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转移范文

代际转移范文（精选5篇）

代际转移 第1篇

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家族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力量。这些家族企业在创业者的带领下经过几十年的风雨搏击,现在普遍面临着新老权力交替的问题。历史经验表明,家族企业发展危机最容易出现在在权力代际交替时期,当家族企业的创始人离去或退休的时候,往往就是企业终结的时候(Alcorn,1982)。Asrtachna(2000)估计,美国只有30%的家族企业能成功地过继给第二代,12%的家族企业能成功地过继给第三代;只有3%的家族企业能成功地传递给第四代。如果华人家族企业在代际传承过程中不能顺利完成权利交替,也将难以逃脱“一代创业、二代守成、三代衰亡”的宿命。

关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问题,多数学者侧重从权利继任的角度研究权力继任影响因素、权力继任模式、权力继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等问题。本文从基于企业资源和知识理论的视角出发,认为创业者知识是家族企业战略性资源,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过程实质是创业者知识的代际传承,构建一个创业者知识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发展的代际传承模型,最后运用模型框架对华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子承父业”的主流方式进行现实考察与展望。

1 创业者知识与家族企业成长

家族企业作为一种重要而独特的企业类型,近年来激发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存在很多差别,但要使对家族企业研究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关键要识别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起重要作用的显著因素,这些因素存在家族企业内部,有着不同于非家族企业的显著差别[1]。以Penrose、Barney和Grant等为代表基于企业资源和知识视角的研究,为家族企业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全新有价值的研究视角。

基于资源和知识理论认为企业是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可以归为三类: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组织资源[2],但是资源本身并不能构成企业的竞争力,企业需要对这些资源进行整合并赋予其特定的职能[3]。根据Peteraf[4]的观点,企业必须满足四个条件才可能享受高于平均回报的持续收益,这四个条件分别是:差异性、事后的有限竞争、不完美的流动性、事先的有限竞争。对于家族企业而言,基于知识企业理论认为企业要有好的表现,不仅需要优势资源和能力,还需要嵌入在公司日常工作中默认可累积的知识(tacit collective knowledge)来成功地整合、协调、调动这些资源[5]。

创业者知识是存在于作为企业人力资本的创业者身上的技能和经验知识的总和。创业者知识是一种“主动资产”,它的所有者天生属于创业者,且由创业者控制着对其开发利用程度。家族企业的创立者、创业者在知识和技能上普遍具有企业家才能和素质,能在逆境中承受压力和保持冷静的特殊精神气质,勇于承担风险和经营失败的特殊偏好,具有超乎常人的对潜在市场机会的感知力,能敏锐识别新发明的价值并使之商业化,强大的生产要素的组织动员能力,经营决策和管理执行能力[6]。从某种意义上说,嵌入公司的特定知识(比如说创业者的知识、核心员工的知识)难以交易和模仿,具有稀缺性、适用性和专业性,因此这些特定知识以及创造和转移这些知识的能力被认为是公司的关键战略性资产[7,8,9]。

在家族企业发展过程中,创业者的知识一部分运用到企业内部,形成规则、制度和战略目标等,以可见的显性知识表现出来,另一部分以经验判断、专业知识等隐性知识的形式隐藏在创业者大脑里。在创业者指导下,使企业组织内部成员的专业化知识得以固化、积聚和融合,形成公司日常工作中默认可累积的知识(tacit collective knowledge)来成功地整合、协调、调动家族企业的各种资源。“创业者的知识”随时间推移动态变化,这些嵌入家族企业的创业者知识具有差异性,难以交易和模仿;具有稀缺性、适用性和专业性。创造和转移这些知识的能力是家族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

在家族企业创立之初,控制权牢牢掌控在以创业者为核心的家族成员手中;随着企业的发展和竞争的需要,企业逐步扩展,通过市场契约融入非家族的资本(社会资本),但企业在性质上符合家族企业的传统定义,家族资产占控股地位,它是家族规则与企业规则的结合体[10]。在家族企业的契约关系中,创业者作为“企业”与“家庭”组织中的双重“核心签约人”,拥有对企业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在家族企业发展过程中,创业者作为强势主脑核心,监控和管理企业,去塑造和追求家族愿景,并希望企业能稳定地代代相传,在企业目标、战略、组织结构和其他行为方式方面具有不同于非家族企业的独特性[11]。从家族企业内部来看,创业者的知识被认为是家族企业的战略性资产,家族企业的成长主要受到企业家个人经营能力和控制能力的约束。现实中的大量案例己经证明,许多家族企业的兴盛和衰亡都是与企业掌门人的知识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2 创业者知识转移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

在家族企业生存发展过程中新老掌门人的权力继任是最为特殊的时期[12],在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过程中涉及企业所有权再分配、兄弟姊妹关系、家族企业财产保护、企业从业人员的职业发展等多方面问题,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因素,能否顺利完成代际传承是决定家族企业生命延续和长期发展的关键。如果后代不再具备参与高层管理的影响力、知识和经验,随着创业家族早期领导人的退休,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经理人员凭借对企业的实际控制和不可或缺的作用,最终促使家族世袭管理方式的废弃(钱德勒,2001)。家族企业在长期竞争中丧失优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家族后代不能继承家族创业者的“企业家能力”(创业者知识),而丧失对企业的控制权[13]。

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不仅仅是企业资产所有权和控制权的转移,而更多的是能否实现企业家的社会文化资本的传接[14],它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是创业者与下一代家族接班人相互角色调整的复杂过程[15]。在代际传承过程中,创业者不仅可以把有形资本、附属家族企业的网络资源传给后代,更是期望把隐性知识(默会知识)转移给接班人,从而维持家族企业的控制,促进家族代际财富积累。创业者知识是家族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但是,由于默会知识具有难以交易和模仿的专用性,创业者无法将知识和能力直接转移给接班人,必须在长期的互动中实现知识的代际传承。从本质上看,创业者将隐性知识转移给接班人、接班人学习传承知识并在企业实践中应用创新知识的过程,决定着家族代际传承的速度方向和制度安排。

本文参考Cabrera-suarez等[16]关于家族企业知识转移和继承人发展模型、张兵的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动力模型[12],构建一个“创业者知识转移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对于家族代际财富增长的追求和利他主义(家族文化),是创业者知识在创业者和接班人之间代际传承的内在动力。在家族企业权利继任过程中,创业者和接班人个人因素的关系起直接决定作用。创业者知识转移的效果取决于创业者(知识转移方)的转移意愿、知识转移的渠道以及接班人(知识接受方)的接受能力,接班人对创业者知识的学习传承和创新将直接影响家族企业的竞争力,决定着家族企业的延续和发展速度。同时家族企业面临的外部商业环境(如外部竞争机会、职业经理人市场、法制信用体系健全、企业发展阶段等)和家族内部环境的影响(如家族凝聚力、家族成员角色认同、家族其他成员意愿等),企业契约关系(治理结构)将作出调整,家族控制权将发生相应改变。创业者知识转移一方面影响家族对企业控制权,另一方面也决定着家族企业的发展速度,从而最终影响着家族代际成长和家族财富积累。

3 华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模式选择及展望

在华人家族企业的治理中,设计市场契约(针对外人)、关系契约(中间人小集团)、责任契约(自己人)等不同契约类型,不平等地对待不同的亲疏关系[17]。泛家族信任与制度化信任的双重残缺使家族企业难以向现代专业化管理转变,职业经理人常常面临着普遍的信任危机[10]。

在我国特定的制度文化形成的价值体系下,只有家族化的信任才能形成最优的合作(忠诚)[18]。社会信任的不足和职业经理人市场的不成熟,使我国家族企业掌门人害怕将权杖交给外人,因为父子之间存在跨代补偿和报复机制,创业者的利他主义可以保持对子女转移支付,遗产税的法律缺失也降低了创业者与子女之间财产权转移的成本与风险。在选择接班人的时候,首要考虑的因素是忠诚度。子女由于与创业者有着特殊的血缘关系,具备对家长式权威、家族企业和家族事业的忠诚,因而理所当然成为接班人的首要人选。在华人家族企业中,“子承父业”是最常见的代际传承模式。

华人家族创业者采用“子承父业”方式,非常重视对后代的素质培养和考验,最常见的是让子女接受国内外高等教育[19],或让子女从基层锻炼,或让子女独立创业。子女只有通过这些考验达到了创业者的预期目标,才能进入企业高层接管经营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子承父业”方式对于华人家族企业创业者知识的代际传承效果是有促进作用的。

另一方面,华人家族企业中单一压倒式“子承父业”的代际传承模式面临着新的危机和现实问题,突出表现为:

(1)创业者矛盾态度。创业者虽然有交接的主观意愿,但是由于华人第一代创业者通常在企业创立和发展过程中投入了巨大财力和情感,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发现离开企业是一件具有挑战的事,因而会回避讨论下一代的继位问题或延迟传承时机,即使是权利交接了,创业者对新一代继承者也放心不下。这种矛盾心态容易使接班人失去信心和主动性。

(2)接班人进入企业的动机不足。很多家族企业创业者的后代是独生子女,后代可以轻而易举地继承巨大财富,能够享受美好生活,往往缺乏拼搏创业的勇气和激情,也缺乏家庭责任感。

(3)家庭内部的不团结。一旦家长的权威动摇,往往出现华人家族后代子女之间不服、亲戚之间不信任,容易产生分裂,对资源重新分配必将影响到家族控制权和企业的发展。

(4)知识转移效果难以控制。家族企业创业者为了避免企业有价值的知识泄露外人,在经营过程中有意识地防备知识不被制度显性化。隐性知识本身难以模仿、专用性强,在转移给接班人过程中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和损失,同时接班人把知识嵌入到企业或到其他领域进行创新也将存在困难,如果不能很好地通过其他外部人力资本弥补,将会给企业的代际发展带来挑战。

华人家族企业要解决以上问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通过一个好的“继任计划”来协调相关利益者,通过塑造家族文化来明确相关利益者(特别是创业者、接班人、家族核心成员)自身角色定位与家族荣誉感和责任感,将有助于推动华人家族企业创业者知识的代际传承,实现家族代际财富持续增长目标。

摘要：基于资源和知识理论的研究认为创业者知识是家族企业战略性资源,如何实现创业者知识的转移是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的核心问题。通过构建一个以创业者知识转移为核心的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模型,试图揭示权利继任过程中创业者知识转移内在机理。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过程中,创业者知识转移将通过家族企业发展和剩余控制权两个途径对家族代际财富积累产生重大影响。最后运用该模型框架,对华人家族企业“子承父业”代际传承模式进行简要评论。

代际传承与代际相处 第2篇

社交媒介能够找到最终的目标人群，因为推特、脸书和微信的用户基本不会吝惜表达自己的意见。但即使这些工具导致了社群自动分类并重塑了人们的沟通方式，公司想要使用它们帮助并完善自己的产品设计，也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事实上，一项新的研究发现，来自社交媒介的信息（目标顾客意见）输入，对公司的产品开发过程来说，更多的是分散注意力而不是有益的帮助。这也证明了乔布斯式的观念，很多时候，企业可能不应该邀请顾客就新产品的设计草图发表意见。

这项研究的主持者调查了近200家公司的高管和工程师，它们来自不同的行业，包括航空航天、IT和消费类电子产品。这些高管和工程师们描述了他们在创新过程中使用过的那些技术工具——传真机、社交媒介、云端的文件共享平台——并证明了这些技术工具是如何影响他们的产品发布的速度和质量的。

产品创新周期要求有预算、设计、原型样品、产品测试等的协作，进而需要多个部门充分发挥自己解决问题的技巧和能力，需要研发资源的战略性保障，需要与经销商和供应商保持外部沟通。简而言之，创新需要使用上述技术手段和工具的全部功用。在这个标签时代，这样做意味着让顾客和客户随时了解产品在生产装配线上的新进展，并邀请他们对产品的设计和营销活动进行分享。

同时，研究者还发现，传统的技术工具依然在很好地发挥作用。产品研发团队依靠电子邮件、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以及微软办公桌面程序等进行更高水平的协作，生产更多的概念和原型样品，从管理者那里得到更好的反馈和评估。很明显，这些传统技术工具可靠的性质和功能让工作人员满意。

公司内部的维基百科式系统和机遇云端的文件共享系统也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对那些成员分散在不同国家和时区的团队尤其重要。

使用社交媒介如博客、脸书和推特等容许顾客频繁地参与产品研发过程，被证明是一个错误的盲区，往往会把项目引到一个死胡同。“我们尝试使用了一下社交媒介，但过了没几天就放弃了，因为这非常烦人。”一个项目经理说，“持续不断的提醒、提示和忠告，这有点多。”

代际转移 第3篇

(一) 研究背景

在珠三角发达地区的城市周边, 形成了一群以租借土地, 采用传统的农业工具和种植方式, 以种菜、买菜为生的人群。他们在田边地头搭棚居住, 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代耕农社区, 他们展现了中国农民进入城市的另外一种途径。这个特殊群被称为代耕农体, 他们处于社会的边缘状态, 生存状况令人担忧, 贫困问题在他们身上体现得尤为严重, 并且表现出了代际转移的趋势。通过总结前人理论经验, 以代耕农为例, 探讨农村贫困代际转移问题, 并呼吁社会工作者介入, 对代耕农贫困及代际转移进行有效干预。

(二) 研究问题

对于贫困者个体和家庭来说, 生存永远是第一位, 他们是“风险厌恶者”, 不愿离开家乡, 更不可能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 贸然从熟悉的家乡转移到不熟悉的大城市。可见, 代耕农群体渴望改变自身贫困状况的愿望。本文主要研究以下几个问题:第一, 代耕农贫困及代际转移;第二, 代耕农贫困代际转移原因;第三,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贫困代际转移的意义;第四, 代耕农贫困代际转移的社会工作干预实施。

(三) 研究目的与意义

“代耕农”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 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出现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及现阶段相关政策缺失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现实国情下, 解决好“代耕农”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1]

(四) 理论工具与研究方法

1. 理论工具。

本文运用了派恩的结构视角、弗莱雷的激进视角和马拉里的结构性社会工作观点, 作为本文的理论工具。

(1) 派恩的结构视角。派恩认为结构视角代表了致力于一个更为宏观、更为激烈的视角去改变案主及案主系统的尝试。它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概念:一是反对任何形式的不平等和压迫。二是合法边缘人物的声音。社工应该服务于边缘人物的利益, 并承担着让边缘人物的声音受到聆听和重视的任务。[2]

(2) 弗莱雷的激进视角。弗莱雷聚焦于教育那些为贫困和无权所压迫的社区中的人群。他认为, 其中一个重要的层面是意识的觉醒, 要求帮助受压迫的人们获得一种批判意识--针对暗含在他们所受压迫之中的社会结构, 包括文化霸权的影响。经由这个过程, 他们可以认识自己遭受的压迫, 而不是顺从的加以接受。通过参与对话和实践, 他们能够采取行动消除对自由的恐惧和部分无权感。[3]

(3) 马拉里的结构性社会工作。马拉里的结构性社会工作的观点, 着重考察影响福利制度并受其影响的经济和政治体制。这些体制及其他社会体制, 都是社会关系发生的场所, 由一个同质性的意识形态支撑。结构性社会工作的核心是关注充斥在社会族群周围的压迫。[4]

2. 研究方法。

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实地考察研究, 运用结构式访谈的方法展开;同时为提高研究效率, 获得更加充分有力的证据, 还采用了文献研究作为辅助研究。

二文献综述

(一) 关于贫困代际转移的概念及相关理论

1. 贫困代际转移的概念

“贫困代际转移”的概念是从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中演变出来的。英美的经济学家在研究贫困群体的过程中, 发现长期性贫困的这一群体存在着贫困代际传承的现象, 从而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贫困代际转移”这一概念。

贫困代际转移是指在相同的条件和因素下, 贫困在家庭内部由父母传给子女, 使得子女在成年后重复父母的境遇———继承父母的贫困和不利因素并将贫困和不利因素传递给后代这样一种恶性遗传链;也指在一定的社区或阶层范围内贫困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代际间延续, 使后代重复前代的贫困境遇。[5]

代际转移按照中国的传统说法就是“龙生龙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贫困的代际转移就是指第一代人的贫困, 引起第二代人甚至第三代人因缺少相关的技能和知识导致贫困。

莫伊尼汉提出了一个贫困恶性循环模式:首先, 由于从小就受到贫困文化的影响, 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缺少奋发向上的动力, 环境也使他们的成就动机难以提高;其次, 成就动机不高影响了社会流动, 因此他们受教育的机会较少, 层次也较低, 结果导致他们在就业上的竞争力不高;再次, 低教育水平、竞争力较弱, 自然就使得他们只能从事低收入的职业, 处于社会底层;最后由于职业收入不高, 社会地位低, 他们只能继续贫困。莫伊尼汉认为上述四个方面会形成一种循环模式, 这样贫困者的贫困程度会越来越严重。[6]

2. 贫困代际转移的相关理论

(1) 马克思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是关于贫困代际转移最早的理论研究。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及其趋势, 得出了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结论:产生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是因为资本积累, “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 同时在另一极, 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 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7]这一理论指明了无产阶级贫困代际转移的问题, 既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 工人阶级及其子女与后代无法摆脱受压迫、受剥削、受奴役、受贫困困扰的命运, 贫困将在工人阶级及其家庭中“世袭”。

(2) 社会分层理论。社会分层理论将社会分为开放性的社会和封闭性的社会。在封闭性的社会, 家庭背景和父辈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大部分社会成员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而在开放型的社会中, 社会成员可以通过本人自身的努力来决定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该理论认为, 在开放性的社会中, 个人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来向上流动, 穷人及其子女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贫困这一状态, 但是在封闭性的社会中, 个人努力无法摆脱贫困, 而需要依靠父辈的阶层地位, [8]这对穷人来说很不公平, 会使社会阶层固化, 也是存在“富二代”与“穷二代”的原因。

(3) 社会排斥理论。社会排斥理论与贫困现象有着密不可分的直接关系, 主要研究社会弱势群体在各种社会保障系统, 社会权利和劳动力市场中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 日益成为边缘群体。该理论认为穷人之所以受到社会排斥并不是由于个人能力, 更多是因为权利不足和机会缺失而遭到排斥, 强调了穷人不仅缺乏收入, 而且还缺乏如社会参与、社会权利和义务以及社会道德秩序等社会内容。[9]

(4) 贫困亚文化理论。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提出了“贫困文化”概念, 并认为产生贫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文化问题。他认为, 穷人在长期的贫困生活中,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体系、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体系。这是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这种贫困文化会对“圈内”的人甚至周围的人产生影响, 使生活在其中的人逐渐脱离社会主流生活, 使得贫困在家庭内部代际转移。[10]

(二) 关于农村贫困代际转移

贫困一直是农村所面临的严峻问题, 农村的收入代际继承性强, 流动性弱, 子女容易受到上一代经济的劣势影响, 也就是说农村的贫困群体子女成年后更容易重复父辈影响。农村贫困代际转移问题受到了国内学者们的关注, 他们分别从劳动、资本、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方面来分析农村贫困群体陷入贫困代际转移恶性循环的过程。其一是生存贫困方面的恶性循环:资本缺乏———投资不足———贫穷———资本形成更加不足———更贫穷;自然资源不足———贫穷———生态恶化———更贫穷。其二是能力贫困方面的恶性循环:低教育水平 (低技术水平和劳动能力) ———贫穷———工作能力更低———更贫穷。还有就是参与方面的恶性循环:社会参与管理程度低———贫穷———社会排斥———更贫穷。[11]

贫困更容易在农村发生恶性循环, 学者们通过研究指出了理性选择是导致恶性循环的原因。首先在农村, 对于贫困者个体和家庭来说, 生存永远是第一位, 他们是“风险厌恶者”, 不愿离开家乡, 更不可能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 贸然从农业转移到不熟悉的部门去;其次即使贫困者想改变家庭贫困局面, 在缺乏土地和资金的情况下, 增加劳动力似乎是最好的选择, 因此“多子多福”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第三, 虽然他们知道知识能够改变命运, 但是, 教育的成本和风险都超过了贫困家庭所能承受的范围。最后, 生态环境是贫困者唯一的生活资料来源, 现在他们过度索取的情况下都不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 他们又怎么可能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为子孙后代着想呢?[12]

(三) 关于社工干预代耕农群体的贫困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 珠三角经济迅速发展, 当地农民纷纷“洗脚上田”, 于是出现了“代耕农”这一特殊群体, 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乡, 来到珠三角继续从事农业活动, 解决了土地抛荒, 也为市场提供了丰富的农产品。但是代耕农群体是个边缘化的特殊弱势群体, 他们受到社会的关注很少。笔者查找相关文献, 关于社会工作介入代耕农群体贫困问题的文章, 只有两篇。[13,14]

在这两篇论文中都指出了对代耕农问题进行社会工作的必要性。大多数的代耕农都面临着“户籍、土地、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四大问题。他们过着简单朴素甚至可以说是艰苦的生活, 他们几个人挤在一间破旧的茅屋里, 耕种占了他们生活的大部分时间, 缺乏必要的精神文娱, 与本地人很少有交流。在找工作、谈对象、子女上学方面都受到了歧视, 而这些情况又会加重代耕农和本地人间的相互排斥。他们陷入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 他们处在社会底层, 是很难引起别人注意的边缘弱势群体, 发不出一点声音, 带不走一片土地。社会工作者作为弱势群体的关注者, 能够以其专业方法, 发挥“助人自助”的精神, 对“代耕农”问题进行有效干预。社会工作者主要是起到“桥梁”的作用, 整合社会资源, 联结政府、社会的力量, 推动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出台, 保障代耕农群体的权利。

综上所述, 关注农村贫困的文章很多, 但却极少关注到代耕农这个特殊的弱势群体。代耕农更容易陷入贫苦代际转移的恶性循环中, 社会工作介入代耕农贫困代际转移问题是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三、珠三角代耕农贫困及代际转移状况

(一) 代耕农贫困状况

如果说农民工还有意愿及行动去争取融入当地社会, 那么“代耕农”则是完全放弃进入非农产业的机会。“代耕农”进入代耕地, 却在城市边缘徘徊, 一旦城市结构扩张, 他们也随着边缘的外迁而进一步外迁。对于社会的不稳定, 对于社会结构的改变, 他们都是无能为力的。适应代耕地生活对“代耕农”来说是困难的, 他们没有途径和时间去适应;现时的城镇生活让其感到陌生。[15]

代耕农这个特殊的弱势群体, 既要面对一般农民所要面对的生产销售问题, 还要为没有土地和其他保障而担忧。其主要困境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产困境。代耕农在土地上的投入只能得到少量回报, 原因在于他们依赖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 再加上生产资料价格高涨。这种情况使得他们不敢也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地增加投入, 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二是生活困境。代耕农在生活上明显处于二等公民的状态, 他们无法办理各种必须的证件, 搭建在田边地头的窝棚也属于非法建筑。用水用电困难, 这些都对他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困扰。再加上由于利益的分歧, 他们和当地人的关系并不融洽, 也影响了生活状况。三是社会保障困境。由于无法取得当地户口, 代耕农及其子女都无法享受各种的社会保障。近几年来医疗费用迅速增长, 以至许多代耕农有病不敢看, 带来了健康隐患也加重了家庭负担;而其子女教育问题也相当突出。

(二) 代耕农贫困代际转移状况

通过调查发现珠三角代耕农大部分没有摆脱贫困的困扰, 代耕农学历低, 生活贫困, 劳务繁重。他们的子女也大都是在务农或者在工厂打工, 其物质经济生活基本上处于贫困状态。代耕农群体基本上与当地社会隔绝, 形成了自己的圈子, 导致出现闭塞的人文环境。落后的传统风俗习惯难以改变, 愚昧和无知造就了贫困。经济的落后, 使得教育投入严重不足, 农业新技术难以掌握和推广, 又造成了新一轮的经济落后, 构成恶性循环。正是由于他们受教育程度低, 加上户籍制度的限制, 阻碍了他们向上的社会流动, 无法中断贫困的代际转移。

四、珠三角代耕农贫困代际转移成因

(一) 贫困代际转移的影响因素

贫困代际转移一般从两个视角入手, 一是社会结构视角, 这主要是从贫困者及其家庭所面临的社会阶层固化和社会不平等格局, 以及穷人的子女在教育和就业机会等方面所面临的劣势, 来解释贫困代际转移原因。二是文化视角, 这个跟贫困文化范式有许多相同的地方。

1. 先赋性因素。

现代社会与社会流动关系最为紧密的制度分别是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 及教育制度。因此先赋性的因素就是指父辈的职业、收入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社会弱势群体缺乏工作机会, 或是工作不稳定, 无法获得稳定的收入支撑, 更加无法建立广泛的人际网络。父辈职业的弱势使得他们的子女无法与同龄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就业岗位, 限制了子女的就业选择。

子女的生活水平、教育程度和社会资源的占有, 直接受到父辈的职业地位和教育水平的影响。受教育水平越高, 对子女的教育期望通常也越高。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的不足导致了其缺乏竞争力, 无法就业或者从事低收入的工作。

2. 自致性因素。

社会流动理论中的自致性因素是指受教育水平。受教育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职业地位的高低, 进而决定了收入的多少。受教育水平越高, 收入水平越高。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可以弥补先赋性因素的不足, 是提升社会地位的基本因素, 同时也是阻断家庭贫困代际转移的主要途径。[16]

3. 社会因素。

影响贫困家庭收入和跨代传递家庭贫困的外部社会条件, 体现在社会文化背景、收入分配制度、社会排斥与偏见、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化分割体制及其机会平等等诸多方面,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城乡二元分割政策性障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位。

(二) 代耕农贫困代际转移的基本原因

1. 生计资本缺失。

生计资本由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五种类型组成。这五种资本在贫困代际转移中相互影响, 某种资本的缺失会影响其他资本作用的发挥。比如自然资本的缺失造成了物资资本的拥有量低;父辈有限的金融资本制约了下一代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金融资本的来源等。[17]代耕农的五个资本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缺失的, 从而造成了贫困的代际转移。

2. 生活边缘化。

代耕农大多居住在田边地头的窝棚, 这导致了他们生活的边缘化, 也使得他们的生活状况总体表现为非正常化、隔离化和村落化。在生活和社会交往上, 代耕农缺乏与当地居民和社会的互动, 更不能分享丰富的公共生活。他们或者缺少公共生活空间, 或者没有时间和能力去享受公共空间。因此他们过着与其在家乡村庄相似的村落化生活。他们的交往圈基本上是接“亲人—朋友—同一个地区—代耕农”这样的逻辑铺开的。这个交往圈为他们构建了在珠三角生活的社会支撑体系, 同时也阻碍了他们与当地居民之间持续的社会交往。

以阳东赤坎村“代耕农”为例, 他们在当地已生活十几年, 但他们与当地村民之间的鸿沟始终无法跨越。当地人用上自来水时, 他们还在挖井取水;当地人用上电器时, 他们还在点煤油灯。2008年前, 任何电器对他们都毫无意义, 就连看电视这样最普通娱乐都是一种奢求。[18]

3. 文化的贫困。

所谓“文化贫困”, 是指某一群体、家庭或个人在知识水平、教育程度、科学技术修养、思想道德素质、价值观念、主体性、心理素质、思维方式、行为趋势上落后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 从而影响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19]

人的观念是导致贫困的非经济因素中最深层次的因素之一, 它一旦形成就会对整个社会或社区及其成员产生作用。恶劣的环境和长期贫困的折磨, 使得许多代耕农形成了强烈的宿命感, 他们把自己的贫困归于老天的安排和命运所定, 认为是不可改变的。因此, 面对贫困, 不是穷则思变, 奋发图强, 而是奉行一种无为哲学, 无可奈何的接受命运。在调查中发现, 由于代耕农没有生产技能, 缺乏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 无法很好的融入到当地的生活中去, 他们普遍有种自卑的心理, 感觉低人一等, 生活在贫困中的代耕农都表达了安贫守贱的思想。而代耕农的孩子会从父母那里继承这种价值观, 他们对生活和工作的消极倾向使得他们长大之后难以进入社会主流。没有当地户口的代耕农子女在求学上仍有很大的阻碍, 不能享受与当地儿童同等的教育机会, 总是处于教育资源的最底层, 代耕农子女教育缺失现象日益突出, 从而使“文化贫困”加重并在代际间继续复制。

五、社工介入代耕农贫困代际转移的意义与策略

(一) 社会工作介入代耕农贫困代际转移的意义

代耕农怀揣着异乡梦想, 对家乡社会的认同日益减弱, 并不把回到家乡作为自己的未来选择, 但由于当地的排斥使他们没能产生对当地的归属感, 他们既不属于自己家乡又不属于代耕地, 具有双重边缘身份。他们逐渐出现了内部认同的趋势, 形成了一个群体的圈子, 这使得他们在感情上与当地社会产生了距离, 从而影响了他们与当地居民的交往, 产生了各种紧张, 矛盾和冲突, 而这种现象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与当地的不融合。而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利用专业社工的方法介入, 可能是很大的发展空间

代耕农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部分, 社工介入也是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社区发展的需要, 社会工作的介入对代耕农福利的获取和争取权利方面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对代耕农的心理引导上也能起到积极作用, 有利于促进代耕农内部的和谐稳定。

(二) 代耕农贫困代际转移的社会工作干预策略

1. 政府重视社会工作的开展。

没有政府的扶持帮助, 社会工作的发展始终是步履维艰, 就像在访谈中代耕农对社会工作的茫然, 他们觉得请社会工作机构没有什么用, 政府不管, 什么都是白说。在现代社会中, 人们普遍对政府的认同感比较强, 普遍认为只有政府参与其中的行为都是比较有效力的。因此社会工作的发展必须由政府主导, 因为社会工作承担着落实社会政策的重要任务, 政府在社会工作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且社会工作者在介入代耕农群体时, 这部分群体对政府的认同感普遍较高, 所以由政府支持, 更容易介入。

2. 改变当地居民对代耕农的态度。

代耕农之所以觉得代耕地的冷漠而产生自卑心理, 大部分原因是由于当地居民对其持有偏见态度, 他们认为代耕农是他们利益的争夺者。因此, 社会工作者应该引导当地居民正确看待代耕农, 转变当地人的偏见和歧视观念, 改善代耕农和当地居民之间的人际关系, 加强他们之间的交往和互动, 达到相互认同。

3. 建立农产品信息平台。

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代耕农来说, 现在的市场变得各种复杂, 他们对市场的“反应速度”快不起来, 这种市场信息的滞后性, 导致了他们的农产品卖不出好价格。市场对于代耕农来说是变化莫测的, “看今年养明年”的惯性思维依旧存在。社会工作者可以联系有关的单位部门, 建立一个农产品信息平台, 加快代耕农对于市场信息的获取, 提高代耕农的收益。

4. 开展农业生产技术培训。

社会工作者可利用其广泛的社会资源, 联合当地的农业技术推广部门, 定期组织对代耕农的生产技术培训, 让他们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 改进生产方法, 提高土地效益, 例如化肥的正确使用方法和虫害的防治;或者是在农忙的季节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到田地进行实地的指导等。

5. 组织职业技能培训。

要摆脱贫困的境地, 需要解放思想, 开拓创新, 其中职业技能培训是提高代耕农素质和就业能力的重要手段。通过职业技能培训, 能帮助其摆脱僵化、固守的惰性心理情绪, 发挥积极向上的热情理念。针对一部分有转业倾向的代耕农, 社会工作者可以利用其社会资源, 对这一部分代耕农进行就业职能培训, 帮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 提高就业竞争力。同时积极联系附近的乡镇企业, 为表现良好者提供职位。

6. 培植代耕农自信与良好心态。

对于代耕农来说, 流动的主要途径就是靠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 这种关系有助于代耕农在异地获得各种物质支持和精神支持等, 但是另一方面, 这种封闭性也限制了代耕农的活动空间, 造成了精神生活的单调、狭隘, 心理压力不断增加。因此社会工作者应该给他们提供一定的心理辅导, 使他们能够增强融入代耕地社会的信心和勇气。

7. 重视代耕农子女教育。

警惕“权力代际传递” 第4篇

在获得国家赔偿金1003.44元后,12月3日中午,遭宁夏吴忠市公安局利通分局错误刑拘的王鹏返回甘肃兰州。随后王鹏参加了国家公务员考试,他拒绝向媒体透露报考哪个职位。

12月5日,2011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共科目笔试在全国同时举行,“公开考试录用国家公务员,是为了让所有人公平竞争。”国家公务员局考试录用司司长聂生奎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

“权力代际传递”事件频发

11月23日,宁夏吴忠市公安局利通区分局民警赴甘肃省将在甘肃省图书馆工作的图书馆助理馆员王鹏刑拘,理由是“严重危害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

此前,王鹏多次发帖举报大学同学马晶晶在公务员招考中作弊,马晶晶父亲系宁夏自治区扶贫办副主任,母亲系宁夏吴忠市委常委、政协主席。

案件被媒体报道后,马晶晶“官二代”的身份立刻引起网友关注,舆论矛头也直指马晶晶的父母在公务员选拔中是否涉嫌权力干涉。

实际上近两年以来,公务员选拔过程中“权力代际传递”事件频繁发生,使得舆论纷纷质疑“官一代”利用手中特权为子女仕途谋发展。

去年8月,有网友发帖称,2008年河南省固始县在全县选拔正科级干部和县局级干部任用中,最后确定的12名乡长大多是当地官员亲属。

该网友制成的图表显示:新当选的乡长、镇长,或是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之子,或是县政协主席之婿,或是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之弟,或是房地产老板。

对此质疑,河南省固始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周辉在回应媒体采访时表示:“12名乡长大都是现有官员之后,情况属实。但他们都符合程序,经过大范围的公选后出来的。”

今年7月,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人事人才网上刊登的《鄂尔多斯东胜区公安系统公开招录文职工作人员公告》有这样的规定,“区直行政、事业单位在职、离退休职工子女;东胜区所属国有集体企业(包括东胜区原国有、集体企业)在职、离退休干部职工子女等在笔试成绩上加10分”。

此公告发布后,立即引起当地众多报考者的不满。东胜区人事局在向媒体解释时称,此政策是为了照顾东胜内部工作人员。“想通过这项政策照顾东胜区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子女、国有集体企业干部职工子女,因为他们为东胜作出了贡献”。

对此,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李丹阳认为,通过招考公务员给某一部分人“福利”,用公共权力让一部分人享受“特权”是不正确的。

同样,在事业单位招聘中,权力代际传递现象也遭到质疑。

去年下半年,南京市下关区劳动就业管理中心进行的一次事业编制人员招聘,最终录用4人中有3人是局领导的子女。

南京市下关区人保局相关负责人给出的解释是,此次招聘本身就是面向“劳动局系统内”的招聘,包括在职的无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以及局系统职工的子女或配偶。

但是根据国家事业单位人员招聘相关规定,事业单位招聘必须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不得设置排他性的条件。

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分析认为,尽管上述事件至今未查实存在公权力介入,但其影响极坏,损害了公务员考试选拔的公正性,“在某些地区和部门,不排除一些官员动用自己权力或关系网,甚至是集体权力腐败,达成某种同盟,来为子女铺路,以确保权力代代相传,批量制造‘官二代、官三代”。

执行中权力过多干预

上世纪80年代,公务员考试作为一项重要的人事制度从国外引入中国,结束了政府机构遴选的非制度化特色。人事部和中组部规定“凡进必考”,即国家机关凡补充人员都要通过考试。

一直参与中国公务员考试命题工作的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谢小庆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介绍说,一开始公务员考试并不那么热,自1994年第一届正式的公务员考试起,至2000年,总共报名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员不过4万多人。

自2001年中央、国家机关招考实行网上报名以来,“国考”就一年热过一年了。今年“国考”竞争比例最高的前六个职位,考录比均达到3000:1以上。最抢手的职位———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一职考录比例高达4961:1。

随着公务员考试越来越热,考试的“公开公正”也越来越受民众关注。

中国行政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公务员考试的制度设计是没问题的,但这些制度在实行过程中受到权力的干预,被严重扭曲。

今年6月13日,江西武宁县籍数名大学毕业生向媒体反映,该县近期考录一些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其中一个“硬性”条件就是限招正科级干部家属,其他人都被排除在外。

“这种量身定制是公务员选拔中常见的方式。”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教授举例称,某些官员利用其权力和影响,在学历资格、基层任职经验、机关工作经历、党派甚至性别等招录条件上,为其子女量身定制种种门槛,以便淘汰竞争者。

某些领导干部“曲线”作弊的方式还有很多种。一位某地人事厅不愿具名的官员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为了绕开用人制度上“直系亲属回避”的规定,一些领导还采用交叉任职的办法,“你的孩子进我的单位,我的孩子进你的单位”。

除此之外,这位官员进一步说,在笔试、面试的环节均有操作空间,比如泄露考题、收买考官、成绩造假等;在干部选拔公示中也存在漏洞,例如人事招录的公示日期故意安排在长假期间或者有较多社会焦点的时候,以避开公众耳目。

官员应向下负责

今年7月初,韩国外交通商部招录公务员。外交通商部先是以“没有合适人选”为由,将包括长官柳明桓女儿在内的8名申请者全部淘汰,随即再次发布招录公告,所列条件和第一次完全相同。第二次公告发布后,柳明桓女儿再次报名,并最终获得录取。

韩国国内媒体普遍认为,此次招聘属于针对柳明桓女儿的“特招”,不符合国家公务员录用程序。9月4日,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柳明桓因特招女儿进入外交通商部向总统李明博提出辞职。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焦洪昌很是感慨,他认为目前中国在技术上可以设置种种防范暗箱操作的措施,但在理念和价值层面很难杜绝,“比如说笔试的时候,有负责人讲,领导的孩子今年参加考试,在判卷的时候要注意。考官也要生存发展、要提升,命运都掌握在领导手里,怎么办?权力代际传递最根本问题是权力来源的问题,权力来自上级,不受民众监督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些现象。”

“延安一代”的代际人生 第5篇

“延安一代”全面接班

“延安一代”指大致出生于1900—1925年之間的红色知识分子,他们于抗战前后进入各根据地或加入中共阵营。上世纪80年代,党内将延安时期(1935—1948年)视为“黄金时代”,也将延安一代称为“黄金一代”。中共元老李维汉说:“现在有些同志把延安的这段时间称为‘黄金时代’。”

延安时期,延安一代中的精英陆续进入枢要,参赞军机,成为中共各要角秘书,跻身“梯队”。先后进入政坛高层的“青年学士”集团成员有:周小舟、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黄华、廖盖隆、李锐、邓力群、吕振羽、宋平、廖鲁言、曾涛、王任重、蒋南翔、邓拓、艾思奇、孙冶方、范长江、姚依林、王鹤寿、马洪……

“文革”时期,延安一代已多人进入政治局:华国锋、纪登奎、张春桥、吴德、江青、叶群;部长一级有乔冠华、何东昌、钱正英、熊复。还有名噪一时的王力、关锋……

“文革”后,1981年中组部统计3900万党员,1949年10月前入党的仅6.8%,多已升入中高层。1982年十二大后,万里、胡乔木、姚依林、方毅、乔石、田纪云、吴学谦等“一二•九”一代进入政治局;李锐、蒋南翔、谷牧、王丙乾、胡绳、崔月犁、杨静仁、芮杏文、阎明复、邓力群、许家屯、朱穆之、朱厚泽、穆青、贺敬之进入中委,开始全面接班。1987年十三大,正式整体接班,粤闽琼等各省首长亦多出自延安一代:任仲夷、项南、吴南生、梁湘、高扬、池必卿……此外,还有中央各部门首长于光远、胡绩伟、曾涛、李普、曾彦修、刘顺元……

正如宋元影响明清、明清影响现代,延安一代不仅深刻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的走向,并将继续影响21世纪的中国。就是“延安故事”也传播甚远。岁月飞逝,如今延安一代已整体走进历史天幕的褶皱,无论如何,他们的“演出”结束了。对绝大多数国人来说,他们在舞台上带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还有他们的爱恨、希望、迷惘、悔恨、叹息……一代人走的路应该浓缩为历史的坐标,一个智慧的民族应及时蹲察前人的脚印。从历史经验获取角度,对前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判认,总是体现了当代知识分子所能达到的人文高度与认知水准;研究代际差异,不仅能清晰丈量出时代前进的距离,亦可汲取继续前行所必须的历史经验。

中共军政胜利的重要组织保证

人的因素第一,若无延安一代集合在“毛泽东旗帜”之下,中共便不可能在抗战后获得山呼海啸般的集团力量。延安一代是中共军政取得胜利的组织保证。1944年5月毛泽东说:“我们在抗战初期只是一个很小的党和一个很小的军队……1935年冬季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到陕北时,只剩下7000人,成了‘皮包骨’。”抗战之初,红军组建的八路军、江南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加起来总共才五万余人,白区更是微如星火。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后供称:“共党现有干部全国不过二百人,在莫斯科者亦不过二百人,人才极感缺乏。”1934年北平地下党遭受重创,只有几个党员,已无党的组织;“一二•九”运动之初,北平全城只有9名党员,加团员也只有20人左右,四川地下党直至1936年秋尚未恢复组织活动。

从队伍构成上看,仅有来自山上的“枪杆子”,缺少来自亭子间的“笔杆子”,只有“力”没有“理”,也无法“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1928年7月8日,江西省委在《江西工作近况》中称:“……感着知识干部分子缺乏之恐慌了,各地秘书之缺乏,苏维埃政府写布告都没有人,这也是江西工作的困难和缺点。” 1928年10月,毛泽东在苏区大会上说:“共产党是要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 1939年的延安“一二•九”纪念大会上,毛讲道:“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与枪杆子结合起来,那末,事情就好办了。”毛泽东在读到香港乔冠华的国际评论时说:“乔的文章顶得上两个坦克师。”

对于大批知识青年的加盟,毛泽东的政治灵敏度很高,再三说服工农干部必须笑脸迎纳。1939年12月,毛撰文《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同一时期的中组部部长陈云说得更透彻:“我们的革命是在农村里面,可是农民不识字,需要提高文化水平,必须依靠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要吸收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革命就不能胜利。” 事实上,红色思想就是随着延安知青的脚板走向全国的,这批有文化有能力的学生娃乃是各地革命活动的骨干。

延安时期,中共高干挑选秘书绝大多数为北大清华生或燕京生。学出名校,各方面素质就是高人一筹。在基层,名校生的作用亦得到彰显。清华化学系与天津工商学院经济系学生姚依林,既利用化学知识制造土炸药,又利用经济学知识管理晋察冀边区政府,担任秘书长、财经办副主任、工业局长等职。(姚锦编《姚依林百夕谈》,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年版)金陵大学化学系毕业生李苏,为延安制造出黄色炸药;辅仁大学化学系教师张珍担任晋察冀兵工厂厂长。

客观上,中共当时也只能以知识青年为主要发展对象。1938年初任四川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的廖志高分析:大量发展党员,要着重在大学、高中的青年学生和中小学教员、产业工人以及国民党的机关职员中发展,同时要注意尽可能地发展农民入党。结果,发展的青年学生党员最多,占一半以上,其次是工人、职员,农民极少。(廖志高《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地下党的重建和川东党组织发展、巩固的主要情况》,《中共党史资料》第12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抗战初期,中共发展迅速。抗战第一年,八路军从不足3万扩至25万,次年,敌后华北地区成为最大根据地——党员60万、军队20余万。胡乔木1941年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抗日军队已由3年前的4万多人发展到近50万人……解放区和游击区人口发展到近一万万。共产党员也由三年前的4万人发展到80万人。” 总之,时至1946年6月,国民党总兵力430万,中共军队127万,已初具对抗实力了。

地方师范为“延安一代”储才

1930年代以前,中国知识分子人数稀少,清末以来发展起来的地方师范大大拓展了中小知识分子总量,为中共获得迅猛发展所必需的人才库打下基础。国民党推广地方师范教育政策,客观上也为中共培养了大量中小知识分子,成为中共基层骨干的输血管。师范教育成了中共向乡村渗透的主管道。毕竟,没有知识的火把,便不可能点燃革命的烈火;没有一点知识,既理解不了高深的革命,也不会为组织所倚重。

凋敝的乡村与贫寒的家景,使这一茬城乡知识青年天然地不满于现状,免费或半免费的师范教育又正好提高了他们的文化能力,使他们能大致接受赤色学说,从而有可能“升华”自己对人生的不满。他们身处穷困之境,自然希望通过社会变革以获得更多的上升空间。此外,中小知识分子大多年轻气盛,因知识而存寄望,因失意而怀怅恨──“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落拓极而牢骚起,抑郁发而叱咤生。1925年,15岁的伍修权在武昌街头发表红色演说,“听众中大都是年轻的工人、职员和学生” 。

1921年初留法女生18人,16人出自川湘粤江四省各级师范,内有蔡畅、蒋碧微。大革命时期,各地师范更是红源,如著名的浙江一师出了大批左派师生:陈望道、茅盾、施存统、柔石、冯雪峰…… 湖南一师出了毛泽东、蔡和森、萧楚女等;衡阳省立三师出了曾希圣、江华;长沙周南女师出了杨开慧、蔡畅、丁玲、王剑虹等;湖南省立女一师出了向警予;湖南桃源县省立女子二师出了王一知(张太雷妻),衡阳省立女三师更是出了大批革命女性,如曾志、彭家将(四姐妹);济南一师出了王荩美;重庆省立第二女师,在教员肖楚女、张闻天引导下,一些十三四岁的女生读了《共产主义ABC》、《新社会观》,从而入团。

这些师范生到达延安与各根据地后,经过“现炒现卖”的短训,很快进入基层干部队伍。否则,要将众多文盲培训成能够使用的干部,仅靠中共的短期培训,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抗大六期因缺少外来知识青年,学员文化程度普降,说明失去国统区的人才输血,中共就无法直接得到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干部。

姚依林说:在各根据地训练干部,第一批受训者即为当地小学教员、中小学生。“中学生在当时农村便是大知识分子了。由于农民群众对于革命道理一时还接受不了,区党委一开始就是依靠地方知识分子开展工作的。他们当年都只有二十来岁,有的来自大城市,有的是冀东暴动后才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够领导,只因懂得革命道理,对抗日救国、社会革命都能讲出一套话来,所以受到了信任。” 整个抗战期间,约20万人次的干部在延安接受短训,仅抗大就有10万人次。

这批小知识分子成为中共政权的基层细胞。大批工农的加入,首先需要一批知识分子去动员和组织。因工农文化低弱,起核心骨干作用的只能是知识分子干部。1938年7月冀东抗日大暴动,队伍骨干为300多名当地小学教师的地下党员,他们很快当了连长、指导员、团长。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时,在全国已拥有40万人的干部队伍,工农党员虽占多数,但各级党组织起核心骨干作用的,则是来自宝塔山下的“延安知青”。

争夺知识青年:国民党抢不过共产党

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通报: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约占70%(高中以上19%),初中以下约占30%。推算可知,高中以上程度约为8000人。当时的延安,大学生很少,高中生就算不错了,这批高中以上赴延的知识青年均为有抱负有能力者。根据历史经验,凝聚时代精英乃是能够成事的基础,所谓“得人才者得天下”。

延安一代中还有一小批留学生。主要为留苏、留日学生,留欧、留美者甚少,除非进入延安前已接觸、接受马列,否则不会选择奔赴延安。因此,延安思想界的知识分子构成十分单一,除了马克思主义,其他西方思想基本上“刀枪不入”。一位学生地下党员承认:当时没有看过也不想看罗素和杜威的东西,一上来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抨击其他流派。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比较各家学说,深化了认识。李泽厚先生对这一群体的评价为:“狂热激昂,然而华而不实。”思想成分的纯粹单一,失去因歧异而存的制衡,乃是今后政治走向日渐收窄的“社会基础”。

从全国名校学生奔赴延安的情况看,以北大、清华、燕京、南开等北方大学的学生居多,南方的金陵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则相对较少。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因为“一二•九”运动爆发于平津地区,中共地下党十分方便吸收平津名校的激进学生;二为地域阻隔,南方诸校学生因路途遥远,赴延安相对不易;三是中央大学等南方名校,国民党“政治思想工作”相对较强,红色思潮受到阻挡。

大批知识青年的加盟,迅速扭转了以往只能从工农中提拔基层干部的局限,基层细胞的知识化程度迅速提升,队伍质量得到优化。1937年底,薄一波领导的山西新军一纵队,“两千余人中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有东北流亡进关的大学生,有在各地参加过学潮的大学生,还有一些海外回来的华侨青年”。彭德怀得知后十分兴奋:“眼下八路军中知识分子很缺乏,我们一直为这件事伤脑筋。你们现在保存了这么一批知识分子,这可是最宝贵的财富!”抗战初期,还有一些抗大生被亲共的国民党将领招募入伍,成为天然的“第五纵队”,后来起了巨大作用。

1935年华北事变后,抗战迫近,大批知识青年投身军政,国共两党都认识到“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天下”,“谁得到青年的拥护,那就是谁获得了胜利”。(齐世杰《延安内幕》,华严出版社1943年版)中共迅速在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上作出调整,改变1928年“六大”以来对知识分子的关门主义政策,高擎抗日、民主两面大旗,以孙中山“总理遗嘱”相号召——外争独立、内求民主,改共青团为“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强调抗日。中组部长陈云再三强调:“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就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也在收买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如果把广大知识分子都争取到我们这里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那末,我们虽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

在这场抢夺知识青年的政治战役中,国民党明显败下阵来。截至1943年,国民党一百几十万党员,学生党员仅约3万(主要是1940年以后发展的),显然未能抢过共产党。

“两头真”的代际作用和历史价值

1949年以前,延安一代助推中共建政,1950-1970年代拥立红色意识形态,80和90年代推启改革开放,少数佼佼者艰难反思,形成可贵的“两头真”。

从中共党内代际序列上看,大革命一代、红军一代为举旗打江山的第一代,延安一代为接班人的第二代。抗战时期,中共文武首脑绝大多数为大革命一代与红军一代,此时的延安一代尚年轻,属于“行动的一代”,处于党内中下层,起着执行与贯彻的作用,还未上升到参与决策的领导层。大革命一代的领导者均为来自江西苏区与留苏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这一政治格局一直延续到“文革”后。延安知识青年何方说:“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三八式’一代只起了中下层的骨干作用,上层领导还是用经过长征的工农老干部。”

延安时期,除了极少数“延安学士”渗入高层,参赞机枢,成为接班人梯队的秘书,绝大多数延安一代作为基层骨干散布各根据地。一些“学生娃”深入敌后,几个月或半年就能拉起一支队伍,建立根据地。这批精英的到来,使原本蜷缩陕北一隅的社会组织与价值理念,迅速膨胀扩散,通过延安知识青年分赴四方,辐射全国。这一时期,延安一代比较突出的领域是意识形态。因为大革命一代不是身居高层工作繁忙,无暇顾及思想文化方面的“末事”,便是文化能力原本就低下,无力参与其间。因此,从代际角度看,延安一代首先接班的是赤色文化思想,即首先从意识形态领域全面“接过革命的枪”。2001年李慎之说:“今年70岁到90岁这个年龄段的知识分子(当时都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批人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骨干。中国共产党所以能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赢得相当民心,取得若干成就,这一年龄段的人的功劳是主要的。” (李慎之《历史的先声》)斯诺前妻海伦•斯诺亦谈到:“从1935年起,正是这些燕京、清华的学生,成了中国左派和共产主义分子同西方联系的桥梁。”中共搞外交也离不开这批精通外语的高才生。

从参与革命与支付的牺牲上看,较之大革命一代与红军一代,延安一代奋斗时间较短、支付成本较小,30多岁已位居厅处级,少数进入省军级,个别进入中委,成为指点江山的人物。当然,延安一代也经历了“革命淬火”,经历了从“反右”到“文革”的“共和国阵痛”。延安一代当然也犯下了一系列“红色错误”,留下大片需要清理的各种“违章建筑”和许多需要纠正的“逻辑”,此乃“两头真”人物之所以出现的“历史呼唤”与“代际需要”。

19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延安一代从思想上开始分化。进入1990年代,形成声势日壮的“两头真”。虽说黄昏夕阳,延安一代的“余热”仍是中国宝贵的人文养料。“两头真”一派认为:一场以满足更多愿望欲望为初始号召的革命,最后竟拐到剿灭愿望欲望本身;以革命的名义消灭革命,以美好的旗号卷走美好……于是,延安一代中出现反思者,这才发现不少最初的逻辑就存在偏颇,铺斜了栈道,架歪了通道。

从经验获得角度看,延安一代最终深刻理解了汤武的逆取顺守,明白了逆取为非常之道,顺守乃治国之则。尤其经历暴烈的反右运动到“文革”,他们从切肤之痛中懂得了必须尊重历史经验,必须适度规随前人;革命者决不能将传统砸烂打光,不能彻底否定前人经验;现实不可能重塑,逻辑也不可能完全重设。若是一切推倒重来,岂不得从周口店重新开始?“反右”、“文革”之谬,便在于全盘推倒传统,藐视一切经验,走到“两个彻底决裂”——与传统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失绳于己,失范于世,事情当然就无法收拾了。从价值内核上,对经验与传统的回归性理解,乃是延安一代“两头真”的否定之否定,即这批人之所以最终获得历史认可的价值依托。

一切大规模社会行为归根结底都是文化行为,都是根据文化价值进行集体选择的宏观行为。能够被继承的人文遗产只能是逻辑与理念,或被后人认可、发扬光大;或被后人扬弃废止、改辙另行。从历史宏观角度看,这种逻辑选择、理念弃守,必然体现为时代进步与社会前进。政治之争最终转化为文化之争,“力之争”最终还得伏于“理之判”。因此,从文化与思想研究角度,研究延安一代知识分子,均可提汲许多至今尚未发现的历史浓汁。

李锐先生说:“直到现在,我们才逐渐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不是靠什么‘阶级斗争’……而是靠知识、科学知识即人的智慧,这才是主要的根本动力,而它们的载体是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啊!”这一量级的反思,出自吮着“阶级论”成长的延安一代,其蕴其涵才真正属于“灵魂深处闹革命”,真正体现了历史的坐标性价值。(李锐《毛主席与反右派斗争》,《领导者》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