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山西范文（精选3篇）
清代山西 第1篇
关键词：晋南,清代,民居,木雕
山西晋南地区被誉为华夏文明发源地, 这里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遗迹。随着晋商的崛起和活跃, 推动了山西古代民居的建设和发展。稳重沉着的山西晋商为了光宗耀祖、落叶归根, 不惜重金打造自己的豪宅, 也因此给山西大地上留下了很多古代民居遗迹。而作为晋南地区, 虽然没有晋中一带大院式的民居显赫, 却也在山西古代民居中占有重要地位。
晋南清代民居的特点是分布较散, 不如晋中一带集中, 这也为考察带来一定难度。以运城地区为例, 遗留下来的清代民居大多分布在各个县的村镇, 很多民居保存的不够完整。笔者重点从晋南运城地区清代民居的地理位置和民居特点两方面进行阐述。
绛县横水镇探花府位于绛县横水镇, 属一姓乔的晋商所有。因其后代乔晋芳科举时曾中探花, 因此被称为探花府。该宅院本有十多座院落, 因各种原因只留下三座。探花府属于山西典型的四合院式院落。门庭的木雕气势宏伟, 层次分明, 院内柱础石基雕有花纹, 墙壁也有石雕纹饰, 窗花木雕十分精美和繁复, 这些素材为研究晋南运城地区的清代民居留下了宝贵资料。
雷普老宅位于闻喜县康村内, 其发迹原因不详。其宅院高大而深, 门庭有精美砖雕、石雕和木雕。砖雕文字“怀永图”, 寓意为要有长远谋划, 是智慧的一种象征;木雕以圆雕、透雕和浮雕结合, 题材以“福禄寿”为主, 兼以葡萄等寓意多子多孙;另一个宅院门庭以砖雕为主, 雕有“可竹”“崇兰”等文字, 可得知雷家注重修身养性的内在精神。
赵邦选老宅位于闻喜下关张村, 以四合院为主, 仅留下一座院子。门庭砖雕“体六行”, 照壁上两角雕有龙, 中间却无任何文字, 或许主人另有用意。另外一个影壁雕有石狮。砖雕文字有“履泰”“省楚书”。院内正房木雕用浮雕, 相对简洁。内容为“福禄寿”和祥云等, 柱头雕有荷花。厢房的二层木板刻有“更上一层”。此宅院对研究运城地区清代民居文化有一定价值和意义。
新绛县安子巷清代民居群位于新绛县城内, 大部分已经剩残垣断壁, 然而却是比较集中的清代民居群。有些门楼的木雕犹在, 有以吉祥寓意的花果题材, 也有流云和瓶, 寓意流云百福和平平安安。雕刻的形式有浮雕、透雕等。这些规模不大的清代民居建筑群对研究晋南地区清代民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新绛乔家花园位于新绛县城东部仁义巷内, 系县文物保护单位, 是古绛州名士举人乔佐洲所建。原乔家花园面积较大, 现仅留一四合院建筑, 布局为四鬼抬轿四合院。该院坐北向南, 有石刻楹联。院内门楹一侧雕有赤虎图案, 也叫螭龙, 有招财辟邪的寓意;另一侧雕有常见的花果蔬菜题材。后院有一处砖雕影壁, 已经损坏严重, 但尤可见昔日辉煌。院子外大门两侧有石雕的门联, 大致是描述乔家主人的官位和司职。虽然乔家昔日规模宏大的院落已经仅剩一座, 但对研究木雕的内容和形式仍有一定帮助。
新绛北张镇西庄村家氏老宅位于新绛县北张镇西庄村, 现仅存两座宅院。其中一个宅院的大门上方有两层次的木雕, 下方雕有祥云和蝙蝠, 上方雕有龙凤, 左右各有寿桃, 中间是一个仙人身边围绕着鹿和喜鹊, 应该是寓意“福禄寿喜”, 雕刻形式采用透雕和圆雕结合, 显得层次丰富而生动。大门的内侧上方雕有琴棋书画, 属于“四艺图”, 寓意要提高增进学识, 培养雅兴等。可见主人很重视内在精神生活。二进门的两侧用石雕刻有五个蝙蝠, 寓意五福临门, 上方石牌雕“凝秀”二字, 石牌上方木雕有梅花荷叶、花瓶等, 具有吉祥的寓意。另一个家氏宅院的大门上方木雕有祥云, 中间穿插盘中石榴, 第二层雕有福禄寿仙人, 两边穿插松枝, 上方柱头雕有莲花和荷叶, 上有凤凰飞在其上, 综合了各类吉祥美好寓意, 实属罕见。院内石雕影壁更为精彩, 左右各雕有鹿和松鹤, 中间内容为朱子家训, 笔法严谨饱满, 另一门庭两边有石鼓, 上有两个石狮, 石鼓上雕有祥云, 屋檐的斗拱极其复杂, 呈多层次, 显示了主人显赫的财力同时又不失内在的涵养。家氏老宅丰富的木雕和石雕为研究晋南运城地区清代民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新绛王文学老宅位于新绛县古交镇下院村, 现仅剩两座四合院。正面横梁的木雕雕刻有福禄寿题材, 同时结合荷花、祥云、鹤等吉祥象征的内容穿插其间, 整个横梁采用透雕浮雕结合的雕刻方式。雀替已经不见, 牛腿部分雕刻有鹤立于荷叶之上, 整体来看内容相当丰富细腻。斗拱部分也用木雕形式呈现, 采用浮雕的方式, 很好地利用和结合了斗拱的造型, 显示了雕刻者的聪明才智。门庭则采用石雕的方式, 雕有五个蝙蝠, 象征五福临门。进入院内, 正房的木雕也雕刻有“福禄寿”题材, 三个仙人, 同时穿插有花、鸟, 两边有对称的凤凰, 采用透雕和浮雕的方式结合。显得层次丰富, 牛腿部分用简洁的祥云装饰, 采用圆雕和透雕的形式, 雀替部分采用浮雕, 雕刻内容为祥云, 简洁的雕刻形式和内容与横梁复杂的雕刻形式和内容形成鲜明对比。对面的另一房子的横梁部分采用相对简洁的勾花内容, 采用透雕形式雕刻, 有一部分内容被主人用泥巴糊住。两侧的横梁则采用浮雕的形式, 更简洁。牛腿雕刻内容也为勾花形式, 采用透雕和浮雕。牛腿上方则用透雕的形式雕刻有精美复杂、对称的花和凤凰于飞, 颇为精彩。可见雕刻者把对比关系这一艺术方法应用得极好。此清代民居为研究晋南运城地区的古民居也留下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新绛光村古村落群位于新绛县泽掌镇光村, 村内大约留有十几座清代民居, 规模不小, 但是完整的院落不多, 大概就几座, 由于很多院落无人, 没法进入实地考察。而且没有去考证这些院落的名称, 这里主要以内容和形式作为介绍。第一个民居大门斗拱附近采用对称的木雕结构, 透雕的形式, 雕刻有繁花和喜鹊, 两侧有对称的瑞兽。第二个民居门庭采用砖雕的形式, 中间是精美的勾花纹构成圆形, 四角用祥云加以装饰。第三个民居相对完整, 为一座四合院, 大门的石雕雕有“安厥止”, 正房横梁雕有精美的勾花, 以相对简洁的浮雕形式雕刻。牛腿部分则采用透雕的形式, 内容为简化的龙和祥云, 和横梁部分形成呼应的形式, 显得整体协调。正房的门窗很有特点, 采用常见的方格格子, 但上方多镶嵌了一个正方形窗格, 不仅起到装饰效果, 对门窗也起到稳定结构的作用。两侧厢房的门窗采用可以往上推开的方式, 很有新意, 两侧的横梁采用相对简单的浮雕, 勾勒有线条, 整体以简洁呼应为主。光村古村落群为研究晋南运城清代民居留下了重要的具有考察价值的资料, 亟需保护。
夏县架桑村清代民居位于夏县祁家河乡架桑村, 仅剩门庭, 院落损坏严重。大门的横梁采用透雕和浮雕的形式, 雕刻有繁花等象征吉祥的内容。雀替仅剩一侧, 雕刻有瓶花, 整体内容简洁, 砖雕字“恕无怨”, 这个隐匿在夏县深山中的清代民居经过历史的变迁已经显得沧桑而古朴, 希望能够及时得到保护和重视。
清代山西 第2篇
一
单就契约文书本身而言，多年来中国学界或许一直存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偏见”，即无论是就区域分布还是总体数量而言，中国南方地区如江南、江西、福建、安徽、贵州等一直保持着某种优势，其中因数量和规模得到国内外学者瞩目的有徽州千年文书、新近出版的贵州清水江文书等。学者们围绕这些契约文书，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也使得研究者心目中对于契约地域分布差异显著这一印象愈加深刻。尽管近些年来有研究者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开始以在中国北方地区搜集到的契约文书资料为依据开展研究工作，但是无论是地域性契约的总体数量，还是围绕地域性契约开展的学术研究，均无法抗衡或纠正学界已有的这个所谓的“偏见”。因此，解决该问题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大量发现、搜集、整理中国北方地区的民间契约，在此基础上开展研究工作。笔者对清代山西民间契约文书的搜集整理工作即源于此。
2009年，笔者对山西民间契约文书的收集整理工作迎来一个良好的契机。在贵阳召开的第三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蒙清史文献组专家陈桦教授相询，山西大学是否可以收集整理至少1000件以上的清代契约文书，如果可能的话，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能够予以资助立项，以弥补当前契约文书搜集整理中存在的上述地域缺陷。自贵阳返回太原以后，我们便开始有计划、有目的的在山西各地开展清代契约文书资料的收集工作。最初，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和笔者个人手中收藏的清代山西契约文书总数不逾500件，想要完成千件以上，并且覆盖整个山西地域，似乎存在不小的难度。但是，我们经过五年不懈的努力，终于找到了开启山西民间契约文书资料的“金钥匙”，资料收集工作获得突飞猛进。目前，我们手头掌握的山西民间契约文书数量已逾2万余件，包含清代、民国、革命根据地以及建国初期等多个时代。在圆满完成清史工程项目“清代山西民间契约文书资料”基础上，笔者牵头的课题组从万余件清代契约中精选了5067件予以出版。
从区域分布来看，晋南2157件、晋北425件、晋中765件、晋东南155件、晋西1228件，归户契15套（总计337件）。从时间跨度来看，涉及清代、民国所有时段，顺治3件，康熙29件，雍正17件，乾隆492件，嘉庆609件，道光962件，咸丰318件，同治802件，光绪1550件，宣统134件，民国151件。从契约类型来看，包括了卖契、典契、借约、当约、兑约、换约、推约、让约、脱约、租约、佃约、分产文书、合同、执照、诉状、判决书、布告、拍卖文书、退股份文书、酌粮约、推粮约、移转证书约、纠纷合约、担保书、归并地约、承粮退地约、申告文书、公议文约、吊遥约、拦约、凭据、收帖、找帖、开粮银约、质业文书、卖身契、截头文约、委托书、遗嘱、过继文约、赡养文书、过割契据等将近40种不同类型。
依照地域，我们把契约文书分为晋北、晋南、晋中、晋西、晋东南等几个大类。除此之外，我们对15套归户契进行了单独分类，有些年代比较连贯，甚至延续到建国初，为了保持其完整性，将清代以后的部分也予以保留。这些归户契有些出自名门望族，有些是普通家族，是了解北方特别是山西地区社会变迁、家族盛衰的极佳史料。
笔者对山西契约文书的关注缘于1998年开始的“清代山西灾荒史”的研究。十余年来，从太原周边辐射到整个山西，从晋南的“尧都”到晋北的“平城”，处处留下我们走向田野的身影，三晋大地的清幽常常成为失落受挫、艰辛劳顿的调味剂。而这一切，都在收集到契约文书后化为无形。
最初的资料搜集工作时，我们首先选择从各自的家乡做起，这样既有乡土情感的联系，又有方言、人际关系的便利。于是，通过家乡远近亲友提供的资料信息，我们有目标地进行追踪和收集。最初受经费所限，我们很难完全靠“花钱购买”的方式获取资料，更多地依赖于亲朋师友的各种关系“网络”。相较于村庄基层档案而言，契约文书的搜集更为不易，一方面是因为年代早，经历过很多浩劫之后存世不多；另一方面是因为涉及经济协议和家族兴衰的历史，村民们往往“敝帚自珍”，不轻易出手。因此，与被调查地区和民众建立良好、互信的关系非常重要。与他们熟识后，他们不仅亲自帮助搜集，还联系各地的亲朋好友提供许多非常有价值的线索。正是由于他们的热心、质朴、好客，搜集工作得以在山西各地广泛、有效地展开。我的一些研究生开展田野调查访谈需要长期住在村里，他们也义务提供食宿，每每想起这些，我都感佩不已。在相互接触中我们和老乡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对我们的态度经历了从怀疑、警惕到理解、配合再到大力支持的巨大转变。随着搜集地域的不断扩大，资料收集的立体式网络逐步建立，我们了解掌握了各地的资料留存信息，有步骤、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契约文书的收集日渐精进。
由于这些契约文书通过很多路径搜集而来，质量上参差不齐，甚至存在造假行为。为此，我们在整理工作中，制定了严格的遴选标准，对搜集来的契约文书进行了辨伪、淘汰，剔除了一些“假冒伪劣”和破损严重的契约文书，从而保证了质量。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原貌，我们分批次有系统、有步骤地对这些契约文书进行了整理，即分辨伪、分类、编号、熨烫、扫描、考释工作等多个步骤，各步骤间环环相扣。
开始整理时，契约总量尚未达到5000件，后期搜集到的契约文书不断地补充进来，直至达到课题要求。鉴于此，我们采取分批整理的措施，最初按地区和家族进行分类编号，没有排列年代顺序，以保证契约文书的地域整体性。搜集到的契约文书总数量达到课题要求后，依照惯例，在每个地域和家族内把这些契约文书依年代先后排序，重新进行了编号。最后，把两个编号都予以保存，这样既可以保证地域上的整体性，又可以体现年代上的连贯性。编号以各地区或家族名称拼音缩写的首字母大写为准，年代在前，地域在后，如：晋南（JN-0000*-0000*）。
nlc202309020154
在分类、编号的过程中，目录得以形成。目录包含编号、题名、性质、备注、规格、年代诸要素。编号便于检索，题名包含交易时间、交易地点、交易对象、契书性质等内容，如：同治六年（1867）代县王淇、王璧典地契。性质分为红契和白契，以有无钤印为判断标准。备注主要体现契书形制，规格以mm为单位，取契书的长宽相乘，如：707×520mm。年代为公元纪年。
由于年代久远，保存环境不佳，很多契约文书都褶皱不平甚至残缺破损。鉴于此，我们本着保存史料的宗旨，对这批契约文书进行了熨烫修复工作，这也方便了下一步的扫描工作。我们使用的是高清扫描仪，这样保证了契书的图像质量。在扫描的过程中，会出现有些契约文书过长或正反面皆有文字的情况，一张图片无法容纳。对此，采取A、B面的处理方法，在扫描图片编号后加英文字母A.B.C等，以示为同一份契书，如：晋南（JN-0000*-0000*A，JN-0000*-0000*B）。此外，扫描的同时，对前期的分类、编号进行校对，尽量把错误率降低。
考释采用繁体字，分为标题和内容两部分。标题与目录标题一致。内容包含有编号（与照片、目录编号一致）、规格、时间、性质、缘由、标的、价格、当事人、印鉴等要素。遇有“收粮串票”或红字批注，会在末尾附注。现将模板摘抄于下：
咸豐元年文水縣康崇良賣地連三契
編號JX-00002，規格1095×465mm。立契時間：咸豐元年正月廿九日、咸豐元年二月。交易對象“白地壹段”。出賣原因“手中不便”。交易貨幣制銀。絕賣契，“在伴人”見證，畫押，鈐印十二枚。附有“收粮串票”。
这样，一张完整的山西民间契约文书整理路线图便展示在我们面前，从刚开始的辨伪到分类、编号，再到修复、扫描，直至最后的考释。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契约文书中的“见证人”名称各异，可分为：①族人：家长、房长、家族人、族中爷、房族人、众儿女亲族、堂伯母、堂叔、堂侄、胞叔、伯兄、房亲、族弟、族侄等；②证人、保人、说合人：公证人、中知人、中证人、保人、保证人、中保人、保地人、中人、中见人、说合人、知见人、说合中人、中知人等；③士绅及乡村精英：公耆、乡耆、村长（副）、闾长、约保、乡保人、村中社首、乡地、乡保、乡长、乡副、公正、乡约、保正等；④其他：同乡、调解员、官中小甲、值年等。“见证人”体现了民间交易过程中的乡村秩序，对于理解地方脉络至为关键，对于这些类别，我们都是照录原文，所做的文字说明也经过了数次修改审定。
（作者系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清代山西 第3篇
一、顾炎武北游的成因
顾炎武(1613-1682),本名绛,字忠清,后改名为炎武,字宁人,自署蒋山佣;江苏昆山人;我国明末清初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旅游家,曾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三大儒”。顾炎武出生于江东望族,其生父顾同应,曾祖顾章志曾任明代后部右侍郎;后过继给去世的堂伯顾同吉,由其嗣母太仓王氏照料,而其嗣祖顾绍芾则以“读《史》、《汉》及《通鉴》皆标记其地形、兵法”、“东陲事兴,先生居家与故人筹功边计多中”,这令顾炎武自幼便饱读诗书、博览经史,而顾炎武关心地形、边陲,无不有其嗣祖顾绍芾之功也。顾炎武14岁时即取得诸生资格;但其“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之学问宗旨并未使之通过科举之试,反而屡试不中。27岁的顾炎武深感“八股之害,等于焚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断然弃绝科学帖括之学;在遍览历代史乘、郡县志书之余,开始了《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的撰述[1]。
崇祯末年时,顾炎武因将祖产典当给同邑豪绅叶方恒后,其堂兄等人为争夺祖产,勾结叶方恒而与顾炎武结怨。1650年(顺治七年)时,叶方恒又欲加害顾炎武而吞其祖产,顾炎武为避祸而“改容作商贾”,并改名蒋山佣;此后几经波难,并因“杀有罪奴”而入狱。1656年(顺治十三年)春,顾炎武出狱之后仍被叶方恒刁难,而叶方恒更派出数十歹徒将顾家洗劫一空;顾炎武也遭其派出的刺客袭击而“伤首坠驴”[2]。于是,顾炎武于1657年(顺治十五年)春,与亲友饯别,并效仿司马迁、郦道元等先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思想,开始了其北游及学术考察的历程[3]。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2月15日,顾炎武因上马时不慎失足而病逝于山西曲沃友人家中。
二、顾炎武山西游历过程及历史文化的考察
1. 顾炎武山西游历过程与内容。
1662年(康熙元年)秋,50岁的顾炎武由井陉进入山西,这是其第一次踏上山西的土地。十月时,从大同浑源渡汾河至平阳府;于1663年(康熙二年)正月起由平阳至霍县、抵太原,并结识了明清之际思想家、书法家傅山;并于同年五月时,在代州初识、结交了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诗人李因笃[4]。此间,顾炎武游历、考察了黄河铁牛——“唐代浮梁处,遗牛制尚新。一朝移岸谷,千载困风尘。”[5]其油然而生的沧桑之感,将黄河铁牛的变迁勾勒于诗句之中。康熙三年,顾炎武先后游历了平阳府荣河县后土祠、河津县龙门及大同府,并留下了大量的诗文。如《龙门》中“亘地黄河出,开天此一门”。通过即景写实的手法将龙门的宏大规模勾勒于世人眼前。随后,顾炎武又曾先后游历了山西的太原府静乐县、盂且藏山、汾州府介休县郭泰墓、灵石县神林晋介子推祠以及平阳府河津县黄河等地。1666年(康熙五年)时,顾炎武还与李因笃、屈大均、朱彝尊等人在雁门以北,五台以东之地合资“应募垦荒”[5]。顾炎武在遍历山西的美景之余,还对山西的物产风俗进行了大量的考察与记载。如明末清初山西的主要特产的详细分布:“绫:太原、平阳、潞安三府……俱出。紬:出潞安府,泽州间有之……铁:各处多有冶,惟阳城尤广。……”而顾炎武认为晋人烧煤质量最好之地则是平定:“平定所产尤胜,坚黑而光,极有火力。”同时,顾炎武也是最早关注晋商经营、发展的学者之一:“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的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顾炎武既指出了晋商的经营机制,也说出了其成功之道——“其居室善而行止胜也。”
2. 顾炎武对山西历史文化的考察。
首先,对山西地理形态的考察。顾炎武认为了,素有“表里山河”之称的山西,其地理形势极为紧要,无论以山东立国,抑或以关中取天下,山西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并对其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察与研究。顾炎武北游的二十多年间,其足迹踏遍山西各地,并对当地山川险要、关隘要塞均与相关文献史料加以相互印证,他在《日知录》中对山西的地理位置予以肯定:“以关中并天下者,必先于得河东。”[6]同时,顾炎武还对此加以举例说明,如对晋阳古城(今太原市前身)的重要性进行了详尽阐述:“太原形势之地,左环汾水,右拥蒙山,周、秦以来,皆为雄镇……周世宗、宋太祖皆亲征不下……”宋初,赵光义平定北汉之后,鉴于晋阳古城的重要战略地位,公元980年时,就曾下令火烧晋阳城,并于次年为绝后顾之忧再次引汾水和晋水对晋阳古城废墟加以浸灌,足见晋阳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从而也最终导致了晋阳古城至此永被尘封于地下。而在近年来,随着考古发现与学术成果的不断涌现,今人才开始将晋阳古城的保护与开发提到政府议程中来。殊不知,最早对晋阳古城进行系统研究之人则是顾炎武。除此之外,顾炎武还曾长期游历于大同镇、三关镇,并对明代九边军事制度、军事设施进行了考察,提出了二镇的地理与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山势以大同、三关为要……以三关为门户……大同以战为守……”[7]明确指出了大同为藩篱、三关为门户的战略地位,并与太原、平阳、上党共同构成了山西塞中之塞、险中之险的地理形势特点。其次,对山西历史文化的研究。作为尧、舜、禹主要活动地的山西临汾盆地、运城盆地又是华夏文明的发祥之一;加之清人入主中原之后,造成的故国沦丧、礼乐皆消,这些都给顾炎武带来了极大的震动。顾炎武出于对山西华夏文明的考察印证和对礼乐文化的缅怀,在北游期间对此进行了大量的考察与研究工作。顾炎武对尧陵的地理位置进行了考证,并依据经典记载及民间传说,认为尧陵应位于平阳;出于对一些史料文献的尊重,经其谨慎考虑,顾炎武最终还是倾向了尧陵位于成阳之说;虽有矛盾,但却也看出顾炎武对华夏文明发祥地山西历史文化的偏爱。与此同时,顾炎武还对舜都、舜陵皆于河东以及娥皇、女英冢均于蒲州加以了研究与考证;还对禹者于安邑、夏桀所筑酒池肉林的夏县等均一一加了印证;同时,顾炎武对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河东地区的盐池、解池也同样进行了考察与研究[8]。华夏始祖轩辕黄帝就曾长期活动于河东地区,传说他曾先后与炎帝、蚩尤发生多次战争,均因争夺盐池的盐业资源而起。而尧都、舜都、禹都皆在盐池附近,足见盐池对炎黄子孙生息繁衍以及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多么巨大。顾炎武作为早期对河东盐池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不仅将盐池的地理环境、盐法制度、生产工艺以及防洪体系等重要问题加以详细考察与研究,还将其所见所考均载入其撰写的《肇域志》及《天下郡国利病书》之中[7]。
三、顾炎武游记对山西旅游开发的启示
旅游业的开发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与前提条件就是旅游资源。而山西又是文物大省,其丰富的文物遗存也是国内少见的,从进一步发掘山西省旅游资源角度来讲,清代旅游家顾炎武的游记对山西旅游的合理规划与开发具有极为积极的启示作用。
首先,华夏文明起源。顾炎武对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的山西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与研究,并将相关内容载于史料文献之中。鉴于河东地区乃为华夏文明之根、人物古迹之多、人文资源之丰富、文化底蕴之深厚,也是其他省市无法比拟的,更成为了山西省发展人文旅游产业的先天条件。而河南省就对新郑“黄帝故里”加以了有效的包装与宣传,连续多年为河南省创造出极为可观的旅游价值与利润。而在前人顾炎武对山西的考察与研究的基础之上,山西省则完全可以将信而可征的“尧舜故里”等中原文化资源、文物古迹转化、打造为强大的旅游资源。与此同时,山西还应借鉴顾炎武的学术研究,加大对山西现有文化、古迹资源的科学投入力度,积极推动学术界对此的关注度;同时,加强相关部门的宣传工作;在整体规划、统筹安排的前提之下,进行山西“尧舜故里”旅游开发建设。
其次,盐文化。山西盐池、解池均具有浓厚的文化特征,尤其是传说蚩尤身首被分解之地的“解池”及“解盐”均是我国最古老的盐文化发源地之一。而古盐池遗址、池神庙会以及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如黄帝战蚩尤、神牛造盐池等)均可成为很好的盐文化旅游的开发项目。
第三,顾炎武曾对山西的地理与相关历史进行了大量、严密的考证,并对太原、大同镇、三关镇、平阳、上党等地理与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一一加以了考察与论证;并对大原、代国等古国历史与地理问题也均有所研究和记载,这对今人重新认识山西历史与地理等史实均有极高的价值。我们完全可以将之转化成为军事文化旅游热点。同时,再将北岳恒山、五台山、雁门关以及山西北部保存较好的明长城遗迹等旅游资源予以完美结合,完全可以推出山西古代军事旅游线路等等。这些都是山西旅游开发中值得深入发掘的旅游资源,也是值得山西旅游界重视、研究的课题。
综上所述,清代旅游家顾炎武的游记,不仅对山西历史与地理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同时也将山西原有的名胜古迹、物产风俗等进行了大量的考察,并撰入史料文献之中,这也为进一步丰富山西历史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也为山西人文旅游的深入开发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更为山西深度发掘“尧舜故里”、军事旅游、文化旅游,发挥了积极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赵俪生.顾炎武传略[M].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
[2]陈祖武.顾炎武[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沈嘉荣.顾炎武论考[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4]刘俊珠.顾炎武在山西[M].太原:山西出版集团,2008.
[5]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M].中华书局,1992.
[6]顾炎武.日知录集释[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7]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