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音乐教育

中国社会音乐教育（精选12篇）

中国社会音乐教育 第1篇

一、清末蒙养院制度的建立

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之下被迫改革, 宣布新政。并于1904年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 俗称“葵卯学制”。学制中为学前教育专门制定了《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部学前教育法规, 法规中明确规定“蒙养教育通乎圣功, 实为国民教育之第一基址”, 并规定学前教育机构命名为蒙养院。

《奏定蒙养院章程》中规定:蒙养院专为保育教导3岁以上至7岁之儿童, 每日不得超过4点钟;凡各省府厅州县以及极大市镇, 现在均有育婴堂及敬节堂, 兹即于育婴敬节二堂内设蒙养院;蒙养院的老师称“保姆”, 保姆由育婴堂的乳妇、警节堂的节妇训练而成;蒙养家教合一之方针, 在于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 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学。

清末的蒙养院附设于育婴堂、敬节堂, 而育婴堂和敬节堂属于社会福利机构, 这意味着蒙养院隶属于社会福利机构, 而没有归于学校教育系统。但无论如何各地蒙养院的建立, 标志着学前教育完全由家庭负责的历史终结, 中国的学前教育终于向社会化迈出了第一步。

二、民国初年蒙养园制度的建立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成立, 蔡元培任第一届教育总长。在他的领导下对封建教育进行了全面改革。在改革的基础上, 1912年7月教育部召开了临时教育会议, 制定出了《学制系统案》。同年9月, 教育部又颁布了《学校系统令》。《学制系统案》和《学校系统令》合称“壬子学制”。自“壬子学制”公布后, 教育部又陆续颁布了《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大学校令》、《师范学校规程》、《大学规程》等, 由此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学制系统, 合称“壬子葵丑学制”。

“壬子葵丑学制”中规定:将蒙养院改为蒙养园, 招收未满6岁的儿童。1913年教育部有颁布《师范学校规程》, 其中规定“女子师范学院于附属小学校外应设蒙养园, 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于附属小学校外应附设女子中学校, 并设蒙养园。由此蒙养园附设于其他教育机构, 从而脱离了福利机构, 归入了学制系统, 彰显了学前教育的地位。

“壬子葵丑学制”的颁布, 促进了学前教育规模的扩大, 使得中国的学前教育向社会化更进一步。同时, 加强了幼稚师范的建设。1912年的《师范学校规程》中规定的课程包括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教育理论科学等知识。幼稚师范教育中重视幼儿教师专业理论的培养, 促进了幼儿教师专业素质的提高。

三、北洋政府时期幼稚园制度的建立

1932年教育部正式颁布《幼稚园课程标准》。《幼稚园课程标准》有关内容如下:幼稚园教育的总目标——将尊重儿童自身的快乐、竭力追求儿童身心健康和幸福及为人生发展奠基作为重要内容根本, 并以“增进幼稚儿童身心健康、力谋幼稚儿童应有之幸福与快乐、培养人生基本的优良习惯、协助家庭教养儿童并谋家庭教育的改进”四个方面为最终目的;幼稚园的课程包括音乐、故事和儿歌、游戏、社会和常识、工作、静息、餐点七项, 每门课程都详细规定了授课目标、内容大要和所要达到的最低限度;罗列了17条教育方法。

《幼稚园课程标准》是中国第一部有关幼稚园课程的法规, 是我国学前教育者在自己的教育实践中总结经验建立的符合我国国情和我国儿童身心特点的课程理论体系。由此, 结束了中国自清末以来幼儿课程外国化、宗教化、非科学化的混乱局面。这些法规有力推进了中国学前教育社会化的进程。

四、新中国幼儿园制度的建立

新中国成立后, 于1949年, 召开了第一次去昂教育工作会议, 确定了全国教育工作的总方针, 明确了改革旧教育的方针、步骤和发展新教育的方向。1951年10月, 中央人们政府政务部发布了《关于学制改革的决定》。这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一个学制, 它规定了当时我国的教育体系和教育结构。

《关于学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规定:幼儿园应在有条件的城市中首先设立, 然后逐步推广。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发试行的《幼儿园暂行规程》中规定:幼儿园的任务是根据新民族主义教育方针教育幼儿, 使他们的身心在入小学前获得健全的发育;同时减轻母亲对幼儿的负担, 以便母亲有时间参加政治生活、生产劳动、文化教育活动等。

为了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发展幼儿教育事业, 1952年2月内务部、教育部、卫生部发出《关于托儿所、幼儿园几个问题的联合通知》, 《通知》中指出:随着国家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日益发展, 今后将有更多的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工作。为了帮助母亲们照顾和教育自己孩子的问题, 托儿所和幼儿园必须有相应的增加……在城市中由厂矿、企业、机关、团体、群众举办。在农村提倡生产合作社举办 (主要是季节性的托儿所和幼儿园) 。教育行政部门在可能条件下, 应有计划地办一些幼儿园。卫生、教育部门应办好几个托儿所和幼儿园, 使它们起示范作用。

新中国建国初期, 经济比较落后, 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单靠国家投资是不可能的, 因此确定了公办和民办并举的发展方针, 依靠群众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 采取多种形式兴办幼儿园, 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中国社会音乐教育 第2篇

简

报

豫龙镇初级中学 2017年10月13日

豫龙镇初级中学利用升旗仪式，组织全体教职工及学生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主题学习教育活动，深入学习宣传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会上，校长贺宝德做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伟大中国梦”的主题报告。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线，严校长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理论创新成果，它围绕探索和回答三大基本问题展开，深化和丰富了对三大规律的认识，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中国梦”是目标与手段的有机统一，实现“中国梦”的根本途径就是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梦”深刻道出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深情描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求索、不懈奋斗的历史，广大教职工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把自己的梦想融入到“中国梦”的实现过程中。

中国社会音乐教育 第3篇

关键词：社会结构 三分法 音乐观

中图分类号：J6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6）15-0042-02

在民族音乐学的调查和研究中，“人”，或言音乐主体的缺席会令一切工作难以展开，而田野调查的过程更是对“人”生活的记录和解读。人类学者会从人的多样化生活中寻找规律来解释特定的文化现象；民族音乐学学者则力图凸显音乐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意义。所以，人类的日常生活与行为便成为重要的信息源，成为学者探索挖掘的富矿带。独立的个体会因相仿的生活水平及方式而相互吸引，他们聚集起来成为群体以谋取更广泛的资源，以便使他们的集体生活稳定、昌盛。从狭域的部落、村庄、市镇，再到广域的民族、阶级、国家，个体皆由此相聚。然而在这些各异的群体组成方式之中，唯阶级的界定最为模糊也很容易受到社会变迁的影响。所以对那些已经逝去的阶级群体，留下有关他们生活的信息极其残缺、微量。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或多或少的保存在当代人类的社会生活之中，隐藏在文化、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小心翼翼的在如今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传承。

不同民族、区域、群体之间的文化各有异同，而人们所持有的音乐观也反映为其差异性的一面。但是阶级，作为一种超越人种及地理限域的群体类别，其音乐观也可以体现为不同阶级性的异质参照。所以，结构化的社会中，相应的阶级会产生与之相应的音乐观。同时，不同阶级的音乐观既会彼此相关又能自成一派，从各个层级反映出中国传统音乐的多样性。

一、社会结构的三分法：一种普适的分层机制

从古至今，无论哪一个国家，在各阶级群体中最显而易见者便是贫富差异，或者两极分化。顶层社会群体和底层社会群体之间的对抗一直都是任何社会最为尖锐、显著的矛盾。在古代中国，这一矛盾清晰的体现在封建帝制之下普通农民与王侯将相之间的对立；在近代中国，这一矛盾又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常年持续的卫国战争而变得极其复杂甚至一度边界模糊。直到社会稳定之后，新的经济体制和开放政策建立以来，中国社会阶层中的高低对立才又逐渐明晰起来。但是在这普遍存在的两极对立中，唯有中间层不断地顺应着时代的改变。在社会底层与顶层的对峙一幕一幕上演时，他们悄然的在其中保持着两端的平衡，适应着各式各样的变化。

社会中间层的诞生并非滞后于社会顶层与底层，只是其数量和意义在工业革命兴起以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才逐渐增多、强调。于是，人类社会层级划分的机制被总结为上、中、下的三分法。至此，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社会学者都惊奇的发现，这一机制似乎普遍适用于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围绕这一基本机制再根据不同社会、国家的具体情况对其进行进一步细致的划分。在上、中、下这三层内部按照上下排列顺序再分层。所以，诞生并应用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分层机制同样适用于中国社会。总而言之，阶级分化的机制框架是将社会自上而下一分为三，三者内部再进一步划分，他们彼此有序排列，互不僭越。千百年来，无论是大到整体性的国家还是小到区域性的村落、岛屿，这一机制都能成为其社会分层的标准。

于社会分层而言，一个很重要的特性便是各阶级之间的流动性很弱，封閉性较强。任何个体或者集体，要从一个阶级转移至另一个阶级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或经历剧烈的社会变革，而这一点尤为明显的体现在中产阶级之上。与上层和下层阶级不同，他们是社会结构中的两端，就好像沙漏的两头一样，沙子的运动范围唯有两头之间，是不能流向其外的。于是，上层阶级的流向是单向朝下的运动，下层阶级的流向是单向朝上的运动。唯有中产阶级，仿佛沙漏的中段，拥有向上或者向下两种运动轨迹。所以中产阶级既要保证自己不落入下一个层级，又有着爬向更高阶层的理想。为此他们辗转反侧，对下层社会的人民既关怀又警惕，对上层社会的人民既仰慕又不屑，于是在他们的生活中能找到社会结构中各个层级的缩影。

二、三个阶级，三种音乐观

在民国以前，中国上千年的封建社会在结构上是符合三分法这一机制的。这是一种本土化的阶级分层，而音乐在本质上正是与这种本土化的社会结构密切相关。对于中国古代的三分化阶级而言，他们各自的生活方式催生出了具有阶级特性的音乐观，同时也影响着他们对待各自生活中音乐的看法和态度。

中国本土的上层社会即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他们持有的是一套高度集约化的音乐观，是其意识形态在音乐上的体现。如西周的礼乐制度，便是一种量化的意识形态具现。他们在用乐上没有质化的区分，同样是欣赏乐与舞，区别仅在于其乐器以及乐人多寡之上。西周的统治阶级通过严格的礼乐制度来裁定不同的等级，并且将最丰盛的音乐集中体现在最高统治力量手中，凭此彰显其统治地位。定于清顺治年间的文庙丁祭制度不仅在用量上达到了庞大的规模，其程式也被证实更为复杂多样。清《光化县志》中记载了老河口地区光绪年间《文庙丁祭》的整个过程。其《乐器》篇中记载用到的乐器涵盖了“八音”中的每一类且多件；《乐章》篇里更是详细记载了仪式过程中所用的不同乐章和宫调；《文庙丁祭》更详细记述了“迎神”“初献”“终献”“徹馔”这四个仪式阶段的具体内容。“祭孔”作为宫廷礼乐的延续，在中国历代都会由上层阶级组织举办。其外延是祭祀先贤孔圣，并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而其内涵则是通过一系列铺张、奢华的程序来彰显上层的优越，将他们的意识形态通过乐舞表演出来。上层阶级由于集政治权力与经济实力于一身，他们会运用大量的乐工、乐人、乐器以及复杂的程式、漫长的过程来完成一套音乐活动。所以在中国本土上层阶级的眼里，反映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声音即他们眼中的音乐。他们视音乐为统治和享乐的工具，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决定了其音乐观也是高度集约化的。他们不会纯粹体验音乐的美感，更多的则是功能上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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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中国本土的下层阶级而言，他们的生活与各自所处的环境及生产方式息息相关。不像上层阶级将自己紧锁在深宫之中，他们则可以接触到天地万物，亲身体验百态生灵，由此也形成了一种泛化的音乐观。在下层人民的生活里，音乐可能是他们举重劝力的呼号，农闲时刻的消遣；亦或是红白喜事中的锣鼓，节日庆典时的管鸣。如上个世纪市镇中的乞丐们手持竹板打唱的说唱音乐“莲花落”。在乞丐眼中，“莲花落”无非只是一门吃饭的手艺，就像是铁匠不会将打铁视为艺术一样，乞丐们也不认为他们和着板眼即兴编唱的能称之为音乐。曲艺“莲花落”是通过乞丐的手和喉直接生产的劳动产品，是关乎其能否吃上饱饭的手艺活儿，所以在他们的观念中，“莲花落”是“莲花落”，音乐是“莲花落”之外的东西；同样，曾响彻汉江水岸的汉江船工号子在船工眼中也只是他们与激流搏斗，齐头并进的工作指令。他们卖力的唱着号子是为了安全的渡过一个又一个险滩，一声声呼号是为了缓解肢体上的疲劳。他们在平日的生活中不会演唱“号子”，他们所认定的音乐一定不是“号子”，一定是与之不一样的东西。中国本土的下层阶级持有的是一种泛化的音乐观，他们观念中的音乐是脱离了劳作、生产、信仰等生产劳动范围之外的。

中国的本土中产阶级没有办法通过过渡铺张的方式来展示其代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也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直接参与生产劳作。他们需要社会稳定来保证他们占有充裕的可支配时间，这样他们就能够充分享受各自的休闲空间并且自由选择喜好。他们将音乐与其他休闲玩乐一样视为一种娱乐，一种满足他们精神需求的玩物。这一点正好契合了音乐作为艺术的本质，也使这一群体持有了美学化的音乐观。

中国本土中产阶级的构成以缙绅、学士、文人为主，他们接受的教育以及他们与统治阶级的联系使他们十分注重儒礼的重要性。于是音乐在他们的生活中也会出现在人生礼仪的场所，伴随着他们重要的生命阶段以及祭祀活动。如云南的“洞经音乐”就是文人学士在祭祀先贤时的用乐，其规模和场面虽不及宫廷燕乐、礼乐，但却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中哲理面在地方区域的缩影；与此同时，音乐也会与他们相伴在节庆时节的大街小巷。如湖北的“国乐锣鼓”就是中产阶级与民同乐的一种方式，他们需要亲身接触下层阶级的人民，了解、熟悉这一群体的生活以胜任他们对地方的治理。尽管中产阶级会选择百态的音乐形式，但他们在观念上却离不开美学的认知。符合他们美学化音乐观的应是能给予他们美感体验的音乐，无论是祭祀场合或是游街出会，只要能让他们乐在其中，能够在有组织的乐音里获得极致的精神满足者方能成为他们所认同的音乐。如流行在湖北省老河口地区的弦索乐合奏“老河口丝弦”就是一种美学化音乐观的体现。在老河口丝弦艺人的观念中，他们纯粹是觉得这种音乐好听才去学习演奏的。上个世纪的艺人王直夫更是喜欢到废寝忘食的地步，他大部分的闲暇时间几乎都在和一群爱好者把玩丝弦。不单如此，这一批艺人还致力于搜集整理丝弦的曲目，通过与不同地区的艺人交流切磋，把他们认为好听的曲目学习吸收到丝弦的音乐中。所以，中國的本土中产阶级展示出一种美学化的音乐观，能够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填饱他们对声音上“美”的饥渴，融入他们的娱乐生活者便为之音乐。

中国传统音乐发祥于中国的传统社会，是适应了中国本土文化环境并保持着一定延续力的音乐。既发之于传统社会，它便自然的与这一社会形构相关，体现为不同阶级的声音表达。考察三分社会下各阶级的音乐观，可以同时兼顾其阶级文化、阶级生活及其群体特征。将音乐的范畴从文化现象拓宽为生活常态，牢牢的把握住“人”这一主体，从阶级性的角度出发审视人类音乐观差异的来龙去脉。

参考文献：

[1]杨民康.音乐形态学分析、音乐学分析与民族音乐学分析——传统音乐研究的不同方法论视角及其文化语境的比较[J].音乐艺术，2014，（01）.

[2]唐小凤.中国民间音乐阶层分析对音乐形态划分的影响[J].黄钟，2006，（04）.

略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 第4篇

一、关于中西方文化教育的发展史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 有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 这是我们建设新文化教育的传统文化教育基础。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史是世界所独有, 我们的文化教育得以绵延不断, 始终保持其生机与活力。这五千年间的文明通过口耳相传和典籍记载得以保存至今, 这是我们整个民族的宝贵财富。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富于革命斗争精神的民族, 在古代文化方面, 无论是天文、历法、数学, 还是航海、地理等都走在世界的前面。古代中国是以农业立国, 在农业方面创造了丰富的先进经验。在中国明末清初之际, 工商业有了新的发展, 但很快为封建统治所扼杀。到近代由于列强的入侵, 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为了救亡图存, 一部分有识之士, 放眼世界, 开始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 直至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于是乃有“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以及“五四运动”等伟大的政治运动。在教育上就是“废科举、兴学校”。但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之后, 在封建统治复辟和军阀战乱之中, 改革与反改革、革新与保守进行着复杂和残酷的斗争。孔子和儒教也在其间进行尊与贬的思想斗争。如何看待孔子的贡献和儒家的影响就成为论争的核心问题。儒家在历史上曾经经历过多次的起伏:从秦始皇开始进行焚书坑儒, 是对儒家的第一次打击;汉武皇接受董仲舒的建议,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是儒家第一次大复兴, 以后一直作为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延续了两千多年。其中虽有汉代的神学化, 魏晋南北朝的玄学化, 宋明的理学化, 明末清初的实学化等不同的变革, 但孔子的中心地位、儒家的一统思想一直延续着。近代在军阀战乱、帝制复辟的过程中, “尊孔读经”又成为他们妄图在思想统治方面的一个“挡箭牌”。于是在“五四运动”中乃有“打倒孔家店”和“全盘西化”的种种主张, 也是在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西方也有古代的希腊和罗马文明, 特别是14-16世纪文艺复兴之后, 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 在文化上和工业上有新的发展, 在现代文明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在教育上, 欧洲发生了新教育运动, 美国也发生了进步教育运动。此后, 西方涌现许多蕴含有丰富现代教育理念的思想流派, 例如进步主义教育、改造主义教育、要素主义教育、永恒主义教育、存在主义教育、分析教育哲学、行为主义教育、结构主义教育、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以及当今的后现代主义教育等等。每一思想流派中的教育思想都可以引发我们对教育的新的思考, 也都有其可供借鉴之处。

在今天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 对中国优秀的古代文化教育不能丢弃;对西方现代化的先进文化教育也不能不学。下面分别讲讲这两个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教育学教材编写中曾经提出过“一手向古, 一手向外”的口号, 今天时代已经不同了, 对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 结合我国当前的教育实际来执行这两个面向, 我们提出一些粗浅的意见, 为今天进行教育改革作参考。

二、关于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优秀文化和教育遗产问题

在学习和继承中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中, 应当是以儒学为主兼顾他家。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 百家争鸣, 儒家仅属其中一大家, 除了学习儒家在进德、修业、为政以德等方面的贡献外, 道家的“无为而治”、“归真返朴”, 墨家的兼爱、非攻、节用、节葬, 法家的以法为教, 法、术、势结合, 名家的逻辑思辨, 合同异, 离坚白, 兵家的“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不战而屈人之兵”等等, 都有其可学之处, 都是思想中的闪光点。

儒家在教育上的贡献更是无与伦比的。一部四书提供了无数的教育经验, 只以《论语》来说, 就包括了文道结合、知行统一、学思结合、温故知新、因材施教、启发教学、尊师爱生、教学相长、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以及学无常师和教无定法等等, 不可胜数。一部《学记》是儒家教育经验的总结, 应当视为世界上最早的一部体系完整的教育学著作。

在继承历史文化遗产时, 应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科学历史观为指导, 做到去粗取精, 古为今用。凡属历史遗产都是一定的历史阶段的产物, 其中有的超越历史局限, 具有普适性的内含, 如政治上的“民为邦本”, 教育上如以上所提到的教学与教育经验, 都是千古不变的具有普适性的教育经验。但在历史遗产中, 更多的不能不带有历史的甚至阶级的局限性, 有的在当时是对的, 但要应用于今天, 需要进行某些去粗取精的工作, 这是我们今人的职责, 是不能过求于前人的。

为此, 在继承和发扬历史遗产时, 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 要防止以下诸问题:第一, 复古主义。复古主义是对传统文化的全盘肯定, 这中间也存有不同的思想基础, 一种是在思想上从学古而走向泥古, 想以儒学为主来解决当下所有的社会问题, 如同旧时尊儒者的所为;另一种是为了政治目的而大肆倡导“尊孔读经”, 如近代的反动政治家和军阀的所为, 对于这些人来说, 他们并不了解孔子, 更不懂得儒学, 他们是以“尊孔读经”来实现其反动统治。在有了马克思主义以后, 这两种倾向都不应存在。第二, 虚无主义。是同前面绝对相反的另一种思想主张, 如同“五四运动”时期的西方文化中心论, 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对民族性格中的劣根性大肆宣扬, 认为中国一切都不如西方, 中国要复兴必须来一次彻底的洗心革面, 全盘西化。它对于中国近代农民革命运动, 从义和团到太平天国是全部否定, 甚至对辛亥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持有否定的态度。这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思想的表现, 是不符合近代中国的发展实际的。第三, 主观主义。根据个人的见解甚至臆测来诠释和传播国学, 是旧的“我注六经, 六经注我”的重演, 当前有的宣讲就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如对孔子所说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争辩就是一种脱离历史实际和具体条件的无谓争辩。历史上任何伟人, 他们都是人, 而不是神, 不能要求他们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行动都要绝对的正确。有许多问题, 都应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下去看待, 不能用今天的尺度去量, 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第四, 形式主义。学古代文化需要着古装, 对初学者要用朱笔点红开蒙, 青年举行成人礼要到孔子的像前去叩头, 如此等等, 也在兴起。当前的“家风”宣讲, 是一件发扬优良传统的好事, 但也要看到, 旧时的家风, 有的不能不带有旧社会的痕迹, 有的只是表现在口头上, 并没有真的落实到行动中去, 需要根据现实的需要, 进行认真的检点。总之, 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结合当前的实际去认真地研讨和实行, 这样才能做到“古为今用”。

三、关于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先进文化和教育的问题

中国自古就有对外文化交流的传统, 如“丝绸之路”的创建、郑和下西洋等创举, 都是很好的实例。唐代, 玄奘去印度取经, 周边各国来我国求学, 都说明了“开放”是中国固有的传统。

自鸦片战争开始, 由于列强的入侵, 中国的大门被打开, 为了救亡图存, “废科举、兴学校”, 选派学生出国学习, 外国人到中国来传教和办学, 教育开始面向世界, 走向现代化。在学习西方近代的教育经验时, 在普教中, 首先是学习德国赫尔巴特为代表的教育经验, 他的《普通教育学》被西方誉为是“教育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创始。他以统觉心理学为基础的“四段教学法”, 将教学过程分为明了、联想、系统、方法四个阶段;他的学生赖因据此提出教学的五个步骤, 即预备、提示、联想、总结、应用的五段教学法;苏联“教育学”有关课堂教学的组织形式, 也是由此而来的, 只不过增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解释而已。这一套被杜威视为“传统教育”的原则和方法, 全国解放前后在中国广为流行, 直至今日。实际上在西方的教学组织形式上, 至今也并未消失它的影响和痕迹。这就是所谓的“传统教育”。它的主要特点是以学习传统文化为主, 即以学习书本知识为主, 以教师传授为主, 以课堂教学为组织形式。

杜威和“进步主义”教育学派, 批判这种教学为“传统教育”, 提出“现代教育”的教学形式, 即以儿童为中心, 以发扬儿童的经验和兴趣为主, 以活动教学为组织形式。这种教学的思想和组织在我国也曾试行过, 如“设计教学”、“道尔顿制”等就是这种教育思想的产物, 在我国并未广泛传播开, 并在实验不久即告停止。但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 却在中国教育界长期占有统治地位。正如孟宪承先生所讲的:“对于赫尔巴特和杜威, 褒也好, 贬也好, 他们是各占教坛五十年。”①在全国解放前, 在中小学教育实践中影响较大的是赫尔巴特的一套, 但在教育思想上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占有主导地位。在今天, 有关课程与教学的争论中, 还可以看到这两种教育影响的影子。

在西方教育思想中, 还有形式训练说与实质训练说, 个人本位论与社会本位论不同思想的争辩, 下面我们也分别做些评介。形式训练说是以官能心理学为依据, 是18世纪的一种教育思想, 认为人们的心灵具有各种不同的官能, 可以用一种适度的教材进行训练, 只要用拉丁文的学习训练记忆力, 用数学的学习训练思考力, 然后扩而广之用它来学习其他各种学科。与此相对应的是实质训练说, 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需要, 强调教学应追求实质的目的, 使学生学习有“实际用处”的知识, 通过学习知识达到能力的训练。把这两种思想合在一起, 也就是今天学习知识与发展智力的关系问题。在我们看来, 没有知识就不会有认识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发展, 但有了知识, 而是呆读死记, 思维能力也不会得到发展, 所以学习知识和发展智力是相关的, 而又不是同步的。这样就要在教育中做到妥善处理, 克服形式训练与实质训练的形而上学思想, 作辩证的相互为用的科学处理, 实践孔子所说的“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

关于个人本位论与社会本位论之争, 这又是西方教育史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个人本位论在西方有着历史渊源, 从古希腊智者派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 主张教育不在于谋求社会的发展, 而在于追求个人的价值和个性的发展, 到18世纪个人本位教育盛行于西欧, 卢梭从其反封建的启蒙思想出发, 在教育上提出“回归自然”, 设计了一个远离社会恶习的影响, 使个体自由发展的“爱弥儿”, 其启蒙思想是可佳的, 但在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嗣后, 瑞士教育家爱伦·凯也极力倡导个人本位的教育理论, 认为儿童是自主的个体, 是真善美的原型, 教育就是要使儿童自由发展。意大利幼儿教育家蒙台梭利也主张通过各种活动让儿童自由发展。杜威更提出“儿童中心主义”, 成为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核心问题, 在世界上有着广泛的影响。今日在教育上自然主义的发展, 也是一种新的教育思想倾向, 值得重视。在教育上要重视儿童的发展, 发扬学生的主体性, 毫无疑问是必要的, 但对人的本质和自然属性, 应当有科学而全面的认识。与个体本位论相反的, 是社会本位论, 这种思想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是比较突出的。《学记》开宗明义即提出:“建国君民, 教学 (即教育) 为先”, “欲化民成俗, 其必由学 (教育) ”, 教育与社会和政治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在西方, 在以个人本位论为主的情况下, 也有社会本位论的主张, 主张教育应根据社会的要求来确立其目的和任务。19世纪, 西方的社会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孔德、涂尔干等, 德国的康德、赫尔巴特、那托尔普等人, 他们也比较倾向于教育的社会性。当然他们对于社会的理解, 也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地步。

四、要创造性地进行学习

无论是学习我国的优秀教育遗产, 还是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经验, 要使其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服务, 都不能拿来就用, 要有分析地进行创造性学习。

对于学习历史遗产, 要分清是普适性的问题还是具有历史以至阶级局限的问题;即使在普适性的问题中, 有的也需要以今天的科学发展水平来进行诠释, 如“因材施教”是一个普遍的教育原则和方法, 但对于古人来说, 对“材”的解释, 只能看到表面, 无法深入到内涵, 无力科学地对人的自然本质、遗传素质进行阐释, 这是历史使然, 不能苛求于前人。对于有历史和阶级局限性的问题, 也不能全部否定, 如中国的王道与霸道教育思想, 其中也包含某些为民的思想, 也应做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摄取。

对于引进西方教育经验, 经常会遇到形而上学的观点, 如形式教育与实质教育之争, 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之争, 是非此即彼, 各持一端。我们应当在二者结合或相互为用中走出一条新路来。

社会在前进, 教育上必然会有新的问题产生, 如二战后提出的科学与人文的关系问题, 由于科技的发展出现了新的问题, 人文的问题重新提上日程, 中国古代文化的人文主义思想被广泛的重视, 孔子学院在全世界建立起来, 即是具体的体现。如何正确看待科学与人文的关系, 也就成为现代教育中的重大课题。再如在教育中提出了“学会生存”问题后, “学会合作”又被提上日程。总之, 社会在前进, 教育上也会不断有新的问题产生, 需要我们去学习和实践。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 是我们建设新教育的重要指针, 我们要认真学习, 处理好古今中外的关系, 办好中国的现代化教育, 为全民造福, 为世界做贡献。

注释

中国社会音乐教育 第5篇

慰问敬老院老人、整治街道及校园周边环境方案

一、活动时间：6月10日上午

二、参加对象：部分教师、三至八年级学生

三、具体安排：

（一）、7：30分在学校大操场举行启动仪式

1、郭刚作动员讲话

2、郑惠玉、胡邻作“中国梦”主题演讲

（二）、8：00到敬老院慰问老人及打扫卫生

1、敬老院负责人潘学胜同志讲话

2、郭玉文讲话

3、教师、学生分发慰问品

（三）、清扫街道及校园周边环境

1、师生返校途中捡失路旁垃圾、清洁临街房屋墙面

2、八年级学生负责学校临公路一侧的垃圾清扫

3、七年级学生负责教师住宿楼后边及综合楼后边的垃圾清扫

四、注意事项：

（一）、师生自带劳动工具：锄头、扫帚、垃圾篓、抹布、水盆等

（二）、安全事项（安全预案）

1、行走安全：路队按七年级——小学——八年级的顺序分两纵路行走，七年级负责人：刘成宪、李小琼、杨雪、杨凯、李小凤：小学：郭玉文、黄小玲、袁嘉、罗兰；八年级：郭刚、黄洋、姚洲、罗淋。

2、郭刚负责敬老院打扫时的安全；郭玉文、刘成宪、李小琼、黄小琳负责街道打扫时的安全；周建伯、杨鹏、唐黄杰负责八年级打扫时的安全；刘明君、韦敏慧、陆洋负责七年级打扫卫生时的安全。

△△△学校

中国社会音乐教育 第6篇

教育机会的扩张是为社会弱势家庭的子女提供了更多的教育机会，降低了社会不平等，还是更有利于优势阶层家庭，扩大了社会不平等？1999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跳跃式、大幅度扩招，在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过渡中，其内部的分化也不断加速，伴随着这种分化，结果反而使高等教育变得更加精英化，学生来源的多样性不断下降。中国高等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和强化阶级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本文根据自2009年以来基于北京地区高校的大规模追踪调查，分析了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如何在一个高度分化的高等教育体制下获得不同层次/质量的教育机会，结果显示家庭环境对获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影响非常显著，这同时也印证了跨国研究的结论——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一直都是双面的，对于较低阶层家庭的孩子来说，接受高等教育是他们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但优势家庭也通过高等教育维持和传递其优势地位，从而使教育成为代际再生产的工具，教育的扩张并无法改变这种不平等。甚至在中国现行的以考试主导的教育体制下，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从幼儿园就已经开始，而高等教育内的社会分层可以视为中学时代优质教育资源积累传递的结果，重点/非重点中学的划分已经完成了对学生能力的筛选和教育资源的分配。在此背景之下，教育机会不平等在最大限度上被维持，也就是说只有当优势群体入学情况接近饱和水平时，教育扩张才有可能增加弱势群体的入学机会，这也印证了社会舆论对“寒门难出贵子”、社会阶层固化等现实问题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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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音乐教育 第7篇

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在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迈进, 高校扩招使得相当大一部分人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高等教育正在逐渐走向公平?实则不然。高等教育大众化在宏观上与绝对数量上增加了教育机会。但是,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许多研究者发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所增加的教育机会在不同社会阶层上仍具有差异性。《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道路上的公平问题研究》表明:“公平问题仍然严重存在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之中。城乡高等教育发展的巨大差距、不同社会阶层接受高等教育的不平等, 不同地位、不同地区人口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以及教育质量的差异、女性较男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不利处境等已经严重地威胁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目标的实现。” (1)

一、教育公平与社会分层的内涵

1. 教育公平的内涵

瑞典教育家胡森认为教育公平应包括三方面的含义:第一是个体的起点;第二是指中介性的阶段;第三是指最后的目标。即教育起点上的公平、教育过程中的公平和教育结果的公平。

高等教育公平是教育公平理论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应用, 它是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概念, 参照1965年由美国、英国及西德等21国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 (OECD) 在有关报告中提出的“教育机会均等”概念的内涵, 高等教育公平是指:能力相同的青年, 不论其性别、种族、地域, 皆有相等的接受非强迫性的高等教育的机会;社会各阶层的成员, 不论其家庭背景、个人出身, 皆有相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社会各阶层的青年, 都有相等的进入高等学校深造的机会。

2. 社会分层的内涵

社会分层是指建立在法律或规则和结构基础上的、已经制度化的、比较持久的社会不平等体系。 (2) 社会的不平等或不公正不完全取决于阶层差异的大小, 而在于是否存在一个较为公正的社会分配系统和平等的阶层流动机制, 这种机制能够有效地把社会中的优秀人才选择到较高的阶层中。另外就是由分层所形成的阶层间的内在张力是否会成为阶层间正常流动的内在动力。

社会分层的首要前提是确立社会地位指标体系, 即社会分层维度或标准, 采用不同的社会地位指标体系进行分层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社会分层结构。不同的社会往往有不同的分层中轴, 即最核心的分层地位, 它决定其他分层地位的获取。如农业社会的分层中轴是土地, 占有土地的多少决定一个人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地位;工业社会的分层中轴是资本, 社会成员阶层地位的高低取决于其拥有的资本及其增值状况;后工业社会的分层中轴是知识信息, 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极大地依赖其知识信息获得的机会和能力。 (3) 所以一个人所受教育的多寡会直接影响他将来社会地位及经济地位的取得。接受高等教育被很多处于中下阶层的人看作是“跃龙门”, 是摆脱父辈的阶层地位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捷径。高等教育的公平是决定这条路径畅通的关键。

有学者认为不同社会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差异会影响到社会现代化的实现, 甚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健康的发展。李承先认为:“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化, 大批产业工人称为结构性失业者, 家庭经济情况恶化, 负向流动成为社会下层。占全国总人口44%左右的农民, 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不具备或者少具备现代生产技能, 收入低下, 其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难以改变。社会底层过于庞大, 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社会实现现代化的瓶颈。” (4)

二、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公平的影响

1. 不同社会阶层子女进入学校类型的差异

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 城市本科生是农村的281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家重点大学,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趋势:清华大学在2000年是17.6%, 比1990年下降4.1个百分点;北京大学在1999年是16.3%, 比1991年下降2.5个百分点;北京师范大学在2002年是22.3%, 比1990年减少5.7个百分点。而唐山学院、华北煤炭学院等非重点大学, 2002年农村学生的比例高达63.3%, 高于2001年7.9个百分点。袁本涛在最近的一项研究调查中发现, 从1999年到2004年, 清华大学在全国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 录取新生的比率为44%—51%, 县市及县级以下, 包括农村的学生录取比率较小。以2004年为例, 在清华大学新生中, 4个直辖市新生比例占20.7%, 全国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新生比例为46.2%, 户籍是农村的新生为21%。 (5)

据调查, 出身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和经理人员阶层的子女进入重点大学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和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的子女。那些出身于医生、律师、教师、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家庭的子女是商业服务人员阶层子女进入重点高校的15.2倍。显然, 在整个社会阶层构成中, 优势阶层占有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资源对其阶层的精英维护和保持起到了重要的和稳定性的作用。重点大学, 倾斜的资源配置在为一部分幸运儿铺设了一条通向社会阶层制高点的黄金通道。“重点学校的传递性, 将会层层放大社会生活中的阶层差异”。 (6)

2. 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选择专业的差异

由于不同专业所体现的入学机会的多寡及个人预期收益的高低有所不同, 不同阶层家庭对其子女在专业选择上能给予的指导性不同, 各阶层子女在选择具体专业时产生了差异。

处于社会中上层阶层家庭的子女在专业选择时多倾向于选择那些切合时代特点, 社会需求性大, 未来就业前景看好, 毕业后就业率高, 发展空间大, 专业性强, 具有市场竞争性, 入职后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较高的热门专业, 比如法律、医学、经济、管理等。而那些处于社会中下层家庭的子女为了一次能够考上大学, 减少考学的经济压力, 因此选择那些报考人数不多, 竞争不激烈, 招生名额占有较大比例而且学费偏低, 对学生有优惠政策 (如师范、农林、军事院校) 的高校。

3. 家庭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差异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

目前我国社会学家是以职业分类为基础, 以组织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在三个资本中, 一个家庭所拥有的文化资本最难在短时期内有质的改变。法国学者布尔迪厄最早提出文化资本的概念, 他认为文化资本是社会各阶级和个体所拥有的知识、技术、气质及文化背景的总和, 是一种有别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 基于对文化资源的占有的资本。“文化再生产模式”指拥有较高文化教育背景的父母, 其子女在教育机会上享有优势。父辈的文化教育水平能在子代得以继承和延续, 从而完成家庭的文化再生产过程。文化资本是实现文化再生产的主要机制之一, 也是制约不同阶层子女入学差异的隐性因素。拥有较多文化资本的父母, 通常会更加重视子女接受教育的状况, 通过言传身教和家庭文化氛围, 使子女养成较好的学习习惯等, 进而使其子女能够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有调查显示, 随着母亲文化程度的提高, 其子女进入优势资源高等教育类型学校的比例也在提高。早在200多年前, 德国教育家福禄贝尔就曾说:“国民的命运, 与其说是操在掌权者手中, 倒不如说是握在母亲的手中;推动摇篮之手, 正是推动世界之手。”

在形成不同阶层子女入学差异的众多影响因素中, 经济因素起着重要作用, 尤其表现在就读学校类型和专业上。自1997年全国范围内的高等学校普遍“并轨”, 高等教育开始全面实行收费, 教育消费支出的承受能力直接由收入决定。国家统计局在2000年对中国4万个城镇家庭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表明, 占调查总量20%的高收入者拥有相当于42.5%的财富, 贫富差异问题趋于严重。高额教育补偿费用与家庭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 对原有的教育制度造成了冲击, 使教育机会不均等现象加剧。

父母拥有较多的经济资本, 意味着他们有较为雄厚的经济支付能力, 能够为其子女的教育投入更多的资金, 从而能够为其子女提供充足优质的教育, 使其子女在各级教育机会的竞争中均能抢占先机。

不公平的高等教育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的隐患, 然而更需注意的是, 高等教育的不公平最直接的结果是中国社会正常的社会分层流动的停滞, 这是极其危险的。这种危险不仅仅来自社会下层的不满、社会的不稳定, 更重要的是, 一个稳定流畅的社会分层流动机制, 不仅能缓和社会矛盾, 而且能使民族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丰盈的造血功能。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使社会低阶层人士向上层流动, 这无疑能促进社会进步, 焕发社会的活力, 也能使社会各阶层利益得到充分的交流和体现。因此, 促进高等教育公平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一支强心剂。

摘要：社会公平是近些年来的一个热点话题, 高等教育公平也是备受争议, 本文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探讨了不同阶层子女在高校选择类型、专业, 以及家庭资本与经济资本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影响这三方面的问题。

关键词：中国,社会分层,高等教育,公平

参考文献

[1]别敦荣, 朱晓刚.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道路上的公平问题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3, (3) .

[2]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3.

[3]陈成文.土地流转:一个农村阶层结构再构过程[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6, (4) .

[4]李承先.高等民主与中国社会阶层的良性流变[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3, (1) .

[5]袁本涛.调查显示:清华新生八成是城里娃[N].解放日报, 2007-10-12.

[6]杨东平, 黄一琨.阶层锁死---教育公平失衡之忧[N].经济观察报, 2005-03-18.

中国社会音乐教育 第8篇

以社会及其责任为教师教育研究之聚焦, 并非主观臆想性产物, 而是多重因素影响的必然结果。

(一) 教师教育的公益事业性征赋予社会之应然主体身份

教师教育的公益事业特征, 意味着社会不是教师教育变革发展的旁观者, 而是“其中之人”。意味着社会必须改变传统的思维定势, 不但要求教师教育具体承担机构强化服务指向, 以社会需要与人的生命成长需要为始点和归属, 而且要求社会建立以规约自我为主旨的“基本尺度”。

(二) 权力与责任之关系决定了社会主体的“责任主体”属性

权力构成了责任的基础, 而责任则是权力的正当运用。正是由于权力与责任的内在关联, 导致社会在拥有教师教育指定权力的同时, 必须履行相应的责任, 这种责任以法律规定为基本约束, 但不排斥强加或自愿性质的政治责任与道义责任。

(三) 教师队伍的缺失要求对现实社会行为进行批判性反思

目前我国教师队伍建设呈现一定的滞后特征。专业构成的不平衡性或部分缺失, 教学与治学的非同步甚至完全割裂, 学习行为的非理性或极端功利趋势, 角色错位与责任迷茫, 并非只是局部问题, 甚至亦不是短期问题, 而是带有一定普遍意义和顽固特征的现象。当今中国, 必须正视社会教师教育行为的缺位现实, 以探索多元、多极的教师教育分担模式为始点, 通过建构理想社会形态或评价参照系, 引领和规约社会主体行为, 凸显社会于教师教育的不可替代作用。

(四) 既有研究的偏颇要求研究者系统思考教师教育变革发展的社会因素

学术视阈的社会教师教育行为研究, 有其确定的、具体的内容。如何对社会中的“人”进行适度界定与有效划分, 突出时代性和操作意义;如何明晰每一类群体的责任指向及其内涵, 彰显规约与引领价值;如何从社会群体的特殊性入手, 探索现实“人”向理想“人”转化的方法和路径。

二、社会责任的指向及其内涵

(一) 政府

传统政府形象的改变, 既面临由一元独大向多元并列的适应, 还涉及职能内容的变迁以及行为方式的调整。自身条件的制约, 学校办学自主权的逐步落实, 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完善与有效实施, 必然导致政府由无限责任形态向有限责任形态过渡。在这一过程中, 政府的教师教育责任集中呈现在五个维度, 即:决定教师教育政策;确立教师教育制度;明晰教师标准;保障教师教育物质条件;通过评估对教师教育机构进行甄别与行为引导, 彰显过程的专业性以及结论的客观公正性。

(二) 普通公民

从职业认知角度看, 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受制于内外生态、自身条件、教育理论发展与传播等多重要素。因此, 社会民众应正确认识教师队伍中存在的问题, 不以偏概全, 通过每一个个体的努力, 真正形成全社会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 使教者甘于从教, 乐于从教, 使更多的人向往从教。从教育性征角度看, 教师教育系一项多种因素介入并产生影响、涉及责权利分割、不断调整主体之间关系的活动, 是共时与异步的变革过程。在上述过程中, 有些问题的出现是事先无法预料甚至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 要客观评价教师教育机构, 善待部分机构的问题行为。从行为方式角度看, 公民对教师教育的影响尽管有多个维度, 但最终主要以民间意愿形式体现。

(三) 家庭

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从教, 不是所有的学生经过教育都能成为合格教者, 教师的培养与发展离不开家庭的引领。

当今中国, 家庭对教师教育的判断以及相应行为选择, 更多由利益驱使。由于家庭的利益诉求不仅限于对其成员成长需求的满足, 还包括受教育后对改变家庭经济和社会地位可能性的增值, 因此往往表现出自我性、功利化色彩, 甚至以不顾教师教育的内在规定性, 不顾个体发展需求的基础性、全面性和长效性为代价。从上述认知出发, 笔者认为, 我国家庭的教师教育责任应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方面, 充分认识到生源对教师培养质量的基础性作用, 把那些以教师职业为人生追求、具备执教者基本身体条件、勤奋踏实的学生推荐到师范专业学习, 督促其树立远大志向, 坚持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情感的共同与协调发展, 坚持专业者、学习者、研究者、服务者的“全人”发展, 充分彰显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之合力作用。另一方面, 对从教的家庭成员予以理解和支持。

(四) 教师教育研究者

首先, 教师教育研究者必须是学者。其次, 教师教育研究者必须是教育学者。所谓教育学者, 强调的是教育的视野与境界, 具体表现为三个“坚持”, 即:坚持民众的立场———以人民群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教育权益为对待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坚持建设的态度———以合作的姿态、合适的方式提出解决教育问题的积极办法与措施;坚持专业的视野———以专业的知识与理论为背景, 以深入调查研究得来的大量事实和资料为依据, 以深思熟虑为基础去分析问题或提出对策[1]。

三、社会责任履行的方法选择

(一) 以形象重构为目标

第一, 合作者形象。要求社会从命令、指责转向对话、协商, 尊重其他主体的话语权, 支持其他主体在其职责范围内主动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要求社会善于自我谋划, 从特定层面反映教师教育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内在逻辑关系。

第二, 负责任者形象。一个负责任的社会, 应准确把握责任内涵, 理性且道义地承担应尽义务, 凸显社会自觉。应建立基本的行为准则, 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行事, 凸显社会伦理。应彰显教师教育的动态生成特点, 遵循教师教育的内在规律进行变革性实践, 凸显社会效能。

第三, 渐进者形象。社会系多元价值并存的复杂生态, 历史的惯性作用, 区域、群体之间的不平衡性, 决定了社会改变必须立足长远, 科学规划, 逐步推进。行为改变过程是个体、群体的利益博弈过程, 是不断调整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过程, 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交织融合的过程, 在上述过程中, 要反对任何“运动式”的运作模式, 反对激进、追求表面效应的思维方式。

(二) 以文化建设为主线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建立, 文化嬗变现象的发生, 已对社会的教师教育行为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重当前利益, 重经济效益, 往往以简单的投入产出比计算所谓教师教育效率, 这是必须正视的问题。解决上述问题, 要求社会培育体现中国特色、适应中国现代文明进程的社会心理文化, 从公众利益、长远利益出发, 坚持教师教育的公益取向;要求社会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促进我国教师教育以制度建设为依托, 积极应对国际竞争与挑战;要求社会不能视学校为“万能型”组织, 不把所有问题的责任都归结为学校。社会角色的上述改变, 从一般意义分析, 其难度和时间跨度远远超过其他主体。

(三) 以“成事”与“成人”的双向互动为动力

传统中国社会, 往往将“事”置于突出位置, 以“事”的实现与否或质量高低作为评价的唯一标准, 漠视人的生存意义, 轻视“人”于“事”的价值以及“人”在“事”中的角色变迁。“成事”与“成人”的双向互动, 要求改变视人为工具的固有认知, 通过所有的“人”履行社会之应有担当, 同时, 在履责过程中实现传统意义的“人”向现代范式的“人”转变。

(四) 以“他律”与自律为手段

较为完备意义的法治社会, “他律”往往以法律、政策、制度的建立、完善与有效实施为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 具有普遍认同、相对稳定之特点。我国目前正处于法治社会的完善期, 主体的构成、相互之间及内部关系如何, 主体的权利、义务或责任是什么, 不同主体履责的主要方法或路径有哪些。上述一系列关乎教师教育变革进程和效果的重大命题, 必须在相关的法律、政策、制度中充分体现, 不同文本的内容必须形成相互衔接或呼应的逻辑关系。

高度自律的社会, 应明晰自身应承担的教师教育责任, 深刻理解责任指向, 不断丰富内涵;应具备履责的信念和勇气, 主动把言论、行动置于责任约束之下, 排除一切可能遇到的障碍或阻力, 切实履行义务。

摘要：以社会及其责任为教师教育研究之聚焦, 是多重因素影响的必然结果。社会责任的厘定, 应正视社会构成的复杂性以及不同群体行为力量的差异, 对政府、社会普通公民、家庭、教师教育研究人员的责任指向和内涵分别进行阐释。社会责任的履行, 必须充分彰显方法论意义, 以形象重构为目标, 以文化建设为主线, 以“成事”与“成人”的双向互动为动力, 以“他律”与自律为手段。

关键词：当代中国,教师教育,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中国社会音乐教育 第9篇

1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承担武装大学生思想的重要职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 是全国全党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而高校学生是未来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只有用“一面旗帜”凝聚新一代, 用“一条道路”引领新一代, 用“一个理论体系”武装新一代, 增强高校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政治认同, 才能确保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承载着这样的功能和职责, 关系到我们培养的人究竟走什么路、跟谁走的问题。因此,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把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 作为首要任务, 坚持不懈地加强科学理论武装, 教育引导大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是我们党在思想文化建设上的重大理论创新和重大战略任务。当前,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大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社会思想意识也日趋活跃, 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现在, 高校成为各种思想文化激烈碰撞的重要场所, 它已不再是与社会毫不相干的象牙塔, 相反的, 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性特点都会在高校有展现, 在大学生思想领域都会有所渗透。如今社会已经进入了网络大时代,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各大新起媒体, 已成为各种利益诉求的集散地, 成为社会舆论展现的透明平台。当代大学生几乎人人熟络互联网, 他们把互联网作为进行交流和交换信息的主要工具。互联网对大学生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影响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广泛。然而有少数学生因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 使错误的价值观趁虚而入。同时, 大学生学识水平较高, 对社会其他群体具有重要影响和示范作用。

3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稳定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职责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现代化国家不会轻易实现, 这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奋斗完成。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并没有变, 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还会遇到更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现实困难。这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 帮助大学生更加深刻地了解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历程, 使他们认识到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成功经验和努力方向, 深刻理解改革开放是决定现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要知道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社会主义, 从而增强坚持改革开放的坚定性;必须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帮助大学生解决思想困惑, 使他们正确认识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 避免思想出现偏激、行为出现偏差, 从而以理性踏实的态度正确面对各种社会矛盾;必须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引导大学生进一步认清自己的历史责任, 使他们能够把爱国报国的决心自觉转化为专于学习、善于思考、敢于实践的精神动力, 转化为服务于人民, 奉献社会的实际行动。

4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促进大学生提高政治鉴别力和增强政治敏锐性

当前, 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 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 各国的综合国力竞争更趋激烈, 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长期努力, 综合国力不断增强, 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和认同, 国际社会更加重视中国的声音和作用。西方国家凭借其在全球的各种优势, 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 加大文化输出和思想渗透, 向我传播西方的政治观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企图用潜移默化的方式使年轻一代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主渠道。我们必须从真正赢得青年、赢得未来的战略高度, 不断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帮助大学生提高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 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必然性, 筑牢拒渗防变的基础。让他们无论遇到什么风浪和考验, 都能够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毫不动摇。

5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抓指导

做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工作, 中央高度重视, 大学生迫切需要, 教师的积极性正在不断提高, 下一步的关键就是各地各高校要切实加强和改进宏观指导, 千方百计把中央的要求和部署落实好。

一要把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各地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 把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大学生的重大政治任务, 列入重要议事日程。高校党委书记和校长要按照懂政治的教育家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在工作上加强领导, 在政策上积极支持, 在条件上提供保障, 多深入教学一线, 多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今后, 我们要将思想政治理论课能不能开得好, 能不能受到学生欢迎, 能不能切实发挥作用, 作为高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重要衡量标准;作为领导班子政治上坚强合格的重要考核标准;作为对社会负责、对学生负责、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重要检验标准。

二要进一步提高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宏观指导的水平。要提高驾驭意识形态复杂局面的水平, 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 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 牢牢把握教育教学的主动权。要提高组织协调水平, 努力构建目标同向、教育同步、推进同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格局。要提高研究和解决重要问题的水平, 加强重大疑难问题和前沿问题的研究, 紧密结合新形势新任务, 深入研究大学生的新要求, 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发展的新趋势, 研究做好复杂形势下大学生思想引导工作的新途径, 努力把各项决策部署转化为可操作的工作思路, 把原则要求转化为行之有效的工作举措, 确保各项工作扎实推进、富有成效。

三要进一步形成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整体合力和良好氛围。地方党委政府要统一协调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 宣传、教育部门要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纳入日常宣传工作、教育事业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总体规划。高校内各学科、各院系、各部门要相互配合, 共同加强思想改治理论课建设, 努力做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与哲学社会科学其他专业课程协调发展, 形成合力;做到课堂教育与日常教育、社会实践密切结合, 形成合力;做到教学和科研相互促进, 形成合力;做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班主任辅导员队伍和其他专业课教师队伍相互支持, 形成合力, 构建全员育人的格局。全社会都要关心、支持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保持教育方向的一致性, 积极营造有利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环境和氛围。

中国社会音乐教育 第10篇

关键词：奴隶社会,礼乐教育,乐舞

随着我国古代奴隶社会的建立, 舞蹈从原始社会那份崇高的生命形态, 逐渐演变为仅是一部分人的艺术活动和宗教活动, 并最终演变成统治者的一种统治工具。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 统治者让子民学习乐和礼, 并逐渐形成了一种严格的制度, 这为其巩固统治地位和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中国古代奴隶社会礼乐教育的内容

我国奴隶社会礼乐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六艺”, 即礼、乐、射、御、书、数。郑玄所注的《周礼·保氏》中列举出了“六艺”的具体内容, 即“一曰五礼, 二曰六乐, 三曰五射, 四曰五御, 五曰六书, 六曰九数”。其中, 上面所说的“五礼”, 主要指吉、凶、宾、军、嘉。

而“乐”在中国古代则是指诗歌﹑音乐﹑舞蹈三位一体的艺术。古代社会尤其是奴隶社会的统治者, 每当举行各种典礼时通常都有“乐”。因此, “礼”与“乐”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二、我国奴隶社会礼乐教育的实质、教育机构及特点

(一) 礼乐教育的实质

从奴隶社会礼乐教育的内容里看出, “礼”和“乐”之间存在着特殊的联系, 二者相互补充、相互影响。将“礼”的内容赋予“乐”的形式, 以乐求礼, 就能起到使社会安定, 达到天下大治的作用。《周礼·地官·大司徒》中说:“以乐礼教和, 则民不乖……以《六乐》防万民之情, 而教之和。”

可见, 我国奴隶社会的乐舞教育, 主要是为培养统治阶层所需的人才, 为维护国家统治、满足统治者的切身利益服务的, 相比于审美而言, 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目的。

(二) 礼乐教育的机构

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乐舞的官方教育机构, 可考文献中记载最早的进行乐舞教育的学校类型有两种, 一种是“成均”, 为五帝时代的教育机构, 也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学校。另一种是“庠”, 据考证是尧舜时的学校。

夏朝产生了“庠”“序”“校”。《礼记·王制》载:“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 养庶老于下庠, 夏后氏 (禹) 养国老于东序, 养庶老于西序”。虽然“庠”“序”还不完全是专门的教育场所, 但它的出现表明与劳动生产相脱离的学校教育已经开始。

商代的学校又增加了“学”和“瞽宗”。“学”分为“左学”“右学”。“左学”为“国老”而创, “右学”为“庶老”而设。“瞽宗”是殷代乐人的宗庙和学校, 也是中国最早的乐舞教育机构。

周朝的礼乐教育在夏、商两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出现了比较严密的教育体系, 并形成了当时居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六艺”教育。周朝时期设立了专门的乐舞机构——大司乐, 以管理和协调全国的礼乐教育。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教育机构, 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音乐舞蹈机构。

正是这些教育机构的出现才使得乐舞得以规范化, 才使得一批优秀的古代传统舞蹈得以传承下去, 促进并丰富了舞蹈的发展, 为我们现在的舞蹈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三) 礼乐教育的特点

通过分析和总结, 我国奴隶社会的礼乐教育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 奴隶社会的礼乐教育具有明显的阶级性。礼乐教育一开始便被统治阶级所垄断, 成了阶级统治的工具。夏、商、周三朝的“学在官府”限定只收奴隶主贵族子弟入校学习, 为国家培养大大小小的官吏。而劳动人民的子弟只能接受自然形态的教育, 通过长辈言传身教, 学习一些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 以及为人之道。其次, 奴隶社会的乐舞教育有一定的等级性。学习舞时按照年龄、身份来决定学什么舞蹈、何人负责教授等, 都有细致严密的规定, 籍以体现尊卑。再次, 奴隶社会礼乐教育很丰富。其中, 乐教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这和礼乐担负着的社会职责是分不开的。最后, 奴隶社会礼乐教育的基本方法是崇尚书本、死读死记、强迫体罚、棍棒纪律。

三、中国奴隶社会礼乐教育对现在舞蹈教育的启示

通过对我国古代奴隶社会礼乐教育的内容、机构、特点的分析, 当时乐舞的传承和发展, 深刻影响着我国现代的舞蹈教育理念。我国现代的舞蹈教育虽然没有了当时的阶级观念和等级观念, 但是在传授、训练的方式上, 却依然受当时教学模式的影响。而且还存在崇尚书本、死读死记的观念, 这对现代舞蹈教育的发展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

我国奴隶社会礼乐教育中的乐舞, 其形式和内容相当丰富, 体系也较为完善, 对我国现在的舞蹈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后来的“长袖舞”, 就是源于周代“六小舞”中的《人舞》。《周礼》注《人舞》, “以手袖为威仪” (即不持舞具, 以舞袖为容) 。后来逐渐演变成了我国古典舞特有的基本形态——长袖细腰, 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我国现代专业舞蹈学院里, 由“长袖舞”演变而来的“水袖舞”是一独立舞种, 单独进行教学和研究。

把礼乐教育与人民大众素质教育结合起来是我国奴隶社会的乐舞对当代舞蹈教育的最大启示。我们的祖先早就认识到礼乐是道德、情操、智慧的来源, 是培养完美人格的最佳途径, 因而在周代的教育中就倡导“礼乐并重”。而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者蔡元培曾说过:“文化进步的国民, 既要实施科学教育, 尤要实施美育”。因为, 科学教育能够给人予知识, 但人的情感、心灵、意志还是需要美和礼乐去熏陶。因此, 包括舞蹈在内的礼乐教育应该是现代素质教育中不可缺失的部分, 在普通高校中不应被认为其可有可无。

礼乐教育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次教育变革。虽然就现在看来“礼”已经不符合现代人的观念, “乐”也显得古板僵化。但是抛开这一切, 我们不得不承认礼乐教育的伟大, 在很大程度上对当时的乐舞以及后来乃至现代的素质教育和舞蹈教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1]《周礼·地官·大司徒》, 法律出版社, 2008.

[2]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教育》, 上海教育出版社, P23

[3]《荀子》[M], 广州:广州出版社, 2001.

[4]程颢, 程颐.《二程集:论政篇》[M], 北京:中华书局, 1981.

[5]袁禾.《中国古代舞蹈史研究》[M].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4.

[6]《礼记》 (十三经注疏) , 中华书局影印本, 2007.

中国社会音乐教育 第11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道路，既凝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教育事业的基本经验，又反映了世界教育发展规律，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基本理论，又体现了中国国情，既坚持了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原则，又借鉴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既继承了我国教育的优良传统，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深刻回答了我国教育改革发展中的一系列带有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为推进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是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唯一正确道路。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教育优先发展之路

当今世界，随着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力资源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人才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关键。面对更加激烈的挑战，我们只有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才能实现人力资源的先行开发，培养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把我国沉重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为推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撑。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出发，提出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强国必先强教”的科学论断，制定了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作出了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部署，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作出了切实保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优先安排教育发展、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需要的工作部署，明确把是否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作为检验各级党政领导班子是否真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十六大以来，在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部署得到有效实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目标正在实现，推动教育优先发展的合力已逐步形成。学前教育加快发展，2011年全国幼儿园比2002年增加5.42万所，在园人数增加了1 388万人，学前教育“短板”状况大为改善。义务教育实现历史性跨越，2011年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部实现“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中国领先于其他发展中人口大国实现“两基”意义重大，这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标志性成果。高中阶段教育加快普及，毛入学率从2002年的42.8%提高到2011年的84.0%。职业教育取得突破性进展，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分别占到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总规模的半壁江山。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毛入学率从2002年的15%提高到2011年的26.9%。1998年印度大学生数量是中国的两倍，2007年中国大学生数量是印度的两倍。2010年，我国具有大学（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19亿人，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2000年的3 611人上升为2010年的8 930人，从业人员中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数已位居世界前列。我国已经从人口大国转变成为人力资源大国，正在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

实践表明，教育是国家和民族发展最根本的事业，优先发展教育是党和国家提出并长期坚持的重大方针，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根本任务。必须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明确政府发展和管理教育的责任，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实现教育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充分发挥教育在党和国家事业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育人为本之路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青少年要担负起中华民族振兴的历史使命，必须全面提高素质。当前，我国青少年的素质总体上是好的。但是，在新的形势下，青少年成長成才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创新型国家，给青少年提出了新要求；互联网等传媒中传播的一些有害信息，给青少年带来不良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教育必须把育人为本放在首位。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育人为本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把坚持以人为本作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主题，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要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帮助学生树立崇高理想和远大志向，从小打牢思想道德基础；坚持能力为重，优化知识结构，丰富社会实践，强化能力培养；坚持全面发展，促进德智体美有机融合，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十六大以来，中央专门就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等下发文件，对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加强社会实践、培养创新型人才、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等作出专门部署。各级各类学校深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着力引导学生形成共同理想和道德规范，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新进展，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大学生入党踊跃，仅2010年一年就发展大学生党员123.6万人，占全国当年新发展党员总数的40.2%。

实践表明，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我国教育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根本使命。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引导青少年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刻苦学习，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以高尚的道德情操、过硬的专业素养、健康的身心素质，担负起崇高的历史使命。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改革创新之路

我国教育事业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但还不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渴望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要进一步解决好教育体制机制还不完善、学校办学活力还不足、教育结构和布局还不尽合理等问题，实现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创新。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教育发展为了人民、教育发展依靠人民、教育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对教育改革创新作出总体部署，提出了改革创新的基本思路和具体举措。强调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关键是更新教育观念，核心是改革人才培养体制，目的是提高人才培养水平。提出以改革推动发展，以改革提高质量，以改革增强活力，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加快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教育体制机制。明确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深化教育质量评价和人才评价制度改革，深化办学体制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协同创新，扩大教育开放，通过改革创新办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

十六大以来，中央加强对教育改革创新的顶层设计，组织实施重大项目和改革试点，人才培养体制、考试招生制度、现代学校制度、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扩大教育开放等方面的改革向纵深推进。逐步形成了国务院领导、省级人民政府负责统筹规划实施、以县级人民政府管理为主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在国务院领导下、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人民政府管理为主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理顺和规范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形成了学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机制。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形成了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格局。教育投入体制改革逐步推进，建立健全公共教育财政制度，强化政府对公共教育的保障责任；改革非义务教育阶段成本分担机制，形成了义务教育由政府负全责、非义务教育阶段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机制。加强教育国际合作交流，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同步发展的教育对外开放格局。

实践表明，改革创新是教育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最根本原因，是教育发展的最鲜明标志，是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的根本保证。必须始终按照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不断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教学改革。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促进教育公平之路

教育涉及千家万户，惠及子孙后代，是人民群众最关注的民生问题之一。教育公平始终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目标，但资源配置还不够合理，教育发展还不够均衡，群众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愿望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短缺的矛盾比以往更加突出。建设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呼声，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价值取向。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强调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明确了促进教育公平的总体要求，强调以促进教育机会公平为关键，以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为根本措施，以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权利为基本要求，以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为重点，不断加大推进教育公平的力度。明确了基本思路，强调教育公平的主要责任在政府，以发展促公平，以改革促公平，以政策支持促公平，不断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教育需求。提出了保障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强调要着力促进公共教育资源配置公平，加快缩小校际、城乡和区域教育发展差距；着力完善国家助学体系，切实解决特殊群体的上学问题，保障人民群众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着力促进教育制度规则公平，全面推进依法治教和依法治校，坚持用规范管理维护教育公平。

十六大以来，我国教育公平迈出重大步伐。全面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九年免费义务教育，惠及1.6亿多适龄儿童。这一重大举措，与取消农业税、终结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一样，都是惠及民生、载入史册的巨大成就。各学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初步建立，每年资助近1.8亿学生，保证了每个学生不因经济困难而失学。2600万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受益的营养改善计划启动实施，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初步解决。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教育发展指标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正在缩小。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逐步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教育乱收费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普通高校招生“阳光工程”取得明显效果。残疾人受教育权利得到切实保障。

实践表明，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最伟大的工具”。促进教育公平，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懈的追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根本目标。必须抓住机会公平这个关键，满足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权利的基本要求，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提高教育质量之路

追求规模、搞外延扩张而对教育质量重视不够，是我国教育事业科学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立足我国现代化建设阶段性特征，顺应国际教育发展潮流，把提高教育质量确立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是时代的要求。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握世界教育发展趋势，提出了提高教育质量的总体框架：树立科学教育質量观，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核心任务，坚持规模与质量的统一，注重教育内涵发展。建立健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把教育资源配置和学校工作重点集中到强化教学环节、提高教育质量上来，建立以提高教育质量为导向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紧紧依靠教师，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为提高教育质量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持和保障。

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全面规划提高教育质量的发展战略。进一步完善了人才培养质量体系，建立国家教育质量标准和质量监测评估制度，推动实现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高中教育多样化和高等教育特色化发展。学校以人才培养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教学理念和模式，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创新学习方式，努力提高人才培养水平。把教师队伍作为决定教育质量的关键环节，作为最重要的基础工程来抓。以农村教师为重点，深入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等，全国农村小学大专及以上学历、初中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比例分别从2007年的63.4%、41.4%提高到2011年的78.6%、62.8%。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不断增强，2010年的国家三大奖项中，高校获奖比例均超70%。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率进一步提高，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发挥了支撑和引领作用。高校集中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80%以上的研究人员和成果，在党的理论创新和国家重大战略决策中“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更加凸显。

实践表明，实现我国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转变、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规模是基础，质量是关键。提高教育质量，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根本方针。必须树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坚持规模和质量的统一，注重教育内涵发展。

教育是国计，也是民生；教育是今天，更是明天。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站在历史发展的新起点上，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不断推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中国社会音乐教育 第12篇

关键词：财政教育支出,内生增长模型,生产力,经济效应

2008年以来, 中国政府为了消除全球金融风暴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相继出台一系列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措施, 譬如财政增加4万亿元的投资。但是, 大规模财政投资能否促进经济增长, 取决于中国财政支出是否具有经济增长效应。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财政教育支出应成为中国财政支出增加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有机部分, 这是因为, 作为财政支出的重要内容之一的财政教育支出, 因教育投入增长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即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创新创业贡献将极其有效地推动经济的长效增长乃至结构性增长。对中国财政教育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分析, 将有助于政府确定扩大财政支出的领域、提高中国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1 引言

经济增长理论表明, 现代经济增长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知识积累与技术进步, 即越来越依赖于资本和劳动增长不能解释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途径是财政教育支出。国内外很多文献研究了财政教育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问题, 从研究方法看, 大多通过构建内生增长模型, 研究政府文教卫生支出对内生化知识积累和产出增长率的影响。Romer (1990) [1]、Grossman和Helpman (1991) [2]以及Aghion和Howitt (1992) [3]通过构建内生增长的简化模型, 说明每个工人平均产出增长率同经济体系中的知识存量成正相关关系, 并且知识存量的增加将带来产出增长率的长期变化;一个国家的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增加一个百分点, 将会使产出增长率每年提高0.3个百分点。Park (1998) [4]的研究发现, 随着财政教育支出规模的提高, 公共知识存量和私人知识的比率发生速率递减的增长, 并且使得平衡经济增长率也逐步以递减速率上升。Derek Chen和Hiau Kee (2003) [5]进一步将人力资本引入上述模型, 分析了两部门经济体系达到均衡时, 人力资本变化对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李治堂 (2004) [6]扩展了Lucas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认为平衡经济增长速度快于知识和技术积累速度, 知识技术积累速度又快于人力资本积累速度, 政府的经济增长政策应集中于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 完成从依靠资本积累增长向依靠技术进步增长的转轨。马拴友 (2003) [7]通过修改Park的模型, 利用中国1983—1998年GDP、资本存量、劳动、知识存量和人力资本的相关数据, 得出中国知识存量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 中国公共教育支出的产出贡献率为23.7%, 从长期来看, 教育支出的收益率高于物质资本。郭玉清和郭庆旺 (2006) [8]在Romer的两部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基础上构建动态计量模型, 实证分析中国财政教育支出对知识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从这些国内外内生增长模型的研究中不难发现, 增加财政教育支出促进知识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增长对长期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 而财政教育支出对知识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具有促进作用。

在已有的实证分析中, 时间序列方面的分析相对来说还是一个薄弱环节, 这主要是由于知识和人力资本变量时间序列数据的采集和计量存在较大困难。已有的一些时间序列检验使用的跨时期数据少, 容易导致估计结果偏差。因此, 本人经过了较大努力, 采集并处理形成了自1980～2007年间的有关数据, 对中国教育支出的产出弹性和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估计。

2 财政教育支出经济增长效应模型

(1) 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的是Aschauer的方法, 将财政教育支出变量纳入生产函数, 进行时间序列分析, 样本区间为1980—2007年段。假设生产函数是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Y=ANαKβFγ (1)

其中, Y代表总产出, A代表随时间变化的技术水平, N代表劳动投入量, K代表资本存量, F代表财政教育支出, α、β、γ分别代表劳动投入、资本存量和财政教育支出的产出弹性。

对 (1) 式两边取对数, 则有如下回归方程:

lnY=lnA+αlnN+βlnK+γlnF+ε (2)

这样, 我们可以先通过生产函数方程估计出各经济增长因素的产出弹性, 然后由增长率等式计算出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2) 数据来源

从我国目前教育投入经费看, 财政教育支出一直是教育投入的“大头”, 而且, 这一指标具有从改革开放后到近期的所有时间序列数据, 我们只要将其按1980年价格指数进行缩减, 就可以与产出等指标一同使用。从近似的意义上说, 财政教育支出可以作为社会教育总支出变量使用。使用这一指标的缺点是, 它实际上完全忽视了个人的教育投入, 或假定个人教育投入在总教育投入中所占的比例一直保持不变。如果考虑到个人的教育投入, 一种方法是将居民每年消费中的“文化支出”项, 作为个人教育投入的指标。但是, 这一指标在时间序列上数据口径很不一致, 可比性很差。因此, 从数据可得性和重要程度而言, 我们可采用财政教育支出经费作为一个国家教育支出的代表性变量。

我们选取了1980—2007年中国GDP、资本存量 (K) 、全社会就业人数 (N) 、财政教育支出 (F) 4个时间序列。名义GDP、财政教育支出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81—2008》[9]。财政教育支出包括教育事业费、教育基建投资、各部门事业费中用于教育的支出、其他教育附加支出。由于没有真实资本存量数据, 我们根据投资流量数据和永续盘存法估量各年度的资本存量, 计算公式为:Kt= (1-k) Kt-1+It/Pt, 其中Kt和It分别为t期的资本存量, k为折旧率, Pt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基期资本存量按以下公式计算:K0=I0/[P0 (g+k) ], 其中g是样本期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我们根据张军 (2003) 估算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 折算出样本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按照樊纲 (2000) 对物质资本折旧率的测算及中国实际情况, 以5%作为折旧水平, 得到实际资本存量数据。由于构造劳动投入数据面临如下问题:劳动投入应该按照投入的劳动时间计算, 但是我国目前没有关于劳动时间的完整统计, 只有劳动力、全社会就业人数等按照人数计算的数据, 本文用从业人数表示劳动投入, 并考虑到近年来出现的隐性失业者。为剔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所有数据均用1980年的不变价格进行转换 (劳动投入除外) 。经过价格指数调整获得的基础数据如表1所示。

3 模型估计结果

令中国每年财政教育支出为F, 运用方程lnY=lnA+αlnN+βlnK+γlnF+ε对财政教育支出的产出弹性与财政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估计, 估计结果见表2。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t检验值。所有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均能在5%显著性水平下通过统计检验。

以上估计结果表明, 财政教育支出无论就整个样本区间还是分时间段看, 产出弹性均为正, 且统计显著相关。但就分时间段看, 1980—1995间的产出弹性均只有0.0978, 而1996—2007年间的产出弹性则上升到0.1946, 这说明财政教育支出的产出弹性呈增大趋势。为了计算各因素的产出贡献率, 本文先将各时间段的因素产出弹性进行正则化处理。

1980—2007年时间段, 资本、劳动、教育支出的产出弹性经调整为:

EK=0.4701/ (0.4701+0.3347+0.1733) =0.481, 同理得到:EN=0.342, ES=0.177。

1980—1995年时间段的各因素产出弹性经过调整后为:EK=0.466, EN=0.435, ES=0.988。

1996—2007年时间段的各因素产出弹性经过调整后为:EK=0.501, EN=0.328, ES=0.171。

以此为基础, 我们就能得到各因素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 (见表3) 。

注:GY、GK、GN、GS分别为产出、资本、劳动、教育支出的年均增长率, 采用水平法计算得出。

通过上面的计算可以看出, 资本、劳动的产出贡献率呈下降趋势, 分别由1980—1995年段的55.5%和12.5%下降到1996—2007年段的48.5%和7.6%, 而财政教育支出和技术进步的产出贡献率则呈增加之势, 分别由7.4%和24.6%上升到16.0%和27.9%;而且, 从整个样本区间看, 财政教育支出的产出贡献率高达20.2%, 技术进步的产出贡献率为24.2%, 因此, 我们可以认为财政教育支出作为教育投入的一个代表,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外生技术进步或经济增长“索洛余值”。1980年—2007年中国年均GDP增长率高达9.7%;但是, 在年均9.7%的GDP增长率中, 劳动、资本的贡献率占到55.6%, 而通过增加财政教育支出促进劳动者素质提高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占到44.4%。表明中国28年的持续快速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大量增加资金、劳动力投入取得的, 而劳动者素质提高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由于劳动者素质提升和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 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较高的投资增长和劳动投入, 国民经济运行一直不具备持续的动态效率改进的力量,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越来越表现出静态特征, 要继续维持年均8%—9%的经济增长率变得越来越困难。

我们也可以采用Wald检验财政教育支出是否具有经济增长效应 (检验过程省略) 。如果财政教育支出具有经济增长效应, 那么, 财政教育支出增长率与产出增长率应显著正相关, 反之则反是。检验结果表明, 在5%的置信水平上, 滞后1期时, 产出增长变化可以引起财政教育支出增长的格兰杰变化, 而财政教育支出增长变化并不能引起产出增长的格兰杰变化, 表明此时二者是一种单向影响关系;直到滞后3期, 财政教育支出增长变化才能引起产出增长的格兰杰变化, 但二者仍为单向影响关系。因此, 财政教育支出增长的经济增长效应相对滞后。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1) 中国财政教育支出变量与产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在1%的置信水平上, 滞后1期, 产出增长变化可以引起财政教育支出增长的格兰杰变化, 而财政教育支出增长变化并不能引起产出增长的格兰杰变化, 表明此时二者是一种单向影响关系;直到滞后3期, 财政教育支出增长变化才能引起产出增长的格兰杰变化, 但二者仍为单向影响关系。因此, 财政教育支出增长的经济增长效应相对滞后。财政教育支出无疑有利于增加全社会知识和人力资本存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表明中国财政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政府应通过加大教育支出力度, 使财政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4%, 不断提高知识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储备,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轨。

(2) 中国财政教育支出在对经济增长作用时效上具有滞后性, 中国财政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滞后于劳动投入、资本存量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周期长于劳动、资本要素投入增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周期。因此, 政府在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时, 应充分考虑财政教育支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时滞, 着眼于长远, 防止为追求短期经济增长效应, 出现盲目扩大政府经济建设性支出而不增加教育支出的倾向, 改善财政支出结构使之对长期经济增长发挥更佳的促进效果。

(3) 从财政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较看, 中等职业教育的贡献率最高, 基础义务教育次之, 高等教育最低。今后, 中国财政教育支出应优先满足基础义务教育的资金需求, 重点支持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 引导高等教育资源重新配置, 缓解各级政府在公共教育支出上面临的资金压力, 提高中国财政教育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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