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报刊范文（精选8篇）
中国近代报刊 第1篇
国人早期译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开始
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早在鸦片战争进行之时, 他就已开始注意了解、研究中国以外的世界情况。林则徐为了解夷情, 制定准备之方, “日日使人刺探西事, 翻译西书, 又购其新闻纸”, (1) 可见, 此时期的林则徐已经注意到报刊这一新兴媒介。他在致奕山的信中说:“澳门地方, ……又有夷人刊印之新闻纸, ……即内地之塘报也。” (2)
尽管林则徐将外人所办近代报刊错误地视为内地塘报, 但他对报刊具有传递消息的功能, 时效性较强的特性的认识非常准确。报刊成为林则徐了解“夷情”的重要工具。从1839年3月到1840年11月, 林则徐组织翻译了澳门的外国报刊和书籍, 如《广州周报》、《广州纪事报》 (这两种报纸原在广州办, 1839年5月移至澳门) 、《新加坡自由报》、《澳门杂录》、《中国丛报》等。
林则徐通过译书、译报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思想行为, 影响并带动了一批觉醒人物如魏源、姚莹、徐继畲等。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就是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核心。《海国图志》中曾参考传教士报刊如《东西洋考》多处, 从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多处表现出来的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羡慕, 可以看到此时期教会报中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夸耀对他的影响。姚莹则支持林则徐、魏源等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 并仿效林则徐译“夷书”、“夷信”。其他如冯桂芬、梁启超等也是沿着林则徐开辟的道路继续探索改变中国落后现状的道路。虽然林则徐的译书活动最终被道光帝一纸圣旨扼杀, 译书所得的资料情报仍然增进了国人对西方各国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多方面的了解。译书活动开了系统研究西方的先河, 对近代思想界起了宝贵的启蒙作用。当然, 无论是《澳门新闻纸》中原汁原味的译稿, 还是《澳门月报》中的修改稿, 都不对外发行。这样的译报跟中国人真正创办报纸显然还有着一段距离, 但它显示了官方有识之士对近代报刊的重视, 是国人创办近代报刊的先声, 推动了近代报刊在中国的发展。
国人自办报刊:早期维新思想家舆论阵地的雏形
19世纪五六十年代, 古老、昏睡的帝国面临着外患内忧日趋严重的危机。于是, 打着“求强求富”口号的洋务运动发生。尽管大多洋务派还没有将西方的民主政治纳入他们取法的视野, 但洋务运动为近代民主思想的萌发打开了一个通风口。与洋务运动同时, 早期的维新派也开始认识到西方报刊的功能, 充分利用洋务运动带来的改革风潮, 或身体力行积极投身报业, 或利用报刊发表文章。他们希望通过对西方物质文明、政治制度的介绍, 能起到改革中国社会的目的。
中国近代报业的开拓者, 包括黄胜、伍廷芳、何启、容闳、唐廷枢、王韬等人, 他们都因来自与西方接触最久的地区, 大多从小在由西方人开办的中国学校学习, 后到西方留学或游历, 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目睹外人的侵略践踏, 纷纷奋起宣传政治改革。他们积极投身报业, 掀起了中国人自办报纸, 利用报纸宣传维新变法、改革自强的风潮。
清末民初杰出的政坛人物伍廷芳, 早年赴香港圣保罗学院求学, 接受了六年的西式教育。因其在清朝末年担任驻外大使时表现出来的卓越的外交才能, 伍廷芳在中国近代早期报业中的作用往往被忽略。第一份近代中文日报——《香港中外新报》, 则是经伍廷芳提议并由他主持而创办于香港的。《香港中外新报》的前身是《香港船头货价纸》。《香港船头货价纸》是英文《孖剌报》 (The Daily Press) 附设的中文版, 大约创刊于1857年11月3日。 (3) 这份以“船头”和“货价”为中心内容的报纸, 在1864年至1865年间改名为《香港中外新报》。
《香港华字日报》是现存最早的一份中国日报。其前身为英文《德臣报》 (The China Mail) 于1871年3月出版的中文附页《中外新闻七日报》, 《中外新闻七日报》由《德臣报》主笔陈蔼廷创办。1872年4月17日《中外新闻七日报》易名为《香港华字日报》。陈蔼廷曾是外国人所办报纸的翻译, 这无疑为他创办报纸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还与早期的维新派关系密切, 伍廷芳和何启是他的亲戚, 二人给予了报社极大的资助。在王韬编辑《普法战纪》时, 陈蔼廷曾是他的主要合作者。面临外敌入侵, 陈蔼廷认为“中国要生存必先强盛, 而要强国必先醒民” (4) 。所以他殷切地期望有一份“笔出自华人, 替华人说话”的中文报, 凭借报纸媒介发挥舆论的作用, 通过对西方事物的介绍达到开启民智的目的。
《香港中外新报》和《香港华字日报》都由华人担任主笔, 且由华人单独主持, 拥有一切营业权利, 但毕竟其产权仍归外商所有。1874年2月4日, 在黄胜和伍廷芳的帮助下, 王韬主办的《循环日报》发刊于香港, 由香港中华印务总局创设。其启事称:“本局创设循环日报, 所有资本及局中一切事务, 皆我华人操权, 非别处新闻纸馆可比。” (5) 《循环日报》成为香港第一份纯由中国人自主经营的近代化日报。王韬也成为中国第一个通过创办报刊在中外获得声望的人。
王韬可以说是既饱含中国传统经学素养, 又有着西方文化亲身经历的第一人。寓居香港、游历欧洲, 让王韬的思想变化很大。尤其是在国外度过的三年时间里, 王韬参观了英、法等地的博物馆、图书馆、印刷厂以及国会, 目睹了报刊在西方社会的重要性。在对西方文明有了切身体验之后, 青年时期对西方的物质文明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的王韬逐渐转而变成积极倡导向西方学习的进步思想家。他选中了办报作为他的职业, 利用报刊积极宣传变法自强, 希望借助报刊实现他的政治抱负。该报设有《中外新闻》栏目, 几乎每天都发有时评文章, 而文章绝大部分为王韬亲自撰写。仅1874年至1884年的十年间, 此类文章即有900篇以上。以后王韬精选其中180余篇, 收进了他自定的《弢园文录外编》。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报刊政论文集。在王韬的主持下, 《循环日报》很快成为香港乃至整个中国最有影响的政论型报纸, 并且成了早期维新思想家为宣传变法而摇旗呐喊的一个重要的舆论阵地。
与《循环日报》同年, 1874年6月16日, 由容闳发起、唐廷枢等“捐款首倡”、郑观应等参与, 以官民集资入股形式创办了上海第一家报纸———《汇报》。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容闳, 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位受过系统的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并取得学位的中国人。西方新式教育不仅让他获得了广博的知识、深刻的思想, 而且促使他萌生改革中国政治的信念。容闳积极投身报业, 希望通过报刊刊载时务以开启民智、改变中国腐败的状况。容闳不仅“倡立馆规”, 而且还亲自承办机器。《汇报》的另两位重要参与者唐廷枢、郑观应均是早期维新派思想家的重要代表。该报同年9月1日改名为《彙报》。改名后的《彙报》重申将继续登载有关时务文章的立场, 指陈时弊、要求改革的言论较易名前尤为增多。
继香港、上海之后, 19世纪80年代, 广州也出现了国人自办的报纸。最早的一家是1884年4月18日创刊的《述报》。从其宣传内容看, 不仅大量介绍西方科技知识, 还针对中法战争发表了大量对时事的看法, 充分利用报刊这一媒介表明自己抗敌御侮的鲜明的爱国立场。其后, 1886年6月24日, 《广报》创刊于广州。《广报》对政治的指摘, 对官吏的抨击, 表达了早期维新派对官府查禁报刊限制言论自由的不满。
结语
对政治的不满或是要求改革政治的言论, 历朝历代都有人慷慨激言地陈述过, 但毕竟发表的渠道有限。在国外传媒的影响和刺激下, 中国早期维新派开始意识到报纸在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并自觉利用报纸这一媒介发表对时事的看法。在1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之间, 早期维新派先后在香港、上海、汉口、广州等地创办了20多家近代化报刊。这些报刊除了在香港出版的几家外, 其他的大多刊行时间不是很长, 销量也不是很大, 在社会上也不可能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 这批报刊的出现对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它承载了早期维新派宣传变法, 要求改革政治, 发展民权思想的主张。更重要的是, 它让早期维新派找到了发表、扩散自己言论的讲台。郑观应、何启、伍廷芳、王韬等早期维新派活跃在各个报刊阵地, 并且在创办报刊的过程中, 互相支持、互通声气、紧密合作, 这充分说明了这批报刊已经开始充当早期维新派的喉舌, 处于萌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舆论阵地已具雏形。同时, 早期维新派的办报活动, 使国人逐步认识到兴办报刊的重要性, 为紧承的维新运动时期办报高潮的到来打响了前奏。 (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近代报刊的传播主体——新式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及其民权宣传》的研究成果, 项目号:2009000121)
注释
1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 《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 北京:三联书店, 1954年版, 第8页。
2 杨国桢编:《林则徐书柬》, 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第174页。
3 注:初创时的《香港船头货价纸》早已散佚, 此创刊日期是新加坡学者根据他发现的1859年2月3日第197号《香港船头货价纸》推算出来的。见卓南生[新加坡]著:《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版, 第147页。
4 柯文[美]著, 雷颐、罗检秋译:《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 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 1955年版, 第50页。
中国近代报刊 第2篇
摘 要：中国的报刊行业虽在唐代就已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报刊行业的出现还是在进入民国时期以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20世纪。由于留日学子的大力推动和发展，中国近代报刊业无论是在报道内容、报道形式、地位作用等方面，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了日本明治维新后登上历史舞台的日本近代报刊的浸润和影响。
关键词：政治工具；报道内容；报道形式；影响研究；报刊业
中图分类号：G21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6-0084-03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在历史上进入民国时期，与以前相比以学术研究为主导的留学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主导。首先，从地域上来看，不乏留学英、美、法、德、俄等国家的留学生，但留学人数最多的地区还是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特别是随着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变得日益强大，足以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抗衡时，更是让日本的昔日恩师——中国，趋之若鹜的派遣留学生；其次，学习的内容，也不在局限于之前的偏重机械制造等理工科，而是文、史、哲、理工、医学等等全方面、多元化的学习。留日学子留学归国后不仅在当时中国的政界和军界产生了重大的无法估量的影响，如资产阶级先进政治家陈独秀、孙中山；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周恩来；国民党的独裁者蒋介石等；同时文化界和学术界也成为他们任意驰骋的舞台，诸如文学家郭沫若、郁达夫、鲁迅、周作人，社会学者李叔同等等。因此，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领域中，不仅文学的发展深受日本近代文学的浸润和熏陶，连报刊出版业也是受其影响颇深。
由于辛亥革命后中国国内的社会现状与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社会现实状况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因此，当时中国国内的许多进步的资产阶级及其有着远见卓识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纷纷着眼日本，学习日本当时先进的报刊创办思想和理论，并付诸实践，纷纷创办报刊，对中国新闻报刊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废除了封建幕府的种种落后的社会制度，实行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的政策，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也无形中促成了日本近代报刊的诞生、发展、壮大，中国恰逢其时的派遣了大量学生留学日本，在日本耳濡目染，不可避免的每天看报刊，受到熏陶和激发。故而，中国20世纪报刊行业的发展不可不说受到了日本近代报刊业的影响。无论是其地位作用，还是内容形式，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日本近代报刊业的影响。
一、宣传政治舆论的工具作用
随着活版印刷术和造纸业技术的发展，大批量印刷刊物成为可能，新闻报刊事业也就随之展开，发展势头蒸蒸日上。1871年日本第一张日报《横滨每日新闻》正式创刊发行，这是使用铅字活版印刷的第一份单面报纸；接着于1874年在《日新真实志》报纸上刊登了设立民选议院的建议，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使明治政府和报界人士都认识到了报纸争论、制造舆论的政治作用。伺候，各报社在版面上设立了社论栏，就此日本产生了政论报。”①
中国自唐代以来就有报纸，当时称之为“官报”，“据史家考证，约公元713年，即唐玄宗开元年间，《开元杂报》在唐都长安创刊，这是中国最早的报纸。1982年，在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发现了一份中国唐朝末年（887年）的《进奏院状》，原件长97厘米，宽34厘米，从右至左上下行文，字迹工整，记载归义军节度使遣吏赴朝廷的经过。（中略）这是现存的中国最古老的报纸，也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报纸。”②20世纪之前的官报大多是报道朝廷的政事、皇帝的赦令等等，在利用新闻报刊唤醒国民主体意识的觉醒层面上还远未达到日本那样的水平，并且中国报刊一度处于被外国人操控把持的阶段，虽然1874年在香港由近代报刊政论家王韬创办了第一份中国人自己办的、发行时间最长的报刊《循环日报》，并且本报纸以抵御外强、学习西方然后抵御西方、变法以自立自强为自己的创刊宗旨，但这样的政论报纸在当时还远未占据报刊行业的主流地位。
清朝末年民国初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以及有识之士，利用报纸把近代启蒙思想和先进的政治理论、科学技术知识面向社会的各个阶层大力宣扬，由此广大民众开始逐渐意识到中华民族面临的危机，进而发奋图强，不同的阶层寻求不同的各种办法，立志改变中国的未来。中国近代报刊行业也趁此机会掀起了国人第一次创办报刊的热潮，这一时期在中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办起了数十种报刊。这些有识之士和社会活动家们，借鉴、吸收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把报刊当作政治思想、社会舆论的宣传工具的成功经验。“当时的明治政府把报纸当作欧化启蒙的工具，很重视报纸对传播文明、促进国民开化的巨大作用。当时的报纸大量引进介绍西方先进的民主自由思想，并传播大量本国文化学者与西方文明交融产生的民主自由思想。在政论报产生后，报纸把向民众宣传党的主张、在民众中形成支援党的舆论、巩固和扩大党的组织作为自己的宗旨，报纸作为自由民权运动的旗手，强有力的协助政党开展独立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③
当时的留日学子中的有识之士和政治革命家、社会活动家，通过留日期间的大量观察和学习，认识到报刊在宣传政党理论、主张的重要性，开始在日本或归国后在国内创办机关报、一般报刊，在其上宣传自己的政党主张、方针、策略、革命思想等，重视报刊对舆论和民主的引导作用，扩报刊对普通的影响力。
中国20世纪前半叶的报刊因受到日本近代报刊行业的影响，在创办伊始侧重于把报刊作为宣传政党理论、方针、政策的政治工具；不仅如此，在报道内容、报道形式等方面也受到日本近代报刊的影响。
二、内容激进、形式新颖
中国20世纪之前的报刊，大多是由封建买办阶级创办的，其内容大多低级无聊、悲观厌世，充斥着一股陈腐气息；进入20世纪之后，中国报刊业一改之前的光景，内容不再颓废、陈旧，而是开始关心时事政治、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政治主张，形式上一改之前的文言文体，而是采用普通民众亦可看懂的白话文文体。
民国之前，中国的报纸单纯是为封建帝王及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其内容大多是报道朝廷政事、皇帝的敕令和公告、宫廷简讯、人事任免；大臣的奏议和报告；有时会刊登少量的社会新闻，而且这些当时被称为官报的报纸，需要经由专门的部门编排、审定，内容由皇帝审阅同意之后才允许向外界传发，决不允许有诋毁朝廷和皇族的内容文字出现。这一时期，除却官报外，也有少量的个人创办的报刊，如《循环日报》《时务报》《中外纪闻》等存在于世，这些报刊开始逐渐刊登一些政论性文章，这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报刊行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此外，20世纪之前，从19世纪初期开始，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企图东侵，占领东南亚，进而窥视中国大陆，为了达到这一政治目的，首先必须要在思想、文化上弱化国人对西方列强的恶感，增加对他们的好感和亲切度，进而达到控制、奴役国人的政治企图。于是一批外国传教士和商人于19世纪初期在中国境内陆续创办了一批中外文报刊，这些报刊把各国近事、商业消息、新闻评论等列为主要栏目，表面上看起来是以宣扬基督教教义和西方道德观念为主要内容，其实大多是“挂羊头卖狗肉”，实质上是借着宣扬宗教教义的幌子，主要是评论中国政治时局和社会现状，有时也会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等知识。如《万国公报》是当时在中国最有影响力、发行量最大、刊期最长的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报纸，它上面刊登的一些报道咋一看虽然好像是在为中国服务，为中国人办好事，其实真正的目的是要弱化中国国人的意志，让中国成为西方列强各国的附庸和殖民地，从外在到思想完全被他们所控制、利用。
进入20世纪之后，由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后改名为《民报》，其上发表的报道以政论性文章为主，有时事评论、纪事、论说、撰录等诸多栏目，孙中山的许多政论见解、主张大多是发表在《民报》上的，特别是他提出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一“三民”主义政治纲领，更是给后人以振聋发聩之影响。此外，还有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所创办的《新民丛报》、有专门为女性阶层服务的妇女创办的《女子世界》《中国女报》《神州女报》等等，前者提倡在中国进行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改变当时落后的政治经济体制，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当时也是一种比较先进的理论；后者提倡妇女的权利，反对封建制度对妇女的压迫和残害，面向妇女宣传进步思想，设有论说、传记、小说、新闻等等许多栏目，注重对妇女的启蒙教育，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这无疑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可以说这是报刊在促进社会进步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
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更是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这些报刊上既有诸如陈独秀这样的政治家发表的宣扬增强民众民主意识、反对专制的文章；也有如李大钊这样的共产党人士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剩余价值理论学说等的文章；亦有大文豪鲁迅在其上发表的《狂人日记》《药》等文章，痛斥吃人的封建礼教，批判、揭露昏暗的社会现实，警醒愚昧的国民，唤起国民的自我意识、挽救自己，进而拯救整个中国。这些报刊为宣传新文化，介绍、宣扬马克思主义，唤醒广大劳动民众的政治觉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重大作用。而且，这些报刊刊载的文章都采用老少皆宜、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文体，这也让这些报刊在普通民众之间的影响力更大。
日本报刊在明治维新之后，内容上偏重对国民的启蒙教育、发表各个政党各自的政论、见解、主张，而且文体方面也不再采用只有少数人可以看懂的、晦涩难懂的文语，而是采用了雅俗折中体，这让普通国民也可以看得懂报纸。日本报刊的这些特点无疑给留日学子们以深刻的影响，以至于他们在创办报刊之时不由自主的仿效之，这也无形之中影响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整个报刊行业甚至是新闻业，导致中国报刊业在报道内容上偏重对民众的思想启蒙；形式上舍弃了文言文体，采用了沿用至今的白话文文体。
综上所述，中国报刊行业进入20世纪之后，特别是在前半叶，不仅在其报道内容，如宣传先进的政党理论、方针、主张；注重对妇女的启蒙；报道最新的时事状况和社会现实；以及报道形式，诸如采用新的白话文文体，既让人耳目一新，又通俗易懂、雅俗共赏，适合普罗大众的口味；而且其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较之20世纪以前也有很大的改观，开始被当作宣传政治理论的工具。这些改变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了日本近代报刊行业的熏陶，对中国20世纪以来的的报刊行业甚至是新闻事业产生了深远且持久的影响。毋庸置疑，中国报刊行业的这些改变离不开民国初期留日学子们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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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3}稻叶三千男.日本的报业理论与实践[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25，28.
②李仲明.报刊史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
参考文献：
〔1〕稻叶三千男.日本的报业理论与实践[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
〔2〕李仲明.报刊史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卓男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4〕周光明.近代新闻史论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5〕袁军.中国新闻事业史教程[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6〕肖东发.二十世纪中国出版史研究鸟瞰[J].北京大学学报，1999，（2）.
〔7〕张志强.20世纪上半叶的出版研究[J].编辑学刊，2001，（4）.
中国近代报刊 第3篇
1815年8月5日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在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创办了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这是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中文近代刊物,中国近代报刊史由此拉开序幕。1833年8月1日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在广州创办了中文月刊《东西洋每月统记传》,这是第一份在中国境内出版的中文近代刊物。到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前,西方传教士先后在南洋和广州等地创办了《特选撮要每月纪传》(1823年,巴达维亚)、《天下新闻》(1828年,马六甲)和《各国消息》(1838年,广州)等5种中文刊物。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封闭已久的天朝大门被打开,西方传教士开始大批进入中国,并逐渐获得了在中国境内公开传教和出版报刊的权利。传教士创办报刊的活动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办刊地点也由南洋和澳门、广州等地,转向香港、上海、宁波、福州、天津、汉口、九江等沿海和沿江城市,并逐步深入中国内地。“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以教会或传教士个人名义创办的中外文报刊多达170种,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几乎垄断了我国的新闻事业。”[2]传教士及其出版的报刊将基督教和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的同时,也将西方近代新闻思想、报刊理念和模式以及先进的印刷技术引介到中国,对中国近代民族报刊业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和引领作用。
一、传教士报刊将近代新闻出版自由思想引介到中国
新闻出版自由是近代报刊的基本特性。由于中国历代封建专制社会的言禁都非常严苛,因此,中国古代报纸无论官报还是民报都只能是封建统治者的传声筒,根本不可能有新闻出版自由的权利。最早将新闻出版自由观念引入中国的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4年1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登了一篇题为《新闻纸略论》的文章,这是中国第一篇介绍西方近代报刊的起源、发展及自由发表言论和出版报刊情况的文章,文中指出:“(新闻纸)惟初系官府自出示之,而国内所有不吉等事不肯引入之,后则各国人人自可告官而能得准印新闻纸,但间有要先送官看各张所载何意,不准理论百官之政事。又有的不须如此各可随自意论诸事,但不犯律法之事也。……而其理论各事更为随意,于例无禁,然别国亦不少也。”[3]尽管此文对近代报刊的介绍还比较简略、对新闻出版自由观念的传达也还不十分明确,但对当时言禁严苛、“万马齐喑”的中国来说,其影响之大是显而易见的。
1838年3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发表的《自主之理》一文,简要阐述了西方近代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的概念:“自主之理者,按例任意而行也。……欲守此自主之理,大开言路,任言无碍,各语其意,各著其志。”。[3]此处的“自主之理”即“自由”,“任言无碍”“各语其意”,即言论出版自由,而且“任言无碍”和“各语其意”是“自主之理”的基础,即言论自由是其他一切自由的基础。如果说《新闻纸略论》一文对新闻出版自由观念的表述还比较隐晦的话,《自主之理》一文则已表述的十分明确。
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观念在中华大地的出现和传播,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报刊业的发展,同时也对唤起民众反抗封建专制统治产生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二、传教士报刊先进的办刊模式为中国近代报刊提供了样板
西方国家大约在17、18世纪就有了报纸,到19世纪初新闻事业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西方传教士在南洋和中国所办的报刊基本上就是对西方办报模式的移植。早期的传教士报刊虽然其形式模仿中国传统线装书款式,但其编排体例则基本仿照西方近代报刊的模式,已经基本具备了近代报刊的主要特征。例如:言论、寓言、小故事、笔记小品等在《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大量存在;为了方便文化层次不高的读者阅读,《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开始使用标点符号(“。”“、”)进行断句;我国近代报刊史上第一条消息《月食》也出现在该刊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从开始就采取了分类编纂方法,创刊号即将所刊文章分为序、东西史记和合、地理、新闻,在接下来的刊号中,以论取代序,增加了天文、煞语;次年,又增加了“市价篇”这一专栏和介绍西方文艺、科技方面的文字。1837年复刊以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编纂方面作了一次整合,“又增加了杂文(似取代了煞语)以及介绍西方科技、商务、政治、文化和生物等篇幅”。[4]《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种明确的分类编纂方式,开我国中文报刊编纂方式之先河,对以后的中文报刊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鸦片战争以后的传教士报刊其近代报刊特征更加完善,《遐迩贯珍》创刊不久就对时事新闻给予特别重视,并对中文报刊的新闻业务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改革。一是最早使用新闻标题。“在1855年第4号上,《近日杂报》栏中的新闻报道,全部标有简明扼要的反映新闻事实的标题:“岁客香港进支费项”“马加列船搭客受枉事论”“公使包令往暹罗事纪”“救危获报论”。这是新闻标题在我国近代报刊上首次出现,是新闻编辑业务上的一个飞跃。[5]二是最早使用新闻图片。1853年第5号,在报道太平军与清军战事时,在文字报道后面配发了一张绘制的太平天国军事路线图。三是最早运用连续报道的形式报道继续发展着的重大新闻事件。如对太平天国和小刀会的追溯性报道等。除了新闻业务方面的开创性工作以外,《遐迩贯珍》还刊登了一些具有一定文学价值的作品。如前期的“喻言一则”,中后期的杂说、譬喻等,为我国中文报刊文艺副刊之滥觞。《遐迩贯珍》还是最早刊登收费广告的中文报刊,自1855年第1期起,《遐迩贯珍》增设广告专栏“布告编”,每期4页,专门用来刊登收费广告,广告内容主要涉及海运、贸易、招生、医疗等方面。可见,《遐迩贯珍》已经形成包括新闻、评论、广告、副刊等近代报刊基本特征的近代报刊模式。《万国公报》是传教士报刊中第一份最正规的、以时事政治为主的中文大型综合性刊物,“借助它的广泛影响,诸如报刊主笔制、独立的编辑方针和明确的期刊宗旨等等西方先进的报刊办刊制度、规程和理念也在中国落地生根。这些先进办刊理念都对后来的报刊发展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6]
在传教士报刊的刺激和影响下,一些“睁开眼看世界”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尝试创办近代报刊,第一份由中国人自办的近代报纸《昭文新报》1783年8月在汉口创刊,但由于销路不畅不到一年即停刊。1874年2月,曾在墨海书馆担任“秉笔华士”13年之久的王韬,在香港创办了第一份影响较大、出版时间较长的中国人自办报纸《循环日报》。《循环日报》的创刊,标志中国的近代民族报刊业的诞生,国人创办近代报刊的活动从此开始兴起。自《昭文新报》创刊至1895年的20余年中,国人自办报刊达30余种。[7]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874年6月在上海创刊的《汇报》、1876年11月在上海创刊的《新报》、1879年在香港创刊的《维新日报》、1884年4月在广州创刊的《述报》、1886年6月在广州创刊的《广报》等。此时,《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登陆中国已经近半个世纪,传教士报刊和外国人主办的商业报刊已经为许多国人所熟知,近代报刊先进的报刊理念和模式也已为许多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掌握。因此,国人开始自己创办近代报刊时,便“一切均仿泰西报馆章程办理”。[8]正如台湾学者赖光临所说:“及至《万国公报》创刊,传教士将其所知悉之西方报业思想、知识与报刊体例,透过是报传播于中土,中国报业之现代化,于兹肇始。”[9]
三、传教士报刊先进的印刷技术为中国近代民族报刊业提供了技术支持
中国早在11世纪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比德国人古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早了4个世纪。由于中国传统出版大都是非商业性的,刻书者大多是学者或藏书人,出版图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赢利,而是“藏诸名山,传之其人”。虽然民间出现有商业性的刻书业,也基本上都属于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图书的印量一般很少。汉字字数繁多,活字制备一次性投入很大,活字印刷的优势只有在一次印刷数量较大时才能体现出来。所以,活字印刷不适合非商业性的、手工作坊式的中国传统出版业。直到19世纪中期,“活字印刷一直未能替代雕版印刷成为中国印刷的主流,活字本的数量仅及雕版书的百分之一二”。[10]
雕版印刷最主要的缺陷是印刷效率较低且不利于大量印刷,因此,不适合于印量较大且出版周期较短的近代报刊。早期的传教士报刊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和《特选撮要每月纪传》,由于受当时的条件所限都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此时,欧洲的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利用活字印刷术印刷中文书刊,最大的难题是数以万计的中文铅活字的制作。率先将欧洲近代印刷技术用于中文书刊出版的就是西方传教士,马礼逊是把欧洲近代印刷技术传入中国的第一人。1814年马礼逊与英国印刷工汤姆司在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开始制备中文铅活字,1815年利用铅活字印出了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此为欧洲近代凸版机械化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之始。1826年马礼逊从英国购买了一台石印机带到澳门,这是中国境内第一台石印机,石印技术从此被引介到中国。[11]1833年后石印技术传入广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和《各国消息》均为石印技术印刷。马礼逊之后,英国传教士戴尔对中文铅活字的研制和改进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是通过对汉字使用频率进行系统研究,解决了减少汉字字模数量的问题;二是采用铸刻钢模,用钢模冲制铜模,再用铜模制作活字,实现了中文铅字制作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另一个对中文活字印刷技术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是美国传教士姜别利,姜别利1858年受美北长老会派遣来华主持上海美华书馆的前身——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姜氏在中文印刷技术上做出了两项重大发明,一是1858—1860年间发明了电镀法制造汉字字模,极大地提高了汉字字模的生产效率,且字形完美、笔锋清晰,是中国活字印刷技术史上的一次革命。姜氏按照西方活字规格以此法制成七种大小不同的中文活字(即1~7号字),在业内被称之为“美华字”,即后来俗称的“宋体字”;二是把汉字依照使用频率以及部首排列设计出了元宝式排字架,大大加快了检字排版的速度。“美华字”不仅逐渐为当时全国各地的报馆和书局所采用,成为此后几十年中最通用的铅活字,而且初步形成了中文铅活字的标准,对以后的中文印刷字体设计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了最早拥有铅活字机械化印刷设备的近代出版印刷机构,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香港的美华书院,上海的墨海书馆、美华书馆和广学会等。19世纪50年代初,墨海书馆就从英国购置了一台以畜力为动力的印刷机,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中国境内第一份用铅活字印刷的中文报刊《遐迩贯珍》就是美华书院出版的,上海第一份近代意义上的中文报刊《六合丛谈》是墨海书馆出版的,传教士中文报刊中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是《万国公报》是广学会出版的。19世纪70年代前后,多数中文报刊开始采用欧洲生产的手摇铅活字印刷机。1879年以后,部分报刊开始以蒸汽动力印刷机代替手摇印刷机。1906年,英国人发明的电动单滚筒双面印刷机进入中国,实现了新闻纸的两面印刷。传教士不断引进的西方先进印刷技术和印刷设备,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印刷业的发展,使中国传统印刷业逐渐摆脱了手工业生产模式,实现了工业化生产,显著提高了印刷品质量和生产效率,为中国近代民族报刊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四、结语
19世纪西方传教士来华创办报刊是为了传播基督教,传教士的根本目的是希望通过“文字传教”等方式来实现“中华归主”,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教。传教士愿望并没有实现,传教士报刊也在外国人出版的商业报刊和中国民族报刊的双重夹击下日渐式微,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传教士报刊将西方近代新闻思想、报刊模式和理念以及先进的印刷技术引介到了中国,并启发了国人对近代报刊功能和作用的认识,客观上催生了中国近代民族报刊业。
摘要：19世纪来华传教士创办报刊是其传教活动的组成部分,传教士的根本目的是希望通过“文字传教”等方式来实现“中华归主”,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教。传教士的目的虽然没有实现,但传教士报刊带来了西方近代新闻思想、报刊理念和模式以及先进的印刷技术,客观上对中国近代民族报刊业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引领和促进作用,同时,传教士及其所办报刊也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和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传教士,近代报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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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报刊 第4篇
[关键词] 近代国人；自办报刊；报刊舆论；魏源思想
[中图分类号] G219.29[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6）05—0060—04
Abstract：Wei Yuan was a great thinker during the critical period from Middle ages to Modern times， his thoughts have been shining， which inspired Chinese people to actively explore “enlightenment， salvation， selfreliance” as the theme of modernization. What the people have run the newspaper has been in the roads along China modernizatio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rocess .The newspapers have actively spread the western democracy， and promote anti imperialist patriotic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advocates. Trace the origin， thoughts of Modern Enlightenment philosophers will undoubtedly be the source of these contents， and should bear the brunt of Wei Yuan thoughts.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running the newspaper； public opinion；Wei Yuans thoughts
洋务维新时期，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为了唤醒民众，开启民智，也为了动员民众积极投入这场社会变革运动，纷纷自办报刊。本文力图从近代国人自办报刊舆论所宣扬的反帝爱国思想、政治变革主张、发展商品经济思想以及西方民主政治等内容进行梳理，从中可以看出这些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先贤魏源及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一 魏源反帝爱国思想在近代国人
自办报刊舆论中再现
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强国御敌。在鸦片战争时期，禁烟、抗英、防俄是反抗外敌入侵的主要内容。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明确提出严禁鸦片；针对“俄罗斯兼并西北，英吉利蚕食东南”的形势，主张“严修武备”[1]（P26），防止和抵抗外敌的入侵。魏源“反对外敌入侵，维护国家民族的独立和主权”的思想时刻闪烁在国人自办报刊舆论中。《汇报》创刊伊始就公开宣布：“本局为中华日报，自宜求有益于华之事而言之，故于有裨中国者，无不直陈，而不必为西人讳。”[2]该报极力维护中国的利益，对侵害中国利益的言行不断进行抨击，曾发表专文激烈攻击外国在华的领事裁判权，谴责在上海的外国人在这一特权庇护下胡作非为，“以为华人可欺而任意以上下其手”，“得寸入尺，犹不知止”[3]。还发表文章指责上海租界工部局无视中国主权的专横政策，说：“上海工部局者，即外国之议政院也。局中议立规条，无论于华人便否，辄毅然自是，意在必行。其局绅概由西商充，华人不得寓选。”又说：“上海（租界）每年所抽之捐，华人居其大半。乃捐多者不得与闻，捐少者反能主宰……是亦不公之事。”[4]又如，在反对英帝国主义者在上海“擅行开筑”铁路的问题上，曾多次和它的舆论机关报《字林西报》和《申报》展开笔伐。国人自办报刊舆论不仅抨击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而且看到了来自东方日本的威胁，并进行反帝宣传。王韬一再宣称创办《循环日报》的宗旨就在于“强中以攘外”。[5]（P206）在“小引”和“通启”中，特别阐明了报纸的爱国主义立场，强调“是报之行专为稗益我华人而设”[6]。在《琉事不足辨》一文中，他针对日本方面大力宣传的“琉球向归日本”说，征引大量的历史材料，证明琉球从隋朝以来就是中国的属国，反对日本当局借琉球人在台湾被杀事件，强迫清廷承认日本对琉球的主权。在《保远民》一文中，他关心以“猪仔”身份被贩卖到美洲去充当苦力的同胞们的不幸遭遇，控诉美国当局虐待和驱赶华工的罪行。在《越南通商御侮说》一文中，他对法国侵略者强迫中国签订屈辱的《中法会订越南条约》表示愤慨。在《宜索归澳门议》一文中，他甚至激昂地提出了向葡萄牙殖民当局“索还澳门”的口号。
在甲午战争时，郑观应力主抵抗，认为“成败在此一举”[7]（P53），并提出了“战、守、备”三策，这与魏源《筹海篇》提出的“战、守、款”颇为类似。当《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康有为发起的成为维新运动起点的“公车上书”，就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与日决战的要求。康有为还在《中外纪闻》上发表了《开会主义书》即《强学会序》。文章列述了中国四面环敌的危急形势，并列举印度、土耳其等国“守旧不变”而惨遭灭亡瓜分的沉痛教训，号召爱国士大夫知识分子，以德、日两国为榜样，“普鲁士有强国之会，遂报法仇。日本有尊攘之徒，用成维新。”又说：“盖学业以讲求而成，人才以磨砺而出，合众人之才力，则图书易庀，合众人之心思，则闻见易通。”[8]（P165—166）希望士大夫知识分子在艰难的环境中磨砺而出，团结合作，开展维新运动以挽救祖国的危亡。尽管维新派面临的民族危机要比鸦片战争时期深重得多，他们反对外敌侵略的内容有所变化，但在反对外敌入侵，捍卫国家民族的独立和主权这一问题上，却是一脉相通的。
二 近代国人自办报刊舆论对魏源政治变革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鸦片战争前后，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形势下，魏源这位“默好深思还自守”[9]（P820）的“积感之民”，[10]（P166）说：“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11]（P432）力主改革各项弊政，他认为只有及时变革，才能拯救社会危机，推动社会进步。
稍后，魏源的政治变革思想被洋务思想家们所接受，并反映在他们所创办的报刊中。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从创刊起，就极力鼓吹变法自强。[12]（P66）《循环日报》先后登载了《当用泰西新法》、《当仿西法造战舰》等宣传变革自强的文章，说：“今沿海各直省皆设有专局，制枪炮，造舟舰，遴选幼童出洋肆业。自其外观之，非不庞洪彪炳，然惜其尚袭皮毛，有其名而鲜其实也。（福州前时所制轮舶，悉西国古法耳，不值识者一味。他处所造机扳，转动之妙，不能不赖乎西人之指授。而窥其意，则已嚣然自足。辄以为心思智慧足与西人匹，或且过之而有余矣。）夫枪炮则在施放之巧，舟舰则在驾驶之能，行阵之器固不可不利，而所以用利器者则在人也。今公使简矣，领事设失，皇华之选络绎于道。或恐有仪、秦其人，逞游说以悉簧鼓，而徒以口舌得官者，更恐有黄缘攀附，奔走钻营，而得附于其间者。所谓才者未必才，所谓能者未必能，徒碌碌因人成事而已。”[13]另有刊登的《崇尚西人之学辨》、《论疑习西学》、《论习西学宜知变通》、《论宜变古以通今》等专文，反复宣传“变古通今”的观点，强调向西方学习，变革旧制，施行新法，挽救危亡之中国。认为那些守旧泥古之士是一群“迂腐之士”，[14]对他们提出的“天下之大，不患无才，何必师事夷人”、“师事洋人，可耻孰甚”[15]（P57）等错误言论进行了批驳，认为采西艺、西技以求富强，实属时下“风气所趋，即圣王复生亦不能泥古法而罔所变通者也”[16]。
1874年6月16日创刊于上海的《汇报》（同年9月1日改为《彚报》）指陈时弊，要求改革的呼声不断。报纸不时转录王韬和《循环日报》上的有关变法自强的言论。境外的《香港华字日报》遥相呼应，积极鼓吹自强变革，“外观于世界潮流，内察乎国民程度，知非自强不足以自保，非开通民智无以图强”[17]。
我们知道，魏源政治改革的理论依据来自《公羊传》，向腐朽、黑暗的专制统治发出了怒吼，主张因时变革，要求变法图强。尤其是其“改制”思想对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康有为很有启发。康有为在《强学报》上以孔子纪年，欲“托古”以改今制。《强学报》揭载“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以之与光绪二十一年并列，又载《孔子纪年说》称“凡百世之义理制度，莫不曲成；凡异族殊教之精微，皆在范围者，其惟孔子乎？凡所称为尧、舜、禹、汤、文、武成功盛德，皆孔子所发也。孔子既损益而定制，弟子传其道，弥塞天下。……嗟夫！封禅七十二君，九皇六十四民，仍代递嬗，变灭不贯，至于圣道，与天不变。然今异教迫逼，务在密其条理，定其统宗，坚其执持，亦欲张皇圣道，光大延亘，前有千古，后有万年，横有大地，未有亿类，共尊持之”[18]。在《毁淫祠以尊孔子议》又说：“夫开民志，在兴学校；兴学校，在定趋向；定趋向，在尊孔子。……呜呼！师道之尊，同于君父；为人臣子，背其君父，罪孰甚焉。今举天下之智愚、贤否、贵贱、长幼，皆曰在孔子范围之中，礼义之内，而不知尊奉之，考求之，是犹有君而不忠，有父而不孝也。……今宜继孔子之志，专孔子之祀，凡各淫祠，悉为焚毁，即海内感应劝世之文，歌谣小说之书，皆以援孔子之大义，明孔子之大道为主，违者以淫书论。所以一天下之耳目，定天下之心志，使之知孔子之名，求孔子之实，则四千年之种族，二千年之圣教，或有赖焉。不然，海内诸教，其能行于五洲，垂诸久远者，岂义理之奥妙、条例之精密哉、亦以其奉其祖师，既尊且亲，故至此耳。有志之士，竞相勉旃”[19]。
同时，魏源提出的种种改革内政以救国的图谋，与维新运动救亡图存的目的相一致。康有为、谭嗣同青年时期就读过魏源的著作，深受魏源的社会变革思想熏陶与启发。康曾大胆地指出：“今日在列国竞争之中，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途”[20]（P208），而要“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20]（P123）又说：“故千年一大变，百年一中变，十年一小变，……若夫时有不宜，地有不合，则累朝律例典礼，未有数十年不修改者，此十年之变也。孔子作六经，而终以《易》，专言变通，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不变则不能久矣。……圣上深通天人之故，鉴中外之得失，首发纶言，颁之疆臣，变行新法，哀通激切，义与天通。《传》曰：‘诚则明矣。呜呼！此为三百年之特诏，中国四万万人类，托乐利焉。疆臣奉宣德意，永流宣化，其条理虽未知何如；而薄海臣民，捧读王言，破去拘牵之见，光大维新之命，化行风被，人人可以昌言新法。”热望“光大维新之命，化行风被，人人可以昌言新法。”借“谕”发挥，宣传变法。
维新运动另一重要领袖人物——谭嗣同，在《湘报》后叙中明确指出：“中国要立足于世界，必须不断求新求变、锐意进取。只有使‘新人，‘新理，‘新事、‘新书不断产生，社会才会不断进步发展，国家才能强盛。”并设计了整套变法方案：废除君主专制，设议会、废科举、开矿藏、修铁路、振兴工商业、改革漕务、兴修水利、学习西方先进自然科学知识等。他以一种“冲决罗网”的勇气，以“扫荡千军如卷席”的气概，将矛头直指君主专制制度，向封建主义全面开火，所以他们在维新运动中提出了一整套资产阶级性质的变法纲领。
当然维新派的纲领大大地超过了魏源的变革主张，但是为救国而变法，两者是一脉相承的。
三 近代国人自办报刊舆论体现着魏源发展商品经济的主张
中国近代报刊 第5篇
一、西方传教士创办近代报刊的活动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 正是英国加速对外扩张时期, 为了配合海外殖民地, 一些海外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 他们带着强烈的宗教热忱, 开始积极地向中国传教。为了让“福音”传播得更迅速更广泛, 他们创办了一批报刊。19世纪是在华传教士创办报刊活动的主要时间。以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为界限, 传教士创办报刊活动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从1815年到1842年是第一阶段, 即传教士报刊在中国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由于中国的大门还未打开, 传教士创办报刊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靠近中国的南洋和较早开放的广州等地。1815年, 马礼逊偕妻子和助手米怜、刻工梁发来到马六甲, 在那里设立印刷所, 印刷书报, 并创办英华书院。嘉庆二十年 ( 公元1815年 ) 八月五日,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此创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出版, 揭开了传教士在华办报活动的序幕, 同时也揭开了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的第一页。
鸦片战争后到19世纪末是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活动的第二阶段。他们在各项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 将办刊活动的地区扩展到中国内陆, 数量上也大有增加, 占据了这一时期中国报刊业的主导地位。第二阶段传教士报刊中最重要的是林乐知主编的《万国公报》, 这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所办的中文报刊中历史最长、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一家。它在创刊时是一本教会期刊, 但后来变成以时事为主的综合性刊物。
二、传教士报刊对中国近代报刊发展的影响
19世纪以来, 随着西方传教士的进入, 中国近代报刊应运而生。这些西方传教士所办报刊在内容编辑、印刷、发行等方面都带动了中国近代自办民族报刊的诞生。西方传教士报刊对中国近代报刊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思想理论方面。西方传教士报刊推动了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 同时也带动了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报刊发布消息的重要性, 他们积极投身报界, 引进“西学”, 自办报刊。传教士报刊首先是在思想上解放了中国人, 在维新运动中, 康有为等人创办的第一份报刊《中外纪闻》就是模仿《万国公报》的, 后来其他维新人士也纷纷创办报刊作为宣传变法改革的思想阵地。与此同时, 一个中国人自主创办报刊的高潮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 由此可见, 传教士报刊的思想启蒙作用功不可没。同时中国古代报纸都只是封建政权的传声筒, 根本没有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而“新闻自由”是近代报刊的一个重要特性。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第五期中发表了《新闻纸略论》一文, 首次在中国提出了这一观念, 而传教士办报的实践活动真正意义上在中国确立了这一观念。因此, 对突破中国思想言论自由的禁锢具有重要的作用。
(2) 印刷技术方面。首先, 以铅活字印刷术为首的近代印刷术在西方国家出现, 并且逐渐传入中国。从1815年起, 澳门东印度公司印刷所陆续出版了马礼逊编写的中、英文大型工具书《中国语文词典》, 从当时的技术工艺来看, 雕版既无法与铅活字拼接, 也不能采用机械印刷。因此, 要出版这部书只有采用中文铅活字排印。为此, 澳门东印度公司印刷所制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中文铅活字。其次, 通过西方传教士, 石印术也传入中国, 1833年广州出版了石印中文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 继之有石印中文月刊《各国消息》的出版。1874年, 石印技术传入上海, 最有代表性的是1876年点石斋石印书局成立。铅印和石印技术都为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而且传教士还引进了一批西方近代化的印刷设备, 使中国报刊摆脱了落后的手工印刷方式。
(3) 编辑实务方面。中国古代报纸的编辑方式极为落后, 而传教士报刊则与之不同,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 最突出的是开始使用标题, 这是封建官报不具备的。其次, 是对新闻采访工作的重视, 这是近代报刊的特色之一。再次, 是出现了“电讯”、“号外”和其他一些新闻文体, 另外早期图片新闻也出现了。最后, 是商业广告的刊载, 这也是近代报刊的重要标志之一, 他们在出版编辑这方面的近代化性质为中国自办近代报刊提供了借鉴。
(4) 人才培养方面。中国近代报刊的兴起不仅需要思想的指导, 还要人才的支持, 而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自身无法提供, 于是一批曾在传教士报刊供职的中国人成了中国自办报刊的主力军, 一些著名的报人如王韬、钱昕伯、蔡尔康等等, 都是在传教士的办报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有了从传教士那里学到的先进办报经验和由传教士引进的近代化技术和设备, 中国报刊迈向近代化的速度加快了。
三、结论
近代以前的中国报刊由于封建统治的压迫而停滞不前, 而西方传教士伴随着传教在华创办了一些报刊, 推动了中国近代报刊的诞生, 并刺激了中国自办报刊的蓬勃发展, 客观上也成为中国近代新闻思想一个最直接的来源, 并在实践上为中国报刊的发展树立了一个样板。传教士创办报刊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基督教, 但他们却不自觉地成为中国近代报刊的先驱, 西方传教士的报刊活动对中国近代报刊无论是在意识层面或物质层面的影响都是非常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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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报刊 第6篇
1 晚清时期 (1940—1905) :萌芽但未产生
鸦片战争后, 晚晴仁人志士们逐渐意识到报纸的作用, 开始创办报刊。
1.1 此阶段新闻自由思想的表现
1.1.1 对新闻事实的认识出现
新闻反映客观事实是新闻自由主义的前提, 这一时期对新闻事实的认识开始出现。例如1872年创刊的《申报》, 其创刊词《申报馆告白》中提到:“凡所记载的事务必求其真实, 没有任何的虚妄, 读者一看就容易知晓”;到了1902年的《大公报》创刊词中也提到:“它是秉承是是非非、原原本本公正的。”二者都强调了新闻尊重客观事实的思想。
1.1.2 对报纸功能的认识:上通下达、开民智
在思考救国之路时, 报人对于报纸的作用有了初步认识。《时务报》创刊词《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开头就道:“根除闭塞求其通畅, 这样便有利于发挥舆论阵地的作用而使天下清明”, 申明了“去塞求通”之宗旨;《国闻报》创刊词《国闻报缘起》中结识了“通”的含义:“‘通’包含了两个方面内容, 一是通上下之情, 一是通古今之变, 以求国家的自主自强。。
1.2 此阶段的特点及其原因
这一阶段的新闻自由思想相关认识出现, 但尚未产生。报刊创刊词中关于新闻自由思想的只言片语的表述并不代表着新闻自由思想的产生。具体特点有:第一, .新闻自由让位于救亡图存思想。第二, 对言论的重视超过新闻本身。
形成以上特点的原因主要为:第一, 晚晴知识分子并未接触到系统的新闻自由思想。传教士办报的新闻实践夹杂了很多政治目的, 且没有传播系统化的理论, 晚晴知识分子并未接触到系统的新闻自由思想;第二, 中国封建文化思想体系根深蒂固。中国拥有几千年的封建历史, 新闻自由思想不可能轻易在本土生根发芽。第三, 民族危亡时刻, 办报救国是当务之急, 新闻自由思想是附属发展的思想之一。
2 辛亥革命时期 (1905—1912) :产生但未实现
这里的辛亥革命时期指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到1912年袁世凯篡权。这个时期, “不论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 都坚决反对清王朝对民众思想言论和自办报业的严重禁锢。在宣传政治主张、实现社会动员上, 其对自由报刊的利用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2.1 此阶段新闻自由思想的表现
2.1.1“监督”“权利”概念的出现
新闻自由中的内涵之一就是媒体自由发表意见, 监督政府。在辛亥革命时期, “监督”的概念开始明确出现在报刊创刊词中。1907年创刊的《民呼日报》在其创刊词《宣言书》中说道:“政府有保护人民之责, 人民亦有监督政府之权。政府不能保护其人民, 则政府的资格就丧失。”说明人民与政府间的权利义务。
2.1.2 对报纸功能的新认识:宣传、开风气
这一时期, 报人们对于报纸功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报纸的教化和宣传等功能被报人所熟知且加以实践。1905年的《民报》中创刊词说道:“使我们的理想能尽快灌输于人们的心里而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为”, 在实践中, 《民报》也真正实践了这一宗旨, 宣传“三民主义”。
2.1.3“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的观念体现
这一时期, 报人们对言论自由的呼吁不断加深。《民呼日报》的创刊词末尾说道:“自今以往, 凡向当权者所欲言而不敢言、不能言、不忍言者, 都将可以在这里大胆地发表自己的言论”, 体现了报人们对于冲破言论封锁, 追求言论自由的渴望。
2.2 此阶段的特点及其原因
此阶段的新闻自由思想产生, 但未真正形成。报人们开始呼吁新闻自由权利并付诸实践, 但他们对新闻自由思想的认识仍存在问题, 新闻自由思想有待形成系统。具体表现为:第一, 对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工具化认识;第二, 新闻自由是政党的自由而非人民大众的自由。资产阶级所强调的新闻自由往往是一种政党的新闻自由, 一种狭窄的精英的言论自由。
形成以上特点的原因为:一方面, 缺乏“天赋人权”等理论基础。西方新闻思想的产生是以“天赋人权”等理论为支撑的, 而在中国缺乏这样的理论前提;另一方面, 辛亥革命尚未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社会性质, 中国社会各个方面仍未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桎梏, 知识分子对新闻自由的认识仍是工具化的。
3 辛亥之后到五四 (1912-1921) :实现但有挑战
1912年到1921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 有两件大事, 即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新闻自由在此阶段得以实现。
3.1 此阶段新闻自由思想的表现
3.1.1 新闻独立的意识出现
新闻的独立首先在于新闻与言论的独立。《晨报》创刊词中提到:“那些有高瞻远瞩的人, 敢于危言谠论, 言常人不敢言, 这正是新闻的本能”, 强调了新闻从业者独立言论的意识;新闻独立还体现在为经营独立, 1918年, 邵飘萍自筹资金创办《京报》, 将《京报》作为实践和推行他的新闻改革的“试验所”。意味着报纸从根源上走向自由。
3.1.2 对新闻自由的主张
这一阶段, 对新闻自由的关注的成熟体现在各个方面。《新青年》创刊词《敬告青年》中说:“利刃断铁, 快刀理麻, 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 自度度人, 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这里主要指对于青年人的要求, 但其中也可看出对于自由的主张, 尤其是“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一句。
3.2 此阶段的特点及其原因
这一阶段, 新闻自由思想基本实现, 且达到了一种理性的自觉。具体特点为:第一, 新闻本位的回归。以邵飘萍为代表的新闻人在实践中提出了“以新闻为本位的思想”, 新闻本身的关注提高;第二, 但新闻自由的境况并不乐观。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新闻自由思想存在的社会基础, 新闻自由思想的发展仍然受到诸多限制。
分析其原因, 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第一, 新闻界对于新闻自由的认识加深。新闻界对新闻自由的认识由浅显的工具利用到了对新闻本身的关注, 并把新闻自由思想作为实践的宗旨;第二,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影响。新闻自由思想得到了发展的机遇, 基本实现。但也因为两大运动的影响集中于思想文化领域, 对社会政治经济等的改革进展不大, 因此, 实现了的新闻自由前景并不乐观。
综上所述, 中国近代新闻自由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五四时期基本实现, 但仍存在问题。近一个世纪, 新闻人对其的认识逐渐加深但并不系统, 这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况相关。近代报刊的创刊词为研究提供依据, 使研究具有时代贴合性和还原性。但由于年代久远, 所述思想也不一定全面, 有待完善与更正。
摘要：中国近代新闻自由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漫长过程。本文以近代报刊创刊词的视角考察了新闻自由思想的形成过程。晚晴时期, 新闻自由思想的相关认识在创刊词中可见, 但未真正产生;辛亥革命时期, 新闻自由思想产生, 但未真正形成;五四时期, 新闻自由思想真正实现, 但仍面临巨大挑战。本文以文本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 分析总结了两个阶段新闻自由思想在创刊词中的表现, 并对其特点及原因进行分析。
关键词：新闻自由,近代中国,创刊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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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报刊思想奠基人——王韬 第7篇
一、王韬与《循环日报》
王韬原名利宾, 字仲弢、紫诠, 生于1828年, 死于1897年。现在江苏苏州人。王韬1849年在上海进入英国人创办的墨海书馆中工作, 与传教士合作, 翻译了《格致西学提要》等著作, 并参加中文期刊《六合丛谈》的创办[1]75。王韬于1867年冬应邀去英国翻译英文经典著作, 1870年返回香港, 返回香港后担任《华字日报》的撰稿人, 并在此报刊上连载其所翻译的书籍《普法战纪》。王韬与留美学生黄平甫在1874年合作开始创办《循环日报》, 并亲自担任此报主编, 撰写了许多政治评论文章, 积极支持变法, 倡导洋务运动。1884年回到上海, 1885年在上海创办了弢园书局, 1886年担任格致书院的掌院一职[2]99。在这期间, 王韬仍然为各报刊撰写文章。王韬积极投身于报刊事业, 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报刊政治评论作家, 对于王韬来说, 主编《循环日报》对其一生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循环日报》于1874年2月份正式发刊, 宗旨是“强中攘外, 诹远师长”[3]42, 即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制度, 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强大中国国力, 抵御外来侵略, 对国民进行变法自强等观念的宣传。王韬所办《循环日报》是中国首个以政治评论为主的报刊, 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宣传其政治思想主张的阵地。王韬之所以给这个报刊取名《循环日报》, 其目的在于期望中国可以通过维新变法走向强盛, 实现我国由弱变强的循环。美国著名汉学家柯文认为, 《循环日报》是第一份完全由中国人管理而取得成功的报刊。《循环日报》的主要内容是评论世界政局, 讨论维新变法, 在第一批由中国人创办的报刊中, 影响最深远、历史最久远, 因此有人认为《循环日报》是中国人办的最成功的中文报刊。王韬对中国人主持办报十分重视, 认为这是中国思想舆论摆脱西方国家约束, 独立发表见解与看法的前提条件。
二、王韬的新闻思想
1. 新闻功用思想。
王韬认为报刊最重要的功能在于“通达”。一方面, 报刊可以让民间的信息上达给政府, 王韬认为, 国家只要在各地政府建设报馆, 就能知地方机宜、知讼狱曲直、辅教化之不及, 报刊就可以成为博采舆论的场地和工具。另一方面, 报刊可以使君王的惠民措施可以很快下达, 起到推动政令的执行, 宣传君王恩德的作用。中国传统封建政治思想都宣扬同民情本, 在先秦就出现了“为川者决之使导, 为民者宣之使言”的思想[4]62。王韬新闻思想充分继承了这种民本的思想, 同时又充分肯定了报刊在传达民情民意、沟通上下等方面的作用, 将报刊的社会功能突出出来, 使国民认识到报刊等新传媒的重要性。王韬认为中国报纸需要介绍西方政治制度, 宣传西方民主思想, 便于学习西方的长处, 避免缺陷。政府需要设立翻译外文报纸的机构, 将西方各类报刊的重要新闻翻译出来, 呈送给总理衙门, 使朝廷随时了解西方列国的情况, 遇到外交事务时做到知己知彼。近代中外关系中, 中国始终处于被动地位, 既不主动了解西方, 也不主动让西方了解自己, 不重视对外宣传, 因此滋生了许多隔阂, 王韬认为报刊具有通内外的功能, 促进中国加强对外宣传的步伐。
2. 新闻自由思想。
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往往通过言禁来捍卫封建统治, 秦始皇焚书坑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言禁的高峰出现在清王朝, 即使清朝晚期西方传教士办报刊也受到清朝政府的严格控制, 因此中国的第一份报刊不是在国土范围内, 而是在马六甲。王韬是我国首位言论自由要求的提出者, 他认为报刊编排得当, 就可以影响食物的发展趋势, 遏制当权者权利滥用。因此他不断呼吁政府放宽言禁, 允许民间自由办报, 允许报纸对国家实事发表见解。马克思认为:“有新闻出版自由, 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5]124新闻自由思想在我国的出现具有十分巨大的意义, 书报检查制度不应该得到法律的支持, 王韬这时候在中国提出的新闻自由思想, 在西方早已深入人心, 而此时的中国想要实现言论自由无疑是天方夜谭。王韬的新闻思想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对于新闻媒体来说, 新闻自由至关重要, 是报纸存在的意义, 没有新闻自由, 新闻事业就没有存在的意义。王韬提出的新闻自由要求代表着广大中国人民的心声。
3. 新闻人才选拔。
王韬认为新闻人才必须具备两个素质——有道德、通古今。王韬是我国历史上首位出色的新闻人才, 王韬长期投身于报刊实践中, 他一次清晰明确地阐明了新闻人才观。首先, 新闻人才必须要具备高尚的品德, 新闻记者必须诚实和公正, 新闻人才只有具备这一品德, 才能客观公正的报道新闻事实, 避免夸张事实、采访失真。作为传媒人士, 公正诚实至关重要, 否则就无法担任“笔直”的责任。中国新闻史上, 直至当代仍然将品性作为报刊记者的首要素质。其次, 新闻人才应该是学贯中西的通才。王韬认为, 如果新闻人才不博古通今, 就会见识狭小而遗失有重要新闻价值的事件。王韬是我国第一个提出新闻人才知识结构的人。自从王韬提出新闻人才必须是通才这一观点后, 许多新闻人才开始思索新闻人才应该具备什么素质这个问题, 而许多新闻人士都认同王韬的观点。今天我们仍然认为通才对于新闻业的重要性。
三、王韬新闻思想的影响
1. 促进中国报刊理念的形成。
在长期的办报实践中, 王韬形成了对报刊功能的认识, 在其政论文中, 论述了报刊的功能作用, 他认为报刊的主要功能在于“通内外”、“通上下”和“广见闻”, 促进了中国近代新闻理念的形成和发展。王韬认为报刊必须起到“广见闻”的作用, 要使国民了解西方的文化制度、科学思想, 扩大视野增长见识, 为多灾多难的中国寻求出路。报刊要起到促使中西对话的作用, 他在《循环日报》上介绍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 从思想上震惊了国民。中国近代报刊理念正是在王韬这类人的探索中形成的。同时王韬认为报刊的另外一个重要功能是“通上下”, 肯定了新闻媒介在了解民情, 传播政府惠民举措上的特殊作用。王韬认识到了报刊在政治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并直接将其指出来, 影响着中国近代报刊理念的发展。长期国外游学, 使王韬认识到中西文化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 同时也看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不断向中国输出, 而清王朝对此显得无能为力, 因此王韬提出报刊还必须起到“通内外”的作用, 不仅要让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化, 还要让西方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以促进中西方的对话。这种办报的理念在当代中国对外传播中, 仍然具有很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2. 冲破清王朝的“言禁”制度。
王韬是我国第一个提出新闻自由思想的人, 这直接冲击清王朝的“言禁”制度。王韬在清朝末年提出言论自由的主张, 要求清廷允许民间自由办报, 放宽言禁, 鼓励地方设立报馆。并指出, 办报的目的在于直言时弊, 形成说者无罪、听者足戒的社会风气。王韬重视民众的意志和思想, 重视民众的政治力量。同时他还主张文人议论政治, 报纸应该是文人议论政治的阵地, 而非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舆论阵地。王韬新闻自由思想对我国新闻媒体的发展具有十分巨大的影响, 他率先突破封建社会的言禁制度, 提出符合资产阶级要求的言论自由, 给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办报实践提供了指导和借鉴。同时他第一次实践了报纸议论, 后来许多有识之士办报, 都继承了这一特点, 例如《申报》、《万国公报》等, 都以政论文为主, 新闻报纸等在宣传资产阶级政治思想, 引导国民接受民主平等新思想方面具有十分巨大的作用, 直接冲击和瓦解了政府的言禁制度, 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
3. 开启了报刊论政的风气。
王韬新闻思想的第三个影响是在中国第一次实践了报刊论政, 开启了我国报刊论政的风气。王韬在其主办的《循环日报》上, 发表了许多政论文章, 是我国首位报刊政论家, 使报刊媒体不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口舌代表, 而是表达广大人民心声的场所。王韬的新闻思想开创了我国“办报立言”和“文人论政”的报刊传统, 他以报纸为依托, 政论为载体来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在《循环日报》上, 他指出:“穷则变, 变则通。知天下事, 未有久而不变者也”, 表现了文人为民立言的胸襟与爱国主义情怀[6]91。他所创造的政论文成为了新的报刊文体, 对资产阶级维新派办报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王韬新闻思想中的政论精神也渗透到我国后来的报刊中, 影响后来的办报实践, 使我国的报刊媒体业形成了政论的风气, 直接促进“政论时代”的到来。
王韬是我国新闻史上开创性的人物, 近代报刊思想的奠基人, 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值得世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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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报刊杂志中刊载的“乐歌” 第8篇
《练兵》, 曾志忞词, 1903年第7期, 音乐栏。
《游春》, 沈心工词, 1903年第7期, 音乐栏。
《扬子江》, 王引才词, 1903年第7期, 音乐栏。
《海战》, 曾志忞词, 1903年第7期, 音乐栏。
《新》, 曾志忞词, 1903年第7期, 音乐栏。
《秋虫》, 1903年第7期, 音乐栏。
《女学生入学歌》, 松琴, 1903年第9-10期, 文苑栏。
《新民丛报》
《军歌二十四章》, 黄公度词, 1903年第26号, 文苑栏-饮冰室诗话。
《汝小生》, 黄遵宪词, 1903年40、41号合刊, 文苑栏-饮冰室诗话。
《湖南少年歌》, 杨皙子1903年42、43号合刊, 文苑栏-饮冰室诗话。
《老鸦》 (幼稚园用) , 1903年46-48号合刊, 文苑栏-饮冰室诗话。
《蚂蚁》 (寻常小学校用) , 1903年46-48号合刊, 文苑栏-饮冰室诗话。
《黄河》 (中学校用) , 杨度词, 1903年46-48号合刊, 文苑栏饮冰室诗话。
《大国民》, 1904年第51号, 专件栏。
《东京留学》, 1904年第51号, 专件栏。
《送别》, 1904年第51号, 专件栏。
《演孔歌》, 康有为词, 1904年第57号, 文苑栏-饮冰室诗话。
《爱国歌》谱之一, 梁启超词, 1904年第57号, 文苑栏-饮冰室诗话。
《黄帝歌》谱之一, 梁启超词, 1904年第57号, 文苑栏-饮冰室诗话。
《终业式》谱之一, 梁启超词, 1904年第57号, 文苑栏-饮冰室诗话。
《易水饯荆轲》横滨大同学校, 1904年第61号, 文苑栏-饮冰室诗话。
《从军乐》 (梳妆台调) , 梁启超词, 1906年第78号, 文苑栏饮冰室诗话。
《女子世界》
《醒世歌》, 钟宪鬯词, 1904年第1期, 文苑栏-学校唱歌。
《地球》, 沈心工词, 1904年第1期, 文苑栏-学校唱歌。
《放假时之歌》, 沈心工词, 1904年第1期, 文苑栏-学校唱歌。
《秋之夜》, 吴怀疚词, 1904年第1期, 文苑栏-学校唱歌。
《扬子江》, 王引才词, 1904年第1期, 文苑栏-学校唱歌。
《乐群歌》, 沈心工词, 1904年第1期, 文苑栏-学校唱歌。
《游春歌》, 沈心工词, 1904年第1期, 文苑栏-学校唱歌。
《旅行歌》, 吴怀疚词, 1904年第1期, 文苑栏-学校唱歌。
《雁字》, 沈心工词, 1904年第1期, 文苑栏-学校唱歌。
《运动歌》, 沈心工词, 1904年第1期, 文苑栏-学校唱歌。
《女学生入学歌》, 金一词, 1904年第1期, 文苑栏-学校唱歌。
《年假》, 夏颂莱词, 1904年第2期, 文苑栏-学校唱歌。
《择友》, 1904年第2期, 文苑栏-学校唱歌。
《扬子江》 (续第一期) , 1904年第2期, 文苑栏-学校唱歌。
《何日醒》, 夏颂莱词, 1904年第2期, 文苑栏-学校唱歌。
《少年歌》, 仁和女士丁志先词, 1904年第2期, 文苑栏-因花集。
《女子唱歌》, 吹万词, 1904年第3期, 文苑栏。
《女中华歌》, 1904年第4期, 文苑栏-攻玉集。
《保种歌》, 常州女士赵爱华词, 1904年第6期, 文苑栏-因花集。
《女子四勿歌》, 奉化女学堂学生孙汉英词, 1904年第8期, 文苑栏-因花集。
《新翻子夜歌》, 女士赵爱华词, 1904年第8期, 文苑栏-因花集。
《同学祝歌》, 1904年第8期, 记事栏务本毕业。
《女国民歌》, 女士汪毓真, 1904年第9期, 文苑栏-因花集。
《欢迎歌》, 1904年第9期, 记事栏-欢迎师范。
《女学生入学歌》, 1904年第10期, 文苑栏-唱歌集。
《黄菊花》, 1904年第10期, 文苑栏-唱歌集。
《甲辰秋开校歌》 (上海城东女校) , 1904年第10期, 文苑栏-唱歌集。
《复权歌》, 1904年第10期, 文苑栏-唱歌集。
《幼稚唱歌》, 吹万词, 1904年第10期文苑栏-攻玉集。
《菊花歌》 (两则) , 埭溪女士蔡爱花、蔡绿农词, 1904年第10期, 文苑栏-因花集。
《幼稚园上学歌》, 1904年第11期, 文苑栏-唱歌集。
《娘子军》, 1904年第11期, 文苑栏-唱歌集。
《自由结婚》, 1904年第11期, 文苑栏唱歌集。
《缠脚歌》, 沈心工词, 1904年第11期, 文苑栏-唱歌集。
《放脚歌》, 1904年第11期, 记事栏-放足纪念。
《开校歌》, 保三词, 1904年第12期, 记事栏-学校近闻。
《星期歌》, 1905年第1期, 文艺栏-唱歌集。
《嘉定普通女学校歌》, 1905年第2卷第1期, 文艺栏-唱歌集。
《勉学歌》, 1905年第2卷第1期, 文艺栏-唱歌集。
《女工厂开校歌》, 1905年第2卷第1期, 文艺栏-唱歌集。
《常熟兢化女校开学歌》, 1905年第2卷第2期, 文艺栏-唱歌集。
《常熟兢化女校放假歌》, 1905年第2卷第2期, 文艺栏-唱歌集。
《女杰花木兰》, 1905年第2卷第2期, 文艺栏-唱歌集。
《观音灯》, 1905年第2卷第2期, 文艺栏-唱歌集。
《休业式》, 1905年第2卷第2期, 记事栏-自治设会。
《始业歌》, 1905年第2卷第3期, 记事栏-女学消息。
《常熟兢化女校游艺会歌》, 初我词, 1906年第2卷第4、5期, 文艺栏-唱歌集。
《求学歌》, 保三词, 1906年第2卷第4、5期, 文艺栏-唱歌集。
《黄天荡歌》, 二等公学生杨寿梅女士词, 1906年第2卷第4、5期, 文艺栏-因花集。
《女国民励志歌》, 大雄词, 1906年第2卷第4、5期, 文艺栏-攻玉集。
《女国民》, 佛哉词, 1907年第2卷第6期, 文艺栏-唱歌集。
《世界新》, 1907年第2卷第6期, 文艺栏-唱歌集。
《女杰梁红玉歌》 (女杰秦良玉歌) , 1907年第2卷第6期, 文艺栏-唱歌集。
《女军人》, 1907年第2卷第6期, 文艺栏-唱歌集。
《天足会》, 1907年第2卷第6期, 文艺栏-唱歌集。
《运动场》, 1907年第2卷第6期, 文艺栏-唱歌集。
《女子蚕业学校校歌》, 女子蚕业学校, 1907年第2卷第6期, 文艺栏-唱歌集。
《採桑》, 女子蚕业学校, 1907年第2卷第6期, 文艺栏-唱歌集。
《游行》, 1907年第2卷第6期, 文艺栏唱歌集。
《女子歌四章》, 江阴潘萝蕉, 1907年第2卷第6期, 文艺栏-因花集。
《云南》
《云南大纪念》, 剑虹词, 1907年第4期。
《云南男儿》, 柏林词, 1907年第6期。
《满江红》, 岳武穆词, 1907年第8期。
《蜜蜂歌》, 剑虹词, 1907年第8期。
《滇声》, 剑虹词, 1907年第11期。
《教育杂志》
《小鸟》, 余沅作歌, 1909年第1卷第3期, 文艺栏。
《排色板》, 余沅作歌, 1909年第1卷第3期, 文艺栏。
《蜂》, 叶中泠作歌, 1909年第1卷第4期, 文艺栏。
《诸葛亮》, 徐寯作歌, 1909年第1卷第6期, 文艺栏。
《岳飞》 (曲前调) , 1909年第1卷第6期, 文艺栏。
《告蒙养生》, 庄先识作歌, 1910年第2卷第2期, 文艺栏。
《打铁环》, 无锡济阳小学制谱并作歌, 1911年第3卷第4期, 文艺栏。
《登山望湖》, 无锡济阳小学制谱并作歌, 1911年第3卷第4期, 文艺栏。
《长沙进修女校秋季开学校歌》, 1914年第6卷第2期, 成绩栏。
《春季开校歌》 (前谱) , 1914年第6卷第2期, 成绩栏。
《上海尚公小学十周年纪念歌》, 1916年第8卷第7期, 名著栏。
《校屋落成歌》, 1916年第8卷第7期, 名著栏。
《尚公小学校校歌》, 1916年第8卷第7期, 成绩栏。
《女报》
《上海天足会女学校校歌》, 许则华词, 1909年第1卷第1期, 唱歌栏。
《女儿叹》, 许则华词, 1909年第1卷第1期, 唱歌栏。
《祝文明结婚》, 1909年第1卷第2期, 唱歌栏。
《赴会歌》, 柳公权, 1909年第1卷第2期, 唱歌栏。
《江震女学联合游艺会答谢来宾歌调》, 1909年第1卷第2期, 唱歌栏。
《谢宾歌》, 1909年第1卷第2期, 唱歌栏。
《育才女学校歌》, 琴梦静词, 1909年第1卷第3期, 唱歌栏。
《女学歌》, 陶濬宣词, 1909年第1卷第3期, 诗选栏。
《中国新女界杂志》
《女子春季励志》, 1907年第3期。
《女学校》, 佛群词, 1907年第3期。
《兴女学》, 佛群词, 1907年第3期。
《自由花》, 1907年第5期。
《民国女》, 19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