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意愿度范文（精选6篇）
合作意愿度 第1篇
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市场结构正在悄无声息地发生变化,大型零售商的垄断势力不断增强并逐渐掌握市场主导权,形成买方势力 ( buyer power) 。因此,大型零售商在交易过程中往往利用自身的强势地位施压于供应商,如长期拖欠货款、压低采购价格、收取上架费和促销费等。韩敬稳 ( 2012) 运用行为博弈论对零售商主导型供应链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零售商滥用买方势力的行为激发了供应商和零售商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严重影响了该类型供应链的运行绩效[1]。但另一方面,有限理性的供应商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容易出现道德缺失行为,如为提高竞争力在食品中加入有害添加剂、生产过程中偷工减料、使用劣质原料等不理性的反馈行为。近期发生的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通过对过期食品回锅重做、 更改保质期标签等手段,出售给快餐连锁店的事件己经深刻地反映了这种现状存在的危机。鉴于此,探究买方势力下零售商与供应商之间的博弈关系显得非常必要。
近年来,随着沃尔玛、家乐福、国美等大型零售商势力的壮大,零售商主导型供应链 ( Retailer Dominated Supply Chain,RDSC) 备受关注,对买方势力的研究日益成为供应链管理领域的热点。如文献 [2 3] 从不同角度论证了零售商买方势力形成的起源以及原因,文献 [4 - 6] 认为零售商滥用买方势力将会损害上游供应商以及消费者的利益,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另一些则从有限理性的个体出发,运用演化博弈理论研究供应链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如文献 [7] 运用行为博弈论对零售商主导型供应链建立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背景下的博弈模型,结论显示恢复供应链上下游的公平交易状态是提高零售商主导型供应链绩效的重要途径之一; 文献 [8] 运用演化博弈分析了绿色供应链中核心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 文献 [9] 运用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供应链成员之间的伙伴关系,指出伙伴关系的演化过程与成员企业合作偏好度相关。
合作意愿度的概念 ( the degree of willingness to cooperate,DWC) 由张朋柱等在对混合策略中以概率表示博弈者进行合作的程度之做法进行改进时提出的[10,11,12]。文献 [13] 认为合作意愿度越高越有利于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形成竞争优势。本文将企业的合作意愿度描述为一种热心参与零供之间的合作、愿意提供质量优良的产品、愿意通过研发创新降低整体供应链成本的偏好参数。假设企业有两种选择,合作与不合作、高合作程度与低合作程度,博弈的参与者根据给定的偏好 ( 意愿) 理性地行动,但是他们的偏好 ( 意愿) 在演化过程中可以发生改变。通过构建合作意愿度模型,本文拟推导出零售商压迫下的供应商之间的收益矩阵,并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对修正后的零售商参与管制下的博弈模型进行分析,讨论不同参数下的演化结果。
二、合作意愿度模型与分析
假设供应链中有两类企业,设为企业1和企业2。假定供应链上企业的边际成本相同,企业i的成本函数为C( qi) = uqi,i = 1,2 ,其中u为单位边际成本。根据Bárcena - Ruiz和Espinosa的假设[14],设企业i的逆需求函数为pi= a - qi- bqj,i,j = 1,2 ,且i ≠ j,a > u > 0 ,b为供应链系统中企业的相关程度, 并且 - 1 < b < 0 ,表明两企业在供应链系统中为上下游关系,也可视为产品是互补的,在此理解为零售商与供应商的关系。企业i的利润函数为:
当供应商与零售商合作时,零售商的品牌效应可以带来更大的客流量、减少广告宣传费用、加快商品周转速度; 零售商与供应商建立良好合作关系时,零售商可以保证其供货与价格稳定以及供应的灵活性。企业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攫取更多的利润而有一定的合作意愿。供应链上企业的战略关系是竞合的关系,企业除了考虑自身的利润,还要考虑供应链内其他企业的利润,以达到共赢,于是企业i的目标函数还与企业j的目标函数有一定的相关性。
在易余胤[15]的企业合作意愿度模型基础上,设 α,β 分别为企业1和企业2的合作意愿度,α,β ∈[0, 1]。α,β 越大,企业的合作意愿度越高,反之亦然。因此企业i,j的引入合作意愿度的目标函数为:
目标函数 ( 1) 、( 2) 表明了零供企业在合作与不合作情况下的利润。其中第一项表示若两个企业合作成功,企业i,j便可获得由合作带来的两个企业的利润贡献; 第二项表示若合作失败,企业i,j只能依靠自身能力所获得的利润。在双方完全合作下,两企业的目标函数是一致的。整理两个目标函数,分别对两个企业的目标函数求关于各自价格的一阶导数并令其为0,得到两企业的产量决策均衡解为:
两企业博弈均衡的最大化利润函数为 πi*( α,β) = πi*[q1*( α,β) ,q2*( α,β) ],i = 1,2 ,即企业1的合作意愿度为 α 、企业2的合作意愿度为 β 时,两企业所获得的利润为:
命题1: 若b ≠ 0 ,合作意愿偏好提高了企业所在供应链的整体竞争力。
不等式的经济含义为: ( 1) 有合作意愿的供应商比没有合作意愿的供应商获得更多利润; ( 2) 对方企业合作意愿的提高带动了企业自身利润的提高。也就是说,在供应链中企业合作意愿的提高可以促进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
命题2: 若b ≠ 0 ,合作意愿高的企业将获得比合作意愿低的企业更少的利润。
( 1) 当 α < β 时,π1*( α,β) - π2*( α,β) > 0 ,表明零售商对于合作程度高的供应商压迫程度大,使得供应商利润较低; 并且合作程度高的供应商需要确保其产品的质量,故其生产成本也比较高,这与实际经济生活相符合;
( 2) 当 α > β 时,π1*( α,β) - π2*( α,β) < 0 ,此时供应商的合作程度低,零售商无法进行压迫,使得供应商利润增加; 并且合作程度低的供应商存在投机主义,易获得灰色收入。
综上所述,即使零供双方都有无限合作博弈下去的意愿,供应商也有合作效果不佳的时候; 另一方面,即使供应商对双方合作关系感到不公平甚至不愿合作,但为了获取更高利润,双方仍然必须合作下去[16]。P. N. Bloom ( 2001) 通过实证研究指出,上游供应商若不能在沃尔玛销售产品,即使美国最大的制造商也会至少损失掉一年的利润[17]。因此,供应商仍然会与零售商合作,但这容易导致道德缺失问题的产生。
假设有两种供应商群体A和B,在零供充分合作过程中,另一个供应商群体可获得溢出效应,如由于市场上完全合作的比例高了,零售商降低了对供应商的监管概率; 供应商A进行创新研发时,供应商B存在 “搭便车”现象等。于是买方势力下供应商之间的博弈矩阵可表达如下:
根据命题1、命题2可知 π2< π1< π4< π3,供应商群体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将选择纳什均衡策略 ( 低合作,低合作) 获得收益 ( π4,π4) ,即有限理性的供应商群体都会出现道德缺失等问题,市场将充斥着伪劣产品,这印证了反垄断监管的缺失所引起的市场组织结构的变化给整个经济社会带来的福利损失。因此,仅依靠市场的作用是无法改变买方势力下供应链中零供双方冲突日益突出的现实,还必须依靠外力干预方能对具有特定供应链结构的零售商主导型供应链进行Pareto改进[1]。供应链中处于主导地位的零售商必须对供应商的行为进行监督,并在一定程度上对表现良好的供应商加以激励,与此同时监督机构需要有效地控制垄断力量的集聚。假设零售商对选择高合作程度的供应商或长期提供良好产品的供应商的补贴为S; 对合作程度低或存在投机行为如提供劣质产品的供应商处以F的罚款,从而买方势力下零售商管制 ( 激励或惩罚) 下供应商之间的博弈模型如表2所示。
三、演化博弈模型
假设供应商A选择 { 高合作程度} 策略提供更多良好产品的概率为x ,选择 { 低合作程度} 策略提供有缺陷产品的概率为 ( 1 - x) ,其中0 < x < 1 ; 供应商B选择 { 高合作程度} 策略提供更多良好产品的概率为y ,选择 { 低合作程度} 策略提供有缺陷产品的概率为 ( 1 - y) ,0 < y < 1; 供应商A、B同时给零售商C供货。
供应商A选择 { 高合作程度} 策略时,其期望收益为:
供应商A选择 { 低合作程度} 策略时,其期望收益为:
供应商群体以x和y概率的混合策略进行选择时其平均期望收益为:
由式 ( 3) 、( 4) 、( 5) ,供应商博弈方类型比例的复制动态方程[18]为:
联立式 ( 6) 和式 ( 7) 得到一个二维动力系统。令,即系统策略的变化率为0,可得出该动力系统的均衡点分别为e1= [0,0],e2= [0,1],e3= [1,0],e4= [1,1]; 当时,还有均衡点e5= [x3,y3],其中
根据Friedman的方法[19],系统均衡点的稳定性可由该系统的雅可比矩阵的局部稳定性分析得到。上述系统的雅可比矩阵如下:
( 1) 当S + F > max ( π4- π2,π3- π1) 时,可得,恒有,其演化结果如表3所示,( 1,1) 为进化稳定策略。
( 2) 当 S + F < min ( π4- π2,π3- π1) 时,有,恒,其演化结果如表3所示,( 0,0) 为进化稳定策略。
( 3) 当 min ( π4- π2,π3- π1) ≤S + F ≤max ( π4- π2,π3- π1) 时,有,由于π2- π4、π3- π1之间的大小关系未知,需要分 π3- π1≤S + F ≤π4- π2及 π4- π2≤S + F ≤π3- π1两种情况进行讨论。其演化结果如表4所示。
四、演化博弈结果分析
( 1) 当S + F > max ( π4- π2,π3- π1) 时,即零售商对供应商进行一定程度的激励政策 ( 比如不使用买方势力压低采购价格、对弱势供应商进行超额利益分配等) ,但对机会主义供应商进行处以严厉的惩罚措施 ( 如对存在质量缺陷时的罚款,减少合作机会等) 时,有限理性的供应商选择 { 高合作程度} 策略的收益将大于选择 { 低合作程度} 策略所获得的收益,其最终会趋于选择 { 高合作程度} 策略,尽量配合零售商并提供质量优良的产品。动态演化图如图1所示。
( 2) 当S + F < min ( π4- π2,π3- π1) 时,零售商虽然对高合作程度的供应商进行激励,但激励幅度不大; 对低合作程度的供应商进行处罚,但处罚力度过小、监督惩罚不严,使得供应商选择 { 低合作程度} 策略的收益比选择 { 高合作程度} 策略的收益高。这时,有限理性的供应商最终会趋于选择 { 低合作程度} 策略,出现一些投机主义者或提供劣质产品的行为。动态演化图如图2所示。
( 3) 当min ( π4- π2,π3- π1) ≤S + F ≤max ( π4- π2,π3- π1) 时,π2- π4、π3- π1之间的大小关系将影响供应商演化稳定的过程,因此分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1当 π3- π1≤S + F ≤π2- π4时,其现实意义为: 当其他供应商选择 { 高合作程度} 策略时,供应商选择 { 高合作程度} 策略所获收益更大; 当其他供应商选择 { 低合作程度} 策略时,供应商选择 { 低合作程度} 策略的收益更大。系统有两种演化稳定状态,要么所有供应商都选择 { 高合作程度} 策略,要么所有供应商都选择 { 低合作程度} 策略。最终演化结果将由供应商群体间的初始状态决定。动态演化图如图3所示。
2当π4-π2≤S+F≤π3-π1时,其现实意义是:当其他供应商选择{高合作程度}策略时,供应商选择{低合作程度}策略的收益更大;当其他供应商选择{低合作程度}策略时,供应商选择{高合作程度} 策略的收益更大; 系统达到演化稳定时,将有比例的供应商选择 { 高合作程度} 策略。动态演化图如图4所示。
五、结论
本文通过建立买方势力下的零供双方的合作意愿度模型,得出了供应商之间的收益矩阵,并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分析了零售商参与管制下的供应商行为,得到如下结论: ( 1) 在双方关系不独立时,合作意愿偏好提高了企业所在供应链的整体竞争力,但合作意愿高的企业将获得比合作意愿低的企业更少的利润; ( 2) 当零售商的管制力度 ( S + F) 达到S + F > max ( π4- π2,π3- π1) 时,供应商进行投机行为将得不偿失,供应商群体终将趋于选择充分合作,以期获取更多的收益; ( 3) 当零售商管制力度足够小时, 即S + F < min ( π4- π2,π3- π1) 时,零售商在滥用买方势力的同时,并没有给予供应商适当的激励或对供应商的投机行为进行监督,有限理性的供应商群体都会出现道德缺失等问题,社会总福利将受到损害; ( 4) 当零售商管制力度较小时,min ( π4- π2,π3- π1) ≤S + F ≤max ( π4- π2,π3- π1) 时,供应商最终会趋于哪种演化稳定状态将视零售商管制力度的大小与供应商选择比例的初始值而定。
合作意愿度 第2篇
对于风险问题的研究,Knight[1]在1921年就将一种不确定的问题区分为风险型问题和模糊型问题。Knight认为,对于发生概率已知的事件,定义为风险型问题; 对于发生概率未知不确定的事件,定义为模糊型问题。而随着1961年,Ellsberg[2]对风险型问题和模糊型问题之间的偏好产生了疑问,设计了两个实验得到了两个相悖的结论,风险决策领域的研究就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这个悖论被称为“Ellsberg悖论”,由此引出了“模糊规避( AmbiguityAversion) ”的概念。为了更加清晰的看出模糊规避现象,Ellsberg设计了经典的双色实验: 双色实验中有两个盒子,一个盒子中包含有50个红球,50个蓝球,另一个盒子中包含100个红球和蓝球,红球和蓝球的比率未知。现在要求决策者说一种球的颜色,然后进行摸球,如果摸到的球的颜色与之前声明的相同,则可以获得100元,否则将什么都没有。实验要求决策者对两个盒子进行选择。实验结果表明,更多的人选择确定概率的第一个盒子,而不选择第二个盒子,他们规避了模糊的情况,而选择了概率确定的第一个盒子。如果让决策者对两个盒子赋值( 就是他认为获得多少钱就可以与参加这次赌博的价值等效) ,最后大家给第一个盒子赋值45元,给第二个盒子赋值42元。在保险经济学当中,对于期望的获利50元与45元之间的差额,定义为风险保费( Risk Premium) 。而对于风险问题的赋值45元与对于模糊问题的赋值42元之间的差额,定义为模糊保费 ( Ambiguity Premium ) ( Rustichini,2005[3]) 。也就是人们在比较风险型问题和模糊型问题时更加偏好风险型的而不是模糊型的,这个现象就成为模糊规避或者模糊厌恶。
针对Ellsberg悖论和模糊规避现象更多的学者做了一些引申研究。Einhorn和Hogarth( 1985)[4]针对模糊型决 策问题,基于Slovic和Lichtenstein( 1971)[5]的锚定和启发式理论,他们提出了“描述性的决策模型”。这个模型认为,人们在模糊决策时会对问题有一个临时的评估,然后仔细分析该问题的概率分布,再针对不同概率分布上下调整,最后进行决策。Pulford和Colman( 2008)[6]也针对此问题进行了解释,其解释的核心理论也是锚定和启发式理论。Rode,Cosmides and Hell( 1999)[7]认为模糊规避的产生是与高回报的变异性( Variability)有关,由此得出 了变异性 理论。Fox和Tversky( 1995)[8]提出了相比的无知假设,他们认为当模糊型问题和风险型问题相比时,才会产生模糊规避的现象,如果分开两个市场则不会出现模糊规避。Fox和Tversky( 1996)[9]又认为模糊规避现象的产生是因为个体的认知能力不同造成的。国内学者张凤华( 2009)[10]研究了不同模糊程度对模糊决策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模糊程度会影响模糊决策,模糊程度越高,决策者就越模糊规避。刘雪峰、张志学和梁钧平( 2007)[11]的研究发现认知闭合是适用于模糊决策问题的,高认知闭合的人,在模糊决策时也是更倾向于立即继续决策,而低认知闭合的人则是暂缓进行决策。
针对模糊规避现象,近年来提出了一些更为定量的模型来解释这个问题。Siniscalchi( 2009)[12]借鉴了锚定和启发式理论而提出了向量期望效用模型( Vector Expected Utility) 。Nau( 2006)[13]提出了二阶效用模型( Second-order Utility Model) 来刻画模糊决策问题。Klibanoff等 ( 2005)[14]的光滑模 型( Smooth Model) 也是二阶效用模型的一个变种模型,他很好地将风险和模糊进行了分离,同时将模糊程度与模糊规避程度进行了分离,有更强的适用性。本文的研究也将基于光滑模型进行,通过一定的假设,研究模糊程度以及模糊规避度对完全保险的影响。
Snow( 2011)[15]拓展使用了Klibanoff等的光滑模型,将模糊规避拓展到了保险和风险管理领域,他选取了财富只有两个最终状态的情况进行研究,得出了模糊规避提高了人们对于自我保险和自我保护的需求。Alary,Gollier和Treich( 2013)[16]同样选用光滑模型,拓展了Snow之前的研究,将最终状态拓展到多个。他们着重研究了模糊规避对自我保险和自我保护的影响,并得出了不同情况下模糊规避是提高了自我保险、自我保护还是降低了自我保险、自我保护。同时,他们还得出了模糊规避使得最优的绝对免赔额减小。这里的绝对免赔额是指小于这个数值,保险公司将不会对损失进行赔付。
Huang( 2012 )[17]研究了一个更加模糊规避的人是否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使得其初始的财富分布变得更好。他发现,当付出的努力是非货币性质的,模糊程度的提高使得个体愿意付出的努力程度减少。当付出的努力是货币性的,那么努力程度的多少取决于目标财富状态和付出努力前的财富状态的个人偏好。当更加偏好目标的财富状态时,模糊规避度的提高将会减少其付出的努力程度。而更加偏好初始财富状态时,模糊规避度的提高将会增加其付出的努力程度。
Huang R J,Huang Y C和Tzeng L Y( 2013 )[18]研究了在模糊状态下的博弈问题,他们选择了风险和模糊都规避的投保人以及风险和模糊中性的保险公司进行研究。在合作博弈的情况下,得出最优的购买保险策略为保险赔付覆盖全部的可能损失( 即全保险策略) ,同时得出随着投保人模糊规避度的提高,最优的保费也会提高。在非合作博弈的情况下,他们选用了序贯博弈的模型,同样得出了最优的购买保险策略为全保险策略,以及随着投保人模糊规避度的提高,最优的保费也会提高。
2 模型选取和基本假设
2. 1 光滑模型( Smooth Model)
选用Klibanoff等( 2005) 的光滑模型( SmoothModel) 来刻画模糊规避现象,在此模型下,通过两个步骤来描绘一个财产持有人( 投保人、决策者) 面临模糊状态下损失的决策问题。第一步是计算在不同概率、不同财富状态下的期望效用,主要用于表示持有人的风险偏好态度( 在本文的研究中假设财产持有人是风险规避的) 。第二步是通过一个增函数,转化第一步得到的期望效用,此时将模糊的属性加入其中,根据模糊概率的分布来计算转化后的期望,这样可以刻画模糊状态下持有人的效用。
使用公式详细解释Klibanoff等的光滑模型。假设一财产持有人其财产的终值状态可能为w1,w2……wn,不失一般性,可以假设w1< w2< … < wn。其财富终值对应的概率权重分布函数为p1( θ) ,p2( θ) ……pn( θ) ,θ为概率系数,用以表示概率分布的模糊性。根据概率权重函数的一般要求,我们假设pi随着θ的增大而增大,这与期望理论的结论是相一致的。我们用F( θ) 表示θ的累积分布函数,θ的取值范围为Θ,F( θ) ∈[0,1]。用u( w) 表示财产持有人的效用函数,考虑到风险规避性,其u( w) 必须是上凸函数,即满足条件u’> 0,u”< 0。于是,Smooth Model第一步所述期望效用可以表示为:
根据Smooth Model的通用表示,我们用Φ表示模型第二步中的增函数,那么模糊状态下财产持有人的期望效用可以表示为:
Φ函数表示决策者对于模糊状态的一个偏好态度,它应该随着期望效用的增加而增加,所以Φ的一阶导数应该大于0,即Φ’> 0。如果决策者是模糊中性的,那么Φ是一个线性函数,一般我们假设Φ’= 1,Φ”= 0; 如果持有人是模糊规避的,那么假设Φ”< 0; 如果持有人是模糊偏好的,那么假设Φ”> 0。
当模糊状态不存在时,模糊规避决策者的价值函数应该可以转化为一般的风险规避的期望效用函数,也就是要求存在模糊情况下的价值函数大小与不存在模糊情况下的大小是可比的,所以我们采用Klibanoff等 ( 2005) ,Gollier ( 2011)[19],Alary等( 2013) 和Huang等( 2013) 都采用的方法,持有人的最终的效用方程表示为:
从最终的模型表达形式可以看出,这个模型将模糊程度的大小与模糊规避度的大小进行了区分,其中F函数来表达模糊程度的大小,Φ函数来表达模糊规避度的大小,这种区分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分别研究模糊程度和模糊规避度对持有人价值函数的影响。
根据上文的假设得到了本文中使用的基本模型,现将模型中使用的各参数含义总结如下:
θ: 概率系数,用以表示概率分布的模糊性;
pi( θ) : 财富终值对应的概率权重函数;
F( θ) : θ的累积分布函数,用以表示模糊程度;
wi: 财富终值;
u( w) : 财产持有人的效用函数;
Φ( ) : 模糊态度函数,用以表示持有人模糊规避程度的函数。
2. 2 完全保险( Full Insurance)
购买保险是应对风险和模糊的重要手段之一,它可以让投保人通过支付一定的代价将风险和模糊转移给保险公司。完全保险是指投保人支付一定的金额,将财富固定在一个平均期望的数额,从而消除掉其中的模糊和风险。一个特殊的表示就是投保人支付一定的保费,保险公司对所有的损失进行赔付。这个支付的金额称之为支付意 愿额( Willingness to Pay,WTP) ,用P表示,这里的P就是前文中提高的风险保费( Risk Premium) 和模糊保费( Ambiguity Premiun) 之和。那么,完全保险可以用公示定义为:
Alary等( 2013) 通过模型推导得出模糊规避的人与模糊中性的人相比提高了WTP的大小,本文将拓展Alary等( 2013) 的研究,着重研究模糊程度大小以及模糊规避度大小对支付意愿额的影响。
3 模糊程度与支付意愿额
在模型的基本假设中,累积分布函数用于表示决策的模 糊程度,我们参考Snow ( 2010[20],2011[15]) 所做的处理,模糊程度提高的一个有效的表达形式是 用均值保 留展开式 ( Mean-preservingSpread) 来描述,比如G是F的均值保留展开式,那么概率分布G就比F更为模糊。均值保留展开式的详细定义如下:
定义3. 1θ,满足F( 2)( θ) ≤G( 2)( θ) ,并且∫θd F( θ) = ∫θd G( θ) 。我们称分布函数G是分布函数F的均值保留展开式( 记作G MPS F) ,其中,
根据定义,我们可以发现G和F的均值是相同的,即∫θd F( θ) = ∫θd G( θ) ,但是G比F的分布更加分散,即F( 2)( θ) ≤G( 2)( θ) ,于是均值保留展开式很好地表达了不同的模糊程度。我们假设G MPS F,分布函数为F时的WTP为P1,分布函数为G时的WTP为P2,于是根据完全保险的定义可得:
为了比较P1和P2的大小,我们可以转化为比较Φ-1∫ΘΦ( EU( θ) ) d F( θ) 和Φ-1∫ΘΦ( EU( θ) ) d G( θ)的大小。
根据分布积分的相关原理,可得
因为F( 2)( θ) ≤G( 2)( θ) ,u’> 0,u”< 0,Φ’>0,Φ” < 0,可以得到上式大于0,所以
由于Φ和u都是增函数,所以P1≤P2。
由此,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对于风险规避和模糊规避的个体,随着模糊程度的增加( 减少) ,其购买完全保险的支付意愿额也随之增大( 减小) 。
由于风险决策和模糊决策是两个不同的决策,所以可能存在风险中性或者风险寻求的个人,虽然在不存在模糊时他们是不会购买全保险的,但是由于模糊状态的存在,他们也可能会去购买完全保险。此处完全借用上述假设,同样可以得到
如果是风险中性的个体,其效用函数的图像为一条直线,即U( x) = ax + b的形式,不失一般性我们可以假设U’= 1,U”= 0,又根据F( 2)( θ) ≤G( 2)( θ) ,Φ’> 0,Φ”< 0,同样可以得到式( 10) 是大于0的。于是,我们得到:
由于Φ和U都是增函数,所以P1≤P2。即随着模糊程度的增加( 减少) ,其购买完全保险的支付意愿额也随之增大( 减小) 。
但是对于风险偏好的个体,其效用函数为下凸函数,即U’ > 1,U” > 0时,我们无法 判断∫θΦ( EU( θ) ) ( d F( θ) - d G( θ) ) 的正负,也无法得到一个统一的结论。
于是,结合之前的结论,我们得到无论是风险规避还是风险中性的个体,只要他是模糊规避的,那么随着模糊程度的增加( 减少) ,其购买完全保险的支付意愿额也随之增大( 减小) 。
4 模糊规避度与支付意愿额
现在分析模 糊规避度 大小与支 付意愿额( WTP) 之间的关系,对于模糊规避度大小的衡量,我们采用类 似Klibanoff等 ( 2005 ) 和Huang等( 2013) 的处理方法,设Ψ = h( Φ) ,h函数满足条件h’> 0,h”< 0。由于h是一个上凸函数,一个拥有Ψ模糊函数的投保人要比拥有Φ模糊函数的投保人更加模糊规避,即拥有Ψ模糊函数的投保人模糊规避度更大。
假设分布函数为Φ情况下的WTP为P1,分布函数为Ψ情况下的WTP为P2,可得:
于是有
推导中第二行是根据Ψ的定义,第三行根据琴生不等式,第四行根据等式( 12) ,第五行根据Ψ的定义。
因为u单调递增,于是容易得到P1≤P2。
由此,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对于风险规避和模糊规避的个体,随着模糊规避度的增加( 减少) ,其购买完全保险的支付意愿额随之增大( 减小) 。
对于不同风险态度的个体,都可以得到,又因为他们的效用函数u都是单调递增的,所以无论风险态度是怎样的,P1≤P2总是成立的。于是,我们得到一个更加一般的结论: 对于模糊规避的个体,随着模糊规避度的增加( 减少) ,其购买完全保险的支付意愿额随之增大( 减小) 。
5 结 论
通过以上的研究,我们得到了两个结论,分别阐述了模糊程度大小和模糊规避度大小对支付意愿额( WTP) 的影响。结论1: 对于风险规避和模糊规避的个体,随着模糊程度的增加( 减少) ,其购买完全保险的支付意愿额也随之增大( 减小) 。结论2: 对于风险规避和模糊规避的个体,随着模糊规避度的增加( 减少) ,其购买完全保险的支付意愿额随之增大( 减小) 。再结合Alary等( 2013) 的研究,我们得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结论,在完全保险的情况下,模糊规避的存在会提高支付意愿额( WTP) ,也就是投保人会愿意支付更多的保费; 而模糊程度的提高以及模糊规避度的提高,都会提高其购买保险的支付意愿额( WTP) 。
结合到现实的保险环境中,比如汽车险,不同的厂商,不同的车型,不同的价格,对于安全的设计也是不同的,所以出意外( 损失) 的概率也是不同的。这个概率很难确定到一个准确的值,所以其概率大多数情况下应该是模糊的,而不同的情况下,模糊的程度也是不同的。对于不同的个体或者组织,其模糊规避的大小也千差万别。此结论的得出从理论的角度抽象地解释了模糊程度以及模糊规避度对支付额的影响,从而让保险公司针对不同的车型、不同的个体制定不同的保险合同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目前对于模糊规避和保险的研究还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理论的研究也与实际中的保险合同存在一定的差距,未来可以探索研究模糊规避对不同的保险策略的影响,也可以引入投保人和保险公司的博弈深入研究模糊规避下最优保险的制定策略。
摘要：基于风险决策中模糊规避现象普遍存在的认同,通过选用Klibanoff等的光滑模型(Smooth Model)刻画模糊决策问题,引入均值保留展开式和复合函数等表达形式,研究模糊程度大小、模糊规避度大小对完全保险下的支付意愿的影响。
合作意愿度 第3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江西省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的全体在职护士为基本单位, 针对的是临床护理人员。
1.2 方法
1.2.1
采用自行设计调查量表从临床的20个带教点上应用系统抽样的方法, 在每个带教点分别在三个不同的年龄段 (即在≥40岁, 30~40岁, ≤30岁) 抽取2份样本量, 合计抽取样本总量120份。实际发放调查问卷120份, 回收120份, 有效率为100%。
1.2.2 资料的收集方法
2012年1月底医院的全体护理人员按规则分发调查表资料, 并及时回收, 统计回收率。问卷以不记名的方式, 减少了不必要的顾虑。
1.3 评分
结合我院护理教学的具体情况, 编制了临床护理带教意愿度的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对护理的态度 (7项) 、带教能力 (4项) 、护理临床人员现有的压力 (4项) 、知识水平 (2项) 、职称与学历 (4项) 、物质利益因素 (4项) 及护生对于临床带教老师的影响 (5项) 。共30项内容进行评分。
2 结果
共发放120份问卷, 填写率100%, 其中在 (≥40岁, 30~40岁, ≤30岁) 之间的问卷比例为1∶1∶1。从调查结果上在我院临床护理教学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影响临床护理人员对护理带教的意愿度。阻碍临床护理人员带教意愿度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2.1.1护理人员的压力大
作为临床护理带教老师, 他们承担着太多的压力, 既有临床护理教学的压力, 又有护理工作的压力。在职人员编制紧缩, 护理人员匮乏, 护理工作任务重[3]。在护理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 护士要额外付出时间和精力来进行临床教学, 既要指导护士生, 又要为护士生的工作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负责, 使带教老师因压力过大而简化或不重视带教工作[4]。
2.1.2带教的态度
态度是个人对一定对象 (人、事、物、观念) 的评价和所持的心理倾向, 态度影响着一个人对事物对他人及各种活动做出定向选择[5]。由于临床护理护士在职人员编制紧缩, 护理工作任务重。这种情况下护理人员有可能会因繁杂的工作影响到心情再加上家庭及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如果此时又要去带领护生, 往往不能专心带教。一旦学生出现了差错事故, 其临床护理教师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护士主动承担带教任务的意愿。
2.1.3个人胜任力和学历
随着护理职业进程的发展, 专科护士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而在临床中, 临床护士的核心能力在工作1~10年是逐渐上升趋势。其中, 工作年限10~20年时, 护士核心能力最强, 可以将其作为能力的黄金时段。对于学历的要求比较高是这次调查中护理人员常提到的, 特别是对于护理本科的带教, 有65%的临床护理人员认为带教是主管护师及以上的人员才能胜任的, 职称职务低的护理人员一般不参与护理临床带教。
2.1.4工作环境和教学补偿
护理人员匮乏患者数目不断的攀升, 在这种环境下有的病房护士长只注重病房管理, 不重视教学工作, 认为护生有专门的带教教师带教, 不检查监督带教教师的带教工作, 不参加护生的出科考核, 对于带教老师没有给予很大的鼓励。在这份调查中≤30岁的临床护理人员对于工作环境和教学的补偿看的较重, 他们认为有额外的付出就得有相应的回报。30~40岁之间的护理人员对于工作环境和教学的补偿表示无所谓。≥40岁此年龄段的护士对于工作环境和教学的补偿随着年龄的增大而不断的加强, 特别是对于教学时间的补偿, 他们认为这是随着年龄的增大精力正不断的下降, 而护理临床教学工作又需要大量的投入精力。没有回报就没有需求, 没有了自我的需求何谈来满足他人的需求, 这正应对了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类最高的需求是自我需要。而目前国内对于护理教师的激励措施不够, 没有明确的规定和物质上的奖励, 这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临床带教的积极性。
2.1.5带教意识
带教意识差, 很多人对临床带教还不是非常的注重, 对于带教的方式还是没基本的模式, 有时带教老师不注意自己带教方式, 带教责任心不强。
3 讨论
3.1 因素
3.1.1 业务水平的提高
临床护理教学是一把双韧剑, 它既是压力又是一种动力, 在调查中有30%的护理人员不觉得临床护理带教是一种额外的负担, 他们认为临床护理带教反而能促进他们去学习, 增强自己的业务水平。
3.1.2 临床压力的减轻
部分临床护理人员认为护生对于临床的陌生只是短暂的, 一旦他们进入了角色, 便能在临床上协助自己工作, 减轻自己的工作负担, 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了自身的工作压力。
3.1.3 管理能力的提升
临床护理教学是帮助护生将课堂上所学的基础理论知识与临床护理实践紧密结合的关键环节。护理临床实习的效果关键在于临床教学的组织和管理, 由于带教老师通常是通过考评选上的, 而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专科生, 管理能力还不是很强, 从事临床护理教学能提高他们对于临床管理的能力, 从而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整体水平。
3.2 对策
3.2.1 调节工作量, 改善护士待遇
注意体谅护士工作的繁重及不规则, 重视医疗、后勤、护理为一体, 努力做好各项保障工作。避免护士跑外勤, 尽量减少护士工作的超负荷;合理安排工作时间, 调节神经的弛张度。
3.2.2 坚持分层次教学
培养高素质护理人才实习护理学生有不同的学历, 本、专科与中专学生的学习大纲要求也就不一样, 针对这种情况, 应该制订不同的实习计划。
3.2.3 提高护理带教的意识
带教前要消除带教老师的心理顾虑, 把带好护生作为自己的一项职责。
3.2.4 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要求带教教师向护生全面介绍科室及医院环境, 关心护生生活、学习, 多与她们进行心理沟通, 建立友谊, 消除隔阂, 融洽师生关系。
3.2.5 鼓励式带教
美国心理学家詹姆士曾说:“人最本质的需要是渴望被肯定”。作为护生, 希望得到老师的承认、赏识、信任和尊重, 因此多鼓励和夸奖她们, 会使带教工作更有效地完成。
摘要：调查临床护理人员对护理带教的意愿度, 调动临床教师的积极性, 以便进一步提高临床护理教学质量, 完善临床教学组织和管理制度。以江西省某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的全体在职护士为基本单位, 采用自行设计调查量表从临床的20个带教点上应用系统抽样的方法。家庭、社会、个人情感及个人能力、职称、学历以及工作环境都是影响临床护理人员带教意愿度的重要因素。分析临床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及时提出对策, 以便不断地改进临床的教学质量。
关键词：护理人员, 医院,教育, 护理, 继续,护理教育研究
参考文献
[1] 李继坪, 宋锦平, 成翼娟.临床护理教学情况调查分析[J].中华护理杂志, 1998, 33 (3) :159-161.
[2] 宫玉花, 郑修霞.我国护理临床教学中的问题及对策[J].护士进修杂志, 2002, 17 (7) :508-510.
[3] 曹颖, 于艳秋.护士对自身工作满意程度的调查分析[J].中华护理杂志, 2000, 35 (8) :499-501.
[4] 肖仁梅.临床护理教学风险分析与管理[J].护理研究, 2007, 21 (3) :832.
合作意愿度 第4篇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选择杭州市滨江区某社区居民为调查对象, 共填写300份调查问卷, 收回300份, 回收率为100.0%, 其中有效问卷273份, 有效率为91.0%。
1.2 调查方法
以整群随机抽样方式抽取了某一社区300名居民, 由笔者本人入户询问并由居民亲自填写。调查内容包括居民对社区首诊制度的了解、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等。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8.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单因素比较采用x2检验, 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逐步回归法 (进入标准p<0.3, 剔除标准p>0.2) 。
2 结果与分析
2.1 调查对象基本特征
273名居民中, 男103人 (占37.73%) , 女170人 (占62.27%) ;居民平均年龄55.39岁;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231人 (占84.62%) ;月收入1000～2000元61人 (占22.34%) , 2000～3000元135人 (占49.45%) ;3000元以上77人 (占28.21%) ;在职人员201人 (占73.63%) ,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184人 (占67.40%) ,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26人 (占9.52%) , 公费医疗保险10人 (3.66%) , 其他保险形式53人 (占19.41%) ;过去1个月内感觉健康状况良好164人 (占60.07%) , 觉得健康状况一般81人 (占29.67%) , 认为健康状况不好28人 (占10.26%) 。
2.2 居民对社区首诊制度的了解及首诊意愿
2.2.1 居民对社区首诊制度的了解知道社区首诊概念的居民有174人, 知晓率为63.74%;了解社区首诊制度的居民仅为106人, 了解率为38.83%
2.2.2 居民社区首诊的意愿 表示愿意接受社区首诊的居民135人 (占49.45%) ;不愿意接受社区首诊的居民5 4人 (占19.78%) ;表示不关心的居民84人 (占30.77%) 。135名愿意接受社区首诊的居民在社区首诊原因的选择率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x2=274.58, p<0.01, 见表1) 。在54名不愿意接受社区首诊的居民中:认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技术水平低占57.41%, 认为社区首诊限制居民就诊选择的自由性占16.67%, 认为过程太复杂占14.81%, 其他原因占11.11%。
2.2.3 影响居民社区首诊意愿的因素年龄、性别、收入情况、职业、医疗保障形式与居民是否愿意接受社区首诊均无关联 (p>0.05) ;而文化程度、家与医疗机构的远近、居民对社区首诊制度的了解、居民对社区卫生服机构满意度与居民是否愿意接受社区首诊均有关联 (p<0.05) 。
将文化程度、家与医疗机构的远近、对社区首诊制度的了解、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满意度作为自变量, 居民社区首诊意愿作为因变量代入Logistic回归模型, 各变量赋值见表2。进入回归模型的因素是对社区首诊制度的了解和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满意度 (p<0.05, 见表3) 。
3 讨论与建议
3.1 社会舆论宣传不到位, 需要加强宣传力度
调查分析显示, 杭州市滨江区居民对社区首诊概念知晓率 (63.74%) 与居民对社区首诊制度的了解率 (38.83%) 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居民首诊意愿与实际就诊行为之间也存在一定差距, 这需要通过健康教育来提高居民的社区首诊制意识。同时,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是否了解社区首诊制度是影响居民社区首诊的因素之一。社区首诊如果没有强大的宣传力度, 就无法将社区卫生服务优点、特色及功能进行宣传, 更无法让社区居民深入了解社区卫生服务, 解除信任危机。
3.2 社区卫生服务的供给能力有限, 整体实力亟需提升
调查分析显示, 杭州市滨江区居民愿意去社区首诊的原因前三位是就近方便、病情轻、服务态度好, 表明除了距离远近、病情轻重, 居民十分重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服务质量, 因此提高社区卫生服务质量更能迎合居民的期望。居民不愿意去社区首诊的原因中显示, 认为医疗水平不放心、设备药品不齐全的居民比例占据较大, 并且通过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对社区卫生服机构技术水平的满意度与居民是否愿意接受社区首诊有关。同时,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社区卫生服机构技术水平是影响居民社区首诊的因素之一。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对社区卫生的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不够, 再者, 从事社区卫生服务的医务人员水平不高、技术不过硬也影响了社区卫生服务的质量, 需要政策扶持, 加大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资金投入, 并加快与完善医务人员、管理人员的培养, 为社区首诊输送人才。同时,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要加强与上级医院的交流与合作。
通过对杭州市滨江区居民社区首诊意愿度调查与分析得出社区首诊制度建设与完善的工作重点应该是在继续完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基础上, 需要各级政府上下同心, 社会、社区、居民共同努力, 加大对社区首诊制度的宣传力度, 加大医疗保险、政策对社区首诊的支持力度以及加强对社区卫生服机构的整体建设。
参考文献
[1]秦翔, 张开金, 等.江苏省居民社区首诊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医院管理, 2007, 27 (3) :33-35.
[2]王川, 张蕾.当前我国施行社区首诊的必要性及可及性分析[J].卫生经济研究, 2009, (8) :26.
[3]刘标, 李晓芳.关于我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推行首诊制度的几点思考[J].中国全科医学, 2008 (7) :1l15—1l17.
[4]周晓露.社区首诊制实施难点探析[N].鄂州大学学报, 2008, 15 (2) :57-59.
[5]李跃平, 钟春英.社区首诊制实施的基础条件分析与对策[N].福建医科大学学报, 2010, 11 (2) .
[6]忻红丰.社区首诊制发展过程中的障碍[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 2008, 22 (3) :29.
[7]樊建花, 葛建一, 等.探究我国社区首诊制实施困境及解决对策[J].卫生软科学, 2011, 25 (6) .
合作意愿度 第5篇
关键词：烟农,烤烟合作社,参与意愿,影响因素
近年来,我国烤烟生产组织形式发生了较大变化,随着建设现代烟草农业和“一基四化”,以及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耕地流转机制的提出,为新型烟叶生产组织模式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1,2,3,4,5]。但是,目前对烤烟合作社模式的分析较少从烟农的角度出发,大多是从经济层面进行分析[6]。而目前广大烟农已成为烟叶生产投资与经营的主体,加强对烟农生产决策行为关注的重要性凸显。因此,本研究以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芷村镇独家村烤烟合作社为例,探讨烤烟合作社的实际运行效果及其存在问题的根源。
1 调查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调查区概况
独家村村民小组属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芷村镇白石岩村,2013年,为了提高烟叶生产效益,在村委会和烟草公司的组织下,成立了独家村烤烟烘烤合作社,依法组织烤烟生产经营。经过2013年的试验运行,
烤烟合作社实现了减工增效,比传统烟草烘烤减少用工15.75个/hm2,烘烤能耗比传统烘烤节约480.60元/hm2。最终,烤烟合作社在烟叶生产季节增加烟农收入13.6万元。为了更好地反映烤烟合作社的运行情况及烟农参与意愿,本研究还特别选取了一个位置与独家村较近,烤烟种植情况和社会经济状况与独家村相似,且未成立烤烟合作社的小红岩村作为对照区,用以探讨烟农参与烤烟合作社的相关问题及意愿的影响因素[7]。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具体采用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的半结构访谈工具,获取被采访者对事件的响应、偏好和态度[8]。于2013年8—10月进行数据收集工作,采用入户访谈形式对97户烟农进行访谈,回收有效问卷92份,问卷有效率95%。
2 结果与分析
2.1 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
按是否组织参与烤烟合作社生产,即烤烟合作社(独家村)和非烤烟合作社(小红岩村),分别进行对比分析(表1)。从2组数据来看,调查对象的性别比例、年龄结构无明显差别,受访烟农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参与烤烟合作社农户为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55.8%)比非烤烟合作社地区高出23.3个百分点。烤烟合作社农户的文化水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烟农对烤烟合作社的选择。在外出务工的调查中,2组数据相差较大,其中烤烟合作社有外出务工的占61.5%,非烤烟合作社仅有32.5%外出务工,由此不难看出通过参与烤烟合作社,实行专业化分工之后,烟叶生产的劳动强度大大降低,烟农参与烟叶生产的有效时间明显减少,从而外出打工的比例增加。从2组烟农对生活满意度的回答中,可以看出具有一定的差异,参与烤烟合作社烟农的生活满意度要高于非烤烟合作社烟农,由于烟叶生产程序繁多,有45.0%非烤烟合作社烟农对于目前的生活表示不满意[9]。
2.2 烤烟合作社对烟农经济收入的影响
要更客观地反映烤烟合作社模式实施前后烟农的基本生产、生活状况以及烟农参与烤烟合作社的真实意愿,对两地区烟农的经济收入变化调查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烤烟合作社在有效减轻烟农劳动强度的同时,也影响了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从总体调查结果来看,参与烤烟合作社的烟农有61%的比例认为烤烟合作社增加了家庭经济收入,19%的比例认为减少了家庭经济收入,13%和7%的烟农认为家庭经济收入没有受到影响或对此影响不清楚。非烤烟合作社地区有32%的烟农认为家庭经济收入增加,且这部分烟农烟叶生产技术水平较高或种植面积较大。非烤烟合作社烟农中的47%认为家庭经济收入减少。由此可见,参加烤烟合作社的烟农家庭经济收入增长更显著。
2.3 烤烟合作社推广中烟农对未来发展问题的分析
2.3.1 烟农对改善目前状况的看法。
在对2组农户的调查分析中发现,烤烟合作社地区的烟农更关注其未来发展问题。烤烟合作社地区的烟农往往更注重于烟叶生产技术与管理方面的改善,其中80.8%的烟农认为有效落实政策是目前最紧迫的问题,其次分别有73.1%、59.6%、46.2%的烟农关注配套产业、技术培训和管理培训方面的问题,总体看来对自身未来发展问题关注度较广,视野更开阔。
2.3.2 反推式预案设计。
采用“反推式”预案方法[10],对烟农的意愿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后,根据不同需要寻求最优实现途径。通过总结调查材料提出了4种预案结果:一是单赢型,即使一部分人获得收益;二是双赢性,即实现各方的共同获利;三是盲目型,即缺乏目的性与预期性;四是消亡型,即可持续性较差,最终被废除。由于烟农对于预案设计目标不清楚,为了避免由此导致的选择偏差,在调查中询问烟农对烤烟合作社未来发展的真实想法,再结合4种预案结果,总结出烟农对烤烟合作社的整体看法。
3 结论与讨论
烤烟合作社是一种典型的烟叶生产组织管理模式,其可持续性与经济效益的发挥都需要烟农的广泛参与。本研究应用调查问卷的方法,统计分析烟农参与烤烟合作社的意愿。应用参与性农户评估进行分析,以准确地反映烟农对烤烟合作社改善烟叶生产效果的总体感知,同时判断出该模式在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从而为各级管理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根据烟农意愿分析结果,虽然烤烟合作社能有效提高烟农经济收入、改善生活满意度,但仍存在着诸如完善内部管理、增强技术投入、调整烟草公司与烟农利益关系等问题。因此,政府和烟草公司需要提高烤烟合作社的管理水平,加强烟叶生产技术推广服务,提高烟农的农技知识和水平,同时积极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实现烤烟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
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烟农对于烤烟合作社的态度是积极与肯定的,同时他们希望通过参与烤烟合作社而减轻劳动量、提高经济收入,但由于实际的运行管理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而制约了烤烟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应该逐步加强构建烤烟合作社的规章制度,健全管理机制与权责平衡机制,定期开展管理培训,不断提高合作社的整体管理水平,增强社员的主体责任意识,促进烤烟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烟农参与烤烟合作社的意愿可以看作是机会成本的选择。目前烤烟合作社的利益驱动因素包括2个方面:一是减少烟农的劳作强度;二是烟农希望通过集体生产获得更高经济回报,避免因生产技术落后而影响经济收益。然而,这2个吸引因素难以有效保证烤烟合作社的可持续性。首先,部分生产技术水平较高的烟农在参与烤烟合作社后收入有可能会降低,从而挫伤了其生产积极性;其次,由于受到当地配套产业发展的限制,烟农可能无法广泛获得较高收益。因此,发展与烤烟合作社相配套的相关产业,激活剩余劳动力,是实现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李发新.从现代农业看烟叶生产的可持续发展[J].中国农学通报,2007,23(11):431-434.
[2]柴建国.大户种植对烟叶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影响[J].中国烟草学报,2008,14(5):59-63.
[3]宋朝鹏,杨荣生,冀新威,等.烘烤合作社的研究与探讨[J].安徽农业科学,2009,37(11):5189-5191.
[4]陈泽育,凌远云,李文芳.农户对农业保险支付意愿的测算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以湖北省兴山县烟叶保险为例[J].南方经济,2008(7):34-44.
[5]宋朝鹏,冀新威,孙建锋,等.几种烤烟专业化烘烤模式分析与探讨[J].中国烟草科学,2010(4):67-71.
[6]贺广生,吕永华,李茂军,等.烟叶产业化经营模式的比较分析与发展对策[J].河南农业科学,2010(6):148-151.
[7]杨荣生,李开晏,贺帆,等.烟农参与烤烟集约化烘烤的因素分析[J].河北农业科学,2010(6):102-105.
[8]王丰,唐新苗.从国外经验看我国烟叶生产合作组织的职能定位[J].中国烟草学报,2009(4):78-81.
[9]金文莉.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政府关系的探讨:基于非营利组织理论的分析[J].中国集体经济,2009(27):48-49.
合作意愿度 第6篇
农民专业合作社所面对和服务的主体是农民, 所以农民是否有意愿参与到农民专业合作社当中以及农民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愿是否强烈则直接影响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长足发展。
一、农民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认知影响其参与意愿
有关调查显示, 当向农民们提及农民专业合作社时, 大多数农民听说过这个组织, 而少数农民从未听过这个名称。当问及什么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时, 只有极少数农民能够有明确的答复, 剩余的绝大多数农民都表示说不清楚或不太明白。鉴于此, 绝大多数农民可以说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并不了解, 有些农民可能只是听说有这样的一个经济组织存在, 但在谈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生背景、发展历程、基本特征、成立的条件、设立的程序、遵循的原则、以及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等等时, 都会感觉到很陌生。
绝大多数的人在面对另类的新事物或者是不了解的事物时所采取的态度都是不积极、不主动, 甚至是抵触的。在经过了一段时间后, 有了前人的实践经验及成果时, 才会出现较多关注者和参与者。在我国, 农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大约为60%, 而且绝大大多数农民所采取的经营方案为传统的家庭承包制。农民们在面对新生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这样的经济组织认知程度不高, 进而导致他们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参与态度不积极、不主动, 这样则大大的影响了农民参与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愿。
二、农民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方面的疑问影响其参与意愿
农民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方面比较关心的是:第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机构为如何;第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领导者如何确立产生;第三、他们如果参与到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中能否具有发言权;第四、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否公开透明等问题。农民们心目中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应该是一个集“民主、自治、自愿”于一身的合作经济组织, 但是他们对现实中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能不能兑现实行“民主、自治、自愿”的制度及原则存在这一定的疑问。他们对参与到农民专业合作社中能否体现自我价值以及地位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 他们担心参与到农民专业合作社中说不上话, 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被始终搁置不予采纳, 无法将自己的切身利益抓在手中。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想化是要实现社员“一人一票”, 但在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真正治理时却难以实现, 往往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治理模式, 与传统的合作社治理模式相背离。这可能是农民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发面有疑问的因素。如此以往, 在农民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方面的疑问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参与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愿。
三、农民对参与到农民专业合作社中, 能否带来期望的经济效益存在疑问
农民群体是一个十分务实的群体, 每赚到的一分钱都是由他们的辛苦换来的。所以, 要他们从传统的家庭承包制的经济模式转为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 同类农产品或同类农业生产经营的生产者以及负责人, 在自愿、自制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一种经济合作组织的经营模式。农民们首要考虑的是:第一, 参与到农民专业合作社中能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好处;第二, 参与到农民专业合作社中能为他们创造多少效益;第三, 参与到农民专业合作社中能比他们继续从事传统的家庭承包制的小农经济多赚到多少钱。
如今,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财务制度还不健全, 也并不明晰。农民们能从中得到的有效信息并不完整。农民是最务实的人, 也就是说, 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所赚到的属于自己的利润不流失, 能够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赚到的利润达到最大化。但是, 农民又处在是否应该相信通过加入到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带来他们预期的经济效益的矛盾中。这种矛盾的存在, 直接影响了农民对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愿。
综上所述, 农民专业合作社虽然对农业经济的推动与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农民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认知、农民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方面的疑问、农民对当参与到农民专业合作社当中, 能否带来期望的经济效益等几点原因, 却直接影响了农民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愿。农民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愿直接影响着农民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参与度, 制约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进而影响着我国农业经济的推动和发展。所以, 应当把农民参与专业合作社意愿的影响因素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视的问题, 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才能使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良好发展, 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摘要：农民专业合作社所面对和服务的主体是农民, 所以农民是否有意愿参与到农民专业合作社当中以及农民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愿是否强烈直接影响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长足发展。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因素,意愿,影响
参考文献
[1]戴思锐.制度创新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J].农业技术经济, 1995 (6) .
[2]冯开文.合作社: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经济组织—从合作理论变迁角度所做的初步分析[J].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 2000 (1) .
[3]黄祖辉, 扶玉枝, 徐旭初.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 2011 (7) .
[4]潘劲.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趋势[J].理论研究, 1996 (4) .
[5]徐旭初, 吴彬.治理机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基于浙江省526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 2010 (5) .
[6]苑鹏.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民合作组织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 2001 (6) .
[7]张晓山, 苑鹏.合作社基本原则及有关问题的比较研究[J].农村经济与社会, 1991 (6) .
[8]张晓山.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趋势探析[J].管理世界, 2009 (5) .
[9]张晓山.有关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几个问题[J].农村经济, 2005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