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遗址范文

红山文化遗址范文（精选3篇）

红山文化遗址 第1篇

在世界古代作家的眼里, 所谓“英雄时代”乃是古希腊神话和传说中英雄们生活的时代。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经常提到“英雄时代”, 曾经指出各民族都经历过自己的“英雄时代”。红山文化积石冢主人位阶有序、等级分明、用玉为葬、规格较高, 大多数是“英雄”待遇。红山文化也确有一个“英雄时代”。

一、红山文化“英雄时代”的特征

1. 为“英雄”修筑大墓、中心大墓。

牛河梁遗址有许多大墓, 其中第二地点、第五地点和第十六地点都有中心大墓。中心大墓都建在风化的基岩里。中心大墓的地位非常重要。但是, 当时社会的人们在生产力尚不十分发达的情况下, 没有金属工具, 为什么要下大力为一个人修筑费时费力的巨大墓葬呢?同样显而易见, 这个人是众人心目中的“英雄”。

2. 为“英雄”富葬玉器。

红山文化玉器为该考古文化一大特色。红山文化玉器是在积石冢发现的, 按规律被人置放在死者身体之上。有人统计,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共发掘墓葬61座, 有随葬品的墓葬31座, 其中只随葬玉器的26座, 占有随葬品墓葬的83.9%。红山文化并不是所有死者都随葬玉器, 死后随葬玉器的只是少数人;死后随葬玉器的少数人中, 随葬玉器的数量也有多少之分。以今人的工艺来看, 玉器加工过程仍非常艰难。红山人用巨工巨力加工玉器, 以美石厚待少数死者, 那么这些死者就不是一般的人物, 而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3. 迁葬“英雄”尸骨。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二地点第七号墓, 葬3人, 都是二次葬, 分别葬有玉璧和玉环。为什么红山文化社会要把一些人的尸骨迁葬到中心陵寝呢?而且为什么要为他们再葬配有玉器呢?因为这些红山人的祖先令后人久久不忘, 是红山人心中久久的“英雄”。

4. 形成集中祭祀“英雄”的山陵。

在5500多年前, 牛河梁遗址路通、水通, 交通发达;南、西、北形成连山环状, 空旷而幽静;在牛河梁埋葬了一代一代不知名的“英雄”, 形成了一个“英雄”谱系。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成为集中祭祀“英雄”的圣地, 是红山文化先民世世代代的“英雄”崇拜文化和信念, 不断凝聚、积淀和提升的结果。

二、红山文化“英雄群体”与历史文献记载的“英雄”之对应关系

把红山文化的“英雄”谱系与历史文化典籍的“英雄”谱系一一加以对应, 那样做不仅是不科学的, 而且是无意义的。但从人类发展趋势、规律、文化积淀角度, 去分析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三千年间人类的“英雄”事迹, 则是红山文化研究的一个新途径。

梳理历史文献, 中国上古的英雄人物有五类。《礼记·祭法第二十三》说:“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 则祀之;以死勤事, 则祀之;以劳定国, 则祀之;能御大灾, 则祀之;能捍大患, 则祀之。”

第一类英雄人物是“法施于民”者。牛河梁红山文化第二地点第四号墓, 成年男性死者随葬有1件玉箍形器, 牛河梁红山文化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随葬有1件玉箍形器。张敬国先生在安徽凌家滩遗址发现了类似的玉箍形器, 里面有摇卦用的玉签, 为占卜用具。可以认为牛河梁红山文化出土的玉箍形器也可能是占卜用具, 是一种“法施于民”的“法器”。红山文化积石冢里当有“法施于民”的“英雄”。

第二类英雄人物是“以死勤事”者。红山文化区早在7700年前就培育出了糜子和谷子, 当有勤于农耕之人;红山文化制作精美陶器的技术一直延续, 当有勤于制陶之人;红山文化制作玉器的工匠披星戴月地“治玉”, 当有勤于玉艺之人;红山文化人像腰部的带饰、女性陶像的“毡靴”, 说明服饰已经有了型制, 当有勤于制衣之人;红山文化的狩猎、畜牧水平较高, 雕塑、绘彩、砌筑工艺十分发达, 当有勤于生产工艺之人······总之, 红山文化积石冢里当有“以死勤事”的“英雄”。

第三类英雄人物是“以劳定国”者。红山文化的方圆结合、或单层或三重的祭坛, 置放女神、开中国宗庙之先的女神庙, 大小墓位次排列、方向南北东西变化的积石冢, 大到四万平方米的方台, 内径60米、外径100米的金字塔式建筑等等, 都是“定国”之物。当然, 在红山文化积石冢里有“以劳定国”之“英雄”。

第四类英雄人物是“能御大灾”者。《韩非子·五蠹》记载:“上古之世, 人民少而禽兽众, 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意思是说与人类相处的禽兽虫蛇时时对人类构成灾害。红山文化玉器兽类较多, 说明当时人类与动物界有着复杂的利害关系。牛河梁遗址女神庙南单室有炭化木柱痕迹, 说明当时火灾是时有发生的。红山文化晚期的大灾之一当为干旱, 红山文化玉器有祈雨功用者, 如部分勾云形玉器。红山文化创造了辉煌, 当有“能御大灾”的“英雄”。

第五类英雄人物是“能捍大患”者。红山文化的“大患”可能有惨烈的战争, 可能有持续的洪水, 也可能有造成赤地千里的大旱······不一而足。这可能是红山文化先人迁徙远去的主要原因。时势造英雄。有“大患”发生当有大英雄出。红山文化积石冢中当有“能捍大患”的“英雄”。

红山人公心大于私心, 敬祖尊亲, 更敬重为人们谋福祉的“英雄”。

三、红山文化“英雄时代”的主要业迹

1.“英雄时代”的积石冢。

所谓积石冢, 就是在墓上封土后再积石。积石冢是红山文化主要墓葬形制。红山文化为什么用积石冢保存祖先和“英雄”的遗体呢?目的是用积石冢充当连接社会的纽带。积石冢的这种社会纽带功能决定了其形制和分布。人们崇拜“英雄”、敬祖尊亲, 但还是要趋利避害, 要流动。流动时, 要把英雄、祖亲的遗体掩埋在原处。怎样才能使遗体掩埋地醒目?怎样才能使遗体掩埋地的标志物不被风吹雨打剥蚀掉?积石!只有石头能经受住风吹雨打, 维系着“英雄”、祖亲与后人的纽带, 并且能使人们经常接受“英雄”和祖亲的激励。总之, 积石冢被红山文化的“英雄”们作为连接社会的纽带来利用。

2.“英雄时代”的祭坛。

红山文化祭坛多位于路边、河边, 取交通便利之地。祭坛形状, 尤其是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的祭坛形状, 与甲骨文的“会”字相似。“英雄时代”的祭坛在祭祀“英雄”、祖亲的同时, 主要“议题”是向环境致敬:虔诚地对其生存所依赖的环境表示感谢, 并祈求环境向人们更多地赐福。总之, 祭坛被红山文化的“英雄”们作为表达诉求的场所来利用。

3.“英雄时代”的方台。

牛河梁遗址女神庙后有一个4万多平方米的方台, 可为古代书籍所记之“台”的一个实像。牛河梁方台的四边由石块砌筑。从“英雄时代”来看, 红山文化方台为红山文化先民从事重大活动的场所。从族外婚角度看, 方台为男男女女相见、相亲之所;从红山文化分布较广、经济多元角度看, 方台为物品交换的地方;从红山文化积石冢、用玉等若干事项有统一规制来看, 方台为统一内部认识、结交外部“朋友”的聚会场所。总之, 方台被红山文化的“英雄”们作为内求一致、外求联系的场所来利用。

4.“英雄时代”的女神庙。

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是中国“英雄时代”第一庙, 其内涵尚待进一步揭示。

红山文化遗址 第2篇

关键词：红山文化；胡；呼；萨满

中图分类号：K876.3；K89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8-0001-04

赤峰地区位于中国北方辽河流域，史前文化非常发达，并且独具特色，自成体系，是中国乃至世界的重要史前文化区。经过70多年的田野考古出土资料的积累及史学家、考古学家、地质学家的不断考证，史学界最终将该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划分为：红山文化、富河文化、小河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和小河西文化等文化类型。

2012年之夏，赤峰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沟村出土的一尊陶人，引起学界广泛关注，被称为“是一次神奇的考古发现”。通过对65个残片的复原，一尊距今约5300年，整身、盘坐、戴冠、口呼状磨光红陶人像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尊陶人高55厘米，中空，呈筒状，外表通体磨光，局部施黑彩；双腿弯曲，双脚相对，盘腿而坐；双臂自然下垂，臂肘弯曲，双手交叠，右手在上，搭放在双脚上；头部戴冠，长发挽起，并用条带状饰物捆扎，形成横向的发髻，额顶正中还有一个横向长条状饰物；五官清晰，神态逼真，额顶饱满，眼眶周围内凹，双目呈圆形，炯炯有神，双眉及眼球施黑彩；鼻梁挺直，鼻头略宽，鼻孔与内侧中空部通连；①脸颊明显向内凹陷，外侧线条分明；口部隆起，呈呼喊状；人中清晰可见，下颌呈圆弧状；双耳略呈椭圆形，圆形的耳孔与内侧通连，耳垂处还钻有圆形小孔；脖颈竖直，右侧的脖筋明显；双肩较平，锁骨清晰可见；乳头微凸，右侧稍高，左侧稍低；腹部较平，肚脐眼用小圆孔表示，与腹部内侧通连。该陶人最突出的特征乃口部形状。陶人的身份也一直是大家争论的焦点，相关专家认为此乃红山文化晚期的巫者或者巫王（见图1）。②我们从该陶人收缩的锁骨及眉目间可以看出，他似乎正在用力发声，而张开的嘴所呈现的呼麦状更为形象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他似乎在向上天、向神沟通汇报什么，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巫祝的形象。从民族学角度看，这属于一种萨满形象。所以，这个陶人应该具有通神、通天的能力，而他张嘴正是在向上天祷告。由此可见，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地区存在着以原始萨满祭祀为职业的神职人员，就是我们所说的“巫”，他们扮演着沟通天地、传递上天旨意的角色。从陶人形象推测，他们通过后来在内蒙及东北地区广泛存在的“呼麦”的方式将所求之神呼唤而来以求得启示，而他们张开的嘴就是沟通天地的通道，有崇天、呼气、祭祀的功能。

在红山文化出土的人型文物中，其实不止这尊具有此独特造型，笔者翻阅相关考古报告发现，其他红山文明辐射范围也出土了类似形制的陶人、石人，在此一并列举。如图2，该石人是敖汉旗当地老百姓在田间捡到的，距今约6500年-5000年，为红山文化时期女神石像。从该石像我们可以看出其明显的女性特征：突出的双乳、隆起的腹部，面部表情也比较夸张，以气作法特征明显，与兴隆洼出土陶人十分相似（图3）。图4为巴林右旗那日斯台遗址出土的圆雕巫觋像，该石人形象酷似萨满祭祀时状态，口部微张，做呼天状。图5、图6所示乃为藏于赤峰市博物馆的女神石雕，该像口部张开，颈部有环状圆雕，腹部圆鼓，双乳突出，双肩由简单阴线刻出，大臂顺肩自然下垂 小臂曲肘蜷于胸前，应属萨满以气做法类（呼麦）。

2015年2月，辽宁省文物考古所在朝阳市半拉山红山文化积石冢首次发掘出大量文物，其中包括两尊存世稀少的陶人头像和石人头像。这两个头像与上述红山文化出土的艺术形象极为相似：石像浓眉大眼，宽额厚唇，如铅球般大小；陶像比乒乓球略大，细眉小嘴，头顶有盘绕发髻，嘴部微张做呼麦状（见图7、图8）。

图9是2015年新发现的石雕人面像，在中国最大的史前石城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出土，高20多公分，表情沉静，嘴张开，做呼麦状。

从以上陶人、石人形象可以看出，它们都呈用力呼喊之状，而且这不是普通的歌唱形式，而是至今仍然在蒙古高原上流传的呼麦艺术形式。作为人类社会早期的一种艺术形式，它其实是一种宗教祭祀方式的源头，呼麦的产生和发展可以说与萨满巫术祭祀有着紧密的关系。在阿勒泰山和西伯利亚地区，至今仍然保留着以萨满呼麦的方式沟通人神的宗教习俗。而这一原始宗教祭祀习俗源自于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我国内蒙古每年都会联合蒙古国等国家举办呼麦大会。③2009年，“中国内蒙古呼麦大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成功。蒙古高原这些具有呼麦特征的陶人、石人的出现，让我们确认这些史前艺术形象呈现的就是人类原始萨满宗教祭祀仪式。

在远古社会，蒙古高原原始先民生活环境极其恶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极其低下，面对大自然无情肆虐时，他们显得无能为力，只好乞求上天的帮助。于是以“呼”的方法祈求神灵庇佑的巫师出现了，他们可以沟通天地，庇护百姓，壮大部落实力。随着历史车轮向前转动，巫师这一阶层逐渐消亡，但他们与上天沟通的仪式却以“呼麦”的方式流传下来。据《逸周书》记载，在今晋北、内蒙古地区存在楼烦之胡、林胡、北胡之胡等胡族。④那么什么是胡？为什么称之为胡？

《说文解字》：胡字从古从月。《康熙字典》解释为：“【唐韻】戸孤切【集韻】【韻會】【正韻】洪孤切，音瑚。”古者，故也，从口十；月者，肉也。从字形、字义上理解：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存在着一种象征祭祀权力的权杖或旗帜，是为“干”，读为“hán”、“kān”，音同蒙语的“可汗”。而蒙古部可汗手中的苏鲁锭，也称苏立德，下部口者，正如张开的嘴。 肉， 代表喉咙，也为祭祀所用之祭品。综合这三点我们不难看出，胡字在古意上意为祭祀时候用嘴大声呼喊，亦或理解为在祭祀之时用嘴呼喊的人。

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胡”的定义也在不断变化。在汉文籍中，记载有东胡、胡、西胡部。“胡”是指以匈奴族为主的活动在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西部胡”是指以月氏为代表的西北部、西部地区的诸族；“东胡”是指活动在匈奴以东的游牧诸族。实际上，东胡、胡、西胡都是由血缘相同的部落或不同的部落结合而成的游牧群体，他们长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内狩猎、游牧、生活，逐步融合成较大的区域性集团，⑤现在学界将其归纳为匈奴部落、东胡族及存在于西域的各部等。

《周礼·考工记总目》记载：“粤无搏，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郑玄注引郑司农曰：胡，今匈奴。”《汉书·匈奴传上》：“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两汉时期，“胡”多指匈奴。汉、魏、晋、南北朝时，“胡”也可指西域诸国。王国维在《鬼方昆夷验犹考》中提出，胡为匈奴人的自称，“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一曰胡，曰匈奴，乃其本名”。后来，他又在《西胡考》和《西胡续考》中从西胡的角度对胡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汉人谓西域诸国为西胡，本对匈奴与东胡言之……是后汉人于葱岭东西诸国，皆谓之西胡也。魏晋六朝犹袭此名。西胡亦单呼为胡，《汉书·西域传》中：“西夜与胡异，其种类氏羌行国，逐水草往来。是其所谓为胡，乃指西域城郭诸国，非谓游牧之匈奴，后汉以降，甸奴浸微，西域诸国，遂专是号。六朝以后，史传释典所用胡字，皆不以之斥北狄而以之斥西戎。唐人皆祖其说。然除印度外，凡西域诸国皆谓之胡。”吕思勉也说：“胡之名，初本专指匈奴，后乃勋为北族通称，更后，则凡深目高鼻多须，形貌与东方人异者，举以是称焉。其初她以称北族也，以其形貌相同，不可无以为别，故以方位冠之。乌丸、鲜卑之先，称为东胡是也。其后循是例，施诸西北，则曰西胡，曰西域胡。但曰胡者，略称也。居地可以屡迁，俗尚亦易融合，惟形貌之异，卒不可泯，故匈奴、乌丸、鲜卑等，入中国后，胡名遂隐厂准西域人则始终蒙是称焉。浸假凡貌类西域人者，皆以是称之，而胡之名，遂自方位之殊，易为种族之别矣。”匈奴及匈奴余种，可以称胡，鲜卑、乌桓、吐谷浑等‘东胡族可以称胡，西域诸族也可称胡。

先秦时期中原地区将北方少数民族称为北狄，秦汉以后又称“胡人”，泛指匈奴、鲜卑、氐、羌、吐蕃、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族等部落。匈奴本是胡（Hun、Huns）的汉语音记，最早记述匈奴的著作是《逸周书·王会解》：“北方台正东……匈戎狡犬。狡犬者，巨身，四足果（裸）。”《逸周书·王会解》文后所附《伊尹朝献·商书》记载：“正北”有“戎翟、匈奴、楼烦”、“东胡”等。犬戎、戎翟、匈戎（匈奴）是分别记述的。《山海经·海内南经》：“匈奴、开题之国、列人之国并在西北。”郭璞云：“一曰检犹。《史记匈奴传索引》引应助《风俗通》云：‘殷时曰獯鬻，改曰匈奴。又晋灼云：‘尧时曰荤鬻、周曰猃狁，秦曰匈奴。案以上三名并一声之转。”⑥三代时期，戎有一支叫犬戎，与西戎血统相同，曾经终结西周，逼迫周王室东迁。在中原武力强大以后，这支犬戎被驱逐北移，与北方的北狄部族融合，在战国时代、秦汉之际，形成匈奴，称为胡。

匈奴族部落兴起于公元前3世纪，衰落于公元1世纪，是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有过较大影响的民族。匈奴在东汉初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入塞，北匈奴西迁。匈奴社会存在两个图腾崇拜系统，即祖先崇拜和自然神崇拜。匈奴人崇拜天地、日月、鬼神和祖宗，并定时祭祀。“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每年正月，诸部首领集会单于庭，举行春祭。五月，部众大会于龙城，祭祖先、天地和鬼神。“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笼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服虔曰：‘蹛，音带。匈奴秋社八月中皆会祭处也。师古曰：‘蹛者，绕林木而祭也。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天之祭，无林木者尚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周乃止。此其遗法。计者，人畜之数。”⑦可见在匈奴社会中，祭祀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匈奴族也崇拜龙，因为匈奴族也是华夏文明的子孙。“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⑧淳维乃是匈奴始祖名。有史载：“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故应劭《风俗通》曰：殷时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晋灼云：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韦昭云：汉曰匈奴。荤粥，其别名。则淳维是其始祖，盖与獯粥是一也。”⑨淳维或称獯粥，这个匈奴的始祖，原是夏桀的儿子之一，因避汤而迁徙到北方的大漠。因为匈奴的祖先也是华夏族，所以，他们崇拜龙是有理据的。

在匈奴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之后，他们采取与中原一样的祭龙神、呼龙神的神权信仰，这是和汉王朝争夺正统权力的开始。也因此让我们看到了“胡”人与中原王朝为争夺祭统权进而争夺政统权所进行的舆论宣传的痕迹。

“胡人”的说法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很早，在战国各诸侯争霸之时，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其中的胡服就是指胡人穿着胡的衣服。贾谊的《过秦论》也有“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的句子。这里的胡人，指的是哪一种胡？顾炎武先生曾指出，胡在最初有三种意思：一是取象于牛胡；二是寿考之称；三与“何”字同义。⑩胡指匈奴，也包括东胡，也就是匈奴东边的胡人。史籍记载东胡后来分为乌桓和鲜卑二部。

关于东胡来源，早在商代就有东胡的活动的记载。“东胡”这个称谓最早出现在《逸周书·王会篇》：“正北……匈奴……东胡。”后又有“东胡、黄罴”的记载。《史记》有云：“当是之时，……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这反映的基本是秦汉时期他的活动情况。张久和认为，《史记·索隐》引服虔云：“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在匈奴东，故曰东胡。”东胡一名是当时中原人对匈奴（胡）以东各部落的称谓，是族他称。东胡的活动范围很广，张久和：“东胡的活动范围大致限定在呼伦河、额尔古纳河以东，黑龙江上游以南，嫩江流域东西，老哈河流域南北这一区域。”“根据有关文献记载，东胡活动区域大体上在今内蒙东南、辽河的西部，它包括西拉木伦河、黄金河、老哈河以及大小凌河流域一带，由西北而东南横跨内蒙古、辽宁两个省，南北数千里，这里山水及平原兼而有之。”如果从考古学的角度上看，东胡族系应当分布在现在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学者们普遍认为，东胡的考古学文化为富河文化、红山文化等。这说明东胡的祖先们在西拉木伦河流域活动的历史非常久远，只是没有历史记载罢了。林干也说过：“综合十二台营子、乌金塘和南山根三地出土铜器散布的情况，大体上可以测定当时东胡人的活动范围约在今内蒙古东部老哈河上游东南至辽宁大凌河小凌河流域，即包括今天的赤峰市、朝阳市、锦州市及周围大片地方。”这一片区域正是历史上红山文化的发源地及辐射范围。虽然现在缺乏东胡的祭祀习俗的更详实的材料，但是相关考古发现可以作为论据支撑，我们可以大胆推测，与红山文化辐射范围有重合的东胡族在“呼天”祭祀习俗与上文红山文化的祭祀习俗有着共通之处。也就是说，东胡民族的原始信仰与红山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红山文化的萨满巫术就是胡人宗教信仰的源头。赤峰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沟村出土的陶人的呼状姿势与胡人的呼麦也许就是这一联系的有力证据。从这个角度说，也许胡人的原始文明就是红山文化的一部分。

注 释：

①张国强，刘晓琳.红山文化敖汉陶人探悉[N].赤峰学院学报，2013，（10）.

②高平.内蒙古赤峰：史前陶人出土考古价值巨大[N].光明日报，2012，（7）.

③范子烨.呼麦艺术的鼻祖：对兴隆沟红山文化陶塑人像的音乐学解读[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11-23.

④张亚初.从古文字谈胡、胡国与东胡[J].文博，1992，（03）.

⑤何天明.东胡到鲜卑檀石槐时期的政权演变[J].阴山学刊，2008，（06）.

⑥张碧波.南有大汉，北有强胡[A].内蒙古第三届草原文化研讨会论文集[C].2006.

⑦《后汉书》（卷八九）[M].中华书局，1982.

⑧⑨司马迁.史记（卷一一0）[M].中华书局，1982.

⑩陈健文.试论中国早期“胡”概念之渊源.欧亚学刊，2007，（06）.

王禹浪，许盈.国内三十年东胡族研究综述[J].哈尔滨学报，2015，（05）.

张久和.东胡系各族综观[J].内蒙古大学学报，1990，（02）.

林沄在.东胡与山戎的考古探索[A].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北京：知识出版社，1995.

林干.东胡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红山文化典型玉器浅析 第3篇

文明是人类进步的催化剂, 当人们开始用石块、树枝猎取生活资料, 维持基本生活需求的时候, 人类已经迈出了文明的一小步。火的使用, 使人类在文明的进程中, 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终于, 制作石器、陶器和玉器, 直至定居下来, 便开始了刀耕火种的生活, 文明的曙光才开始真正的照耀整个星球。

红山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左右, 存在于我国辽西的辽西河、西拉木论河一带的一个“文化类型”, 它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北方原始文化的代表, 它与存在于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和存在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一样, 都是中华古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山文化玉器最早发现于辽宁省凌源县牛河梁遗址, 1942年考古工作者曾在那里见到一件勾云纹玉佩。以后, 在红山文化诸遗址中多有玉器发现, 以凌源县牛河梁、三官甸子、喀左县东山嘴等遗址出土较多, 内蒙古翁中特旗三星他拉、敖汉旗大洼、辽宁省阜新县胡头沟等处也有不少重要玉器发现。红山文化出土的成批玉器中多数为动物造型的装饰品, 构成这一文化的显著特征。

红山玉器的主要代表有三类, 玉猪龙、勾云佩和马蹄形器。

玉龙, 其中之一的是“C”形龙, 现在的华夏银行的标志。玉龙是红山文化中最具典型代表的一类, 作为抽象表现形式的龙, 龙的起源有各种说法, 这里的红山玉龙为探索龙的起源提供了可靠的实证。

1971年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市三星他拉村发现的“C”形龙, 由绿色岫岩玉圆雕而成, 龙的吻部前伸, 略略上翘, 嘴紧闭, 鼻端截平, 有对称的一对圆鼻孔, 双眼突起像梭子状, 整个身体蜷曲成英文字母的“C”形。龙体刚劲有力, 颈部弯曲上扬, 整个龙体显现腾云驾雾的动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孙守道先生对大玉龙的时代与特征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商代玉龙多是有脚有耳, 而此玉龙无脚无耳;商代玉龙背部有脊无鬃, 而此玉龙无脊却有脊饰飘举;商代玉龙眼睛多为臣字眼, 此玉龙是梭形眼, 无睛;商代玉龙鼻端多是尖圆形, 此玉龙则截平;商玉龙口张齿露, 似虎, 龙额上正中常有一个菱形纹, 颚下无纹, 龙身尾部满刻菱形或回形鳞纹, 而此玉龙口闭吻长, 额部与颚下同时刻有罕见的方格网状纹。并且玉龙全身光素无纹。由以上比较可知, 此玉龙比商代玉龙更为原始。随后又和后来的二里头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和陶寺文化龙比较, 均未找到相似之处, 直到玉龙出土地进行调查, 在辽西接二连三地发现了与玉器出土有关的几处红山文化遗址, 才使人们对这类玉器的认识进入一个新阶段。

从造物艺术的角度看, 当时的造型肯定有其首要的实用意义。观赏这些“C”字龙, 我们可以发现其头部具有明显的猪首特征, 这种带有猪首特征的龙, 只能说明龙是由猪的形象演变而来。很可能实在红山文化时期的社会形态中, 猪的饲养已经开始, 拥有一定数量的猪是部落兴旺和财富的标志, 人们用猪来祭牲, 去祈求农业的丰收, 逐渐地把猪的形象抽象化和神化, 最终演变成“C”字形这样被后世称为龙的灵物。因此, 猪向龙的演变过程, 必然是原始农业逐步发展的过程。把多个玉龙摆放在一起, 它们的头部雕刻虽然有些变化, 但其整个外形基本一致, 双耸大耳、圆眼睛, 鼻间有阴刻线纹, 吻部稍突, 这些特征和猪的形象最为接近。

我们知道的是, 红山文化分布的地域, 是在燕山以北的大凌河和老哈河上游的宜农宜牧的农牧交错地带, 农耕文明的发展是伴随着牧业的发展而相辅相成的。可以推测出, 在红山文化时期, 猪的猎杀和蓄养已经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在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 曾经发现大量的猪骨, 在兴隆洼遗址发现了15个野猪头和2个鹿头, 应该可以算是最好的例子。考古发掘告诉我们, 玉猪龙是挂在墓主人胸前之物, 象征着主人的权利。这样的墓主人很可能是部落的酋长巫师, 他们执行着沟通天地、沟通人与神之间关系的职能, 而玉猪龙就是主人沟通神灵的信物, 死后也伴随着主人长眠于积石冢内。由此可见, 玉猪龙的出现, 是我们原始农业的发展和宗教祭祀的需要。从造物艺术角度来说, 也体现了“物以致用”、“物尽其美”的实用与审美的造物艺术原则。

红山玉器的独特之处, 就是在它的玉器系列中, 有一些其他新石器文化没有的造型, 玉勾云形器就是这样的一种玉器。因为其形状有勾如云, 中间厚四周薄, 有点还有刃。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两个不同的系列, 一个是自身弧度, 弯勾以及大小的变化, 使得勾形器最终由生产工具发展成为戈一类的兵器;另一个变化是多个勾形的重复配置, 形成比较复杂的形状, 成为新的器形, 所谓的勾云形器。而其更多的是具有装饰的作用和礼器的功能, 这从它出土时放置在墓主人的胸前, 可以推断出来。

玉勾云形器中间有一个或者两个圆突, 可以称之为单勾或者双勾, 正面打磨出和器形走向一致的瓦沟纹, 背面无纹。背面一般都雕有象鼻孔, 也有正反面对穿的孔。一般是上下左右对称, 也有以一个大单勾为中心, 再向四面放射出大大小小的旋勾的玉器, 还有的两边带双并连的尖齿。这类玉器充满着生命的张力, 象征着红山文化时期人类对生命的渴望和追求。

还有就是马蹄形器, 又叫玉箍形器, 也是红山文化的代表玉器之一。从形状来说, 呈长筒形, 一端斜口, 一端平口, 斜口的口沿薄而有刃, 而平口的一侧往往都钻有孔。从平口正视玉箍形器, 是一个扁圆。关于玉箍形器的用途, 牛河梁考古发掘发现其放在头下, 故有说是束发器, 但是实际戴头上却问题更多。后来又有定义为王冠, 对于长筒扁圆, 一端平口, 一端斜口就有了解释, 也说明在红山文化时期, 礼制已经基本形成, 也就是说王冠的出现说明等级观念已经作为一种制度被固定下来。

近三十年来, 考古发掘和民间征集的红山文化典型玉器又增加了一些种类, 玉鸟, 玉鸮, 玉龟, 丫形器, 玉蚕, 玉形祖等, 尤其是动物形玉是红山文化玉器群的核心, 大多都是抽象化了的动物形象, 并作夸张处理, 极具神秘感。而这些玉器大多与神灵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生殖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红山文化的考古发现, 确定了大凌河、老哈河为主要地带的我们新石器时期的文明起源, 为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找到了最可靠的依据。

玉器作为红山文化最主要的随葬品, 以其独特的工艺、造型、文化内涵所表现出的区域性特征及其深远影响, 使红山文化与东南沿海的良渚文化玉器成为中国史前玉器南北两大重镇。

红山文化的玉器种类繁多, 多是以动物造型为主, 多体现的是原始先民对大自然的崇拜和对生活的理解, 随着经验的积累的增加, 逐步的实用和审美结合起来, 达到了造物艺术的物质与精神的统一, 并且为中国源远流长的玉文化增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郭大顺.红山文化[M].文物出版社, 2005

[2]冯永谦.红山文化玉器与新品鉴考[M].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