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施工范文（精选10篇）
底层施工 第1篇
截止2008年底, 中国高速公路总里程已达5万余千米, 居世界第二位, 随着山岭重丘陵段高速公路的建设, 隧道的数量也日益增多, 由于交通的特殊性, 运输物品的复杂性, 以及高速隧道的特殊地理、结构, 一旦发生火灾, 其后果将十分严重。隧道防火涂料因其造价低, 施工简单, 防火性能较好, 而被广泛采用, 但是各种因素的影响, 涂料脱落现象时有发生, 为全面提升公路隧道整体施工质量水平, 在吸取以往涂料施工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 结合本人对公路隧道防火涂料施工工艺要点的认识和体会, 进行了如下的总结归纳, 愿与各位同行分享, 以供参考。
2 施工的准备期
隧道专用防火涂料选定后, 监理与项目部应按《涂料产品的取样》 (GB3186—82) 抽样, 共同送到国家防火建筑材料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进行各项指标的检验, 其产品技术性能应满足公安部发布的《混凝土结构防火涂料》 (GB98—2005) 的规定;待防火涂料进场后, 监理应在使用前检查产品型号、出场检验单、合格证、使用说明等;施工过程中每500t (不足500t按500t计) 取样, 按《混凝土结构防火涂料》 (GB98—2005) 做粘结强度试验;此外要选择混合机、挤压式灰浆泵、测厚仪、计量容器等专业施工工具。
3 施工阶段
3.1 基层 (二衬表面) 的检查与处理
3.1.1 基层的检查
基层表面无浮尘、油污、疏松物, 表面密实;无错台, 无裂缝, 表面平整度应控制在8㎜以内, 隧道的蜂窝、麻面面积每延米不超过5%, 且深度不超过5mm。
3.1.2 基层表面处理
(1) 在隧道衬砌脱模过程中表面遗留的油污, 应由隧道施工单位用柴油或专用去油剂进行彻底清洗, 也可用碱性溶液清洗。
(2) 喷涂施工前必须先清除结构表面浮灰, 主要针对两侧边墙2m高范围内积灰严重部位进行清扫。
(3) 喷涂施工前24h, 对整体基层界面用清水进行冲洗, 以清除表层的浮灰、粉尘和污物等。
(4) 采用角磨机对隧道二衬的错台、模板接缝进行打磨处理。打磨范围一般在10～40cm, 监理与项目部依据错台及接缝的大小不同现场确定打磨的宽度, 打磨后要保证平整度及大面平顺满足要求。
(5) 考虑隧道施工缝部位为“应力变形”集中点, 往往由于防火涂层施工缝切割不及时、不彻底, 致使防火涂层容易出现空鼓、开裂的质量通病, 根据类似工程实践施工经验, 建议施工中在基层界面清水冲洗后, 施工缝两侧30cm范围内涂刷混凝土专用界面剂, 以增强涂层与基层间的粘结强度。
3.2 隧道防火涂料的喷涂
按公安部标准《混凝土结构防火涂料》 (GA98-2005) 技术要求, 隧道防火涂料涂层厚度20±2mm, 耐火极限≥2.0h, 均采取喷涂施工, 通常采用3道分层喷涂。隧道防火涂料施工设计考虑其结构受汽车、火车等震动影响, 为提高涂层的粘结强度和整体性, 通常采取加筋 (加网) 加固处理方案。
(1) 粘贴保温钉、挂网施工:
用混合胶水将保温钉粘贴于混凝土表面, 保温钉的施工间距为25cm左右, 以钢丝网摊铺平整为准, 钢丝网规格尺寸宜选用0.6mm/1英寸, 施工要求钢丝网摊铺平整、不起鼓、不反弹。
(2) 表面打底 (第1道) :
采用涂料与专用粘结剂配制成打底料, 配比为涂料∶专用粘结剂∶水=3∶0.1∶3 (重量比) , 在低速搅拌机内进行搅拌, 搅拌时间为5～8min, 静止5min (以材料混合均匀为佳) , 随后将涂料送入挤压设备进行喷涂, 喷涂厚度不宜大于3mm。
针对底涂喷涂后, 局部钢丝网出现起鼓、反弹等问题, 应采取压平、剪网收边等技术措施, 确保钢丝网平整、不露底。
(3) 中涂喷涂 (第2～3道) :
在打底料表面干燥后, 即可进行喷涂, 涂料配比根据厂家提供, 在低速搅拌机内进行搅拌, 搅拌时间为5～8min, 静止约5min (以材料混合均匀为佳) , 随后将涂料送入挤压设备进行喷涂。在施工时, 应分两次施喷, 每次厚度应控制在6～8mm。
4 施工控制要点及施工工艺流程图
4.1 施工控制要点
(1) 隧道防火涂料涂装施工期间以及施工后24h内, 环境温度不低于4℃, 湿度在40%～80%, 通风良好。
(2) 前后道涂装间隔时间为12～24h, 即前道涂装的涂层表干后, 可进行后道涂装, 并严格按3道分层施工, 搅拌后的浆料, 应在1h内用完, 不得二次加水或存放时间过长再次使用, 以免对粘结力有影响。
(3) 涂层控制:加强每道喷涂工序的施工报验与抽检, 如实测厚度达不到施工要求, 应立即进行整改。用1㎏左右的榔头轻轻敲击涂层检查强度和空鼓, 如有空鼓和脱落现象应立即铲掉重喷。
(4) 涂料腰采用挤压式喷涂机喷涂, 空气压力为0.4～0.8MPa, 喷枪嘴直径宜为4～8㎜, 喷涂时喷枪要垂直于被喷面。
(5) 防火涂层施工缝部位节点处理:考虑防火涂层热胀冷缩因素, 主要应力集中在施工缝处, 因此在防火涂料施工完成后, 一般应延着原有施工缝用砂轮机作切割预留处理, 施工缝预留宽度不宜小于3mm, 施工缝的切割采取二次切割的方法 (即防火涂层二次喷涂后进行一次切割, 防火涂层施工完后再进行第二次切割) , 切缝要整齐圆顺。
(6) 施工完毕后24h, 采用喷雾设备对涂层进行洒水养护, 尤其是洞口段防火涂料的养护。
4.2 施工工艺流程图
5 结束语
底层见证与超越 第2篇
一、亲历书写与个体之思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是中国诗歌的传统。郑小琼的诗歌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续接上中国传统的诗歌精神，真实地描写了打工生活的疼痛感与坚硬感。在《疼》中，“断在肉体与机器的拇指，内部的疼，从她的手臂/机台的齿轮，模板，图纸，开关之间升起，交缠，纠结，重叠的疼。”既体现了打工生活的诸多细节与场景，又传达出她们肉体、内心遭遇坚硬的现代工业体制而带来的尴尬与疼痛。《车间》中，诗人用急促的节奏写到，“在锯，在切割/在打磨，在钻孔/在铣，在车/在量，在滚动/在冷却，在热处理/在噬咬，在切断/在刻字，在贴标签……”全诗三十三行，有车间工序的每一道工序，有车间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气味，有各种成品的形状，有车间的交杂而又单调的声音，呈现在是一个现代工业车间却没有人性空间的逼真场景。这种原生态的诗歌生活写照，如果不是一个真正的打工者，是无法完成如此真切的建构的。郑小琼说：“作为一个亲历者比作为一个旁观者的感受会更真实，机器砸在自己的手中与砸在别人的手中感觉是不一样的，自己在煤矿底层与作家们在井上想象是不一样的，前者会更疼痛一点，感觉会深刻得多。”①诗人把批判的锋芒伸进斑斓现实，让我们感受到诗人对于弱势群体命运的深切关注，触摸到诗人剧烈跳动的忧患之心，体验到她与底层民众手足连心、刺入骨髓、撼动心扉的疼痛。
见证当代社会不合理、不和谐的现实是郑小琼打工诗歌诗歌精神的体现，也是她受到底层群体、新闻媒体，包括官方话语多方认同的直接原因。对于广大打工者群体而言，并肩作战的打工生活经历，直接契合了他们内心难以抒发的痛楚与艰难，也直接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倾泻自身内心的渠道。郑小琼的诗歌在见证了底层民众的基本生活情状的同时，直接连通了广大打工者的内心精神世界。“文字是软弱无力的，它们不能在现实中改变什么，但是我告诉自己一定要见证，我是这个事情的见证者，应该把见到的想到的记下来。”② 对于郑小琼来说，一个卑微的愿望就是在打工、生活、在建设的城市中获得早已成为现代社会基础的“平等”的身份：“我宁愿是一块来自于山间或者乡下的铁……在铁的世界里/任何一块城市的铁不会对像来自于乡间的铁/说出暂住证，乡巴佬，和不平等的眼光”（《愿望》）。但他们永远都是流浪在异乡的人，像“风中的树木、纸片，随风摇晃起伏”，城市执意而冷冰地拒绝给予他们的平等的身份。“这些年，城市在辉煌着，/而我们正在老去，有过的/悲伤与喜悦，幸运与不幸/泪水与汗都让城市收藏彻进墙里/钉在制品间，或者埋在水泥道间/成为风景，温暖着别人的梦”（《给许强》）。作者将这些不和谐的现实深深地融入了自己的体温、血液和呼吸，往往给人一种挥之不去的亲历感，让人听到诗歌与生活的摩擦声。作品那种真诚的原生态的抒写，让我们感受到真相蕴含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给人的内心造成的震颤感。
呐喊的力量和内心的坚定也是郑小琼诗歌最大的亮色。郑小琼的诗歌连续获奖，其中有来自媒体的，也有来自官方的“人民文学奖”。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她的诗歌创作透出一股一种为底层民众代言和呐喊的力量，将打工生活的艰难与现代工业体制下的尴尬与艰难凸显出来。她属于80后，但远不是我们文坛常常定位的80年后的青春时尚的写作，而是一种铁的力量与不平而鸣的倾泻。她的创作对于当下一些绵软的诗风，尤其是与现实渐行渐远的诗歌创作吹入了一股雄劲的热风。对于郑小琼来说，写诗与打工是一体的存在方式。一直爱好诗歌的她通过自己的生存体验的自然流淌，发出来自生活底层最为真切的批判的声音。打开郑小琼的诗歌，《黄麻岭》、《铁》、《穿过工业区》、《流水线》、《加班》等呈现的是打工生活的种种细节与生存万象，怨恨中充满了悲悯情怀，呐喊中又充满了渴望。可以说郑小琼的诗歌创作就是她在生存中搏击与挣扎的焦虑体现。
同时，郑小琼将打工群体的生活体验与个体的生存之思相互交融，在诗歌的主题内涵上超越了一般打工文学的局限性，将其上升到存在之思的高度。“有多少铁还在夜间，露天仓库，机台上……它们/将要去哪里，又将去哪里？多少铁/在深夜自己询问，有什么在/沙沙的生銹，有谁在夜里/在铁样的生活中认领生活的过去与未来”。诗人把“铁”这个意象放大了，它不再只是一个个体，它代表了神州大地上千千万万的打工者。日复一日的打工生活磨损着他们的生命，不论白天甚至夜晚，疲惫的生活已使铁露出了“生锈的胆怯与羞怯”，尽管这样，他们依旧忙碌着，只为了一个梦：生活着。这使得郑小琼的诗歌不仅仅停留在现象学的展示和痛苦的倾诉状态，而是通过个人性的文学之思，将她的诗歌提升到一个复杂、深邃的层面。很多的诗歌评论者认为郑小琼的诗是打工群体心声的直观反映，在我看来，这是媒体的大众化与批评的简单化影响的结果。客观地说，当下不少打工诗歌都显得内容简单，意象单薄，表达的情绪较为激烈和外在。这样的诗歌多为“愤怒写作”或者“哀号写作”，在倾泻其情绪的同时，往往并没有一种个人性的精神穿透力加以贯穿，而只是一些“陌生化”的打工生活场景与情感的展示。郑小琼却走得更远，她善于从来自身体内部幽深的孔道里，把底层民众生存的命运思考接通了时代、主流政治的那根粗大的神经，从而赢得了主题上的批判和生存上的个体之思的相互融合。
阅读郑小琼的诗歌，不难发现，其中的大部分诗句不像一般的打工诗人那样指向性非常的明确，更多的是将打工的生存场景与来自身体内部的情感与力量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力量有型而具象无形的诗意美学。《机器》中，“拖在背后的巨大的机台，沉郁而隐秘的轰鸣/像爱，像恨，像疼，像隐秘的月光在钢铁间/长出生命的线索，它嘶嘶着，衰老着/它老化的血管浸泡着岁月的锈/命运像那双弱小而柔软的手 在坚硬机台上/安静的生活 它蓝色的火焰照耀你疲惫的脸庞。”前面几句是实实在在的打工生活场景的记录，而后面的“长出生命的线索”、“老化的血管”“柔软的手”这些来自个体的主观生命情调的意象则将诗人来自个体气质的内心流露出来，二者虚实相生，交融互渗。“来往往的打工者，本地人/开花落花的水仙，停停走走的车辆/我都把它们唤着黄麻岭，我看见自己/在它的身体上生长，根越来越深地嵌入/它水泥地的躯体里，我在它的身体上/写下诗句，青春，或者一场平庸的爱情/我有过尘世与悲哀，贫穷的生活中/她们的那根不肯弯下来的骨头。”（《村庄》）诗人将自己的打工之思，种植在鲜活的打工生活土壤当中，并将爱情、青春、生活的贫穷与悲哀都融入自我身体内部，思考这种像“开花落花的水仙”一样无定的命运。
对郑小琼而言，写作即源于她身体内部的真诚表达和真情流露。“诗歌对于我来说,更多时候是我对庞大的社会现实生活与个体的内心一次隐秘的相遇……诗歌是我个人的心灵史,它是我对生命的真实体验,在时光一分一秒的流动中,它如影随形就会显现出来。”③正是因为在写作过程中极力接近个体隐秘的内心，才让郑小琼的诗歌具有了触及群体隐秘内心的感召力、抵达人类灵魂彼岸的指引力，以及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把真相与真实说出，这是一个写作者应有的责任。”郑小琼的这一诗学追求，决定了她在诗歌创作时坚持从个体的生命本真出发，不断叩问时代真相及其潜藏的缘由，不断找寻生活真理及其凸显的悖论，以期达到个体生命意识与群体生存共性的平衡。
二、宏大话语与底层诉说
郑小琼的诗歌作品，除了处处传达一种个体打工生活的外在经验和内心体验外，还注重将诗歌纳入宏大的话语体系中，或抗议，或针砭，形成一个大处着手，小处着眼的诗歌审美局面。具体而言，她在多数诗歌中频繁使用着历史、国家、主义、信仰等较为抽象的宏大词汇，但其最终落实的诗歌意象，却往往是铁、机台、斧头、螺丝、铁钉等较为具象的微观词汇。这些表面上似乎无法协调的情感意象，正是郑小琼的高明之处。她将契合时代的底层诉说与宏大的传统文学意象交融互渗，营构出一种带有强烈的愤怒和批判色彩，又有浓浓的忧伤与诉说的诗意氛围。其中，大到集体、英雄、祖国、历史、王朝、时代、帝国、战争、军队、黑暗、暴力、野蛮、抗议，或者天空、大地、冰川、河流、星空、月亮、女性、岁月、时光、生活、远方、未来、生命、信仰、主义，小到岩石、金属、烙铁、斧头、铜镜、火药、火焰、囚笼、井、伤口，或者愤怒、疾病、疼痛、耻辱、沉默、腐败、悲悯、底层、荒寂、迷惘、梦境……这些大大小小的词汇都源于诗人內心情感能得以充分表达的需要。郑小琼总能恰如其分地将其用在诗歌文本最需要表达的庞大内心里去，抽象中不忘具体，现象中透出本质，从而以大见小或者以小见大。
对于郑小琼来说，将个体生存中的疼痛、焦虑的体验与宏达的社会批判结合起来，本质上属于她的诗歌抒情伦理的体现。作家并没有将打工生存状态完全置于身外，而是通过自身的内在体验联通外在的社会性的宏观话语，达到社会批判和反思的目的。诗人就是通过自己全部的生命体验把底层生活状态升华到文化层面和社会学层面，这种升华便形成了一个独特而普遍的抒情伦理。她以社会底层的视角，对这个时代所有的不公、所有的异化、所有的假像作了直接的指认和尖锐的揭露。在她笔下出现的是乡下女工的血泪，是底层人民的挣扎，是基层官僚的腐败，是罪恶、是黑暗、是一个严重物化和腐烂的社会镜像。“这暂住的国度，这暂住的世界，我像狗一样寄住在这国家的城市/我乡下人的血统我不属于城市的人/我乡下人的血统让我丧失法律的树荫/我乡下人的血统……/我把自己与时代焖在愤怒的高压锅间。”显然在诗人笔下，出现了一个绝对二元对立的世界。城市/乡下、城市的人/乡下的人，她们之间往往存在着社会事实的极大落差。对于一个怀着极大的社会热情和道德义愤的诗人而言，自然而然会求助于曾经的革命伦理，寻找自身的精神源泉和批判的力量。内心发出的朴素的阶级论，正好续接了曾经的革命意识形态，直接导致了她的诗歌世界始终是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可以说，诗人的力量、诗人的责任感，诗人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感动了无数的读者，也缓释了众人的内心的生存焦虑，同时，也应该指出，其话语模式、思维模式依然是一种二元对立的革命思维，面对的也限于来自切身体验与强烈的道德义愤相加的生存图景。爱与恨简单对立的抒情伦理，使其诗歌难以应对当下各种复杂的现实万象，让人感觉其力量有余，而精神超越不足的遗憾。
为了避免打工诗歌过于强烈的社会问题意识，诗人往往在一些社会性、宏观性的话语世界中加入一些历史性的意象或词汇，并将其融入自身的生存和体验。“历史的孤灯之下 英雄的阴影/有着模糊的可疑性 思想饮尽/杯中的大海 遇见鲨鱼与人民的/白骨 战争的新闻从报纸延伸到/枪膛 悲剧一如峭壁那样高耸”。“所有宫殿里居住着皇帝，它不会万岁/提着黑色的灯笼，寻找白色的海洋/墨水交给了历史，它血红的疑问/漂浮在空中，白纸内部，是乌鸦的嘴/在金黄的故宫，它用朱红的印章/抵住奔腾的大海，皇帝们企图/用一根细小的绳子拴住积雨云/木头在宫殿已被时间腐朽/它积聚时间的愤怒 在红色的朱漆/你是一只不祥的鸟，带着自身的重量/渐渐落下 皇帝们的龙袍/皇后们的凤冠 剩下出宫的格格们/躲在贫民窑中下岗 等待救济。”“历史、宫殿”、“皇帝”等词汇高频率出现，营造了一种与现实，尤其是打工生活现实相距离的想象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血红的疑问”、“模糊的可疑性”、“ 金黄的故宫”、“ 朱红的印章”等意象，既有个人的想象，又离不开自身的体验。于是作家往往还是将立足点放在“躲在贫民窑中下岗 等待救济”，这大概是作家最熟悉的，也是体验最为深刻的。
不难看出，在郑小琼的诗歌世界中，逐渐从刚开始时的打工生活原生态的见证叙述，过渡到一个虚实相生的空间。很多诗歌的语言开始进入一个令人费解、耐读，最后却豁然开朗的状态。《工业区》诗歌展现了生存的艰难，让人感悟到了苍凉的意味，真实地记录了中国最贫困人们为了讨生活所遭遇到的种种不如意。这种苍凉更多的是从肉体上散发出来，而不是来自精神层面，这也鲜明地体现了女性创作的直觉更明显、更具个人化的特征。“从断头的猫躯奔涌出一千只老鼠/机器的螺丝，扳手，钢铁，正将村庄的/发条拧紧，犬行曲径，有孩童飞行于山水/鱼躯体的木骨向右旋转，露水迎风飘舞/水中的幸福无法被人认清，它把自己的肉身/囚于犬亩，一日三餐的修辞，也许还需要/把伤口留给国家，城市分配给利息/数不清的痛苦远离秋天，被国家分配给黎民/税收在灯下照亮百姓的脸：苦，苦，苦，这苦有着/一根漫长的藤蔓，从秦皇到宋祖，历史的典籍。”其中“断头的猫躯奔涌出一千只老鼠”，“ 鱼躯体的木骨向右旋转”这些意象，如果没有对郑小琼打工生活和她的打工诗歌的理解和把握，很难想象出其中的意识，但当“苦，苦，苦，这苦有着/一根漫长的藤蔓，从秦皇到宋祖，历史的典籍”这一句的出现，诗歌的真正批判的意图已经出现，于是诗歌在一定诗美当中，冲淡了其中本该存在的诗歌意图和表现冲动，在公共性表达与个人性诗美之间做了美妙的沟通与协调。
于是，郑小琼的诗歌迈出了很多打工作家没有走出的一步。她从历史的纵深和现实的图景出发，写出了诗人内心的疼痛；二是她从纯精神的角度出发，呈示了批判的立场和质疑的锋芒。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又呈现了她诗歌创作的精神底蕴和作为一个诗人的艺术良知。历史与社会性的公共话语书写与个人体验的相互融合，为很少涉及现代主义文学精神的作家很方便地实现了底层创作的现代主义味道，从而掀开了世界文学帷帐的一角，将自身的美学触角探入其中，从而使得自己的诗歌从见证性过渡到感觉性的层面。
三、独特意象与情绪勾勒
很多人都曾经论述过郑小琼詩歌中的“铁”的意象。谢有顺指出：“铁”是郑小琼写作中的核心元素，也是她所创造的最有想象力和穿透力的文学符号之一。”④郑小琼相信来自自己肉体和精神的诚实、尖锐的体验，并将其一次次加以膨胀，进而弥散在她的整个诗歌文本当中。她的诗作里，“生活的片段……如同一块遗弃的铁”（《交谈》），觉得自己“为这些灰暗的铁计算着生活”（《锈》），觉得“尘世的心肠像铁一样坚硬”（《机器》），觉得“明天是一块即将到来的铁”（《铁》）。于是，“我在五金厂，像一块孤零零的铁”（《生活》）于是人与铁交融互渗，形成一系列坚硬、冰冷、漆黑的诗歌意象世界。郑小琼认为，“正是因为打工者的这一身份，决定了我必须在写作中提交这一群体所处现实的肉体与精神的真实状态。”⑤于是，郑小琼凭借自己多年在五金厂的工作经历和切身体验，观察“铁”被焚烧、穿孔、切割、打磨、折断的过程，并感受“铁”的坚硬，尖锐，冷漠，脆弱。她找到了“铁”作为自己精神的立足点，在自己卑微的生活和坚硬的“铁”之间，实现了经验与情绪的飞升。
郑小琼还有一系列个人性的意象，为她的诗歌文本赢得的个体存在性思考的深度。她的诗歌当中，屡屡出现一些关于骨骼、血管、神经等意象，这些人体的生理解剖名词，总是渗透在她对生活的理解与体验当中，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美学效果。《表达》中，“过去的时光，已不适于表达/它隐进某段乌青的铁制品中/幽蓝的光照亮左边的青春/右边的爱情，它是结核的肺/吐出塞满铁味的左肺与血管/她像一株衰老的植物，在窗口/从灰色的打工生活挤出一茎绿意。”“我已看不见句子像细小的绿点蹒跚/像失业的痛一点点挤着体内流动的/血液与激情，我已习惯了它的疏远/它们在身体里延伸，像虚弱的神经/坚强的血管，明亮的肌肉急于翻新/感受一个词语内部的风尘与辽阔的背影。”“塞满铁味的左肺与血管”、“坚强的血管”、“ 明亮的肌肉”，这些生理解剖的名词或意象，往往与打工生活中产生的诸多体验交融互渗，形象而深刻地体现了作家对打工生活的感觉与思考。实际上，这类意象的反复出现，一方面应该与诗人当年卫校毕业的医学背景相关，另一方面并没有增强作家对个体生存反思的深度。她只是避开了打工生活真实场景的直接呈现，并且更加形象化地加以传达。她不像西方心理现实主义或超现实主义那样，通过一些内在世界的反复绞缠与冲突，直逼人性的深层本质，而更多的只是停留在形象地体现个体生存的空间。
于是，郑小琼的诗歌，就像一块块“铁“敲打而成，呈现一种粗线条的勾勒，而不是婉约的工笔彩绘。“我一直想让自己的诗歌充满着一种铁的味道，它是尖锐的，坚硬的。”⑥《愿望》中，“我宁愿是一块来自于山间或得乡下的铁/在这里把自己安置在一张小小的图纸中/籍贯，姓名，年龄，以及那些原本卑微的/血统，出生，地域都交出来/再把自己放在机台，宿舍，大街/轧，车，磨，铣，然后切割成块状/条形，方形，做成客人所需要的模样。”诗人把自己当作一块任人捶打的铁，无论是自己的身份，还是打磨的各种方式，都做了素描式的勾勒，犹如焊接出一个铁框，却没有内在的精神世界的流淌。“真相原本是王侯与党棍，税官和体制，在雨水日/开会，商量国家的阴阳，路线，主义，需要更多/附件与条例，树木需要一个钢铁的祭坛，狮子转世/回到水中，猜测需要歌颂，它妖娆的密码来自清明日/祖先的通灵术，它的颧骨太高，她的命运太苦，她的诗歌/太好，剩下铁质的渴望太硬，刺痛了柔软的时代/她前生原本一只凤凰，转身投胎却成狮子，钢铁太黑/主义太多，剩下她丰腴的肉体向世界屈服，与黑夜相互/呈现，交叉，重合，啊，它们有着相同的面孔/它已无法返回它的草原，它的定义正扩展，延伸/如今剩下谷雨日的种子给你带来好运气。”其中有宏观社会层面的“王侯与党棍，税官和体制”，又有自然层面“雨水日”、“ 清明日”，还有身体层面的“颧骨太高”、“ 丰腴的肉体”。这些不同层面的意象相互交叉、呈现，形成了一个充满张力的艺术之框。其力量有余，线条明显，却总是令读者逡巡于各个线条之间，缺乏深层的情感与反思。也就是说，诗人每次总是从一个场景迅速转入另一个想象，用蒙太奇式的频繁闪现，来代替对更深一层矛盾的反思与揭示。一方面这是诗人想象力的丰富，另一方面则体现了作家在思考的同时缺乏一个真正稳固的立足点，因而大部分想象力显得平面而碎片化。于是，在罗列出来的这一堆意象当中，我们似乎只能多多少少把握到一点什么。诗人却在焦虑中急于确立一个真正的主体的自我，以保证想象力的不至于脱节。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诗人最终还是回到自己的生活现场，通过一系列宏观的社会现场与个体经验的情绪性表达，来凸显自身的主体存在。在《挣扎》中，诗之重心转回自己亲历的流水线生活场景：“还有多少双手变成铁制工具/噢，请用韩式或者日式的鞠躬/我来自于四川内地，流水线工人/低贱而卑微的暂住者/忍受十二小时刻薄的劳动/内心长满了忿恨的物种却无力反抗/从苍白的暂住证到阴森的收容所。”一旦回到这个现场，诗人很难抑制住个人的不平与愤怒。那种过于情绪化的倾泻，刚一读，令读者感觉非常激动人心，但过一段时间再读，则感到味同嚼蜡，本质上，这些诗句缺乏了批评价值。
此时，她诗歌里的主观情绪溢得太满了，缺乏向上提升的力量和向内挖掘的勇气。无论在《人行天桥》，还是《进化论》中，作者在展开想象力的同时缺乏震撼灵魂的思想深度和足够丰富的精神内涵，更多的只是一种对社会的批判和不满，一种发自底层的原生态的精神宣泄和情感流露。一个作家只有超越世俗眼光的目的性，将自己的思考纳入人类精神境界的更高层次，而不是在写作过程中满足于内心情感而不喜欢精神思考。一个作家固然应该有社会批判的责任，但文学的超越性意义在于站在更高的层次来看待与思考人的存在与责任。
注释
①郑小琼：《写诗与打工一点也不矛盾》，《深圳特区报》2007年6月21日。
②郑小琼：《文字软弱无力，但我要留下见证》，载《南方都市报》2007年5月24日。
③郑小琼：《深入人的内心隐密处》，《文艺争鸣》2008年第6期。
④谢有顺：《分享生活的苦：郑小琼的写作及其“铁”的分析》，《南方文坛》2007年４期。
⑤《郑小琼访谈：在异乡寻找着内心的故乡》，《诗歌月刊》2005年9期。
⑥郑小琼：《铁》，《人民文学》2007年5期。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世纪农民工书写研究”（项目编号：09CZW06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九江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浅论当下底层文学中的底层男性形象 第3篇
一.心灵受伤的少年形象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中“少年智则国智, 少年强则国强, 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 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的鼓舞中国少年奋发向上、自强爱国的话语直到现在仍然在被千千万万的中国少年儿童所背诵, 但在当下底层文学中底层少年儿童却已经几乎无法走进课堂从容地接受完义务教育, 无法去壮志满怀地畅想自己的未来和国家的未来, 能做到的只是按着父辈的命运轨迹前行。当现实摆在他们的面前时, 他们那仍然稚嫩需要呵护的心灵受到了深深的伤害。
刘庆邦《神木》中塑造的中学生元凤鸣和陈应松《星空下的火车》中的少年姜队伍就是对人生满怀憧憬, 但在遭遇现实时身体和心灵都受到重创的少年形象。元凤鸣的爸爸外出打工遇到了“靠做点子发财”的两个挖煤工人并被残忍杀害, 元家里人并不知道元清平已经死去, 由于元凤鸣没有交齐学费学校不让读书, 他决心替母亲分忧边打工挣钱供妹妹上学, 边打听他父亲的消息。不幸的是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他又遇到了杀害他父亲的两个凶手, 并单纯真诚地相信他们都是好人, 也成为了“点子”。在经历了被“开壶”和井下假冒顶的血腥凶杀事件后, 元凤鸣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在荒路茫茫的土路上他身无分文的犹豫、彷徨地走着, 何处是这个少年的归途呢?少年姜队伍是陈应松《星空下的火车》中的主人公。他没有告知父母, 偷偷地从学校跑出来并饿着肚子, 想要去广州找他由于父亲受伤, 家里穷困辍学去广州打工16岁的姐姐姜小燕。在姜队伍南下的旅途中, 他身无分文只能偷偷爬到运煤的火车上, 在经历了一路的艰辛和人情冷暖后, 姜队伍终于到了广州。当他打开姐姐寄给县妇联地址写着“内详”的信时, 并没有姐姐被拐卖地的详细地址, 只有“在苦海中的人:姜小燕”的落款, 此时少年的心被伤感和茫然所浸泡着, 少年的情怀已经变成了一种苍凉的啜泣, 乘火车去广州寻找姐姐的种种噩梦般的经历和所见所闻击碎了那个在心里眺望外面世界的毛茸茸的憧憬。故事戛然而止, 但作者所留给读者思考的空间却异常阔大, 少年那受伤的心灵是谁之过?该如何安抚那脆弱而质朴的心灵?这颗颗纯真的心灵是否会因所经历的残酷现实而变得不再纯真?丧失了纯真之心的少年将来会成长为一个怎样的青年?这样的青年又将会回馈给当下社会和生活以什么?2006年底, 中国首部反映农民工子女生命历程的长篇小说《草根儿:中国首部农民工子女生命备忘录小说》出版, 全书以20多万字的篇幅, 通过农村孩子张草根 (小名叫蚂蚱) 随父母一起到城里打工所遇到的悲苦曲折的感人故事, 反映了转型期间中国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二元矛盾。作者曹保印希望利用文学艺术这种形式使广大民众关注农民工子女的命运, 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 呼吁社会对这一问题的高度关注, 呼唤社会的责任与公众的爱心。
国家一直在说“少年是祖国的栋梁, 民族的希望!”, 但广大底层的少年儿童的境遇使他们无法成为栋梁和希望。在祖祖辈辈如梦魇般的命运轮回中, 他们只能是低素质的复制品, 无书可读, 虽然他们非常热爱读书;无学可上, 虽然他们非常向往校园生活;无路可走, 虽然他们非常渴盼自食其力;无可依托, 虽然他们曾经非常相信所有人都是善良人。身体受伤随着时间的流逝伤口可以痊愈, 但幼小心灵的伤痕有可能会成为扭曲人性的图腾。底层作家非常敏锐地关注到了底层少年儿童的生活际遇和心灵际遇, 在越来越多的底层文本中为读者展现在现实面前充溢着美好的想象和憧憬破碎时心灵受伤的底层少年形象。
二.温情仁义的男青年形象
男青年是底层小说中主要表现的对象, 青年是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群体, 底层的男青年更是具有超人的耐力、韧性。在这里我特别注意到的是底层小说中具有淳朴、仁义的人性温情的男青年形象, 他们都向往爱情, 努力地付出劳动期冀摆脱贫困生活, 对于所有人都怀着深沉的同情心不遗余力地付出帮助, 这些人物身上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通过他们的形象让读者看到了底层的希望。
葛水平《喜神》中的张保红是一个瘸了一条腿的会修表并且乐于助人的西乙村青年。他从来不计较钱财的得失, 真心地爱着寡妇秋香并帮助她分担着重担, 在同村李庆怀的儿子毛伲因用锥子挑核桃仁吃而伤了眼睛这件事情上, 本没有责任的张保红却毅然承担起了筹集医药费这件棘手的事情。他不计较李庆怀的误解和憎恨, 他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但钱不够, 他四处奔走借钱但处处碰壁, 乡村家家的贫困使得他们也无钱可资助急需手术费的毛伲, 张保红只得去最富的村委主任卢成员家借, 正在陪县领导打牌的卢成员经不住张保红的软磨硬泡, 在发现被打扰的县领导们露出不悦时无奈之下借了六百元。风尘仆仆地来回奔走于医院与乡间的张保红不在乎家人的不理解和村民们嘲笑他是“憨娃”, 最终他的仁义之心受到了全村人民的肯定, 在大年初一农村的“迎喜神”的仪式中他被推选为领头人。“西乙村的村民们觉得虽然张保红年龄不大但做的事情细想起来还是够大, 大年节的, 乡下人相信, 磨难会在五畜六禽中激起残忍, 而人的心间就应该唤醒良善, 良善是人活下去的光明。”
罗伟章《最后一课》中的南山小学代课教师王安同样是一个内心充满良善的男青年形象, 他得过小儿麻痹症无法出去打工, 与老母亲相依为命, 高中毕业后成为了“哪怕是我的仇人我也不忍心让他去住”这样鬼地方的代课教师, 后来成为了南山小学仅剩的一名教师。王安悉心地照顾着捡来的弃婴女儿银珠并因此没人愿意与他结婚, 他认真地教导每一个学生, 并为那些由于学费问题而纷纷辍学的学生痛心不已但又无能为力, 他为学生们不顾身体疼痛奔走于镇里和南山村, 最终校舍等学校物资被村民们抢夺, 24名学生去了泽光镇中心校住读, 王安失业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农人。与王安把全部热忱和爱心扑在学生和农村教育事业上相比, 那些没有了农业提留税可收的镇领导们整天只忙活着去县城购房、拉关系或者到茶馆打牌, 根本不关心农村的教育问题, 像王安这样的年轻人的人性温情更显得弥足珍贵。
当所有人都越发关心个人一己私利而忽视周遭人的悲欢离合时, 特别是处于最底层的人与人之间也越发地丧失了彼此关爱的温情之时, 底层作家塑造的一群充满人性温情的男青年形象让人心倍感温暖, 温暖之余作家也在昭示着底层之间的互助, 全社会的互爱。
三.忍辱负重的中老年男人形象
忍辱负重的特征成为了底层中老年男性形象的一个显著特征, 在底层小说中他们是家庭的顶梁柱, 曾经的面朝黄土背朝天到而今的去城里干最脏最累的活, 在这条人生的路上他们饱受着艰辛和磨难, 在面对一切困苦之时他们保持着“颔首”的姿态, 默然地忍耐承受着一切。
孙惠芬的《民工》中父亲鞠广大体味着进城民工在城里和女人在家乡的双重屈辱的生活。鞠广大把彻底改变生活的希望曾经寄托在儿子的高考上, 儿子没有考上大学使得他成为了村里人的笑柄。从乡下走向城里当民工, 父子俩都不愿意同行, 鞠广大无法面对子承父业的宿命, 他在工地辛苦的工作同时又默默地关心着儿子的生活, 城市中他们只是民工根本得不到一丝的尊重, 只能委屈地忍受城市人的白眼。鞠广大妻子柳金香40多岁脑溢血去世, 因奔丧回家没有干满一年而没有拿到一分工钱白干了六个月, 在城市的辛劳付诸东流后接着回乡又面对另一个屈辱:妻子在生活处境不利的时候与帮助她的郭长义和威逼利诱她的刘村长犯下的不贞的罪孽。如此黯然而没有生意的生活填充着鞠广大的生命阶段:奔波在城市与乡村之间, 始终忍辱负重。
葛水平《浮生》中70年代曾经是制造炸药劳模的唐大熊全家生活在干旱缺水的西白兔村, 由于他常年在各地传授制造炸药技术, 家里只有妻子秋凤操持, 生存环境的艰难使人的尊严和生命价值变得脆弱, 总是轻而易举地被践踏, 他的妻子为了两桶水和一斗谷和村会计李顺起进了洋芋地, 唐大熊的大儿子唐要发实际上是李顺起的儿子。2005年的西白兔村仍然缺水干旱, 村民们开始炸石头挣钱, 观察了两年后的唐大熊终于决定炒炸药炸石头挣钱为儿媳水仙买台缝纫机开店, 结果唐大熊和唐要发父子俩都被炸死, 唐大熊忍辱负重的一生也就此结束。
底层、苦人、表达 第4篇
赵勇兄：
谢谢你给《最后一班地铁》写的书评。
你总能置身在一个宽阔的空间里观察、思考和批评，你有着以常识性理论洞穿文本的能力。通过你的批评，一个文本被放置到了它应在的位置上。这不是我看了这一篇书评才有的感想，而是在读过你许多的批评文章后早就有的一个感受。
你说到创伤经验和创伤记忆下所形成的我的写作风格，我不得不承认，我确实更爱那些被摧残的个体。我爱“这个社会的失败者，多余者，边缘人，惨遭遗弃者和精神病患者”，我常常在心里和文中引用日本作家永井荷风下面的这一段话：
呜呼，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艺伎的姿态是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地停留着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的树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事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
在引用这段文字时，我总是自觉去除它的唯美色彩和异国情调，再为我所用。这是因为在我国语文中，我尚未听到过这样一种具有人情而又美到极致的悲调。
但我从未意识到这是出自于我个人的成长经验。我虽然写出了我个人的早期生活轨迹，我却没有认识到那是一种创伤性的经验，我单纯地以为那是我惟一可以编织的记忆，因为我只是我，我不可能深入到别人的灵魂中。我以为每一个写作者都像我一样，在独自拥有的他家门外的池塘里梦想着大海。你的评说让我突然站到了自我的外面，使我从外面往里面窥望了一番，就像做一个梦一样——只有在梦里我们才能看得见两个自我。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关注或试图写出别人的生活，直接的原因是他们走进了我的生活。所谓走进我的生活，就是他们以他们触目惊心的存在方式，令我看见他们的样子，令我听见他们的声音，于是我不得不停下来，走近他们，与他们交谈。这种交谈就如同一个人走出家门，来到户外，不一样的风景有时会令他愉悦，有时会令他非常震撼。这些好人，他们捧出自己的灵魂，表示愿意让我分享其中的痛苦、善良和秘密。我为此常常心存感激。只要我仔细地看他们，我就会看到，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那样的奇特，那样的软弱而又坚强，那样的与我不同，从而令我能感受到一种真正的心的惊奇，于是我就想写下他们。
正如你所指出的，我在写他们时“只是粗线条的勾勒”，毕竟不如写我自己时那般真切，但是，既然他们坐在了我的对面，我就没有理由不与他们对视，不倾听他们痛苦的心声，不试图写下他们。我曾经幻想用画家的方式去工作，比如像凡高画一位农夫那样，把他的灵魂涂满他身体和衣服的每一条皱褶，但我终究不能学会那样的一种方法。
个人的孤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盛产的东西，但与这个时代别的盛产物不一样的是，每一个孤苦的人，他们是不同的，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被压榨成一模一样，哪怕他们表面上已经如此。在同一种强大暴力或此类东西的压迫之下，他们仍然能够显出他们的不同，这是因为他们是人，他们的自由遭受扼杀，但仍有残存，如同灰烬里散布着的点点暗红，显出一种令人痛惜的希望。同时，受了最深的苦痛，却还能够用人的语言诉说和反抗的那些人，他们便充实和扩大了人的含义，提示给我们又一种活着的意义。这是最能打动我的。
也有一些人，在外部力量的作用之下，突然失去了诉说和交流的能力，他们就此陷入了可能是永久的精神黑暗之中而不得复返，这就是你所说的“潜在的精神病患者”，兑现成为了现实的精神病患者。有很多机构及其同谋者在做这种事情，他们总能取得成功。我曾经多次与一位精神病医生交谈，他主持着一个很小的精神病门诊，他每天都接待二三十个病人。当我对这个数字表示惊讶时，他说达不到这么个数字他怎么赚钱。当我向他咨询像食指那样的精神病人能够写出好诗，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对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兴趣。他的任务只是诱使病人家属无条件地接受他的治疗。作为一个惟利是图的医生，他在我们社会的道德系统中是完全站得脚的。我最终失去了与他对话的耐心。我在《小b回家》一文中曾经记录了他的一个观点，他认为精神病都是遗传的。
但我和一位记者朋友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位记者对此有很大的疑问。他在青少年时代曾被作为现行反革命被捕入狱两年。他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然后又回来了。在他看来，一伙人或一个机构的确可以把一个人逼疯，而且这样的事情至今还在发生着。他对他自己最终没有疯掉的解释是，进入监狱也就是进入了一个相对同质的人群中，这样他的孤独在那里面侥幸得以免除。但是他指的是那个时代的监狱，那个时代的监狱关押的是知识分子、造反派、右派、坏分子，等等；今天的监狱我想是有所不同了。也就是说，一个不幸的个人在今天，应该到哪里去寻求避难之所，这是一个新的问题。就在与我交谈的这位记者工作的那个单位里，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已经出现了一批精神病患者。我问这位记者，到底原因何在，他念念叨叨说：“压力太大!压力太大!”我的理解是，一个人只要陷入了某种困境，他就已经被遗弃，就只有压力而得不到助力了。这样他就只有向着一个可见的深渊滑落下去。
有的人，他们敏感，自尊，骄傲，脆弱，不愿同流合污，他们承受最大的压力，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做一条狗，他们因此成为随时可能陷入困境的人。在知情的情况下，我有时隔着一条街道可以看得见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我觉得他们有的就住在我的隔壁，有的在我的前方匆匆行走着。他们中的大部分并不具有反抗的勇气和能力，有的甚至根本就缺乏这样的意识，他们只是作为一个单纯的人就遭遇到了磨难。甚至对他们的接近和同情，都被视为一种古怪的行为。
当然情况是非常复杂的，也还有另外的各种人。比如上访者中就包含着复杂的成份，其中不乏上面提到的人，但也有另外的不同的人。我有一次去一个乡镇采访时，遇到一个人，这个人可能误认为我是记者，在与我握手时塞给我一张字条。他悄声对我说，如果想采访他，就打字条上的电话。我后来了解到，此人原是村办煤矿的会计，煤矿被另一伙人夺去，不让他当会计后，他参与了上访。为了上访，他耗完了他所有的“既得利益”，并被迫逃亡他乡。当他决定退出上访队伍时，有人在山道上捉住他，把他暴打一顿，他只好继续参加上访。直到那座煤矿被关停，几个利益方无可争夺时，他才一贫如洗地回到了村里。而一旦没有了煤矿，那个曾经富裕的村子也逐渐变得也像那个曾经得到过既得利益的会计一样一贫如洗，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权力真空，关系到各家各户的村庄的利益从此无人过问。我曾想把这个人的惊险生活情状做成一篇小说，但我最终发现自己不会写这样的小说，因为我没有能够从中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所追求的典雅蕴藉的叙事方式已经很难表现面对这样的生活时的感受。我在散文等的写法上没有多少话可说，是因为我最强烈的感受和最明确的思想都还没有找到它们所需要的语言。我在继续寻找，我在想，是不是小说可以?
我本来是把你的书评当成了你写给我的一封信，现在我在给你写回信，但我却写出了上面的这些。
就此打住吧。
祝你在首都工作、生活和心情都好!
聂尔
中西底层文学的表述问题 第5篇
关键词：底层文学,源流,表述
在中西文学史上,底层文学一直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存在着。古今中外的作家和理论家们用手中的笔,或揭示人的现实生存状态,或揭示人的异化,或揭示人在非理性世界中的探索与失败。众多重压下的小人物形象,表现了普遍存在的“人的状况”。追溯底层文学必然会联系到“底层”,“底层”一词的源头不在中国,最早见于葛兰西的《狱中杂记》中,意指欧洲社会里那些从属的、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社会群体。“底层”在中国的出现则是一个直接指向弱势群体的直观概念:所谓底层就是处于社会最下层的人群。
一底层文学的源流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底层文学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学样式在文学创作和评论中备受关注。究其根源来看,首先底层写作与社会现实的变化密切相关,其次还有着深层次的文学背景。
在西方,底层文学的书写可以从流浪汉小说谈起,这类小说主要描写城市平民的生活,并通过城市平民的眼光对各阶层人物加以讽刺。西方文学是以人为中心的,自古就有着关注人的生存境况的传统。自流浪汉小说发端的底层创作,后被普希金所承袭,他开创了文学画廊中描写“小人物”的先河,经果戈里延续创作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集大成,陀氏所描写的城市小人物形象不仅从同情和悲悯的角度出发,写出主人公悲惨的境遇和辛酸的身世,更表达了他们的思想感情,表达他们内心深处的愤懑与不平,可以说是小人物的灵魂写照,如《穷人》中的杰符什金、《罪与罚》中拉斯科尼科夫等。
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底层文学总是体现着人与现实的关系,描写人的生存状况必然联系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现实。这就标志着中国底层文学的创作始终是与社会现实密切联系的。中国的底层文学可以追溯到《诗经》,《国风》中的某些篇章直接表现了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如《诗经·卫风·氓》,杜甫的《三吏》《三别》是底层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尽管如此,底层文学并没有被广泛关注,在中国尤其是建国以来一直是秉承“政治标准第一”的创作模式,而忽视了文学本身的艺术价值。直到上世纪80、90年以后“寻根文学”、“新写实”文学创作潮流的出现,底层文学才被大量书写,文学作品自身的审美功能得到体现。作家们在描述中表现了底层人物积极入世的无奈和尴尬,进城务工的农民可以作为一类底层人物的代表,他们渴望进入城市改变自己的生活,可是又不被认同的焦虑却使他们左右徘徊,无法立足。可见底层人民是没有话语权的下层群体,他们的思想是被统治阶级的思想过滤和漂染过的,他们的思想从来都是通过代言人来实现的,而在中国乃至世界,底层的形象都是被精英塑造的。[1]因而在“底层”研究中经常会涉及到“他者”一词。可以说,“底层”在所有的时代都是“他者”化的,而且是沉默的他者。对于文学来说,在底层人民不可能表述自己的前提下,我们需要一个由底层外部进行的,尽可能接近事实的“真”表述。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东西方都有着各自底层文学创作的传统,但是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下,底层文学的表述方式依然是不明确的,是底层人在表现底层文学,还是底层文学仅仅被表述。
二中西底层文学的表述
就中西方的文化传统来看对这种文学方式的表述方式是不同的。在这里我们不谈底层文学能否被表述的问题,而重点讨论底层文学如何被表述。
关于底层文学的表述,分为两种状态:一种状态处于社会底层写作者的写作;另一种状态是表现对象为社会底层的写作。处于社会底层的作者表述底层生活有着先天的优越条件,可以从自身及周围出发,更深的体会到底层生活的艰难困苦,可是在另一方面,处于社会底层的写作者又力图摆脱底层生活,这对底层文学的创作在无形中造成一种伤害。作为精英分子的写作者来表现底层生活,他们作为知识者的表述是创造了一个在历史上一直延续至今的那种‘民胞物与’的精神谱系,这样的底层自我表述既是底层生活经验的一种呈现,也包含着底层对自身在社会结构中的自我意识。”[3]表述者们是通过目光所及或者感同深受来理解底层,没有亲身经历的苦难经历,但他们往往能从局外人的立场出发,解释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引发我们的思考。
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尤其当社会发展到所谓的工业、后工业社会,表现出了人的异化和焦虑。马尔库塞提出“艺术的异化”的概念。[4]艺术的异化是因为整个现代社会的高度异化,即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社会。在今天的底层文学创作中,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了人的异化,如卡夫卡的《变形记》、韩少功和池莉等的创作都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工业社会下人的非人的生存状态。
综上可见,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文学背景下重新重视底层文学的创作,与我们当前现实社会的变化是不无关系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贫富差距拉大使一部分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他们在思想和心理相应也会发生变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就需要有更多的人去关注底层,表现底层,进而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努力来改善这种不和谐的局面。
参考文献
[1][2]《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刘旭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9 2006．208
[3]南帆等．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上海文学[J]．2005．11．
底层女性命运苦痛的书写 第6篇
一、一厢情愿的梦境
在当今社会, 尽管婚姻是社会现实生活的一种合法途径, 但是进城的“打工妹”却拿自己的柔情当赌注。她们想通过婚嫁而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 成为“进城”追求的人生目标。一厢情愿做着城市梦。
《二的》中小白和主人一家到三亚亚龙湾的凯莱大酒店度假, 小白突然感觉到命运对自己是如此的不公平, “睡上一个晚上的觉, 就够一个乡下孩子交五年的学费了。”做起了城市爱情梦。在和男主人聂凯旋偷情的同时还天真的认为:“自己的命运也许从此就改变了, ”“要知道多少女孩为了过上这种生活, 只能去做二奶, 为了几个钱像活在洞里的耗子一样永无出头之日, 可就这样的日子还被多少人羡慕呀!”真是一个可怜又可悲的女人, 像幽灵一样游荡在都市而无所昄依。
明惠自从走出乡村以后, 就一心想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城市人, 为了这个生活目标, 更名为“圆圆”做起了妓女。在挣钱的同时心中想:“我要把我的孩子生在城里!我要他们做城里人, 我圆圆要做城里人的妈!”带着自己的玫瑰梦想, 投入了李羊群的怀抱。而李羊群对她的感情只是停留到妓女的层面, 圣诞节聚会让明惠终于认清了自己的地位, 希望的肥皂泡终于在七彩的颜色中破灭。为了能够进入城市, 过城里了人的生活, 有多少农村的女孩以婚嫁作为筹码去改变农民身份, 一厢情愿的做着城市梦。这个玫瑰之梦其实并不是玫瑰, 而是一场迟早都会醒来的恶梦。“乡下人生活在地上, 城里人生活在天堂。乡下人看城里人, 得伸着脖子仰着脸。要是能从乡下人熬上城里人, 那可是屎壳郎变知了——一步登天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有多少如花似玉的姑娘降价嫁给城里的二流子懒汉?”
二、双重蹂躏的身体
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打工妹, 她们在生活的夹缝中受尽凌辱。生活在她们的心灵深处留下道道伤痕, 在肉体和精神上遭受着双重毁灭和蹂躏。小白最后选择离开, 又有谁能理解她内心的矛盾和伤痛?明惠做了妓女, 用身体换取金钱。想做“城里人的妈”, 当她看到离了婚的李羊群和和睦睦的与妻子孩子欢笑。她选择了自杀的根本原因是希望的破灭, 这个破灭不仅仅是肉体的, 而更是精神的破灭!
吴玄《发廊》中曾这样叙述:“通过发廊, 女人可以赚钱, 而且比男人赚的更多, 我妹妹一个月寄回家的钱, 就比我父亲一年劳作赚的还多……村人再也没有理由重男轻女, 反而是不重生男重生女了。”所表现的不仅仅是乡村姑娘肉体和道德的沦落, 在这种现代性的沦落背后, 居然印证着村人的集体认同, 出卖身体被塑造成一种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 卖淫的女孩被塑造成村人的榜样。
黄土地里的弱小女子用她们的血肉之躯作代价为家庭、乡村、城市的原始积累做了牺牲和贡献。美丽的樱桃为自己家盖起了全村最气派的楼房。“村里在外面做事的人那么多, 有几个像樱桃姐这样有本事寄钱回来, 让家人住上楼房呢?”但她的结局却是在乡亲们的冷眼旁观和悲愤抑郁中死去。贫困的乡村只接纳她的金钱而不接纳她这个出卖肉体和色相的人。谁又能去体验她内心的痛楚?如果说传统的乡村给予她们的是贫困与不堪, 那么现代都市文化在改观她们生活状况的同时留给她们的是痛苦和毁灭。对于这些农村女性来说, 城市和家乡都无法成为容身之所, 她们被城里人伤害, 被家乡人伤害, 更被自己所伤害。
改革开放以来, 在城市优先原则的指导下, 城市大量工人下岗失业。下岗女工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她们更是社会转型中的牺牲品, 似乎所有的女工都要无怨无悔, 自强不息, 逆境中成长。但是社会中的自强不息往往不是全部, 而一旦不能自强不息该如何办?曹征路《那儿》中命运多舛的杜月梅到霓虹灯下做哨兵。曹征路《霓虹》中倪红梅, 为了救回孩子的命, 支撑起这个风雨飘零的家, 不得不去做妓女。恐惧、屈辱、困惑、颓唐、挣扎、绝望以及必死的打算表达了作家对这一特殊人群的一种心理思想的角度, 从而揭开了当今社会底层生活中真实而又动人的一幕, 让我们对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他们的所思所想以及他们的欲望和追求都有了较为真切的认识。
三、人生道路的无奈
无论是进城的打工妹还是城市中的下岗女工, 她们不能把握自己的明天, 在人生道路的抉择上显得很无奈, 所有的一切仿佛操纵在一个无形的人的手中, 带有宗教的意味, 宿命的色彩。现实是残酷的, 《那儿》中叙述到:“骂婊子被视为不凭良心。你可以骂小姐, 可不能骂婊子…谁家没有七灾八难啊, 谁还不是为了混口饭吃啊?谁又敢保证自己没有那一天呢?所以她们是被划入好人行列的, 她们是没法子才去当哨兵的。”杜月梅最后突然变得不痛苦了不是因为她的现实处境改变了, 而是她信了教。试想在社会主义时代, 杜月梅不大可能因为信教而改变了对现实的感受和理解从痛苦变得不痛苦, 从愤怒变得不愤怒。《霓虹》中的倪红梅“我的债务比三座大山还重”, 命运所逼使她成为暗娼。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 最后还对掐死她的人说谢谢。
女性一直将善良、淳朴、坚韧、视为一种美德, 并以此为标准来要求自己。在家抚养子女, 打理家务。她们认为把自己奉献于男性是其天职, 本本分分做女人是其人生信条。面对底层生活的艰辛, 她们将自己作为筹码, 把身体当作资本, 一步步走向毁灭。对于这种做法的态度不能不让人悲哀, 但毕竟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心甘情愿的变成娼妇流莺。
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中的女性命运主题明显超越了新时期的文学。在底层文学中自然也有沿着新时期思路的作品, 但总的来说, 在底层写作中有一股强大的平民精神, 它促使作家放下虚幻的知识分子架子, 以平等的姿态走进人民的生活之中。我们阅读反映底层生活的小说时, 一般都会被小说中的苦难叙述所感动, 会唤起道德良知, 对社会不公表示义愤。但毫无疑问, 优秀的小说决不仅仅是批判现实的武器, 它还有更深远的精神诉求, 而且这二者并不矛盾, 因为更深远的精神诉求将使得小说的批判性更为恒久。
摘要：“打工妹”和“下岗女工”命运际遇的描写, 成为今年来作家关注的焦点。本文从“一厢情愿的梦境、双重蹂躏的身体、人生道路的无奈”三个方面对去论述底层女性命运的苦痛。
关键词：底层,女性,苦痛
参考文献
[1]项小米.二的[J].人民文学, 2005, (3) .
[2]邵丽.明惠的圣诞[J].十月, 2004, (6) .
[3]王梓夫.死谜[J].北京文学, 2000, (12) .
[4]吴玄.发廊[J].花城, 2002, (5) .
[5]刘继明.送你一束红花草[J].上海文学, 2004, (12) .
当代中国底层居住的场景剧 第7篇
因为我可能一辈子也不会住到甚至看到你的他的和我这里完全不同的住处……
我唯一清楚的是:我住在这里
我会回忆一下从前, 要么很温馨, 要么很艰涩或想象一下未来, 要么很美好, 要么很无望但其实, 日子在一天天飞快地过去
我不可能再回到从前, 我也看不清未来……我唯一清楚的是:我住在今天
——朱涛《我住在这里/我住在今天》
摘自《广西城镇建设》2012年第2期“图志”栏目文字
【上半场】
一种关乎中国底层的居住现实
这里是大城市、国际大都会里的城中村, 珠三角、长三角工业区里的集体宿舍, 东莞工厂的夫妻房, 香港的笼屋和上海的里弄……是临近拆除的棚户区, 城乡结合部的村屋, 被光鲜亮丽的新城市包围着的败落老城区, 动辄一平方米一两万元人民币的豪华小区旁的临时工棚……
这里是城市平民——毋宁说, 是城市大部分居民的栖身处, 是3亿进城农民工的暂住地, 是蚁族青年和二三线大学毕业生的蜗居、成功和梦想的起跑点, 是流浪汉的游荡场所……
这里, 其实就是中国底层的居住现实。
2012.3Cities and towns Constru Ction in Guan Gxi7
穷人建筑学
【下半场】
一种贫困设计, 一种生存智慧
买不起城市小区里的天价房,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城乡结合部买个小产权房?——然而渐渐地, 我们连小产权房都买不起或者没有得买了。于是, 我们只能自己建房、造房了。
不能在寸土寸金的地上建, 我们就掘地造房, 住到地下去;不能起大的, 我们就起小的;我们没有设计师设计好的客厅、睡房、厨房可以待客吃饭、睡觉洗漱, 然而天可怜见, 我们有时候竟也有个厕所来住一住!那么多漂亮的楼宇豪宅, 没有哪一幢、哪一层、哪一间是属于我们的, 然而还是天可怜见, 有时候我们竟也能住到烂尾楼里去, 和老鼠们一起, 住到阴暗潮湿的下水道、桥洞中去!
然而我们只是个人。我们只不过与你一样, 在运用这个物种的智力为我们的生存和居住想办法, 在行动……
穷人建筑学
C语言指针的底层原理 第8篇
C语言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贝尔实验室, 它是面向过程的, 可移植的, 功能强大的高级程序设计语言。尽管现如今有许多功能更强大的面向对象的高级程序设计语言 (如C++, Java, C#等) , C语言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其仍是计算机领域的通用程序设计语言, 特别是在底层的硬件驱动领域。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指针, 指针是C语言最重要的特性之一, 利用它可以直接操作硬件, 这是它的优点, 也是它的缺点, 因为直接操作硬件稍有不慎, 就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
2 C语言指针简介
现代计算机中大部分都是按字节划分内存的, 每个字节都有唯一的地址, C语言中的所有指针操作都是基于这些地址的。在C程序中一个变量会占用一个或多个字节, 第一个字节的地址就是该变量的地址, 将该地址赋值给某个变量后, 就称其为指针。指针在C程序开发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基本应用有如下三点:
2.1指向基本数据类型
假设我们定义int i=10, 则我们就占用了4个字节的内存 (假设是在32位架构下) , 这4个字节就和变量名i建立了某种特殊联系, 就可以通过该变量i对这4个字节进行读写操作。或者可以通过指针方式操控这4个字节。定义int*p=&i, 就将该变量的首地址赋值给了指针变量p。然后就可以通过*p, 对这4个字节进行读写操作。此时*p和i是完全等价的, 即*p是变量i的别名。这是指针最基础的应用。2.2当指针作为函数参数时, 它就可以发挥出强大的作用, 特别是在数组, 字符串, 文件等的处理中
主要作用有如下两点:
2.2.1让函数返回多个值。假设有如下函数声明
int foo (double*a, double*b) ;
则我们可以在函数内部修改a和b, 在函数返回时, 除了返回一个整型值外, 还可以返回这两个被修改过的浮点数。假如不希望修改这两个浮点数, 可以加上const修饰, 如下所示:
int foo (const double*a, const double*b) ;
则在函数内部就不可以对变量a和b进行修改。这种技术在字符串处理函数中应用的特别多, 是因为不希望源字符串被误改。例如:
char*strcpy (char*dest, const char*src) ;2.2.2节约内存空间, 提高运行速度
在函数间传递数组, 结构体或文件时, 如果像传递普通变量那样, 将参数复制一个副本到函数栈帧, 就会给程序带来很大的开销, 浪费空间和时间, 因为这几个变量不再像普通变量那样只占几个字节, 特别是文件通常都是很大的, 从几K到几百M。这时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把该结构体变量或文件的地址传递出去, 即多个函数操作的是同一个内存块。
2.3指针还可应用于动态内存分配, 从而修补数组在程序运行期间无法动态改变大小这一缺陷。动态内存分配主要用于构建链表, 数, 图等数据结构
但指针的操作需要很仔细, 稍有疏忽就会导致程序崩溃。例如当我们申明了一个指针, 而没有及时初始化, 此时它就是一个野指针, 对野指针指向的位置进行读写就会导致程序出错, 因为有可能程序关键部分被无意修改了。再比如在某个函数内部动态申请一块内存, 但在函数退出之前却忘记了及时的回收它, 就会导致指向那块内存的指针丢失, 即程序失去了对那块内存的控制, 但那块内存仍然被占用着, 如果继续重复执行该函数, 就会导致内存大量被占用, 而无法释放, 直到系统崩溃。还有就是我们动态申请内存时, 没有判断申请是否成功 (即判断是否为NULL) , 而刚好此时系统无法提供我们所需的内存块, 就直接操作指针, 也会导致程序出错。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量, 后来许多基于C语言发展起来的语言 (如Java, C#) , 都舍弃了指针操作。
3寄存器间接寻址模式简介
C语言函数的执行都是依赖于栈的, 每个函数在执行之前都需要在栈上开辟一块属于自己的空间, 这个空间就是栈帧。这个栈帧的建立和释放是依靠编译器在函数头部和尾部添加的一段汇编代码完成的。这就是任何高级语言编写的程序在链接成为可执行程序之前都必须被编译为汇编语言程序的原因之一。当栈帧建立完成后, 寄存器ESP指向栈帧的头部, EBP指向栈帧的尾部, 即此时ESP和EBP分别保存栈帧的头部和尾部的内存地址。随着数据的压栈和出栈, 会导致栈顶会不断变化, 即ESP保存的内存地址会不断变化, 而栈底在整个函数执行期都保持不变, 所以EBP可以作为访问当前栈底前后内存块的基准。例如:movl0xa, -0x14 (%ebp) 就表示从EBP指向的内存位置向下偏移20个字节处开始保存0xa, 这就是寄存器间接寻址。
4分析反汇编代码
测试代码如下:
本次测试的环境是32位架构Ubuntu4.2.0-4 2-g e n e r i c, g c c版本是:5.2.120151010。不同的版本在生成的汇编代码上可能略有差别, 但基本原理是不变的。
对上述代码进行反汇编, 在<main>段截取一段与本文相关的代码。这是在Linux下的反汇编结果, 所以是AT&T汇编格式。
Main函数执行时, 其栈帧会不断变化, 其变化过程如图1和图2所示。为了叙述的方便, 假设栈帧-0x14 (%ebp) 处的内存地址为0x12345678, 即灰色部分。这11行汇编代码具体功能详述如下:
(1) 在栈低下方偏移0x14处保存数字10。
(2) 将内存地址0x12345678, 存入到CPU的寄存器EAX中。
(3) 将地址0x12345678存入到-0x10 (%ebp) 中。
(4) 再将地址0x12345678存储到EAX中。
(5) 在地址0x12345678地址处保存0x7b。
(6) 将地址0x12345678保存到EAX中。
(7) 从地址0x12345678处加载4字节的数据到EAX中。
(8) 更新ESP, 因为-0x10 (%ebp) 和-0x14 (%ebp) 处这8个字节被占用了。
(9) 将EAX压栈, 为调用printf做准备。
(10) 将字符串“%dn”的地址压栈。
(11) 调用printf函数。
简单来说, 就是把某个需要操作的对象的内存地址保存到了栈帧中, 当需要读写该对象时, 就把该地址加载到寄存器中, 然后通过寄存器间接寻址实现读写。另外, 汇编语言中并没有局部变量这一概念, C语言程序中的局部变量也是通过寄存器间接寻址实现读写的。例如上述汇编代码的第一句就是通过寄存器间接寻址找到0x12345678这个内存位置, 然后写入数字10的。
而在嵌入式系统中, 需要读写大量的寄存器, 此时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指针操控它们。要操控这些寄存器的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地址访问它们, 即通过指针读写寄存器。跟一般桌面应用开发相比, 唯一不同的就是需要先把由CPU厂商提供的寄存器编号强制转换为地址 (桌面应用开发中, 由于系统保护, 不允许直接把一个整数强转为地址) 。该强转一般是通过宏定义来实现的, 如下所示:
#defi ne GPJ0CON= (*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 XXXXXXXX)
然后在程序中就可以像对待普通变量一样对它进行写入和读取工作。而在汇编层, 依然是寄存器间接寻址, 在此不再赘述。因为涉及到大量的寄存器的读写, 所以通常的做法就是把大量的与寄存器读写有关的宏定义放在一个单独的文件, 便于查找和修改。
5总结
指针运算就是对寄存器间接寻址的封装, 目的是隐藏汇编层的寄存器, 栈帧, 栈顶和栈底等复杂概念, 从而为开发人员提供一个更加友好, 逻辑上更接近人类思维的操作。而寄存器间接寻址依赖的是内存地址, 即指针运算依赖的就是内存地址。所以说指针的本质就是内存地址。则对指针执行乘法或除法运算在逻辑上是无法说通的, 当然编译器也会报错。因此指针的合法算术运算只能是加减整数或两个指针相减, 这在数组运算中特别有用。通过指针加减整数就可以读写数组中不同的元素, 但一定要注意不能越界。当两个指针指向同一个数组的不同元素时, 可以执行指针相减运算, 得出它们之间相差几个元素。理解了指针的本质就是内存地址之后, 对数组指针, 函数指针, 多级指针的理解会有很大的帮助。
摘要：指针是C语言中的一个重要特性, 也是容易让人产生困惑的概念。本文首先介绍了指针与内存的关系及指针在C语言程序开发过程中的主要优缺点。然后反汇编一个含有指针的C语言程序代码, 根据反汇编结果分析指针的底层实现原理:汇编代码是如何通过寄存器间接寻址模式读写数据的。并简要分析了指针在嵌入式项目开发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即利用指针读写大量的寄存器。最后得出结论:指针就是内存地址, 而指针运算就是对底层寄存器间接寻址指令的封装。
关键词：C语言,指针,反汇编,间接寻址,寄存器,栈
参考文献
[1][美]K.N.King著.吕秀锋, 黄倩, 译.C语言程序设计现代方法 (第2版) [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0.
[2][美]Richard Blum著.马朝辉, 等译.汇编语言程序设计[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6.
向底层市场进军 第9篇
这些钱大部分都以传统的方式花出去,买入传统的商品。如果价格可以负担,那么基本都用在了煤油、大米、基本药物等商品上头。如果买不起,那就只有死路一条。基本上所有的购买行为都是无效率的。由于缺乏选择导致的高成本,缺乏信息,以及最为明显的缺乏创新是这些交易的典型特征。
这有两个显著的影响:首先,无效率是人们最不能承受的负担:其次,伪劣产品的副作用很危险。煤油会害死人,被污染的饮用水也会害死人。而市场交易会让购买方得到权力。如果你有满满一车用于食品援助的大米,你可以把它倒在城市广场中央,然后拍拍屁股走人。你有这个权力。但是如果你因为要获得成功而进行销售,权力就从卖方转移到了买方。质量、服务和投入都必须不停地跟上,否则买家就消失了。
比如说,手机彻底改变了数十亿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活。有了手机,你就能为待售的小麦定出最好的价格;有了手机,拖拉机的配件一旦到货,你就能马上得到通知,而不需要花两天时间进城去找;有了手机,你能得到天气预报……手机带来了生产繁荣。手机不可能像某种援助那样立竿见影,但是一旦有人进入这个市场,它就会开始扩张。同时市场也会因为竞争而变得更加高效。
但事实是,向消费者出售创新是极其困难的。让农民对苹果专卖店里面的商品感兴趣是极度疯狂的想法。市场营销人员的承诺没有意义,因为营销人员并不是他们中的一部分。营销人员会离开,所以他们自然是满嘴谎言。
我再补充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观点:西方消费者从小就被灌输了包装的魅力。我们能够注意到新的苹果Nano播放器、新款保时捷汽车、新的风险投资交易的兑换券,我们很容易地使用一个算式:新事物+我=更加快乐。
这种理论对于那种一年、两年、三年甚至从来都没有买过新消费品的人来说就失效了。于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商店里,摆列的都是经典的、被尝试过的、被证明过的商品,因为人们买的总是和之前一样的商品,而不是新商品。
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一种新的产品、方法、创新能极大地改变十亿人的生活,提高他们的收入,但是人们会有条件地忽略营销人员试图卖给他们的商品。对于失去的恐惧大于得到的恐惧。广告既没有效率,也没有针对性。并且世界范围内的消费者都不认为自己是消费者,他们只是在寻找之前用过的东西。
其实答案在于联系并且引领各个部落。问题的关键在于让个人直接参与并得到切身体会,而不是从市场前端进行销售。如果弄明白了在一个村子中进行直接销售的方法,就可以一而十、十而百地推广开去。西方营销人员的大市场理念是不靠谱的,因为在村子里面根本就没有大市场。
举个例子,某人是村子的领袖。他在村子里面第一个购买了某品牌的手提灯。在他得到手灯之后,他把它接在屋前。若干月或者若干年之后的某天,购买手灯会被认为是可信赖的、安全的。但是它不会像在巴黎或者水牛城(Buffalo)的市场中那么快速。其中的原则很简单:找到早期用户、拥抱他们、尊重他们、支持他们、不要放弃、不要让他们失望。要一直保持耐心和持续性。大规模市场接受是很少见的。基于经验的感染性联系是把产品扩散到对新产品不感冒的社区的唯一可靠办法。
论罗伟章的底层叙事策略 第10篇
罗伟章一贯以现实主义手法、从社会学角度发出自己情感内心深处的感受,他的小说较多描写乡村人进城打工的生活以及涉及成长、教育的小说为主。其小说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叙述者的选取、思考底层所选择的向度和方式上,这都可与同时代作家的底层叙事区别开来。
一、底层生活的“叙述者”
底层因为无法表述自己,但知识份子的表述又往往因为缺少直接的经验,会导至歪曲甚至损害底层的真实性,所以作家们在进行自己的创作时,对叙述者的选取往往会费一番思考。
也许我们还记得方方的小说《风景》,她的这篇有关棚户区底层生活的叙事小说,其叙述者,不是出自底层的贫民,也不是来自方方本人知识份子的视角,方方虚拟了一个人物小八子去表述这一切。小八子出自底层人物的身份,有着对底层最深刻的感受,但又因为他是虚拟的,所以能去表述一切自身的感受。方方的这种做法无疑是成功的。
同样,罗伟章在选择自己的叙述者时,也颇具匠心。他的小说的主人公,有一种是出自乡村、接受过高等教育后留在城里的新居民,虽然已经生活在城市,但他的思想和感情无不牵扯在自己苦难的乡村里,属于精神思想极为复杂的一类。如《大嫂谣》里的“我”,是大学毕业后留城工作的大学生,虽然生活在城市,但却出自农村,有着与底层割不断的关联;《我们的成长》里的叙述者也是属于这一类型。还有一类,就是其叙述者虽然不是出自乡村的城市新居民,但也是具有知识理性和道德判断力的人,至少也是受过一定的教育的人,有着不同于底层贫民的素质和生活体验。例如《我们的路》里面的叙述者郑大宝,就是一位考上了大学却无钱去读的高中生,他是以自己进城打工的经历去展开对文本的叙述。其实这两类叙述人的身份,在罗伟章的小说里,都是统一的,都是处于城市和乡村交界的地位。
像这样的叙述视角,对罗伟章铺开他的底层叙事,无疑是相得益彰的。他们在精神上既没有脱离乡村的牵连,也没有彻底融入城市而让人看待事物的目光和城市对齐,因此以他们的视角展,开叙述,自然就在文本中埋下了城乡冲撞的因子,也为作品在心灵上贴近底层构成了方便。“这种叙述者背景既不被城市利益集团的目光遮蔽,也不随底层民工的目光而扭曲;既不冷漠地将变革时代底层人物的苦难视为必然,也不狭隘短视地由一些不公平现象而指责变革。”可见,罗伟章对小说叙述者的选择,委实是进行过深思熟虑的。
二、罗伟章小说对底层苦难的思考与表述方式
对于底层的展现和思考,罗伟章也表现出与其它底层叙事作家不同的地方。方方和毕飞宇就擅长于从人性的高度上来描写小人物,一般以现代和现实主义交叉的手法,以知识份子独特的眼光去揭示底层人物生存的悲剧。如最近方方创作的《万箭穿心》,就是类似于鲁迅剖析国民性的小说,用深藏不露的悲悯情怀表达了对底层人物李宝莉的生存状态的同情。另外,毕飞宇的三玉系列以及他最近创作的《相爱的日子》,都是这样的例子。《相爱的日子》通过一对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在城市里的找不到工作,为了互相取暖而以“性”取代“爱情”的故事,这是典型的苦难底层生活里的人性展示。另外有一类对苦难的思考,则更多的是通过对苦难事实赤裸裸地展示来表达,温亚军的《孝子》就是这类例子。作品通过一个底层老父亲死后,他寓居城里的女儿倾家荡产为其铺张丧事、也使这个家所有成员都陷入困境的故事,作者把这个底层家庭的种种生活难处都一一呈现在我们眼前,但作品并没有留给人多少思考空间。
罗伟章小说则不同于这两类文本,他更多地是从社会学角度和以现实主义笔法,从下面两个维度来表述他笔下的底层现实。
(一)乡村人精神的失落感被扭曲
在《我们的路》这篇小说里,乡村青年郑大宝在城里打了五年工,在这五年里,他受尽了工头们的盘剥与侮辱,自尊已经被降低到了极限,他很想回家去抚慰受伤的灵魂。当他回到家乡,看着瘦瘠的家乡,重新陷入无望。还有《我们的成长》里的许校长,他可以忍受女儿在城市里受到的一切侮辱和磨难,却无法忍受女儿最终只能回家乡当一个受人嘲笑的农妇,只因为城市光环的伦落和对家乡的失望使他们在精神上无处安身。
罗伟章笔下的这些人,本来是想去城市里实现在乡村里没有实现的自身价值,却发现城市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而经过了一番精神的洗礼之后,现回乡村的他们,发现家乡也变得那样面目全非不可忍耐。他们的精神变得流离失所,无所归依。
另外,在《变脸》这篇小说里,大山区农家子陈太学为了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只为了成为一个小小的包工头,就低三下四地请建筑部经理一行人吃饭,为客人的各种消费买单,故意在打牌过程中输钱,甚至替经理包养的情人出各种花费。只为了一个小小的目的,陈太学的人格和自尊消失殆尽,从一个有良知的乡村老实人,变脸成了一个对手下民工扣血汗钱眼也不眨的人。等到他有了钱,他变态地在乡亲面前挥霍显摆,想为自己丢失的自尊雪耻。罗伟章显然是通过陈太学人格的被扭曲,来思考一个问题:为了摆脱现实的苦难,人是否应该以人性和精神的丧失作为成长的代价?对这种思考的表述,正是罗伟章的底层叙事深刻于其它作家同类作品的地方。
失落感也好,被扭曲也好,都是罗伟章底层人物表述的某种类型。他从社会学的角度,表达了自己对这些人物的同情和悲悯,他站在与他笔下人物同样的高度,深深倾注入自己的感情,表达了自己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的思考,这正是他的作品深深打动我们的地方,“罗伟章使我的心在一些夜晚突然沉重起来、坚硬起来、疼痛起来,又仿佛回到了过去那种秉烛夜读的神圣境界,流淌的似乎是一股股青春的血液,激情、颤抖、愤怒,内心深处的良知正义突然像突起的狂风。”这种评价正好说明了罗伟章小说不同于凡响的地方,也是读者共鸣的地方。
(二)城乡对立导致的乡土失落情怀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罗伟章的乡村底层叙事,也可归于乡土小说类型,因为他的小说是有关特定地域的乡村的人和事。但在罗伟章的小说里,今日的乡村不再是沈从文笔下的美好田园式的景象,而是在现代文明的变革之下变得面目肃凉、让人寻找不到传统乡土温润慰人的痕迹。
鲁迅先生的《故乡》开头有一段著名的乡土风景描写,还有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对田园的描写,都让我们记住了中国传统乡土的美丽。但请看罗伟章在《我们的路》这篇小说里,他这样描写他眼里的乡土:“田野忧郁地静默着,因为缺人手,很多田地都抛荒了,田地里长着齐人高的茅草和干枯的野蒿;星星点点劳作的人们,无声无息地蹲在瘦瘠的土地上。他们都是老人,或者身心交瘁的妇女,也有十来岁的孩子。他们的动作都很迟缓,仿佛土地是活着的伤疤。这就是我的故乡。”(摘自罗伟章《我们的路》)像这样新世纪式的乡土描述在他的小说里屡屡出现,真像对那种“优美、健康、自然人性”的乡土的一种讽刺和对照,有评论家说这是一种田地的失陷。可以说,乡土一直是中国人内心的一条蜷居的道路,从20世纪发展到现在,我们的乡土蜕变成了什么样子?罗伟章在他的作品中,塑造了一批农民工这样的群体在社会现实中的尴尬性:他们的家在农村,寓居在城市,但他们在这两方面都无法全面地融入,他们是一群失根的游子,他们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价值观也无可依附,因为,他们曾经赖以依靠的乡土,已经无法再给他们安全感,它们是那么贫瘠,那么充满无望,再多的劳苦带来的收获,也无法抵抗城市在远方映衬过来的炫目的光芒。
《我们的路》里的春妹,《我们的成长》里的许朝辉,还有《故乡在远方》里的陈贵春,都是罗伟章笔下有家不能归、有家不想归的和不敢归的人。春妹因为在城市里有了私生子不敢回家,许朝辉更因为沦为了“鸡”更不敢回,陈贵春是因为命运的无情,一个乡村人在城市里谋生的艰难处境使他客死异乡。不管是精神还是肉体上,他们眼中的故乡都已经失落,他们再也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根,他们的肉体可以忍受苦难的折磨,但他们的精神却飘荡在凄冷的远方。这种对故乡失落的人道主义式的悲悯情怀,使罗伟章的小说具有格外的情感穿透力,虽然没有足够的我们所说人性的深度,但从文学反映现实的角度上来读,的确使我们感到他的作品像一股久违的春风扑面而来,这样紧密关切现实的作品的确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