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近代化范文（精选5篇）
军事近代化 第1篇
1910年3月31日, 历经七年修筑的滇越铁路云南段工程竣工, 随着这条铁路的通车, 云南整体的近代化步伐加快;但云南军事的近代化却要比这早上约一到两年。云南陆军讲武堂是于1907年9月在云南陆军武备小学堂的基础上筹建的;后停办七个月, 一年后又由护理云贵总督沈秉经及云贵总督锡良重办; 1912年由云南都督蔡锷将军更名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 但世人仍习惯称之为讲武堂。
2师资来源
云南陆军讲武堂聘用的教职工一部分是国内武备学堂的毕业生, 另一部分则是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 且这部分教员都是同盟会会员。讲武学校的各个兵科的科长、执事官和各班班长也大多是同盟会成员。聘用的留日同盟会学生有李根源、李烈钧、沈汪度、唐继尧、顾品珍和罗佩金等。讲武堂第二任校长即李根源, 他任职期间对学校进行了改革, 聘用教职工非常灵活, 他不仅增加聘请了一批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留学毕业生任教, 还任用了有军事才能的人才, 如杨杰。此外, 还专门派人去日本考察军事, 并将日本先进的管理方法用于校内。唐继尧对讲武堂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 1922年的时候, 唐在讲武学校内创立了云南陆军高等军事学校以及云南航空学校, 以抗衡北洋军阀控制下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所聘用的教员均是受过先进军事教育的优秀毕业人才。讲武堂的发展与唐继尧的资金、物质补给充足是分不开的。
3教学内容与方法
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在当时全国范围内都比较先进。学校分别设置了步兵、骑兵、工兵、炮兵四种兵科, 军事学课程系统全面。军事课有地形学、测绘学、筑城学、卫生学、兵器学、战术学、军制学, 各种典、范和令, 以及战术实施, 野外演习等。文化课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伦理、器械画、英文和法文。到了1930年, 龙云在讲武堂创立了滇军教导团, 团长由龙云担任, 在之前的四个兵科的基础上增设了宪兵、经理和交通以培养专业军官。
在讲武堂的课堂和野外练习的操场上, 具有革命思想的教官都运用各种方法教育激励学生。对孙中山先生主张较为熟悉并积极宣讲的方声涛教官, 将民主的观念深播学生的心里;李根源则不顾清政府禁令, 在滇越铁路通车之际, 率全体学员直接到昆明火车站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 以激起学生的反帝爱国情绪。此外, 像《民报》《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书刊在师生中隐秘的广泛传阅。
4管理制度
伴随着留日学生的引入, 日本先进的军事理论和思想也得以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内教授及传播。学校的制度和作风仿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作息纪律都非常严格。学校规定学员每天上课六个小时, 用两个小时的时间上操, 早晨则有体操和跑步, 晚上安排自习, 夜间有紧急集合训练。唐继尧在任时, 在讲武堂内创办的陆军高等军事学校, 其学制和教学直接仿效日本陆军大学和保定陆军学校。所以说, 严格的教育管理制度下, 学生和教师都比较辛苦, 正是讲武堂校训“坚韧刻苦”的体现。
5云南军事近代化的成果
总之, 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云南在军事上取得了不错的近代化成果, 这使民国早期的云南在整个中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然, 云南在军事上的近代化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办学;而学校的运作和政府财政支持则息息相关。 讲武堂的存在对黄埔军校、辛亥革命、护国战争以及抗日战争都有非常大的贡献。
1924年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的时候, 新式教官非常缺乏, 于是校长蒋介石致电云南, 要求调讲武堂炮兵科长王柏龄, 工兵科长帅崇兴, 骑兵科长林振雄, 步兵科长刘耀扬及部分毕业生到黄埔军校, 协助办学。所以云南陆军讲武堂也被称为“黄埔军校的摇篮”。讲武堂的师生有不少在北伐军中任高级将领, 如朱培德和杨杰先后担任北伐军总参谋长;金汉鼎任第九军军长;朱培德为第三军军长;范石生为第十六军军长。后来著名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也有讲武堂毕业的学生朱德和叶剑英分别参与领导。对抗日战争作出的贡献更不可估量, 云南不论是在抗战人员的输送上还是在战略物资的补给上都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尤其是讲武堂中不少师生率部抗日, 他们坚韧的作战精神以及过强的战斗力为抗战的胜利做出很大的牺牲与贡献。如中条山战役中抗日的第三军军长唐淮源, 师长寸性奇, 击毙日寇近万人以身殉国。徐州会战中的第六十军军长卢汉率部浴血奋战近一月, 击溃日寇王牌军板垣矶谷师团。其余的如第七十六军军长王甲本在湘桂战役中殉国;第五十八军军长孙渡和, 第三军军长杨宏光、副军长张与仁率部抗日做出巨大牺牲, 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云南当代学者谢本书先生曾对讲武堂作过总结:第一, 规模较大, 班次较多, 学生人数也比较多。第二, 学制较长。第三, 课堂设置完善, 教学质量较高。的确, 从云南陆军讲武堂师生在革命和抗战中的表现, 讲武堂的成绩也可见一斑了。而这些无疑是云南军事近代化成功的体现。
参考文献
[1]陈予欢.云南讲武堂将帅录.广州出版社, 2011.
[2]谢本书.民国劲旅:滇军风云.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
亚太地区军事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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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重新登陆”菲律宾？ / 倪童军 // 世界知识 ·— 1999(5)·—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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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无银三百两——闲话菲美联合军事演习/ 陈占杰 // 东南亚研究 · — 2000(6)· — 8—9 泰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 / 崔永新 // 外国军事学术·－1996（12）·－26－28
今日泰国海军 / 马宁 等编译 // 世界军事·－2000（5）·－34－36
令人关注de泰国舰母 / 崔炜 // 东南亚纵横·－2000（7）·－19－20
泰国警官学校概况 / 程胜军 // 公安教育·－1999（2）·－46－47
泰国的职业杀手 / 王鹿 // 国际展望·－1997（7）·－18－20
越南战争 / 袁方 // 历史教学问题·－1997（3）·－33－36
二战后越南军事战略的演变 / 续建宜 等 // 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97（2－3）·－18－20 越南“积极防御”新军事战略主要特点 / 张力波 // 昆明陆军学院学报·－1997（1）·－49－52 新时期越南建军思想与安全战略 / 段奎 冯永孚 译 // 东南亚研究·－1996（4）·－19－20
当前越军兵力部署的基本特征 / 张戈 // 昆明陆军学院学报·－1997（1）·－53－54
越军作战指导思想的新变化 / 张戈 // 昆明陆军学院学报·－1997（2）·－47－49
跨入新世纪的越南海军 / 卢秋林 // 现代军事·－2000（6）·－37－38
越南海军装备一览 / 俞风流 张跃林 // 当代海军·－2000（增）·－22－23
海洋强国梦——越南海洋战略析评 / 孙小迎 // 亚太参考·－1996（35）·－1－12
海洋强国梦——越南海洋战略析评 / 孙小迎 // 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96（3）·－12－18 浅析越陆军编制体制的演变特点 / 杨忠文 // 昆明陆军学院学报·－1997（2）·－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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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越南空军装备现代化 / 张永谦 // 现代军事·－1998（8）·－52－53
越南军队的经商热 / 胡仕春 // 国际展望·－1996（20）·－18
越南整顿人民公安力量 / 沈进东 // 东南亚纵横·－1997（2）·－14－15
柬埔寨和平建设的一大障碍——地雷 / 孙亚书 // 当代亚太·－1998（9）·－49－50
柬埔寨的地雷 / 孙亚书 // 国际展望·－1999（1）·－21－22
踏访柬埔寨雷区 / 张韦舀 // 东南亚纵横·－2000（12）·－28－30
缅甸军事概况 // 云南国防·－1998（6）·－30－31
中缅第一次联合进剿“金三角”国民党残军的历史背景分析 / 颜剑 // 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96
（3）·－19－22
洋务运动及其孕育的近代军事工业 第3篇
鸦片战争后，痛定思痛的思想先驱们看到了中国与西夷之间军事实力的差距。他们粗略地归纳为三个方面，即“一战舰，二火器，三乃养兵练兵之法”。而缩小差距的根本办法，就只能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循着这样的思路，洋务派身体力行，抓紧了对枪炮火器和西式舰船、水雷的研制。他们的这些主张和行为，不自觉地触及到了科学技术这一国防建设中最为敏感的要素，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世界军事技术发展的大趋势。同时，也对封建统治者历来“重道轻器”，视科学技术为“雕虫小技”的传统观念、视西方船炮为“奇技淫巧”和“形器之末”等糊涂认识，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客观上拉开了近代中国社会军事变革的序幕。
具有改革精神的思想家王韬和近代科学家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等人，不仅大量翻译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及机器制造等类书籍，而且还在兴建的新式工场里，着手研制枪炮、轮船和蒸汽机等“夷之长技”，将近代科学知识，尤其是军事技术知识介绍给国人。这对此后中国新式军事工场的枪炮舰船制造和海防要术、作战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
19世纪50年代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以摧枯拉朽之势击败清军，很快据有江南数省乃至半壁江山，极大地震慑了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这里面也离不开新式武器的作用。早在1853年，太平军就通过洋行购买洋枪洋炮，以至到后来，太平军各部几乎都有洋枪洋炮。1862年，李秀成率部解围天京。湘军曾国荃称，“洋枪洋炮弹密如雨，兼有开花炸炮打入营中”，如此精良的枪械，令曾国藩各部大感惊悚。
这时，手忙脚乱的清军将领也逐步意识到新式武器的重要作用。为战急之需，他们先仿照西洋式样，建造了一批火炮洋枪，并对古老的军事手工作坊进行了规模和数量上的扩张。如湖南巡抚就派曾跟随林则徐制造过炮车的黄冕到长沙开炉铸炮；湘军统帅曾国藩奏请皇上，将对新式火器有所了解的龚振麟等人调遣至湘军中效力使用。
历史演进到19世纪60年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批湘、淮军吏大臣和以恭亲王奕訢为代表的清廷要员，基于镇压太平军起义和抵御外敌入侵的双重需要，也接受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以此作为清廷国防建设的指导方针。
在史称“洋务运动”的近代军事工业建设过程中，恭亲王奕訢的作用尤为突出。他也因担纲“总理海外洋务衙门”的最高首长，而被皇族们戏称为“鬼子六”。
在镇压太平军起义中崛起的湘淮军吏大臣们对推进洋务也是功不可没。曾国藩明确表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可期永远之利”；左宗棠提出：“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
1860年，奉旨组建淮军并赴上海镇压太平军的李鸿章，亲眼目睹了雇佣的英法“洋枪队”的厉害了得。“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这些武器装备，不仅有攻城时制造的巨响，炸开城堞高墙阻隔的障碍，杀戮“长毛”的痛快，而且还让他在兴奋之余，也深感“外国兵丁口粮贵而人数少，至多以一万人为率，即当大敌。中国用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于枪炮窳滥。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
1861年，湘军在曾国藩的主导下，于安庆开设了中国第一个制造近代武器的工场作坊——内军械所，这是区别传统作坊与现代工业的分水岭，是中国近代史上很有意义的事件。
随着洋务运动深入，有识之士逐渐发现，以购买、仿造洋枪洋炮来进行海防和军队建设，并非上上之策。最好的途径，应该是以引进西方军事技术为核心，迅速建立和发展自己的新式军事工业。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曾经对“现代工业”与“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之区别，作过生动而形象的描绘。马、恩说，“现代工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
这段话用在中国洋务运动中出现的近代工业身上，真是特别切贴。
安庆内军械所的劳动力，全部是湘军火炮营、神机营的工匠、兵士。当然，内军械所还集合了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等一批著名的科学技术专家，他们成功地研制出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小火轮，开始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草创阶段。
19世纪60年代后，更是洋务运动兴起的高潮，一批军工企业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史料记载，1865～1895年間，清政府先后设立了24家规模不同的官办军事工业企业，最著名的有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金陵机器局和汉阳兵工厂。
江南制造局是清政府兴办的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1865年5月，李鸿章以6万两银子的代价买下美商旗记铁厂，这家当时“洋泾浜外国厂中机器之最大者”，具有修造开花炮、洋枪和火轮船的能力。
此后，李鸿章将原先为保障淮军作战需要的两个炮局并入其中；李的恩师曾国藩则将委托容闳在美国购回的100多台机器添了进去。这些从美国购进的较为先进的机器设备，使江南制造局从建厂之初，就具备了相当可观的规模和生产能力，主以造枪炮，也兼造舰船。直至发展为江南制造总局，并延请英国人马格里等主持生产。
1867年，这个“中国第一”军工厂从虹口迁往城南的高昌庙，进一步扩大为轮船厂、机器厂、熟铁厂、枪厂、木工厂、钢铁厂、锅炉厂等数个分厂，还附设了学堂、翻译馆等。到甲午战争前夕，该局更增加了炮厂、火药厂、枪子厂、炮弹厂、水雷厂、炼钢厂等新的分厂，可以制造大到蒸汽轮船、小到西式步枪等多种武器装备。成为拥有官军职员技工3000余人、设备300余台的近代大型军工厂。
位于福州马尾的福州船政局，是1866年由晚清“清流首领”左宗棠奏请同治皇帝设立的近代化造船厂。左宗棠对那时盛行的“炮舰政治”有入木三分的认识，他说“泰西诸邦均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相互炫耀，日竞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而中国的情势则是“水师直同虚设，舰炮全无”。为此，须创建蹈之。
福州船政局创建初期，主要聘请法国人日意格、德克风负责行政管理和技术指导，因而设备大多由法国进口。福州船政局较之其他洋务工业显著不同的是，在聘请法国人管理的合同中规定，除负责建造舰船之外，强调外籍专家还负有训练中国学生和技工技师等责任。要求外籍专家训练中国学生和技工“五年期满时达到独立担任造船及驾驶工作的水平”；并且自己办有学堂，专习英、法之文及技术。这些合同约定，表明左宗棠等人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诸多事情上，是很有前瞻性眼光的。
1867年元月，福州船政学堂就开始着眼培养能驾驶舰船巡守海疆的人才。还曾派遣专门的军事留学生，赴英、法等国学习，后来对清廷的海军建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888年，清廷设立海军时，其担任总兵、副将职衔的军官有90%出自这里。最著名的就是邓世昌和他的同学严复。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呼吁“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后来成为“戊戌变法”的思想灵魂。
从同治五年（1866年）清政府在福州马尾设厂造船，至同治七年底（1868年）基本建成。这家企业是洋务运动时期我国引进西方先进设备和技术创办的规模最大的集军工、科研、设计和教育于一体的官办企业。大致拥有由80余所近代工业厂房（轮机等车间及船坞）、科研设计楼（绘事院）、教育学堂、高管及技师住宅等建筑组成的船政建筑群。
1874年后，福州船政局逐渐由中国技术人员独立负责管理，拥有工人2000余人，具有制造2500吨船舶能力，先后建成木壳军舰、铁木合构舰、钢甲舰和新型驱逐舰等40余艘。
现今的福州马尾造船厂仍部分保留了旧有的厂房和设备形态，主要有绘事院、轮机厂、钟楼、一号船坞、码头吊台基座等。作为清末洋务运动的重要遗存，展示造船工业的历史与文化价值。现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作为华北门户、京畿喉襟的天津卫，卓然成为中外交涉的窗口，于是乎，它也有了按洋人规矩开办的机器局。天津机器局建于1867年，分天津城东贾家沽道的东局和城南海光寺的南局两部分，开始生产规模不大，以试制小型铜炸炮和制造火药为主。大概是从1870年起，每天早晨6时，机器局的上空，便有了“嘟嘟嘟----”的汽笛声。这从英伦三岛传过来的催促工人上班的汽笛声，似乎就是中国大工业诞生的第一声啼叫。
为什么人们记得这样清楚呢？是因为当年北洋大臣李鸿章接办了该局，旋即大规模扩建厂房，购买机器设备，相继增设了铸铁厂、熟铁厂、锯末厂、碾药厂、洋枪厂、枪子厂、栗色火药厂、炼钢厂等；主要制造火药、洋枪、洋炮、军用器具、电线、电机，还附有水雷、水师、电报学堂等部门，很快成为我国北方仅次于江南制造局的大型军工企业。
金陵机器局则是以原苏州洋炮局为基础，于1865年在南京雨花台创立。对这个原“苏州洋炮局”，人们切不可小觑。它是1862年由李鸿章雇用英国人马格里等技师来苏州，专门指导生产军火的新式军事工业之开端。搬到南京后，在李鸿章的扶持下，逐渐发展成拥有三个机器厂、两个翻砂厂、两个熟铁厂、两个木作厂以及水雷局、火药局、火箭局等多个分厂的综合性企业，主要产品为火药和手工铸造炮弹，也生产过轻型火炮和步枪。
除了以上几个规模较大的军工企业外，这一期间创建的还有西安、福州、兰州、广州、山东、湖南、四川、吉林机器局等规模较小的军工企业。
洋务运动以及由它孕育产生的近代军事工业，给晚清及其后来的中国社会带来极其深远的影响。客观地看，它率先采用西方大规模的集中生产方式，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为发展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民族工业迈出了艰难的一步。
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培养了一批懂得声、电、光、化的科技人才，其中包括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等优秀科技工程人员；培养出一批近代中国早期的军事工程、航海运输、电报电讯、路矿采掘、理工教育等方面的新式人才；包括派遣大批青年去欧美留学所产生的作用，并对以后中国派遣留学生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些都值得充分肯定。
更重要的是，近代军事工业生产的枪炮陆续装备清军各镇，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军队迅速结束以弓箭刀枪为主要作战武器的历史。
短短二十余年间，跨越了西方军队花费数百年才得以完成的由冷兵器到前装火器、由前装火器到后膛速射枪炮的两大发展阶段，缩小了与西方各国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
对于近代新式军事工业的诞生与发展，洋务派所耗费的精力、用心之良苦，亦可谓殚精竭虑；所花费之银钱，加上被洋商敲“竹杠”、支付的“学费”，在当时中国的财政收入比例中亦不算少量，结局却很是悲涼。根本原因是洋务运动所搞的这一切“变革”都必须在一个前提下进行，这就是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制度不能变，老祖宗的规矩不能变，这就注定了洋务派求强求富的美梦难成。
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曾经积极参与洋务运动的王韬说得非常深刻，他认为学习西方仅限于“坚船利炮”是“仅袭皮毛而即嚣然自以为是，又皆因循苟且，粉饰雍容，终不能一旦骤臻于自强。”另一位参与洋务的有识之士钟天纬也指出：“若东开一局，西开一厂，岁靡县官千百万金钱，而仍无丝毫实际，则何益之有哉！ ”
因此，洋务运动从本质上说，只是在封建制度的躯壳上戴了顶资本主义先进技术的帽子，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这类军工企业都是由清军成建制转化而成。所谓“官军员工”，实际上就是“军官为管员、兵士领军饷”，并非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大概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的军事工业百多年来都未能摆脱“军队成建制转化”的窠臼。
近代天津早期的军事工业技术引进 第4篇
一、天津机器局的技术引进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政府在全国各省着手建立军工厂,天津机器局便是其中规模较大的一个,它是仅次于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的全国第二大兵工厂,也是天津洋务运动的开端,曾被李鸿章称为“洋军火总汇”,1900年以前,一直是北方最早最大的军事工业。它是清政府在缺乏自己的技术人才、机器设备和制造材料,而制造技术又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情况下,依靠西方先进技术建立起来的近代新型军工企业。
1862年(同治元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编练“洋枪”队,并试铸英国得力炸炮及炮子,试放,甚猛,遂奏请清廷在天津募匠设局。1867年,清廷命崇厚主持创建天津机器局,选聘丹麦国驻天津领事英人密妥士(J.A.T.Meadows)从英国购买机器,延聘技师开局建厂,聘英人司图诺任总工程师,“城东十八里贾家沽道地方设立火药局,是为东局……局内共建机器房等四十二座,计二百九十余间;大烟筒十座;洋匠住房一百六十余间”,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军火工厂之一,拥有当时亚洲最大、最好的火药制造厂。
天津机器局的诞生,对天津近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为了提高军火生产,机器局不断从国外引进当时比较先进的技术装备,历经五次扩建:1872年增建了铸铁、熟铁、锯木等厂;1873年在原有药碾机器基础上,添置西洋药碾三份,各式机器十余部,并续建机器房和第二座碾药厂;1874年又建成第三、第四座碾药厂,购买制造林明敦枪和制中针枪子的机器,成立洋枪厂和枪子厂,专制各种子弹;经过连年扩充,到1876年机器局所制造的新式军火产量较前两年增加三四倍,而且还承修兵船、轮船和挖河机器船等,1877年又试造水雷。扩建后,改进了设备,提高了技术水平,增建了淋硝厂、硫酸厂、铸钱局、栗色火药厂等。其中,栗色火药厂于1887年在东局兴建,据当时外国记者报道:这个工厂将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好的火药厂,能以最新式的机器制造最新式的炸药”。1888年,为了制造新式钢制炮弹,机器局还决定在东局建立一座炼钢厂,从英国聘请技术人员和购进机器设备,从葛来可夫蒿尔厂(英)进口了化铜炉,从格力活厂进口了用于钢材拉力实验的水力压钢机以及十吨起重机和新式车床,于1892年建成,开始小规模炼钢、轧钢,能制造六吋口径的小钢炮,是中国北方第一座炼钢厂,从中也可窥见其新式军火制造能力在不断提高,最终形成了一个包括机器制造、金属冶炼、基本化学等的大型军火联合企业,开创了天津近代技术进步的先河。
二、北洋水师大沽船坞的技术引进
在天津使用机器进行工业生产的第二大行业是修造船技术。1875年,清政府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开始筹建北洋水师,先后买进英、德旧军舰25只,依靠英国人和德国人进行训练。初期,北洋海军军舰每有损破,需要到南方修理,往往贻误军机。为了就近修理,光绪六年(1880年)在大沽创办了“北洋水师大沽船坞”。
关于大沽船坞的机器设备情况,最初仅有活动机床八部,马达、锅炉、汽锤各一部,1880年5月初,动工兴建甲坞和轮机房、马力房、抽水房以及木厂、码头、起重架、绘图楼等,并外购机床20余部,马力机、抽水机、卧式锅炉各1台,年末工程竣工,正式投入生产,共花去经费3.33万余两,每月经费纹银四五千两。后不断购买外国的机床设备,到1885年,成立了打铁厂、锅炉厂、铸铁厂、模件厂,还建立了“甲、乙、丙、丁、戊、己”六个船坞。从1883年起,又开始造船。据记载,1883—1884年,生产船只有飞鹰、飞艇、遇顺、利顺等船,后还制造过拖泥轮船、接泥驳船等工程用船。到1885年,已初具规模,共有6座船坞以及码头、大木、轮机、熟铁、铸铁、模件、锅炉、枪炮检查等厂,可同时装配和修理6艘船舶。1891年起除修造舰船外,开始制造枪、炮、水雷等军械,大沽船坞实际上又成了一座军火工厂。据记载,1891年,仿造了德国后膛快炮90余尊,1892年,添置机器,在船坞兴建炮场,从事大炮生产。大沽船坞除了承担北洋水师舰船的维修外,还制造了“飞龙”、“快顺”、“捷顺”等轮船和军火。
大沽船坞是中国造船工业和兵器工业的先导,在近代工业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继福建马尾船政局、上海江南船坞之后,中国第三所近代船舶修造厂,是北方最早的船舶修造厂,也是中国北方早期的近代军械制造厂。全坞共有职工600余人,其中技术工人占了一半。这种高起点、高技术含量的企业,为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仿照西方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建置的,采用了机械化程度较高的近代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是一种新的生产力,标志着技术的根本变革。
总之,在早期的技术引进活动中,军事技术的引进占主导地位,主要以天津机器局及大沽船坞为代表。这一时期的技术引入对近代天津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开启了天津有史以来的机器生产,不仅标志着天津近代工业的产生,也是近代天津进行技术变革的开端。它们的创立和发展使得天津有了更多的与世界先进技术接近的机会,形成自己的优势,带动了以后天津企业的技术引进和技术进步,为天津引进了西方先进的铸铁和机器加工技术,装备着比较先进的设备,能够使用大型动力机械进行大规模生产,并且培养了大批的技术工人,不仅为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和技术基础,而且对北方近代工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虽然天津机器局和大沽船坞这两个综合加工能力很强的兵工厂后来毁于战火,但是它们却让天津人看到了真正的西方机器生产,打破了几千年封关自守的保守状态,为天津近代工业技术的发展打开了开放之门。
参考文献
[1]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2]孙德常,周祖常.天津近代经济史[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
军事近代化 第5篇
关键词：洋务运动,军事工业,社会影响
晚清政府的洋务运动,是从军事自强开始的,到了后来虽然增加了“求富”的内容,但军事自强的目标始终未变,它贯穿于洋务运动的始末。以奕?、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努力学习西方的先进的军事技术,积极的兴办军事工业,引进和制造先进的武器装备,从而带动了中国一系列的社会变化。
一、洋务运动产生的背景
19世纪60年代,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下,此时的清王朝也早已是内忧外患,风雨飘摇。
1860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说,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第二年他对上述看法加以发挥,主张购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成为官民通行之物,那时可以剿发(指太平军)、捻(捻军),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务。(《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4卷,第11页)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国侵略者帮助训练洋炮队、设洋炮局。他认为,清军作战往往数倍于外敌,仍不能胜,原因在武器不行,枪炮寙(yǔ)滥,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3卷)奕?看到曾李两人学造外国船炮,决定派员前往学习,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自此,洋务派开始了“自强”的洋务运动,而中国军事工业的现代化进程也由此拉开序幕。
二、洋务运动时期军事工业的发展
两次战争中,外国的坚船利炮使洋务派普遍认识到中国谋求富强之道需从“练兵”、“制器”开始。为此, 洋务派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了一些军事工厂, 从1861年安庆内军械所建立到甲午战争前, 清政府先后建立了近30个军事工厂,逐步做到了“一切枪炮、轮船、军火均能自造”。(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三,《商务》)与此同时,洋务派还利用自己所造与从外国所购之轮船逐渐建成南洋、北洋、福建、广东四大海军,奠定了中国近代海军基础。洋务运动中建立的造船工业对中国近代海军建设产生的作用更为显著。甲午战争前,福建海军20艘军舰中15艘是福州船政局制造的,南洋海军23艘军舰中有14艘是由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出产,广东海军18艘舰船中9艘由福州船政局制造。即使是主要靠外购舰船建立起来的北洋海军,也有5艘舰船是由福州船政局生产的。除制造枪炮和弹药外,有的军事工厂还制造“制器之器, 生产母机”,1867年—1904年,江南制造局共制造车床138台,刨床钻床等117台,起重机84台,抽水机77台,汽炉机32台,汽炉15座。福州船政局自行制造机器66座,天津机器局能够自行制造电机、电线、电引的机器。这些新式近代火器与轮船的生产和使用,改善了清军的军事装备,提高了清军的战斗力。因此,洋务运动为中国军事发展初步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兴办军事工业带给中国社会的影响
第一,它加强了国防力量。洋务派最初兴办军事工业的目的,既有镇压人民反抗,维护清王朝统治的一面,也有防范外来侵略抵御外侮的一面。太平军和捻军失败后,军事工业对防范外来侵略的作用日益突出,用奕?的话说“托名学制以剿贼,以便有事可以御侮”。可以说,近代军事工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的殖民地化进程。
第二,它加快了中国民用工业的发展。随着军事工业生产的扩大和发展,必然会出现原料,燃料,交通运输人才培养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洋务派在70年代后提出了“求富”的口号,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一批近代民用工业。这对于与外国商品争夺市场维护本民族的利益,促进早期民族资本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作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的进程。
第三,它提高了中国的科技水平。在军事工业的推动下,洋务派向西方派遣了大量的留学生和建立了一大批如北洋水师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军事学堂。这些学堂培养了大批的军事人才。70年代后,清政府还向国外派遣了四批留学生,共计120人,归国后成为福州船政学堂的骨干力量和北洋海军的重要将领。著名爱国将领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以及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都是那时清政府派出的留学生。这些举措使中国出现了一批近代化的先进人才和知识分子,通过学习和传播西学,使国民的思想认识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对开启我国国民的民智起了重要的作用,使我国的科技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