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支出效率范文

教育支出效率范文（精选8篇）

教育支出效率 第1篇

关键词：义务教育,DEA—BCC,教育经费支出效率

0 引言

教育是面向未来的根本事业, 是民族振兴的基石, “优先发展教育, 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是我国重要的战略目标, 因此我国高度重视对教育的投入, 推动教育事业快速发展, 实现人力大国向人力强国转变。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广西的教育投入保持较快增长, 总量有了较大增加, 为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条件保障。据有关数据显示:财政教育支出由2002 年的79.35 亿元增加到2013 年的609.93 亿元, 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比重由2002 年的18.9%增加到2013 年的19.0%。义务教育的投入是教育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经费支出也在不断增加, 就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为例, 普通小学由2002 年的676.2 元增加到2013 年的5472.39 元, 而普通初中由781.86 元增加到6750.79 元。然而, 培养的在校学生数却在不断减少, 由2002 年的757.17 万人减少到2013 年的621.34 万人, 同样教育规模也随之缩小, 学校数由2002 年的18438 所缩小到15335 所。

教育经费的支出效率问题备受关注, 国内学者进行了广泛研究。吕浩 (2006) 对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康建英等 (2008) 对我国各省义务教育经费支出效率进行了评价;沙莎等 (2013) 对我国区域教育效率进行了研究;王世忠 (2013) 基于2011 年在广西的实地调查, 对广西实施义务教育支出现状、问题及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

显然, 学者们对教育经费的投入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性研究, 但是对于广西历年的义务教育支出效率状况缺乏研究。因此, 本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 (DEA) , 以年份为决策单元, 对义务教育经费的支出效率问题进行研究, 以期为政府提供参考意见。

1 义务教育的发展情况

1.1 教育规模

2002—2013 年, 在校学生数由757.17 万人减少到621.34 万人, 减少了135.83 万人, 降低幅度为17.94%;学校数由18438 所减少到15335 所, 减少了3103 所, 降低幅度为16.83%。其中, 普通小学由510.04 万人减少到426.26 万人, 减少了83.78 万人, 降低幅度为16.43%;普通小学由16070 所减少到13499 所, 减少了2571 所, 降低幅度为16%;普通初中由247.13 万人减少到195.08 万人, 减少了52.05万人, 降低幅度为21.06;普通初中由2368 所减少到1836 所, 减少了532 所, 降低幅度为22.47%。虽然普通小学在校学生数及学校总量减少得更多, 但普通初中变化幅度更大。可见, 教育规模呈现不断缩小的趋势。

1.2 专任教师数

2002—2009 年, 专任教师数由320341 人增加到339073 人, 增加了18732 人, 增长幅度为5.85%;而在2009—2013 年, 专任教师数由339073 人降低到320867, 减少了18206 人, 降低幅度为5.37%, 可见, 专任教师数呈现先加后减的发展趋势。

1.3 升学率

2002—2013 年, 小学毕业生升学率平均为97.5%左右, 其中2002—2005 年升学率在97%以下, 而2006 年升学率达到了100%, 2007—2013 年升学率均高于97.5%;初中毕业生升学率平均为69.14%, 其中2002—2005 年升学率低于平均水平, 2006—2013 年升学率高于平均水平, 且在2011 年达到最大值83.4%。可见, 升学率呈现较好的发展趋势。

2 实证分析

2.1 模型介绍

著名的美国运筹学家A.Charnes, W.W.Cooper和E.Rhodes在1978 年首次提出了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简称DEA) , 它是一种用于多投入多产出的多个决策单元 (DMU) 效率评估的线性规划模型。这种模型的基本研究思路是基于对收集到的投入数据和产出数据展开研究得到相应的决策单元 (DMU) 的综合效率指标值, 进而能够判断各个决策单元的DEA有效性, 并且所得到的结果也是对各个DMU的相对效率的反映。 因此, DEA模型已经在管理决策、资源配置、政策效率评估和教育科研等诸多领域得到了颇为广泛的应用。

DEA的第一模型为CCR模型, 主要是用来评价各单元的相对有效性。后来在1984 年, R.D.Banker, A.Charnes和W.W.Cooper又提出了另一个DEA模型, 即BCC模型, 这个模型主要是用来评价指标的纯技术效率是否是有效性的。CCR模型是DEA最基本的模型, BCC模型是在前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BCC模型的一般表达式为:

这个模型经过对偶变换, 引入阿基米德数和松弛变量s-和s+, 这样可以得出等价的对偶规划模型:

求得最优解为 θ*, λ*, s-*, s+*。在非有效DMU0向有效投影的公式如下:

其中, , 是BCC有效的。

2.2 数据收集、整理及变量选取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来源于广西历年统计年鉴、历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表及相关整理所得。为了得到可比的实际数据, 本文利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 以2002 年为基期, 对普通小学和普通初中的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分别进行平减, 剔除物价影响。

本文选择广西普通小学和普通初中的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作为其教育经费投入变量, 普通小学和普通初中的在校学生数及升学率作为其教育产出变量。

2.3 建立模型

本文利用2002—2013 年广西义务教育的相关数据, 将年份作为决策单元, 对普通小学和普通初中分别建立DEA—BCC模型, 分析广西历年义务教育经费支出的效率状况, 分析结果如表一和表二所示。

从表一中可以看出, 自2002 年以来, 普通小学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的平均值分别为0.378、0.542、0.632, 均小于1, 故均为非DEA有效, 可见普通小学教育经费支出效率不太理想, 是因为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低下。只有2002 年同时是纯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 构成了教育经费支出效率的前沿面;只有2006 年是纯技术效率而非规模有效的, 也就是说, 这些年份按照当年的产出计算, 其投入不可能再减少了;其他年份则既非技术有效也非规模有效, 也就是说, 即使减少其部分投入, 也有可能保持当前的产出水平不变。规模收益除了2002年是处于规模报酬不变状态, 其余年份均为规模报酬递减状态。

从表二中可以看出, 普通初中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的平均值分别为0.470、0.841、0.519, 均小于1, 故均为非DEA有效, 可见普通初中教育经费支出效率不太理想, 主要是因为规模效率低下。只有2002 年为DEA有效, 同时是纯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 构成了教育经费支出效率的前沿面;2005 年、2006 年、2007 年、2008 年、2011 年是纯技术效率而非规模有效的, 也就是说, 这些年份按照当年的产出计算, 其投入不可能再减少了;其他年份则既非纯技术有效也非规模有效, 也就是说, 即使减少其部分投入, 也有可能保持当前的产出水平不变。规模收益除了2002 年处于规模报酬不变状态, 其余年份均为规模报酬递减状态。

总体来说, 广西义务教育经费的支出效率状况不容乐观, 且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 其支出效率存在着技术问题及规模问题, 是制约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的一大瓶颈, 因而如何提高义务教育经费的支出效率变得非常紧迫。

3 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广西2002—2013 年义务教育的相关数据, 分析了义务教育的发展情况。整体来说, 教育规模有所缩小, 其在校学生数和学校数都呈现降低的趋势;教师队伍有所不足, 其专任教师数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升学率有所提高, 呈现较好的发展趋势。为研究教育经费的支出效率问题, 本文进一步又建立了DEA—BCC模型, 研究发现:义务教育经费的支出效率不理想, 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其中普通小学是因为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低下, 而初中主要是因为规模效率低下。

参考文献

[1]康建英, 张辉.基于DEA模型的义务教育经费支出效率评价[J].衡水学院学报, 2008, 10 (04) :28-31.

[2]吕浩.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保山师专学报, 2006, (03) :27-30.

[3]王世忠.民族地区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状况评析——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3, 33 (01) :167-172.

[4]沙莎, 刘鹏凌, 栾敬东.基于DEA模型的我国区域教育效率评价研究[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3, 22 (03) :78-81.

[5]周安华.基于DEA的CCR模型和BCC模型对经济相对效率的实证探究——以湖南省的14个地区为例[J].经济研究导刊, 2015, (16) :3-5.

教育支出效率 第2篇

关键词财政民生支出；DEA方法；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

中图分类号F221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n the Efficiency of Local Government Fiscal

Expenditure on People's Livelihood in China

LIU Meihua，HUANG Xiaoping

（ Busines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 Changsha， Hunan410081，China ）

AbstractBy using the DEA method， this article estimated the comprehensive technical efficiency，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scale efficiency of fiscal spending on the people's livelihood of China's 31 provinces in 20092013， and analyzes the scale of the government's fiscal expenditure on people's livelihood. The research result shows that， in most provinces， the DEA scores of the fiscal spending on the people's livelihood are more than 0.9， though the efficiency has not reached the highest level， but is relatively high in all. Furthermore，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in the output performance of the fiscal people's livelihood among the provinces： the output level of the Eastern province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Middle and Western provinces， and the efficiency of the Western provinces is the lowest， which shows a great room for improvement.

Key wordsFiscal spending of the people's livelihood； The DEA method； Comprehensive technical efficiency；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The scale efficiency

1引言

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不仅带来了国民财富的增长，而且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民生问题，普通百姓“看病难、看病贵”，贫困学生“上学难、就业难”等近期成为全社会的关注焦点.

近些年，国家政府加大了对民生支出的投入以改善民生.教育方面，2013年度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3.0365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9.64%，让全国1.2亿农村中小学生免交学杂费和教科书费.医疗卫生方面，全国2009-2013年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累计3.0682万亿元，年均增长24.4%，医疗卫生支出的增加让人民群众越来越重视健康保健以及对疾病的预防.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2013年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达到1.449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3.4%，加大了对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低收入保护的投入，让更多身处困境者更好的受到社会的关爱和温暖.保障性住房方面，2013年第一二季度中央财政支出0.2198万亿元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让更多困难家庭住上了新房.长期以来我国“重经济增长、轻民生”的政策导向、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财政分权体制以及政治集权的政治体制使得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民生支出差距仍然较大，财政民生支出效率仍然不均，在有限的财政民生支出条件下对其效率进行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非参数分析方法分析估算出我国31个省级政府2009-2013年财政民生支出效率.国外研究中，Afonso （2007）利用DEA方法分析了葡萄牙5个地区政府支出效率，并表明大多数地区政府支出效率不是很高[1].CuadradoBallesteros （2013）分析了西班牙政府支出效率与公共服务之间的关系，认为公共服务的外在化及功能分散对政府效率有负的影响[2].Dan Lowery（2005）从公众教育、警察部门、消防部门、法院方面研究政府支出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效率[3].BeenLon Chen（2006）通过构建一个独立地内生增长模型探讨经济增长与最优公共支出组成之间的关系，认为某种程度上政府最优支出由潜在的经济结构和政府政策所决定[4].YiChung Hsu（2014）在欧洲和中亚地区选取了46个国家，并应用假设变量返回到规模模型、SBM模型和超SBM模型来分析卫生支出的效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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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研究中，陈诗一、张军（2008）利用DEA方法对财政分权后的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进行了分析，得出中国大部分省级政府财政支出都不是很有效率[6].潘孝珍（2013）使用了最大似然估计分析了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环境支出效率的影响，认为财政分权与环境支出效率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7].杨丽丽、朱卫东（2014）同样利用DEA方法对安徽省各市区教育支出效率进行了测算[8].肖海翔、曹天舒、唐李伟（2014）运用DEATobit分析方法对中国1990年、2000年和2010政府卫生支出的健康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9].Jun hong （2011）利用1998-2008年面板数据分析中国30个省级地方政府创新率，并表明我国的创新效率偏低，并认为当地政府研发资助对创新效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10].从奎（2014）构建Malmquist全要素生产指数，探索出各地区文化产业财政支出效率的变化趋势，并发现我国文化产业支出效率正处于负增长阶段[11].现有的研究中，大部分是针对政府财政支出整体或者其中的某一项支出的效率进行研究，对财政民生支出方面则主要从理论方面进行分析，实证分析并不多，因此，对财政民生支出的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研究方法

DEA分析法是利用线性规划来评价具有相同类型的多投入、多产出的决策单元（DMU）的相对效率.是一种非参数统计分析方法，能够有效避免模型设定误差问题.因此受到许多研究者的青睐.DEA方法通过比较决策单元（DMU）的投影偏离生产前边界的距离来计算效率值的大小.根据规模报酬是否可变的假设DEA模型可以分为固定规模报酬CCR模型和可变规模报酬BCC模型，BCC模型可以将综合技术效率（TE）分解为纯技术效率（PTE）和规模效率（SE）.另外，DEA方法还可以从投入或产出角度来核算，基于投入角度的投入导向型是指在产出固定的情况下，使用何种比例投入才能做到投入最小.基于产出角度的产出导向型，是投入固定的情况下，怎样使用相同的投入达到产出最大.

基于规模报酬可变和产出角度的假设来测算，设DEA模型有n个决策单元，每个决策单元有p种投入，q种产出，对于第i个DMU，xi为投入列向量，yi分为产出列向量.X为p×n阶投入矩阵，Y为q×n阶产出矩阵，则第i个DMU的综合技术效率θi可以从下面的线性规划中获得.

Maxλθi，s.t.-θiyi+Yλ≥0，

xI-Xλ≥0，n1Tλ=1，λ≥0.

在该规划中，θi是个标量，为衡量经济单位（yi，xi）综合技术效率得分，也就是第i个决策单元（DMU）的效率值，只有在θi=1时，决策单元正好在前沿边界上，说明是有效的，否则无效率.λ是n×1阶常数向量，是权重， n1为n维单位向量，nT1λ=1对效率前沿面的凸性进行了限制.

3指标的选取

3.1投入指标的选取

参考财政部对民生支出定义的界定、部分地方政府统计民生支出的具体办法以及现有相关文献对民生财政投入指标的选取，选取中国各地方政府财政民生支出作为投入指标，具体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文化体育与传媒、环境保护关乎民生方面的支出.

3.2产出指标的选取

民生产出覆盖面广泛，能代表各个领域的指标也很多，从研究问题的角度出发，选取了能代表政府民生支出职能的指标.教育方面从在校学生人数以及师资力量两个方面进行选取，包括每十万人口各级学校平均在校生数（万人）和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总数（万人）.医疗卫生方面选取了能衡量地方医疗卫生服务供给能力的三大资源，即卫生人员数（万人）、医疗卫生机构数（万个）、卫生机构床位数（万张）三个指标.社会保障与就业方面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城镇职工参加养老保险人数（万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年末参保人数（万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万人）三个指标来衡量.文化体育与传媒方面选取了图书出版种数（种）、公共图书馆总藏量（万册）两个指标.环境保护方面选取了造林总面积（千公顷）、生活垃圾清运量（万吨）两个指标，这两个指标从某种程度上能够衡量地方政府对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以及政府生态保护工作的工作绩效水平.

4对中国地方政府民生支出

效率估算及结果分析

针对上述投入产出指标，利用deap2.1软件从规模报酬可变和产出的角度核算了2009～2013年全国及各省份财政民生支出的效率得分.表1显示的是各年度全国总体的效率得分情况，从表1可以看出，2009年综合技术效率值为1，表明2009年的财政民生支出资金得到了很好的利用，不存在损失的情况.但2010至2013年综合技术效率不是很理想并且在逐年下降，2013年综合技术效率值只有0.717，说明这一年大约只有71.7%的全国民生财政资金得到了有效的运用，大约有28.3%不合理效率损失.2009、2010、2011、2013年纯技术效率值为1，2012年纯技术效率值0.998比较接近充分效率状态.因此，综合技术效率的下降的很大程度是由规模效率引起.从规模报酬状况看，2010至2013年四年都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说明这四年全国总体财政民生支出投入规模大于适合的规模，为了使效率达到最优，政府可以减少对民生财政支出的投入.

表2显示了2009-2013年全国各省份财政民生支出综合技术效率值和均值，综合技术效率反映的是各地区政府民生支出规模及规模报酬不同的条件下资源配置的综合效率.从表2中可以看出，大部分省市财政民生支出综合技术效率没有达到最优状态，2013年财政民生支出综合效率值为1的只有9个省份，2012年10个，2011年9个，2010年7个，2009年9个.在2009至2013年期间，财政民生支出综合效率值全都为1的只有5个地区，分别为北京、浙江、山东、广东、宁夏，说明这五年间，其余地区都存在过政府财政民生支出综合技术效率不充分的情况，也就是存在不合理效率损失的情况.另外，从排名来看，2013年、2012年、2009年政府财政民生支出综合技术效率排名前十位的有6个是东部省市，排名最后十位的有8个是西部地区的省市.2011年、2010年，排名前十位的也有5个是东部地区省市，排名最后十位的也有8个是西部地区省市.其中西藏地区政府财政民生支出效率在这五年中综合技术效率最低，一直都处在0.76以下，说明政府财政民生支出资金一直都存在24%以上的不合理效率损失.也就是说，在现有资源的情况下，西藏地区政府民生支出的产出还应该更高.从均值来看，财政民生综合效率值在0.9及以上的有22个省市，说明从总体上来看，民生财政支出综合效率虽然没有达到充分效率，但是效率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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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显示了2009～2013年我国各省份财政民生支出纯技术效率值和均值，纯技术效率指标主要反映政府民生支出资金配资中相关制度运行的效率.从表3中可以看出，2013年财政民生支出纯技术效率得分为1的有13个省市，2012年12个，2011年11个，2010年12个，2009年11个.而2009-2013年财政民生支出纯技术效率均为1的只有7个省市，分别为北京、江苏、浙江、山东、湖北、广东、宁夏，说明这五年间，其余24个省市至少某一年存在过民生财政支出资金纯技术效率不合理的情况.纯技术效率值低于1，表明在现有的投入规模和当前的体制环境下，财政民生支出资金没有得到很好的运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生财政支出资金配置的结构不合理.从东、中、西部地区来分析，2009-2013年均值排名前十的有6个是东部地区省市，分别为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广东、海南，2个中部省市，分别为湖北、黑龙江，2个西部省市，分别为宁夏、内蒙.均值排名后十位的有9个是西部地区省市.因此，相对来说西部地区政府民生财政支出效率低于东中部地区，其中东部地区效率最高.另外，总体来看，财政民生支出纯技术效率均值在0.9以上的有22个省市，因此，虽然纯技术效率没有达到最优状态，但是效率还算比较高.

表32009～2013年 全国各省份财政民生支出纯技术效率得分及排名

表4显示了2009～2013年全国各省份财政民生支出规模效率值和均值，规模效率值能够反映决策单元是否在合适的生产规模下生产.从表4可以看出，2012年和2013年有14个省市政府民生支出规模效率值为1.2009年和2011年9个，2010年7个.2009～2013年五年间财政民生支出都实现了规模效率的只有5个省市，分别为北京、浙江、山东、广东、宁夏，说明除了这五个省市以外其余省市在这五年间存在过规模效率不充分的情况，也就是存在政府民生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从总体来看，5年间财政民生支出规模效率均值在0.9以上的有30个省市，只有西藏的规模效率均值在0.884，因此，虽然规模效率没有达到最优值，但是效率总体来说还算比较高.

表5显示了2009～2013年全国各省份政府财政民生支出资金配置所处规模报酬阶段，规模报酬可以分为规模报酬递增（irs）、规模报酬不变（-）、规模报酬递减（drs）三种情况.规模报酬递增说明这个地区的投入小于最适合的规模，需加大对该地区的投入才能使效率达到最高.规模报酬递减情况与规模报酬递增情况正好相反.规模报酬不变则说明现有投入规模正好达到最优值.从表5中可以看出，在2013年、2012年、2011年、2010年、2009年中，全国分别有15个、13个、7个、9个、9个省市政府民生支出投入大于合适的投入规模，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为了实现DEA有效，这些省市政府应该减少对财政民生的投入.2013年贵州、新疆2个省份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2012年4个，2011年和2010年分别有15个、2009年13个省市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这些地区要想实现DEA有效，需要加大对民生财政资金的投入.总体来说，大部分省市在财政民生支出投入方面不是很合理，需要对投入进行调整.

5研究结论及建议

利用DEA分析方法，测算了2009～2013年全国31个省市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文化、环保等民生产出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

.

得分，在此基础得出了民生支出资金配置所处的规模阶段.根据其得分情况可以看出，总体上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民生支出效率比较高，大部分省份民生财政支出的三种效率值在0.9以上，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我国地方政府对民生领域的重视程度.其次，我国各省市地方政府之间财政民生支出综合效率存在显著的差异，像北京、浙江、山东实现了财政民生支出充分效率，而西藏、青海的效率值却低于0.75.另外，从三大地区看，东部地区政府的财政民生支出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尝试性的提出进一步提高我国地方政府民生财政支出效率的建议.首先，大部分省份财政民生支出效率虽然比较高，但是还是没有达到生产前沿面，各地方政府应该继续加大对民生领域的关注并根据自身实际采取相应的措施以提高民生财政支出效率.其次，应该努力缩小各地方政府民生支出效率差异.各地政府的财力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民生领域的投入，也就直接导致了各地方政府财政民生的投入差异.财政民生支出的最终目的是保证全社会的共同富裕和公平正义，所以政府可以通过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等方式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民生方面的投入来提高其效率以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最后，因地制宜提高财政民生支出效率.通过表5可以得出，不同省份财政民生支出所处规模报酬阶段各不相同，有些省份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有些处于规模报酬递减或者规模报酬不变阶段.对于规模报酬递增的省份，政府应该加大对财政民生领域的投入，同时应注意提高其资金的利用情况，争取达到最适合规模和规模效率.对于规模报酬递减的省份，政府应该减少对这些省份财政民生投入或者找出效率低的原因并加以改善.对于规模报酬不变的省市，现有投入规模为最适合规模，不需要做调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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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Y C HSU，Efficiency in goernment health spending：a super slacks-based model[J].Springer，2014，4（8）：1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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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支出效率 第3篇

关键词：公共财政支出,效率,途径

一、引言

公共财政支出效率的实质是政府实施资源配置的成本, 公共财政支出的效率也就是社会边际福利的改善水平, 包含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公共财政支出X—效率。公共财政支出的资源配置效率, 是指政府对公共资源的配置符合帕累托条件, 即社会资源的配置达到最优化。该效率的高低, 首先取决于政府的职能范围或权力边界。同时, 如果公共经济部门没有按最低成本原则生产和提供公共商品, 这就意味着公共经济部门的制度安排中存在X—效率问题。财政支出的X—效率是指公共商品的生产方 (供给方) 总是按最低成本提供最适水平和结构的公共商品。如果公共经济部门没有按最低成本原则生产和提供公共商品, 这就意味着公共经济部门的制度安排中存在X—效率问题。财政支出的资源配置效率和X—效率是相辅相成的, 二者之间是可以相互影响的。一方没有效率, 必然导致另一方效率的缺乏。目前, 从我国公共财政支出效率的现状来看, 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因此, 我们必须研究我国公共财政支出效率问题并探讨改善途径。

二、我国公共财政支出效率的现状和问题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 我国财政支出1978年不足1200亿元, 到2008年突破62427亿元, 年递增17%以上。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财政支出的持续稳定增长, 使得财政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收入公平分配和经济稳定增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但我们也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 由于政府职能转变的严重滞后、管理的落后等多方面的原因, 我国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的安排还没有真正做到如实反映人民的共同意愿。从公共商品的供给方面来看, 我国的政府职能部门及其他公共部门并没有完全按最低成本原则生产和提供公共商品, 此外, 由于我国尚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 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政府职能边界过宽, 政府取代市场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 从而导致财政支出范围过宽, 支出结构不合理, 财政支出安排上的“越位”和“缺位”并存问题尚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由于体制上及管理上的原因, 相当部分财政支出并没有纳入政府年度预算, 由于缺乏必要的管理与监督, 这部分支出的安排难以体现财政的公共性、民主性和法制性, 导致公共部门及其领导者个人将公共资源用于办本部门的事情或领导者个人的事情, 公共部门不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 而是为本部门服务、为领导服务。财政支出效率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表现在:

(一) 政府财政支出运行机制不健全。

政府职能部门及其他公共部门缺乏效率观念, 总认为财政的钱不用白不用, 在指导思想上总是想方设法对财政资金多占多用, 以维护本部门的利益为出发点。长期以来, 我国并没有建立一套相对完整的财政支出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 对财政资金的使用过程及其效果也缺乏必要的监督, 对财政支出的失败也缺乏责任追究制度, 财政支出决策缺乏科学的论证和规范的程序, 导致财政资金的严重浪费, 资金紧张和资金浪费并存的现象经常发生。

(二) 政府职能转变滞后。

在计划经济时期, 由于我们否认市场及市场经济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政府的职能范围涵盖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而市场只是在夹缝中生存。在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由于政府职能十分宽广, 因而政府财政支出的范围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以政府取代市场, 以财政支出取代私人支出, 其结果必然是效率低下。因为迄今为止, 在私人部门经济领域, 还没有什么制度比市场经济制度显得更有效率。另一方面, 政府职能范围过宽, 必然导致政府机构林立, 行政人员庞大, 其结果必然是行政管理费支出失控。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 我国改革的重心始终放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由于政府职能本身没有完全转变, 在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 陷于“膨胀—精简—再膨胀—再精简”的往复循环。

(三) 支出预算编制方法落后。

长期以来, 我国年度支出预算的编制基本上是按照基数法加增长的方法编制而成的, 这种预算编制方法是在承认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 没有能够切实地反映预算年度的实际情况, 因而缺乏科学性。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财政支出安排缺乏合理性和有效性, 给不同的预算单位在经费供应方面造成苦乐不均、支出不足和浪费并存。在我国, 尽管政府预算年年编制, 也年年下达给部门, 但在预算的执行过程中, 增加支出的随意性很大, 支出预算往往是一改再改。另一方面, 就预算编制本身而言, 预算支出科目设置过粗, 过于模糊, 也给对财政支出过程的监管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特别是在目前的经济体制转轨时期, 一些单位的自给能力明显增强, 创收规模不断扩大, 在这种情况下, 继续沿用基数法编制支出预算, 无疑会加重财政负担。在一个财政年度中, 当年度支出预算还没有确定时, 各个部门和单位都使出浑身解数争经费, 一旦预算确定, 政府财政部门按预算向各部门及单位拨付经费, 并由各部门及单位自己安排使用。在财政监管乏力的情况下, 财政资金在具体使用过程中, 存在乱支、挪用、浪费等不良现象, 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低下。

(四) 财政体制不规范。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先后实行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财政包干体制, 包干的具体办法往往是“一年一变”或“几年不变”, 并且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的包干体制。尽管这种体制在调动中央与地方理财积极性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程度的作用, 但作为一种过渡性的财政体制, 它是建立在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清、不同层次的政府之间的职能划分不清的基础上的。这样的财政体制, 根本不可能很好地解决效率、公平和经济稳定问题。1994年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分税制。相对于财政包干体制而言, 分税制在科学性、规范性和稳定性等方面都有所进步, 但同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分税制相比, 我国现行分税制还带有明显的过渡色彩。由于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尚没有完全到位,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还有待于进一步明确。在这种情况下, 我国现行分税制无论在收入的划分、支出范围的划分还是转移支付制度的确立等方面都存在某些不合理性, 这样的体制是难以满足效率原则要求的。

三、我国公共财政支出效率的改善途径

(一) 重构公共支出制度。

公共支出制度的重构, 包括支出范围的重新界定和支出制度的创新。在遵守公共性、公平性、有效性、约束性和发展性原则的基础上, 可将公共支出分为:一是公共政府部门支出。具体包括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支出、中央权力机关及地方各级权力机关支出、国防费支出等。这类支出的安排, 主要是为了提供纯公共商品及纯公共服务, 以满足社会纯公共需要。二是公共事业部门支出。包括农业事业部门、科研部门、教育部门、文化部门、卫生部门、体育部门、气象部门等支出。安排这类支出, 主要是为了提供准公共商品及准公共劳务, 以满足社会准公共需要。三是公共工程和公营企业支出。包括环境保护、国土整治、公共设施、公共交通等方面的支出。四是体现政府政策意图的特定性支出。如对科技进步及科研成果推广应用、产业升级的财力支持等。在政府公共支出制度的创新方面, 根据我国目前的具体情况, 重点是:

1. 支出范围的重新调整, 主要是压缩政府支出范围,

逐步退出私人商品及私人服务的生产和提供领域, 改变准公共商品及准公共服务领域的政府垄断局面。应坚持市场优先的原则, 凡是通过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 政府不要去参与, 已经参与的, 要逐步退出;凡是通过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或不能完全解决的问题, 客观上才需要政府出面解决, 或由政府和市场共同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市场和政府都不是万能的, 都有其自身的缺陷和不足。作为政府而言, 应该在市场失灵和市场不能完全发挥作用的领域来发挥其作用, 以弥补市场的不足。总之, 政府从事的应该是社会公共事务, 并通过其公共活动, 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政府的职责范围就是财政支出的范围, 政府的公共性决定了财政支出的公共性。

2. 改善公共财政支出的结构效率。

一是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投入, 将社会保险基金纳入预算的规范管理, 尝试建立规范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二是保证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 并改善公共教育支出结构, 加大对义务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三是建立公共科技财政投入模式, 继续重视加大公共科技投入, 提高基础科研投入, 改善科技投入的财政支持模式。四是保证公共卫生支出在整个卫生费用中的稳定和合理增长, 加大农村基础医疗设施投入, 确保基本公共卫生领域的支出, 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医疗保健支出水平。

(二) 改善公共财政支出X—效率。

首先是加快政治民主进程, 优化政府职能。一是加快政治民主进程, 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制度环境。二是按照公共财政改革的需要, 增大社会保障、公平、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的供给, 解决政府职能“缺位”问题。

其次是政府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一是在以公共服务流程的政府职能定位基础上, 精简政府机构, 拆并职能相同或交叉的部门。二是建立起按公务员工作绩效考核的激励机制, 比如实行绩效工资、合同制等, 改革公务员人事管理制度。三是进行分权与分散化管理, 打破目前严格的上下级等级制度, 赋予基层更大的责任和权力, 充分调动基层的积极性和责任效率意识, 使行政机构扁平化、行政行为弹性化。

(三) 构建以绩效预算为核心的公共财政管理体制。

首先, 实行部门综合预算, 全面推行政府收支分类改革。预算管理的全局上, 实行综合预算, 将预算外并入预算内, 彻底取消体制外不规范的公共收支, 规范国家公共预算的完整性和科学性。在公共部门预算管理上, 实行部门综合预算, 把预算部门所有公共资源纳入预算管理, 凡是直接与财政发生经费拨付的一级预算单位均作为预算管理的直接对象, 财政将所有资金规范透明地分配到预算管理对象, 以预算管理对象为单位进行预算绩效考核。

第二, 建立起一套能够反映政府公共活动效能的指标体系、评价标准和计量方法预算监控体系。在衡量财政支出绩效时, 既要考虑支出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也要考虑支出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 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为此, 必须建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统一性指标与专业性指标相结合的多层次的绩效评价体系, 并以大量的有效样本为基础, 测算出评价指标的标准样本, 按照科学的计量方法, 对预算绩效结果进行衡量和评价。

第三, 创新预算编制方法与编制过程, 细化部门预算, 全面推行“零基预算”, 逐步引入绩效评价内容, 建立起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编制紧密结合的预算约束机制。“零基预算”则是根据预算管理对象预算年度内履行公共职能要多少人财物来核定部门预算, 预算与职能严格对应, 如职能有调整, 则预算也调整, 而不是根据历史规模的沿袭“世袭”预算指标。

第四, 与绩效预算相适应, 推行权责发生制的政府预算会计改革。要提高政府部门的服务质量, 最根本的要求是使这些部门承担管理受托责任。权责发生制下, 对财政支出区分为经常支出与资本支出, 对各类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可以充分了解这些资源的状况和使用效率, 从而提高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 有利于政府部门进行合理的长期决策, 提高政府的持续发展能力;能够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一些长期项目和或有债务的信息, 有助于增加预算信息的完整性、可信度和透明度在权责发生制基础上的政府会计信息;最终能够对提供的产品、服务与成本、费用进行配比, 加强预算成本计量与政府业绩考核, 使政府的业绩透明化, 有利于广大纳税人及社会公众 (在我国更主要是指人大机关) 评价政府部门履行职能的状况以及它们的工作效率。构建以绩效预算为导向的公共预算体系, 在预算的编制过程中, 还应提高预算透明度, 广泛吸收公众参与预算的制定与监督, 提高预算支出与社会公共需求的一致性和预算支出的有效性, 从而提高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配置效率和X—效率。

参考文献

〔1〕于维洋, 王宏.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的思路与途径〔J〕.经济论坛, 2007 (20) .

〔2〕施安银, 王跃宁.财政支出管理与效率研究〔J〕.财政研究, 2000 (10) .

教育支出效率 第4篇

关键词：财政支出,效率评价,拉开档次法,综合评价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财政支出逐年提高, 为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维护社会稳定、缩小城乡差距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供了有力保证。然而如何使有限的财政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一直是我国财政支出管理的重点和难点, 加强财政支出效率研究具有极强的实践意义。

一、拉开档次综合评价法概述

本文主要采取拉开档次综合评价法研究财政支出效率。所谓拉开档次综合评价问题, 是指建立m个评价指标x1, x2…xm, 并确定与xj相对应的权重系数wj (一般地, 要求wj>0, w1+…+wm=1) , 对n个被评价对象s1, s2, …, sn的运行状况进行排序或分类的过程 (郭亚军, 2002) 。

设有n个评价对象s1, s2, …, sn, 有m个评价指标x1, x2, …xm, 则拉开档次法, 即线性综合评价函数可以表述为:

确定wj的原则是尽可能体现出s1, s2, …, sn之间的差异。其差异大小由公式来表示。当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 就有这时δ2=∑yi2=YTy= (wx) Txw=wT HW, 式中Y=|y1, y2, …yn|T, H=xTx, W=|w1, w2, …, wn|T。如果不对W加以限制, δ2可以取任意大的值, 为了便于分析, 令||W||=1 (即W12+…+Wm2=1) , 这时取W为对称矩阵H的最大特征值λmax (H) 所对应的特征向量时, δ2取值最大, 且有max{δ2}=λmax (H) 。

最后, 由线性代数中的Frobinius定理知, 权重系数向量可以由下述规划问题求得:

财政支出效率评价其实是对过去财政支出状况的总结和概括, 应以客观评价为主, 应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总结历史、体现历史。在这一评价过程中, 不应体现评价者的主观偏好, 或者将评价者的主观因素的干扰降到最低处。已有的评价方法都未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郭亚军 (2002) 提出的“拉开档次”评价法, 是一种不带有主观色彩影响的、完全基于观测数据挖掘的综合评价方法。因此, 该方法能对我国财政支出效率进行更加客观、准确地评价。

二、我国财政支出效率的时间序列分析

借鉴从树海、周炜 (2005) 和郭亚军、何延芳 (2003) 的研究思路, 本节笔者设计的财政支出效率评价指标包括规模类、结构类和产出类三类。其中规模指类标包括财政支出增长率和财政支出比率等两个指标;结构类指标包括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科教文卫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和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等三个指标;产出类指标包括财政收入增长率、财政支出增长弹性系数、CPI (通胀率) 、GDP增长率、失业率、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和每万人口拥有的医院或卫生院床位数等九个指标。限于篇幅, 不再列出详细的指标标准化值。

运用Matlab6.0软件计算对称矩阵H、其最大特征值λmax和特征向量W, 并得到每年的财政支出效率得分。

由图1可以发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出效率显著提高, 从1980年的0.31提高到2009年的0.64, 提高了0.33个百分点。从具体趋势上看, 大致可以划分为4个阶段:1980-1987年、1987-1995年、1995-2003年以及2003年至今。第一阶段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阶段, 在这一阶段, 我国财政支出效率先降后升, 波动幅度较大, 说明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的整体弹性和伸缩性较差, 应对改革冲击能力较弱;第二阶段是1987-1995年, 这是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和准备阶段;第三阶段是从1995-2003年, 这一阶段我国财政支出效率先升后降, 波幅较小, 基本维持在0.50-0.60的区间内;最后一个阶段是2003至今, 我国财政支出效率迅速提高, 截至2009年已达到0.64。总之, 1980年以来, 虽然我国财政支出效率有几次大的波动, 但其逐年提高的总趋势并没有改变。

笔者认为, 推动我国财政支出效率逐年变化的内在原因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有效的财政政策调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财政体制改革先行一步, 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1980年2月, 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实行“划分收支, 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 “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打破了高度集中的传统体制, 为推动我国经济体制的全面铺开奠定了基础。同时, 改革也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积极性, 因此在八十年代初期, 我国财政支出效率水平大幅提高, 然而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施行之后, 中央财政收入增长缓慢, 财政收支平衡日益困难, 赤字也越来越大, 这严重影响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 不利于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 也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协调和持续发展, 进而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国财政支出效率水平整体下降。这说明八十年代的财政包干体制虽在短期内促进了我国财政支出效率的提高, 但从长期来看, 作用并不显著。

1994年我国实施了财政分权体制改革, 明确地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 并以此为基础, 按税种划分了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 提高了两个比重 (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 这在短时间内增强了中央财政实力, 提高了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 整体上起到了提升财政支出效率的作用, 然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0年初的经济过热阻断了其逐年提高的良好势头, 导致我国财政支出效率水平开始下滑, 并在2003年跌破0.50, 2004年以后我国政府果断采取稳健的财政政策, 有效地抑制了投资过热和经济波动, 使得国民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 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显著改善, 财政支出效率水平迅速提高。

另一方面, 从结构上看 (图2) ,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和农业支出评价值逐年降低, 科教文卫支出评价值虽有所提高, 但近年来出现下降趋势, 这说明我国财政支出的结构矛盾依然突出。

因此, 总体来说,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财政支出效率明显提高, 但整体效率依然偏低, 同时, 行政管理支出、农业支出和科教文卫支出效率并不理想。

三、省际财政支出效率分析

本节以北京、上海、浙江、江苏、湖南、河南、江西、吉林、陕西、广西、山西、云南、贵州、青海和新疆等16个省市为评价对象, 运用动态拉开档次评价法考察我国各省市财政支出效率水平的差异, 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东中西三大区域财政支出效率之异化, 本节所选指标与上节一致, 共3大类14个指标, 对我国各省市财政支出效率的各方面如人民生活、经济发展、公共产品提供和社会进步等进行较为全面的比较和评价。

在对各省市财政支出效率作动态综合评价时, 需要对前述静态拉开档次法进行扩展, 建立“时序立体数据表”, 具体扩展过程暂不详细介绍 (参见郭亚军, 2002) 。

根据动态拉开档次综合评价法, 运用软件计算得各地的财政支出效率得分如下:

图3显示,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各省市财政支出效率的提高并不显著, 基本保持不变。除北京市外, 大部分省市的财政支出效率基本维持在0.40-0.60的区间内, 表明总体来讲我国各省市财政支出效率水平较低。数据显示, 在16个省市中, 北京市财政支出效率最高, 平均效率为0.62, 青海省财政支出效率最低, 平均效率为0.52。这表明各省市之间的财政支出效率差距明显。

图4显示, 我国东部和中西部之间财政支出效率差距显著, 而中西部之间效率差距并不明显, 东部财政支出效率平均为0.58, 中部为0.55, 西部为0.54。1980年以来, 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之财政支出效率基本维持在0.50-0.60的区间内, 波动幅度不大。在整个八十年代先提高后降低, 在九十年代先降低后提高, 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趋势。同时, 近年来, 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财政支出效率提高并不明显, 出现“固化”, 这说明我国财政支出管理水平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提高后, 开始进入“增长瓶颈”。

笔者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地方财政支出效率长期“不作为”的内在原因在于中央和地方之间权力的不对等:中央对地方拥有绝对权威, 地方也必须绝对服从中央, 这种权力的不对等进而导致的地位不对等就决定了地方始终是作为中央的一个附属机构行使政府职能, 从而限制了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 也限制了地方政府调控当地经济的主动性, 尤其是在经济环境出现波动时, 大部分省份都将调控负担抛向了中央, 长期以往, 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交易成本, 而且使得地方对中央形成了强烈的依赖感, 发展当地经济的积极性日渐降低。虽然这一现象在1994年的分税制之后有所改善, 然而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央和地方地位不对等的现实关系。地方政府税收实力低、财政资源匮乏, 而且税收返还制度的存在又使得东部和中西部的财政实力差距日益拉大。

由此可见, 我国东部地区财政支出效率明显高于中西部, 而中西部之间财政支出效率差异并不明显, 且东中西总体财政支出效率偏低, 有待进一步提高。

四、主要结论与建议

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财政支出效率状况进行了综合研究, 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财政支出效率显著提高, 从1980年的0.31提高到2009年的0.64, 提高了0.33个百分点, 表明我国公共支出管理水平逐渐加强。但总体水平依然偏低。

第二, 面板数据研究表明, 八十年代以来, 我国地方财政支出效率变化不显著, 且近年来出现“固化”现象, 同时, 我国区域财政支出效率差距较大, 东部地区财政支出效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中西部差距不显著。

第三, 我国整体财政支出效率的逐年提高与我国地方财政支出效率的长期“不作为”并不矛盾。研究表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出效率逐年提高, 然而地方财政支出效率却保持不变, 笔者认为这两种变化并不矛盾, 反而揭示出改革30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与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难题。笔者认为, 我国整体财政支出效率水平的上升从本质上了反映了我国政府, 尤其是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提高、管理经济发展事务和社会发展事务能力的增强, 这为长期保持我国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奠定了基础, 从而为财政支出效率的提高提供了可靠保证。同时, 地方财政支出效率的长期“不作为”也正好揭示了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难题, 即中央与地方权力不对等, 中央管得过死, 地方政府积极性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

第四, 研究表明, 长期来看, 八十年代“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改革和1994年的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对于地方财政支出效率作用并不显著。八十年代的“分灶吃饭”财政体制改革虽然摆脱了统收统支的传统体制, 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当地经济的积极性, 但这种制度创新并不具有彻底性, 地方政府的“附庸”性质并没有改变, 因此地方财政支出效率的提高具有短期效应, 长期来看并没有培育出适合地方财政支出效率提高的土壤。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虽然较为清楚地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责任和税收范围, 然而地方只得到了那些税基小、难征收的税种, 地方财政收入来源难以保证, 政府财政捉襟见肘, 乱收费、乱摊派和高价地等财政乱象频现, 使地方财政进一步恶化。同时, 由于税收划分所引起的中央和地方在经济地位上的不对等, 进一步强化了中央和地方权利的不对等以及地方对中央的依赖, 这样地方财政支出效率的进步就困难重重。

基于此, 笔者认为应该在改革财政经济体制的同时, 逐渐推动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 有步骤地改善中央和地方权力和地位不对等的现状, 充分释放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活跃市场的潜力, 强化公共支出管理, 突破现阶段财政支出效率之“增长瓶颈”。此外, 加强对财政支出的监督与管理、完善法制、明确财政支出责任也是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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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红兵, 贾来喜, 李潞.SPSS宝典 (M)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9.

教育支出效率 第5篇

关键词：甘肃省,地方政府,公共医疗支出效率

一、引言和文献回顾

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快,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同时对医疗的需求越来越高。但由于市场存在失灵现象,使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不全,不能有效提供全社会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和劳务,因而不能不要求政府以其权威来对资源配置加以调节和管理。为了保证改革目标的实现,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加大财政医疗的支出,优化卫生资源配置,提高医药卫生体制运行效率。甘肃省各市地方政府也纷纷加大医疗支出,2010~2014年甘肃省医疗平均支出1,388,221万元,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然而在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加大的同时,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并未随之同速增长。需要对财政医疗支出效率的研究并分析政府财政医疗支出有效性,同时指出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在对于公共医疗支出效率研究中,大部分国内外学者采用非参数法进行评价相对有效性。近些年的研究大部分是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比较和分析,但很少有针对性研究甘肃省内市区的医疗支出效率。本文从医疗卫生支出质量与效率相结合的角度,在一段时期间内动态考察了较多投入与产出变量,对各个地区的DEA-malmquist指数进行研究,分析不同地区政府投入效率是投入不足还是投入无效,最后再针对不同的地区提出相应的建议和结论。

二、政府医疗支付效率评价体系的构建与指标的选取

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 Analysis,DEA)是于1978年由查内斯(Charnes)等人提出。DEA有效性与相应的多目标规划问题的非支配解是等价的,包括CCR和BCC两种模型。BCC相对CCR的优秀点在于规模报酬变化,本文应用BCC模型分别计算甘肃省14个市州的Malmquist指数,再从全要素生产变动指数、技术变动指数和技术效率变动指数进行分析。

(一)指标与数据选取。依据政府医疗支出评价原则,借鉴前人分析方法与有关的研究结果,选取甘肃省十四个市州各政府卫生医疗支出进行评价与分析。数据选用2010~2015年甘肃省各市州卫生医疗支出、医疗机构(个)、医疗人员(名)、医疗床数(张)、医疗人次数(人)。数据出自相应年份的《甘肃省发展年鉴》和《甘肃卫生统计年鉴》。本文实证过程中应用DEAP2.1软件进行分析。

(二)实证结果分析与评价。从DEA-Malmquist角度分析2010~2014年平均纯技术效率变动、平均规模效率变动、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2010年至2014年各市州全要素生产率的均值小于1,这说明了甘肃省在过去5年的生产有效性总体来说是略微下降的,样本中白银、天水、张掖、平凉、定西、临夏、甘南的全要素生产率大于1,其它银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都小于1。兰州市的全要素生产率仅仅是0.871,为全省最低。

从全要素的分解情况可知:引起大部分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原因都是技术退步。其中全要素生产率改进最大的是定西市,为1.063,平均增幅达到了6.3%;其次是甘南州,全要素生产率为1.052,平均增幅为5.2%;再就是张掖市和平凉市,为1.029,平均增幅为2.9%。张掖市和平凉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得益于技术效率,其中张掖市的技术效率指数达到了1.099,而平凉市的技术效率指数达到了1.089,这说明这两个地区政府大力投入医疗机械设备,拓展医疗服务范围,大力推行医务人员德考评制提高医务人员效率。而兰州市的全要素生产率的降低主要是因为技术进步指数的降低,这由于兰州市是甘肃省的省会,来兰州就诊的患者人数特别多,对大型医疗机构加重负担,使得医务人员供不应求,而且基层卫生人员紧缺,使得大量人才都集中聚集在大型医院,基层环境较差留不住人才,使得一些小病不能在社区解决从而造成小病无所依的情况。嘉峪关市是DEA平均效率最高的城市,但纵向看全要素生产效率为0.923,在2010~2014年这段时间呈递减的形式,2009年医疗改革使得嘉峪关2010年全要素生产效率呈上升的趋势,但2011年和2012年又下降分别为0.945和0.875,但2013年又大幅上升为1.168,并且这几年全要素生产效率变化受技术进步指数影响较大,说明嘉峪关这个地区的医务人员流动较大,并且机械设备逐渐更新,需加大市区基层服务人员。

三、提高甘肃省各市州公共医疗支出效率的政策建议

(一)加大基层建设,提高基层医疗服务。小病小伤在家附近的社区或村医疗卫生所来治疗,解决患者集中在大医院的现状,使得医疗效率降低。兰州市的基层机构就诊率较低,和三甲医院的医务人员供不应求使得兰州市的全要素生产效率低于1。在DEA有效分析中庆阳市、临夏州、甘南州的规模效率较低,应加大这三个地区的医疗设施建设,提高基层服务和相应的规模。

(二)地市州政府应该加大医疗财政支出,保证基本服务资金充足,增加贫困地区的财政投入。在DEA-malmquist分析中财政支出10亿以上的地区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高于财政支出10亿以下的地区。应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加大投入同时减少一些存在医疗财政支出过多投入的城市。

(三)培养基层医务人才,使每个地区的基层服务机构都有相应的义务人才,同时提高相应的基层医务人员福利与优惠,并实行三甲医院的医务专家轮流下基层,使当地患者获得相应的优惠。在DEA有效分析中白银市、武威市、酒泉市、庆阳市、定西市、临夏州、甘南州的纯技术效率较低,应加大这几个地区的医务人员投入,使一些三甲医院的专家来这些医院轮流坐岗,同时鼓励大学生积极来这些地区来工作,并对这些大学生进行培训增强其技能。

参考文献

[1]陈共,王俊.论财政与公共卫生[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王宝顺,刘京焕.中国地方公共卫生财政支出效率研究-基于DEA-Malmquist指数的实证分析[J].经济经纬,2011,6:136~140

教育支出效率 第6篇

2009年, 美国医疗卫生支出比例占GDP比重为16.2%, 法国为11.7%, 我国医疗比例仅仅为4.7%, 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一直在努力完善医疗体制。相比计划经济时期, 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 大多数国内学者仍认为我国公共卫生支出缺口较大, 应该继续增大比例 (代英姿, 2004) 。甚至有学者得出我国财政对卫生的公共支出占全国卫生总支出的比率已到了世界最低行列的结论 (平新乔, 2003) 。而最优财政支出比例应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2% (±3%) (饶晓辉, 2007) , 但在2009年我国医疗卫生支出比例仅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17%。综上所述, 我国应该进一步增加医疗财政支出比例。

医疗效率反映了医疗的投入和产出质量。国内外很多学者均对医疗效率做了研究, 在国外有学者以芬兰40家公共医院为研究对象得出应该减少医院规模不经济现象 (KIRSI V, 2009) , 在2004年学者发现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卫生支出比例对于政策的效果也有差异, 并且政府和私人卫生支出的行为类型不同 (CLEMENTE J, 2004) 。在国内, 公共卫生医疗投入的产出效益越来越低, 下降趋势非常明显, 而农村的产出效益明显高于城镇的产出效益 (唐幼纯等, 2010) 。因此, 应该更加关注农村地区的情况。从地区的分析角度来看, 我国整体的医疗财政支出效率水平较低, 中部最低, 西部次之 (李忠民等, 2011) 。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 模型构建

从目前研究的文献来看, 主要有DEA-Malmquist指数分析法、回归线性模型法以及平减指数法等。对数平均迪式指数法 (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 简称为LMDI) 是一种对所有因素进行分解, 并且完全无残差的分析方法, 由于这种方法能够有效解决剩余问题和数据汇总的负值问题, 从而使其具有路径独立、残差为零和聚合一致等优势。本文将采用LMDI加法分解方法。

其中N代表医院床位数, M代表医保覆盖人数。F代表全国医疗财政总支出, 本文以各省每年医疗支出之和来计算。Fi代表i地区的医疗财政支出, Si代表i地区医疗财政支出占在全国医疗财政支出的比例。E i代表i地区的财政支出效率, Ni代表i地区的医院床位数, Mi代表i地区的医保覆盖人数。

其中, 以及分别代表加法分解下财政支出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强度效应。因此, 根据加法法则得出:

(二) 数据说明

由于数据的缺失, 本文采用的财政支出总额和医院床位数均来自2001-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 医保覆盖人数来自2001年-2011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鉴于西藏数据缺失和便于进行因素分解, 我们选用了全国30个省市的财政支出综合来替代全国财政支出总量。此外, 由于2001年到2010年间我国价格波动较大, 所以财政支出均以2001年为基准年, 通过平减指数祛除通货膨胀因素。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按照LMDI加法算法, 根据Matalab7.1软件针对2001-2010年财政支出对社会福利以及资本积累计算因素分解值, 并计算出各自效应的贡献率。

(一) 医疗财政支出对于社会福利的贡献因素分解

1. 总效应

从图1可以看出, 我国社会福利效应在2008年以前变化不大,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 医保覆盖人数增长率为历年来最低, 只有10.96%, 但在2008年-2009年社会福利总效应却出现了一个陡峭的增长点, 这是因为在2008年国务院开展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试点成功后, 2009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使我国2009年参加医保的人数是2008年的2.01倍, 最终导致总效应出现巨增。而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医保对于我国经济结构由投资推动型转为消费推动型的转变是有利的。我国居民高储蓄率原因有养老和健康等预防性储蓄因素, 只有减少他们的后顾之忧, 居民才有可能扩大消费。在2001-2010年间, 社会福利的年均总效应为3999.90, 增长最低年份为2005年, 1371.15, 增长最多年份为2009年, 但是2010又下降为3113.32, 未来增长趋势不明显。

2. 规模效应

社会福利的规模效应基本呈现增长趋势, 2001-2010年社会福利年均效应为4631.22, 2009年规模效应最大为10714.53, 但是2009年医疗财政支出对于社会福利的规模效应贡献率仅仅只有0.5321, 贡献率最高年份为2008年达到3.1608。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的医疗财政支出增长率不稳定, 规模效应在2004年有降低了49.74%, 财政支出增长率2004年比2003年也降低了12个百分点。

3. 结构效应

在2001年-2010年之间, 我国社会福利的年均结构效应为-53.37, 最高值为2003年的55.61, 最低值为2010年的-176.88.说明不同地区参加医保人数有非常大区别, 医疗财政支出对于社会福利结构效应的年均贡献率-1.53%, 这说明我国医疗财政支出地区间分配不合理, 这对于我国目前面临的区域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一个不利的信号。

4. 强度效应

财政支出在社会福利的年均效率为-577.95, 其中2009年强度效应最高为9540.68, 这证实2009年全面推行的新医改具有明显的正效应, 并且财政支出对于社会福利的贡献率为0.4738, 但除2002, 2004以及2009年效应为正外, 其他年份均为负, 并且还有继续下降趋势。这说明我国财政支出目前在社会福利的贡献率低。从图3可以看出我国在2001-2008年间参保人数增长率呈现下降趋势, 而财政医疗支出增长率整体上是增长趋势, 但是波动性很大在2003-2004年以及2007年-2008年均出现下滑。

(二) 医疗财政支出对于资本积累的贡献因素分解

1. 总效应

资本积累总效应缓慢增长, 年均总效应为175901.89, 年均增长率为4.64%, , 最低年份为2002年总效应为-90876, 最高年份为2009年为380347。其他年份表现稳定, 波动不明显, 并且未来继续呈现增长趋势。同样在2008年总效应有一个增长拐点, 增长率为62.02%。虽然强度效应的值较小, 但是由于规模效应值较大, 最终导致总效应还是随时间而上升。说明我国近年来医疗支出在数量上有所增加, 但是由于效率低下, 导致资本积累的速度总体过慢。

2. 规模效应

资本积累年均规模效应为878030.64, 2009年规模效应最大为1568681.7。但是贡献率仅为4.1243, 2003年贡献率达到18.5981, 但是要远高于其他因素效应。规模效应在2004年降低了51.85%, 增长率最低, 但是在2005年增长率最高达到了116.02%。规模效应总体上表现出上升增长趋势, 验证了王俊在2007年的结论, 我国政府卫生支出已经初具规模, 并且保持了一定增长趋势。尽管增长速度较快, 不过由于我国医疗财政支出基数较小, 整体上仍需要扩大医疗支出比例。

3. 结构效应

资本积累的年均结构效应26615.38, 并且除2004年之外, 其他年份均为正值, 但是表现并不稳定, 效应最高年份是最低年份的19.04倍。而且在2010年有一个大幅下降。财政支出在资本积累的结构效应贡献均值为14%, 并且基本为正, 说明资本积累相对于社会福利在不同地区之间分配相对较为合理。并且结构效应对于总效应的变化影响不大, 因此, 中国卫生支出规模应该因地制宜, 针对不同的地区应该制定不同的政策, 注重公平性。

4. 强度效应

财政支出对于资本积累的强度效应均为负, 除2009年有一个上涨点外, 其他年份均为下降趋势。说明我国医疗财政支出对于资本积累有显著的负效应, 效率低下为我国医疗支出的弊病。虽然我国大多学者都认为应该提高财政医疗支出效率 (唐幼纯, 2010) , 但是在支出中应该更加关注管理的有效性, 优化资源结构以及改革利益归宿问题等。

四、政策建议及结论

本文以我国30个省份的医疗财政支出为背景, 通过资本积累和社会福利两个角度的研究得出我国目前的规模效应不稳定, 即医疗财政支出整体上处于增长趋势, 但是增长速率波动性很大。结构效应较为稳定, 即我国医疗财政支出在各省之间的分配变化不大。强度效应最不稳定, 说明我国医疗财政支出的效率仍然很低。基于此, 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 应该提高医疗财政支出效率, 优化医疗财政支出使用结构。我国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2003年为19.03%, 2004年19.38%, 2005年19.19%, 2006年18.73%, 相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在2000年, 美国医疗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为9.9%, 俄罗斯7.6%, 印度6.3%, 加拿大7.1%, 但是中国17.42%。我国支出比例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 并且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因此应该增加在医疗卫生支出的纯粹的公共项目, 例如医疗救助等。进一步加大医疗支出的范围, 而且目前大病小病都到大医院诊治, 势必会降低整个社会的医疗资源效率, 增加医疗服务质量, 提高床位使用率, 扩大私人投资比例, 正确处理好医疗效率, 社会效益以及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

其次, 继续增大财政医疗支出占GDP比重。我国基础设施落后, 公共服务供给规模仍然相对不足, 政府支出的增加仍有助于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目前我国仍然需要继续扩大医疗财政支出在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减少民营医疗机构的限制, 形成多元化的办医格局, 继续加大市县级的医疗机构所占比例以及社区医疗卫生机构的投入。地区上以大中城市为重点, 行业上以农民工占比例加大的加工制造业、建筑业、采掘业等行业为重点, 积极鼓励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开展形式多样的商业医疗保险等补充医疗保险的发展。

参考文献

[1]Kirsi V, Andrew S, Miika L.Estimation of hospitalefficiency-Do different definitions and case mixmeasures for hospital output affect the results?[J].Health Policy, 2009, 9 (2) :149-159.

[2]Clemente J, Marcuello C, Montanes A, Pueyo F.On the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of Health CareExpenditure Functions:Are Government and PrivateFunctions Similar?[J].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004, 23 (3) :589-613.

[3]代英姿.公共卫生支出:规模与配置[J].财政研究, 2004, 6.

[4]李忠民, 李剑, 姚宇.中国省际医疗财政支出效率比较研究——基于DEA—Malmqusit指数分析法[J].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1, 26.

[5]饶晓辉.财政支出的效率与规模——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 2007, 22.

[6]唐滔.财政支出效率影响因素分析[J].求索, 2010, 7.

[7]唐幼纯, 汪泓, 吴忠, 胡建鹏.上海市医疗卫生投入产出效益的实证研究[J].中国卫生统计, 2010, 27.

[8]徐印州, 于海峰, 温海滢.对我国公共卫生事业财政支出问题的思考[J].财政研究, 2004, 5.

教育支出效率 第7篇

关键词：教育支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

一、德国、印度、俄罗斯和比利时政府在教育支出中的做法

(一)财政拨款优先教育,实现教育机会均等

政府在财政投入中,以教育为先,力求使所有社会成员享受到教育权利。德国政府主张每个年轻人,不管其社会经济地位及性别如何,都应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政府连续增加教育与科研预算,累计提高12.4%(1)。2001年是德国财政紧张的一年,政府各部门预算都有不同程度的削减,惟有教育和科研预算仍有较大增加。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共同为高校建设、科研、促进学生学习和企业职业培训试点及高校教学经验推广等提供经费。

自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印度中央政府制定并与地方政府合作实施了一系列、总预算达62亿的初等教育促进计划,其中最大规模的一个被称为地区初等教育计划(District Primary Education Programm,即DPEP)。该计划分为三个阶段,在18个邦的270个低识字率地区花费13亿美元修建63,000所学校和6,800个教师培训中心,新增入学儿童3千万(2)。

2003年开始,俄罗斯联邦和地方政府对教育拨款每年将分别递增25%和10%,最终使国家对教育拨款的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3%增加到6.5-7%。国家对教育的拨款超过了对国防和司法机构的拨款,2004年拨款额为4980亿卢布(3)。为保持目前劳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俄罗斯联邦教育发展纲要》中更是系统地提出了教师队伍建设的预期目标和措施:对教育系统的工作人员的权利和社会保障实行国家保障和保护措施;对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实行多种优惠和定额物质保障;完善教育工作者的劳动报酬制度;通过保留和发展保健机构体系使教育系统的工作人员获得普遍的保健、休息和治疗。同时,为保证中学教师工资及时足额发放,中学教师工资由地方财政拨款改为联邦财政拨款。

比利时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国家,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5%左右(4)。比利时的教育方针和相关政策由国会负责制订,具体教育事宜由地区政府管理,设有法语和弗兰芒语两个教育文化部,分别管理和负责法语区和弗兰芒语区的文化教育事务。

(二)高度重视基础教育

在教育投入中,政府对于公益性最强的基础教育分外重视。德国教育经费由州和市镇政府共同负担,以州政府负担为主,州政府承担了3/4的份额,市镇政府承担了1/5的份额,中央政府所占比重仅在3%左右(5)。这既涉及公立学校,也包括国家认可的民办学校。民间提供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各教会和工商大企业及财团,但国家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德国各州间基础教育财政的平衡体现为事前平衡,即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实现的州际财政能力的平衡。同时,联邦并没有放弃教育的发展责任,在《促进学校建设法》中规定,要确保学校的目标、数量和质量,使更多的适龄青年接受教育,使各州之间学校的学术和专业平衡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初等教育部门大规模地向第三方开放。印度每年能获得几十或上百亿卢比的国际支援经费,2001-2002年国际援助资金占到中央政府对初等教育财政预算的31.84%(6)。这些外国援助基本上都投向小学教育。同时,印度全国在1978年开始有组织地开展非正规教育,各邦自行负责,中央政府在经费上给予帮助。

为了保证全程的基础教育,实现教育的非垄断化,转型后的俄罗斯在基础教育阶段一直采用教育券,即实行教育机构按人头拨款制度。每一个俄罗斯公民都可获得教育券。教育券的具体数额由政府根据当年的经济发展状况确定,政府根据学校所得教育券数量拨付当年的教育预算经费,即学校经费的多少直接取决于教育券的数量,也就是直接取决于学校的声誉和办学的质量。

比利时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制,儿童6岁起接受义务教育,小学教育非常注重学生素质的培养,采取启发式教育,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注重创新性,培养和提高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

(三)革新职业教育,紧跟科技步伐

职业教育在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就业、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延迟就业、缓减就业压力、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增进社会和谐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为了能向新型工种输送技术人才,德国政府及时革新传统的职业教育。2001年底,联邦议会通过了《晋升教育促进法》修改案,引进了师傅奖学金,其额度不仅与大学生奖学金相同,而且在家庭补贴方面甚至还优于大学生,以此鼓励并支持在职专业人员的职业继续教育。2006年德国新一届政府启动了一项新的职业教育计划,到2010年,联邦教研部将向地方教育机构投资1亿欧元改善职业教育,推出包括职业教育现代化、适应经济结构变化、学校和企业间的合作、与普通教育相衔接等一揽子改革计划,并实施教育储蓄金制度(7)。

印度在竞争激烈的全球软件市场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与印度的职业教育密不可分。印度的IT职业教育是多元投入的,采取国家、企业并举,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培养人才。在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国内外民间资本积极投入IT职业教育,采取各种各样的经营方式,形成了成熟的产业规模。学员只需完成基础教育后,不用进行高等教育,直接进行职业教育就可以实现人才培养,大大降低了培养成本和使用成本,缩短培养周期,培养了大批的基础人才、技术工人。

按照1996年修订的《联邦教育法》,俄罗斯政府保证初、中等职业教育为免费的职业教育。《联邦初等职业教育法》还宣布了初等职业教育优先的三项原则:一是经费拨款优先,各级政府要严格执行国家教育经费拨款的最低标准,以保证职业教育经费及时到位;二是保护联邦、联邦各主体和地方政府三级财政预算对初等职业教育的所有支出项目;三是对于投资发展初等职业教育的学校、自然人和法人提供税收优惠。

比利时拥有非常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把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高等应用学院对高级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积极推进职业教育重点和实用性学科的发展。

(四)强调高校人才培养作用

重视高等教育是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建设宏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政府进行了全面部署。德国政府不断加大对科研的投资力度,联邦每年用于高校科研的金额约180亿欧元,占德国科研总投资的31%,培养了大量科研人才。2007年联邦政府对科教投资金额比2006年增加5亿欧元。2007年联邦政府对应用科技大学的科研投资比2005年增加3倍,投资额从原来的1000万欧元增至2800万欧元(8)。

印度高等教育规模在世界上名列第三,如此庞大的高校教育体系能够在低收费的情况下维持正常运转,其主要原因便是政府不断增加教育投入。印度政府承诺未来几年内,将教育投入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到6%(9)。教育经费通过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落实到院校头上,政府其他部门也向相关院校实行补贴拨款,以鼓励学生进入所属行业来工作。微软、英特尔等跨国公司和当地优秀企业在院校提供奖学金来吸纳人才,因此高校获得不少隐形资金,也就无需将目光集中在学生的钱包上。

俄罗斯实施实名制财政券,以确保高等教育质量,培养高素质人才。国家根据学生参加全国统考的考试成绩,发放给学生不同面额的实名制财政券,学生以手中所持的券支付所选择学校的部分或全部学费。这样,选择某所高校的高等级学生越多,这所学校得到的拨款就越多,这为学校吸引优秀学生提供了动力,促使各大学为争夺优秀学生和国家拨款展开竞争,从而推动了优秀人才的培养。

比利时大学也实行世界上少有的义务教育。比利时教育是以绩效为基础的政府拨款模式,政府加强教学和科研的评估工作,逐步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学位制度。联邦政府给学校越来越多的办学自主权等,包括增加经费使用的灵活性,在有关法律条款上取消对学校的一些限制,减少行政对学校办学的干涉,扩大学校招生的自主权,促进高等学校之间竞争和特色的形成。

(五)教育资助力度大

为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导向作用,不断完善教育资助制度。德国联邦政府关注教育实际入学能力的平衡,重视对学生的资助。不仅提高了奖学金额度,而且扩大了奖学金的覆盖面,使受益人数大幅上升。政府还与德国结算银行和联邦管理总署合作,向学生提供低息教育贷款——国家助学金。目前全德每4个大学生中就有一人申请获得每月最高可达585欧元的助学金。而基于不断增长的大学生数量,2006年政府对高等教育培养人才和通过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专项资助增长到1.07亿欧元,增幅同样为8%(约800万欧元)(10)。

印度政府在教育上给予处境不利群体保护性区别对待。教育部在工程学院、医学院、和中央学校等教育机构中为他们保留配额,在年龄和录取分数上放宽条件,为他们保留22.5%的大学入学名额(11)。还采取免除学费、奖学金、助学金、教育贷款等措施资助处境不利群体学生上学。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印度社会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权益,缓和了紧张的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公平与平等,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俄罗斯对贫困学生提供针对性的资助,并在地区一级和市一级建立另外的机制对需要帮助的孩子提供资助。这使得他们能够普及补充教育和可能在实施高水平教学大纲的教育机构里接受教育。

比利时是一个高福利的国家,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政府给予教育事业相当多的资助。根据经济状况调查的结果,贫困学生的学费可以减少,大量的学费由比利时政府资助。

二、国外教育支出的经验总结

(一)大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

上述四国政府深知提升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更新公民的知识结构,进而增强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促使经济长期健康地发展,需要大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因此不断加大对各级教育的支持力度。

第一,基础教育。德国、印度、俄罗斯在发展基础教育时通过财政拨款保证其资金来源,并以公立学校教育为主要形式,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来解除贫困地区公共教育支出的困境。而且基础教育全部免费,所需经费全部纳入预算,足额安排。这些措施都反映出了各国政府对基础教育的重视程度。

第二,高等教育。主要由受益者个人承担资金,各国财政以助学政策和助学贷款的形式予以资助。为了切实把高等教育的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各国财政拿出专项资金来支持高等学校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对私立大学给予政策的支持和适当的财政补贴。

第三,职业技术教育。由于其与物质生产领域有较直接的联系,带有明显的商业收益性,因此其资金来源基本上由市场机制决定,由地方政府、行业和企业或受益人承担。但是,为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快人力资源开发,促进就业、再就业,消除贫困落后地区接受教育机会不均等的问题,各国政府也不断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增加财政对职业教育的投入。

(二)为弱势群体提供特殊的支持政策

教育是促进社会流动的主要工具,因此保障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权利、推进教育公平,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手段。德国、印度与俄罗斯的教育公平发展策略,都将重点放在了提高弱势群体的教育水平上,并专门为他们制定了教育方针、措施和资助计划。弱势群体子女教育在教育权利、教育机会、教育过程及教育结果等方面严重失衡,需要通过政府强有力的措施来补偿。

(三)发挥政府财政的政策和资金导向功能

在教育发展中,普遍重视通过公共财政政策和财力手段的运用,引导社会性投入,从而建立起教育发展的多元化投入渠道。如在教育资助制度中,银行信贷投入日益重要,各国政府运用银行信贷手段,向学生提供低息教育贷款,贷款利率比较低,银行的利息差额由财政贴息。由此既扩大了银行对教育的贷款规模,又减轻了学生负担。再如,各国在发展职业教育时,由国家、企业共举,通过政府投入调动了企业投入的积极性,为职业教育条件的改善提供了投入保障。

(四)提高教师待遇,保证教育质量

为了保证教育水平,政府对教师待遇作出明确规定,并通过财政拨款予以保证,以吸引优秀人才加入到教师队伍中。如德国的中小学教师属于国家的公务人员,受不解雇的保护,无失业之虞,而且每年还有两个很长的假期。政府支付给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为人均国民收入的2倍多。德国中学教师人均年税前收入超过45,000欧元(12),与德国一些著名的跨国公司职员的人均年税前收入相当,与其他一些行业相比,中小学教师属于名副其实的“中高收入阶层”。印度教师的工资收入全部为财政支出,在各行业中处于上游水平。印度普通居民的月收入一般为3000卢比。而“老资格”教师每月收入为2.5万卢比左右,而刚入行的教师最低也有1万卢比(13)。俄罗斯的教师收入也属于中上收入阶层,俄罗斯有博士学位的高校教师平均月薪将达到1.48万卢布,超出莫斯科市民人均月薪9000卢布(14)。

三、对我国教育支出改革的几点思考

总结国际上教育支出的做法,我国教育支出改革应强调以下几点:

(一)强调教育公益性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从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方面强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坚持教育公益性质”;“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而党的十六大报告则是从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角度阐述教育发展政策。这揭示出党和政府对未来教育政策的调整思路。这个调整相对民办教育发展来说,主要表现为对教育公益性原则的强调。关于教育公益性的问题,着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旗帜鲜明的反对教育产业化。教育部部长周济在回答媒体提问时明确表示,“我们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二是巩固政府投入的主体地位。党的十七大将教育列为民生问题,并强调加大财政投入。此前,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就提出“以更大的决心、更多的财力支持教育事业”,已经明确地表达了中央要巩固政府在教育投入中主体地位的态度。从构建和谐社会,保障民生权益的角度来看,教育已经成为国家赋予人民的一种重要社会福利。上述两个方面的政策调整,必将对未来教育事业发展产生至关重要影响。

(二)各级政府共同负责、合理分担教育经费

当前基础教育经费主要由县级政府承担,这在贫困地区并不现实;而且,基础教育投资也并不一定要遵循“主管者负担”的原则。根据各国基础教育公共投资的经验,一般是由各级政府共同负责、合理分担。也就是说,不仅负有主要管理责任的县级政府有投资责任,中央、省、地(市)政府也负有投资责任,并且负有比县政府更大的投资责任。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基础教育经费的分担比例,提高基础教育财政重心势在必行。

在高等教育方面,政府应该主要对一些长线专业、基础研究、人文科学等学科进行支持,更多的利用社会资源发展高等教育,走产学研一体化的道路。我国清华等名牌院校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成功的范例。为保证产学研一体化的良性发展,国家应给予企业更多优惠政策,我国现行税法规定,对社会力量包括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人和个体工商业户资助非关联的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研究开发经费,经审核可加计50%在当年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企业的投资积极性,但略显单一,还应采取更多措施以调动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促进高校产学研的良性发展。

进一步强化各级政府在发展职业教育中的主导作用。建议从三个方面推进地方政府对职业教育政策的落实,这也是增加职业教育资源的重要环节。一要增加财政性教育经费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加强职业院校基础能力建设;二要建立区域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年度公报制度,每年公布各地区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招生比例,公布职业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的增长率、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水平,以及职业教育资源投入和改善情况;三要将地区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列入地方政府工作的主要考核指标,并将其作为地方落实人力资源强国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

(三)建立弱势补偿的政策机制,加强对弱势群体的补偿力度。

目前,我国已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包括奖(奖学金)、贷(贷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勤工助学)、助(特殊困难补助)、减(减免学费)的助学体系。但我国的学生资助体系还存在诸多问题,如奖学金种类结构不合理、平均主义严重、管理权限集中等。因此必须在方法、手段乃至体制上不断创新,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学生资助体系。公共财政除了加强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直接资金补助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实行倾斜政策,取缔基础教育阶段中小学学校之间的重点与非重点之分,代之于均等化的基础教育;对城市“外来人口”的子女应和当地户籍孩子一样,就地接受基础教育和参加高考,平等竞争和录取。另一方面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在教育投资的政策上有一个大突破,例如,以减免税政策鼓励社会捐助教育,鼓励企业和个人设立奖学金或基金,从而吸纳社会资本来解决教育经费供给的不足,真正实现教育经费多元化。

(四)切实改善教师待遇

建议以省为主,确保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放,明确中央、省两级政府分担教师工资的比例,建立相应的监督报告和责任追究制度,保证农村教师工资不低于国家标准,地方性津贴补助不低于当地国家公务员水平,尽快做到城乡教师执行同一工资标准,才可能真正解决教师工资拖欠问题。在解决了教师工资拖欠问题的前提下,加大投入,不断提高农村教师待遇,由中央和省级政府拨款建立贫困和边远农村地区教师特殊津贴制度,根据农村学校边远偏僻的情况,提高一到两级工资(或工资上浮10%-20%)。用适当的工资政策来激励教师有着重要的意义。工资激励不单单是物质的激励,实质上它是一种很复杂的激励方式,隐含着成就激励、地位激励等等,如果能巧妙地、合理地运用工资激励杠杆,不但能调动教师的高昂士气和工作热情,还能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为学校的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

参考文献

[1]何康林.德国新一届政府上台后的教育政策及倾向[J].世界教育信息,2008,(1):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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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超.博洛尼亚进程中高等教育一体化与多样化的协调[J].教育学术月刊,2008,(1):26-28.

我国财政教育支出问题分析 第8篇

关键词：教育支出,结构,教育转移支付

教育支出是指国家用于教育事业的各项费用开支, 由于教育服务是一种准公共产品, 因此, 教育支出是每一个国家财政支出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我国也不例外。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财政教育支出也不断增加, 但仍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的解决, 正确分析和解决好教育支出存在的问题, 才能更好地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近年来我国教育支出的总体发展状况

1. 教育支出总额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不断增加。

由表1可以看到, 进入新世纪以来, 我国教育支出的总额延续了之前教育支出逐年增加的趋势, 近年来的增长率基本全都保持在10%以上, 反映了教育支出较快的增长速度。这说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 对教育方面大力进行投资。

2. 中国教育支出高于大多数国家已成财政支出首项。

从表1中, 自1991年以来, 我国财政支出中, 教育支出所占的比例基本全都保持在15%以上, 最高的1996年曾一度达到21.06%。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政府对于教育事业的重视程度。

自从上世纪90年代, 我国提出4%的目标以来, 从中央到地方, 各级政府都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一是近年来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不断增加。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在国际上通常用财政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来衡量。从2004年到2008年, 我国公共财政教育支出从4000多亿元增加到9700多亿元。财政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从14.9%提高到16.3%, 这一比重已经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目前, 教育支出在我国财政支出当中, 按比重算, 它是第一大项。

二是从2004年到2009年, 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年均增长23.7%, 占GDP的比重从2.79%提高到3.67%, 年平均提高0.17个百分点。这一比重逐年有所提高。

但是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既取决于财政性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这就是反映一个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同时, 它也取决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我国2009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20.4%, 这低于各国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左右, 这也制约了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的进一步提高。

3. 我国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低位徘徊。

从表1中可以看出, 我国教育支出的总额上, 2005年比1991年翻了8倍之多, 但是2005年, 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也只有2.80%, 甚至低于1991年2.86%的占比。最高的2009年, 也只占到了3.67%, 与发达国家还有着不小的差距。

二、我国教育支出中所存在的问题

1. 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过低。

尽管我国的教育支出总额连年增加, 但是, 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却并不见有多大的增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世纪曾呼吁世界各国在2000年实现教育支出占比达到6%的目标, 1993年, 我国政府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18条也规定:“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 在本世纪末达到4%。”《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也指出, 国家将在“十一五”期间实现政府对义务教育负全责, 逐步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 并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

但直至今日, 我国既没达到4%的目标, 离6%的目标更是有着巨大差距。据了解, 2006年—2009年,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分别为3.01%、3.32%、3.48%和3.67%。较低的占比说明, 在我国近年来GDP高速增长的情况下, 我国教育支出未能与经济同步增长或优于经济增长, 使得政府教育经费对学校运转的支撑力度并没有得到增强。

2. 教育支出国际比较差距明显。

教育经费相对于GDP的比重, 世界平均水平为4.9%, 发达国家为5.1%, 欠发达国家为4.1%。以人均GDP来比较, 中国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仅为人均GDP收入的0.82%, 美国为6.10%, 是中国的7.44倍;俄罗斯为1.87%, 是中国的2.28倍;巴西为2.29%, 是中国的2.79倍;日本为4.28%, 韩国为3.01%。所以中国不仅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 即使在金砖四国中, 中国的教育投入也排在末位, 实在与我们的国家地位和经济实力不相符。

3. 教育投入占财政收支的比重呈下降之势。

1997年以来, 财政收入和支出增加非常迅速, 平均每年增长16.9%和19.0%, 但对教育的投入却未能等速增加, 每年只增加15.9%, 使得教育投入所占的比重呈逐年减小之势。2002年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占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比例分别为17.7%和15.2%, 比1997年下降了0.9和2.2个百分点。即使到2009年, 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也仅为16.37%, 尚未达到1996年占比21.06%的水平。

4. 教育支出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1) 教育支出在东、中、西部差异明显。受历史和现实各种因素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急剧扩大, 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导致了教育投入水平间的较大差距, 加之各地方政府对教育的重要程度认识不一致, 使得教育支出差异进一步扩大。另外, 在我国目前以行政分权和分税制为特征的财政管理体制下, 中央设立一部分专款进行宏观调控, 地方政府则负担着几乎全部的基础教育拨款和占高等教育总投资近一半的地方属高等院校拨款, 因而地方政府可用财力的多少直接影响了该地区公共教育支出的水平。

由表2可以看到, 在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 如上海、江苏、山东、广东等省市, 不仅教育经费的总额很大, 而且, 大部分的教育经费由地方政府支出, 中央的拨备只占到一小部分。对于中部的湖南、湖北等省份, 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支出虽然也占了很大一部分, 但支出总额相较于东部省份尚有一定的差距。在西部地区, 不仅教育支出总额较低, 而且地方政府在教育支出上的占比也不高, 如西藏、青海, 教育经费完全依靠中央拨备。

这种教育支出的区域性差异, 恰好反映了我国东中西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正是因为其经济的不发达, 导致了地方教育投入的匮乏, 无法满足发展教育所需的基本资金, 很难吸引到优秀的教育人才, 致使教育水平的低下。

(2) 城市与农村之间差异明显。在当前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的情况下, 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呈现不同的状态, 而在教育投入上, 城乡之间也是相差巨大。长期以来, 我国农村教育一直处在投资不足的状态, 农村普通中小学的生均预算内经费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教育经费的不足, 造成了农村教育设施、教育条件、教育人才的严重落后。

5. 教育支出结构存在不合理性

我国的教育支出结构不合理。由表3可以看出, 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占比过高, 所占比例不仅高于与我国同档次的低收入国家, 还高于发达国家。由于我国人口众多, 教育资源匮乏, 尽管近年来民办教育有所发展, 但是高等教育几乎都由政府提供, 能够真正接受到高等教育的人, 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并不大, 因此, 在经费上, 显得高等教育的投入有些偏高。而提高国民基本素质的关键并不在于高等教育, 而是在于初等教育上, 相对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 教育支出对于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有些偏高, 由此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初等教育投入经费的相对不足。

而在表4中, 我们可以看到教育投资收益率最高的并不是高等教育, 而是初等教育。相反, 投入较多的高等教育反而收益率最低, 因此从收益率的角度讲, 我国在教育支出的结构上, 对于初等和中等教育理应继续大力支持。

三、完善我国教育支出的政策建议

1.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政府要切实转变观念。

解决好教育支出能够达到占GDP4%的问题, 根本途径只能是政府部门通过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来改变和更新观念。邓小平同志说过, 宁可把其他建设放慢一些, 也要把教育搞上去。他还说, “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 教育搞上去了, 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创新归根到底要靠人才, 而人才只能靠教育。现在政府大力提倡建立和谐社会, 观念转变了, 重视教育了, 就一定有办法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比如, 根据我们每年的经费缺口发行长期教育国债、发行教育彩票、提高教育附加在税收中的比重等等

2. 采取有效措施增加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推动财政教育支出的增加。

4%的问题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相关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按照2007年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的统计, 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51300亿元, 占GDP的比重大致是20.8%, 不到21%。一些学者、专家也在进行分析和研究, 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也好、发展中国家也好, 公共财政教育投入占GDP达到4%或者5%。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基本上都在35%以上, 甚至40%, 接近50%, 许多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25%以上, 所以说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财政蛋糕是既定的, 比重偏低当然也就制约了我们国家拿出更多的钱, 用于投入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3. 财政应继续增加教育支出, 提高教育支出占财政收入乃至GDP的比重。

尽管近年来教育支出总额比较大, 教育资金的投入力度和支出的增长速度也比较快, 但是, 目前的投入金额相对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而言, 依旧很少。因此, 我国的教育支出还是不很够的, 这需要我国在资金总额的筹措上多想办法, 多下工夫, 比如发行教育债券等方式, 来筹集一些教育资金, 以增加对教育的支持力度。而相较于我国近年来GDP的高速增长, 我国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也并没有多大提高, 从一定角度上说明, 我国教育的投入相对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言, 增长速度较慢。教育虽对经济的增长没有明显的直接的刺激作用, 但是, 对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是巨大的, 并且会在较长的一个时间显现出来。因此, 我国有必要在经济持续增长, 近年来财政收入也不断增加的条件下, 在增加教育支出总额的同时, 进一步提高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即使达不到教科文组织6%的GDP占比, 也应以先期4%的占比为目标, 尽量向发达国家的水平靠拢。但增长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教育支出资金的使用效率, 对资金的使用进行严格的监管。

4. 政府要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来增加对教育的投入。

政府增加对教育的投入, 要用体制、机制的创新, 用制度的设计来引导教育投入的增加。为了贯彻中央优先发展教育的要求, 各级政府都需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中国有五级政府、五级财政, 设计出一个好的经费保障机制和制度, 才是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根本。增加教育投入, 要坚持体制机制的创新、制度的先行, 这个经费投入肯定会增长。

从提高教育质量和减轻老百姓教育负担出发, 我国应切实提高教育投入水平, 保障教育经费。与此同时, 加强学校内的民主管理, 建立有权参与决策、评价、监督的教师委员会、家长委员会和学生自治委员会, 是让学校财务管理透明, 避免学校领导乱收费、乱用钱的必然选择。

5. 积极采取措施努力实现4%的目标。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特别指出, 明确各级政府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职责, 并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 将教育列入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领域。各级政府要依法落实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 财政年度预算和执行结果都要达到教育经费支出的法定增长水平, 并确保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 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 (1) 增强公共财政有效财力。今后几年我们要加强税收征管, 大力推进税费改革, 保持财政收入稳定较快增长, 为4%目标的实现提供坚实的财力基础。 (2) 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在年初财政预算安排中, 各级财政教育支出增长幅度都要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的幅度。在预算执行过程中, 还要根据财政超收的情况追加教育经费, 要向教育等民生领域倾斜。 (3) 大力筹措其他财政性教育资金。通过采取足额增收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等措施, 逐步建立政府多渠道筹措财政性教育经费的长效机制。 (4) 切实加强教育经费的管理。坚持开源节流并重, 一手抓增加投入, 一手抓资金管理, 坚持勤俭办教育的方针, 坚决反对各种铺张浪费。要全面推进教育经费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 让增加的投入发挥出最大的效益。

6. 努力改善教育支出的区域不平衡。

(1) 加大对中西部教育的投入力度, 缩小差距。尽管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整体的教育投入都有很大增加, 各省份的教育设施, 教育水平都有比较大的提高, 但是, 我国东西部地区教育支出不平衡的状况仍然很严重。这对我国教育乃至经济发展都极为不利, 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 这种差距还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因此, 在教育投资的地区分布上, 国家应当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教育投资政策的倾斜力度, 增加对西部的教育资金支出, 努力改善中西部贫困落后地区的教育状况。 (2) 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入力度, 缩小城乡差距。我国目前很多农村地区, 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教育设施比较差, 教育条件相当落后, 优秀的教师资源严重匮乏, 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对农村的教育资金投入不足造成的。教育的城乡差距在近年来教育投入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并没有多大的缩小, 而教育的落后将很大程度上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 影响农民的增收致富。因此, 在财政支出的安排上, 应当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农村教育资金的投入, 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支持力度, 提高农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 缩小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教育差距。首先, 应该主要增加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其次, 加大财政的专项教育转移支付, 重点扶持教育条件落后的农村地区;第三, 发挥财政的分配职能, 将资金有重点地投入到落后地区, 并加强对农村教育投入资金的监督管理。 (3) 优化教育支出结构, 强化基础教育。我国目前的教育支出结构问题突出表现在高等教育支出的比重相对较高, 高等教育占用资源相对较多。因此公共资源应更多配置在基础教育。有必要明显提高初等教育支出占公共教育总支出比重, 确保教育支出的“公共性”。初等教育具有很强的外部正效应, 是典型的公共产品, 前文的数据显示, 我国的基础教育投资收益率大约是高等教育的四倍。况且目前我国文盲率偏高, 更应明确义务教育在教育经费中的优先地位, 将教育经费的增量主要用于义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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