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音乐资源范文

本土音乐资源范文（精选12篇）

本土音乐资源 第1篇

本土音乐文化可以说是丰富多彩,但我们一定要选择代表性的音乐,让学生在本土音乐的熏陶中引起情感共鸣。

一、创设本土氛围,以感受体验为主导

良好的学习氛围是学生学习的先决条件,因此,在教学中,我们应让学生充分领略本土音乐的魅力。例如,我们把非物质文化茅山号子传承人唱响同一首歌的舞台视频播放给学生看,把周杰伦学唱茅山号子的视频给学生看,激发学生对本土音乐的热爱。在苏教版第九册下第五单元“情系江淮”这一单元的教学中,先让学生看舞台版的表演录像片段,了解号子的起源,然后让学生用方言来介绍一下自己家乡的美。教师课件出示泰州的名胜古迹、旅游胜地、风土人情图片,让学生进行歌词的创编,再以号子的形式来演唱,课外延伸其他类型的号子。这样一来,使学生进一步入情、入境地去体验歌曲,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展了知识面,培养了学生的音乐才能,也让音乐回归了生活。

二、结合教材内容,以拓展比较为途径

教材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优秀的乡土音乐资源。我们可以根据教材选取与之形式相似的本土音乐进行教学,在教学中我们可以采取拓展比较法学习本土音乐,使学生更容易理解音乐内容,从而激发学生学唱本土音乐。例如,七年级上册音乐所要学习的京歌《我是中国人》,就可以把京剧介绍给学生,通过欣赏京剧的名段,从唱、念、做、打、行头等知识点进行学习,使学生更简单直接了解京剧,然后再学唱、讨论、表演、创编,更进一步探索京剧的魅力所在。

三、渗透创新意识,以想象创造为目标

想象不仅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乐趣,还会给我们的音乐带来灵感和创造。新课程标准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因此,在本土音乐教学中,我们要把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放在首位,留给学生创造的机会与条件,为学生提供思维的时间和空间,使学生在获得音乐知识的同时,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以泰兴民谣《凉月子巴巴》为例, 这首民谣节奏鲜明,富有韵律。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为民谣配上流畅的旋律,让民谣与音乐有机结合,也可以编简单的节奏并用打击乐器伴奏,或者以小组合作的形式编配律动并进行表演。这样不仅让学生有更多机会接受音乐的熏陶,而且能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音乐来源于生活,让学生到生活中寻找音乐是再适合不过的。只有书面的教学对了解本土音乐文化是非常有限的,学生很难真正做到理解掌握,更不用说对音乐的欣赏解析与再创作了。只有深入到民间艺术活动中,与本土音乐融为一体,更进一步地领悟音乐精髓所在,而非停留在好听,好看的表面上,才能有所理解和创造。例如,让学生回家寻找老一辈的艺人或是自己的长辈唱一些家乡小调, 表演地道的具有风土人情的地方戏,这会让学生体验本土音乐原汁原味的情趣。

本土音乐是民族音乐的土壤,是民族音乐的根,离开了本土音乐何谈民族音乐呢?在教学中,加强本土音乐的教学与传承我们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每一个音乐教师有义务做好本土音乐的传承人,让本土音乐进入学生心灵,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们要让校园中到处都有本土音乐文化的氛围,在校宣传窗中,在音乐教室里,在孩子们的心里。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本土音乐文化将会得到延续和发展,学生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会油然而生,学生的音乐才能会得到培养。

摘要：本土音乐与民族音乐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可以说本土音乐是民族音乐的土壤。我们泰州的本土音乐非常丰富,在音乐课堂中渗透本土音乐非常重要,能够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能够培养学生的音乐才能。

本土资源与外国史研究 第2篇

在中国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成长中，本土资源相对不足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因而“本土化”就成为一种强烈的呼声。然则史学作为一个十分古老的人文学科，是否存在同样的问题呢?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史学发生了不断而深刻的变化，同时也遭遇了许多波折和困难，而本土资源的匮乏，同样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外国史(注：此处用“外国史”而不用通常所谓的“世界史”，乃是基于一些特定的考虑。史学界对“世界史”这个学科有着不同的界定。欧美一些学者倡导全球史观，对全球范围内的长时段共同趋势进行梳理，以建构一种历史叙事框架，进而对发生在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史事进行重新编排，整合成一部线索分明、条理清晰的“全球通史”;还有的学者主张将一时一地的事件置于全球视野中考察，以探究其世界历史意义。国内有的学者将世界史视为一个特定学科，主要研究世界各国、各民族从分散隔绝走向整体发展的历程。但是，这种“世界史”实际上只是少数学者在地区史、国别史和专门史研究基础上构筑的一种历史编纂和教学的框架。而且，国内的世界史教材一般不包括中国史，本质上仍是“外国史”。大学里多数学有专长的世界史教师，往往拥有十分具体的研究领域，故他们在研究的层面应属于“外国史”的范畴。此处所谓“外国史”，包含国别史、区域史和涉及外国的专门史。)作为中国史学中最年轻的一支，可以借重的本土资源更加有限，这对于研究水平的提高，乃是一个主要的不利因素。在本土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外国史研究如何进行、如何取得进展，这是值得每一位研究者认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的外国史学者就如何提高研究水平开展了相当广泛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和设想。在讨论中有人提到，国外、主要是欧美的中国史研究能够取得令中国学界重视的成就，这说明中国的外国史研究也完全可以做到让外国学界侧目的程度。这个推论对于鼓舞外国史研究者的信心固然用心良苦，但似乎失之简单化。因为欧美的中国史研究和国内的外国史研究有着许多差异和很大差距，具体表现在学术积累、史料的占有和解读、理论框架、学科支撑、学术训练和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等各个方面，而最根本的不同在于，欧美的中国史研究具有厚重坚实的本土资源作为依托。

欧美中国史研究受到整个史学发展的带动和支持，这是它能够取得出色成绩的重要条件。欧洲的汉学(包括中国史研究)在17～18世纪即已发端，大致和欧洲现代学术起步同时，到20世纪前期即已成为一个相当成熟的学科。诚然，欧洲汉学一直从中国学术中汲取养分，一些汉学大家，如沙畹(EdouardChavannes)和伯希和(PaulPelliot)都承认，与中国学者接触，利用中国的研究结论，对于中国学的发展甚为重要[1](pp.4～5)。但更重要的显然是欧洲现代史学演进所创造的有利生长环境。自15、16世纪以后，意大利、德意志、英国和法国等国史学逐渐打破神学思想和传统编年纪事模式的束缚，开始形成新的规范和方法。随着考古学、年代学、校勘学、史料学和历史哲学等学科的产生和发展，欧洲史学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已经演化成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在18世纪，出现了伏尔泰、吉本等史学大家，也形成了哥廷根学派这样的学术流派。进入19世纪，英、法、德等国史学领域更是大家辈出，使这个世纪有“历史学的世纪”之称。20世纪欧洲史学更以革新为开端。兰普勒希特挑战兰克学派的范式，提出要冲决政治史的藩篱，在叙事的基础上着重解释，并倡导采用新的理论和方法。此后，欧洲史学在理念、领域、方法和史料各个层面都有日新月异的变化。同时，欧洲学者对埃及、亚述、犹太等古典文化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语言学等领域也有辉煌的成就。欧洲的汉学和中国史研究，就是在这种整体史学环境中成长和成熟的。欧洲中国史学者提出问题的方式、切入课题的角度、发掘和运用史料的方式、论述中使用的理论和概念，以及写作的方式，无不和其整个史学如出一辙。

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后来居上，到20世纪下半叶俨然成了国际中国学的主流。从表面看，这个学科在美国似乎相当年轻;实际上，19世纪传教士所做的工作就为它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20世纪上半叶它又大量吸收和借鉴了欧洲的汉学资源和中国的学术成就，并得到成长中的社会科学的滋养，其突飞猛进的发展，当是顺理成章的。单就本土史学而言，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得益于两个重大的学术机缘：一是美国深厚的外国史研究传统。美国作为国家的历史不长，但在文化渊源上却与欧洲一脉相承，因而美国学者一直十分重视欧洲史的研究。后来，随着美国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外国史研究的地域范围逐渐扩大到亚洲、拉美和非洲。到20世纪后期，外国史研究的规模远远超出美国史，在专业史学家中有2/3专治外国史;在每年获得史学博士学位的人中间，博士论文涉及外国史的比例有时高达4/5[2](p.3)。在安东尼·莫尔霍等人编的一部考察美国史学近期发展的书中，设专章讨论了美国学者对欧洲古典文明、欧洲中世纪史、现代欧洲、西班牙史、法国史、意大利史、俄罗斯史和日本史的研究，但很少涉及中国史研究[2](pp.206～454)。可见，美国的中国史学虽然在国际中国学界影响甚大，但在美国发达的外国史研究中，只是一个小小分支，它的发展得益于外国史整体水平的带动。另一个学术机缘是“新史学”的兴起。1945年以后，美国史学逐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理论、范式和方法都不断趋于丰富多样，形成了以“新社会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和“文化史”为标志的“新史学”。美国的中国史学者正是以研究近现代中国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政治史和地方史见长，在演进路径上完全是和“新史学”齐头并进的。

而且，欧美史学不仅在学术上成就卓著，在史学训练方面也日臻完备。涉足中国史研究的人，通常在大学和治本国史的学生接受同样的学术训练，这就为学术传统的传承和本土资源的利用提供了切实的保证。欧洲汉学在语言的训练方面似有独到之处。戴密微(PaulDemieville)通汉、日、俄、藏、梵和越南文等多种文字，其他一些研究古代中国边疆史地的学者，也能运用多种文字工具。陈寅恪之通多种语文，无疑得到过欧洲汉学训练的裨益。美国的中国研究在理论和方法的训练方面，显示了一定的长处。一些专治中国史的华裔学者，其学术成果就带有美国史学训练的明显印记。在中国长大成人的黄仁宇，进入美国学界以后写出了数部中国史著作，其《万历十五年》以小见大，《中国大历史》(此书较前一著作远为逊色)以大观小，其视角、观点和表述都与国内学者迥然不同，这显然缘于他在美国接受的史学训练。

另一方面，欧美中国史的学科积累比较厚重，减轻了对研究对象国资源的依赖。最能反映其学术积累的指标，乃是其著述的参考文献中本国语文的论著所占的比重。中国研究在美国乃是一个后起的学科，但其学科积累之厚，仍然不可小视。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晚年撰写《中国新史》时，“几乎读遍了近20年来美国研究中国历史及文化的代表作品，在不到500页的著作中，他引用了多达627位学者的930

部作品”[3](p.151)。20年中居然有如此之多的中国研究出版物，实在是很可惊叹的。若中国学者撰写一本美国史教科书，又能够找到多少由本国学者撰写的“代表作品”呢?估计不会超过100种。通史性的著述可以借助较多的本土文献，也许不足为奇，而有一些具体而微的专题论著，除了在史料方面以中文为主外，其二手文献也基本上依靠本国的出版物。例如，孔飞力(PhilipKuhn)的《叫魂》所列参考书目的论文与专著一项共163种，其中英文和其他西文著作115种，其余48种中除去日文论著和地方志，中文论著仅20种[4](pp.308～329)。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的《白银资本》中有关中国历史的部分，则几乎没有利用中文书刊，而其论述并无材料单薄之感[5](pp.475～506)。

即使在资料方面，欧美中国史领域的积累也颇为可观。这一方面是殖民主义留下的遗产，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经济实力的支持。欧美学者在本国逐渐集聚了基本的史料，有些专题的资料甚至超过中国。他们借助充足的研究经费，在世界各地遍访资料，并且借中国学者之助而调查、搜集和翻译史料。魏特夫(KarlAugustWittfogel)20世纪30年代来华调查和搜集材料，曾得到许多中国师生的帮助。史景迁(JonathanSpence)写作《上帝的中国之子》，利用了中国同行协助收集的史料，而且还从英国等地发掘了一些珍贵的材料。在现今美国大学，中国史教授雇中国留学生为研究助手，更是通行的做法。资料占有量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样重要的是，欧美学者大多具备较好的解读史料的能力。欧美早期的中国学研究者不通汉语者大有人在，现今也常有人受“不识字”之讥;但是，经过用心的努力和长期的积累，他们在语言和历史语言学训练方面得到显著提高，解读史料的能力足可称道，能够跟踪和发现新的史料。在对汉简和敦煌文书的研究方面，欧洲汉学家就着了先鞭;还有外国学者甚至掌握了难度甚大的甲骨学知识和技能。美国的吉德炜编成商代史料集;英国学者艾兰(SarahAllan)和中国学者李学勤一起整理甲骨文资料;戴密微在敦煌学领域和饶宗颐有过合作。这些都是足以说明欧美学者史料功夫的例证。

欧美的中国史研究还具有另一个同样突出的优势，就是本土理论资源十分丰富。历史学本身不以理论见长，其形成问题、解读史料和提出解释，无不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尤其是传统的描述性史学转变为分析性史学以后，在领域的拓展、方法的探索和解释框架的更新等方面，对于相关学科理论的借重变得更加重要。这一点正是欧美史学得天独厚的地方。现代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无一不是起源和兴盛于欧美;研究中国古史所需的历史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和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也在欧美得到充分的发展。在欧美的中国学者中，除少数不世出的卓异之士外，多数人在对中国文献的掌握和理解，较之中国学者并无优势可言，其长处正在于运用源自本土的理论来烛照中国故实，从而得以发现新问题，阐释新意义，提出新观点，最终自成家数。20世纪上半叶在国际汉学界声名显赫的法国学者葛兰言(MarcelGranet)，其汉语水平和治学成就曾受到丁文江等人的质疑，但他能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史，得以独出机杼，被中外学界公认为一代大家。他曾师从迪克海姆研习社会学，后来随沙畹转攻汉学，擅长社会史，这种理论背景自然是十分难得的。另一位法国学者谢和耐(JacquesGernet)之研究中国社会史，也和本国的社会学传统也有着极深的渊源[6](pp.315～423)。英国学者艾兰运用西方哲学中的隐喻理论研究中国上古思想，运用结构主义理论研究中国上古神话，均有所创见[7](pp.271～314)。

在借助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国史方面，美国学者更有独到之处。20世纪上半叶名震学界的欧洲汉学大家，多为借助东方语文优势而专攻中国文化、边疆史地和中外交通，其路数非有特异天赋不能仿效;而美国学者避短扬长，注重运用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经两、三代学者的努力，居然占居国际中国研究的主流。当年深得国内学界大家推许的沙畹、伯希和高本汉(K.B.Karlgren)等人，如今只能静静地呆在学术史里;而当今海内学界不胫而走的域外中国史论著，大多是以理论和解释见长的作品;魏特夫、费正清、史华慈(BenjaminI.Schwartz)、魏斐德(FredericEvansWakeman,Jr.)和黄宗智(PhilipChung—chihHuang)等人的学问成就，不少中国同行早已耳熟能详。孔飞力的《叫魂》的解释框架，乃是建立在现代通讯理论和韦伯的科层理论之上的。他早年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者及其敌人》，在解释地方名流和地方军事力量崛起的历史意义时，大量运用了社会学的阶层理论和社会结构理论，以及政治学关于权力和政治结构的理论[8]。另外如关于中国经济史的“过密化”理论、关于中国社会史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理论以及关于中国城市史的“中心区域”理论等等，都曾产生很大的影响。阅读美国学者的中国史著述，给人印象至深的可能并非其材料的独特和翔实(实际上，有人在解读中国古代文献方面存在明显的局限)，而是其选题的用意、解释的新颖和观点的独到，这些正是其理论优势所造就的(注：如罗志田在评何伟亚(JamesL.Hevia)所著《怀柔远人：清代宾礼与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一书时称，“何著长于分析，其理念的建构胜过史实的重建”。见罗志田：《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以西方观念剪裁中国史实而削足适履的现象固然存在，但无损于其整体的学术影响力。

总之，欧美的中国史研究和其整个史学一起，已经走过了比较漫长的发展道路，成为了一个积累雄厚和学术性相当成熟的学科。在这个领域中，出现了一些可以和研究本国历史的大家比肩而立的学者，李约瑟(JosephNeedham)之在英国、谢和耐之在法国、费正清之在美国，莫不如此。另外，由于欧美的中国史研究随整个学术齐头并进，而中国史学则处于转型之中，且因社会政治的制约而屡遭挫折，故前者在研究上得以打一个“时间差”，其题旨、方法、解释和甚至史料，往往为中国学者所未见，从而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谢和耐在写作《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时，就发现可资借鉴的研究论著甚少，故他的作品“几乎全部是基于原始中文材料写就”[9](p.7)。这样的著作在中国学界博得阵阵喝彩，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二

外国史研究在中国的历程，和欧美中国史研究的发展道路有着许多不同，其中最显著的一点无疑是，中国学者研究外国史，难以得到本土资源的有力支撑，文献资料不足，学科积累单薄，本土理论相当贫乏。这些因素长期制约着这个学科的学术

性的成长。

若以中国悠久的史学传统而论，外国史不过是处于幼儿时代，许多领域和课题都处于空白状态，而已经涉及的课题也往往资料单薄，在学术上缺乏原创性。也就是说，“无论是学科范围的广度，还是专题研究的深度，也无论整个世界史学科对世界学术的贡献，还是单个学术成果的世界影响，我国世界史研究的水平与外国相较还有相当大的差距”[10]。由于中国的外国史研究未能形成丰厚的学术积累，故研究任何问题，如果不借助所研究对象国的文献，几乎是寸步难行。但是，外国史研究者往往又受到经济支持和藏书条件的制约，境外文献的占有量严重不足。于是，缺乏文献资料就成为外国史研究最大的难题。另一方面，中国的外国史学者利用外文资料的能力也亟待提高。能够熟练而准确地阅读印刷文件者已属难能可贵，遑论掌握域外古代文字和解读手写史料。不通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而研究古希腊罗马史者，不懂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而研究拉美史者，均不乏其人。欠缺历史语言学和历史语义学的知识与技能，更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积累不足带来的困难，在外国史研究生的培养中同样得到反映。许多课程都难以开出系统的参考书目，老师则多以讲授为主;至于查找文献、解读史料和口述调查的训练，则更是薄弱。中国史研究生所学习的考据学、史料学和历史文献学之类的课程，通常不能引起外国史研究生的兴趣。其学位论文大多只能基于二手资料，因而在研究和写作中，几乎没有受到系统的治史方法的锻炼。由此导致的能力欠缺，将极大地制约他们今后的学术发展，也不利于整个外国史研究水平的提高。

对于外国史这样一个成长中的学科，十分需要从本国史学中获得充足的滋养。自海道大通、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传统的思想学术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危机，传统史学中长期积累的理论观念、概念工具、研究方法和写作方式都难以为继，甚至治史者的读书能力也不断下降;通过吸收日本和西方的资源而进行的重建，走的又是一条山重水复、崎岖艰险的道路。在内忧外患、社会动荡、政治干预和资源匮乏等一系列因素的交相袭扰下，中国史学的学术性未能顺利地建立起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术转向，又因观念、方法和规范等方面的制约而困难重重。本国史学的不够发达和成熟，就使外国史研究无所依凭，其学术性难以健康地发育成长。因此，如果以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崛起为参照来展望中国的外国史学前景，必须要考虑到两国史学在整体水平上的差别。

更严重的问题是，外国史和中国史呈彼此隔绝状态，学科畛域分明，研究者画地为牢，相互影响十分微弱。这种状况对外国史研究的损害更加严重，因为本来有限的本土资源也未能得到有效的利用。相对欧美的中国史研究来说，中国的外国史研究可以借助的本土资源固然不够丰富，但若细心挖掘，仍能获得裨益。问题在于外国史研究者对此长期未给予充分的重视。研究外国史的人通常忽视中国文史的修养，关于本国历史的知识存在很大局限。未认真读过《史记》、《资治通鉴》的外国史学者，应当大有人在;对中国其他文史典籍缺乏了解的人，自是更多。研究欧洲古代中世纪史的学者和专治中外关系史的学者，可能比较注重中国史学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动向，而更多的研究人员基本上不关心中国史研究，与治中国史的学者之间缺乏交流。外国史和中国史形同“两股道上跑的车”，没有交叉渗透，缺少相互借鉴，自然不能彼此促进。这种弊端在研究生教育中即有表现，攻读外国史的学生通常不修中国史的课程，不听中国史的讲座，不读中国史的论著，从一开始就走上了狭窄的专家之路。流风所及，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外国史学的成长。治外国史如果不立足本土，如果不从中国史学和整个思想学术中汲取养分，就根本不可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确需要认真吸收欧美中国史学的经验。

众所周知，中国的社会科学仍处在引进外来资源以寻求发展的`过程中，能为外国史研究所借助的本土理论几乎阙如。传统史学中的正统论、忠奸观和伦理纲常，在中国史研究中都不再是有效的分析工具，遑论运用于外国史研究了。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的基本范式、分析工具、研究方法乃至写作形式，无不受到了域外思想学术的支配性影响。由于中国社会、文化和历史道路各方面同欧美诸国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差别，故在引人发源和成长于欧美“情境”中的理论、模式、概念和方法时，难免出现方枘圆凿、牵强附会、乃至生搬硬套等各种情形，这使一些中国史学者感到很大的困惑，所留下的教训尚须认真加以总结。具有极为深厚的中国文史功底的陈寅恪，游学欧美多年，饱受西方思想和方法的熏陶，其治国史，力图中西合璧而春水无痕，寓西方学理于传统形式之中，但他的探索显得极为艰难(注：唐史专家张国刚教授对此有精到的见解。)。以陈之天赋、学养和见识尚且如此，何况他人?来自域外的理论不能盲目照搬，而本土理论又相对贫乏，史学创新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时候，可以从众多的经济学理论中选取合用的理论和概念，获得有益的启迪;如果中国学者研究美国经济史，又有多少可供吸取的本土经济学理论呢?

本土资源严重匮乏，而外国史的教学和研究又必须进行，除了依赖域外资源，自然别无他途。在20世纪中期以前，中国的外国史学者所做的主要工作，乃是引进“西洋史学”。大学教材直接采用外国的版本，而出版物则多为国外论著的翻译或改编。这种情形在1949年以后又延续了近30年，只是翻译和编译的蓝本不再来自“西洋”，而是苏联和西方左派学术圈。外国史研究的基本框架、材料和话语，均受到苏联史学和西方左派史学的影响。编译或改写苏联学者的论著，乃是这个时期常见的著述方式。据有的学者统计，在1840～1990年间出版的731种美国史中文书籍中，由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仅有189种，占25.86%，其余74.14%为翻译作品;而且，其中字数在20万以上的图书仅有91种，占总数的12.45%[11](p.1104)。20世纪80年代以来，外国史的许多领域都出现了迅速进步的可喜势头，但就总体而论，吸收、综合、甚至改编外国学者的有关论著以填补国内空白，仍是常见的治学之道。“对国外研究成果进行中文宏观话语处理”[10]，应当说尚有可取之处，等而下之者是未能全面了解已有的研究，将早已被驳倒的立论当作新的发明;或误读国外文献，混淆已得到澄清的史实;更甚者是不惜采取“海盗”行径，瞒天过海地剽窃国外学者的论著。

目前中国的外国史学尚未摆脱上述窘困。外国的材料、外国学者的解释，再加上外国的理论、概念和方法，怎么可能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史学成果呢?外国史的研究水平虽然在近年里有了明显的提高，出现了一些富有学术创新意义的论著，但整体水平与中国史相比尚有很大的差距，在世界学术的范围内更无影响可言。在外国史学者中，与中国史大家齐名的人物比较少见。雷海宗的声望，奠基于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他在战国策派中的地位;周一良的贡献集中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其他一些颇受称道的外国史名家，声誉似乎仅限于域内。

三

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的外国史研究要发展，需要踏踏实实地学习和吸收欧美中国史研究取得成绩的经验。欧美的中国史研究经过数百年、若干代学者的努力方有其成，中国学者也必须平心静气，铢积寸累，日就月将，一点一滴地逐渐增进学术的积累。调整选题策略、不断引进资料、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减少

重复和杜绝抄袭剽窃，都是必要的措施，而且也已引起许多研究者的重视。改进和强化学术训练，特别是语言和方法的训练，改善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提高研究能力，这一点也有学者业已论及。相对而言，外国史研究如何有效地利用本土资源，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正是由于本土资源不足，在研究中不得不片面地依赖外国资源，因而中国学者必须更加有着于发掘和利用本土资源，在修养和学识上形成一种对域外资源的过滤、消化能力，并借助本土文化底蕴、中国文史修养和深切的现实关怀，形成独特的观察角度和解释框架，以期在某些领域和专题上取得突破。

外国史研究作为中国史学的一部分，其成长自然离不开中国史学的支持和影响。虽然研究领域有中外之别，但学科特性、史学观念、治学精神、乃至基本方法，当有诸多共通之处。而且，本国史学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史学主流，是一国史学水平的体现，因而外国史研究必须和本国史研究同步发展。如果像以往那样，外国史从学术训练到专题研究都自成系统、自行其是，便会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所谓“中国特色”的期许，不免沦为妄谈。美国大学里的中国史学者和其他领域的学者有着广泛的交流，他们对于其他领域的学术活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中国史的研究生通常选修其他领域的课程，其资格考试也涉及史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更有学者在受过良好的欧美史训练后，方转攻中国史，《转变的中国》的作者王国斌便是一例，他在学术背景和知识结构方面的优势，在其著作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国内一些在外国史领域享有盛誉的学者，如雷海宗、齐思和、吴于廑、杨生茂、刘祚昌、罗荣渠等，无一不是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史修养，他们当中没有人做出令对象国学界重视的成绩，并非本人天赋和学养不足所致，而是中国整体学术滞后和社会政治制约的结果。

外国史研究必须同中国史学同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外国史研究本身的特点。由于国内外国史各领域的学术积累普遍比较单薄，因而研究任何问题都必须大量、甚至完全依靠对象国的文献，研究者做一个课题，从原始文献到第二手著作都是外国的，在研究中难免受其影响，在范式、观念、史实、解释框架和具体观点各个方面，都会受到潜移默化的熏染，其结果不免是随人之后而亦步亦趋、人云亦云，甚至拾人牙慧而以为独创，借他人之说以立一己之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者必须具备本土文化的本位意识，借助本国的史学资源，在内心形成一种铺垫或过滤层，对从域外文献中得到的信息进行潜在的过滤、消化、清理、乃至抵制，避免不自觉地跟人走，从而形成自己的思路和独立的见解。另一方面，外国学者，特别是欧美诸国的学者，对于本国历史资料的整理和利用已经十分完备，在具体的问题上要找出新的解释空间，通常是十分困难的。台湾史学名家严耕望曾说，运用新材料而取得成就并不困难，难得的是从常见史料中发现新的问题和提出新的解释[12](p.23)。对于中国的外国史研究者来说，后一点确为取得成绩的必由之路。中国学者在占有材料和使用新材料方面，无法望对象国学者之项背;所能见到和运用的史料，多经他们所整理编辑和广泛使用，如果要从这样的史料中发现新问题，学术的眼界、理论的修养和学识的积累就成了关键因素。缺乏本土的理论资源，固然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学者从寻常史料中发掘新意的能力，但如能凭借中国文化底蕴所构筑的不同参照，通过由对中国现实的关切所产生的独特视角，也未必不能旧题新作，发人之所未发。吴于廑关于15、16世纪以来世界历史趋势的一组论文[13](pp.91～227)，在这一点上做了有益的尝试，其经验值得借鉴。

强调本土文化在外国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可能会导致一个新的疑问：学术研究应当遵循学术规范，注重“价值中立”，而本土文化的介入，是否会造成文化和民族的偏见影响乃至支配历史解释的局面呢?这的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本土文化资源只能作为寻找观察角度的参照和形成解释框架的铺垫，而不能作为评论外国历史问题的标准。这是谈论本土资源的重要性的前提和限度。另一方面，历史研究，无论本国史还是外国史，都始终是在价值中立和主观介入的“张力”中不断翻新和发展的。这种局面也反映了史学的人文性和科学性之间的微妙关系。在美国史学界，史学的“客观性”问题几乎成为一个“世纪的争论”，越来越多的史学家放弃了对这个问题的理论关注，不以对“客观性”的追求为治学的鹄的，更加注重课题和解释的新意。实际上，历史的重建有赖于解释，而解释框架的形成又与解释者的学识、修养、立场、经历和气质直接相关，同时还受到时代、环境和学术条件的多重影响，因而难以实现真正的“价值中立”。正是由于历史解释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才赋予历史学家较大的自由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土的文化底蕴和学术资源，可以对外国史解释的建构发生积极的作用，从而有利于知识和思想的增益。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历史知识可以成为外国史选题和研究的重要参照。虽然比较史学的可信度经常受到质疑，学界毁誉不一，但比较却是史学研究中不可缺少、实际上也无处不在的方法。杨生茂教授在谈到外交史的研究方法时写道：“历史不能重演，要正确认识历史，就须比较。外交政策史同样需要比较，纵向力求在一国历史发展各阶段间对比，横向力求国与国间对比。……对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都须用比较法。”[14]研究外交史离不开比较法，其他领域也不例外。除显性的比较外，更多是研究者基于自身的学养和现实关怀而形成的隐性比较。研究任何外国历史问题，只要与本国的历史和现实有一定的关联或相类，研究者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选择角度、发明意义和提出观点时，以自己对于本国类似问题的关切和理解作为潜在或明显的参照，而这种参照对历史解释的参与，自然就形成了比较。人们经常批评欧美的中国学者从其本土观念出发看待中国问题，带有“东方主义”的偏向，殊不知这正是其潜在关切与比较意识的必然表现。法国学者托克维尔考察美国的民主，在立论时总是以他对法国历史和现实的理解作为参照，因而能够看出美国学者所不能发现的问题。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研究明清思想史，其内在的参照乃是欧洲和日本的政治思想。一位研究美国黑人选举权的中国学者，在其英文著作的前言中明确写道，鉴于他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好就美国民主的优劣发表抽象空泛之论，他的研究就是要提供一个实例，以说明美国民主如何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演变和转化[15](p.xiii)。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研究美国西部史的学者，心里大多装着中国的西部开发问题，这种关切对其立论倾向有着明显的影响。如果能够掌握火候，以本国历史和现实作为内在参照，不失为建立外国史研究的本土特色的一条有效途径。如何掌握火候的关键不止一端。首先要准确把握本土文化的精髓，具备丰富的本国历史知识，紧密跟踪中国史学者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同时要借助“价值中立”的堤防，以免本土关切肆意泛滥;另外还要极力追寻所研究问题的本来意义，将有关的人和事置于具体的历史情景中看待，避免变“比较”为“比附”、化“参照”为“标准”。因此，外国史研究者必须加深中国文史修养，关心中国史研究的动向，认真检阅中国史学中关于同类问题的研究文献。例如，探讨美国民主的起源和演变，如果了解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关于民主的观念和实践，并以当今中国的民主建设为潜在参照，就能在选题和提炼观点时找到新的突破口。

中国史学在方法上也有值得外国史研究

者借鉴的地方。例如，历史考证方法在外国史研究中并非完全没有用处。从考辨史料真伪和考释史实等方面来说，考证的用武之地的确不大，因为就资料的占有量和对象国学者已做的工作而言，留给中国研究者的考证余地几乎没有;但是，中国的外国史研究者在史料的理解、史实的陈述、意义的表述、乃至名词的使用等环节上，乖谬混乱之处甚多，大有考辨的必要。在美国史领域，这种情况就十分严重，甚至在一些重大史实、标志性日期和历史名词的理解和翻译上，也存在明显的问题。有学者就《五月花号公约》的签订[16]、“BostonTeaParty”的含义及翻译[17][18]、《独立宣言》的相关史实[19]和美国的诞生日期[20]等问题，进行了必要的考辨，澄清了不少讹误。他们所用的方法和传统的考证法固然不尽一致，但其中处处带有这种方法的印迹。另外，20世纪50、6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所强调的“语境”理论，以及由此派生的深入历史时空结构的分析法(注：如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在其《托马斯·哈钦森的磨难》一书的前言中指出，他在研究历史事件和人物时，所注重的不是对后来的影响，而是当时的情境;不是对现在的用途，而是在当时的意义。见伯纳德·贝林：《托马斯·哈钦森的磨难》(BernardBailyn,TheOrdealofThomasHutchinson)，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74年版，第vii页。关于贝林的“深入历史时空结构的分析法”，参见李剑鸣：《伯纳德·贝林的史学初论》，载《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和“心通意会”[21](p.118)的境界，在陈寅恪的言论中就有明确的表述，他所谓“了解之同情”，就涉及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历史解释的立场和方法等重要问题[22](p.180)。只是国内的一些研究者对此没有加以留意。不少人习惯于超越具体的历史时空而作空泛虚悬之论，误会古人、滥解史料和随意引申的现象比比皆是。较之陈寅恪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见识，这不啻是方法论和治史境界的退化。

外国史的写作更不能脱离中国文史的修养。中国传统学术有考据、义理和辞章之分，具体到史学，实际上就是史料、解释和写作三个环节，也就是严耕望所谓考史、论史和撰史。在中国的外国史研究者中，出生于20世纪早期的那些学者，大多具备良好的古文基础和文史修养，其历史写作颇有特色，如吴于廑的典雅庄重，杨生茂的古雅考究，刘祚昌的文气酣畅，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但从普遍情况来说，外国史的写作存在极大的欠缺，尤其是年轻一代学人，或行文欧化，或文词贫乏，往往令人难以卒读，有的连达意也做不到。面向中国的外国史著述，如果没有出色的中文表述，显然是一种致命的不足。外国史学者所阅读的大多是域外书籍或翻译作品，在行文方式乃至思考习惯方面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自是情理之中的事;加以汉语书面语和口语明显脱节，要娴熟驾驭确有很大的难度;故专治外国史的人尤应用心于历史写作，“过文字关”应当是外国史学术训练的一个重要内容。向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优秀文章学习，吸收中国历史写作的长处，通过熟读诸家之作而积累词汇、丰富句式和锤炼表达，进而增强对文理、文气的感悟与把握，应当成为外国史研究者的修身功课。

总之，中国学者要切实了解欧美中国史学发展的路径和经验，恰当地为外国史研究定位和定向，采取切实有效的策略来发掘和利用本土资源，以期逐渐取得进展，不断提高研究水平。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学者在外国史研究的某些领域和课题，是可能在国际史学界占有自己的位置的。

收稿日期：2002-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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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制度之本土资源 第3篇

关键词：本土资源 文献解读

我国检察制度乃域外移植之结果，[1]晚清到民国时期，主要继受德法日诸国。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转而取法苏联，检察制度明显带有苏联色彩。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刑事司法制度转而受英美法系制度影响，庭审方式和程序规则以及证据规则皆有效法，直到现在，论刑事司法制度之改革，仍多以比较方法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域外制度加以借鉴。这种比较、借鉴对于完善我国检察制度，其重要性不必赘述。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对于我国自晚清初创检察制度以来已经积累的立法例有所瞩意者不多，这些立法例对于完善现有制度仍具价值，本文即以公诉程序的立法实例来验证这一说法。

晚清与民国时期之公诉程序

我国古代实体法与程序法并无分野，近现代诉讼法立法始于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惟其中没有对公诉制度作出规定，不必纳入本文研讨范围。本文以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以及民国时期制定的《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判例加以分析。

一、弹劾主义和公诉制度

晚清立法为“公诉”下的定义为：“公诉乃关于特定人之特定行为断定科刑权之有无及其范围由检察官向审判衙门所行之请求之谓也。”[2]晚清到民国公诉制度，实行弹劾原则和公诉制度，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第256条第1款规定：“审判衙门不得就未受公诉之案件而为审判。但有特别规定者，不在此限。”当时“法院”称“审判衙门”，审判实行不告不理原则，除非有特殊规定，没有公诉就不能开启审判程序。该条第2款规定：“发现被告人别有未受公诉之犯罪，应速知照检察官请求处分。但应急速审理者，得不待检察官之处分，径行审理。”这一规定的立法理由为：“本律采用不告不理之原则，被告人如有未受公诉之犯罪，须先知照检察官，待其起诉与不起诉之处分而断定继续审理与否。然有时须从速审理者，故设但书例外规定以免遗漏。”[3]该规定体现了职权主义的精神，法院发现有没有提起公诉的犯罪，有义务尽快告知检察官请求法院处理，需要法院紧急处理的，法院可以不等检察官请求而径行处理。如今回看，这一规定符合当时的司法需要，现在已经过时了。后来的《刑事诉讼法》已经不再作此规定。

二、审判范围受起诉范围限制

从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对于审判范围作出明确规定，确立了审判范围受起诉范围限制的原则。审判范围受起诉范围之限制，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人的范围的限制，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第257条第1款规定：“公诉之效力不得及于检察官所指被告人以外之人。”不过，该条第2款承前规定：“发现被告人别有未受公诉之共犯，应速知照检察官请求处分。但应紧急审理者。得不待检察官之处分，径行审理。”1928年《刑事诉讼法》第259条：“法院不得就未经起诉之行为审判。”1935年《刑事诉讼法》第245条规定：“起诉之效力不及于检察官所指被告以外之人。”

二是事的范围的限制，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第256条就属于这一规定。民国制定之《刑事诉讼法》延续审判范围受起诉事项的限制，1928年《刑事诉讼法》[4]第260条规定：“起诉之效力，不及于起诉书状所列被告以外之人。”1933年最高法院上字第754号判例谓：“法院不得就未经起诉之行为审判。若对于未受请求之事项，予以审判，即属违法。如甲诬告乙部分，并未经第一审法院检察官起诉求刑，有原起诉书可按。依法自不得迳予论科，致违不告不理之原则。”1935年《刑事诉讼法》第245条规定：“法院不得就未经起诉之犯罪审判。”

三、提起公诉及其程式

对于公诉条件，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没有作出规定，只规定：“检察官终结侦查或预审处分者，因职权或命令，应提起公诉而请求公判。”值得注意的是，民国制定之《刑事诉讼法》已经就公诉条件作出规定，1928年《刑事诉讼法》第253条规定提起公诉的条件是“足认被告有犯罪嫌疑”，与当下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大为不同：“检察官依侦查所得之证据，足认被告有犯罪嫌疑者，应向该管法院起诉。被告所在不明者，亦同。”被告人所在不明，不影响起诉效力。法律同时规定：“犯人不明者，于起诉权消灭前，不得终结侦查。”[5]被告人、证人姓名不明，也不影响起诉效力，《大清刑事诉讼法（草案）》规定：“被告人、证人姓名不明者，应举示年貌及其他特征。”1935年《刑事诉讼法》第230条延续了1928年《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官依侦查所得之壮举足认被告有犯罪嫌疑者应提起公诉。”同样规定：“被告之所在不明者，亦应提起公诉。”

提起公诉的程式，以书状为主，言词为辅。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规定：“提起公诉应以书状行之。但遇有急速情形，得以言词行之。”1928年《刑事诉讼法》第258条第1款：起诉应以书状为之，记载下列事项：（1）被告之姓名、性别、年龄，及其他足资辨别之特征；（2）犯罪事实、起诉理由，及所犯之法条。起诉实行卷证并送主义，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规定：“提起公诉，应举示被告人姓名、犯罪事实及罪名，并送交可为证据之文件及物。”另外还规定：“逆料起诉后有仍应检证之处所或物及讯问之证人，均逐一举示。”1928年《刑事诉讼法》第258条第2款：“起诉应将该案卷宗及证据物件，一并送交法院。”1935年《刑事诉讼法》第243条规定提起公诉以起诉书为之，并对起诉书之程式作出规定，同时规定：“起诉时应将卷宗及证物一并送交法院。”

四、不起诉及其救济程序

不起诉的条件，法律也明确作出规定。不起诉的情形分为两种：

一为“应不起诉”即绝对不起诉。《刑事诉讼律（草案）》第279条规定有下列情形者不起诉：（1）案件不为罪；（2）判决确定；（3）犯罪后之法律已废止该罪之刑罚；（4）法律全免刑罚；（5）大赦；（6）提起公诉权之时效；（7）被告人亡故；（8）亲告罪无人告诉；（9）亲告罪撤销告诉；（10）案件在审判衙门现行审理及裁判尚未确定；（11）被告人不属中国审判权；（12）被告人不属通常审判衙门审判权。1928年《刑事诉讼法》第244条、1935年《刑事诉讼法》第231条对于“应不起诉”之情形也有类似列举式规定。

二为“得不起诉”即相对不起诉，1928年《刑事诉讼法》第245条规定检察官认为案件具有下列情形者得不起诉：（1）属于初级法院管辖者；（2）情节轻微以不起诉为有实益者；（3）被害人不希望处罚者。1935年《刑事诉讼法》第231条规定“得为不起诉”之情形为：（1）“检察官于刑法第六十一条所列事项认为以不起诉为适当者，得为不起诉之处分。”（2）“被告犯数罪时其一罪已受或应受重刑之判决，检察官认为他罪虽行起诉，于应执行之刑无重大关系者，得为不起诉之处分。”

公诉权之消灭属于绝对不起诉之情形。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第259条规定了提起公诉权消灭之法定情形：（1）被告人亡故；（2）亲告罪撤销其告诉者，但开始第一审辩论后不得撤销；（3）裁判确定；（4）犯罪后之法律已废止该罪之刑罚；（5）法律全免刑罚；（6）大赦；（7）提起公诉权之时效。1928年《刑事诉讼法》第243条也规定了犯罪之起诉权消灭的法定情形：（1）时效已满期者；（2）曾经判决确定者；（3）曾经大赦者；（4）犯罪后之法律已废止其刑罚者；（5）告诉或请求乃论之罪，其告诉或请求已经撤回者；（6）被告已死亡者。

对于不起诉，“应制作处分书，叙述事实上及法律上之理由。”[6]不起诉之送达，法律也作出明确规定，1928年《刑事诉讼法》第247条规定：“不起诉之处分书，应以正本送达于被告及告诉人。”不起诉书之送达，自处分后至迟不得逾7日。起诉案件的起诉书制作与送达与不起诉相同。[7]（1928年《刑事诉讼法》第256条）1935年《刑事诉讼法》第234条规定不起诉应制作处分书叙述其理由，并送达告诉人及被告，还规定送达期间为“自书记官接受处分书原本之日起不得逾五日”。

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不起诉之救济程序，可称完备。告诉人接到不起诉处分书后如果不服不起诉理由有权向作出处分决定的原检察官申请再议，该法第248条规定：“告诉人接受不起诉处分书后，得于七日内以书状叙述不服之理由，经由原检察官声请再议。原检察官认为声请有理由者，应撤销其处分，继续侦查或起诉。”如果原检察官维持原来的决定，应当提交上级检察机关首长审查，颇类似于现在的不起诉复核制度，“原检察官认为声请无理由者，应将该案卷宗及证据物件送交上级法院首席检察官。”[8]当时实行检法合署制，检察机关附设法院之内，检察机关的首长为首席检察官，首席检察官即后来的检察长，当时没有检察长官职。该法第249条：“地方或高等法院管辖案件，其声请再议，除依前条规定外，原法院首席检察官得于送交上级法院首席检察官以前，指定其他检察官再行侦查。”“前项侦查，系维持原不起诉之处分者，应依前条第3项之规定，送交上级法院首席检察官。”上级法院首席检察官审查后作出如下处理：（1）认为声请无理由者，应驳回之；（2）其声请有理由者，应分别为下列处分：侦查处分未完备者，命令下级检察官续行侦查；侦查处分已完备者，命令下级检察官起诉。1935年《刑事诉讼法》第235条规定：“告诉人接受不起诉处分书后，得于七日内以书状叙述不服之理由，经由原检察官向直接上级法院首席检察官声请再议。”该法第236条规定：“再议之声请，原检察官认为有理由者，应撤销其处分书，继续侦查或起诉。”同时规定：“原检察官认为声请无理由者，应即将该案卷宗及证物送交上级法院首席检察官或检察长。”此外，还规定：“声请已逾前条之期间者，应驳回之。”1935年《刑事诉讼法》第237条规定就上级首席检察官或检察长对再议声请的审查处理作出规定。

不起诉的效力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于在押者应解除羁押，但规定有例外情形。1928年《刑事诉讼法》第251条：“羁押之被告，受不起诉之处分者，以撤销押票论。但再议期限内及声请再议中，遇有必要情形，得命羁押之。”1935年《刑事诉讼法》第238条第1款规定：“羁押之被告受不起诉之处分者，视为撤销羁押，但再议期间或声请再议中，得命具保或责付。遇有必要情形，并得命继续羁押之。”二是对于冻结、扣押的财物应解除扣押、冻结，除非有其他情况。1928年《刑事诉讼法》第251条规定：“扣押之物件，应即发还。但应没收或为侦查他罪或他被告之用者，不在此限。” 1935年《刑事诉讼法》第238条第2款规定：“为不起诉之处分者，扣押物应即发还。但应没收或为侦查他罪或他被告之用应存留者，不在此限。”三是终结诉讼程序。诉讼程序终结后，没有新的事实和证据不得对同一案件再行起诉，1928年《刑事诉讼法》第252条：“不起诉之案件，非发现新事实或新证据者，不得对于同一案件再行起诉。”1935年《刑事诉讼法》第239条规定不起诉处分已确定者，非发现新事实或新证据者，或者特定的得为再审原因之情形者，不得对于同一案件再行起诉。”

五、并案起诉和追加起诉

对于牵连案件，法律规定并案起诉，此为诉之合并。1928年《刑事诉讼法》第255条规定：“牵连案件，由二以上之检察官分别侦查者，得经各该检察官之同意，由其中一检察官，并案起诉。”1935年《刑事诉讼法》第244条规定：“于第一审辩论终结前，得就与本案相牵连之犯罪或本罪之诬告罪追加起诉。”

六、撤回起诉

公诉提起后实行变更原则，允许撤回起诉。对于撤回起诉，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称为撤销公诉，第258条规定：“公诉在未开始第一审辩论前，得撤销之。”当时规定之撤回起诉的时间节点是“第一审辩论前”。1928年《刑事诉讼法》第264条第1款规定：“起诉于第一审审判开始前，得撤回之。”允许撤回起诉的时间节点提前至“第一审审判开始前”。1935年《刑事诉讼法》第248条规定第1款规定：“检察官于第一审辩论终结前，发现有应不起诉或以不起诉为适当之情形者，得撤回起诉。”第2款规定：“撤回起诉应提出撤回书叙述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1935年《刑事诉讼法》第249条明确规定：“撤回起诉与不起诉处分有同一之效力，以其撤回书视为不起诉处分书……”1931年《司法院院字第（523）号》解释称：“起诉经撤回后，毋庸再为不起诉处分。上级首席检察官因声请再议，命令起诉为违法，下级法院检察官依之起诉，法院应为不受理之判决。” （同年《司法院院字第528号》判解又称：“检察官撤回公诉，毋庸制作不起诉处分书再行送达。”

我国1928年《刑事诉讼法》第264条规定得不留余地：“起诉于第一审审判开始前，得撤回之。起诉经撤回后，不得再行起诉。”这一绝对条款在1935年得到修改，参照不起诉处分规定，非有如下情形之一，不得对于同一案件再行起诉：（一）发现新事实或新证据者。（二）具有如下再审事由者：原决定所凭之证物已证明其为伪造或变造者；原决定所凭之证言、鉴定或通译已证明其为虚伪；原决定所凭之法院裁判已经确定裁判变更者；参与侦查或起诉之检察官，因该案件犯职务上之罪已经证明者，或因该案件违法失职已受惩戒处分，足以影响原判决定者。

七、附条件之起诉

民国时期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附条件之起诉，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一罪是否成立以他罪为断。1928年《刑事诉讼法》第262条规定：“一罪是否成立，以他罪为断，而他罪已经起诉者，检察官于该一罪起诉时，应声明其起诉以他罪之成立为条件。”同时规定：“前项情形，其一罪起诉在前者，法院于他罪判决确定前，应停止其审判。”二是犯罪是否成立及刑罚应否免除，以民事法律关系为断。1928年《刑事诉讼法》第263条规定：“犯罪是否成立及刑罚应否免除，以民事法律关系为断，而民事已经起诉者，检察官于该罪起诉时，应声明其起诉以民事之裁判为条件。”同时规定：“前项情形，其刑事起诉在前者，法院于民事裁判前，应停止其审判。”我国当代司法有一惯常做法，即“先刑后民”，但司法案件纷繁复杂，非先刑后民所能圆满解决，有的刑民并行不悖，有的需要“先民后刑”。我国1928年《刑事诉讼法》已经就后一种情况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中止作出了明确规定。

反思与借鉴

我国法律自晚清转而学习欧陆及日本，积几十年之功，已经颇具规模。这一进程因新中国建立发生重大转向，后来学习苏联法制又有临沧海而取一勺饮之感，随后法律之现代化进程更因“文化大革命”而中辍，其间断崖何止一处。如今重新建构刑事诉讼制度，对于欧风美雨多所研究和借鉴，对于晚清与民国时期已经有的立法例，倒鲜有人予以重视，这些立法例凝聚了前人之智慧与眼光，是自觉选择域外制度为本国服务的结果，诚为刑事诉讼法制发展之本土资源，然乏人重视，资源浪费以至于此，殊觉可惜。

其实，《刑事诉讼法》修正，可以参照、借鉴晚清与民国时期刑事诉讼法制之处不少。从晚清与民国时期刑事诉讼立法例看，当时引入德日刑事诉讼法律和学说，颇为用心，几十年累积不少判例，法律规定结合判例，对于当代刑事诉讼有启发乃至借鉴作用的内容不少。如我国自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已经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撤回起诉制度，反观我国当代《刑事诉讼法》，却无此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虽然规定了撤回起诉制度，但既无时间节点限制，也未意识到撤回起诉具有终结诉讼程序之效力，可知旧中国刑事诉讼中已有的法律规定和相关判例，更符合司法规律和诉讼原理，值得认真研究。

从晚清和民国公诉程序看，当代《刑事诉讼法》有若干可借鉴之处，相信读者从上文列举的法律规定和判例内容中已经可以得出结论。

注释：

[1]我国之检察制度源于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迨无疑义。是年9月，清廷的军机处、法部、大理院会奏“远师法德，近仿东瀛”，将法官定名为“推事”。“推事”一词作为法官称谓，从晚清到我国台湾地区，一直沿用到1985年。1906年确定法官定名之外，同时设立检察官职。沈家本托古改制，称“司直官称，亦缘古制，惟名义近于台谏，拟改总司直为总检察厅丞；改司直为检察官。”后人不察，大上其当，以为检察制度自古有之，其实不然。

[2]《现行六法全书（第19册）》，上海会文堂书局1932年版，第47页。

[3]同[2]。

[4]民国17年7月28日国民政府公布：同年9月1日施行《刑事诉讼法》。

[5]1928年《刑事诉讼法》第248条。

[6]同[5]，第246条。

[7]同[5]，第256条。

挖掘本土资源搞好综合实践 第4篇

一.挖掘本土自然资源, 增强学生活动的兴趣。

我县是鄂南山区县, 这里风景优美, 自然资源丰富, 有八月飘香的桂花, 有遍地生根的楠竹, 被称为“桂花之乡”, “楠竹之乡”, 这里还有风景怡人的九宫山 (国家级风景区) , 变化莫测的隐水洞 (湖北省第一大溶洞) 。利用这些自然资源的优势, 我们分别开展了“探访桂乡”、“竹文化探究”、“走进九宫山”、“探寻隐水洞”的综合实践活动。例如:在“走进九宫山”的综合实践活动中, 我们将学生分为五个小组进行探究:1、九宫的山;2、九宫的水;3、九宫山的宗教;4、九宫山的名胜古迹;5、为九宫山做广告宣传。学生通过实地考察, 调查研究, 发现了九宫山上的很多珍稀动植物, 了解了云中湖的地质成因, 知道了九宫山是中国有名的九大道场之一。学生还为各景点摄影并拟写导游词和广告词, 诸如:“九宫铜鼓包, 试与天比高” (九宫铜鼓包) “云在湖中走, 湖在云中游” (九宫云中湖) 等等。创作的广告词不亚于专业水平。通过实地考察, 调查访问, 实验与操作, 信息收集与处理, 表达与交流, 学生获得了知识与技能, 发展了情感与态度, 培养了学生的探索精神。

笔者发现, 利用本土自然资源, 开展综合实践活动, 能大大提高学生的活动兴趣, 因为学生对这些资源不很陌生但又不太熟悉, 有探究的欲望。另外, 了解家乡的自然资源, 更能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感情, 长大立志建设家乡的愿望。

二.挖掘本土人文资源, 突出学生活动的自主性。

俗话说,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们这里人杰地灵, 民风淳朴。传统文化节日文化丰富多彩, 为开展综合实践活动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我们语文老师让学生从周围的生活中寻找感兴趣的话题, 自己找素材定专题, 先后开展了“唱支山歌给你听”“通山方言研究”“家乡节日文化面面观”等综合学习活动。学生对山歌这一传统文化兴趣浓厚。我们让学生收集山歌歌词, 学生收集了大量民间流传广泛的山歌并进行探究, 学生探究后的感言是---我们惊叹这些农民伯伯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这些歌词讲究押韵, 琅琅上口, 大多歌词运用“比兴”手法, 意蕴丰富还能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更惊叹他们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在快乐中劳动在快乐中收获。这对某些以学习为苦的学生有很好的教育作用。“赛歌会”男女生分组对唱, 一问一答, 一唱一和, 这还需要学生随机应变灵活处理。这样的活动也大大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

利用本土人文资源开展综合实践活动, 素材的来源、资料的搜集、活动的安排、效果的评价等等, 主动权全部在学生。学生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自主合作探究”的过程。学生兴趣盎然, 他们在自主中合作, 在合作中探究, 激发了创造的火花!

三.挖掘校本资源, 突出学生活动的开放性。

我校校园设施齐全, 校本资源丰富, 校园文化长廊是学校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图书馆、资料室、实验室、多媒体教室风格各异, 各类教学设施, 各种教学与实习研究的基地等等都可以成为综合实践活动的探究基地。此外, 教师与学生也可以成为我们学习探究的对象。

在利用校本资源开展活动的过程中, 要突出学生活动的开放性。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是形式的开放。应从学生的特点和需要出发, 给学生提供较多的选择余地、活动内容和方式, 活动过程也应该是动态变化的。二是场所开放。把以往固定的空间 (教室) 变为弹性空间 (图书室、生物园) 。三是结果的开放。即活动结果的表现形式和活动得出的结论要多样性。

沉思：读《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有感 第5篇

李江涛

朱苏力教授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可以说是我生平阅读的第一本法学专著。书中，朱苏力教授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提出了更多的值得思考的问题，带给了我很多沉思。

在这本书正文之前，朱苏力教授有一篇《什么是你的贡献》的自序，对于法治，甚至对于法律，我作为一个一只脚还没踏入进去的毛头小子，自然不敢妄言自己有什么样的贡献，仅仅可以说自己的一些思考，而这些思考很多都是这本书带给我的。

1.关于本土资源对法治的影响。其实这是这本书所围绕的核心，也是带给我最大冲击之处。她第一次让我明白了，法律不仅仅是一把剑或者一面盾，她也是一件衣服，一条腰带。我知道本土因素对法律有影响，但不知道影响力如此之大，我知道法律与其他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强制力，但没想过人们对预期性的要求如此之高。

书中举了《秋菊打官司》和《被告山杠爷》以及“破产法的难以推进”“证劵制度的顺利实施”四个相反例子，剖析了在复杂人情关系等本土资源在法律的影响。中国人民并不厌讼，而是有自己的一些考量。比如，“远亲不如近邻”，如果因为诉讼，这个原告可能再也得不到小集体成员的接纳，也再也恢复不了当初那样和谐的境况。同时，值得一提的是，不要必然忽略对制度的有效运行起决定作用的那种非正式的规则，复杂的本土资源所交织形成的“民间法”，她是经过千百年反复博弈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比成文法更为有效，更为有威慑力。这种“民间法”在一定意义上才是中国千百年来留下的传统，可以促进中国法治道路上各种法律体系更加融合。

书中还列举了一个“强奸私了”的案子。这个案子及朱苏力教授所做的解析都带给我一个启迪，凡是存在即是合理。成文法在程序正义过程中不一定能保证结果的正义和可接受性。但因为“私了”可以有更多的接触和交流，而这些不仅仅是妥协的条件也是合作的基础。这也让我对所谓的“法律规避”有了一定的新的见解和思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本土”这种第三条道路的独特地位、力量和功能。

2.什么叫做法律？作为一个21世纪的法律系的研究生，我所受的法学教育（在朱苏力教授眼中，可能还不能称为法学）仅仅体现她的工具价值，而不能体现她的独立价值。我们好像习惯了接受了“固有的”“完全正确”的标准答案。没有人去告诉我们为什么这样是正确的，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貌似我们因为学习法律而天然对法律有一种敬畏感，当然我的意思不是有这种“敬畏感”不好，而是这种“敬畏感”不利于我们今后的执业和法学的发展。回归到第一个问题，我们可能太过于执着“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其实，法学是一门综合学科，她受政治、经济、国情各种因素所影响。书中反复出现了“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组织结构以及与之相适当的观念和人民的行为方式，而这些都会直接或者间接体现在法律的方方面面。在这本书中，朱苏力教授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多个角度去阐述了一些法律问题。比如说从“询问制”到“抗辩制”的制度转变，看似更为公平，其实诉讼成本悄然从法院向当事人转变，当然这个可能和当时的大环境有关，但是无疑增加了当事人举证的责任和成本。

中国经济活动或者说所有的活动其实都是一个多方反复博弈和厮杀的过程和结果。没有经济支撑的法律是不长久的法律，没有法律保障的经济活动也必然无法进行有效的交往、合作。朱苏力教授在书中提到的韦伯的“形势理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向我们强调了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因性，很多事不是一是一，二是二，一加一等于二那样。说到底，所谓法律的“形势理性”其实就是一种磨合和转变，一种从部分“民间法”向“制定法”转变，他们多方面影响和改造我们的社会法律文化，间接地然而更深刻地促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3.司法改革的思考。在这部分刚开始，朱苏力教授就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中国古代有的时候一些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很多判决结果依然很深入人心，千古流传。其实，司法独立仅仅是判决的合法性和可接受性的一部分因素，判决的合法性和可接受性是“多因”的产物，这个是和特定的环境和因素有关系。

书中举了个某省早些年向企业派驻税务员，原想便于执法，但是往往结果造成了企业偷税漏税等现象，后来将税务员召回，才遏制了相关情况的出现。同时司法要有一定的“距离感”，司法常常有“近则不逊远则怨”的尴尬境地，不过“有距离感”确实可以造成一种威严，这种威严有利于法律的实施。

“司法不应受舆论所影响”。怎么理解？如果单纯将舆论代表老百姓的呼声，而司法受百姓的呼声影响是为民所想，听民之声的话，那么特别容易进入一种误区，这种误区在于一方面将舆论声音将百姓的诉求没有原则不加区别的合二为一，另一方面忽略了司法的独立性。如果仅仅计较“舆论”或者“百姓之声”特别容易造成“外行引导内行”，也特别容易将法律评价代替为政治评价或舆论评价。

4.关于法学生的未来。书中，朱苏力教授颇有见地的提出了“学科交叉”，为了法学生制定了详细的计划也对未来做了一定的预判。在现如今或者不久的未来，大学科融合已经有人在做也是必然趋势，综合素质也必须体现在这一代法学生身上。正如没有经济学背景的法律不大可能在经济领域有所建树。但是从书中来看，在朱苏力教授眼中，法学生的职业依然局限在就业上，法学生的授课依然仅仅局限在法律的工具价值上。当然我们不能去用今天的成果去否定一个二十多年前的专著，但不可否认这个也是中国法学教育培养不出“大家”的一个原因吧。在中国一方面是“政法”，中国人民喜欢局限地将法律单纯作为政治的延伸，国内也没有培养大家的氛围和体制，另一方面或许在于当前法律人的专和独。

最后用一段话来结个尾吧，莫言在诺贝尔奖晚宴致辞中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文学和科学相比较，的确是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文学的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其实引申而言，在中国从法律向法学的转变也许需要更多的“没有用处”，也许需要更多的“没有用处的人”。

李江涛

利用本土资源 提高教学效率 第6篇

一、合理整合，优化课堂

根据教学目标，选择适宜的资源。教学目标是课堂教学活动预期并最终实现的教学质量标准，是课堂教学活动的灵魂和动力，它最终决定了课堂教学活动的内容、方法，也决定了教学活动成功与否。因此，教师应根据目标去开发课程资源，选择合适的资源开展本土课程。如《我和大师交朋友》一文，就是试图通过儿童与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作出重大贡献的大师之间的互动，激发他们对大师的羡慕和尊敬之情。在教学时，教师可组织学生寻访大师的童年，了解大师成才的故事，使他们对大师的人格魅力产生由衷的倾慕；或带领学生到名人纪念馆、故居去瞻仰，让学生亲身感受一下自己的偶像，再到相应的场馆了解大师的生平事迹与成就。通过本土课程资源与大师零距离接触，大师变得有血有肉，成为激励学生不断进步的榜样。

精心设计活动，巧用活动资源。为提高品德教学实效，我们可以灵活运用本土课程资源，在时间和运用方法上都可不拘一格，使其更好地促进品德教学。

课前准备善用资源。做好课前准备是上好品德课的前提，如教授《家在自然中》这一单元前，教师应要求学生在父母的带领下走进动物园、植物园等场馆，对有特色的动植物的外形、特点、作用等方面进行研究，通过观察、验证，了解一些生物具有的生命现象，感受大自然的美好和神奇。这样，学生们在品德课上就有许多生动的体验，提高了学习效率。

课堂呈现巧用资源。品德教师应成为有心人，把每次活动内容用各种形式记录下来。当品德课堂涉及相关内容时，教师就可以将它信手拈来呈现在学生面前，唤起学生已有的经验和体验，这样学生就会有更真切的感受。如教授《美丽的大自然》一课时，教师可引领学生回忆秋游时去了什么地方、开展了哪些户外活动、有什么有趣的事等问题，这样学生回答问题的积极性自然会高涨。

课堂延伸活用资源。品德课堂教学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德育的结束，还应该通过课外延伸活动，来巩固课堂教学成果。如学了《生活中的你我他》一课后，学生对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就有了初步了解。这时，教师可让学生走进青少年活动中心，去体验不同行业的工作，让他们在实践活动中体会各种职业的劳动对社会的重要性，领悟到任何一种职业都是光荣的，都应该得到尊重。

有机整合活动，挖掘课程资源。品德教师在开展课程拓展活动时，应充分挖掘人力资源，让家长、博物馆工作人员等都成为品德教师，引导学生走出教科书，走进本土课程，在社会大环境里学习和探索，使活动切合实际而富有成效。

与德育活动整合。品德课应与少先队活动和其他学科活动进行有机地整合。如学校少先队每学年都要在春游、秋游以及节假日安排“本土课程”的社会实践活动。我们可组织大队辅导员及各中队辅导员根据各个年级的特点，安排开展与品德学科相关的活动。这样，品德课的教学目标与少先队员的活动目标就会在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达成共识，让学生在快乐的活动中得到发展。

与亲子活动整合。加强品德课与家庭教育的紧密联系，有利于形成教育合力，提高教育实效。家长也是品德课程资源之一，他们有独特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能为学生开展本土课程活动提供帮助。我们可开展“家长义工”活动，让家长自愿做学校义工，点燃家长的参与热情，带领孩子走进本土课程。

与假日活动整合。一年中的寒假、暑假，加上法定的节假日，这些假日为开展本土课程活动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儿童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假日小队是深受他们喜爱的活动形式。但活动开展之前，教师应给学生明确活动的目标和内容，并引导他们做好活动计划和各项准备。如上了《我看家乡新变化》一课后，可让学生自由组织假日小队，到家乡各地走一走，看一看，了解家乡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感受家乡的巨变。在小队活动中，学生学会了在生活中观察，在问题中思考，在交流中提出自己的观点，学会了互相帮助，团结合作，为他们的个性发展和良好道德的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形式多样，丰富课堂

资料收集。收集资料是学生自主学习品德课的主要方式，教师可根据品德学科学习内容的要求，以及学生的兴趣和水平进行组织与指导，确定收集的目标和范围，并将获得的资料进行整理、利用和交流。如上《民俗民风知多少》一课时，可让学生自愿组成采风小组到家乡各地去走一走，看一看，了解家乡的一些时节对我们的生活有哪些影响?并给家乡的民风民俗把把脉，看看哪些是消极愚昧的?哪些是积极健康的?

参观访问。组织学生到本地相关场馆参观访问，是了解真实社会比较好的学习形式。参观之前，教师要向学生交代参观的任务，保障参观活动的效果；参观时，要引导学生专注地进行观察，对场馆中的题词、雕塑等都要细细品味，可以做一些摘抄，拍一些照片，画一些示意图等，这自然而然地激发了学生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

操作实践。品德课程是建立在儿童的生活基础之上的课程，无论是经验的积累、认识的提高，还是能力的发展、行为的养成，都需要他们直接去参与各种实践活动，才能产生真实的感受和情绪体验。而本土课程的场馆中正好有不少操作性、实践性的活动设计，让儿童动手动脑。

主题探究。结合本土课程资源，教师可让学生适时开展一些探究性学习，还可事先帮学生选择探究主题和探究方法。如教学《寻找巴金先生的足迹》时，教师可引导学生根据探究主题，走进其博物馆、故居等，去调查分析、收集资料、参观访问，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总结出自己探究的成果。

三、讲究方法，提高实效

开发的目的性。本土课程资源开发具有很强的目的性，教师只有把具体资源和课程目标联系起来，才能避免单纯从所谓鲜活性、趣味性和新奇性的角度去取舍，才能使资源真正为教学目标服务。但资源并非越多越好，教师应紧扣教学目标，进行精挑细选。

活动的序列性。如果不考虑资源的难易程度、使用范围、投入时间及不同类型的互补，主题活动的推进就会显得凌乱而无序。如我校开展的市级课题《若水教育理念下，主题式德育活动研究》就是紧紧围绕培养“上善之人”的目标，对开发的本土课程资源进行梳理和整理，根据难易程度，有序、渐进、交织地将相关资源引入课堂活动，最终形成有主题的立体式德育网络，切实提高德育的实效性。

作业的实践性。为指引学生对本土课程实践活动的有效开展，教师应针对不同学段的学生在不同基地的活动，设计具体的活动项目和作业单。有了作业单，学生的实践活动就有了具体目标和要求，教师就可依据作业单的完成质量进行评价和激励。

总之，只要我们准确把握目标，找准本土资源和品德课程的结合点，精心设计课前、课中、课后的品德实践活动，并有效整合相关资源，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就一定能提高品德教学的实效性，能丰富、提升学生的道德生命。

作者单位　四川省成都市双水小学

挖掘本土资源,促进乡土之情 第7篇

我们的家乡福建省平和县,素有“八县通衢”之称,历史悠久,山川秀丽,人杰地灵,自然资源丰富,在地理、民风民俗、物产方面都有着极其丰富的资源,而且这片古老的土地,正在变革、在发展,这是乡土特色主题生成的根本来源,反过来,这也是对家乡历史文化变迁的刻录与延续。

一、创设特色环境,营造本土文化氛围

最有特色的环境,应该是最具有本土文化特征的。在“爱祖国,爱家乡”主题的开展中,我们试着引导幼儿结合本土文化,结合本地地域特点,主动创设环境。国家AAAA级旅游区——三平风景区位于漳州市西南的平和县境内,方圆二十平方公里,以千年古刹三平寺为中心。古代与现代文化相融合,自然与人文景观相映衬,处处蕴藏着扣人心弦的故事传说,是闽南旅游以及朝圣的好去处,也是瞻仰革命先烈的红色教育基地。而灵通山风景区以险峰、奇石、清泉、飘云为四大特色,全国罕见,福建独一无二。灵通山已获得国家地质公园资格。家乡的景点“三平寺”“灵通山”家喻户晓,因为孩子们很多都去过,有亲身的经历、体验,所以他们的兴趣非常浓,积极性也很高,都主动参与到创设活动中。经过师生的共同参与,协同合作,精心创作,美丽的“家乡的风景”产生了。

平和县是中国香蕉之乡,年产30多万吨,位居福建省第一。平和县坂仔镇香蕉皮薄、味香、肉软、质甜、无芯,风味与营养俱佳。家乡的白芽奇兰茶以其“色、香、味、型”俱佳而最负盛名。而金秋时节,是蜜柚成熟的季节,漫山遍野的蜜柚树上挂满了一颗颗诱人的蜜柚果。为了让幼儿感受家乡的特产,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布置了墙饰,在墙壁上用废旧串珠纸条编成三个箩筐,孩子们都兴致勃勃地把自己动手制作的手工作品——家乡的“平和三宝”:蜜柚、香蕉和茶叶,都“装”了进去,丰富的“家乡的特产”产生了。看到自己创作的作品如此的美丽、逼真,孩子们不知有多高兴。他们在这一创设活动中,学会了分工合作,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创造性思维也有了较大的发展。这让我们教育者真正体验到了“环境是主要的教育资源,通过环境的创设和利用,有效地促进幼儿发展”的内涵。

二、美丽的家乡人文荟萃

比如坂仔“林语堂”,另外,还有广泛流传于本地的闽南童谣,让闽南本土文化之花在我们幼儿园精彩绽放。闽南方言是闽南文化的基础,闽南语童谣教学的重要性则不言而喻。闽南语童谣扎根于闽南文化的沃土,具有浓厚的民族情感与乡土气息,对于幼儿来说,童谣是伴随其成长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它具有传播、引导和教育功能。教师让幼儿通过口耳相传、心口传唱的方式,来体验闽南方言的无穷魅力,来感受闽南民间艺术的价值,从而激发幼儿热爱家乡的情感。

三、农村特有的民俗风情

家乡的一些热闹场面常会引起孩子们的关注,比如赶庙会、婚庆场面;还有闽南文化中的南音、歌仔戏、芗剧,在中秋节前后每条街道上都会有一出出精彩的社戏上演,家乡平和的夜晚会变得特别热闹;在蜜柚节庆典期间,“平和心·柚乡情”文化活动深入人心;家乡别具特色的“元宵节”龙艺表演活动,更是热闹非凡,各个社区和村部都提前开始了龙艺活动的轧制和艺旦的挑选工作,而艺旦全都是由幼儿园的小朋友来扮演的,龙艺表演、大鼓凉伞表演、花车表演、舞龙舞狮……“元宵节”的晚上一饱眼福。

四、家乡食品更有一番风味

家乡小吃如九峰本地面、碗粿、糯米糍、香片粿、卷仔粿、萝卜粿、樁臼面、南胜咸水鸭、大溪腊肠……享誉平和。这些小吃孩子们常看常吃,是孩子们最为喜欢的内容了,活动中请家长配合利用双休日带幼儿参观小吃店,品尝点心,让孩子们了解家乡风味小吃的不同品种及制作过程,在参观、品尝、观察中感受平和小吃的独特魅力。

通过开展家乡风味小吃的系列活动,幼儿不仅了解了家乡小吃品种丰富,风味特异,更加激发了孩子们了解家乡、热爱家乡的情感。

五、家乡物产丰富

我们的家乡平和山清水秀,四季如春。有十里香蕉海,绵延百里的蜜柚观光园,更有四季飘香的秀美茶园。琯溪蜜柚、坂仔香蕉和白芽奇兰茶荣获“绿色食品”称号,平和被命名为“中国琯溪蜜柚之乡”,坂仔被国家有关部门命名为“中国香蕉之乡”,九峰白芽奇兰在福建省1997年秋季名优乌龙茶品质鉴评会暨“九峰杯”奇兰大奖赛上被评为“茶王”。因此,琯溪蜜柚、坂仔香蕉、九峰白芽奇兰被誉为“平和三宝”。“平和三宝”在平和家喻户晓,我们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以“爱祖国,爱家乡”为主题深入开展了具有乡土特色的主题活动。

本土音乐资源 第8篇

关键词：本土音乐文化资源,传承与保护,音乐教育

山西是中华文明历史发展的核心地域, 大传统之下多种民间艺术各具风姿。但是, 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已经生硬地干预了各种传统文化的自然演进过程。山西的本土音乐也是面对现代化, 正在走向消亡 (1) 。对这些宝贵的音乐文化资源进行整理和保护, 是摆在音乐文化工作者面前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也是艺术高职院校音乐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

一、艺术高职院校音乐教育在本土音乐资源保护中的重要地位

艺术高职院校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环节, 近年来发展迅猛。1994年, 音乐教育领域展开了关于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文化思考, 提出了要从“文化意识、文化传承、文化发展以及文化策略”四方面对音乐教育加以改造 (2) 。首先, 艺术高职院校是山西省音乐人才较为集中的地方, 它拥有丰富的智力资源, 可以提供相应充足的专业指导, 而且长期形成的高等专业人才培育生产机制, 包括教育内容的体系化、教育方法的集约化和教育手段的规范化等, 都有相当的优势。尤其在解决本土音乐文化传承方面, 是具有明显的优势。更为重要的是, 本土民间音乐资源的引入向学生传递了艺术源于生活的理念, 向他们展示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源泉, 给了他们一把打开艺术之门的钥匙, 为学生今后走上艺术道路, 指出了方向, 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石。丰富的民间音乐, 必然会以其丰富的营养, 滋养新一代音乐人的心田, 开阔他们的音乐视野, 丰富他们的乐感, 给他们的艺术生命注入新的活力。通过本土音乐继承发展的专门课程设置、确立自身特点、依托本校的综合性学科资源和本土音乐特点, 打造自身的独特品牌, 使自己的专业教学, 有新的开拓和创新。“近水楼台先得月”, 这是地方艺术高职院校在本土音乐文化继承发展中得天独厚的优势。

其次, 在地方艺术高职院校进行民间音乐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传播性教学, 很容易形成气候。我国民间音乐产生的地理背景、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和我们的高职学生生长的背景一脉相承。因此, 它就更容易被学生所接受, 更容易被打动 (3) 。又因为在山西戏剧职业学院不仅是音乐系的学生学习民族民间音乐, 在音乐系之外的其他专业的学生, 也都可以选修学校开设的“民族民间音乐鉴赏”课, 这就给那些音乐专业之外其他系的学生了解和掌握本土民间音乐文化知识, 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当然, 更重要的一点是可以从本土音乐教学中获取营养。民族民间音乐蕴含着丰富的大众情感元素, 又因其旋律节奏与当地自然环境、语言和风土人情的有机契合而为老百姓喜闻乐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一方歌曲唱一方人的心声, 研究其地方特色, 揭示其间的内在联系, 汲取其中丰富的营养, 广大教师也必然能从中得到生活的启发, 获得教学、创作的灵感, 推动艺术高职院校的音乐教育再上一个新台阶。所以, 利用地方艺术高职院校进行民间音乐文化的继承发展教学活动, 不仅很有必要, 而且完全可以非常有效地规模化进行。

总之, 艺术高职院校的音乐教育在本土音乐资源的保护方面责无旁贷。本土音乐资源融入艺术高职的音乐教育, 不仅自身得到保护, 而且还能借此传承发展, 对于艺术高职院校的音乐学科建设是一个有力的促进。

二、本土音乐资源融入地方高职院校音乐教育的措施

长期以来, 山西省民间音乐文化传承主要以社会文艺团体、民间音乐社团为主体, 由文化部门来负责扶持, 但由于人员、经费等原因, 大多数市县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承仍然“藏在深山人未识”, 并正在一片保护声中逐渐消失。而学校音乐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主渠道, 虽然具有很多优势, 但却因教学观念、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等原因, 在人才的培养过程中也没有能够很好地利用本土音乐文化资源进行教育和传承。因此, 结合山西的实际, 必须突出整合资源, 充分发挥地方艺术高职音乐教育在保护传承民间音乐过程中的桥梁和载体作用。

一是要培养学生对本土音乐的深厚感情。教育是个非常特殊的行业, 肩负的职能和承载的任务, 不光是进行简单的知识与技能的传播, 而且在本土音乐文化资源的继承发展过程中, 要发挥好艺术高职院校的重要作用。我们既要紧紧抓住本土民间音乐文化的深刻继承与广泛传播这个主题, 又要围绕音乐学科的自身特点, 从人才培养的自身规律出发;既要传授知识和培养技能, 更要传播新的理念, 通过系统的专业教育, 养成学生对于本土民间音乐文化的深厚感情。长期以来, 失之偏颇的音乐教育理念, 使得许多人对祖国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文化资源有着错误的认知。好像只有外国的音乐及其教育手段与理念是先进的, 一提到民歌、戏曲等, 似乎都是“土气”“简陋”“下里巴人”, 甚至是“落后”的。所以, 在艺术高职院校的音乐学科的教学内容中, 不仅要加大民间音乐文化的知识容量, 更要加大对祖国音乐文化的感情培养力度。为此, 艺术高职院校的音乐学科在进行民间音乐文化教学活动时, 要对所进行的教学活动有一个正确的规划与认知, 关注每一个环节, 抓好每一项落实。要从教师培训入手, 首先在教师中明确开设此类课程的重要性, 使教师真正树立正确引导学生进行民间音乐文化学习和传承的正确思想观念。同时, 要合理布局课程设置, 抓紧进行教材编写, 探索合适进行本土音乐文化继承发展的教学方法, 并在学生招考、试题设计、考试方式和培养方向等方面, 进行与之相适应的改革。通过对此类教育内容的加强与落实, 纠正偏颇的音乐教育理念, 丰富现代艺术高职院校的音乐教育内容, 为维护祖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加强祖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继承与弘扬, 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是要建立良性互动机制。在保护和传承本土民间音乐文化的过程中, 地方艺术高职院校应主动与本地区文化研究部门、文艺单位及音乐社团建立起密切联系, 以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 艺术高职院校可及时将他们的研究、创作成果纳入教学内容, 也可与他们共同搜集、整理和开发当地的音乐文化资源, 并将音乐人才培养规格与当地音乐文化生态的需求结合起来, 这样既拓展了学生的知识和能力, 又使本地区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真正落到实处。

三是在采风和教学活动中要针对不同地区音乐文化采取不同的方法。一些民间性很强的本土音乐, 大都有在特定的民俗节日与风俗礼仪中进行演唱或演奏的特征。为此, 在采风发掘和录音录像的过程中, 要特别注意对这些本土音乐的存在方式及其文化意蕴进行深入地考量, 使之能够作为传承教育的重要内容。同时, 要结合民俗节日和风俗礼仪活动, 带领学生进行实地考察和现场观摩性教学, 让学生能够真正体会那些“山歌”“小调”和“劳动号子”, 包括“礼仪曲子”的人文内涵, 了解传统音乐的文化渊源。就如一个没有到过山西河曲且没有听过正宗河曲民歌演唱的人, 很难凭简谱或五线谱演唱出河曲民歌的地道韵味。民间歌曲和民间器乐曲的传承性教学, 如果没有对地方语言的掌握和对民俗风情的深入了解, 不仅无法继承, 无法学到其中真髓, 就更谈不上发展了。

四是还有一些民间性很强的本土音乐, 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而构成这些地方特色的语言或方言, 以及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等, 是影响这个地域本土音乐形成、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就要求艺术高职院校在进行诸如本土民间歌曲的传承性教学时, 必须要尊重这些民歌的自身特点, 严格使用地方的方言方音实施教学, 以保持传承性教育的规范性, 维护民间歌曲的正宗性。为了确保这个目标能够较好地实现, 招生时生源的选择要考虑到上述地域的要求。俗话说:“甜不甜, 家乡水;亲不亲, 故乡人。”感情的纽带有助于学生深刻领悟本土音乐的丰富内涵。这样不仅可以解决传承教育的技术性困难, 而且还可以联系到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去向, 通过对当地传承人的专业化培养, 真正全面保护本土民间音乐文化, 提升本土音乐文化发展水平。

综观地方民间音乐的传承与保护, 随着近年来原生态音乐的逐渐兴起并得到世人认可, 社会各界对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但我们不能否认, 随着一些民间艺人的逐渐谢世, 民间音乐、戏曲、器乐的濒临失传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因此, 重视和加强对本土民间音乐的保护与传承, 是摆在地方艺术高职院校面前的新课题。只要我们都本着保护好本土民间音乐文化资源的良好愿望, 结合各自的工作和教学实际, 开动脑筋, 科学规划, 我们的艺术高职院校的音乐教育, 一定会对山西的优秀民间音乐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参考文献

[1]章建刚王亮《山西省民间音乐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31

[2]张天彤《高师音乐教育与民族音乐传承--关于高师民族音乐教学的现状调查与对策》[J]中国音乐学 (季刊) 2004第一期110

利用本土资源构建高效生物课堂 第9篇

关键词：本土资源,生物,高效课堂

一、让学生接触感受家乡资源环境, 激发学习兴趣

通过乡土生物知识渗透, 不仅有助于培养、增强学生的学习能力, 而且还可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团结合作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在实际操作中, 通过让学生亲自接触感受临城丰富的资源环境,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对生活的热爱。比如, 在讲选修三《生态工程》专题《生态工程的实例和发展前景》一节内容时, 课本上介绍的是北京窦店农村综合发展沼气池建设, 而我采用让学生介绍本地的沼气池情况, 把校本课程融入生物课的教学之中。

近年来, 临城县很多村建立了沼气池, 让学生自己介绍家乡沼气池的建设, 利用木本资源, 培养了其积极向上、奋力拼搏的精神。在讲解中, 我以新农村建设中古鲁营西村发展使用清洁能源为例, 为学生讲解临城县以改善生态环境、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 指导农户积极开展生态家园建设活动, 提倡农民推广使用太阳能热水器、节能照明设备、农村户用沼气池、节能灶等一系列绿色环保节能产品, 及推广“猪—沼—果”、“猪—沼—菜”高效生态模式等相关知识, 还利用课余时间, 带领学生到绿岭薄皮核桃种植基地参观全县最大的沼气池建设。学生非常愿意参加, 积极性很高。通过亲身感受“牛—沼—果—林”生态循环农业模式, 对自己家乡的沼气池建设情况有了更直观深入的了解, 很好突破了本节课的难点。

进而, 我又对班级中的学生进行了分类, 如对广告有兴趣的学生, 可以选择参加“我为家乡旅游景区做广告”活动;对枣树栽培感兴趣的学生, 就邀请蓝天生态观光园的农业技术员开设枣树栽培的讲座……这样满足了学生的多样化需求, 学习的兴趣更浓了。

二、整合家乡资源与生物课堂, 培养学生自主、合作、探究能力

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是高中生物学的主干知识, 是每年高考的重点内容。在讲解本部分内容时, 介绍本地用于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生产实例———塑料大棚栽培蔬菜。该生产实例用于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教学, 其优势有:

一是典型性。塑料大棚最突出的特点是, 白天光照增强, 夜间温度降低。白天增加光照可以促进植物的光合作用, 制造的有机物多;夜间温度低, 使植物的呼吸作用减弱, 使有机物的消耗减少。从而促进有机物的积累, 提高产量。这不仅是植物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原理的典型事例, 也是将生物学科学技术原理运用到农业生产中的典范。

二是生活化。我们家乡塑料大棚栽培技术日益推广, 许多学生家长利用塑料大棚栽培植物致富。当老师提出学生熟悉的现象而又陌生的问题时, 会激发他们极大的好奇心, 激起强烈的求知欲。学习素材生活化让学生体会到, 生活处处皆科学。这种对生活生产中常见现象的分析和解释, 达到了学以致用的目的, 又使生物课堂充满了趣味性和实用性。

三是情感渗透。关注生活生产中常见的现象并尝试运用生物学的原理分析和解释乃至实践, 是生物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培养学生关爱自然和社会责任感的重要途径。

三、根据本地的资源特点开设劳技课, 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

生物学是一门实验科学, 在课堂教学中, 如果能把一部分演示实验和学生实验改为探究实验, 更有助于引导学生多思、多想、多看, 从而把观察与分析结合起来, 打破思维定势。生物课上, 我让学生分四组进行:一组负责记录填写, 一组负责操作实验, 一组负责计时间, 一组负责记数量,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例如, 在讲“叶的蒸腾”作用一课时, 让学生用一个塑料袋罩住天竺葵叶干上的实验, 启发他们思考:塑料袋内上的水珠从哪里来?这是什么作用?由于学生是带着问题去做的, 因此, 做起来十分认真, 甚至有一种不成功不罢休的决心。结合此节课内容, 我又让学生回家尝试“生豆芽”, 从选种、注水、泡豆一直到长出豆芽, 他们不仅观察了绿豆的吸水、膨胀、发芽、破皮以至萌发的全过程, 也激发了他们探索生命现象的兴趣, 提高了学习积极性。在学习动物一节课时, 我让学生自己饲养动物, 然后观察动物的生活环境和习性。他们把可爱的小鸡买回家, 放在家中养殖, 每周将小鸡的成长变化认真记录下来, 拍成照片, 一一展示出来, 亲自讲给其他同学听, 学生非常感兴趣。在这些集知识性、科学性、趣味性于一体的实践中, 学生摆脱了书本和课堂的束缚, 也领悟到了生物学科的快乐与奥妙。

总之, 乡土化的校本课程, 有助于把社会、学校、家庭和各科教学资源有机结合起来, 既突破了国家课程的局限性, 又提高了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表达能力, 亲身体验到主动探索、实践求知的乐趣。

参考文献

[1]周骏.中小学管理案例教学[M].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 1.

[2]郑金洲.案例教学指南[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6.

读《法治及其本土化资源》 第10篇

一、中国法律的变革时代

在法律进步的历程中, 我们一直都在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 自清末修律开始, 诸法分离, 中体西用, 仍以中国具体的传统思想作为理论基础。自从五四运动发起后, 自由民主的思想开始进入中国人的生活, 传统思想开始受到动摇;文化大革命时期打烂公检法一系列的活动发生后, 我们传统的中华民族思想如岌岌可危之建筑。直至今天, 中国历史中十分丰富的哲学史和判例资料鲜有学者使用, 大量引用的多为西方思想, 甚至吹捧德国希特勒时期为希特勒残杀犹太人创造法律的施密特的法律理念来论述中国的法律, 出现这种不经思考一股子拿过来的现象让我们不得不更加谨慎我们的学术品格在这个变革的时代究竟何去何从。

自2000 年中国加入WTO开始, 中国的法律制度成为中国市场和外国市场上越来越重要的因素, 立法领域在为此做着不断的努力。西方国家于国际会议上指责我们没有人权, 我们在宪法和中华人民刑事诉讼法中添加了“尊重和保证人权”的条文并贯彻到具体条文中。近些年随着国内知识产权制度的不断完善, 知识产权的政策也逐渐对世界放开了。法律的改革发展是在整个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的背景下展开的, 政策给了法律变更的预期, 法律给了政策实行的具体方式。利用中国本土资源可以建立与中国现代化相适应的法治。我们认识中国本土化的资源要运用经济社会甚至自然科学的方法去探寻中国的生活, 而非仅仅阅读关于正义自由的书籍, 一知半解的评论从未经历过的法律。在中国目前本土资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 强大的人员流动

近年来, 我国在各省之间的流动几乎畅通无阻, 户籍政策也将全国一体化, 之前限制的西部部分人员不得出国的政策也已经消解,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 在全国范围内流动。另一方面,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来到中国爱上中国, 实现了人口流动和融合, 这些都会不同程度的促进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发展。

( 二) 社会主义法治逐渐建立

在法律的引导下, 越来越多的人要求依照法律办事。我们越来越多的听到公民在指责一个人的时候会说, 你怎么不按规矩办事啊, 法律不是这么规定的啊, 这说明简单的“契约”观念已经被发掘, 更加规范的社会契约就在前方。

二、法学研究的规范化

在现实的法学研究中, 法学研究规范化的必要条件有两点: 一是承接前辈的优秀研究成果, 而不是针对一个问题进行反复的研究。另外一点是, 我们应当针对现实中的疑难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帮助解决现实中解决不了的问题。

目前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城乡法治化的差异较大。在城市的社区里, 陌生人社会基本形成, 楼上楼下之间可能除了宣传美容院里的产品就没有其他的交流活动了。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 报警起诉等方式已经轻车熟路。但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 没有警察, 也没有法庭, 他们居住在高高的山上或者是低凹的村落里。他们仍然生活在熟人社会里。在村民之间, 由于宗法制度缺失, 人员流动逐渐加大, 家族族长等均由村长代替, 但村长并不会解决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 村民之间的发生的没有在村长管辖的范围内, 如彩礼, 又如通奸等原本有宗法家规约束的事情, 现在已经没人约束了, 但是这种行为存在的真空地带对人民的危害是确实存在的。不只是村民的生活, 在乡镇企业中, 一些家庭小作坊生产出了新的工业品, 由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不足, 在其他的厂家进行仿制的时候, 向自己的客户, 合作伙伴收集证据, 对竞争对象提起诉讼, 将整个行业内的人得罪个精光, 生意也不用经营下去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公民要树立正确的权利保护意识, 学会保护权利的方式。在中国传统思想儒家认为“无讼是求”, 鲜少进行民事诉讼, 多以和解的方式解决问题。和提高个人修养以减少人与人之间纠纷的方式相同, 公民要学会了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 以防止在社会生活和法律的脱节, 我们现在的法律不仅解决问题更是为了预防问题。

而法学研究的规范化是要切中要害, 尽量多的关注生活中的疑难问题。尽量使用实证的方法, 各种交叉学科的理论进行研究。经济法学派的“成本理论”, 费孝通先生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我国乡村面对的法律问题, 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规范化方法。

摘要：现代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法治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新的阶段中国法治如何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状况是我们应当解决的问题。社科法学的兴起为法治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在中国法治的变革时代, 要想实现法治的规范化你当认识到中国的社会基础, 形成经验和理论相结合的实验方法, 树立世界化的视野, 从而实现进一步的发展。

关键词：法治,本土资源,中国传统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下册)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9.

[2]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用本土资源润泽学生成长 第11篇

关注本土生活，以本土的视域审视教学，明确教学立意，整合教学内容，突破教学难点，能使教学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学生，促进学生道德成长。

关 键 词 初中思想品德课;乡土资源;课程资源开发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编码 A

文章编号 2095-1183（2015）10-0016-03

本土视域下的人与事，是自然的、纯朴的、亲切的，散发出浓郁的生活芬芳，滋养着生于斯长于斯的每一个人，也因此成为思想品德课教学不可或缺的优质课程资源。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思想品德课教师开始关注本土，以本土视域审视教学，精心选择素材，设计学习活动，引领学生沐浴本土阳光，回归最自然的社会生活，使思想品德課堂充满了人文关怀。

一、明立意，唤醒乡土情结

教学立意是一节课的灵魂。它如同桥梁，连接着思想品德课程的学科意义和学生的未来发展。而乡土资源所特有的鲜活性、丰富性、多样性，能够帮助我们变换角度、挖掘深度、提升准度、把握温度，以明晰的教学立意唤醒学生的乡土情结，升华思想品德课堂。

【课例分析】

对于“不同身份有不同责任”（苏人版《思想品德》八年级上册第8课）这一内容，我们一般都会围绕“知责、明责、担责”展开教学，通过大量事例分析帮助学生明确，不同的身份承担着不同的责任。淮安市开明中学刘媛媛老师在执教时却另辟蹊径，巧妙运用本土资源拉长课堂教学视界，将本节课的核心意义界定为达成“知行意的和谐统一”。

为凸显这一思想，刘老师精心设计了三个教学环节：“幸福家庭之子女篇”“活力校园之学生篇”“和谐社会之公民篇”，着力打造“走进心灵”的思品课堂。整节课以本土资源——“最美乡村教师郁雪群”的先进事迹为主线，贯穿始终，从学生实际出发，以其逐步扩展的生活（家庭、学校、社会）作为学习活动组织与实施的基础。

上课伊始，刘老师播放了《感动邳州180万人的最美乡村教师郁雪群》宣传片，让学生体验老师和学生因不同的身份而有不同的责任，领着学生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体验和感悟责任。在“幸福家庭之子女篇”环节，师生合演了情景剧《拍卖前夜的争吵》，展示母亲和孩子之间的矛盾冲突。通过体验活动引发学生对家庭生活中父母和子女不同角色和责任的思考，通过辨别和评价人物的言行，归纳责任的来源，并尝试寻找解决冲突的措施。在“活力校园之学生篇”环节，教师组织了现场“义卖活动”，并将义卖所得捐给郁雪群老师所在学校的留守儿童。通过讨论和角色模拟，帮助学生体验每个人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感悟责任是多重的;帮助学生理解履行责任，做好自己分内之事对整个活动成功的重要性，从而增强学生对他人和集体的责任意识。在“和谐社会之公民篇”环节，则通过故事讲述和图片展示，介绍郁雪群老师和她的“向日葵”读书点，帮助学生了解可敬可爱的郁老师和孤独无助的留守儿童的生活状态，引导学生体会他人的痛苦和需求，学会友善待人，增强社会责任感;最后，刘老师还组织了微公益活动，鼓励学生将自己的道德感悟付诸行动，立志践行社会责任。

人是课堂改革的终级目的。本节课教学立意的升华，得益于刘老师将“我”融入课堂，创造有“我”之境，找到了适合学生的教学点，唤醒了学生的本土情结，从而升华了活动意义，催生了价值认同。这样的思想品德课堂有血有肉，真正走近了学生的心灵。课堂上，学生们感受着，也欣喜着，为家乡有这样的好人而自豪;学生陶醉着，也体验着，为家乡人有这样的厚德而感动。本土资源的引入，触发了师生的真实情感，师生对责任的理解与诠释更加精彩、深刻。

二、巧融合，厚积爱乡情感

思想品德教科书有特定的叙述逻辑，它源于但不完全遵守知识逻辑，由于不同地区的学生差异很大，因此教师组织教学活动时应考虑学生的心理逻辑。换而言之，在日常的教学中整合教学内容就显得很有必要，而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资源则是整合的依托。

【课例分析】

《承诺是金》（苏人版《思想品德》八年级上册第9课）一课的主要内容是让学生了解承诺的内涵，懂得“对人守信，对事负责”，学会承诺，掌握承诺的守则及智慧。徐州市树人中学李艳梅老师在执教时，围绕“承诺”这一关键词，依据学生的心理逻辑，以“图说美德”“反思承诺”和“我与承诺”三个活动为线索，理出“知承诺”“明承诺”“守承诺”这一逐渐递进的逻辑层次，对国家教材、乡土素材、师生等课程资源进行了有效整合，构成一条贯穿整节课的知识明线。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学生的学习活动感悟，形成了一条情感暗线，从而交织成本节课的知识框架和逻辑框架。

在导入环节，李老师首先播放了反映徐州精神的视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歌》，用学生熟悉的人、事、景，激活学生对家乡的情感;之后，在“图说美德”的过程中，引入徐州本土资源：泉山区云龙山之麓的季子挂剑台、信守承诺的徐州转业军人赵庆珍。由于榜样来自身边，又贴近学生生活实际，使课堂有效链接了生活，链接了社会，极具说服力、震撼力。同时，也为后续两个篇章的教学提供了很好的情感铺垫。“反思承诺”环节中，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分析不信守承诺对个人、企业、国家的影响;“我与承诺”环节则以“道德银行”的形式，引导学生结合自身生活实际，践行守诺。整个课堂教学从远到近，由浅入深，层层推进，将教材内容、本土社会生活和学生自身的生活自然融合。学生们在观看中感动，在体验中感悟，在探究中思考，对“承诺”的认识逐渐深入。

德国教育家斯普朗格曾说：“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知识，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本节课的设计亮点在于“导行”，教师在整合课程内容的基础上，融入本土资源的正能量，巧妙构筑对话的心灵通道，发挥学生身边榜样的模范教育作用，唤起学生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鸣，帮助他们爱上家乡、追随乡贤、培养道德情操，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乡土资源的有效运用使这节思想品德课堂简洁、高效却不失朴实、深邃。

三、善突破，激荡爱乡情怀

但凡教学总会存在难点。而难点之“难”，既可能是学生的，也可能是教师的。其成因有多种，往往很难用整齐划一的办法来予以解决。而乡土课程资源因“近、熟、亲”，带给学生的感受是真切可信的，在解决教学难点方面往往能起到四两拨千斤之效，让人茅塞顿开、恍然大悟，这正是其他课程资源所无法比拟的。

【课例分析】

《人生與责任》（苏人版《思想品德》八年级上册第10课）一课的教学难点是“责任是相互的”。由于这一内容涉及法律知识，且比较抽象，对学生来讲是一个新的领域，以学生现有的理论知识和生活经验，很难把握。因此，设计清晰的教学主线，帮助学生逐渐认识人生与责任，从而理解责任是相互的，就显得尤为重要。教学实践中，教学设计既要关照教材内容逻辑，更要关照学生的心理逻辑。从教材内容看，“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这一逻辑结构较为清晰，但从学生心理逻辑来看，其在学习活动中应产生的感悟这条情感暗线却难以显化。扬州市高邮南海初级中学胡鹤老师在执教本节课时，利用本土资源有效突破了这一教学难点。

课堂伊始，胡老师通过微课，以数轴的形式展示了人生中的几个重要节点：少年、18周岁、青年、中老年所要承担的责任，图文并茂地帮助学生对人生和责任进行深入的理解与思考。微课设计构思精巧、简明实用，启迪了学生思维，激发了学生的责任意识，让学生初步感悟“责任无时不在，伴随人的一生，是多重的、相互的”，为后续的课堂教学提供了准备。之后，胡老师通过一家人的故事《云龙山游记》，围绕“母亲”“儿子”和“我”游览云龙山的行程，以“山脚的选择”“山间的呼唤”“山顶的感悟”为线索，将自己的家庭生活和徐州本地资源贴切自然地融入课堂。云龙山是学生非常熟悉的徐州景点，许多学生都曾和家人一起去过。胡老师用自己和家人游览过程中的亲情互动，唤醒了学生的生活经验，引发了学生的反思：原来，熟悉的家乡美景中凝聚着自己深刻的生活记忆。教学中，胡老师围绕《云龙山游记》展开问题补充、材料分析，通过探究活动，使学生对“人生与责任”的理解更加丰满、立体，“知责任、明责任、负责任”的情感暗线逐步明晰，学生对“责任是相互的”理解也就有了依托。学生不断回忆过往生活、感悟亲情与责任，深刻理解了“责任是相互的”。

在这节课中，本土资源的引入，激活了学生的生活经验，促成了教学主线的明朗化，有效突破了教学难点。学生“且行且思”，在畅游家乡的旅途中享受家乡之美，感悟亲情和责任。这样的课堂富有情感的张力，不仅达成了教学目标，更激荡着满满的爱乡情怀。

乡土资源作为重要的课程资源，在课堂教学中的有效运用能开阔学生视野、提升学生能力。不管我们采用何种方式引入乡土资源，都应明确乡土资源的运用要为教学目标服务，要因地因时而异，循序渐进、量力而行，选择符合课程标准和学生年龄特点的乡土素材，让思想品德课堂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学生，促进学生的道德成长。

（作者单位：洪泽县实验中学

江苏淮安 223100）

浅析中国本土游戏音乐的发展 第12篇

当前, 游戏音乐正处在蓬勃发展的势头中, 也是众多音乐制作人眼中的“大蛋糕”, 而追溯游戏音乐历史不过短短的2 7年的时间。为什么在短短的时间内游戏音乐发展如此迅速呢?最主要得益于科技的进步和动漫产业的发展。本文追溯游戏音乐的发展历程, 从而展望本土游戏音乐的广阔前景。

一、游戏音乐的出现

早期的游戏音乐处于一个极其尴尬的地位。因为任何家用机都无法带动出所需音质的音频文件, 而游戏没有音乐, 就必然要以失去娱乐性为代价, 而使用音乐却为当时的硬件条件所不允许。最后通过越来越多开发者的努力, 终于研究出了解决一种为了游戏而开发的一个新的传输协议——M ID I (数字化乐器界面) 音乐。 (M I D I是M U S I C A L INSTRUMENT CIGITAL INTERFACE的英文缩写, 意思就是数字化乐器界面。是电子乐器用来交流, 传输信号的一种协议, 也就是各种电子乐器之间对话的一种规范。)

M I D I音乐的崛起, 极大程度上促进了游戏音乐的发展, 因为只要保存十分少量的数据信息就可以在硬件上调用素材还原演奏出十分华丽的背景音乐。但是M I D I音乐虽然解决了硬件上的问题, 但是由于游戏开发者的目光短浅, 往往以“音乐人不懂游戏, 将所有作曲家拒之门外。使得当时的游戏音乐完全只依赖于不懂音乐的程序人员来完成, 可向而知, 在这种情况下, 游戏音乐又何以发展。幸好, 这种情况在持续了整整一年后。198 4年, 艾尼克斯 (e nix, (前) 株式会社艾尼克斯, 日语:株式会社エニックス, 英语:ENIX Corporation, 曾是日本的游戏软件制作公司、出版社。 (原) 公司商标1 9 7 5年成立。2 0 0 3年4月1日与史克威尔公司合并, 即是现在史克威尔艾尼克斯公司。代表作是《勇者斗恶龙》系列。) 为F C开发一款叫做《勇者斗恶龙》游戏首次邀请了一名专业的作曲家来为游戏谱写背景音乐。这一举措不但让《勇者斗恶龙》这款游戏成为日本游戏界连续几年销售冠军, 而且更刺激的无数游戏开发商争相聘请专业作曲家来为自己的游戏配乐。自此之后, 游戏音乐的地位迅速上升, 得到游戏开发商的尤其重视, 从这以后, 游戏音乐的时代才算真正意义上的来临。

二、本土游戏音乐的现状

游戏产业作为一个新兴的高技术产业, 已经成为一项全球性的娱乐产业之一。它的发展也带动着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 游戏产业已逐渐成为经济及娱乐业的重要支撑和文化产业一个具有潜力的增长点。在全球游戏产业发展迅猛的背景下, 我国的游戏产业发展也随之发展起来。

游戏产业作为一个新兴的高技术产业, 已经成为一项全球性的娱乐产业之一。他的发展也带动着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 游戏产业已逐渐成为经济及娱乐业的重要支撑和文化产业一个具有潜力的增长点。在全球游戏产业发展迅猛的背景下, 我国的游戏产业发展也随之发展起来。

2 0 0 0年游戏产业刚刚起步, 市场规模小, 而到了2 0 0 3年有近2 0款游戏上市, 资本涌入, 政府重视, 使得游戏行业一时间被看成了炙手可热的摇钱树。到2 0 0 4年已经达到3 5亿元, 虽然只有短短四年时间, 但发展速度非常快, 市场潜力巨大。我国游戏产业开始迅速发展, 产业链正在逐渐形成, 并向纵深发展。

三、本土游戏音乐的发展前景

目前, 游戏音乐在国外无论从技术还是开发商的认识上, 都较为成熟。而且大部分国外的游戏大作中你随便抽出一段游戏音乐, 都可谓可谓是大片级作品。国外的游戏开发商愿意花大成本及心思来制作游戏音乐, 特别是以美日为首的大型游戏开发公司。国际上的游戏大作在音乐制作方面一直都很认真, 国外随便一个游戏作品的音乐提取出来都是非常棒的配乐, 这是因为游戏产业在国外已经发展了几十年, 非常成熟了, 无论是美术还是音乐, 都有非常严格的检验标准。而在国内, 毕竟游戏研发在国内只有几年的历史, 整体技术水平都偏低, 这也自然影响了音乐制作水平。

随着中国有越来越多的游戏开发出来, 游戏音乐制作方面逐渐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游戏开发商们也开始重视游戏中音乐的价值。而发展本土游戏音乐, 要引起游戏音乐制作人对游戏音乐的高度重视, 提高自己专业素养, 减小与国外同行的差距。我们也应该强调自己的游戏音乐风格, 比如, 中国本土游戏音乐特色, 西山居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但是和发达的日美游戏音乐相比, 还是有一段不小的差距。因此, 本土游戏音乐在未来的发展对于我们年轻一代的音乐制作者来说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对于游戏音乐产业的开发, 或许未来可以与娱乐及通信产业交叉, 把游戏音乐作为游戏周边产品单独发售。游戏音乐本来就是刚刚发展起来的新领域, 而我国的游戏音乐也尚处于萌芽阶段, 虽然有许多不足之处有待改进, 但我们也看到了很多闪光点, 特别以本土游戏为主, 坚持自己的特色,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的游戏音乐一定能开创新世纪音乐的新潮流。

参考文献

[1] 胡兵, 杨晓鲁《音乐传播方式的转变》, 《人民音乐》2005年第5期。

[2] 姚琦, 易柯《网络音乐现状分析》, 《音乐探索》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