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出版范文

文学出版范文（精选11篇）

文学出版 第1篇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梁异华教授, 长期从事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 在外国文学领域有较深的造诣。为了总结自己教学与科研工作方面的成绩, 于近几年, 经辛勤劳动, 编写出了几十万字的《外国文学名著导读》一书。本书从浩如烟海的外国文学作品中, 遴选出50部具有一定代表性、在读者中影响大的作品, 进行介绍和评析, 从古代作品直至现当代作品。有荷马史诗 (《伊利亚特》、《奥德赛》) 、《伊索寓言》以及之后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性作品, 还有现当代的优秀作品。绝大多数作品从五个方面进行评介:“作家介绍”、“故事梗概”、“主要人物”、“精彩片段”、“作品简析”, 只少数几篇例外。读者只要认真地阅读了这五个部分, 可以说就基本上掌握了这部作品。该书系统、全面, 内容丰富;贯彻了两基 (基础知识、基本理论) 的原则;通俗易懂, 比较大众化, 避免了学究气;语言简练, 文笔流畅。《外国文学名著导读》一书已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各大书店均有销售。

网络文学出版与消费主义文化观 第2篇

摘要：科学技术是网络文学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消费主义文化观的盛行则是网络文学得以迅猛发展的重要动因。本文通过厘清网络文学和消费主义文化观的关系，论证网络文学符合消费主义文化观盛行的背景，并探讨消费主义文化观对网络文学的诸多影响。

关键词：网络文学;社会文化;消费主义

伴随着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的产生与发展，文学逐渐登上网络技术发展的舞台。网络文学自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国家兴起，在我国经历几十年的发展，逐渐为消费者认可并受到欢迎。这一过程，从表面上看是互联网的普及促进了网络文学市场的拓展和深入，究其根源不难发现，科学技术进步、经济结构变动都促成了社会文化转变，社会文化转变则是直接决定消费者消费文化产品行为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从而造就了如今网络文学产业的繁荣景象。

一、网络文学与消费主义文化观

顾名思义，网络文学是指以互联网为载体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延伸来看，网络文学主要是以网络原创作品为主要呈现形式，借助超文本链接、多媒体演绎等多种手段来综合表现，以互联网为展示平台和传播媒介，包括文学作品、类文学文本及含有文学成分的网络文化艺术品。 2014年7月21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该报告表明我国使用网络文学相关应用的用户规模为2、89亿人次，占总网民规模的45、3%。在近年来发展极为迅猛的移动通信方面，我国手机网民使用网络文学等相关应用的用户规模为2、22亿人次，占总手机网民规模的42、1%。如此惊人的数据让我们不得不正视网络文学这种新兴的出版形态和其迅猛发展背后的推动因素。出版技术的进步和出版产业规模的扩张都成为促进新兴出版形式产生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使消费者能够认可进而欢迎网络出版，则要深究消费者行为背后蕴含的社会文化因素。

消费主义文化观的出现，为网络文学的繁荣做出了合理的解释。消费主义是一种关于消费选择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人们在消费的过程中将消费行为当作唯一的目的.，利用这种行为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及促进社会发展，属于一种比较极端的文化现象。在传统社会中，生产力严重不足，物质财富也不充裕，人们往往从物质使用角度出发进行消费，最终目的多是满足人类基本的生存和生产需求。科技发展和物质丰富使得消费的概念发生了转变。人们的消费行为不再只是为了简单地满足个人基本生存需求，而是成为追求更高层次享受的手段，甚至成为自我价值实现的确认方式。

消费主义文化观的盛行迅速扩大到文化产业领域，并带动了一系列新兴产业产生和扩张。消费者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凸显个人的文化诉求和个性选择。网络文学出版作为一种新的传统文学出版形式，其表达方式、传播形式和运行模式等方面契合了现今消费主义文化观的社会文化背景，得以迅速占领大众出版市场，加之其不断拓展相关业务，现已成为出版产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网络文学中消费主义文化观的体现

网络文学的流行和兴盛，其影响远非开发一种新的出版形式那么简单，它在繁荣发展的同时，也在悄然改变人们的创作形式和阅读方式。网络写手在网络上通过多媒体或非多媒体等技术创作、发布、传播原创文学作品，消费者也可经由不同的终端设备阅读和消费，这种模式与消费主义文化观契合，并集中凸显了流行文化的特征和趋势。

1、展现形式多样化

传统文学是以纸张为载体，以语言、情节、版式和装帧等要素进行综合展现的创作形式。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教化功能大同小异，但网络文学更加强调即时性、实用性等功利性较强的功能。不同之处则体现得更为明显，也使网络文学迥异于传统文学。首先，网络文学的表现力比传统文学强大得多，其可以通过影像表现很多传统文学不能表现的事物。其次，网络文学的题材更加丰富。就目前而言，网络文学审查的力度远低于传统文学。如网络文学中以不同程度呈现的性文化、个人隐私等。再次，娱乐性功能在网络文学中体现得更充分。近年来，网络文学偏离传统文学秉承的文以载道的铁律，出现了许多无主题、无思想的作品。最后，网络文学产生了许多新的创作形式，如小说接力、散文诗接力、诗歌跟帖赛等。

2、创作主体大众化

网络上的艺术作品越来越多以数字形式存在并传播，因此作品的复制、改造、传播更加简易与便捷，阅读者与创作者个人的主观意愿更容易在网络文学领域得到较大程度的实现。互动性更强的网络文学表现形式吸引了更多的读者与作者参与。传统文学领域的创作主体体现出“公共性”的特征，由个别创作主体通过创作服务大众。网络文学则强烈地表现出其开放、随意的特点，更具有“个人性”的特征。在网络上，人人都是创作主体，凡是有写作意愿的网民都可以在各式各样的平台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实现自己的表达欲望。创作语言的使用不拘泥于单纯的书面语言，任何新兴词汇、网络语言都可以运用到其中，使得网络文学草根性、亲民性的特征更为显著。消费主义文化观主张人们抛开生活压力，强调享乐和感官体验，这种更加开放、随意的文学形式满足了人们日常休闲文化的娱乐需求，平易近人的语言表达也更容易引起共鸣。

3、传播途径生活化

传统文学仅由纸质媒介进行传播，在携带和传播上都大大受到限制。网络文学则改变了这一情况，自网络文学出现伊始，网络文学的传播途径就在不断更新和变革，使文学作品更加深入人们生活，变得触手可及。传播途径的多样化消除了人们阅读文学作品的地理位置界限，使得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借由电子设备进行阅读，时时刻刻都可以享受文学带来精神体验。网络文学这种方便、选择多样的表现形式满足了人们日常对文学作品的需求，让消费行为也变得更加顺畅，不受场所和其他客观条件的限制，随时都可以进行阅读和消费，让文学作品更加深入人们生活。

文学出版如何走出低谷 第3篇

一

中国的文学创作是一种什么状态呢?新时期之初，中国文学曾经出现过一个复兴的高潮，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戏剧，每一篇作品问世后都曾引起全社会的关注。《班主任》《伤痕》这些今天看来略显稚嫩的作品，曾经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致橡树》《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曾让不同阶层的读者激动不已。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多种传媒的兴盛，一批作家主体意识的缺失，中国的文学创作数量虽然还在不断增长，但质量却有所下降。比如从近年长篇小说最为权威的茅盾文学奖的评奖结果来看，尽管千挑万选，但还是缺少那种史诗性的佳作。作家不乏对现实的生动描摹，无论是展示生活的沉重还是对丑恶的批判，但缺少那种有深刻的思想性、优雅的文学品质的力作。仍然在坚持写作的作家们，面对物欲的诱惑，大多数也无法安下心来精心地打磨自己的作品。少数作家把写作当成“码字”，日书万言，不断重复自己。还有些作家，缺少中国文化的底蕴，漠视中国文学的传统，反而拜倒在西方现代派作家的石榴裙下，以模仿为能事，从一个国家模仿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流派“借鉴”到另一个流派，人们甚至可以从作品中很明显地找到某某国家、某某作家的痕迹。诗歌的创作更是成为少数人的坚持，尽管目前也还有不少诗歌刊物，但已很少有让读者熟知的作品。近年来，德国汉学家顾彬曾经尖锐地批评中国当代文学的失落。顾彬作为一个德国汉学家在谈论中国文学时显然有些片面与极端，但他的批评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困窘。清华大学的肖鹰在《当下中国文学之我见》一文中曾指出：“当下中国文学处于非常的低谷——方面，从外部条件来看，文学遭遇了来自电子媒介艺术的前所未有的冲击，文学在文化生活的结构上被边缘化，其社会影响力跌落到微乎其微的程度；另一方面，从内部状态来看，文学的自由创作精神和理想意识严重退落，这既表明作家群体文学原创力的普遍下降，也表现为批评家群体的批评意识和批评能力的普遍下降。”

当然，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的不景气并不是说作家的创作就完全没有一部可以值得一提的佳作，只是相对新时期而言，是整体上的一种沉寂；相对中国悠久的文学传统，是一种暂时的塌陷。中国文学创作的尴尬，可想而知就会影响到中国文学的出版。“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句俗语，用在这里就十分形象。

中国的文学出版并不是乏善可陈，从开卷的排行榜上，我们每月都可以看到有不少新书出现。但我们细致分析，就发现近年来的文学畅销书主要集中于引进版图书、青春文学以及一些“类型化”写作的图书，如悬疑、穿越、职场等，真正的文学作品寥寥无几。文学出版质量的缺失固然与文学创作有密切的关系，但文学出版的自身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二

分析文学出版质量下降的原因，主要体现在外部与内部两个主要方面。从外部来看，一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出版社的意识形态色彩减弱，图书的商品属性得到了加强与全社会的认同。出版社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出版社由事业单位向企业转变，这样，出版社就面临着不仅要重视社会效益更要重视经济效益的局面。因此，出版社的资产收益和人均创利如何成为考核的重要指标，出版社在选择出什么与不出什么方面更多地考虑的是经济效益。二是随着中国商业社会的渐趋成熟与不断发展，整个社会重商与金钱崇拜的风气日益浓厚，作为社会一员的出版社无疑也受到整个社会的浸润，在出版计划的安排与出版品种的实施上，急功近利与饥不择食也就时有所见。三是由于不同传媒手段的涌现，特别是数字出版技术与互联网的发展，文学阅读的时间受到挤压，纸介质图书，包括文学图书的空间越来越狭小。这是科技发展的必然，但对于文学，确是致命的一击。虽然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文学创作来说是一种革命性的“进步”，在互联网上，作者、出版者、读者融为一体，文学创作的自由与全民性得到了体现，但互联网的优点也成了文学生产致命的缺点。作者有了写作的自由，有了发表的自由，但读者却没有了阅读经过编辑认真选择的优秀作品的机会。良莠并存，垃圾遍地，无节制的写作成了对文学及文学出版的戕害。四是图书品种与数量的持续增加，新时期之初井喷式的阅读冲动已经减弱，文学作品的单册销量锐减，消费制约生产，出版社拼命增加新书的数量，但经济效益并没有得到改善。从内部来看，文学出版的衰落在一定程度上与出版社自身也有很大关系。一是部分出版社文化使命感淡漠，价值取向偏离。不管图书质量如何，不管出版后的社会影响如何，只要能为出版社带来经济效益，出版社便“照单全收”。这种现象虽然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变迁有关，但与出版人文化追求的缺失，也有密切的关系。出版社不能说每一本书都有重要的社会影响与文化积累价值，但在出版社图书结构的安排上，必须有一部分具有原创价值，具有一定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作品安排出版。日积月累，出版社的特色也就得到显现。二是出版社缺少创新意识，重复出版、跟风出版盛行。因为这种跟风与重复出版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不需要去“站在文学的高度”千挑万选。所以有一些在新时期风头甚健的文艺出版社放弃专业追求，大量安排出版教材教辅和生活类图书。出版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选择什么与不选择什么，体现了出版人的境界。近年来有影响的长篇小说的缺失，诗歌的冷落，黑幕文学、两性文学的流行皆缘于此。三是由于出版社目前仍属于审批制，每一个省都有相同门类的出版社，每一个省都有独立的出版需求与出版资源，尽管上下疾呼改革，很多文艺类出版社至今仍缺少创造力，缺少影响力，甚至生存都难以为继。关键是出版社不管经营如何，目前仍然是“只生不死”。计划体制下具有行政色彩的出版社，体制的安排上先天不足，出版社内部缺少创造的冲动也就不足为奇。

三

文学出版路在何方?我以为，首先，需要改善文学创作与阅读的大环境。无论是政府还是知识界，都要重视文学重塑人类心灵、人的精神世界的作用。政府要提倡阅读，通过设立全国的读书日、读书节来强调阅读在人们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鼓励人们通过阅读来提高自身的修养与素质。同时，文学创作与文学出版都需要有真知灼见的批评，而不是当下盛行的圈子式与红包式的奉承。这样，才能让作家与出版者保持清醒的头脑，出版有独立思考的、充满睿智的佳作。另一方面，需要作家们在拜金和拜物的狂潮中清醒过来，通过自省与努力，创作出代表中国文学高度的作品。就出版自身而言，一方面，要继续加大改革力度，让出版社在竞争中形成自己的专业特色。特别是文艺出版社要回归本位，要通过出版优秀文艺作品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同时，需要政府部门设立专项基金，或者通过评奖，支持纯文学出版物的出版；另一方面，出版社必须从文化建设的高度出发，拿出一部分资金，出版那些虽然暂时没有经济效益但确实具有思想性与审美性的作品。要注意扶持新人，出版那些具有潜质的新人新作。更要注意选择出版那些具有独立精神追求与思想、艺术探索的佳作。我们相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品，尽管中国文学出版正处于低谷，但当人们清醒过来后，一个新的文学出版的高峰会如期而至。

参考文献：

网络文学出版的“关系众筹”模式 第4篇

在这技术大背景下, 嗅觉灵敏的中国互联网巨头攻城略地, 加紧自己的出版产业布局。网络文学作为中国特色的出版形态, 成为巨头们竞相追逐的领地。

牢牢占据网络文学头把交椅的盛大文学早在2010年就完成了全产业链的布局。其产业布局由盛大文学主导网络出版和移动出版, 以此反哺传统出版, 并将产业链延伸至以此为基础的影视和游戏产业, 最终配合终端营销完成其产业链的上下游布局。

移动互联新贵小米、腾讯文学、人民网、百度都加入到了网络文学出版的阵地中。无疑2013年是网络文学极其热闹的一年, 然而在这热闹的背后, 我们需要反思, 为何巨头们纷纷入局网络文学, 在移动互联迅猛发展的今天, 网络文学又面临着哪些变化, 作为内容产业的一部分, 其内容为王的属性究竟还是否适用。

一、“不烧钱”:网络文学影响力日益提升, 盈 利模式日臻成熟

网络文学在诞生之日起就被传统文学嗤之以鼻。由于网络文学门槛低, 在网络文学发展初期, 大量低质量的作品充斥网络, 作品内容低俗、题材雷同等问题不断涌出, 随着网络文学发展的规范化, 近几年网络文学涌现出了一批精品作品, 这批作品不仅赢得读者的喜爱, 也越来越多的受到主流文学的认可。2009年, 网络作家阿耐所著的《大江东去》成为第一部荣获“五个一工程”奖的网络小说;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先后将网络作品纳入参选范围。

此外, 网络文学出版盈利模式日臻成熟, 成为互联网经济为数不多几个“不再烧钱”的行业。互联网领域与实体经济的不同之处在于, 马太效应的扩大化, 经过行业洗牌后能够存活下来的企业只有少数几个寡头。当今中国鼎鼎有名的互联网巨头都是在经历了“烧钱”的阵痛后才“浴火重生”, 搜索引擎、视频网站、社交网站都是如此。但网络文学出版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 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盈利模式——全产业链、跨媒体多元出版。

这样一个运营模式清晰的行业得到各路资本的青睐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不差钱”:移动阅读需求旺盛

2013年是移动互联井喷式发展的一年, 艾瑞咨询7月30日发布的数据报告显示, 2013年第二季度中国互联网市场规模达到241.9亿元, 同比增速71.4%, 环比增速21.2%,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进一步催生了移动阅读需求。

三、“往哪走”:网络文学出版发展十字路口上 的选择

现有的出版模式本质上仍是“内容为王”——以内容为核心, 围绕版权进行产业链上下游的多元运作和开发。但笔者从另一个角度认为, 这种以“内容为王”的运营模式在互联网经济时代其发展规模和前景有限, 除非形成跨地区、跨媒体、跨行业的规模经济, 否则这仍然是一个做不大的蛋糕。

(一) 版权延伸难成气候

人们对于网络文学的期待不仅来自于收费阅读的, 更来自于其版权销售收入, 但从某种程度上, 网络文学市场中存在“虚热”。从游戏市场来说, 到目前为止真正成功的改编案例只有《诛仙》和《星辰变》, 而且这还是盛大自产自销的结果。搜狐重金买下的金庸作品改编权, 在极短的时间以短平快的方式完成游戏开发并大获成功, 相对于从网络小说到网络游戏的转化来说, 周期更短, 受众更广, 成功率也更高。

从影视改编市场来看, 版权延伸似乎更加成功。《步步惊心》、《裸婚时代》、《致青春》等影视剧先后大火。但电视的主要收视群体是家庭妇女和退休老人, 真正因为“爱小说”而“爱电视”的只是那些年轻读者, 很多是因为影视剧大火之后进而才关注到小说本身, 所以从小说热到影视热的版权延伸过程中, 这种热度传递大打折购。

(二) 创作平台日益泛化

除了这种专业的网络文学网站, 微博、微信、豆瓣、天涯等都具有创作平台的属性, 一旦这些网站利用庞大的用户资源也开展类似的业务, 网络文学市场将进一步被稀释。

(三) “用户为王”模式优势尽显

网络文学网站与经纪公司、新东方等教育机构类似, 都是以平台为基础, 培养“明星”, 明星产生内容, 内容产生收益。但随着技术的发展, 内容本身有了更多的复制和传播渠道, 内容变得易得, 不再具有稀缺性, 靠内容已经无法产生收益, 此时, 明星背后的用户和粉丝就成为了重要的资源。

在内容开发价值日益枯竭的情况下, 要更多的注重“用户为王”, 利用庞大的读者群体, 探索除广告之外的盈利模式。

四、互联网金融时代的“关系众筹”模式

“众筹”翻译自国外crowd funding一词, 即大众筹资, 是一种“预消费”模式, 用“团购 + 预购”的形式, 向公众募集项目资金。目前众筹模式已经应用于出版领域。

图书领域, 徐志斌的《社交红利》以“一起下午茶”的回赠预售了3300本, 获得筹资107720元, 未出版前就已经实现保本;乐嘉的《本色》、罗明雄和刘勇的《互联网金融》试水众筹均获得成功, 出版与众筹成功联姻。杂志领域也已经蠢蠢欲动,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发行的《清华金融评论》三天就实现了5万的众筹目标, 一些较为冷门的专业杂志也在尝试这一全新的模式, 如浙江大学的陈新教授正在运作《新文学史》项目。

目前众筹模式已经让传统出版尝到了甜头。一方面大众出版社以筹资为名, 行营销之实, 利用众筹“预购+团购”的特性评估市场风险, 预测市场需求, 宣传新书上市信息以及开展后续营销活动;另一方面小众的专业出版则利用众筹获得资金援助。

笔者认为众筹模式同样适用于网络文学, 但是建立在强关系、深信任的圈子基础上的众筹将大大提高众筹的成功率和转化率。随着未来众筹平台的专业化, 专业的出版众筹平台也将占有一席之地。届时, 明星作家可以通过众筹以筹资为名, 行营销之实, 通过给予读者一定物质回报和精神回报的方式, 赋予读者一定的参与感和仪式感, 从而促发读者在SNS内的传播, 扩大作品影响力, 这与完全靠粉丝的“打赏”和“捧场”是不同的。同时, 那些默默无闻的底层作家可以用众筹的方式支持自己的前期创作, 帮助完成最终的作品。

关系众筹模式一方面坚持“内容为王”, 一方面又给予粉丝以参与生产的权利, 最终触发广泛的SNS中的裂变式传播, 从而不再纠结内容经济和粉丝经济的悖论, 在巩固由中低层写手网络文学金字塔塔基的同时, 为塔尖的明星写手注入了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周百义, 胡娟.出版集团开展网络文学出版刍议[J].编辑之友, 2013 (5) :22-25.

[2]杨寅红.盛大文学全版权运营模式研究[D].兰州大学, 2013.

[3]周百义, 芦珊珊.传统文学出版企业开展网络文学出版业务路径探析[J].出版发行研究, 2013 (3) :26-30.

[4]王韶松, 王谦.二十年目睹之网络文学发展及数字出版[J].出版广角, 2012 (8) :19-21.

新型文学出版模式的三个特点 第5篇

一、文学出版运营模式：从单一的实体书出版走向综合版权运营

在图书出版领域，文学类图书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出版门类。从行业结构经济比重来看，文学类图书所占比重不大，在传统出版企业的业务构成中，以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为例，扣除教材教辅以外的一般图书出版，仅占全部营业收入的不到31%。如果单以文学类图书的出版而计，这个比重还会大大降低。但是从经济潜力挖掘价值来看，与别的图书门类相比，文学出版面对的是大众阅读市场，它有着巨大的利润拓展空间。

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发展市场经济之初，由于整体文化产业的规模极小，市场化的影视产业刚刚起步，网络游戏尚未出现，文学出版与其他文化产业之间的联动效应无从谈起。文学出版的赢利模式延续计划经济时期的模式，体现为纯粹的实体书出版，实体书的印数和销量，基本决定了出版社的全部利润。

90年代以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电视机在大众生活中的普及，开始出现了文学图书出版与影视传播的联动效应。文学图书与影视传播互为呼应，彼此借势，取得了双赢的局面。这方面最成功的案例发生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周百川在1995年接手长江文艺出版社担任社长之时，出版社债台高筑，在这种背景下，长江文艺出版社签约二月河的《雍正王朝》，当年带动图书销售两千多万册，成为中国影视图书第一个成功的案例，从而带动长江文艺出版社走出困境。

2000年以后，出版人和图书出版经营日益成熟，出版业越来越重视全方位的版权综合运作。例如，《狼图腾》在出版之前就通过国外版权转让与企鹅出版集团联手，中文版与英文版在全球同步发行，把中国文化向外输出推动到一个新的阶段。随着互联网与电子通信技术的蓬勃发展，文学图书传播的方式有了更多选择，除了实体书出版，还可以采取电子书的形式，借助手机、平板电脑、电子阅读器等移动设备完成阅读和出版。目前的文学出版已经形成了多元化和多平台的新型经营模式，实体书出版、影视与游戏改编权出让、涉外版权运作等多种经营途径同步推进，使得文学出版的形式更加灵活，利润拓展空间更为广阔。综合版权运营已经成为出版业的发展趋势，代表了文学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二、首选出版平台：从实体出版社转向文学网站

仓廪实而知礼节，文化产业的发展与社会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密切相关。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提升，我国文学出版市场呈现生机勃勃的发展势头。无论是传统出版社还是文学网站，其在文学出版方面都在不断开拓，纷纷以更多的作品和销量疯狂抢占迅猛扩张的阅读市场。从总体来看，近十几年的文学阅读市场一直处于高速扩张期，文学作品出版的种类和数量一直在不断创造新的纪录。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崛起，以磨铁图书为代表的民营出版公司的崭露头角，正是顺应这一市场趋势的结果。尽管实体书出版企业的发展很快，但是与网络出版平台相比，那就相形见绌了。如起点中文网从2002年成立以来，不过13年的时间，目前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网络图书出版平台，无论是发展速度还是发展规模，传统出版企业都望尘莫及。

得益于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经济发展成果，我国的经济增长点开始从制造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文化产业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影视、动漫、出版、文艺演出、旅游等整个文化产业都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但是，由于网络与通信技术的更新发展，这一发展机遇深深改变了文学出版行业的竞争格局。网络出版平台异军突起，抢走了传统出版业的奶酪，而在文化产业迅猛发展的历史机遇窗口，传统出版业却出现滞步不前的情况。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网络通信技术与移动阅读设备日新月异的发展。手机、平板电脑等阅读设备成为实体图书介质的替代。与传统的实体图书相比，电子阅读设备体积小，容量大，在便携性上远非实体图书所能比拟。从功能上来看，电子阅读设备支持多媒体图书制作格式，声光、画面、文字可以兼容于一体，其表现力远超实体图书。这些因素就导致实体图书出版相形见绌于网络出版。

第二，现代人生活方式的变化。如今人们生活节奏极快，碎片化阅读成为常态。所谓碎片化阅读，指的是现代人的阅读时间呈现零散化、碎片化的特点。文学阅读是一种休闲、娱乐性质的阅读形式，所占用的时间往往是工作、学习之外的时间。这种阅读状态下，读者的阅读习惯与以往时代不同。利用片断时间形成的文学阅读是随时可以打断，又是随时可以接续的，读者不必等待作品完成即可开始阅读，只要求作品的更新能跟上碎片化的阅读速度。网络传播方式保证了作品出版的连载形式，正好与读者的碎片化阅读方式形成契合。读者因而愈多地减少实体书阅读，改而选择电子阅读。

在上述背景下，尽管文化产业总体而言迅猛发展，实体书文学出版却呈现夕阳产业的征兆。这一变化对文学出版行业竞争格局的影响极为重大而深远。传统出版社日益出现被边缘化的趋势，而文学网站却出现令人瞩目的迅猛发展。

三、出版内容的变化：从多元化的个性创作走向类型化的商业写作

对传统的实体书出版商来说，文学出版是一门生意，同时也是一项文化事业。从纯粹赢利的角度来看，文学出版绝对不是可以带来高额利润的生意。个别畅销书带来的超额利润很容易使行外人产生一种幻觉，以为文学出版是一个暴利行业，但他们却忽略了那些失败的新书。出版商更像是谨慎的投资者，他们把资金分散投放在许多新书上，努力通过分散风险的策略，把投机转化成投资。

综合所有图书的投入与回报来看，文学出版的资金回报率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大多数出版社都不会超过7%。但是出版人却不会因此沮丧，他们仍然会有强大的职业自信和自豪感，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是一项文化事业。因而，当一个文学编辑看到一部中意的文学稿件时，他绝不会以纯粹的商业标准来衡量，即便他认为这部书稿很可能不会有多大商业价值，但是他愿意出版它，因为他相信它的审美价值、思想价值或者社会价值是值得投资的。正是这种奇特的行业生态使得许多无利可图的文学出版成为可能，也使得文学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得以保持多元化的面貌和生态。文学创作的个性化与多元化因而脆弱地得以保存。

网络出版却表现出打破这种脆弱文学生态的潜在趋势。当自发的文学网站受到资本的关注，收购资本与并购资本成为文学网站主宰的时候，以利润为导向的商业写作机制悄然成为文学写作的主流。网络出版的一个明显产物就是文学写作的类型化，历史穿越、玄幻仙侠、科幻灵异、军事言情等类型成为网络文学写作的主流，几乎一统整个文学江山。类型化写作未必是一种理想的文学创作方式，但绝对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商业化运营模式，其成效是非常显著的。以类型化作品为助推器，网络文学已经彰显出自己蓬勃的生命力和社会影响力，这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网络文学一举突破40亿元人民币的年产值；另一方面，在近5年内，网络小说影视改编权上涨了10倍之多。

具有悖论意味的是，由于网络文学的商业成功，文学写作的道路不是变宽了，而是变得更加狭窄，模式化、类型化创作成为大多数网络写手不得不遵从的写作指南。网络写手大神们在作家富豪榜上扬名成功形成了巨大的财富示范效应，许多人把写作视为一条致富的终南捷径，那些容易实现商业成功的类型化题材和模式化创作成为不断被重复的写作实践。从上文所述可以看出，新的文学出版模式是一种纯粹的商业文学出版模式。从根本上看，这种商业文学出版模式的成型是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分工精细化的必然产物。在商业文学出版领域，目前国内形成了一家独大、三足鼎立的竞争格局。起点中文网一家独大，腾讯支持的创世中文网和百度收购的纵横中文网则勉强与之抗衡，文学出版进入了群雄逐鹿的新三国时代。三家文学网站及其背后的资本力图控制、垄断原创文学的生产和版权，在源头上垄断内容，进而凭借资本优势撬动影视、动漫、游戏等一系列的文化产业链，控制整个文化产业。三大资本目前虽然只是在网络文学出版领域发力，其图谋却是整个文化产业的布局。传统出版企业在这场竞争中因缺乏网络传播渠道和资本优势而日益被边缘化，能否凭借深厚的人文积累扭转颓势，尚属未知。

文学出版 第6篇

自1957年以来,台湾陆续出版《台湾文献丛刊》,丛刊共309种,其中,第122种即为《使署闲情》四卷。然是书似尚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和研究。《使署闲情》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对于认识清初台湾文化文学的发展也有重要作用。

一、六十七的生平经历与《使署闲情》的编选

《使署闲情》,清六十七辑。六十七,字居鲁,清朝满州镶红旗人。生卒年不详。其名六十七,缘自满州习俗,即婴儿出生时,以祖父或父亲当时的年龄数目命名。据《台案汇录乙集》载,六十七于乾隆九年(1744年)至乾隆十二年(1747年)年任巡台御史。

派遣巡视台湾御史,是清代治台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确立于康熙六十年(1721年),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废止,历康、雍、干三朝六十余年,共有四十七位御史先后巡台。朝廷“每年派满、汉御史各一员,前往巡察,一年更换”,雍正八年(1730年),巡台御史的任期由每年一任改为二年一任,并每年仅调换一名,新旧并用。巡台御史设置的初衷是“此御史往来行走,彼处一切信息可得迅闻,凡有应条奏事宜,亦可条奏,而彼处之人皆知畏惧。至地方事务,御史不必管理也”。巡台御史的主要职责是“厘核案牍,查盘仓库,阅视军伍,周巡南北疆圉,据实入告”(朱景英《海东札记》),雍正五年(1727年),巡台御史兼管提督学政。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十二月,清廷认为:“向来三年一次出派巡台御史满汉各一员,前往巡视,该御史职分较小,且由京派往,不能备悉该处情形,易为地方官欺蒙,不过虚应故事,仍属有名无实。……所有请派巡查台湾御史之例,竟行停止。着为令。”(《清高宗实录选辑》)于是,巡台御史制度废止。

制度裁撤,但巡台御史的历史作用不应被忽视。御史巡台期间,稽查地方、条陈奏事、提督学政,促进台湾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尤可注意的是,巡台御史兼管学政之后,于台湾文化发展贡献甚多。巡台御史不仅着意于促进教育,培育人才,还多方采集民风,纂辑方志,撰述有关台湾地域文化的著作。如黄叔璥《赤嵌笔谈》《番俗六考》《番俗杂记》;夏之芳《台湾杂咏》《海天玉尺》两集;张湄《珊枝集》《瀛壖百咏》;范咸《婆娑洋集》等。这些著述,和满籍巡台御史六十七的著作一样,均是清代台湾地域文化的珍贵文献。

六十七,乾隆九年(1744年)三月以户科给事中差任满籍巡台御史,乾隆十一年(1746年)差满,留任两年,乾隆十二年(1747年),会同汉籍巡台御史范咸为台民向闽省督抚争取台谷权益,遭福建巡抚周学健折奏“地方官乘机私买射利”,后以“积习相沿、因循滋弊”的罪名遭革职。六十七与范咸的革职,直接原因是因台湾米谷的采买与闽省督抚产生龃龉,根本原因则是御史与地方官员的事权之争。所以并不能因其被革职,而抹杀其巡台期间的政务事功、文化贡献。

六十七在台期间之政务事功,可圈点处颇多。乾隆九年(1744年),六十七上奏朝廷,请求准台民搬眷来台,乾隆十一年,户部议准。乾隆九年(1744年),六十七会同布政使高山清查台湾原住民与垦民土地纠纷,使其各归原业。乾隆十一年(1746年)修五妃墓。乾隆十一年(1746年)倡建普济堂,收养穷民。

六十七在台期间,对文化教育、地方文献一事颇为留心。编著作品有《重修台湾府志》(与范咸合著)、《台海采风图考》《番社采风图考》及《使署闲情》四卷等。

范咸,字贞吉,号九池,浙江仁和人。清乾隆十年(1745年)任巡台御史,在御史任上与六十七合作纂辑《重修台湾府志》。清代《台湾府志》共有六部,除范咸、六十七《重修台湾府志》外,尚有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蒋毓英《台湾府志》、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高拱干《台湾府志》、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周元文《重修台湾府志》、乾隆六年(1741年)刘良璧《重修福建台湾府志》、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等五部。范咸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纂辑《重修台湾府志》时,时距“刘志”刊行未满三载,但以“高志”草创,失之于略,而“刘志”体例烦琐,又有阙略,乃与六十七参酌考订,合高、刘两志而增损之。该志逾一年成书,并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刊行。志分封域、规制、职官、赋役、典礼、学校、武备、人物、风俗、物产、杂记、艺文十二纲,九十二目,次为二十五卷。并于志中各条加列“附考”,引征较前志为多。庄年《重修台湾府志序》指出:

巡方六、范二公廑念海邦文献,网罗苍粹,遐搜旧典、周访新知,因而按部就班,厘为纲十二、目九十有二;繁者汰之、缺者补之,袪其泛、遴其要。而又不径从简略,使后人失所依考;而又不随流附会,使旁观循其模棱。意匠心裁,洋洋乎蔚为瀛岛巨观已。

《重修台湾府志》汰繁补缺,袪泛遴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珍贵的史料价值。

六十七同时留心殊风绝俗,并珍视海东文献,编有《台海采风图考》《番社采风图考》等。其《台海采风图序》言:

乾隆癸亥冬,余奉天子命,来巡斯土。烟波缥缈,蛟蜃滉瀁之区,有大都会焉。……间及采方问俗,物产之异,种种怪特,多中土所未见者。始信区宇之广,其间何所不有。公余之暇,即其见闻可据者,令绘诸册若干幅。虽不能殚其十之二、三,而物土之宜、风俗之殊,亦足以表声教之讫,献雉贡獒,无烦重译也。

《台海采风图考》是描绘了台湾风光、物产、民俗和古迹的珍贵文献。是书完成后,六十七又作《番社采风图考》。范咸《番社采风图考序》言:

及考郡志所载番社之有名可纪者,计一百四十有奇。其深山人迹所不至者,又莫知其纪极。同事黄门六公,博学洽闻,留意于绝俗殊风,既作台海采风图考,俾余跋其后,复就见闻所及,自黎人起居食息之微,以及耕凿之殊、礼让之兴,命工绘为图若干册,亦各有题词,以为之考,精核似诸子。

《番社采风图考》记载台湾各“番社”即当地民族的生活情况、风俗习惯、物产资源等。《台海采风图考》《番社采风图考》二书,最可珍贵的,是在文字之外,就见闻可及者,命画工绘为图册,为清初台湾留下的珍贵图像数据。

《使署闲情》,书名取于“公本于使署之余,作诗歌以适闲情”,原为六十七自己的诗文集名,后移为其所收集的台湾诗文集名。全书四卷,前二卷为赋、诗,后二卷为杂著,包括疏、檄、示、书、论、序、跋、记、牒、启、箴等。六十七与范咸纂辑《重修台湾府志》,限于体制和篇幅,未能将收集的台湾诗文全部录入,“公既珍惜此邦之文献,且不忍没人之长,因即移己之集之名以名之,而附己所作于后。”(范咸《使署闲情序》)《使署闲情》是纂辑《重修台湾府志》的副产品,其目的在使“异时釆风者网罗旧闻,釆辑以补志乘之阙”,应该来说,《使署闲情》以区域外来者的眼光,搜剔裒辑台湾诗文,保存了清代前期台湾的诗文作品,记载了台湾的绝俗殊风、历史文化,具有较高的文学与文献价值。

二、《使署闲情》的文化价值

(一)表现台湾的风土人情

六十七自乾隆九年(1744年)来台,巡行南北,一路奇山异水、奇花异木、奇风异俗,令他眼界大开。他的诗文里,留下了不少“陌生化”的震撼,记录了“物产民风事事殊”的风土人情。卷二收录《即事偶成二律》:

微茫岛屿片云孤,物产民风事事殊:绝好饔飧红脚早(稻名),天然篱落绿珊瑚;花无寒燠随时发,酒长琼浆不用沽(椰子中有酒)。最是良畴耕凿易,欣然醉饱乐唐虞。

饱啖槟榔未是贫,无分妍丑尽朱唇。颇嫌水族名新妇(新妇啼,鱼名),却爱山蕉号美人(美人蕉,花名)。剧演南腔声调沚,星移北斗女牛真(台分野牛女)。生憎负贩犹罗绮(台俗尚奢,有衣罗绮而负贩者),何术民风使大淳?

六十七的诗歌,不厌其烦地记录了台湾独特的物产,如红脚早、绿珊瑚、椰子酒、新妇啼、美人蕉等,而且,六十七还对物产名称作了注解,以利台湾以外的读者理解。而台湾的民风,也是六十七记录的重点,其《北行杂咏》九首,描绘其北行巡访时所见所闻的台湾民风,如:

路近蛮村落照红,纷纷番妇迓青骢,绿衣黄里裙衫艳,头上鸡翎扬晚风。(马芝遴社)

不是吴歈与越吟,歌喉清响叶鸣金;分明绝塞闻番曲,何必琵琶马上音。(南社观番戏)

没踝银沙步履艰,崎岖冈岭路回环。汗流仆从沾衣背,健足番儿意自闲。(虎尾溪道中)

和他的诗文创作一样,《使署闲情》的纂辑,也鲜明地体现了六十七对于台湾风土人情的经心。《使署闲情》一书选录的大部分作品,都有着鲜明的台湾印记。

张若霳《<使署闲情>跋》言:“兹逢皇华载道,停轺问俗;不惮诹谋询度,或考政事,或征性情,或觇风物以资化理,殆不啻太史陈诗之意欤……人之览斯集也,几如见海国登闳之盛矣。”六十七作为巡台御史,停轺问俗乃职责所在,政有余暇,编纂《使署闲情》,仍不忘留心台湾的风土人情。其所选录,有描述当地物产的诗作,如李雰《凤仙花》、张若霳《金瓜茄》、李阊权《柑子》、钱元起《含羞草》《倒垂兰》等;也有歌咏当地景观的诗篇,如李雰的《龙潭夜月》《屏山夕照》、王璋的《鸡笼积雪》、褚禄的《鹿耳春潮》等。还有大量诗作,虽非专门以风土人情为题,但对台湾风土人情的叙写也相当精彩。而且这些作品,往往将风景物产与绝风殊俗一起融入笔端。如孙元衡《自适》、黄学明《台湾吟》、陈圣彪《赤崁城观海》、夏之芳《巡行》、景考祥《过澎湖屿》等。其中范咸《台江杂咏》十二首、《再迭台江杂咏》十二首、《三迭台江杂咏》十二首,足称精彩的范例:

百钱犹自懒佣工(雇直甚贵),只爱儿童贱老翁(台俗:贵少贱老)。长袖红裙争执盖(妇女出必执伞),短衣乌布未须缝(番黎皆着短衣,以乌布为之)。鸣蝉早咽先秋露(露未秋先零),落雁空传横笛风(毫无雁)。底事黄云弥四野,埤圳成甲不论弓(田地论甲不论弓)?(范咸《台江杂咏》其五)

解读《周南》第一篇(番童有能背诵《关雎》者),更加凿齿缔良缘(男女缔姻,各凿二齿)。花丛并蒂夸三友(孙元衡《三友花》诗:“并蒂丛花当友看”),草绣双纹弄七弦(七弦草,叶上有纹)。珍重耳边消息到(消息花,其形如治耳器),生怜额上画眉煎(画眉声同内地,但眉无白者)。难穷物理裁新语,瘴雨蛮烟别有天。(范咸《台江杂咏》其七)

土田不粪便滋荣(地肥沃,不粪种),百榖从教未识名(稻有数十种)。一雨似秋三节夏,四时皆获半年耕。人非土著翻成庶,食有余粮到处盈。却恨摴蒲成夙疾,窃花儿女说风情(《志》称:“上元节,未字之女,偷折人家花枝、竹叶,谓异日必得佳婿”)。(范咸《再迭台江杂咏原韵十二首》其七)

改岁无从问落蓂(社番不知四时,以刺桐花开为春),于茅添竹结莎厅。矮墙漏日虚窗白,丛树连阴曲槛青。被髪文身尊粤尉,裸衣埋骨学刘伶(内幽社皆裸葬)。漆颐(孙元衡诗:“渍汁而漆颐”)便自夸年少,难染丝丝两鬓星。(范咸《三迭台江杂咏》其五)

读《使署闲情》,可以了解清初台湾山川水土、物产风俗,这同《使署闲情》浓厚的地域文化氛围有关。有两点尚值得注意,其一,选录作品,标注作者并及作者籍贯;其二,许多诗歌里提到的台湾物产、风光及风俗,均附有注解,以便台湾之外的读者了解。

(二)台湾历史与文化的记载

《使署闲情》一书,也有大量台湾历史文化的内容。卷一周澎《平南赋》赋施琅征台湾事,高拱乾《台湾赋》除涉及台湾的风土人情外,亦谈及台湾的开发历史。卷一劳之辨《海中岛》诗,对台湾的历史有一个较简明的叙述。陈昂《咏伪郑遗事》四首,则歌咏郑成功收复台湾史事。

乾隆十一年,六十七与范咸同修五妃墓,以表彰明宁靖王五位妃子自缢殉节的忠贞。《使署闲情》收录有庄年的《五妃墓碑跋》,亦收录有多人咏五妃墓诗,如何借宜《寒食过五妃墓》、陈辉《五妃墓》、秦定国《五妃墓》等。六十七亦有《吊五妃墓》诗,道出其旌表五妃巾帼之目的,在于“岛屿最后昭英烈,顽廉懦立蛮妇贞”,即以五妃的事迹以教化台湾岛民。《使署闲情》一书,还收录有张湄《观风示》、范咸《观风示》、庄年《观风示》,若干台湾诗文集(如《半石居诗》《赤嵌集》《台湾使槎录》《婆娑洋集》等)的序跋,台湾各地文化胜迹(如文庙、海东书院、白沙书院等)的题记。《使署闲情》通过这些文章的选录,一方面教化台湾岛民,另一方面则向中原地区介绍台湾的文教之盛。

当然,《使署闲情》中对台湾历史文化的认识,大多是从外来者的眼光及中原强势文化的角度来加以认识,所以其中往往有一些“番黎皆无知”“王化弃不收”的言论,这是时代认知的局限,评论不宜过苛。

(三)对台湾的重要战略地位的认识

《使署闲情》卷三收录有书山、熊学鹏《请查核案件疏》,是疏开篇说明台湾的战略地位及巡台御史设置目的及作用:“台湾为海疆重地,巡视有稽察、抚绥之责;国家设立满、汉巡台御史各一员,原欲其留心体察、弹压地方,以佐督、抚耳目之所不及,固边圉而收实效也。”书山,熊学鹏均为巡台御史,《使署闲情》选录他们的奏疏,可见六十七对疏中观点的认同。“台湾为海疆重地”,这一观点几成巡台御史以及台湾士人的共识。这在《使署闲情》所选录的文章中,屡处可见佐证。如卷三书山、张眉《请采买米谷按丰歉酌量价值疏》一文言:“殊不知台湾固为东南数省之藩篱、八闽全省之门户,而于漳、泉所系,尤非浅鲜也;台郡宁谧则漳、泉安,漳、泉安而全闽俱安矣。”卷四庄年《重修台湾府志序》:“在闽则为锁钥,在江、浙、瓯、粤则为屏藩。虽僻介边徼,其带砺攸关,实视中区为险要。”这些均属历史的洞见。

三、《使署闲情》与清代台湾文学的发展

《使署闲情》保存了清代前期台湾的诗文创作、文人交游情况。《使署闲情》一书所收录之诗文作品,艺术价值颇高。其中所收录旅台文人的作品,最引人注目。如沈光文、孙元衡、张若霳等人作品,颇为出色。如卷一录沈光文诗:

暂将一苇向南溟,来往随波总未宁。忽见游云归别坞,又看飞雁落前汀。梦中尚有娇儿女,灯下惟余瘦影形!苦趣不堪重记忆,临晨独眺远山青。(《感忆》)

修得一间屋,坐来身与闲;夜深常听月,门闭好留山。但得羁栖意,无嗟世路艰!天人应共仰,愧我学题蛮。(《题宁靖王斋壁》)

沈光文的两首诗,和他的其他作品一样,写下了僻居海邦的思乡之情。沈光文后半生流寓台湾,他的诗大多感时怀身,并记录了台湾的风土人情。《使署闲情》收录有沈光文诗八首,质量普遍较高,这反映了编选者六十七较高的艺术鉴赏眼光。

《使署闲情》也收录有不少的台湾士子的诗文作品,如戴逊、徐元、陈斗南、范学洙、陈辉等人,他们作品的艺术价值,与《使署闲情》中旅台文人的创作相去不远,显示了台湾士子较高的文学修养与创作实力。《使署闲情》保存和传播了清代前期台湾的文学,对于后世的文学史研究,具有较高的价值。

《使署闲情》还可用以考察清代前期台湾文人的交游状况。通过是书可以得知,范咸、庄年曾为六十七《使署闲情》作序,六十七、庄年分别为范咸《婆娑洋集》作序和跋,庄年、陈大受为《重修台湾府志》作序,褚禄作跋。同时,他们彼此间多有诗文唱和,如范咸有《题张司马(若霳)七夕乘槎图次六给谏韵四绝句》,庄年有《和巡使六给事九头柑原韵》《和巡使范待御<正月五日斋头见菊花>韵》,六十七有《庄副使惠女贞酒赋谢》《十月二十三日庄副使相邀赏菊次范待御韵》等,见出同好之间的密切交往。《使署闲情》中有大量文人间的酬答、唱和、题赠之作,可资考证当时文人之间的交游状况。

摘要：乾隆十二年(1747年),巡台御史六十七编选出版的《使署闲情》一书,以区域外来者的眼光,搜剔裒辑台湾诗文,保存了大量清代前期台湾的诗文作品,这些作品记载台湾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反映时人对于台湾地理战略地位的认知,也反映了清代台湾文坛的盛况。可以说,《使署闲情》一书全面展现了清代台湾文化与文学的发展水平。

关键词：六十七,《使署闲情》,清代,台湾文化,台湾文学

参考文献

[1]六十七.使署闲情[M]//台湾文献丛刊:第122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

[2]台案汇录乙集[M]//台湾文献丛刊:第173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

[3]朱景英.海东札记[M]//台湾文献丛刊:第19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

[4]清高宗实录选辑[M]//台湾文献丛刊:第186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

[5]范咸.重修台湾府志[M]//台湾文献丛刊:第105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

[6]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M]//台湾文献丛刊:第121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

文学出版 第7篇

民国文人发现“因为科学的发达, 新的广告媒介物日益增多, 但期刊仍能保持它的重要地位”[4]263, “报纸为广告媒介物中的主要骨干”[4]265。本文以1930年前后的《申报》为信息载体, 兼及同一时段的若干重要文学杂志, 由文学出版广告审视民国文坛的文化传播现象, 从出版广告的内容设计和登载方式中探究民国文人之间的场域竞合情况。

一、出版广告、文化场域与文人关系

戈公振认为“甲午以后, 始有学校广告, 出版广告亦渐多”[2]285。近代中国印刷、教育、交通等事业日益发达, “作为发布、沟通书业信息重要工具的书业广告, 开始借助于一些新型的大众传媒, 成为近现代书业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 新的书局书店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这种极其繁盛的文化景象“在《申报》的书刊广告栏里有清楚的反映”[5]216。“民国时期是我国现代出版业确立和快速发展时期, 也是书业广告蓬勃兴起和最为活跃精彩的历史时期”, 该局面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出版经营者之间的竞争, 即“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激烈的市场竞争, 铸就了出版经营者浓厚的书刊商品意识, 推动了书业广告的兴盛与繁荣”[5]219。

谈及“资本”和“竞争”, 易使人想到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在他看来, 场域意味着“冲突和竞争的空间”, “参与者彼此竞争, 以确立对在场域内能发挥有效作用的种种资本的垄断”[6]18;在场域竞争中, 争夺资本是为了取得一种“权力”, 即“支配那些确定场域日常运作的常规和规则, 以及从中产生的利润的权力”[6]139。本文借用场域理论, 分析民国出版广告所隐含的文人立场和文人关系。

布迪厄认为“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 场域竞争者“占据特定位置”以获取“不同类型的权力 (或资本) ”[6]133。在文化市场中激烈竞争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必然都会重视优越地位的争夺, 凭借有利的场域位置以获得更多的商业利润以及话语权。这种文化场域内的权力 (资本) 争夺现象, 在民国文人对于出版广告的态度及实践中得以显现。1928年, 海派文人在其编辑的《狮吼》半月刊中申明:“这期广告, 我们特地做得格外触目, 这是一种尝试, 希望国内出版界都注意到这一点”[7], 正是基于场域竞争的考虑。

虽然民国文人可以粗略分为左翼文人、国民政府趋附文人、海派文人、自由主义文人 (京派文人) 、开明文人等几种类型[8]50, 但是各类文人之间的彼此关系可能远比后人总结的情形复杂得多。本文试以民国文化场域中的出版广告为切入点, 考察民国文人的文化立场、宣传策略、传播方式等方面, 或许对于揭示各类民国文人客观、微妙的历史关系有所助益。

二、商业竞争与文化宣传———文学出版广告的双重解读

民国文人认为“广告不仅为工商界推销出品之一种手段, 实负有宣传文化与教育群众之使命也”[2]180, “广告的五种基本职能”包括“引人注意”、“发生兴趣”、“产生信仰”、“深印心中”、“购买行为”[9]12, 表明他们对于广告在商业竞争与文化宣传这两个方面所起作用的重视。民国时期的文学出版广告在内容及形式设计方面常采取以下传播策略:

其一, 放大商品价值以刺激购阅心理。例如:宣称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初卷》“已公认为中国近年来小说界极可珍贵的大创作”, 褒扬梁实秋的《骂人的艺术》“替小品文开了新纪元”, 夸奖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有压倒一切的价值”, 推重张恨水的《春明外史》“确是空前未有的一部好小说”, 等等。

其二, 采用具有诱惑力的广告标语。广告标语即“最合乎标准的完善的标语, 是一句简短、易记、不含时间性, 而能表明商品的优点的句语”[3]96。民国文人指出:“广告全幅上最重要之文字, 厥为标题。盖标题者, 全幅广告之精粹也。”[1]33在出版广告中, 标题与标语实际上是重合的, 现以《申报》上刊登的出版广告为例, 列表如下:

其三, 运用有关形式技巧。民国文人注意到“广告之面积愈大, 其效能亦愈伟”[10]31;“将同一广告反复登载时, 能加深读者对于广告的亲切, 因而注意的吸引力也增大”[4]53, 等等。《语丝》、《北新》、《奔流》均为北新书局出版的期刊, 北新书局在《申报》上登载出版广告时, 除了运用反复式广告法之外, 还注意这三种期刊的广告面积变化, 表明广告者意欲陆续地推销同一书局出版的三种期刊、不断地吸引消费者注意力的商业心理。

民国时期的文学出版广告附带文化宣传效应。民国文人指出广告可以作为“宣传利器”[11]69, 声称“有许多从新闻、从时论或从报屁股上看不到的奇文佳作, 却往往从广告中发现出来”[12], 鼓吹“广告更其成了文化的俘虏, 说得卖劲点, 现代的文化, 几乎是广告文化了”[13], 文学出版广告尤甚。

在这个人权被剥夺几乎没有丝毫余剩的时候, 胡先生这篇文章应是我们民众所不可不读的 (1929年5月30日《申报》) 。

《前锋周报》便产生了……爱好文艺的青年只有向这方面努力, 才是正确的出路 (1930年9月7日《申报》) 。

民国文学出版广告既煽动消费者购阅的心理诉求, 又反映了不同文人群体的文化立场, 折射文化宣传的若干主题。

三、文人的场域竞合———基于文学出版广告的分析

鲁迅抨击文坛浮夸的广告作风, 但他“自己编辑出版的书刊也是登广告的”, 经他处理的出版广告几乎都是“多么诚实、别致的一种广告”[14]274。鲁迅之于北新书局、胡适之于亚东图书馆、夏丏尊之于开明书店、陈望道之于大江书铺、张资平之于乐群书店、自由主义文人之于新月书店、海派文人之于金屋书店等业务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对于民国文人而言, 登载何种性质的出版广告以及如何推销某类文化产品, 并非一件纯粹的商业交易行为。鲁迅断言“看广告的种类, 大概是就是可以推见这刊物的性质的”[15], 文学出版广告亦然。

民国文人在文化场域中的竞争姿态在出版广告方面有多种表现, 比如增加刊载数量、提高广告频率, 以及上文所说的放大商品价值、采用有诱惑力的标语, 此外还表现在广告话语中包裹的“夺位”心理。在民国期刊上, 往往可以看到包含“唯一”字样的出版广告, 如下表所示:

《白话文学史》是自由主义文人的著作, 《开明英文读本》系开明文人发行的教材, 《创造十年》是左翼文人的作品, 《前锋周报》系国民党官方文人主持的刊物, 《春明外史》是通俗文学家的小说, 这些书刊出版广告均冠以“唯一”二字, 映照出民国文人争夺场域话语权的文化态势。

布迪厄将场域活动看成游戏, 认为游戏者之间的“勾结关系”正是他们竞争的基础[6]134。文化场域中的民国文人既竞争又合作, 构成一种“竞合”关系, 即便在看似冲突的文人群体之间有时也可能发生一些不可思议的“兼容”事件。

通过为文学出版广告的刊登或交换达到相互声援和支持之目的, 这种现象在民国文坛屡见不鲜, 郁达夫提到“有许多想和《创造月刊》、《洪水》半月刊交换广告、互求介绍的刊物”[16]。民国文人通常在自己编辑出版的刊物上登载与其文化立场相同或相近的期刊广告。

某些代表不同思想倾向的刊物有时也会彼此推介。在自由主义文人编辑出版的《新月》杂志上刊登的出版广告中, 除了海派文人创办的《真美善》、开明文人编辑的《一般》之外, 还有鲁迅“大力扶持与援助”[17]115的春潮书局编辑出版的《春潮月刊》, 刊登在第2卷第六、七期合刊的《新月》杂志上的《春潮月刊》出版广告中赫然列出了鲁迅的名字, 而《新月》杂志曾是梁实秋等人与鲁迅笔战的重要阵地, 出版广告所暴露的文化斗争战线上的“越位”现象说明民国文人的场域关系是极其复杂的。

四、文学出版广告的史学意义、研究价值与现实启示

从已经被发掘的具体、客观的材料或现象出发, 通过细致、严谨的话语分析对其作“考古”式追踪, 能使蛛丝马迹的昔日事件呈现出厚重的史学内涵。广告是一种重要传播方式, 文学出版广告又直接与人类文化生产相勾连, 对以往的文学出版广告的话语分析有助于揭示前人的文化生活图景。

文学出版 第8篇

《光明日报》报道,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部署,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引导网络文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网络文学健康有序发展,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日前印发《关于推动网络文学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对现阶段发展网络文学重点任务做出了部署。《意见》指出,网络文学创作者要把握正确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作为创作表现的主体;网络文学企业要把出版优秀作品作为中心环节,把创新精神贯穿创作生产全过程,不断增强网络文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要提高网络文学作品质量,建立网络文学内容质量管理长效机制;完善网络文学编辑人员管理机制,加强网络文学编辑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业务培训;加快推动网络文学作品登记识别、标识申领、存储分类等作品管理技术标准研发,建立网络文学作品编目系统、版权信息系统和社会公示及查询系统;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图文、音频、视频等不同形式,对优秀原创网络文学作品进行全方位、多终端化开发利用及传播;鼓励国有出版企业开展网络文学出版业务,做大做强,引导社会资本以独资、控股、收购、并购等多种形式参与网络文学出版;要积极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意见》提出多项推动网络文学健康发展的保障措施,包括开展网络文学评论引导,逐步建立科学的网络文学作品评价体系;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推动网络文学企业加快相关技术研发及应用;加强版权保护,持续打击网络文学作品侵权盗版行为;规范市场秩序,加大对网络文学传播淫秽、色情等有害内容的打击力度,整治扰乱市场秩序、侵害用户利益等行为;加大政策扶持,争取各级财政对网络文学发展的扶持,完善相关出版基金和专项资金的支持方式,推动网络文学出版等环节增值税优惠政策的落实;加快人才培养,营造名作家、名编辑和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不断涌现的良好环境;加强行业自律,健全行业规范,促进共同发展。《意见》要求各地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在党委领导下,充分认识推动网络文学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对网络文学工作的指导和扶持,确保各项任务措施落到实处,切实解决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推动网络文学健康有序发展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文学出版 第9篇

所谓新媒体, 是指, 继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之后发展起来的第五代媒体, 主要是利用移动互联网为读者提供终端服务。我们知道, 纸媒时代判断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 主要是通过发行量去衡量。而在新媒体时代, 除了传统的发行量, 更重要的是通过移动互联网向读者提供阅读的方式, 这样不仅可以准确计算出一部作品被多少人看过, 而且还能细分读者的性别、年龄、学历等, 甚至可以做到作者、编者和读者三位一体的及时互动, 而这就是文学期刊遇上新媒体后面临的最直接最根本的现实境遇。

文学期刊肩负着传播文化的重任。具有民族性质的文学期刊, 在承担收集、整理、传播和再创造民族文化重任的同时, 更是肩负着树立和塑造本民族整体形象这一民族使命。我们知道, 少数民族文学经过多年的发展, 已然成为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恰恰是这一部分, 丰富并滋养着中国文学呈现多样化的发展面貌。因此, 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刊物剑指何处, 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刊物何去何从, 关系到中国文学的未来走向。

新媒体不是文学的敌人, 也不是文学的救星, 它是文学的新工具。每一次新媒体的出现都会对文学产生显著的影响。今天这个时代, 包括博客、微博、微信在内的新媒体的兴起, 无疑会对文学的生产和流通产生重大影响。虽然, 新媒体对文学内容、文学精神无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作为文学期刊, 不可能对此视而不见。作为办刊人, 我们能做的就是利用新媒体的优势, 输送有品位的作品。毫无疑问, 新媒体如果没有优秀的内容, 也只能是空转。所以文学期刊即使借助了新媒体的力量, 其核心任务还是发现、催生优秀的文学作品, 培养优秀的作家。编辑和作家共同生产出了优质作品, 读者才能利用新媒体获取源源不断的文学养分。

谈到文学期刊, 尤其是以汉语出版的少数民族文学期刊, 最具代表性的有《民族文学》、《回族文学》和《满族文学》。作为全国唯一以“回族”命名并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回族文学》, 自1979 年在新疆创刊以来, 经过作者、读者和编辑37 年的苦心孤诣, 这本期刊如今不仅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界的佼佼者, 就连《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散文选刊》等国内核心选刊, 每年也要从《回族文学》选载小说、散文等十多篇。一本地处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学期刊, 长时期能在主流媒体保持这么高的选载量和选载率, 一方面是《回族文学》所发作品的质量比较高, 另一方面是《回族文学》能够紧紧依托新媒体, 能够将好的作品及时推介给这些选刊。因此, 随着《回族文学》在新媒体领域的广泛应用, 编辑和作者只要能生产出高质量的文学作品, 刊物本身在地理空间上的边缘化已然不再是刊物发展的瓶颈, 跟地处北京等文化核心区域的文学刊物在传播时间上已经没有什么区别。

作为办刊人和职业编辑, 我们深深地意识到当前这个时代是一个新媒体和互联网+ 的时代, 《回族文学》作为一份地处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学期刊, 时刻在观察和考量自身所处的这个办刊环境, 坚持自己的现实主义风格, 坚持用文学的形式记录回族、描绘中国, 通过更多的叙述方式, 为时代和人民呈现一份独特的文学刊物。

其实, 《回族文学》的新媒体之路始于21 世纪初期, 其标志性事件是设立官方电子邮箱。2006 年, 《回族文学》有了属于自己的官方网站, 2008 年有了自己的官方博客, 掐指一算跟网络的亲密接触也已经十年有余了。尤其是近年来, 《回族文学》在新媒体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先后跟中国知网、龙源期刊网、万方数据库、维普资讯等大型数字平台合作, 拓展了期刊在互联网这一新媒体上的读者群体。2015 年, 又与全球最大的中文数字图书馆超星集团合作, 将《回族文学》向着新媒体领域又推进了一步。不仅如此, 2015 年《回族文学》的官方网站也做了全新改版, 新设计制作的网站不仅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显著, 而且使用起来更加方便快捷,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网络读者。比如, 改版后发表了一篇国内著名作家张承志的散文, 点击量就突破了5 000。不论是从文学的传播速度考量, 还是从文学传递过程所产生的经济成本计算, 这种新媒体时代的阅读模式, 是传统意义上的纸介质期刊无法比拟的。

随着“越是民族的, 越是世界的”这一理念的传播, 去中心的思维强调多元发展, 随之边缘的文学和文化被推向了公共话语的空间。《回族文学》读者遍布全国各地。这些读者正是通过新媒体的力量阅读这本刊物, 进而了解和认知着一个全新的新疆, 一个全新的民族。而作为办刊人我们也深知, 新媒体作为读者瞭望远方的重要工具, 必须做到常谈常新, 紧跟时代步伐。2015 年下半年, 《回族文学》在已有各种新媒体阅读模式的基础上, 新创办的微信公众号也跟广大读者和作者见面了。《回族文学》微信公众平台一经推出, 其关注度和订阅量一路飙升。新疆本土作家刘亮程描写新婚的一篇散文在微信推出后, 关注人数一度超过3 000。在纸介质文学期刊日渐衰微的今天, 利用移动互联网这一新媒体阅读文学期刊的模式, 显然已经成为时尚、主流和必然。

不可否认的是, 以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势力渗透纸介质文学期刊, 因其高互动、快阅读的特点, 目前仍然是对传统文学期刊起一个补充的作用, 还没有到彻底替代纸介质期刊的地步。那么, 文学期刊与新媒体的融合, 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期刊与新媒体的融合, 面临着怎样的现实境遇, 又有着怎样的发展前景呢?

我们知道, 新媒体的最大优势还是作者、编者和读者三位一体的互动模式。少数民族文学期刊在运用新媒体的过程中, 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一特性办好刊物。不仅如此, 灵活多样的图文并茂排版方式也是新媒体时代读者的新期待, 《回族文学》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 并在栏目的编排上做了调整, 以适应读者的需求。

除了继续办好官方网站和博客, 对新开通的《回族文学》微信公众号投入更多的编辑和技术力量, 力争每周推出两期微信, 持续培育关注度和粉丝数的增长, 以便进一步扩大对杂志本身的宣传。继续探索新媒体的杂志发行路径和宣传方式, 不断将纸质杂志与新媒体发展紧密结合并推向前进。

值得一提的是, 新媒体是媒体, 《回族文学》也是媒体, 并且属于传统媒体。在当今这个时代, 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并不是矛盾的、对立的, 而是相互统一, 互相依存的。传统媒体只有利用新媒体的优势, 新媒体只有借助传统媒体的优质内容, 两者才能并行不悖。“因为没有一种媒介具有孤立的意义和存在, 任何一种媒介只有在与其他媒介的相互作用中, 才能实现自己的意义和存在。”[1]

面对复杂的新媒体环境,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说:“文化精品需要载体, 目前看除了纸质别无更好选择。也许过一段时间会被多媒体代替, 但是从选稿、编辑、审稿、校对的认真严谨程度上看, 从保证质量和可留传度上看, 纸质杂志无可替代。”作为地处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学期刊的办刊人, 我们深知新媒体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更新换代, 而在这种变化与发展的过程中, 少数民族文学期刊不论面临什么样的新媒体, “内容为王”应该是永远无法撼动的核心所在。因此, 少数民族文学期刊只有源源不断地生产出高质量的文学作品, 同时利用新媒体的传播速度和力量, 才能保证少数民族文学与主流文学一起建构中国文学全貌。

摘要：以新媒体视角研究文学期刊, 解读文学期刊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回族文学》为研究参照, 分析文学期刊在新媒体领域的几次创新应用, 对于中国文学期刊发展具有积极的参照意义。

关键词：新媒体,文学期刊,回族文学

参考文献

文学出版:让人欢喜让人忧 第10篇

面对重重挑战，作为文学出版人究竟应该怎样应对?是退缩不前，使衰退的文学出版继续下去；还是迎头顶上。重振文学出版的辉煌?我们还是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吧!

本刊记者：文学出版对于当代出版而言，毁誉参半，成败皆知，套用一句时髦的话来形容，就是：让人欢喜，让人忧!有些文艺类出版社迫于生存与经济压力，开始出版一些生活类、保健类的读物。作为文学出版人，你对当前文学出版的现状是怎样看待的?

★文艺出版社的经营现状其实反映的是全国500多家出版社的生存现状，出版社的两极分化正日趋严重。

★我们希望推出的文学作品是畅销的、长销的，品质、口碑兼具的。当然，我们也希望编辑不仅要有好的文学感觉，还要有好的市场感觉。

★文艺出版社能把生活类、保健类的书做好，也算有本事，说明编辑心中有明确的读者群，至少能在市场中站稳脚跟，得到历练。

★媒介发展引发的出版与阅读消费的多元，不应成为我们怀疑文学出版市场和机遇的理由。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永远不会导致一种传统媒介的消亡，媒介发展历史与现实已经证明了上述观点。

★在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是目前文学出版的现状。追求文艺图书品种的个性化、多样化，尽量满足各类读者的需求，与市场接轨，也许是艰难中的出路。

★我坚信，人们对于相对高远、雅致的出版物的需求不会被轻易取代。

刘清华：现在全国50多家文艺出版社普遍不景气，每年的全国文艺出版社社长会常常开不起来，因为大家都在关注生计，无暇他顾。有2／3的文艺出版社还处在温饱边缘，他们面临的不是发展问题，而是生存问题。文艺出版社的经营现状其实反映的是全国500多家出版社的生存现状，出版社的两极分化正日趋严重。

出版社的日子不好过，与当前的出版资源重新分配和结构重组有关。目前，绝大多数出版社基本上是20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是作为党的意识形态部门组建的。各省都有人民出版社、少儿出版社、文艺出版社，出版结构雷同，行政机构的色彩浓厚，再加上按系统划分的解放军出版社、青年出版社等，出版资源、竞争条件、政策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同质的。文学出版也常常是基于本省的作家，那时大家都有一句口号：“立足本省，面向全国。”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员工干部身份和铁饭碗意识，以及干部能上不能下、员工能进不能出的思想，严重禁锢了我们的创造性、积极性和市场意识，这也是很多出版社竞争力缺失的主要原因。

脚印：我对文学图书的出版前景还是乐观的。虽然文学图书销量不会像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白鹿原》《尘埃落定》那么高，但也不能说文学出版毫无作为。我坚信，文学图书市场会价值回归。以前，我们把文学图书做得很小、很纯、很单一，一家正经八百的文学出版社，一定是要努力追求出版文学经典的，但可成为经典的作品却少之又少，可遇而不可求。久而久之，哪些书能出哪些书不能出，许多有经验的编辑心里还是有标准的。但是，现在与前10年不同了，出书标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学观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在考虑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出版的时候会加入市场因素，而以前，我们更多依赖审美的阅读。我们希望推出的文学作品是畅销的、长销的，品质、口碑兼具的。当然，我们也希望编辑不仅要有好的文学感觉，还要有好的市场感觉。文艺出版社能把生活类、保健类的书做好，也算有本事，说明编辑心中有明确的读者群，至少能在市场中站住脚，得到历练。

张文红：在我国，文学类图书有着深厚的阅读基础和良好的市场表现。在媒介形态较为单一的20世纪80年代，文学出版一度成为出版的代名词，文学图书出版与阅读的盛景深深印记在当时出版人的心中。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内地畅销书排行榜的出炉，文学类畅销书成为上榜图书的主要构成部分，文学类畅销书的阅读盛况也被形象地“量化”出来。

21世纪以来，在文学出版貌似繁华的表象背后，出版业者也越来越感受到文学出版的危机。这种危机主要的表征有三个：一个是传统文学出版单位在出版转制中凸现的生存困境；二是数字媒体阅读热引发的纸质阅读率下降；三是网络文学“鱼龙混杂”的出版现状引发的文学传播功能失衡。这些危机已经转换为不停纠结在文学出版者、出版管理者、文学出版研究者心中“永远的痛”。

我个人认为，应该客观分析文学出版的现状和上述文学出版领域的危机，这直接关系到文学出版领域问题的解决。首先，媒介发展引发的出版与阅读消费的多元，不应成为我们怀疑文学出版市场和机遇的理由。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永远不会导致一种传统媒介的消亡，媒介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已经证明了上述观点。20世纪40年代之前，更确切地说是电视媒介推广普及之前，是广播媒介颇为兴盛的时代，电视的出现的确冲击了这种盛景，但广播媒介经历短暂的“低迷”后在交通工具如家庭汽车、公共汽车和出租车上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数字媒介出现后，数字出版与阅读引领了出版与阅读的时尚，但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数字出版与阅读改变的是内容的出版传播形态，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有内容的地方就有阅读，有阅读的地方文学永远是主体。我想，文学出版者最需要考虑的问题可能不是转型出什么生活类、保健类的图书，而是怎样在媒介多元与融合的环境下，在文学出版市场日趋激烈的环境下，做好内容，做好媒介，做好渠道，做好技术，做好市场调研与细分。

珍尔：我认为，当前的文学出版确实面临严重的挑战。全国大多数的文艺出版社日子都不太好过。市场经济大潮的汹涌、网络文学的兴起、文学的边缘化，都导致了文学出版的困境。在社会转型期，大众面临的生存压力增大，人们更关注的是如何买房买车、怎样才能保持健康而省下医药费用、如何让子女考上更好的学校等。所以，那些谈财富和成功学的书、炒股票的书、谈养生保健的书、考试辅导书等，就可能成为畅销图书，因为这些书有实用价值，人们可以从书中获得实际的利益。文学读物，属于精神消费品，她对人的心灵影响是属于长期渗透的、潜移默化的，不会立竿见影。所以，在功利心很强的当代人看来，文学类图书并不实用，只是为有钱和有闲人的生活“锦上添花”，而前面提到的那些书才是“雪中送炭”。所以，我认为文学出版的萧条，确实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有关，是社会转型期的“阵痛”现象。

但是，当社会经济繁荣发展到一

定程度，人们必然会有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文学还会回归大众的视线。任何时代都需要优秀的文学，随着经济的走强，文学将来还会走向繁荣。此外，文学读者也在向着“大众”和“小众”分化。一些对于文学有相当兴趣和爱好，有所谓“高雅”趣味的中等收入者，构成了“纯文学”的“小众”市场，而青春文学、职场小说、武侠小说、破案小说等娱乐性更强的类型化小说，属于“大众”阅读的文学市场。

在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是目前文学出版的现状。追求文艺图书品种的个性化、多样化，尽量满足各类读者的需求，与市场接轨，也许是艰难中的出路。

韩敬群：文学出版的困境，是这些年一直在谈的问题，困在很多方面，例如政策的变化、网络等新媒体的挤压等。在20世纪80年代，读者对于知识极度渴望，图书市场极度匮乏，一篇小说红遍全国的例子比比皆是。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文学出版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改变，当时的文学品质不一定比现在的高，但当时的文学地位要比现在高很多。很多人说是地位下滑，我认为并不是。相反，我认为现在文学出版回归到了一个相对较正常的状态。试想，如果文学成为整个社会乃至所有国民的兴奋点，那也是不正常的。现在的人们，更多的重视物质追求，而已经获得的人们正在沉浸其中。大家都还做不到沉静下来追求灵魂的东西、精神层面的东西，这对于一个国家、整个社会的均衡发展是很不利的。北京大学一位名教授曾问我：“您认为中国是超级大国么?”我认为不是。超级大国必须在精神趣味上也是超级的，而我们现在显然是一架缺了一翼的马车。我理解的常态应该是文学阅读的需要、审美的需要，会成为国人生活中重要的一种基本需要，而文学出版应该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要。

我是一个谨慎的乐观主义者，或者说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出版业是不落的夕阳产业，尤其是文学出版。因为它作为大众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以提供信息为目的，而是以满足人们审美需求为目的。我坚信，人们对于相对高远、雅致的出版物的需求不会被轻易取代。

扈文建：我认为用“纠结”来形容当下的文学出版状态比较恰当。“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读者处于整体精神饥渴状态，出版什么书就抢读什么书，而当下纯文学的贵族气场发生了变化，阅读已经快速进入到多元化时期。现今一些文艺出版社出版生活类、保健类的读物，我认为也是出版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我调整的一种正常的出版行为。

郏宗培：当前文学出版的现状是多元杂陈，无所适从，也许这是一个过程性的必经的现象。有些文艺出版社迫于生计出版一些生活类、保健类的读物，无可厚非，因为出版分工早已名存实亡。但是，我认为，超范围出版的图书即使要出，也需请专家审定把关。

本刊记者：有人认为，网络文学与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是两个不同的受众群体，您也这样认为吗?

★读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感觉更为沉重，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很多，而网络文学则不同。

★高雅的东西是需要拣选的。

★我们的最大烦恼是从众多的稿件作品中挑出精品，而网络文学没有这个环节。它让读者自己去淘，而网上阅读大多时候只起到浏览作用。

★网络文学的写作方式以及思维方式与纸质文学出版完全不同，拿麦当劳与中国经典名菜为例，麦当劳顾客盈门并不代表它可以取代名菜的经典地位。吃麦当劳的人有，但是不能说没人吃川菜。

★网络文学与传统的纯文学，其实只是传播媒介介质的不同，二者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扈文建：我认同。纯文学一直将自己放在一个高贵的位置上，对网络文学很是不屑。但是，网络文学借助自己的草根性及便捷的传播手段拥有了庞大的阅读市场。读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感觉更为沉重，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很多，而网络文学则不同。难道说网络文学不是文学形式吗?关键是要培养读者的阅读取向问题。

韩敬群：网络文学打破了写作的垄断，体现了写作的民主。但我认为高雅的东西是需要拣选的。纸质文学出版物一定是经过拣选的精品，所以具有较稳定的读者群。

郏宗培：确实有这样的趋势，但这两个不同的受众群体会随着年龄、阅历的变化而变化的。按发达国家的情况看，纸质文学图书的读者群应主要是35岁以上的人群，这些群体不是封闭的围城，是不断有人进出的。可以肯定，现在的年轻人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喜好的变化，会有一部分人成为纸质出版物的读者群。

脚印：在纸质图书出版过程中，一本书的价值实现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特别是文学作品，这其中编辑的作用举足轻重。他们需要从大量的稿件中进行选择、判断、编辑加工，还要参与策划、营销、推广等一系列活动，而网络文学没有“把关人”的设置。如果网络文学的运行模式可以体现作品的价值，那我们会很轻松，但事实不是这样。我们的最大烦恼是从众多的稿件作品中挑出精品，而网络文学没有这个环节，它让读者自己去淘，而网上阅读大多时候只起到浏览作用。

我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体现，一定是和发行量有关系的。一本书再好，如果销售量不高，再高的价值也难以为更多人熟知，价值也就无法体现，更得不到推广。但需要说明的是，一本销量很好的文学书籍，未必价值很高，这就涉及不同的阅读者层面的问题。也就是说，网络文学出版物与纸质文学图书拥有两个不同的受众群。作家麦加曾说：“网络文学的作品99％都是垃圾。”这句话可能有点极端，但也不无道理。网络的特性决定了海量的网络信息浏览以及发散式的传播过程。为了提高点击率，网络文学的写作方式及思维方式与纸质文学出版完全不同，拿麦当劳与中国经典名菜为例，麦当劳顾客盈门并不代表它可以取代名菜的经典地位。吃麦当劳的人有，但是不能说没人吃川菜。

其次，从媒介特性方面说，网络浏览一点而过，如果要盈利，就需要不断再写；而纸质出版物可以不断再版，如《解放战争》，不断加印，作者可以不断有收益，该书价值以某种形式得到流传。然而，网络文学只有读者一直看、作者一直写才不会消亡。现在网络读者一天要读上百万字网络小说，意味着写手每天要写两三万字才有饭吃。写小说变成规模生产，那还叫写作吗?我们的生活需要那么多小说吗?所以，传统文学出版做的是川菜，通过悉心的选材、细致的烹制过程使经典菜品得以传承。

珍尔：我认为，网络文学与传统的纯文学，其实只是传播媒介介质的不同，二者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文学出版 第11篇

《文学教育》新近荣获湖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颁发的两项奖“新作快评”栏目获得湖北省期刊“特色栏目”奖常务副主编舒坦获得第五届湖北省优秀期刊工作者称号湖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日前发文, 表彰了一批本省优秀期刊、特色栏目和优秀期刊工作者。经过各专业委员会的初审、专家评委会复评和省评选领导小组审定, 在全省人文社科期刊中评选出21个湖北期刊“特色栏目”奖, 《文学教育》的“新作快评”栏目在评选中荣获“特色栏目"奖。“新作快评”是本刊的一个经典栏目, 每期从新近出版的文学期刊中精挑细选出一部短篇小说、一篇散文、一组诗歌, 然后再遨请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对其进行评点。多年来, 这个栏目不仅受到读者的喜爱, 还多次受到业内专家的赞扬。同时, 本刊常务副主编舒坦先生凭借他出色的编辑成绩和负责的工作态度, 获得了第五届湖北省优秀期刊工作者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