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徒困境范文

囚徒困境范文（精选12篇）

囚徒困境 第1篇

警察的话让这两名犯罪嫌疑人一下子陷入了恐慌之中。身为大头目的甲这样想:乙虽然表面上对我不错, 可是难说他心里是不是一直在想把我拉下马来, 然后自己坐上“大哥”的宝座。嗯, 不行, 我不能坐以待毙, 那样的话, 不但宝座失去了, 还得坐上十多年牢, 不值。

身为二头目的乙这样想:我们都不认罪最好, 但是谁知道他会不会认呢?如果我硬撑着, 他却揭发我的话, 我不是太亏了吗?算了, 我还是退而求其次, 坦白自己也揭发他吧, 这总比第三种结果要强。

就这样, 为了尽可能降低自身的危险系数, 甲和乙最后都选择了第二种。

其实不仅仅是他们, 在同种情况下, 几乎所有的犯人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这便是社会学、心理学的著名论例“囚徒困境”。

启示:

团队合作易坠入囚徒困境 第2篇

囚徒困境讲述的是两个犯罪同伙落网后的故事。开始两个罪犯闭口缄默，就是不招认，因为他们之前有约定，若然被捕死不认罪。于是，警察将他们分开 囚禁，并分别对他们说：你若招认了，而你的同伙不招认，那么你就只判1年;若你俩都招认，各判监5年;若你不招认，而你同伙招认了，你就判监多一倍;10年。经过没有相互沟通的思考，两个罪犯寄望于对方守诺，都招认了，结果都被判5年。这个故事说明沟通的重要性，而当前许多企业里的团队也面临这个;困 境。

近期，美国华盛顿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晓萍教授在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主办的研讨会上就团队合作问题作了精彩的报告，受到来自广州地区的近300名企业人力资源主管的热烈欢迎。1.团队不等同于群体陈晓萍教授认为，在打造团队之前，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团队?但目前社会上经常混淆三个概念，即人群、群体和团队。人群指的是结合在一起的人员没有共同 的目标;群体是指为共同的目标结合在一起做事的那伙人;而团队则是指比较优秀的群体，其特点有四：一是必须两人以上;二是规模有限，成员之间充分了解并且 互相发生影响;三是成员之间互相依赖;四是团队在时间上有一定的连续性，其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历史的连续或延至可以预期的未来。

团队的任务包括完成项目或任务;解决问题;作决策。它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1)、问题解决型：每月员工需在一起用几个小时来探讨如何提高工作质量。但其成员几乎没有什么实际权利来根据建议采取行动;2)、自我管理型：员工的责任范围包括控制工作节奏、决定工作任务的分配、安排工间休息。彻底的自我管 理型团队甚至可以挑选自己的成员，并让成员相互进行绩效评估;

3)、多功能型：由来自同一种等级不同领域的员工组成，成员之间交换信息，激发新的观点，解 决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2.星巴克团队的快乐回报原则

在团队中，集体的业绩要高于个人业绩的总和。陈晓萍认为，这是因为六方面的原因：一是团队的同伴有相互激励作用;二是团队绩效优于个人绩效;三是团 队能完成单个人无法胜任的工作;四是团队会集思广益,倾听多方观点;五是团队的决策更客观准确,更少偏差;六是团队的组合方式灵活,适于应对组织变革。陈 晓萍同时指出，如果团队决策走向极端，这肯定与当时的社会规范与秩序有关，并受社会的惰性的影响，因为当一伙人共同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个人的努力比他单独 个人完成一件事的努力要小。

世界上许多优秀企业都是以团队方式运作。如星巴克(STARBUCKS)，它的咖啡从头到尾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层层质量过关。对水的质量严格控制，它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司。星巴克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平等快乐的团队文化和快乐回报

原则,而不是投资回报原则,顾客开心,就会成为回头客,因此要让员工自己开 心, 顾客开心，然后股东才开心。星巴克是这样打造团队的，首先是团队的磨合培训，将每个新开店的核心员工拉到西雅图总部培训三个月或总部派人到当地培训;其次 是领导的模范带头作用，企业没有管理人员与员工之分;第三是分工虽严密,但可以互相帮忙,帮忙的人还会得到小小的奖励。

再如宜字家私(IKEA)，这是一家瑞典的公司，这个团队最讲求平等，它的广告词是“你不必富有，只要机灵就行”。在这家公司里没什么成绩头衔，只 要顾客满意就行。但美国的公司则很细，每一个岗位都有很详细的规定，这些条框把整个团队的秩序弄得很森严，团队成员的积极性被扼杀。因此，领导团队要有 效，就一定要让人心理感到满足。尽管团队运作的方式可能使一个企业运作好，但它都是根据企业的特点来设计，没有现成固定好的模式。

3.团队合作易坠入“囚徒困境”

尽管团队具备诸多优势，但现实中团队合作容易走入困境，陈晓萍认为对此应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待。曾经有人做过试验，要想实现团队合作，就必须坚持针锋相对的策略，即坚持选择的结果，直到对方愿意合作为止，因为这是最友好的策略，可以诱导对方合作。

那么，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人更合作呢?多年研究发现，将10个人分成两组，其中5个人先讨论一下，结果是70%的人更愿意合作，而另外5个没讨

论 的人只有30%的人愿意合作。这也是著名的“囚徒困境”理论的佐证。因此沟通在团队合作中处于最关键的位臵。要走出团队合作中出现的困境，就必须沟通、沟 通、再沟通。因为沟通可以讲清利益分配问题，协调个人利益与团队利益之间的关系。经过沟通与讨论，人的心里就会发生变化，并能持续下去，在下一次没有沟通 的情况下依然保持合作。这是因为沟通能让成员更好地理解团队的共同目标，理解合作的好处与不合作的坏处;能增加团队成员之间的凝聚力;有益于增强团队的合 作气氛;能使队员认识到自身合作的关键性。沟通的效果是持续的，通过信任、团队凝聚力、目标统一、有共识和个人利益这5个心理变化，持续下次合作。

4.奖惩制度只能促进短期合作

陈晓萍认为，解决团队问题的最佳解决办法就是创造良好的团队合作气氛和行为规范，因为每个团队成员头脑里都同时存在多种行为规范，团队合作气氛能使 合作变成最显著的规范来指导行为，而且团队的合作气氛通常是由其成员的行为决定的。对此，他们利用经济情景、社会情景、隐性的规范、知觉到的规范来测试团 队中的竞争与合作情况。结果表明，在不知道别人的情况下，隐存的规范起作用;而当知道他人的情形时，他人的结果影响你的决定。这就说明，在团队情况下，合 作情形是很脆弱的行为，若合作一直持续下去，就需要精心维护。对此就要采取措施，让每个队员都意识到个体合作的关键作用。管理者要懂得把握人的心理，让他 认识到自己的重要性。团队规模不能太大，人数上

5至12人最好，通过个人的影响力，让成员觉得自己很重要，他就很会做贡献。此外，制定有效的奖惩制度也很重要。陈晓萍说，奖惩制度被证明能显著提高合作量或合作比例，奖惩制度能促进短期的合作，但其长远的影响值得关注。实 验证明，奖惩制度有可能让人上瘾。是什么原因让人在没有惩罚时效率下降，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将合作归因于奖惩制度，也有一些人从内心深处认为合作是一件好 事情。人如何对自己的行为归因，会影响他以后的行为，对其长期发展会有很大的作用。过分强调钱，个人因素就会突现出来，因此一定要强调价值观。

5.打造卓越团队领导作用不可少

智解囚徒困境 第3篇

汤姆和彼得是坦白还是抵赖?显然,最好的策略是两人都抵赖,结果是大家都只被判一年刑。但是两人处于隔离状态,无法串供。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出发,他们都会进行这样一个决策过程:我招了,他也招了,我们都坐五年牢;我招了,他不招,我就只坐三个月,而他会坐十年牢;他招了,我不招,我就会坐十年牢。所以不管他招不招,对我来说都是招了划算。由于两人都会动这样的脑筋,最终两人都选择了招供,结果都被判五年刑,而原本对两人都有利的策略(抵赖)和结局(被判一年刑)则不会出现。

我的家乡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黑蛋和白蛋在漆黑的夜晚要共同去装一车粪,送到田里。黑蛋去的时候,带了一把炭锨(家乡人做饭时往灶膛里加炭用的,锨头不到巴掌大小)。他想,反正天很黑,没人看见,就装成很卖力的样子,每往车上放一锨粪,嘴里就发出“嗨哟”的声音,还把炭锨在车厢上“咣”地磕一下。黑蛋听到白蛋也很卖力,嘴里使劲的同时,车厢也发出很响的声音。他暗自高兴,暗骂白蛋傻瓜。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黑蛋想可能装满了吧,就用手去摸车厢,可是还差很远。黑蛋很奇怪,可他心虚,没有说什么,继续假装很卖力地往车上装粪。后来,黑蛋又摸了几次,车厢总不见满。不久传来鸡叫声,东方渐渐泛起鱼肚白,黑蛋模模糊糊地发现,白蛋手里拿的竟是一根棍子。

中国人重感性,所以故事还是故事;外国人重理性,将故事升华成了理论,这就是经济学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困境”。这种困境反映了個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对每个人而言都是理性的选择,能得到最优的结果;对整个集体来说却是非理性的,最终导致对集体中每个人都不利的结果。

人们称这种结果为“非合作博弈均衡”,它是美国经济学家纳什提出的,又称为“纳什均衡”。“非合作均衡”实际上是陷入僵局的一种均衡。在这种均衡里,双方都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每个人首先想到的都是自己的利益,进行的都是有利于自己的决策,结果不仅没有使自己获利,还损害了对方的利益,最后大家共同遭受损失。

有两个朋友李红和赵辉,合伙做苹果生意。两人分了工,李红在北方苹果基地扎庄收购,赵辉负责在南方市场销售。开始,两人合作得非常顺利,可到苹果旺季时,许多外地客商直接来到苹果基地找李红代收。这样可以背着赵辉多赚一些钱,李红就答应了。南方的销售行情也分外好。赵辉思量起来,自己背着李红在其他苹果基地再设一个收购点,不就可以多赚一笔吗?结果,李红为了客商,给赵辉供不上货;为了赵辉,又给客商供不上货,非常被动。赵辉在南方,有限的资金要供应两个点,精力有限,顾此失彼,焦头烂额。

现在有些企业,为了利润最大化,降低员工待遇,而员工为了获得高薪和自身发展,频频跳槽,结果双方都遭受损失。

成功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大家合作的结果。在囚徒困境里,两个囚徒由于隔离而无法合作,但在现实生活中,企业与企业之间、人与人之间却可以通过沟通、交流、协商而达成合作。比如同类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彼此之间就由相互拆台变成相互合作,规模扩大了,行动统一了,力量也就更加强大,最终实现双赢。企业和员工之间也可以共同协商,寻求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劳资模式。朋友之间,为了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如果能够从扩大合作规模、改进合作方式、提高效率入手,最终也会对各自都有利。

对囚徒困境的思考 第4篇

1 “囚徒困境”模型

所谓的“囚徒困境”模型, 它起源于20 世纪50 年代博弈论的一个经典假设:假如警察逮捕了两个涉嫌合伙犯罪的嫌疑人, 但缺少足够有力的证据指控他们的罪行。为了得到所需的口供, 防止他们结成“攻守同盟”, 于是将他们分别关押在两个不同的囚室里进行审讯。他们被告知:如果两个人都坦白, 各判刑5年;如果两个人都抵赖, 则会因妨碍公务各判两年;如果一个坦白一个抵赖, 坦白的会被从轻处理, 判处一年, 而抵赖的将被判10年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每个囚徒都有两个策略可供选择, 坦白或者抵赖。具体如表1所示。[1]

从表1可以看出, 如果两个人都不坦白则他们集体所遭遇的惩罚最轻。两个囚徒都不坦白, 双方都只被判 2年徒刑;相反, 如果两个囚徒都坦白, 则两人同时获得次差结果, 都被判5 年。而在一方选择坦白、另一方选择不坦白的情况下, 选择坦白的一方总能获得最优结果 (1年) , 选择不坦白的一方则获得最差结果 (10年) 。假如囚徒甲和囚徒乙不能相互信任对方, 都担心对方背叛自己而选择坦白, 因此自己首先选择背叛, 那么往往会导致最终都坦白的双输结果 (-5, -5) 。由于人性的弱点, 这种双输结果在现实生活中屡屡出现。

这就是哈丁在《公用地悲剧》一书中阐述的“个体理性行为的总和导致集体非理性的反论问题”。如果博弈双方都以个体理性作为决策基础, 此时无法有效地协调各方面的利益, 并实现个体、整体利益共同的最优。简单地说, “囚徒困境” 问题是由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所引起:当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 利益各方首先考虑自身利益最大化并采取各自最优策略, 最终会造成一个比维护集体利益更差的结果[2]。事实上, 只有利益各方都采取合作的态度或者首先替别人着想的情况下, 才可能有最好的效果, 即帕累托最优。

2 现实生活中的“囚徒困境”——图书馆占座难题

作为学生, 笔者感受最深刻的“囚徒困境”问题莫过于图书馆、考研自习室占座问题 (本文以图书馆占座为例) 。当我们走进图书馆、考研自习室时, 发现桌上摆的都是用来占座的废书, 桌子凳子上都贴着“此位已占”之类的用来占座的纸条, 更有甚者在座位上锁上锁, 以示此位已被占。而这些被占的座位, 很多都是很久都没人来, 座位上已布满了灰尘。这种占座行为, 导致了很多座位没被充分利用、资源严重浪费的同时, 很多同学却找不到地方自习的矛盾现象。这种占座现象也始终是学校教室、图书馆流通管理部门的一个工作难题。虽然学校采取了定期剪锁、清空自习室等办法, 但占座行为屡禁不止。为什么会出现占座现象, 我们可以通过“囚徒困境”模型来进行博弈分析。

假定同学甲和同学乙都习惯在图书馆学习, 他们都有占座和不占座两种选择。如果两人都占座, 则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大, 从而可能导致两人都不能获得这个座位, 我们将获利值记为0;如果一人占座而另一人不占座, 那么占座者可确保较长时间获得座位, 因此设定获利为2, 而不占座者不能获得座位, 设定获利为-1。如果两人均不占座, 那么就有空余的座位, 所以二者都有获得座位的机会, 因此设定获利为1。具体如表2所示。

由此看出, 对两位同学来说, 都占座并不是最优选择, 因为如果两个人都不占座则他们都有机会找到位子。但单从甲个人角度考虑, 如果不占座, 那么如果乙占座, 甲必然损失自习的位子, 也就是说他在作出不占座的决定时需要承担乙占座而违背两人最优决策的风险。而我们可以很大程度上相信乙是会占座的, 因为这对乙最有利。因此, 不管乙作出什么决定, 占座相对于不占座对甲来说都是占优策略。同样, 对乙来说, 占座也是一个占优策略。最终, 两人都选择了占座, 即 (0, 0) 这个纳什均衡解。[3]

3 解决占座问题的对策

运用“囚徒困境”模型对图书馆占座行为进行分析, 为找出这种现象长期存在的根源提供了很大帮助。下面, 将根据“囚徒困境”模型提出解决办法。

3.1 学校应从制度、政策层面上进行引导

学校作为监管者和服务提供者, 应从制度层面上做出努力。

首先, 学校应该从制度、政策上严格规定。具体包括严格规定不准占座, 并实施严格的惩罚措施、加强监管等。图书馆可以对占座的学生进行一定的罚款, 或者将占座行为算作违反纪律并记入其个人年终品行考核, 抑或者其他行之有效的惩罚行为。当然, 罚款的数额和惩罚的轻重还需视情况详加讨论。

其次, 加强监督管理。任何制度、政策都必须严格执行才可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图书馆可设专人巡查, 发现座位空闲一个小时便清空桌上的所有东西, 以便下一位学生自习。而占座的学生得去管理员那凭校园卡才能领回东西, 并且要认清自己的过错。

最后, 要做好宣传工作。具体包括通过学校广播、宣传栏宣传不准占座等具体制度。通过学校的宣传和执行, 无形中创造了第三方约束机制, 能够很好地解决陌生学生之间的不信任问题, 从而减少占座现象的发生。

3.2 学生应坚持“道德人”与“经济人”的统一

“囚徒困境”理论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 要保证信息对称、合作精神介入竞争过程, 还必须从人性上着手, 否则很难保证“囚徒”最终不滑向自利主义的泥潭。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道德人”的概念, 并指出“道德人”中蕴涵着“仁爱”因素。“道德人”可以克服“经济人”的自利观, 因此“道德人”和“经济人”的统一, 由原来竞争中的“我赢你输”对抗性排斥的思维方式变为“我赢你也赢”的合作性的思维范式, 会为最终走出“囚徒困境”提供保障[4]。

在图书馆占座博弈中, 每位学生都要从自身做起, 克服狭隘的利己主义, 注重道德素质的提升, 不仅要做一个理性“经济人”, 而且要做“道德人”。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矛盾问题, 减少“集体非理性”产生。

4 结 论

其实, 仔细想想我们生活中处处都有囚徒困境。譬如企业间层出不穷的“价格战”、“广告战”、“规模战”, 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 老板与员工之间的明争暗斗等, 这一切最终都会使得当事各方利益受损, 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阻碍。这种博弈论的思考方法, 虽然不能确保在竞争中取胜, 但可以改善在对抗中的处境, 为问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方法。

总之, “囚徒困境”模型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应用广泛, 我们应了解其中的原理并指导行动, 从而有效地改善或避免“集体非理性”局面的产生, 促进经济繁荣发展。

摘要：“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的一个经典模型, 在现实应用广泛。然而如何避免或者走出此困境, 是各行为主体共同面临的难题。而图书馆占座问题是各大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 本文先对囚徒困境模型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再结合学校图书馆占座实例, 更为深刻体现出其在经济生活中的应用。最后, 对如何应对图书馆占座的“囚徒困境”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

关键词：囚徒困境,图书馆,占座,对策

参考文献

[1]孙鑫.囚徒的困境博弈及其应用浅析[J].产业与科技论坛, 2009, 8 (4) :160-162.

[2]杜涛.走出囚徒困境:中日韩民事判决相互承认制度的建构——以构建东亚共同体为背景的考察[J].太平洋学报, 2011, 19 (6) :10-16.

社会攀比囚徒困境的财税政策 第5篇

社会攀比作为人类普遍的行为活动，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1954年Festinger在其文章《论社会比较》首次提出社会比较理论，他指出，团体中的个体都具有一种估价自己的驱动力，在缺乏客观的、非社会标准的情况下，便会以他人作为比较的来源与尺度，通过对比来估价自己的态度、能力和反应的适宜性，以从中确定自我价值。

在Festinger研究的基础上，Wheeler通过排序实验，表明被试者更愿意与那些比他们稍微优秀一点的人进行比较。

1965年Adams从社会比较的角度提出经典的公平理论。

他认为人们不仅关心自己所得回报的绝对量，而且还希望了解自己所得回报的相对量，以确定是否公平。

我国对社会攀比的研究起步比较晚，相关文献并不丰富，虽然近些年不断地增长，但我国有关攀比的文献总量仍旧较少，研究领域主要在经济领域，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大学生等特殊群体，对概念的界定缺乏全面性。

界定偏重于消极一面，习惯于直接把攀比归类于一种不健康的现象，而置于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的倾向。

较少对社会攀比引发幸福悖论的机制进行研究。

二、社会攀比的囚徒困境分析

(一)消费行为的聚焦错觉

凡勃伦发明了“炫耀性消费”一词来描述消费行为的社会性，西拖夫斯基最早研究了消费和地位之间的联系，荷诗创造了地位性商品的概念以强调相对社会地位的角色。

在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弗兰克进一步根据受他人行为影响的敏感程度，将人类的消费分为显性消费和隐性消费两大类[1]。

显性消费即可以用货币计价、衡量和比较的消费，主要是商品的消费，如衣食住行商品的消费等，人在消费显性商品时，一般也会在与他人的消费比较中获得或好或坏的情绪体验，从而对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隐性消费是指难以被货币化计价、衡量和比较的消费，私人领域的亲情、友情、健康、休闲、工作自主性、环境、交通等都属于隐性消费。

隐性消费无法计价衡量的特性使其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和攀比。

但隐性消费贴近内心的特性决定了其是幸福体验的重要方面，且大部分隐性消费具有边际幸福报酬递增的性质，成为幸福感产生的主要源泉。

幸福是人类追求的永恒目标，但在对幸福的追求中，易被衡量和比较的显性消费被赋予了较高的权重，难以被货币话、商品化的隐形消费领域常被忽略，这种“聚焦幻觉”的存在促使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对显性领域进行过度的追求，且由于显性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特性，使得收入、商品绝对量的递增与幸福感不变甚至下降的现象共存，形成幸福的悖论、催生社会攀比的消费观念及环境。

(二)社会攀比的囚徒困境模型

显性消费的社会攀比作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不但不能提高人们的幸福水平，还在经济、社会领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次生效果。

博弈论在多主体参与的活动中寻求优化策略的理论。

在显性消费的社会攀比中，我们可以进行博弈分析如下：

首先，假设在不存在社会攀比和赶超的情况下，假设甲乙两个体具有相同的幸福函数，都只是自身显性消费量x的函数。

由于显性消费边际效用递减，设甲乙的幸福函数分别为：

H1=-2(x1-8)2+16 H2=-2(x2-8)2+16

该函数图形的特点是先递增后递减，中间存在最大值。

用福利经济学来解释这个函数所表示的情形为：在不存在社会攀比和赶超的情况下，甲乙二人的最佳工作量均为8小时，并且都消费8单位的显性商品，从中获得16单位的幸福感。

利用社会攀比矩阵表示后，模型中的(赶超，不赶超)策略所对应的(16，16)组合是最优博弈策略，即二人都获得最大量的幸福感。

当加入社会攀比后，甲乙二人各自的幸福函数都会因攀比和竞争因素的加入而改变。

每个人的幸福函数不仅是其自身的显性消费量的函数，而且还是对方显性消费量的函数。

由于存在社会攀比，二人显性消费量的差距成为了影响双方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因此，甲乙二人的幸福函数分别变为：

H1=-2(x1-8)2-4(x2-x1)+16 H2=-2(x2-8)2-4(x1-x2)+16

若甲首先对自身的现有消费量不满足，进行社会攀比，那么甲将根据自己新的幸福函数选择最优工作量9小时(超过原先8小时)，并从中获得比原来多2单位的显性消费量即18单位。

而此时乙的工作量和显性消费量都保持原有水平。

没有进行社会攀比的乙会因为对手甲的显性福利水平的增大而产生心理落差，因此对自身原有的幸福感产生负向抵消作用，根据乙的新的幸福函数可知，乙目前的幸福感仅为16单位。

在博弈矩阵中，甲乙双方的博弈策略组合为(18，12)。

同理若乙先进行社会攀比而甲不参与，那么双方的博弈策略组合为(12，18)。

事实上，若甲乙二人其中一方先进行社会攀比并企图得到多于对手的幸福感，那么另一方完全可以马上采取相应攀比行动，使双方都进入社会攀比的游戏中。

用博弈模型来解释为，若甲先攀比，将工作量提高为9小时，那么乙也立即提高工作量至9小时，而这种社会攀比对二人的幸福感均产生负的外部性，最终使二人的幸福感均下降至14单位。

可以看出，甲乙二人最终选择(赶超，赶超)的幸福组合作为双方的最优博弈策略。

然而从博弈图中可知，甲乙均得到14单位幸福感的(赶超，赶超)策略并非是最优资源配置情况，最好的结果是二人均得到16单位幸福感的(不赶超，不赶超)策略组合。

但是这种策略是不稳定的，在社会攀比的影响下，甲乙二人都有通过独自增加工作量而获得比他人更高幸福感的冲动。

这也就是社会攀比对幸福感存在负面效应而产生幸福悖论的内在机制。

社会攀比的“囚徒困境”博弈表明，人们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攀比因素作用于个人与集体，最终导致非最优的策略组合，产生社会整体的不幸福。

上述社会攀比的囚徒困境博弈模型的分析可知，人们在追求幸福时，在没有外界调控和干预的情况下，个人始终要追求自己的理性决策而不会全盘考量，最终会导致集体的不幸福。

这表明，要想消除“幸福悖论”，走出社会攀比的“囚徒困境”。

可以加入合理的外界调控和干预机制，改变博弈格局，促使大家选择(不赶超、不赶超)的最优策略。

三、社会攀比困境的财税政策干预分析

由上述社会攀比的囚徒困境博弈模型的分析可知，人们在追求幸福时，在没有外界调控和干预的情况下，个人始终要追求自己的理性决策而不会全盘考量，最终导致集体的不幸福。

这就表明，只有加入合理的外界调控和干预机制才能使集体理性趋近于个体理性，从而消除“幸福悖论”，走出社会攀比的“囚徒困境”。

这里所说的“外界调控和干预”实际上就是指政府的相应公共政策。

假设在上述博弈模型中引入第三方政府部门，政府采用公共财税政策手段对首先进行社会攀比的一方进行惩罚，而对未参与社会攀比的一方进行补偿。

例如政府对社会攀比的一方进行3单位的税收惩罚，相应未参与社会攀比的一方得到3单位的转移补偿。

那么，先社会攀比的一方即使在攀比中获得了2单位的超额幸福感，但是由于存在税收惩罚机制，他的幸福感反而下降了1单位，这就意味着，甲乙双方都会意识到参与社会攀比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因此他们都不会率先进行社会攀比。

相应未参与社会攀比的一方获得了3单位的幸福补偿，则他的幸福感变为15单位，这时的纳什均衡解为双方均获得16单位最大幸福感的(不赶超，不赶超)。

在这种财税政策调节下，任何一方的赶超都无利可图，幸福感的绝对量与相对量都不会得到提升，这使得双方都丧失赶超的动力，最终选择(不赶超、不赶超)的最优策略。

由此可见，公共财税政策的合理运用将会引导社会攀比走出囚徒困境，避免资源的浪费和幸福水平的无谓减少。

四、抑制社会攀比的税收财政政策调整

正是由于人们对显性消费的过度聚焦导致了幸福感知的偏差和无止境社会消费攀比。

这就决定了在抑制社会攀比中的财税政策总体原则是对显性消费征税，对隐性消费补偿，使人们减少显性消费的攀比和竞争，使幸福感的来源向真正的心理幸福体验回归。

(一)利用财税征收，引导合理消费与生产

1.对收入和财产征税，减少人们在收入和财富上的过度攀比和激烈竞争。

在累进税中，对较高的收入部分或财产征以较高的所得税及财产税会使人们不惜代价获取财富的意愿下降，转而享受更多的.闲暇消费，使人有时间回归家庭、享受天伦之乐，提升人们幸福水平。

2.对奢侈品消费征税，遏制显性消费的恶性攀比，增加财税收入。

奢侈品消费时社会攀比的重要表现方面，也是促使社会攀比恶化的重要因素，在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公平感缺失的大背景下，奢侈品消费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

加剧社会心理失衡，引发社会关系紧张，破坏社会公正，威胁社会和谐。

所以要对豪车豪宅等奢侈品课以重税，扩大覆盖范围，对奢侈品商品消费及消费行为并行征税[2]。

3.对劣值品征税。

某些物品给人带来的好处不大，甚至有利无害，但消费者却给以较高评价，这种消费者评价高于合理评价的物品被称为“劣值品”。

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劣值品主要有烟酒，对烟酒进行征税导致的价格提高会适当限制消费的数量和人群，有助于维护吸烟者和酗酒者自身及他人的健康，奠定幸福生活的基础。

4.对环境污染外部性征税，提高公众隐性幸福水平。

生活的自然环境是公众幸福感知的重要方面，在改善环境方面，环境税作为保护环境的一个重要政策工具，其在遏制污染、改善生态环境方面的作用已经得到国际社会认可。

漂亮女孩与囚徒困境 第6篇

还有最后一点我想单独拿出来说说。那就是女孩越来越懂得美化自己了。美化自己的方式很多穿上时髦的衣服、精心地化妆、甚至去做美容手术等等。在预算约束条件下，女孩子的最优化问题就是选择能够使得自己的收益最大化的资产组合。谚语说“贫家净扫地，贫女净梳头”。只要投入一定的要素(包括资本和人力资本)，女孩总能够使自己的容貌变得更加妩媚动人。

不过，这说的是女孩的绝对收益．即她现在的容貌与过去的容貌相比更加出色。如果考虑到相对收益，情况就会稍有不同。假定女孩多少都会有些虚荣心，她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压倒群芳。假定一群女孩的容貌差别不大，都是豆蔻年华，这时候，如果其他的女孩都没有化妆，只有一个女孩化妆，比如她染了红指甲，那么这个女孩马上就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大家都会觉得她好看。别的女孩不甘落后，自然群起效仿，结果所有的女孩都染了红指甲。这时候，如果有个女孩还想出人头地，就必须想出新的点子，人家露肩了我得露背，她也露背了我得露肚脐，女孩子关于漂亮的“军备竞赛”是没完没了的。数个回合下来，我们会发现所有的女孩者露出了该露的，那么这时候就要准备流行”捂”了。所以一些公认的美女经常会哭着抢着去演自毁形象的角色，千万别告诉我她们是在为艺术牺牲，鬼才相信。那不过是她们用“丑”来向别的女孩宣告自己已经“美腻了”，而“丑”，正是艺术家们惯用的伎俩，说那是美的光辉顶点。可奇怪的是，他们从不会娶丑姑娘做老婆，越是追求艺术丑的，比如毕加索．越是追求老婆美。尽管美女明星们不如艺术家们懂辩证法，却也在下意识当中自发地实践了一次。她们意识到，再这样美下去就无聊了，得丑。

但是，从相对收益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女孩能够做得比所有的女孩都不化妆的时候更好看，特别重要的是，如果美女明星们不能看破社会价值观的这种间歇性抽风，继续在生活中保持“入戏”状态，很快就将没人再找她演戏，因此，等她丑完一回，还得赶紧回来继续漂亮，俗就俗吧，还是生活比演戏重要，好歹已经比别人多到了一次顶点。单冲这一点，“为艺术牺牲”的说法就显得浅薄可笑。那些登山的CEO们不知道是否也是这个心理作怪，但可以断定．仅仅有钱，在有钱人中间是不足以引起刮目相看的，你得比人家多点什么，哪怕是多点儿错误呢。在生活中，不可能出现所有女孩同时都对打扮失去兴趣的情况，假如有几个女孩对这种“军备竞赛”感到厌烦，可是别的绝大多数女孩都还化妆，那几个拒绝化妆的女孩会显得落伍，会因此而失去不少利益——70％的回头率或者是50％的献殷勤，于是所有的女孩都只得继续化妆。这正是博弈论里所指的“囚徒困境”，每一个女孩都成了囚徒。

其实每一个经济学家和女孩一样，也都是囚徒。我想说的是为什么经济学家用的数学工具越来越复杂。尽管赞成经济学数理化的理由很多，也很可能说得在理，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我的有点社会学的解释。每个经济学家都想表现得比别人更聪明，这时候，有一个经济学家发现在论文中使用别人都不懂的数学一下子把别人镇住了。尤其是编辑不敢轻易地枪毙自己看不懂的论文，因为他们生怕别人知道他们看不懂。可是在真正聪明的数学家看来，经济学家使用的数学工具都是唬人的小儿科。这也是为什么别的经济学家很快也就学会原来看似艰深的数学工具的原因。于是想冒尖的经济学家只得去寻找更艰深的数学工具，但是只要他们找得到，别的学者很快也就能学得会。最后，经济学家用的数学越来越多，门外汉越来越对经济学一头雾水，经济学解释世界的能力却很难说有非常大的提高。厌倦了这种无聊的游戏，想在自己的论文中不用数学，给定别的经济学家都还在咬着铅笔头算数学题，那个不用数学的家伙会显得格外愚蠢，论文写出来连发表的机会都没有。

“囚徒困境”困扰两大餐饮巨头 第7篇

在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用工成本提升的今天,麦当劳和肯德基这两位餐饮巨头,虽然也上调了部分食品的价格,但给消费者的各种优惠措施似乎却更多了,这也使得消费者用餐比以前更实惠了。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麦当劳和肯德基已双双陷入了“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里最经典的例子之一。讲的是警方逮捕A、B两名嫌疑犯,但没有足够证据指控二人入罪。于是警方分开囚禁嫌疑犯,分别和二人见面,并向双方提供以下相同的选择:

若一人坦白认罪并作证检控对方,而对方保持沉默,此人将即时获释,沉默者将判监10年。

若二人均保持沉默,则二人各自判监半年。

若二人互相检举,则二人各自判监2年。(见表1)

A和B均沉默或均认罪、A沉默B认罪或者A认罪B沉默,都是博弈的结果。对两个囚徒来说,理想的结果是双方都不认罪,从而各判半年入狱的情况,这是帕累托最优,即整体利益最大化。然而在A和B被隔离无法见面串供的情况下,两者陷入了困境:如果自己沉默而对方认罪,则自己将被判监10年;而无论对方做出任何选择,自己背叛后最多只被判监2年。因此,在对对方不信任的情况下,双方只能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结果——背叛,这是博弈的纳什均衡。这种只顾自己利益不管他人利益的的占优选择是理性竞争者的常见做法。

洋快餐巨头的“囚徒困境”

麦当劳,这个在全球快餐业创造奇迹的企业,自1990年在深圳开设中国第一家分店后,由于备受年轻一代和小朋友们的欢迎,在华发展势头迅猛。据香港电台今年1月29日报道,麦当劳目前已经在中国已开设了875多家分店,预计今年底增至1000家。

肯德基,世界最大的炸鸡快餐连锁企业、全球范围内有口皆碑的著名品牌。自1987年以北京为起点,进入中国市场后,20年间,肯德基已在中国402个城市开设了1800余家连锁餐厅,遍及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是中国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快餐连锁企业。

快速的发展使这两大快餐业巨头成为中国快餐市场上具有垄断地位的两大巨头。而这两大寡头的竞争,使他们最终陷入了“囚徒困境”。在原材料不断在涨价,用工成本提升的今天,两大洋快餐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实行各种优惠策略而不是联盟。

实际上,麦当劳和肯德基的产品几乎是可以完全替代的两类商品。因此我们可以应用博弈分析得到下列麦当劳和肯德基的假设得益矩阵(见表2)(数据不具有实际意义,只为了方便说明问题):

矩阵中当两家企业均不采取优惠政策,在麦当劳看来,如果肯德基采取优惠策略,它将产生5单位的损失;同样,在肯德基看来,麦当劳采取了优惠策略后,它也将会产生5单位的损失。因此,在双方均对对方不信任的情况下,即使双方同时不采取优惠所带来的整体利益会更高,这两大洋快餐仍然会选择同时采取优惠策略来达到纳什均衡。

事实上,这两大洋快餐在中国的价格战从未停歇过。从学生优惠卡、特价产品、套餐优惠、礼品赠送到电子优惠券,麦当劳和肯德基这一系列的优惠举措,让我们的消费者得益不少。而这种价格大战的结果似乎未能使两大洋快餐巨头感到安心。麦当劳已在全国范围内开设了650家24小时营业餐厅,并开设了多家得来速汽车餐厅。而肯德基也不甘示弱,以送餐服务和汽车穿梭餐厅来回应麦当劳的出击。此外,这麦当劳在忧心忡忡地研发生产近似对手产品的同时,肯德基又先发制人的宣布其产品的进一步本土化——卖粥、卖油条。不断的推出新优惠、新服务,不断的进行广告战,这些无休止的报复行为正是重复的囚徒困境中的反复博弈。

到底是什么让这两家快餐巨头陷入了“囚徒困境”呢?究其原因可以归根于中国社会各方面监督制度的不断完善。

首先是中国在食品卫生监督上面取得的巨大进步让这两家快餐企业在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食用植物油风波、“苏丹红”事件、“丙毒”事件、禽流感恐慌等,让许多消费者认为两家快餐企业的产品是“垃圾食品”。

其次是今年1月1日实施的新劳动法把各大快餐违规法用工的情况曝光,麦当劳和肯德基首当其冲成为了洋快餐违规用工的代表。这一事件使麦当劳和肯德基的社会形象受到了严重打击。

在加上传统快餐业的崛起等压力,麦当劳和肯德基不得不走出高姿态,不断的推陈出新和大作广告来消除消费者对“垃圾食品”的忧虑。这时候,只要两家巨头中任何一家做出些许优惠举动,便会迫使替代产品的另一生产者作出报复行为从而让双双陷入了“囚徒困境”。

囚徒的困境博弈及其应用浅析 第8篇

关键词：博弈论,囚徒困境,博弈

近来, 笔者有幸拜读了复旦大学谢识予老师编著的《经济博弈论》一书。初读此书, 书中深入浅出的行文、通俗易懂的语言、简单直观的例子, 就深深地吸引了笔者, 并使笔者对博弈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经过数日的摸索和研读, 笔者愈发感受到博弈的风采和魅力, 这一次的博弈论学习之旅带给笔者的收获是可以受益终身的。

一、对博弈和博弈论的理解

谢老师认为[1]“博弈即一些个人、对组织或其他组织, 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 在一定的规则下, 同时或先后, 一次或多次, 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 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博弈由英文“game”翻译过来, 过去每每听到博弈一词, 都觉得这是一个高深莫测、充满神秘色彩的领域, 如今通过了系统的学习, 才终于可以对“博弈”有一些粗浅的理解。对于刚入门的人来说, 英文的直译“游戏”可能更容易被理解。游戏是什么?简单地说, 游戏是人生的抽象, 比如象棋, 或是小时候玩的华容道游戏, 都是生活或是事件的一种抽象。当然, 比照人生或是具体时间, 这些模型是非常简略的, 但是同样可以反映人生的某些道理, 而且, 正是因为其简略, 那些原本被复杂表象所掩盖的道理才更清晰可见。因此看博弈, 也就是将生活看作是一场游戏, 当我们面对复杂事物时, 当我们被细节迷惑找不到重点时, 我们则可以在游戏中, 并将干扰因素减至最低。游戏有游戏规则, 游戏有游戏的参与者, 游戏最终会产生结果, 不同的策略将带来不同的结果。游戏需要各方面参与者的配合, 任何一个胜利者都离不开其他参与者的合作。这就是游戏的态度, 也是博弈的态度。

博弈论的英文名称为Game Theory, 也翻译为对策论、游戏论。作为一门现代学科体系, 博弈论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出现, 但长期以来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 除了少数博弈论专家以外, 很少有人知道它。可是, 近年来却受到高度的重视和青睐。1994年三位致力于博弈论基础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使得博弈论作为重要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最具权威性的肯定。此后1996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又由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家莫里斯和维克瑞获得, 这进一步肯定了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 同时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博弈理论已经渡过了成长期, 步入了成熟期。

博弈论的产生正是来自于人类对这种游戏斗智现象的观察与思考。面对这种现象, 很自然的一个问题就是, 人们斗智的最后会形成何种结局呢?也就是什么样的结局才是最合理的呢?博弈论就是以严格的数学模型对这些问题进行规范描述, 在统一框架下加以严整的数学分析。博弈论是系统研究各种博弈问题, 寻求博弈方合理的策略选择和合理选择策略时博弈的结果, 并分析结果的经济、效率意义的理论和方法。[2]博弈论既是一种决策理论, 也是一种经济分析工具。博弈论既能揭示各种相关经济现象背后的内在规律, 也能使我们对经济活动中人们的行为规律有更深刻的认识。一个完整的博弈应当包括以下要素:博弈方、策略、博弈过程、得益、信息和理性基础。任何一个博弈都需要有博弈方的参与才能实现, 正如游戏必须要有游戏方加入才可能进行。当然博弈方不只局限于游戏中的人或团队, 只要在一个博弈中统一决策、统一行动、统一承担结果, 不管一个组织有多大, 哪怕是一个国家, 甚至是由许多国家组成的联合国, 都可以作为一个博弈方。策略即博弈方决策、选择的内容, 包括行为取舍、经济活动水平或多种行为的特定组合等, 各博弈方的策略选择范围就构成了策略空间。博弈过程就是各博弈方策略选择和行为的顺序及反复博弈的规则等, 正如游戏开展的过程, 各游戏方根据对手的不同策略而改变自己的相应对策等。得益也是博弈进行的必要因素, 这个得益可以是经济利益, 也可以是非经济利益折算的效用等。信息是指博弈方对得益和博弈过程信息的掌握情况和程度。理性基础则是指博弈方的行为选择是以个体理性还是集体理性为基础, 以及博弈方有完美的理性还是有理性局限等。

二、经典的囚徒困境博弈

囚徒的困境博弈是阅读《经济博弈论》一书接触的第一个博弈模型举例。囚徒的困境博弈是塔克 (Tucker) 1950年提出的一个犯罪学方面的经典博弈问题, 实际上在市场竞争的各个领域和方面, 在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 以及政治、军事和法律等许多领域, 都存在类似的博弈问题。这个博弈模型在理论上很好地反映了博弈问题的根本特征。囚徒的困境博弈的基本模型是这样的:警察抓住了两个合伙犯罪的罪犯, 但却缺乏足够的证据指证他们所犯的罪行。如果其中至少有一人供认犯罪, 就能确认罪名成立。为了得到所需的口供, 警察将这两名罪犯分别关押以防止他们串供或结成攻守同盟, 并给他们同样的选择机会:如果他们两人都拒不认罪, 则他们会被以较轻的妨碍公务罪各判1年徒刑;如果两人中有一人坦白认罪, 则坦白者从轻处理, 立即释放, 而另一人则将重判8年徒刑;如果两人同时坦白认罪, 则他们将被各判5年监禁。

那么这两个囚徒的选择是怎样的呢?假设两个囚徒都是自私和理性的, 那么先考虑囚徒1的决定, 他是这样考虑的, 我不知道囚徒2会怎样做。如果他不坦白, 我的最佳选择是坦白, 这样我马上就可以得到释放而不用坐1年的牢。如果他坦白, 我的最佳策略还是坦白, 我将坐5年牢而不用坐8年牢。因此无论囚徒2怎么做, 我都最好是坦白。同样囚徒2也会有与囚徒1一样的想法:无论囚徒1怎么选择, 坦白都是我最好的选择。因此最终的结果就是两名囚徒都坦白并一起坐牢5年。其实对于两名囚徒来说, 坦白并不是最佳选择, 如果他们两个都选择不坦白, 那么只要1年就可以出去, 但是理性的博弈使他们共同选择了对他们来说最坏的结局。

这个例子讲述了一个自利的理性人采取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却使自己的利益及各个博弈方的利益下降的全过程, 这就是囚徒的困境, 囚徒的困境反映了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每个人都理性地考虑自身利益最大化, 采取各自的最优策略, 但最终结果却适得其反, 而合作则能使参加博弈的各方的状态变得更好。或许我们会想如果囚徒1和囚徒2事先约定好“攻守同盟”, 情况就会不同。但事实上, 在缺乏足够制约和交流的情况下, “同盟”基本上会不攻自破。囚徒的困境表现了博弈论的强大力量, 它通过简单的数值对比揭示了一种重要而深刻的现象, 这为我们理解人类理性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工具。

其实, 仔细想想在我们的生活中处处都有囚徒的困境, 只是在接触博弈论之前, 我们只是单纯的感知这些现象, 并没有深入地去体会这些现象所反映出的本质问题, 也没有系统的思考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解决的方法。比如现在家电业的“价格战”中其实就布满了“囚徒困境”的阴影。多年来, 国内各家电企业都在不停地降价、降价、再降价。以彩电业为例, 自1996年3月长虹发起第一轮价格战以来, 一场又一场的价格大战此起彼伏, 各家电企业杀得天昏地暗, 结果是多败俱伤, 出现全行业大面积亏损。在产能严重过剩、产品同质化的市场格局下, 每个企业都希望通过降价占领市场份额, 结果谁都没有从中获利。当然有时候价格战的发起原因是为了降低库存等, 但其本质并没有脱离“囚徒困境”的范畴。有趣的是, 家电业也曾搞过多次“价格联盟”, 姑且不论是否违背《反不正当竞争法》, 其实这种约定本身就是无效的。因为联盟内企业数量众多, 经营状况各不相同, 为了缓解生存压力等原因, 总有个别企业迫不及待地又使出降价这一招数, 于是联盟迅速瓦解, 行业再一次陷入价格战的泥潭。

生活中的此类现象比比皆是:幼儿园小朋友互相分享玩具 (给他玩, 不给他玩) ;公共走廊卫生的维持 (不扔垃圾, 扔垃圾) ;老板与下属的关系 (信任, 不信任) ;商场上, 生意伙伴的非正式合同, 或君子协定 (不违约, 违约) ;国家间的对抗 (和平, 战争) 等等。虽然括号内的前者都是大家想要达到的目标, 自私 (理性选择) 的结果却是大家不得不接受后者。小朋友仍在自己玩自己的玩具, 虽然慢慢有点厌烦;你扔垃圾我也扔垃圾的结果是公共走廊难以找到下足之地;怕下属营私而事必躬亲的老板丧失了业务机会;怕吃亏的国家之间也是永远战火绵连。“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这句古话虽然过于极端, 但揭露了人性中的理性自利一面。在很多时候, 个体理性带来的却很可能是集体的不理性, 如果每个人都仅按照自利的原则行事, 其结果往往是所有人都遭受损失。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 正是对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可谓“你我谁不是囚徒, 天下何处无困境”。

既然我们的生活中充满着囚徒的困境的博弈, 那么当我们遇到相似的情形时, 是否有可能从囚徒的困境中摆脱出来?这种情况出现在家人、熟人、朋友间, 因为爱、友情、伦理道德、社会规范 (如面子) 的存在, 很多囚徒困境往往可以被克服。在这些情境里, 人们并不完全是理性的经济人。但在公司里、商场上、还有国家之间, 要解决囚徒困境就没那么容易了。上述囚徒困境说的都是一次性博弈, 一锤子买卖。如果是多次博弈, 人们就有了合作的可能性, 囚徒困境就有可能破解。但合作是可能性不是必然性。[3]博弈论的研究表明, 要想使合作成为多次博弈的均衡解, 博弈的一方 (最好是实力更强的一方) 必须主动通过可信的承诺, 向另一方表示合作的善意, 努力把这个善意表达清楚, 并传达出去。如果该困境同时涉及多个对手, 则要在博弈对手中形成声誉, 并用心地维护这个声誉。公共宿舍的居住者中必须出现一个带头人, 以身作则, 率先起来打扫卫生, 形成人人维护公共卫生的风尚。但带这个头,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做生意双方基于信任, 君子协定, 握手成交, 既节约时间又省下请律师的钱, 大家都知道合算, 然而多少书生意气的人却为这“君子”二字赔掉身家。但如果是重复博弈, 在实力强的一方做出可信的承诺的情况下, 双方却有可能形成长久稳定的合作关系。近年来学术上广泛讨论的虚拟企业、网络企业, 就是这种企业间基于互信而建立长久合作关系的例子。

“囚徒的困境”也从另一方面解释了为什么好的东西总是稀缺的?当限入“囚徒的困境”时, 对社会有利的公共物品与制度得不到有效提供, 而共有的资源又会被过度使用。此时, 应鼓励各博弈方之间的合作, 通过奖励和强制的方式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与好的制度, 同时限制对自然资源的掠夺。[4]将“囚徒困境”应用于企业管理中, 关键是要搞清楚, 哪些合作对企业是有利的, 而哪些合作对企业是不利的。对有利的合作, 要大力提倡, 积极引导。对不利的合作, 要通过制度让其形成“囚徒的困境”。

三、结语

博弈的目的在于巧妙的策略, 而不是解法。学习博弈论的目的, 不是为了享受博弈分析的过程, 而在于赢得更好的结局。博弈的思想既然来自现实生活, 它就可以高度抽象化地用数学工具来表述, 也可以用日常事例来说明, 并运用到生活中去。没有高深的数学知识, 同样可以通过博弈论的学习成为生活中的策略高手。博弈论首先是我们思索现实世界的一套逻辑, 其次才是把这套逻辑严密化的数学形式。博弈时时存在, 它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可以运用博弈论的基本思想和策略, 去寻求指导生活决策的方法。通过学习博弈论, 我们知道如何走出谈判的“囚徒困境”;如何改变观点, 从别人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如何“向前展望、向后推理”, 按照自己预计的道路走下去;如何获得“双赢之道”。

学习博弈论, 我们可以了解到谈判并非总是“你输多少、我就赢多少”的“零和博弈”, 还有大量的对双方都更有利的协议存在;学习博弈论, 不仅仅限于战胜对方, 同时也教你如何建立合作, 学习博弈论, 就是学习“战争与和平”的艺术。了解博弈论, 会让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为人处事原则, 对许多人和事、甚至是笃定的信条都会有新的看法和理解, 明白更多做人的道理。如:怎样才能找到理想的工作, 如何使自己与上司、下属和同事的关系更加融洽;为什么天下事会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公平平等、诚实守信等为什么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如此重要?为什么要有公共规则, 一个人或少数人的不良行为如何会导致全盘皆输?为什么能够“路遥知马力, 日久见人心”?为什么我国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有那么多的不合“常理”?什么时候该“针锋相对”, 什么情况下又该“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这些就是博弈, 就是博弈论要研究的问题, 《经济博弈论》这本书正是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了解和接触博弈论的机会, 无论是经典实例的列举, 还是深入浅出的形式和风格, 都为初入博弈论大门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参考文献

[1].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3].马本江, 邱菀华.论摆脱囚徒困境的途径[J].生产力研究, 2004, 10

囚徒困境 第9篇

1 合作创新中“囚徒困境”的表现

1.1 信任缺失的矛盾表现

在合作创新的联盟中, 信息和知识在各成员间迅速、通畅地交流共享是合作创新成败的关键。但联盟成员之间围绕知识资产会产生多种矛盾: (1) 各合作方之间相互怀疑对方知识展露数量不足、质量不高而认为自身提供的知识内容数量大、质量高; (2) 合作需要联盟成员充分展露知识, 却可能存在其他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 (3) 知识共享与知识产权权能独占性及主动掌控性存在根本的矛盾; (4) 知识的自然流动有利于联盟整体及其他成员的利益却会损害知识所有者自身的利益[4]。

上述问题的存在, 使得合作中的知识所有者和其他合作伙伴相互猜疑对方的诚意, 拖延时间观察对方的合作意向, 均等候对方采取实质性的付出行为后才进入合作状态, 而一旦出现以挪用他人知识资产为目的的合作者时, 其机会主义行为马上招致其余合作者的报复性退出, 导致合作失败。

1.2 合作创新中的知识产权问题

合作创新过程中的知识产权问题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合作创新过程中需要参与主体投入各自的知识资产, 相应地产生了对各主体投入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以防合作中非产权拥有者对知识产权的滥用;二是合作过程必然创造、生产出新的、共同的知识资产, 因而存在这些知识资产的归属和界定问题。

合作创新过程中知识产权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知识外溢造成知识产权流失。知识外溢指知识在交流、使用和传播过程中, 即使其他使用者在主观上不主动窃取所有者的知识, 也会在客观上获得一部分知识内容。这是知识自身的本质特征之一。从联盟整体的利益看, 大量加速的知识外溢推动了合作的发展, 而从拥有此知识的联盟成员角度看, 尤其对于由大量投入才获得创新知识的所有者而言, 在未得到联盟的相应回报之前, 知识外溢带来的却是知识资产的流失、投入难以回收、竞争优势丧失等。所以, 为避免知识外溢的发生或控制其外溢的程度, 联盟成员一般会尽力保护自己的知识资产, 这必然与知识共享交流的联盟意愿发生冲突, 使得原本就缺乏的相互信任更因此而匮乏。 (2) 合作契约的不完备形成知识产权风险。由于合作创新的复杂性, 合作契约有时可能无法全面涵盖未来合作中可能发生的有关知识成果的矛盾和冲突, 合同条款很难明确和监督。合作契约的不完备降低了对合作各方的约束, 当出现新问题或面对利益争夺点时, 将可能出现一些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退出已加入的合作组织, 反而加入由原合作企业竞争对手组建的另一合作组织, 把原企业的重要商业机密和技术秘密等也带给核心企业的竞争对手[5]。

1.3 合作伙伴的机会主义倾向

机会主义行为是一种搭便车行为, 也就是合作各方希望以最小的投入从合作中获取最大利益的投机行为。合作创新要求成员之间分享具有敏感性的知识和信息, 而通常合作成员之间是一种协作性竞争关系。由于合作中各方投入的资产主要是知识资产, 且各方在合作中的贡献难以计量, 合作过程涉及技术秘密和个人经验等不可言传的知识技能, 为防止在合作中丧失竞争优势, 合作企业会存在机会主义倾向, 会隐瞒一些重要的技术信息, 影响合作预期目标的达成, 也可能由于独占研究开发成果而引起争端和冲突等。由于双方都想“搭便车”, 都有机会主义倾向, 都不愿意投入更多的知识资产, 合作只能维持较低产出水平, 双方陷入“囚徒困境”。

2 合作创新中“囚徒困境”的防范与控制

2.1 联盟成员信任的建立

联盟成员是基于特定的任务走到一起, 可能没有合作的历史来产生常规的信任;同时, 该联盟是为应对快速变化环境而产生的, 要求联盟具有快速反应性, 因此没有时间去进行常规的信任构建活动。此时, 联盟的可行办法就是建立快速信任, 而这种信任只能是以盟员自发与联盟强制相结合的方式来快速启动, 即一方面联盟成员基于对总体利益的追求, 以积极主动的行为显示其合作的诚意;另一方面, 联盟通过系列契约进行强制执行。

对于联盟成员来说, 合作初期良好合作意向的表露对于相互信任的建立、合作的稳固及顺利进行具有关键的作用。联盟成员可以以知识资产投入的积极性 (时间) 、投入量 (质量和数量) 及专用性这三个方面的主动行为努力表示自身的合作意向, 积极建立对其他成员的信任, 也可以通过这三个方面来考评其他盟员的合作诚意。

(1) 知识资产投入的时间

投入知识资产的时间可以显示盟员参与合作的积极性, 即越具有合作诚意的盟员, 越在最早的时间内投入自有知识资产。这种主动合作的态度和行为可以起到两方面的作用:第一, 向其他合作成员传递值得信赖的信号。对于缺乏合作历史的联盟而言, 盟员之间存在一定的猜疑, 行动表现犹豫, 此刻促进合作信号的发送与接受成为信任建立的启动点[6]。第二, 诱导性的作用。盟员通过自己第一时间采取信任性行为, 可以诱导其他成员回报以认可和信任, 尤其是影响那些因为害怕自己是唯一采取信任而对此保持沉默的成员, 从而创造出一个回报信任的氛围, 启动信任良性循环最艰难的第一步[7]。

(2) 知识资产的投入量

自有知识资产投入的数量、质量可以显示联盟成员创新的能力强、知识含量大、持续时间久、质量高、有实力等特征, 达到将自身类型与其他供给主体客观能力差异进行区别的目的, 这既有利于盟员在初期成功加入联盟团体, 也有利于其在联盟中占据重要合作伙伴的有利地位, 并起到建立信任、促进合作的作用。

(3) 知识资产投入的专用性

联盟成员投入的专用性知识资产包括专门性的人才、设备以及资金等, 这些专用性资产投人专用程度越高、转为沉没成本的可能性越大。因此, 联盟可以通过契约要求盟员进行专用性知识资产的定量投人, 以提高其退出壁垒, 在退出联盟即意味着较大利益损失的情形下, 联盟成员自然会像关心自己的利益一样来关心联盟的兴衰。

2.2 知识产权保护方式

由于合作创新要求成员之间分享具有敏感性的知识和信息, 同时合作成员间充斥着竞争与合作的共存状态, 所以尽管合作创新的本意在于增加企业创新活动的柔性、减少创新风险, 但是在合作过程中不免产生冲突和风险。知识共享使得合作企业将自身关键技能和知识暴露给其他合作伙伴, 将可能面临着知识产权流失、知识产权权益分配不公、知识产权不正当竞争和知识资源被掠夺等知识产权风险;如果合作成员在最终产品市场上是竞争关系, 就更加剧了知识产权风险的严重后果。为了规避这些风险, 合作企业应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1) 合理设计合作契约

约定双方投入的资源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对投入的知识产权及合作创新将产生的知识产权均应评估作价, 明确各自应享有的权利, 并实现权利义务的平衡。提高退出壁垒, 强化规避道德风险的协议条款, 提高欺骗成本, 防止相互欺骗和机会主义行为。采用动态合同, 建立监督、检查机制。合同明确双方对于合作的贡献、在合作过程中的角色和创新的共享机制, 明确出现不正当获取知识与技术纠纷的处理与补偿方式, 明确在互相访问、参观等过程中可以到达的办公、生产区域。相对完备的契约能在相当程度上抑制因信用缺失、逆向选择引发的知识产权风险。

(2) 充分重视专利等知识产权的申请、实施许可

专利是合作创新中最为重要的知识产权, 也是双方合作开发技术必须约定的内容。当事者要利用《专利法》保护各自的权益, 尤其是跨国、跨区域合作更是要分析各个国家专利制度的差异, 如我国专利制度实行“申请在先原则”而美国则是“使用在先原则”。合作各方必须明确约定各自的专利申请权, 各方是否享有实施许可权、收益分配等内容;对商业秘密、商标权等知识产权也要做出必要的约定。

2.3 机会主义倾向的治理

(1) 政府介入, 建立“声誉机制”

合作创新联盟的约束机制还可利用企业声誉的“双刃性”, 促使联盟企业强调履约造成的声誉成本, 以提高这种组织形式的稳定性, 克服联盟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 技术联盟的治理机制应首先强化企业之间建立起来的、以声誉成本为基础的相互信任关系。

声誉的建立需要企业长期经营业绩的支持, 在建立的过程需要企业花费巨大的成本, 但声誉可为企业的扩张性运作降低可观的交易成本, 因此声誉对于企业是宝贵的无形资产。建立声誉机制, 如果有政府的介入可以提高合作的效率。假设在合作创新中有n 个盟员, 如果在一次合作中, 盟员i采取了“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 盟员j 将这一信息报告给第三方, 政府作为第三方中介将这一信息记录下来且其他企业可以免费查询到这些信息, 则在以后的合作中, 企业在选择合作伙伴时可以到第三方处查询有关记录, 如果发现合作伙伴有“搭便车”的不良记录, 将不会选择与其合作, 转而寻找其他没有“搭便车”行为记录的合作伙伴。在有第三方充当信息收集与传播者的情况下, 一个盟员知道, 如果他一旦选择“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 他将永远被逐出合作创新的市场。因此企业在经营决策中会充分考虑企业声誉的影响, 声誉成本的存在加强了联盟成员的相互信任关系, 同时也说明, 企业的历史声誉是联盟伙伴选择的重要标准。

(2) 实施政府奖励政策

走出“囚徒困境”的另一个办法是实施政府奖励。政府是一个与合作各方无关的代理人, 它承诺当合作创新的总产出实现超可加性时, 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减免或财政补贴等形式给予合作各方一定数额的奖励。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只有在合作创新的总产出实现超可加性时, 盟员才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 并且是所有盟员同时享受优惠政策;如果合作创新的总产出不具备实现超可加性时, 说明盟员中有机会主义行为或合作创新失败, 所有盟员将不获得任何奖励。因此, 实施政府奖励制度, 合作各方都自愿选择最优投入水平, 避免机会主义倾向, 提高合作创新的效率。

3 结论与研究展望

以知识共享为前提、以合作创新为目的的企业动态联盟是现代先进组织模式的代表之一, 通过整合不同的互补资源来实现快速应对市场、提高竞争优势的目的。但是合作成员之间围绕知识资产会产生多种矛盾:合作成员之间缺乏相互的信任、合作创新中的知识产权问题及合作伙伴的机会主义倾向都可能使合作陷入“囚徒困境”, 导致合作失败。为防止合作各方陷入“囚徒困境”, 应合理设计合作契约, 充分发挥政府作为第三方的制约作用。

本文的后续研究主要是如何科学地界定合作创新中盟员的机会主义行为, 避免不必要的法律纠纷;如何准确地计算合作创新的总产出, 为实施政府奖励政策提供依据。

摘要：在合作创新的联盟中, 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良好沟通及协同努力是合作创新成败的关键。从合作各方信任的缺失、合作创新中的知识产权问题及合作伙伴的机会主义倾向这几个方面分析了“囚徒困境”的表现形式, 提出了走出“囚徒困境”的相应措施。

关键词：合作创新,囚徒困境,信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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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URNIGHAN J K, KIM J W, METZGER A R.The volunteer di-lemma[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4 (38) :515-538.

囚徒困境 第10篇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非零和博弈的经典范例, 它最早是由Tucker于1950年提出。它是建立在具有个人理性的理性人的基础上的, 反映了个人最佳选择而非团体最佳选择。虽然囚徒困境本身只具有模型性质, 但是现实生活中类似囚徒困境的例子却屡见不鲜。“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这句古话虽然过于极端, 但揭露了人性中的理性自利一面。在很多时候, 个体理性带来的却很可能是集体的不理性, 如果每个人都仅按照自利的原则行事, 其结果往往是所有人都遭受损失。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 正是对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可谓“你我谁不是囚徒, 天下何处无困境”。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面对这些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囚徒困境”问题, 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囚徒困境博弈的经典理论模型, 结合我国现实, 找到一条能够真正帮助我们走出困境的道路。

2 囚徒困境博弈的理论模型

囚徒困境博弈模型随着博弈论的深入发展, 具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通常分为: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不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和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在讨论囚徒困境博弈的各种理论模型之前, 先让我们看看它的基本模型的内容:警察抓住了两个合伙犯罪的罪犯, 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指证他们的罪行, 所以希望这两人中至少有一人供认犯罪, 就能确认罪名成立。为此警察将这两个罪犯分别关押以防止他们串供, 并告诉他们警方的政策是“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如果两人中只有一人坦白认罪, 则坦白者立即释放, 而另一人则将重判5年徒刑;如果两个同时坦白认罪, 则他们将各判3年监禁。当然罪犯知道如果他们两人都拒不认罪, 则警方只能以较轻的妨碍公务罪判处他们1年徒刑。

2.1 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

在完全信息条件下, 两个囚徒A和B对彼此的行为都是完全清楚的, 即他们在采取行动前会知道在自己采取这项行动后对方针对自己的行为所做出的反应。那么, 在上述模型框架下, 表1即为两个囚徒的收益矩阵 (收益向量的第一个数字为囚徒A的收益, 收益向量的第二个数字为囚徒B的收益, 下同) 。

从表1的收益矩阵中可以看出, 对于囚徒A来说, 无论囚徒B选择“坦白”还是“不坦白”, 他的占优策略都是“坦白”, 而对于囚徒B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因此, 在完全信息条件下, 理性的囚徒A和B相互博弈的最终结果会是 (坦白, 坦白) , 而并非集体理性选择结果 (不坦白, 不坦白) 。

2.2 不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

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 两个囚徒采取行动并非是同时的, 他们双方对彼此采取什么行动也是不清楚的。但是, 在这种条件下, 两个囚徒的收益情况还是与完全信息条件下相同, 具体如表1所示。在不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模型中, 由于双方博弈只有一个回合, 因而理性的参与者都是从自己的收益最大化来考虑的, 他们不存在合作的可能。一方面, 对于理性的囚徒A来说, 他不知道囚徒B何时采取行动, 也不知道囚徒B采取的是“坦白”策略还是“不坦白”策略, 为了使自己的收益达到最大化, 他会选择“坦白”策略。另一方面, 对于理性的囚徒B来说, 他也不知道囚徒A何时采取行动, 不知道他采取的是“坦白”策略还是“不坦白”策略, 为了使自己的收益达到最大化, 他也会选择“坦白”策略。所以, 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 参与博弈的两个囚徒都为了使自己“不吃亏”而会不约而同的采取“坦白”策略, 最终的博弈结果就是 (坦白, 坦白) , 构成了不完全信息状态下静态博弈的Bayes-Nash均衡。

2.3 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

所谓动态博弈, 就是指博弈的参与者之间进行的并非只是简单的一次博弈, 而是不断重复进行。在现实生活中, 动态博弈相较静态博弈更为常见, 比如犯罪团伙会被警方多次审讯, 交易买卖会重复进行, 国际间的战争此伏彼起等等。与此同时, 基本博弈的重复进行也并非只是简单博弈的相互累加, 如商业中的回头客问题。因而, 为了应对生活中存在的众多“囚徒困境”问题并成功走出困境, 该动态博弈模型就更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在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动态博弈, 参与者们对彼此的行动信息是完全了解的, 而且双方都知道博弈持续次数较多, 一次博弈中采取的策略会影响到以后的博弈收益, 作为理性的双方参与者, 他们都不会为了获取短期的收益而牺牲长远利益。我们继续以表1所示的“囚徒困境”模型来对其动态博弈进行探讨。

在现实生活中, 绝大多数博弈都是在有限次内进行的, 很难无限制的进行下去, 故在本文中只讨论有限次的动态博弈, 并记T为基本博弈的重复次数。由于博弈进行的次数较多, 耗费的时间也会较长, 必须把支付的时间价值考虑进去, 记R为时间折现因子。在有限次的博弈中, 由于时间价值对博弈参与者双方的影响程度是相同的, 因而为了简化问题便于分析, 在此特假定R=1。采用逆向归纳法, 先分析t=T阶段两囚徒的博弈策略选择, 这是一个完全信息条件下的静态博弈, 通过本文的以上分析可知, 博弈的最终结果会是 (坦白, 坦白) , 双方的收益为 (-3, -3) 。现在再回到t=T-1阶段, 理性的博弈双方对于后一阶段的结果会非常清楚, 双方都不愿“吃亏”的结果必然是 (坦白, 坦白) , 因此不管现阶段的博弈结果怎样, 双方的收益都是在本阶段收益的基础上加上-3, 此时双方的收益矩阵见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 “坦白”仍然是博弈双方的严格占优策略, 因而 (坦白, 坦白) 是博弈双方在t=T-1阶段唯一的纯Nash均衡。以此往上类推, 每阶段“囚徒困境”博弈的结果都是博弈双方采用“坦白”, 所以T次重复博弈的子博弈精炼Nash均衡是每个博弈阶段双方都采取“坦白”策略, 即每一阶段的博弈结果都是 (坦白, 坦白) 。

2.4 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

在完全信息条件下, T次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的每阶段博弈结果都是 (坦白, 坦白) ,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 这种结果并非总是发生, 我们常常看到屡次犯案的犯罪团伙总是百般抵赖妄想逃脱法律的惩罚。国外经济学家作试验也表明, 在有限次重复博弈中合作行为也频繁出现, 因此需要将不完全信息引入重复博弈。

在双方参与者都是理性的情况下, 依然可以采取逆向归纳法得出双方T次重复博弈的子博弈Nash均衡是每个博弈阶段双方都采取“坦白”策略, 即每一阶段的博弈结果都是 (坦白, 坦白)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由于人们报复心理的存在, 参与博弈的双方并非总是保持理性的。比如, 在本文的“囚徒困境”博弈模型中, 假设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 非理性的囚徒A在第一回合博弈中采取的是“不坦白”策略, 而理性的囚徒B采取的是“坦白”策略, 这样囚徒A在第一回合博弈结束后他的收益就是-8, 而囚徒B的收益却是0。囚徒A感觉受到了囚徒B的背叛, 为了对囚徒B报复以示惩罚, 他在以后的博弈过程中, 不论囚徒B采取什么策略, 他自己都采取“坦白”策略, 这样囚徒B在后面的博弈中也只能始终采取“坦白”策略, 这样明显比双方一直合作所获得的收益要小得多, 因此理性的囚徒B会在第一阶段采取“不坦白”策略。这样, 双方每阶段所采取的策略都是“不坦白”, 每阶段博弈的最终结果就都是 (不坦白, 不坦白) 。

3 囚徒困境博弈的现实思考

通过本文的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囚徒困境”博弈的4个博弈模型中, 一方面, 只要博弈参与者双方都是理性的, 那么不论博弈只进行一次还是重复多次, 博弈的结果大多是 (坦白, 坦白) , 这对双方参与者来说虽然并不是最坏的结果, 但也绝非是集体理性的最佳选择结果;另一方面, 即使博弈参与者中有非理性者的存在, 那也只能是在重复多次的动态博弈中才可能实现集体最佳选择结果 (不坦白, 不坦白) 。正是因为如此, 参加博弈的双方囚徒都陷入了困境:双方都从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的博弈结果并不是集体最佳结果, 而如果从集体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进行博弈又怕对方背叛自己使自己的收益严重下降。在深入了解了“囚徒困境”博弈的4个基本模型后, 如何帮助这些“囚徒”走出困境从而解决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成为摆在笔者面前的重大问题。

在“囚徒困境”博弈的理论模型中, 囚徒A和囚徒B之所以会不约而同的选择“坦白”策略, 那是因为他们都想使各自的收益尽可能最大化, 如果选择“不坦白”策略则很可能使得他们的收益达到最低。要想他们去选择“不坦白”策略, 则只能通过改变收益矩阵中的收益来实现, 而改变收益则可以同过附加可置信威胁来实现。所谓附加可置信威胁, 是指在一博弈过程中, 参与者A选择一个战略后, 该战略会减少参与者B的收益而不会减少A本身的收益, 那么A采取的这个战略对B来说就是可置信威胁。

还是以本文的博弈案例为模型, 现附加一个前提假设:囚徒A知道囚徒B曾经还做一案, 若A告发B则可使B多判两年, 但是只有在A选择“不坦白”策略而B选择“坦白”策略时A才会告发B, 此时囚徒A和B的收益矩阵见表3。

从表3中可以看出, 这个博弈存在 (坦白, 坦白) 和 (不坦白, 不坦白) 两个Nash均衡解, 但是两囚徒都选择“不坦白”策略的收益明显要比都选择“坦白”高, 因而理性的囚徒都会选择“不坦白”策略, (不坦白, 不坦白) 就成了该博弈的唯一Bayes-Nash均衡解, 这就使博弈囚徒走出了困境。

在现实生活中, 人们之间的人际关系错综复杂, 这种“可置信的威胁”普遍存在, 比如对不分享玩具的小朋友大家以后都不与他玩耍;举报乱扔垃圾者有奖励, 而被举报者会被罚款;生意场上单方面违约者需赔付违约金等等。这些“可置信威胁”有时会表现在博弈参与者双方之间, 而有时则会表现为来自外部环境的共同压迫, 这些都会使得博弈双方选择合作实现双赢, 从而真正走出困境。

4 结语

“囚徒困境”问题广泛存在于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 它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通过本文以上讨论让我们明白:必须正视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囚徒困境”现象, 要想真正走出困境仅靠博弈参与者的个人理性是难以办到的, 它需要的是博弈双方用长远目光看待问题, 以集体理性为行动基础, 能够积极主动引入人工博弈规则 (附加的“可置信威胁”) , 从竞争走向合作。只有在集体理性的作用下, 参与博弈的“囚徒”们才能限制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 增强彼此的互信, 最终才能摆脱困境, 实现双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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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申请的囚徒困境 第11篇

2009年，私募基金律师孔道理（Terry Crawford）在完成了一笔20亿美元的并购大单后从香港回到北京的办公室。不久，他决定辞职创业。这不是孔道理的第一次创业，早在2007年，他在纽约创办了一家为出差人士提供机场的士拼车服务的网站Hitchsters，并被《时代》周刊评为当年最值得推荐的50个网站之一。

这一次，孔道理在北京创办的公司名为初鉴（Initialview），他最初的计划是主打招聘面试业务。2010年，在一次与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负责国际招生的官员交谈中，对方说自己收到200多份来自中国大陆的申请材料，却无法判断这些材料的真伪。孔道理听说后，表示自己的公司可以与该大学合作开展招生面试业务，可是对方当时婉拒了这个提议。

到了2011年，佐治亚理工学院来自中国的申请者一下子暴涨到1000多名。单看申请材料，几乎每一名学生都非常优秀，不选哪一个都觉得可惜。面对这一选择困境，那位招生官又想起了远在北京的孔道理，决定委托他的公司对这些来自中国的申请者进行面试，作为他们进一步筛选学生的参考条件。

佐治亚理工所经历的中国留学申请数量的激增，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大规模迁徙运动的缩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国留学人数一直呈直线上升趋势，留学总人数已经从2000年的不到5万人上升到2013年的逾40万。在佐治亚理工成为初鉴的第一个客户以后，孔道理决定复制这个模式，把公司业务定位于为美国和英国大学的招生提供面试服务。

“他有太多新奇的想法，每天都有不同的idea，这样的个性真的很适合创业。而且他的法律背景在创业初期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孔道理的华裔太太裘有容（Gloria）毕业于哈佛大学教育学专业，她也是初鉴的共同创办人。经过几年的开拓，初鉴的面试结果目前已经被包括哈佛、斯坦福、康奈尔、约翰·霍普金斯在内的很多美国名牌大学所接受。

囚徒困境

被戏称为“宇宙中心”的北京海淀区五道口云集了清华、北大等中国最知名的高校，这些大学也有“出国预备班”之称。在拥挤嘈杂的人行道、岔路口、地铁站，年轻的学生们人头攒动，行色匆匆。这里到处张贴着“四六级”“计算机”“托福、GRE、雅思”“德语、日语、小语种”等各种辅导班的小广告。

初鉴隐身于五道口的一座高楼里，这个只有几十平方米大小的空间，成为不少美国大学“窥视”中国留学申请者的窗口——这样的“窥视”，是借助孔道理的眼睛完成的，他也因而获得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观察中国学生和他们所处的教育体系。

去年年底，孔道理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学生教会我的关于美国大学招生的那些事儿》，文章描述的，就是他看到的中国学生申请美国大学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在文章的一开头，孔道理就声称自己是“这个世界上与中国高中生谈话最多的人”。

不同于国内大学凭借高考成绩“一考定终身”的录取方式，美国大学引以为自豪的，是他们的录取标准向来注重对申请者进行全面评估，其衡量因素主要包括几个方面：SAT（学术能力评估考试）成绩、学业平均分数（GPA）、社会实践经历以及一篇自述性质的作文（Essay）。除了这些以外，对于海外申请者，还要求有英语能力测试——托福成绩，而报考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项目者，大多数需要参加GRE考试。

在《大西洋月刊》的那篇文章中，孔道理引用一位留学培训机构从业者的估算：中国的留学申请者中至少有一半GPA的成绩都是虚假的。而实际上，这一比例可能更高。很显然，初鉴的面试业务赖以发展的基础就建立在一个悖论之上——美国大学对来自中国的书面申请材料信任度的不断恶化。

招生官们需要找到一个途径来考察申请者真正的实力，对此，初鉴的解决方案是：为留学申请者提供即兴的面试服务，整个面试过程被拍摄下来，制作成为10 ～ 15分钟的视频短片，在获得面试者许可之后，这些短片被发送给美国大学的招生部门。面试过程则通过现场录像或远程网络录像两种方式来完成。借助这些面试录像，美国大学的招生部门可以在短时间内评估受试者的英语水平以及其他方面的能力等，并与书面申请材料相对照来判断其可信度，有助于做出最后的决定。

按要求，学生来初鉴面试时需携带事先在公司网站注册的报名信，但是很多学生却两手空空地就来了。工作人员向他们要注册报名信息时，有的学生回答说“不知道，是中介老师通知我来的”。再细究下去，孔道理发现，甚至连学生与公司联系的邮箱也不是他们本人在操作。

桂淳有十几年的留学培训从业经验，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中国留学生的履历普遍造假，已经远远越过“合理包装”的界线。学校，尤其是“国际班”为了本校学生的出国成功率，会主动配合GPA造假，至于自述性质的作文与社会实践，更是由中介一手包办。在北京，某中学学生的GPA可以自己随便填分数，学校只管盖章，海淀区另一所知名中学甚至主动询问学生：你想填多少分？

桂淳说，国内曾经举行过一个“内蒙古荒漠化治理”的社会实践活动。由于环保的主题在国际上很讨巧，因而参加过这项活动的学生在申请大学时会受到欢迎。很快，在中介的主导下，很多学生在申请材料中都写上自己参加过这项活动。初审留学申请材料的招生官们发现这个现象后感到很奇怪，后来他们意识到，这是中国学生在模仿之前那篇成功的范文。

起初，孔道理觉得，留学申请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是中国学生及家长对美国大学的招生信息与操作流程不够了解造成的。因而，他呼吁招生官们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开通账号，建立与中国学生直接交流的渠道。对此，一位国内留学培训老师纠正他说：“你错了！中国学生根本不在乎这些，他们需要的只是中介！”

实际上，即使有公开的信息沟通渠道，而且自身也有足够的实力，准备出国留学的高中生们也仍然会依赖中介。孔道理访问过国内的一些知名高中，他发现，很多孩子的条件都很优秀，如果自己按要求做准备，他们都有机会申请上美国的大学。而且，条件好的学校往往还有专门的老师负责留学咨询事宜。但是其中的绝大部分学生仍然选择使用中介服务。

“这已经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囚徒困境：中国学生是可以努力做到诚实并独立完成申请的整个过程的，但是，他们大多数会感到，如果不经中介机构‘专业的帮助，那么，和那些经留学中介‘辅导的同伴们相比，自己就会缺乏竞争力。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动手申请却被拒的聪明孩子的故事，他们谁都不愿意成为下一个那样的孩子。”这就是孔道理作为一名美国人对中国留学申请现状的观察。而实际上，让千千万万学生及家长成为“囚徒”的，正是遍布中国的难以计数的留学中介机构。

根据中国教育在线《2014年出国留学趋势报告》中的信息，绝大多数留学生办理出国留学手续时会选择留学中介。目前留学中介服务费用的报价从1.5万元到6万元不等，价格根据不同留学目的地国、不同层次学校等因素而定。中国留学中介服务行业的市场规模至少有50亿元人民币。

美国大学招收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及其在学生组成中的占比不断扩大，许多人感慨，漫步在美国的校园，放眼望去，大片大片的中国面孔，仿佛让人有了一种置身于中国校园的时空错乱感。今年4月，美国《侨报》列举了5所中国学生超过4000人的美国名校，其中位列第一的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中国学生总数达4898人。

“总有一些大学更在乎国外学生的高额学费，而对他们掺水的申请材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有那些炙手可热、竞争激烈的好学校才会对任何欺骗零容忍。” 孔道理认为，美国大学对中国留学申请的造假问题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但是他进一步说，“在中国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诚实的申请者都是傻瓜。”

玩转作弊

在留学申请的软性指标被虚假包装到极致的情况下，赴美留学申请者继续拼下去，就只能拼硬性指标——SAT和托福成绩了。也正是因为这两项标准化考试的成绩很“硬”，美国大学招生官们也就越来越倚重于考试分数。

孔道理说，所谓的全面评估，在美国大学的海外招生中已然形同虚设。“尽管招生官都会说自己要全面考察申请者的实力，但他们在私下聊天时，说到招生情况往往都只提标准化考试的分数。”美国大学SAT与托福的录取分数线由于中国考生们的高分冲击而不断抬升，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为美国各大学在国际招生中一项引以为骄傲的“指标”。

于是，对标准化考试高分的追求就成了中国的考生、家长、留学培训机构和中介机构狂热追逐的最后的制高点。

根据中国教育在线上述的评估报告，国内留学培训产业已达到约300亿元人民币的规模。这一市场不再像1990年代那样，只有几家、十几家公司一统江湖，而是迅速扩张。据桂淳估算，如今，留学英语培训领域起码有几千家成规模的机构，十几万乃至数十万从业人员，其中，以不正当手段帮助考生拿高分从而招徕生意的并不在少数。对此，他感叹说，“竞争激烈，鱼龙混杂，沉渣泛起，再不改变这一局面，终将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

在这种竞争中，最极端的手段便是作弊。

2015年5月28日，15名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遭到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他们被指控在2011年～2015年间，涉嫌欺诈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和美国大学委员会（CB），这些学生通过伪造护照，找人冒充自己参加上述两机构组织的托福、SAT和GRE等标准化考试，以获取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地区联邦大陪审团裁定这些中国公民犯有“合谋、伪造外国护照、邮件诈骗和电信诈骗”等35项罪名，最高可能被判处20年徒刑和25万美元罚款。

2013年，由于被爆有人企图大规模作弊，ETS取消了预定当年5月在韩国举行的SAT考试。2014年，ETS从10月到12月连续三次接到有考场作弊的报告，从而不得不延期公布在韩国等考场举行的SAT考试的成绩，并取消了在调查中被确认作弊的考生的成绩。当年的涉嫌作弊事件共涉及14个地区的考点，它们分别位于中国澳门、中国台湾、新加坡、泰国、韩国、日本等地。

由于ETS并未在中国大陆设立SAT考场，而长期以来，中国考生是这些考场的主要参试者，随着此次事件中中国培训机构不检点行为的曝光，1万余名中国学生可能受到直接影响。

相比托福、GRE等国内有考场的考试，SAT考试比较特殊。虽然SAT被中国考生看成是“美国高考”，可是它却一直无法在中国大陆境内开设考场，于是，一场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境考试运动就在近年展开：韩国、越南和香港等邻近国家和地区就成了难以计数的中国考生参加“美国高考”的“主场”。

桂淳曾经参加过一场在俗称“万人坑”的香港会展中心举行的SAT考试。在考试前两天，他就收到了一个陌生电话，问他需不需要买考试答案。等他到了考场，才发现附近酒店已经住满了大陆来的考生和家长，客房一间难求。还有人在兜售答案，价格在3万～5万元不等。

桂淳说，这些地区由于社会诚信度较高，考场监管也较松，这就为中国学生作弊提供了便利条件。过去，中国学生在留学考试中作弊还只是个别情况，但近年来已经成为一个“现象级的问题”。

吴晓亮是北京某托福培训机构创始人，这位微博红人的网名是“无老师”，他分析说，赴海外留学日益低龄化、大众化。相比上世纪80年代那些因成绩优秀而获得海外留学机会的高材生，现在的很多小留学生无论是自身出国动机、学习成绩还是勤奋程度，都无法与老一代留学生相提并论，但在现实的逼迫下，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了通过作弊来达成父母为其制定的目标。

水涨船高，导致申请者之间的竞争也几近惨烈。吴晓亮举例说，“如果原来你只需要90分的托福成绩就能上美国某大学，现在你就必须考100分才有可能进入招生官的视线，如果能考到110分，胜算就更大一些。一句话，因为现在的申请者实在太多了！”

实际上，即使不采用买答案或找枪手代考此类冒险的作弊手段，中国考生们不乏有人通过其他途径来达到目的。“机经”，是备考托福、GRE的学生当中的行话。由于美国标准化考试的题库范围有限，考题会规律性地重复出现，英语培训机构通过各种手段获取这些考题并进行“研究”，其“研究成果”则因押题命中率高而被考生奉为“机上考试的圣经”，简称为“机经”。目前，通过“背机经”来备考已经蔓延到仍采用纸质答卷的SAT考试中。一名考生说，他曾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从网上买了一套“机经”，发现预测试题八成以上都出现在试卷中。也有学生在考完后感叹，“啊！这不就是某年某月的试题嘛！我幸亏做过！”

“押题”“做历年考试真题”在中国司空见惯，是很多培训机构的“招牌”项目，也是很多学生备考的“必修课”，但实际上，这些行为在美国就属于作弊。在每次标准化考试之前，考生都会抄一段誓词，它的内容就包括考生不得泄露试题内容。

《华盛顿邮报》在去年12月报道当时连续发生在亚洲的SAT考试作弊事件时说，“由于设计一套新试题的成本花费昂贵，ETS把先前在美国使用过的SAT试卷再用于海外考场中。”

美国非营利机构国家公平和公开考试中心公共教育主管鲍勃·谢弗（Bob Schaeffer）称，海外的培训机构通过他们在美国境内的同谋获取最近的SAT试题，整理出正确答案后用于培训考生。或者，他们在SAT考试当天派枪手在早于中国时区的其他考点进行考试，在参考之前的数据库确定当天晚些时候举行的考试内容后，通过手机等为付费客户提供答案。

谢弗指责CB和ETS说，“他们持续的不负责任导致亚洲的一些考生通过提前得知考试内容而获得巨大的优势。”

孔道理也表示，ETS的种种弊端在美国国内也常遭到批评，但他们对公众的回应却是：我们已经注意到了，我们正在改善，但具体内容无可奉告。

洋高考

孔道理和他的太太裘有容。孔道理说在拍摄面试视频的过程中，大家都会很放松，整个过程是活跃轻松的。摄影/董洁旭

“高分低能”是孔道理在从事这一行后学会的一个令他印象深刻的中文词语。一些美国大学的招生官告诉他，近年来，常有教授向他们反映，“你招来的中国学生怎么表现这么差劲，根本不参与课堂讨论，很少和老师交流，成绩也不佳，平时只和中国学生在一起混。”但当招生官回去查阅这些学生的申请材料时，却发现他们的托福、SAT考试分数都很高。

作弊问题渐渐浮出水面，令招生官们意识到，标准化考试的分数也不可完全信赖。因此，一些大学开始对中国学生进行Skype面试，但更多的大学没有精力和财力对成千上万的申请者一一面试。这就给孔道理 的初鉴公司带来了生意。如今，他们收到越来越多的来自高中生的面试申请，在高峰时期甚至面试者排队要排到办公室外面。初鉴使用一套有专利保护的技术视频平台对申请者进行面试，面试官通过与申请者互动式的交谈，除了验证其语言水平外，还对他们的应变能力、个人特质等“软能力”（ Soft·Skills）进行考察。

裘有容曾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在面试中，一名学生无意中说出，虽然他是在一所普通中学读书，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备考托福与SAT，几乎没怎么上过学校里的课。“还有的国际班的学生号称自己修过好几门AP课程（美国部分高中开设AP课，以使高中学生提前接触大学课程，AP考试成绩成为大学录取考虑因素中重要的依据之一），但当我就其中一门AP课的内容向他提问时，他就支支吾吾答不上来了，说自己其实主要还是在学英语。”

裘有容十分痛恨这种瞄准美国大学的应试教育，认为这是在误人子弟。她认为，除了英语，这些学生在高中三年几乎学不到任何东西，也得不到逻辑思维等综合能力的锻炼。这样的学生即使通过了标准化考试去了美国，也跟不上大学里的课程。

但是中国的家长却把孩子上国际班的目标，紧紧锁定为参加“洋高考”。孔道理说，北京一家名校的国际部，精心设置了国际化的课程，请了外教来上课，但却受到来自家长的压力，他们质疑学校并没有专门针对SAT和托福的应试课程。由于担心在竞争中吃亏，这些家长还要让自己的孩子旷学校的课去外面的培训机构上课。

裘有容就提议，既然标准化考试问题重重，中国学生花这么多钱走冤枉路，为何今后美国所有的大学不能干脆直接采用中国诚信度最好的高考分数做为录取标准呢？当然，她也坦陈，这一理想的实施仍需解决很多细节问题，如今看起来还十分遥远。

今年，美国旧金山大学宣布，来自中国大陆的申请者可以不提交SAT成绩与GPA，而以中国高考分数和一个面试视频作为替代。在此之前，已有伊利诺伊理工大学、杨百翰大学和萨福克大学接受中国的高考成绩。

在现实中，无论是把美国的SAT“玩儿”成“洋高考”，还是把中国的高考成绩引入美国大学的招生体系，都是几十年来中国“运动式留学”造成的无奈结果。

囚徒困境 第12篇

创新创业资助政策是政府大力扶持创新创业的重要体现, 被各级政府以不同形式广泛推行, 比如“专利资助”、“中小企业创新基金”、“大学毕业生创业补贴”等。以专利资助为例,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国家科技部2007年公布的数据, 我国国内专利申请量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9%, 而我国综合科技进步水平仅保持在3%的增长速度。大量专利成果被束之高阁, 成为缺乏市场前景或使用价值的严重浪费公共资源的垃圾专利。2004年上海还出现了专门制造垃圾专利来骗取政府资助的犯罪行为。值得研究的问题是, 创业中的企业为什么还有如此热情申请这么多垃圾专利。本研究通过对部分申请创新创业资助的企业进行的调查发现, 持有足够数量的专利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量化佐证, 申请资助的企业进行不真实的或不实用的形象包装 (如虚报项目、申请垃圾专利等) 已是普遍现象。甚至一些已经具有竞争优势的非创新创业企业通过虚假包装、改头换面后, 也来申请资助, 使政府的资助相当一部分并没有被急需资本的创新创业企业得到, 反而使相关中介媒介或提供虚假包装的人从中渔利。越来越多的不真实申请使创新创业资助政策陷入两难选择的困境之中。

因此, 一些学者开始反对创新创业的资助政策, 袁真富 (2006) 认为直接的专利资助不仅会导致不公平的市场竞争, 而且还会降低专利质量, 从而阻碍技术创新。一些学者主张降低资助, 文家春 (2009) 认为是获利空间的存在诱生垃圾专利, 主张降低资助的定额标准。一些学者主张转变资助, 郭德侠 (2010) 主张从资助主体和资助方式两个方面进行转变。但是, 创新创业资助政策究竟是否应该被废止或转变?它是怎样陷入两难的困境之中的?其中的机理及产生原因是什么呢?本研究从产生困境的机理出发, 试图通过对创新创业资助竞争企业之间的博弈分析, 检验是否能产生囚徒困境, 建立创新创业资助政策囚徒困境矩阵, 进而提炼出导致囚徒困境的原因, 并探讨摆脱囚徒困境的对策。

2 创新创业资助政策“囚徒困境”的产生机理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的一个经典案例, 反映了个体理性和整体理性的冲突, 当各个体都只追求利己行为的时候, 最终结局是对所有个体都不利并且整体利益损失的结果, 即纳什均衡。本研究基于囚徒困境的内涵, 为了分析简化和便于量化, 假定社会整体对创新创业的资助是10个单位, 只有A、B两家创新创业企业来申请, 如表1所示。他们都符合资助条件且实力相当, 都是合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并且, 申请创新创业资助的企业之间是一种处于竞争之中的、静态博弈、完全信息博弈、重复博弈关系。

在第一轮博弈中, 竞争双方容易发现真实申请要比包装后的不真实申请成本低, 于是都将自己真实的材料拿出来申请资助, 并且各获得了资助5个单位 (资助分配比例为5:5) , 也就是说, A、B能平分资助。但是, 每一个企业都是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 这样的平衡很容易被打破, 申请人开始先后想着通过包装后的不真实申请行为以争取最大的利益。

第二轮博弈中, 其中一家使用了包装后的不真实申请资助的方式, 支付了较低的包装成本2个单位, 获得了最高的资助9个单位 (资助分配比例为9:1) , 虽然包装后实际所得为7个单位, 但比第一轮博弈结果大有增益;而另一家仍然采用真实申请的方式, 只获得了最低的1个单位, 因此必然对结果很不满, 也开始打算寻求包装。

第三轮博弈中, A、B都采用了包装后的不真实申请方式, 结果都付出了包装成本2个单位, 各自仍然得到资助5个单位 (资助分配比例又回到5:5) , 但是减去包装成本2个单位后, 各自实际只得到了3个单位, 整体收益处于最差。这就是纳什均衡现象, 这里的每个参与人都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但整体利益并不是最大。就像所构造的模型那样, A和B都陷入了“囚徒困境”, 这就是理论上创新创业资助所必将面临的状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社会整体对创新创业的资助的10个单位中, 居然有4个单位流向了不应该被资助的主体, 而应该被资助的创新创业企业只得到了6个单位。如果这种现象得不到及时治理, 久而久之, 不仅滋长了不真实包装的社会风气, 还造成了两败俱伤和社会整体利益的严重损失。

3 导致创新创业资助政策陷入“囚徒困境”的原因

根据博弈论原理, 要打破“纳什均衡”下的重复博弈, 必须借助外力干预。因此, 不能把导致创新创业资助囚徒困境的原因归责于创业企业, 而应归于以下几个外在因素:

3.1 资助主体和监管主体含混

我国当前的资助主要是政府主导, 政府一边要提供资金、发布政策, 还要参与项目的考察与评审。但是, 委托代理关系的错位使资助泛滥且成功率低, 资助主体和监管主体的含混掩盖了政府资金的流失现象, 对资助项目的评审缺少有效问责机制, 难以有人或机构对资助的风险承担责任。

3.2 资助的方式和标准单一

创新创业资助的方式和标准容易受政绩和考核的影响, 由于直接资助更能使政绩量化和可比较, 创新创业资助往往重数量、轻质量。以专利资助为例, 许多地方政府把专利申请数量直接作为考核评审的重要指标。单一的资助方式和标准还会存在误导, 导致普遍钻空子, 个别企业甚至以获得资助为经营目标。

3.3 资助政策信息不对称

当前资助政策的信息公开度、透明度往往是不足够的, 容易导致权力寻租的问题。一些有背景的企业, 经过包装后的不真实申请的方式, 也作为创新创业企业, 享受政府的资助。而广大的真正的处于创业中的企业是弱势群体, 却得不到资助的机会, 甚至连政策的存在都不知道。

4 使创新创业资助政策摆脱“囚徒困境”的对策

本研究通过机理分析和原因分析后认为, 创新创业资助政策需要做到以下“四个转变”:

4.1 资助主体从“政府为主”转变为“第三方创业投资机构为主”

政府工作人员专业技术水平良莠不齐, 为了便于各级操作, 资助的方式和标准必然简易单一, 从而导致各种政绩、虚假、高失败率等现象出现。本研究认为, 应该将资助对象转向专业的第三方创业投资机构, 再由该机构来审定被资助的对象并承担风险和责任。

4.2 资助方法从“直接资助为主”转变为“市场扶持为主”

直接奖励资金的方式操作起来相对简单省事, 却高估了创业中企业的经营能力, 会造成揠苗助长和投资高失败率。本研究认为, 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渔, 对创新创业的扶持应以提供市场优先待遇为主, 如提供优惠的政府采购、政府认证和推介等。

4.3 资助标准从“数量为主”转变为“质量为主”

创新创业的支持力度在政府考核中往往被赋予了量化的指标。但单一的数量考核很容易导致被钻空子。以专利申请为例, 如果只考核专利申请量, 就必然出现大量的简单的、无市场价值的“垃圾专利”。因此, 建议在发明、续费、成果应用、纳税等方面增加新的考核指标。

4.4 资助监督从“政府监督为主”转变为“社会监督为主”

政府需要加强对创新创业资助政策的宣传, 建立公示公告制度, 增加资助政策透明度。充分的信息公开才有更广泛的申请企业参与竞争, 社会监督在一定程度上比政府监督更能起到监督效用。

参考文献

[1]袁真富.中国专利竞赛:理性指引与策略调整[J].电子知识产权, 2006, (11) .

[2]文家春, 朱雪忠.政府资助专利费用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J].科学学研究, 2009,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