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修辞范文（精选3篇）
中西修辞 第1篇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和认识在中西文化价值观差异视角下的中西修辞传统习惯的不同, 本文参照贾玉新关于价值观念系统:人与自然的关系、人际关系、人对“变化”的态度与动静文化、时间取向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人和自然的关系与中西修辞
价值观念系统包括的内容首先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天人合一还是天人相分。中西价值观念决然不同, 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就是天人合一, 把天当做自然, “顺天而行”。天人合一指的是人对自然的顺从和崇拜, 人的生活、生产活动要遵循自然的规律, 并与自然和谐统一, 如日升劳作, 日落休息, 春耕秋收等与自然规律协调一致。所以先秦时期就有孔子的“天何言哉”, 汉代有董仲舒的“以类和之, 天人合一也”。受到这种价值观念的影响, 中国人做事情讲究“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认为事情成败的关键在于三个要素:天时、地利、人和。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国修辞传统习惯中的体现集中在“修辞立其诚”的修辞原则上。“修辞立其诚”源于中国儒家的道德观, 意思是立言修辞必须要真实, 修辞者要真诚。它强调言辞的内容要真实可靠, 言辞者还要具备真诚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质。“修辞立其诚”把人与语言使用技巧联系在一起, 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人的言语方面要符合道德规范, 要真实、真诚, 才能有利于自然和社会稳定和谐 (即天道) 的实现。总之, 可以说, “修辞立其诚”的修辞原则符合了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价值观念。
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使得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趋于求整体, 求笼统, 和重视人的感官直觉, 所以中国修辞的传统思维也趋向于整体直观, 就是用感官直觉认识现象或事物, 而不是经过逻辑推理的结论来确定认识。中国修辞评论一般意思概括、笼统, 而且中国人说话喜欢含蓄, 表达意思隐晦, 话中有话, 有时候听话人需要借助于自身的理解和领悟才能明白说话人的意思。为了达到有“言外之意”的效果, 中国人用词方面喜欢借助于修辞手法加以润色, 如比喻、双关、引用古今等修辞方法, 直观形象地描绘事物, 意思形象有趣而隐晦。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人很喜欢用歇后语。“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鸟入笼中—有翅难飞”, “锦上添花—好上加好”, “报纸上的社论—句句讲真理”, “包子张嘴—露馅”, “挨打的狗去咬鸡—拿别人出气”, “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无法无天) ”, “哥哥不在家—少来 (嫂来) ”, “半两棉花—免谈 (免弹) ”, 等等, 等等, 举不胜举。
而西方对待自然的态度则是主张天人相分。西方人认为世界的万物是对立的, 一切二分。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对立的, 自然处于被人类支配和改造的位置。天人相分的宇宙观致使西方人习惯一分为二地看待事物, 习惯用分析的思想方式和逻辑的思维模式, 以及求“精确”的言语观。在这里, 西方的分析思想方式和逻辑思维模式也蕴含于西方修辞学中, 而中国修辞学并不太强调逻辑在修辞中的作用。逻辑思维在西方修辞学中的体现就是西方传统修辞原则对理性的要求。好的修辞需要理性、情感和人格三个要素构成。其中, 达到理性就要使修辞的一切推理论证都必须符合逻辑。西方修辞学对逻辑的重视其中原因之一也是由于西方传统修辞学是论辩式的修辞学, 而中国修辞学则是论说式的修辞学。论说就是以真实、真理为前提来论证, 而论辩不要求论证一定是真理, 而是以可能性为出发点, 说服人们相信可能性会变成真实性, 这要求修辞者的论辩一定要符合逻辑, 才能有说服力。由此可见, 西方的论辩是有别于中国修辞学强调真诚的修辞原则的, 西方人的逻辑习惯已经融入各个方面, 修辞学领域也不例外。
二、人际关系与中西修辞
其次是人际关系方面, 中西方得价值观念也是迥然有异的。这里的人际关系指的是集体主义取向还是个人主义取向。在集体主义观念下, 中国人习惯于个人服从集体, 一切以国家、社会和家庭的集体利益为重。中国社会关系尊卑有序, 不可颠倒, 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姐妹等。人的言行要一致, 要符合自己的身份, 也不能做有辱自己身份或集体利益的事情。万事以和为贵, 所以有时候中国人宁愿按照别人的方式去做事, 以避免被别人品头论足, 而不愿意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也是中国人好面子的缘故使然。相反, 西方人极端崇拜个人主义。他们相信“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深信“上帝帮助自助者”, 所以他们会竭尽全力, 想尽一切办法达到自己的目的。集体和家庭观念相对松弛。他们有强烈的民主意识, 在社会关系中, 没有等级差别, 人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他们更加不会勉强自己接受自己不认同的观点和看法。
中国这种传统的集体主义取向的价值观首先体现在人们对修辞本质的认识上, 中国传统上认为修辞本质上是一种修身养性的途径, 修辞主要是促使人们的信仰或行为与社会稳定的需要协调一致, 而不是使其服从于个人的意志。“修辞小则可以修身养性, 立身处世, 大则可以安邦定国”。古代文人墨客做文章, 只为陶冶情操, 抒发情感, 而非劝说诱导他人。同样, 在西方的个人主义取向价值观影响下, 西方人认为传统上修辞的本质是一种劝说诱导的艺术, 从个人的利益角度, 发掘可能性, 说服他人, 使他人的信仰和行为服从于自己的意志。其次, 中西人际关系价值观的差异还体现在修辞功能和修辞目的这一层面上。西方修辞学最初被认为是一种劝说机制, 而中国修辞学显然不强调修辞的劝说作用。在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下, 一切行动都要符合集体的利益, 中国修辞活动的功能自然也不例外, 修辞目的自然是为了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睦相处以及人与社会的稳定发展。然而, 受个人主义价值观念的消极作用影响, 西方修辞劝说功能表现出反面的作用, 修辞劝说是对语言的操控, 修辞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如果这个需求无益于社会或他人) 来操作语言, 混淆视听, 愚弄听众, 控制他人的思想和行为, 会导致消极的结果, 虽然说这里修辞学的价值意义被贬低了, 但是它反映了西方人竭尽全力, 想尽一切办法为自己谋取利益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最后, 中西修辞学言行一致与言行分离的修辞原则也反映出了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差异。中国修辞学与道德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集体主义思想下, 修辞是要承担一定得社会政治道德责任的, 所以修辞活动要合乎社会整体利益的需要, 遵守道德规范, 做到言行一致。而西方的个人主义并不强调修辞的社会道德责任, 修辞者可以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以达到修辞的目的, 不必拘谨于言与行的道德关系中。可见, 修辞者的言与行是分开的, 修辞者说了之后怎么去做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是否能够获得支持, 使人接受他的观点, 然后去行动。
三、动静文化与中西修辞
再次, 中西文化价值观差异还体现在人们对变化的态度上。这一点可以结合接下来要谈到的动态文化与静态文化来分析。中国文化属于静态文化, 认为稳定是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昌盛的前提和保障, 整体的稳定首先需要家庭, 社会和国家, 乃至个人发展的稳定。所以中国人对变化很敏感, 觉得变化带来的大有可能是动荡和不安。静态文化导致了中国人强调如何做人, 而不是做事, 因为做事很容易引起摩擦与冲突, 会破坏稳定。强调做人主张“明心见性”, 追求内省和人格的完善, 以达到德的境界, 实现人的内心与外部世界的和谐。道家思想也提倡“无为而有为”, “无为而治”, 因为有为就意味着有冲突, 有矛盾, 会破坏社会整体和谐。相比之下, 西方人认为稳定不变就是堕落和衰退, 他们崇尚变化, 认为变化能够带来再生。西方人求变的态度与他们的动态文化是息息相关的。西方式海洋文化起源的, 一开始就企图征服自然, 争取个性解放。动态文化强调的是如何做事。积极进取、快速行动, 追求效率, 有所成就才是积极的品质, 所以西方人积极改变自身, 创造机遇, 期望改变能够帮助改善自身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地位, 带来更多的机遇和更好的生活。在“动”和“做事”的价值观念下, 西方人习惯不断地竭尽所能满足自己的欲望和要求。
将静态文化和动态文化与中西修辞行为相比较, 不难看出, 静态文化和动态文化诱导出不同的修辞结果:西方修辞目的是诱发行动去引起改变, 中国修辞是改变人们的意识和感念, 使之符合社会规范, 以促进社会整体的稳定与和谐。例如, 西方修辞是一种源于法庭论辩演说的劝说诱导的艺术, 它可以控制和改变人们的信仰或意志, 从而诱发行动, 积极创造, 做出改变, 以实现劝说的目的。修辞演说诱发行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修辞的社会政治功能, 西方古代很多社会、政治上的决策在通过之前都要经过一番论辩演说, 修辞演说者如果能成功劝说大众支持他的观点, 那么他的观点将被采纳。修辞演说活动还出现在现代很多西方国家的政治党派选举活动中。以美国为例, 每次总统选举, 选举候选人都会进行演说, 拉取选票。为了获得选票, 几乎每一位演说者都会承诺如果他当选后将会做出怎样怎样的改变, 实行怎样怎样的措施, 以使人民受益, 至于当选后到底会不会实现这些改革就是另一回事了。例如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诺就职后将对包括协商讨论医疗改革, 免征老人所得税等方面实行改革, 然而他当选后这些改革也没有完全得到实施。中国修辞学关心是如何通过修辞活动来感化或教化人们, 使其遵守既定的社会规范。中国修辞思想传统上被认为是一种修身养性的途径, 是文人墨客用于抒发情感和陶冶情操的, 它能够教导人们如何做好人, 遵守社会秩序和社会道德规范, 维护社会安定。
四、时间取向与中西修辞
最后, 时间取向差异与中西修辞差异。性本善的人性观使中国人容易往后看, 向后看就意味着向善的本性回归。实际上,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 儒道两家思想都主张回归自然, 回归过去。过去取向就是凡事都看过去如何, 这种取向一直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人们做事时, 常常会考虑此类的事情在过去是否有人做过, 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等。此外, 人们做事大都是以过去为标准, 过去怎么做, 现在就怎么做。对西方人来说, 回归过去就等于返回“原罪”。显然, 在时间取向上, 西方人是未来取向。所以西方人很少循规蹈矩, 很少崇拜祖宗, 很少从过去寻找希望。由于受未来取向的影响, 西方人做事喜欢创新、冒险, 努力求异求变, 他们相信未来会比过去和现在更加美好。另外, 有学者认为, 东方人的时间观属于圆式时间观念, 西方人的时间观念是线式时间观念。圆式时间观念是指时间始终沿着自身运动的永恒周期性运动, 如昼夜交替, 季节的往复, 月份的轮流, 都是圆周式的。而西方的时间观属于线式时间观念, 时间就像一条直线, 一直伸向前, 是一种线性的单向持续运动。时间观念的差异会影响到中西不同的修辞实践。
过去的时间取向导致了中国修辞学存在修辞实践缺乏创新的现象。由于中国文化很重视传统道德的价值, 所以在修辞上主张修辞者的修辞行为和内容要符合已被接受了的传统道德规范, 不主张标新立异、独辟蹊径, 因而中国修辞实践缺乏创新精神。在过去, 人们经常采用古人圣贤的观点或思想来支持自己的立场, 从而获得信任。汉语里很多成语也是有古代的故事演变而来。例如, 成语“精卫填海”旧时比喻仇恨极深, 立志报复, 后比喻意志坚决, 不畏艰难。它出自于古代神话传说, 传说女娃是炎帝最疼爱的小女儿, 有一次在东海游泳时被水淹死了, 她的灵魂便化成一只精卫鸟, 飞到西山去叼小石头和小树枝扔进东海里, 发誓一定要把东海填平为自己报仇, 她就这样一直飞来飞去, 但最终也还是没有把东海填平。中国的圆式时间观念也导致了中国人说话喜欢拐弯抹角, 先说一连串的原因, 才说出结果或目的。在自我陈述时, 先是用前人的经验教训或古人的训导来充当自己的论据, 最后才导出自己的观点。中西信函的写作方式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未来的时间取向要求西方人勇于求异求变, 西方修辞也不例外, 依据当前不同的需要和不同的情境来决定修辞活动。他们认为越是创新, 成功的机会就会越大。而由于线性的时间观念, 西方人说话做事喜欢单刀直入, 当机立断。先说目的, 再说条件、原因等, 直截了当。在西方语言方面, 我们接触最多的无非就是英语, 而我们也经常可以听到或看到说英语的人在表达自己的时候喜欢用“I would like to, I mean to, I plan to, I want to”等句型, 直接说出说话的目的, 行为目的的条件或原因是放在目的之后陈述的。如“I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to dinner outside if you have free time.”。
六、总结
总之, 一旦进入到人与人交流的情景, 修辞就自然而然地产生, 而当不同文化的人群相互交往时, 人们的理解能力就会由于文化的差异等原因受到阻碍, 很多时候由于双方不了解、困惑对方的表达方式, 导致误解、矛盾冲突的产生, 以至于双方交流受阻。所以, 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时, 首先了解对方文化价值观念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价值观念是主导人的行为和话语习惯的重要因素。本文就是以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为视角来分析和理解中西修辞实践行为的不同。经过分析和比较, 能够更好地把握在文化价值观差异下人们的修辞行为, 以促进中西交流的进一步的顺畅。
参考文献
[1]贾玉新.跨文化交际.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中西修辞 第2篇
关键词 旅游英语 修辞差异 中西方文化差异
旅游业已成为一项飞速发展的重要产业，而中国是一个拥有上下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每年有数以千万计的游客涌入中国，来了解，感受我国几千年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外国游客一般是通过阅读旅游资料、观看图片简介及聆听导游对景点讲解来了解我国的奇观异景，而文化是旅游的核心，外国游客在陶醉于美景时，不仅使感官上得到满足和享受，更重要的是感受异国他乡的历史文化。然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某些方面成为旅游的障碍，由于不同的文化思维方式和文化视角会造成不可避免的“文化碰撞”。由此看来，进一步提高旅游资料翻译的准确性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就旅游英语翻译中修辞差异和文化差异两方面进行探讨。
一、旅游英语翻译中的修辞差异
汉民族具有综合型思维方式，注重整体和谐，修辞手法喜用横向铺叙、层层推进的句式结构。而西方民族审美情趣看重简洁，所谓“Brevity is the soul of the wit.”(言贵简洁)，句子结构倾向于主次分明、层次分明，这与他们注重逻辑分析的思维方式分不开。由此可见，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而形成的审美情趣的不同，必然形成汉、英两种语言在修辞方面的差异。
(一)重复结构
重复结构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排比句现象，汉语、英语里都有。排比句通常采用三个或三个以上结构相同、语义相联、语气连贯的词组或句子排列成串，达到“壮势”、“达意”的目的。但汉语和英语的排比结构有很大区别，汉语的排比结构不仅强调齐整美，而且强调反复关，共同词语反复出现，这种排比辞式齐整是汉语重复结构的重要标志。反观英语的排比辞式，“英语的排比一般只强调结构上的整齐匀称”而不刻意于共同词语的反复出现。两种语言不同的审美情趣由此可见一斑。比如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传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其译文为：“ We answer that the Long March is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the annals of history, that it is a manifesto, a propaganda force, a seeding-machine.”试比较中文与英文，在原文中“长征”一词反复出现了三次，而在译文中这一词仅出现了一词，其余用代词it 来指代，这是因为在英语中代词的使用频率较高，对于汉语中反复出现的名词用代词取代可以使译文更简洁。
(二)四字结构
中西修辞 第3篇
其次, 思维方式又与语言密切相关, 是语言生成与发展的深层机制, 语言又促使思维方式得以形成和发展。语言是思维的载体, 是思维的方式构成要素, 思维以一定的方式体现出来, 借以某种语言形式来表现出来, 思维方式的差异, 正是造成语言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继而体现在语言翻译的各个方面, 而各种语言中对于修辞的应用非常丰富, 比喻的使用是最为常见的修辞, 它不仅是一种修辞方法, 而且甚至是先民乃至现代人类认知的重要途径。而语言的使用体现思维的选择与创造;翻译的过程, 不仅是语言形式的转换, 而且是思维方式的变换, 要研究语言的特征及其转换, 要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要研究具体的某一方面的实际应用与具体的使用原则与规律, 诸如修辞格的应用, 就必须深入研究与语言和文化均有密切关系的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是一个多对象, 多层次的系统, 根据不同的角度, 标准, 特点和理解, 思维方式可以分为各式各样的类型, 而相对于民族来说, 可以分为汉族, 英美民族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它是历史的产物, 带有各民族不同历史年代的特征,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具有后馈性, 再现性和稳定性的特征, 不像西方思维方式那样具有明显的阶段性。
一.中国传统哲学从根本上规定人的本质是伦理的, 而西方哲学却是规定人的本质是认知的。这体现在辞格应用上就会使之具有说理性, 而汉语就偏重于说教型。
二.中国的整体性思维与西方的分析性思维带有明显的不同的思维方式的不同的特征。
三.中国传统思维把主体自身作为宇宙的中心, 人是万物的尺度, 而形成了主体意向性思维, 它从主体的需要和实用出发, 以人的伦理规范和审美情趣为标准, 以主体意向统摄客体对象, 以政治判断统摄真假是非, 以道德判断代替价值判断, 以价值判断制约事实判断, 寓事实判断于价值判断之中, 从而形成了主体意向性思维。相反, 西方人则形成了客体对象性思维, 在思维过程中, 明确区分主体和客体, 排除主观因素, 强调客观性, 是客体客观化。
四.中国传统思维注重实践经验, 注重整体思考, 因而借助直觉体悟, 即通过知觉从总体上模糊而直接地把握认识对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西方思维传统注重科学, 理性, 重视分析、实证, 因而必须借助逻辑, 在论证, 推演中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五.中国人注重“观物取象”, 立象尽意, 设象喻理, 取象比类。形象思维通过自我体认形成心中的意象, 采用意象—联想—想象来替代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论证, 从具体形象符号中把握抽象意义, 以形象地反映客观事物。基于直观经验的意向性思维表现为类比性, 如比喻、象征、联想、类推等。类比思维把不同的对象加以比较, 抓住其中的相似之处, 通过由此及彼或由彼及此, 沟通异类, 由已知到未知, 用具体形象表达抽象意义, 借类达情, 以义起情, 使情物交融, 生动形象, 易于感悟, 达到协同效应。而西方则形成了实证性思维, 注重语言的作用, 把语言作为思维的工具, 认为要把概念和观念具体化, 必须借助语言。语言是概念的形式, 观念的结构, 沟通的媒体。西方的拼音语言不是对自然现象的模拟, 而是人为规定的信号, 信号以理性的规则建立象征符号, 以声音组合决定意义, 取决于人的主管分析, 概括和抽象的能力, 因而导致语言的信号化和逻辑化, 比较容易上升到逻辑思维。
在此几种特征中, 英汉比喻辞格是应用最广泛的辞格, 因
其历史悠久而融入了鲜明的文化与思维内涵。英汉对于喻体 (vehicle) 的使用往往不止在一个句子或是一句诗里, 而喻体的英汉差异直接体现出思维方式的此种不同。
首先, 在喻体使用中, 中国作品喜欢用自然现象、动物、植
物和物品这些“目之所见”之物作为喻体, 而英语则少的多。这说明中国人的传统比喻思维比起西方, 较多地“凝滞于物”, 缺乏“潇洒出尘”的创造性思维。
其次, 中国作品喜欢用一些成双成对的动物、植物、物品
及自然现象来比喻两两相依的爱情, 西方则微乎其微。这就说明中国比喻更喜欢追求喻体和本体表面上的相似。
再次, 中国作品相对缺少把相隔最远的东西出人意料的
结合在一起的特征, 中国作品不善于使用诸如“真理”“地心”等人文, 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现象作为喻体, 而对于虚构事物作为喻体的比喻, 中国比喻思维也略低于西方。
六.模糊性是古代思维的共同特征。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模糊性经过长期延续而得到丰富和发展, 但没有像西方思维方式那样在近代受到精确性的否定, 因而直至现代, 中国思维虽然吸收了西方思维的精确性, 但仍有古代模糊思维的特征。这体现于比喻使用的“心理距离”而这种距离就是“介于我们与对象之间的一种状态”;在主客体之间如能这种心理“距离”, 就能产生出有空间感的审美经验。相对于此, 就生成了比喻的近距、中距、远距的比喻现象, 近距以表面上直接相似的喻体立喻, 在创造学上被视为缺少“意在言外”的隽永, 比喻思维较为狭窄而缺乏开放性。而远距的比喻则体现出创造性, 而这种“距离”说的模糊性就体现在了思维的模糊性方面, 无法去界定思维的距离与比喻的距离的模糊性。
此外, 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还存在于它们的求同性与求异性, 后馈性与前瞻性, 内向性与外向性, 以及众所周知的归纳型与演绎型的相对的差异, 对于中西思维方式不同的解释会有助于语言学习, 尤其是翻译中涉及到的方方面面, 它们从总体, 相对的角度来阐释出对于语言研究各方面不同的最基本特征, 而其对于英语修辞格的影响也直接体现于思维方式投射于思考角度对于其的影响, 结果显而易见, 那就是, 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大大揭示了英语修辞格异同的最本质特征, 而有的方面则很重要, 不能忽视, 只能在今后的研究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参考资料:
参考文献
[1]丁润生等, 1992, 《现代思维科学》, 重庆:重庆出版社。
[2]刘长林, 1990, 《中国系统思维》,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吾淳, 1998, 《中国思维形态》,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4]薛孟得, 1986, 《中外比喻词典》 (下) 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