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文献综述

经济增长理论文献综述（精选11篇）

经济增长理论文献综述 第1篇

近年来,金融市场在消除贫困、国家崛起的过程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微型金融(MFI)的成功运营,如美国的社区银行、孟加拉GB银行、印尼人民银行乡村信贷部等,雄辩地证明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学者们对此也作了大量研究。

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的综述性研究也有不少,但普遍而言缺少一个较好的框架体系,故略显凌乱。本文试图从三个维度,以一个较清晰的框架,筛选、总结出具代表性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文章和观点,以冀对中国金融改革、经济增长提供些许帮助。

一、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主要理论

(一)金融促进论

支持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学者较多,论述角度主要包括金融结构、金融抑制/深化、金融功能、金融法权等。

作为金融发展学的开山鼻祖,哥德史密斯(1969)运用金融相关比率(金融资产总量与国民经济总量之比)等指标,对各国的经济水平进行了检验和观测,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国金融上层结构发展要快于该国国民生产和国民财富基础结构的发展,金融相关比率上升,但这一上升并非无限过程,达到某一阶段(1-1.5)时停止;欠发达国家金融相关比率小于发达国家金融相关比率;大多数国家中,金融机构在金融资产发行与持有上所占份额随经济发展而显著提高。甚至在金融相关比率已停止上升的时候,这一份额仍继续扩大。

哥氏的金融结构论多属狭义的金融结构论,关于金融结构更为广义的争论在于: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结构和市场为主体的金融结构孰优孰劣。朱闰龙(2004)总结了银行体系支持者的主要观点:(1)易于获得企业和经营者的有关信息,降低管理成本;(2)更好地处理跨期及流动性风险;(3)动员资本,达到规模经济。而市场体系的支持者对银行的批评在于:庞大的银行业使企业从事过于保守的投资,并抽取大量租金,减少企业利润,窒息企业创新(Hellwig 1991;Rajan 1998);另一方面,银行相对而言收到较少的管制,更容易同企业经营者达成共谋,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妨碍形成有效公司治理结构(Hellwig,1998;Wenger,Kaserer 1998)。

不难想象,随着金融市场逐步发展、金融体系日渐庞大,银行在金融资源评估和配置中的效果在减弱,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将会逐步下降。这一点已被英美等金融市场较发达的国家广泛证实。

Demirgue Kunt和Ross Levine(2001)考察了控制人均GDP水平后金融结构的法律、监管及政策决定因素,发现对股东强力保护、会计标准好、腐败程度低、没有明确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倾向于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对股东和债权人保护不力、合约执行差、腐败程度高、会计标准差、严格监管银行系统以及通货膨胀率高的国家,倾向于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Raghuram Rajan和Lulgizingales(1999)认为金融市场比银行更依赖外部法律体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才是适合的。Tadesse(2000)指出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和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在促进经济增长这一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金融部门不发达时,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所起的作用要大于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所起的作用;而在金融部门发达时,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所起的作用则要大于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所起的作用。

E.D.Shaw和Mckinnon通过对比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金融体制,提出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Shaw(1955)指出发展中国家政府采取的一系列金融政策,如利率管制、高估汇率等,由于对人性的理解不够和对市场规律的忽视,导致了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而以取消利率管制和汇率管制为主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则具有一系列正效应: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就业效应、收入分配效应、减少效率损失和贪污腐化。

Mckinnon(1973)与Shaw的观点类似,从利率自由化的导管效应,论述了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Mckinnon指出,与传统观点将货币和实物资本将二者视为相互竞争的替代品不同,在如下两种情况下,货币和实物资本是互补品:(1)金融市场不发达,经济单位必须依靠自我积累来筹集资金;(2)投资具有不可分割性,因为投资必须达到一定规模才能获得收益。在这两种情况下,又由于投资和存款回报率的函数:

其中I/Y为投资占收入的比,r为实物资本的平均回报率,d-πe为货币的实际收益率(d为各类存款利率的加权平均数,πe为预期未来通货膨胀率)。这样,当货币存款利率低于投资的实际回报率r的范围内,实际利率的提升会提高内部储蓄的意愿。在投资不可细分的假设下,内部储蓄的增加,导致内源型投资上升。这即是所谓的导管效应。

金融功能视角下的理论研究始自Merton和Bodie(1995),他们的研究表明:金融安排的形成和演进有利于评估潜在投资机会、实施公司控制、便利风险管理、增强市场流动性和动用储蓄资金。通过效率或高或低的金融服务,不同的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促进作用亦有大有小。Allen和Gale(2000)同样从金融服务的角度指出: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所提供的风险管理功能是不尽一致的。金融市场可以帮助投资者进行横向风险分担(cross-sectional risk sharing),该功能使其为投资者表达不同的意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制。金融中介可为投资者提供跨时期风险分担(inter-temporal risk sharing)功能。因为金融中介体可以通过对不同时期的损益进行调整来防止资产价格的过分波动,从而平滑了不同期间的投资收益,优化了资源金融资源的配置,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LLSV(1999)研究了金融发展的法律决定因素的问题。他们的数据集包括了有关投资者权利以及48个国家或地区有关法律规则执行程度的详细资料,其研究结果表明对投资者的保护增加了外部融资的机会并且增加了资本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进而促进经济整体增长和发展。陈志武(2009)指出,金融市场最能滋生违约风险、道德风险的温床,金融交易的进行对制度、法律、产权保护等的要求要远高于一般商品。因此明确的产权制度和严格的法律体系对金融市场的健康运行至关重要。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

“互为因果论”首由Patrick(1966)提出,在其论文《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中,Patrick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为“供给引导”和“需求跟随”两种:(1)“供给引导”是指金融发展先于实体经济部门中的金融服务需求,金融部门主动地将滞留在传统部门的资源动员出来,并将这些资源转移到能够推进经济增长的现代部门,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益,即经济增长是金融发展的结果;(2)“需求跟随”是指金融发展只是实体经济发展的结果,市场范围的持续扩张和产品的日益多元化,要求更有效地分散风险和更好地控制交易成本,因此,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是消极被动的,金融发展只是对来自于实体经济部门的金融需求所作出的被动反应。

Lucas(1988)也并不认为单纯的金融发展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影响,他认为经济学家们夸大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他认为经济发展会创造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这种需求导致金融部门的发展。Demetriades和Hussein(1996)对16个发展中国家1960&1990年的年度数据进行了协整分析,结果并不支持“供给引导”型因果关系的观点。除了少数国家,大多数国家,两者因果关系都是双向的。他们的研究意味着金融与经济的因果关系受各国制度特征的影响很大,提醒人们既不要全盘接受“金融引领增长”的观点,也不要全盘接受“金融追随增长”的观点

中国学者丁晓松(2005)通过单位根和协整检验探讨了1986—2002年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但是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大。

(三)金融约束论

在金融深化、自由化被广为认可后,Hellman,Murdock和Stiglitz等学者提出了与自由化倡导者观点相反的金融约束理论。Stiglitz(1997)在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金融市场脆弱和不稳定的原因,他认为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应采取间接控制机制,并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与监管制度,通过制定一系列的规范制度约束金融市场的无序发展反而能够促进资本形成。

在此基础上,Hellman,Murdock和Stiglitz(1997)在《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一文详细论述了金融约束的观点和主张。他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应采取必要的“温和的金融约束”政策,这些国家金融体制的最大缺陷在于制度结构薄弱,但同时最需要动员国内储蓄、增强金融的长期稳定性,故政府部门应通过控制存贷款利率、控制市场准入和直接竞争等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并使这些租金保留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内,从而激励和诱导民间部门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商品与服务,推动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提高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

根据国外学者Pagano(1993)、Maxwell(1994)、Levine(1997)、Lewis(1995)等提出的内生金融发展模型,沈坤荣和张成(2004)对来自中国各省各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指出目前中国内生金融发展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的机制尚存在障碍,金融机构的低效率成为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绊脚石。

笔者也认为,当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大而不倒”的银行体系犹如金融市场上的“利维坦”,一定程度的金融约束一方面可使银行发挥市场引导、监督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为民间提供适当的激励,有助于金融市场秩序井然中发展,其效率和安全性均优于纯粹的金融自由化。

二、现有不足及未来研究展望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紧密这一事实,已被广为认同。学者们尝试从不同的维度和视角去解释二者的关联和相互作用。一个普遍的研究方法是:通过搜集整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运用计量手段进行检验并获取结果,从而提供理论支持。但缺陷在于:相关性分析并不能说明倒底是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推动了金融发展,也不能说明金融发展从来都是外生于经济增长;使用不同数据用因果模型的检验结果并不完全一致;数理检验很难将外部变量全部排除,比如经济活动与技术创新毫无疑问影响金融体系的结构和发展水平。

另一个较为模糊的问题是,金融机构究竟通过何种方式和渠道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现有观点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力极为有限。用“黑箱”来比喻人们对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大致是符合事实的。如何打开这一“黑箱”,是接下来学者们应该攻克的学术难题,因为弄清这一“黑箱”的内在机制,对解决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笔者的一个思路是,有效追踪金融机构金融资产的来源去向或许能够帮助去除“黑箱”的面纱,但这需要大量统计数据进行计算检验,无疑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摘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近来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主流的学术观点可按照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成三大类,即金融促进、互为因果、金融约束;现有研究普遍使用相关性分析等计量方法进行研究,存在局限性,难以打开金融促进经济的“黑箱”机制,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在于有效追踪金融资产来源去向。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金融深化,金融约束

参考文献

[1]丁晓松.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5,(1):64-65.

[2]乔家立.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D].北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2011.

[3]朱闰龙.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文献综述[J].世界经济文汇,2004,(6):46-64.

[4]沈坤荣,张成.金融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跨地区动态数据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4,(7):15-21.

[5]Demirguc Kunt,A.,and Levine,R.(2001).The financial structure database,in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A Cross-Country Comparison of Banks,Markets and Development(A.Demirguc-Kunt and R.Levine,Eds.),pp.17-80.MIT Press,Cambridge,MA.

[6]Goldsmith,R.W.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M].New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9.

[7]Levine,Ross,1998,T he Legal Environment,Banks,and Long-Run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Money,Credit,and Banking,Vol.30,No.3,pp.596-613.

社会福利理论文献综述 第2篇

在准备课题《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研究》的过程中，笔者对相关国内外著作进行了选读，并对已发表的相关领域论文进行了研究，以此寻求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现状，了解与本论文有关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总结已解决的问题和尚存的问题，从而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吸取经验，并有所创新。

（一）福利、社会保障、社会福利 ‚福利‛一词，英文为‚Welfare‛，意指人、动物或群体的健康、安全、快乐的一种总体状态，亦指多由政府为有需要的人或者动物提供生活条件、经济帮①助等等。我国社会保障学专家郑功成对从社会学的意义上对‚福利‛概念作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福利包括个人福利和社会福利，其中个人福利通常被解释为‘幸福’、‘快乐’的同义语，是指个人对物质生活的需要与个人精神生活的需要的满足；而社会福利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指一个社会全体成员的个人福利的总和或个人福利的集合②。对于社会福利（Social Welfare）而言，它的内涵和外延很难确定，至少可以从三个层次上去理解。在最广泛意义上，社会福利是指一切改善和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社会措施，不仅包括社会保障的内容，也包括就业政策、公共文化、免费教育、公共卫生和家庭津贴等等。其覆盖对象是全体国民，包含着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在英国出版的《新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社会保障‛不单独列目，而在‚社会福利‛条目下包括两个主要的子项目：一是社会工作——个人社会服务；二是社会保障——政府的福利项目。在中层意义上，社会福利基本上是社会保障的同义语，是西方普遍用来替代社会保障的一个概念，涵盖了政府和社会为国民提供的各种服务设施和社会保障的各项内容。狭义上的社会福利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张海鹰（1993）认为社会福利作为国家的社会政策，由国家或社会为立法或政策范围内的所有公民普遍提供旨在保证一定的生活水平和尽可能提高生活质量的资金和服务的社会保障制度③。因此，陈良瑾（1994）认为在中国,社会福利仅仅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狭义社会福利范畴④。

对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在我们国家，目前学术界对‚社会保障‛一般的用法，是将其作为统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和优抚安臵四大项目的大概念，而把社会福利视为社会保障体制的主要组成部分。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制就是以此认识为出发点而设计的，如2004年发表的《中国社会保障与政策白皮书》指出，社会保障制度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措施、住宅保障五个方面。董保华认为，在我国，社会保障大体包括社会保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社会救助、优待和抚恤制度。概括起来是三方面的内容，即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⑤。

从社会公正的理念上来理解社会福利。美国社会工作协会（NASW）在1999年出版的《社会工作百科全书》中对社会福利给出了这样的一个解释：社会福利可能最好被理解为一种关于一个公正社会的理念，这个社会为工作和人类的价值提供机会，为其成员提供合理程度的安全，使他们免受匮乏和暴力，促进公正和 ①② 参见美国传统词典第4版、牛津高阶英语词典、柯林斯高级英语学习词典第5版

郑功成，社会保障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6页。③ 张海鹰，《社会保障词典》，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④ 陈良瑾，《中国社会工作百科全书》，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第419页。⑤ 董保华，《社会保障的法学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基于个人价值的评价系统，这一社会在经济上是富于生产性和稳定的①。可见，要促成社会公正的实现，因而必须为人们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并保证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

从价值的角度上考虑社会福利。江治强提出，社会福利是一个充满了价值判断的领域。这种判断一方面是物质性的，另一方面又带有社会性。对于不同的人和社群，相同的物质、精神生活状况，却有不同的主观感受，因而，对社会福利的评价就会从个体和社群的感受上升为社会性的价值判断②。因此，作为‚价值‛的社会福利有两层界定：一是有助于改善人们生活状况的物质性条件，广义上是指促进人们幸福的行动，狭义上则是作为改善生活质量的制度和政策③。二是如美国学者科怀特所说，社会福利是人们对满意社会生活的追求④。作为价值概念的社会福利，包含了一种理想化的欲求目的。不管是在个人主义传统还是反个人主义传统的理论中，将这种理念付诸于实践，必然涉及社会成员利益关系的平衡

⑤和重大社会制度的构建。

作为制度来理解的社会福利。尚晓媛提出，狭义的社会福利指为帮助特殊的社会群体、疗救社会病态而提供的服务，又称福利服务。这种服务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是‚补缺‛性的,所涉及的项目是传统的社会工作的内容。而广义的社会

⑥福利制度的概念强调社会福利制度在促进和实现人类共同福利中的作用。可见，社会福利的实践形态是制度及其运行。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米基利（1997）对社会福利的主要制度安排的描述如下：一是非正式的社会福利制度。包括个人、家庭、邻里和社区为增进社会福利，履行文化和道德责任所承担的各种活动，如个人帮助和照料家庭成员的活动。二是正式的社会福利制度。正式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是由非正式的社会福利制度产生出来的，其最重要的内容是宗教的慈善活动。三是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包括五大服务：一是社会保障或收入保障服务，如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二是医疗服务；三是教育；四是住房；五是社会工作服务和对个人的社会服务⑦。

（二）国外相关研究

一、关于社会福利的模式研究

西方国家关于社会福利理论和政策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欧洲的福利国家从产生之日起到当前的福利改革，经历了从古典自由主义——中间道路学派——右派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义‚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演变。伴随着理论的变迁，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也经历着不断的调整。西方学者一般从剩余型、制度型和发展型三个层次对社会福利政策做出理解。

1、剩余型社会福利模式的研究

剩余型社会福利和制度型社会福利的划分是由威伦斯基（Harold Wi1ensk）和莱博克斯（Charles Lebeaux）在1958年出版的《工业社会和社会福利》一书中提出的。剩余型社会福利的观点认为：在通常情况下，家庭和市场是满足个人需求的自然渠道，但是当发生诸如家庭解体、较大范围内的经济萧条或者个人年老、疾病等的特殊情况下，家庭和市场就不能满足个人的正常需求，这时候就需 ①② 吴桂英主编，《新型社会福利体系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江治强，社会福利概念、缘起与我国社会福利发展方向，中国民政，决策版，第27页。③ 周永新，社会福利的概念与制度，中华书局，1998年版。④ 威廉姆·H·科怀特，当今世界的社会福利，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⑤ 江治强，社会福利概念、缘起与我国社会福利发展方向，中国民政，决策版，第27页。⑥ 尚晓媛，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第116页。⑦ Midgley，Social Welfare in Global Context，Sage，1997。要作为满足个人需求的第三种社会机制即社会福利制度的介入，当通常的制度恢复正常以后，社会福利制度就会撤回。所以，这种机制常常被看作是家庭和市场的支持系统，起到支持和防止意外的作用。由于剩余型社会福利的暂时性和替代性，常常被视为带有‚施舍‛和‚慈善‛的印记，福利的接受者也往往被认为是社会的弱者或者是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从而带有‚蒙羞‛的社会标签。

2、制度型社会福利模式的研究

制度型社会福利观点的最著名的代表是英国社会政策学创始人蒂特姆斯（Riehard Titmuss，1959）。他把社会中的活动分为两个基本的范畴：利润取向的市场活动和福利取向的集体介入。换句话说，所有的非市场的活动都可以视为社会福利。从制度型社会福利的角度看，社会福利不是在家庭和市场满足不了个人需求时才介入的，而是社会结构中常规化的和永久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不同于家庭和市场的再分配利益机制。社会福利的对象从弱势群体扩展到社会全体公民，从而实现了选择性社会福利到普遍性社会福利的转变。社会福利的接受者也不再被视为社会的弱者，福利也不再被视为是施舍而是公民的一项正当社会权利，从而不再带有‚蒙羞‛的社会标签。可以说，‚福利国家是一个长期的公民权演进过程所达到的最高峰‛。但是，由于福利国家的明显特征是推行高补贴、高福利、高税收和高保护的政策，在抑制强弱悬殊和收入分化、保证社会公平的同时却削弱了市场力量，妨碍了竞争，制约了生产效率。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经济危机的到来，高失业率，退休金和健康医疗费用不断增长，对服务的需求和支出在不断扩大，社会福利成为经济和财政的沉重负担，引起社会上不同阶层利益群体的不满。

3、发展型社会福利模式的研究

80年代初，以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政党在英国执政，首先在英国，最后在整个欧洲大陆都开始了大规模的削减社会福利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攻势。英国社会福利政策改革的方针，就是削减或取消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把社会福利的某些项目交给社会和私人办理，鼓励私人医疗和私立教育的发展。这一系列相关政策的推行让许多发达国家的公共福利转变为私有性质，这一倾向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达到了顶峰，导致了福利危机。由于社会福利制度关系到千百万居民的切身利益，若过多的触动群众的这些利益，则必然会遭到反抗甚至**，社会的稳定将会遭到破坏。西方国家政党为争取更多的选民，都不敢贸然削减社会福利计划。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今，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新的社会风险和问题，西方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和挑战。上世纪90年代末，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中明确提出，应当以‚积极的‛或‚主动的‛福利政策代替目前的传统的福利模式。他要求福利国家从观念到结构的更新：重新界定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改‚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型国家‛，从个人争取政府的保护，转变为个人求‚自主与自我发展‛，政府的功能应当从提供经济援助改变为进行人力投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要全面调整。他明确提出了社会投资福利战略和积极福利制度、福利社会等概念，提出培育一个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彼此协调负责、积极互动、充满创新和活力的公民社会。而在国家、企业、个人这三者的关系中，培养和提升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和生存技能是新政策中至关重要的部分。

综上所述，西方国家福利模式经历了从剩余型、制度型到发展型的变迁，在这过程中，西方国家总是在寻求一种适应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福利模式。总结其发展的过程，对于我国社会福利政策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国外关于社会福利的研究起步很早，研究领域也很广泛，从古希腊时代一直到近代，社会福利的思想一直在不断更新与发展，与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关系的变更、社会意识的发展息息相关。

二、（三）国内研究现状

1、对社会福利制度历史发展过程的研究

我国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是指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福利制度。它呈现出一种制度性供给与补缺型福利并存的二元格局。这种福利模式是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在城市，社会福利属于制度化再分配型福利，是保障程度和福利水平很高的国家福利模式。这种模式与充分就业的就业制度紧密相联。绝大多数城市居民通过自己就业的单位得到全面而优厚的社会福利待遇。在农村，我国的社会福利是典型的补缺型的集体福利模式。国家基本上不对农村的社会福利承担责任，而是由农村的集体组织（如人民公社、生产队等）承担有限的责任，即对农村的孤老残幼等‚三无‛人员实行‚五保‛供养。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包揽、高水平的城市福利与项目残缺、救济型的农村福利相互分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人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为适应社会经济结构的日益改变，社会福利制度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走上了改革之路。在实践中表现为原有的以社会救济为特征、政府包办、只面向‚三无‛对象和‚五保户‛的模式向政府负责社会福利费用、全社会兴办社会福利、面向社会上有需求的所有公民、福利机构市场化经营的新型社会福利模式转变。这个过程国有社会福利机构的改革发端，然后开展面向社会全体公民的社区服务，之后逐步形成一套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思路。

比较中外之间的社会福利制度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追求的目标，从开始的解困济贫、缓解社会危机到现在的提高社会成员生活质量，保证每个人能够体面的生活，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均是在政府的干预下，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分配失衡问题，缓解社会矛盾，使每个社会成员均能非因自身原因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因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作为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被喻为社会的‚稳定器‛，经济运行的‚减震器‛和实现社会公平的‚调节器‛。而我国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主要是为改善职工生活质量，从而提高工作效率服务，带有浓厚的‚单位色彩‛，功能单一，其社会性较弱。当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后，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在救济弱者，维护社会公正方面，显得比较软弱。直到最近几年，国家加快了制度改革与建设的步伐。

2、社会福利制度存在的问题 然而在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函待解决的问题。针对我国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成保良指出如下六点：

1、社会化程度低，待遇水平存在较大差别。

2、社会福利的覆盖面小，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3、国家、集体包办社会福利事业，社会动员不足，且行业组织缺失造成效率的低下。

4、社会特殊福利资金投入不足，福利方面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5、国有企业负担加重，福利基金严重不足。

6、立法建设上的不足影响社会福利进程①。

① 成保良，《社会保障概论》，第237—239页

3、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方向。

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任重而道远。对此，郑功成提出：

1、重视社会福利的法制建设。

2、采取多种措施扩大福利资金的来源。资金短缺是困扰中国社会福利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扩充福利资金的来源应当成为发展福利事业的主要努力方向。

3、推进福利社会化，它包括：一是官办福利设施应当面向社会而不能再局限于孤老残幼（尽管其面向社会的前提是确保孤老残幼享受到相应的福利待遇）；二是通过对企业或用人单位举办的福利设施的剥离，使托幼机构、老年保键服务、职工疗养院等社会福利设施社会化；三是发挥数以十万计的社团机构的作用，鼓励社会公益事业组织的建没与发展，使之成为主要的、社会化的福利实施机构；四是引导并扶持社区服务，使社区服务网络化、普遍化；

4、调整福利项目的地位，以旧补新，促进发展；

5、建立统一的管理与监督机构①。

在今年中国人均GDP达到22698元后，对于如何规划社会发展，王振耀（2010）提出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1、中国急需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福利制度。我国长期被低经济水平发展所限制，已经形成了一种低水平的社会政策理念，实际上这是新发展水平条件下的僵化状态。我国的当务之急就是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福利制度。

2、要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福利体系，当务之急是需要准确定义民生问题。

3、建立与中等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福利制度需要工作方式转型。学会以处理社会问题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以解决政治问题的方式来处理社会问题②。

窦玉沛（2006）指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制度必须从实际出发，确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1、逐步拓展社会福利保障范围推进社会福利制度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

2、坚持家庭、社区和福利机构相结合，进一步健全社会福利服务体系；

3、坚持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进一步完善促进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保障机制；

4、坚持法制化、标准化、专业化相结合，提升中国社会福利事业发展水平③。

（四）医疗保障制度的研究

1、对医疗保障制度概念的研究

医疗保障制度(Medical Security Scheme)是指国家和社会团体对劳动者或公民因疾病或其他自然事件(如生育、伤残等)造成的收入损失和发生的医疗费用给予经济补偿而实施的各种制度的统称。医疗保障制度可以有几种基本的实现方式，如采取医疗救助的形式、医疗保险的形式或免费医疗等方式，因此，医疗保障制度在各国可以有不同的制度模式和组织形式。

2、对医疗保障制度发展过程的研究

研究各国包括医疗保障制度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历史，离不开对同一时期经济学理论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的研究，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各国不同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产生和发展的原由，而且对今后的制度建设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英国政府为了维护其阶级统治和社会稳定，在1601年颁布了《济贫法》（旧济贫法），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对社会救助做出的制度安排。济贫法制度规定了对贫困人群的救济政策，其中包括对患病者和身体不健全者提供救济和医疗服务。这部济贫法成为现代医疗保障的最早的制度法规。1883年，德国颁布了全世界 ①② 郑功成，论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未来发展，社会保障，理论版，第7 页。

王振耀，加强社会发展规划 建立适当的社会福利制度，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16页。③ 窦玉沛，中国社会福利的改革与发展，社会福利，2006年第10期，第4页。第一个医疗保障法律《企业工人疾病保险法》，标志着用社会保险的机制实现医疗保障的一种新制度的诞生，使德国成为最早建立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国家。

西方的福利经济学及其社保政策对医疗保障制度产生了很大影响。1920年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一书的出版是福利经济学产生的标志。庇古把福利经济学的对象界定在对增进世界或一个国家经济福利的研究。1929-1933年西方世界经济危机以后，产生了新福利经济学，尽管新旧福利经济学在理论上有很大不同，但是作为福利主义的出发点和关切点是相通的，那就是关注公平和效率以及社会福利的实现。1941年，英国政府委托曾任劳工介绍所所长和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的贝弗里奇教授制定战后实行社会保障的计划，并于1942年底发表题为《社会保障及有关的服务》的报告，即‚贝弗里奇报告‛。这标志着在福利经济学主张下福利国家的建立。福利国家是指企业生产物质产品，而政府则提供越来越多的旨在提高文明和文化水准所必不可少的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包括社会保障、公共卫生保健、住房、文化教育等内容）的国家。按照贝弗里奇的设计，英国政府于1946-1948年间通过并实施了一整套社会保障法规，如：家庭补助法、国民卫生保健服务法、工伤保险法、国民救助法、等社会保障法规。其中，国民卫生保健服务法全面贯彻了贝弗里奇报告的基本原则，实施了为全体国民提供的、由政府直接举办的、保障项目齐全的医疗保障制度，是比较典型的福利经济学的政策体现。

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该著作主要是为了寻找资本主义大萧条的原因及其救治措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需求管理为基础，提出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从根本上论证了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虽然凯恩斯本人没有直接提出社会保障的思想，但其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却开拓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即社会保障制度对市场经济的均衡效应。西方国家不仅在建立社会保障体制时运用凯恩斯理论，在加强政府对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公共事业的干预时，也将该理论作为实践的基础，由此可见，尽管不是专门的社会保障理论，但凯恩斯理论在对推动建立医疗保障制度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战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中‚滞胀‛问题的出现，西方社会保障虽然仍以公平与效率为其理论核心，但更关注经济效率。医疗服务中的效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医疗费用的有效控制；二是医疗服务的质量。作为新自由主义理论影响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典型案例，在医疗保障方面当推美国的医疗保障制度。美国的医疗保障基本上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原则，由市场来运作的，而政府仅仅是承担了有限的责任，对老人和穷人进行医疗照顾和救助。换言之，只有无法通过市场解决的政府才介入。新自由主义对医疗保障体系建立的影响表现在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多层次的医疗保障制度。主要表现在两个部分：一是由政府承诺满足的基础性社会保障；另一个是由多元主体提供，自主选择参与的社会合作制度。

纵观西方医疗发展制度建立和发展的历史，无论是从17世纪初英国实施《济贫法》算起，还是从19世纪末德国建立医疗保险制度算起，发达国家的医疗保障制度都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时期。研究其中的发展和演变可以看出，几乎所有国家的医疗保障都是从最初的仅仅涉及贫困人群的医疗救助制度和少数产业工人的医疗保险制度等，逐步发展到针对各类不同人群以及不同需求的各种不同制度的组合，即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

3、对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研究

对于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问题，顾昕（2006）认为，就医疗体制改革问题，政府最大职责之一应该是推动建立一个普遍覆盖的医疗保障体系，也就是‚全民医疗保障‛。全民医疗社会保险正是医治‚看病贵‛、‚看病难‛的妙药，建立一个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是社会发展与和谐一个标志。他认为，我国医疗费用负担不公平，低收入人群医疗可及性下降，医疗服务水平改善幅度有限。政府有责任推进全民医疗保险，在基本的制度构架上只有选择强制性的医疗保险。政府要推动全民医保，在基本的制度架构上，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公费医疗模式，即政府直接从国家税收中为民众的医疗服务买单；二是实行强制性医疗保险，也就是社会医疗保险，让民众个人、工作单位和政府都出一点钱，共同分担医疗费用。在世界上，凡是实现全民医保的国家，要么实行公费医疗制，要么实行社会保险制①。

盖伊〃卡琳（2005）认为，实现医疗保险的全面覆盖与普及，使某个共同体或国家中的所有成员分担风险是个值得称赞的目标。而要使某一关键医疗政策目标更为公平，必须有更多的公众愿意参与到医疗服务富人速效和组织中来。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医疗保险的全面覆盖存在困难主要是由于在金融团结程度、医疗服务提供难题和管理能力欠缺等方面缺乏探讨与共识。

何佳颐（2008）认为‚全民医保‛意义重大。全民医保也是使用或应用现代金融的手段，是一个保险，而不是全福利性的，可以通过灵活有效的制度安排，调动社会所有资源。只有政府的参与、政府的作为是远不够的，医疗保险这个手段赋权给了每个国民，每个国民都能够参与这个过程，而国民的参与、国民的赋权是任何一个社会走向致富、走向地位公平、走向更为发展的一个非常必要的制度改革。他认为，强行的价格管理只会使总量越来越严重，价格管理对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提高效率配臵资源是没有好处的，从短期看不能解决总量，从长期看更是灾难性的问题。回归公益性跟社会资金、民营资本参与不仅不冲突，而且应该是协调的，并不是说公益性就不需要资本进入②。

4、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研究

福利经济学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产生过较大影响。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指出，为了保证‚最大社会福利‛，国家必须干预社会生活，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不仅在分配领域通过征税消除财富不均，实行免费医疗、老年抚恤金、失业救济等‚合理健全的社会政策‛，还要在生产领域通过对一些企业的直接管制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调和，使‚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老人，儿童学生及其他非从业者由于自身经济条件差或者无经济能力，无力参加医疗保障，一旦患病即使去经济来源，又会增加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会失去劳动力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导致贫富分化。因此，政府必须通过干预，增加公共开支，发展社会福利事业，推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以此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推动经济发展③。

在社会价值取向的转变上，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影响着社会医疗保④险制度。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的价值观念是‚平均主义‛，所以近于免费的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是主要的医保形式。但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观念深入人心，所以过去的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转变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①② 顾昕，走向全民医保，南方周末，2006年2月16日。

何佳颐，医改将回归公益性专家解读“全民医保”，中国医药指南，2008年5月。③ 霍布森，财富的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④ 肖寓桐，城镇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研究，新疆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5、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研究 王俊华（2006）认为应该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划定为是介于社会救助与社会保险之间的非盈利的、以自助共济为目的、政府主持和农民自愿参加并共同筹资基金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这个前提下，进一步明确新制度中政府、集体、个人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和确定制度运行机制、选择实施模式才会比较准确、有说服力和具有可操作性、可持续性。目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具有成效、受农民欢迎的制度,应当加以巩固和完善，但由于存在制度缺陷，对有条件的东部地区农村应当允许开展多种模式的农民健康保障模式试点，并鼓励探索逐步向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转变的路径①。

林闽钢（2006）提出建议，要实行强制性合作医疗制度，控制逆向选择，来保障合作医疗基金的筹集，使合作医疗可持续发展。新型合作医疗已经具有社会医疗保险的特征，但农民参加新型合作医疗还是采用自愿的方式，所以，实行强制性合作医疗制度应是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治理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筹资的标准可以设计出多套方案，相应的待遇也不一样，供农民选择。在保障对象上，可以是一户，或是一个自然村等等②。

综上所述，国外对社会福利制度的研究时间早，范围广，影响深远。从多个流派、观点对社会福利进行了阐释。国外的社会福利理论主要是围绕国家参与、公平与效率、社会发展与稳定等主题来进行研究和实践的。而国内，由于在社会福利的概念上与西方产生了分歧，因而在实际的运用中也与西方的理论所述和实践经验有所偏离。并且，在不断寻求改革的医疗保险制度也因为历史、体制等原因迟迟不能进入改革的正轨。因此，需要社会福利等理论给予进一步的观点支撑。不论是社会福利制度还是隶属于其中的医疗保险制度，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让大众享有最基本的福利保障，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地得到社会的保障和回报，共享人类社会发展的成果。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真正使我们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做到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统筹城乡，保证基本，灵活适度。

已搜集的文献资料存在以下特点：

1、社会福利理论的国外资料研究时间长，研究角度多，提供了许多切入点。

2、在大量文献之中，关于医疗制度改革的方法研究更多的集中在经济学角度，给从社会学出发进行研究提供了空间。并且可以结合社会福利的理论，进行各个国家、地区医疗保障制度的比较研究。

3、针对我们要研究的社会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方面，社会福利理论中的相关研究较少，更多的是挂靠在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下，而并没有结合我们国家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的特殊关系进行相关改变。因此，可将社会福利的特点结合我国医疗制度改革的现状和发展来进行进一步的理论挖掘。

存在问题：社会福利理论的资料内容十分庞杂，范围十分广泛。而我阅读和整理材料的时间较短，格式也不规整，尤其是国外研究的部分，主要是一些整合过的资料，不够全面。请王老师多多批评指正。我随后立即修改。

晋升激励与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第3篇

关键词：晋升激励；经济增长；增长代价

对于理性人，William Easterly（2005）指出，合适的激励对经济增长有重要推动作用。理性人对激励产生趋于激励目标的行为。可以把经济增长看成最主要的激励目标，但背后要通过设计什么激励机制来引导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呢？地方政府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无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问题的关键是，是什么激励着地方政府？

第一、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对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解释，也可以解读增长的副作用，例如贫富差距、房地产市场繁荣等，但理论也有其缺陷。从财权分权这个角度看，我国地区间长期的地方保护主义就变得很难以理解：为什么国家之间可以通过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达成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而同在一国之内的各地区却一直不能达成类似的协定?

一、晋升激励对经济增长的解读

经济分权还不能够解释地方政府受到的全部激励，后来有学者提出了“官员晋升的锦标竞赛理论”(Edin, 2003; Tsui and Wang, 2004; Li and Zhou, 2005)。该理论认为，中国集权型政治体系倾向于依据地方经济发展绩效，尤其是GDP增长率来对地方政府官员设立激励目标。从1980年代开始，地方官员之间围绕GDP增长而进行的晋升锦标赛模式是理解政府激励与增长的关键线索之一。晋升锦标赛由上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推行和实施，行政和人事方面的集权是其实施的基本前提之一，而晋升锦标赛本身可以将关心仕途的地方政府官员置于强力的激励之下，因此晋升锦标赛是将行政权力集中与强激励兼容在一起的一种治理政府官员的模式，它的運行不依赖于政治体制的巨大变化。基础设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王世磊、张军构造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层级的政治激励模型，论证了地方政府在晋升激励下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但这还依赖于绩效评估的方法。

从政府官员的晋升激励角度研究中国经济增长，该观点认为，虽然财税激励无疑构成地方政府行为的一个重要动力，但作为处于行政金字塔之中的政府官员，除了关心地方的财政收入之外，自然也关心其在“官场”升迁的机遇，而这种激励在现实中可能更为重要的。通过利用中国1979年至1995年间省委书记、省长的更替数据，Li and Zhou（2005）发现省级官员的升迁概率与省区GDP的增长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中央在考核地方官员的绩效时理性地运用相对绩效评估的方法来减少绩效考核的误差，以增加其可能的激励效果。

“官员晋升的锦标竞赛理论”的成立要解决一系列的前提条件，如“参加锦标赛的政府官员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控制和影响最终考核的绩效”，“存在一种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角度看都可衡量的、客观的竞赛指标”（周黎安，2005）。然而，陶然、陆曦等（2009）对上述两个前提条件提出怀疑，认为省级官员并非地方竞争主体，他们无法直接控制经济增长；而且各地资源禀赋各异，使用经济增长率作为政治提拔主要考察指标可能不合理。其次，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早就注意到中国政治体系中个体官员所拥有的政治网络强度对其提拔所起到的关键作用(Nathan，1973; Shih，2006)，官员可以通过人脉关系而比经济增长政绩更好的其他官员更容易获得升迁，或者通过人脉关系先去更容易出政绩的地方就职而获得升迁。另外，基于对上级政府收入集中担忧的考虑，一些富裕省份的关于会故意低报GDP增长率。泛实地调查表明,即使在省以下也并非所有地方都采用了严格的政绩考核。再者，Tsui和Wang(2004)指出，这种相对正式的政绩考核体系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才首先出现在河南，19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逐渐正式化并在较大范围内被效仿，而且主要在市、县以下级别的政府施行。而Li and Zhou（2005）使用的是从1979年至1995年间的省级GDP增长数据来验证其理论。可见，晋升激励理论的解释力也存在问题。

二、晋升激励与经济增长代价

按照晋升锦标赛模式治理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辖区居民的偏好显示，从而以GDP增长率来代替居民的偏好。唯GDP政绩观，使地方官员对不在考核范围内或不容易测量的后果不重视，如以环境为代价获取短期经济增长，大搞形象工程，对教育投资不足，捏造统计数据等。

除上述问题外，“晋升锦标赛还是得政府官员同时在经济和政治上竞争，经济竞争由于受到以零和博弈为特征的行政竞争的支配而出现了资源配置扭曲的现象，如中国区域发展中的政府非合作化倾向，包括我国长期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一个官员的晋升直接降低另一个官员的晋升机会，这使得同时处于政治和经济双重竞争的地方官员之间的合作空间非常狭小，而竞争空间非常巨大，造成具有竞争关系的官员相互拆台的恶性竞争。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地区割裂和“诸侯经济”会阻碍国内市场的整合过程。（严冀、陆铭，2003）地方政府这种割裂市场的行为，必然会对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造成损失。

三、经济增长的挑战

无论是财政分权激励，还是晋升激励，它们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持续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尤其是晋升激励理论。但是，经济增长这光鲜表面的背后，孕育着巨大的社会代价。或许任何机制措施都有正负方面的影响，我们只能择优而行，但是随着时代的推进，正负影响的对比消长也会发生变化，原来择优选择的激励机制就必然要改变，否则，日益增长的社会成本，会吞噬掉此前获取的改革成果。

参考文献：

[1]王永钦,张晏.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基于经济学文献的分析[J].世界经济,2006,(4).

[2]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记录与合作[J].经济研究,2004,(7).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文献综述 第4篇

在经济发展进程中, 金融与经济发展二者关系的研究探讨始终未曾远离人们的视线。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扮演的角色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

熊彼特1912年曾在他的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详细论述了影响经济增长的一系列因素, 并认为金融机构提供资金对推进技术的进步, 进而影响经济的增长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正是如此, 人们认为熊彼特是比较早关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的经济学家之一。

在当今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里, 可以说, 金融已拥有了现代经济的核心地位!对于金融在经济增长中重要作用的认识也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对比金融与经济增长二者相关关系的研究成果, 争议较多, 但可归纳为以下几种不同意见:

一、无关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这种金融与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的观点也被称为需求导向, 赞成这一理论的研究人员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金融的发展只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被动反应。金融发展的这种反应可以解释为, 经济主体伴随经济增长而对金融服务产生的需求。早期的研究如Joan Robinson (1952) , 莱文 (1993) , 帕特里克 (1966) , Robert Lucas和Stem (1989) 等[1]。

Joan Robinson (1952) 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它只是被动地随着经济的发展发展。Khan和Senhadji (2003) 通过对比一些银行的发展指标数据和经济数据后发现, 银行的发展指标对经济增长起的作用简直可以忽略不计[2]。

国内研究方面, 谈儒勇通过研究中国的股票市场和经济数据后发现, 中国的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不明显的负相关。孟猛也认为金融深化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不会对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 而经济的增长对货币化程度的起促进作用, 但其对非金融机构能够取得的贷款量几乎没有影响。赵玉龙和庞晓波也做过类似的研究工作。他们通过对动态数据的发掘, 得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在我国的因果性关系比较弱, 这说明我国金融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 因而我国的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可以通过完善金融相关服务, 提升金融的效率方面获得[3]。

韩延春 (2001) 通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 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的增长基本没有太大作用, 而他认为经济增长的最为重要的因素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

二、促进论: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经济的增长

这一类相关的文献著作比较多。熊彼特提出了别具特色的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有赖于金融的相关因素结合产业资本。指出银行的信用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是金融活动的主要形式, 1969年,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Raymond W.Goldsmith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这一著作中, 首次将金融发展以及经济增长进行了比较, 开创性地提出了一套指标用于衡量一国的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并对35个国家1860～1961年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 得出了“在大部分国家中, 假如对最近数十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考察, 不难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大致平行的。”这一结论。

King和Levine (1993) 对80个国家1960～1989年间相关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表明,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不仅有联系, 而且有很强的相关关系。他们认为由于社会中存在着信息成本以及交易成本, 这些因素的存在推动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产生和发展, 金融体系通过自身的中介桥梁作用, 发挥了强大的功能, 促进经济社会的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 从而使得经济得到增长[4]。

在国内, 对于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实证层面,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谈儒勇 (1999) , 他采用1993～1998年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相关的季度经济数据, 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线形回归分析, 检验结果证明我国金融中介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呈现较为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米建国和李建伟检验了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金融抑制以及金融深化问题, 他们的实证分析研究表明, 无论是金融抑制还是金融过度都会损害经济的增长, 而实现经济最优增长的前提是金融的适度发展[5]。

丁晓松通过单位根和协整检验考察了1986～2002年间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间的关系。他的研究分析表明, 金融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着比较积极的作用, 但是, 经济增长对于金融发展而言没有太大的促进作用[6]。

运用产出增长率模型, 赵振全和薛丰慧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对我国金融发展之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揭示, 我国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作用不明显, 而对信贷市场的作用则较大[7]。

三、抑制论:金融发展抑制经济增长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为正相关关系这一观点被大部分的研究学者所认同, 但是, 仍然有部分学者对此种观点提出异议, 在他们看来, 金融的发展将会对经济的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Van Wijnbergen (1983) 和Buffie (1984) 等人认为有限的金融信贷额度会因为金融体系的发展而使得国内厂商可得的份额减少。即社会投资和生产率会因为金融中介与国内厂商之间的竞争而降低[8]。

Diamond (1983) 、Krugman (1998) 等人认为: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由于供求的弹性较低并且经济结构上的刚性, 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其供给以及相应需求的不足, 这在资本市场上表现尤为突出;而市场供给及相应需求的不足又使得与之相对应的价格参数不能行之有效地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要求。按此循环, 必然会使得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形成相互阻碍的关系[9]。

也有一些学者分析提出, 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其分担风险的能力大为增强, 如此一来必然会使得用于预防风险的储蓄相对减少, 储蓄率的降低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可以推导得出经济增长延迟的结论。

四、互为因果关系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

20世纪70年代以前, 基于对新古典经济学中有关贷款利率是2013年第6期中旬刊 (总第519期) 时代Times资本成本这一观点的认识, 人们普遍认为比较低的贷款利率有利于促进投资的增加和经济的增长。但是McKinnon和Shaw提出金融抑制论却对此持不同观点:政府对金融活动的过度强制干预, 而受到政府压制的金融又会反过来阻碍经济的成长和发展。

Mckinnon (1973) 和Shaw (1973) 基于这一观点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 从中分析了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金融抑制”现象作为考察重点。Mckinnon和Shaw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金融约束行为和金融压抑现象。

Mckinnon的金融抑制论理论认为:对于经济发展而言金融变量与金融制度并非中性因素, 它不仅能起到促进作用同样也能起到阻滞作用, 关键因素在于政府决策部门的选择。Shaw提出了金融深化的概念:即金融资产的积累速度快于非金融资产的积累速度。他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可以从金融领域入手进行经济改革, 金融市场应该减少人为的因素干预[10]。

在国内, 陈军和王亚杰通过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分析, 同时深入研究了两者之间的作用机理, 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进行检验, 结果发现我国现阶段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双向的因果关系[11]。

康继军, 张宗益, 傅蕴英通过对比东亚三国:中、日、韩的经验发现, 实证中从长期因果关系上来看, 日本GDP的增长中有金融中介发展和股市发展的带动因素, 检验结果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这一假说提供了支持;韩国的GDP增长与股市发展不仅促进了金融中介的发展, 而且, 股市的发展也从GDP增长和金融中介的发展中受益, 韩国的检验结果对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持;对中国的检验发现结果异于日、韩, 在长期中, 可以得出GDP增长和金融中介的发展对股市发展起带动作用这一结论, 反过来, 也能得出金融中介和股市的发展对GDP的增长起促进作用的结论, 然而, 这种关系只在长期中存在, 在短期内并不存在, 但是, 这个结果揭示了长期均衡中的状态[12]。

五、小结

各个不同的国家, 经济发展的阶段差异巨大, 且制度背景各异, 研究手段的差别会使得研究得出结论会差异巨大。本文通过研究国内外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的研究资料, 大体上反映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与现状。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的深化, 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二者的关系也会愈发复杂, 对这一领域的探讨研究也会不断完善。

实证研究方面, 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还处于发展的阶段, 目前为止尚且没有哪一种计量方法可以在实证上做出对错判断。这主要是因为:

1.“金融”这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很难也没有人能够做出一个较金融inanceNO.6, 2013 (CumulativetyNO.519) 为完整而且准确的定义, 在经济和金融创新日益发展的大背景下, 金融也处于剧烈的发展变化当中。因此, 影响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键因素也较难确定, 建立于历史研究数据的可靠性和由此做出的分析结果的有效性也就值得推敲。

2. 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中除了金融发展这一因子以外还有其他众

多的因子, 并且, 从经济史的角度来考察, 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二者之间是相互影响, 互为因果的, 这也使得我们很难以去否定其中的某一种假设。

总而言之,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的研究是永无止境的, 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证考究都还路途漫漫。只有不断地完善理论研究体系, 补充其中的不足, 进而指导实践, 从实践中发现并解决问题, 才能使理论和实践得到进步和发展。

摘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问题一直是研究学者们的关注焦点之一, 而对于二者关系的认识国内外经济学界的争论较大, 论文数量众多。本文通过研究和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的文献资料, 对国内外观点进行归纳总结, 综述过程中笔者做出适当的评论。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综述

参考文献

[1]朴松花.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 2009 (21) :23～30.

[2]蒋茂玲, 蒋晓洪.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国外研究综述;中国经贸导刊;2009, 06.

[3]张旭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近期国内文献综述, 嘉兴学院学报, 2007.1;19 (1) .

[4]李刚.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综述.生产力研究, 2005, 10.

[5]米建国, 李建伟.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思考与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 2002 (4) :23～30.

[6]丁晓松.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分析[J].统计与决策, 2005 (1) :64～65.

[7]赵振全, 薛丰慧.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 2004 (8) :94～99.

[8]李芸, 谭中明, 杨慧文, 张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关系的文献综述, 金融经济.

[9]王圣达.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 2009 (10) :5-22.

[10]朴松花.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 2009 (21) .

[11]陈军, 王亚杰.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研究[J].中国软科学, 2002 (8) :48～51.

循环经济文献综述论文 第5篇

学院：管理科学学院专业：工

姓名：商管 理

学号：

成都理工大学

2014年5月

循环经济的文献综述

摘要: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和谐社会,发展循环经济是一条极其重要的途径和有效措施。为把握中外有关循环经济的研究动态,本文对其历史由来、理论发展、基本概念、主要理论与观点,以及实践进展等问题进行了归纳与总结。

关键词: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学

一、循环经济的发展概况及其概念

1、发展概况

在我国，循环经济这一概念的引入和兴起只有几年的时间，目前还处于概念的导入——学习——实践这么一个逐步发展的阶段。目前，我国的循环经济实践还处于试验、示范的初级阶段，普及范围小、深度不够、质量不高。循环经济从当初引起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发展到当前国家领导层非常重视和反复强调。但对其动态、趋势、研究还不够，各级政府对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问题虽然经常提及，在生产、生活等各方面也进行过有效的尝试，但是尚未形成决策层、学术界、企业界的共识和互动的大环境。

我国第一部循环经济领域的地方法规《贵阳市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条例》已被贵阳市人大常委会正式颁布，并于2004年11月1 日起施行。这一条例的颁布和施行，有利于规范政府、企业、公众等在推进循环经济中的行为，为贵阳市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建设提供法制保障。贵阳循环经济法规的出台，说明这一世界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的新模式，开始在我国推行。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一定的社会体制的支持，中国当前的社会发展体制严重落后于循环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循环经济发展的先行国家相比，体制滞后成为中国发展循环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这突出的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政府推动体制不齐。由于主体利益的不同，在发展循环经济这个大战略上，中央政府的态度是积极的、明确的，而地方政府的态度则是比较迟缓或者消极。譬如，环保部门比较积极，比较努力，而经济部门则比较消极，比较松懈。所以，尽管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循环经济，但循环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效却较低，循环经济仍然是国民经济的一个薄弱环节。其次，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力机制亟待加强。一是企业内在动力缺失，缺乏对循环经济的认同感和责任感；二是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技术力量薄弱，缺乏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三是企业经济实力不强，缺乏发展循环经济的资金投入。再次，社会宣传、动员机制不够，民众参与低下。一方面，由于宣传不够和信息的不对称性，民众不容易获得循环经济的信息资源，这就很容易造成一般社会成员对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绿色消费观念和环境保护意识，社会参与意识薄弱。另一方面，中国目前缺乏大量的群众性的环保组织，造成中间环节的缺失，单纯依靠政府的推动在某些情况下很难取得预期效果。

目前，我国还没有全面、综合调整循环经济的专门法律。现行的《环境保护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零散且抽象，缺乏系统的解决机制。据2004年6月4日《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在国务院新闻办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国正在酝酿《循环经济法》。可见，严格意义上的循环经济法在我国还处于萌芽状态。因此，要搞好我国循环经济立法工作，有必要采取专门立法和完善现有立法相结合的方法加以解决。

虽然我国在循环经济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我们不置可否的是我国在循环经济方面的发展相比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仍然是落后的，即使是对于我们的邻国日本也相去甚远。从德日发展循环经济的历程可以看出我们不仅在循环经济方面的做法来源于德日模式，甚至连循环经济发展历程也是极其的相似。虽然我国与德日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不一样，相比德国和日本我国所追求的直接目标不同，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日本在当年经济飞速发展时期所遇到的环境污染与难题与如今正在崛起的中国所遇到和思考的问题是多么的相似，甚至有人说如今腾飞的东方巨龙身上有着当年日本崛起的影子。如今的石油危机，油价飞涨；如今的人民币升值，势不可挡；如今的房地产泡沫，急速膨胀，甚至连上海世博的主题也都和日本当年的大阪世博会如此相像。今日的中国经济不能说完全是日本的copy，可是在循环经济方面可以说从我们身上可以看见日本当年的缩影。我国人均GDP（美元）的日益增加势必增加人均废弃物的排出量（g/d），这一点我们无法改变，历史也无法逆转。

2、概念

循环经济就是在物质的循环、再生、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是一种建立在资源回收和循环再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原则是资源使用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再循环。其生产的基本特征是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目标，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梯次使用为特征，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方式运行的经济模式。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其目的是通过资源高效和循环利用，实现污染的低排放甚至零排放，保护环境，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是把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融为一体的经

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

所谓循环经济，即在经济发展中，实现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使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谐循环，维护自然生态平衡，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

二、可持续发展

1、概念

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称为可持续发展。它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既有联系，又不等同。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但要求在严格控制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和保护环境、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下进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人是可持续发展的中心体；可持续长久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

人类在向自然界索取、创造富裕生活的同时，不能以牺牲人类自身生存环境作为代价。为了人类自身，为了子孙后代的生存，通过许许多多的曲折和磨难，人类终于从环境与发展相对立的观念中醒悟过来，认识到两者协调统一的可能性、终于认识到“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必须爱护地球，共同关心和解决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并开创了一条人类通向未来的新的发展之路——可持续发展之路。

2、存在的问题

可持续发展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有：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与发展问题。简称PRED问题。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是：人类应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不损害他人和后代利益的前提下追求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保证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地区、个人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保证我们的子孙后代同样拥有发展的条件和机会。它的要求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认识到对自然、社会和子孙后代的应负的责任，并有与之相应相应的道德水准。

60年代末，人类开始关注环境问题，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提出了“人类环境”的概念，并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成立了环境规划署。1987年4月27日，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确定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人类在与自然界进行漫长斗争的时候，虽然取得

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然而，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992年6月3日至14日，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是官方对可持续发展讨论的一个高峰。大会通过了《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以及《二十一世纪议程》。到了今天，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越来越频繁，环境与生态的危机也越来越强烈和深刻了。

3、合理使用各种资源

为了可持续发展，人类必须依照下列原则来使用各种自然资源：

（1）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需要（粮食、衣服、住房、就业等）和给全体人民机会，以满足他们要求较好生活的愿望；

（2）人口发展要与生态系统变化着的生产潜力相协调；

（3）像森林和鱼类这样的可再生资源，其利用率必须在再生和自然增长的限度内，使其不会耗竭；

（4）像矿物燃料和矿物这样不可再生资源，其消耗的速率应考虑资源的有限性，以确保在得到可接受的替代物之前，资源不会枯竭；

（5）不应当危害支持地球生命的自然系统，如大气、水、土壤和生物，要把对大气质量、水和其他自然因素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小程度；

（6）物种的丧失会大大地限制后代人的选择机会，所以可持续发展要求保护好物种。环境与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它们相互依存，密切相关。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已成为当代环境与发展关系中的主导潮流，作为一种新的观念和发展道路被人们广泛接受。

三、生态学

1、概念

1869年首次提出的。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有两个方面的关系，其一为生物之间的关系，其二为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简洁地表述为：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

生物的生存、活动、繁殖需要一定的空间、物质与能量。生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对周围环境某些物理条件和化学成分，如空气、光照、水分、热量和无机盐类等的特殊需要。各种生物所需要的物质、能量以及它们所适应的理化条件是不同的，这种特性称为物种的生态特性。

任何生物的生存都不是孤立的：同种个体之间有互助有竞争；植物、动物、微生物之间也存在复杂的相生相克关系人类为满足自身的需要，不断改造环境，环境反过来又影响人类。

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与多样化，人类与环境的关系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近代生态

学研究的范围，除生物个体、种群和生物群落外，已扩大到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多种类型生态系统的复合系统。人类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等几大问题都是生态学的研究内容。

2、生态环境的问题

生态环境问题是指由由于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导致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严重失调，从而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现象。生态环境问题表现比较突出的有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森林和草地资源减少，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根本上就是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核心思想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构成危害；基本内容是强调人类的发展权利、环境权利与保护环境义务的统一，当代人及后代人发展机会相平等。具体实施：第一，在污染控制战略上，由以往的“末端控制”向“源头控制”转移，推行清洁生产；第二，把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作为环境保护相互联系的组成部分，坚持污染防治与自然保护并重的原则，改变以往重污染防治轻自然保护的做法；第三，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符合生态规律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协调人类同环境的关系，改变以往片面追求经济优先或环境优先的做法。一个国家摆脱贫困落后状态，走向经济和社会生活现代化的过程即称为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更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素质的提高。所以，经济发展涉及的内容超过了单纯的经济增长，比经济增长更为广泛。

四、结论

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二者缺一不可。经济的发展要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基础，只有绿色的可持续的发展才是长远的、健康的，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而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也要顾及到经济的发展，我们不能停滞不前，要发展经济才能使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只有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绿色经济,进行绿色开发,变掠夺式经济发展模式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所在。

五、参考文献

经济增长理论文献综述 第6篇

摘要：本文从人口老龄化的劳动力市场效应、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储蓄率效应、劳动生产力效应等方面梳理了近年来国外关于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通过梳理发现，由于模型设定、假设条件和参数值的大小不同，结论也大相径庭。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劳动力市场效应 人力资本积累效应 储蓄率效应 经济增长

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并延续至今的新增长理论，人口因素始终是一个相对而言获得较少重视的问题。毫无疑问，将人口老龄化引入经济增长分析意义重大。就研究成果来看，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几个途径的相互交织，主要包括老龄化的劳动力市场效应、人力资本投资效应、储蓄率效应、劳动生产率效应和资本市场效应等，但由于假设条件、模型设定等不同，结论也不同。

一、人口老龄化的劳动力市场效应研究

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同意这样的观点：人口老龄化直接减少了劳动力供给，使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力减少，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Cutler，Poterba & Sheiner发现在人口老龄化冲击下，美国劳动力供给在2010—2060年间将出现下降，投资率也将下降3%—4%，但劳动力供给减少并不一定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因为老龄化在发生时间和速度上的国际性差异引起的资本跨国流动将起到一定的抵消作用。

Borsch-Supan对人口老龄化的劳动力市场效应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Borsch-Supan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力平均年龄提高，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但劳动参与率会上升。他发现相比于劳动力供给对生产力的不利影响，年龄结构对生产力的负面效应似乎更小。同时，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可能会导致资本替代，单位工人的资本密集度提高，并且如果能在2030年实现向完全基金积累制转型，那么单位工人的资本密集度将更高，劳动生产率也将提高的更多。

Ilmakunnas & Maliranta、 Borsch -Supan、 Vodopivec & Arunatilake、Marchiori， Pierrard & Sneessens和Ludwig， Schelkle & Vogel等考虑了劳动力市场不完全性和工资刚性对人口老龄化经济效应的复杂影响。Ilmakunnas和Maliranta用工资刚性理论解释了年龄—工资的不对称性。他们认为由于延期付款合同、就业保护以及内部人—外部人力量的不均衡性导致老年人工资一般要高于其边际生产力。Borsch-Supan认为在老龄化冲击下，如果欧洲劳动力市场不能迅速调整，那么这种不完全性将放大老龄化的负面效应， 使欧洲就业趋势加速恶化， 不利于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Marchiori， Pierrard & Sneessens在研究人口结构变动与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时，考虑了劳动力市场不完全性的影响。他们认为由于存在巨大的就业调整成本，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会导致比在与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下规模更大的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宏观经济波动风险，不利于经济增长。Ludwig， Schelkle & Vogel认为在完全竞争经济中，人口老龄化会导致资本——劳动比率提高，资本报酬率降低，工资上涨，加剧代际福利分配的不公平性，但如果人力资本积累能内生调整，将有效降低不公平性发生的概率；另一方面，如果劳动力市场不完全，那么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调整将受到抑制，这就需要政府加大教育以及就业培训的支持力度，为人力资本积累提供外生激励。Blondal & Scarpetta发现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设计对老年人退休决策有很大影响：社会保障制度可能会促使老年人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1]。

二、人口老龄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研究

许多研究表明，在人口老龄化冲击下，人力资本的内生调整对经济增长非常重要。Bloom & Canning发现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会产生重大影响：平均寿命延长会提高储蓄率和资本存量，增加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抑制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2]。Ferguson指出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有长期效应。他认为由于医疗保健和教育投资的“溢出效应”以及储蓄率和资本存量的提高，寿命延长在短期内能促进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积累，但长期内储蓄率的下降会抑制人力资本积累，且教育投资私有化以及政府对医疗保健投资支持的下降会使人力资本积累加速恶化，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3]。

Fougère & Mérette以生命周期储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人力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效应。他们发现人口老龄化虽然降低了物质资本需求，但却提高了人力资本积累激励，使父母增加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这对经济增长有长期正向效应。Kemnitz & Wigger 以人力资本积累的外部性为切入点，认为设计恰当的现收现付养老制度能将人力资本积累的外溢性内生化，实现经济的帕累托改进和更高的增长速度。Zhang & Zhang在生育和人力资本内生增长模型中证明了，越是依赖于个人收入的现收现付养老制度越是能起到减少生育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相反，Docquier & Paddison在人力资本内生增长模型中证明了现收现付养老制度不利于经济增长。他们认为，现收现付养老制度使物质资本积累减少引起利率上升，未来工资收入现值下降，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增加，不利于经济增长。Thφgersen在一个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也证明了现收现付制的养老金制度不利于经济增长，而基金制能通过强化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Cerda在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和人口转变内生于现收现付养老制度的假设下，证明现收现付养老制度本身的不可持续性。值得一提的是，在引入老年人对政治决策的政治影响力时，Samadi & Esfahani et al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们认为随着老年人数量逐渐增多，老年人投票者与日俱增，这促使政府减少教育投资，降低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endprint

综上所述，将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引入考虑人口老龄化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以后，人口老龄化并不一定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相反会为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提供激励，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三、人口老龄化的储蓄率效应研究

一般认为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力供给减少，年轻人税收负担加重，储蓄率下降并导致资本积累减速，向老年人的转移支付增加，挤出公共投资，不利于经济增长。特别是Shimasawa和Hosoyama运用带有OLG结构的CGE模型研究了亚洲四国（中国、日本、新加坡、韩国）及台湾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他们指出，在人口老龄化冲击下，社会保障缴费率和工薪税率将不断提高，从而压低国民储蓄率，降低资本存量，但由于老龄化的劳动力短缺效应大于资本积累减速效应，导致资本密集度提高，资本收益率下降。Gonzalez-Eiras和Niepelt认为老龄化通过储蓄率、劳动力供给和资本密集度等直接效应以及税率变化、政府支出结构和退休年龄等间接效应影响经济增长[4]。在一个由资本积累和生产力进步驱动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他们认为，一方面，老龄化将使家庭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储蓄率，加速资本积累；另一方面，老年人政治力量提升，加强了老年人对公共投资的政治支持。然而Futagami & Nakajima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们在以生命周期储蓄理论为基础，并结合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一般均衡模型中研究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增长效应。他们认为人口老龄化通过四种效应影响经济增长：首先，随着寿命的延长，为退休积累的动机逐渐增强，从而家庭每期选择更少的消费；其次，储蓄率上升导致资本积累加速，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再次，加速的产出增长反过来又导致储蓄率的进一步上升；最后，退休老年人数量的增加又压低了储蓄率。与Auerbach & Kotlikoff、Shimasawa & Hosoyama等强调老龄化降低储蓄率不同，Ki Tang & Wong同时考虑了老龄化和寿命预期对储蓄率的影响，肯定了老龄化加剧会降低储蓄率的传统观点，但又认为寿命延长也可能会提高储蓄率，二者对私人储蓄率的净效应取决于其相对速度。

四、人口老龄化的劳动生产率效应研究

Skirbekk认为由于老年人劳动生产率较低，而老年劳动力越多，对经济增长率和财政可持续性越不利。同时，他发现加速的技术进步增强了学习以及工作方式动态调整的重要性，从而使工作经验的重要性边缘化。

Van Ours和Stoeldraijer研究了年龄结构、工资率和生产力的关系。他们认识到年龄结构的生产力效应很难判断：首先，年龄结构的生产力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能的运用方式、组织结构、工人之间的相互配合以及企业的技术水平；其次，由于企业用工环境的改变和经济主体行为特征的代际差异，技术进步减少了对体力劳动者的需求而增加了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再次，年龄结构的生产力效应内生于劳动力市场。Ilmakunnas & Maliranta指出了在老龄化冲击下，企业和政府最优选择的对立性：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使企业老年劳动力增多，生产力水平降低，此时解雇老年工人，重新雇佣年轻工人将有利可图；另一方面，在财政可持续和养老负担加重的双重压力下，政府延长了退休年龄，并努力提高老年工人的劳动参与率，从而增加了企业成本，降低了平均劳动生产率，不利于经济增长。Alders在内生增长年的OLG模型中考察了外生低生育率冲击、人力资本积累与折旧以及老年人就业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低生育率导致劳动力供给短缺，并通过“数量—质量替换效应”加速了人力资本积累，促进了技术进步，却导致老年人人力资本的退化，生产效率降低，从而失业率上升。

虽然大部分经济学家支持老年人生产率较低的观点，但Lundberg发现可能存在Horndal效应。基于此，Malmberg，Lindh & Halvarsson运用瑞典1985—1996年的企业面板数据对老年工人的生产力效应进行了全面分析。他们认为拥有众多老年工人的企业表现出的低生产力并不是由于老年工人生产力低引起的，而是因为这些企业的生产技术设备没有及时更新。同时，Malmberg等强调了老年工人和年轻工人相互影响对提升企业生产力的重要性。

最后，Backes-Gellner & Veen认为现有研究过分强调老龄化对个人生产力的负面冲击，而忽视了老龄化和年龄结构差异对企业组织生产力的影响。他们发现在年龄结构和工作类型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有效的年龄结构组合还能提升组织生产力水平，提高企业盈利能力。

综上所述，关于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文献汗牛充栋，已经形成了研究人口老龄化的基本框架。笔者发现，由于研究者所使用的模型、所包含的变量、假设条件和参数值大小等的差异，研究结论往往也不同，如人力资本的内生或外生假定、经济体开放与封闭的差异等。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制度环境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在研究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时，对模型假设、变量选择和参数设置等应极为慎重，如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城乡人口迁移和经济二元性都有可能对老龄化的经济效应产生重大影响。再次，就研究方法来看，国际上运用OLG模型对人口老龄化的研究非常盛行，但OLG模型的原理和应用在中国的老龄化研究中还没有得到重视。最后，虽然大部分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可能会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灾难性影响，但也有学者指出人力资本的内生调整以及技术进步的加速足以弥补老龄化的负面效应，但老龄化冲击下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值得商榷。笔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人口老龄化问题实际上是制度设计问题，有效的制度设计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对中国来说更是如此。

参考文献：

[1]Blondal. S & S. Scarpetta. Falling Participation Rates among Older Workers in OECD Countries： the Role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OECD Economic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1998

[2]David E.Bloom，David Canning & Jaypee Sevilla.Economic growth and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NBER Working Paper.No.8685.2001.

[3]D.Chris Ferguson.Human

Capital Investment，Longevity，He-

alth Care， and Growth.[J].2011

[4]Martin Gonzalez-Eiras &

DirkNiepelt. Ageing， government budgets， retirement， and growth.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12（56）97—115.

经济增长理论文献综述 第7篇

从Schumpeter (1911) 以来有一大批文献都认为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 因为金融部门提供的服务可以最大限度地将资本和资源配置到发挥最大价值的地方, 以此减少逆向选择、道德风险以及交易费用所带来的损失。后来Goldsmith (1969) 的实证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观点。同年, Goldsmith在其《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 对金融发展理论做了更加深入、系统的分析, 这一著作夯实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 也为后来的学者指明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方向。

与此相反, 另一批在Robinson (1952) 著名的论断“哪里有企业领导, 金融紧随其后”之后的文献资料则认为, 良好增长的经济才能促进金融市场提供资金, 进而支持经济的良好增长前景, 例如Lucas (1988) 和以Levine (1997) 为首的部分发展经济学家的相关研究。在这些例子中, 经济增长在前, 金融发展在后。

2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2.1 理论研究

在Schumpeter等人的思想基础之上, Gurley (1955) 和Shaw (1955) 独辟蹊径, 以分析金融部门的作用为切入点, 讨论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思想开辟了金融结构比较研究的先河。1973年, Mckinnon (1973) 和Shaw突破性地将发展中国家纳入研究范围。Mckinnon的金融抑制论, 揭示出发展中国家由于进行利率管制而长期存在金融抑制和通货膨胀现象。而Shaw的金融深化论, 则从分析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中介机制关系角度出发, 主张实行金融自由化。这些早期的学者的研究奠定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 后人开始在此基础上添砖加瓦。

由于前人的研究并未揭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 随后, 学界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的研究越来越多。其中金融功能论的研究引人注目。

Levin (1997) 对金融系统的功能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他提出, 金融系统能够降低交易成本, 减少风险, 在搜集信息和监督方面也有特定的优势。同时, 他试图解释金融系统的这些功能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他指出, 在现实中的不完全市场条件下, 由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 会使得交易成本增加, 甚至会造成市场无法出清。金融部门的存在巧妙地化解了资金盈余方和资金匮乏者之间无法联通的弊端, 搭建资金融通的桥梁, 以中介内部的信息优势来判别项目优劣。经过这种润滑作用, 可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降低交易风险, 特别是通过对于创新项目的资金融通的支持促进经济增长。Merton和Bodie (1998) 的相关研究得到了与Levin (1997) 相似的结果, 但是, 他们的研究结果更进一步, 其中, 点睛之笔是提出了金融的功能可以实现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合理配置, 并在此基础上对金融的功能进一步细化使其理论性与系统性更加突出。由此可见, 金融功能论的立足点在于金融部门凭借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举足轻重, 发展金融意味着创造更好的环境、制度和条件使金融部门充分展现自身的能力。在一个经济体中, 金融功能的充分外溢在很大程度上能使经济增长更加顺畅。

另有一部分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金融内生理论, 阐释了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另一种可能的路径。金融交易的双方之所以存在交易成本, 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的不确定性, 除此之外还包括可能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因素的制约, 为了降低交易成本, 经济会自身生发出一种力量去改善金融结构使其更加合理、平衡, 这种内在促进机制改变了经济中原有的投资、储蓄、技术和人力资源等因素的比例和效用, 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

理论研究的另一个热点是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分析。Patrick (1966) 曾就此建立了一个研究框架, 他将金融发展分为“需求跟随型”和“供给引导型”两种。前者指实物部门发展在前, 金融发展在后。一国的经济随着实体产业的发展, 市场由小到大, 消费者挑剔程度不断提高, 同质化产品比例下降, 生产和交易的风险、成本不断提高, 金融中介部门便充当起减少市场摩擦的润滑剂, 日益繁荣。显然, 这种形式的金融发展是被动的。后者是指金融发展的速度不仅超越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反哺于经济发展, 带动经济腾飞。具体来说, 在传统部门中僵化了的资源经过金融系统的作用, 在新兴的朝阳产业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使得经济增长的马达再次加速运转。此外, Patrick (1966) 还解释道, 金融发展的类型可能随着经济发展阶段而转变, 发展初期时在政府的引导下, 金融发展先于经济增长, 这在创新型产业的发展中尤为明显, 而随着经济增速放缓, 需求跟随型金融发展更符合规律。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表现出供给引导型金融发展模式。这一观点也被后来的学者广泛借鉴。

2.2 实证研究

1969年, Goldsmith创造性地提出金融结构的量化指标, 采集35个国家1860年~1963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Levin (1997) 针对Goldsmith研究中存在的研究范围小, 采用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不系统等不足, 利用80个国家1960年~1989年的数据进行研究。为了系统地控制影响增长的因素, 他设计了四个指标:一是深度指标, 用以衡量金融中介的规模;二是银行指标, 用来衡量商业银行的规模;三和四是私营企业贷款指标, 用以衡量金融中介的金融功能。最终, 他得出了与Goldsmith相同的论断。Levin的研究引发了后来大量的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深化了人们对于金融系统的认识。Pagano (1993) , Greenwood和Jovanovic (1990) , Bencivenga (19 91) 和Smith (1991) , Saint-Paul (1992) , King和Levin (1993b) , De La Fuente (1994) 等人也都曾采用建立内生增长模型的方法分析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

3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

近年来, 我国金融市场逐步开放, 金融规模随着实体经济的增长不断扩大, 这就使得我国的金融结构的合理化显得非常重要。合理的金融结构有益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实现资金融通与生产发展相促进。此外, 近年来在我国无论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都有了新的发展, 梳理这部分文献研究可能会产生有益的启示。

3.1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

一般来说, 传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其金融系统中以市场为导向的直接融资居多, 其中也有例外, 例如德国、法国、日本等, 银行市场是金融体系的基础。对于新兴国家而言, 银行业是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以国内多以间接融资为主。因此, 国外对于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比市场导向型的直接融资与银行导向型的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孰大孰小的问题上。一部分学者 (Stiglitz, 1985;Rajan和Zingales, 1988等) 认为, 市场导向型金融系统更具有优越性, 金融市场关于评估周期长、风险高的项目、分散风险的功能使其相对于银行具有更大的优势。而赞成银行导向型更具有优越性的学者Allen&Gale (1995, 1997, 1999) 则认为银行作为金融中介在收集信息、监督企业等方面比市场更有优势。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 (Chakraborty and Ray, 2006) , 金融结构对于一国的经济增长并不是最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提高金融系统的效率和解决代理人问题, 降低企业的道德风险可以通过对银行的监控得以解决。此外, 还有一些学者 (Levine, 1997, 2002;Merton and Bodie, 1995) 认为一国的金融结构的选择应该基于该国的特点, 对于新兴国家而言, 银行导向型可能更加合理。他们强调, 无论是资本市场还是银行等金融机构, 都能提供金融服务, 因此, 更重要的在于提供一个好的环境使其能够充分发挥功能。

3.2 直接金融与经济增长

金融市场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克服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进而可以减少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国外关于融资方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在减少企业融资成本, 促进创新以及经济增长方面, 究竟是资本市场更胜一筹还是信贷市场有其特殊优势?

支持直接融资更具有优越性的学者认为, 相对于信贷市场, 资本市场易于获得市场均衡价格的反馈影响 (Allen and Gale, 1999) 。这些重要的反馈信息有利于投融资双方彼此了解, 达成一致,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增长。与此相反, 信贷市场由于缺乏价格信号, 即使是一些面临负面回报的项目也可能会获得银行的继续融资 (Rajan and Zingales, 2001) 。因此, 正如Beck and Levine (2002) 所指出的, 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系统可能会抑制有效外部融资资金流向最新、最具创新性的项目。此外, 也有学者提出股票市场提供了一套丰富的风险管理工具, 鼓励投资者将他们的证券投资组合转向那些高风险和高预期回报的项目上 (Levine, 2005;Bravo-Biosca, 2007) , 这些项目一般也是具有创新性质的项目, 就这一点而言, 信贷市场对于创新产业的促进作用不如资本市场明显。而且, 创新的驱动作用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十分重要, 如若创新型企业无法获得足额融资, 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还有一些研究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 例如R.Atje和B.Jovanovic (1993) 、Kunt和R.Levine、R.Levine和S.Zervos (1998) 等的研究, 结果表明直接融资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

3.3 间接金融与经济增长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相对于资本市场, 信贷市场拥有其特殊的优势, 使其可以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扮演重要的作用。一种观点认为, 对于金融市场来说, 金融中介机构尤其是银行的发展更有利于产业的技术革新。Gerschen kron (1962) 就指出, 完善的银行体系相比金融市场, 更能诱导企业进行信息披露, 从而保证企业正常的还款, 而且由于银行本身的内部风险控制使得银行在为一些创新型企业融资时具有优势。Stiglitz (1985) 认为由于银行信息的封闭性解决了个人投资者对于市场上信息的“搭便车”问题, 因而可以为创新型企业的融资提供长久的服务。尽管如此, 还是有许多研究将间接融资与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联结在一起。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信贷的配给失衡问题使得许多企业无法获得足额融资, 特别是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银行内部的风险控制使其不愿意向中小企业融资, 而中小企业在经济中扮演着促进就业、增强经济活力等重要角色, 因而, 许多学者对间接融资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有所怀疑。Hodgman (1960) 、Stiglitz和Weiss (1981) 、Williamson (1987) 、Jaffee和Stiglitz (2000) 等都对信贷配给问题及成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此外, 还有一部分学者否定了关于金融结构的优劣问题争论的意义, 认为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是促进其金融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La Portaet al, 1998和Levine, 1999等) , 他们认为, 无论是直接金融还是间接金融, 都有利有弊, 一国应更重视法律体系的完善以促进金融系统作用的发挥 (Rajan&Zingales, 1999) 。

4 现实意义与政策启示

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门领域之一, 原因就在于金融在现代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 不适当的金融发展, 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甚至诱发金融危机。深入剖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 是协调好两者关系, 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前提。在政策方面, 我们应当从以下着手。第一, 将重心转向金融发展的内在质量以推动经济更好的增长。金融扩张不能仅体现在总量上, 而应将工作的重心更多地放在经济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等方面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上。第二, 理性发展直接融资以促使融资结构与经济结构相协调。当前我国的融资比例显著不协调, 间接融资所占比例远大于直接融资。因此理性地发展直接融资, 促使融资结构与经济结构相协调, 推进直接金融工具的多元化是十分必要的。第三, 积极建立与我国金融制度相配套的整体社会服务体系。在改革和完善我国金融制度的同时, 还需要从社会制度和市场环境方面继续努力, 进一步培养有利于我国直接金融、间接金融健康发展的良好的金融环境和与之配套的法律保障、监督管理和社会服务体系。

摘要：本文旨在对国外学者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 重点分析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包括直接金融、间接金融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我国金融机制方面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直接金融,间接金融

参考文献

[1]Goldsmith, Raymond, W.,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M].New Haven, CT: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

[2]约翰·G.格利, 爱德华·S.肖.金融理论中的货币[M].贝多广, 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 1988.

[3]Mckinnon.Ronald.I., 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M].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3.

经济增长理论文献综述 第8篇

(一) 国外关于收入分配差距变动方向的研究

1955年, 库兹里茨发表了《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起初上升, 在经济发展后期收入差距将会缩小, 即收入不平等将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呈现倒U型关系。库兹里茨关于经济增长水平和收入分配差距状况变化的倒U型假说, 引起了许多经济学家的关注。在现代经济学文献中, 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变动的长期趋势研究,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关于倒U型假说是否成立的争论。Epstein和Axtell (1996) 应用基于主体的经济模拟方法研究了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发现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差距将逐渐扩大。罗伯特·卢卡斯在1992年证明了收入分配的方差会走向无穷大。

(二) 国内收入分配差距变动方向的研究

在库兹里茨理论的基础上, 陈宗胜教授从我国国情出发提出了体制模式改革与发展格局变动这“双重过渡”同时推进的陈氏倒U曲线学说。它可以概括为在公有经济发展过程中, 收入差距的长期趋势呈现倒U格局, 即收入差距在初级阶段 (低收入和中下收入阶段) 逐步上升, 在较高阶段 (中收入阶段以后) 转而下降。虽然这两种倒U理论所反映的基本内容与规律很相似, 但是两者的制度前提不同 (前者是私有制经济而后者是公有制) , 所以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动轨迹仍然存在一些差异。还有的学者运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实际数据进行分析, 认为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缩小-扩大-又缩小-再扩大的过程, 即呈现所谓的“W”型特征。而有的学者运用基本相同的数据分析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是先缩小, 再平滑上升, 最后大幅度上升。虽然二者的划分阶段不相同, 但是二者内容基本是一致的, 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趋势的描述也是比较客观的。学者们普遍认为, 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不会改变, 并且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还会继续扩大, 至少在将来5-10年不会逆转。

二、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

在对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上, 以往学者研究的侧重点大致可以分成:侧重研究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侧重研究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侧重研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相互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实际上是相互影响的双向关系, 而非单向关系。20世纪50年代以后, 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的文献, 将重点转向对经济增长中的收入分配变化及其规律的研究。

(一) 国外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

新剑桥学派的卡尔多模型开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研究之先河, 指出经济增长是与收入分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通过调整资本和劳动的不同储蓄率可以实现稳定的均衡价值, 因此收入分配是保持经济均衡增长的重要条件。

刘易斯“无限劳动供给”模型 (1954) 认为, 经济增长是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由于收入分配的差距, 导致劳动要素从低收入的农业部门向高收入的城市工业部门流动。因此, 收入不均等是启动和加速二元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同时收入分配不公也是经济开始增长的必然结果。刘易斯模型和库兹里茨倒U型理论的一个基本共同点, 即认为经济增长会影响收入分配, 并且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用。

1994年, 哈佛大学的阿拉西那和罗杰克在《经济学季刊》上、塔巴尼尼和泊松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同时发表文章, 运用世界银行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数据, 互为补充地论证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确实妨碍了经济的增长。罗纳德·菲舍提出了一个分析贸易自由化后收入分配变化的一般框架, 研究贸易自由化后收入不平等的短期和长期趋势, 他得出的结论是要素禀赋决定贸易自由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土地充裕的国家, 贸易使收入不平等增加;劳动充裕的国家, 贸易使收入不平等缩小。巴洛 (1999) 利用跨国的平行数据考察了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率和投资率的关系, 发现高的收入不平等在贫穷的国家会阻碍经济增长, 而在富裕的国家会促进经济增长。所以在较穷的国家实行收入均等化政策是有利于增长的。

还有学者认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是直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而是间接地通过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而对经济增长起作用, 或可以说是通过影响投资和需求来影响最终的经济增长。阿利斯纳 (1994) 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将收入分配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变量, 讨论了收入分配不公对随后的经济增长的影响, 认为由于收入分配过度不平等增加了政策的不确定性, 威胁到产权安全, 从而影响到投资, 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初始的收入不平等将对随后的经济增长有负面的影响, 收入或财富的不平等程度是与经济增长率成负向关系的。班尼基和纽曼 (1993) 的研究表明, 资本和信用市场的不完善将直接影响穷人的职业选择、生产和投资行为, 进而影响社会平等和经济增长。

(二) 国内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

在对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研究上, 国内学者章奇、刘明兴、Chen和陶然 (2004) 、姚耀军 (2005) 对以银行信贷占GDP比重所衡量的金融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研究, 发现我国经济发展显著拉大城乡收入差距, 库兹涅茨效应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并不成立。

陆铭、陈钊等利用联立方程和分布滞后模型, 研究收入差距、投资、教育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他们发现收入差距在即期对投资有非常强的负面影响, 之后影响为正, 再逐渐下降微弱, 从长期来看, 收入差距对投资的积累影响始终为负;收入差距对教育的影响较弱, 其累积影响始终为正。刘霖、秦宛顺采用Granger方法对我国的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主要结论为: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 两者相互促进。

三、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作为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 我国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呈现不平衡态势。我国学者宋晓梧认为, 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十分严重, 存在两大问题:在初次分配过程中未形成规范的劳动力市场供给主体与需求主体, 劳动报酬与资本收益严重失衡;二次分配过程中政府长期将养老、医疗等重大社会保障项目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 未从全社会管理者的角度考虑建立本该覆盖社会各阶层的社会安全网, 致使社会保障待遇在不同人群间差异过大, 甚至出现二次分配加大了一次分配差距的逆向作用。中国社科院博士后蔡跃洲也表示, “初次分配中的倾斜和扭曲, 决定了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李实则认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主要是制度转型所造成的, 城乡二元结构的变动并未推动居民收入差距“倒U”变动的效果。还有大部分学者们认为, 我国在劳动力流动方面的制度性障碍也是引致地区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 加强劳动力流动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一种重要机制。林毅夫、蔡防等分析证明, 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和沿海地区过快的发展速度, 目前的迁移规模仍然不足以缩小现存的收入差距。金玉国认为目前应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制度, 尽快消除阻碍收入流动性的体制性障碍。另外, 杨俊、张宗益通过实证研究认为, 经济发展不是决定我国收入分配变动的主要因素, 也并不存在自发的“倒U”型过程, 只有人力资本积累才具有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明显促进作用。

四、结论

通过研究发现, 自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我国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仅抑制了个人积极性和生产效率, 而且妨碍了经济增长。适度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符合市场经济原则, 有助于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和促进经济增长。应当一分为二地看待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但是, 国家必须尽快完善各种制度并切实加强监察、执法力度, 严厉打击以各种非正当手段攫取非正当利益的行为;必须尽快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摘要：我国经济高速增长,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日益暴露并尖锐起来。经济增长是否造成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同时收入分配的不断扩大是否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这些问题己经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文章将综合国内外学者有关收入分配的理论, 对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进行分析。

关键词：收入分配差距,经济增长,关系

参考文献

[1]、王涛等.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及对策选择[J].现代经济探讨, 2006 (1) .

[2]、焦方义.我国居民收入扩大成因及解决思路[J].经济学动态, 2006 (2) .

经济增长理论文献综述 第9篇

随着1998年住房体制的改革, 我国政府提出将住宅建设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房地产业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 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加速时期, 房地产市场发展非常迅速, 房地产投资增速高于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也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 这使得房地产市场存在很大的泡沫风险。此外由于我国房地产业收益过高, 这必然会引起社会上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各种资源涌入房地产市场, 掀起国内房地产开发投资的热潮, 这也可能使得房地产投资资本积累过度, 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质量。因此对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效率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主要回顾经济增长与投资效率的研究及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为后续进一步研究做好准备工作。

1 经济增长与投资效率的文献回顾

在整个研究经济增长的发展史上, 投资形成资本, 结合劳动力的投入, 共同构成了社会生产不可缺少的生产要素。在经典增长理论中, 投资 (尤其是物质资本投资) 是一个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实现高速增长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但仅仅依靠大量投资还不足以保证经济增长, 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的宏观投资效率才是关键。通过对已有的文献的整理和分析, 我们认为目前对宏观投资效率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从投资总量的角度分析是否存在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的问题;从投资结构的角度分析资本在不同行业、地区的配置是否合理。

分析宏观投资总量效率的主要研究方法是, 根据新古典增长的动态效率理论, 运用AMSZ准则进行测算。宏观经济中动态效率的概念最早来自菲尔普斯 (Phelps, 1961) , 后来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索洛增长模型中有了精确的数学表达。在索洛增长模型中, 资本积累的“黄金律”水平, 就是“使消费最大化的稳定状态”时的资本存量 (记为k*gold) , 可证f′ (k*gold) =n+g+δ (1) 。如果经济达到稳态时k*>k*gold, 则存在过度资本积累问题, 这时经济处于动态无效状态, 其资源配置不再是帕累托最优的。从动态效率的定义来看, 最直接判断经济中是否存在投资过度的标准, 就是比较资本边际收益率与黄金律的水平。但在实际应用中准确估算边际资本收益率很难, 幸运的是Abel等 (1989) 提出了一个简便易行的AMSZ准则:如果一个国家每年的总资本收益始终大于当年的总投资 (D>I) , 那么这个国家的宏观投资就是动态有效的, 否则就是动态无效的。根据“黄金律”和AMSZ准则, 史永东、齐鹰飞 (2002) 和袁志刚、何彰勇 (2003) 研究了我国宏观投资的动态效率问题, 认为中国经济是动态无效的, 且存在资本的过度积累问题。在此基础上, 刘宪 (2004) 认为史永东和袁志刚等不应当将生产税净额从总收益中去掉, 从而低估了我国经济总的总资本收益。刘宪修正后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经济从总体来看, 近年来一直处于动态有效状态, 并未发生资本的过度积累问题。项本武 (2008) 遵循AMSZ准则, 但运用更新后的总资本收益计算方式, 对我国1994-2003的经济动态效率进行重新测算, 得到在样本期内, 我国经济的动态效率是波动的, 投资率较高时, 经济处于动态无效状态, 投资率较低时, 经济处于动态有效状态, 这与我国经济的投资驱动型特征相吻合。

对宏观投资结构效率的评判方法主要是, 资本边际收益率均一化准则。即通过测算资本边际收益率差异的变化趋势, 来判断资本配置效率是否提高, 如龚六堂、谢丹阳 (2004) 的表述“一般来讲, 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差异变小就表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得到改善 (2) 。在一般均衡理论中, 当且仅当要素价格等于其边际生产率的时候, 资源配置才是有效的, 经济整体也达到帕累托最优, 我们也可以据此判断资本配置效率。然而在实际中我们看不到资本的边际收益率, 因此在实证研究中一般用两种方法进行估计。第一种是通过分析会计和统计数据, 用相应的指标来反映资本回报的指标法。由于对财务数据的要求很高, 并且对各种利润、税收、折旧的调整过程也非常复杂, 调整方法不同结果会有很大的差异, 再加上统计数据的质量和口径原因, 因此这一方法基本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第二种是生产函数估计法, 即通过总量生产函数Y=F (K, L) , 用总产出Y、资本存量K和劳动力投入L的数据进行回归估算出资本的边际收益。函数估计法虽对数据的要求不是很高, 但要假定一个特定的总量生产函数, 对生产函数性质和结构的假定不同, 可能会造成结果差异。樊潇彦、袁志刚 (2006) 对这两种方法做了很好的综述。龚六堂、谢丹阳 (2004) 用函数估计法分析发现, 从1970-1989年我国资本存量的边际生产率的差异水平在缩小, 说明资本存量的配置效率增加, 从1989年起, 边际生产率的差异水平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 表明资本存量配置的有效性处于稳定状态。

2 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回顾

投资对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房地产投资又在投资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因此关于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是经济增长与发展文献中的一个热门话题。Harris和Arku (2006) 的一篇综述指出, 自二战后关于房地产投资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有三种不同观点:早期的学者认为房地产投资尤其是对居民住房改善的投资近似一种社会保障支出, 在资本急缺的时候, 对经济发展有拖累作用;仅一小部分学者认为在特定的环境下 (在孤立地区) 房地产投资是经济增长所必需的;1970年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房地产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源动力, 房地产业不仅是具有乘数效应的大规模产业, 而且住房条件的改善还有很多显著的社会与经济的外部效应。Turin (1973) 对当时世界主要经济体国家1955-1965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在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对GDP的增长贡献率达到5%-8%, 要高于发展中国家3%-5%的贡献率, 这就是说房地产投资对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是有差别的。

随着计量经济学的发展, 定量分析二者之间关系的文献也越来越多。Green (1997) 基于美国1959-1992年的季度数据, 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 住宅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经济增长不是住宅投资的格兰杰原因;非住宅投资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经济增长是非住宅投资的格兰杰原因。并因此认为把住宅投资转向工厂和设备的政策会导致经济短期严重脱位。Coulson和Kim (2000) 采用1959-1997年的美国季度数据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和脉冲响应分析也得出类似的结论, 即住宅投资对GDP的影响要比非住宅投资重要的多。

虽然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较晚, 但由于房地产业在我国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 类似的定量研究也不在少数。Liu、Park和Zheng (2002) 对我国1981-2000的房地产投资、非房地产投资和GDP数据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得出:从短期看房地产投资比非房地产投资能更好的预测经济增长, 而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能同时引导房地产投资和非房地产投资的增长。沈悦、刘洪玉 (2004) 采用我国1986-2002年的房地产投资与GDP数据进行Granger检验和广义脉冲分析, 认为GDP对房地产投资存在显著的单向因果关系, GDP对房地产投资的影响远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 但该文没有考虑非房地产投资的影响。黄华忠、吴次芳和杜雪君 (2008) 采用1997-2006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 分析全国及区域层面的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认为除中部地区外, 全国、东部和西部房地产投资和经济增长均存在相互反馈作用;房地产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而存在差异。丁元耀、李文龙 (2012) 基于30个省市1999-2010年的面板数据, 通过建立时变弹性生产函数模型, 估算出我国房地产投资的产出弹性远低于非房地产投资的产出弹性, 且二者均呈非线性变化, 意味着房地产投资的高速增长伴随生产效率的不断下降;房地产投资产出弹性在2008年出现历史性拐点, 反映出中国政府自2006年末以后实施的房地产业发展的深化调控措施已经并在继续发挥其积极效应。

3 结论

基于以上论述经济增长与投资效率和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文献我们知道:长期来看一个国家的宏观投资效率是至关重要的, 资本在不同行业、地区的配置是否合理也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质量;已有的多数文献像王小鲁 (2001) , 秦朵、宋海岩 (2003) 研究表明, 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以来的经济运行中, 与高投资相伴的是投资的低效率;另一方面, 占投资很大比重的房地投资主要是非生产性投资, 但由于其产业链长, 产业关联度大, 因而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但目前我国许多城市存在房地产信贷和投资过度增长问题, 使房地产市场存在较大的泡沫风险。因此现阶段对我国房地产投资是否过度的问题, 以及在此基础上给出调整投资结构促进经济增长效率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经济增长理论文献综述 第10篇

关键词：企业家人力资本,区域经济增长,创新,外部性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市场运行的关键既是法制环境的建设,更是企业家队伍的发展。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样的资源、政策,结果却相差迥异,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区域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的不同。因此,通过梳理既有的相关文献,揭示出企业家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助于将企业家要素纳入到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中,分析企业家人力资本不同如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

一、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内涵与构成

企业家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微观推动者,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企业家的创新,企业家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企业家理论随着社会分工、商品经济发展和企业组织变化而不断丰富。什么是企业家?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出版的《国富论》里认为,企业家与实体资本的所有者是同一主体。J.B.Say(1803)指出,企业家能够把经济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领域转移到生产效率较高的领域,并定义企业家是为结合一切生产手段并为产品寻求价值的人。企业家是继土地、劳动、资本之后的第四生产要素[1]。Walras L.(1874)在《纯粹经济学要论》里开创了一般均衡理论,认为从其他企业家那里购入原料,进行再生产,最后进行销售,这样的人就是企业家[2]。奈特(F.H.Knight,1921)认为,从生产的角度看,企业家是在一个时间购买生产要素,并通过一个生产期将它们转移为在下一个时间里出售产品的人。从探析风险和不确定性是如何影响组织行为、投资和利润决策入手,把企业家视为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进行决策的个体[3]。企业家是指“冒险事业的经营者或组织者”。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Schumperter,1934)把企业家与“创新”密切的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企业家是对现有的产品进行“创造性破坏”,把职能实现新组合的人们称为“企业家”。企业家的职能就是不断地进行创新,通过采用新的产品或采用新的生产方式,然后开辟新的市场,使得企业获得核心竞争力,他赋予了企业家创新者的角色[4]。Coase(1937)的交易成本理论也同样揭示了企业家在企业中提高运作效率、降低内部交易成本的根本职能。Leibenstein(1968)认为,企业家就是利用现有的投入资源,克服X非效率的一类人。柯兹纳(Kirzner,1973)进一步指出,套利者是源于企业家,是追求纯粹的企业家利润而抓住市场机会的人,企业家的基本职能就是一直保持敏锐的眼光使市场实现均衡的人。Casson(1982)指出,企业家的活动十分复杂和多样化,并通过构造了企业家市场均衡模型来研究企业家角色功能,认为企业家是专门就稀缺资源的配置做出判断性的人,企业家阶层可以凭借其优于一般人的信息优势和能力优势,来对稀缺资源进行有效协调和判断,从而利用企业组织来明显降低交易费用。Kor,Y.Y.& Mahoney,J.T.(2005)将企业家的角色提出并强调了企业家配置资源的能力对企业绩效有很大的影响,企业家配置和使用人力、资本等各种经济资源进行生产以求得最佳经济效益的能力对企业的发展尤为重要[5]。什么是企业家人力资本?Schumpeter(1934)是最早将企业家这类特殊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学者。他认为,企业家的职能就是不断地进行创新,经济增长过程的实现需要企业家为了追求超额利润所进行的创新活动,经济增长的快慢取决于企业家创新活动的频率,更多的企业家意味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的快速增长反过来促进企业家的才能[4]。Sander Wennekers&Roy Thurik(1999)强调分解企业家人力资本及创新能力的概念,以便更好的理解企业家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联系,不同的职位的人具有不同的创新能力,更好的运用自身的能力就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条件。Lucas(1986)把企业家人力才能当做一种天生的外生能力,认为个体之间的这种能力是有差异的。企业家人力资本是企业家的资本化。企业家人力资本是为完成企业生产性和交易性功能,为保证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契约的有效实施而具有的“利用资本的经营能力”和“降低交易费用能力”的总称[6]。冯子标(2001)认为,企业家人力资本是企业家能力也称企业家精神的资本化,其所有权的完全私有性、完整性和自主性构成了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的重要特点。李忠(2007)认为,企业家型人力资本就是面对不确定市场具有决策、配置资源能力的人力资本,即在不确定性中构建新生产函数的人力资本,企业家的决策能力影响着企业的发展方向,在外界事物发生改变时,所具有的决策反应能力至关重要[7]。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特征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Shackle(1979)指出,企业家成功的原因是知道潜在竞争对手的活动,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创业理论强调了风险的主观感知性,企业家人力资本显现出有异于其他人力资本的不同特质,对于经济增长有至关重要的作用。Bates(1985)分析了企业家人力资本禀赋与少数企业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认为接受了更好教育的企业家容易被发现,能够有效地使用金融和人力资本投入,相对于商业对手将获得更高的收益。Schmitz(1989)发展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式,其中内生化的企业家活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Wayne、Terrell(1996)发现,企业家人力资本对企业的生存具有极大的影响。Harper,David A(1996)认为,根据客观评判,企业家与科学家类似,决定需要进行哪些实验:创业者的“商业模式”与科学家进行对应假设,该项目的盈利能力对应的就是实验结果[8]。Iyigun and Owen(1998)指出,企业家人力资本和专业人士的人力资本存量对于一个健康的经济体是必不可少的。对中低收入国家而言,企业家人力资本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具有促进作用。Moog(2002)的研究表明,由一个在人力资本方面投资很大的创立者建立的企业将在销售额、就业、收入等方面产生更高的增长率。Arribas、Vila(2007)则通过研究发现,企业家人力资本是决定西班牙新创建服务型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性因素[9]。

企业家人力资本是如何构成的? Harris和Helfat(1997)将企业家人力资本划分为企业专用型人力资本、行业专用型人力资本和通用型人力资本3 种类型,当企业家离开特定的企业、行业时,原来积累的人力资本将承担极大风险。杨增雄(2007)指出,企业家人力资本是由企业家精神、企业家能力和企业家活动构成的系统,核心是企业家精神,支撑是企业家能力,外在表现是企业家活动[10]。谢雅萍(2008)则把企业家人力资本划分为教育型人力资本、实践型人力资本和激励型人力资本,前两种作用于企业家能力,后者作用于企业家努力程度。

二、企业家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

企业家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呢?舒尔茨(Schultz,1961)系统阐述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他从理论和实践上证明了以适度投资于企业家能力的方式可以达到应付动态经济中普遍存在的不平衡现象,经济的增长是一种靠投资于企业家能力的增长,企业家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着一个国家、地区经济的活力、发展速度的快慢。许多经济学家对不同国家人力资本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验证了舒尔茨的理论[11]。

(一)区域创业环境影响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供给,导致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

古斯和金斯伯格(Guth and Ginsberg,1990)指出,企业家的决策,风险投资或新业务的开发,是实现战略更新的可能途径之一。战略更新涉及创造新的财富,是通过资源的新组合。这包括采取以下行动,如增强竞争力,调整业务重点,制作主要变化,市场营销或销售、重定向产品开发和重塑操作,使其企业产生核心竞争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Holcombe(1998)声称,关键的一点是创业本身并没有获利机会,当企业家需要一些机遇,在经济环境变化中,具有基础设施的前提下,政策适宜及资源充沛等条件,企业家能创造更多的机会。一个制度环境鼓励创业,吸引人力资本的投资,使经济增长成为可能,从而形成雄厚的工业基础带动区域经济增长。Burton(1999)指出,许多中小企业因为创始人的有限视野,制约了公司的产能增长。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更有远见的企业家收购公司,注入新的创业理念,更新企业的规章制度及激励方式,从而刺激公司业绩的增长,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12]。Mummert,U.(1999)指出,区域间企业家精神的不同影响着企业家能力的有效发挥,从而影响区域经济增长。Baker,T.,A.S.Miner,and D.T.Eesley(2001)研究表明,企业家在新的和小公司中,经常可以发挥自身作用,由于企业家与小企业的环境与制度相适应,充分发挥自身潜能,也可能通过使用正式规划程序来实现竞争优势,增强企业的战略管理过程,最终提高企业绩效带动经济增长。Audretsh(2006)指出,创业活跃程度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甚至与当地国有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Congregado etal(2008)发现一个更高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存量与一个能够提高经济效率的更高的决策制定能力相关联。我国学者张一力(2005)实证研究表明,温州和苏州的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同是两者人力资本的结构不同。温州是企业家人力资本富裕地区而缺乏专业人力资本,而苏州是专业人力资本富裕而缺乏企业家人力资本,不同的初始条件导致了温州模式和苏州模式的不同发展路径[13]。徐、赵榄、蔡尔津(2009)运用Cobb-Douglas函数,以各省在计算期内物质资本存量作为对资本的度量,以不含企业家数量的地区每年就业人口作为对普通人力资本的度量,对中国30 个省份1995—2005 年的面板数据检验,发现企业家人力资本确实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正向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企业家人力资本在经济中的作用也更为显著;并指出,企业家人力资本丰盈程度的提高,将有助于提升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水平,实现跨越式发展[14]。周霞、彭玉珊(2009)认为,企业家人力资本释放程度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以鲁苏浙三省为样本,采用模糊评价法,综合考量了3 个地区的服务环境对企业家人力资本释放的影响[15]。张小蒂、姚瑶(2011)基于1995—2009 年东部先发9 省市的面板数据,经实证分析后得出结论,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本是中国区域创新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解释变量与动力源[16]。

(二)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特质影响着区域经济增长

Hayek(1937)指出,企业家的乐观情绪创造了机会,因为其他人的悲观创建心理壁垒,悲观者有更大的心理障碍。对比之下,如果企业家乐观心态的判断是正确的话,将争夺相同的资源,驾驶他们的购买价格,也争夺同样的顾客,压低销售价格,具有竞争力,从而获得利润率,提高企业绩效,获得经济增长[17]。Kirzner(1973)曾宣称,警觉是一种特殊心理机会,是成功的企业家的一个特点。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丰裕程度与区域竞争力成正比,促进地区获得经济持续高速增长。Casson(1982)创业理论和新古典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创业理论是关于企业家进行的投资的性质。企业家需要有去识别一个市场决策的机会头脑,通过汇集供应商信息的输出建立一个新的市场,从而有效的识别商机,有效的占领市场。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影响要素的理论研究和区域经济增长实际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Baumol,W.J(1993)指出,公司雇佣的工人的数量,是使其最大化利润,保留库存的最优数量,分配的人力资本使得构成其最盈利的产品线。数学家们提供了一套功能强大的工具,以经济学的最适决策的分析,包括微积分、数学规划和游戏理论。经济学家利用这些数据分析企业家人力资本与区域增长的正比关系。 Marcus Dejardin(2000)指出,更多的企业家创业可能意味着更多的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增长反过来又会影响不同专业的职业和预期收益之间的个人套利。Baptista e al(2007)认为,企业家是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它在增强企业生存机会过程中将发挥着关键作用,它可以直接影响企业的绩效,而企业家更一般形式的人力资本也能够帮助缺乏经验的企业家克服企业成立之初的关键几年里所面临的障碍,对以后企业的发展具有前瞻性的作用,决定了企业的方向。

(三)企业家精神激发了创新活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企业家人力资本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主要功能就是寻找经济增长点,即创新是其基本特征。这种创新包括市场、组织、产品、制度等多方面的变革,通过变革寻找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区域经济增长。Barro.Lee(1993)引入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经济增长的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等3 个主要源泉进行分析,得出结论:从原创国到模仿国的国际化技术转移过程中,企业.人力资本的创新作用作为促进技术扩散的因素之一,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Sander Wennekers&Roy Thurik(1999)认为,西欧和日本战后的迅速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这些地区具有雄厚的人力资本。他指出,在1989—1990 年,企业家的创新与创业,使得经济得以复苏。其中小公司的复苏和复兴导致企业家的精神的产生,企业家数量的增长,使得技术创新所导致的技术革命引发经济快速增长。Thurik(1999)指出,通过推出新产品,新组织形式,新的生产方法,在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其他障碍,企业家通过使用有关本地化资源,这一系列的创新活动促进经济发展。Audretsch和Keilbach(2004)通过对1992—2000 年西德327 个地区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建立数量模型,认为创新形成了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可以通过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区域经济增长。Friederike Welter& David Smallbone(2005)企业家的创新创业及中小企业的活动通常被视为对经济发展有积极贡献。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价值的性质和程度创造不仅影响可持续发展和企业的成功,也影响其对经济的发展更广泛的贡献。从宏观的经济增长点看,新企业和中小企业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创新和创造就业机会,同时在创造业务水平值通常反映在企业的扩张和增长。Nadim Ahmad and Anders Hoffman(2007)指出,有企业家的地方,总是会有创新创业活动,但需要注意的是,后者是不依赖于前者存在。并从监管框架、研发与技术、创业能力和文化、获得资金、市场条件等五个方面,论述企业家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关系。Edward Nissan&Miguel-ángel Galindo Martín &María-Teresa Méndez Picazo(2011)指出,企业家人力资本通过引进使用新技术直接促进经济发展。间接的作用是企业家通过创新活动在三个方面发挥作用:(1)提供货币资金;(2)建立适当的社会环境;(3)在社会上给人令人鼓舞的信任.企业家作为技术创新的发动者,对经济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8]。陈剑(2006)指出,人力资本是区域经济增长主要因素之一,能够与物质资本一同甚至能够替代物质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持续稳定,为了获得区域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是一个有效途径;二是即使人力资本存量相同的区域,因为人力资本内部结构的不同而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发展状态,在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还要重视人力资本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当区域中某一类人力资本充裕而另一类人力资本相对匮乏时,相对匮乏的那一类人力资本应该是优先投资选择项[19]。邢文杰(2010)认为企业家人力资本与其他的人力资本的区别和联系,企业家的能力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企业家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他推演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凭借其人力资本,尤其是相异于其他人力资本承载个体的创新资本,成为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经济主体,并进一步指出企业家人力资本作为生产力主体对于宏观层面的影响在于理念环境和制度环境创新。企业家的创新能力是指企业家在特定的环境中,本着为满足社会需求和企业利益最大化的要求下,创新出新的产品或者新的生产方式。

(四)企业家人力资本外部性驱动区域经济增长

在企业家人力资本如何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机理研究方面,外部性是一个重要的研究理论基石。雅各布斯(Jacobs,1969)主要从城市与经济的联系来令人信服地阐述了人力资本所具有的外部性,她指出,城市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因为城市促进了促进企业家的创新创业活动,是企业家发挥自身能力的物质基石,城市促进了不同企业家和经理间的知识、信息交换,从而促进中小企业又好又快的发展,最终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也是企业家人力资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联系,但她没有直接使用人力资本外部性这一术语。罗默(Romer,1986) 主要从知识资本的角度研究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他认为知识生产的基础是人力资本的投入和原有知识的积累,知识积累量与用于生产知识的人力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成正比,知识可分解为一般知识和专业知识。一般知识从经济学角度上看,它属于可以为企业产生规模经济,专业知识顾名思义是专业人才又具有的,但区别于一般知识它是可以产生自身的收益递增并导致其他生产要素的社会收益,表现为,对于研究部门而言具有正外部性,对于中间产品部门而言新知识引起分工深化使得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而递增收益保证了经济持续增长。鲍莫尔(Baumol,2004)进一步指出,创新不同于发明,自由企业的最大特征在于形成企业家的创新机制,使各种发明能被迅速地商业化。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人力资本在外部性也就产生了。企业家人力资本使用其所拥有的知识和运用知识及工作经验进行创新活动的过程中,其人力资本价值并不完全体现在收益中。企业家人力资本所有者创造的外部效用对于一个国家或者区域而言是极其重要的贡献作用,与区域经济增长成正比关系。企业家人力资本倡导、推动并实践各种创新活动,提高企业各方面的效率,改善经营效果。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最终靠其内部的驱动力,这一驱动力就是企业家的创新和创业活动,以创新与创业活动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企业家人力资本会使全社会形成崇尚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与社会价值观念,进而促进一个区域的创新与创业水平,对于区域经济增长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结语

经济增长理论文献综述 第11篇

一、关于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争论

收入分配一直是经济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自库兹涅茨(1955)提出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倒U型假说以来,有关文献汗牛充栋,但研究结论却是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有的认为收入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比如刘易斯(1954)、卡尔多(1957)、帕西内蒂(1962)、李和邹(1998)、福布斯(2000)、卡斯特罗(2004)、任燕燕和姜明惠(2008)等;有的认为两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或存在一个门限效应,比如库兹涅茨(1955)、赫尔普曼(2004)、卡尔沃(2004)、伽罗和莫夫(2004)、苏吉莫托(2005)、尹恒、龚六堂和邹恒甫(2005)、刘生龙(2007)等;但是更多的文献认为收入差距过大对经济增长存在负面影响,这方面的文献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我们应该注意到,与其他众多的影响因素不同,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一种间接的影响,在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多因素的传导过程。只有清楚地判断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以及认识搭起他们之间桥梁的传导因素,才能更深刻的认识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采取有效措施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和促进宏观经济增长。

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梳理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并详细分析其中间传导因素,这些中间传导因素正是政策制定的着手点,对这种作用机制的研究,将为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从已有文献来看,收入差距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机制给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即政治经济决策机制、人力资本积累机制、社会冲突机制、需求传导机制以及其他作用机制。

二、政治经济决策机制

这类文献一般认为,在民主国家,收入不平等影响投票者偏好,社会期望高税率来调整收入分配(再分配政策),从而影响投资与经济增长,即研究收入分配通过政府财政支出和税收渠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又称为内生财政政策理论。其典型的理论结构包括经济均衡和政治均衡。在经济均衡中,运用优化模型研究收入(财富)不同的个人所偏好的最优税率,研究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政治均衡中,则求助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规则和中间投票人定理,(2)认为社会的税率由政治均衡确定,即为中间投票人所偏好的税率。这样,不同的收入分配格局下中间投票人的收入(财富)状况不同,其偏好的税率也不同。从而导致不同的社会税率和不同的经济增长率。[1]

收入分配差距越大,中间投票者的收入水平则越低,中间投票者要求重新分配的呼声越高,这样就会产生一种税收的扭曲效应,如影响人们的积极性和工作的努力程度,这可以从下面的逻辑过程看出:高度的不平等-更穷的选民-更高的税率-税收的扭曲-较低的经济增长。而且,这种负向关系即使在没有发生重新分配的情况下也可以观察到,富人可能会通过收买选票以及游说等办法阻止重新分配,因此不平等越大造成阻止重新分配的活动越多,相应地消耗资源并产生腐败的情况越普遍,从而对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

佩尔森和泰贝利尼(1994)、阿莱西纳和罗德里克(1994)都遵循这一思路,得出了一致的研究结论。佩尔森和泰贝利尼(1994)运用OLG(overlapping generations)模型研究了在财政纯粹进行再分配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使用一次齐次的效用函数,得到经济均衡时转移支付率越小增长率就越高的结论。而政治均衡由具有中位数禀赋的个人偏好决定,中间投票人的禀赋水平越低,转移支付率就越高。综合经济均衡和政治均衡,收入分配(初始禀赋分布)越不平等,转移支付率越高,经济增长率越低。[2]

阿莱西纳和罗德里克(1994)运用一个劳动和资本作为基本生产要素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在财政支出具有生产性、完全进入生产函数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假定私人生产需要政府提供诸如法律秩序等公共服务,因此其生产函数中包括资本、劳动和政府生产性支出的总水平,政府的收入来自于资本税。阿莱西纳和罗德里克首先研究了经济均衡即个人效用最大化时的增长率及其与税率的关系。由于市场是充分竞争的,个人的劳动和资本收入由边际生产率决定,而个人在预算约束下最大化终生贴现效用,很容易得出消费增长率和资产增长率是资本税率的减函数。接着他们借助政治均衡研究了税率的确定,得出个人偏好的税率与其相对禀赋比例的函数关系,即个人的劳动份额越大,其偏好的税率就越大。因此,根据中间投票人定理,财富(收入)分配越不平等(中间投票人的财富越少),资本税率就越高,从而经济增长率就越低。[3]

戈什和派尔(2004)使用印度1960～1994年州一级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将样本以5年为一期划分为7个时期,采用固定效应估计的结果显示,农村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对随后的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而城市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没有明显影响。戈什和派尔的解释是,印度有70%为农村人口,其收入大多来自劳动收入而非资本收入,决定最后税率的中间投票人也大多为农村人口,他们将支持高税收,通过再分配政策更多地支持农村,其最优税率很可能高于经济增长的最优税率,最终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在印度农村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大,农村不平等水平较高更可能降低经济增长。[4]

世界银行(World Bank)对各国发展过程中大量经验的总结也表明,通过以下两个渠道,公平会影响经济发展,并强调公平对于发展是十分重要的。首先,在市场尚不健全的条件下,权利和财富的不平等会转化为机会的不平等,导致生产潜力的浪费和资源配置无效率。其次,经济和政治的不平等会削弱制度的发展,因为制度决定人们所面临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为市场运行提供背景,而伤害制度发展的现象必然不利于经济效率。[5]

我国学者尹恒、龚六堂和邹恒甫(2005)运用一个政治经济模型,研究在财政支出同时具有生产性和消费性,同时进入总生产函数和代表性个人的效用函数时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在经济均衡时,增长率与税率呈倒U型关系,随着税率增加,经济增长率先升后降;在政治均衡时,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实际资本税率就越高。因此,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

菲利普·基弗和斯蒂芬·科纳克(2008)则放弃了政治决策依赖于单一政策维度的假设,并引入社会选择理论,认为两极分化的加剧会降低政府决策的稳定性,特别是会大大提高其偏离当前政策的可能性。为应对这种不确定性,经济当事人会减少其业务范围,调整其可能遭遇风险的业务,并投资于一些风险系数较小的企业,而这必然会降低经济增长率。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通常会带来财产权和契约权的不完全,而财产权和契约权的不安全性通过直接影响生产方式的选择、生产效率、降低投资积极性而影响经济增长。在实证研究方面,菲利普·基弗和斯蒂芬·科纳克首先使用阿莱西纳和罗德里克(1994)、佩尔森和泰贝利尼(1994)的方法,测算了不平等程度,进而使用克拉克和科夫(1995)的方法,对收入差距、财产权、经济增长等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受教育年限正相关,与初始收入水平负相关;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负相关,而与财产权指数正相关。[6]

三、人力资本积累机制

此类研究文献非常丰富,认为在资本市场尤其是信贷市场不完善的状况下,收入分配不平等导致低收入者难以进行投资,尤其是无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导致生产率水平不高,最终不利于经济增长。因为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一个源泉。

佩罗蒂(1996)从个人教育-生育决策角度研究了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父母人力资本的增加对其生育决策有两方面影响: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前者意味着对子女的需求数量增加,然而由于父母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提高,后者意味着对子女的需求数量减少。在父母人力资本较低时,抚养小孩的直接成本对父母决策的影响大,收入效应居于主导,父母倾向于多生少教的决策;在父母人力资本较高时,抚养小孩的机会成本对父母决策的影响大,替代效应居于主导,父母倾向于减少生育率,增加对子女人力资本的投资。因此,他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与人口出生率正相关,与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负相关。[7]

卡斯特罗和多米尼克(2002)在巴罗和李(2001)关于受教育时间数据集的基础采集了108个国家1960～2000年的数据,计算人力资本基尼系数(Human Capital Inequality Gini Coefficient)作为人力资本不平等的指标,并构造了一个线性趋势模型来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到两个主要结论:第一,国家间的人力资本不平等大于不同国家国内的人力资本不平等,但都有收敛的趋势;第二,尽管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率的负面影响并不显著,但人力资本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明显负相关,运用多种方法都可以通过显著性检验。总之,研究发现教育不平等带来低投资率,进而导致低增长率,1960年的数据也表明,相比教育公平的国家,教育越不平等的国家投资率和经济增长速度越低。所以,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要更好的促进经济增长,不仅要考虑教育的总体投入,还要考虑教育的均衡分布,要保证更多的人能获得正规的教育。[8]

伽罗和莫夫(2004)则在边际储蓄倾向递增、信贷市场约束限制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等假定的基础上,统一了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发展的两种基本理论———古典理论和信贷市场不完善理论,指出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变化,两者呈非线性关系。具体来说,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或经济处于较低水平时,物质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利于物质资本的积累,因此适当的收入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当经济处于较高水平时,人力资本对于推动经济增长逐渐起主导作用,此时收入差距的扩大反而降低了低收入者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阻滞效应。[9]

万广华等人(2006)结合联立方程模型和分布滞后模型,采用我国年度面板数据,将教育作为联立方程中的内生变量,研究收入差距、投资、教育和经济增长分别在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相互影响。他们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的估计结果显示,收入差距在即期对投资有非常强的负面影响,之后影响变为正,再逐渐下降至微弱的负影响。从长期来看,收入差距对投资的累积影响始终为负,这与中国金融体系的各种缺陷及缺乏投资技巧有关。另一方面,收入差距对教育的影响较弱,其累积影响始终为正,这与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对农村居民的歧视有关,农村教育设施的缺乏阻碍了更多年轻人获得教育。[10]

格罗斯曼(2008)认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在放松人力资本投资边际报酬递减这一假定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OLG小型开放经济模型,假定风险厌恶型的行为人面临无法分散也无法保险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风险,分析了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对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影响。由于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缺乏保险市场,家庭财富的初始分配在由人力资本积累推动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缺乏信贷约束的情形下,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往往会增加总的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均收入,从而导致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这符合经济发达国家的情形,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信贷约束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一个重要障碍,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则会阻碍人力资本投资,结果是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呈现一种非线性关系。[11]

四、社会冲突机制

关于收入差距引起社会冲突,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也比较多。收入分配不平等使部分低收入者因为无法保证基本生活,从而参与犯罪等不利于社会安定的行为,这本身就是一种劳动与时间资源的浪费,另外社会也会因为这些行为遭受损失,社会成本上升,最终不利于经济增长。

阿莱西纳和佩罗蒂(1996)把政治不稳定因素作为收入分配与投资的关联变量,分析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投资的影响。通过设计模型以及对71个国家统计资料的检验分析,认为收入不平等直接引起社会不满和政治不稳定,政治不稳定又导致经济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抑制投资和经济增长。政治不稳定可从两个方面来衡量:一是政权不稳定,即可观察到的政府更迭的可能性大小、政权与政策不稳定性对产权保护会构成威胁;二是通过构建反映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指数来衡量政治不稳定,这些因素包括政治暗杀、暴力冲突死亡人数、政变成功次数等。Alesina和Perotti运用第二种衡量方法建立起了一组回归方程:

方程(1)考察社会政治不稳定(SPI)对投资活动的影响,方程(2)考察收入不均等对社会政治不稳定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两个系数都显著为负。二战后一些东南亚国家表现出很高的经济增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在战后进行的土地改革降低了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均等,政治局势比较稳定。相反,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不均等程度较高,社会政治环境不稳定,从而经济增长也较慢。[12]

布吉尼翁和莫里森(1998)对全球趋势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分配不平等与暴力水平显著相关,暴力程度在不平等的地区要远高于相对平等的地区。收入分配不平等刺激穷人参与犯罪、暴动以及其他破坏性的活动,防止这些活动需要消耗一定的资源;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受暴力的威胁,以致法律法规和制度均没有较长的寿命,并产生更大的不确定,间接增加了社会成本。此外,对产权的威胁将降低人们积累财富和努力工作的意愿。[13]

我国学者陈春良和易君健(2009)在扩展的犯罪经济学模型中推导了收入差距对刑事犯罪行为的作用机制,并利用1988～200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收入差距与刑事犯罪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展开计量分析,在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省份固定效应及其他相关社会经济变量之后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相对收入差距每上升1%将导致刑事犯罪率显著上升0.37%,绝对收入差距每上升1%,刑事犯罪率将显著上升0.38%。[14]

综上所述,在分析政治不稳定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时,已有文献提出了三个影响渠道:第一,政治不稳定提高了可积累要素的预期税收水平;第二,社会动荡会导致生产活动的中断,造成劳动和资本的生产力下降;第三,政治不稳定提高了“不确定性”,导致投资者要么推迟投资计划项目,要么到国外投资或增加消费。较高的社会不稳定指数之所以预示着较高的不确定性,其原因在于:第一,当社会动荡不安,政府被推翻的可能性加大,使未来经济政策的方向甚至财产权的保护更加具有不确定性;第二,政变的偶发性及其结果往往是放弃原有的法律规则,因此也构成了对已有的财产权的威胁。

五、需求传导机制

这类文献主要是在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2)和莫迪利安尼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的基础上,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

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被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这三驾马车中,消费需求的作用是最重要的。因为消费需求在国内生产总值(总需求)中所占的份额最大;另外,从根本上说,投资需求不过是消费需求的一种引致需求,是由消费需求决定的;最后,所谓净出口本质上也是一种消费需求,一种来自国外部门的消费需求。消费不仅能够从需求方面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发展,而且能够创造生产能力,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启动居民的消费需求。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认为,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MPC)与收入成反比,收入越高,MPC就越小。显然,这一理论隐含着收入分配影响总消费的含义。

杨天宇、朱诗娥(2007)使用家庭户数据,从微观层面实证分析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在不同的收入水平下的变化情况,从而说明宏观收入分配政策将对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无论是从全国来看,还是从城镇和农村来看,1995年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在其收入水平上大致呈倒U型分布。[15]

钞小静、任保平和惠康(2009)则从有效需求角度入手,探究中国经济转型期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并运用中国1978～2005年间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通过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有效需求、劳动力、投资、教育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和有效需求交互影响之间的长期、短期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经济转型期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有效需求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收入分配不平等通过有效需求机制阻碍了经济增长,且在短期内效果也非常显著。[16]

杨天宇、侯玘松(2009)建立了一个包含通货膨胀及其滞后变量的误差修正模型,分别利用家庭数据和宏观的时间序列数据,考察我国收入分配与居民消费的关系。他们通过直接估计各收入组的边际消费倾向差异,得出收入分配与居民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并将结果与利用宏观总消费和家庭户平均消费时间序列数据得出的结果相比较,结果表明中国的收入分配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根据模拟计算,即使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只有微弱的提高,也可以增加数百亿元的居民消费需求。因此,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加大居民收入再分配的力度,壮大中等收入者的队伍,提高农民收入,对刺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具有积极作用。[17]

尽管以上所得结论都是有条件的,但到目前为止,大多数计量分析结果都支持这样的观点,收入再分配能促进消费需求,而不是相反;一个绝大多数人处于中间收入水平的社会要比一个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假设两个社会的人均收入相等)具有更高水平的总消费。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需求的增加必然会带来产业的繁荣和经济增长。

六、其他作用机制

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的传导机制除了以上几类以外,还有市场规模机制、创新激励机制、劳动供给机制等。

市场规模机制。墨菲、施莱弗和维希尼(1989)提出了收入分配通过市场规模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即所谓收入分配的“大推动”(big push)理论。他们认为工业化要求充分大的国内市场以使规模收益递增的技术获得盈利,而收入分配不平等、财富过于集中可能会限制市场规模从而妨碍经济增长。[18]

劳动供给机制。从劳动供给机制出发的文献认为,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关系的关键变量在于劳动供给,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结构的变化通过影响劳动供给,进而影响资本和劳动的相对报酬,最终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典型的文献有加西亚-佩纳罗萨和图诺夫斯基(2005,2006,2007)、易(2009)等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

创新激励机制。此类研究放弃生产单一物品的假定,从人们需求结构的变化出发,考虑技术变革和创新的盈利性,认为收入不平等会通过影响创新的激励机制而影响经济增长。代表性的人物有佛尔米和威尔罗(2006)、哈提卜奥卢(2007,2008)。佛尔米和威尔罗将异质性偏好引入基于创新的增长模型,在一般均衡框架下研究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哈提卜奥卢也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建立了基于创新的增长模型,发现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是一种复杂的非线性关系。

七、结语

丰富的研究文献表明,尽管对于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仍然存在分歧,但是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通过各种作用机制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过大的收入差距会造成税率扭曲、影响投资效率、降低人力资本积累、引起政治动荡、激化社会矛盾、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等各种不利的后果,进而不利于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我们应该承认,有关收入差距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尽管经济学家们在最近十多年间的实证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也留下了很多争论和疑点。比如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长期和短期内的不同(阿莱西纳和罗德里克,1994;佩尔森和泰贝利尼,1994;福布斯,2000;本杰明,2004)、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随经济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规律(巴罗,2000;伽罗和莫夫,2002)。早期的研究倾向于使用跨国截面数据来进行研究,但是跨国数据往往存在数据异质性和不可比的问题。另外,实证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尽管有学者通过联立方程模型将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作为内生变量处理,但限于数据的质量,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仍值得怀疑。总之,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因为两者关系要受到多方面经济与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不同因素对两者关系影响的性质又存在着差异。因此,如何在理论上对两者关系进行系统的分析,以及如何运用更先进的计量方法和可靠的数据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将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摘要：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运用各种方法探讨了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大部分研究结论显示,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存在间接的负面影响,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多因素的传导过程,包括人力资本积累机制、政治经济决策机制、社会冲突机制、需求传导机制以及其他传导机制。总的来看,这些研究加深了对于两者关系性质和相互影响的认识,但研究结论的分歧和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仍然存在,有必要对两者关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