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做出的反应, 反而更多的是对新闻报道所偏重的社会积弊已久、阶层对立情绪严重的“拟态环境”的反应。针对这一问题, 本文试图提出解决的方法, 即引导该地区农村受众利用和通过媒介正确形成和表达自己的态度。
关键词：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受众,拟态环境,重构,媒体接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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