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媒介范文（精选12篇）
技术与媒介 第1篇
1串联及串联技术
串联一词在物理学中表示电子器件之间的连接关系 , 即 :串联 (series connection) 是连接电路元件的基本方式之一。将电路元件 (如电阻、电容、电感、用电器等) 逐个顺次首尾相连接。将这个概念运用到媒介中就形成了一个新的词汇 :串联技术。“技术和媒介从一种形式演化为另一种形式 , 媒介是‘人的延伸’, 这两个论断衍生出串联技术或串联媒介的观念。”[1]可以看出 , 这里的串联指的是一种单向的传播 , 一方延伸出另一方 , 是关系的递呈和持续。以马车为例 , 马车是由马与车构成的 , 它的形成就体现出一种串联式的结构。马车看似复杂的机构 , 实际上是人的手与脚的延伸。再例如农夫把自己获得的农产品献给祭司需要统计数量 , 经过不断的改进与发展 , 进而出现了数字统计系统。劳动者通过进行兴修水利工程等劳务获得祭司的赏赐 , 这也是一种串联关系。由农业的发展到灌溉技术的推行再到数字与统计 ;是一种技术引发另一种技术的又一体现。自麦克卢汉与洛根等人研究的时代来看 , 当时技术的产生和发展确实体现着传递与承接的动态和发展方向。在信息时代发展至今 , 科学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数据计算 , 而计算机技术应运而生 , 计算机技术的蓬勃发展让多个电脑相互连接 , 信息的传递性和资源的共享性诞生了互联网。由此可以看出科学、计算机技术已经互联网也是互相串联的框架。
2媒介是人的延伸
麦克卢汉在其著作《理解媒介 : 论人的延伸》的第一版序中提到 :“在机械时代 , 我们完成了身体在空间范围内的延伸。今天 , 经过了一个世纪的电力技术发展之后 , 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了延伸 , 以至于能拥抱全球。……创造性的认识过程将会在群体中和总体上得到延伸 , 并进入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 , 正像我们的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凭借各种媒介而得以延伸一样。”[2]诚然 , 从人的生理方面来看 , 在人类历史的不断发展中 , 人体的器官与媒介之间的关系无法进行单一的划分 , 人们在正常使用某种工具或运用某种技术时 , 人都会一定程度的受到它们的影响。麦克卢汉将媒介作为人的延伸, 如车轮是腿脚延伸、衣服是皮肤的延伸、眼镜是眼睛的延伸、锤子是拳头的延伸。人类确实利用工具实现了自身无法完成的事物 , 一种工具它的作用就是扩展人的机体功能。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 , 人类在受到某种工具或技术的影响的同时 , 人类还会进一步改善和提高工具或技术。人们通过自己自身的探索缔造了一个机器世界并且在实践生活中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它 , 机器世界也会为人类提供回报。满足人类的意志和愿望。关于媒介的延伸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媒介技术论。以媒介为核心技术的大众传播在空间上得以拓展 , 也即是人的延伸。这里的“延伸”包含两层意思 :一是指人的感官凭借大众传播技术得以在空间上实现物的延伸 , “如果说轮子是脚的延伸 , 工具则是手、腰背、臂膀的延伸 , 那么电磁技术就是神经系统的延伸。”[3]另一个则是指“人的认识通过大众传播实践过程而得以在意识领域实现自我的延伸 , 或称精神的延伸。”[4]媒介无所不能的延伸人的物质和精神 , 扩展了我们自身的器官能力 , 是人类可以有更多更大空间进行发挥和创造。媒介一直存在于我们的周围 , 是我们人类身体、思想、活动的一种延伸 , 可以理解为是对我们人身体器官或功能的一种放大和扩展。媒介的产生和发展沿着自身独特的轨迹 , 有条不紊的向前进行 , 通过一代又一代的衍生不断发展。
3串联媒介与媒介延伸的关系
正如车轮是腿脚的延伸 , 用符号语言可以表达为 :腿脚→车轮 , 在这里 , 运用串联技术将媒介的延伸关系形象的表达出来。因此 , 在上文提到的媒介与技术是我们身体或心灵的延伸 , 物质技术是身体的延伸都可以表达成 :身体、心灵→媒介、技术。
洛根在书中提到 :“印刷书是书面词的延伸 , 书面词是口语词的延伸 , 口语词是心理过程的延伸。”[5]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这串链接 :心理过程延伸出口语词 , 口语词延伸出书面词 , 书面词产生印刷书 , 印刷书进而还可以形成图书馆。用符号学语言进行表达即可以表示为 :心理过程→口语词→书面词→印刷书→图书馆。这种串联技术形象的展现出媒介的延伸过程。
由此可以看出 , 媒介和技术经过串联形成了一根链条。从媒介传输的信息或符号内容上看 , 媒介可以包括口语词、书面词、书籍、影像、图片等 ;从物质和技术上看 , 一种技术的形成往往是由多种技术串构而成。实际上 , 看似完美的传递链条也恰恰凸显着它的不足 :这种规范的传递在社会前进与发展中是不会如此顺利的。以语言和文字为例 , 如果文字是言语的延伸 , 言语是思维过程或思想的延伸 , 那么文字就是延伸的延伸 , 换句话说 , 就是文字是言语的延伸 , 而言语又是思想的延伸。即 :思想→言语→文字。但即使我们直接把思想转化为文字 , 省略中间的言语环节 , 我们一样可以清楚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在这串关系中 , 跨越性的传递远比中规中矩的传递方式更加便捷。在漫长的技术发展史中 , 无论是发展技术的人还是被人创造的技术 , 都无法做到沿着规定的路线笔直的发展 , 它们势必会进行演化和变异。在研究媒介的过程中 , 不能单一的看媒介的构成 , 还要明白媒介的延伸。以简单的媒介口语词和书面词为例 :口语词的物质内容是人体的发声系统和听觉系统 , 同时 , 大脑负责控制人体的发声系统和听觉系统 , 还要负责处理信号最终生成言语 ;书面词的形成需要纸张和笔 , 同时在形成书面词之前还需要大脑的各种活动过程。洛根在研究语言和文字的关系时与麦克卢汉的观点是不同的。麦克卢汉认为“言语是思想的内容 , 由于思想是非言语的 , 所以语言所表达的抽象符号思维是非语言的。思想在心理活动里形成 , 旋即转换为言语。”[1]洛根在承认新媒介以旧媒介为内容的同时表明了特殊情况。他认为“抽象的符号思维需要语言 , 语言的抽象是符号思维所需的媒介。在语言和文字上 , 语言的内容是思想 , 而思想的内容又是媒介 ;因此 , 语言是思想的延伸 , 而思想又是语言的延伸。”[1]思想和语言互相补充 , 互相延伸 , 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媒介延伸的单向化连接。实现双向化的发展。它们脱离了单一发展的路线 , 相互补充 , 相互联接。“语言借助声音、光线、符号等物质元素与个体的情绪、愿望、态度和一切主观认知相结合 , 在身体的昭示下 , 一同展示给关系主体 , 从而实现其建构性存在。”[5]洛根的观点在现在社会环境中不难理解 , 媒介发展至今已不单单是人的延伸 , 它将发展的触角伸向四面八方 , 从不同的角度 , 不同的路线自我扩展 , 自我放大 , 而不再满足于串联技术的发展 , 媒介已经形成了一种高密度联接的世界 , 渗透到人类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综上所述 , 在麦克卢汉的时期所研究的媒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 对于新媒介的研究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而有所不同 , 新媒介的新具有相对性。洛根在《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书中说 :“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微电脑和传真机不会被视为‘新媒介’”[1]随着时代的发展 , 新事物的出现无法避免。由此我们也更能理解在洛根等人在用串联技术表达媒介延伸方面是存在缺陷的。这种单向的发展虽然有助于人们理解延伸的方向和过程 , 但是比较片面和保守 , 没有更多的融入社会的不断发展注入新情况。媒介的延伸更可以说是双向的 , 甚至是多方面的 , 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更能实现“跨越式的连接”, 甚至实现了反向延伸 , 即麦克卢汉提出的“逆转”。不可否认 , 利用串联技术来表达媒介的延伸 , 在当时的环境中已经十分先进 , 为人们理解麦克卢汉的观点以及针对当时出现的“新情况”做出合理的解释。串联技术虽然已经不能涵盖所有的媒介延伸 , 但它为理清媒介延伸的源头和方向提供了科学的方法。由串联技术引发的媒介延伸如今已经实现了“逆转”, 也正如麦克卢汉所担忧的人类会陷入麻木自恋的状态。不得不承认 , 当今我们所处的时代与麦克卢汉所处时期有所不同, 但同样“危险”。自20世纪以来电子媒介的发展, 我们的生活都在受其影响 , 被其改变。如今最能体现这一现象的就是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这三个字本事就说明了它的形成过程 , 单方面的串联是无法满足来自各方面多重的需要。但是我们不能否认 , 互联网的发展究其根源也是技术的串联 , 就像大树一样 , 在发展得到一定程度后向多极延伸。也正是这种有主线又有交错的发展方式 , 将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 , 将“地球村”从构想变成了现实。面对复杂多变的媒介 , 我们更应该正确对待媒介与人之间的延伸关系。不在麻木中迷失自己 , 要在逆转中创造未来。
摘要：在罗伯特·洛根所著的《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一书中, 提到“串联的技术与媒介”并用以解释麦克卢汉的“媒介的延伸”这一观点。本文以这个观点作为基础, 着重分析串联与媒介延伸的关系, 并提出媒介延伸的“跨越性”和“互补性”
关键词：串联,延伸,单向传递,跨越性,互补性
参考文献
[1]罗伯特·洛根.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M].河道宽, 译.复旦大学出版社:73, 78.
[2]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马歇尔·麦克卢汉, 何道宽,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20, 33.
[3]斯蒂芬妮·麦克卢汉、戴维·斯坦斯.麦克卢汉如是说[M].河道宽,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43
[4]李军晶.大众传播:异化的延伸与放大[J].零陵学院学报, 2004, 25 (4) .
技术与媒介 第2篇
——以新冠疫情下慢直播为例
摘要：“慢直播”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指的是利用视听技术对实景进行无压缩、超长时间地实时记录，是一种对场景进行原始呈现的直播形态。2020年是我国融媒体发展的关键时期，在信息社会，视听元素已然成为人们了解世界的刚性需求。而直播作为视听元素的一种，在新冠肺炎疫情下转变传统直播方式，运用先进技术和权威平台聚合力推出系列产品赢得社会好评，2020年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的全天候直播使“慢直播”的概念被大众熟知，彰显了主流媒体的责任与温度，也是传统主流媒体在新媒体环境下建设融媒体的阶段性成果，对于今后传统媒体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未来的文化生产和创新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回顾“慢直播”的定义、特征与发展历程，以2020新冠疫情为背景，从媒介融合的角度出发，探究慢直播生态直播下媒介技术融合的举措与文化呈现方式。
关键词：慢直播、媒介融合、新冠疫情、文化呈现
“慢直播”是一种站在人们熟知的传统直播（快直播）的对立面，与过去直播生态完全不同的概念。慢直播采用无剪辑、原生态的直播方式，相较于以往的新闻直播来说，漫直播画面 没有明显的视觉冲击，是实时场景的网络再现，其时长相对较久，短则十几个小时，多则几百个小时。慢直播作为一种直播生态，并不是第一次被应用，此前多用于旅游、形象宣传。如2018 年 4 月 20 日，青海网络广播电视台打造的中国首个鸟类湿地慢直播平台———“鸟岛慢直播”。当下，“慢直播”正在改变着传统视听行业的直播类节目生产方式。[1]
2020 年，“慢直播”在中国发展地如火如荼，已经成为众多广电媒体和网络平台争相践行的重要媒介活动之一。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央视频等媒体连续多日24小时不间断直播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造。慢直播的兴起和发展是技术创新在媒体变革领域的一个缩影，是中国视听媒体融合发展的创新运用之一。
慢直播最为鲜明的特征就是对画面的原始呈现，区别于新媒体时代的其他生态直播，在直播过程中没有对画面添加特效或进行后期剪辑，也没有旁白和主持等人声，将最真实和最客观的画面呈现，从而让用户自主地去感受和解读直播的内容和文化意义。[2]
对比融媒体时代的短视频形态，慢直播是一个实时、完整、等比、连续的呈现，这种直播方式能建立起用户对直播内容真实性的感知，从而打造沉浸式体验窗口，可以获得连续专注的文化体验。
慢直播是一个在视听领域有着前沿技术的交融形态，它融合了当下前沿的数字媒体技术，通过超高清视频画面、虚拟现实的交互设计以及立体空间的多角度呈现，以此打造一种沉浸式的临场体验，是建立在 5G、AR 和 AI 等高端技术基础之上的直播盛典。
二、“慢直播”的出现动因在2020年疫情报道之前，慢直播多集中于生活、旅游等休闲场景，“直播造医院”则开辟了一种以网络用户主观视角“亲历”新闻的报道方式。随着碎片化媒介使用习惯的形成，越来特多受众会赶到倦怠感、孤独感和弱参与感，慢直播的出现给大众提供了全员互动、全域参与和全程陪同的社交体验，这种沉浸式的集体文化消费体验 让大众感到亲切、新颖而充满归属感。
《媒介心理学》提到：“媒介不仅是“人的延伸”，越发成为“心理的延伸”火爆网络空间的慢直播为受众提供了一个动态的新闻观察窗口，其让“陪伴感”最大化，为新闻传播营造了“最真实”的拟态环境。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类现实生活中的需求可以分为5类，其中情感需求和归属需求都被列入其中。另外，慢直播同样符合“狂欢理论”，慢直播构建了一个万人“想象的共同体”，可以满足大众对社交共情和陪伴感的真实需求。在大数据下，相比其他旅游、动物类的慢直播，施工工地建设直播从内容本质来说并不具备趣味性和观赏性。之所以能够在短短两日内收获大量忠实观看者，也和慢直播本身的特性正契合当下广大用户的心态息息相关。
此前，慢直播在国内便有着基础受众，尤其是在动物产业中，B站内24小时直播大熊猫日常生活状态的iPanda熊猫频道就拥有超过40万粉丝，许多用户有着固定收看熊猫生活的习惯。
（三）数字化创新的必然趋势在传统的直播场景下，频道播出时长、技术发展、移动接收终端等要素均受到一定客观条件的限制，想要实现一场高质量、全过程和跨平台的慢直播难度相当之大。而随着数字化技术的迭代发展，网络技术、通讯技术和视频摄制技术越来越成熟，硬件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成本越来越低廉，“5G+8K”等技术的应用使得大带宽、超高清视频服务成为可能。这些基础设施和技术的创新为实时直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助推了包括慢直播、直播带货等新直播业务形态的产生。
（四）媒介事件的刺激作用2020年的新冠疫情的爆发打乱了社会的正常节奏，但是也加速了社会的运转，慢直播这项新技术的迅速应用与扩张也正是体现之一。2020年慢直播的首个爆款产品，就是央视频关于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造的“中国速度”的慢直播，在疫情告急、生命关怀和大国实力等不同话题的共同作用下，这场直播自然而然成为用户关注的焦点。这种现象级影响必然离不开社会动因的影响，“新冠疫情”作为媒介事件的公共性社会事件自带的聚焦功能，使慢直播这一技术创新迅速得到社会群体的广泛关注、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用户的积极参与”。[3]
三、“慢直播”生态传播下的媒介融合与文化体现直播并不是新媒体时代的产物，它源于电子媒介时期，最初的定义是“广播电视节目的后期合成与播出同时进行的播出方式”。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直播应运而生，同步进行实况播送，多方展示，与用户通过弹幕或评论即时互动的网络内容服务形态，现在的直播多数指后者。而“慢直播”与这种直播是相对的，是对实景进行马拉松式的报道，没有前期策划也没有后期剪辑，较少进行人为干涉，最大限度地还原现场实景。
我国最早对这些现象进行研究的学者，又将其称为“慢电视”，“慢直播”与“慢电视”在内容呈现上具有相似之处，都是对现场实况进行无彩排、无剪辑的展示，但在信息载体上存在差异。“慢电视”依靠电子技术进行传输，“慢直播”则依托互联网技术，因此在互动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慢直播”中，用户除了可以与信息发布者互动外，还可以与其他用户互动“慢直播”形成了更加丰富的传播生态圈。
媒体可以利用慢直播将现场实况进行实时记录与传播，将广大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真实展示给公众，同时对新闻报道角度进行一种具有“实时性”的创新。例如在郑州特大暴雨期间，由河南广电通过其自建的“大象新闻”客户端进行了郑州地区的实况慢直播，充分满足了公众了解灾情现场的迫切需求，也有助于消除因面对未知而产生的恐慌，减少谣言对公众的影响。这种实时慢直播既为新闻报道开辟了新角度，其带来的信息对称能够消解人们的焦虑与猜疑，建立一个真实、健康、正能量的舆论场，促进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
没有快速剪辑的镜头、没有精美的后期制作、没有任何加工，原生态、真实地展现事物发展的每一个细节，观众会以第三种视角自行思考接下来的“剧本”。现实是最没有悬念的，但对于观众来说，现实最精彩。第三代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人物保罗莱文森曾对媒介发展作出了通俗有趣的评述，并归纳了媒介发展的一些规律。他认为媒介进化不取决于技术含量、审美等因素，而是完全由人的需要主宰，且媒介的每一次变革，都是进步与缺憾共生，媒介是在不断的“补救”中向前发展的。因此，无论是广播、电视，还是互联网，它们都是人的某一感知模式的延伸，它们不是彼此消融的关系，而应是互相补充的关系，“媒体+”可能更多的是给了传统广播电视媒体发展、创新的机会。
慢直播有着自身的媒介特征、情感属性和文化逻辑，这也是它能够带动大众参与其中的重要因素，这意味着慢直播的应用场景会更加多元。首先，在新闻报道领域，突发性和非突发性的新闻事件都可以借助慢直播的平台进行原生态直播、全信息传递和跨地域互动，比如武汉的樱花节、北京故宫的文化展览，都可以成为慢直播的场景内容。其次，在其他视听产业乃至文化产业领域，“5G+AR/VR+云+4K/8K+AI”的技术组合可以最大程度地塑造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调动用户的参与感，增强用户的现场感。不间断实景直播的慢直播可以进行云旅游、云演唱会和云综艺，全息投影和全景摄像技术带来临场化的沉浸感，还可以应用到电影、短视频、数字文化旅游等领域，进一步推进传媒业的深度融合和变革。可以说，一切注重场景、强调交互体验的活动，都可以借助慢直播建构云社区以实现更好的内容输出。
2020年1月27日，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的“慢直播”既叫好又叫座，它不仅是对新媒体思维的运用，还突破了新媒体目前的发展形态，是主流媒体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创新性发展举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央视频”于1月27日以“中国电信”为官方账号推出“疫情二十四小时”专题，推出了《慢直播 | 全景见证武汉火神山医院崛起全过程》《慢直播 | 与疫情赛跑——全景直击武汉雷神山医院建设最前线》，对雷神山和火神山医院工地建设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直播。
28日观看人数超100万，29日突破4000万，截至2月5日，观看人数已破亿。这次“慢直播”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关注度，除了特殊场景的影响，人们对真实权威信息需求的增长以外，也与“慢直播”这种主流媒体在媒介融合过程中的创新之举有关。
技术的推动是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慢直播”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央视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综合性视听新媒体旗舰 APP（应用程序），于2019年11月20日正式上线，结合了总台“5G+4K/8K+AI”的技术布局。这次的“慢直播”很好地利用了“央视频”平台的优势，运用“5G+ 光纤双千兆网络”技术，借助中国电信“天翼云”的云资源优势进行云网融合，基于智能视频云实现了武汉火神山、雷神山的云监控系统平台建设，并保证了平台建设所需的计算资源 和存储资源，有力保障了“央视频”APP 上“疫情二十四小时”专题下系列栏目的高清直播。
在用户的信息接收方式上，近景与全景两个景别的搭配，使观众能像身处现场一样观察到工地建设的细节，又能借助全景突破生理因素导致的观看范围限制。“央视视频”还推出了 VR（虚拟现实）视角下的医院建设直播，观众无须佩戴设备即可观看，增强了沉浸感与交互感，使这场“慢直播”既充分调动了人的感官，又创新了人无须在场就能获取在场信息的新的感知方式这次的“慢直播”虽然借助了网络直播的形式，但在内容方面却与商业平台或传统主流媒体发布的内容存在差异。[4]
它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背景，针对部分确诊患者无医院救治的情况，展开以医院工地建设为内容的直播，内容是全国人民关注的事件，不同于商业平台的娱乐属性，基于大众对安全的需要。同时，它不同于传统媒体的直播内容，围绕大众的共有经历，打造了一场全民参与的盛大仪式。它以一周建起一家专用医院和十天建起两座医院被喻为“中国速度”，观众由医院建设“云监工”的身份转变为中国发展速度的“云监工”，大众的社会情感被激发，引起了群体的共鸣和共情效应，构建了全国抗疫的共同记忆。在功能层面，“慢直播”凭借超长时间展现事物发展的整体过程，这种持续的时间使群众的“围观”心理得到满足。互联网上热点的发酵到结束，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进行，而“慢直播”给予观众较长的时间实现从“围观”状态到“参与”状态的转变［3］。由“听他说”到“听我说”，通过自身的实际行动削弱信息的不确定性，缓解焦虑，重获安全感。
4.创新的受众心理文化呈现从受众心理方面看，央视频“慢直播”下呈现了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的“中国速度”，提升了观众的“在场感”和“参与度”，在观看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的慢直播中，直播间内网民可以自发评论，一方面可以观看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崛起全过程;另一方面人际交流带来的陪伴感，如“武汉加油！”“中国加油”，大家相互传递自信和能量，可以更好地缓解内心的焦虑;还有评论内容带来的场景感，如“监工”在评论区打卡、倒班，都创新体现了受众心理，这种虚拟情境下的受众体验，满足了受众的求真心理和求近心理，符合受众的心理期待和心理上亲切感的需要。[5]
四、慢直播生态传播下媒介创新与文化呈现的启示与总结此次慢直播的成功让人们感受到技术赋能下抗疫传播的力量，这是单项传播和选择性传播都无法达到的效果。这无疑 是传统主流媒体在新媒体环境下建设融媒体的阶段性成果对于今后传统媒体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6]
新闻的本质是真实客观，慢直播的形 式尊重了大众的知情权，使其更好地行使了监督权。同时，由直播内容衍生出来的“疫情文化”,也凸显了全国人民对武汉的支持，有利于凝聚社会力量，体现了主流媒体在大灾大难面 前，既尊重客观事实，又彰显社会温度。
新媒体时代背景下，网络空间充 斥着大量难辨真伪的信息“把关人”效力缺失，从而影响人们 的判断与思考，而对于具有很强社会公信力的主流媒体来说，新闻真实客观性是其维护自身公信力的重要途径，对新闻事件进行议程设置、传播客观事实、发 挥舆论引导作用，是其责任与义务。疫情期间，“双黄连事件” 让人们再次认识到谣言可畏，所以主流媒体开展慢直播尽最大努力还原新闻真相也是为自身树立品牌、提升权威与公信力的重大举措。
至于“慢直播”未来的发展，与“快直播”相比，“慢直播”除了能够满足人们对生存环境的关切和对超出自己专业领域的探索外，最大的特点是具有客观真实性与沉浸性。对舆论争议较大的事件可以利用“慢直播”的形式还原事实，让群众发现真相，减少群众对官方报道的“抵抗式”解码。沉浸性即观众以第一视角切入直播画面，且向观众呈现一个完整的事物发展逻辑。这一点可用于特殊的节日活动策划，凭借其仪式性打造观众的“集体记忆”，引起观众的情感共振。[7]
参考文献
1] 郑玄.从“慢直播”看中国视听媒体融合发展的业态创新[J].现代视听,2021(04):27-31.2] 张宜弛，马云.慢电视传播受众分析［J］.今传媒，2018（10）：45-46.3] 邓若伊,喻枫桥.“慢直播”：主流媒体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新探索[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1(11):53-56.4] 胡学敏.媒介融合视域下“慢直播”的发展与突破——以火神山、雷神山“慢直播”为例.新闻研究导刊.［A］.2020.08
5] 孙玮.融媒体生产：感官重组与知觉再造［J］.新闻记者，2019（03）：27-31.6] 邹鑫.新媒体时代下视频直播生态的融合与创新———以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慢直播为例.路标与航向.［J］2020.04
媒介技术进化中的阅读裂变 第3篇
在传播技术革命进程中，媒介样态涌现与融合，新旧媒介交替或取代，作为信息接受者的公众经常无所适从，人们创造新技术，同时又不断被技术所驾驭。重读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俯身审视这个信息社会，会发现这位预测家提出的“比特时代”“人性化界面”“数字化生活”已经成为现实，而且还在往前推进。无怪乎他说：“当我们日益向数字化迈进时，会有一群人的权利被剥夺，或者说，他们感到自己的权利被剥夺了”。[1] 自互联网诞生发展至今，人们在海量信息中获得体验，在体验中逐步失去自我。这种体验，就是碎片化阅读，一种过度依赖媒介技术的“阅读崇拜”。
技术进化中的多元阅读与偏好
阅读是“大脑接受外界，包括文字、图表、公式等各种信息，并通过大脑进行吸收、加工以理解符号所代表的意思的过程”。由此可见，阅读是读者解码，同时也是重新利用自己脑内储备知识进行意义再建构的过程呈现。
历史上，我国人民最先通过甲骨文记事和获取信息，这是古人早期阅读的雏形代表。进入农业社会，低下的社会生产力和由上至下的纵向型社会结构在客观上造就了传统阅读的小众化与单一化。技术革命后的工业社会，传统阅读转型为现代阅读时代。工业社会的环境要求人们的阅读内容更偏向于实践，阅读的性质也更具有功利性。而在信息社会，开放与快速让我们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阅读的黄金时代，阅读这种行为也终于由少数人的“寂寞”变成了多数人的“狂欢”。
达尔文的进化论曾经描述了生命起源和演化的过程，其意义却不仅限于生物界。英国社会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认为人类社会和生物世界是可以类比的，文明的进化就是不断趋向于某一个理想目标的进步过程。而这，就是所谓的“社会进化论”。[2] 那么，阅读又如何呢？从甲骨文到数字化，从单纯的纸质阅读到多元的数字阅读方式，这正是进化的特征。
在这一进程中，不同的技术给阅读带来了不同的变化。当下，新技术主要表现为互动技术、数字技术与宽带技术。互动技术强化了信息的反馈与交流，改变了人际关系与人际交往模式，也使传统的单线阅读变成了交互性的阅读；数字技术注重存储，使信息呈现碎片化趋势，也使阅读更加便捷，增强了阅读的移动性；宽带技术注重信息传输，使可阅读的对象变得海量，也让信息的传输更加快捷，同时大大提升了阅读的效率。
2013年4月，第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项目[3] 显示，2012年我国国民（18—70周岁，下同）图书阅读率为54.9%，比2011年上升了1.0个百分点；包括书报刊和数字出版物在内的各种媒介的综合阅读率为76.3%，比2011年下降1.3个百分点。2012年我国国民报纸阅读率为58.2%，比2011年的63.1%下降了4.9个百分点；期刊阅读率为45.2%，比2011年的41.3%上升了3.9个百分点；数字化阅读（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光盘阅读、PDA/MP4/MP5）方式的接触率为40.3%，比2011年的38.6%上升了1.7个百分点。另外，纸质图书的阅读率连续7年保持稳步提升的态势[3] 。从这些数据和阅读率来看，虽然纸质图书和期刊的阅读量有所上升，但是仍旧改变不了国民图书阅读综合阅读率下降的现状。
调查中，超过五成的18-70周岁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量较少，而接近七成国民希望当地有关部门举办阅读活动，这一比例比2011年增加了6.6个百分点。国民对于阅读的期许和自身阅读量的稀少形成鲜明对比，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有关部门举办阅读活动的现象也体现了他们对于阅读渴求的急迫度。然而当前的阅读环境却不能满足这种“迫切”。如今正是我们进入信息社会的过程，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在各种终端上即时上传、共享与更新构成了“井喷式”信息爆炸，信息的海量达到了一个制高点却也让我们陷入了一个被动式的阅读环境。已经习惯了信息自动供给的阅读者似乎已经丧失了翻阅书刊、经典的主动性。
阅读裂变的路径阐释
网络环境下，阅读行为不断向数字化靠拢，经历着“媒介技术裂变—传播载体裂变—阅读方式裂变—阅读文化裂变”的路径演化。
媒介技术裂变。阅读对象和知识储备是产生阅读行为需要必须满足的两个条件，众多事实证明科技进步是满足阅读条件的前提。11世纪，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克服了雕版印刷术的弊端，提高了印刷效率，带来出版物激增的同时也使阅读的对象日趋丰富。15世纪，德国古登堡改善的活字印刷术在欧洲迅速普及后，短短50年内就已经印刷了三万种印刷物，共计12万份印刷品。可以说，古登堡印刷术导致了一次媒介革命，迅速推动了西方科学和社会的发展。18世纪，产业革命发生，蒸汽机的诞生及其在出版印刷机械上的运用极大地促进了印刷业的发展。19世纪50年代以后，以电报、电话为代表的电子信息技术出现了，利用这项技术，人类的声音和信息的传播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范围。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电影、无线电广播、电视、录音录像技术的相继诞生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以模拟式电子传播为代表的大众传播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后，网络化和数字化则成了当代传播的时代特征。媒介技术正在不停地提供着阅读对象，而阅读对象的增加是知识储备提升的前提。
传播载体裂变。如果说媒介技术是阅读行为产生及变化的前提，那么媒介的不断完善则是促使阅读裂变的关键。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他认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比起各个时代提供给人们的信息，媒介本身才更具有意义。麦氏将媒介的作用放大到了极点，我们无需模仿伟人的思维，只需要借鉴他对于媒介重要性态度的重视。从口头传播到现在的网络传播，媒介的发展历经了从早期的符号媒介到手抄媒介，从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然后到现在的新媒介的过程。“新媒介并不是自发地和独立地产生——他们从旧媒介的形态变化中逐渐产生。当比较新的传媒形式出现时，比较旧的形式通常不会死亡——他们会继续演化和适应[4]。” 证明这一结论的最好证据就是现代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共存和互相融合的现状。罗杰·菲德勒认为“传播媒介的形态变化，通常是由于可感知的需要、竞争和政治压力，以及社会和技术革新的复杂相互作用引起的[4]。” 如果用另一个理论来解释菲德勒的话语的话，即：传播媒介的变化受到传媒生态环境的影响。传媒生态环境是指传媒开展传播活动以及自身生存发展所涉及的环境条件。传媒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一个子环境，它与社会环境中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信息环境密切相关，相辅相成。媒介系统正是运行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所以，传媒生态对媒介的发展水平、运行方式、传媒资源、媒介资源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推断互联网的诞生就是当代传媒环境对媒介提出的一个必要要求呢？当代社会是一个讲求速度和便捷的信息化社会，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量之大和对信息需求种类之多给传统媒体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在这样的传媒生态环境下，整合了报纸、广播、电视等多种传播渠道的高速快捷的传播方式网络就出现了。麦克卢汉曾预言“地球村”的出现，而后互联网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转变正在不断地验证着这个假设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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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方式裂变。我们目前正处于第三次的媒介形态变革当中，而这个时代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信息化和数字化，一切都得益于互联网的发展。数字化和信息化让周围的一切都变得迅速快捷，人类进入了一个“加速世界”。在这个“加速世界”里，相较于以前，每个人都必须尽可能地节约时间去提高效率，当然，这个效率是体现在社会各方面。不管是微博的短小精焊还是微信的语音短信，无疑都更注重效率和迅捷。人们需要了解这个世界，为了不被“out”而拼命努力，门户网站和微博上提供着海量的信息，凭借着不断被发明的移动终端，人们随时随地的信息需求完全得到了满足。结果就是，新型简洁的“快餐式阅读”应运而生，正餐式的经典传统阅读似乎遭到了威胁。进入信息社会之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典阅读都占据了统治地位。正餐式的经典阅读更注重阅读的品位和质量，注重阅读带来的心灵感受和精神思索[5] 。它强调思考和细嚼慢咽，更注重理解和融会贯通，或许我们可以进一步将其概括为一种“慢”阅读。不同于经典阅读，“快餐式阅读”是随着现代人生活节奏的加快而兴起的，它是一种当人们在忙碌中度过每一天的时候，可供人们消遣休闲的阅读方式。快餐式阅读以一种无目的的随意性浏览，放弃思维的辅助，成为填充大脑中暂时的空白状态的消遣。它或以新颖荒诞的视角，或以大量具有视觉冲击的图片，诸如卡通、科学幻想、生活幽默等等，来博得人们轻松一笑[5] 。这是一种符合现代人生活方式的阅读，所以越来越受到当前受众特别是年轻群体的喜爱。
阅读文化裂变。阅读行为的转变必然会引起相应的阅读文化的变化，那么，阅读文化又指的是什么呢？有学者通过对文化理论、阅读行为、读者和文本的考量，总结为：阅读文化是建立在一定的技术形态和物质形态基础上，受社会意识和环境制度制约而形成的阅读价值观念和阅读文化活动[6] 。既然阅读文化要受到社会意识和环境制度的影响，那么当前不断处于“加速”的社会环境是否影响了阅读文化的发展呢？答案是肯定的。学者周蔚华根据社会形态特征将阅读分成了古代、现代和后现代三个阅读阶段，认为据此也会产生三种阅读文化，即古代阅读文化、现代阅读文化和后现代阅读文化。后现代的阅读是在信息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注重效率和迅捷，放松思考与深入。在纸质阅读盛行的年代，古代阅读和现代阅读都是传承着经典的线性阅读模式，但是新技术的发明和普及使得受众作为传播个体处理信息的能力得到了强化，它不仅让传统阅读中的单向传播模式转变成了互动性的现代阅读模式，还使得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从单渠道变成了多渠道。网络化的现在提供给当前阅读模式最大的改变就是非线性和跳跃式的碎片化阅读模式。碎片化现象不仅使传统的话语方式和消费模式被瓦解，还使受众细分成了不同的群体，同时引发受众个体的信息需求，从而导致整个网络传播呈现为一种碎片化的语境。而这种碎片化的语境正是当前后现代阅读文化最显著的特征。
阅读碎片化与信息网络化的体验迷失
碎片化的视觉式浏览，让电子阅读成为一种消遣与体验。“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我国国民的阅读率从最初60.4%提升到了如今的76.3%，人均年纸质图书的阅读量也达到了4.39本，虽然与国外发达国家有差距，但从数字上来看似乎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另一方面，以手机阅读为代表的新兴阅读方式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热爱。既拥有互联网的资源上传与共享的功能，又享有小巧便捷、可随身携带的天然优势，手机网络从最初的网络附属品发展到今天，成为传播媒介和阅读载体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似乎本来就有一种必然性在。作为依附互联网的阅读方式，各种移动的阅读终端的出现和更新无疑给受众提供了更多的阅读方式，同时也通过网络共享提供了更多的阅读内容。亚马逊和巴诺书店在2011年10月相继推出Kindle Fire和Nook Tablet，到2012年3月，其几百万台的销量已将电子书发行站整个图书发行的比例提高到了6%，很快又将突破8%。购买Kindle Fire的用户中，为了阅读电子书的占到了71%。
信息网络化的“浅阅读”，使读者容易在短暂式信息消费中迷失。“全国少年儿童阅读调查”报告显示，中国7-14岁的少年儿童每个学期平均仅有3本书的阅读量。《透视大学生的“浅阅读”》报道，现在部分大学生很少读经典名著和“大部头”的书籍，以流行、时尚、省时、省力的“快餐化读物”和轻松、有趣、缺乏思想内涵和人文底蕴的“浅阅读”为主[7] 。网络大发展的环境下，阅读似乎出现了危机。让我们再来解读一下如今流行的“快餐式阅读”。快餐式阅读的过程，是人们利用网络搜索信息时主动或者被动地接收信息的过程，无目的性和盲目性是它的特点，它不讲求精深，只需要高效。所以，快餐式阅读从诞生之始就伴随着天生的缺憾，缺乏思考和深度，这是快餐式阅读最遭人诟病的地方。说到思考，我们现在似乎陷入了一个极端化和片面化的思考模式，对于一些问题不仅不能系统地进行解答，甚至做不到客观公正的分析。心理学上的阅读崇尚的是把一条条思维的“线”转变为一张“网”[8] ，但是数字世界里的零碎化阅读却无法把“线”织成“网”。网络提供的高效却零碎化的信息正是这一条条的“线”，这可以让我们更快更迅速地知道这个世界，但无法帮助我们深入理解这个世界，数字化容易让人思维产生惰性而缺失系统与理性。原本时间和思考的堆砌是知识积累的基础，很少受到外界干扰的宁静是传统阅读的环境，但是数字化社会的高速和喧嚣却提供不了这样的环境。所以，公众在畅享信息的同时，也在信息里迷失。
网络便捷与技术发展推动了阅读革命，但如何在数字世界里避免思维和思想支离破碎，需要每个人思考。很多时候我们感叹自己知识缺乏，抑或思维贫瘠，很少有人会想到阅读方式出了问题。我们应明白阅读量不是能用“刷新率”能代替的，经典也不是“转发量”所能衡量的。当我们可以凭借自身知识储备，带着明确目的性，不依靠“链接”来进行逻辑思维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被信息化社会所绑架。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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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罗杰.菲德勒. 明安香译. 媒介形态变化：理解新媒介.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5] 武少民. 从快餐式阅读中突围[N] .中国教育报，2003-07-17（6）.
[6] 王余光、汪琴.关于阅读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J] . 图书·情报·知识，2004（5）：3-7.
[7] 袁跃兴.拯救 阅读危机[N] . 徐州日报，2010-06-01（10）.
[8] 李晓源.论网络环境中的“碎片化”阅读[J] .情报资料工作，2011（6）：P84-87.
媒介技术对商业的冲击与改变 第4篇
有人将“苹果”这样一个划时代意义的系列产品 (如Iphone手机、IPAD) , 归功于美国人对网络、科技、人性、文化、商业等的一种谙熟, 并用它来诠释美国人的独特。
北美人或许天生就懂得使用“技术”及“媒介”, 达到传播交流的最极致。而“媒介技术”理论, 也始于北美, 其最著名的学者代表是马歇尔·麦克卢汉 (Marshall Mcluhan, 1911年-1980年, 20世纪原创媒介理论家) 。
无论是艾吕尔, 还是英尼斯, 或者是芒福德、尼尔·波斯曼等, 都为媒介技术的发展、演变及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媒介技术实际上无法脱离情境来单独定义的。而《媒介技术理论》的发展, 同样是与情境和环境互相作用下才形成的。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称, 印刷术来源于中国, 但印刷品在西方得以问世。
15世纪中期, 德国人约翰·古登贝尔克就重新将活字印刷术进行革新, 他发明了铅活字, 而且又发明了印刷机, 将机械技术运用于其中。而印刷媒介彻底的扩大了人们对信息的渴望, 把信息也无限的、不受空间和时间的约束, 将其迅速对外传播。这类技术让欧洲的200多个城市建立了大约1000多个印刷所, 而且2年内印刷了大约1200万册书。工业革命中, 人们又在蒸汽机的发明推动下使得印刷机效率更进一步, 印刷媒介也由此走向大众化。
而19世纪之后, 电报机的诞生, 则开启了新的电子时代。
二、媒介技术改变了商业规则与商业市场
首先, 唱片业在红火了估计大半个世纪之后, 从此一蹶不振。你看到太多的盗版光碟已经泛滥成灾, 但往往这些光碟现在只能是在汽车里派上用场。人们不需要通过光碟来选择自己喜欢的歌曲, 而是由网络、IPAD、播放器等直接拷贝免费的音乐来聆听。
那么, 音乐产业需要通过其他多元化的手段来注入活力, 如制作精良的团队, 其实依然有市场, 但要通过歌迷见面会、与歌迷的各类互动、主办方及歌手团队举办演唱会、包装歌手参与各大晚会、将音乐与电影、微电影等结合。
另一个媒介技术对商业冲击的例子, 便是柯达。
这家公司, 因为介质的不同、因为技术的更替, 而被无情的商业市场所抛弃。
在遭遇数码冲击过程中, 柯达及富士公司其实都面临转型。但富士公司把握住了机会, 很快看到了市场的急剧变化。
如照相胶片虽已过时, 但该产品表面则拥有20层超薄的薄膜层, 包含约100种化合物。于是, 富士胶片将其在化学元素和原子级粒子领域的专业技术用于开发薄膜, 并将其用于电脑、电视机及其他电子设备的LCD面板。富士胶片还正在利用该公司在药物方面的专业知识, 寻找人体更加有效地吸收药物中化学元素的方法。目前, 富士胶卷正在开发的药品包括一种流感治疗药物等。其最新的一项业务是化妆品, 这项业务使用的技术来自于防止相片褪色的抗氧化技术。“很多时候, 你把自己擅长做的事情细分开来, 会发现围绕核心之后, 你有很多事可以做。”
参考文献
[1]国际技术教育学会著, 黄军英等译, 《美国国家技术教育标准》, 科学出版社, 2003年1月1日
[2]陈振明, 《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 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年6月
[3]威尔伯, 施拉姆, 威廉·波特, 《传播学概论》, 新华出版社, 1984年
[4]埃立克·麦克卢汉, 秦格龙编——《麦克卢汉精粹》,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
[5]杨富波, 《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研究》, 吉林大学论文, 2007年
[6]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 商务印书馆, 2000年10月
[7]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北京三联书店, 1987年
探讨媒介技术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第5篇
摘要：如今，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媒介技术同样手机同样如此，将人际交往的便捷发挥得淋漓尽如此，更新换代速度快，基本上是日新月异，每个季致，一条短信一个电话就可以将海角天涯的你找到，度都能出新产品。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人际关系的也就能够发生任何事情时将你拉到别人想让你到的地影响是极大的，不管是在积极的方面还是消极的方面，方，迅速便捷。也可以在节假日等给对方发上一条祝特别是电子网络媒介技术，一方面让人与人之间的联福短信或电话，拉近彼此的距离。系更加迅速和便捷，一方面也疏远了人们心与心的沟其次，“网络化的交往穿越了时空的控制，拓展了通。总之，媒介技术的发展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使人际关系有了开放性。”①网关键字：媒介技术
地球村
人际冷漠
现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就是一个数字信息时代，媒介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赋予我们在人际交往中新的形式和内容，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的交往模式、交往范围都产生了影响。过去，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靠着传统的写信，所以人们在联系远方的朋友时需要耗上众多的时间，而且还要担心信在途中是否会遗失，在那个时间里人们总是怀着忐忑的心情等着自己的信，然而，那一份期待的心情，却也是幸福的，收到信的时候也是无比开心的，甚至在回信的时候也是宁静的心情。在开心或不开心的时候，可以拿起笔给远方的朋友写一封信，在文字中说出自己的心情。也可以在文字中独到对方的心情。然而现在的我们，媒介技术电子通信的发展，让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写信这回事，想起某个人拿起手机打个电话或者是发个短信就可以，或者是在网上聊天，当时自己什么事情什么心情就可以让对方马上知道。再不能感受到过去人们去邮局或在自己邮箱里等待回信的心情了。如今朋友不管在天涯海角，你们都可以知道对方的行踪，不像过去，没有事先通知的话你就不会了解他们去了哪里，干了什么。现在先进的媒介技术，让我们能够与全世界的朋友联系，甚至于有了一种说法“地球村”。所谓“地球村”，就是整个地球就如一个村子一样，你了解世界就像了解一个村子般熟悉，彼此的联系犹如村里一样简单，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何时都能与对方进行联系。这就是媒介技术给我们带来的积极影响。首先，先进的媒介技术，特别是互联网，让我们的人际交往变得迅速和便捷，任何一个人只要有对方的e-mail，就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联系。媒介技术的发展让我们摆脱了过去交流的限制，过去写信打电话都不能看到对方，只是根据对方的声音来猜测对方的表情，而如今，有了可视电话、互联网，在交流时你可以看到对方，甚至有任何方面的想法都可以及时交流，可以在线聊天，也可以发邮件。
络媒介以一种以前人们不可想象的方式，让人们联系起来。过去居住在穷乡僻壤的人们，对外面的社会是后知后觉的，发生一件重大的事件，他们可能要等上一段时间才会知道。而如今只要他有网络设备和技能，就完全可以足不出户就能与全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方
便的交往与合作。互联网让人们的人际关系拓宽，过去人们受到空间及其他方面的限制，如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无法走入到更多人的社交圈子，不同的价值观在面对面交往中会较轻易的产生矛盾，而且无法避免。现在在互联网上，人们可以更加了解对方，增进相互之间的沟通和理解，避免了由于价值观念或宗教信仰而导致交流交往受到限制。现在网上还有社区或者论坛，全世界的人都可以
在其中参与交流，绝对拓宽参与者的人际关系，这是媒介技术所带来的人际关系的益处。再者，媒介技术的发展，也能够让人们的人际关系走向一种集中化，由于兴趣爱好或者宗教信仰等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过去人们只了解自己身边的人的兴趣爱好，所以自己的兴趣也只是一个兴趣而已，而
走到互联网便不一样了，人们可以根据兴趣爱好建立一个群体，例如爱好爬山者，就可以建立一个群，人们在其中谈论彼此的经历，还可以在业余时间中相约出门爬山，让自己兴趣得到一种发挥，让人们在拓宽自己人际关系时还可以集中在发展一种人际交往。
这种相对集中地人际交往不同于在互联网上畅游，他是根据自身的需要发展的，所以能够进行的更加稳定，由于网络信息海量，人们很难从中找到自己最需要的部分，而根据兴趣而来，则能够快速的找到想要的乐意的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
还有，人们有根据兴趣建立的人际关系，但是互联网众多人数的参与，能够使人的人际关系呈现一种多元化的发展，在交往时，人们不可能只是和与自己
有共同爱好或信仰的人交往，来自不同的地区的人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而你在互联网上会和不同的人接触，所以人际关系定会出现一种多元化。“传统的人际交往范围一般基本限于权力、地位、职业和职业利益相近的社会阶层。”②那么在如此的人际关系中，就比较会受到身份地位的影响，从而在发言权上也会表现出一些不平等性，下属要受到上层的限制，然而如今在网络交往却不用受到这些限制，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中自由的发表自己的意见，任何人都处于一种公平平等的状态，而且相对来讲，也更加的能够畅所欲言，不会受到社会地位的限制，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交往趋于平等。
媒介技术的发展给人际关系的发展带来了众多的益处，可以让人们的交流更加的快速方便，拓展人们的交往范围，还可以让人们在人际交往中呈现多元化和平等性。但是，媒介技术的新进行也同时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首先，人们利用手机网络等快速的联系上远方的亲朋好友时，看起来似乎拉近了很多人的距离，犹如多年没见的朋友已然可以再网上聊天，或打个电话联系，放佛彼此的联系并没有断开。但是，媒介技术的先进，倒是我么过分的依赖，离开手机网路都不行，而且在联系方便的同时却疏远了彼此的心。
过去传统的交流方式就是面对面，或者是写信，我们都能从言语中感受到对方的情感。然而我们现在靠的是电话网络等，一条短信一个电话可以维持着彼此的联系，但是在内心上去却拉不进彼此的距离。靠着机械的东西是不能很好的传递彼此的感情的。面对面的互动，看到彼此的表情变化或者身体的肢体语言，能够帮助双方的交流，媒介技术在先进，但他终究只是一种机械的东西，不能取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时需要心灵与心灵的碰撞的。
人类是社会的动物，是具有社会性的。我们必须融入到真实的社会，由于靠网络牵引着很多人与外界的联系，现在就出现了“宅男”“宅女”等词汇，这就是媒介技术先进所带来的弊端，人们靠着这些技术，如此便产生了人际交往的局限性，没有真实的融入到社会中去。在网络上拓宽了人们的人际关系时，却可能在现实中缩小了人们的人际关系。但是现实社会是人际关系的最直接的表现，使人与人情感维系的方式。
而且，媒介技术的先进性，特别是在网络中，人际交往由于没有真实身份制约，人们在交流中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对自己的言语行为都不会非常的重视，导致在网络中人际交流中，久而久之便失去了一些信任感，别人说什么大家都会冒上怀疑的想法，这相对现实交往来讲，是由于网络中的责任承担相对缺失而导致的，也算是先进的媒介技术所产生的负面效果。
传统生活的人际交往面是比较狭窄的，一般都是自己熟识的人如朋友、同学、亲戚等，人际交往的规则具有强大的约束性。而网络中则不然，它交往的范
围超出了一种时空的限制，形式是间接的，是一个相对的自由空间，人们无法对自己的所有行为负责，再加之规范不足，在网络中的人际关系便没有现实的人际关系来的稳固和安全，人们也对其失去一些信任。
如今人们人际关系的维持靠着冰冷的先进的媒介技术，想到与人联系时手机拿出，将事情说出便完成；需要某方面的知识，百度谷歌解决；基本上生活中遇到的很多问题，人们都会想到用机器解决，而不是加强与周边的人联系，久而久之与身边的人交流和沟通的时间久越来越少，而由此也会引发很多问题。
手机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与其他人更加方便的联系，如朋友父母等，而不是沉迷于手机，有的人手机在手便可以盯着一天，忘记了自己身子何处，不会主动与周围的朋友沟通，和父母更是如此，没有事是不会与家人联系的。网络也是如此，对着电脑，就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了。沉迷于这些媒介，脱离现实，对生活中的他人和社会的幸福漠不关心，和朋友家人的关系就会出现问题，随之也就会产生人际关系冷漠。
人的生活是需要与社会和人接触的，但是媒介技术的发展，让人际关系的情感关系被人与机器之间的对话所异化了，人与人面对面的机会大为减少，本市社会的动物的人，就容易产生孤僻、冷漠的问题。
媒介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我们人际关系的交往范围和方式，印刷媒介在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并不是极其鲜明的，只是相对拓宽了人们的交往范围，广播电视也同样如此。
新媒介技术对大学生人际交往的负面影响：
1.过度依赖网络世界，迷失自我。现在的大学校园条件越来越好，网络在大学寝室越来越普及，许多大学生除了上课时间之外，就宅在宿舍上网，或是聊天或是看电影等等。除了与网络有接触外，就很少和网络以外的世界联系，这样久而久之就会会对网络过度依赖，与周围的朋友同学疏远并且可以说的话越来越少，与同学、朋友变得陌生，失去网络的时间会让他们很难熬，甚至是心里空虚，对未来充满迷茫，严重的情况下会影响到学业的正常完成。
技术与媒介 第6篇
关键词 农业技术 ；扩散媒介 ；扩散动力 ；增幅模型
中图分类号 F323.3
Abstract From the theory of multidimensional non steady propagation of "smoldering"，the dynamic increase model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diffusion media was constructed. The model contained the factors，including retention rate，effective transmission rate and potential use coefficient of diffusion media. The empirical analysis showed that，in the same fund，the most easily accepted media combination of the farmers with low education level was the expert lectures + paper media + demonstration base. But in regions with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the choice was obviously differen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the distance education platform and Internet were gradually playing important role.
Key words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 medium diffusion ；diffusion dynamic ；model of increase
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农业技术扩散及推广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桥梁和纽带，是农业科技发展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增强农业后劲、繁荣农村经济、实现“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重要保证。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和科技成果转化效率都有了明显的提升，但仍然存在技术脱节、推广体制落后、扩散媒介陈旧、扩散机构缺失等限制因素，制约了农业科技水平和成果转化率的进一步提高。因此，迫切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破解农业技术的创新扩散问题，对农业技术扩散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
在农业技术传播五要素（传播者、受传者、信息、媒介、效果）中，媒介作为内容的载体及传播的重要环境因素，是传播者与受传者沟通的桥梁。媒介的选择是否良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业科技推广的效果。传统的农业技术扩散媒介有示范基地、专家讲座、报纸书籍等纸质媒体、广播等，随着网络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电视网、手机网、互联网、远程教育平台等新兴扩散媒体不断涌现，在农业技术扩散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目前，学者们对农业技术推广或扩散的媒介进行了较多研究，方文明等分析大众媒体在农业科技传播中的优势、存在的问题，同时对其提出对策建议，并研究了新媒体应用于农业技术传播的几种模式[1-2]。王经莹分别选取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媒体为代表，对不同介质的大众媒介进行了比较分析，阐述了大众媒介的社会功能及其在农业科技传播中发挥的作用，同时探讨了大众媒介的发展路径[3]。古稳利用多媒体网络技术实现了视觉传达设计在农业科技推广上的应用[4]，周敏等、李兆锋阐述了多媒体网络技术和数字媒体技术在农业技术扩散中的应用，陈媛媛等论述了互联网、手机、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快速发展下的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罗演等更是阐述了Web 3D虚拟现实技术在农业技术推广中的应用前景[5-8]。卢红玲等还对湖南省目前常用的几种推广媒介进行了绩效评价[9]。目前，大多研究仅局限于将扩散媒介作为技术扩散的工具，而关于不同的扩散媒介在不同扩散主体、不同外部环境、不同扩散受众中特有的扩散动力增幅机制，却鲜有研究。因此，笔者采用基于多维非稳态传播的原理，构建农业技术扩散媒介的多维非稳态扩散动力增幅模型，对传统的示范基地、专家讲座、纸质媒体等媒介和以新兴的电视网、手机网、互联网、远程教育平台等扩散媒介作为技术扩散网络的小世界网络特性及其在农业技术扩散中的扩散动力、效果增幅机制等进行研究，以期为在扩散主体、扩散受众及扩散环境不同时对扩散媒介的选择提供依据和参考。
1 扩散媒介的多维非稳态扩散动力增幅模型构建
扩散媒介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并不能直接进行技术扩散，而是作为载体发生作用。农业技术由扩散主体扩散到受众的过程中，必须依靠扩散媒介进行扩散，扩散受众一般并不能马上采用新技术，可见扩散媒介的保有率、有效扩散率、潜在采用数等对扩散效果具有明显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借鉴“阴燃”的多维非稳态扩散原理，构建扩散媒介的多维非稳态扩散动力增幅模型。
“阴燃”是在多孔介质内发生异相反应并能自维持进行的无焰缓慢燃烧形式，其中包括许多复杂的热物理和化学过程（如流体流动、多孔介质传热、传质过程、表面化学反应等），这些过程之间的关系决定了“阴燃”反应的最终特性，其扩散反应过程如图1所示。根据信息传播的自身特点，笔者构建了信息依托媒介在受众中的传播示意图（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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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简化计算，对模型引入如下假设：
（1）技术信息（X）在多维媒介和受众内的流动是层流，所讨论的问题是多维的。
（2）扩散媒介（Mi）与农户的信息交互同时发生，但扩散媒介的保有率（Bi）不同，即每百户农民对各种扩散媒介的保有率不同；各扩散媒介对农户的有效率为（Hi）；由于技术扩散至受众后，受众不一定立即使用（“S”型扩散曲线），即潜在采用系数（Qi）不同。
（3）多维媒介技术信息承载量（Ci）不同，因此起始压强不同。
（4）对单一区域而言，受经济水平、农民文化素质的影响，各系数存在明显的变化。
因此，X0=ΣMi·Bi·Hi·Qi·Ci。
当采取不同的媒介渠道，即原始媒介（Mi0）增加至（Mit）时，技术信息传递效率（Xt）为：Xt= ΣMit·Bit·Hit·Qit·Cit，则扩散媒介的多维非稳态扩散动力增幅模型为：Xt=ΣMi（t-0）·Bi（t-0）·Hi（t-0）·Qi（t-0）·Ci（t-0）。
2 扩散媒介的多维非稳态扩散动力增幅模型实证分析
为验证本模型的有效性和可用性，本研究选取多个地方进行了实证分析，下面以A地为例进行阐释分析，基本数据如表1所示。由于A地处于粤北山区，互联网采用率极低，每百户中只有2户拥有电脑，且主要功能为玩游戏，因此，其有效率极低，虽然信息量较多，但扩散效果并不好。此外，虽然手机和电视已极为普及，但相关节目和信息较少，扩散效果不好。
当分别向各种媒介投入3 000元资金后，基本数据如表2所示。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当分别投入3 000元后，专家讲座和纸质媒体的扩散效果分别提高了108和200，示范基地的扩散增幅达14.4。虽然远程教育平台和互联网的扩散效果也提高了1.5和5倍，但考虑到当地的经济水平，适于当地的最佳扩散媒介组合为“专家讲座+纸质媒体+示范基地”。
本研究在多地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经费相同的情况下，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最易接受的媒介组合仍为“专家讲座+纸质媒体+示范基地”。但经济水平不同的区域存在明显差异，对经济较发达的珠三角而言，远程教育平台和互联网正逐步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 小结
本研究借鉴并发展了两步反应动力学机理，建立了扩散媒介的多维非稳态扩散动力增幅模型。该模型既考虑了信息在受众间的保有率和有效扩散率，也考虑到信息在多孔载体中的潜在采用系数的变化。本研究利用该模型在广东省多个区域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在经费相同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较差的粤北地区，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最易接受的媒介组合仍为“专家讲座+纸质媒体+示范基地”；但在经济较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远程教育平台和互联网等数字化媒体正逐步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研究构建的扩散媒介的多维非稳态扩散动力增幅模型系数简单易得，可通过简单的入户调查获得，在周边区域具有极高的普适性。综上，可在技术扩散前进行简单调查，通过模型确定何种扩散媒介能获得最大的扩散效果增幅，进而达到扩大扩散效果和节约成本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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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技术创新与科学传播模式变迁 第7篇
关键词：媒介创新,科学传播,模式变迁
在跨越“科学普及”而进入“公众理解科学”阶段后 , 科学传播由传统的“单向”向“双向”转化 , 在这个转换过程中 , 媒介逐渐掌握了更大的主动权和话语权。事实上 , 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深入 , 基于信息技术的新媒介在科学传播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 并改变了科学传播的固有模式。
1 信息化时代的媒介技术创新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 , 现代媒介技术发生了重大变革 , 催生了以网络为代表的数字化媒介 , 使信息传播进入一个以关系为主的互动时代 , 并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公众获取科学信息的能力 ,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
首先 , 媒介技术创新增加公众获取信息的速度、广度和容量。造纸术和印刷术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人类信息的传播速度和范围, 但相对于受众对信息的需求而言, 大众传播媒介仍有许多缺陷 , 如对交通条件、识字水平、经济能力的要求等。但数字化媒介实现了重大突破 , 通过互联网和超量数据库 , 受众随时随地都可以查询、接收和发布信息 , “超链接”技术则为信息的深度挖掘提供了极大便利 , 也使受众摆脱了传统纸质阅读的线性束缚。
其次 , 媒介技术创新降低了受众获取信息的门槛。在传统社会 , 受技术的限制 , 媒介往往是上层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特权。进入信息化时代后 , 受众只要拥有听和看的能力 , 就能够随意地使用各种媒介工具 , 技术创新极大地扩展了媒介的受众数量。同时 , 媒介技术的发展也大大降低了人们使用媒介的成本 , 从纸质媒介、电子媒介到数字媒介 , 受众所要付出的时间和经济代价越来越少。
再次 , 多媒体技术则使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越来越接近 , 在重塑人际交往模式的同时也改变了人的传统思维方式。各种新媒介技术如FLASH动画技术、VR技术、3D技术等 , 增加了科学传播的互动性、多样性和娱乐性 , 受众可以身临其境地体验科学世界的奥妙。此外 , 多媒体的展示方式 , 也使得传统的科普作品失去了吸引力 , 单一的文字、图片介绍或者传统媒介上能够获取的科学知识 , 已经不能满足当代读者的需求了。因此 , 要及时改变传统观念 , 用互联网思维来分析受众及其需求 , 才能让科学传播获得更多稳定的受众群体。
综上所述 , 在新媒介传播格局下 , 不仅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距离得以缩短 , 信息交流方式也由“单向诉求”转变为“双向互动”, 受众由被动接收转变为主动生产和传播信息 , 这就要求科学传播主动构建“以受众为中心”的模式 , 根据细分目标受众提供个性化科学作品。
2 媒介创新对科学传播主体的影响
科学传播的参与主体一般包括政府、科学共同体、传统媒介和受众等群体 , 在不同的媒介传播阶段 , 他们的传播角色和地位是不同的。大众传播阶段的信息传播是单向、非互动的 , 科学信息从科学家、专业工作者经由大众媒体向大众扩散 , 受众处于信息链的末端位置。即使是政府部门 , 往往也需要向科技机构或科技工作者进行专业咨询 , 因此也属于受者范畴 ;同时 , 政府也会向社会通报相关科技信息 , 在这个角度上就转变为传播者。由此可见 , 科学传播的主体划分实质上与信息传播链的属性密切相关 , 这也被数字化传播阶段的实践所证实。
进入新媒介传播阶段后 , 科学传播参与主体的原有职能和位置发生了变化 , 由此构成了信息化时代科学传播的新格局。首先 , 由于科学研究的专业性 , 科学共同体仍然处于最重要的科学信息生产、发布位置 , 其地位无可撼动。但是 , 此阶段科学共同体在成分上发生了变化 , 加入了少量热衷于科学传播的普通受众。此外 , 数字化媒介为科学共同体的信息发布提供了更具效率的发布平台 , 如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其次 , 政府作为权威科学信息和科技政策的发布者 , 其地位并未受到明显影响。而且 , 在新的传播环境下 , 政府通过扩展信息渠道加强了自身在科学传播中的影响力 , 除了向科学共同体进行专业咨询 , 还可以接受其他多元主体的信息反馈。再次 , 传统媒介的传者地位有所下降。尽管科学共同体与公众的距离因新媒介的出现大为缩短 , 部分消解了传统媒介的重要性 , 但传统媒介的中介作用不可或缺 , 一方面是其拥有更多的信息渠道和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 , 另一方面 , 传统媒介在科学信息的真实性等方面更具权威性。第四 , 普通受众的角色和地位发生重大变化。受众在新媒介传播阶段所获得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权, 使其赢得了在科学传播领域的参与权和话语权 , 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科学传播的传统议程设置。
除了以上参与主体之外 , 科普作家、科学爱好者和一部分普通受众也构成了一个新的主体 , 他们一般具有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且有意愿、有能力从事科学传播工作。这些科学传播爱好者集结在一起 , 通过科学网站、论坛、博客等新媒介进行即时交流、对话和其他科学传播活动 , 扮演了非政府组织的角色 , 如科学松鼠会。
3 媒介创新对科学传播模式变革的影响
技术创新是推动制度变革最重要的因素 , 在传统“科学普及”理论体系下 , 科学信息向公众传播的路径是单一的、不可逆的 , 传受关系通常表现为自上而下、由专业到非专业。数字化媒介出现后 , 大大降低了受者参与科学传播的技术和经济门槛 , 其交互性使科学传播参与主体的角色界限日益模糊 , 科学信息传播演化为基于信息反馈机制的双向、多项传播 , 并逐渐形成环状传播链 , 传者、受者的身份时常转换。当然 , 在四大主体之间 , 并非任意两者都是平等和自由的 , 在实际的科学传播活动中 , 也有主要传播和次要传播之分。
在科学传播的模型构造上, 学术界进行了深入研究, 分别于1985年、2000年提出了“缺失模型”和“对话模型”。前者研究发现 , 正是因为公众对科学知识和理解能力的匮乏 , 才会造成对科学的误解和批评。因此 , 科学共同体有责任提供这些帮助 , 而中介 (媒体、科普工作者等) 的重要作用是简化和解释科学信息。由此 , 科学信息的流动是单向的。后者则认为 , 科学知识缺乏和公众态度之间并不非单纯的线性递进关系 , 在“公众理解科学”框架下 , 应尊重公众对科学信息的选择权以及针对科学评判的话语权 , 构建科学共同体和公众之间的对话平台即双向互动机制。
在新媒介传播阶段 , 科学信息不再局限于单向流动和传播渠道 , 而且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行为也明显增加。1) 就政府而言 , 一方面要向科学共同体进行科技咨询 , 向媒介征求相关科学信息 , 还要面向受众收集他们针对科技事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另一方面 , 政府作为行政信息中心 , 要定期发布科技政策信息。2) 就科学共同体或科学信息生产者来说 , 在面向传统媒介和普通受众发布科学信息、提供针对性答疑等服务的同时 , 也要接受后者的信息反馈 , 因此他们既是传者也是受者。3) 传统媒介的中介作用在下降 , 但仍可发挥信息权威性强和深度解读的优势 , 尤其在科技政策解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实际上 , 传统媒介正在通过自身的数字化向新媒介转变 , 与政府、科学共同体以及受众之间的互动日渐增强。4) 对普通受众群体来说, 在接受科学信息、增进理解的同时 , 还通过交流、转发、分享等途径 , 完成科学信息的“二次传播”。由此 , 多元主体之间构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 , 其结构如下图所示。
总之 , 在新媒介传播格局下 , 科学传播呈现出新的特征 :一是传播方式多元化 , 包括信息发布、主题访谈、科学传播互动等 ;二是传播途径多样化 , 除了传统媒介外 , 还借助于网站、博客、微信、微博等新媒介 ;三是主体间互动程度增加 , 信息实现了双向、多向流通 , 提升了传播效果 ;四是传播效应提升 , 双向交互传播和网状交叉传播能够产生科学信息传播的“乘数效应”, 这是传统科学普及所不可及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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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展览中建筑再现的媒介与技术 第8篇
建筑再现系统(architecture representation system)发展到今天,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图纸”(drawing)、“模型”(model)、“图像”(image)的范畴.数字媒介的介入使得各种新奇的再现技术层出不穷,不断冲击着我们的感觉神经。在经历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这场视觉盛宴之后,人们惊叹于各种新奇的展览展示技术的同时,也开始思考未来建筑再现媒介的发展之路。随着信息传播日益便捷、各种交流日趋增多,当代建筑师有更多的机会和途径向世人展示自己的作品。在与建筑相关的展览中,尤其是在当代多媒体技术不断创新的背景下.展示媒介和展示技术作为受众和展品之间信息沟通的纽带,其重要程度愈发显著。一个建筑如果运用了恰当的展示形式,往往能够更好地表达展品自身、更加吸引观众,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对传统和当代的再现媒介与技术进行系统性梳理就成了当下必要的工作。
另一方面,再现媒介在对建筑进行自我展示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建筑设计的倾向,比较不同再现媒介之间的特征与异同,有助于使建筑师能够洞察再现工具在设计上对自身的影响,从而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
二、图纸再现的发展和应用
在所有建筑再现的媒介中,图纸是其中最古老、使用频率最高、生命力最顽强的。纵观建筑图纸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历史上建筑图纸分别经历了二维正交投射、透视法、轴测图、图解(diagram)等不同阶段的发展,不同时期对图纸媒介的应用也在转变,直到19世纪完全客观地简化。另一方面,不同的图纸媒介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直到今天也没有哪种方式有被完全抛弃的迹象,建筑师们一直在根据媒介的不同特性.选取适宜的方式来再现建筑。
1. 二维正交投射
人们真正将正交投射应用到建筑再现当中是在11世纪对欧几里德(Euclid.公元前330年～公元前275年)几何以及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公元前572年～公元前497年)“万物是数”哲学思想的重新运用。[1]基于以上两点,中世纪的建筑师们开始以正交投象射的方式使用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来表达建筑,图纸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再现媒介。从此之后,图纸媒介就与建筑师密不可分,绘制图纸成为了建筑师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从存在作用方面看,建筑图纸开始产生两种倾向的分化,一种仍旧用来再现建筑,另一种则成为建筑设计的辅助工具,而绘制这类图纸的过程则被称为建筑制图。作为一种特殊的媒介,建筑图纸存在于建筑师和最终的建筑之间.而这种媒介作用使得图纸自身具有一种强大的“生成力量”。与图纸媒介的前一个作用相比,这种具有生成力量的媒介对建筑学来说更有意义,因为它不自觉地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生活环境。
二维正交投射发展到今天已经完全符号化了,标准的制图规范令图纸的绘制与交流变得准确、高效,虽然其他再现技术也在不断地发展丰富,但直到今天,任何一个建筑的落成都还离不开二维正交图纸的控制。人们在习惯使用正交投射图纸控制建筑的同时,也不自觉地被其限制和束缚着,今天的建筑师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从设计的初期就尽量避免异形的方案出现,控制建筑的轴线也大多为彼此正交的关系,可见正交投射的思想对设计过程潜移默化的影响力。
2. 从透视法到图解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与科学相结合,透视法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成为图纸媒介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分支。在此之前,人们利用图纸来表现建筑的空间感时,所用的方法只有看上去总是有些“失真”的等体积轴测。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巨匠们不断地追求视觉表现上的真理,将透视法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科学性的再现方法,把难以捉摸的复杂空间感受转化到一张清晰可读的图画当中,而且充满了数学上的逻辑和理性。因此,相对于正交投射,透视法在建筑再现方面的作用更加引人关注。
当轴测图应用到再现建筑之后,观察建筑的方式由平面转向了整体,使用轴测图来再现建筑对设计的影响也开始显现。根据绘制轴测图的方式不同,观察者可以同时看到建筑的外部和内部。苏联艺术家埃尔·利西茨基(El Lissitzky,1890～1941)的轴测图对后来的建筑师影响较大,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1932～)和约翰·海杜克(John Hejduk,1929～2000)的轴测线图,不仅用来呈现建筑,同时也被用来思考建筑设计。后来,再现系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完善,产生了更具抽象性的再现方式——图解(diagram)。
“抽象”(abstract)是“图解”(diagram)最基本的属性,是区别于“图形”(graphic)的最基本特征。图解的抽象主要源自对结构、秩序和机制的提取,通过将再现本体的一种或者多种属性“提取”出来,屏蔽其他属性,从而揭示出关注内容的存在状态或者之间的某种关系。图解的这种抽象性是客观的、分析性的,同时也包含一定的主观性和可变性.[2]就目前来看,图解是图纸媒介中的高级形式,高度的抽象性使它不像其他再现方式那样追求对建筑形态的还原,而是更加关注形态背后的逻辑与关联。
3. 手绘草图
手绘草图作为游离于“正式”图纸之外的再现方式,在人们愈来愈注重思想交流的今天,地位和使用频率也在不断地提高。以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建筑展为例,从其创立至今,有95个建筑师或建筑事务所的作品展,其中,明确以草图展为主题形式的展览就有6个,分别是1978年“柯布西耶建筑设计手绘草图展”(Le Corbusier:Architectural Drawings)、1962年“赖特设计手绘作品展”(Frank Llody Wright Drawings)、1974年“密斯手绘作品展”(Drawings by Ludwig Mies Van Der Rohe)、1977年“密斯家具设计和手绘作品展”(Ludwig Mies Van Der Rohe:Furniture and Drawings)、1983年“斯特林建筑设计手绘作品展”(James Stirling:Architectural Drawings)、1993年“馆藏门德尔松建筑手绘作品展”(Eric Mendelsohn:Drawings From The Collection)。另外,在其他的作品展中,也大多能够找到草图的身影。由此可见,草图作为一种特殊的图纸媒介,在再现设计师设计思想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三、实体再现媒介:模型与装置
1.20世纪建筑模型发展概况
1900年～1920年,建筑模型与图纸媒介进行过一次对抗,最终模型作为一种实体再现的媒介,获得了建筑师的普遍认可和使用。[3]作为20世纪早期的建筑运动之一,模型与图纸之间的角逐导致了建筑模型的大规模发展。
20世纪20年代,德国建筑师瓦西里·勒克哈特(Wassili Luckhardt,1889～1972)认为,“如果拿掉建筑师手中的尺子和圆规,将有80%的人无法进行专业工作。”因此他提倡“将铅笔和纸放在一边,用石膏和黏土制作模型，从草模开始做起,用这种直接的、不受任何影响的方式进行建筑创作。”[4]后来,用模型“塑造”建筑便成了一个普遍的方式。与此同时,各项条件的成熟也为模型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土壤。门德尔松(Erich Mendelsohn,1887～1953)在给妻子的信中提到,他一共做了7个不同的工作模型,用来推敲和完善爱因斯坦天文台的最终方案。
另一方面,摄影技术的迅速成熟使得各种精美的照片通过书籍和杂志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这为建筑模型的大范围传播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平台。新的摄影技术使得模型照片看上去更接近一种真实的体验,因而“照片模型”(photo model)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吸引建筑师的兴趣,这个时期的很多模型是专门用于拍照的,奥托·巴特宁(Otto Barlning,1883～1959)的Sternkirche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这个模型制作的最主要目的就是用于拍照,以实体照片的方式再现夜间建筑与光线的关系。
现代主义的早期阶段,模型的另外一个作用开始显现:作为一种清晰明确的实体媒介,可以对建筑的结构进行很好地再现。而这个时期,正是建筑预制构件和模数化设计风生水起的时候。在一次斯图加特威森霍夫展览中,一个用起重机搭建的局部住宅模型非常引人注目,这可能是人们第一次用模型来再现建筑的构造过程。
从30年代开始,无论是在纳粹统治下对城市进行大规模重建的德国,还是美国通用公司构想的未来城市,建筑模型在建筑活动中得到广泛的应用。20世纪50年代,包括密斯(Mies,1886～1969)在内的一些建筑师,开始将模型作为主要的再现和辅助设计的手段,甚至抛弃了传统的透视图。1958年,简·雅各布斯(JaneJacobs,1916～2006)写了一篇文章来阐述建筑模型的这种转变,题目为Miniature Boom。战前的建筑模型大多是建筑师在自己的工作室中,使用纸板、木头、石膏等材料制作的,雅各布斯称之为“辛苦的手工艺”(painstaking handcraft),而在此时,已经有了可以同时为多个客户服务的专业模型制作团队,相关的专业设备也使他们第一次能够制作具有复杂结构的模型,而像塑料、铝这种先前难以操作的材料在设备的帮助下也得到了应用。
60年代,模型开始应用于对“空想建筑”(visionary project)的再现,并取得了理想的效果。70年代,无论建筑物还是建筑模型,人体比例的因素被重新关注。与此同时,建筑模型不仅是一种有效的再现工具,还成为了艺术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商品和展览馆中的展品。这些新的发展趋势丰富了模型的应用范围,提高了模型的应用价值。
从90年代开始,计算机控制下的3D打印技术使得模型制作技术有了新的突破,模型在电脑内部的虚拟空间和外部的物理空间开始具有双重的生命力。模型可以被“打印”出来,而不是靠手工和机械来制作。
2. 装置艺术的兴起与后现代特征
除了模型以外,另一种实体再现媒介——“装置”(installation)艺术开始不断地出现在各种艺术展览中。随着近几十年建筑展览在国际范围内的大量涌现,这一情况有了新的变化,通过装置作品直接在展览中展现对空间的体验与解读,即建筑物的“在场”,开始挑战对于建筑展览的传统定义。而这两种不同策展的理念,在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短暂的历史中不断地出现。
1980年的第一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不仅标志着后现代建筑的全面涌现,同时也可看作是建筑展览的里程碑。而使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正是这次展览中的主要展品——“新大道”(StradaNovissima)。这一汇集了众多建筑师“自画像”式立面的展品在展览空间中营造了一条临时性的城市街道,而其70m长的街景透视与“缆道”充满历史感的空间共同营造了令人惊叹的场所感。在这里,被展示的不再是展览空间之外的世界,展品自身所呈现的空间成为了展览的全部意义所在。[5]
由于装置艺术兴起的时间正好是后现代思维迅速扩张的年代,因而装置艺术也有后现代思维的烙印。后现代思维的一个重要倾向就是熟悉的陌生化、清楚的模糊化、简单的复杂化,以此来打破人们以往简单思维的局限。其实在装置艺术最初兴起的时候就有了这种后现代主义的基因。现成物品通过场所的错位拼贴,使其自身的意义含糊不清,打破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线性逻辑推理的思维模式,而这正是后现代主义所追求的。因此,装置艺术具有反对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倾向。
四、图像媒介与图像化设计思潮
随着科技的进步,建筑再现的媒介在原有的图纸、模型之上,又增添了一个新的媒介——图像。从第一台相机的发明至今,各种新兴的图像媒介充斥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电视、电影、广告、网络、电脑、杂志、电子刊物、智能手机终端等制造并传播的各种新奇影像,不断冲击着我们的视觉。当今世界,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一个由图像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在各种媒介的不断影响下,当今建筑与社会消费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作为文化产品的一个重要形式,建筑同样受到了图像狂热消费的强烈冲击。建筑开始被各种媒体操控,逐渐被图像化和美学化了。由此,当代建筑的图像化设计思潮出现了。
雷姆·库哈斯设计的CCTV总部大楼带给世人的视觉冲击无疑是极其震撼的,当方案第一次公布的时候,人们几乎不敢相信建筑还可以这么设计。无独有偶,在开放的市场带动下,更多具有强劲视觉冲击力的建筑在中国的大地上不断涌现,带动了国内建筑图像化设计思潮的新一轮的爆发。建筑师突破了对于传统建筑设计的认知,将泛化的图像、视觉上的快感添加到建筑设计中,一时间,“建筑表皮”“奇观建筑”等名词不绝于耳,似乎只有在视觉上能够带来刺激体验的建筑才是当下的时尚趋势,有趣的是,这一点不仅在建筑设计过程中表现出了严重的倾向,作为被动接受者的市民大众也在某种程度上做出了回应。“鸟巢”“大裤衩“蒲公英”“梦露大厦”“苏州秋裤”“水立方”“水煮蛋”等一系列对建筑或赞美或调侃的称谓,无一例外都是纯粹从感性的视觉角度进行定义的,甚至连原本以斗拱作为视觉符号原型的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也被大众戏称为“麻将桌”。由此可见,对于视觉化的偏爱已经成为一种全民现象。
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可以说是建筑图像化设计思潮的又一次集中体现。一个又一个造型奇特的主题展馆在黄浦江两岸争奇斗艳,建筑成为了感性视觉的包装对象,无论设计师如何强调设计初期对空间、对材料、对功能的关注,其视觉主导的本质是显而易见的。几乎所有的场馆，都在视觉外观上下足了功夫,拼尽力气愉悦参观者的眼球。[6]
五、数字媒介环境下的前沿再现技术及其应用
随着数字媒介日新月异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再现技术在新媒介的支持下,营造出了千变万化的再现体验,不断改变着我们阅读建筑的方式。这些前沿技术在成熟并得到大规模应用之前,大多首先在各种展览中与大众见面,因而对各式展览的关注有助于我们快速了解再现技术的应用现状和发展趋势。与传统的图纸、模型、图像等再现媒介相比,以数字媒介为依托的各种前沿再现技术成为包罗万象的新型再现媒介,成为当代建筑展览和再现媒介领域的一个新的分支。
1. 虚拟现实技术
今天,数字媒介使我们拥有更为灵活直观的交互界面、可以实时地传递庞大的模型信息,数字技术条件下的思维方式也逐渐挑战传统的图示思维方式。其中,虚拟现实技术作为主要代表,颠覆了传统再现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观察建筑的视角。
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又称灵境技术或人工环境[7],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美国人乔·拉尼尔1(Jaron Lanler,1960～)提出。从其所创造的效果方面来说,虚拟现实技术有4个基本特征:多感知性(multisensory)、浸没感(immersion)、交互性(interactivity)、构想性(imagination),这四个特征是虚拟现实技术区别于其他数字技术的明显标志,也是其得以迅速应用于各行各业的关键所在。今天,虚拟现实技术已经实现了社会的普及化[8],已经成为从业建筑师不可或缺的设计工具。
这种改变造成了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的边界模糊,人们先是通过各种电脑软件建立模型,然后运用软件将其渲染制作成仿真度极高的图像。与传统模型相比,数字模型不但可以制作出比图像更加绚丽的画面,其便于修改的特点也使得数字模型在今天迅速得到了大范围的应用。在数字媒介的帮助下,再现的“本体”可以是远在异国的真实建筑,也可以是对已经消失的建筑进行复原。
2003年10月,“故宫VR《紫禁城·天子的宫殿》”这部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制作的影视作品问世,凡是看过的人无不为其全新的视觉冲击力所震撼。这种动态的虚拟影像把当代建筑再现的技术水平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以数字媒介为基础的虚拟现实技术介入之后,原本静态的图像变成了一幕幕动态的虚拟影像,观察者的沉浸感得到了迅速提升。而另一种“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则可以提供更为强烈的沉浸体验。首先观察者配搭一部专用的头盔显示器,然后根据观察者的位置和头部的动作,确定观察点在电脑模型场景中的位置和视角,再将经过渲染的对应画面传送到显示器上,如此一来,人们可以通过头部的转动和身体的行走来实现对虚拟环境的“实时”感知。这种方式所营造的沉浸效果更加强烈,因为它选择性地屏蔽掉了观察者的一些其他感官,至少视觉上没有任何“画框”以外的无关信息。加上对听觉的模拟和身体的参与——如位置跟踪器、数据手套等输入设备的配合——最终的沉浸效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沉浸式再现系统的另一种应用在今天已经完全商业化了。近几年,“IMAX”、“巨幕电影”等成为商业领域火热的名词,沉浸式数字影院逐渐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2010年上海世博会沙特馆的人气一直高居前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馆中的巨幕影院系统,在20多个投影仪共同协作下展现了一个个立体奇幻的场景。
2. 大屏幕投影系统
虚拟现实技术所制作的大部分成果是以虚拟影像的形式存在的,而这些影像又大多以投影的方式呈现在受众面前,一般来讲,这就要求要有一个宽大规整的平面作为投影的屏幕。而近几年出现的大屏幕投影技术,则打破了这种束缚。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动态版”《清明上河图》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案例,也是大屏幕投影技术第一次大范围地进入公众的视线。一时间,这个高科技的展品成为中国馆甚至整个世博会中最炙手可热的展品之一,究其原因,应该归功于“动态版“《清明上河图》将文化与技术创新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与常规的视频投影不同,水晶石制作团队需要把经过特别制作的“清明上河图”的动态影像投射在一个高6.5 m、长128 m的巨大异形屏幕上,这需要使用综合多种前沿展示技术的大屏幕投影系统才能得以实现。
当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动态版”《清明上河图》呈现在世人面前时,尺度扩大到原作尺寸的30倍,需要12台电影级别的投影仪同时工作;此外,投影墙前面是一条“智慧长河”,也是通过26台投影仪,将一条完整的水纹画面投射到水平的纱布上,形成亦真亦幻的效果。这个系统的最大特点,就是可以将画面无限延伸,不受画框的干扰。另外,由于存在几何校正的技术支持,对于屏幕的适应能力也有很大的突破,理论上可以投射在任何形状的幕上,因此应用范围很广。
现代建筑学经常面临一个超大尺度的城市性问题,表达内容的复杂性并不能简单地通过绘制精度的提高而得以全面准确地再现,因此连续的巨幕影像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措施之一。
3. 全息影像与幻影成像
人类在观察事物时之所以会产生立体感,是由于人的双眼之间存在6 cm的间距,在观察事物的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视差”(parallax),这种“视差”经过大脑的有机合成,最终产生了有空间感的“立体视觉”(stereoscopic vision)效果。根据这个原理,可以将目前的3D显示技术分为两种:一种是创造“视差”产生立体感,如当今的3D电影;另一种是在空间显示真实的3D立体影像。全息影像技术就属于后者,用户不需要佩戴立体眼镜就可以不同角度地观察三维立体图像。
人类对于全息技术的探索由来已久,从20世纪50年代就有了相关的理论,但局限于当时技术一直没有本质上的突破。直到数字全息技术的出现,才使得全息影像的应用成为可能。
2008年美国CNN电视台首次在总统大选的报道中应用了全息投影技术,动用了35部高清摄像机,从各角度同时对主持人进行拍摄,拍摄的图像数据传输到20台电脑中进行合成处理,最终通过高清投影仪实现全息人像的真实再现。
最近几年,三维全息影像技术在展会、论坛等场合应用越来越广,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多个国家馆和企业馆内都可以看到这一技术的实际应用。世博会上长达128 m的清明上河图、湖南馆中的魔比思环扣造型、安徽馆中的全息立体投影技术,都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日本、印度、泰国等多个场馆内,也都有全息影像的应用实例。
让人容易与全息影像混淆的,是幻影成像技术。所谓幻影成像技术,是指运用视频图像在平板玻璃上反射进行演示的技术。从技术角度来讲,其实质是根据光学技术原理,利用玻璃的透射、反射方式.通过与模型、多媒体等技术相结合,将视频画面悬浮在一个实景半空间成像,从而营造出一种亦真亦幻的表演氛围和方法。[9]
相对于全息影像,幻影成像的技术难度就小得多,但是效果却很值得肯定。在当代展览中,当展品试图表达一个跨时空的多人物故事、发生在梦境中的场面再现、历史故事的浓缩和重叠等需要将多个画面叠加在一起的时候,都可以用幻影成像技术进行再现。
4. 数字水幕与空气雾幕
最初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设计的新型媒介载体——数字水幕——如今已经成为一种吸引眼球的媒介装置。数字水幕是由流动的水体构成,在向外界拉起水帘的同时,通过计算机的精确操控,流动的水墙可显示出多种图案和文字信息样式。“数字水墙”不仅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这种新概念的媒介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许多乐趣。目前来说,它的主要用途还是在于商业性的宣传,充当大型宣传显示屏的作用,但是这种创新的思想却有着积极的意义。
另一种利用流体作为媒介的传播媒介是空气雾幕成像,是利用海市蜃楼的成像原理,借助空气中存在的微粒将光影图像呈现。使用一层很薄的雾气墙代替传统的投影屏幕,使观察者能在屏幕影像中随意穿梭,达到真人可进入视频画面的虚幻效果。空气雾幕所创造的效果如同人行画中,画在人中,亦真亦幻,如置身仙境,能够带给观众前所未有的视觉体验。
在数字媒介的辅助下,具有很强人机互动性的互动数码橱窗也颇具特色。该技术可将图像投射到普通玻璃上,参观者隔着玻璃点击图像画面,相连的互动橱窗设备感应到顾客手指的动作,控制图像配合用户的动作进行变换,实现打开界面、转换画面、信息查询、拖动等控制功能,进而实现参观者与展品之间的互动。
小结
随着科技的进步,建筑再现媒介系统正在经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新媒介与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不但为我们带来了更加丰富的知觉体验,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观察.思考建筑的方式。这些新型的技术改变了参观者的被动参观状态,可以自主地选择、调整展品的展示信息和展示状态,提高了参观者与展品之间的互动性,这对于长期处于静态的展览展示形式来说,无疑是值得借鉴和引入的。同时网络媒介对于实体展览的挑战预示着未来实体展馆消亡的可能性。也许,未来建筑本身也成了虚拟的影像,成为一种展览。在这种意义上说,展览甚至可能超越一种再现,而颠覆建筑的本质。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对建筑再现系统中图纸、模型,图像以及新兴媒介进行系统性地梳理,构建出建筑再现媒介的整体发展脉络,帮助当代建筑师全面了解建筑再现媒介与技术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应用特点,及其在当代建筑展览中的运用。
关键词：建筑再现,媒介,图纸,模型,图像,数字媒体环境,当代展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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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朱志超.虚拟现实展示设计的应用研究[D]西安:西安理工大学.2007.
技术与媒介 第9篇
一、“科技风险”与“技术风险”的区别
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 是人们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技术是人们在科学知识的指引下, 改造客观世界的一种手段。科学与技术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科学是发现, 技术是发明;科学是认识世界, 技术是改造世界;科学是提供可能, 技术是使可能成为现实;科学处在自然与技术的交点上, 技术处在科学与社会的交点上。科学技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 人们习惯将其合在一起称为“科技”。于是, 在科学技术领域的风险便顺理成章地称之为“科技风险”。其实,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 那就是产生风险的主体问题。到底是科学产生的风险呢, 还是由科学、实践归纳提炼出的技术产生风险呢?我们不妨举个例子。卡尔·本茨是第一辆汽车的发明人, 他这辆车的动力主要依靠汽油燃烧产生的爆发力。换句话说, 汽油燃烧产生推动力是这项发明的主要科学依据之一。几百年来, 汽车制造技术不断提升, 汽油发动机也多次改良。随着汽车制造也得推进, 汽车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的风险, 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交通事故。每年因交通事故引起的人类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上千万, 人们在渴望速度的同时也受到了来自速度的危害。那么, 在这场人类自制的“悲剧”中是什么制造了风险呢?是汽油燃烧可产生推动力这一科学规律呢, 还是基于此规律在内的大量技术的结晶——汽车呢?显然, 只能是技术而不是科学规律。所以, “科学技术风险” (或简称“科技风险”) 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我们应当称之为“技术风险”。
二、媒介传播活动中的技术风险缺失问题
默奇在一项关于环境污染信息的调查中得出, 普通受众对于风险的感知和定义大多来自大众传播媒介。媒介在传播活动中的思路和策略直接影响到受众对技术风险的认知。任何不当的传播方式都将使得风险深藏或扩大。
(1) 选题方面:先天不足。在媒介传播活动的初始阶段, 选题问题十分重要。在现今的传播活动中, 选题的主要特点是新闻价值大于社会价值。那些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往往会被媒体迅速推到风口浪尖, 成为受众热议的话题, 进而忽视了那些技术风险背后真正的大风险。这样的做法带有明显的选择性, 也迎合了大多数受众“只关注当下”的心理。
(2) 架构方面:“唯恐天下不乱”。信息的成形必须有较为完整的结构, 结构的构建是先于内容的重要步骤。简而言之, 对于一条风险信息而言, 如何安排和布局是影响受众风险感知的重要因素之一。具体来讲, 多解释原因, 少突出矛盾才是王道。
(3) 信源方面:意见领袖当道。维特费尔特曾指出, 一个理想的新闻故事应该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 其中之一便是“用精英信息来告知”。的确, 意见领袖是技术风险不错的“发言人”。然而, 传受双方都忽略了一点, 那就是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众所周知, 风险的产生源于某些不确定性的存在。我们对技术的应用, 只是掌握了它有利于人类的一面, 对于它有可能产生风险的因素我们并不了解。那么, 这些不清楚的因素会不会产生风险呢?我们不知道, 意见领袖可能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其实, 不确定性是必然存在的, 以此类推, 风险也是必然存在的。
(4) 传播内容: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实”。技术风险信息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已被人们普遍认知的信息, 一类是尖端科技的信息。已被普遍认知的技术风险信息自然不必多说, 像克隆、转基因这样的尖端技术风险信息我们又应如何处理呢?在人们日常接收的风险信息中, 往往收到的是极端化的传播内容。具体来说, 要么是一概肯定, 要么是一概否定。当受众从不同渠道接收到这两种意见时, 他应该信哪个呢?恐怕只能更加的不确定。
(5) 内容表现:诉诸恐慌而非诉诸理性。在现在的技术风险信息传播中, 常常出现“致癌”、“致死”等引起受众恐慌的词汇。从信息本身的文字表述或语言描述中, 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极有可能”这样的限定词。然而, 从受众的接收情况可以看出, 这些限定词语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反而是后面的“致死”等词语引起了受众的关注。这是为什么呢?其实, 这与受众参与大众传播活动的目的有关, 这便是“消除不确定性”。“可能”、“极有可能”这样的词是模糊的, 不能使受众真正得到确定信息, 而“致癌”这样的可能性信息最终引起了受众的注意。
三、应对措施
(1) 危害已存而风险未知——重视技术风险传播的均衡化。对技术风险已显露危害的报道并非不科学, 而是过于狭隘和简单地理解了技术风险的实质。技术风险的产生是由于不确定因素的作用。我们如果只关注由于技术风险产生的危害, 就极有可能忽视其他不确定因素可能引起的潜在风险, 这种风险具有隐蔽、潜伏期长的特点, 我们应在关注那些已知危害信息的风险因素时, 对那些未被注意的、未被考证的风险因素加以重视。
(2) 重视社会价值, 主张前瞻性的传播策略。在新闻信息传播过程中, 新闻从业人员通常比较关心某条信息的新闻价值, 这本无可厚非。然而, 在有关技术风险的信息传递中, 社会价值的作用应当被充分地考虑。因为, 一条信息的传递, “吸引关注”是最表层的作用, 最深层的作用还是通过信息传递影响受众的社会实践。
(3) 做一个有科学素养的传播者。媒介传播活动中技术风险的缺失,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传播者个人科学素养不足所产生的。针对这一问题, 传播者应当同科学技术领域的专家、学者加强沟通, 保持一定范围内的信息共享。
信息共享十分必要, 它关系到传播者应对技术风险的理论储备。我们知道, 技术风险本不可避免, 我们对媒介传播活动中技术风险缺失的研究, 主要是为了让技术风险的不确定性尽可能缩小, 以构建一个相对均衡、稳定的传播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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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媒介 第10篇
一、灵韵对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启迪
灵韵 (Aura) 是本雅明《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所提出的重要观念, 虽然在他之前的一些论著中对此已经有所提及, 但是真正详实的解读还是这本书中展开了具体的说明。但是由于本雅明思维的跳跃性, 用词欠缺一种明晰性, 并且注重个人的内在经验, 他对灵韵的描述极具风格, 难以透彻理解, 学者们对此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伊莱恩·鲍德温 (Elaine Baldwin) 等将此理解为作品的独一无二性, “当代复制技术 (照片、电影、录音带、和CD等) 将艺术作品从传统中拎了出来, 并导致了作品的灵韵或独一无二的意味的衰落。”[1]而另一些学者则着重强调灵韵的距离感和无法接近感, 显示其膜拜特质。[2]
灵韵体现了人与艺术的某种特定关系, 这种关系可以看作是一种极具当下情境性的自我融合时的感受, 一种完全纯粹的与世俗无关的精神表征, 而这种心理体验正是传统艺术的根本特质, 也是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作品所凋零的东西。这是传统艺术的关键。复制后的艺术作品使其变得可接近, 从膜拜价值中脱离出来, 摹本的众多性也使得其冲破了当时当地的唯一性, 传统艺术的功能由此得到解放, 机械复制技术带来了大众文化, 打破了精英们对艺术的垄断, 艺术主体和接受对象得到革新, 艺术产生了新的政治功用。但是, 这却有可能会加快艺术粗俗化和商业化的进程, 从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来看, 本雅明的观点有其价值所在, 引发人们深思。本雅明感叹灵韵的流逝, 而我们需要警醒的是这种传统艺术的特质和感知体验绝不可因为机械复制技术时代的到来而消逝, 传统文化的宝贵之处在于对其的尊重与理解, 而不是加工与消费。此外, 当今的社会环境和本雅明所处的时代已经相去甚远, 传统文化完好性的传承在当下来看, 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传媒技术的发展使得落后的生产方式得以快速发生转变, 不可忽视的关键在于落后的生产方式往往孕育了独特且多样的文化, 这种文化有着历史变迁的独特意义, 然而机器大生产和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往往是文化的同质和单一性。我们生活在相似的城市里, 看着村庄的衰落, 听着本质差别不大的流行音乐, 讨论着时尚与八卦, 资本主义文化以其本身媒体话语权的优势, 强势介入。台湾兰屿岛的达悟族文化就正在遭受这样的苦难, 作为台湾的一支原著民族群, 他们部落的文化丰富, 凝结了先辈们惊人的智慧, 自己制造器物、播种小米、造船捕鱼, 在这种“落后”的生存状态下却显现了许多独特的文化:达悟女性抓路蟹时甩发舞的情趣, 飞鱼祭美好的传说等, 他们的神话和祭祀活动中可以体会到对海洋的敬畏和对神灵的崇拜, 这种独一无二性和人们面对此的卑微与感动在技术复制下即刻消失。与本雅明所说的“消遣”不同, 人们对这些文化极有可能是冷漠与麻木的, 游客服务中心各式各样的拼版舟模型和粗劣生产的黄金饰物是技术发展后的大量复制, 可能只得到了匆匆一瞥, 没有人去思考这些小玩意下, 达悟族人所给予它们的重要意义, 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在此刻完全消散。
二、电影与震惊:艺术世俗化的意义
法国小说家乔治·杜亚美形容电影是“被奴役者的消遣, 给那些愚昧无知、身心交瘁、惶惶不可终日的可怜虫们散心用的娱乐”, 本雅明却对电影做出了非常不错的评价, 认为它带来了人们感知领域的全面丰富, 定心凝神和消遣是参与各种艺术或文化活动的方式, 与其他人以“消遣”来批评大众文化不同, 本雅明提醒到消遣并不意味着审美的消极性, “娱乐消遣的大众把艺术作品吸收进来”, 阿多诺则在《美学理论》中强调自身同化于艺术作品才是审美升华的含义所在, 这实质上体现了他们对大众与艺术关系认识的不同, 在本雅明看来, 机械复制技术给艺术带来的最根本的改变莫过于此, 他认为电影融入了现实生活, 人们对它的感知与自己的日常生活体验密切联系。因此, 大众对于电影并非单纯性地审美, 而是会将社会性的批判态度结合在一起。
为了进一步说明机械复制艺术的政治功用, 本雅明还引入了另一概念“震惊”, 而电影作为震惊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 他对此表现热烈, 十分积极。机械复制时代使得现代社会的改变是惊人的, 媒介技术的发展让信息传播超越了时间和空间, 并且流通频繁, 新词和新讯息的不断涌现挑战着人们的文化传统和知识经验, “无论何时, 你只要扫一眼报纸, 你都会发现, 不仅外部世界的图景, 而且精神世界的图景也是一样, 都在一夜之间发生了我们从来以为不可能的变化。”总之, 震惊是一种心理体验, 是指组成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在遭遇外界刺激时的心理体验, 而这些外界刺激正是由机械复制技术所带来。在本雅明看来, 震惊作为一种艺术美学特征表现出了自我救赎的政治潜能, 这种新兴的艺术形式会推动大众主体意识的觉醒, 激发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电影展示了现实生活中的某个片段, 但是却因为一些精巧强烈的技术手法让它展示的又不仅仅只是现实, 人们在获取独特的视觉感知的基础上, 结合自身情况开始思考这个社会被遮蔽的黑暗面, 并且在这种震惊体验中深感焦虑, 渴望改变。
从当今形势来看, 复制艺术作品带来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微弱的, 相反, 资本主义反而借助其经济技术的绝对优势开始了资本主义文化在全球的全面扩张, 这种隐蔽性和潜移默化让自我更难得到解放和救赎。电影在资本的掌控下, 票房成了最核心的因素, 人们对商业价值的关注往往超越了电影本身的艺术价值, 也就是说, 电影作为一项娱乐活动, 带给人们的思考是有限的;另一方面,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则可以借助电影宣扬其制度及价值观念的优越性, 这种软性的文化侵入会让人毫无警觉, 在放松与娱乐中不知不觉成为资本主义文化的接纳者。
三、结语
“灵韵”和“震惊”是本雅明所提出的两个重要概念, 灵韵是传统艺术特有的属性, 震惊则体现了大众文化对艺术价值的重新考量。本雅明对机械复制艺术持正面评价, 而阿多诺则选择了对文化工业的彻底批判, 他们不同的论述实际上丰富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维度。该学派的另一主要代表霍克海默对批判变现出了执着的一面, 他强调“批判首先表现为一种立场, 其次才是一种特定的理论。”批判的意识和态度在当今环境下显得尤其重要, 质疑与反思会让人们再次认识理论与现实图景的冲突, 重新审视这个社会所隐藏的种种矛盾, 这对培养人的自由与解放, 达成社会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和公正是十分宝贵的。一切的技术变革都是一把双刃剑, 在我们陷入技术狂热, 对新技术备至推崇的时候, 社会上的理性思考和批判精神在此刻至关重要, 我们的思维才会因此平衡, 不至偏颇。本雅明对大众文化的认识是多层次的, 他的批判超越了霍氏的思考框架, 许多观念和语言仍旧充满光彩, 值得再次研读。近年来, 新兴科技技术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 资本主义强势存在, 并且充分利用传媒技术使得资本主义文化再次渗透, 民族文化面临的威胁不断加剧。我们不愿目睹许多珍贵的中华文化如同历史的碎片, 随流东西, 无法修复。因此, 中国在经济上崛起的同时也逐渐唤起了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自我守护, 对于这个极具时代性的议题, 本雅明和阿多诺关于大众文化的批评在今天看来, 仍然是极具反思意义, 让我们警醒。
摘要：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先驱之一, 瓦尔特·本雅明对机械复制技术时代艺术的思考是该学派关于大众文化批判的一个重要维度, 他所提出的“灵韵”概念是其对传媒技术和文化批判的起点。本雅明认为机械复制技术带来了艺术生产和人们感知方式的变化, 并由此引发了艺术与大众关系的改变, 与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技术整体性的批判不同, 本雅明看到了大众艺术在震惊体验下的政治潜能, 他关于艺术和媒介技术的独特理解在当代语境下仍是具有反思价值的。
关键词：本雅明,灵韵,复制技术,震惊,文化批判
参考文献
[1]伊莱恩·鲍德温.文化研究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技术与媒介 第11篇
关键词： 媒介素养 小学信息技术课程 培养模式
媒介素养一词起源于英国，后流传到中国，包含计算机能力、知识与理解三个方面；被引进中国后，媒介素质教育在许多学校中已经开始施行。但由于小学生思想相对来说并不成熟，很容易受到其他媒介信息的诱导，基于此，培养小学生的媒介素养是小学信息技术课程中应该注意的要点。
一、信息技术课程与媒介素养教育融合的可行性
1.媒介素养教育需要一定的信息素养基础
信息素养和媒介素养在许多方面有共通之处，因此，学生具备一定的信息素养基础，会很容易将已有的经验与媒介素养教育内容相结合。此外，信息技术课是一门信息技术能力与人文素养相结合的课程，媒介素养教育的加入，不但可以促进学生信息能力和人文素养水平提高，还可以促进信息技术课程目标的实现。
2.信息技术课程教学内容中包含媒介素养成分
在信息技术课程教学内容中，有很多与媒介素养教育相同的成分，这些共同的知识体系有助于媒介素养教育的实施，为信息技术课程与媒介素养教育相融合提供契机。同时，信息技术课程会有较多机会接触其他教学媒体，优化媒介素养培养环境，从而使媒介资源在以计算机网络为主的信息技术课程中更容易获取。
3.促进信息技术课程和媒介素养课程的共同发展
信息技术课程主要是对小学生的信息技术的培养，融入媒介素养的培养可以使其对媒介信息的了解与使用有更好的效果，同时改变课程内容的单一性，使信息技术课程变成知识灵活、生动有趣、情境丰富的课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另外，国外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时间较早，无论是独立开设媒介素养课程还是与其他课程整合，都取得一定效果，而我国媒介素养教育开展较晚，需要学校足够重视，考虑到目前我国教育情况，与信息技术课程结合，不但能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还能避免过多开设课程造成师资紧张的问题。
二、信息技术课程中媒介素养培养模式初探
在媒介素养方面，学者鲁宾将其分成三个方面，即知识模式、能力模式与理解模式，这三个模式是现今人们利用媒介时应有的素质，因此小学生媒介素养培养要基于此三点进行。能力模式上所指的是媒介信息获取的方式、过程、评价、解读与传播能力，是利用媒介获取信息的第一步，是对媒介信息认知的过程；知识模式是指媒介信息对社会产生功能的知识体系；而理解模式则指对媒介信息的制造、传播、生产有一定的甄别能力，对信息受到的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影响有一定的了解，可以对信息有一定的自我判断能力，并且对信息可以自我理解，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
1.多维度浸入式
多维度浸入式可以理解为从媒介素养的三个方面进行整合，构建完整的媒介素养培养模式，制定出适合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教学模式的教学方式。对小学生媒介素养培养目标是帮助其在这三种模式中有一定的提高。《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对媒介素养教育有一定的规范，基于三种模式提出的小学生媒介素质教育在施行中取得不错的成绩。
2.融合式
融合式的模式侧重点不仅在于媒介素养的三个模式，主要注重与信息技术课程的结合。依据此种教学目标需要找出信息技术课程中与媒介素养交汇的地方，在信息技术课程中将媒介素养作为教学的讲点，使小学生在课程中可以提高媒介素养与信息能力。两者之间的融合需要教师做出有效的教学设计，使媒介素养教育可以逐步在信息技术课程中展开。
3.主题协作式
信息化时代，媒介的种类也多种多样，信息技术课程教育中，主要以计算机作为授课的载体，因此进行媒介素质教育时，可以用计算机信息的产生、传播等作为主题进行分析，使学生对媒介信息有一定的了解，对吸收到的信息进行正确的判断。除了课上开展的主题活动外，信息技术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请媒介从业人员，如记者、摄影师等给学生作报告，这样可以将书本知识与社会实际相联系，开阔学生的眼界，扩宽学生的知识面。
4.社区网络式
社区网络式指的是在小学生周围形成完整的媒介素养培养环境，这就需要教师、学生与家长共同配合，其中家长是媒介素质教育中重要的一环，家长首先要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水平，才能对孩子进行媒介素养教育。通过沟通，了解小学生利用媒介时产生的问题，与教师保持联系，共同探讨如何帮助孩子解决这些问题。教师、学生、家长三者之间要互动沟通与协调，通力创造小学生良好的媒介素养教育环境。这样，内外契合呼应，才能成为媒介素养教育效果最优化的重要条件和必要保障。
参考文献：
对技术-媒介的文化反思 第12篇
一 技术-媒介何以产生
这是一个技术概念与技术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生活秩序与现代社会生活自身意义的时代。[1]1但也正如传播学的巨匠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开篇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这样的文化,长期习惯于将一切事物分裂和切割,以此作为控制事物的手段。”[2]33那么,这种分裂和切割的思维究竟指的是什么?它对技术与媒介的影响又是什么呢?
“从思想角度来说,现代的西方,是与任何前资本主义社会不一样的,与西方的中世纪也是不一样的,这种全新的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从思想和精神方面讲,有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一是16世纪的新教运动……,不仅是宗教革命,或思想革命,也是场真正的革命;另外一个时期则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中产阶级科学出现的时代。”[3]39和新教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历史事件之一是西方的印刷术出现了。无数的作品被广泛地流传,越来越多的人可以直接阅读到古代作品。《圣经》迅速地被译成多国文字,马丁·路德(MartinLuther)将其译成德文,成为他一生中伟大的功绩之一。以前知识的传播仅仅由垄断文字阅读与解释的传教士阶层进行的,他们是特权阶层,普通大众只能从他们的口中或是从其他传统中获知有关上帝的真理。印刷品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个人并不需要一个教士来确定圣经的意义,只要你能阅读,你就能决定它是什么意思。从此传统的世界“范式”遭受到质疑。而作为启蒙运动的启蒙人,17世纪欧洲大陆唯理论代表笛卡尔,用二元论举起怀疑主义的理性大旗,将物质与精神分离开来,指出“形而上学”是专门研究超感性对象的学问,如研究上帝、灵魂、意志等,而“物理学”则是关于自然的学说。物质和精神彼此独立互不相干,这样,就用怀疑理性驱逐宗教的权威,促使近代科学获得真正发展。
然而,无论是宗教改革还是启蒙运动,其思想的活水都源于古希腊哲学的遗产——将“理念”、将事物的普遍性从事物之中抽象出来并将其当成对象进行分析与推理,形成对象性分析思维,这就是西方文明的重要特点所在。这种思维方式在两个方向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发展,即以实证为传统的经验论哲学和以思辨为传统的唯理论哲学。经验论哲学对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尤为突出的贡献,它为西方文明创造了巨大的科学成就和丰富的物质财富,由此,也使技术决定论和技术导向型思维成为现代西方乃至全球的一种主要的思维方式。
同时,作为认识论的科学实证的方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常被引入到价值与审美领域,从而导致了工具理性的盛行——即以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思维方式看待人们生活中发生的一切。而将媒介当成工具的思维就是这种工具理性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图腾到祭祀直到今天的礼拜活动,从印刷术到报纸、电报、电话、广播、电视直到互联网络,从货币到各种金融衍生品,媒介的发展与科技的发展同步,工具理性正是通过媒介自身的功能,将原作为组成要素的科学、艺术、道德、宗教……的文化有机体人为地分裂开来。
按照以技术为导向的思维方式,在技术与文化之间的条件关系中,技术的发展是自变量,社会文化的发展是因变量。在这点上,实证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是一致的。技术——经济的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能源利用的发展决定着社会的自由程度。虽然当代德国哲学家彼得·科期洛夫斯基从两方面反驳了这种文化上的技术决定论:一是经济学上的反驳,不仅物质可以通过能源代偿,而且物质与能源也可以通过知识经济的发展来代偿。他认为,近年来德国每1000马克国民生产总值所需的能源耗费正持续下降。作为文化发展指示器的财富的增长和文化发展本身与物质消耗并不相关。二是逻辑的反驳,他认为在文化的技术决定论设想中,技术和文化概念完全属于不同的现实领域,其中技术原因在物质世界中决定着精神世界的文化。但是,技术并不只是物质现象,而且也是精神现象,是属于波普尔意义上的“第三世界”领域。它不是外在于文化的,它本身也正是社会发展中文化作用的要素。[1]2但毫无疑问,技术-媒介的思想已深入人心。
作为文明的产物,今天技术已使媒介无所不在,可作为形式的媒介高于作为内容的媒介,这种趋向越来越明显,以致我们当代人完全生活在技术-媒介的控制之中。
二 技术-媒介所产生的问题
随着媒介的迅速发展,技术-媒介的控制对人类生活产生的影响也日益显现出来。
首先,这种影响体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在改变着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拉近个人与社会的距离。从人类之初,人类就一直试图去认知并改变世界。但由于人自身的局限性,这一方面的进展始终是缓慢的。而两场技术革命,“第一场革命是发明活字印刷术,那是在15世纪中叶,它鼓励人的直线思维,鼓励人们以方便印刷书页视觉形态的方式去安排知觉。第二场革命是电力的新兴应用形态(电报、电话、电视、电脑等等),它使人学会用方便的电子空间(cyberspace)礼仪的方式来重新安排知觉。”[2]使人类“产生了感觉和思想的新的结构”。从此,信息不再受时空限制,不在场的交流成为更为主导的交流。尤其是本世纪电子媒介的出现,空间的距离和屏障以及时间上的差异都已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本地生活和个人生活越来越受“远处事件”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前人们认为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在社会生活中人的自由与否主要是取决于社会,但在私人生活中的自由则更多地取决于个人。但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发现这种自由选择已成为一种错觉。当一个人想“我认为……”时,他的认为早已受到无所不在的媒介传播的影响,自主的选择已成为被决定的东西。这一事实一方面说明了个人与社会的依存一致,比以往任何历史阶段都更加深入了,另一方面也显示了现代人生存的无奈状态。
其次,这种影响体现在社会自身的发展上。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曾提出的人类社会是“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他把这一进程称之为技术决定论。这一进程后来受到了后结构主义者法国哲学家吉耶·德鲁兹(Gilles Deleuze)的挑战。德鲁兹从信息理论和语言学的角度提出社会前进的方式是“符码化——超符码化——解符码化(再符码化)的过程”,他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文明的时代,科学的时代。什么是科学?德鲁兹的答案是,科学使一切解符码化。[3]25符码(Code)在普通信息理论中指的是传递消息的某种原初语言,而德语中解符码化(Entzauberung)词则指神秘或神圣性的消失,也即非神圣化。18世纪启蒙运动就是使宗教和一切神圣的东西解符码化,是以科学对宗教的批评为开端的。科学要发现表面现象以下更深一层、更真实的现实,让世界失去魔力和神圣性。技术的创新极大地推动了生产,财富迅速聚集,经文不再是社会的核心媒介,新的媒介不断产生。于是,理性的旗帜张扬,现象与本质、存在的概念与存在者本身不再是一回事。技术的副作用就这样产生了。旧的宗教被摧毁,新的神圣被创造,这种神圣就是商品。这就是“再符码化”的过程,即用权力与资本的实质对世界的各种现象进行“再符码化”。因而这个时代的媒介本身在获得扩张的同时产生了分裂,即形式与内容的分裂。很明显,摩尔根所谓的“文明社会”,在德鲁兹的分析下,暴露出了工具理性的实质。而从符码化到再符码化的过程,形成了人类的历史,而要摆脱这一切是很困难的。德鲁兹意识到了这种困难,但他给出的答案——精神分裂则更像是对文明社会的一种嘲讽。
第三,这种影响体现在人自身的发展上。追求高品质的生活是人类的梦想,也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但“生活质量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向度。物质向度从贫困到富裕,精神向度从空虚到充实。富裕的物质条件和充实的精神生活的和谐统一构成最优生活质量。”[4]人类不断发展着高科技,高科技不断产生新媒介,媒介不断带来信息,信息不断创造财富。可在财富的不断积累中,社会却日益成为天、地、人、我疏离的社会,“曾有一些时代,其中的人认为,他的世界是处在逝去了的持久不变的中间阶段。人使自己去适应他所遇到的生活而不想改变它。他的活动限于努力改善自己在周围环境中的地位,而环境则被认为实质不可改变。在这些环境里,他有安全的港湾,这港湾就和他一样,是与天、地连在一起的。这世界即是他自己的世界,哪怕这是一个并不重要的世界——因为,对他来说,仅仅在一个超验的王国中才有真实的存在。同这些时代的人相比,今天的人失去了家园,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生存在一个只不过是由历史决定的、变化着的状况之中。”当人们生活在这个“已能按事物的实际情况来看待事物”的社会时,人们却发现“生活的基础在我们脚下动摇”[5],人们也生存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外不在人,内不在己”的荒谬处境中,面对的是无信仰、无信念、无本无根的人生。虽然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社会越来越趋于整一性,但人与时间、自我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以及人的空间意识,越来越趋向于碎片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三 可能解决问题的途径
面对技术-媒介所产生的这些问题,该采取哪些可能的解决方式呢?
首先,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角度,把技术导向的思维还原为统一性的文化之思。文化的拉丁文词根“Cultura”,是培育的意思。文化在本原意义上同耕种、养殖有关,是指向现实的,实践的。德语中“文化”指“Bildung”,指个性的建立和培养。“技术”是把真理作为对原先遮蔽的东西之去蔽,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属精神活动的世界。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是“澄明”(Lichtungen),即让先前被遮蔽的东西在显现中豁然澄明。但“技术”向我们“澄明”的只不过是人和物关系的一部分,而人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和物关系虽然部分“澄明”,但对于人的实践性来说,存在物仍然遮蔽地处在显现出的东西的后面。这是工具理性先天的不足。与“澄明”相反,“通往现实性的文化培育之路由此出发:存在物有它自然而然的形式与状态,并且它趋向成为现实。文化培育要促使那些本身是现实的东西完全展开。”[1]6通往现实的文化培育之路在于理解真理不仅是事物的特征及目的的澄明,真理还是关于人和物是其构成整体相关联的组成部分。在这种关联中,人或物的形式通过其自身意义的目的所实现。而在文化的思维里,媒介也不再是外在于人的工具,它作为人的延伸,不仅仅要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本身也要具备人的个性与色彩,以便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因为“大众媒介所显示的,并不是受众的规模,而是人人同时参与的事实。”[2]429而作为这一事实的结果,“文化,尤其是媒体文化,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角色,影响了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6]
其次,寻求一种新的“范式”,缩小符号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差异。在今天人们的生活中,媒介凭借着它无孔不入的触角,织成了一张严密的信息网络,将人们置于其中。人们长时间地与各种媒介打交道,听到、嗅到、感觉到的都是各种符号信息,这些符号信息通过声音图像等的综合效果在人们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像辐射一样大量重复地灌入到人们的头脑中,使人们更容易接受由它们所呈现出来的社会现实。但是,有一个重要的过程常常被忽视,那就是媒介在试图呈现现实时,总是尽量地套用一套为大多数人所欣赏的范式,以谋求更多的认同感,符号世界与现实世界间的差异由此也越来越大。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指出,科学并不是一种进化和历时性,并不是所谓向着越来越伟大的真理迈进;科学不是历时性的,而是共时的。实际的历史是,在某一历史时刻,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发明了一个完全崭新的“范式”,或者如同阿尔都塞学派所称的“疑难”。这种范式或疑难是共时性的,包含的是一个由疑问、而不是答案组成的系统。因此,在面对技术-媒介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时,人们既需要面对这疑难,同时更需要去寻求一个新的“范式”, 它既要考虑到人自身的行为对行为关联整体的副作用及反作用,同时要顾及事物自身的权利,即承认这样的一种事实:事物不依赖于人们的技术目的与旨趣而表现着一种内在的目的。
最后,培育一种“精神信仰”。 工具理性的各种范式建立在主客体分离的基础上,并不考虑主客体关系的界线及共同范围。无论在电视、报纸还是广播中,尤其是网络世界,在对世界的理解与体验中——若主体仍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则掩盖了在某个不可重复的瞬间发生的多种关联的体验,就像后现代荧屏的性质与功能向人们所揭示的:荧屏能够见证世界大事,而与此同时,荧屏也把我们孤立起来,防止我们接触正在目睹的事件的真相,它能让观众接触暴力与灾难,而自己却安全地待在自家的客厅里。荧屏将越来越多的道德问题摆在观众面前,而观众却永远进退两难。我们历经危险重重的长途跋涉,穿洋过海“发现”他性的次数,如今不如利用遥控器的时候多,生活的体验往往存在于我们的轻击按健之中——在不同电视频道提供的形形色色的异族风情之中。商业社会里,生命从未变得如此之轻,因为商品本身已成为它自己的意识形态(阿多诺T.W.Adorno),所以你不需要进行生死攸关的选择、判断,不需要经历苦难,体验巨大的幸福。而作为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真正的人,只有经历了真正体验,其意义才成为可能,他作为体验者对生命的统一整体的价值才能表达出来。正如当代哲学家彼得·斯科洛夫斯基所说:“精神与文化不能被制造,而只能被‘培育’……一个社会,如果它不承认在社会生活秩序及日常生命意义中精神的生动、自由的创造性,就不可指望在这种社会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人会创造性地接受社会文化,也不能指望他们把文化的价值变成为他们自己的价值。如果在一个共同社会中,没有生动的、共同的、具有社会影响的‘精神信仰’与精神,这个社会的文化就是外在的,没有生命力的文化。”[1]47
摘要：提起媒介,人们往往只是把它当做一种技术的产物,从工具的角度来看待它。但今天,当媒介已经深刻地融入了人们的生活并且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的时候,人们才发现,单纯的技术-媒介会在人们的生活中产生诸多问题。文章主要是从文化上反思了技术-媒介的产生根源,并探索性地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途径。
关键词：技术,媒介,反思
参考文献
[1]彼德.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1.
[2]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3.
[3]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9.
[4]周昌忠.生活圈伦理学[M].上海: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7:13.
[5]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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