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机理范文（精选7篇）
合作机理 第1篇
对于企业来说, 与高职院校进行合作可以帮助其获取对口人才和知识, 降低生产成本。通过合作, 企业能够高效、及时地将其知识和人才需求反馈反馈给高职院校, 从而更好地引导高职院校进行相关课程的调整与改革, 最终实现人才和知识需求与供给的对接。站在企业角度, 高职院校校企合作降低了企业获取知识和人才的成本, 可大大促进企业的内涵发展和可持续进步。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有助于高职院校在高校竞争中保持自我特色, 促使自身快速发展。在高职院校招生骤减的背景下, 高职院校能够生存和发展必须依靠与企业的合作。高职院校校企深度合作中, 高职院校可从企业获得适合自身发展的各类资源, 进一步彰显特色, 提升高职院校的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 有助于学生提升自身素质, 寻求更好的工作岗位。人才培养是面向实训课程教学的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模式的目标之一, 学生在高职院校与企业合作的过程中, 能够深入企业内部, 学习相关知识, 提升自我能力, 积累未来工作岗位的相关经验, 大大促进学生在后续阶段的发展。然而, 就高职院校校企合作的现状而言, 高职院校与企业开展合作仅停留在较浅的合作层面之上, 并没有有效针对实训课程教学展开, 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其一, 高职院校为求生存和发展, 只是被动寻求企业的支持和帮助;企业对于高职院校的支持只是停留在在特定的支撑项目之上, 二者并没有深入的合作方案。其二, 高职院校与企业合作, 并不在于科研、技术、人才培养等方面, 而在于高职院校和企业发展已具有基础但仍需强化的地方, 高职院校与企业合作的目标不够明确, 因此, 也就无法设置有针对性的实训课程。其三, 高职院校与企业合作保障体系不够健全, 实训课程的教学无法得到应有保障, 大多高职院校与企业合作在市场经济和利益机制的驱动下, 反而放弃了以提升学生能力为主的实训课程教学, 比如顶岗实习。从已有学术研究成果来看, 其虽然提出了诸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的模式, 但并未针对具体的实训课程教学开展模式设计。
高职院校校企合作问题依旧突出, 要改变此种状态, 必须探索新型的校企合作模式。具体说来, 校企合作应以实训课程教学为基本出发点, 着力提高合作双方的积极性, 充裕实训课程教学的内容, 保障高职院校与企业针对实训课程教学的合作过程, 提高高职院校与企业合作的绩效。面向实训课程教学的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模式既需要考虑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科研水平、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方面内容, 消除企业在合作过程中的顾虑, 又考虑企业技术含量、人才层次、合作意愿等方面内容, 消除高职院校在合作过程中的担心, 着力打造高职院校与企业双向紧密合作的态势。
二、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内容
创新校企合作内容, 实现企业、学校、学生三方共赢, 雷久相 (2007) 提出校企合作的“六共”理念, 即课程体系共定、师资队伍共建、教学过程共管、实训基地共建、教育资源共享、校企文化共融。邓锋根 (2008) 提出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内容是一个复杂、多元化的系统, 主要包括人才培养、人才交流与培训、技术开发、资源共享和信息沟通五个方面, 还指出校企合作多元化合作的必要性和多元化合作制度建设的需要。黄嫦娇 (2011) 从教材和课程开发视角出发, 提出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内容涵盖三个方面:校企共同开发课程、校企共同开发教材、企业派兼职教师到校任教和学校教师到企业学习。王文涛、任占营 (2012) 指出三阶段的高职院校校企合作, 其一是常规合作, 包括企业接收实习生和毕业生、提供资金和设备等;其二是深入合作, 内容主要有高职院校和企业双方互为对方提供培训、联合投资办学、校企合作办股份公司、企业为学校捐赠添置实训设备、学校为企业提供培训场所、企业为学生提供实习场所和设备等一系列涉及人、财、物等方面的合作;其三是意识形态合作, 即在文化、观念、培养模式等领域进行合作, 通过校企合作, 将企业文化和校园文化相互渗透, 学生在学校直接体验真实的“生产”环境。三阶段层层嵌套, 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前提基础, 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补充发展。综上, 学者们对高职院校校企合作进行了相对广泛的研究, 但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内容体系。
三、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模式
从实践操作角度出发, 李丽娅 (2005) 将校企合作模式分为五种, 即:工学结合式、学工交替式、“2+1”式人才培养模式、双定生式以及订单式。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概括总结概括, 张亚军等 (2008) 对上述学者的研究进行了补充, 提出来“六位一体”以及“五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 突出校企各环节紧密结合在实践操作中的重要性。而高宏梅 (2011) 则以校企合作双赢目标为出发点, 从实习实训方面、教学管理方面、学生就业方面、员工培训方面以及项目研究方面, 提出“学工交替模式”、“教学工厂模式”、“订单式”、“技术服务式”和“教学—科研—开发”三位一体模式的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模式。经研究, 曹玉华 (2012) 发现在高职院校校企合作中, 政府出于主导地位、企业出于产业地位、学校出于主体地位、行业出于指导地位, 从此角度出发, 曹玉华 (2008) 创造性的提出了校企合作的四种新模式, 即:示范模式、基地模式、战略模式以及订单模式。综上所述, 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模式亦有所差别, 种类多样。
四、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机制
现行高职院校需要建立校企合作机制的重点多集中于制度保障机制、利益驱动机制、组织领导机制等方面 (兰小云, 2013) , 洪贞银 (2010) 针对高职院校校企合作中动力不足、能力有限、制度缺失、模式局限等现实存在的问题, 提出校企之间应拓宽合作领域, 建立校企深度合作的长效机制;创建合作考评标准, 促进深度合作标准规范体系建立;完善校企合作中的相关法律法规, 从法律制度上保障校企合作的长远发展。刘建湘 (2011) 认为, 应建立高职院校校企合作的共赢机制 (包括建立校企合作培育机制、利益分享机制、资源共享机制、文化融通机制) 来推动合作发展, 通过构建内部能动机制 (例如:建立部门“并行”工作机制、建立终生学习制度等) , 激发校企合作动力。针对现行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机制随意性大、合作机制不顺畅等问题, 殷红 (2011) 等人提出要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两型循环机制, 促进高职院校校企合作的深度合作。因此, 在对我国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机制大量研究基础上, 还需进一步完善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机制, 特别是校企合作的深度融合方面 (孙云志、何玉宏, 2011) 。
五、高职院校与企业的合作需求
人才培养、合作创新是高职院校与企业合作的主要目标。就高职院校与企业合作的模式而言, Candan Durak Ayla, Nuriye evik sgren (2010) 认为产学研合作创新是其主要的形式, 在此种模式的促发中, 高职院校与企业达成人才培养、合作创新的目标, 是实现高职院校与企业双赢的结果。因此, 高职院校决定与企业合作是出于高职院校和企业共同发展的需求。与Candan Durak Ayla, Nuriye evik sgren (2010) 观点不同的是, Gao Yang-Fan et al. (2012) 将高职院校学生作为考虑的因素, 其强调“三位一体”的合作模式, 认为高职院校与企业的合作理应考虑三方共同的利益, 必须实现三赢的目标。由此, 表明高职院校与企业合作是出于高职院校、企业、学生三方共同发展的需求。Jia Wei et al. (2010) 认为, 当企业研发能力不强或者研发难度较大时, 高职院校能够为其提供必要知识支撑和人才支撑, 产学研合作形式只是企业拉拢高职院校, 与之合作的一种方式。并且在探索模具设计和制造应用技术型人才时, Wang Hong (2011) 认为, 高职院校与企业合作在追求培养优秀人才目标的基础上。通过合作, 企业可以向高职院校传递与期望人才相关的信息, 而高职院校则可根据企业要求对教学进行深化改革, 灵活调整, 不断调整和完善学生的能力和知识结构, 最终能够更好地为企业输送高水平人才。而这说明了企业参与合作的最主要原因在于获取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和知识支撑。可单从高职院校角度来看, 高职院校与企业进行合作, 能够促使高职院校调整教学内容和方式, 有针对性培养人才, 为社会提供对口的人力资源支撑, 对高职院校而言, 无疑是有益而无害的事情。
六、结语
合作机理 第2篇
虽然很多学者和实践者提出了对业主—监理关系现状的多种评价和推断, 但缺乏基于统计分析数据的支撑。本文对业主—监理关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调研分析, 剖析其内在的原因, 并从业主的角度分析影响其授权决策的因素。
1. 业主监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大量的文献探讨了关于业主监理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下面从双方责任角度进行文献回顾。
关于业主监理合作中业主应负的责任, 国内研究主要关注两个焦点问题。焦点一是业主对监理的授权。具体表现有:业主授予监理工程师的权力与委托监理合同大相径庭;没有对进度、成本和质量等三大目标统一授权等。焦点二是业主的干预行为。具体表现有:业主与监理单位的管理职能重叠;在进度安排上不尊重客观规律, 随意进行工程变更。
关于业主监理合作中监理应负的责任, 国内研究主要关注两个焦点问题。焦点一是监理素质。具体表现在:监理队伍规模大但整体素质不高;部分监理人员缺乏责任感和职业道德约束。焦点二是监理的管理和服务水平。杨浦生认为, 影响工程监理单位服务水平的主要因素包括六方面:工程经验、服务质量保证、总监理工程师的能力、监理机构的合同目标控制体系、监理人员的素质与能力、监理机构所拥有的设备、设施及其他资源配置。
2. 调研方法
本研究采用调查 (Survey) 研究法。利用访谈 (Interview) 来设计问卷, 利用结构式问卷 (Questionnaire) 来收集数据, 利用SPSS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调研在7家水电开发企业的9个水电开发项目中展开。这9个项目是溪洛渡 (三峡公司) 、向家坝 (三峡公司) 、锦屏 (二滩公司) 、官地 (二滩公司) 、深溪沟 (大渡河公司) 、景洪 (澜沧江公司) 、水布垭 (清江公司) 、黑麋峰 (五凌公司) 、偏桥 (久隆公司) 等项目。调研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选取1个项目进行实地研究, 在此基础上设计问卷;第二阶段利用问卷对其余8个项目进行调研。
调研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调研的对象是9个水电开发项目的业主、监理、设计和承包商的管理层, 目的是分析影响监理发挥作用的因素。被访者所属的业主单位包括上述7家水电开发公司;监理单位包括长委设计院监理、西北院监理、中南院监理、华东院监理、二滩监理等;设计单位包括成勘院、昆明院、华东院等;承包商单位包括葛洲坝集团、中水一局、中水七局等。这些单位都是水电开发行业有影响力的利益相关方。共选取问卷调研样本123个, 记为样本1, 样本1的信息见表1、表2。样本1具有很好的覆盖面和丰富的工程经验。
第二部分调研的对象是9个水电开发项目的业主管理层, 目的是分析影响业主授权决策的因素。该部分样本采取判断抽样 (judgmental samping) 获得。从访谈过的业主管理人员中, 基于两方面考虑选取样本:第一、对业主—监理模式的认识较深刻;第二、乐意接受二次调研。共选取样本21个, 记为样本2, 样本2的信息见表3。
3. 调研结果
调研结果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影响监理发挥作用的因素和影响业主授权决策的因素, 具体分析结果如下。
3.1 影响监理发挥作用的因素
在“影响监理发挥作用的因素”这一议题上, 监理的体会最直接。因此, 本文在实地研究中访谈了大量的监理人员, 从监理的角度了解影响监理发挥作用的因素。在实地研究结果和文献回顾基础上, 选取了影响监理发挥作用的四方面因素进行问卷调查。他们是业主的干预行为 (简称“业主干预”) 、业主对其与监理的责权界面定义不清楚 (简称“责权不清”) 、监理整体素质不足 (简称“监理素质”) 、监理内部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简称“监理内控”) 。被访者需要根据自身的理解, 从这四方面进行选择 (多项选择) 。
对样本1 (样本信息见表1、表2) 的调查结果见表4。对于影响监理发挥作用的最主要因素, 监理认为是业主干预, 设计认为是责权不清, 承包商和业主都认为是监理素质。整体来看, 监理素质被普遍认为是影响监理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次是责任不清。
3.2 影响业主授权决策的因素
在“影响业主授权决策的因素”这一议题上, 业主管理层的体会最直接, 而且具有决定性。通过实地研究中对业主管理层的访谈了解到, 影响业主对监理授权决策的因素主要有四方面。第一、监理能力。部分被访者认为监理经验不足, 难以胜任某些工作。第二、监理的违规行为。部分被访者认为监理存在投机行为, 某些职权如果授予监理则管控难度太大。第三、机构规模。部分被访者认为, 业主给监理授权能精简业主机构, 减少官僚成本, 并缓解多项目开发过程中业主规模的过度膨胀。第四、人力成本。部分被访者认为, 监理企业具有规模经济, 采购监理服务比招聘相关人员付出的人力成本要少。
实地研究发现, 对同一类职权, 从不同的角度考虑可能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授权决策:授权给监理或业主集权;不同类型的职权, 即使从同一角度考虑也可能导致不同的授权决策。
在问卷调研中, 被访者需要根据自身的理解, 从能力、控制违规行为、精简机构和人力成本四个角度分析十一项职能的责权划分决策。备选项包括授权、集权、差别小和不好说。对样本2 (样本信息见表3) 的调查结果见表5。其中选择“差别小”和“不好说”的样本都很少, 这说明调研中选取的四个角度对于业主的责权划分决策有明显、清晰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分析责权划分决策, 假定以下规则来模拟决策:当支持授权样本数大于75%, 责权划分决策为充分授权;当支持授权样本数大于50%, 责权划分决策为大部分授权;当支持集权样本数大于75%, 责权划分决策为充分集权;当支持集权样本数大于50%, 责权划分决策为大部分集权;其余情况下记为无统一决策。表6列示了按照此原则的责权划分模拟决策结果。
由表6可知, “精简机构”是业主授权给监理的最主要的动力, 而“控制违规行为”是业主集权的最主要的出发点。
(单位:%)
注:“++/+”表示充分/大部分授权给监理, “—/——”表示业主大部分/充分集权。
由表6可知, 从授权决策的角度可以将11类职权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包括质量管理、现场协调、安全管理和进度管理。这四项职权从各角度分析都应该充分授权给监理。第二类包括信息管理。该职权可以大部分授权给监理, 要充分考虑控制违规行为。第三类包括工程量审核、紧急情况处置和工程变更审核。这三项职权授权给监理有利于业主精简机构和节约人力成本, 但容易产生违规行为, 应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授权给监理。第四类包括成本管理、采购管理和设计管理。这三项职权整体倾向于集权。
基于对9个水电开发项目参与者的调研分析, 本文得到以下结论:
在影响监理发挥作用的诸多因素中, 监理素质被普遍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其次是业主与监理之间的责任定义不清。
在业主进行给监理的授权决策时, 精简业主机构是促使其授权的最主要动力, 而控制监理可能的违规行为是业主集权的最主要的出发点。从授权决策的角度可以将11类职权分为四大类。第一类为充分授权给监理的职权, 包括质量管理、现场协调、安全管理和进度管理。第二类为大部分授权给监理的职权, 包括信息管理。第三类为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是否授权的职权, 包括工程量审核、紧急情况处置和工程变更审核。第四类为适合集权的职权, 包括成本管理、采购管理和设计管理。
合作机理 第3篇
1 农地股份合作制的内涵与特征
1.1 农地股份合作制的内涵
从根本上说, 农地股份合作制强调的是将农地作为股份运用在股份合作制度中, 是适应我国近阶段农业经济发展的产物。对于农地股份合作制, 国内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 形成了不同的见解。例如, 陈和均 (1993) 、杨坚白 (2004) 等认为股份合作制的实质是合作制。王琢 (1994) 指出, 农地股份合作制摆脱了对现实农地制度的束缚, 逐渐形成土地产权和法人产权的双层土地产权结构。也有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张晓山和苑鹏 (1998) 对股份合作企业共同制度总体特征进行概括和总结。傅晨 (2001) 认为, 当前的农地股份合作制既不属于股份制, 又不属于合作制, 而是二者的融合, 其“非驴非马”的兼容性和适应性的发展特色正是它的魅力所在。钱忠好 (2007) 认为农地股份合作制是一种新型的制度安排。冯开文 (2003) 指出在经典的合作制中引入了其他股份制的做法, 是对经典的继承和发展。尹云松 (2003) 认为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劳动和资本的联合, 满足了农民对公平与效率的共同追求。章政 (2005) 认为, 土地使用权入股, 不仅节省了管理的开支, 降低了界定产权的难度, 还实现了土地实物形态的合并。
尽管众多学者的对土地股份合作的认识和描述存在差异, 但都是围绕互利共赢的内生激励机制和风险共担的风险规避机制展开的, 是符合人多地少中国基本国情和现实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最有效率的制度安排。
1.2 农地股份合作制的特征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农地股份合作制的特征, 何官燕 (2008) 认为农地的股份合作制度不仅是集体经济还是合作制的经济, 并且具有明确的法律关系。郭铁民, 林善浪 (2001) 认为农地股份合作制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1) 农民虽然以其对土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入股, 但是土地本身的所有权还是集体所有。 (2) 农民兼具股东和劳动者的双重身份, 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 (3) 为促进农地有效的流转与合理的配置, 将其价值与实物形态分离。
农地股份合作制与传统农户大不相同, 其生产经营活动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理事会和监事会是合作社的基本决策单位。理事会负责日常的生产经营管理。监事会对其进行监督、公示。 (2) 农户入社后, 不再有决定权, 不能再单独进行土地流转, 只有对合作社的投票选举权和土地收益分红权, 可以不参加劳动, 也可以按照雇佣的形式参加劳动, 领取工资。 (3) 聘请农业职业经理人。一般由理事会负责聘请专业的农业技术人员、种植能手等为生产经理, 签订包含产量指标、生产费用以及奖赔的额度的合同。 (4) 职业经理人的日常经营活动。为合作社负责全程代耕代管, 提供全方位的农业服务, 全程负责管理合作社的采购、生产、经营。 (5) 建立农业服务超市。以专业的服务体系, 为合作社提供了全程的产前、产中和产后的现代化、机械化服务。
刘守英与谭明智 (2013) 发现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实践检验, 农地股份合作社的生命力以及能否为广大农民所接受。还存在着农户自主入社和自由退社、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农地经营主体、土地股份分红等重大问题。
2 农地股份合作社的发展机理
股份合作实际是股份制+合作制, 合作是前提, 效益是核心。农民将农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入股加入农地股份合作社, 农地股份合作社把分散的土地集中整合, 统一规划, 进行经营性投资和收益分配的管理, 在一体化的基础上对土地潜在收益进行最大程度的挖掘, 从而提高合作经营效益, 实现农民土地收益持续稳定增长。
通过农地股份合作的实践可以发现, 虽然各地区自己的特点不同, 而使股份合作的形式也都有所不同, 但是农地与其他要素股份化的过程一般都按照以下思路:
一是由单纯的农地股份合作向以“农地合作+专业合作”的“双合作”方式转变农民以土地经营权作股入社, 再将土地集中统一另交由专业合作社经营, 然后再进行二次分配。这种模式推动了农地股份合作社的发展, 持续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形成了互补互利、合作共赢的发展新局面。二是由单一土地要素向多要素合作转变。农地股份合作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土地要素合作, 而将土地、资金、技术等要素进行整合, 统一共同参股, 按股分配收益。使得合作社各主体之间利益均分、风险共摊。三是由“内股外租”型向多样化经营型转变。实践中的经营方式有三种:分别是“内股外租”型、自主经营型或成员承包经营型、两者兼具型。“内股外租”型一般发生在合作社的发展初始阶段, 所以, 经营方式向自主经营或成员承包经营型转变, 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经营效益, 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虽然自主经营型合作社现在比例还很小, 但发展前景很好。
3 农地股份合作制的实践模式
农地股份合作制不仅保留了家庭承包制的本质, 还实现了农户、合作社等对效益的需求。通过土地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的分离, 不仅解决了农业规模经营和结构调整的问题, 还解决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以及小农经济与大市场之间所产生的问题。 (唐浩、曾福生, 2009) 。
王小映 (2003) 通过研究发现, 在农地股份合作制集中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环渤海等地带, 之所以能如此顺利的发展, 是因为这些地区农村人口大量转移, 城镇化、工业化程度高, 而且一、二产业非常发达。
3.1 几个有代表性的模式
结合众多学者的研究, 罗列了表2中几个代表性的实践模式。
由于各地区土地所承担的流转供需状况和社会保障功能大不相同, 导致各地区的农地股份合作制的经营模式也有着巨大的差异。
3.2 不同类型农地股份合作制的比较
按照经营模式的不同, 还可以将农地股份合作制分为内股外租型土地股份合作制、参股型土地股份合作制和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刘云生, 张远良 (2014) 将农地股份合作分作三大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 (见表3)
4 农地股份合作制未来发展趋势与政策建议
4.1 农地股份合作社发展中的问题新动向
张晓山 (2010) 指出农地股份合作社作为一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克服了传统经营的局限, 提高了农业现代化、提升了土地经营效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在新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背景下, 农地股份合作社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但同时也面临着新的问题, 呈现出新的动向。主要表现为: (1) 农户参与程度偏低。一方面, 大多数合作社在组建时就限制了公众参与的区域范围。另一方面农户的知识缺乏、能力低下、参与意识不足;还存在基层行政部门过度参与、干预现象。 (2) 农村婚嫁妇女的权益易于流失。一方面, 现行的制度不全面, 法律方面不完善。另一方面, 女性的社会地位低, 存在着性别歧视现象。 (3) 农地入股与土地用途管制、耕地保护等制度衔接不当。土地主要归各级政府农业部门和各级国土部门管理。两大部门各自为政, 相互脱节, 从而产生管理上的真空和漏洞, 使耕地保护陷入了困境。 (4) 入股资产遭到价格歧视。以土地、技术、信息、资金等要素入股组建的合作社, 需要将所有要素一起作价折股, 土地股权价值却低于其实际价值, 从而使入股农户的利益遭受损失 (杜业明, 2008) 。
4.2 农地股份合作社的发展路径思考
各地的农地股份合作社在发展运行中不断地出现各种的问题, 对于遇到的这些新的问题和新的动向, 需要我们要不断的探求应对之策和新的出路。 (1) 建立多元化的“公众共同参与模式”提高农户参与度。一方面, 加强农民培训, 提高农民的参与意识和行为能力;另一方面, 基层行政部门要正确定位, 引导不领导、扶持不干预, 逐步放开对合作社的日常管理, 向行政事务转变。 (2) 重视保护妇女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一方面, 要制定针对保护妇女权益的政策。另一方面, 加快修订农村的管理条约, 删除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内容, 从源头上消除性别歧视。 (3) 加强各级政府管理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与配合, 严格保护耕地。加强部门间的相互协调与配合, 推动农地股份合作的顺利开展。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设立耕地保护专项资金, 实行对土地规模经营和耕地保护的政策鼓励 (杨应奇, 2011) 。 (4) 入股土地资产价格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由与各方都不存在任何利益关系的正规评估机构, 对入股的各方面要素进行科学规范的估价, 以充分保障各主体的合法权益 (张笑寒等, 2015) 。实际上, 农地股份合作带来的经济收益和农户的非农就业意愿与能力, 决定着农地股份合作促进农民增收作用的大小。
4.3 研究评述与对策建议
综观国内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案例研究可以看出, 我国已经在农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内涵、产权设置、经营特点、问题动向、应对决策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丰富了农地股份合作制的理论研究, 促进了农地流转和农业规模化经营。但是, 农地股份合作制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不长, 很多地方等待着改革完善, 需要不断的深化发展。 (1) 难以统一对农地股份合作制的本质的认识, 给实践运行带来诸多不便。 (2) 片面的强调农地股份合作制的作用和优势, 简单地对其加以是非判断, 而忽视了它所产生的各种复杂问题及其成因。 (3) 只侧重于规范分析、面上的讨论, 而实证研究很少, 忽视对个案针对性的研究, 从而结论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4) 缺乏理论层面的前瞻性把握和总体研究, 而偏向实践层面上的策论分析。 (5) 有些虽然运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进行研究, 但是深度不足, 缺乏规范研究, 缺乏整体的框架分析和规范性的研究, 缺乏对农户的考察, 制度绩效评价上面缺少实证性的研究。
综上所述, 笔者提出如下几条建议。 (1) 加强深化农地股份合作的理论和案例研究。 (2) 完善农地股份合作的制度安排。从本质上明确农地股份合作制的农村经营制度和农地经营形式, 不断的完善其相关制度、政策和法律。 (3) 促进适度规模经营和土地流转, 改善农地承包经营权制度。 (4) 制定农业经营者资格认定和培养制度。保障粮食生产和农地农用, 提高现代农业正常可持续发展。建立国家培养体系。借鉴一些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 在国家政策和法律上保护农业经营者的合法权利, 阻止工商企业大量租地经营农地。 (5) 科学改进农业合作制度, 将农地股份合作社规范化。 (6) 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与国家的惠农补贴政策相结合。从实际出发实行农机补贴政策, 对适度规模经营的土地进行统一整理, 提供高品质、高效率的专业性技术服务。 (7) 防止各地政府过于插手农地股份合作社。
农地流转或者入股是一种市场行为, 所以不适合政府性质的过度参与。政府要想人民之所想, 及人民之所及, 积极找到农民在农地股份合作社的利益共同点, 减少合作社的推行阻力, 从而保障农民的利益和农地合作社的健康发展。
摘要：农地股份合作, 是将农户的土地经营权入股、出租或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 分享收益, 共担风险的一种土地流转经营模式, 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 在广东、江苏、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先行实践, 新世纪以来在中西部地区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基于文献的梳理, 对我国农地股份合作的内涵特征和发展机理进行描述, 对各种出现的实践模式进行比较分析, 并就未来的发展进行思考。
合作机理 第4篇
一、文献回顾
1．企业生命周期阶段划分
企业生命周期的概念是由Larry E.Greiner首先提出的，他将企业生命周期划分为创业、聚合、规范化、成熟和衰退五个阶段。[2]伊查克·爱迪思将企业生命周期分为“成长阶段”、“再生与成熟阶段”、“老化阶段”。[3]我国学者陈佳贵、黄速建将企业生命周期划分为孕育期、求生存期、高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和蜕变期等阶段，解释了为何有的企业能够长盛不衰。[4]李业提出了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修正模型，选择销售额作为企业生命周期模型的纵坐标，并把企业生命周期划分为孕育期、初生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五个阶段。[5]马里波、张健敏等结合爱迪思和陈佳贵的研究方法，把家族企业的成长阶段划分为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和转化期四个时期，[6]总体来看，学者们对企业生命周期的划分结果因划分标准、方法、对象而异。在划分方法和标准的选择上，有学者从企业组织结构、管理风格、控制行为等角度对企业生命周期进行划分，[7][8]也有学者利用会计指标如股利支付率、销售增长率、资本支出率和公司成立年限等来描述企业生命周期。王鲁捷、韩志成使用模糊评价法对企业财务绩效进行评价，将财务绩效作为企业生命周期划分的标准。[9]王元华、曾凤章利用顾客的忠诚度和满意度来界定企业生命周期。[10]
2．农民专业合作社生命周期阶段划分
国内外研究中，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相关研究中的应用不多，缺乏实证研究。赵国杰、郭春丽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分化期；[11]田艳丽、修长柏将合作社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创立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12]倪细云结合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实际情况将其生命周期划分为五个阶段：经济合理阶段、组织设计阶段以及成长、成熟和异质性阶段、识别与反省阶段和选择阶段，并提出合作社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发展策略。[13]
综合分析已有研究成果，我们认为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第一，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生命周期的研究较少。不同性质的经济组织的生命周期演化过程具有不同特征和规律。中西方关于企业生命周期的研究都是针对以资本联结为主的经济组织开展的，而对于以劳动联结为主或以劳动与资本链接相结合的经济组织的相关研究鲜有涉及。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种以劳动联结为主、资本联结为辅的经济合作组织，其经营宗旨和策略与企业有所不同，因此，合作社生命周期的划分不能生搬硬套企业生命周期理论。
第二，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在农民专业合作社领域中的应用不多，还未有学者使用统计学方法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生命周期进行划分，大多研究只是通过规范分析将合作社生命周期划分为几个阶段，并没有设定划分标准，或利用一手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缺乏说服力。
第三，部分学者采用纯财务指标（如销售增长率）作为划分组织生命周期阶段的标准。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员同时又是合作社的惠顾者，即合作社的大部分业务是为社员提供生产性经营服务的。如果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经营过程中对社员让利程度较大，必然会对合作社的财务绩效产生影响。因此，制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生命周期阶段的划分标准，不能仅用财务指标，还应结合非财务指标。
由于不同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的服务种类不同，与社员的利益联结程度也不同，因此，生命周期的演化方式也不同。我们研究合作社的生命周期演化机理主要是针对提供产、供、销一体化综合服务的种植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结合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管理特征，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陕西省65家种植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生命周期阶段进行判定。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生命周期的演化
爱迪思根据企业的实施职能、行政管理职能、企业家创新职能、整合职能、财务职能在企业中所扮演的角色将企业划分为8个时期。我们在借鉴该方法的基础上，尝试使用符合农民专业合作社性质的管理特征，即盈利能力、服务能力、偿债能力、社区带动能力、股权集中度、盈余分配机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和动态演化规律来判断合作社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
1．综合服务型合作社管理特征
（1）盈利能力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短期盈利能力可用销售额增长率、净资产负债率等指标反映，长期盈利能力与合作社的自有资金和创新能力等因素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盈利能力与其对社员和非社员的“一次让利”[14]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长与社区的发展相辅相成。合作社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带动社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是在营造适宜自身发展的外部环境。短期来看，合作社带动非社员人数越多，服务成本就越高，利润就会随之降低，但是合作社承担带动社区发展的社会责任会提升合作社的形象，稳固群众基础，从而带来长期收益。
(5）股权集中度
农民专业合作社对成员出资金额和比例有严格限制。在调研中发现，80%样本合作社的股权结构不符合规定，“一股独大”的现象普遍存在。虽然较高的股权集中度有利于合作社灵活决策，但普通农户社员的股份如果过小，会导致他们始终处于被领导地位，所有者权益很容易被大股东绑架，这与合作社服务广大农户的经营宗旨有悖。
(6）盈余分配机制
按照法律规定，合作社的可分配盈余应按成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量（额）和出资比例返还，按交易量（额）返还总额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60%，这就是合作社对农户的“二次返利”。只有通过二次返利，才能体现合作社是农民自己的组织这一本质和农民通过合作社互惠互利、多劳多得这一利益共同体的特征。
2．农民专业合作社生命周期演化及阶段特征
根据上述管理特征，我们将综合服务型种植类农民专业合作社生命周期划分为五个阶段：创办期、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分化期。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际发展模式会更加复杂，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处于某一个时刻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被归结为以上五个发展阶段之一，体现出在该阶段的主要特点（见图1）。
（1）第一阶段：创办期
创办期是指农户在领办人的带领下成立创办小组，完成策划、组织、协调、宣传及规章制度的制定，筹集经费，吸收社员，召开设立大会并在有关部门登记注册等多项工作。合作社的领办者与企业的创办者承担着相同的角色，需要投入极大的创业热情和较高的责任心。在创办期，合作社应依据农户的意愿和社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确定自身的经营宗旨、发展方向、运营方式、利益分配方式、组织结构，为合作社之后的发展打下基础。
(2）第二阶段：引入期
合作社在取得营运资格后，开始逐步发挥服务的功能。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统一展开标准化生产、统一购销生产资料和农产品，为社员提供生产、技术、资金、信息等服务。在这个阶段，合作社需要依照自身的特点确定主导产品，由于农业生产具有周期性，合作社在一定的阶段内不会有明显收益。在此阶段合作社发展还没有步入正规，盈利能力较弱，二次返利金额为0或很小，服务社员能力较弱，辐射范围小，融资能力亟须提升。由于成立年限短、社员数量少，合作社的股权集中于几个大股东手中，方便合作社灵活决策。
(3）第三阶段：成长期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成长阶段分为初步发展阶段和深入发展阶段。在初步发展阶段，合作社开始有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迹象。该阶段合作社的产品市场占有率扩大，能够解决社员的销售问题，使社员的归属感上升。合作社深入发展阶段的特征表现为一体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社区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有能力为更多的社员和非社员提供服务，融资能力增强。成长期的合作社业务发展速度快，盈利能力也有所提高，二次返利金额和比例随之提高；社区带动能力和融资能力较之前有大幅度提升，股权集中度随社员规模壮大而下降。
(4）第四阶段：成熟期
在成熟阶段，合作社市场地位稳固，资金充裕，组织结构完善，有能力履行部分社会责任，通过为非社员提供无偿服务回馈社区。由于经营绩效明显提升，合作社很容易忽略创新以及除盈利以外的其他事物。当合作社内部管理制度日益完善和复杂，会导致组织文牍主义盛行，产生“僵化危机”。在此阶段，随着合作社市场占有率的提高，自有资金的积累和盈利水平的提高，负债会逐渐减少。成熟期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实现销售与利润的双增长，一体化服务水平、社区带动能力达到巅峰，合作社规模进一步扩大，股权集中度下降。
(5）第五阶段：分化期
在合作社发展的分化期，随着合作社产业链的延长，内部交易的边际成本会呈“U”型，当内部交易的边际成本开始上升直至与市场交易同等水平时，合作社所提供的一体化服务水平开始下降。随着合作社发展的日益规范和内部机构的逐步完善，社员对民主管理制度的实际落实情况、对剩余索取权的期望与合作社固有的决策机制、利益分配机制相矛盾，容易出现内部管理危机。另外，机构的冗杂会使合作社决策变得迟钝，因此当合作社发展到分化期，必须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式包括彻底改造和小范围修补。[13]选择不同的道路会改变合作社的命运，但如果忽略内部矛盾继续维持现状，可能会导致合作社逐渐衰退甚至退出（分化期不同改革方式的生命轨迹见图1）。
综上所述，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盈利能力、服务能力、偿债能力、社区带动能力、股权集中程度、利益分配机制具有差异性，其动态演化规律见表1。
注：↑：表示强或变强；↓：表示弱或变弱。本表由笔者通过前文分析整理所得。
三、实证分析
1．研究方法
企业生命周期的判定具有三种代表性的方法：基于纵向数据的管理嫡法，基于纵向数据的产业增长率法和基于横向数据的主成分分析法。[14]我们选取主成分分析法，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农业生产易受自然气候影响，销售额受自然灾害和市场价格波动双重风险，当销售额波动时，不足以反映合作社的发展变化程度。另外，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年限短，不宜使用纵向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二是主成分分析法使用的是一年的数据，对样本量没有太严格的要求，并且已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主成分分析法与产业增长率法的一致性。[15]
2．指标设计
我们从农民专业合作社盈利能力、偿债能力、服务能力、社区带动能力、股权集中程度五个方面出发，共选择了10个指标：净资产收益率（X1），一体化服务数量（X2），社员满意度（X3），发展基金提取比例（X4），理事会成员控股比例（X5），资产负债率（X6），带动非社员比例（X7），前四大股东控股比例（X8），前八大股东控股比例（X9），二次返利比例（X10）。其中，X1、X4反映合作社的盈利能力，X2、X3反映合作社对社员提供服务的程度和效果，X5、X8、X9反映合作社股权集中度，X6反映合作社偿债能力，X7反映了合作社社区带动能力，X10反映合作社盈余分配机制。
3．农民专业合作社生命周期界定实证分析
（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由于统计部门对合作社统计数据十分有限，我们采取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2014年7月、8月，我们选择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状况较好的陕西省关中地区、汉中地区所辖15个县市，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选取72家合作社进行专题调研，剔除无效问卷7份，剩余65份有效机构问卷。其中水果类合作社35家、蔬菜类合作社30家。样本合作社都已经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取得了法人资格，不存在处于创办期的合作社。
(2）生命周期界定实证分析结果。
我们采用SPSS22.0对样本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原始数据经过KMO及Bartleet’s检验后发现，此处的KMO值为0.632,Bartleet’s球形检验达0.05显著水平，表示适合因素分析。对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后，得出各个主成分的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见表2、表3）。
资料来源：通过SSPS22.0计算所得。
从表2可以看出，累计贡献率达到73.919%，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得到四个主成分Z1,Z2,Z3,Z4。Xi标准化后的变量（i=1,2,3…）仍记为Xi，则有：Z1=-0.098X1-0.358X2-0.333X3-0.119X4+0.812X5-0.366X6-0.098X7+0.855X8+0.842X9+0.008X10
主成分Z1中，X5理事会成员控股比例，X8前四大股东控股比例，X9前八大股东控股比例数值较大并且为正值，反映合作社的股权集中度较高。X10二次返利比例数值为0.008，不足以反映主成分Z1的特征。X1、X2、X3、X4、X6、X7数值为负，说明在此阶段合作社股权集中度高，盈利能力、服务能力、社区带动能力不高，融资能力低。根据前文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生命周期各阶段管理特征的分析，判断主成分Z1是合作社的引入阶段。
主成分Z2中，X2一体化服务程度，X3社员满意度数值较大且为正值，反映合作社对社员提供服务的程度和效果明显。X1、X5、X8、X9、X10的数值为正，但数值较小，不足以反映主成分Z2的特征，说明在此阶段合作社盈利能力不高、二次返利比例低、自由资金积累比例低、融资能力低、股权集中度下降，社区带动能力有待提高。由此判断主成分Z2是合作社的发展初级阶段，即为合作社发展期Ⅰ。
主成分Z3中，X6、X7数值较大且为正值，说明合作社的资产负债率、社区带动能力较高。合作社横向一体化程度高，为非社员提供服务显示出“关心社区”的功能。其原因在于，当合作社发展到成熟期，口碑好，信誉度高，容易获得金融机构贷款或者赊购生产资料。因此，合作社在此阶段的资产负债率也较高，一方面体现合作社负债金额较高，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合作社的融资能力强。同时，合作社在主成分Z3中体现出资金缺乏、业务增长速度放慢、自有资金积累能力低、理事会的集权程度下降，由此判断第三个主成分仍处于发展阶段后期，记为合作社发展期Ⅱ。
主成分Z4中，X1、X4的数值较大，说明合作社盈利能力好，发展基金提取比例提高，自有资金的积累能力增强，盈利指标上显现出引入期、成长期所达不到的能力。其他指标数值绝对值均较小，不足以反映主成分的特征。由此判断，合作社应处于成熟期。
在这个四个主成分中，并未显示出分化期的特征，由此可以判断样本合作社还未发展到分化阶段。合作社二次返利比例X10在四个主成分中都不能显著的体现成分特征，这与前文对合作社利益分配机制在不同发展阶段表现出的差异性的设想有悖，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样本合作社在现阶段所体现的功能主要是一种以提供信息、技术、物质交换为主，带有中介性质的互助性经济组织，而合作社按交易量分配盈余，资本报酬有限原则在实际运行中并没有体现出来。二是合作社社员没有实际性出资或出资极少，不愿承担风险。三是现阶段许多合作社使用“一次让利”的方法代替“二次返利”，以求提高社员的参与程度。[16]
(3）分类结果
将标准化数据带入主成分公式计算得分，将得分排序，比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四个主成分的得分，哪个得分最高，说明合作社最符合哪个阶段特征，以此判断合作社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分析结果表明，样本中处于引入期、成长期Ⅰ、成长期Ⅱ和成熟期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分别有24、5、19和17家。
四、结论与启示
综合上述实证研究结果，可以得出结论：合作社在引入期股权集中度高；成长期服务能力明显提升、影响力扩大、融资能力强；成熟期盈利能力和社区带动能力强；所调研的陕西省15个县市的样本合作社还未发展到分化期，盈余分配机制不能有效的反映合作社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合作社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特征，需要不同的发展策略，政府也要扮演不同的角色促进合作社的发展。
合作机理 第5篇
关键词：泛亚大通道,区域经济一体化,泛亚铁路,第三亚欧大陆桥
一、引言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中国在不断寻求机会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加强同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尤其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后,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经贸往来日益频繁,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双边贸易不断增多,货物运输量激增,当前的交通条件已不能满足运输需求,对建成连通泛亚各国交通大通道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近年来,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间的合作项目不断增多,如“一带一路”战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中新经济走廊”建设、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南方丝绸之路、延边金融改革试验区等,这些项目的顺利开展依赖于交通的快速发展,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能够节约物流成本,促进要素资源流动,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泛亚大通道建设是在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之间修建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管道五位一体的交通网络。泛亚大通道能直接把中国与东盟、南亚国家有机联系在一起,打通中国西南广大腹地与东盟、南亚国家的交通网,能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且对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布局和边疆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影响。随着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南亚各国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化,加快大通道建设已成为各国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共识,因此,对泛亚大通道建设对区域经济合作作用机理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学者对泛亚大通道的作用机制、意义和利用契机进行了一定的梳理。潘旭明(2005)详细分析了泛亚铁路设计规划思路,“一线三环”泛亚铁路示意图,东南亚铁路网主要通道[1]。刘亚和(2006)分析了泛亚铁路概况、建设的意义以及前景展望[2]。莹辉(2006)认为一旦泛亚铁路建成,将极大地提高东盟与中国双方的陆路物流运输能力,最终可促使中国与铁路相通的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剧增[3]。任佳(2009)从西南大陆桥与泛亚铁路和亚洲公路网的关系入手,阐释了第三亚欧大陆桥建设的积极影响,并提出了推进第三亚欧大陆桥西南通道建设的建议[4]。田友春(2010)从分析影响产业优化升级的因素入手,详细分析泛亚铁路(东线)对区域产业优化升级各种途径的影响,得出区域产业不但要利用区外国内产业转移的契机,更要利用国外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资本和先进技术,来实现区域产业的跨越式发展[5]。聂永有,赵蕾(2012)认为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重构东南亚地区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战略体系能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有利于推动东南亚区域一体化进程,突破我国能源进口之马六甲困局,成为我国西部开发与开放的新拐点[6]。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均认为泛亚大通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缺少泛亚大通道建设对区域经济合作作用机理方面的研究。
三、泛亚大通道建设对区域经济合作的作用机理
(一)促进大湄公河次区域金融合作
澜沧江—湄公河流经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6个国家,是世界第六大河。1992年,在亚洲开发银行推动下,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内的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六个国家共同发起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GMS)。大湄公河次区域是连接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地区的陆路桥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且蕴藏着丰富的水资源、生物资源和矿产资源,具有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国际大通道建成后,大湄公河次区域以综合交通体系为依托,充分利用其丰富的资源,开展包括交通、能源、电信、环境、农业、人力资源开发、旅游、贸易便利化与投资九大领域180个合作项目,带动本区域经济发展,吸引外来人员投资和产业转移。泛亚大通道的建设,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交通联系,增加了货物贸易量,给大湄公河区域各国带来收益;增加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的项目投资机会,加速了资金流动;使得区域经济交流日益频繁,吸引更多国外投资者进入,加深了金融合作。
(二)增加贸易商品类型,降低物流成本
在大通道未完善前,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贸易主要依靠海运和公路运输来完成,运输品种和数量均受到制约。其中,缅甸和老挝之间的货物运输主要通过公路完成,缅甸到泰国的运输则依赖“澜沧江—湄公河”航运通道。泛亚铁路建成投入使用后,运输时间相比海运大幅减少,运输成本比空运低,促进商品快速流通。泛亚管道的开通为石油、天然气运输提供了新的选择,避免了油气运输必须经航运绕道至马六甲海峡,使中国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保障了战略物资的运输安全。泛亚大通道建成后,由铁路、公路、水运、管道、航空组成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将逐步成型,区域贸易运输将实现水、陆、铁、管多式联运,充分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比较优势,实现货物运输的便利化及快捷化,这有利于促进中国西南部地区与缅甸、老挝、柬埔寨、泰国等东盟市场实现对接,运输效率的提高,使之前因为运输成本高、保鲜时间短、损耗大而难以大量出口的产品得以顺利进出口,有助于增加区域商品贸易类型,改变运输格局,扩大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贸易规模,加快区域贸易发展。
(三)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区域金融合作
随着与东南亚、南亚贸易程度的不断加深,泛亚大通道将对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区域金融合作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提升了区域金融合作层次,发挥四个带动作用:带动物流业发展,促进跨境贸易,加速了资金流动;带动旅游业发展,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加快外汇流通;带动跨境投资,实现投资渠道多元化,促进金融合作;带动产业转移,加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跨境金融合作。
(四)促进人民币周边化、国际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竞争力不断提高,在经济、金融等领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趋深远,人民币也逐步被各国认可和接受,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状况、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等都突显出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潜力。但是,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需要我国政府切实有效的推进,加快促进人民币周边化、国际化,推动人民币成为跨境贸易结算货币。
我国应以泛亚大通道建设为契机,抓住战略机遇,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早日实现泛亚区域货币一体化。泛亚大通道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作用路径主要表现为:首先,在大通道建设过程中,对中国道路建设物资和技术的需求,增加他国对人民币的需求;其次,泛亚大通道建设中需要巨额资金,促进中资金融机构在他国投资,增加人民币在他国的流通量;再次,泛亚大通道建设使得泛亚各国金融机构纷纷投资,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促进各国金融合作;最后,随着泛亚区域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高东盟各国对人民币的需求。
(五)优化现有产业分工体系,形成良性经济一体化互补格局
随着泛亚大通道的建设,各国都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能力转移。如,东南亚、南亚国家钢材生产成本较高,产能不足,为中国钢材出口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中国从东南亚、南亚进口的原油、成品油、塑料原料、天然橡胶、铁矿砂和煤炭等能源型商品,可有效解决中国生产性原材料不足和能源缺口的困境。中国制造业较为发达,东盟国家的资源丰富,中国可以利用大通道从东盟进口原材料,将初级产品进行加工生产再出口,实现产业内部分工合作,发挥各自资源禀赋优势,增强出口贸易的互补性。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贸易的互补性会加深各经济体产业贸易的依赖程度,提升经济关系紧密程度。随着泛亚大通道尤其是泛亚铁路的开通,各国贸易类型的增多,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出口量增加,现有的产业分工不断优化,区域产业分工不断合理,将逐步形成良性互补格局,有效促进泛亚区域经济一体化。
(六)推进第三亚欧大陆桥构筑,加强我国与亚、欧、非各国的友好往来
目前,亚欧大陆桥主要指独联体的西伯利亚大陆桥和我国的新海大陆桥。拟议中的第三座亚欧大陆桥分为两路,一路与欧洲铁路网相连;另一路与非洲铁路网相连。整座大陆桥横贯亚欧21个国家,是一座连接亚、欧、非三大洲最大的“桥梁”和通道。泛亚通道是亚欧大陆桥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联通第三亚欧大陆桥,促进第三座亚欧大陆桥早日发挥效能。届时,南亚、东南亚各国居民可以通过昆明进入我国西南地区,并连通第二亚欧大陆桥。泛亚铁路的修建对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密切中国与亚、欧、非各国的经贸交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构建第三亚欧大陆桥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中东地区的区域合作,尤其是与印度、孟加拉国家的联系,扩大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往来。
(七)连通泛亚各国,加速云南经济发展
云南省处于泛亚大通道的咽喉地位,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是我国联通东南亚和南亚的重要陆上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云南省也提出“加快建设我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战略规划和沿边开放战略。一旦泛亚大通道贯通,云南将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目前,云南已建有多个国家级和省级口岸,开通了90多条边境通道,是我国中部、东部、西部,特别是西南地区从陆上连接东南亚、南亚最为便捷的通道。泛亚大通道建设为云南与东盟国家进行合作、共谋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加快云南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构建连接东南亚、南亚国际大通道,是云南桥头堡战略的重要支撑。
建设泛亚大通道,可以打通东南亚、南亚通道,有利于我国加快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泛亚大通道对内连通四川、重庆、贵州、广东、西藏等地区,有利于更好地推动大西南开放与合作。
四、结论
泛亚大通道,作为联通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重要交通运输通道,对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泛亚大通道建设有利于促进各国经贸交流与合作,促进大湄公河次区域的金融合作;有利于增加贸易类型,改变贸易模式,扩大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规模;有利于优化现有产业分工体系,形成良性经济一体化互补格局;有利于构筑世界第三亚欧大陆桥,加强我国与亚、欧、非各国的友好交往和联系;有利于云南抓住机遇,加速经济发展。泛亚大通道将提升泛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有效促进区域各国在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泛亚经济跨越式发展。
参考文献
[1]潘旭明.泛亚铁路设计规划思路[J].西部论丛,2005(2):15-18.
[2]刘亚和.泛亚铁路建设的重要意义[J].综合运输,2006(12).
[3]莹辉.“泛亚铁路”——未来黄金走廊[J].大陆桥视野,2006(11).
[4]任佳.第三亚欧大陆桥西南通道建设的影响及推进的建议[J].东南亚南亚研究,2009(1):12-16.
[5]田友春.泛亚铁路(东线)对区域产业优化升级的影响[J].红河学院报,2010(4):5-8.
合作机理 第6篇
关键词：技术创新,产学研,合作机理
呼伦贝尔地区地处中国北部边疆, 地域辽阔, 资源丰富, 是典型的资源型经济。如何把呼伦贝尔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成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当前迫切的任务是需要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即以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为主的依靠技术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本文旨在通过阐述技术创新及产学研合作理论及交易成本理论的基础上, 对产学研合作中的主体进行分析, 得出产学研合作的机理。
一、技术创新
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指出, 创新是指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这种新的组合包括: (1) 引进新产品; (2) 引用新技术, 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 (3) 开辟新的市场 (以前不曾进入) ; (4) 控制原材料新的来源, 不管这种来源是否已经存在, 还是第一次创造出来; (5) 实现任何一种工业新的组织, 例如生成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这种新组合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潜在的利润。熊彼特所指的创新不仅包括采用新生产方法等技术上的创新, 也包括市场的创新和组织的创新, 技术创新是一项具有明确商业目的的活动———获得经济利益,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另外, 技术创新是由多环节组成的系统过程, 完成多个环节需要多部门和多个行为主体的分工协作。广义的技术创新包括从最初的发现直到最后商业上的成功, 是实现技术与经济有机结合的过程。
二、产学研合作
有学者提出, “产学研合作是指企业与大学及科研机构之间的技术合作, 尤其是以企业为技术需求方, 以大学和科研机构为技术供给方之间的合作, 其实质是通过合理配置产学研各方资源, 促进技术创新所需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组合”。还有人认为, 产学研合作是生产企业 (产) 、大专院校、科研院所 (学、研) 在社会范围内, 按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 以技术合约为基础, 依照各自的优势分担技术创新不同阶段所需投入的资源, 合作进行技术创新的活动。
表述不完全一致, 但是都属于产学研合作的狭义概念, 主要分析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三方如何选择合作对象、选择合作项目以及合作如何运转的问题, 即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在社会范围内, 以技术合作为基础, 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 分担技术创新不同阶段所需投入的资源, 组织技术创新活动, 按照一定的机制或规则实现不同主体的局部或整体结合, 按分工的原则达到资源共投、风险共担、成果或收益共享, 从而创造未知的需求和价值, 促进企业技术进步。
随着经济和技术环境的发展, 产学研结合逐渐超出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三者之间的合作范围, 很多学者开始将政府、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资本要素引入产学研结合当中。此时广义的产学研结合除了分析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三方的合作机理外, 还要对环境进行分析, 在市场对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中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充分利用科技中介机构的服务机制和金融机构等的保障机制。
三、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是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在其经典著作《厂商的性质》一文中首次提出并经众多学者研究而发展起来的。所谓交易成本, 就是利用价格机制的费用, 或者说是利用市场的交换手段进行交易的费用。对产学研合作创新而言, 也存在着大量的交易成本:沟通成本、谈判成本、履约成本和其他成本。市场交易有较强的灵活性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但是在面临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时, 交易成本较高。从本质上说, 技术是一种商品, 技术创新合作是一种以契约为基础的知识交易。知识商品与技术的市场交易的特点决定了技术的市场交易会有较高的交易成本:1、在一项技术创新成功之前, 技术的经济效益存在着很高的不确定性;2、不同于其他商品, 一项技术的供给者和需求者的数量是有限的;3、技术知识是一种无形产品, 交易双方受到有限理性的约束, 对技术本身和交易伙伴的技术能力很难准确评价, 因此技术交易过程中存在着逆向选择行为;4、技术开发需要大量的R&D投入, 而技术知识却具有溢出效应, 技术的扩散很难控制, 因此技术交易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道德风险。
在此基础上, 科斯又提出企业取代一定的市场行为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即将市场交易成本转化为企业内部组织成本。如果技术成本完全内部化就相当于企业完全自主创新, 层级组织的企业会面临着较快的成本上升压力和创新失败风险, 对高速变化的市场反应迟缓。此外, 在需要多个领域融合的系统性创新上, 层级组织又面临着资源不足或者企业规模过大而引起的高管理成本问题。交易成本经济学将合作关系作为一种介于市场交易和层级组织之间的经济形式, 产学研合作协议使产学研合作伙伴共同投入资源, 从而形成了一种相互抵押的合作机制, 迫使合作者按照事先商定好的协议规范自己的行为, 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产学研合作创新一方面实现了不同组织间R&D资源的共享;另一方面又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交易费用。因此, 以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主要主体要在政府、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环境主体的支持下, 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相互沟通、彼此信任、共担风险的产学研合作创新是一种交易成本较低的创新方式, 是当前技术和市场环境下技术创新的合理选择。
四、基于技术创新的产学研合作机理分析
胡锦涛在论述提高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时提出了五个“充分发挥”的思想, 即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 充分发挥国家科研机构的骨干和引领作用, 充分发挥大学的基础和生力军作用。据此可把所涉及的主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创新的真正主体, 即图1中的主导层, 包括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另一类是在技术创新环境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主体, 即图1中的环境层, 主要包括政府、中介机构、资本。 (图1)
下面就各主体在技术创新环境下产学研结合中的作用及呼伦贝尔的实际情况分析在呼伦贝尔实行产学研结合的作用机理。
1、企业———主体作用。
产学研结合过程中要把企业发展的需求和广阔的市场前景作为汇聚产学研力量的起点和源泉, 以企业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作为市场中最活跃的要素, 其生产和经营活动直接关系着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 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过程即生产和流通, 都是企业来承担和完成的。同时, 企业又会作为技术创新经费的主要投资者、技术创新的活动主体及技术创新成果的应用主体。
对于企业来说, 建立产学研创新体系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现阶段, 对于企业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建立技术创新体系, 受资金、人才等因素的制约, 难度很大。对呼伦贝尔市而言, 这一点体现得就更为明显, 企业的主体地位也还没有体现出来。呼伦贝尔地处偏远, 虽然一些龙头企业拥有自己的技术创新队伍, 也有些企业与省内外的高校及科研机构形成技术创新联盟, 取得一些成果, 农畜产品加工业、生物技术等方面也在产学研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一些成果, 但我们也看到在呼伦贝尔市技术创新中企业的主体地位还没有确立, 绝大多数企业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能力, 特别是诸多的中小企业。
据2012年底统计数据, 截至2012年, 呼伦贝尔市有中小微型企业11, 047户, 创造了全市60%以上的GDP、50%以上的税收, 提供了75%以上的就业岗位。中小企业成为促进发展、扩大就业的重要力量, 在实施富民强市战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数量众多、规模小、分布广、涉及诸多行业的中小企业受资金、人才、信息等因素的限制, 在自主创新方面有一定的弱势, 但是在面临巨大的市场竞争压力时, 能充分发挥其灵活性、专业化程度高的特点, 在技术创新上具有大企业所没有的独特优势。如企业规模小, 内外信息沟通容易, 有利于适应市场客户的需求变化, 企业组织结构简单, 决策效率高, 在竞争压力下容易接受创新。因此, 企业的技术创新更有赖于与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合作与联合, 同时也需要政府的指导与支持。
2、高校———支撑作用。
高校在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中起到不可替代的技术支撑作用。首先, 高校蕴含丰富的知识资源, 是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源头, 企业与高校合作的初衷在于认为高校能够帮助企业进行产业化转移, 利用高校引进最新的理论和思想, 成为企业持续技术创新的基础;其次, 高校是企业技术创新的人力资源来源, 通过依托高等学校, 企业不仅得到先进的成果, 也获得宝贵的高水平人才;第三, 高校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一种手段, 很多企业通过与高校建立联盟关系, 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管理和文化开展长期、深入的合作, 为企业竞争力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
2012年3月教育部开始启动“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 也称“2011计划”, 面向全国各类高校建立面向科学前沿的协同创新中心、面向文化传承创新的协同创新中心、面向行业产业的协同创新中心和面向区域发展的协同创新中心。可见, 在培育人才、促进企业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 高校都应当发挥最基础的支撑作用。
但是, 在呼伦贝尔地区, 高校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潜力和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很多资源没有充分利用, 呼伦贝尔学院设有历史文化研究院、民族艺术研究院、中小企业发展研究中心、草原生态研究院、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等20个科研机构, 但是与企业的合作还不够深入广泛, 促成科研成果转化的也极少, 高校科研项目的投入经费也相对不足。因此, 高校也应当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 与科研机构结合, 与有广泛发展前景的行业及企业合作, 实现技术创新及成果的转化, 服务于呼伦贝尔地方经济。
3、科研机构———骨干作用。
按照波特的竞争钻石理论, 决定一个国家 (地区) 和产业竞争力的要素不但包括自然资源、初级劳工等基本要素, 还要包括高级技术人员及其创新能力、科研机构及其领先的科研成果等高级要素。科研机构一般通过承担国家、地方政府以及来自市场的各类科研任务, 发挥自身的科技优势, 为社会提供各类科研成果。
独立的科研机构与高校及高校的科研机构比较而言更具专业性, 研究的内容更有深度。呼伦贝尔市有市农业研究所、市蚕业研究所、市林业研究所、市草原研究所 (市草原管理局) 、市畜牧研究所 (市畜牧工作站) 、市兽医研究所 (市兽医工作站) 、市科技情报研究所、市地方病研究所等直属科研机构。例如, 农业研究所, 主要进行大豆、玉米、马铃薯育种科研, 林业研究所主要研究和解决造林、营林、林木遗传育种、经济林、森林保护、林业生态环境、天然林保护和林业产业开发中的技术问题和理论问题。蚕业研究所是全国最北部边疆高寒地区以柞蚕育种、综合利用、病虫害防治、良种繁育等研究和开发为重点的综合性蚕业科研单位。草原研究所是以草原科学研究为主的科研单位。市畜牧研究所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家畜改良。但是, 却没有任何一家科研机构或高校能完全掌握某一领域的全部技术知识, 而且很多科研机构经过转制都成为科技型企业, 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 这对于那些大部分缺少资金和技术的中小企业的科技发展是不利的。因此, 科研机构要与当地高校或区内高校及省外高校合作, 在政府的引导之下共同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相应的技术源泉, 形成协同效应, 发展呼伦贝尔地方经济。
4、政府———主导作用。
政府主管部门要发挥主导作用, 注重整合社会资源, 搭建科技公共服务平台, 重点做好公共政策服务平台。通过各种服务平台, 为企业进行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专业的筛选、梳理、包装和交易服务。具体应包括:贯彻国家的宏观指导政策, 从宏观上统筹引导, 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有关技术创新的法令、法规, 在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各方公益等方面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提供部分创新项目的资金, 在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争取为产学研提供一个有助于创新的经济环境, 调动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方面进行技术创新的热情。
呼伦贝尔技术创新还很不成熟, 属中小企业占主体的城市, 产学研合作的层次还处于较低层次的合作, 更多的中小企业还没有加入到技术创新的行列, 更加需要政府的推动, 引导中小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改造投资力度;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共建技术研发中心, 提高自主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支持特色优势产业集聚区、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建设科技创新研发平台、检测平台;鼓励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共建、共享研发平台和实训基地;加强产学研对接服务平台和规范技术合同网上登记, 培育壮大面向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服务平台。
5、中介机构———协调作用。
中介机构主要指促进企业间网络联系、产学研合作的纽带或桥梁, 一般包括行业协会、商会、创业中心 (孵化器) 、信息服务中心等。这些机构的专业化程度高、活动能量大, 组织形式先进, 汇集了信息、管理、技术、投资等各方面的专家, 为企业提供各种专业化的服务, 可有效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 降低企业的竞争风险。其主要职责是使科技成果尽快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为高校和科研机构寻找合作伙伴, 同时中介机构还根据政府制定的产业发展规划, 提出研究课题, 牵线搭桥, 成为连接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政府的纽带, 减少交易成本。目前, 呼伦贝尔市的科技中介机构发展还很不完善, 造成技术的供需双方在交易中交易成本增加, 政府应当大力发展科技中介机构, 建设完整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鼓励社会创办科技中介机构, 建成一批新型技术交易市场、技术产权交易机构, 以及现代科技要素交流整合平台, 发挥中介机构在发展预测、咨询论证、项目评估、项目管理等方面的中介职能作用, 为企业技术创新、农牧业技术成果推广提供通畅有效的渠道。
6、资本 (金融机构) ———保障作用。
资本可以加强风险控制, 推动产学研发展, 解决技术创新资金短缺的问题。会涉及银行、风险投资公司、基金机构等, 这些机构并不直接参与到产学研合作的链条中, 但是会有效地弥补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筹资能力、国家财政支持、私人资金投入和银行贷款之间的空白, 会通过对其经过调研认证并且认为具有市场前景的科技创新项目 (企业) 提供资本, 对推动科技资源与产业资本结合、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发挥核心作用。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的过程是风险控制的过程, 为降低企业在产学研合作中的投资风险, 减少国家直接投资的盲目性和监管困难, 应利用多种渠道建立产学研风险投融资体系, 通过建立风险投资基金、企业担保和信贷的方式获得风险资金。
呼伦贝尔地区科技创新的一个重要短板是资金问题, 政府及其他各主体的科技投入不足, 资金来源有限已成为产学研合作的主要制约因素。
呼伦贝尔市科技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鼓励企业、金融机构、个人、外商等各类投资组成的科技投入体系的建设, 大幅度提高全社会对科技发展的资金投入力度, 确保研究开发经费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的要求。确保呼伦贝尔市的研究开发经费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的要求。同时, 政府要放宽金融领域市场准入, 支持非公有制资本投资兴办或入股地方股份制商业银行。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担保行业。加快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 积极探索民营资本和私人资本参与金融业发展的资本转化途径, 不断满足多样化金融需求, 为产学研合作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企业要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地位, 成为技术创新体系中最活跃的力量, 高校、科研机构应当利用自身的知识资源发挥支撑和骨干作用, 为企业技术创新服务, 政府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协调各种资源, 为产学研合作提供健康有序的政策环境, 中介机构利用自身的信息管理等优势资源为产学研合作提供服务机制, 金融机构要利用其资源优势为产学研合作提供保障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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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唐小旭.区域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研究.唐小旭博士论文, 2009.
[4]罗炜, 唐元虎.企业合作创新的原因与动机[J].科学学研究, 2001.
合作机理 第7篇
关键词：软科学研究机构,合作交流,资源共享,内在机理,知识共享
通过合作交流、资源共享促进知识共享是目前国内外软科学研究机构发展的必然模式。合作交流能够加强个人、群体、组织之间的相互沟通与了解, 为知识共享提供了可能性。资源共享是促进个人、群体、组织之间知识共享的重要手段。只有将各主体之间的信息资源、知识、人才等进行相互交流、合作、共享, 才能使自身的知识得到传播, 为他人所用, 而自身也可从其他主体的合作交流、资源共享中获得知识, 从而实现各主体间的知识共享, 实现知识的价值最大化。总而言之, 合作交流、资源共享的实质在某种层面来讲, 就是知识的共享, 包括知识流动、知识传播、知识获取等方面。
1 知识共享与合作交流、资源共享
知识共享的概念是伴随着知识管理而产生的。从狭义上讲, 知识共享是知识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 知识管理包括知识的创造与获取、传递、交流和使用以及再创造等一系列活动, 而知识共享只是人们相互交流和共同分享知识的那一部分活动。从广义上讲, 知识共享即为知识管理。知识只有通过共享才能实现知识的协同效应, 实现其价值的成倍增长[1]。
有关知识共享的定义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角度:
1) 从知识转移角度。鲍尔·汉瑞克斯 (Paul Hendr iks, 1999) [2]认为知识共享是一种沟通的过程, 由两个主体构成:知识供给者和知识需求者, 知识共享就是知识供给者和知识需求者双向沟通的过程。但知识需求者在向知识供给者学习过程中, 需要有学习的能力, 即必须具备一定的获取知识的能力[3]。
2) 从知识获取角度。南希·狄克森 (Nancy Dixon, 2002) [4]认为知识共享不仅仅是将信息的简单传递, 还包含知识获取方在获取信息的同时, 在原有信息的基础上学习提升, 进而转化为获取方新的信息。
3) 从知识市场角度。达文波特 (Davenport.T.H., 1998) 和普诺赛克 (Prusak.L., 1998) [5]认为知识共享是组织内部的知识参与知识市场交易的过程, 市场的参与者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收益。同时他们认为知识共享是知识转移过程和知识吸收过程的有机统一, 并据此提出了一个知识共享的公式, 即:知识共享=知识转移+知识吸收[6]。
软科学研究既要关注国家的长远、重大问题, 为各级领导者和决策者进行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又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和方法, 搞好学科建设。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 通信网络的建立和先进通信技术的使用, 资源共享的理念愈发重要。因此, 对软科学研究机构合作交流、资源共享进行深入研究就显得非常迫切了。
2 软科学研究机构合作交流、资源共享的特征及战略意义
2.1 软科学研究机构合作交流、资源共享的特征
软科学研究机构合作交流、资源共享, 就是软科学研究机构在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的基础上, 通过建立彼此之间的各种合作、协作、协调、共享的关系, 利用各种技术、方法和途径实现合作交流、资源共享, 从而促进软科学研究工作更好的发展。
软科学研究机构的合作交流、资源共享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2.1.1 主体具有多样性
软科学研究资源共享的主体主要包括软科学研究管理机构、软科学研究机构等。软科学管理机构在软科学研究资源共享中具有关键性作用, 是各种软科学研究机构活动发起者。软科学研究机构, 是软科学研究工作的核心和中坚力量, 多种研究主体的决定了研究主体的多样性特征。
2.1.2 客体具有可共享性
软科学研究机构共享的资源包括研究报告、图书、期刊、文献和数据信息库等。软科学研究人员掌握有大量的知识, 而知识具有很强的外部性, 这种外部性主要表现为知识的外溢性。知识本身属于公共物品, 任何一个人都难以阻止其他人学习、掌握和使用知识, 同时一个人学习、掌握和使用知识也并不妨碍其他人学习、掌握和使用知识。从理论上讲, 由于知识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 因此, 作为知识这一公共物品的载体的软科学研究人员, 也具有很大的知识共享前景。
2.1.3 手段具有高效性
软科学机构知识共享是通过共享主体的合作交流来实现的。主体间的合作交流可以采取只有交流没有管理的点对点的方式, 即人员之间对知识的简单交流, 也可以采取既有交流又有管理的公共服务平台的方式。基于公共服务平台的软科学研究资源共享方式, 可以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等手段, 对平台资源本身的信息和共享运行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有效信息及时完整地收集汇总。各共享主体之间可通过与平台的连接实现资源共享。
2.2 合作交流、资源共享对软科学研究机构发展的战略意义
2.2.1 合作交流、资源共享是软科学研究机构发展的方向
资源共享本质上是将获取的资源再利用并升华提升的过程, 而分享资源的一方把自身的资源分享给他人后, 自身还拥有这种资源, 甚至通过互动, 自身的资源还会增加。由此, 在资源共享过程中, 资源主体不仅没有损失原有资源, 反而在共享过程中使原有资源得到升华和改善, 由此可见, 软科学研究机构就能够通过资源共享的方式得到迅速的发展和提升。
2.2.2 合作交流、资源共享是软科学研究机构管理的手段
通过软科学研究机构资源共享可以建立软科学研究机构内部和机构之间的资源共享网络平台, 从而使软科学研究人员能够从机构外部获取新的资源, 丰富自身知识, 为本机构提供更多的资源。
对软科学研究机构的资源进行有效组织与管理, 加强机构内资源的转移和共享利用, 能够有效地提高机构的应变能力。通过机构人员之间、机构与机构之间的协同工作和良性互动, 实质性地促进机构的资源创新。软科学研究机构资源共享不仅能够使每个研究人员最大限度的提升自身资源, 而且也有利于享用他人的资源, 从而促进资源在软科学机构间的价值最大化。
2.2.3 合作交流、资源共享是软科学研究机构资源价值实现的途径
美国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认为, 每项活动都是制造价值的活动, 组织中所有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活动, 便构成了创造价值的一个动态过程, 即价值链[7]。资源是软科学研究机构中的财富, 软科学机构进行资源共享, 其实质就是对资源价值链的管理, 使机构的资源在运动中不断增值。资源的价值实现在于将资源不断分享, 为他人所用, 同时不断提升, 实现资源价值最大化。从数据到信息再到资源, 这是资源内在价值的不断提升过程。软科学研究机构合作交流、资源共享就是通过有效手段, 对共享机制不断完善, 使之适应软科学机构发展的需要, 为资源价值的实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3 软科学研究机构合作交流、资源共享内在模式研究
资源共享就是将个体、组织的资源通过沟通、资源网络、会议、组织学习等各种手段使组织工作人员共知共享, 并经创新实现资源增值的过程。对于我国软科学研究机构合作交流、资源共享来说, 关键在于内在模式的研究, 软科学研究机构资源共享是在一个模式体系内进行的。内在模式建设的状况直接影响着合作交流、资源共享的绩效。
3.1 战略联盟模式
建立软科学研究合作交流、机构资源共享的战略联盟就是通过一定手段, 充分吸纳各类软科学研究机构, 形成具有共同目标的战略联盟, 利用各类软科学研究机构的独特研究资源和人才等优势, 逐步建立全新的合作、共享的研究工作体系, 充分发挥联盟的资源共享优势。这种模式有利于把研究经费、知识资源和人力资源整合, 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以浙江省为例, 浙江省软科学研究机构战略联盟主要依托浙江省科技厅, 由省内从事软科学研究的科研院所、高校以及党政机关共同构成。在联盟不断扩大中, 通过特色资源会员专享的方式, 吸引省外各个层面软科学研究单位加入联盟。目前, 浙江省软科学研究机构战略联盟已发展联盟单位30所左右, 已逐步健全起软科学研究合作交流、资源共享体系[13]。
3.2 职能部门模式
资源共享模式的运行过程需要参与各方的协调与管理, 同时也涉及对共享资源的管理与控制。要使共享机构间形成良好有序的协作关系, 就需要特定职能部门的管理调控和引导, 从政策法规、管理办法等层面, 建立起共享的制度性框架并协同实施。对于共享的资源, 也要从微观层面对其进行质量控制和运行监督, 以确保共享资源的科学性。
目前的软科学研究管理机构应该起到软科学研究合作交流、资源共享的管理中介角色。它们应承担起促进软科学研究机构合作交流、资源共享的职责。
3.3 自主联合模式
当前, 我国科技、经济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期, 决策面临的不确定性越来越突显, 这为软科学研究及其资源共享赋予了更为重要的意义。由于软科学研究是一项长期的、涉及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工作, 因此, 要实现区域间软科学研究资源的共建共享, 首先要建立全社会的软科学研究合作共享战略, 建立有利于软科学研究资源合作共享的政策引导机制, 通过合理有效的政策引导, 使软科学机构间自发结合, 创造更大的规模经济效益。
目前我国已有的软科学研究机构资源共享绝大部分是在政府引导下产生发展的, 然而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发展和加快, 仅仅依靠政策引导不能完全发挥机构间的联合, 因此应在软科学研究机构间建立一种自主的、稳定的、高效的联合方式。
近年来, 随着国家对软科学研究重视程度的提高, 山东省也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 为软科学研究发展提供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山东省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顺应国际科技发展趋势, 符合国家科技发展要求, 适应省情的, 对提高我省自主创新能力, 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 实现“两个提前”战略目标具有重要作用。
2012年3月, 山东省科技厅制定和颁布了《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管理办法》。《办法》指出, “鼓励联合。软科学计划优先支持决策咨询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软科学研究机构与决策机关联合申报的项目, 以及各研究单位之间进行多学科多领域横向合作的软科学研究项目。”正是基于这些政策环境的引导, 在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软科学办公室的大力支持下, 山东省软科学研究机构才能共同进步、共同发展。
3.4 平台支持模式
平台支撑模式就是将软科学资源共享通过网络系统或软件的方式, 使资源的获取、转化和共享最大化, 促进资源在各个共享主体之间的广泛交流。通过建立资源共享平台来支撑软科学研究机构进行合作交流是推进软科学研究机构快速发展行之有效的方式和措施。
例如重庆科技资源共享平台的建立, 为重庆软科学研究机构的合作交流、资源共享的开展提供的巨大的支撑作用。重庆科技资源共享平台是由重庆市政府打造的公益性的科技资源服务平台。经过近六年的建设, 重庆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已经初具规模,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政策法规、实物资源、管理服务、网络运行和专业服务五大体系, 明显提高了科技资源使用效率并节约了资源, 为重庆市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科技创新中心和科研成果产业化基地发挥了积极作用。其特点在于充分利用本地的存量科技资源, 通过必要的整合重组、资源共享, 走出了一条节约建设、集约发展的道路, 盘活了现有科技资源。
以上4种模式从软科学研究机构的横向联合、纵向管理, 政策引导、自发结合及技术支持几个方面研究了软科学研究机构的合作交流、资源共享的内在模式, 其目的在于加强软科学研究机构的资源整合。
4 软科学研究机构在合作交流、资源共享中应注意的问题
软科学的研究过程需要多学科、多部门、多区域、多种专业化软科学科研资源的交叉合作与互补来完成。当研究机构相互间遇到壁垒时, 不仅增加了知识和信息的流动成本, 还使研究对象被分割, 共享机制被破坏, 规模经济和分工效用的优势就无法发挥, 造成研究力量的难以承受的经济和精力上的支出, 从而阻碍软科学的可持续发展。
1) 从人力资源方面来看, 软科学研究需要各个主体相互交流合作。在各个主体相互交流合作过程中, 难免产生人员的流动。在软科学研究中人力资源是尤为重要的, 其所携带的知识是软科学得以发展的来源, 一旦发生人员流出, 对本机构带来的损失是十分巨大的。
2) 从信息资源方面来看, 软科学研究机构所掌握的信息资源等对于机构而言非常重要, 是软科学研究机构生存发展的重要支撑。在目前信息化时代下, 信息资源已经成为决定成败的重要因素, 这就体现了资源稀缺性的原则。资源的稀缺性是指相对于人类无限的需求而言, 人的需求具有无限增长和扩大的趋势, 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就需要更多的物品和劳务, 从而需要更多的资源, 而在一定时间与空间范围内资源总是有限的, 相对不足的资源与人类绝对增长的需求相比造成了资源的稀缺性。而进行资源共享, 会违反资源稀缺性原则, 如果对共享的资源利用不当, 甚至可能导致资源的浪费。
3) 从知识外溢方面看, 软科学研究机构资源共享可能会带来知识外溢等后果。所谓知识外溢是指由于知识的外部性, 某个 (些) 经济体在没有获取产权的情况下而从持有人的知识中获益。是包括信息、技术、管理经验在内的各种知识通过交易或非交易的方式流出原先拥有知识的主体的行为。由客观原因而引发的自有知识被其他机构模仿和挪用, 如研发人员科研成果发表、产权保护措施不健全、项目交流活动中的不自觉外溢、知识本身的可流动性等。研究机构的知识是通过大量的非商业化途径得以传播和扩散。这类知识的外溢往往是软科学研究机构不愿看到的、但又无法避免的。
5 小结
软科学研究机构在合作交流、资源共享过程中, 能够有效地促进机构间知识共享, 对于软科学研究机构的长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深入研究软科学研究机构内在模式, 目的是优化软科学研究资源配置, 尽可能最大程度地有效利用全社会的软科学研究资源, 实现高效益的投入产出, 并使资源发挥最大程度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软科学研究资源的资源整合, 不仅仅要解决目前软科学研究资源条块分割、自成体系的问题, 此外, 还需关注不同形式的资源整合问题。整合内容不仅涉及研究资料、成果、项目等显性资源的整合, 同时, 对于软科学研究人才、技术和研究经验等隐性资源, 更应给予关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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