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A的冷思考

EVA的冷思考（精选7篇）

EVA的冷思考 第1篇

经典诵读与现代教育使命

世易时移, 发源于古代社会生活的经典不可能承担起现代教育的使命。我们正处于经济社会大发展、大变革的时期, 发端于民间的经典诵读, 是因为我们正经历精神和生活的大变动, 精神上的撕裂感让我们回首顾念那些古老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前行, 义无反顾地前行, 开辟崭新的生活领地, 但我们的本性让我们无法忘记自己文化的根。它好或不好, 我们都无法割舍它, 因为我们现在的精神和生活状态就是从那里发端的。我们的精神品质、神态举止以及情感和思维方式, 都不可避免地遗传于它们。

完全割舍经典是不可能的, 现实也昭示了这个常识:建国后, 我们经历了“文革”“破四旧”“立四新”, 移风易俗, 这跟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废除帝制后的“新生活运动”一样, 都是在为我们的生活和精神找寻新出路, 都是试图构建新型理想人格。

在这个“中国梦”实现道路上的历史关口, 在这个教育需要培养人的现代公民意识、法理精神, 发展批判意识、创新能力、想象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的关口, 重新审视和界定古代经典对我们的影响和作用, 是现代教育所必须正视的。

我所在的学校有《传统文化》课程, 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 教学就是教师让学生背诵这些“课文”或讲解这些课文。这些经典文句中包含着的精神, 有很多可以充当现代教育的内容, 如《大学》里的“诚意正心”, 应该是现代公民意识的一部分, 不管从政还是经商, 都需要这种品质。这种品质不仅是传统美德, 也是现代公民应具有的品质。所以, 学习经典并不像一些反对者宣称的那样与现代教育格格不入。固然, 这些品质不是只能从古代经典中习得, 但从我们的历史传统中继承之, 不也是一个渠道吗?为什么要堵死它呢?

五四运动以来, 中国人在探索适合自己道路的过程中, 出现过甚至时下也存在极“左”、极右的倾向:全盘否定传统或对文化遗产的全盘继承, 这种态度跟对外文化的态度缠绕在一起, 譬如对西方思想和文化、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 有主张全盘接受的, 有主张全面拒绝的。

新文化运动时期, 梁漱溟主张新儒家的思潮和实践, 也出现了胡适等主张的自由主义, 他们对儒家经典的态度, 也大抵是“批判地继承”:各自从经典中找寻符合自己的主义和思想论据, 而且也确实都能找到。

所以, 我们不妨对经典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 将其中符合现代教育思想的东西拿来, 消化了作为自身成长的滋养。但这个想法在操作时却十分不易, 因为经典中的思想差不多是“自给”的, 即我们的传统思想跟传统的生活方式一样, 都经历了千百年的锤炼、因袭, 形成了一个自足的系统。这就如同我们古代一些时期闭关锁国形成自给自足的系统一样。思想的自足一方面可以保持自己的本色, 另一方面却在流变的世界中因为封闭而自甘落后、夜郎自大。

但是, 要拿来其中的一部分或真正地理解其中的一部分, 需要了解儒家思想的整体。要将那自给自足的系统打破, 将之解构, 使之成为现代教育框架之内的有机构成部分。事实上不管如何, 我们都无法回到过去, 也无法重复过去的思想和文化, 无法过古人的生活。

我们深入全面了解儒家思想和文化, 就是为解构之用, 同时作为建构现代教育和新时代文化之用:将其中有益的部分拿来, 如诚意正心、自强不息、不偏不倚……将这样的文章熟读精思, 就可以化作我们的灵魂和血肉。这是我们文化根部的东西。

之所以不少人激烈地反对读经, 认为其与现代教育格格不入, 我认为, 经过“文革”, 现代人中懂得经典的人不多, 出现的文化断层至今不能补上, 对经典理解少, 想当然地盲目排斥。他们认为, 那样做是在复古、退步。这是对自己的文化理解不够的缘故, 也是对自己的文化不自信的缘故。

比如诵读《诗经》或《易经》中的句子, 完全可以发展学生的想象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儒家经典, 多是讲道德伦理和为人处世、人生哲学, 不具备现代自然科学的视野。但是, 中国的文化和思想是从全体着眼的, 看待事物、分析评判事物也多是从整体出发, 所以, 其中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维, 这都属于自然科学中的思想观念。诵读经典不是目的, 关键是身体力行, 见之于现实的经典才是真经典。

我们的文化中有一个很不好的传统, 就是将知道且需要践行的东西当成已经践行的, 于是就滋生了文过饰非、只求言语上的“道”。这种恶习因袭成风, 演变成了只说不做, 只会说不会做, 只求文字上的“道德”和境界, 而不求现实中的道德和人生境界。

如果还让学生这样来学习经典, 就变成了鹦鹉学舌:到需要的时候, 就拿来用——写文章或说话, 拿古人说了什么来为自己的文辞撑腰, 而不是用行动为自己伟岸的人格撑腰。所以, 诵读经典不是目的, 践行经典里的道理, 体现经典里的精神于现实生活之中才是目的。

“读经热”拒绝虚热

中国在世纪之交产生了“读经热”, 经典诵读在消失了80多年后再次回到基础教育, 其回归特征可以概括为从“台港到内地”“从老人到少儿”“从精英到民众”和“从研究院到幼儿园”。1994年以来, 经典诵读教育在台湾、香港、大陆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关于读经的争议一直未断, 由此引发了“我们要不要读经”的激烈大讨论。整个争论形成了旗帜鲜明的支持和反对两大阵营, 各方意见主要不在讨论要不要读经, 而在技术性地讨论读什么经与如何读经。

主张儿童读经者坚持其有效性, 认为儿童读经主要有如下好处: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 对于我国的文化发展、重塑民族精神都有好处;二是有利于儿童潜能的开发, 促进儿童发展;三是有利于儿童德行的提高, 起到蒙以养正的作用。

反对儿童读经者怀疑其有效性:首先, 传统经典中隐含着奴性文化, 还有许多错误和不科学之处, 儿童在不能充分理解和分辨的情况之下照单全收, 后果十分令人担忧。其次, 熟读经书不一定就成为一代“新人”, 不一定能使学生了解民族文化的“根基”, 不一定能培养道德。“直面经典”而“不求甚解”、但求背熟, 似乎难以“终身受益”。这场讨论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随着讨论的发展、参与人数的增多、讨论程度的深入, 讨论已不仅仅局限于“要不要对孩子进行读经教育”的问题, 而是上升到文化、哲学等层面上的论争。相比论争之初的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近年来的讨论已经相对理智、冷静了许多, 讨论的重点也由儿童是否一定要读经逐渐转向了如何读经上来, 从支持、赞同或怀疑、拒斥一切有关儿童读经的主张转向冷静地对待已经客观存在的读经现象, 并对这种现象本身进行分析。

从时势背景与论争焦点上审视, 读经问题表面上是教育问题, 其实质是文化价值观、文化本位 (即中西文化何者是体、以何者为本位) , 乃至于“意识形态”的方向、性质问题。事实上, 目前兴起的读经热是近百年来中华传统文化失落、人文教育薄弱、学校教育不够和谐等种种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新形势下的“反弹”。此“运动”与此“热”, 就整体来看, 还是局部的、浅层次的, 只是一种思想虚热、价值重现。主要体现在部分学者、社会人士和媒体的倡扬, 更有部分家长与孩子的行动支持, 并没有足够的体制或实体 (比如学制、课程、投入、师资等) 为保障。

对于今天的读经运动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 传统和现代并不是绝对的二元对立, 应结合时代特点, 以宽容开放的心态思考传统文化教育, 从传统中汲取合理的因素。传统和现代是不可割裂的, 如果从民族文化的延续与发展考虑, 读经是不应该废除的。因为思想和话语的背景不一样了, 当前的读经与历史上的读经具有不同的性质, 无法相提并论, 更不能引用历史上文化名人批驳当时读经的言论来反对今天的读经;对于当前的读经, 也不能再与意识形态相联系而把读经看成是封建思想的回潮。

儿童读经对于儿童的成长和文化的传承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但也不能过分夸大其作用。经书承载着中国悠久的文化, 儿童读经有诸多作用。但不能过分放大, 儿童道德教育不能只靠读经去解决。随着这几年儿童读经的推广, 一些提倡者有扩大其作用的嫌疑, 一些新闻宣传更是推波助澜。文化经典对于儿童的作用一时可能看不出来, 但对于其未来的健康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因而, 对于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每一位家长来说, 必须正确认识儿童读经的作用, 绝不能将读经功利化、实用化, 从而盲目跟风追求读经的眼前效果。

热闹背后的冷思考 第2篇

一、学生以自我为中心，不会欣赏他人。

在老师的表扬激励下，学生急于表现自我，都高高地举起了手，想让老师喊自己。可是老师一次也只能让一名学生站起来表达，更多的同学未能得到自我表现的机会。于是有的同学一屁股坐下不高兴地噘起了嘴，有的却仍不甘心地一个劲儿喊“我”。至于那位发言的同学讲了什么内容，恐怕除了老师外很少有人认真聆听。语文教学过程其实就是一种交流与对话，生生之间，师生之间围绕话题而展开交流，以便思想流动形成心理资源的互补共享。因此在课堂上学生不光要学会交流，还要学会专心聆听，细心揣摩，虚心接纳，正确评价别人的说话，以便形成愉悦的对话氛围，真正达到共识、共享、共进的目的。

二、学生思想浮躁，思考不深刻

为了引起老师的关注，大多数学生未经认真思考便举手发言。如果不是建立在精读文本，深入思考的基础上，这种交流只能是低质量的，浮于表面的比较肤浅的，这样的交流与对话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久而久之，学生就容易养成浮躁、浅尝辄止的不良学习习惯。因此，为了提高交流的质量，教师还应当引导学生朝着视角独特、观点新颖、思想深刻等方向努力。

三、语文双基的失落

在基础教育阶段，让学生掌握基础知识仍是学校教育的基本目标，也是课改首要的关注点。它强调对学科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形成与掌握，为学生在本学科的进一步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为学生的终生学习服务。如：书写端正，整洁、美观、正确;熟练使用字典、词典;积累优秀诗文等。然而有的教师不能很好地把握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尺度，在过分关注人文性的同时，造成了学生语文“双基”的失落。造成的后果是：有的学生在课堂上能侃侃而谈，但写文章却漏洞百出，错别字连篇。读好书，练好字，写好文章，这些可是让学生受益终生的硬功，是实实在在的真知识，真本领。因此教师应该扎扎实实抓好学生的双基，使学生夯实基础。

“国学热”的冷思考 第3篇

近来随着读经班争议的发酵，“国学热”话题重新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之中，再次引起了学术界及教育界对于如何学习传统文化的思考，尤其是关于“国学”应当如何被引入当代教育之中的问题。伴随着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人对传统文化重拾信心，新世纪以来掀起的复兴国学热潮其实是多重因素影响下的产物。它既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也隐含着大众对社会不良风气的不满，更反映出家长对于体制教育的失望。而资本力量的介入，又使得某些机构所推行的国学普及变成了商业运作的手段，使“国学”二字一度蒙尘。辩证地看，国人对传统文化的热情显示出民众重新确立民族文化身份的自觉意识，这也是两百余年来“西风东渐”的大趋势下，中华文明所表现出的顽强生机。传统文化适应时代变化的生长性又与国人的节日习俗、伦理观念等发生耦合，从而在当代社会重新焕发了“生机”。但国人对于什么是“国学”、应该怎样学习“国学”存在明显的认识偏差。

具体而言，当前的“国学热”表现为两种倾向，一种是与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合作所形成的快餐文化倾向，它借助于方便快捷的传播手段，以大学教授、知名学者、文化名人、作家诗人为讲授者，传播基本趋于定型的知识内容，但其中羼杂了不少个人解读的心灵体验与励志话语。接受者并非独立阅读一手的经典文本获取知识，因而无法分辨其中羼杂的内容，往往误认为这些现代解读即是经典创作时所要表达的本意。他们吸收的是经他人咀嚼过的“二手货”，本身又缺乏独立学习经典的能力和意愿。另一种倾向则极力反对这种心灵鸡汤式的解读方法，认为学习传统文化应该从背诵经典开始，采用“读书不求甚解”的方法强行灌输儒家经典的原文，乃至佛经佛咒、英文经典等等。这种倾向的倡导者偏执地认为儿童并不具备理解经义的能力，因此只需机械式的背诵就可以完成经学的教育，讲授经义不仅要等待十年之久，而且要首先达到“包本”背诵数十万字的考核标准。在背诵的过程中，这些读经学堂甚至要求学生脱离社会、远离“尘俗”，搬入深山老林与青灯古书为伴，学生既又不许接触《史记》、《曾国藩家训》等其他传统读物，更不许借助《古汉语常用字典》等工具书去理解字词的含义。

这两种倾向皆存在对“国学”内涵的误解，人们却以为这些就是所谓的“国学教育”。二者固然显示出为了驱逐现代性所造成的异化感，重建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之纽带的努力，但又各有其弊病。前者虽力图成为传统文化的伸张者，实际上却又落入了现代性的悖论：一方面，大众传媒试图利用被高速运转的现代生活割裂而成的碎片化时间去接受传统文化；但另一方面，他们所传播的又是被现代媒体剪辑、加工过的知识内容，仍以迎合现代人的口味为旨归。后者则是机械复古的极端产物，对学生的不良影响更甚于前者。在背诵经典的过程中，学生心中日渐确立起经典的权威性。这导致他们不能对经典产生丝毫的怀疑乃至探究之心，怀疑就意味着对自身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否定。学生们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更缺乏反思的精神。这种教育效果与现代教育的目标截然对立，却成为对体制教育失望的家长们趋附的对象。究其原委，在考试制度、升学压力的逼迫下，体制教育不重视对孩子德行的培养，也不大看重学生审美能力的获得；又或者缺乏相应的教育手段，难以为学生提供发现美、感知美的空间；更无力完成教育的终极目标，即培养学生完善的道德人格、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全面自由发展的可能。正是由于体制教育的缺位，导致各类“国学教育”以重塑人格、完善道德、提升品位的面貌进入家长的视野当中。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驱动下，家长们纷纷投向传统教育的怀抱。而事实上，这种教育中的“国学热”现象与各种兴趣培训的大行其道、甚至出国留学的低龄化分享的是同一种逻辑：家长们一方面担忧孩子在激烈的竞争中失去先机，一方面又害怕他们在想象的“世风日下”中逐渐沉沦，只能选择回归田园牧歌的“旧家园”，既放弃了已有的教育体系，又忽略了自身言传身教的作用，造成了孩子在体制教育和家庭教育上的双重缺失。

其实“国学热”并非什么坏事，它背后隐藏着儒学百年沉浮命运的辛酸无奈，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传统中国在儒学影响下形成的价值观念和知识结构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国人有感于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转而学习西方的先进知识，呼唤“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五四运动更使得以儒学为代表的国学失去了原有的地位。以冯友兰、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劢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不甘于儒学的消沉，他们指出了西方国家侵略殖民的残暴以及现代文化对传统家庭伦理的戕害，并不认同西学是人类精神家园终极归宿的说法。他们更希望通过改造传统文化以适应现代文明的发展，但遗憾的是，他们并未能对国学进行有效的自我批判。儒学等传统文化在近代的衰落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于西方文明的挑战，更多的是由于缺乏自我更新的能力和自我反思的精神。以儒家“尊尊亲亲”观念为根底的伦常纲纪曾培养出大量合格的官僚和扼杀个性的木偶，如果强行在现代观念中嫁接传统文化，或试图以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学说解释现代问题并不能唤醒国学的真正价值。复兴国学的前提恰是批判性地继承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单纯的复古主义无疑是死路一条。正如《论语》中所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只有学术界、教育界真正地开始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通过将日常生活与传统经典相结合，重新唤起孩子的恻隐之心，令他们知是非、识善恶、懂谦敬，回归道德教育的内在属性，才能在现代社会中找到安放国学的位置，也才能借助国学去应对当今社会中愈演愈烈的工具理性和物欲横流等问题。

二

重启国学教育的内核在于如何发现和应用创造性的教育手段。国学教育并不应该被排除在体制之外，成为各种社会力量的试验田。而如何在体制教育中发掘传统文化的魅力，吸取古代经学教育和文学教育的经验，并结合现代教育的形式为学生提供新的养料，就成为摆在教育界和学术界面前的难题。

经过现代教育的变革与精细的学科划分，旧式书院已成为过去时，人文学科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代人接受美育、德育的主要载体。对于青少年教育而言，语文教育更是承担起了这样的重任。语文课本是学生接触经典文本的首要途径，教材编选者对经典文本的选择可以显示出教育界和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探索。语文老师在讲解的过程中不但可以解释字词含义，疏通文章大义，更能在课堂教学的互动中结合现代经验和生活实际给予学生以道德启迪与“美”的启示。而语文教学更需要吸收各种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和教学经验。因此，回溯历史发展的脉络，将古人学习经学、文学的经验融入当代语文教学中也不失为一条“贯通古今”的可行之道。古人经验的成功之处应体现在受教育者既通道德美学，又不僵化保守。作为我们可资借鉴的文化盛世，唐朝的儒学教育虽然针对的是贵族子弟，但亦影响到庶民百姓，它通过书法、绘画、音乐等多种手段培育道德人格和文学修养，使学生感于人间哀乐而又遵循道德的规范。同时，唐代的文学教育并不僵化，它还培养了诸如李白、孟浩然等具有反抗权威的自由精神的伟大作家。唐代文学以流畅优美的语言高唱天真自然的精神，更是当代语文教育的宝贵资源。

唐代文学的繁荣与发达离不开唐代文学教育的成功，唐代文人们通过官学、私学、家学等方式获取文学知识，锻炼创作技能，并将他们的创作经验通过文学教育传递给后世学人。那么唐代文人们是如何接受文学教育的？他们的文学教育又包含了哪些内容？唐代文学教育对当代的语文教育有何借鉴意义和启发呢？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问题。所谓文学教育，从字面来看，主要以培养受教育者的文学能力、审美情趣为目标，而唐代的文学教育又涵盖了文化教育的内容，同时强调文学教育的道德教化功能。这是因为唐人心目中的“文学”范畴较今日单纯以诗歌、小说等文学形式所构成的概念更为丰富。

唐代人接受教育的途径大致可分为官学、私学和家学。官学即由国家建立的学校，在地方乡里有乡学、州郡有州学或郡学、中央有国子监。国子监相当于当代的大学，它以学科和生徒出身进行分类，称为国子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算学、书学。唐玄宗时为了提高国子监学生中进士的录取率，特意增设了广文馆，它相当于国子监中的研究生院。同时为了解决高官贵戚子弟的教育问题，唐代还在门下省和东宫分设了弘文馆和崇文馆，专门招收皇亲国戚、豪门贵族的儿孙入学。弘文馆的前身是李世民在秦王府时开设的文学馆，它兼具收藏国家藏书的功能，实际上起到了国家图书馆的作用，其中的藏书可供国子监及弘文馆生徒查阅使用。崇文馆一方面为陪伴太子读书招揽了身份地位接近的学生，一方面也兼具皇家藏书室的作用。除此之外，唐代初年还曾在秘书省设置“小学”，不同于州县的小学主要针对幼龄儿童，秘书省的小学主要招收皇族和功臣子弟。唐代的官学对于学生的出身要求严格，父祖的官职高低决定了学生进入哪一级学校，国子六学中除了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招收庶人俊士外，其余各学均不招收平民子弟。国子六学招收的总人数亦有限制，国子学、太学等不过百人，四门学三百人，律学等所招人数更少，唐代中央官学最为兴盛的时期总人数在两千至四千左右，由于生徒及老师、官员的生活所需皆由国家供给，维持如此数量已实属不易。故而唐代的大多数人还是主要通过私学和家学获取知识。唐代允许地方百姓私学的存在，私家讲学的风气亦十分兴盛。夙习儒业的经师、致仕退休的官员以及现任官员都可以充当私学的教授。而唐代的家族教育更为发达，儿童开蒙和家业传承构成了家学的主要内容。

唐代的文学教育主要教授的内容分为经、史、文三个层面，经学教育主要塑造学生的价值观与人生观，意在使学生们“明人伦”、“通道德”。史学教育则使学生们了解王朝兴替的原因，通过历史人物的言行得失来规范受教育者的举止，并使学生们获得写作史书的能力。文学教育则以文章之学、文字之美、书法美术等多种手段培育受教育者的审美能力和创作才能。文学教育的读本、课本则分为三类，一类是《诗经》、《尚书》等经典，另一类是《文选》等前代诗文总集，第三类则是“诸家之集”和“当代之诗”，即唐代文人们的文学创作。唐代人对经典的学习要求很严格，因为科举考试必考的两个科目策论和帖经都必须要求学生熟练地背诵和掌握经典的原文与含义。因此在日常考核的过程中有背诵解读经典意义的，考核标准是“口问大义十条，通八条为上，六为中，五为下”或“千言试一帖，帖三言”，也就是说背诵一千字的经文，中间留出三处空白让学生填空；要求学生解释经典的含义，至少要回答上五条才算及格。而唐代的科举考试还兼试“杂文”诗赋，对于学生来说寻找到优秀的范本来学习也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平时随身皆带有抄略前人诗句的小册子，当作诗兴致不来时就要检索随身卷子以发遣诗兴。敦煌遗书中著名的《随身宝》（又名《杂钞》、《益智文》、《珠玉钞》）就是这类书籍，它们类似于我们今天常见《中（高）考满分作文》或《历代名作选》。而《文选》等诗文总集不但为考生们了解各类文体提供便利，而且是科举考试题目来源之一。因此唐代形成了专门研究《文选》的“文选学”，其影响波及宋初，甚至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不少著名的诗人在接受教育的阶段都曾模仿过《文选》的文章，如李白曾“三拟《文选》”，杜甫更是告诫儿子要“熟精《文选》理”。

从上述唐代文学教育的情况来看，似乎唐人和我们一样都受到了考试的限制，教育也围绕着科举的“指挥棒”转。但实际上唐代人所接受的教育和他们学习的方式比我们想象中要轻松有趣得多，具体而言，体现在诸如书法绘画等审美能力的培养上。唐代对书法的喜爱不分阶层，皇室尤其钟爱这门艺术。国子学中专门设置书学博士，学生三十人，以三体《石经》、《说文》、《字林》为课本，要求学生每天临摹一幅；又于弘文、崇文二馆置楷书手、校书、典书、拓书手、笔匠、装潢匠、熟纸匠等职。唐人一般由学习书法、绘画而及训诂、小学，进而使聚书校书的风气渐盛。因为学习书法的根本在于辨识诸体，书法与训诂间能够很自然地建立起联系，不少文人在学习阅读古代文献前必须了解历代书体的变化过程，从而达到识古音、辨难字的水平。唐人接受教育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练习书法，如李道素“年甫十五，遍览流略，骋黄马于言泉，焕雕龙于学海，综九能于襟素，苞八体于毫端”，所谓“八体”即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等书体的八种变化，唐人著有《古今八体六文书法》、《王氏八体书范》等书，可见当时研习书风之盛。

初盛唐时期擅长书法绘画的人才往往会被诏入宫廷，任为学士，如虞世南、褚遂良、阎立本、阎立德等人。这些擅长书法绘画的人才多为南朝士族，如齐王府直文学馆王定，出身梁陈衣冠子弟，“妙闲礼仪，尤善丹青，起天下之图样，修国家之冠冕”。南朝书画进入关陇后迅速流行并受到关陇士族的喜爱。宫廷流行的书法绘画新风尚影响了唐人的审美趣味，使得唐人对美的追求更偏向于精巧、细致，同时，因为书画线条的瘦美清癯所带来的疏阔开朗之感，使得唐人的审美趋向灵秀、清丽。而在文学创作上，唐初书画对于物象细节的精准把握、微小事物的神态的刻画及其整体的美学风格，又帮助唐人在诗境中锻炼了雅丽秀朗的风貌，二者在审美上实有内在的相通之处。

唐代人之所以重视文学之外的书法与绘画教育，是由于他们认为文学之美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事物，它具有丰富的内涵。文辞本身作为审美的对象，在音节的组合、对偶的安排以及意境的营造等方面，需要人们探索和发现其中的组合规律如何带来美的感受。文辞又充当了审美的载体，人类感知美、创造美的精神活动都蕴蓄其中，它对于社会生活、历史人文、自然景观的描述，凸显了创作主体的个人情志和审美标准。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学习方式更能凸显文学中所包孕的美学价值和人文意蕴。文学的鉴赏和学习从来不是固步自封的，唐人利用从经史、杂艺中习得的知识为其注入营养，从而使得唐代文学的审美因素更加多元而深广。唐人借鉴了二者在教育方式上的优长，将其用于文学教育的实践。

三

对比当代的语文教育和唐代的文学教育，可以发现其中既有相通之处，又有不同的地方。其相通之处在于，二者皆试图通过文学艺术的魅力陶冶受教育者的审美趣味；通过对字词、段落、文章的训练，使学生掌握汉语运用的法则和独立运用的能力；以扩大阅读量为手段进一步增广见闻，同时通过选择读物来塑造受教育者的道德品质，完善他们的人格。而二者的差异性则体现在教育内容的多样性上。唐代的文学教育涵盖范围较广，更为重视对受教育者文化素养的综合培育。唐代人的文学教育普遍以审美为主要目标，是否符合“美”的要求是他们对文学的重要标准。除了那些需要强行记忆的经学内容外，他们不会为文学的理解生硬地设置标准答案。为此，他们会从诸多方面启发受教育者的审美能力，诸如书法训练、绘画赏析等。唐人更为强调受教育者自我学习的积极性，他们常常以文会的形式互相切磋学习，在诗文评比的过程中提高创作水平。在改进当代语文教育的尝试中，已有不少地区的学校开展了选修课、大学先修课等课程，也更加强调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

值得注意的是，不知变通地复制唐代文学教育的形式与内容亦非开展国学教育的妥贴之法。唐代文学教育对于今人的启发在于其“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的教育效果。在精神层面上，唐人习得儒家经典中的道理可以用于指导日常生活，从容面对内心的焦虑不安。儒家精神帮助他们解决时与命、穷与通、才与运的矛盾，安顿人生困窘，使他们不至随波逐流、忘却本心。道德规范经过润物无声式的教育过程内化为学生们的处事标准。学生在诵读经典、理解经义的过程中，并非简单地将书中的文字视为外在于个体生命的强加之物，而是设身处地体会经典产生时的情形，从而达到古今一体的阅读感受，将其中蕴含的道理转变为自我精神参与建构的结果。经由生活经验提炼升华得到的生命体验是他们理解经典文本的最佳助手，唐代的文学教育正是体悟到了这一妙法，才能真正将书本知识化作学生精神上的骨肉。因此，他们展开教育的场地或在白雪皑皑的高山之巅，或在春日迟迟的河流小溪，所谓“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学生并不是被关在书斋中读书的两脚书橱，天真自然的环境令他们感知生命的雄奇，季节更替让他们领略到万物的悸动。而老师与学生在人格平等的地位上共同探讨学问，这样才能让学生产生物我一体、平等自由的观念，并引导学生自由地展开想象，追问历史兴衰的原因。而前人又是如何用文字来传递这些历史经验的？我们如何才能读懂其中的生命体验？我们又该如何以诗意的形式来表达个人的情志和思考呢？这实际上正是借由审美精神的培育而发现个体生命价值、完善道德人格、培养独立思想的过程。正是在这种内与外、古与今的融通之中，学生才有可能成长为一个通人情、知礼义、有识见、不盲从的人。总而言之，语文教育以及广义上的国学教育的真正目的，在于养成语文能力的基础之上，从感性教育出发，在潜移默化之中抵达知性、理性与德性的自我塑造。

应当说，对于当今的语文教育而言，推行“素质教育”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如何针对新时代中学生的思维特点和情感诉求展开语文教育的新形式，则是一个新的课题。更为开阔的信息获取渠道、更加多元的价值取向以及更加丰富的当代艺术，都构成了当今中学生语文学习的独特语境。很多学生从小便接受绘画、音乐等兴趣的培养和训练，这使其对于艺术的感知能力更强，对于语言和文学的期待也更大。如一直心系中学语文教育的温儒敏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当下语文教育出现了诸种偏向，其中，尤以课堂讲授多、讨论对话多，而默读少、涵泳少；不让学生“读闲书”；“宿构作文”成风，而导致“文艺腔”十足等问题最为突出。这样的教学偏向，显然限制了学生在更开阔的视野中进行真正的阅读和积累，而对于写作套路的模仿和虚浮的文艺腔，既不利于培养学生文从字顺、流畅清通的语言能力，也势必无缘于真正的审美精神与创造性写作。然而如果能够因势利导，借鉴唐人将经史杂艺融会贯通的教育经验，结合学生的兴趣与多元的艺术教育，打通不同艺术门类与语言文学、传统经典之间的美学关联，引导学生多读、多想、多写，在学生中开展小型的读书会、鉴赏会、游艺会，可能是更加兼收并蓄、厚积薄发的学习方式。在“国学班”风行而教学质量严重堪忧的今天，如何在体制内教育重启和引入真正有益、有效的国学教育，也成为当代语文教育面临的一大挑战。而在这个意义上，唐代文学教育的经验和启示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可能性。

小米热的冷思考 第4篇

在终端定制方面, 小米手机的火暴让传统终端厂商和电信运营商瞠目结舌, 恐怕在雷军之前, 没有人敢于相信, 一个不掌握任何专利, 没有工厂, 缺少服务和销售渠道的互联网公司推出的一款手机能够获得市场如此的狂热追捧:公开销售3个小时, 10万部手机被订购一空。

尽管面临来自业内人士的饥渴营销、控制出货以及炒作的质疑, 传统终端厂商和运营商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是:小米手机的定制模式给了一个与移动互联网发展需求相匹配的选择方案, 轻型商务模式下移动互联网应用主导的移动终端定制运营模式。应用主导的终端定制运营模式将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终端运营的重要方向之一。

智能操作系统:终端产业链分工的基础

要理解移动互联网应用厂商为何可以成为终端定制运营的关键参与方之一, 首先需要弄清影响此改变发生的技术驱动要素。无疑, 手机智能操作系统技术的成熟是发生这一改变的基础。

封闭的、与终端硬件系统紧耦合的手机操作系统不可能让除了终端厂商之外的其他参与者有效地进入终端产业链, 即使能够进入终端产业链, 其能够对终端产业链结构产生的影响也微乎其微。这就是在过去十几年那些手机应用软件开发者和运营商所面临的现实。

各大终端厂商在系统软件这一层次上基本上是各自为政, 谈不上兼容性和互操作性。

苹果ioS、谷歌Android、黑莓Blackberry、微软WP7等智能操作系统的日趋成熟, 为终端产业链的产业再分工奠定了基础。与硬件有关的技术细节被系统软件所屏蔽, 从理论上讲, 应用软件的开发者不需要再关心与硬件有关的具体技术细节, 而可以把资源和精力投入到满足用户体验与需求上。

智能操作系统市场加速进入多寡头垄断竞争格局, 也给产业再分工降低了成本, 从而使得终端硬件制造商、应用开发商、电信运营商都可以很快投入有效资源专注自己的业务战略, 而无需再在多个细分业务单元投入分散的资源。

所以说, 以智能操作系统为典型代表的技术进步, 加上大容量内存技术、计算能力和显示技术的发展, 直接推动了终端产业结构的革命性变革。

应用与体验:终端定制的双核驱动力

告别语音通信时代, 数据业务和流量消费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不可或缺的需求, 这使得公众真正进入一个关注业务和自身需求的阶段。

在终端定制方面存在四种典型的模式:

(1) 电信运营商定制模式:为自身的KPI业务, 与终端厂商合作进行终端定制, 其中又分为简单品牌定制、应用软件内置定制、软硬件全定制三种模式。

(2) 苹果模式:颠覆性的极强的终端产品创新, 引领用户体验, 通过创造用户从未感受过的体验, 苹果作为终端厂商, 第一个脱离了电信运营商的控制, 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3) 终端厂商应用定制模式:由终端厂商主导, 为了提升自己的产品吸引力, 寻找软件开发者或互联网公司, 通过应用软件内置的方式定制手机。

(4) 互联网公司定制模式:由拥有大量用户的互联网应用厂商寻找终端厂商或终端生产代工厂定制隶属于自己品牌的终端。这四种模式是按照时间顺序、次序出现的。可以看到, 正是以智能操作系统为代表的技术进步, 使得终端定制逐渐从电信运营商主导、以电信业务消费为主的模式向互联网主导的以移动互联网业务为主的模式转变。

终端定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成功要素就从传统的大工业大生产模式转变为信息时代比特经济的生产模式:体验和应用成为驱动终端高效运营的两个核心要素。

在比特经济下, 你既要关注单个消费者的个体体验, 更要关注群体消费者的集体体验, 尤其是需要重视群体消费者彼此体验的分享, 而且不单要关注物质和外在的操控性的体验, 更要关注消费者的心理体验。

在这方面, 苹果通过颠覆性的产品设计、饥渴营销、话题炒作在消费者中对体验的引导和影响获得了巨大成功;而小米在模仿苹果的道路上, 也同样遵循了类似的体验引导和影响的规律, 比如正式面世前大胆的工程机市场测试, 在笔者看来就有点降低用户体验预期期望值的味道。

小米手机的成功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 移动互联网应用是终端定制的另一个核心驱动力。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移动互联网应用发展的社交化演进趋势让用户对应用消费的注意力从“关注厂商推出了什么业务”向“关注我的朋友在用什么业务”转移。从形式上看, 互联网公司是在通过热门移动互联网应用实现终端的定制运营, 但本质上互联网公司的应用定制是围绕用户的关系图谱进行的定制。

这一点, 与传统的电信运营商定制终端不同。长久以来, 即使电信运营商在终端上定制应用, 也是基于自己的KPI等核心诉求, 并且主要关注在个体的独立应用的内置。

终端定制:社交化的社区是发现用户需求的关键

小米手机的营销手段在业内备受争议。从令人惊讶的高配置低价格到漫长的预订等待期, 以及控制出货量短时间内宣布库存售罄, 有关小米手机的各种消息不断占据媒体版面。

尤其是其已经在消费者心目中固化的高配置低价格的印象, 使得小米的粉丝成了后续的有关小米手机的诸多负面消息的主要阻击者。这些阻击者通过米聊、小米论坛进行社交化的传播, 将更加强化消费者对小米手机的好印象。

这就是小米这样的互联网公司在终端定制运营模式上给传统终端厂商和电信运营商的启示:基于社交关系基础的话题炒作, 会强化自身用户的认同与归属, 即使面临来势汹汹的负面信息。

为自己的用户群体建立一个彼此交流和互动的平台, 是把分散的用户圈子链接起来的关键。这个平台既可以是像米聊这样的社交应用, 也可以是像小米论坛这样的社区。

在这样的社区里, 参与用户讨论, 既可以发现用户的需求, 也可以有效引导用户的预期, 同时也能找到自己的客户在哪里。

更为关键的是, 在用户互动平台上, 可以实现用户个体体验和群体体验的协调与统一, 满足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的应用消费体验, 并且可以通过用户之间的非体验分享降低厂商的用户教育和维护成本。

供应链管理, 是终端运营的保障

无论是互联网公司还是电信运营商, 在大规模的终端定制上将面临来自终端硬件厂商的物料管理方面的问题。

很多人看到了苹果的成功, 也同时注意到了苹果优秀的供应链管理能力, 例如国际研究机构Gartner在其研究报告中, 就把苹果列为“全球最佳供应链管理25强”之一。

可以说, 如果没有强大的供应链管控机制,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终端定制运营就会陷入真正炒作的境地。

互联网公司和电信运营商拥有类似的轻型商业结构模式:在终端的生产、渠道、测试、物流等方面, 主要依靠第三方合作伙伴, 而自己主要关注用户需求和业务设计。

越是轻型的商业公司, 就越需要对设计终端物料的各个环节进行精准的把控和运营, 尤其是在质量管理方面, 由于产业分工更细, 商业链条更长更多, 靠应用牵引的终端就会面临很多涉及质量的问题。

因此, 能否建立与苹果公司类似的供应链管控体系, 将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以互联网公司为代表的终端定制厂商和电信运营商能否在终端领域持续发展的关键。

外资并购的冷思考 第5篇

来源：中律网 作者： 时间：2008/10/29近年来，无论是财大气粗的老牌跨国公司，还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后起之秀，都纷纷以雄厚的资金作后盾，同时凭借先进的管理模式，在中国资本市场上，该出手时就出手，或是利用Ｂ股市场，或是间接收购、协议收购，或是反向收购上市公司核心资产。于是，很多人开始欢呼，新一近年来，无论是财大气粗的老牌跨国公司，还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后起之秀，都纷纷以雄厚的资金作后盾，同时凭借先进的管理模式，在中国资本市场上，该出手时就出手，或是利用Ｂ股市场，或是间接收购、协议收购，或是反向收购上市公司核心资产。于是，很多人开始欢呼，新一轮的外资并购浪潮已经来临。然而在欣赏外资并购这道亮丽的风景时，我们是否还应该留一分清醒、少几分狂热？

花旗集团前不久夺标中国银行一笔总额为１８亿美元的海外不良资产后，近期又与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进行谈判，准备收购其价值５亿美元的坏账。与此同时，由通用电气全球金融重组资产管理公司和摩根士丹利房地产并购基金（亚洲）有限公司组成的投标团成功中标购买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武汉地区的账面价值达１７．８亿元人民币、涉及１５３户企业的不良贷款。于是，人们津津乐道，仿佛外资并购成了慈善行为。

仔细分析近一两年来的外资并购，可以发现其特点出现了显著的变化：一是由原来的追求短期财务利益向追求长期利益和战略目标转变；二是由原来的占领市场向提高核心竞争力转变；三是由原来的生产领域向生产的上游资源领域和下游的销售领域，从而向形成完整的产业链转变；四是由利用劳动力等传统的比较优势要素向利用我国优势企业的资金和技术转变；五是由制造业向交通、港口等基础型行业和银行、保险、证券金融、咨询服务领域转变。体现在行业的变化上，除了钢铁、化工、电子通讯、集装箱码头这些长期备受关注的行业外，外资现在更热衷参与以下这些行业的并购：一是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行业；二是出版印刷等文化领域；三是汽车销售领域；四是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业。

由此可以看出，外资并购的触角已经伸向基础设施、电子通讯、石化、证券市尝金融保险和银行等诸多与国家安全与未来发展战略紧密相关的重要领域，而且还将继续进一步渗透。在温情脉脉的面纱下，掩盖不了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质。

理论上讲，跨国公司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参与国有企业的股权重组，将有力推动国企改革和发展，外资并购国企将会成为一个双赢选择，外资盈利，中方受益，使国企在利用外资中获得改组改造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机会。问题是，我们能达到双赢的目标吗？

首先，所谓外资并购，是指外国公司、企业、经济组织或个人直接通过购买股权或购买资产的方式并购境内企业，一般有股权并购与资产并购两种典型的外资并购方式。无论是蛇吞象，还是大鱼吃小鱼，并购的本质是股权之争，控制权之争，其目的是实现资本的利益最大化。所以，通过外资并购来拯救国企的想法有点简单。

其次，并购与新设不同。以往利用外资，以新设立企业为主，原有的企业还能够和他们竞争。而并购，则是把现有的企业兼并过来，彻底剥夺了你参与竞争的权利。

再次，外资并购，并不是把全部企业照单收下，而是根据他们的全球战略目标，有目的的兼并，该并的并，该放的放。在中国的市场里上，他们看中的是那些市场前景好、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而那些技术落后、包袱沉重，没有市场潜力的企业，将被其无情抛弃。最后，与绝大多数并购行为相伴随的是企业结构的调整和裁员，所以，在外资并购中，加上一些政府行为，很可能再次出现利益外方化，包袱中方化的现象。大规模的外资并购，会否给我国严峻的失业问题雪上加霜，令人担忧。

外资并购热的冷思考

来源：中律网 作者： 时间：2008/10/29

当今外资并购已成为跨国公司资本向外扩张的主要形式，跨国公司以其雄厚资本和技术优势进入中国，意在鲸吞中国企业，抢占市 当今外资并购已成为跨国公司资本向外扩张的主要形式，跨国公司以其雄厚资本和技术优势进入中国，意在鲸吞中国企业，抢占市场。

一、外资并购的警示

外资并购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形式：

1、收购企业全部产权，使之成为独资企业；

2、收购企业50%以上股权，使之成为控股企业；

3、在合资经营中控股50%以上；

4、在合资过程中，增资扩股，稀释中方股权，由参股变为控股，由控股演变为独资。以上四种方式目的只有两个：一是金融资本并购，着重于转手买卖，即通常所说的“炒产权”或“炒企业”；一是产业资本并购，并购与行业性质相同或关联的企业，或看好的企业，甚至整个行业，实现资本扩张。仅2000年，由合资企业转为外商独资企业高达1.2万家。

二、丢掉民族品牌的反思

外资并购重组热，实质上是跨国公司发动名牌掠夺战。

（一）控制中方品牌，为其创造利润。品牌意味着市场与实力。尤其是民族品牌，能够为企业筑起一道森严的市场壁垒，本土化不高的外商啃不动，于是通过各种并购重组形式，掠夺著名品牌，控制品牌，成为创造利润机器。

（二）压垮中方品牌，垄断“天下”。外资并购后，利用控股的权力，极力扩大他们品牌的产品，或是禁止再使用中国的品牌，换上他们的品牌，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1994年天府可乐的产品遍布大半个中国，百事可乐久攻不下，最后以合资手段消灭了天府可乐。

（三）以扶持中国品牌为旗号，走本土化道路。外资收购国内品牌，为推本土化举措，即员工（人才开发）本土化、研究开发本土化、运营管理本土化、生产本土化。跨国公司本土化程度越高，对中国企业的威胁越大。

三、造成的原因及其对策

造成中国企业吃亏的原因是：

1、不熟悉游戏规则。西方经济发展就是100年并购历史，在老谋深算的外商面前，我们显得幼稚无知，容易掉进对方精心设计的圈套之中，乐百氏就是一个沉重的教训。中国企业界惊叹合资没有救世主，重组是“阴谋家”的游戏。

2、民族

品牌保护意识不够。民族品牌是可贵的无形资产。部分企业盲目追求合资，让其品牌随意丧失。盲目把品牌的无形资产拱手相让，这是“丧权辱国”的大蠢事。

4、不理解资本，不熟悉资本运作规律。外资企业不是慈善机构，外资并购不是慈善家行为，游戏规则没有人情，只有利益，“赢家通吃”，不会给中国企业留点余地。

5、利用中国企业“同室操戈”的机遇，乘虚而入。有的企业急于做大做强，找“老外”做个靠山，结果“引狼入室”。

6、打着支持中国企业发展的旗号，所谓帮助国有企业脱困，轻而易举实施其并购战略；或利用地方政府官员为炫耀引进外资“政绩”，以特殊政策，超国民待遇，贵宾式待遇，为其实行低成本的资本扩张开绿灯；或是利用腐败现象，欺诈舞弊。

反思之后要冷静思考：：

（一）熟悉国际游戏规则，增强民族品牌意识。江泽民总书记在1996年做过批示：“对国外品牌不断占领我们市场，有的厂长、经理们乃至主管部门的领导干部，太缺乏警惕性。此事已经讲过多遍，我认为关键是没有很好落实。”要振兴民族工业，发展经济，就要保护民族品牌。试想有一天民族品牌全线败北了，所有中国企业都成为跨国公司的一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民族前途将是如何情景？因此，当前极为重要的任务是学习、熟悉国际游戏规则，增强民族品牌保护意识。面对挑战，善于运用知识产权、专利权与商标权保护品牌。

（二）善于处理引进外资与自力更生的关系。江总书记指出：“必须处理好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我们不拒绝外资、外企、外来的竞争，关键是能否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顶尖人才。双方合作要共生共荣互惠互利。但是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中国事情还要由中国人办，这就是坚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三）提高企业竞争实力，经得起任何风浪的冲击。国宝之一的健力宝已经败北了，“巨人”想做大，也倒下了。“椰树”在16年风浪中却屹然不动，为什么？董事长王光兴运筹帷幄实施百年“椰树”发展战略，不贪大只图强，在做强上下硬功夫。海南房地产热，上市股票热，不为高额回报所动，而是埋头于苦练内功，精干主业，不断增强国宴饮料品牌优势，增强企业竞争实力，企业也随着市场需要而壮大起来。

（四）强强联手，增强抗衡力量。狼来了，面对强权经济，中国企业要横下一条心，奋发图强，让自己也成为狼，与狼共舞。出于民族的长远利益，中国企业应该放弃前嫌，改变过去那种单打独斗习惯，积极寻找战略联盟的机会，尝试搞企业联盟，或搞企业联手，强强联合，形成规模优势，增强抗衡力量。

外资并购凸显法律困境

来源： 作者：罗培新 时间：2007/04/18

外商的身份确认标准不科学 在对企业身份的认定上，我国以前一贯采取设立地标准，即在中国境内登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都属于中国法人；但按照2003年7月实施的《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规定》，外商投资性公司是指外国投资者在中国以独资或与中国投资者合资的形式

外商的身份确认标准不科学

在对企业身份的认定上，我国以前一贯采取“设立地标准”，即在中国境内登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都属于中国法人；但按照2003年7月实施的《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规定》，外商投资性公司是指外国投资者在中国以独资或与中国投资者合资的形式设立的从事直接投资的公司。这一规定事实上已经采取了“资本来源地标准”，即虽然该公司在中国境内注册，取得了中国法人资格，但由于其资本源于国外，所以还把其当作“外商”对待。从实际情况看，由于资本运作极其灵活，外资可以极为便利地在中国境内设立由其控股的外商投资企业，再由后者以中国法人的身份参与国企并购、买入国有股、法人股，从而规避相关的产业政策及其他对外资并购的限制，故而“设立地标准”在资本运作中极容易被外资规避。鉴于此，笔者建议，以后的外资并购法应明确规定采用“资本来源地标准”，当前有关政府审批部门进行并购审批时，也应遵照原外经贸部的规定，采用“资本来源地标准”界定外资。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过于粗放

赢利是外资并购的惟一目标。一方面，外商通常选择有发展潜力的国有骨干企业作为收购对象；另一方面，在完成并购后，外商将把其纳入自己集团的全球战略，很难指望其会考虑我国在产业结构方面的利益。

我国虽已颁布《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规定了鼓励、限制、禁止外商在我国投资的产业领域。但从整体上看，它主要是针对新建式外商投资而制定，因而在具体内容上也就很难对以并购方式投资的外资产生重大的指导意义；而且它只鼓励或限制某个产品或者产业，缺少该产业的发展整体规划，使外商投资缺乏更为明确的方向；另外，从具体的细化措施看，对有些产业，如高新技术产业，尚缺乏明确的鼓励措施来加强引导。

审批权高度集中导致审批效率低下

汇改：“破八”后的冷思考 第6篇

汇率既有完全自由浮动的市场汇率，也有政府定价的官方汇率，还有政府干预下的市场汇率。我国自1994年以来实行的外汇交易制度是市场化的交易制度，但人民币的汇率制度则一直是第三种，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买卖外汇而影响供求，以达到控制汇率水平的目的。

供求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正因如此，企望静态地计算出一个“合理”的汇率水平，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

影响外汇供求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研究汇率问题时仅考虑某一种类型的供给或需求是片面的。现实中许多人片面强调单一因素，背后是有利益动机的。国际收支的经常账户的平衡状况(顺差或逆差)是影响外汇供求的基本因素，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来说，对外贸易是国际收支的经常账户平衡的主要因素。由正常的投资和金融活动带来的资本跨境流动，也是影响外汇供求的重要因素。由国际收支经常账户的平衡状况和正常资本跨境流动决定的外汇供求是外汇市场供求的基本面。

对汇率的投机是影响外汇供求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投机带来的供给或需求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决定的要素是市场普遍的对汇率的预期。如果资金可以不受限制地跨境自由流动，那么由各国之间的利率差引来的跨境套利活动也形成带有投机性质的外汇供求。

政府用买卖外汇的方法对汇率的干预是影响外汇供求的第四个重要因素，其影响力的大小取决于政府的汇率政策(固定汇率、保持汇率基本稳定或听任汇率自由波动)以及无干预时外汇市场的均衡状况。我们观察到的市场汇率是以上四种因素共同影响外汇市场供求的结果。

先看基本面。自1994年以来，12年间我国的对外贸易一直有或大或小的顺差，跨境资本流动也一直是净流入，即外国资本持续不断地流入我国投资。所以基本面的外汇市场供求形势是供大于求，如果没有其他影响供求的因素，人民币的升值幅度要比市场上表现的升值幅度(从1994年初的8．7到2005年7月21日之前的8．27)来得大。国家影响市场供求关系，阻止了人民币更大幅度的升值，操作的结果是国家外汇储备持续地增加。

扩大外汇储备(国家买进外汇)的资金是中国人民银行新发行的货币，这成为这期间人民币的供应量持续增加的主要因素之一。这种干预外汇市场供求的做法并非中国独有，日本也是如此；除了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之外，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几乎都如此。

国际上有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政治压力，自有其国家利益的原因。其中美国的声音比较大，因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比对其他国家都大。问题是，即使人民币持续升值，中美贸易是否就能平衡?观察一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国别结构，可以发现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自对美国和对欧盟的贸易，这两个顺差之和远远大于中国总的贸易顺差。就是说中国对其他地区有相当大的贸易逆差。

中国对几乎整个东亚地区的贸易，包括对韩国、台湾地区、东盟各国及日本，是大额的贸易逆差。中国其他的贸易逆差主要来自进口资源的国家，如进口石油、铁矿石等。所以，即使人民币汇率升值到某个水平，在这个水平上中国的对外贸易实现了平衡，没有了顺差，上述贸易结构也难有彻底变化。如果到时中国对东亚以及对资源出口国仍然是贸易逆差的话，那么对美国的贸易就依然是一定程度的顺差。

中国对东亚地区的贸易逆差与亚洲危机期间的汇率相对变动有关。实际上，在1997—1998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对东亚地区的大部分货币都大幅升了值。那时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坚持不动，而东亚大部分货币都对美元大幅贬值，相当于人民币对这些货币升了值，它对危机后东亚贸易格局的形成肯定有影响。

今后人民币对美元逐渐升值，而东亚各种货币没有显著升值压力，所以人民币对这些货币的汇率会进一步有所升值，因而中国对东亚各国的贸易逆差不会因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而发生根本性改变。此外，已经形成的中国从东亚各国进口零部件和原材料，加工成制成品后出口欧美的产业链和贸易格局也不会在短期内改变，这个因素也使得中国对东亚逆差而对欧美顺差的外贸特点将保持相对稳定。

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资源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所以中国对资源出口国的贸易逆差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显著减少。

因此，以中美和中欧贸易达到平衡的需要来估测人民币潜在的升值幅度是不正确的。如果暂时舍开资本流动不谈，仅从贸易利益上分析，人民币的潜在升值远不像先前市场估计的那么大。

那么，为什么在过去两年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显得那般大呢?毕竟，为了维持去年7月21日之前的汇率稳定及7月21日后的升值不太猛烈，中国的外汇储备在两年里增加了4000亿美元之多。这两年市场上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主要来自“热钱”的投机。当全世界都在谈论人民币要升值的时候，当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变得如此普遍的时候，当美国和日本的国会和政界也在对人民币升值向中国施加政治压力的时候，当投机套利的机会如此诱人的时候，“热钱”不涌进中国等待这巨大利益才是不可思议的呢。

在如此背景下启动的中国汇率机制改革，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经济或政治意义上的讨价还价了，而是一场与国际投机的博弈。中国要想使汇率机制的改革顺利而平稳，就首先必须在这场博弈中取得胜利。

让汇率更加自由，让对外贸易逐步走向大体平衡，这应该是中国汇率改革的目标。然而这个目标难以很快达到，主要原因就是要一边改革，一边要与国际投机活动小心博弈。

去年7月21日，我国政府令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一次性升值2％，等候了许久的投机“热钱”没有如愿取得获利的机会，欲进不能而欲罢又不忍，只好继续等候机会。去年的改革中，我国政府没有向市场发出人民币到底在一年内升值多少的明确信号，这使得投机者仍然寄托着取胜获利的希望，“热钱”还没有退潮的清楚迹象。去年改革后的几个月里，国家外汇储备还在继续增加。这是博弈中的相互较量的时期，市场在考验中国政府在博弈中取胜的决心，中国政府也在考验投机者继续拖下去的承受能力。现在近十个月已经过去，人民币不慌不忙地在小幅波动中升值，已经升值了3．6％，这个幅度既给市场和贸易伙伴国增加了人民币走向自由浮动的信心，也实在令投机者灰心。所以，“热钱”退潮的时刻正在越来越近。

这场博弈的结果到底会如何呢?人民币究竟能有多大的升值幅度呢?从取胜这场博弈的角度分析，可以看出一条底线，就是人民币在一年内的升值幅度不会高于美元的利率。在这个底线幅度之内，投机“热钱”的筹资成本就要高于投机的收益，继续投机就不但赚不到钱，还要蚀本。在这个底线之内，人民币在受控状态下逐渐接近使外贸平衡的比较均衡的汇率水平，中国的汇率改革就能够取得比较圆满的成功。

课改后的冷思考 第7篇

一、实际教学中出现的问题

新课程改革实施以后, 课堂确实有了许多新变化。然而, 热闹之后, 也许我们应该冷静地思考一下:新课程的课堂到底该新在什么地方?我们的课堂教学效果好吗?教师上完一堂课, 也应该问一问自己:在这堂课上, 学生学到了什么?在实际的教学中出现了以下几种状况。

(一) 有活动却没有体验

当前课堂上的一些活动有相当部分是散漫的、随意的、肤浅的、局限于表层的活动, 活动缺乏明确的目的, 出现了活动的形式化、浅层化和绝对化倾向。课堂上, 学生一会儿忙活这儿, 一会儿忙活那儿, 流于表面花里胡哨的热闹与外在的活跃, 动手与动脑相脱节, 目的性差, 为活动而活动, 没有体验、没有反思。

(二) “穿新鞋、走老路”

某些教师不能深入理解和把握教材结构和学科体系, 无法进行创造性的教学, 还是沿袭着机械地传授书本知识的传统教学行为, 为追求活跃的课堂气氛, 教师“满堂问”, 乍一看是群情激昂、热热闹闹, 殊不知是一种简单知识传递的变形。

(三) 合作学习成为一种名不副实的“空洞时尚”现象

在语文公开课上, “小组合作”已司空见惯。只要教师一声令下, 学生便两个一对、三个一群, 煞有介事地热烈讨论起来。有的学生唯恐教师听不见, 还有意提高音量, 颇有一番“争论”的味道。有时, 一堂课甚至要“合作”多次, 可每次合作, 却又都在教师的连声催促下“草草收场”, 从表面上看合作得很好, 讨论得也很热烈, 但是汇报时就会发现这种所谓的好和热烈只是一种假象, 他们根本没有解决什么实质的问题。这种合作往往只是流于形式, 时效性并不是很好。

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 合作学习已被教师接纳并被广泛应用到课堂中去, 公开课中更是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但是, 在热闹的表象背后, 我们不禁要问, 合作学习仅仅就是让学生分组进行“自由的讨论”吗?合作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合作学习中, 教师将扮演什么角色?新课程下的课堂教学, 应是通过师生互动、学生之间的互动, 共同发展的课堂。它既注重了知识的生成过程, 又注重了学生的情感体验和能力的培养。因此, 我们在教学中对教材的处理、教学过程的设计以及评价的方式都要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 以提高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宗旨, 这才是课改的最终目标。

二、在新课改的道路上, 教师要努力的方向

(一) 课堂上教师要注意自己的角色, 对学生放手而不放任

在课堂改革中, 首先我们应该做到顺学而教, 顺学而导。教师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教学预设来进行授课, 要在精心备课的基础上, 根据弹性教学目标进行调控课堂教学, 从而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因此, 课堂上, 教师就不是绝对真理的拥有者, 不是高高在上的学术权威, 不能搞单向传递的独白式教学, 不能扼杀学生好问的求知欲, 不能磨灭学生探究世界的热情和创造火花。课堂上教师要注意自己的角色, 既不能袖手旁观, 又不能统得过死。既要放手, 又不能放任。

(二) 教师要适应新课改的需求

课堂教学的改革已成为整个教育改革的关键环节, 教学方法和学习方式等的改革已成为教学是否成功的关键。教师是实施新课程的主体, 是推行课程改革的关键。我们只有认真学习新理念, 转变教学观念, 才能将小组合作教学的教学组织形式运用得更好, 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

课堂是教学的主阵地, 把握好课堂, 向40分钟要质量是搞好教育教学工作的保障。通过学习高效课堂, 我认为课堂应该实在一些, 要尽量做到在短短的一堂课里, 让学生学到更多的知识, 更多的方法, 让学生逐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让学生的学习情感和兴趣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加强。可以说, 高效是我们课堂教学的目标, 务实是课堂教学的手段。教师要自愿地回顾和重建自己的教学实践, 对自己和学生的表现和其中的因果关系进行客观的分析。教师在课后的教学反思比课前的备课甚至更为重要。一线教师最宝贵的东西是那些在实践中获得的生动、鲜活、充满生命体验的教学故事, 是那些酸甜苦辣的, 甚至是在课堂上遭遇尴尬的场景, 教师应该把这些记录下来, 从而及时地发现自己的闪光之处。在教学发展的过程当中, 要具备不断创新的意识和能力, 我们必须对其作一些思考和研究, 虽然只是浩瀚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 也是有价值的。

(三) 有效地开展小组合作学习

小组合作学习是新课程倡导的一种学习方式, 怎样更有效地开展好合作小组学习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课堂教学中教师一定要把握时机, 当好“导演”, 让学生当好“演员”。课堂上教师要尽可能地给学生提供自主探究、合作学习、独立获取新知的机会, 尽可能多地让学生体验尝试成功、探索与发现的快乐。

1. 优化组合学习小组。

小组成员的组合要怎样才能达到有凝聚力, 才能共同促进呢?在实践教学中, 我在尊重学生自愿的原则下, 尽量使各组的成员在性别、性格、个性特征、学习成绩等诸方面保持合理的差异, 突出它的异质性。每小组一般由6人组成, 每个小组中都有优等生2名、中等生2名、学困生2名组成, 让他们主动参与、互教互学、合作探讨。

2. 科学指导小组活动。

没有规则、没有分工的合作学习很容易成为“自由市场”, 嘈杂无序, 合作难以见效, 教师难以驾驭, 活动难以正常进行。要想让小组合作学习达到最高效, 教师在启动小组合作学习时, 就要根据内容合理分工、明确分工。不同的成员承担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任务, 每个成员、每个角色都不可或缺, 不能替代, 相互依赖、相辅相成, 才能促进合作, 分中有合、合中有分才是有效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