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反贫困范文

旅游反贫困范文（精选7篇）

旅游反贫困 第1篇

一、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的现状

虽然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 始终把少数民族地区作为扶贫工作的重点, 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和低收入口不断减少。但随着扶贫开发的进一步深入, 剩余贫困人口越来越集中分布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2007年末, 民族自治地方农村贫困人口773.6万人, 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 (1478.8万人) 的比重为52.3%, 比2006年 (44.1%) 上升8.2个百分点, 贫困发生率为6.4%, 比全国 (1.6%) 高4.8个百分点。低收入人口1481.2万人, 占全国低收入人口 (2840.7万人) 的比重为52.1%, 比2006年 (44.7%) 上升7.4个百分点, 低收入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比全国 (3.0%) 高9.2个百分点。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合计为2254.8万人, 占全国 (4319.5万人) 的比重为52.2%, 比2006年 (44.5%) 上升7.7个百分点, 两项合计占农村人口的比重比全国 (4.6%) 高14个百分点。[1]

另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592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贫困监测调查, 2007年, 在被调查的1891个少数民族聚居村中, 贫困人口占全部贫困人口的比例由上年的48.7%上升到49.2%, 提高0.5个百分点;低收入人口所占比例由上年的44%上升到47.9%, 提高3.9个百分点。[2]

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业的优势

面对剩余贫困人口越来越集中分布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这一现状, 少数民族地区必须全面准确分析自身的资源状况, 充分发挥其优势, 发展旅游业无疑是少数民族地区消除贫困的最佳选择。

(一) 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业的资源优势

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 必须“因地制宜”、“扬长避短”, 充分发挥其现有资源的优势。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自身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人文素质等条件的制约, 相对于其他地区, 对外来资本的吸引力较弱。并且有限的资本如果投资于一般的工农业, 不仅所需投资数额多, 而且容易造成产业结构雷同, 尤其是我国许多传统产业已进入供大于求的过剩经济时期, 市场低迷, 市场风险很大, 通过发展传统产业减缓或消除贫困的优势已不明显。发展旅游业所需要的生产要素与以往各种产业所需要的生产要素不同, 不需要工业化大生产的厂房, 不需要机器和物流配送体系, 这样就可以不受工业化大生产所需生产要素的限制。从旅游业发展角度来看, 一些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蕴涵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旅游业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最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之一。旅游资源也称旅游吸引物, 是指能够吸引旅游者进行旅游活动, 并被旅游业所利用而产生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事物, 包括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它是一个地区能否进行旅游开发的前提条件, 也是吸引旅游者的决定性因素。由于自然、历史等原因,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地理位置偏远, 多数地处边远深山区、大石山区、高原荒漠地区, 地广人稀, 村落分散, 土地匮乏, 人口与资源矛盾日益尖锐, 生存环境恶劣, 各种自然灾害频繁,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基础设施落后, 这是其反贫困的不利条件。但正是由于其区位偏远, 信息闭塞以及交通不便, 自然景观受人类经济活动干扰较小, 景观观赏性与旅游价值较高。全国国家级的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有80%以上分布在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3]特别是其悠久的民族文化、奇特的民族风情, 是少数民族地区开发利用价值最大的一种“富矿”, 为这些地区发展旅游业创造了优越的前提条件。[4]

(二) 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业的效益优势

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业的良好基础在于纯天然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 在开发时只需对旅游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进行投资, 相比较之下, 投资少, 见效快, 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 不仅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还具有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1、经济效益

(1) 增收

通过发展旅游业, 使大批贫困农民增加了收入, 很快走上了脱贫致富之路。2004年国家旅游局发布的数字显示, 中国二十多年来通过发展旅游直接受益的贫困人口有6000万至8000万人, 占全部贫困人口的1/4到1/3。世界旅游组织可持续发展部项目官员费利浦·里迈斯特说, 旅游是当今全球发展的动力之一, 可以帮助全世界3/4生活在农村地区的极度贫困人口更好地摆脱贫困。在湖南的张家界、贵州的黄果树、新疆的吐鲁番及云南的阿庐古洞、大理、丽江等地, 我们都可以看到, 一个旅游点周围, 一大片村寨都富裕了, 就是很好的例证。[5]

(2) 增加就业

我国现有人口高达13亿之多, 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 我国都将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 特别是民族贫困地区的工业和农业都不发达, 吸纳劳动力十分有限, 就业压力更大。在这种情况下, 发展旅游产业, 解决就业问题, 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旅游业是一项劳动密集型产业, 旅游就业的乘数效应十分显著。据世界旅游组织资料:旅游业每增加1个直接就业人员, 社会就能增加5个就业机会。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有关资料显示, 到2000年中国旅游业已解决2000万人就业。可见, 旅游业的发展将为民族贫困地区解决和实施再就业工程提供广阔的空间。[6]

(3) 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据世界旅游组织资料:旅游业每直接收入1元, 相关产业的收入就能增加4.3元;即如果旅游门票收入为1元钱, 所产生的带动效益就是4.3元, 使交通、通信、饮食、商业、娱乐等相关产业得到迅速发展。[7]

2、社会效益

旅游业的发展, 其作用不仅仅在于增加经济收入, 提高生活水平, 更在于能为贫困人口创造提高文化素质的机会和条件, 促进了当地群众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精神面貌的改观。

少数民族地区因为长期封闭, 受教育机会少, 人口综合素质偏低。主要表现在从区域整体来看, 人口文化程度普遍低下, 文盲比重大, 而且在接受过教育的群体中, 小学和初中水平的占很大比重 (表1) [8]

通过发展旅游业, 使少数民族地区的村民视野开阔了, 见识多了, 胆量大了, 个人的综合素质明显提高。同时旅游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村民生活方式的变化。每天要面对游客, 接待游客, 为保持自身和家庭的对外形象, 村民的个人和家庭以及村庄的卫生状况得到了改善, 大家逐渐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 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8年[M].北京:统计出版社, 2009.

发展旅游业不仅能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科技、卫生、通信、城乡建设、计划生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快速发展, 特别是在保护、开发利用和传承民族历史文化和自然文化方面发挥更能发挥十分独特的作用。例如在贵州, 通过以民族文化为主要资源基础发展乡村旅游, 在黔东南巴拉河等地建立的乡村旅游点, 正在消失的民族建筑、服饰、歌舞、风俗又鲜活地再现了, 并焕发出旺盛的生机和活力。实践证明, 旅游扶贫不仅使农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变, 如市场意识的提高、价值观的改变、对教育的重视等, 同时, 也开阔了当地政府发展经济的思路, 这种影响对于促进当地社会各项事业的和谐发展是十分有利的。[9]

3、生态效益

我国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大多位于祖国的边陲, 是祖国最重要的生态屏障之一, 同时也是全国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区之一。实践告诉我们, 经济发展决不能以环境为代价。而旅游业被称为无烟工业, 是和生态环境矛盾最小的产业, 适度的旅游开发又会促进生态环境建设, 促使人们重视生态环境建设, 达到生态环境保护的目的。一方面, 发展旅游为当地带来了社会经济效益, 一部分居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减少了对自然的索取;另一方面, 在发展旅游过程中, 增强了旅游者、旅游地居民、旅游经营者的环境意识, 使生态环境保护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因此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有目的地发展旅游业, 能有效促进当地加强水土保持、荒山绿化、环境治理, 旅游扶贫是实现当地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10]

三、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业减缓贫困的实证分析

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通过率先发展旅游业, 已经使当地居民摆脱了贫困, 过上了小康生活, 为其他有条件发展旅游业的少数民族地区提供了范例。

赵小芸选取少数民族分布较为集中、旅游业较为发达并实施旅游扶贫战略的四个重点省区为研究对象, 对其1992~2002年11年间的数据进行分析, 研究旅游投资对各省区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结果表明, 4省区11年间的旅游投资对当地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明显。尤其1999年以来, 4省区的旅游投资贡献率基本都在10%以上 (表2) 。[11]

资料来源:赵小芸.旅游投资在西部旅游扶贫中的效用分析[J].旅游学刊, 2004, (1) :16-20.

以发展旅游业较早的九寨沟风景区为例, 经过近20年的发展, 到2001年, 接待了119万多游客, 当地居民的收入已经超过了3000美元的指标, 基本上实现了富裕生活。[12]

再比如桂林市资源县的浪田瑶寨, 就是通过旅游资源的有效开发, 从而过上富裕的生活。桂林市龙胜县的龙脊壮村, 将世代耕种的梯田转化为旅游项目, 成为世界级的旅游风景区。柳州地区融水县的长赖苗寨, 缺少土地, 开发苗族人文旅游资源之后, 改变了贫困面貌。[13]

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发展旅游经济消除贫困获得成功的实例启示我们:只有引导具有旅游开发潜力的少数民族社区的农民充分利用当地资源, 根据市场的需求开发旅游产品, 才能发展经济, 使农民走上富裕的道路。

四、结论及展望

综上所述, 面对剩余贫困人口越来越集中分布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这一现实,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分析, 发展旅游业是少数民族地区消除贫困的最佳选择。但是旅游业发展只是为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提供了发展的平台, 如何使贫困人口在旅游业发展中获得最大的发展机会和净利益而不是如何扩大整个旅游产业将是今后需要深入研究的焦点问题。

摘要：随着我国扶贫开发的进一步深入, 剩余贫困人口越来越集中分布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业具有资源优势, 还可带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通过率先发展旅游业消除贫困的实践也证明, 发展旅游业是少数民族地区消除贫困的最佳选择。

关键词：旅游业,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

参考文献

[1][2][8]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8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9.

[3]胡海胜.脱贫新亮点——大化旅游扶贫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2, (02) :46-48, 62.

[4][5]孙钢.旅游资源—少数民族地区开发利用价值最大的一种“富矿[”J].中国民族博览, 1997, (04) :4-8.

[6][10]陈景辉, 成艳彬.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旅游扶贫的比较分析及创新思考[J].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5, (11) :98-100.

[7]高舜礼.对旅游扶贫的初步探讨[J].中国行政管理, 1997, (07) :22-24.

[9]澹丰霞.旅游扶贫与农村社区变迁[D].郑州大学, 2006.

[11]赵小芸.旅游投资在西部旅游扶贫中的效用分析[J].旅游学刊, 2004, (01) :16-20.

[12]杨振之.旅游经济是建设民族地区小康社会的发展模式[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04) :63-64.

旅游反贫困 第2篇

西方国家开始关注旅游反贫困的问题严格来说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 即为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研究的萌芽阶段。1985年, 墨菲 (Peter EM urphy) 在《旅游—社区方法》一书中最早引入社区参与旅游的理念。相对国外而言, 国内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的研究起步较晚。1997年颁布《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后, 国内学者开始关注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的研究。提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理论的主要背景是, 旅游业给目的地带来了广泛消极的环境、社会和文化影响, 旅游业收益分配日益不公平, 而社区居民是旅游业消极影响的主要承担者[1]。这种社区居民受到的消极影响和收入不对等的关系, 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虽然国内研究才近十年, 但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多角化研究特点。保继刚、孙九霞 (2003) 以阳朔遇龙河风景旅游区为例, 提出并分析了遇龙河旅游区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主要策略[2]。邱云美 (2004) 通过对景宁畲族自治县三个景区社区参与旅游的调查结果进行解读, 分析了景宁畲族文化旅游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提高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水平的措施[3]。

2 武陵源区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的研究

2.1 武陵源区概况

武陵源风景区由张家界、索溪峪、天子山三部分组成, 拥有独特的石英砂岩峰地貌。武陵源共有石峰3103座, 峰体分布在海拔500~1100米, 高度由几十米至400米不等。总面积369平方公里。武陵源区辖一个街道、一个管理处、以及两镇两乡。我们对武陵源区进行实地走访, 深入调研。 (1) 在全区发放调查问卷320份, 收回有效问卷296份。 (2) 对当地居民及景区委员会进行深度访谈, 进一步了解情况。 (3) 对当地旅游局、区政府及大型投资企业进行走访, 了解社区参与旅游的相关规划和政策。 (4) 结合了解的情况及调研资料, 对武陵源区社区参与旅游进行SWOT分析。 (5) 用利益相关者分析法, 针对武陵源区社区参与旅游扶贫提出应对策略。

2.2 武陵源区社区参与旅游的SWOT分析

2.2.1 武陵源区社区参与旅游的优势分析

(1) 自然资源丰富。武陵源风景区自然资源十分丰富, 在特定的地质环境中由于内外地质重力长期相互作用, 塑造了武陵源区独特的石英砂岩峰地貌。武陵源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素有“世界自然遗产”的美称, 于1988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独特的自然风景吸引了众多游客。 (2) 人文资源丰富。除了自然资源, 武陵源区的风土人情也是吸引游客的一大因素。截至2010年末, 全区总人口数53085人, 其中少数民族人口数占49319人。居住在这里的土家族、苗族、白族等少数民族,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习惯。这些独特的风土人情也为张家界的旅游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2.2.2 武陵源区社区参与旅游的劣势分析

(1) 政府机制问题。一是社区参与的保障机制不健全。在旅游企业、政府和社区居民三个旅游利益主体中, 社区居民处于弱势地位, 他们在旅游资本、技术和市场竞争方面缺乏竞争力, 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下, 社区居民往往被排除在利益主体之外[4]。武陵源区部分居民反映, 在规划当地旅游发展及开发新的旅游景点时, 政府并没有出台保护当地居民优先参与的优惠政策。当地居民处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弱势地位, 造成他们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旅游企业与社区的管理体制亟待健全完善。二是政府与社区居民的沟通障碍。在调研中, 问及居民是否了解政府的政策, 只有17%左右的居民表示了解, 近半的居民表示毫不知情。只有不到一成的居民参与过相关政策的制定。而认为在政府的政策下生活有改善的也少之又少。在访谈中, 居民们说的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政府不关心我们”。

而在对政府的访谈中, 我们发现政府其实也并非不重民生, 与社区关系的失衡更多归因于沟通的不当和信任的缺乏。这既是意识问题, 又是制度问题, 说明政府和居民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

(2) 居民自身问题。一是居民社区参与程度。如表1所示。

经营店铺是武陵源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主要形式, 占居民收入来源的45.0%, 成为拉动旅游就业的主要形式。张家界经营店铺主要包括家庭旅馆, 农家餐馆、旅游纪念品及张家界特色产品店铺。在社区内打工也是社区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其中主要包括导游、司机, 景区员工。由于前两个职业对素质和技能的要求相对较高, 所以进入门槛也相对较高。而景区员工, 由于自身的文化素质水平有限, 管理素质匮乏, 当地居民很难真正参与到管理决策层, 实行真正的本土化管理。二是居民的文化素质和受教育程度低。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 被调查居民中以小学、初中与高中为主, 约占从业人员的60%, 这表示社区居民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由于文化程度较低, 知识水平有限, 尤其是旅游知识及旅游技能的匮乏, 导致社区居民参与能力比较弱。三是居民在现有机制下的盲目性。在对当地社区饭店、旅馆和旅游纪念品店的调查和访谈中, 被调查的社区居民普遍反映, 近年来由于周围各店铺盲目地追求个体效益, 市场秩序愈发混乱, 追客赶客、欺客宰客、索要高额回扣等等问题极大地影响了游客对张家界旅游的印象, 尤其是对景区饭店及旅馆的印象, 以至于“生意越来越难做”。正如家庭旅馆村的村干部所言, 当地虽有较高的知名度, 但美誉度却不高, 整个市场缺乏有效的秩序和引导。

2.2.3 武陵源区社区参与旅游的机会分析

(1) 旅游业于2009年被定位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国务院正式提出要“加快发展旅游业”。这充分体现出中央对发展旅游业的重视和认可, 更为重要的是, 它进一步明确了旅游产业的地位和作用, 为今后武陵源区旅游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未来武陵源区的旅游业必将面临更为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机遇。 (2) 紧跟党的十八大的步伐。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建设美丽中国, 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的整体布局。这对张家界武陵源区来说, 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和机遇。张家界旅游产业规划一直坚持“守住生态底线对污染说不”, 在发展旅游的同时又做到了保护生态环境, 紧跟十八大的步伐, 为今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2.2.4 武陵源区社区参与旅游的威胁分析

(1) 旅游环境容量有限。旅游景区都有淡季和旺季之分, 而武陵源区同样也呈现出旺季过火、淡季萧条的景象。并且游客一般都云集于核心景区, 由于核心景区范围有限, 在旺季时大量游客云集, 在一定程度上会威胁到当地的生态坏境。随着景区知名度的提高, 游客的增加很有可能导致当地环境的承载能力不足。 (2) 周围景区的竞争。张家界武陵源区周围景区分布也较多, 有民族特色浓郁的凤凰古镇, 充满诗情画意的桃花源、土家古镇芙蓉镇、惊险刺激的猛洞河、名人纪念地沈从文故居等。这些景区也都各有特色, 具有较强的资源吸引力, 易激发人们出游的动力。所以若张家界武陵源区旅游定位不准确, 不能突出自己的优势和特色, 那就很可能失去很大的旅游市场。

3 武陵源区社区参与旅游反贫困的主要策略

3.1 确立动态参与机制, 促进旅游发展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加强对社区参与过程的控制, 注重对参与结果进行监督, 要对公众的反馈信息及时进行分析、消化、吸收与利用, 以保证发展决策和方案中能够吸纳进参与者的合理意见。每次参与活动结束后, 都要对其效果进行定性和定量的评价, 检验与实际旅游发展状况的吻合程度, 以便对下一次参与进行修正和完善, 逐渐形成一个有反馈机制的参与循环体系。

3.2 优化分配结构, 健全社区居民权益保障机制

健全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权益保障机制, 首先要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以法律为准绳,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才有根本保障, 社区居民的利益才能得到有效维护, 收入才能得到保障。其次, 要增加政府与居民的沟通, 征求社区居民的意见。在旅游项目的进行中, 不仅要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更要注重景区景点与社区的共同繁荣, 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旅游业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3.3 加强居民能力建设, 提高社区居民的综合素质

针对开发区内居民文化水平较低、旅游专业知识缺乏、旅游技能较低的现状, 应对其开展有针对性的旅游专业技能培训。可通过邀请旅游院校的专家走进社区讲学, 组织对居民进行有针对性的文化素质及旅游专业技能方面的培训。在提高居民自身文化素质的同时, 也会提高游客的满意程度, 从而在旅游市场上提升自身的形象, 利于当地旅游业的持续发展。

3.4 完善社区参与制度, 提高居民参与深度

3.4.1 参与旅游资源的挖掘

当地居民与旅游资源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矛盾统一体。首先, 当地居民最熟悉本地的资源状况, 他们的参与有利于各级资源的挖掘;其次, 参与资源挖掘的过程本身有利于当地居民树立一种文化上的认同感;最后, 参与的过程也让居民从另外一个角度认识到资源的保护范围, 从而减少破坏性的掠夺。

3.4.2 参与配套服务设施的建设

一直以来社区在旅游利益中的分配是极度不平衡的, 外来的企业、集团占据了大量利润份额而将过高的成本留在了当地, 如果居民直接获取旅游收益的权利受到了一定的制约, 那么以间接的方式参与到食、住、行、游、购、娱的配套设施建设中去, 是调整其不合理的利益分配体系的一种重要手段。

3.4.3 参与旅游营销

本文所倡导的社区参与旅游营销是从实际的对客服务中, 让社区展现出良好的设施形象、服务形象、环境形象和文化形象, 从符号的角度增强受众感知, 以争取更多的回头客。

参考文献

[1]黎洁, 赵西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理论的若干经济学质疑[J].旅游学刊, 2001, 16 (4) .

[2]保继刚, 孙九霞.旅游规划的社区参与研究——以阳朔遇龙河风景旅游区为例[J].规划师, 2003.

旅游反贫困 第3篇

一、城市贫困问题的基本情况

1、城市贫困人口的规模。

由于贫困定义本身的模糊, 研究考察的角度和方法不同, 我国政府相关部门目前也没有制定官方统一的城市贫困人口认定标准, 所以至今为止还很难得出一个精确度非常高、众所公认的城市贫困人口数量。根据2011年8月中国社科院发布《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测算结果, 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约有5000万人, 而且这个数字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 这一数据是根据统计测算得出的, 5000万是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6.6亿城镇人口的近8%。数据表明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数量较多, 且有不断上升的趋势。

2、城市贫困家庭的生活状况。

据民政部《2011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数据, 2011年底我国共有城市低保对象1145.7万户、2276.8万人。全年各级财政共支出城市低保资金659.9亿元, 比上年增长25.8%,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资金502.0亿元, 占总支出的76.1%。2011年全国城市低保平均标准287.6元/人、月, 比上年增长14.5%;全国城市低保月人均补助水平240.3元 (含一次性生活补贴) , 比上年提高27.1%。根据社科院对上海、天津、武汉、兰州和重庆等5大城市调查结果, 城市贫困家庭的收入仍然只够糊口, 武汉、天津、和兰州有40%至60%的家庭不沾荤腥, 80%的家庭食品以蔬菜为主, 并且总是买最便宜的。在衣着方面5大城市90%以上的贫困家庭中成年人很少买新衣服, 30%至60%的家庭中成人的衣服是靠亲友赠送。在医疗方面贫困家庭中有30%至60%的有家庭成员患有慢性病或遗传病, 其中不去医院看病的占50%至70%, 有病看不起, 因病返贫现象严重。教育方面贫困家庭中有60至90%负担不起学杂费, 除上海外, 其他城市因缺钱想让孩子退学的在二成以上。在社交方面, 社交活动需要花钱是贫困家庭疏于社交的主要原因, 此外社会歧视也是贫困家庭社交的重要障碍, 疏于社会交往导致贫困家庭逐渐与社会脱节。

3、城市贫困人口的构成。

城市贫困人口大体上可以区分为以下6类人员:一是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抚养人或法定抚养人无抚养能力的居民, 即传统上由民政部门一直给予社会救济的对象。二是贫困的“失业”人员, 即在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间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居民。三是贫困的在职职工、下岗人员和退休人员, 即此类人员在领取工资、基本生活费和退休费 (或养老保险金) 的同时, 家庭人均收入仍然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居民。四是由残疾、疾病或其他原因造成生活困难的居民。五是城市移民等其他贫困人员。六是部分刚毕业的大学生, 由于就业形势竞争激烈, 难就业或就业不稳定, 导致收入偏低不能支撑日常生活, 被普遍称为“蚁族”。

随着城市的发展, 城市贫困人口在结构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一类是由政府和社会长期予以救济和保障的对象, 也即是传统救济对象, 目前传统救济对象所占比重逐渐变小, 第五类和第六类城市贫困人口数量不断增大, 逐渐成为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主体。

二、城市贫困的成因

1、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是城市贫困产生的重要原因。我国目前逐渐形成了一个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保障项目在内的, 涵盖全体城镇居民, 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但是保障体系仍有待完善, 与城市贫困人口直接相关的失业保险还没发挥应有的作用, 社会救济和困难补助标准长期偏低, 保障覆盖面不广, 这些问题都需要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健全才能解决。

2、收入分配制度不健全。

我国当前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的分配制度, 在一定程度上调动广大社会成员劳动的积极性, 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期, 收入分配制度还不够健全, 导致城市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城市相对贫困人口日渐增多。同时各项福利政策与单位紧紧相连, 在转型时期便有很多下岗、失业职工在失去工作的同时失去了相关的保障与福利。

3、产业转型升级导致就业形势的变化。

我国经过长年的高速发展, 同时由于近年国际外部环境的变化, 特别是金融危机的影响, 很多产业也被迫转型升级, 企业要实行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化, 导致新的失业潮及就业难现象。

4、个人及家庭原因。

思想观念陈旧、文化素质偏低, 缺乏专业技能, 年龄偏大, 身体经常受疾病困扰等五个方面的因素导致城市贫困人口竞争力较弱。此外贫困人口家庭成员患病或残疾, 增加了家庭的负担, 也是导致城市贫困人口致贫的重要原因。

三、城市反贫困政策探讨

1、积极促进就业。

无业或就业不充分是城市贫困形成的直接原因。那么城市反贫困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积极促进城市贫困人口就业。首先, 政府通过加强市场开放的力度、积极发展民营经济、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等宏观政策调整, 增加工作岗位和就业机会, 同时出台扶持城市贫困人口就业的政策措施, 促进城市贫困人口就业。其次, 政府和社会组织为城市贫困人口提供免费或优惠的文化知识或职业技能培训, 增强其就业能力, 使其慢慢适应现代社会的竞争机制。最后, 政府和社会积极引导城市贫困人口转变就业观念, 为社会就业营造良好氛围, 使贫困城市人口摒弃就业偏见, 积极自主择业。

2、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首先, 初次分配围绕“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目标, 加大工资制度改革力度。其次, 二次分配可扩展社会保障范围, 切实提升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安全感”, 同时减少垄断对分配格局的扭曲作用, 让国有企业利润通过适当的方式体现全民共享, 增加城市贫困人口收入。最后, 综合财税配套改革, 出台切实可行的税收调节手段, 同时政府支出向低收入群体倾斜。

3、完善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预防和缓解城市贫困的重要对策。首先, 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将社会劳动者和城市贫困人口都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缓解当前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困难, 防止其他劳动者意外致贫。其次, 加大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力度, 构筑保障城市贫困人口的“安全网”。最后, 加大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力度, 多渠道、多途径筹集社会保障资金, 同时做好社保资金的保值增值, 为社会保障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提供坚强的资金保证。

4、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反贫困中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和发展是一种新的生产力, 其发展壮大有助于城市贫困问题的解决。首先, 非政府组织容易深入社会基层, 可以更多地与城市贫困人口交流和接触, 了解其愿望和意愿, 并据此为他们提供有利于城市贫困人口脱贫的服务。其次, 非政府组织的机制灵活、高效, 能及时根据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条件变化及时作出调整, 而且还能精确计算活动成本, 大大提高帮助城市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效率。最后, 非政府组织有大量志愿者参与社会保障服务的管理、运行和日常活动, 他们拥有各种职业、知识、经历、观念和不同技能的人兼职其中, 因而他们在某些方面比政府对城市贫困人口帮助更为贴身和有效。

参考文献

[1]向德平:《社会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3月第1版。

[2]林闽钢、陶鹏:《中国贫困治理三十年回顾与前瞻》,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08年第6期。

[3]关信平:《现阶段中国城市的贫困问题及反贫困政策》, 《江苏社会科学》, 2003年第2期。

[4]王德文、蔡昉:《收入转移对中国城市贫困与收入分配的影响》, 《开放导报》, 2005年第6期。

[5]洪大用:《试论改革以来的中国城市扶贫》,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3年第1期。

农村教育反贫困问题探讨 第4篇

关键词：农村教育,反贫困,探讨

一、农村教育的含义与范畴

一般把发生在农村、以农村人口为对象并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教育称之农村教育。农村教育是在农村地区对各个年龄段农村人口实施的包括农村学校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与社会教育(社区教育等)在内的各级各类教育与各种形式教育的总称。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农村教育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出现农村与城市二元社会、农民处于不利条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旨在使农村人口获取知识与劳动技能、现代公民意识与创业能力的教育。《国际教育百科全书》：“农村教育”这一述语通常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即教育计划旨在帮助人们改造他们的生活标准，使他们能自力更生，有创造性。所以，对“农村教育”下的定义是为农村人口设计的机构与学习设施。提供学习设施可以由国家正规的学校体制，或者学习设施可以按非正规的条件加以组织。“农村教育”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所提出的定义是指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包括有文凭的全日制正规学习和短期非正规的成人扫盲学习以及技能培训。按照这一定义，日本的农村教育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农村地区兴办的各类和各等学校教育，由文部省管辖。第二类是农村地区的非正规教育(在日本通常称为“社会教育”)，亦由文部省管辖。第三类是由农、林、渔业部兴办的农业技术推广教育。

二、农村教育反贫困的要求

反贫困是社会正义的要求，贫困是对人权的剥夺、对人类尊严的践踏。因此，反贫困就是捍卫人权，就是捍卫人类的尊严，就是社会正义的必然要求和根本要求。人权就是人的权利，是指在一定生产方式中生活的一切人有资格享有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人权包括生存权、经济权、政治权、发展权。生存权包括生命权，享用生活用品权(饮食权、衣着权、居住权)，健康权(保健权、治疗权、良好环境权)，爱情权(恋爱权、结婚权)，养育权(父母生育权、对儿女管教权、儿童受抚养权、老人受赡养权)，受扶权(孤、寡、老、伤、残、丧失劳动能力接受社会帮助权)，保卫生命权(生命安全权、自卫权)等。它是人权的基本内容，是人的基本权利。经济权包括劳动权、休息权、财产权、财产保卫权、继承权、自由权、平等权、民主权、名誉权、隐私权、和平权等。发展权包括接受教育权、文化活动权、创造权、发明权、专利权、争鸣权、娱乐权等。

人权最根本的特性就是它的普遍性。人权不是指某个人、某个集团或某个阶级享有的权利，而是指一切人享有的权利。被某个人、某个集团或某个阶级垄断的权利，不能叫人权，而只能叫做特权或特殊权利。从抽象的人权到现实的人权，从应当享有的权利到实际享有的权利要有相应的条件或保障。这些条件包括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和个人条件。贫困就是由于缺少这些条件，而被全面或部分地剥夺了人权的生存状态。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在一个存在贫困的社会里，没有人权，只有特权，因为人权的普遍性没有得到保证。实际上，反贫困就是帮助那些缺少这些条件的人获得这些条件，从而使他们能够享有他们应当享有的权利，即实现他们的人权。

反贫困是社会稳定的要求, 按现代的标准衡量，任何一个社会都经历过一个整体性贫困的时期，在那个时期里，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活都处于贫困状态。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现代经济增长之后，某些社会的整体性贫困演变成局部性贫困，这时穷人和非穷人的对立突出起来，收入分配问题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对于一个存在局部性贫困的社会来说，贫困是它的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因素。实际上，贫困对于社会稳定的威胁，在存在局部性贫困的社会里比存在整体性贫困的社会更大。之所以如此，现代相对福利理论做出了很好的解说。

反贫困是社会发展的要求, 贫困往往和低收入联系在一起，而低收入往往和低劳动生产率联系在一起。低劳动生产率是由劳动者的低素质、资本有机构成低下、技术水平落后以及恶劣的自然条件造成的，而这些往往又与特定的产业和地区相联系。因此，反贫困的战略之一就是帮助贫困人口开发他们的人力资源，将他们从低劳动生产率部门转移到高劳动生产率部门，从低劳动生产率地区转移到高劳动生产率地区，从而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状态也得到了改进，经济效率得到了提高。反贫困的战略之二就是提高某些产业和地区的资本有机构成和技术水平，并提高劳动者素质，从而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与此同时，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源得到了更充分的利用，产业和地区资源也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状态也得到改进。可以说，反贫困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措施。

三、农村教育反贫困的原因分析

1. 教育反贫困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教育在培养人的活动中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教育的责任与权利与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教育不平等长期以来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严酷现实。“到2003年，世界人口还有1/11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27亿人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中，世界财富增长了7倍，但全球范围内贫困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地区与地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别越来越大，贫困问题仍然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亟待解决，否则会有燎原之势。事实上，全世界范围内还有这么多人在与贫困作斗争，在困境中挣扎，而对近世纪积累了巨额财富不能分配和享受的矛盾。这种根源的产生，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归纳为经济学上的不公正，或是达尔文进化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我们要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它的同时，还要从教育学、经济学的角度来审视因教育而引起的公平发展和责任权利。

2. 经济开放使农村教育反贫困日益突出。

教育与经济相辅相成，二者均为政治服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教育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自从加入世贸组织与国际接轨以来，表明中国经济开始全方位的改革开放。知识生产和知识消费正在突破传统的生产模式，促进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知识、人才、技术、管理、观念等因素越来越重要，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空间距离”日趋弱化，“时间距离”日益加强。人们的信息联系和日常交往更加频繁，区域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加快，不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显然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

3. 国家安全和利益面临严重挑战。

尽管世界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但它还是伴着不同的文化冲突，教育差异而彰显其利益的。世界各国有民族、种族的差异，发达国家总想在各个领域去支配或统治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如不发展经济，提高国民素质，将无法改变其低下的国际地位。国家和民族的安全利益受到威胁和损害时，将无力维护。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决非权宜之机，如何防范意识形态的冲突，协调国家发展战略，平衡民族利益关系，也绝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涉及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民族安全统一战略性的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国际竞争的加剧和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普及，我国现行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运行机制难以适应农业经济和农村发展的需要，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三农”问题，成了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瓶颈”。而纵览当今世界上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其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在经历了各种环境和政策上的“炼狱”后，正以经济助推器角色极大地推动着其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此，我们有必要从国际宏观背景出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用全球化的视野认识和分析问题，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探寻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发展之路。

四、农村教育反贫困的成功经验及其对策探讨

我国农村教育底子薄、起点低、社会服务功能不强。主要表现在立法、经费投入、管理体制、教育体系和师资等方面。因此，解析国外成功经验和我国存在的问题，对改革发展我国农村教育反贫困不无裨益。

1. 坚实的法制保障，促使农村教育反贫困得以全面实施。

我国教育立法起步较晚。自改革开放以来，为大力发展教育，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 (1996) 。但是在调研中发现，由于《职业教育法》太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致使约束力不强，许多省市为实施《职业教育法》相继制定的条例也大都流于形式，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2. 充足的经费投入，支持农村教育反贫困的可持续发展。

《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鼓励通过多种渠道依法筹集发展农村教育的资金，各级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用于举办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财政性经费应当逐步增长。农村教育市场化进程大大落后于经济市场化进程，农村教育反贫困吸引民间投资和社会捐助的能力相当薄弱，仍依靠国家财政性拨款为主，投资渠道过于单一。尽管近些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连年上升，但农村教育的财政性投入却增长缓慢，企业办学投入大幅度下降，特别是实行分税制以后，农村教育反贫困经费更显得捉襟见肘。

3. 科学、高效的管理体制，保证农村教育反贫困的健康发展。

建立科学、高效的管理体制已成为各国政府推动农村教育反贫困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责任主要是由政府特别是教育部门承担的，但教育、劳动、人事、经济等多个部门常出现交叉管理、职能重复的现象。而且在农村教育反贫困体系内部存在的多种类型学校之间缺乏统筹规划、合理分工，通常是“大而全”、“小而全”，教育资源浪费严重;而在形式上，学校教育又占据绝对主体地位，企业很少参与，致使灵活性、开放性不足。

4. 完善的农村教育反贫困体系，推动教育社会功能的充分发挥。

农村教育体系内涵非常广泛，涉及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和结构层次等等，同时也涉及与普通教育、高等教育以及成人教育之间的衔接与沟通。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近几年来农村教育反贫困也开始向高端延伸，其体系正在逐步形成。但从当前和今后农村的发展看，农村教育反贫困体系还存在众多不足：普通教育、农村教育和成人教育三者之间的渗透、沟通渠道不畅，农村教育反贫困体系大多具有终结性教育性质，农村职业培训和非学历教育未能得到有效重视，与当地农村经济发展需求脱节，而且初、中、高等三层次农村教育发展比例也不够协调、缺乏有机衔接。

5. 高素质农村教育反贫困师资队伍，促进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的提高。

“国为兴，必贵师而重傅”。没有一流的师资，就没有一流的教育;没有一流的教育，就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当今，世界各国在兴办农村教育过程中都十分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农村教育反贫困师资队伍总体水平偏低，难以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由于农村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渠道不畅，教师待遇普遍过低，一些有文凭，素质高的教师严重流失，从而导致师资队伍年龄老化;而且又缺乏学习培训的条件，致使教师知识陈旧，无法适应新的需求，教学质量严重滑坡。据考察，由于专业师资的严重缺乏，相当部分地区乡、村两级所配备的专业教师队伍出现“新化”现象，刚上岗不久或由全日制学校改行过来的比例要占一半以上。他们对农村教育工作普遍存在着陌生感，尤其是在农村科学技术知识方面可以说是一片空白，直接影响到这些地区工作的开展。

参考文献

[1].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编写组.世界发展报告翻译组译.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作斗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 (6)

[2].谬毅容, 陈春艳.向贫穷宣战——写在全球扶贫大会召开之际.解放日报, 2004.5.4

[3].胡森, 波斯尔思韦特.国际教育百科全书.贵州教育出版社, 1990第七卷

[4].田岛重雄.战后农村教育的发展及其贡献.中国泰安国际农村教育研讨会, 1991.6

[5].叶立煊, 李似珍.人权论.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

旅游反贫困 第5篇

一、自强不息

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是行为主体道德原则状态下的理性经济，它有利于贫困个体自主地参与经济竞争。在这种经济背景下，我们认为，一个行为个体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首先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从农村贫困个体角度而言，负责任的基础是树立自强不息的意识，个体的贫困并不能归于个体的懒惰，也不能完全归于社会。面对这个复杂的责任问题，贫困个体、各级政府必须同时负起责任，但政府是外在的力量，只有贫困个体的力量才是反贫困的内部动力。在同样条件下，一个人的自强不息对一个人生活的作用是巨大的，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这种自强不息的道德原则意识相当发达。《易经》上就明确地说：“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人应当效法天地，刚健不息，积极有为，充分表达了对生命意义的重视和理解以及积极的人生态度。孔子一贯强调自强不息对一个人的重要性，强调一个人首先要对自己负责。他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还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一个人的道德选择主动权在于自己。人的这种自强自信的主体责任意识在荀子那里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他认为，人间的祸福决定于“人”而不是“天”，“天”“不为尧存，不为舛亡”，同时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在上海等地拥有七家“谢妮”系列美容连锁店的老板谢玉玲，在十年前还是湖南的一位下岗工人。当时，她家里极为困难，有身患脑瘫、卧床不起的丈夫和尚在襁褓之中、几个月大的儿子。通过不懈的努力和顽强的拼搏，谢玉玲终于走出困境、自主创业。难得的是，谢玉玲创业成功之后不忘回报，其店为“谢妮”就是“谢尔”的谐音。几年来，“谢妮”先后招收30名贫困女工，使她们缓解甚至解决了经济困难，同时让她们学技艺、学知识，有了立足的一技之长。

二、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是人的主体性的外在表现形式，也是实现个体责任行为规范的内在要求。一个人树立了道德原则，将一定的认识意志统一起来，并由此产生责任感，实现人的独立自主。从道德责任素质来说，独立自主就是在一定基础上自己确定价值目标，依靠个体价值道德观念与能力素质，通过实践使之外化为一种责任行为[1]。当前农村贫困个体中，绝大部分是文盲半文盲，他们没有工作经验，没有掌握劳动技能，特别是新增贫困个体，要求他们转变观念，提高素质，适应经济社会变化发展的新形势，是其首要的任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一定的思维定式，尤其是贫困个体自我摆脱贫困责任意识比较淡薄。在现实生活中，有困难，找亲戚、找领导成了他们朴素和最符合常理的一贯做法，根本没有自主自立的责任意识与要求。

对于农村贫困个体而言，正确贫困观念的转变，一方面可能正是一部分贫困个体滑向贫困的一个原因，而另一方面就业岗位培训的由少到多、就业形式的由简到繁，也必然为所有农村贫困个体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发展的空间。贫困个体可以通过创业、参与竞争来赢得自己的一片生存空间[2]。但很多人认为，“创业、参与竞争”是那些具有相当能力和资本的人才能干的事情，对于陷入贫困中的个体，这些具有挑战性的项目如同水中月、镜中花。贫困个体之所以贫困，很大的原因正是因为缺少能力或资本，难以参与创业和竞争。所谓的“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对于大部分的贫困个体而言，并非是完全丧失生产能力的个体。他们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相对优势和长处。利用这些优势和长处，贫困个体完全可以摆脱贫困的境地，甚至走向富裕。创业和参与竞争，是陷入贫困当中的个体的最佳自救的方式。它不但能给贫困个体带来良好的心理感受，同时也主动为社会减轻了压力。在这方面不乏生动而感人的范例，这些事迹给予人们丰富的启迪。故事的主人公用事实向世人昭示了自强的力量，而且洋溢的精神将激励着处于贫困之中和生活在富裕之中的人们不断进取。湖南长沙市桂花村家政服务公司的老板刘小武、谌玲娜就曾经因为贫困，生活困难，对于未来十分怅惘。但是他们人贫志不落，努力寻找生活的方向，先后摆过地摊、打过零工。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找到了生活的定位，于1999年开办了家政服务公司，本着诚信、高质量的经营原则，业务越做越大，招了10多名员工，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三、爱岗敬业

原则强调个体的“自我责任”、“社会责任”感，从良好的道德原则而言，爱岗敬业与勤劳诚信紧密相关。勤，是贫困个体对待生产劳动的一种优秀品质和良好态度，它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勤是生财之道，致富之途。古人就把勤看得非常重要。《左传》讲“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意思就是说，民众生活的根本保证在于勤劳，只有通过勤苦劳作，才有收获，生活才不会匮乏。现代意义上的爱岗敬业是古人优良道德品质的传承，是每个贫困个体都必须具备的一种责任意识。敬业是用恭敬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是个体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要专心、认真、负责。孔子把这种对待工作的态度称为“执事敬”。朱熹把敬业解释为“专心致志、心事其业”。这里的“事”即“对待”、“从事”的意思。因有是农村贫困家庭其骨干成员的从业情况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况。在一般情况下，农村贫困个体的工作岗位来之不易，有的是经过多方面努力重新获得工作岗位的，更需要一种爱岗敬业的责任意识，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致富的目标。

农村贫困个体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都需要一种良好的敬业精神，相对而言，要有一种勤劳的道德原则。从实践上说，这种道德原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工作认真负责，热爱本职工作，干一行，爱一行。学一行，专一行。社会上的行业多种多样，各种行业、各种工作只有部门分工、劳动强度、技术难度和创造价值的不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不论是谁，在平凡的岗位上只要认真工作、劳动，都可以做出自己的成绩。有人认为，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业日益多元化，不用提倡干一行、爱一行，这显然是不明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自由择业机会，特别是给农村贫困个体提供了更多的从业机会，但热爱本职工作仍然是用人单位的一个重要标准。就用工单位来说，总是希望自己的工作人员安心本职工作，处于和谐稳定状态。尤其是在目前劳动力买方市场的情况下，工作态度成了同行之间竞争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一点对农村贫困个体来说更为重要。二是对社会负责，具有社会责任意识。农村贫困个体在这个方面更要深刻地领会和把握，应当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自觉地把自己的责任同国家、社会以及所在单位的利益联系起来，以高度的责任感对待自己的工作，把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当做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即使是政府和社会提供的再就业岗位，无论是清洁工、家政服务员、安全协调员、治安管理员、社区服务员等，都要强化责任意识，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对工作一丝不苟、优质高效。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和社会对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生存问题是十分关心的，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救助和缓解贫困问题。但最终解决问题的主体无疑是农村贫困个体。从实践经验来看，只要我们的农村贫困个体正确地面对暂时的贫困，即使人穷也不志短，自觉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政府和社会的扶持下，自主地创业、自信地发展，我们一定会找到一条脱贫致富的道路。1988年，陈知克夫妇双双从湖南醴陵百货公司下岗。一时间，他们四顾茫然，满腹伤心。经过一段时间徘徊反思，夫妻二人改变观念，摒弃等、靠、要的想法，拿出所有的积蓄和房产，创办了星河园超市。几经拼搏，超市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夫妻俩为了接纳更多的下岗职工，放弃享受，拼命创业。五年里，相继创办了九个连锁超市，安置了816名下岗工人，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为下岗职工再就业树立了成功的榜样[3]。

参考文献

[1]唐宜荣.责任与行动[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5

[2]夏甄陶.论以人为本[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3, (3) .

社会保障的反贫困功能研究 第6篇

在人类不断的同贫困作斗争的过程中, 从反贫困的过程来看对反贫困的表述主要有三种:减少贫困、减缓贫困和消除贫困。减少贫困强调减少贫困人口的数量;减缓贫困强调反贫困的重点在于减缓贫困的程度;消除贫困则强调反贫困的目的是最终消除贫困, 也是反贫困的最终目标。中国在反贫困过程中, 习惯于用“扶贫”来表示反贫困的具体行为过程。

针对扶贫的相关政策, 约翰.亨利 (Henry George) 在他的经济学经典《进步与贫困》中认为使贫困人民为自己创造财富才是真正终结贫困的一种方式。现代经济学认为采取措施控制土地价值才能提高农民收入。在世界某些地方, 贫困主要是历史原因导致的非工业化经济体生产的很少, 而人口增长又太快, 使得财富稀缺。经济的持续发展导致缺乏制约经济自由的相关政策, 经济自由化的发展需要延长穷人的产权, 尤其是土地, 穷人则可以通过技术取得金融服务, 政府在卫生、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也会增加穷人获得资本的能力。

扶贫也包括改善贫困的生活条件, 援助那些贫困地区, 尤其是医学和科学领域, 目前的问题在于仅仅针对援助的所得无法满足自身的需求, 如彼得.辛格在他的书中《捍卫生命》中表述, 我们在富裕国家一些小的生活方式都能够解决世界贫困生活。

2 扶贫的一般措施

2.1 经济自由化

保护土地产权是目前经济自由的关键, 世界银行得出结论, 增加土地权利才是减少贫困的关键, 土地价值的增长才能最终增加穷人的财富。据统计, 1945年以来, 发展中国家对穷人的财产会给他们的资产价值增加近40倍。在中国和印度, 近几十年来放弃集体农场作为是减少贫困的一种方式, 这样将土地给予农民的手中, 使得农民有自己的主动性。政府的腐败、薄弱的法治和过度的官僚负担可以赶走本国一些新的企业和外国的投资机构, 在加拿大开展业务需要两天时间, 经过两道程序, 280美金, 而在玻利维亚需要一个企业家支付2696美元的费用, 等待82个工作日, 需要办理20道手续才能完成。然而, 政府结束自身投资的社会项目有时提倡自由市场却往往以悲剧收场, 例如, 世界银行按照为了贫困国家消除贫困对许多农民的肥料进行补贴, 而需要农民承担无法承担的市场价格, 另外, 前苏联公共融资前的重新配置中市场经济过度呼吁降低医疗和教育支出, 导致贫困的大幅增加。贸易自由化增加贸易国家的总剩余, 然而, 贸易往往是不公平的, 因为他们阻止了发达国家的市场贸易以及贫困国家对自身经济的支持, 在贫困国家利用便宜的原材料生产产品, 在富裕国家提高关税, 使得贸易的自由往来增加。

2.2 资本、基础设施和技术

改善人力资本的发展需要经济的增长, 良好的基础设施, 如公路、信息网络可以帮助市场进行改革, 手机为贫困地区提供了必要的信息, 可以远程产生为农民带来更好的价格, 这种技术的发展也有助于给穷人带来金融服务。经济增长由于增加就业机会和劳动生产率间接的减轻贫困, 生产力的增加导致越来越多的“穷忙族”,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专家紧急推动建立“质量”, 而不是“量”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这种方法强调如何提高生产率来帮助贫困地区, 但负面影响依然存在, 例如越南地区, 就业增长已经放缓, 生产率增长仍在继续, 此外, 生产力的提高并不总是导致增加工资, 在美国可以看到, 生产率和工资之间的差距自1980年以来一直在持续上涨, 海外发展研究所的研究表明, 其他部门如制造业在降低失业率上面同样重要。服务业有效的将生产率增长转化为就业增长, 农业提供了一个安全网, 当其他部门在挣扎的时候, 服务业可以适当的缓冲就业和经济。这项研究让我们更清楚的认识到经济增长、生活质量及扶贫的有效结合。

3 社会保障在反贫困中的作用

《贝里奇报告》中主要讲解的社会保险和联合服务, 认为在反贫困过程中, 只有通过社会保障服务才能得到缓解。反贫困过程中, 政府首先应当改进社会保障制度。总的来说, 社会保障需要对每个人都公平, 而不仅仅是特定人群, 社会保障提供竞争力的回报对经济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但社会保障削弱了经济的增长和担保的汇报。

社会保障的作用在于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收入和基本医疗不受影响, 社会救助作为是我国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救助制度也是反贫困的最后一道防线, 目前, 中国在反贫困方面的具体工作, 成为世界各国力度最大、成效最突出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相关报道, 自1981年到2012年, 中国有超过5亿人脱离贫困, 从88%下降到6.5%, 目前, 我国为了缓解这种情况, 鼓励城乡一体化, 为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提供资金, 将外部投资、消费及公共服务转移到国内, 以减少社会差距。2016年第1季度, 中国城镇失业人数为972万人, 中国失业率为4%, 期末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为231万人。

目前, 对反贫困战略具有直接影响因素是经济增长、劳动分配和社会保障, 前者决定这个社会能够生产多少物质财富, 后者决定这些物质财富怎样分配则决定于劳动分配 (初次分配) 和社会保障 (再分配) 。

在我国的反贫困战略中, 精准扶贫成为不可避免的政策, 其中, 第一, 精准扶贫强调目标的精准, 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里, 经济增长才能带来物质财富的丰富, 社会分配才有缓和的机会;第二, 经济增加, 也还会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分配, 初次分配的贫富差距太大, 光靠再分配无法满足当前情况, 最后就需要社会保障, 保障贫困人群不会跌落贫困陷阱中;第三, 精准扶贫强调手段上的精准。经济增长、劳动分配和社会保障具体操作中对应的主要是开发性扶贫、可持续生计和社会救助来实现。只能首先通过社会救助来完成, 让一部分人得到政策的庇护然后通过政府进行政策支持、资金援助、能力培养和文化建设, 以地区性的经济开发, 使贫困地区大部分有能力的贫困人口脱离贫困, 然后将开发性扶贫的成果落实到贫困人口。

4 社会保障视角下的反贫困

4.1 反贫困的新思路

4.1.1 强化保障理念, 增强自身实力。

在社会保障的体系下, 要有社会保障的理念, 注重开发社会保障的新思路, 不仅仅要增强该理念的应用能力, 也要增强农民依据自身能力的自我创造, 这正意义上的给他们创造出良好的社会环境, 结合地域情况, 积极发展与之相匹配的生存本领, 使其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前沿掌握一套生存的本领, 只能这样减轻政府的负担, 实实在在的为其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

要积极探索当地可发展的产业, 做好“龙头企业+农户”或者“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户”的策略, 有计划、有章程、有策略的为农户创造更多的就业, 真正意义上的为其创造更多的收入来源, 并为其设立专业的学习平台, 培养专业的职业农民, 真正意义上带动当地产业的发展和对农户增收的伟大战略。另外, 增强“互联网+”和“微信平台”等新型网络交流工具, 使得农户真正意义上可以接触到新型农业体系下农民的可创造的价值, 不仅提高当地农户的学习氛围, 也可以提高庄稼及牲畜的产量。现代产业体系下, 真正意义上的提升自身的空间, 不仅仅要依靠外力, 也要凭借自己, 在带动区域周边扩大化, 也要提升自身的觉悟, 学会利用全新理念的知识来武装自己, 让自己可以做到为自己服务, 为区域服务。

4.1.2 医疗救助的完善。

医疗救助被称作是农民生病的有效屏障, 但无法解决农民对于看病难及报销难的主要难题, 目前, 中国外来务工人员与之剧增, 与之相匹配的就是当地的医疗配套及完善工作, 往往在外地的农民无法做到回到户口所在地去看病, 但在居住地, 即使有暂住证, 也无法像城镇里的人那样有保障自身的体系。农民真正在得病的时候需要看病就面临看病难和看病难报销的问题。

目前, 应当增长异地看病的报销比例, 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异地看病的社会保障制度, 对外来民工在本地的可以通过在当地的年限交补正常的医疗保险, 然后通过相关的政策, 增加可报销的大病范围。另外, 政府也应当增强社区或者基层的医疗设备状况, 鼓励农民在家看病增加帮扶范畴。只有完善相应的医疗救助, 才能从真正意义上让农民感受到真正实用的救助。

4.1.3将教育培训与社会救助结合。

反贫困必须要与当地的教育培训结合起来, 努力提高当地贫困人员的整体教育水平, 使农民的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在设立奖学金制度上, 从基层小学教育到高中、大学的教育, 适当的调整帮扶比例, 在原有的基础上, 对贫困地区的孩子要设立专项奖金, 并且保证专项资金用到实处。另外, 在整合城乡一体化的基础上, 对城乡教育差距也应当尽量缩小, 邀请农村教育来城市参加教育培训, 让农村孩子真正的接受到城市的资源。目前, 农村条件较好的家庭会选择把孩子送到城市里去接受教育, 在培育小孩从小的认知能力的基础上, 也让其接受教育, 但从小就开始离开父母的生活让孩子容易产生叛逆思想, 接受不同程度的信息, 这也是当前需要解决的教育难题。城乡一体化建设不仅是城镇化建设的一部分, 也要为农民提供一般的社会救助的同时, 给予其教育及不同程度上的精神支持。

4.2 完善社会救助体系

近年来, 国家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来保障社会救助的必要实施, 在实施过程中, 缺乏一些必要的社会监督, 使得社会救助在社会保障中最关键的环节失去其关键意义。在此基础上, 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第一, 对于社会上尤其是基层的社会救助医疗机构, 要做好社会监管工作, 做到社会救助体系的完善实施, 避免出现对农民及弱势群体的不合理对待;第二, 对于救助资金及所发放实物的来去要进行追踪, 防止非法挪用, 或者对实物造成一些损坏;第三, 对社会救助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要及时跟踪, 在不夸大社会帮扶的前提下不可对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力进行隐瞒, 应当建立正确的可观察的舆情信息报告,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体系完整建设;第四, 可以通过建立一系列的指标体系, 进行市场满意度的调查, 可以委托第三方群体介入, 这样可以使得调查结果的公正和正确价值, 也可以使得社会帮扶群众得以提出自身的切实可行的建议, 最终与政府对接, 将其有效的进行解决及实施, 定期发放一些舆情报告, 将社会当前遇到的难题及障碍报告出来, 让更多的农民群体及社会弱势群体得以了解当前政策的实施效果, 最终达到实际的效果。

4.3 加强社会救助的管理工作

农村金融发展与反贫困问题研究 第7篇

连续12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三农”职责, “三农”问题的重点在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内容之一, 金融发展能够有效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优化资源配置结构, 为实现农村的反贫困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同时, 农村经济、农业发展、农民及涉农组织等的发展对农村地区金融资金需求的急速增加也对农村金融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实施金融发展措施中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无论是经济增长决定金融发展, 金融发展再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 还是金融发展决定了经济的增长, 不可否认的是农村金融发展在农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政府一直强调金融扶贫的重要性并致力于解决农村反贫困问题, 虽然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动力不足, 农村经济发展受到传统经济体制的约束, 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农村资金缺乏, 使得农村反贫困进程仍然是一个艰难而缓慢的过程。从现有资料来看, 截至2014年底, 全国已组建村镇银行1, 233家, 但全国仍有超过半数的县没有村镇银行。由于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开设网点成本高, 而农村地区居住密度低, 金融业务量不够, 农村金融机构长期需要依靠自有资本进行运转, 导致大中型银行投资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积极性不高, 纷纷撤点农村。从农民这一方面来看, 金融机构进入门槛高, 贫困农民缺乏抵押物和担保人, 很难从金融机构获取投资资金;而且农村居民金融知识欠缺, 随着农民工的增加, 很多农村居民选择外出创业和就业, 导致资金外流, 很少在农村地区涉足通过金融领域进行融投资。

自从20世纪70年代麦金农和肖提出金融发展理论以来, 国内外学者就一直致力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总体上看, 金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大, 但是对于不同的经济结构、不同的政治环境和不同的区域条件, 这二者的关系都存在着差异, 因此要因时因地而异, 寻找一个地区的最优金融发展途径, 最大限度的发挥金融减贫效应。如何发挥农村金融在反贫困方面的积极作用、构建和谐的农资关系以及实现农村金融发展、农民收入增加和农村贫困减少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一直都是国内外学者所研究的热点问题。

二、文献综述

在对于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中, 主要存在两种观点:金融水平的提高能够减少贫困问题的产生;农村金融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着消极的影响。从现有经济理论和研究来看, 绝大多数学者支持前一种观点。对于二者关系的研究, 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 以Glodsmith (1969) 为代表。他通过研究随着时间推移金融结构的变化评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得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这一结论。此研究的不足主要体现在选取了35个不同国家的数据, 而不同国家数据的统计口径不同, 可能对实证造成一定的影响。Buegess和Pande (2003) 运用印度农村地区1977~1990年的银行数据, 研究农村金融机构个数与反贫困之间的直接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地区每增加设立1%的金融机构, 将减少0.34%的农村贫困发生率。知名学者林毅夫和孙希芳等 (2009) 通过总结最新理论和实证结果, 提出“最优金融结构”这一说法, 他们认为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下, 银行和股市的地位可能在某个时间阶段上达到最优比例, 同时指出政治因素可能导致最优金融结构偏离其预期。傅昌銮 (2014) 在林毅夫提出的“最优金融结构”基础上, 使用2008~2011年浙江省县域农村的面板数据, 通过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 发现以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为主的金融结构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田银华和李晟 (2014) 运用2004~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增加农村信贷资金投放促进经济发展, 同时也指出了农村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差异。但是, 他在进行大量实证研究之后并没有给出有针对性的建议意见。

与以上文献结论相反, Arestis和Cancer (2004) 从金融自由化的角度出发, 认为在欠发达国家农村金融的准入门槛较高, 因此缺乏抵押物和担保人的贫困农村居民没有办法获得所对应的金融服务, 在金融自由化下, 农村资金转向低效率部门, 从而造成低收入者收入的进一步减少。季凯文 (2008) 在研究农村金融深化这一问题上, 发现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的提高没有必然的Ganger因果关系。

从国内外的研究来看, 由于西方国家的金融体系不同于我国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 因此西方经济研究学者主要研究农村金融市场供求关系、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与管理及运营机制的研究。国内学者对农村金融与反贫困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同时, 由于不同的学者对于不同的国家研究所选取的时间空间数据的差异, 得出的结果也不尽相同。通过以上对国内外学者的文献研究可以发现, 如果把对于农村金融发展与反贫困问题的研究主体解构为三个部分, 分别为市场、金融机构经营管理部分及金融机构自身, 那么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前两者, 而对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水平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以农村金融机构发展水平与反贫困的关系为出发点, 正视现有文献研究的不足之处。综上所述, 本文有以下创新点:

(一) 从研究方法来看, 使用主成分分析法与传统的最小二乘法相结合进行回归分析, 使用不到43%的变量表示了约95%的信息。实证分析与经济理论相对应, 印证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反贫困问题的促进作用。

(二) 从研究对象来看, 将农村金融水平作为解释变量, 是对农村金融发展结构、效率和规模的综合体现, 同时用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作为被解释变量反映农村贫困程度, 较好的拟合了课题研究需要。

(三) 从研究动机来看, 大部分文献主要研究经济发展理论和分析国外先进经验, 而未提出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相适应的建议和可行性方案, 本文最后则分别从宏观与微观层面对农村金融与反贫困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

三、模型设定、指标选取及数据说明

本文旨在研究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反贫困的影响, 同时考虑到其他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变量, 特别是城乡收入比可能对农村居民收入有较大影响。在借鉴前人研究模型的基础上, 构造如下反映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收入关系的关联函数:

其中, Yt作为被解释变量衡量农村经济的发展, 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表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NFt作为解释变量, 用农村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表示,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金融改革的逐步深化, 农村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表现为逐年递增的趋势, 这也就表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在逐步提高;Zt表示其他可能对农村居民收入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 (1) 政府政策支持 (GPt) , 用各年财政支农金额表示; (2) 农村发展程度 (NPt) 主要表现在农民生产工具的进步, 由人工的精耕细作向机械大规模操作发展, 因此这一指标用历年农业机械总动力表示; (3) 农业生产规模 (NIt) 对农民的收入也存在影响, 用新增灌溉面积表示; (4) 农村发展速度 (NSt) , 用农林牧渔业增加值表示; (5)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用电量也在增加, 因此用农村发电量代表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RPt) ; (6) 城乡居民收入比 (CNt) 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表示, 城乡收入比越大, 也就意味着农村居民消费支出越大。

由于统计资料的局限, 笔者采用2005~2013年时间序列数据作为数据分析的样本, 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等。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主成分分析。

在课题研究中, 由于变量较多, 会增加课题的复杂性, 而且会使估计结果与实际结果产生较大的偏离, 因此需要尽量减少变量的个数, 并在此基础上保持最大的信息量。主成分分析法 (PCA) 恰好可满足以上需要, PAC是一种多元分析中最常见的降维和赋权方法, 是指将给定的一组相关变量通过线性变换的方法转换成另一组不相关的变量, 这些新生成的变量按照方差依次递减的顺序进行排列, 在数学变化中保持总方差不变的前提下, 按照方差大小依次排列得到一个或者多个主成分。主要步骤包括:1、将原始数据整合成原始数据矩阵并将其标准化;2、求标准化后的矩阵的相关系数矩阵;3、根据所得的相关系数矩阵求出其特征方程的特征根, 并选取主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且累计贡献率大于等于85%作为最后所得的主成分;4、将标准化后的指标变量转换为主成分并对其进行加权求和, 得到最终评价值。PCA可以借助“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软件 (SPSS) 加以分析计算。

就本文而言, 一方面由于存在较多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因素, 而且这些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着多重共线性;另一方面存在过多的变量可能会影响解释变量的显著性, 不能直观的反映农村金融发展与反贫困的关系。因此, 本文对除城乡居民收入比之外的其他五个控制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 将原有变量信息通过SPSS20.0整合成一个综合因子。经检验发现, 有的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总方差分解如表1所示, 可见提取的一个因子可以解释原来变量约87.7%的信息, 解释力度较大。 (表1)

经分析, 可以把综合后的因子定义为农村内部环境, 记为, 在接下来的回归分析中将使用综合因子Et代替控制变量中的五个变量。

(二) 回归分析。

经过上文对变量的整合分析, 可初步把农村金融发展与反贫困的实证模型设定为:

其中μ表示随机误差项, β1、β2、β3分别为变量指标的系数, 由于本文所研究的是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 因此代表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标的系数β1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若β1为正数, 则代表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起到了推动作用, , 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从而对反贫困起着促进作用, 且系数越大, 促进强度越大;若β1为零或者为负数, 则表示农村金融发展对反贫困无影响甚至产生负面影响。本文利用Eviews 7.0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得到如下方程:

从回归分析结果来看, 模型的拟合度接近于1, 拟合优度较高;D-W统计量接近于2, 偏离程度不高。综合各个检验指标值来看, 模型拟合较好。从得到的系数来看, 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和城乡收入比的系数为正数, 说明二者能够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有利于农村地区的反贫困。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 可使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约0.636个百分点, 这一结论符合大多数学者的观点, 因此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仍是政府支持“三农”发展的重要手段和任务。城乡收入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 会使村居民收入降低约0.714个百分点。城乡收入比的增加说明城乡收入差距在加大, 不平等程度在加深, 从而导致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降低。代表农村内部环境的变量的系数为0.07, 系数十分小, 表明农村内部环境因素的变化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非常小。一般而言, 农村内部条件越好应该会很大程度上促进农民收入水平提高, 但之所以会出现本文的实证回归结果, 笔者认为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农村内部资源分配不均, 资源浪费和各项资金的投放流向低效率部门;另一方面是由于全国范围内农村自然地理环境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特别是在偏远山区有部分资源由于受条件的约束无法得到充分利用。由于以上原因, 导致农村内部环境对整体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产生十分微弱的影响。

五、结论与建议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但是影响还不是十分显著;城乡发展不平等和资源不合理的利用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以上问题, 笔者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 政府要加强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扶持力度, 同时给予相应的约束措施。

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程度在逐步加深, 金融机构的竞争也日益激烈。而对于发展时间较短, 发展动力欠佳的农村金融机构, 在这一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若不加以补救措施, 可能会被金融市场所淘汰。因此, 政府需要奖罚并行, 通过对金融机构进行评级, 一方面对于运行良好的金融机构, 可以通过专项票据和专项借款资金对农村金融机构进行资金支持, 帮助其解决不良贷款, 进行全新的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对于运行效率低下、缺乏经营动力和体制落后的金融机构, 可以通过法律程序对其进行处理, 亦可宣布其倒闭。

(二) 农村经济自身的发展是反贫困的核心, 因此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是促进农村金融与反贫困良性互动关系的关键。

政府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监督农村地区相关机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从而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三) 在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发展互联网金融。

在如今的大数据时代, 金融的发展可以以互联网为平台。可以考虑发展银银平台、投融资平台、电商平台和直销银行四种模式, 通过发展互联网金融, 不仅可以节约固定资产投资, 而且还能以最低的人力、物力消耗获得最大的覆盖面。

(四) 金融机构要积极进行转型升级, 坚持以客户为中心, 加强多元化业务经营的拓展力度。

秉承“服务三农、服务小微企业、助力县域经济发展”的理念, 发展农村市场, 全力打造普惠金融体系。

(五) 经济发展, 文化先行。

文化作为内在因素, 对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农村金融机构要发展企业文化, 建立与转型相适应的企业文化和机制体制, 使之成为金融机构长期繁荣发展的动力源。同时, 加强对农民的金融知识的普及教育, 促使农民能充分利用金融资源, 投身农村经济发展。

摘要：本文从农村金融机构发展与反贫困关系理论入手, 选取20052013年时间序列数据,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相关性分析, 对农村金融机构发展水平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农村金融水平的提高和城乡收入比的提高对农村经济发展有正向推动作用, 但城乡收入比的提高则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通过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 研究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并预测其未来发展趋势。

关键词：农村金融,金融水平,反贫困,主成分分析

参考文献

[1]Goldsmith, Raymond W.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New Haven, CT: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

[2]Burgess, R.and Pande, R.Do Rural Banks Matter?Evidence from the Indian Social Banking Experiment.CMPO Working Paper Series No.04-104, 2003.

[3]林毅夫, 孙希芳, 姜烨.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初探[J].经济研究, 2009.8.

[4]傅昌銮.县域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以浙江省的为例[J].农业技术经济, 20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