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不平等范文

教育不平等范文（精选12篇）

教育不平等 第1篇

一、研究现状

教育的不平等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如何促进教育的公平发展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 同时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中也涉及到了许多教育不公平方面的问题。教育不公平的现象在1978年之后更加的明显, 随着时代的发展, 教育不公平更加让人注目。而且随着教育的发展, 处在不同阶层的人们能够享受到的受教育机会呈现出了较大的差距, 一些较高地位的家庭孩子不仅仅可以掌握多种技能, 而且还拥有较多深造的机会, 而一些贫困地区的人家的孩子上学都是一个重大的难题。[1]可以看出教育的不公平现象在时代的发展中更加的明显, 而且在不断加剧。加之城乡之间的差距, 处在城市与乡村中的孩子各方面的差距都比较明显, 尤其是受教育的水平方面, 但是我们国家的学者对于这个因素的分析相对比较少。虽然也确实有一些外国学者对我国的教育公平方面进行研究, 但是他们和我国的学者一样, 在研究的时候没有将城乡之间的差距作为单独的重点来进行研究。我国对于教育不公平问题的研究, 主要是从教育方面实行的重大改革方面来进行的, 从改革开放之后和之前进行对比分析, 研究改革开放这个重大的国策对于教育公平影响。但是关于政策方面的研究, 则是集中于以前的政策, 关于当前的一些新的政策对于教育公平的影响研究比较少。对于不同阶段学生之间的差距, 同一阶段城乡之间教育水平之间的差距, 少有学者进行研究。

二、教育不公平溯源分析

(一) 区域教育不公

自从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之后, 差异性政策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差异, 在这种差异政策的驱使下, 我国东部地区得到快速发展, 而当前, 由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文化条件和经济条件都相对比较落后, 因此这些地区的教育发展比较缓慢。[2]此外, 由于教育发展比较落后, 因此对于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如此一来, 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从而不同区域之间的教育不公平现象就会越来越突出。中西部地区获得的教育经费还不到东部地区的一半, 东部西部的教育水平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一些西部地区的孩子上学都是很困难的, 而很多东部地区有着很多的高校, 西部则只有很少的高等学府, 且相对于西部地区的孩子来说, 东部地区居民生活水平较高, 孩子出国深造的机会也更多。

(二) 城乡教育不公平

我国在教育政策方面并没有真正实现平衡, 因此在教育投资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距, 尤其是二元教育, 这导致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教育出现了巨大的差距。在这种教育背景下, 人们在心中对城市和农村教育筑上了一道墙, 导致在教育上形成较大的城乡差距。[3]城市教育由于资源非常丰富, 因此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发展, 而农村由于资源有限发展非常缓慢。教育部对于城市教育投入了较多的资源, 而对于农村学校则投入的资源相对较少, 导致农村教育明显低于城市教育。

(三) 学校教育之间的不公平

我国从小学到高中到大学, 都有着所谓的重点学校、好学校, 这些学校有着很好的生源, 而且学生的质量比较高, 教育部也对这些好学校在教学资源、教师等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在重点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 未来的发展道路和那些普通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大不相同。国家也尝试取消这个划分重点学校的政策, 但是在社会上, 学生、家长以及企业都更加重视毕业自名校的学生, 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之间的差距日益加大。另外, 职业学校与普通学校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不公平现象。很多学校在进行招生的时候, 都喜欢本地的学生, 或者是教育和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对普通城市生源带来了不公平, 导致他们无法上理想的大学, 增加他们与同龄人之间的教育差距。[4]

(四) 打破狭义上的公平意识

教育平衡发展并不是从狭义上理解的, 首先教育公平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地区公平, 也不是简单的分数公平。在教育改革过程中, 发达地区和很多学校在进行招生的时候都不愿意进行改革, 害怕失去长期以来所具有的教育优势, 但是我国教育要想得到长足的发展, 就必须朝着均衡的方向发展, 不仅仅从大局上实现教育均衡, 即使是对学生的评价也要公平。分数并不是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 教师在对学生进行评价的时候, 一定要综合考虑, 重视学生的个性特征和特长, 培养个性鲜明和有特长的人才。因此, 我国教育要想真正实现公平, 就必须形成新的教育公平意识。

(五) 户籍体系下教育不平等的现象

自从我国从197年开始正式恢复高考制度之后, 教育部就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法规, 确定施行高考制度, 录取学生的标准主要是根据每个省的教育情况来划定分数线, 再根据分数线进行最终录取。这种录取手段也就直接导致了各个省之间, 以及各省分数线之间都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 而且每个省的大学录取比例与分配情况严重不协调, 这也就催生了极具中国教育特征的“高考移民”现象。“高考移民”指的是由于一些考生的原本户籍所在省份或者地区所用的大学教学资源比较稀少或者是质量比较差, 为了享受更加优质的高等教育以及学历证明, 一些考生就利用非常规的手段在高考的前夕将自己的户籍所在地进行修改, 从而将户籍所在地迁移至那些高等教育资源丰富, 以及录取分数线比较低的省市。[5]在大多数省市中, 高考制度都在其户口类型上呈现出多种可变性, 比如说, 拥有城市户口的考生比拥有农村户口的考生分数线低。在我国的现实教育状况上, 我国的教育资源在分布状况上呈现出一个极其不平衡的状态, 例如北上广这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就比西北地区的教育资源要丰富得多, 且质量上也占据明显的优势。因此, 户籍的问题就直接关系到一个考生是否能够接受比较高质量的教育, 所以, 当前的户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给实现教育平等目标造成了困难。

三、我国教育不公平的对策

(一) 树立公平公正的教育理念, 增强政府科学决策能力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教育公平是必需的, 只有教育真正实现公平, 人们才能接受和认可当前的教育, 才能真正促进社会的发展。因此, 树立公平的教育理念, 是实现和谐社会教育公平的首要前提。只有首先树立公平公正的教育理念, 才能制定科学的决策与制度。当前, 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我国教育公平发展, 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制度的时候, 都有一定的偏差,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和教育的不公平。事实上, 制度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一把利刃。[6]因此, 政府科学决策能力的增强于推进教育公平同样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前, 我国教育政策仍然是重视效率, 其次才是公平, 要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实现资源的均衡配置, 政府出台教育政策必须考虑大多数公众的利益, 通过实际调研、公众听证、试点先行等公共手段加以调节, 尽量避免政策的朝令夕改。同时, 各级政府应该重视在改革过程中教育资源的投入, 要制定一些法规和政策来缩短城镇之间的贫富差距, 从而营造一种公平的环境, 促进教育公平发展。

(二) 加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力度, 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

政府要通过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系, 以法律法规确定教育投入的总量和比例, 要在强势群体、弱势群体, 不同发展程度地区, 是否义务教育, 以及城市和农村之间找到教育效率和公平的均衡点, 也就是“平等比例。在资源投放 (包括师资力量、物质设施等) 、教育经费、教育内容、师生关系、受关注、公正评价等方面消除差异性”[7]。当在制定各项教育政策和执行各项教育政策的时候都要把各方利益考虑进去, 真正让政策为每个人谋福利, 这样才能提高政策的效率, 人们也会越来越重视教育政策。在教育投入平均的过程中, 并不是意味着要实现绝对的平均, 而是要全方面考虑问题, 从而实现教育均衡发展。但是, 政府的投资是有限的, 因此, 民办教育应该在教育中体现出其独特的地位。对于社会中可以利用的资金要充分利用, 从而才能减轻政府财政上的压力。

(三) 建立有效完善的教育补偿机制

在我国现阶段, 尽管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力求减少教育不公平现象的产生, 但从现实表现来看,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或民族独立国家在推动教育机会平等过程中所面临的巨大困难。[8]因为教育公平不仅意味着人人享有均等的入学机会, 而且意味着人人享有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 并力图实现二者的统一。但是, 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两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难以解决的矛盾, 这就有一个如何抉择的问题;另一方面, 我国市场经济要想得到稳健快速的发展, 就必须依靠教育, 而教育本身的发展也离不开经济的发展, 这样一来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就形成了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 这便引发教育公平与效率的矛盾。[9]

(四) 注重教育、廉洁自律, 消除教育特权、腐败根源

教育公平关注的重要问题就是教育腐败与乱收费的问题, 这不仅仅是教育行业, 而且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所关心的重点问题, 纪委在2004年的调查中发现有五个地区存在重大的教育腐败现象。河南濮阳县高考舞弊事件、中国音乐学院器乐系招生不正常事件、北航南宁招生“丑闻”等, 无不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从教育的开始到结束, 如果每一个环节都体现出了教育不公平的现象, 那么教育是无法真正实现公平的。[10]同时, 加强高校招生中的“定向生”“保送生”“专升本”等考试的管理, 实施招生的“阳光工程”。最重要的是要从机制上、从制度上进行把关, 通过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规范招生中的行为, 特别是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制止招生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 加大打击招生黑幕的力度, 不给那些腐败分子有机可乘, 真正从制度上实现招生工作的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透明化、阳光化。

四、结语

我国现行的户籍政策所导致的教育不平等的状况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碍, 因此, 我国相关领域的专家也提出了不少针对性的改进措施或者手段, 这些措施的核心主要是围绕政府加强宏观调控来推进户籍政策的改革步伐而展开。比如说, 国家应该加强义务教育事业的建设, 在九年义务教育基础之上再进一步, 将教育资源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进一步平等分配。而对于该课题的研究, 大部分的研究结果都是针对地区的教育状况进行分析, 而缺少针对我国范围内的户籍制度的研究分析, 这就导致研究问题的视角比较单一, 没有形成科学的、合理的、系统的研究角度, 因此很难准确地把握教育不公平的实际情况。与此同时, 大部分的相关研究结果都将研究的重心偏向于一个地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教育资源的差距问题, 而对于省市与城镇之间、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教育状况差距的现状研究比较薄弱, 户籍政策所导致的教育不平等也研究的较少。

综上所述, 教育不公平是社会进步和教育发展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 我们应该分析教育不公平的形成因素和相应的诱发机制, 随后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基本国情, 探究出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笔者通过对我国教育不平等机制的详细分析, 得出应该从根源着手反腐贪污, 提高对教育重视程度, 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 除此之外还必须完善对教育的监管,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教育事业健康稳健地发展, 才能缓解我国教育不公平现象。

参考文献

[1]侯利明.地位下降回避还是学历下降回避——教育不平等生成机制再探讨 (1978-2006) [J].社会学研究, 2015 (02) :192-213.

[2]吴俞晓.中国城乡居民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及其演变 (1978-2008) [J].中国社会科学, 2013 (03) :4-21.

[3]李春玲.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J].社会学研究, 2010 (03) :82-113.

[4]唐俊超.输在起跑线——再议中国社会的教育不平等 (1978-2008) [J].社会学研究, 2015 (03) :123-145.

[5]巫锡炜.中国教育不平等的变动趋势:队列视角的考察[J].教育科学研究, 2015 (02) :7.

[6]杨俊, 黄潇.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差距的内在作用机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 2010 (03) :75-82.

[7]李春玲.“80后”的教育经历与机会不平等——兼评《无声的革命》[J].中国社会科学, 2014 (04) :66-77.

[8]熊艳艳, 刘震, 周承川.初始禀赋、资源配置、教育扩展与教育公平——关于教育不平等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的述评[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4 (03) :96-103.

[9]吕炜, 杨沫, 王岩.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教育不平等与政府教育投入[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5 (03) :20-33.

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 第2篇

摘自《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三期

1999年教育部出台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文件提出到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适龄青年的15%。此后高等教育的规模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短短的五六年中，大学招生扩大了将近3倍，“大众化教育”取代了“精英教育”。直至2005年统计结果显示，中国内地适龄青年高校在校人数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但近些年扩招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不断突现出来扩招将对中国现代化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按常理来说，人们也许会想当然地以为，大学扩招导致的高等教育机会的增长必然会降低教育机会不平等。当高等教育处于精英教育阶段（只有少数人有机会上大学）之时，高等教育的机会通常是由中上层阶级和优势地位群体所垄断，当高等教育机会增加而使高等教育趋向于大众化时，较低社会阶层和弱势群体有可能争取到越来越多的高等教育机会，从而导致教育机会分配的平等化。那么，大学扩招政策导致的高等教育扩张到底对高等教育机会分 配的平等程度产生了何种影响？是降低了原有的不平等，还是维持了原有的不平等，或者，加剧了原有的不平等？这就是本文要解答的问题。与此同时，本文也尝试对大学扩招政策的平等化效应——降低还是维持或加剧不平等——进行原因解释，以期寻求促进教育公平的最 佳政策方案。

一、研究背景：高校扩招与教育公平

2009 年1 月4 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一篇有关教育问题的署名文章，引发了社会公众对于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问题的热议。几个月之后，2009 年6月，在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前夕，多家新闻媒体报导了2009 年高考报名人数骤降。

对于许多农村家庭、贫困家庭和较低阶层家庭的子女来说，放弃高考是因为高等教育的昂贵经济成本未能换来稳定的收入和就业，不值得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来加以争取。与此同时，人们还注意到的一个现象是，近年来，许多农村家庭、贫困家庭和较低阶层家庭出身的孩子，在初中毕业甚至初中未毕业时就放弃升学机会而进入劳动力市场。与此对应的现象是，升入高中——即意味着想要考大学——尤其是升入重点高中的学生的家庭背景层次不断提升。

①这一系列的现象似乎显示出高等教育机会分配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而且不平等的程度还有可能在加剧。

二、理论解释和实证研究：教育扩张与教育公平

教育机会在人口中的分配形态，极大程度地决定了社会分层的基本特征和社会不平等的程度。正因如此，谁能获得教育机会这一问题，就被置于社会分层研究和社会不平等研究的中心位置，教育选拔机制被认为是导致社会经济分化的最关键性的、最重要的机制。有关教育扩张与教育不平等之间关系的最著名的一个理论假设

是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简称MMI 假设）。这一假设声称：教育扩张并不能导致教育机会分配的平等化，相 反，只要上层阶级或优势地位群体还有可能去提高他们的教育机会，教育机会不平等就会维持。

在 MMI 假设的基础上，卢卡斯（Lucas, 2001）进一步提出了EMI

假设他认为，即使上层阶级在高等教育中达到了饱和，但不平等还将在高 等教育中以更有效的方式加以维持。

一些著名的社会分层理论家根据贝克的理性选择原理，提出了一个微观层面的教育决策 理性行动模型，理性选择模型与MMI 假设和EMI 假设都坚持相

同的假定，即：教育机会的阶级不平等没有随着时间的推进而下降，教育扩张本身也不会降低教育机会不平等。MMI 假设和EMI 假设所

坚持的是，持续的教育机会的阶级不平等，是由于上层阶级控制了新

产生的教育机会并在教育领域实施社会排斥行动所导致的后果。而理

性选择模型的关键性假设是，与特定教育水平相关的身分地位变化和

投资获取某种教育水平的失败风险，对于不同的阶级的人含义不同。

如果这两方面的阶级差异没有随着时间推进而下降，那么教育机会的阶级不平等就不会下降。反之，如果采取某些社会政策而导致这些因

素发生变化，那么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有可能下降。

国内学者对于我国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已有大量研究。许多研

究结果证实，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存在着阶层、城乡、民族和性别之间的不平等

这些相互矛盾的研究结

果使我们无从把握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真实情况和变化趋势，从而

也无法客观评估大学扩招政策的社会平等化效果，当然也不能更有针

对性地提出促进教育公平的政策建议。为此，很有必要在已有的研究

结果和理论解释的基础之上，采用更可靠的数据资料和更为精细的统

计分析方法，对大学扩招后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状况进行深入考

查。

三、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

（一）研究问题

本文所关注的教育机会不平等主要是指四个方面的机会分配不平等：阶层之间、城乡（户口身份群体）之间、民族之间和性别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差异。不过，本文重点讨论的是阶层之间和城乡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因为这两种教育机会不平等是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最关键性的教育不平等。①。本文基于2005 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一个次级数据集，采用logit 模型分析了大学扩招对不同阶层、不同户口身份、不同民族和性

别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影响，并同时检验MMI 假设、EMI 假设和理性

选择理论在中国社会的有效性。

本研究还通过数据分析来验证上述的三种理论假设——MMI 假设、EMI 假设和理性选择模型，检验这三种理论解释在中国社会的适用性。

在（二）西方的理论解释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

考查大学扩招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影响和检验上述理论

假设在中国社会的适用性时，我们需要注意中国社会的某些特殊的社

会历史条件。

第一，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急剧的社会变迁。

第三，中国的高等教育扩张的主要动机与多数西方社会不同。

第四，大学扩招政策导致了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在短期内急速扩

张，短短数年之内高等教育机会的供给量几乎翻了数倍，如此速度的扩张在其他社会极为少见

第五，近10 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结构具有某些与西方社

会不同的特征

第六，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严重的城乡之间教育机会

不公平

五、数据分析结果

（一）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总体状况

（1．阶层差异：父亲的职业地位、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影响

2．城乡差异：父亲户口身份的影响

3．民族和性别差异

（二）大学扩招后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

综合上述数据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确定，大学本科教育中的机会

不平等大于大学专科教育，尤其表现在阶层不平等和城乡不平等方

面。不过，家庭经济资本的作用例外，它对大学专科教育机会的影响

大于对大学本科教育机会的影响。另外，不论是大学本科教育还是大

学专科教育，大学扩招并未使两者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水平下降，相反，城乡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在本科和专科教育中明显增强。

（一）假设检验结果

数据分析结果与前面提出的假设相对照，我们得出下述结论：

MMI 假设（假设1）得到证实，大学扩招（高等教育扩张）并未使高等教育机会的阶层不平等、城乡不平等和民族不平等下降，即使

大学扩招使高等教育机会在短期内高速增长，其促进平等化的效应也

没有显现。

EMI 假设（假设２）得到证实。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等级分层与

教育机会不平等有交叉作用，较高等级的高等教育领域（如大学本科

教育）的机会不平等大于较低等级的高等教育领域（如大学专科教

育），尤其表现在阶层不平等和城乡不平等方面。

由 EMI 假设引申出的另一个假设（假设3）没有得到证实。尽管

大学扩招政策使高等教育机会供给量在一个很的短时期内猛然增长，但它还是未能促成阶层、城乡和民族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下

降，即使在较低等级的高等教育领域（大学专科教育）中，高等教育

机会的不平等也没有下降。

假设4（RCT 假设）得到部分证实，大学扩招期间和之后，高等

教育机会不平等不仅没有下降，而且某些方面（城乡差距）的不平等

程度还有明显上升，这间接支持了理性选择理论。

（二）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理论含义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首先，MMI 假设的推论逻辑是，如果社会结构中的阶级不平等没

有发生变化，教育机会分配的阶级不平等就会维持，而不论是否进行

教育扩张（除非教育扩张程度使上层阶级达到教育饱和）

其次，数据分析结果也对EMI 假设提供了一些特别的解释。依照

EMI 假设，高等教育领域存在着质量不平等——更有价值、更有声望的高等教育领域（比如大学本科）中的阶级不平等大于较低价值和声

望的高等教育领域（比如大学专科）。数据分析结果的确显示，来自

中上阶层家庭的人和拥有较多家庭文化资本的人接受大学本科教育的机会，要远远多于下层阶级的人和拥有较少家庭文化资本的人，而

这种不平等在大学专科教育中表现得程度要略少一些。

再次，理性选择模型认为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取决于影响

个人教育决策的四个因素——教育成本（C）、教育收益（B）、失败的风险（Pf）和地位提升（SD），大学扩招以来，这四个因素的变化都

不利于降低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相反还可能导致不平等程度的上升。

最后，对于性别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差异，中国社会也有其特殊

性——性别不平等与城乡不平等存在交叉作用。

（三）此项研究的政策意义

自 1977 年高考制度恢复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目的是

多出人才和选拔出好的人才，教育公平问题没有受到足

够重视。近10 年来，社会公众对于某些领域的教育不平等问题的讨

论越来越多——尤其是针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农村教育问题和高

考选拔制度，政府也开始关注教育公平问题。

如何降低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大学扩招是否能减少教育不平等？

本文的研究结论很清楚：单纯依靠教育规模扩张并不能降低教育不平

等，相反教育不平等还可能上升。教育扩张的同时还需要其他一些配

套政策，才有可能降低教育不平等。关键性的问题是，在目前情况下，什么样的配套政策有利于减少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特别是城乡

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近年来，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政策——

包括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减少农民的教育负担、减免学费、推进

农村的义务教育、增加对贫困大学的经济资助，等等。但是，从析结果来看，这些政策对于缩小高等教育机会的城乡差距作

用不明显，高等教育机会的城乡差距还在继续扩大。这就需要我们对

上述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作进一步的思考。教育决策的理性选择理论

教育不平等 第3篇

来自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市场和公共组织中心、剑桥大学财政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贫困与富裕家庭教育的不同并不取决于富裕家庭获得的信息更多、在选择学校时更有策略。相反，他们发现最根本的不同是富裕家庭更有购买好学校附近学区房的能力。收入较低的家庭也希望将子女送到好学校，但他们却受到学区划片就近上学这一体制的限制。

这项研究认为，学生就近上学意味着贫困家庭的儿童进入好学校的机会大减，而对好学校的选择机会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研究人员表示，入学名额的分配不应该取决于家庭购买房产能力的大小。该研究分析了有学童的家庭如何在公立学校之间权衡选择、为什么贫困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集中在最差的学校等问题。

剑桥大学教育学教授安娜·维格诺斯说：“贫穷家庭可选的好学校也少。只要就近上学的制度不变，这样的情况就会持续下去，父母的经济能力决定孩子上什么样的学校。”

在英国，根据家庭住址远近分配学校的做法非常普遍。研究注意到，就近上学的理念非常深入人心，也深受很多家长，特别是小学家长的欢迎。家长在择校时，除了比较学校的教学成绩，距离远近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

研究人员特别指出，分配学校的另一个选项是抽签，这一方法虽然被广泛讨论，但却很少付诸实际。安娜·维格诺斯教授呼吁：“有必要引进更有创意和想象力的做法分配学校入学名额。”

论影响我国教育公平的不平等因素 第4篇

一、政策取向的不平等

政府是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者, 政府的意愿和行为通常是通过一系列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来体现的。政府能否把公平原则作为教育政策取向的基本原则, 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教育公平性程度。建国初期, 我国实行“城乡二元”结构, 由于整体上比较落后, 教育资源匮乏, 加之国家的经济发展又亟需各级各类的人才, 对此, 比较可行的办法就是集中优势资源, 实行“精英教育”, 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在此背景下, 政府教育政策的取向, 符合当时的国情, 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教育公平的最大化。然而, 这种教育政策的取向理念, 跨越了“计划”到“市场”的社会时空后, 并未因社会的逐步转型而彻底转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其政策的取向仍然带有计划时代的色彩, 如招生计划的地域化, 等等。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高校招生计划仍是按省或地区分配, 在计划分配中, 学校所在地的招生名额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如2007年某大学的总招生计划是8000多人, 其中4000多名额投向了学校所在的省份。与此同时, 各高校在招生录取中都明显地“照顾”学校所在地区, 这样就使得高校比较多的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学生能获得更多的受教育机会。而高校较少地区的学生, 即使是同样的分数, 通常会因为达不到录取线而与高校无缘。所以, 现行的招生政策仍然没有完善到能充分体现教育公平的程度。

在我国的基础教育中, 城市化倾向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如, 在其教学要求及其大纲的修订上, 基本上还是以城市学生的能力、条件和需求为主要参考, 至于山区、农村的条件能否跟上、教师能否胜任、学生能否完全接受等因素考虑不足。正是由于政策取向的城市化原因, 造成了山区农村存在教师教的难处和学生学的不适, 进而使学生逐渐失去了对课程的学习兴趣, 以至厌学甚至辍学。

教育改革是依据当时的教育状况、社会及教育需求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改革行为, 目的是使教育能满足社会需求或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教育改革的进程及深度对教育公平性的实现也有很大的影响。现今, 虽然我国已经采取了很多的改革措施来提高我国的教育公平性, 比如, 就基础教育而言, 2007年, 全国已经实现了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 但在具体实施中, 东部、中部和西部各地的改革进程则不同, 东部地区侧重关注农村教育, 中部地区侧重关注“上得起学”, 西部地区侧重关注“两基”目标。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的改革, 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加大了农村儿童的入学机会, 但是西部的改革进程明显低于中部, 与东部更是没法相比, 教育不公平的问题仍然存在。

二、教育投入的不平等

就目前而言, 我国教育的主要投入仍集中于城市及高等教育和重点院校。据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调查, 在2002年, 全社会的各项教育投资是5800多亿元, 其中用在占人口总数不到40%的城市人口上的投资占77%, 而占人口总数6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教育投资的23%。另外, 从投资的权重上看, 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距, 即使都是高等教育, 重点院校的教育经费与一般院校相比, 也占有很大的优势。如在“985工程”中,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所高校就分别获得国家18亿元的经费支持。教育投入是学校办学的基础, 没有投入, 或投入不足, 办学质量和效果势必会受到直接的影响。教育经费投入的城市化、重点化倾向, 使得本来就处于弱势的学校, 其处境更加举步维艰, 从而加大了我国地区间、城乡间教育的差距。

基础教育是高等教育及终身教育等一切教育的基础阶段。我国基础教育的经费大多数均由地方财政负担。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 地方财政的负担能力也就不同, 因而就出现了在发达地区建立“花园学校”的同时, 贫困地区因为财政能力差, 教育经费欠缺, 不少学生不得不在危房中学习的现象。在如此悬殊的教育条件下, 教育质量的公平是难以从根本上保证的。另一方面, 就我国高等院校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间分布的情况而言,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高校较多, 而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 如西藏、青海等地, 高校数量很少。因为, 高校的存在不但能带动高校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 而且还因其招生政策的倾斜而增加其所在省或地区学生的入学机会;而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 因为教育的落后, 很容易陷入“经济落后———教育落后———经济更落后”的恶性循环中。所以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等, 无疑会导致教育投入的不平等, 从而将直接导致各地教育差距的不断加大。

三、学校资源占有的不平等

政策取向及教育投入的不平等, 必然会导致学校资源占有的不平等。目前, 我国的重点学校均拥有一流的师资力量、一流的教育设施、宽裕的教育经费, 占据了大量的优质生源。重点院校所拥有的教育资源, 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是一般院校所不能比的。学校间教育资源占有的不平等, 形成了教育条件的不平等, 进而形成了教育结果的差距。重点学校的录取率也明显超过一般学校;重点高校的就业率也明显超过一般高校。据某高校2008年人文社科类硕士研究生的录取情况统计, 重点高校的录取率是一般高校的3.6倍。正因为进什么样的学校直接关系到学生的未来发展, 所以家长们不惜重金去为孩子“择校”。由于“马太效应”的存在, 重点院校对优势资源将更具吸引力, 而一般院校则可能形成资源的不断流失。就目前我国的教育状况看, 学校间教育资源占有的不平等, 不但不会自动消失, 反而会不断加大, 因此形成的教育不公平也在不断加大。

在学校资源占有中, 除了二维的“硬件”外, 还有三维的, 即教育的信息资源。教育信息是指能让学生产生新思想和创造新知识的信息, 包括学科内和学科外的各种观念、思想、知识、策略等。教育信息公平是确保质量公平顺利实施的根本保障。教育信息占有的不平等表现在方方面面, 如改革的进程和深度, 机制运行的高效性, 课程设置的合理性, 评估指标的科学性, 科研课题立项的把握性等等。就科研项目中的教学研究课题而言, 其研究旨在于使教育不断跟进前沿, 获得最新研究成果, 从而完成知识的更新。开展课题研究, 一方面教师可以为更好地服务学生作准备;另一方面, 可以让学生参与其中, 使学生在科研过程中培养其独立寻找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提高其沟通、组织管理等方面技巧和水平。一般来说, 课题项目越多, 学生的参与机会和参与度就越大。但现今, 我国科研项目的申请团队成员大多数都是来源于同一个学校, 而在课题申请中也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和“马太效应”。越早得到有关课题申请的详细消息, 团队成员就越有“名气”, 申请到课题的可能性就越大, 反之则很难申请到课题项目。这样就造成了学校间课题申请数量及质量的巨大差异, 最终影响了学校和学生的发展。因此, 教育信息资源占有的不平等, 无疑也会带来学校及学生发展的不平等, 从而直接影响教育公平的实现。

四、家庭经济地位的不平等

在我国现有的教育环境下, 学生家庭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以及地域地位的不平等, 直接影响了个人能力的发展和潜力的发挥。据有关方面统计, 在重点中学, 干部、知识分子和高收入家庭子女占学生总数的70%以上。在高等教育阶段, 据一项涉及37所高校、7万名学生的调查, 农民子女就读的比例随着院校层次的升高而降低。不管以上定性的普遍程度如何,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这就是其家庭社会地位越高, 其子女接受教育的机会和程度也就越高。

除了社会地位的因素外, 经济条件及城乡差异也左右着教育公平的实现程度。家庭经济条件越好, 教育对象“选择”的权力越大。由于有经济作保证, 他们可以选择更优质的教育资源, 得到更多、更优质的额外辅导;家庭经济条件越差, 教育对象的“被动性”越大, 即使他们所上的学校不适合, 也无力去改变;再有就是随着学费的日益上涨, 有许多成绩优秀的贫困家庭子女, 因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而被迫失去了高等教育的机会, 而那些成绩平平的富家子弟, 则可以用金钱作“敲门砖”而进入大学。

另外, 伴随着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城市中出现了数千万的流动人口, 且其数量在连年增加。流动人口家庭孩子受教育的起点问题, 为教育公平的实现出了一个新的难题。由于教育资源的影响, 学校对本地孩子和流动人口家庭的孩子在入学条件方面有着不同的对待。对流动人口家庭孩子的入学通常要收取借读费, 这就给本来就处于弱势的低收入流动人口家庭造成了更大的经济负担。由于承担不起借读费和学费, 许多孩子不得不在专为流动人口子女开办的简易学校就读, 有的甚至干脆失学在家。由此不难看出, 由于起点的不平等, 城市孩子和流动人口家庭的孩子在日后发展中, 无疑会形成客观性的差距, 即使都进入了同样的学校, 也仍然存在着城市孩子对流动人口家庭孩子的歧视和性格上的异质。由于教育起点公平是教育公平的基础, 也是核心, 如果离开了起点的公平, 那么, 其他阶段的公平就缺少了根基和前提。

以上从政府、学校、家庭等方面分析了影响我国教育公平的诸多不平等因素。只有正视这些因素, 只有大家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来逐步缩小乃至消除这些不平等因素, 我国教育公平的最大化才能得到最后的实现。

参考文献

[1]吴梅兴.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公平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对策[J].高教探索, 2007 (01) :64-66.

[2]房晓四.当前影响教育公平的制度因素分析[J].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 (新论) , 2008, 10 (01) :32-33.

[3]岳昌君.我国教育发展的省际差距比较[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 47 (01) :122-126.

[4]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案例研究课题组.缩小差距:中国教育政策的重大命题[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5.

教育不平等 第5篇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快速的发展，与此同时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也逐渐扩大。在影响收入分配的诸多因素中，教育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教育也有着极大的影响。通过研究教育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对解释和分析我国教育不平衡及由此决定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人力资本；教育；收入分配不平等

1 引言

人力资本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教育则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政府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力度，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人力资本积累得以明显提升。在我国教育快速发展，而同时又伴随着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扩大的情况下，研究教育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联系有重要的意义。

Gregorio & Lee的研究表明，教育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收入分配不平等具有缩减效应，并且教育分配的平等有助于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白雪梅借鉴Gregorio & Lee中的计量模型所含参数，运用中国各省的平均数据，对中国1982-的教育和收入分配的关系做了时序的检验，其主要结论是我国的教育和收入分配之间不仅存在着密切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比较稳定；在我国不能拒绝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存在着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与国外多数研究的结论相同，中国教育的不平等程度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正相关。

2 教育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

2.1 教育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扩大作用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也是资本的一种形式，它是投资于人身上而形成的既可以满足眼前消费更可以带来未来收益的资本，表现为劳动者身上蕴涵的知识和技能。人力资本投资，其中主要是教育投资，使劳动者具有不同的技能，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劳动是有差别的，有差别的劳动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不同的供求关系，因而价格也是不同的。所以人们可以通过教育投资来改变自身在收入分配上的不利地位。

虽然个人终身的收入水平与其受教育程度成正比，但是由于社会中各个阶层之间受教育的机会是不均等的，那些能够接受中高等教育的人大多来自中高收入的家庭。在现代经济中，教育是一种需要个人支付成本的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既具有公共产品的部分特征，又有私人产品的部分特征。该产品所提供的产品收益的一部分由其所有者享有，是可分的，从而具有私人产品的特征，但其收益的另一部分可由所有者以外的社会公众享有，是不可分的，所以又具有公共产品的部分特性。就教育而言，一方面，接受良好教育的人比没有或少受教育的人能多获益，表现在就业、晋升和高薪方面，这部分利益是可分的。另一方面，一国受到良好教育的人越多，对于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教育对形成和改造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对人类文明的积累、传承从而使整个民族受益，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部分收益是不可分的。因此，教育既具有公共产品的部分特征，也具有私人产品的部分特征，属准公共产品。个人教育成本的筹措来源可以是父母、亲戚朋友的赠与、社会和政府的赞助等，但这些资金来源带有一定程度的配给性，还必须寻找其他资金来源，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从资本市场上借贷。但由于种种原因，教育借贷者所面临的资本市场是不完全的。这种不完全提高了教育借贷者的借贷利率和教育成本，使教育的供给严重滞后于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教育供求的失衡将导致受教育者与未受教育者之间，或者说受过较多教育者与受过较少教育者之间的工资收入存在较大的差距。因为受过教育者或是受较多教育者，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和更强的配置能力，他能占据收入更高的职业和岗位，从而获得较高的收入。这样，教育就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教育体制不完善，低收入家庭出身的学生能够完成各阶段正规教育的很少，并且能通过完成正规教育而摆脱贫困提高生活水平的就更少。

2.2 教育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缩小作用

随着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国民经济收入中靠固定资产投资和财产产生的收入比重相对下降，而劳动的收入比重在相对增加，教育在提高劳动收入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教育通过提高人的劳动技能和知识，进而改善人的劳动能力，增加人们的收入水平，从而使个人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减少。随着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会使由于受教育程度不同而产生的相对收入不平等的状况趋于缓解，特别是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和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提高，整个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此外，随着教育的扩展，劳动力队伍将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更加技能化。通过竞争性市场，技能工人供给的增加，必将相对降低技能较好、报酬较高工人的工资；同时，低技能工人供给的下降，必将提高技能较低、报酬较低工人的工资。这就是所谓的工资压缩效应，其作用在于减少教育收益率，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

3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教育的影响

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社会公平，如果社会公平被破坏，就会造成教育资源在社会成员间分配不公，就不能做到让每个人都能获得其所需要的、能充分发展其能力的教育机会。在一个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的社会里，无论教育收费与否，都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教育公平。对于公平的理解一般包括三层意思：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起点公平，即人们参与经济、社会活动从而获得经济和社会权益的各种先决条件的平等；过程公平，即人们在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的过程中都应遵循相同的原则和公正的原则，任何人不得例外；结果公平，由于地域、财产、禀赋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人们参与竞争的机会不可能完全均等，这就必然带来结果的差异。在这里具体表现为：

3.1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教育起点公平的影响

对教育作用的认知水平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是不同的。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在其提供子女入学水平的方面，取决于其对教育未来收益和现行成本的权衡，而且受认识平的限制，后者将会被赋予更大的权重。即使在教育的未来收益率一样的情况下，低收入家庭为教育支付的现行成本所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较之高收入家庭相应的比重要高得多。而且，低收入家庭为教育支付的间接成本，即其子女不去受教育而参加劳动所获得的收入，占其家庭收入的比重，较之高收入家庭相应的比重也要高得多。鉴于以上两个原因，低收入家庭对教育投资的积极性要远低于高收入家庭。若再考虑到低收入家庭较之高收入家庭在信息及社会背景方面的劣势，可能会导致未来的教育收益率远低于高收入家庭相应的教育收益率，其对教育投资的积极性将会更低。

3.2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教育过程公平的影响

高收入家庭由于对教育未来收益的乐观估计和现行教育成本的能力可行，对教育投资具有较高的积极性。相对于低收入家庭，这种积极性不仅表现在对子女教育起点的支持上，更多地表现为追求教育过程中的高质量。高收入家庭教育投资支出的很大部分，包括为子女选择更好的教育而支付的择校费和补习费。此外，高收入家庭有能力选择经济发达的公共设施齐全的地区定居，这些区域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包括教育资源将比一般区域更丰富，其表现为学校的教学软件和硬件设施都更好。教育过程中资源配置的不平等现象将会进一步加重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的分化。 3.3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教育结果公平的影响

高收入家庭的子女，从小就获得比低收入家庭子女更良好的教育，这使他们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因而更容易获得接受高层次教育的机会。并且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个人受益部分也将越来越多，为此也要承担更多的成本。低收入家庭子女要接受更高阶段的教育，不仅意味着要付出更高昂的学费和更高的机会成本。面对生存的压力，绝大多数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即使有继续深造的能力，还是不得不放弃受教育的机会而进入劳动力市场。此外，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在就业竞争中也较之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更有优势，因为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往往拥有更多的信息以及社会关系，他们会获得更多就业、晋升及高薪的机会。

4 政策建议

由于教育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不能忽视教育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调节作用，也不能忽视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教育的影响。此外，我国正处于库兹涅茨倒U型的左侧，在这一阶段，随着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反而会扩大。

鉴于我国的教育水平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联，应采取相应的对策来保证教育和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与安定。

（1）政府要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特别是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由于初等教育不仅是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基础，而且也是自学和农村应用技术学习和交流的基础，因此政府应将更多的教育预算用于发展基础教育。

（2）改革教育补贴方式。现阶段我国城市中小学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的投入主要来源于政府，而广大的农村中小学教育，其投入依靠县乡财政，实际上最后的担子还是落到了农民身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在国家对教育补贴时，由于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比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受教育机会少，高收入家庭从政府的教育补贴中获得的好处高于低收入家庭。因此，改革教育补贴和收费制度，既能提高教育投资的效率，又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原则。

（3）现阶段不宜快速的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现在我国还处于库兹涅茨倒U型的左侧，此时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并不利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缩小，但将来平均受教育年限跨过临界点之后，那时再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就可以起到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道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

［2］@陈广汉.增长与分配［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

［3］@赖德胜.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J］.经济研究，，(10).

［4］@于德弘、陆根书.论我国高等教育扩展对收入分配公平的影响［J］.高等教育研究，，（6）.

既平等又不平等的师生关系 第6篇

那么，该如何理解平等的师生关系呢？其实，师生关系平等的内涵是非常宽泛的。

首先，教师和学生的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是平等的。二者都是国家公民和社会成员， 都拥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只有认识到学生独立的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平等的师生关系才能建立起来。

其次，教师和学生在人权上是平等的。学生和教师一样都应该享有生存发展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受尊重的权利。受尊重指的是利益、人格、观点意见受到尊重，受尊重的权利对学生和老师来说同等重要，不应该仅仅是形式的尊重，更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尊重。

最后，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必须尊重学生的人格。因为学生是未成年人，其权益很容易受到损害，其人格很容易受到伤害。未成年时期受到伤害，对学生的影响可能是终生的，不利于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

那么，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如何实践平等的师生关系呢？

在教学理念上，教师要爱护关心每一个学生，相信每个学生都能成才；尊重学生的差异，不歧视任何学生。

在教学管理上，教师应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学生逐步具备主人翁意识、责任意识、合作意识、进取意识和创新意识。

在教学行为上，我们要依法执教和自觉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尤其要尊重学生人格，更不能体罚学生。

在教学评价上，要坚持评价标准多元化，因为多一个评价标准，就多出一批优秀学生。让每一位学生树立自信、自立自强，为学生成人成才营造公平竞争的教育环境。

同时我们更要看到，师生关系中除了平等的一面，更多地体现了“不平等”。例如，教师在知识储备上要比学生多，社会经验要比学生更丰富，教师的职业身份使其肩负更多的社会责任，等等。只强调师生关系中的平等而忽视不平等，同样会引起教育理念上的混乱和教育实践上的无所适从，从而影响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

正因为师生关系中还存在不平等的一面，所以我们在教育教学实践中要认清并担负起教师应尽的职业责任。

教师应扮演好传道、授业、解惑者角色，发挥好主导作用。如果没有教师主导作用的充分发挥和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学生主体性作用也难以发挥，教学的目的和社会对教育的要求都将难以实现。

教师应扮演好管理者角色。学生是被管理者，教师是解决管理与被管理这对矛盾的主要承担者。教师必须被赋予管理的权利和义务，否则，教师的职责将会丧失，学生的学业将会荒废。对犯错误学生进行批评教育是教师职责使然，不能无端上升到违背师生平等原则的高度，让教师无所适从。

教师还应扮演好教化和示范角色。教师教书育人，为师为范，应在思想上、人格上对学生施加积极影响，在精神和道德上对学生产生积极影响。

总之，师生关系既平等也不平等，不能只强调某一方面，更不能走极端。只有处理适度了，才能建立起真正和谐的师生关系，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责编 王鹏飞）

话题预告：

怎样上好开学第一课？（截稿日期：2016年6月15日）；你是如何处理校园突发事件的？（截稿日期：2016年7月15日；如何有效管控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截稿日期：2016年8月15日）

来稿要求：

1.文章立意新颖、紧扣话题、案例鲜活、题目自拟，篇幅在1000字左右为宜。

2.请在稿件题目下方注明作者工作单位、姓名、通信地址、邮编及联系电话。

3.投稿邮箱：hnjy204@163.com 栏目编辑：王鹏飞 联系电话：0371-6590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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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不平等现象 第7篇

关键词：高等教育,社会,公平

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而人是社会的主体, 因此, 教育对社会的影响极其深远, 它能够使社会更好地延续和发展。而高等教育则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要基地, 因而更能直接地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高等教育对受教育者的影响意义也是极为深远的, 它不仅能增加人的知识、丰富人的内涵, 更是个人提升社会层次, 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

正因为如此, 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推进高等教育的发展, 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发展高等教育。如美、日等国已进入到高等教育的普及阶段, 75%—95%高中毕业生均可上大学。

在借鉴了各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后, 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 便开始恢复和大力发展高等教育。1978年在全国恢复高考;80年代初, 恢复和发展五大成人高等教育 (即电大、职大、职工业余大学、夜大、函大) ;90年代起, 允许和鼓励兴办民办高等教育;从99年起, 又开始进行全国高校扩招, 随后又进行了研究生扩招。至此, 我国已进入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阶段, 现正以强劲的势头努力地追赶发达国家。

虽然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如布局不尽合理, 各层次学校比例不协调, 人们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平等等问题, 归根到底这些问题就是不公平的问题。这些不公平现象主要表现在:

一、高校在区域分布上的不平衡

我国高等院校在区域的分布上严重不均, 大多数的高校都集中在东部、中部地区, 而幅员辽阔的西部比例低、数量少;在城乡的分布上, 几乎所有高校都集中于城市中, 其他地区基本没有;而在城市中的高校的分布也不均衡, 绝大多数高校又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大城市。在我国的大城市, 可谓高校密集, 如北京、上海、武汉、西安等均是我国高校特别密集的城市。而在中等城市, 数量较少, 在小城市则更少。据《中国教育年鉴》统计, 1980年全国普通高校共有675所, 而东部沿海的省市, 分布有322所, 占47.7%;而辽阔的西部省区, 只有146所, 占21.6%, 仅北京、上海、天津三大直辖市的高校占全国总数的比例就高达1/9, 现今教育部直属的重点高校有74所, 而北京就占21所。由此可见, 我国的高校在区域分布上, 高度集中于东部地区, 高度集中于少数大城市。

众所周知, 高等院校是一个国家极为重要的教育资源, 富集知识、科技、文化、人才, 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高级智库, 是推动经济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高校的富集也是一个地区经济发达, 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所以高校在区域分布上的不平衡, 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合理。

二、各层次高校办学条件悬殊, 发展不平衡

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不够发达, 财力、物力有限, 国家对教育总的投入不足, 据统计我国每年投入的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不到4%, 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甚至还不及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而我国的高校根据行政隶属关系, 可分为中央部属院校、地方院校, 而地方高校中主要是指省属高校, 但有的地方甚至还有区县管理的地方高校。高校的层级差异、行政隶属关系的差别, 它们的命运也不一样。

由于国家财力有限, 投入不足, 因而只能采取不平衡发展策略来发展高等教育。中央部属院校, 可以说是高校阵营中的骄子。中央政府对部属院校, 高度重视, 从资金投入、人才配置、项目安排、政策倾斜等各方面给予充分支持, 加之对这些高校又实行中央和地方共建、共管, 地方又给予这些高校极大投入和支持 (如北大、清华, 教育部和北京市政府达成协议, 双方出巨资共同建设, 哈尔滨工业大学, 教育部和黑龙江几年内将共同投入6亿元巨资打造) , 这样更使这些高校的发展如虎添翼、锦上添花。这一部分高校成为我国资金充足, 师资力量雄厚, 教学科研设备精良, 设施齐全, 环境优美, 条件优越的一流的高等学府。

而地方所属高校, 它们的经费主要依靠地方政府。而各地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 导致经济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地区因为天时地利, 加之中央政策的倾斜, 率先发展起来, 富裕起来。由于这些地区经济发达, 财力充足、因而对其所属高校给予了充足的投入, 从土地的划拨, 资金的投入, 人才的配置, 政策的优惠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扶持, 这些地方高校的办学条件也比较优越。而落后地区的地方高校, 则由于经济落后、财政困难, 政府对高校的投入不足, 导致高校的经费不足、设备落后、设施简陋、教职工待遇不高, 对人才的吸引力不强, 因而师资力量薄弱, 办学条件差, 进而影响教学质量, 影响学校的生存和发展。尤其是西部地区一批年轻的高校, 由于起点低, 起步晚, 先天基础差, 加之地方主管部门层级太低, 地方政府财政困难, 投入更是严重不足, 有的学校一年的经费仅几百万, 只够职工的工资, 学校正常的运转都很困难, 遑论发展!

此外, 高等教育里的不公平还存在于不同所有制的学校所享受的政策不平等上。我国绝大多数高校属于国办, 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我国高等教育扩招以来, 民办高校也如雨后春笋般产生了。我国长期以来, 对民办高校采取的政策是自我生存、自我发展, 国家对其既不给予投入, 也不给优惠政策, 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受到了较国办学校不公平的待遇, 从而制约了民办高校的发展。

由于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我国高校的发展极不平衡, 据武书连等根据中国大学的教学、科研综合实力的研究排名显示, 前100名的大学中, 教育部所属高校的绝大多数榜上有名, 而地方高校较少, 西部地区的地方高校更是寥寥无几, 民办高校几乎是榜上无名。

三、社会成员在接受高等教育上的不平等

(一) 在社会总人口中, 接受高等教育者比例较低, 众多的青年无缘接受高等教育

据统计, 1995年, 我国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在校生总数计547.7万人, 约占适龄人口 (18—21周岁, 共计8 426万人) 的6.5%, 即使从1999年我国高校大幅扩招到现在, 我国高校的毛入学率也仅为20%左右。这一比例在世界各国中都是很低的, 它不仅比发达国家的美国、日本等国低 (美国、日本在75%以上) , 甚至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比例还低。由此可见, 我国只有少数适龄青年可以上大学, 还处于高等教育发展的第二阶段—大众化阶段。

而教育专家认为, 95%以上的孩子先天素质差别不大, 全世界都是如此, 中国也不例外。因此, 绝大多数青年都具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先天素质。这说明, 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普及高等教育, 使更多的人能够平等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我国的高等教育, 从表面看, 考试入学, 择优录取, 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实际上这是一种人为的规则, 是在大前提不平等的条件下制造一种局部的平等, 这对绝大多数未能上大学的青年来讲, 始终是一种不平等。

(二) 不同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极不平等

一是男女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均等。我国一直在大力倡导男女平等, 男女在行使各种权利、也包括教育方面, 应一律平等, 而据高等教育年鉴统计, 1980年在我国各级各类的高等院校中, 男生占在校生人数的比例为76.6%, 而女生只占23.4%, 到1995年, 男性大学生仍为女性大学生的1.8倍。这种不平等, 是传统的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在高等教育中的体现。

二是少数民族青年和汉族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除汉族外的少数民族有55个, 其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为10%左右。而据统计, 少数民族的大学生人数占全国大学人数的比例约2.1%。这一比例明显显示出少数民族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几率偏低, 反映出一定程度的不公平。这也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 人才缺乏, 民族整体素质低的一个原因。

此外还有, 弱势群体实际受教育的机会较其他群体要少。如贫困学生、流动人口子女、残疾人等, 他们本来拥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但他们中有的学生就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和自身的身体原因, 而主动放弃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三) 不同地区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条件不同

由于各地高中教育质量和拥有高校数量的差异, 各地应届高中毕业生的高考升学率不均等, 各地区划定的高考分数线的不一致, 使不同地区的学生面对同一张考卷, 跨入高等学府的门槛有高低之分, 条件有优劣之别。如2004年, 山东省高考分数线, 文科重点线600分, 理科重点线606分;而吉林省的文科重点线为501分, 理科重点线为492分, 两地高考分数线相差百余分。这样导致相同水平的高中毕业生的在不同地区的命运不同, 这也是我国长期以来产生高考移民的重要原因。

(四) 不同高校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不同, 这也是教育不公平的表现

在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群中, 由于受各个学校的等级不同、办学条件的悬殊、教学资源的丰富程度以及质量的差别等因素的影响, 使人们接受的高等教育的品质不同, 从而人们的综合素质也不一样, 最终导致不同高校的学生竞争力、社会声誉有差异, 从而导致在就业机会方面也不公平。

此外, 这种不公平还体现在同一学校甚至同一班级, 由于所学专业及其他们自身在该校的地位不同, 导致他们在学校所受到的关注程度、重视程度也不同, 从而他们享受的教学资源也存在着多少、优劣之分, 所获得的受教育过程及其质量也不同。

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不平等性, 实际上意味着人们在参与GDP分配上的不平等性, 因为尽管现在的高等教育是交费教育, 但国家仍要给予大量的财政补贴和投入。另外这种不平等的教育也决定了人们不平等的未来。本来教育的最大功能是使受教育者改变由于先天禀赋导致的社会地位等级差别, 既尽管他们父母在政治、财富、身份、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 但是通过接受教育使他们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 使他们能从社会的低层进入到高层, 改变他们的命运。当今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学历社会, 人们接受教育的多少、优劣, 将成为决定人的职业阶层或社会地位的分水岭。因此, 每个人都希望能得到更好、更高层次的教育。我们应尊重和满足人们接受高等教育愿望和权利。

高等教育不公平现象所产生的后果是严重的, 我们必须正视, 更要积极采取措施, 尽快改变这种状况, 以推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此特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 国家应着力调整高校的布局, 使之更加均衡, 更加合理, 让各地区都能拥有高等教育这一宝贵资源, 让各地都能享有现代高等教育这一文明成果, 让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都能得到高校的有力助推。所以国家应着力调整高校的布局, 使之更加均衡, 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 要适当增加高校的数量。

第二, 国家应加强对各级各类高校的领导和管理力度, 增强对高校建设的重视程度, 提高部分地方高校的行政隶属层级。要切实落实《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 地方政府 (主要是省级人民政府) , 要履行自己的职责, 担负起作为高校主办和主管部门的责任, 重视高等学校的建设和发展, 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和配套的优惠政策, 增加投入, 改善高校的办学条件, 努力提高高等院校办学的质量。

第三, 国家要进一步增大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 提高高校经费占教育总经费的比例。首先, 要让教育的发展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 尽快使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以上。同时要进一步加大对西部高校、地方高校的投入。建议适当增加中央财政主管的高校数量, 减少西部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主管高校的数量, 减轻西部地方财政的压力, 为西部地区高校的发展提供更加良好的财力保障。

第四, 国家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好统筹管理, 大力实施东部发达地区高校对西部地区高校、重点院校对非重点院校的对口支援, 在资金、师资、设备、科研项目等各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 缩小各级各类高校办学条件的差距, 使之得到平衡发展。

第五, 充分发挥高等教育资源的作用, 进一步发掘高校的办学潜力, 继续适度扩大招生规模, 提高我国适龄青年的入学率, 使我国的高等教育迅速由大众教育阶段进入到高等教育普及阶段, 给更多的人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满足更多人的受教育权。

第六, 加强对女性等弱势群体的教育权的保护, 进一步落实民族政策, 对女性、少数民族学生、贫困地区等特殊地区的学生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 提高女性、少数民族学生在大学生中的比例。对贫困家庭的大学生进一步加大扶持的力度, 进一步扩大国家助学金、奖学金以及助学贷款的比例和范围, 让所有符合国家政策规定及其他相关条件的大学生都能享受到国家和社会的支持与帮助, 进一步体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由此进一步推进社会的和谐。

当然, 我们所追求的教育公平, 不等于绝对的平均, 而是相对的公平。真正的教育公平必须在承认个体差异的同时, 允许非基本教育权利、非公共教育资源方面的不公平的存在, 绝对的教育公平本身就是不公平的, 也是不可能存在的;教育公平会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而有所变化, 所以教育公平同时又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区域的概念。

参考文献

[1]马和民.新编教育社会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2]程方平.中国教育问题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3]中国教育统计年鉴[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0, 1995, 2003.

[4]樊新民.都市裂痕[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0.

教育不平等 第8篇

关键词：高等教育,不平等,对策

2012年4月南风窗发表文章中描绘了学生家庭背景对学生上大学的影响日渐上升的事实, 指出大学扩招并未降低高等教育机会的阶层不平等和城乡不平等, 认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不平等有不断增长的危险趋势。教育机会的公平一向被认为是提高社会流动性的最重要渠道。国家一直在加大对于高等教育的投入, 但是高等教育的不平等趋势为何愈加严峻。笔者计划在文章再次分析中国高等教育不平等的现象以及原因, 并提出可能的解决思路。

一、高等教育平等的含义

高等教育公平有如下三种含义:其一, 高等教育公平是教育决策者在制定教育政策、配置教育资源时的一种价值取向:其二, 高等教育公平是人们对受教育者获取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以及身心发展水平进行比较得出的价值判断:其三, 高等教育公平是人类的一种教育理想, 具有历史性、阶段性、相对性和激励性。而通常, 这三个层次被概括为: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1]。

二、我国高等教育不平等的现实表现及原因

1. 表现。

(1) 教育机会分配不公,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平等。一是地区之间的不均等。2010年北京市的毛入学率达60%, 即为平均数26.95%的2倍多, 而云南省2002年的毛入学率仅20%, 相差3倍[2]。二是城乡之间的不均等。重点院校中农村学生所占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 清华大学2010年农村学生的比例为17%, 比1990年减少4.1个百分点, 而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清华大学招生办的数据也显示, 2011年清华录取的新生来自全国近1200所中学, 其中县级中学300余所。县级以下中学学生近500人, 只占清华当年新生的七分之一左右[3]。三是精英教育的不均等。《人民日报》2009年的一篇报道曾指出, 教育部直属高校中, 农村生源所占比例仅为30%左右, 而且有减少的趋势。但是, 从全国范围看, 农村生源占高校学生的比例则逐年上升, 达到50%以上。这意味着高等教育日渐大众化, 但精英高等教育中, 农村子弟并不占优势。 (2) 教育资源投入的不平等。一是高等院校地区分布不均衡, 重点院校大多集中于东部和北、上、广以及省会城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高校的数目、质量远远大于一般的省市、自治区, 而其在招生政策上表现为向本地区倾斜, 严重影响了很多高校较少的省市、自治区的学生的升学。二是师资不平等。受过良好教育的教师不愿去一般院校而大多集中于名校。不同高校之间师资的待遇也使得师资力量的差距增大。三是政府投入不平等, 政府对“211”和“985”院校的投入高于一般院校, 致使城乡、地区和学校之间差距扩大。四是前期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对于贫困农村地区的学生来说, 他们前期的师资和教学设施等教育资源获得都比较少, 起点和过程的不公平, 使得他们不可能在高等教育面前享受平等的待遇[4]。 (3) 高等教育办学质量与学生就业率的不公平不同的高等院校办学质量非常大。2009年各类院校毕业生对学校的推荐度依次是“211”院校60%, 非“211”本科院校49%, 高职高专院校43%。同样接受了多年的高等教育, 学生进入社会的能力相差非常大, 学生的就业率差别也非常大。2010年“211”院校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非失业率约为91.2%, 非“211”本科院校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约为87.4%, 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约为85.2%, 全国示范性高职院校2009届毕业生的就业率88.1%和非示范院校 (84.3%) 的差别也很大, 而民办院校的就业率最低 (82.8%) [5]。

2. 原因。

(1)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是我国教育不平等的根本原因。政府的资源配置长期以来都存在很大的问题:把最多的钱给了好学校, 把最好的教师配给好学校。造成了城市和农村之间差距越来越大、学校和学校之间差距越来越大。 (2) 高考招生中的配额分配制度是教育不公平的重要原因。随着高校招生自主权的不断扩大, 招生名额向发达地区即重点高校所在地区, 向重点中学过度投放, 严重公平的主要原因。1990年, 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人均教育经费投入为1∶0.80∶0.71, 到2009年教育经费投入则扩大到1∶0.42∶0.68, 这种教育经费投入的失衡造成了办学条件的显性失衡[6]。 (4) 教育收费制度是教育不公平不容忽视的制度原因。近年来学费水平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居民个人收入的增长速度, 同时存在着“双轨”收费和降分高收费, 高收费一方面换来的是高校财政的笑逐言开, 另一方面换来的却是贫困农民咬紧牙关难以为继的窘境。

三、改变教育不公平现状的措施

高等教育是促进社会阶层合理流动的阶梯, 也是维护社会公平、和谐的重要平衡器。国家已经花了很大的精力投入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努力中, 应该继续投入更大的努力在高等教育平等化中去。 (1) 将教育平等作为重要的发展目标, 增加对于高教平等化的投入。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 应当保证满足整个社会对高等教育社会价值的共同需要, 要特别注意在城乡之间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把城市、乡村纳入统一的教育发展大系统, 尽快形成城乡同标准、一体化的发展格局。 (2) 探索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倾向经济发展欠发达地区。要逐渐消除东中西部普通高等教育的阶梯性差异, 中央政府要向经济欠发达省区市加大高等经费投入, 国家应比照教育部直属“211”工程高校, 对中西部地区地方高校进行拨款, 将中央财政拨款占建设专项经费的比例提高到30%至50%[7]。 (3) 招生指标分配倾向弱势地区和群体。配额制度应该针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有所倾斜, 让欠发达地区的考生, 在享有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方面拥有更多的机会, 例如清华“自强计划”计划和人大“圆梦计划”, 对于外来人员子女的高考问题等也应该做更多的考虑。 (4) 进一步完善奖贷助学金制度。致力于从政策和机国家, 例如, 中央财政承担起资助贫困家庭大学生经费的主要部分, 将这笔学生资助拨款逐步向基金制过渡, 建立大学生奖贷助学基金管理制度, 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5) 打造全国统一的、城乡均衡的基础教育体系。要让所有的中小学具有相同的教育设施, 相同的师资力量, 而不能在同一座城市, 甚至同一所学校, 分普通学校和重点学校, 普通班和重点班。在教育投入和师资配备上进行不能进行差别化对待, 尤其在农村学校和城市学校的教育设施和师资力量上, 应该进一步缩小差别, 甚至应该特别向农村地区倾斜[8]。

参考文献

[1]潘懋元.公平与效率:高等教育决策的依据[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3, (1) .

[2]罗燕, 杨钋.中国高等教育的制度正义:在扩张与平等之间——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分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2, (6) :28-35.

[3]戴海东, 易招娣.和谐社会视域下的阶层流动与高等教育公平[J].教育研究, 2012, (8) :67-70.

[4]杨德广, 张兴.关于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的思考[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3, 1 (1) :63-69.

[5]王伯庆.2011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Z], 2010.

[6]张应强, 马廷奇.高等教育公平与高等教育制度创新[J].教育研究, 2002, 23 (12) :39-43.

[7]吴梅兴.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公平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对策[J].高教探索, 2007, (1) :64-66.

教育不平等 第9篇

部分特许学校的反对者认为, 特许学校并没有为弱势群体和穷人创造更多的选择机会;相反, 它们不过是在为那些已经拥有很多选择权的人创造更多的选择机会而已。反对者主要从特许学校人为设定入学门槛、与家长签订合同以及教育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等三个方面提供了特许学校阻碍教育选择权实现的证据。

(一) 入学门坎的人为设定

特许学校虽然在法律上定义为由纳税人资助开放给所有人的公立学校。但事实上, 特许学校在筛选学生申请的时候非常挑剔, 不但评估学生的学习成绩、家庭情况、学科史, 而且还有申请动机、特殊需要和他们的公民身份, 这些行为有时是违反联邦法律的。纽约儿童权益维护协会斯维特 (Kim Sweet) 女士说, 她已经听到了很多类似的故事。“我们看到一个个案例, 孩子们因为残疾而送离学校, ……涉及特许公办学校的投诉有些不成比例的高”。[1]

从宾夕法尼亚州到科罗拉多州, 再到亚利桑那州, 不管是城市或是郊区, 特许学校在学生、资金和教育情况的市场竞争都非常激烈, 其结果往往取决于学生的考试成绩。在许多州, 政府要求特许学校须以随机抽签的方式分配学校入学名额。但是事情并不像看起来这么简单, 成千所特许学校并不提供津贴午餐, 几百所学校要求家长为学校“义务”工作, 否则孩子可能会失去学校名额, 更有甚者需要家长必须为学校投资。

佛罗里达州、路易斯安那州、新罕布什尔州、俄亥俄州以及得克萨斯州的特许学校法中甚至明确表示允许一定特许学校来筛选申请者的学术表现。总之, 美国有一半以上的特许学校的入学标准是相当模糊和挑剔的, 表面上好似给予抽取入学名额的机会, 实际上却是建立在一系列复杂要求基础之上的。学生只有准确无误地完成所有要求, 才能有机会入学。部分家长认为, 特许学校这样招生破坏了教育公平, 特许学校所谓的对所有学生开放只是一个幌子。

1. 特许学校的招生陷阱

路透社在2013年2月16日的一篇报道中指出, 一般情况下学生在申请特许学校时需要递交一份长达15页的研究报告、原创故事或者一篇关于最想见到的历史人物的作文等材料才有资格参加特许学校的申请。此外, 申请特许学校的学生还需要经过校方的面试、考试, 家长也要回答一系列的问题 (如:如果学校批准您的儿子或女儿入学, 您打算如何帮助学校?) , 才能批准入学。

美国学者特伦恩斯特 (Thernstrom, A&Thernstrom, S) 这样描绘家长申请特许学校的入学程序:家长首先被邀请到一个开放的屋子里, 在这里, 学校负责人消极地向家长告知特许学校惯例, 如:保证每天晚上2个小时的家长检查家庭作业时间;没有7月份的假期;每天的上学时间从早上7:25到下午5:00, 包含星期六早上。如果家长不同意这些要求和限制, 那么, 家长就会被告知“这所学校也许不适合你”。

科罗拉多大学卵石教育学院的韦勒 (Kevin Welner) 教授在研究中揭示了特许学校操控学生注册的12种方式。这些特许学校操控学生的注册是为了学校的最大利益, 而不是为了学生的最好发展。特许学校只想注册它们想要的学生。特许学校的注册过程是漫长且复杂的。韦勒得出结论认为, 特许学校的注册过程似乎是专为剔除那些降低特许学校的考试成绩的学生而设计的。特许学校通过漫长的申请过程来达到这一目的, 如只能用英语申请, 一年只有几个小时的有效申请时间, 任何残疾和特殊需要必须事先告知。除此之外, 一个家庭在被考虑注册前还需要参观学校、写作相关的论文、面试和提供帮助。错过其中任何一项要求的家庭将被取消注册资格。这就让那些没有时间和资源满足学校要求的家庭知难而退, 使他们的孩子不可能在特许学校注册。特许学校通过这12种方法, 发现想要的学生。这12种方法可以归纳为以下5种类型:[2]一是限制高危险群学生的注册比例。特许学校常常鼓励那些高危险群学生的家长去最近的公立学校就读, 并告诉家长们他们的孩子在公立学校内能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支持。通常情况下, 富裕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去更远的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 而拥有较少财富的家庭只能选择住家附近的学校。二是要求学生在申请之前承诺更长的学校日。三是“血汗产权”的惯例。所谓“血汗产权”, 即要求所有特许学校注册学生的家长必须以为学校提供贡献的形式回报特许学校。如果一个家庭没有时间, 如单亲家庭, 那么他们将在申请过程中备受煎熬, 这是特许学校剔除他们不想要学生的另一种方法。如果那些“没有预计的”学生仍然设法通过特许学校申请和注册过程中设置的障碍的话, 这里仍然有多种方式将他们推出去。四是教师和学校的行政人员找家长谈话。当然, 和教师及管理人员的面谈常常以学生的转学为结果, 并且这种转学常常是在学校职员的鼓励或者暗示下达成。教师鼓励转学的一个例子是留级, 这样该学生只有转到别的学校才能按时毕业。五是如果所有的这些方法都不能奏效的话, 特许学校最后依赖的将是严厉的纪律和处罚。这包括更高的开除比率和一些非同寻常的处罚措施。如在芝加哥的一所特许学校, 像《纽约时报》2012年报道的那样, 该学校从课堂上犯错误的学生身上收取了成百上千的罚款。这些罚款包括不服从和粗鲁, 如“不看老师的眼睛”这样小的错误也包括在内。控制学校氛围的能力过滤了捣乱的学生, 但是同时也剔除了那些没有能力支付罚款的学生, 让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是转学。

经过部分特许学校人为设置的12种方法的过滤, 特许学校非预期的学生选择特许学校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支持者们所持的特许学校能扩大教育选择机会的预言显得苍白无力, 特许学校不但没有增加教育选择的更多机会, 而且制造了公立学校体制内的新的不平等。

2. 马修 (H.Matthew) 的个案

马修 (H.Matthew) 的个案[3]充分体现了特许学校千方百计地剔除它们不想要的学生的恶劣情境。

马修最终离开了一所特许学校, 去了一所传统公立学校。在公立学校内他表现得十分优秀。2008年, 凯瑟琳·斯仆罗尔 (Katherine Sprowal) 的儿子马修通过抽签的方式进入了纽约市哈勒姆第三成才特许学校。斯仆罗尔当时很振奋。哈勒姆第三成才特许学校 (Harlem Success Academy 3 charter school) 是前纽约市议会女议员莫斯科维茨 (Eva S.Moskowitz) 在哈勒姆区和布朗克斯区开办的7所成才特许学校中的一所。

马修聪明伶俐, 但是他爱捣乱, 并且很容易分心。很显然, 马修不是特别适合上这所学校, 因为成才特许学校是以纪律严格和在校时间长出名的。斯仆罗尔女士说, 从上幼儿园的第一天开始, 小马修就因演出时捣乱而受到老师的惩罚。有好几次, 她接到老师电话让她早点把孩子领走。她说, 在第三周的时候, 因为总是影响其他孩子, 幼儿园有3天没让他去上学。

斯仆罗尔女士说, 在此之前3年的学前班里, 自己的儿子从来没有因为行为问题而遭到老师告状。但是在该校仅仅12天的时间里, 该校就评估并得出结论说我们的儿子是有缺陷的, 并且不符合学校的标准。

5天后, 斯仆罗尔女士收到了莫斯科维茨女士的一封邮件。在斯仆罗尔女士看来, 这算是一封辞退信。莫斯科维茨女士写到, “但是极其重要的是, 学生们要能有成功的感觉, 而且一天里要有9个小时和23名同学在一起学习 (这是我们最小的班级人数了) 。如果老师总是 (因为某些学生而) 不断地要求同学们集中注意力的话, 学生们会不知所措, 而且会形成一个不好的学习氛围”。

第二周, 学校的心理辅导师评估了马修, 并得出结论说, 可能别的学校更适合他, 他可能更适合小班教学, 但这是该所学校满足不了的。

那些日子, 马修大多数早上都会呕吐, 并且问妈妈是不是他要被学校开除了。斯仆罗尔女士被搞得身心疲惫, 于是她请求学校帮助她儿子寻找其他学校。成才学校的负责人非常高兴地把马修推荐到了位于纽约曼哈顿上西城的第75公立学校。

那时, 斯仆罗尔女士也开始相信她的儿子确实难管教, 所以当听说有学校能接纳马修时, 她感到很幸运。她写了好几封邮件感谢莫斯科维茨女士, 说她希望有一天马修能够品学兼优回到这所“非凡的”学校。

斯仆罗尔女士说, 3年后, 再回过头来看, 她感到她儿子在成才学校受到了不公正待遇。马修这个曾经被诊断为注意力紊乱的孩子, 在第75公立学校却茁壮成长。2年级老师约翰娜·洛佩兹 (Johanny Lopez) 和钱特·马丁代尔 (Chante Martindale) 采取了多种教学方式让他平静下来, 包括安排他在课间锻炼时到走廊里活动等。他上个月的成绩单全是3s或者4s, 是 (班里的) 最高分;老师们这样评价他, “马修是个可爱的男孩, 班里因为有他而高兴”。

马修的经历引发了反对者们对特许学校最严厉的责问:特许学校是在优选学生吗?特许学校是想给所有学生选择的机会吗?特许学校是在通过咨询的方式剔除教学成本高或者难教的学生吗?特许学校是在阻碍教育选择权的充分实现吗?

(二) 与家长签订合同的玄机

部分特许学校为了办出特色, 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和利益的最大化, 想方设法和家长签订不平等的合同, 以实现最大限度利用家长资源和排除那些潜在的不符合条件的学生的目的。

特许学校和家长签订合同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能背地里毫无痕迹地排除掉那些“不合作的”家长。一般来说, “不合作”的家长被定义为那些不能有充足的时间和金钱支持学校事务的家长。就时间保证方面, 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例, 加州的许多特许学校规定, 孩子想要就读特许学校, 家长必须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参与孩子的学校活动, 如每学年参与指导会议, 每月从事至少2小时至3个小时的学校服务等。这种家长对学校活动的参与往往通过与特许学校签订合同的形式规定下来。就家长的金钱支持方面, 在许多特许学校的合同中, 都明确规定了家长必须为学校出资的职责。例如, 在洛杉矶市的帕利萨得斯学校实施的一项“促进者”计划中, 就明确根据家长捐款的数量评定出了家长的等级。他们根据家长捐助数额的不同, 把家长分为“支持者” (5~99美元) 、“捐助者”、“赞助者”、“施主”、“资助人”和“最慷慨的捐赠人”六个等级。其中, 想要获得“最慷慨的捐赠人”的家长, 捐款的数额必须超过1, 000美元。

美国学者彭内尔 (Purnell) 认为, 特许学校挑选学生, 通过与家长签订不平等合同排除那些“不合作”家长的方式会增加那些有财力、有时间的受特许学校欢迎的家长的特权, 会导致家长的进一步“商品化”, 某些家长会因为其职业特长、雄厚资金和合作态度的优势具有更大的价值。这样, 特许学校就人为地制造出了家长之间的层级分化, 这是一种新的不平等。家长和特许学校签订合同是一种极其不公平的现象, 因为它人为地阻碍了家长与学生教育选择权的实现, 造成了家庭与家庭之间在教育选择权方面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特别是对于那些收入微薄的家庭而言, 这种家庭中的父母往往因其有限的英语水平、更长的工作时间以及只能乘坐廉价交通工具等根本不可能成为特许学校家长委员会的一员, 这会让他们在特许学校选择权方面处于劣势地位。

(三) 信息不对等的限制

由于特许学校在教育市场中常常存在着信息不对等的现象, 致使特许学校的真实信息被遮盖起来, 家长和学生难以做出正确判断, 这就为特许学校选择权的实现制造了障碍。

加拿大教育学者莱文 (Benjamin Levin) 曾经指出:学校质量信息编码和量化的人为操纵会导致虚假信息的产生, 家长在选择学校时根据这些虚假信息会做出错误的判断。[4]家长掌握的信息和真实的学校信息不对等的状况还会因为学校在宣传时极力采用的夸张和伪装的方式而变得更加难辨真伪。另外, 家长之间选择能力的差异是客观存在和不可避免的。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和知识程度上的差异等因素都会决定家长的选择能力。一般来说, 处境不利的家长群体因其社会地位、知识结构决定了其眼界、视野与判断能力有限, 使他们很难获得和区分学校的真实信息。这正如美国学者金蒂斯 (Gintis H.) 所言, 学校选择的有效性只有在家长或其代理人具备相应的能力和愿意花更多时间时才能真正实现。[5]而目前的实际情况是, 许多中下阶层的家长既没有时间, 也没有精力, 甚至即使有时间和精力也没有能力为孩子的教育需求做出正确的选择。中下层的家长甚至不如教师更了解孩子的教育需求, 教师替孩子进行教育选择都会比家长更为有效。总之, 反对者相信, 在这种情况下, 是很难有选择的公平可言的, 因而, 特许学校选择有效性的问题也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二、特许学校与公立学校资源的争夺

反对者们认为, 特许学校给传统公立学校制造的最大麻烦是其抢夺公立学校的资源。这种对公立学校资源的抢夺行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抢夺公立学校空间;二是抢夺公立学校优秀生源;三是抢夺公立学校资金。

与传统公立学校不同, 传统公立学校不必担心自己的学校建在哪里, 因为它们已经存在;特许学校因为其新建与转型的特点, 往往让学校校址的确立成为首先问题。特许学校抢夺公立学校空间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进驻公共空间的模式, 另一种是与公立学校“协同定位” (co-location) 的模式。其中, “协同定位”模式充分体现了特许学校与公立学校之间赤裸裸的空间争夺。以纽约州为例, 特许学校进驻公立学校意味着特许学校将与公立学校共用食堂、图书馆、体育馆和其他公共设施和公共区域, 意味着公立教育中增加的私有化成分, 这会让公立学校进一步滑入私立教育的“斜坡”。[6]反对者们对特许学校“协同定位”抢夺公立学校空间的质疑集中体现在:滑入私有化泥潭、制造种族隔离、引发公立学校家长与特许学校家长之间的战争、担心协同定位后的校园环境安全、否认家长对学校事务的发言权。

反对者们坚信, 特许学校有抢夺公立学校优秀生源的趋势。他们担心, 特许学校会抢走那些成绩好的学生和家长积极参与学校事务的家庭, 传统公立学校将会由于优秀生源和资金的流失而陷入困境之中, 会使它们原本已经较差的教育质量继续下滑。[7]反对者们多次提醒美国民众注意, 特许学校有掠夺公立学校最优秀和最有抱负的学生, 以及最具参与精神的家长的倾向, 这会使公立学校失去公平地与特许学校竞争的起点, 会使传统公立学校最终丧失公平竞争的能力。

另外, 公立学校资金的流失会让特许学校有迈向教育私有化的危险。批评家们谴责道, 目前用于特许学校建设的经费正是那些本应该用于改善公立学校的资金。许多学校领导者都把特许学校法作为教育私有化的先驱来评论。[8]在《纽约时报》的编辑栏中, 纽约州立大学鲍文 (Roger Bowen) 教授就认为, 纽约州特许学校法的启动使“整个州的教育滑向了私有化的斜坡”。他甚至坚信“没有一张流入特许学校的美元被用于公立教育”中。许多反对者也认为, 政府把特许学校交给私营公司经营管理, 必然会导致那些与提高学校教育质量无直接关系的项目遭到大幅度削减, 如公民教育、体育活动、课外活动等课程必然难以在私营公司经营的特许学校找到生存与发展空间。另外, 许多私营公司还有可能将特许学校的办学经费挪作他用, 将公立教育的资金直接导入私人的商业领域。

事实证明, 鲍文教授和反对者们的担心不无道理。特许学校交给私营公司经营的一些案例已经证明了公立学校的资金存在着滑入私人腰包和被私营公司滥用的危险。下面的几个案例充分体现出了这种危险。

以加利福尼亚州最大的特许学校系统———加里夫公司的案件为例。2005年4月, 据加州审计组织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 加里夫公司涉嫌将州政府下拨的大约1.39亿美元的学校资金用于其成员的薪金支付、投资其他产业和购买高价课本。审计组织用加州特许高中 (California Charter Academy) 的论据证实了上述三项指控。加州特许高中是一所包括了4所特许学校的高中, 它成立于1999年, 注册了数千名学生。该学校曾因其资金滥用被关闭而接受了为期一年的投资审查。学校关闭后, 4, 500名学生不得不转学至其他学校。在这为期一年的投资审查中, 公立学校高级督学杰克·奥康奈尔 (Jack O’Connell) 通过数据揭示出了加里夫公司在教育资金方面的惊人浪费。

据调查, 教育管理服务公司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Corp., 简称EASC) 负责管理特许学校事务的执行经理C·斯蒂文·考克斯 (C.Steven Cox) 将120万美元的特许学校费用用于支付其家人的薪水等与特许学校无关的花费上。具体表现为:特许学校支付了13%的管理服务费用给教育管理服务公司, 高出了其他同类学校管理费的2%~7%;与此同时, 考克斯还花费了92万美元的高价购买了课本和其他一些与学校无关的物品, 考克斯所购课本的价格比普通课本高出了57%。但是有趣的是, 考克斯肯用高价购买课本, 却不愿意花钱满足特许学校对课本数量的需求, 考克斯特许学校的教师和家长就常常因为课本的缺乏和学校其他供应的困难经常向学校抱怨;另外, 考克斯特许学校教师的工资也普遍比其他公立学校教师的工资低。上述事实表明, 考克斯经营特许学校的目的不是为了特许学校学生的发展, 而是将特许学校经营视为赚钱的工具, 为其自身和家庭牟利。

据报道, 纽约州的金斯布里奇改革设计特许学校也因为其在财政管理方面的经营不善和领导方面的问题, 在开办了8个月之后, 纽约州政府宣布将其关闭。根据州的说法, “该学校缺乏适当的图书保存系统和财政管理记录”, 财务压倒教育是其主要问题。[9]

在美国, 特许学校经常会因为财政管理不善的问题而发生资金被滥用的事件。2005年1月的时候一名特许经营者就因为滥用学校资金的情况特别严重而被监禁了8个月。俄亥俄州审计局在审查中也揭露了特许学校的各种欺骗行为, 包括谎称学校拥有并不存在的教科书和计算机。[10]《洛杉矶时报》也披露, 一所专为过失青年开设的特许学校的校长曾将特许学校经费用于聘请私人保镖、购买高级轿车和其他高档设备。校长对特许学校经费的滥用导致学校办学经费严重不足, 仅能支付4名教师的工资, 这4名教师却要负责教授200多名学生, 最终该特许学校因为财政困难而关闭。

美国教育改革者芬恩 (Chester Finn) 在2002年9月14日所做的演讲中告诫特许学校经营者不要用做生意的方式运作特许学校。他说:“特许学校运动就本身而言并不是特别强有力。它也需要立法者、商界领袖、媒体人物、慈善家、高知识人士和民权领袖等各界人士的支持……对特许学校运动的最终评价不是取决于事情运作的好坏, 而是取决于学校取得成功了吗?孩子们在学习吗?那才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并且从中我们不敢轻言退缩。”[11]

美国教育学者齐拉维 (Diane Ravitch) 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特许学校与公立学校的这种资源争夺, 她说:“10年后, 有些特许学校也许仍旧会按照其最初的理想模式建造, 但是许多其他的特许学校却会将自己作为公立学校的竞争对手。它们想将公立学校取而代之。”[12]

三、特许学校与种族隔离的形成

特许学校的支持者们坚信, 特许学校能促进种族间的交流, 带来种族平等, 与种族隔离几乎是绝缘的。反对者们则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认为, 特许学校会潜在地制造种族的、经济的和阶级的分层。特许学校的排他性选择政策和实践会在学校间造成种族上的不平衡, 会重蹈为了实现学校机构上的完善而人为地制造种族隔离的覆辙, 并将再一次验证“分离但是平等”的种族主义路线。[13]

反对者们提供的特许学校制造种族隔离的证据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特许学校掐尖倾向造成的白人学生集中的种族隔离, 即特许学校抢夺公立学校优秀学生造成的种族隔离。反对者声称, 公立学校中优秀学生的流失会最终导致种族和阶层的隔离。他们的理由是, 公立学校中的优秀学生多出生于经济条件较好的中上阶层或者白人及亚裔家庭, 黑人和拉丁裔家庭的优秀学生较少, 公立学校中优秀学生的流失必然意味着白人学生的减少, 黑人学生和拉丁裔学生的集中。美国学者科布 (Cobb) 的一项研究证明了白人学生在特许学校中的高比例。他指出, 部分特许学校在种族人口分布上不同于周围的传统公立学校, 因为特许学校白人学生的份额明显偏高。[14]纽约州议员巴伦也指出, 因为成绩差的原因, 纽约州80%的黑人和拉丁裔学生根本不能就读特许学校。即使他们中有部分学生能有幸进入特许学校, 但是最终仍旧会因为他们较差的学术成绩而被踢出学校。

二是特许学校注册了高比例的黑人学生造成的种族隔离。2003年, 哈佛大学教授弗兰肯伯格 (Frankenberg) 和李 (Lee) 在一项民权项目的研究中指出, 特许学校在实际效果上加剧了种族隔离。该项研究通过与公立学校的比较, 揭示出特许学校存在的更多的种族隔离的现状。在弗兰肯伯格和李调查的16所特许学校学生人数超过5, 000人的州中, 大部分的特许学校不均衡地注册了高比例的少数族裔的学生, 而少有白人学生的影子。另外, 弗兰肯伯格和李在研究中还发现, 就非洲裔学生而言, 公立学校的比例通常为34%, 而大部分特许学校却高达70%, 这无疑部分证明了特许学校有造成种族隔离的倾向。弗兰肯伯格和李将黑人学生扎堆特许学校造成的种族隔离解释为特许学校受自由市场逻辑支配的结果。[15]

三是特许学校人为设置入学门槛造成的普通学生与特殊教育学生之间的隔离。如前所述, 特许学校为了避开学校经费的大量支出而想尽办法拒绝特殊需要学生的行为会弱化特许学校为全体学生服务的能力, 特别是为残疾学生和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服务的能力。以纽约州为例, 根据纽约市及纽约州网站上公布的学生人数, 传统公立学校接受了人数更多的特殊教育学生以及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学生。根据公开的数据, 在纽约市的第75公立学校, 有17%的学生在接受特殊教育;17%的学生英语是第二语言。摩西预备学校 (Mosaic Prep Academy) 作为一所区属公立学校, 有23%的学生接受特殊教育;13%的学生以英语为第二语言。而作为公立特许学校的纽约市第三成才学校, 仅有10%的学生接受特殊教育;2%的学生是英语学习者。另外, 据美国教育部网站的数据显示:纽约市的传统公立学校接收了残疾程度最重的学生, 而成才学校却不接收。在摩西预备学校内, 有58%的特教学生 (共有46人) 需要使用“最具限制性的”环境并要在单独的教室学习。而在成才学校, 尽管其中两所宣称会在2011年9月份为特教学生特设班级, 但是在其余学校, 特殊教育学生都需要接受“最不具限制性的环境”并和正常孩子同班上课。

由于特许学校在美国的多样化存在, 使得特许学校的类型异常复杂多样。特许学校学生人口的分布在总体上呈现出不均衡性的特征。例如, 有的特许学校聚集着大量的白人学生, 有的特许学校则注册了高比例的黑人学生, 有的特许学校则很少接收特殊教育学生。这种不均衡性的人口分布使得特许学校学生呈现出单项流动性的特征, 从而使种族隔离不可避免。这即是说, 特许学校虽然注册了不成比例的低数目的残疾学生, 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 英语学习者或者处于危险中的学生, 但是这些学生的比例在某些地区是固定不变和及其不均衡的。以服务于英语学习者为例, 某一地区也许仅仅只有那么几所特许学校集中服务于英语学习者 (常常是移民或者移民的孩子, 主要来自于拉丁美洲, 英语掌握程度较差) , 而该地区的其他特许学校注册这类学生的比例却很小。这势必会在那些大量注册了英语学习者的少数特许学校和那些极少注册英语学习者的其他特许学校内造成种族隔离。

四、结论

特许学校改革的初衷是为了提高公立教育质量, 给所有学生 (特别是处境不利的学生) 提供多样化的优质教育的机会, 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但是, 上述案例却展现出特许学校制造教育不公平的另一面。特许学校为了实现提高公立教育质量的目标, 不惜设置障碍挑选学生, 人为地破坏教育选择权, 造成种族隔离;还抢夺公立学校资源。当然特许学校作为公立学校, 它使用公共教育的资源本不应该视为抢夺, 但是特许学校的资源被私营公司用于私人的领域而非公共教育领域的滥用行为造成了公共教育资源的流失, 应定义为“抢夺”。特许学校抢夺公共教育资源和阻止教育选择的有效性的行为制造了公共教育领域内的新的不平等。正如美国学者赛泽 (Sizer) 在《谨守承诺?关于特许学校的争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 特许学校违背了公共教育的价值承诺, 它们既没能为学生的教育选择提供公平的机会, 也没能实现公立学校公共责任和公共目的核心价值观。[16]

教育不平等 第10篇

1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不平等问题的探析

1.1 基础教育的现状及紧迫性

基础教育是指适龄学生在学生生涯开始时为了获取更多学问而在先期要掌握的知识, 它是整个国民教育的基础环节。基础教育是儿童和少年迈入社会之前最基础的教育, 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的关键时期。这时期就像是一张空白的画纸, 没有任何的线条, 而基础教育就是最初的勾勒轮廓框架阶段, 因此显得相当的重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对基础教育做过一个定义性的论证, 认为:基础教育是向每个人提供并为一切人所共有的最低限度的知识、观点、社会准则和经验, 其目的是使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潜能, 创造性和批判精神, 以实现自我的抱负和幸福, 并成为一个有益的公民和生产者, 对所属的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因此, 基础教育是教育的根本, 是国家实施科教兴国的基石。

然而, 我国目前的基础教育的现状是:我国实行的是中央统管的教育体制, 国家直接控制教育, 国务院下设教育部, 教育的方针政策、规划、内容甚至教学方法都需要有中央统一规定, 而地方上只能听从中央的统一安排, 地方办学方针必须听从中央的领导。这种教育体制一方面是有利于统一规划全国的教育思想, 统一规划发展全国的教育事业。但是另一方面也严重的限制了地方办学的灵活性和积极性, 不能因地制宜的寻求办学方针, 使得地方办学的效率和质量上不去。另一种现状是: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 进而导致基础教育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 我国基础教育不平等的现象已经迫在眉睫了。鉴于基础教育特殊性的地位, 所以对于基础教育不平等的研究和解决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1.2 我国基础教育不平等的表现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正在处于起步阶段, 基础教育不平等纷繁复杂,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我国教育不平等主要体现在教育的起点、过程和结果等方面。

1.2.1 基础教育的起点不平等

这个概念是指每个适龄学生不受性别、种族、出身、经济地位、居住环境等条件的影响, 均有进入学校学习的机会, 同等的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即入学机会的平等。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公民享有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第四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国家培养青少年、少年、儿童, 在品德、智力、体智等方面全面发展。”因此, 起点上的不平等是最低级层次的平等要求。

1.2.2 教育过程的不平等

这个概念指基础教育的过程阶段, 是以平等为基础的方式对待每一个学生, 指在所受的在教育资源投入、内容、评价等方面的数量和质量平等。在受教育的过程中, 首先人力资源的投入不平等, 由于教师工资待遇的不同和教育师资配置的结构不同, 而导致地区内教育质量的不平等。其次物质资源的投入不同, 由于地区和学生的背景不同, 导致了对教育的投入不平等, 而导致基础教育的过程的不平等。

1.2.3 教育的结果不平等

这个概念是针对基础教育最终的目标而言, 表现在学生走出校门时获得不一样的结果, 按常理说公民接受了同样的教育, 应取得同样的结果。即一方面应该在能力上得到大体的相同水平, 不仅是拿到了同样的学历证书, 而且在收益与回报上也应该是相同的, 但是现实中, 却存在着极不平等的现象。

1.3 我国基础教育出现不平等原因

造成我国基础教育领域内如此多不平等,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 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带来了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等的教育不平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是造成中国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根本原因, 而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导致了地区间、学校间教育资源有限供给的极大差距, 从而导致了诸多教育不平等现象的存在。东部总体上比西部能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 因为贫困导致了教育的不平等, 这种现象, 在我国大量的存在, 不容忽视。

其次, 社会对教育的评价导致了教育的不平等。我国目前的教育评价标准是学校的升学率以此来衡量学校的教育质量, 学校用学生的成绩来评价教师的教学效果, 而教师则用成绩来衡量学生的优劣, 成绩高的就是优等生, 成绩低的就是劣等生, 而往往忽视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 整个教育过程都是围绕升学率展开的, 而学校为了更有竞争力, 千方百计地提高学生的成绩和升学率, 由此评价教师的教学质量。这种教师评价体系无形中正使教师把有限的资源更多地分配给成绩好的学生, 造成了教育的不平等现象。

最后, 教育体制不合理带来的教育不平等。我国中央统管的教育体制抑制了地方教育的发展, 一些不合理的政策安排造成了地区间、阶层之间的教育的不平等。例如教育部对地方教育经费的不合理拨款, 造成了地区经费的不平等, 人为的使得地区间教育的不平等。鉴于目前我国基础教育出现的这么多问题, 必须以强有力的理论来支持我们解决这一问题。

2 从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分析解决我国基础教育不平等的现状

2.1 罗尔斯正义原则的提出

现实社会存在诸多不平等的现象, 追求平等, 渴望正义是人类永远追求的理想, 对于什么是平等正义的讨论从来就没有间断过。针对当时美国的社会危机和广泛流行的功利主义正义观, 1971年罗尔斯直接以《正义论》为题, 表达自己对这一永恒主题的关切, 但是他认为“正义的基本主题就是主要的社会体制分配, 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确定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分配方式。” 罗尔斯认为, 其正义原则为:①每个人对所有人拥有的平等自由的限度, 都应该有一种平等的权利, 即自由平等原则。②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 使他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 适合于最少受惠的最大利益即差别原则。在社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 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即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在他看来, 自由具有绝对的优先性, 正义否认了一些人分享更多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 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简单地说, 两个正义原则的要求就是平等地分配各种基本权利和义务, 以及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与负担, 坚持职务和地位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 只允许那种能给最少受惠者带来补偿的不平等分配, 任何人或团体除非以一种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方式谋利, 否则就不能获得一种比他人更好的生活。因此, 我们的教育也应该是平等的, 一个国家的教育政策应该为所有人尤其是给弱势群体带来利益, 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正义。

2.2 从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探析我国基础教育的现状

罗尔斯的原初状态以及从中推出的两个正义原则有高度的抽象性, 用两个正义原则来分析中国的教育现状是切实可行的, 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2.2.1 我国的基础教育公平在法律上得到保证

结合罗尔斯两个正义原则得出的教育公平的“自由平等原则”所要求的教育权利主体的“自由平等原则”, 在我国法律上已经得到了保证。我国宪法和法律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平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四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国家培养青少年, 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四条规定:“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应该说, 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公民平等的教育权的规定是明确具体和全面的。

2.2.2 我国基础教育中存在的不正义的现象

像其他许多领域一样, 我国有关教育的法律、制度呈现出一些不公正的现象。教育资源就像罗尔斯所设计的原初状态下的资源也是“中度匮乏”, 必然产生争夺资源的矛盾, 而对资源的分配情况体现了教育是否公平正义, 我国目前的资源状况很明显地存在许多“不正义”, 而其中最具典型的是适龄学生入学机会不平等。在社会快速发展, 各种社会问题凸显的同时, 教育平等问题也面临严重的挑战。相关研究表明目前教育不平等问题不是在减少, 而是具有扩大的趋势。

3 应用罗尔斯的正义原则解决我国基础教育出现的不平等现象

3.1 关注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权利的保护

解决基础教育不平等问题, 首先关注教育公平与弱势群体权利保护问题。一般而言, 欲解决中国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 应按照整个社会发展的潮流与一般规律来进行制度安排。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了“最少受惠者”的概念, 他们是指处于某一社会地位的人, 如非熟练工人或达不到中等收入水平的人等, 罗尔斯认为最少受惠者的存在是“基本善”分配的不平等所造成的。社会弱势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罗尔斯所说的最少受惠者。由于社会弱势群体容易产生一种抵触社会心理, 反社会情绪, 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极大降低大量社会劳动者的积极性, 削弱社会发展的活力, 这对社会的正常运转和健康发展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影响。当今社会, 以人为本, 公平公正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教育作为整个社会体系中打造正义观念的重要途径, 如果本身存在着严重的不公正与对弱势群体的忽视或歧视, 那么整个社会公平是很难真正得以建立的。因此, 在未来的教育政策调整中, 必须重视教育公平问题与弱势群体保护问题的解决。

3.2 实施城乡统一的教育体制

公民享有相对公平的受教育权利, 教育公平应首先体现在基础教育上。废除歧视农民的政策, 改革城乡间在教育上不一致局面, 提高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投入, 改变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倾向, 向城乡提供均衡的公共教育产品。促进教育资源向农村倾斜, 增加对农村特别是中西部贫困地区教育投入总量, 确保边远地区和偏僻省份的同龄人能有同等的机会接受教育, 从根本上改变非均衡的城乡教育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实行城乡居民同等待遇。首先是要加大农村基础教育需要投入。其次是要多项政策并举力促均衡发展。令人欣喜的是, 有关部门已经看到了城乡教育存在不公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 开始着手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一是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二是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

3.3 在全社会推广教育平等思想, 促进教育机会平等

教育机会平等在我国的教育改革中已是老生常谈了, 在中国教育发展问题的过程中, 应该树立由教育机会均衡而至教育均衡发展的思路, 而现阶段, 重点推行教育机会均等机制。

基础教育是关系民族整体素质的事业, 也是国家发展的基础, 基础教育作为造就人才和提高国民素质的奠基工程, 在世界各国面向21世纪的教育改革中占有重要地位。基础教育要打好基础, 必须确立科学的基础观。科学的基础观必须面向创新、瞄着创新打基础, 重视打好有利于创新的基础, 必须全面、适度、真正为学生的未来和一生着想;必须符合规律, 严格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

参考文献

[1]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292) .

[2]金生鈜.什么是正义而又正派的教育———我国教育改革的症结[J].教育研究与实验, 2006 (3) .

[3]杨东平.影响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不均的制度性因素探析[J].中国高等教育 (半月刊) , 2001 (6) .

[4]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5]李江源.论教育机会平等[J].当代教育论坛, 2004 (12) .

[6]赵君.教育资源与教育机会均等[J].汉中师范学院学报, 2001 (4) .

[7]杨东平.对我国教育公平问题的认识和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 2000 (9) .

人人不平等　等 第11篇

然而，同样的职位，却拿不一样的薪水，同样的工种，收入却高低有别……企业里长期存在的种种“同工不同酬”现象，似乎又在昭示处处不公平，时时不平等。

如何正确看待“同工不同酬”并且合理运用之？如何做到不仅让员工感到自己并没遭受不公平待遇，并欣然接受，甚至更大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

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关于这个话题，仍旧有一些规律可循。

“同工不同酬”是个伪命题

蓝海国际贸易公司总经理汪少海

我们这里讨论的“同工不同酬”，首先要排除国有企业编制内员工与合同工的情况，家族企业按关系亲疏安排职位、工资的情况，以及因为老板个人偏好导致工资不公平的情况。

做好排除法以后，我们再来看所谓的“同工不同酬”在现代企业中的几种具体表现。真的是同“工”了吗？

1.在公司担任同样的职位，干同样的事情，应届毕业生的工资通常要比有工作经验的员工低。那是因为大学生从校园踏入社会，需要一段时间磨合，公司需要投入更多的培训成本来帮助新人适应。部分成本会转移到员工身上，所以才毕业的员工工资会低一些。

2.即使是有工作经验的新员工，入职后工资也可能比老员工低。老板给出工资，通常要看这个员工会给公司带来多少收益。老员工除了让公司省下培训成本，还有一个贡献：“忠诚”。忠诚应该算一个公司的无形资产，如果员工流动过于频繁，就意味着公司的招聘成本要上升。所以老员工的高工资里面包含了老板对其“忠诚”的额外嘉奖。

3.还有一种隐性的“同工不同酬”，即两个人拿同样的薪水，甲却比乙多做一些工作。有员工向我抱怨这种事情时，我通常都是这样解释的。在公司，出人头地的机会并不均等，但多做一些工作可以增加脱颖而出的机会。这些积累可能会让你获得上司的赏识、得到提升。只是这部分收益可能并不立竿见影。

有这样一个小故事。一个仆人向主人抱怨另一个仆人得到的工钱多。主人便给了两个仆人同样多的钱，让他们到市场上去买些水果。第一个仆人完成任务回来了，主人问他：“市场上有卖土豆的吗？”仆人马上重回市场，回来报告有。主人又问：“土豆价格是多少？”仆人只得又跑一趟，再回来报告。第二个仆人也回来了，主人问了相同的两个问题，这个仆人不仅一次性回答了，最后还说：“我想您可能需要买一点土豆，我把那个商人带来了，他就在门外。”于是主人对第一个仆人说：“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了吧。”

站在老板的角度，员工在同样的职位，不一定做出了同样的贡献，不一定消耗了同样的成本，那工资自然不可能均等。

不平等才是平等

浙江金鹰广告公司总经理 梁东

比尔·盖茨曾说：人生是不公平的，习惯去接受它吧。当你的员工进入企业时，你就应该让他们明白，在企业中的不同地位就是这种不公平的重要表现。

在企业里，老板对员工，拥有恩威并济的赏罚筹码。员工对老板，除了离开，没有更多借以牵制的筹码。即使是明星员工，企业也有离开他照样运转的办法。所以企业文化应该让员工找对方法求生存，让他们明白在一个良性的组织中，每个人都应该竭尽全力为这个组织服务，不然就会被边缘化。如果员工明白这一点，他们就会明白岗位一样，工作量不一定一样，即使工作量一样，对组织的贡献也不一样，那收入自然不一样。那些游离于组织边缘没有功劳的人，是没有资格因为苦劳而对企业要求更多的。

另外，老板们也应该给员工一个事业平台，让他们觉得不是在为老板工作，而是在经营自己的人生。当他们把老板当作自己的第一顾客时，他们就不会责怪老板的苛责了。因为他们知道如何推销自己，让自己增值，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马云说过：“男人的胸怀是靠委屈撑大的。”我们要清楚一个不能经受不公平、受不了委屈的员工，对企业不一定有什么好处。对于那些有才能，但因为觉得不公平就委屈的人，我们更要设置一些障碍和考验让他们成长，当然，要在我们可控范围之内。

显然，只有那些明知工作中会遇到各种困难和不公平，仍努力奋斗的员工才真正明白成功的意义，也才能成为企业的支柱。

我的一些老板朋友总是这样告诉员工：“付出必有回报。”但每个人对这种回报的期望不一样，感受也就不一样。代价有时候会和回报不成正比。但我们应该让员工明白，按照人生得到和付出的总量相比，基本都是平等的，只是在每个时间段上有所不同。

我们还要让员工清楚，如果他们能经受住老板给予的一系列考验和工作中的艰难困苦，承受孤寂，逐步增长能力，他们甚至可能成为比老板更成功的老板。当有的员工满头大汗地爬到更高的位置，再回头看那些一边乘凉一边抱怨不公平的人，他们就知道那时的不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

不公平也能管好人

杰森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 唐杰

如何化解“同工不同酬”带来的负面效应，甚至巧妙运用这个杠杆，最大程度增进员工积极性和健康的竞争气氛，对老板而言，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和学习的重要管理话题。

我们来看著名的全食超市，作为美国单位面积利润最丰厚的食品零售商，它每年创造近60亿美元的销售总额。老板约翰·麦基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口号——任何秘密都向员工敞开。当然对员工来说，他们最关心的话题自然是薪酬问题。

在全食超市，每位员工都有权查阅其他门店员工的薪资状况。这种管理的透明度使管理者在薪水决策方面必须完全细节化科学化，当员工对薪资分配不满时，有权提出质疑。同时，由于所有员工的薪资状况都是透明的，就越发激励员工提高自身技能并承担更多工作责任，因为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干了些什么工作的员工可以获得最丰厚的薪水回报。

全食超市的做法可算是活用“同工不同酬”杠杆的一个上策，干脆完全透明，建立相互高度信任的机制，把考核薪酬的各项指标做到极致——为什么你们“同工”却会产生薪酬的差异，道理很简单，他干得比你好，或者干得比你更多。这种形式上的不公平，其实蕴含着最深层次的公平——按劳分配。

当然，大部分企业很难做到那样的超脱，在考核标准制定上也不可能完全细化或科学化。这时，如果老板想尽量弥补由于“不公平”所带来的不平衡感和不稳定情绪，可以试试多提供一些福利来化解。

例如，多为员工制造一些学习和培训机会，让他们感觉到企业的重视和期望；或者多组织一些集体活动，如旅游、聚餐，劳方和资方经常互动，化解对立情绪；树立榜样员工很重要，每年，每季度，甚至每月每周都可以评选表现突出的员工，务必把他们的事迹阐述清楚，阐述他为什么拿得比其他人多……

上述这种方式，肯定会产生一些多余的成本，如果你既不想多付成本，又想摆平所有负面情绪，那么比较常规的做法就是：实行各种保密制度，严禁员工间相互打听薪水，模糊化不平等现象的存在；同时老板和员工间随时进行心理博弈，让每一个员工感到自己拿这份薪水都是合适的，别人拿得比自己高也是正常和正确的。然而，后者往往操作性很难，一不小心，就可能引发负面连锁效应。毕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编 辑 范佳丽

教育不平等 第12篇

我国行政层级较多,共有五级: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地级市—县(市区、县级市)—乡、镇(自治乡)。在五个层级中,历史地位最为尴尬的就是地级市,甚至在我国宪法中根本就没有“地级市”的概念,它是由过去的“地区行政公署”演化而来。实际上,在建国初期,我国实行市领导县(市管县)体制的仅有无锡、徐州、兰州三市。为保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城市的蔬菜、副食品供应,1959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可以领导县、自治县的决定》,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市领导县体制,并指出实行市管县体制是“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去年以来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密切城市和农村的结合,促进工农业的相互支援,便于劳动力的调配”。这一决定将市管县体制推向历史上第一个高潮,往后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虽然历经几次动荡,但在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中共中央(1982)51号文件向全国下达了全面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管县体制的指示,到9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这次市管县的推行主要初衷在于两点:一是通过“地(地区行政公署)市合并”或“撤地(地区行政公署)建市”的方式促进地方公共事务管理和地方民主政治的发展;二是通过市管县的方式将大中城市周围的农村地区统一划归城市领导,通过以城带乡,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

由于分税制改革并未规定省级以下政府的财政关系,市管县模式下,地级市往往倾向于收紧财权而下放事权,造成“饥饿财政”(孙学玉等,2004[1]),同时偏向于市区经济的发展,通过“市卡县”“市压县”截留县的资源集中投放给市区(王庭槐等,1995[2])。它们带来的后果就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首先是过程上的,其次是结果上的。张毅(2010)[3]、李建豹等(2011)[4]、林寿富(2011)[5]等学者的研究均认为县域经济单位之间的经济水平差异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考虑到区县争利的严峻性,从21世纪初开始由点及面地在部分省份推行省直管县改革,这一改革将省-市-县的隔级传导模式变为省-县的直接传导模式,有利于保护市辖县在区县之争中的利益独立性。刘金东和靳连峰(2011)[6]、李兆友和陈亮(2012)[7]等研究者均认为,省直管县改革将成为县域经济差异冲高回落的分水岭。在本文看来,这一看法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县域经济发展不断扩大的根源在于政治权的不平等而非经济权的不平等,经济管理权限仅仅是政治权力的一部分。属地化管理模式下,市级政府仍然保留了行政、人事等政治权力,获得了独立的经济管理权的县城在“政治锦标赛”制度下依然要服从于市级政府的管理,市辖县在区县之争中仍然将不可避免地处于被动地位。从这一点来看,省直管县改革非常类似于1994年中国的“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的同时却保留了政治集权,地方政府的发展依然要服从于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大局。换言之,省直管县改革是一个并不彻底的分权改革。

针对省直管县改革对试点县的实效检验也得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结果。如刘佳等(2011)基于六省2004—200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倍差法的分析结果显示,省直管县改革对县级政府财政自给能力的提升效应虽然存在,但呈现出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同时,省直管县改革对不同县级单位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相比之下,县级市、富裕县和规模较大的县的政策效应更为明显[8]。利用同样方法,郑新业等(2011)对河南省县级单位面板数据的结果发现,直管县在实施省直管县改革前后的经济增长趋势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这意味着,省直管县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没有获得实证支持[9]。贾俊雪等(2013)利用1997—2005年中国县级单位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有助于增强县级财政自给能力、实现县级财政解困,但却显著抑制了县域经济增长[10]。

以上研究虽然对省直管县改革的政策效应提出了质疑,但却没有找到解释这种谜题的关键。一方面,他们的研究过多偏重于财政自给率的过程公平,忽视了经济增长的结果公平;另一方面,他们的研究没有针对改革前后县域经济差异的变化以及区县之间互动效应的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基于此,本文在三个方面做了创新:一是构建数理模型,指出县域经济体尤其是区县之间资源非对等竞争的排挤效应发生的内在动因在省直管县改革前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二是对全国县级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以人口为权重进行三阶嵌套分解,衡量了县域经济差异水平在省直管县前后是否发生显著变化;三是利用面板门限回归论证了省直管县改革后区县之间以及县县之间的排挤效应仍然存在。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建立模型讨论并定义市管县体制下县域经济发展的排挤效应,并讨论了省直管县改革之后排挤效应的变化;第三部分运用泰尔指数三阶嵌套分解衡量省直管县改革前后我国县域经济差异水平是否显著缩小;第四部分运用面板门限分析省直管县改革之后市辖县发展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有效性,论证了市县、县县之间仍然存在排挤效应;最后得出本文结论,认为政治权力下放的有限性是省直管县改革中期失效的根本原因。

二、县域经济发展的排挤效应

(一)排挤效应的定义

在市管县体制下,人权、事权、财权全部掌握在地级市手中,市领导县[11,12]。他认为,核心地区在达到一定程度时会带动外围地区发展,外围地区内部的不均衡发展会促使新的核心地区产生,从而降低原有核心地区的等级,这也与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协调城乡发展、“以城带乡”的政策内容相一致。关键问题是,市区经济发展会在多大程度上出现边角解?事实上,很难!人口压力和土地容量对一般地级市来说还没有成为主要问题,只有较为发达的地级市或者副省级城市才出现了逐步的城市外移,最终“撤县划区”。大多数城市都处于未饱和甚至是饥渴状态,边角解问题难以出现,这也就注定了我国“以城市经济带动全局发展”政策方针在很长时间内是不可能全面实现的。

(三)省直管县改革带来的变化

周黎安(2008)在《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一书中详细描述了中国由下及上、逐级晋升的金字塔形状的官员选拔机制,形象地称之为“政治锦标赛”,这种“政治锦标赛”能够长久延续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上一级政府集中掌握着下一级政府的人事权力[13]。正如前文所言,经济管理权限仅仅是政治权力的一部分,在属地化管理模式下,市级政府仍然保留了行政、人事等政治权力,市辖县的行政长官要获得晋升,市级政府是他们绕不过去的一关,这种隐性权力在区县竞争中能够立刻转化为资源配置权。由此可以断言,以财权下放为主要特征的省直管县改革仅仅是治标不治本地赋予直管县一定的经济权,最为关键的政治权力仍然保留在市级政府手中,两者相较,经济权近乎虚设。获得了独立的经济管理权的县城在“政治锦标赛”制度下依然要服从于市级政府的管理,市辖县在区县之争中仍然将不可避免地处于被动地位。联系上文来看,由于对市级政府行政长官的考核标准并没有随着省直管县改革发生变化,所以其最终目的仍将是获得全部县域经济单位产出总量的最大化,即(1)式不变。由于直管县财政拨款直接由省政府负责,这意味着部分市级政府掌握的外部资源(财政拨款资源)内化成为各个直管县内部资源,但市级政府凭借权力掌握的基建投资、发展规划等相关外部资源仍然不变,这意味着(2)、(3)式的内外资源约束条件形式上也没有变化。因此,我们上文中关于排挤效应的推导依然成立,排挤效应仍会存在,只是由于直管县内部资源增加,最终的排挤效应弱化而已。

三、县域经济差异在省直管县改革后缩小了吗?

已有的研究大多是对省直管县改革做逻辑分析,而缺乏针对改革前后县域经济差异变化的实证测算,省直管县改革前后县域经济差异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没有直观的数据来呈现,这本身就是研究的缺位。基于此,我们遵循由表及里的原则,这一部分将首先利用泰尔指数三阶嵌套分解来衡量改革前后县域经济差异的变化,从根本上推翻研究者对“县域经济差异将随省直管县改革而缩小”的推断,然后在第四部分做深入的理论分析和验证。

本文使用的泰尔指数(Theil index)最早由Theil(1967)[14]提出,相比基尼系数等不平等指数工具,它的长处在于能对差异值进行空间分解,Akita(2003)在传统的一阶泰尔指数分解基础上提出了嵌套分解方法,能够满足多个层次的空间分解要求[15]。由于中国经济分层涉及地带、省、市、县四个层级,这一部分拟运用泰尔指数对总体经济差异进行三阶嵌套分解,既能够测算和比较各个层级内的差异水平的绝对值,还能够测算和比较各个层级内差异水平对总差异的贡献率。

我们假设i、j、k、l,分别为地带、省、市、县的标号,Y为分地区生产总值,y为分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最终可以将泰尔指数分解为如下形式:

这四部分依次为地带间差异、带内省间差异、省内市间差异、市内县间差异。

本文泰尔指数嵌套分解在1998—2006年阶段的计算数据均引用自刘金东和靳连峰(2011)的研究,而在2007—2009年的分解数据则是根据全国除直辖市之外的27个省、自治区合计2716个县级单位人口和生产总值计算得出。与刘金东和靳连峰(2011)一致,我们之所以剔除掉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大直辖市,是因为其行政级别太高,下属区县无法实现统一分解。本文中所有县、区、县级市均认定为县级单位,同时将市内高新区、经济开发区、工业开发区等常住居民人口与生产总值严重不符的同级单位剔除。所有的地级市包括15个副省级城市均被认定为市级单位,计算简便起见,将中部和西部地带合并处理,即只区分东部沿海地带和中西部内陆地带,其中东部地带包括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9省,其他均为中西部地带省份。2007—2009年全国县级单位数据均来自各年《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由于该资料目前出版更新较慢,只能将数据计算至2009年。

根据计算,1998—2009年泰尔指数三阶嵌套分解结果如下表1所示:

从我们计算出的泰尔指数三阶嵌套分解结果可以发现,中国总体区域经济差异水平不断扩大,地带间差异、带内省间差异相对稳定,在我国总体区域经济差异中的贡献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省内市间差异累年增加,2004年以来才有所减少,在我国总体区域经济差异中的贡献率最高,是地区经济差异的最主要因素。相比较而言,各市内县级单位之间的经济差异水平自1998年开始快速增加,在2002年达到近期最高值,此后出现小幅下降,从2004年开始又进入小幅上升趋势(见图1),在我国总体区域经济差异中的贡献率从最初的10.79%上涨到25.06%,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差异中不可小视的作用力量。

追溯历史的话,2002年是我国进行省直管县改革的转折点,浙江、湖北等省陆续启动了“强县扩权”改革,尝试将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到重点县。2005年6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了省直管县的方向,明确提出“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直管县’试点”。随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也明确要“减少行政层级”“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这意味着,2002年开始,省直管县改革进度越来越快,也走得越来越远。但对比上文中的县域经济差异变化,却表现出轻微下降后又轻微反弹的趋势,这意味着省直管县改革并没有有效缩小县域经济差异,其根源就在于,由于政治权力的存在,市级政府主导下的区县之争以及县县之争的排挤效应仍然没有被消除。

四、县域经济发展排挤效应的门限分析

根据本文第二部分的推断,“以城带乡”策略的实现缺乏时效性保障,需要满足一定条件后,当市区发展出现饱和状态时才能自发达到,而这一点对我国大部分地级市来说尚难成立。而第三部分的泰尔指数三阶嵌套分解结果也已证实,省直管县改革并没有显著缩小县域经济差异,相反,县域经济差异在经历了短暂的小幅下降后重新进入上升轨道,这意味着前述研究者关于省直管县赋予县城经济管理权从而消除市县发展不对等的论断是值得怀疑的。回到本文的论点,经济权力不对等并不是市县发展不对等的根源,唯有从根本性解决政治权力不对等,消除市县发展、县县发展的排挤效应,才能真正缩小县域经济差异。为了使我们的论点更有说服力,第四部分将运用面板门限回归着重考察两点内容:一是省直管县改革后,是否仍然存在显著的排挤效应;二是直管县要实现自身发展是否需要满足一定的先决条件。

这一部分将使用Hansen(2000)[16]提出的新面板门限回归方法进行实证分析。该方面有两大优点:一是不需要预先设定非线性方程的形式,门限值及其数量完全是内生决定;二是该门限回归方法使用渐进分布理论和“自举法”估计门限值的统计显著性,估计过程更合理。除生产总值、人口、各项财政收支之外,其他的全国县级单位更详尽的数据无法通过资料全面获取,囿于此,本文第四部分只能选取山东省、安徽省共计32个直管县2009—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面板门限回归分析,人均生产总值等指标均整理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按照上述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思想,首先建立如下以市区人均生产总值为门限变量的面板门限模型:

其中,GS为县人均生产总值,FA为固定资产投资,GU为市区人均生产总值,为缩小数量级之间的差距并使数据尽量平稳,对它们进行了对数化处理。HHI为根据各县行业生产总值计算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用以衡量各县支柱产业的规模化发展程度。NEIB为虚拟变量,NEIB为1表示该县与市区接邻,为0表示该县与市区不直接相邻。FA、HHI用来描述县自身具备的内部资源,而NEIB则作为工具变量体现县可以获取的外部资源,正如前文所言,一般靠近市区的县常常获得较多的发展机会,更容易进入地级市发展规划中的一级区域中,从而被赋予较大的经济发展权重。下标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μi为无法观察到的不随时间变化的省份虚拟变量,εit为随机扰动项。I(·)为指示函数,γ1,γ2…γn表示n个不同水平的门限值。我们选取的2009年之后的时期也是已经全面推行省直管县改革的阶段。

运用Stata10.0软件进行稳健估计,对面板数据检验以确定是否存在门限效应。为此,这里设置了200个网格搜寻点并进行2000次的“自举法”重复。表2中LM统计量的显著性水平表明,门限变量LGU存在至少3个门限值。在检验中,考虑到我们使用的面板数据时间长度有限,只有4年,在确定了两个门限之后,各时间序列长度越来越短,因此出于统计势的考虑,不再进行两个及两个以上门限值的检验。

注:**和***分别表示在5%和1%水平下显著。

表3列出了针对上述模型求到的门限值位置及其每个区间对应的估计参数。可以看到,HHI和LFA对应系数均显著为正,可见县域经济内规模化的支柱产业和固定资产投资对自身发展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NEIB系数为0.004,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接邻市区能为县域经济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这显示了县与县之间的排挤效应也是存在的。

注:**、***分表表示回归结果在5%和1%水平下显著。

对于门限变量的研究更为直接地揭示了市区经济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二者的发展呈现非线性趋势:当市区经济处于第一门限区间LGU≤9.782内,即市区人均GDP≤17 712元时,它对县经济的作用系数为-0.030,有显著的排挤效应;当市区经济发展到第二门限区间内,即市区人均GDP介于17 712元至45 652元之间,它对县经济发展的排挤效应略微趋弱,系数为-0.015,但系数显著性不足;只有当市区经济进一步发展到第三门限区间时,即人均GDP高于45 652元后,它对县经济的排挤效应才消失,变为显著的促进效应,对应系数为0.011,而纵观我们研究的32个县级单位,仅有山东省青岛的市南区、市北区、四方区等少数几个市区能够达到。由上述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市区经济对县经济的带动作用是有限的和有条件的,一是在与之接邻的情况下可以得到微弱的带动作用,二是当市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够带动县经济发展。但是,这种带动效应的条件是很难得到满足的,这意味着,大多数情况下,直管县的经济发展都会受到市区经济的负面排挤效应,这一结果更加验证了前文的论断。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了我国县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的根源,认为政治权力的不平等而非经济权力的不平等是造成县域经济不对等发展的根本原因。市管县模式下的县要绝对服从市级政府的领导,有很强的经济发展动机,却缺乏相对独立的权限空间,在经济发展中一旦碰触到市区利益,就会受到自上而下的排斥。然而,这种排挤效应并没有随着省直管县改革的推进而消失,究其原因,在于省直管县改革并不彻底,仅仅局限于财权等经济权的下放,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区县之间的发展关系。中国县域经济发展不断扩大的根源在于政治权的不平等而非经济权的不平等,经济管理权限仅仅是政治权力的一部分,行政、人事权力依旧掌握在市级政府手中,获得了经济管理权的县城在“政治锦标赛”制度下依然要服从于市级政府发展规划,市辖区挤占县城发展空间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大多数学者均认为,县域经济差异扩大问题将随着省直管县改革的推进而得到根本解决,但本文利用泰尔指数嵌套分解的结果却显示,无论是中国县域经济差异的绝对值还是其在总体经济差异中的相对贡献率,均没有随省直管县改革缩小,而是持续小幅攀升,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思。进一步对山东、安徽两省32个县的面板门限回归结果显示,即使在省直管县改革之后,市辖区对县城、邻近市区的县城对一般县城仍然存在显著的排挤效应,县城要发展自身经济,往往要依赖于支柱产业和固定资产投资。这意味着,省直管县改革前后,排挤效应并没有随之消失,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是促成中国区域经济差异不降反升的重要原因。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现有的省直管县改革并不彻底,惟有实现包括行政、人事在内的全面性的政治权上移才可能缩小县域经济差异。

本文的研究还显示,只有当地级市的发展规划出现边角解即市区经济发展出现饱和时市区对县的排挤效应才会逐渐消失,这一苛刻条件无疑宣判了“以城带乡”政策的短期失效。市区经济在接近饱和时,市级政府会寻求将周边县“划区入市”继续专注于发展市区经济,原有的周边县与市区的外部矛盾成为内部矛盾,新的周边县与新的市区又开始新一轮的增长竞争。

摘要：市管县模式下,很容易发生县域经济体之间争夺经济发展资源的“排挤效应”,使得中国县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利用泰尔指数嵌套分解的结果显示,省直管县改革只能弱化但并不能消除这种“排挤效应”,究其原因,中国县域经济发展不断扩大的根源在于政治权的不平等而非经济权的不平等,经济管理权限仅仅是政治权力的一部分,获得了经济管理权的县城在“政治锦标赛”制度下依然要服从于市级政府发展规划。进一步对省直管县改革之后山东、安徽32个县的面板门限回归结果也证实,市县之间、县县之间的排挤效应依然存在。现有的省直管县改革并不彻底,惟有实现包括行政、人事在内的全面性的政治权下移才可能缩小县域经济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