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差距公共政策

2024-05-15

收入分配差距公共政策(精选12篇)

收入分配差距公共政策 第1篇

在今年召开的两会上, 北京大学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等纷纷表示, 只有增加老百姓的消费能力, 才能拉动经济发展:“如果老百姓没有钱消费, 内需拉动就无从谈起。在目前的中国社会, 中低收入人群仍占很大比例, 只有让更多的较低收入群体通过增加收入, 逐渐向中等收入群体靠拢, 收入分配才会逐渐趋于均衡”。中国社会科学院主任刘煜辉认为, 实例证明中国没有成功跃入发达国家行列。原因就是经济结构出现了问题, 少数人占有社会大部分的财富, 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内需无法被拉动, 经济成长不能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只有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 真正做到富民强国, 才能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 2000年开始越过0.4的警戒线, 2004年则超过了0.465。中国社科院报告称, 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96。2010年, 新华社两位研究员判断我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了0.52。因此, 收入分配差距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缩小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迫在眉睫。本文总结梳理了有关文献, 找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关键因素, 提出了一个政策系统模型。该模型全面概括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为政府部门提供了政策建议。

二、政策系统模型

从本质来看, 我国收入分配不公是分配制度问题。所以建立健全市场化的收入分配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核心是要在经济发展中确保收入分配的公平与效率。下图即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系统模型图。下文将从初次分配与再分配2个方面详细分析缩小我国收入分配的对策。

1. 初次分配中改善收入分配差距的对策

(1) 创新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机制

规范要素价格的形成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要素报酬的多少由供给和需求双方的相对数量决定。要素价格对要素所有者、使用者的激励约束功能必须要充分发挥。同时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逐步放开限制劳动者竞争与自由流动的福利保障制度等。劳动力资源在充分、自由流动中才能更好地配置。逐步建立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制衡机制也十分重要。要逐渐形成劳动者、经营者、所有者相互制衡的多样化的报酬方式。同时企业分配机制的合理也需要国家实施有效的调控。

(2) 努力改变社会二元结构

①缩小民众要素拥有的差距。要更加重视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教育, 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推动落后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首先要壮大已有高校师资, 推出各种政策鼓励优秀老师教授支援落后高校的发展以逐步提高其教育科研水平。其次要对落后地区已有高校进行结构优化, 水平十分低的高校应逐步淘汰。这样可以从结构上提升落后地区高校整体水平。最后要建立完善职业技术培训制度。低价甚至免费的农业技术培训应在农村为广大农民提供。要继续鼓励私营经济, 股份制经济。机会不均会导致民众获得信息资源机会不同, 导致财产性收入的差距。通过发展个体、私营和股份制经济, 我国资本的大众化和社会化取得了极大的发展。要不断推出政策, 让有能力的人去创业获得资本, 防止由于机会不均产生的民众财产性收入的差距。

②缩小民众要素利用机会上的差距。要为民营企业, 中小企业提供资金等便利条件。城市比农村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就业岗位。因此, 推进城市化是提供就业机会的有利途径。同时适当放开一些垄断性行业。要引入竞争机制, 允许外资企业进入。还要制定完善反垄断法和竞争法等法律、法规, 逐步消除行业壁垒和垄断。

2. 再分配调节收入分配差距

(1) 完善财政税收制度与转移支付制度

应完善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混合所得税制。中央政府应提高落后地区税收返还比例并且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同时今后应该降低生产税比重并且大力提高收入税的比重。完善制度提高对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碍税的征收力度。

(2) 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

首先要扩大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社会保险应覆盖非国有部门的就业人口和外来劳动力。同时最低生活保障应覆盖所有城镇人口, 包括从农村流入城镇的长住人口。其次要大力扩大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应该建立一个关于社会保障的信息共享结算机制, 以实现社会保障随人员流动。同时对贫困家庭和个人的扶贫要大力加强, 加大对贫困县、乡、村的转移支付力度, 扶贫款的分配和实际使用情况也要严格监督。

三、结论

收入分配触及许多深层次的利益调整,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艰巨性十分巨大。在这样的情况下, 应尽快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进行政策的系统设计。不断深化收入分配问题涉及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合理界定各级相关政府部门的权责。争取在十二五之后阶段不久不断缩小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

参考文献

[1]周俊.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研究.贵州民族学院学报, 2004, (2) [1]周俊.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研究.贵州民族学院学报, 2004, (2)

收入分配差距公共政策 第2篇

2012年08月17日 10:53 来源:《财政研究》2012年第1期 作者:张玉周 字号

打印 纠错 分享 推荐 浏览量 106 内容提要: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蓄势待发。财税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收入分配关系的调节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我国的财税政策设计和执行存在诸多不足,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财政分配职能的发挥。从公平收入分配的角度完善财税政策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分配方式也逐步由政府主导过渡到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收入分配方式的变革在不断提高人们收入水平的同时,也使得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拉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本身无力解决收入再分配问题,只有政府运用财税政策在全社会范围内对收入再分配活动进行长期的、系统的和规范的调节,才能实现收入分配社会意义上的相对公平。

一、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

(一)基尼系数不断提高。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通行指标。有关专家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测算表明,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1978-1984年为0.212-0.244,处于比较平均区间;1985-1999年上升到0.304-0.397,处于相对合理区间;2000-2005年达到0.403-0.451,开始进入收入差距较大区间;自2006年基尼系数攀升态势更为明显,2006、2007、2008年上升到0.496、0.503、0.508,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开始进入收入差距悬殊区间。

(二)地区、城乡、行业之间收入差距逐步扩大。

1.地区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我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东部地区优先发展的战略,从而拉大了地区差距。资料显示:1978-1985年,我国地区总收入差距系数稍有缩小,从0.2745下降到0.2578;1986-1991年,该系数从0.2579上升到0.2767;1992-2009年,该系数则呈现加速上升趋势,从0.2769上升到0.3721。

2.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不断加大。尽管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都有很大提高,但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明显快于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资料显示:1978-1985年,我国城乡差距均在1.8:1以内,此后城乡差距加速扩大,到2005年城乡差距已扩大到3.2:1,2009年进一步扩大为3.3:1。如若考虑我国城乡福利补贴、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达到5:1,甚至6:1。

3.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职工工资水平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持续上升,职工实际平均工资从1978年的615元增加到2009年的6213元,增长了9.1倍。但是,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呈不断扩大趋势。据统计:1978年全国各行业职工实际平均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差距仅为380元,1998年扩大到6972元,到2009年则进一步扩大至8871元,短短30年这一差距扩大了22.3关键词:收入分配,差距,财税政策 倍。

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财政政策原因

(一)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限制了财政收入分配职能的发挥。

1.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均等化转移支付的总量偏小。由于我国转移支付的目标不明、定位不准,形成了以税收返还、专项补助等确保地方既得利益的转移支付为主体的格局,真正用于解决地方之间财力差距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则相对较少。如2010年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中均衡性转移支付仅占15.1%,税收返还、专项补助等其他转移支付占84.9%,这种不合理的转移支付结构不仅没有起到均等化作用,相反还使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

2.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目前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只明确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之间的转移支付,省及省以下的转移支付尚未完全建立,省级、地市级财政对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明显不足。乡镇政府处于政府级次的末端,经过了多级缺少透明的转移支付后,到乡镇政府时已所剩无几,造成城乡之间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财力差距日益扩大。

3.转移支付资金管理不规范。目前我国的转移支付资金项目分散于各个部委,实行多头管理,分配办法缺乏科学的依据和标准,资金安排随意性严重,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转移支付资金专款被挤占挪用的现象时有发生,最终导致无法保证转移支付的统筹安排,影响了转移支付均等化功能的发挥。

(二)现行税制体系不完善降低了税收收入调节功能。

1.个人所得税制度设计不规范。个人所得税在调节个人收入差距、实现收入公平分配方面具有其他税种难以替代的优势。但由于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税制本身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一方面政府没有根据居民收入的多元化趋势和收入分配体制的全面调整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收入监控体系;另一方面对不同收入来源采取不同税率和扣除标准的分类征收模式不能真实体现量能纳税的征税原则,从而导致其收入公平性的实现与其调节功能的有效发挥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2.税收调节体系不健全。科学合理的个人所得税税制尽管能对个人收入分配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但是它对个人的财产存量和转移方面的调节却无能为力,而遗产税和赠与税则恰恰能在这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因此,防止收入差距扩大,仅靠单个税种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着眼于整个税制体系的建设,综合运用个人所得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多种税收手段。但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

3.消费税制度设计不合理。奢侈性商品和劳务等非必要性消费的主要消费群体是高收入者,对其征收较高税率的消费税,不但能起到增加财政收入的作用,而且能起到一定的调节收入分配作用。然而,我国目前消费税的征收范围相对狭窄,在调节收入差距方面不能发挥有效作用。

(三)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削弱了宏观调控能力。

1.我国的基本建设支出仍然偏高,而且大部分都用在了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的豪华型建设投资,如奥运会、世博会场馆建设等。研究表明,尽管基本建设支出与基尼系数负相关,即北京和上海两地增加基本建设支出将有助于促进当地社会公平,但从宏观角度看,该投入却会加剧地区间的社会不公。

2.我国政府机构臃肿,职权不明,部分单位还存在人浮于事、公款私用等情况,造成行政管理支出日益膨胀。不仅浪费了大量相对稀缺的财政资源,而且由于行政管理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增加具有两极效应,即增加城镇居民收入而降低农村居民收入,无疑又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3.对“三农”尤其是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仍相对不足,造成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以医疗卫生为例:2010年占总人口不足40%的城市居民拥有的政府卫生资源高达68%,而占比60%以上的农村居民仅拥有32%。城市居民人均拥有的卫生费用是农村居民的4.2倍。

三、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财税政策建议

(一)完善转移支付体系。

1.加大均等化转移支付的数量。转移支付制度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或水平的均衡。因此,在转移支付制度设计中,应综合考虑人口规模、自然条件、人均GDP、教育水平等多种因素,逐步提高人均GDP、人均支出等客观因素的比重,完善计算公式,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均衡性转移支付数量,增大其缩小地区间差异的作用,实现地区间财力水平相对均衡。

2.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省级政府应根据本省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贯彻因素法规范分配的原则,计算出各县的标准收入和支出,进而根据其差额确定省级财政转移支付的数额。省对基层政府的转移支付应计算到乡镇、划拨到县,由县直接分配到乡镇。不断加大省级、地市级财政对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充分发挥省级以下转移支付制度平衡本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的作用。

3.强化转移支付制度的监督机制。财政转移支付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使得中央和省级财政给予县乡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被层层截留和挪用,进一步弱化了转移支付制度的均等化功能。为此,要加强对转移支付资金拨付和使用过程中的跟踪管理和评价考核,加强对转移支付资金的监督管理,对违反规定的地方政府给予严厉处罚,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完善相应的税收体系。

1.完善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功能。一是实行综合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在综合考虑基本生计费用、赡养费用等必要支出的基础上,实行全国统一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二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管机制。强化并建立个人财产申报制和登记制,尽可能使个人收入显性化。建设全国统一的税务网络共享征管系统,全面掌握个人纳税信息,堵塞征收漏洞。三是强化税务稽查。要建立科学、规范的稽查程序,加大对偷逃税款等违法行为的监管查处力度,增加纳税人偷逃税款的成本和风险。

2.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我国目前遗产税和赠与税的税制模式应优先选择税源较易控制、稽征程序简单、征收成本较低的总遗产税制,并逐步向混合遗产税制过渡。遗产税和赠与税征税面不宜过宽,起征点要高一些,并实行累进税率,要明确针对最富有人群。同时要建立完善的征管体制和严格的财产评估制度,强化征管措施,确保遗产税和赠与税能有效发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3.调整消费税的征收范围。逐步将新型高档消费品和消费行为纳入征收范围,如高档家具、高档健身器具、高尔夫运动、滑翔运动等消费项目。消费税征收范围的调整有助于使消费税的调控方向更加明确,增加高收入者的消费支出,不仅有利于抑制高消费、减少不必要的奢侈消费行为,而且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

(三)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1.压缩基本建设支出的规模,重大基本建设项目支出要向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倾斜。同时,公共财政要从那些从属于市场竞争性的投资领域中解脱出来,把压缩的基本建设支出和减少竞争性领域投资后增加的财政资金主要用于不发达地区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不断提高地区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2.强化对行政管理费支出的管理和控制。一方面要求逐步推进政府机构的扁平化改革,减少层级,节约行政成本,改善执政效率;另一方面各级部门应制定行政预算定额,并加强对经费的支出的监管,保证资金管理使用的规范和有效。

3.加大对“三农”投入力度。一是要继续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科技进步、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的投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二是要加大对农村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投入,将财政预算内这些方面新增支出主要用于农村,提高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三是加强对支农资金的监管,对支农资金进行全程跟踪检查与绩效评估,严肃查处资金分配、管理和使用中的违法违规问题,确保财政支农资金安全、规范、高效地使用。

参考文献:

收入分配差距公共政策 第3篇

摘要:2013年11月12日,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到,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要促进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目前,中国正一步步逐渐成为中等收入国家,针对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和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本文探讨了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分析。

关键词:收入分配;经济增长;中等收入陷阱

一、本文的背景和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以出口和投资为主要需求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使得中国经济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人均GDP从1978年的155美元增长到了2013年的6747美元,中国也从低收入国家成为了中等收入国家。然而,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受到环境和资源的约束,无法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由于可能受到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以及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挑战,以往以简单再加工商品为主的出口方式也面临不可持续的问题。“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徘徊的一种状态。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也在持续地扩大,2011年中国基尼系数突破0.55,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从经济学理论和国际经验看,中国现阶段如此严重的收入分配差距很可能成为使中国经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因此,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意义重大。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2.1国外对收入分配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研究

R.Benabou(1996)通过对1992-1996年间的13个计量研究,发现其中有9个结论是表明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负相关性。Persson和Tabellini(1994)则通过对九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数据进行分析,得到收入差距的扩大将会显著阻碍经济增长。Kaldor(1956)则认为富人的边际储蓄要高于穷人,收入差距越大,富人的财富就越多,从而导致更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进而有利于经济增长。菲利普·阿吉翁等(1997)认为当资本市场还未成熟,机构种类繁多,不仅不易于实现公平和效率,相反,会造成效率的损失。布拉姆巴特(2007)指出,过大的不平等可能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巨大障碍,原因是低收入者可能会因为得不到信贷,而丧失投资机会,这些都会成为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使得有效的投资减少,而不利于经济增长。Foellmi和Zweimuller(2006)认为收入差距扩大对于创新者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他们认为收入差距扩大,富人变的更加富有,那么创新者提供给富人的价格会上升。另一方面,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能够承担起创新产品的消费者少了,即整个市场对于创新产品的需求变小了。最终,在Foellmi和Zweimuller(2006)的模型里,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收入不平等能够促进创新,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率。

2.2国内对收入分配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研究

袁志刚、宋铮(1999)认为如果消费函数是一个凹函数,在收入总额不变的情况下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可以提高居民总体的消费水平,从而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增长。蔡昉(2008)认为改善收入分配既是当务之急,又是发展阶段所决定的长期任务。由于很高的贫富差距一方面会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一方面不利于消费的增加,从而影响增长的可持续性。魏之川(2006)则以企业为出发点,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应当鼓励企业向落后地区转移,吸收当地剩余劳动力,从而可以从多个方面缩小收入差距,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杜传忠、刘英基(2010)则从制度的角度,认为应当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实现民富国强、让老百姓普遍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是有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径。乔俊峰(2011)认为中国应着力从创造社会流动性、合理分配教育资源、发挥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效应等方面入手,制定社会均等化政策,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孔泾源(2012)认为收入差距过大,不仅造成国内居民消费不足,而且引发社会矛盾激化,不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三、中国收入差距过大给防范“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问题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容易造成社会动荡由行政垄断、非法所得和经济体制的不完善等原因形成的不合理的收入差距过大的情况,会引发更大的不公,社会上的贫穷人口也随之增加。

第二,收入差距过大会减少全社会消费需求,不利于消费结构升级。收入差距过大,会增加全社会低收入者的数量,使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降低,从而使整个社会的需求小于供给,会影响到供给者的积极性,导致整个社会的产出下降,整个社会的消费结构升级滞后,最终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三,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劳动者缺乏工作积极性,导致创新能力下降。劳动者如果缺乏积极性,就会影响所在行业的劳动生产率。

第四,收入差距过大影响市场经济稳定发展。

第五,收入差距过大阻碍技术创新。

第六,收入差距过大不利于我国农村过剩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四、解决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防止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建议

第一,增加国内需求。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加强对于科技产品的投入力度和财政补贴。增加新的消费需求。淘汰国内的落后产能。

第二,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努力完善劳动力就业市场,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的权利。加强对垄断性企业工资收入的监管。继续加强西部大开发战略,努力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财政补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城镇居民就业率。

第三,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加强对农村居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尤其是低收入者的技能水平。加強对农村低收入者的财政补贴,保证其生活需求。探索对农村高收入者的财产性收入增税。对于农村高收入者的财产性收入增税有利于减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建设完善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

第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增加农村教育设施建设,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完善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劳动合同制度。大力发展城镇企业,为农村经济增添活力。

五、小结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历程,主要是依靠资本投入驱动经济增长,然而根据经济增长相关理论,资本只能拉动短期的经济增长,不利于我国长期的经济增长,使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挑战。中国政府要把党和人民紧紧团结起来,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进一步促进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大税收调节力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且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总之,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任重而道远!(作者单位:贵州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11,12

[2]蔡昉.中国如何跨越“中低等收入陷阱”[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

[3]魏之川.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J].天津经济,2012(4).

[4]杜传忠、刘英基.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及对我国的警示[J].理论学习(山东),2011

收入分配差距公共政策 第4篇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 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很多, 政策因素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传统体制下, 实行的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这种“平均主义”从表面上看是“公平”的, 但多劳并不能多得。结果是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限制, 经济效率低下, 实际上既没有实现公平也没有得到效率。改革开放后, 平均主义的“大锅饭”被打破, 我国实行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在此前提下, 逐渐建立了对劳动者有效的激励机制, 大大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一些劳动者由于工作努力和善于寻找机会而使自己的收入水平迅速提高, 他们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拉开了与其他劳动者的收入差距。

2.“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在发展经济学中, 关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道路选择有平衡增长模式和不平衡增长模式。平衡增长模式论主张落后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 各工业部门应平衡发展, 强调了大规模投资的重要性和全面发展经济的必要性。不平衡增长理论则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能将有限的资源同时投放到所有经济部门和所有地区, 而应当集中有限的资本和资源优先发展联系效应大的产业, 通过这些部门和地区强大的辐射作用, 带动其他地区和部门的发展。然而在优先发展产生“扩散效应”的同时却会产生“回波效应”。改革开放后, 我国经济发展大体上遵循了不平衡增长模式。工业相对于农业继续得到优先发展。经济基础较好, 文化、教育、科技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相对于西部地区得到了更多政策倾斜而优先发展起来。造成城市相对于农村越来越发达, 东部相对于西部经济发展越来越快。基于此, 上世纪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提出要加强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强调智力开发和科教战略, 以此扩大各民族城乡居民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的能力, 实现西部地区的良性发展。

3.“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

随差改革开放的深入, 中央提出了“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新型分配制度。随着要素市场的出现和成长, 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证券市场的出现和成长, 开辟了资本投资的渠道, 使得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增长较快。现阶段, 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还不大, 但是将来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会对收入分配差距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因为财产性收入是一种积累性收入, 其特点是富有者仅靠财产就可以获得大量的收入, 这种“不劳而获”可能是劳动收入的几倍或几十倍, 由此更容易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社会成员心态的不平衡。在居民的所有财产中, 金融资产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国家统计局上年度的抽样调查结果, 金融资产在居民家庭间呈不均匀分布。按家庭收入分五等 (即高收入、中上等收入、中等收入、中下等收入、低收入) 分组来看, 最高收入的20%的家庭拥有48.5%的金融资产, 而收入最低的20%家庭仅拥有7.1%的金融资产。最高收入组的户均金融资产是最低收入组的6.8倍。如果按资产拥有量分五等分组来看, 最高组已经是最低组的34倍多。从金融资产的分布状态可以看出, 资产性收入的不均衡分布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二、规范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对策

对于我国现阶段规范收入分配的政策, 从大的方面看, 主要包括缩小城乡差别、抑制地区差别、规范行业差别、加大扶贫力度、打击寻租性的非法收入等, 具体包括:

1. 取消城乡二元户口制度, 消除导致城乡分割的制度障碍。

大力发展小城镇来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缩小城乡差别;允许劳动力在城乡间自由流动, 给予平等的就业机会等等。

2. 大力推进农村城镇化, 转移剩余劳动力。

即在农村内部相对集中地发展一些村镇, 撤销一些不成规模又不宜管理的、过于分散的小村子。不过, 这应当作为一个长期战略性的措施实施才行.而不能作为一个权宜之计。换言之, 发展小城镇应当以一个持久的城镇化过程来推动才可以有成效。

3. 大力发展农村非农业经济。

发展农村非农业经济对于提高农民收入是非常重要的。具体包括:继续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实现乡镇企业的第二次创业, 可以在信贷、税收、人才流动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等;完善农村市场体系, 各地农村可以根据本地区的优势, 积极建立各种集贸市场、专业批发市场、技术市场等;打破地区之间的封锁, 促进物资和人才的流动等等。

4. 加快落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 发展第三产业。

比较分析可以发现, 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多数都是三、二、一或二、三、一的次序, 在农业内部, 种植业与各种经济作物的比例也有较大调整。而落后地区往往相反, 对农业、传统工业以及在农业内部对种植业都过分依赖。因此如果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增加剩余, 把经济发展及就业的焦点从一产转向二产再转向三产, 那么不但可以加快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而且可以增加地区收入, 从而缩小地区差别。

5. 积极发展落后地区的非国有经济。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东部沿海地区收入水平迅速上升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 构建了一个以非国有经济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对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西部地区来说, 发展非国有经济, 适当减小国有经济比重, 活跃其他非公有经济, 是缩小与东部地区经济差别的一条重要途径。

6. 其他措施包括政府增加投入, 加快对落后地区的交通、教育等基础工程建设。

唯此才有利于扶持贫困地区的资源开发, 培育当地的主导产业, 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经济, 最终进入发达地区的行列。

7. 规范行业间收入分配, 消除行政性垄断。

我国目前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别也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现象, 一些行业由于处于垄断地位, 其从业人员的收入过高, 如电力、石油、通讯、邮电、金融等行业。我国由于处于经济转轨时期, 一些行业处于政府的保护之下。这种由行政保护造成的垄断是不合理的, 必须得到纠正。具体措施是政府主管的一些企业应退出某些竞争性领域, 取消对一些行业的行政性保护。对那些目前仍需进行垄断价格保护的某些非竞争性的行业, 则应征收相应的垄断收入税, 或切实实行“收支两条线”, 将垄断性收费收归国库。就是说, 对某些行业、产业采取扶植和保护政策是必要的, 但要清除市场准入壁垒, 更不允许凭借行业垄断获得个人额外收入。而对一般的竞争性行业, 则要通过完善要素市场, 推动行业、职业、专业间的收入均等化。

8.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和政策是解决因失业、疾病和年老及各种天灾等因素所带来的贫富不均的重要制度和政策措施。我国近十几年来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 初步建立了失业、养老、医疗、生育、工伤等等多项保险制度, 虽然还在探讨中, 比如资金来源, 涵盖范围、发放制度等都有待完善, 但已经取得了一定经验。

9. 深化并系统推进社会经济体制改革。

当前我国各种非法非正常的寻租性收入滋生蔓延的根本性原因在于体制转轨过程中产生的制度缺陷, 因此, 系统地推进社会经济体制改革, 弥补制度缺陷是消除这类收入的根本措施。

1 0. 加快经济发展是最根本的对策。

只有经济发展了, 才能为公平分配和减少贫困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就解决城市贫困而言, 主要措施在于通过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在现阶段, 造成我国城市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一些国有企业的职工由于企业效益差而造成的下岗失业, 与其给贫困人口一些补贴不如给他一份工作。对于农村的贫困人口, 使其真正脱贫的主要措施在于增加农村非农产业的就业。造成我国农村收入水平低和收入差别扩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资源贫乏、技术落后以及非农产业的就业率不高。因此只有重视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 加速二元经济向现代一元经济的转换, 才能彻底消除农村的贫困。

摘要:本文论述了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因素, 提出了“取消城乡二元户口制度, 消除导致城乡分配的制度障碍”等十项规范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对策。

关键词:收入分配,政策因素,对策

参考文献

[1]权钰.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及对策[J].复旦学报, 2010.6

[2]陆康胜.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J].四川大学社科论文集, 2011.12

关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第5篇

——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摘要: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现状,收入分配差距大形成原因,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问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改革的现状,改革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如何解决相关问题并希望出台具体方案。关键词:收入分配制度 差距 改革

目前我国收入差距悬殊的现状众所公认,据统计,1985年到2009年以来,城镇居民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之间的人均年收入差距从1985年的2.9倍扩大到2009年的8.9倍,且中国的收入差距还有扩大趋势。事实上,从国际上通用的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看,我国贫富差距已突破社会容忍的“红线”——0.4。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超过0.4就意味着财富已过度集中,收入差距日益明显。

造成今天收入分配差距大的原因有很多,我们就其中的某一原因进行分析和研究,那就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问题。专家认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4个重点,分别是垄断行业的改革、解决政府官员腐败问题、消除劳动力市场中的歧视问题和改善弱势人群的发展条件。

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问题,现在行业利润高度不均,垄断行业的收入远超一般行业,包括资源性和垄断性行业,比如石油、天然气、煤炭,以及金融等,这些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合理。

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因为管理存有大量漏洞,导致公共资源流失、漏出、腐败,结果富了少数人,一般老百姓享受不到,有少数人富得非常快,但是他们的收入来源不清楚,很多是非法收入,或者没有办法界定来源的灰色收入,这些因素对扩大收入差距,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公共医疗、教育等资源的分配不均等,这也是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比如两亿多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但是根据统计局的调查,外出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比例非常低,去年工伤保险覆盖率最高,是23%,医疗、养老保险都只有百分之十几,失业保险8%。而没有被覆盖的又恰恰是就业和收入最不稳定的人群,也都是中等以下收入或低收入家庭。

温总理曾言,“如果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必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的确如此,收入悬殊会造成很多负面后果,而且负面后果会非常严重,特别是一部分收入的分配是很不正常、不公平的,会导致老百姓不满,导致社会不稳定。此外农民工在城市里打工,没有社会保障,生活和就业非常不稳定,很难享受到公共服务,长期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来回流动,这对社会稳定是不利的。他们要承受很大的风险和压力,老人、孩子留在农村,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不方便,很多人属于中低收入阶层,平常有工资收入可能还好一点,一旦没有工作了,或者生病、出了工伤,生存就成问题了。过去老的农民工还可以回去种地,但是现在年轻的农民工,很多都不可能回去种地了,如果不通过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公共服务体系的改革,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会带来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现在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缩小收入差距,比如调整个税起征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推进社会保障全覆盖,但这些措施相对于收入悬殊程度,作用是有限的。它们有可能起到缓和收入扩大的速度的效果,但是要改变收入差距的状况,使它恢复到合理差距上来,光靠已有的改革还远远不够。包括社会保障,这几年推进力度很大,但是两亿多农民工大部分人仍然没有被覆盖,所以这方面的改革仍然没有到位。更不用说灰色收入问题、腐败问题,它涉及到更深层次的变革,不是靠完善社会保障,增加转移支付就能解决的,它需要政府管理体制、财税体制等的改革。

当然,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我们一直在努力。然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任重道远。其背后有长期积累下来的发展不平衡,如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的差距;也有相关体制机制的障碍,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都有待完善;更有分配制度本身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更好的协调与设计来逐步解决。

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的闭幕会上,通过了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政治决议。会议强调,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切实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温家宝总理也表示,今年要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要在任职的最后一年中把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作为首要工作。

殷切的希望收入改革制度方案早日出台,可以全面到位的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而且我希望收入分配改革并不是简单地给大家涨工资,而是一项涉及到多方面的综合性体制改革。比如,关于资源性收入和垄断性收入问题,就会涉及到资源税改革,我们过去有这方面的改革,但是力度不够;对于国有企业红利上缴问题,特别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型国有企业,红利上缴制度改革的力度还要更大,有必要考虑是否征收垄断利润调节税。对于土地出让收入的分配和使用问题,现在很不透明、很不规范,这就要从土地出让制度及房地产税来推进。要规范政府的收入和支出,现在政府收入上升速度太快,远快于GDP的增长,但是政府的支出是否用到了合理的地方,透明度低,大家看不到,这也是亟待改革的。还有,社会保障制度涉及到户籍制度、公共服务、医疗、教育等方面,这些改革都需要推进。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和变革,要兼顾各方合理诉求。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缩小贫富差距,需要更多地倾听民声、了解民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凝聚民众,长治久安。

其实,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解决的远远不止上文提到的问题,具体方案也没有出台,具体是怎样改革,让我们拭目以待。只是希望,这次改革,不要让大众失望。

【资料来源】

我国当前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和原因 第6篇

关键词:居民收入 收入分配差距 基尼系数 恩格尔系数

1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

我们主要用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来衡量一国国民收入分配差距。基尼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劳伦茨曲线的定义来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通常把基尼系数等于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大于0.5被认为是收入差距悬殊。自2000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0. 4的警戒线,0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内基尼系数达到了0.49,2010年为0.481,2011年为0.477,2012年为0.474。①由于统计局统计的数据存在同质性,统计方法也不尽科学,而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我国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实际基尼系数为0.61,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突破了合理的限度。②

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1 地区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较大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各个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而导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总体来说,我国东部明显高于西部的发展速度,经济较为发达的上海北京等地收入水平远远高于甘肃贵州等省市。从2010年数据分析可以看到,沪、京、津三个直辖市,人均GDP均超过1万美元。而云南、甘肃、贵州人均GDP则不到2500美元。其中最穷的贵州人均GDP只有13221.4元,只相当于最富的上海人均GDP即73297.33元的18.04%。③

分析近几年的各地区动态收入数据,我们也可看到,中西部地区近些年来有些省份收入有所增长,但是与东部的实际收入差距并没有缩小,反而在进一步扩大。

1.2 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我国城乡发展的差距,尤其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非常显著。随着经济的发展,普遍的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都有相应的上升,但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进一步的扩大。据统计,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0,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9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2,1995年为2.71,2000年上升为2.79,到2011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经上升到2.837。④这些统计数据衡量的还只是能用货币价值结算的显性收入,如果算上城乡居民在各种补贴(如住房、教育、公共交通、物价补贴等)和社会保险费用(如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各方面的福利,城乡差距将更大。

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大的扩大还体现在消费差距上,从1978年到2010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对比指数已经由原来的2.9不断上升到3.5,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早在2005年就下降到40%以下,根据联合国的标准,城镇居民家庭已经进入富裕水平,而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到2011年还高于40%,还只是停留在小康水平。⑤

1.3 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大

一些传统、劳动密集型等行业的收入较低,一些垄断、科技含量高以及新兴产业等行业的收入很高,我国现阶段行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一些传统行业呈相对下降趋势。

2010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36539元,最高的是金融业70146元;最低的农林牧渔业16717元。最高与最低之比为4.2:1。如果按细分行业,最高和最低之比可达十几倍。由2010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分析,中国证券业的工资水平比职工平均工资高6倍左右,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达11倍。⑥而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2011年发布的数据,这一差距又扩大到15倍。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资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距,实际收入差距还要更大。⑦

1.4 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

分析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问题,我们不能忽视现阶段不同阶层收入差距持续扩大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分析,2000年到2005年,按收入等级划分的城镇居民年均收入中,最高收入10%的人群组是最低收入10%的人群组的收入比率由4.6倍上升到9.23倍,绝对收入差额超过27860元。2009年按收入等级划分的城镇居民年均收入中,最高收入10%的人群组是最低收入10%的人群组的8.63倍,绝对收入差额更是超过45398元,全社会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差距在明显拉大。

2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

随着不断推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目前很多不合理因素,造成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必然导致收入差距特别是初次分配差距扩大,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主要是因为分配制度和方式的变革。

主要可归纳如下:

2.1 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

包括初次分配中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工资收入被过分压低,再次分配制度存在缺陷以及三次分配机制缺失。

以长三角、珠三角为例,出口加工企业中平均工资与当地城市职工平均工资存在很大的差距。社会再分配制度的缺陷对居民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也有着直接的影响,而我国的再次分配制度缺陷主要表现为对高收入者的调节不力和对低收入者保障不够两个方面。目前我国的税收制度还不健全,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税收征管方面也存在问题。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不够,加之中国地下经济偷漏税流失严重,又大大限制了政府对低收入者实施转移支付的能力,不能有效的援助弱势群体,从而加大了收入差距。同时我国慈善机构管理不规范、行政色彩重、政府干预较多,使得其公信度不高,民众参与积极性低、慈善水平低,很难发挥三次分配对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2.2 城乡二元结构及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长期以来,我国采取先工业后农业、先城市后农村、先工人后农民的政策,限制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人才等各种要素都在向城市流动,这种向城市倾斜的政策导致农村与城市有着不同的政策支持,农民与城市居民必然存在着严重的“先天”差异。农业改革及发展的相对滞后,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2.3 制度转型中的不合理收入扩大了收入差距

在制度转型过程中,垄断现象十分严重,某些单位和部门凭借其行业垄断优势及某些特殊条件而获得垄断利润和额外收入,失去了基本分配的控制。

2.4 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拉大了收入差距

我国社會保障体系建设起步晚,起点低,覆盖面较窄,保障水平低,导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福利差距大,主要表现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享受的各种补贴和社会保险费用差距明显。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和不完善,是造成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之一。

注释:

①国际统计局2012年统计数据.

②中国经济网,http://www.ce.cn/,2012.12.10.

③中国统计年鉴2012.

④中国统计年鉴2012.

⑤中国统计年鉴2012.

⑥中国统计年鉴2011.

⑦新华网,http://www.news.cn/,2011.02.12.

参考文献:

[1]王红梅.我国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比较分析[J].学术交流,2010(5).

[2]赵惜红.对目前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的思考[J].商业研究,2009(1).

[3]杨思佳.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现状的原因及对策[J].现代商业,2009(8):196.

[4]冯虹,经济加速转型期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研究[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

收入分配差距衡量方法综述 第7篇

一、基尼系数

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衡量理论界通常采用基尼系数方法, 它是由意大利统计学家C·基尼提出的一种不均等指数, 计算方法主要有几何法、基尼平均差法、协方差法和矩阵法, 每种方法都有其适用范围, 普遍采用的计算方法公式为:

其中:X代表各组的人口比重;Y代表各组的收入比重;V代表各组累计的收入比重;i=1, 2, …n;n代表分组的组数。它的取值范围在0到1之间, 越接近1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大, 国际上将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由于该指标具有简明性和计算方法的多样性, 并且在宏观经济形势评估、政策调整、社会关系调节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所以成为一种流行指标, 基尼系数的应用使收入分配问题的量化研究向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虽然基尼系数获得了广泛认同和应用, 但是人们逐渐发现由于不同学者所采用的计算方法有别以及基础数据来源的差异, 导致计算结果差距较大, 基尼系数自身存在着的结构解释力不足、总量解释力缺失等不足逐渐凸现。此外, 我国特殊的国情使得基尼系数在我国的适用性也受到限制, 尤其是收入数据的统计方面, 由于我国收入形式的多样化和统计规范性差、统计口径不一致等原因, 收入数据无法真实反映人们的生活水平, 从而建立在误差较大数据基础上计算出的基尼系数其可信度也就会令人怀疑了。

二、阿特金森指数

不平等指标通常可以用实证和规范两种方法, 基尼系数就是典型的实证方法, 而规范法主要采用阿特金森指数, 它是基于一定的价值判断基础上, 用社会福利函数度量不平等的程度。它需要先计算出一个等价敏感平均收入yε (yε定义为如果每个人享受到了这样一个等价敏感收入时的社会总福利, 相当于收入实际分布时具有的社会总福利值) 1, 其中yε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yi为第i人 (或组) 的实际收入 (总收入) ;f (yi) 为第i人 (或组) 占总人口比例的密度函数;ε为不平等厌恶参数, 该参数反映社会对于不平等的厌恶 (或对平等的偏好) 程度, 其取值范围是0<ε<+∞, 随着ε的增加, 社会给予收入相对较低的人群以更大的权重, ε权重通常取0.5和2, 由此阿特金森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μ为平均收入, 该指数反映了收入分配的均等化程度, 取值范围在0到1之间, 指数值越小, 则收入分配越平均。

三、广义熵指数

广义熵指数的一般公式为:

式中, n为在样本中个体的数量;yi为个体i的水平指标;参数a代表给予不同组之间差距的权重, 最常用的取值为0, 1。

a=1时指数具体化为泰尔指数 (Theil Index) , 基本公式为:

式中的变量含义和上式变量含义相同, 它给予不同发展水平相同的权重, 可以进一步将此式写为:

其中, T为熵系数, xi、Pi分别是第i个样本单位 (地区) 指标值和人口, X、P为总体样本单位的指标值和人口总和, n为地区数量, 则xi/X、Pi/P分别是第i地区的指标值比重和人口比重。泰尔指数与基尼系数之间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基尼系数对中等收入水平的变化特别敏感, 泰尔指数对上层收入水平的变化很敏感, 而泰尔L和V指数对底层收入水平的变化敏感2, 计算公式为:

a=0时指数则具体化为对数偏差均值指数, 即MLD指数, 它给予低水平部分的差距以较大的权重, a=2时, 一般熵指数就等价于统计中常用的变异系数平方的二分之一, 当选用变异系数时则意味着我们对收入差异持更加接纳的态度。

四、变异指标

变异指标是描述具有相同性质的标志值数列离散程度的重要标志, 依据不同的测量方法, 变异指标主要可分为全距、平均差、方差和标准差、变异系数以及加权变异系数、离散差变异系数、加权离均差系数等, 其中应用最多的是变异系数。

准确地把握地区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动方向必须考察地带间甚至大区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但是转入地带和大区间分析由于样本数变少, 回归求得的参数易失真, 这时采用变异系数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动比较合适。变异系数是衡量数值间离散程度或差距的一个重要统计指标。标准差能精确地反映一个数列或指标所有元素值间差距的大小, 但是在考察变动的序列时, 平均值变大, 标准差也会增大, 因此必须用二者的比值来反映差距的变动, 变异系数就是标准差与平均值的比值。其公式为:

其中, V为变异系数, xi为第i地区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为各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值, Pi为第i地区的人口, P为总人口。

如果序列的各个指标都相等, 则变异系数等于0, 变异系数越大, 证明数值间差距越大;若标准差的变动小于平均值的变动, 则变异系数变小, 表明数值间更加收敛, 趋向平均值, 差距缩小。通过变异系数, 可以测度出区域内相对差异的程度, 且可进行两个以上区域的比较。因此, 它比极差即绝对和相对差只是两个区域比较更能反映区域间的差距特征。

五、人口收入份额度量方法

国际上通常采用一定人口收入份额的比例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 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1. 阿鲁瓦利亚指数是指全体居民中40%最低收入人口的收入份额占全体居民总收入的比重, 它的值介于0~0.4, 指数越大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大, 它主要通过低收入群体的相对收入状况来反映总体收入分配差距, 但是40%的低收入人口比例对于收入总体来说有些偏高, 所以该指数所反映的收入状况过于笼统, 无法准确反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状况。

2. 库兹涅茨指数与阿鲁瓦利亚指数的构想类似, 只不过它不是选取低收入群体作为分析对象, 而是计算全体居民中20%最富有人口的收入份额占全体居民总收入的比重, 它的值介于0.2~1之间, 当收入分配达到绝对平均时, 即指数值为0.2, 收入的人口比重将与收入比重相一致, 指数越大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大。它通过高收入群体的收入状况来间接反映低收入群体的相对收入状况, 由于同样的设计构想, 它也无法体现高收入群体内部的收入状况。

3. 收入不良指数比阿鲁瓦利亚指数和库茨涅茨指数更前进了一步, 它兼顾了高收入和低收入两个群体, 通过计算全体居民中20%最富有人口的平均收入与20%最低收入人口的平均收入水平的比值来反映收入分配差距, 所以它的性质和特点与前两者是一致的, 并且更周全和清晰一些。它的值不小于1, 指数越大差距也越大。不良指数有其通用的衡量标准, 3以下为高度均等, 3~6为相对均等, 6~9为相对合理, 9~12为差距偏大, 12到15为差距过大, 15以上为差距极大。虽然该指数描述收入分配差距比较细致, 但是它无法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变动趋势。

4. 沃尔夫森极化指数主要用来测量两极分化的程度, 这里的两极分化并不是指收入水平在两极之间的差距极度拉大, 而是指总人口中穷人和富人都在越来越多, 中等收入阶层的人数却在减少, 并最终只剩下富人和穷人两个极端的阶层。它的计算比较复杂, 取值在0到1之间, 0为没有分化状态, 1为完全分化状态。值得一提的是, 该指数通过引入中位收入而避免了过高收入和过低收入对平均收入的影响, 但是由于它仅把收入总体分为两组, 所以其最终的计算结果过于整体化, 无法细致反映收入分配的状况。

5. 财富集中度通过衡量居民的财产差距间接反映收入分配差距, 它主要有财产百分比和人口百分比两种分析角度, 财产百分比是指一定比例或数量的人口所拥有的社会财富总额百分比, 通常取1%、5%、10%、20%等几种比例;人口百分比是指拥有一定数量财产的人口占全体居民的百分比, 一般也取1%、5%、10%、20%几种比例, 财产百分比与人口百分比之间相差越多, 则财富极度中越大, 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由于需要财产的基础数据, 而我国目前的统计资料无法全面反映居民财产情况, 所以指标的计算缺乏基础数据支持。

6. 其他指标。 (1) 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是指家庭用于食品消费的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 取值范围为0到1之间, 系数越大表明家庭越贫困, 它通常作为测量贫富程度的指数, 它能间接反映居民收入水平, 但不能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真实情况。 (2) 贫困人口调查指数、贫困差距和贫困差距比率贫困人口调查指数、贫困差距和贫困差距比率都是侧重反映贫困人口的贫困水平, 它们可以间接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情况, 其中贫困人口调查指数是实际处于贫困线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也被称为贫困指数、贫困率、贫困人口比重或贫困人口发生率, 贫困指数包含了绝对的价值判断, 以对贫困和贫困线的定义为前提。它对于分析收入分配差距具有参考价值, 但并不具有绝对性, 即贫困人口调查指数扩大意味着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但指数不变时并不能就此判断收入分配差距没有扩大, 因为贫困人口调查指数只是反映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分配结果, 不能反映高低收入群体之间比较结果。贫困差距是衡量收入的绝对差距, 即贫困者的实际收入低于贫困线标准的水平, 而贫困差距比率是衡量收入的相对差距, 它是指贫困差距与贫困线标准的比值。

理论界提出了判断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测定指数优良的公理性原则, 主要包括收入所有者无关性原则、相对收入原则、庇古—戴尔顿转移原则、规模大小不变原则和可分解性原则等五个方面。依据此公理性原则, 只有阿特金森指数法和泰尔指数完全符合此原则。但是由于近来人们发现, 阿特金森指数和泰尔指数存在一一对应的单调转换关系, 所以在使用泰尔指数后就没有必要考虑阿特金森指数了3。此外基尼系数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变异系数在描述区域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其他指标都有不同程度的不足之处, 不良指数与基尼系数有相同的计算方法, 恩格尔系数无法精确描述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分配差距, 贫困人口调查指数、贫困差距和贫困差距比率都是侧重反映贫困人口的贫困水平, 沃尔夫森极化指数反映出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为宏观, 财富集中度缺乏基础数据支持, 库兹涅茨指数不能反映高收入群体内部的具体收入分布状况, 阿鲁瓦利亚指数选取的人口比例太高使得对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状况描述过于笼统。

以上所列举的各项指标都有其自身的使用范围, 可以说每个指标都对收入分配的不同层面具有独特的敏感性, 单独采用一种指标来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状况必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 所以建议根据收入分配差距分析的实际需要, 综合运用多种指标, 从而客观全面地反映现实状况。

摘要:本文系统梳理了目前理论界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方法, 并对其进行比较分析, 为准确测算收入分配差距提供参考。

关键词:收入分配差距,衡量方法,基尼系数,变异指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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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颖, 谢萌, 丁勇对基尼系数计算方法的比较与思考[J]统计与决策2004 (9)

【6】文魁, 任红艳收入分配差距适度性指标设计的理论思考[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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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林宏, 陈广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测量的方法和指标[J]统计与预测2003 (6)

收入分配差距公共政策 第8篇

关键词:收入分配制度,居民收入分配,财政政策

对中国而言,居民收入结果直接受制于全国的收入分配制度,这与中国社会主义性质和历来重视规划有关。尤其是最近几年,随着公众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度越来越低,公众纷纷把注意力放在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希望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彻底解决收入差距问题。

一、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历程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调整利益关系开始的。回顾收入分配问题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发展,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坚持按劳分配,改革工资制度,适当拉开收入差距,提高经济效率。党的十二大提出“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坚持按劳分配制度和其他各项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背景下强调按劳分配制度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党的十三大又提出“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和正确的分配政策”。这是适应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提出来的。

第二阶段,以按劳分配为主、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理顺分配关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调节收入分配。党的十四大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巨大的跨越。党的十五大提出“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中央也反复强调,要通过法律和财税政策手段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调节收入分配结构逐渐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三阶段,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统筹兼顾收入分配中的公平和效率,强化政府调节收入的分配职能,扭转和缩小收入差距。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十七大进一步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要求,并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将社会公平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近年来,中央一直从扩大内需和促进社会公平的高度来调节和缩小收入差距。

二、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特征

总体而言,在改革前平均主义是当前收入分配状况的基本特征。改革初期,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总体上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在0.2 以下,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在0.21~0.24 之间,全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在0.3左右。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弱化了收入分配制度具有的激励效应,带来了社会经济运行的低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使得中国在较短时期内由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收入差距较高的国家。1982 年,全国的基尼系数为0.3,到2002 年,全国基尼系数达到0.45,2007 年达到0.47。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特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城乡之间、城乡内部、省份之间以及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全方位扩大趋势。

三、收入分配制度对居民收入分配影响

细数起来,收入分配制度主要包括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转移支付制度,它们对居民收入分配公平有较大影响,故理清它们对收入分配的作用机理,是调整收入分配制度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前提条件。

(一)税收制度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自1994 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以间接税为主,直接税为辅的税制结构。但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间接税具有一定的累退性质,会加大居民收入差距,因此,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一定程度上还需要直接税调控。在税收体制中,相对于间接税而言,对所得、劳动报酬和利润等征税的直接税对国民收入再分配环节中要素收入分配的调节更加直接有效。由于中国税收体制的特殊情况,中国目前所得税所占比例过低,尤其是主要起到收入差距调节作用的个人所得税在2011 年仅占税收总收入的6.7%,个人所得税虽不是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唯一税收手段,但由于现阶段中国缺乏房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财富调节税种,因此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任务还是主要落在了个人所得税上。当然,直接税对居民收入差距的调节表现在由相关税种税制、税制结构、税收征管制度、合理税收负担及财产结构这四个要素组成的一个开放系统[1],应通过这四个要素相互之间以及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共同作用,来实现对居民收入分配公平正义的调节。

(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作为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转移支付和税收一样,也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转移支付有三个方面,即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对个人的转移支付以及对国有企业的转移支付。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来说是一笔预算收入,主要指税收返还和财力性转移支付[2]。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产生是为了调节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间的纵向不平衡以及调节地区间的横向不平衡,以致力于实现区域间各项社会经济事业的协调发展。财政转移支付的收入来自税收,支出的方式有多种形式,包括为了促进区域公平分配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以及专门用于某项建设的专项转移支付,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缩小区域间的收入差距。所以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缩小收入差距尤其是地区收入差距,并且是一种较为直接的手段。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正确实行好转移支付制度,对于缩小收入差距将起到明显的效果。

(三)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社会保障制度是用以保障居民的最基本生活需要。公民在市场竞争中,必然有一部分群体处于弱势地位,或者是由于一些突发情况处于当前的弱势地位。这些弱势群体若仅依靠初次分配得到的收入来维持原有生活水平,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并且,若没有外力的作用,现阶段的困难将会进一步影响其在社会竞争中的地位和机会,如此循环下去,只会加剧低收入程度,加大其与其他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对该部分弱势群体提供物质帮助或货币补贴,直接改变了初次分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改善了此类群体的竞争基础,优化了其竞争地位。

四、收入分配制度调整建议

(一)加强财政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

政府主导的再分配与居民收入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以财政收支为手段的再分配可以改变居民收入结构。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最主要的原因是再分配中存在增长主导化,即中国政府是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权威政府,我们一直利用财政收支手段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3]。因此,为缓解这种现状,我们可采取的措施包括:一是清理整顿政府收支,建立统一的政府财政预算体制;二是协调财政与事权关系,规范财政资金合理;三是均等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从而将财政工作的重心从单方面促进经济增长转到实现经济增长与民生发展同步进行的方向上来,其中自然也包括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

(二)公平纳税,均衡税负

在个人所得税问题上,目前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针对不同人群的个人所得税税收征管力度的不均衡,对工薪收入征管严格,遗漏少;而对非劳动收入征管不严,漏洞多,漏税严重。非劳动收入来源复杂,渠道多,征管难度较大,这是客观因素。其结果是工薪劳动者税负相对较重,而以非劳动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高收入人群,则因征管不到位而实际税负较轻。这在税负不均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因素,使税负分布可能从理论上的累进变成实际上的累退,从而扩大了收入差距[4]。因此,需要对不同人群实行高低不同税率的不公平制度,实行平均税负的政策。改进措施可为:征税对象从个人改为家庭,根据家庭年收入征税,可以采用按月预征,年终退税或补税的征收方式;对家庭人均收入不分工薪所得还是财产、红利所得或其他所得,一律实行统一的超额累进所得税率。

(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分析 第9篇

进入21世纪以来,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状况的基尼系数急剧增长。如表1所示, 20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 我国的基尼系数处在0.3以下, 是一个收入分配比较公平的国家;到了80年代末期, 基尼系数就已经超过了0.3;进入90年代, 基尼系数更是急剧增长, 并且这种趋势还在继续。另外, 据世界银行统计测算的结果显示:1987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224, 1992年就达到0.3772, 1998年超过了国际警戒线的0.4达到0.4026。

(注:资料来源: (1) 1995年以前数据来源:曾国安《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现状评价与调节政策选择》, 载《经济评论》, 2002年第5期; (2) 1995—2000年数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研究所:《科学发展观:引领中国财政政策新思路》,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 (3) 2001—2009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

从表1可以看出, 改革开放后, 反映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状况的基尼系数上升趋势十分明显。虽然由于数据来源或测算方法的不同, 基尼系数的测算结果也不太一样, 但是大家测算的结论都显示, 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相当大。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赵人伟教授将非法和非正常收入计算进收入内, 得出1994年的全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511。清华大学李强教授在《2004中国改革论坛收入差距与公共政策分论坛》上判断, 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不低于0.5;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调查, 中国内地基尼系数已高达0.53或0.54;国家统计局承认的2004年、200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2009年超过0.50。另外, 与其它国家的横向比较,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程度也是比较明显的。目前, 我国的人均GDP是4000多美元, 而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处于4000美元左右时的基尼系数分别是:东欧为0.289, 南亚、东亚和太平洋为0.381, 中东和北非为0.380,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为0.493。所以, 按经济发展水平所处的阶段来看, 中国的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明显偏高,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二、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具体状况分析

1、我国城乡间居民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

(1) 收入差距缩小的阶段, 这一阶段改革初期 (1979—1985年) 。在这一阶段政府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 并在农村率先进行改革, 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使得农村长期以来被抑制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 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 因此,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显著缩小。1983年,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缩小到历史最低点1.82倍, 与1978年的2.57倍相比, 七年间收入差距倍数缩小了38.2%, 平均每年缩小4.5个百分点。

(2) 收入差距扩大的阶段, 这一阶段是从1984年至今。1984年, 我国改革的重点开始转向城市, 企业制度的创新和分配制度的改革等都有力地推动了城镇经济的快速发展, 致使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倍数又开始上升。同时, 由于农村改革滞后, 基础薄弱的农业发展速度放缓、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下滑, 导致一度缩小了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不断扩大, 1986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又超过了2倍。上世纪90年代以后,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1992年超过1978年的差距达到2.58倍;1994年扩大至2.86倍, 十年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了53.8%。1995—1997这三年,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了短暂的缩小, 但从1998年开始, 我国城乡间差距又进入了新的一段扩大高峰期。1998年城乡差距倍数为2.51, 2008年进一步扩大到3.31倍, 2011年为3.13倍, 远远高于国际水平。

按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 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 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 我国就是其中之一。从上面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的研究分析进一步可以验证:改革开放二十几年以来,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先缩小、再扩大, 又缩小、又扩大的四个过程, 但总体趋势是在不断扩大的。

2、地区间劳动者的收入分配差距分析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经济增长在地区间表现出非一致性, 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按目前学者们惯用的东、中、西部三大块划分中国地区的方法, 运用基尼系数分组计算法计算得出我国东中西内部和三块之间的基尼系数, 以此来对我国地区间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进行分析。

利用基尼系数测度1978—2008年间全国和三大地区内部及之间地区差距的水平, 各地区内部差距有升有降, 变化趋势各异;不同地区地理条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各异, 其内部相对发展程度有快有慢。东部、中部内部差距呈缩小趋势, 基尼系数分别由1978年的0.2929、0.1562下降到2006年的0.2085、0.1095, 下降幅度分别达29%和30%, 东部在2000年时基尼系数达到历史最低值0.1727, 中部在1995年基尼系数达到历史最低值0.0855;西部地区内部差距呈扩大趋势, 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1058上升到2006年的0.1317, 上升幅度达到24.5%。并且东中西部之间的基尼系数也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从1978年的0.1244上升到2006年的0.2270, 上升幅度达82.5%, 说明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

3、行业收入差距状况分析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 我国各行业职工的工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不同行业工资增长的幅度差距较大, 行业间收入差距总体呈扩大趋势。1978年, 工资水平最高行业的职工年人均工资是工资水平最低行业的职工年人均工资的2.17倍, 1982年降至1.63倍, 1990年为1.86倍, 2003年又增至4.63倍, 2006年高达4.75倍。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的调查, 1999年与1990年相比, 房地产业和金融保险业的收入增幅最高, 分别达到358%和353%。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5大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 (我们一般用行业的工资水平反映行业的收入水平) 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计算, 得到1988年、1992年、1995年和1997年行业间职工平均工资的变异系数分别是0.1058, 0.1384, 0.1903和0.2144。由此可见, 行业之间工资差距是逐年扩大的, 1997年的行业间工资差距比1988年上升了103%。

随着我国的市场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 垄断行业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得了高额垄断利润, 从而拉大了与非垄断性行业的收入差距。目前, 金融保险业、证券业、电力、电视、邮电通讯、交通、航空、煤气、自来水及烟草等垄断性行业的工资水平远远高于普通行业。2003年平均工资最高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是平均工资最低的农林牧渔业的4.63倍。2004年前三季度, 石油天然气开采、烟草制造、铁路、航空、电信等行业企业的景气指数高于各行业平均水平25-60个百分点。

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 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型领域的劳动者、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得到了迅速提高。1990年, 金融保险业职工工资水平在各行业中排名倒数第四, 1999年开始已变为第一。2003年, 以体力劳动为主的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职工的年平均工资分别是13682元、12496元、11478元, 而以脑力劳动为主的金融业, 科学研究、综合技术服务业和地质勘探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年平均工资分别是22457元、20636元、32244元, 脑力劳动行业的工资明显高于体力劳动行业的工资。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9) 》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2008年行业职工人均收入最高与最低比为4.77∶1, 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亦呈扩大之势。

三、改变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建议

从城乡间、地区间和行业间三种主要角度对劳动者收入差距的研究都表明, 我国总体收入差距已经很大, 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为了抑制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政府已出台相关政策。

改革税收制度后, 工资征税起点在不断调整, 但是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还是很大。因此, 尽管相关政策已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 但政府部门还应不断改进, 加强政府职能, 缩小收入差距, 保持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首先, 要加速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 消除二元经济结构, 增加农村的收入,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其次, 应加大对西部地区, 特别是西部落后地区的投资力度, 同时注重提高投资效率, 努力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 促进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再次, 应逐步消除行业垄断, 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最后, 还应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 将企业高管薪酬控制在合理范围以内, 以此来控制贫富差距。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居民收入也逐步提高, 但居民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扩大。本文分析了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 并提出了抑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对策。

关键词:收入分配,差距,现状,对策

参考文献

[1]赵人伟:对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若干思考[J].经济学动态, 2002 (9) .

[2]苗树彬、薛克俭:寻找经济转轨与社会公平统一的发展道路[N].光明日报, 2004-08-17.

[3]黄泰岩:我国个人收入差距的变动特征及其调节政策[J].当代经济研究, 2001 (4) .

[4]李实:中国个人收入分配研究回顾与展望[J].经济学 (季刊) , 2003, 2 (2) .

收入分配差距公共政策 第10篇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山西省经济增长, 全省居民收入在不断提高, 生活水平得到进一步改善, 其中1978年至2008年城镇居民收入由301.4元增加到15230元, 增长了50.5倍,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01.6元增加到4097.2元, 增长了40.3倍。但是在山西省城镇居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同时, 我们也要看到, 由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 居民收入分配领域中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 特别是全省收入差距继续扩大, 贫富差距日益严重, 其中最突出的是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是否合理反映一个社会或地区的协调发展程度, 它会进一步影响经济整体的健康和持续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收入分配课题组经过数年长期跟踪调查, 就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 而且城乡收入差距仍在扩大, 落后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越加明显。山西的经济发展水平不论在全国还是在中部都是比较低的, 那么山西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在全国来说是什么情况?本文分别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统计分析:

二、山西省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统计分析

(一) 城乡收入比测算分析

我们一般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反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体如下: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年鉴和山西统计年鉴, 其中城镇收入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收入指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从表1和图1来看, 改革开放31年全国与山西省几乎每年都大于2这一合理收入差距 (除了1985年) 。说明两者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是比较大的。从它们城乡收入比变化趋势来看, 全国城乡收入比与山西省城乡收入比都在不断增加。全国由1978年的2.57增长到2008年的3.31, 增长了0.74;山西省由1978年的2.96增长到2008年的3.72, 增长了0.96, 说明两者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断扩大, 同时, 山西省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速度要大于全国。两者具体扩大过程有升有降, 表现为“波浪式前进, 螺旋式上升”。其中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78-1985年) , 城乡收入比表现为快速缩小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 全国正处于农村生产制度变革和经济快速发展时期, 农民收入大幅增长。期间,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因此, 城乡收入比呈现出缩小趋势。其中, 山西省城乡收入比由大于全国变为小于全国, 由于山西省是农业省份, 当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慢于全国, 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速度快于全国。

第二阶段 (1985-2008年) , 城乡收入比呈现出逐渐拉大的趋势。主要是这一期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大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尤其从90年代开始, 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 积极发展小城镇, 将建设资金大量向大城市倾斜, 城市经济发展很快。我国虽然一直重视农业, 进行一系列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改革, 但却不愿放弃剪刀差, 我国财政支农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农户由于负担日重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的积累不足或负债经营而不能成为投资主体, 这使得农村投资环境恶化, 发展基础脆弱, 因此, 农业的发展较为缓慢, 从而造成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与全国相比, 这期间山西城乡收入比一直小于全国, 主要原因是大部分年份山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慢于全国, 但是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略快于全国, 所以, 山西城乡收入比在大部分年份小于全国城乡收入比。

(二) 城乡偏离系与偏离度测算分析

城乡收入比只能反映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的差距, 不能反映中间收入之间的变化差距。为了能够更加全面定量地反映出山西省城乡各层次收入与全国城乡收入的偏离程度大小, 在此引入了偏离系数和偏离度的概念。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偏离系数等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减去山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值的绝对值, 再除以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偏离系数等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减去山西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差值的绝对值, 再除以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偏离系数的取值介于0与1之间, 值越接近于1, 偏离程度就越大, 值越接近于0, 说明偏离程度越小。城乡偏离度等于城镇偏离系数除以农村偏离系数。偏离度等于1, 说明城乡偏离程度相等, 偏离度大于1, 说明与全国来比, 城镇偏离程度大于农村偏离程度, 数值越大, 城乡偏离程度越厉害。偏离度小于1, 说明城镇偏离程度小于农村偏离程度, 数值越小城乡偏离程度越厉害, 偏离程度越接近于1, 说明城乡偏离程度趋于同步。现将山西省城乡居民收入与全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偏离度计算列表, 见表2。

考虑到城镇居民存在各种补贴的货币收入、非货币因素 (如实物) 因素, 实际的城乡收入差距要比公布的数据高得多。

从表2计算出的偏离度值可以看出, 1985年至2008年, 除1995年和2008年偏离系数小于1, 其它各年均大于1, 而且大部分值在1-2之间, 这说明大部分年份山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均低于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水平, 但相差不大。与城乡收入比分析得到结论一致。其中值得关注的是2008年的偏离系数由2007年1.27急剧下降为0.22, 高于同期全国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这主要是2008年较为特殊的经济环境, 一方面, 因为受2008年复杂经济形势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山西省经济增速出现下滑, 城乡收入增长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 为了保证奥运会有个更好的环境, 山西省加大了对环境治理的力度, 导致山西众多中小型煤矿强制性停产, 从而使一部分煤矿工人失去了工作, 而这些煤矿工人的工资主要是农村居民主要的工资性收入来源, 这也进一步加大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从历年山西城镇偏离系数和农村偏离系数来看, 大部分年份城镇偏离系数大于农村偏离系数, 说明与全国相比, 山西省城镇居民收入与全国的偏离程度大于农村。

三、缩小山西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建议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 与全国相比, 山西省城乡收入差距虽然小于全国, 但还是比较大的, 其重要成因既有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历史原因, 也有农民收入增长较慢的现实原因。因此, 关键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重点是加快农民收入的增长, 实现城乡一体化。

(一) 发挥城市对农村带动作用, 加快城镇化进程

城镇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有着密切相关关系。推进城镇化进程, 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山西作为中部一个经济较落后的省, 加快城镇化进程, 主要着手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改革现行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 彻底取消“城市人”和“农村人”的身份限制, 加快农村居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二是要注重发挥全省各地区优势, 突出特色, 在“个性”上下功夫, 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 应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型或加工主导型小城镇;经济发达地区应形成高新技术示范区, 发展科技主导型小城镇;地处交通干线、市场发达的地区, 应在商品集聚效应和商品市场辐射力上下功夫, 兴办专业市场, 成为商品集散地, 发展商贸流通型小城镇;具有名胜古迹和自然景观资源的地方, 应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发展旅游开发型小城镇。

(二) 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 尽快建立政府对农业生产的支持体系

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 重点在农村, 农村经济发展主要是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与辅助。如今山西省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省份, 农民占全省人口的80%以上, 因此, 政府应该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与保护, 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农村公共设施的投入, 尽快建立政府对农业生产的支持体系。同时, 尽快推进农村税费改革,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为农业的发展与农民收入的增加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 健全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山西省城乡居民之间除了比较明显的收入差距, 实际还有社会保障方面的差距。社会保障作为一项福利性措施,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应共同享有, 其责任应由社会承担。所以在完善现在城镇各项社保制度的同时, 应积极推进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国家、集体、家庭、土地保障相结合的保障体系。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山西省作为我国中部经济较落后的省份, 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断地扩大。本文将山西与全国居民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相比, 对山西省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进行了两方面的实证分析。一是用1978年至2008年的城乡收入比值;二是用偏离系数和偏离度来衡量, 得出山西省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小于全国收入分配差距, 相差不大的结论。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缩小山西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建议。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比,偏离系数

参考文献

[1]刘兆征.关于山西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思考[J].经济问题, 2007 (12)

[2]潘美玲.山西省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8 (4) .

[3]宋慧玲.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原因的实证分析[J].浙江统计, 2008 (9) .

收入分配差距公共政策 第11篇

【关键词】城乡居民收入;财富分配;城乡产业融合;规模化经营

收入分配的不平衡以及社会福利不完善等问题,严重的影响着和谐社会和中国梦的实现。造成这些情况的主要原因还是收入分配的不平衡造成的,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十分良好,但是相对而言的社会收入的分配不公,也是屡见报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而且矛盾也是越来越突出。这些问题和矛盾已经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如何有效的解决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是目前很多人所关注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也是很复杂的,由于城乡结合部是城市乡村重要的连接地,既有城市的某些特定,由有乡村的特点,因此必须高度关注和重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解决。

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状况

随着改革开发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的快速腾飞,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是一路高升,相应的国民的收入也是不断大幅提高。但是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沿海大城市的高度发达,相应的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确实越来越大。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不仅体现在两者之间的绝对收入,同时如果将城镇居民的相应福利保障以及住房、公积金、保险等等都算进去的话,这个差值还会上升。特别是城镇居民在享受公共设施待遇以及社会福利方面都比乡村居民拥有得天独厚的差距。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进行的调查显示,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已经为世界最高,同时仍在继续扩大。

二、造成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主要因素分析

1.产业偏向政策是目前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目前由于城乡产业偏向政策的影响,影响的城市乡村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发展模式都极大的影响着收入分配。西方的经济学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两种:一种是平衡发展模式,另一张是不平衡模式。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大部分国家的经济模式都是由不平衡模式所影响的。不平衡模式主要认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主要形式通过有限的资源和能力优先发展关联效应大的产业,并通过这些优势产业逐步去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和进步。在进行不平衡模式进行发展的过程中,还有一定的前后次序,针对不同的发展地区按照不同发展速度进行分别发展。对于我们国家来说,中国还处于发展中国家,所以国家在进行改革开发的同时,就制定了沿海和东部先发展起来的策略,通过沿海和东部的发展进而去调动内地的发展。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还优先针对重工业进行快发展和重发展政策。针对我国的农业型社会来说,为了优先快速发展重型工业,只能政策重度向工业倾斜,同时通过对农产品进行强制低价收购来推动重工业的发展。在降低生产原料成本的同时,更好的让城市工业发展,同时通过低工资政策使有限的资金更进一步向城市流去。在政策的调整和支持下,城市优先得到了发展,最终导致农村经济的严重失调,同时城乡经济形势定型,城镇发展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2.城乡发展水平差距过大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城镇的数量和城市人口在飞速上升,但是城乡的产业机构和其深化的影响并没有变化,城市的收入随着城市化进步的提高,生活成本压力以及社会福利的不平衡,使得城市收入的水平在飞速上涨。城市化水平还不够完善,城市的产业结构,例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等过于集中,乡镇人才的大量涌入等等,使得两者差距越来越大。而相应的乡镇产业结构落后,产业发展缓慢以及其低竞争力等等元素,对于乡镇人才都没有太高的吸引力,以致乡镇人才过多流失。

三、降低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对策

1.加快城乡产业结合

尽快改善户籍制度,打破户籍制度对于乡镇居民在城市发展、就业的桎梏,同时提升乡镇居民在城市所享受的待遇,给予大家同等的发展竞争机会,让自主择业和公平竞争成为农民的基本权利,促进个提高农民的基本收入,尽可能改善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质和政策,让农村劳动力能够尽快的融入到城市中。同时加快城市化进程,彻底打破城乡产业分割的情况,将提升农民收入所谓根本的出发点。在城市化的布局中,实现城乡经济统筹发展,利用城市的资源和优势来带动农村进步和发展。

2.完善农村土地制度

农村土地是农民的最基本生存保障,只有更好的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实行农村产业化经营,才能更好的发展农村经济。要根据政策提高农民承包土地的权限,加快农村土地的利用率,加强农村土地的流转力度等等。只有真正的完善农村土地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低的问题,才能尽快的减小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增大的问题。

四、总结

综上所述,只有不断的提高和完善对于农业的保护政策,调整我国的产业偏向政策,通过优势的工业带动农业发展,先进的城市推进乡镇的发展,利用工业反哺农业,才能更好的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同时,要尽快提升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为农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真正的建立城乡一体化,实现城乡的共同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琦,郝宇.城乡结合部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析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7(2):90-91-141

[2]王立成.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总体状况、成因与对策[J].人口与经济,2010(2):40-46

[3]段景辉.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11):74-78

浅议中国收入分配与贫富差距 第12篇

这里需要强调说明的是, 老百姓对贫富分化的不满, 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在权钱交易中投机和贪污受贿者不正当致富行为的不满, 确切地说, 是对“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的不满, 并非“仇富”。

肯定地说, 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以带动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改革措施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 使中国经济突飞猛进, 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国走了长达三十年的改革之路, 基本上消除了贫困, 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 甚至一个单位各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与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问题十分突出, 并且直接影响到经济的正常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居民收入差异程度。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平均状态, 超过0.4, 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社会潜在隐患, 风波随时可能发生。西方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在0.3~0.4之间, 被普遍认为是合理状态。目前, 中国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了0.5。

毋庸讳言, 虽然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 但中国人均GDP只有日本的1/10。去年, 按照世界银行人均收入排名, 中国在一百位之后, 按照国际标准测算, 中国尚有1.5亿贫困人口, 数量在世界仍排名第二, 可见, 我们并不富!可是, 中国贫富差距却在不断扩大。据《新京报》报道, 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 就持续下降, 至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 连降二十二年, 而在发达国家, 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大多在50%以上。又据报载, 中国收入最高10%的群体和收入最低10%的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一般地说, 在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中, 当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愈来愈大, 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愈来愈小, 社会财富愈来愈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时, 这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平, 贫富差距拉大日益严重的突出表现。调查显示, 75.2%职工认为, 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61%的职工认为, 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世界银行报告显示, 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 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1%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大大超过了美国, 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究其原因, 在自负盈亏、“上不封顶, 下不保底”的分配政策指引下, 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央企高管年薪60万元, 有的高达6 600多万元, 一个大牌明星一天的报酬可达20万元~30万元……可是, 全国大多数省市每月的最低工资只有几百元, 不到人均工资的30%。在发达国家, 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的50%左右, 而中国则不到10%。更有甚者, 海南省文昌市一个农村老人的养老金每月只有3元钱!差距之大, 令人费解。从宏观上对比, 更令人吃惊。2010年, 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 109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 919元。60万元年薪相当于城镇居民收入的31倍, 农村居民收入的101倍。再同国外比较, 据2008年数据研究发现, 西方发达国家, 如挪威国有企业高管工资是人均GDP的1.2倍, 瑞典是1.6倍, 法国是1.9倍, 英国是1.4倍, 美国相对较高是3.4倍。中国2009年GDP总量33.5万亿元, 按13亿人计算, 人均GDP为25 769元, 央企高官60万元年薪相当于人均GDP的23倍。相比之下, 中国央企高官的工资是这些发达国家高管的15~31倍。不仅仅是这些央企高官们。另据统计, 2007年, 中国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2833万人, 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 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总额的55%。截至2008年底, 机关公务员退休金水平是企业的2.1倍, 事业单位月均养老金是企业的1.8倍。这些现象很不合理, 而且有增无减。有媒体报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的研究表明, 中国行业间工资差别最高达15倍, 全球第一。”

数据表明, 中国的收入分配政策还不十分合理, 至少宏观或微观政策没有根据经济发展的态势适时作相应的调整与监控, 或是作了调整, 没有作钢性规定, 或管理监督不力, 因而导致结构失衡, 分配不公, 贫富差距拉大。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蛋糕越做越大, 但是蛋糕的分配却越来越不公平。同一个单位的高管和工作人员收入相差十几至几十倍。有说, 年薪60万元左右并不高, 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国企的薪酬体系也应该像民企一样, 也要留住人才。”其实不然, 因为很多央企主要靠掌握国家垄断资源和享受政府的特殊政策实现年增长利润的。当然, 我们并不否认央企的高管们为中国经济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问题是, 收入分配的差距太大了, 已远远超过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 尤其是, 这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这一现状, 不仅发生在企业, 国家事业单位也是如此。据了解, 同一个事业单位不同部门的退休人员, 按国家规定部分的退休金大致相同, 可是福利待遇却大不一样, “富”的部门, 年年月月, 以各种名目, 成千上万的发放福利费, “穷”的部门几乎分文没有。

虽然贫富差距问题是世界大多数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 虽然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有导致贫富分化的自发趋势, 但我们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经济, 缩小差别, 保障和改善民生,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向着民富国强这个大方向、大目标一步步迈进是我们的既定方针。所以在错综复杂的新形势下, 直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各级领导如何制定具有针对性、灵活性、合情合理、切实可行的分配政策, 避免和防止经济快速发展创造的大部分财富被少数人所占有, 让低收入的弱势群体从国民经济发展中受益, 大家一起奔小康, 以维护社会各阶层的良性互动, 是各级领导无法回避的民生考量。这不仅是经济问题, 也是事关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政治问题。

没有政策就没有区别。根据劳动报酬制定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是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重要表现。针对目前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平的现状, 国家发改委2010年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提出, 将采取四项措施, 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一是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二是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扶持力度;三是稳步提高职工工资收入;四是加强个人收入调节。收入分配向低收入倾斜,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对高收入调节, 稳步提高广大职工收入的措施, 是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积极、有效的“均贫富”良知政策。当下, 国家出台四项措施, 对于防止两极分化, 共同分享改革开放伟大成果,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特别是进一步激活民众的积极性、创造性, 为尽快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奠定基础, 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全国“两会”最重要的任务是审议批准“十二五”规划, 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 要提高“两个比重”, 即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现“两个同步”, 即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率提高同步, 并将“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长”作为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来·森说:“贫困必须被视为是一种对基本能力的剥夺, 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发展经济应还利于民, 让利于民, 藏富于民。经济发展必须要有以公平与正义为核心理念的人文精神作为支柱和动力。这种人文精神在经济发展中具有规范和推动作用, 对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否则, 必然导致一些人的利欲冲动, 不顾一切, 不择手段地追求财富, 最终将极大地妨碍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因此, 自去年以来, 全国30个省份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大部分省市上升幅度都达10%左右, 以缩小贫富差距。这是党和政府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 及时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着重解决在现行分配体制中不合理、不完善, 而导致收入分配失衡, 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 在一定意义上, 这是取得改革开放伟大成果的基本保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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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戴志勇.中国必须通过空前大考[N].南方周末, 2010-11.

[3]韦胜阻.前瞻“两会”四大热点经济问题[N].中国青年报, 2011-03.

[4]庞浩.贫富分化到底有多大[J].新周刊, 2010, (6) .

[5]夏业良.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美国[J].财经国家周刊, 201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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